资本市场论文

时间：2022-03-15 19:45:44

资本市场论文

第1篇

关键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因果关系

Abstract:WeanalysizeChina''''sstockmarketandbondmarketcorrelationusingcorrelationcoefficientandGrangercausality.Theresultshowsthat:statebondindexandstockindexexistcorrelation,stockindexexistsunidirectionalGrangercausalityrelationshiponbondindex;statebondyieldsandstockyieldsexistweakcorrelation,butGrangercausalityrelationshipdoesnotexist.Accordingly,weputforwardsomeproposalsonhowtoimprovetheefficiencyofChina''''scapitalmarket.

Keywords:bondmarket;stockmarket;correlationanalysis;correlationcoefficient;causalityrelationship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证券市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筹资者和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最重要场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决定筹资量的大小。在整个社会资金供给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如果股市行情看涨，股票市场收益率提高，资金在利润的引导下必定从债券市场转向股票市场。反之亦然。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所谓的“翘翘板效应”。当前，我国正处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变革时期，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否存在“翘翘板效应”以及该效应的大小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选取2003年2月4日至2006年2月17日的上证综合指数（SZ）和上证国债指数（GZ）作为样本数据，主要采用相关系数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1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性分析

1．1上证综指和国债指数相关系数分析

SZ和GZ的相关系数分析表表1域

第2篇

在FSI提交的主题报告中，吴晓求教授首先指出，在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金融领域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目前尤为重要：

（1）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但从总体上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相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因而在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及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以及资产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还应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的问题。

（2）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

吴晓求教授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理论研究的背后含义就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或者更明确的说，就是研究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管道。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做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第三，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哪些通道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些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吴晓求教授在报告中指出，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国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3）金融业的发展与监管模式问题。

吴晓求教授谈到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种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潜在地包括了股票这种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4）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的关系问题。

吴晓求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政策制定应在什么范围内、什么程度上来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这涉及到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供应量是否充足以及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的变化是否真的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状态等问题。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协作的伙伴，两者截然分离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建立一个包括发达的货币市场和健康的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

二、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FSI报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80年代末,日本、北欧资产价格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9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例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多次呼吁有关方面加强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

FSI研究组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各种可交易金融资产总量急剧增加，因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对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制度性变革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的货币政策，立足于保持币值稳定，多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作为目标；但是一般价格水平的反映的是当期消费成本的变化，如果居民财富总量中金融资产比重较大，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看，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当期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成本，因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将一般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不完全的。实践中，人们还发现，资产价格的过度上升往往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时期。

（2）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传统的、教课书式论述的是凯恩斯的理论，即央行的政策调整先影响市场短期利率，再传导到长期利率，影响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实际经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资产存量较大，短期利率的变化，会引起各种资产价格相对水平的广泛调整，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通过企业净价值变化影响企业的借贷成本和借贷能力，从而影响社会信用规模和实际经济活动。

FSI研究组认为，虽然从理论上不能说明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意义，但是在实践上，目前各国中央对货币政策操作是否要考虑资产价格因素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变动不拘的心理预期左右，定价基础很难把握，中央银行缺乏影响、控制资产价格的有效手段。如果货币政策将资产价格纳入调控范围，可能会引起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导致资产价格更大的波动。

三、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国际视角

为了动态地把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FSI报告系统研究了成熟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监管及其演变，样本为美国、德国和日本。FSI研究组希望从这些样本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1）国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FSI研究组分别对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金融创新浪潮以来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三个国家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关系的演变作了历史的回顾。

1、美国。美国自60年代掀起的金融创新浪潮，极大的推动了货币市场的发展，突出表现在货币市场涌现出许多新的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出现了新的子市场，如商业票据市场、可转让存单（CD）市场等。80年代后，美国货币市场与国际货币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的迅速膨胀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际货币市场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资本市场共同构建起美国以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模式。2、日本。70年代末，日本启动了以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改革，进而相继建立和发展了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大额定期存单转让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等货币市场，并先后向证券公司开放，极大的解决了证券公司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随着1998年的“大爆炸”，日本银行、证券和保险开始实行混业经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融合打破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传统界限，银行和证券公司通过各自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的综合性业务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密切的联系起来，实现了资金在两个市场的无障碍自由流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逐步走上了相互融合的发展道路。3、德国。德国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全能银行”。全能银行不仅提供银行服务，还从事有价证券业务，很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并由其来操作的。德国金融体系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德国的资本市场对其货币市场较强的依赖性。

（2）国际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历史的考察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基础上，FSI研究组深入地考察了美、日、德三国信贷资金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联系。

美国的金融业非常之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灵活度很大，这不仅得益于中央银行得力的监管，也与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构架密不可分。在美国，金融体系从微观到宏观是一个统一的网络体系，金融机构对资金如何运作完全是金融机构自身微观层面上的选择，监管部门只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出一个框架加以督促和约束。因此，在信贷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明文限制，更多的是靠金融机构自身进行的微观层面的管理。美国的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就在于应该将着眼点放在健全和发展整个金融体系上，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强各经济、金融主体在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德国的金融市场比较落后，证券业发展远远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这与其强大的全能银行体制有关。商业银行不仅提供信用，还包揽了很多证券业务。这种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间接式金融体系为信贷资金有序进入证券市场创造了条件。日本的模式存在两极化的趋势，1998年以前一方面它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管制，另一方面其金融制度又是以银行间接金融为核心的。这样就造成了对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证券市场的严格管制。但是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和金融大爆炸计划的实施，日本也在逐步放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银行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也逐渐获得了一些合法的渠道。

四、关于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政策研究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以及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管理政策的中国部分，是报告的重要内容。在报告中，FSI研究组集中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1）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回顾。

FSI研究组指出，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问题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中国股票市场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问题总是以或明或暗的不同表现形态出现。199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的通知》，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199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1999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在监管态度上出现了变化，先是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而又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银行信贷资金间接进入股票市场提供了两条合法通道。在我国股票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银行经过多年的改革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允许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间接入市，应该说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2）2000年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规模测算与路径分析。

FSI研究组认为2000年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我们估计，到2000年底，我国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存量在4500—6000亿元左右，占流通股市值的28%-37%。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违规进入的。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具体路径有以下几条：（1）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融入资金，用于自营。这条路径进入股市的资金余额在800-1000亿元。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交易量占全部交易量的88.4%，其中7天的交易量占63.7%，这与2000年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冻结资金量屡创新高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2）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股市，估计为400-500亿元左右。（3）企业挪用银行贷款进入股票市场，规模应在3000—4000亿元左右。2000年1-12月累计金融机构贷款增加额13300多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7870亿元。我们通过图表分析发现，金融机构贷款增加较多的月份，往往也是股票成交金额较大的月份。（4）其他途径，如个人贷款炒股，来自境内外的银行外汇信贷资金，国家股配股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购买股票等，约在300—500亿元左右。

（3）关于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若干政策建议。

FSI研究组认为我国应允许银行信贷资金合理有序进入股市，但同时也必须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监管。具体建议如下：

1）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继续允许证券公司向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但必须规范运作。现阶段我们的政策是制止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入市，但绝不是要禁止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2）开明流，堵暗渠。在开明流方面，主要是要积极准备并在适当时候推出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包括开办企业股票质押贷款和个人股票质押贷款。在开明流的同时，要切实堵暗渠，企业和个人除了股票质押贷款可以用于购买股票之外，不得用其他任何贷款炒股；

3）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最大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监管部门要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规则，努力防范金融风险；

4）完善统计监测制度，适时调控银行信贷资金入市行为；

5）及时调整对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管理政策，必要时修改有关法规；

6）各金融监管部门要统一政策，加强协调与配合。

前言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由于客观的、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的货币市场发展要比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总体来说，资本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货币市场的发展来支持，资本市场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没有相适应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风险规避和风险流动的调节机制。现阶段，研究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大概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研究：1、金融发展到今天，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否与以前一样？是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特点是什么？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二者只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关系这个层面上，应该深入研究一下市场运行状态的改变、资产形态的改变、资产的流动性的提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的影响是否存在？研究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如何区分，因为资本流动性的改善和提高是一种趋势。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两个市场的界限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们可以从期限上来划分两个市场的界限，但是从资金本身的性质来看，有时是很难划分的，所以这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2、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关系研究的背后含义是银行的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更明确地说，研究的是信贷资金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设计这种有益的、必要的渠道。这要对国内外的发展历史作出清理。首先要理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理论关系；其次，国外在历史上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上的管道有哪些，这些管道有什么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规避这些消极作用，以及我国目前在打通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关系时有哪些通道和规则？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正确的评价，需要作详细研究。3、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管道进入资本市场，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潜在的信用危机问题。实际上，“中科系”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个警示。虽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原则上不能进入资本市场，但股票质押贷款政策在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之间建立了一个管道。在股票质押贷款过程中客观上存在一个信用创造问题，这要引起我们注意，要关注这种信用创造的可能引发的资本市场的潜在风险和危机。

4、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模式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业的分业发展，要求资金界面分得非常清楚，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信贷资金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资本市场都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上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商业银行法》的某些界限，所以分业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慢慢地在受到挑战，银行资产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股票这类股权性资产。我国传统商业银行如果不寻找新的业务平台、不创造新的投资工具、不改变资产结构，将难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竞争。所以，如何正确看待这种分业发展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5、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问题。商业银行业务中，如果还是传统的业务占主导地位，从国际趋势看，这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需要研究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及其管理政策问题，即要研究商业银行在不扩大风险基础上来扩大其业务平台以提高其竞争力，尤其是商业银行如何扩大其边缘性业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6、我们应认真的梳理一下，目前有多少种管道使得银行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其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有些管道无论是对货币市场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是有害的；有的管道则对资本市场有利，对银行自身的业务有所提升。

第3篇

预期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心理现象，是人们在进行经济行为活动之前对经济变量的﹁种估计和主观判断。它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与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预期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预期收益，预期收益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利益。资本市场投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它是投资者资本的投资和交易，是普遍地存在着预期因素作用和影响的。预期作用于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影响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作用于投资需求的。投资者预期对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影响是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必须考虑的微观因素。正是投资者预期的变化莫测，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变动，从而影响经济波动。所以，有资本市场，就有预期;有预期的作用和影响，就自然地包括资本市场的预期问题。资本市场与预期之间存在着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资本市场预期的普遍性

经济人必须作出的多数决策都涉及对未来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的一定预期。例如，一个人在作冰箱、彩电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决策时，要对这些商品未来的价格走势和自己的收入前景进行一定的预期;企业在制订和实施投资计划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和收益也进行一定的预期。又如，某一资本市场投资者现在购买股票，以期望将来获得丰厚的股息和资本投资预期收益;国家在调整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决策者往往分析其实施效应和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个人、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活动无不受到预期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对预期的理解无论在描述个体行为、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还是在研究资本市场投资等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资本市场投资是高风险投资行为，因为资本市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而不确定性越大，就越有风险，就越需要事前的预期。资本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行为决策，实质上都包含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结果的预期。例如，投资于一项资本资产的决策，涉及到今天做出的财务支出能够预期在未来获得可观的收入，在完全实现之后，这个收入能够证明最初的投资行为是值得的。希望实现资本收益而购买政府债券的决策，包含着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可以引据的例子还很多。诸如以上这些活动，都需要如下一些预测或估计、判断：第一，在当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时，有可能发生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二，如果现在采取一定的行动，又将可能发生什么，发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第三，今后采取行动，可能性会怎样，即发生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资本市场投资过程中，预期自始至终存在着并发挥它的作用和影响。投资者在投资之前，要进行风险预期，进行预期收益和投资不确定性的考虑;在投资过程中，随着投资不确定性的变化，投资者要调整投资行为;投资以后，投资者要总结预期与实际发生结果的偏差，为今后投资作参考依据。投资者既要分析事实的变化，又要思考其他投资者和自己对这些变化可能的反应，从而投资者和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的循环机制。投资者进行的预期，往往以相互之间的行为选择作为基础，参考他们的投资行为，形成自己的投资预期，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投资者之间的决策以相互之间的行为选择为基础，预期行为贯穿于整个投资过程中。

这里强调了资本市场中预期的普遍性，并不是说预期是资本市场投资中决定一切的变量，更不是说资本市场投资多少完全是由预期惟一决定的。我认为，预期是影响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因素和变量之一。它的作用和影响，是通过其他变量的变动体现出来的，脱离了资本市场这一客观载体，也就不存在预期这一主观因素。反之，脱离了预期这一主观因素，也不能全面地解释资本市场上的许多问题。例如，股市的波动。当人们从增加的收人中正常地按边际消费倾向分配收入时，按正常心理去进行投资时，预期因素将不对人们的行动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然而，预期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将普遍存在于资本市场中的预期问题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更能揭示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和解决资本市场中存在的消极预期、发挥积极预期作用问题。如果一部分人对政治经济形势的信息不准，依着自己对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了解，预期它经营状况良好，涨势明显，继续买进;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上市公司虽有实力基础，但有许多未来不利的政治经济事件将影响整个股市，预期股市将整个下跌，决定卖出。所以，买者、卖者基于不同信息的不同预期，会增加资本市场供求。

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进行预期的目的就是获得预期的收益或利润。这一目的往往是随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的利润率下降而改变的。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高低则完全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而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心理问题，是对未来的信心问题和预期问题。信心对于资本市场的走向关系重大，特别是在股市的走向发生转折时，信心显得更重要。所谓信心(Confidence)，就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对市场走向趋好的预期。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数以万计，各有各的预期，但各个投资者的预期相互影响，会形成在市场上能影响其走向的、起导向作用的预期，这就是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信心。

可见，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行为的预期普遍地存在于资本市场之中。有资本市场，就有预期行为。资本市场预期具有普遍性。

二、预期作用于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传导机制分析

预期可以在不同的个人之间传递，以形成一个绝对优势的预期主流，这就是预期的传导机制。预期的传导机制可用下图描述：

由图1可以看出，预期最初由个体形成，从而影响其微观决策。个体预期经传播逐渐形成大多数人的社会预期。社会预期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从而增加或降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应。预期在传导过程中有放大、缩小从而使信息失真的可能，因而很容易对经济波动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经济的扩张阶段，预期的放大可能导致经济更急剧地扩张;萧条时期，悲观预期的放大将加剧经济的萧条。反过来，预期的收缩有利于抑制经济的过热，或促使经济尽快复苏。

在预期的传导过程中，可能会滤掉一些信息，修正原来的预期，这就是预期的调整(Adjustment)。如果在预期的传导过程中，加进了某些新的重要消息时，这些消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广为流传，从而也可能导致预期突变。例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出现大萧条时，攻击性事件形成的预期突变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重地影响了资本供给和预期收益等，进而影响投资总量和消费总量。经济大萧条是经济活动中预期突变的一个典型例子。预期突变实际上也是一种预期的调整。

影响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银行利息率、投资成本、投资不确定性和风险，尤其是投资的预期收益。投资决策实际上取决于净收益率，即预期收益和投资成本之差。一般的理论分析都是假定在预期收益一定的基础上层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下降降低了投资的成本，投资者可以获取更多的预期收益，投资需求增加。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和估计会影响到预期收益水平，如果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淡，会导致其对投资所能获得的收益预期降低，投资需求减少。只有当投资前景预期看好时，资本市场投资需求才会增加，资本市场才会繁荣发展。

预期作用于资本市场投资需求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影响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作用于投资需求的。资本市场预期的好坏会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收入预期，进而影响甚至改变他们既有的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MPC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投资乘数K，因为K=1/(1-MPC)。MPC的提高，会导致K的增加，Y=KI，进而会导致GDP的增加。相反，MPC的降低，会导致K的减少，而GDP也跟随减少。所以，MPC、K和GDP是呈同方向变动的。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经济前景的良好预期会增加他们的投资信心，直接引发投资者投资需求的增加。

三、预期与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变动分析

资本市场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要素市场，信息、资本的快速流动使资本市场价格频繁变化。预期变化莫测，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变动，从而影响经济波动。反过来，经济的波动，会影响到资本市场投资的波动，进而又会影响到投资者预期的形成和调整。这就形成了预期与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变动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资本市场预期问题存在的表现。预期既可以使资本市场投资供求两旺，也可以使之供给不足、需求不旺。不仅如此，资本市场投资供求的平衡可以使投资者充分掌握和利用信息，正确进行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预期，形成适当的、与实际收益相差不大的预期收益;它的不平衡也可以使投资者掌握和利用信息效率不高，错误地进行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预期，从而形成不适当的、与实际收益相差较大的预期收益。

在投资者对证券前景的预期为一定的条件下，某种证券的价格越低，这种证券的价格转向上升的可能性就越大，预期收益就越多，投资者愿意进行这种证券的投资就越多;反之，某种证券的价格越高，这种证券的价格转向下降的可能性就越大，预期收益就越少，投资者愿意进行这种证券的投资就越少。如图2所示。

在图2中，以横轴表示资本市场上某种证券的投资量，纵轴表示投资这种证券的预期收益，如果把证券投资曲线I表示为平滑的曲线，那么它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在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前景的预期为一定的条件下，存在一定的证券投资曲线。如果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前景的预期发生变化，证券投资曲线将会发生移动。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前景变得更乐观，那么投资该种证券的数量将增加，证券投资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如图3中的I曲线移向I曲线;反之，证券投资曲线将向左下方移动。由I曲线移向I曲线。

资本市场投资供求是如何受预期影响的呢?可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位投资者说：最近股票可能会上涨。第二位投资者说：最近股票可能平均上涨20%.两位投资者虽然都描述同一件事，但所进行的预期不同，第一位投资者只预期股票上涨这件事，而第二：位则预期股票可能会上涨多少。也就是说，两位投资者预期股票上涨的确定性程度不一样。前者确定性程度低，不确定性程度高，因而预期不完整;而后者确定程度多，不确定程度少，他所进行的预期较为完整。因此可以说，预期就是使投资者减少对未来经济活动了解的不确定程度。当投资者预期进行某项投资时，一些大的投机者，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大量买进或抛出，形成对资本市场供求的巨大冲击，导致资本市场供求的剧烈波动。

投资于资本市场使股票及其他证券的价格远离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毫不相关，它的变动基本上依赖于在对资本市场价格变动的预期基础上形成的供给和需求，由此形成的各种市场信息必然也仅仅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对证券本身预期的供给和需求的反映，对于实体经济的反映来说是一种人为的扭曲。因此，在资本市场上，更多的是预期心里与投机活动相结合，对于供求的波动推波助澜。预期使投资者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由此使资本市场投资发生供求变动。

例如，如果投资者预期A种股票收益超过B种股票，那么他就会抛出B种股票，购买A种股票，这样对A种股票的需求就增加了，对B种股票的需求就减少了。投资者会相信，在长期中，他们的预期是正确的，因而采取了抛B购A的投资决策行为。资本市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得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成为一种常态，导致资本市场的非均衡(Nonequilibrium)状态，并使均衡成为一种特例，引起资本市场的经常性波动。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每个投资者所拥有的信息都是对称的，即理性的投资者无法利用内幕消息和意外冲击来获得额外的预期收益，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处于均衡状态，投资者预期不会出现任何非理性变动导致资本市场陷于非均衡状态，更不会出现投机冲击引起资本市场投资的失衡。尽管理性预期是运用一切可用信息而作出的最佳预测(Best Prediction)，但以理性预期为据而作出的预测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的惰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不可能得到全部可供利用的各种经济信息以形成准确的预期。

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基于投资者对未来的不同预期，受投资者心理因素影响很大，有时资本市场的大动荡正是大众强烈的追随心理作用的结果。资本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还经常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这些消息往往是未经证实的传闻、有关新闻报道、机构大户的行踪等，这些因素常常使之短期内出现异常波动，从而使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处于不平衡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实行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可以从预期的角度考虑，引导投资者改变预期从而增加或减少投资，促使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处于平衡状态。

四、结论

1.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充满预期因素作用和影响的市场。投资者在投资之前，要进行风险预期，考虑预期收益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在投资过程中，随着投资不确定性的变化，投资者要调整其投资行为;投资以后，投资者要总结预期与实际发生结果的偏差，为今后投资作参考依据。预期行为贯穿于整个投资过程中。从本质上来说，投资者投资于资本市场，就是投资于这个市场的未来收益预期。

2.资本市场投资供求均衡点是否稳定，取决于经济运行在受到冲击后将会如何变化的预期。预期的合理引导，对于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投资、防止经济的剧烈振荡，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功效。

第4篇

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影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判断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或债务人的还贷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调查搜集了111名信贷员提供的数据，发现他们对公司的信用评级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影响。研究表明，负面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保证程度，且对信贷方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增加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011年集中出现的三篇实证文章足以说明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DhaliwalD.etal（.2011）检验了首次执行SOX法案404条款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债务成本变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将会增加其公开交易债券的信用风险。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信用评级机构或银行的监管对此产生的影响。Kimetal（.2011）将遵循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和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间债务契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债务契约条款的影响因素后，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贷款利差要比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基点。其次，内部控制缺陷更为严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第三，债权人强加给内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严格的非价格条款。最后，通过对公司内部的分析发现在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而当公司对以前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补救之后，其贷款利率又会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债权人会减少使用财务契约使用和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价格和证券保护及信用评级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同时，也发现因内部控制缺陷而改变债务契约设计显著异于财务重述，后者更强调对管理人员行为的严密监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银行贷款利差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美国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其披露尚处于自愿性阶段。这就为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响资本成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数据支持。国内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吴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红星和施继坤（2011）以2009—2010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和PEG模型，检验在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张然和王会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间深沪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但他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度量权益资本成本，进而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公司资本成本的变量，这可能混淆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径，同时没有区分由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对资本成本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第5篇

一、有效资本市场假设

在市场有效理论问世之前，关于股票定价的研究主要以传统的技术分析和基础分析两种模式为主。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19UD年法国经济学家Louis8achlier最早发现市场上商品价格的随机波动特征并对传统的价格波动内在规律提出质疑一之后，1-fredCoreles发现股票经纪入的选择和随机股票组合的效果并无二致而引人股票选择的投票板理沦。1953年英国经济学家114auricehendeall提出:股价变动无任何模式可循，是随机漫步:美国学者HasrrYV.Robets和hi.F.hi.clxrne在L959年的报告中得出类似结论，预示着股市并无逻辑或理性可言，而是由一种反复无常的市场心理所支配。陷入困惑的经济学家很快又做出一致的解释:即从信息的占有程度出发，假定存在的股价内在规律性会被根据预期而追求超额利润的市场力量迅速抵消。新信息的出现会不断改变投资者对股票的预期并促使其不断挖掘信息，从而使价格迅速运动到合理位置_因此，股价的连续随机变动反映了市场的有效性和市场理性。

在证券市场上，市场有效并非帕雷托最优。有效市场可定义为证券定价完全、正确。及时地反映了所有相关信息的市场。在某一确定时点上，股价水平应该包括了所有的旧的信息。即该证券及其发行入在该时点上的全部信息这样，股价水平的变动只能是对“新”的信息的反映。新的信息应该是不可以预测的、随机的、否则他必须包括在旧的信息之中。随着信息流入市场、股价随时都在变动，且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完全是随机行走一由此可判断，如何证券市场有效，则该证券市场的价格准确.及时、完全地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信息‘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所以，从经济意义上讲、市场有效性指没有人可以持续获得超额利润。

根据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影响的不同程度，或者价格反映信息的不同程度，可以将市场的有效性分为三个层次:

(l)弱式有效市场该层次市场价格反映了证券所有历史价格序列和收益率所包含的信息，如果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技术分析无法获得超额利润.

(2)半强式有效市场该层次市场价格反映了当前和历史的所有公共相关信息‘除了历史价格数据外。还有公司财务状况和其他会计准则要求的补充信息，以及宏观经济情况.官方政策变动如财产税，股票级数，市场有关数据等。在该市场中，基础分析不能获得超额利润。

(3)强式有效市场股价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公共信息和私人(内幕)信息，可见，在有效市场上。了解内幕信息的人也无法获得暴利，由于价格中反映的信息量与市场潜量一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垄断，这种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

市场有效理论对证券监督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他为论证政府在证券市场效率方面的千预和作用提供了一个理论舞台。有效市场理论表明，一补具备信息完全性和分布对称性的证券市场才可以是有效率的市场。这就为证券监管行为指明了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向。其次，以息为轴L,的市场有效性概念为衡量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成效提供了一卜评价标准。可以通过对市场的三种形式的实证研究来考察证券监管的成果和监管的适度性_再次。这一理论所给出的三种有效市场形式对客观的把握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从而令政府监管机构得以有的放矢的调整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政策‘确立本国资本市场发展目前和长远的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干各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一般来说，既使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也达下到最有效市场条件，对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从1994年开始，也有很多、基本上认为我国股市处于从无效向有效转化过渡或基本达到弱式有效市场，那么。如何加强监管，规范市场。提高我国市场有效性呢?可以通过分析信息影响价格的四个环节、即信息公开信息接受、信息分析判断及信息通过投资者决策影响价格的过程剖析各环节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从而采取措施，加强监管。

二、信息影响价格的机制及对市场有效性的三个层次的影响

要想使有效场在现实中建立.需要四个条件。第一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即有关每一市场的全部信息能够充分、真实、及时地在市场上得到公开。第二是信息从公开到被接受的有效性。第三是信息接收者做出判断的有效性二第四是信息接收者依据其判断实施投资的有效性。若四条件满足。则任何人不可能从证券价格变动仁获得超额利润。

但是，现实生活中。能够完全满足四个条件几乎不可能在强式有效市场上(即理想状态下)，有关资本产品的所有息能够准确、及时的公开，并无遗漏的传输给信息接收者，而且每个信息接收者能够完全解读相关信息，且对与投资决策有关的相关变量做出相同的预期，井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实行投资.而且。每一位投资者的交易行动都能完全及时的反映在证券价格上。可见。现实中能满足如此苛刻的条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半强式有效市场层次，后三个条件不变.只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发行者的主观条件约束:发行者或夸大优点，避而不谈甚至扭曲存的问题;或者出于竞争考虑，不能公开或完全公开某些信息;或者由于信息公布的成本性而不愿意完全、及时公开信息。导致发行者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在半强式有效市场上.就出现了公开的信息和少数人控制的内幕信息，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在公开的信息当中，还有虚假信息。这就要求信息接收者对信息有一定的分析判别能力。在该市场上，由于所有投资者都能接受到听有公开信息并正确解读它，所以基础分析和技术分析均无用。但是拥有内幕消息的人能获得超额利润。

在弱式有效市场上，不仅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受到损害，而且投资者对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的有效性也受到损害具有那些专门分析工具的专业人员才能对披漏信息做出全面。准确及时和理性的解读和判断。一般投资者很难从财务报表上的各项数据，上市公司的各项叼务指标，宏观政策上等信息上把握证券的真正价值。一般投资者据此数据做出的决策并导致价格的变化不能反映全部公开信息.这样，在一个弱式有效市场上，存在着两类信息—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和三类投资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和全部公开信息并能够正确解读这些信息的投资者、只能解读全部公开信息的投资者，不能全部解读全部信息但能够解读历史价格信息的人:与无效市场不同.弱式有效市场上.所有投资者能解读历史价格信息，所以。基于历史价格信息的技术分析不能获得超额利润。

如果这四个条件继续恶化，则处于无效市场层次。

三、加强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市场监管措施

从无效到有效弱式。到半强式有效.到强式有效，体现证券市场有效性的不同层次不同效率的市场要求不同程度的监管，我国目前从无效市场向弱式有效过渡或基本过渡，如何结我国实际.提高我国市场有效性呢,这必须从信息影响价格的四阶级中寻找千盾，并加以改善。第一、信息公开的有效胜.容易看出，信息披露是全部问题的起源、是关键。如果在证券发行和交嚼过程中，没有足够信息披露或者进行虚假披露.即使信息在传输、解析.反馈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投资者也不可能做出正确投资决定。所以信息披露龙其是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非常重要。需要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反内幕交易，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既然价格已包含了当前所有已知的信息，而且在强式市场中价格还包含那些尚未公开的那么政府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是多余的二如Homer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二劳斯则认为该理论的运用证明政府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和对内幕交易的禁止不仅无用，而且政府的“公平披露”目标也不适当。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现点似乎混淆了有效市场理论和信息披露制度的逻辑关系，有效市场理论是一种理想状态，即理论上的实现市场效率后的市场匕价格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一在尚未达到育效的市场中依靠强制性信息披露来实现市场有效性并不多余。目前新型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则从证券市场的四个目标出发.沦证分层次公开信息而不是完全公开信息的合理性总之，由于从前面提到过的各种原因，上市公司一般不愿提供或尽量少提供信息，形成对信息的自然垄断，导致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可见。现实中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有必要性。

其次，由于信息提供者主观约衷，信息的准确性要求需要有由规范‘完善的社会中介机构来确保。而我国日前的中介机构不仅在类型上不够完善，而且不能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运作，需要改革。

第二、信息从被公开到被接受的有效性。受到信息公开程序.信息传播方式技术手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非市场监管范围:

第三信息解读的有效性。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说，信息的价值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经济活动风险，但是，信息获得需要成本。同时，信息主体获取信息是有理性的，取得、加工信息要按照成本等于收益的原则一而信息的非排他性会导致免费搭乘现象，从而使市场主体获得和分析信息的积极性降低。在获取信息方面，机构投资者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其业务的规模性，机构投资者愿意也能够支付获取信息的成本。而且‘机构投资者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比较高，做出的决策对价格的影响反映信息度高。因此.发展机构投资者对于有效证券市场的建立有影响。

发展机构投资者.有一个机构类型的选择问题.笔者认为，组建个人股东的变形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更合适，与其他机构投资者比较，好处有:组建投资基金散户，能够克服散户在非强式有效市场中处于不知情者(无内幕信息)地位，即不能准确、完全解读信息的弱势地位。“真正的股份制度是有效市场的运作基础，没有自然人性质的公众个人股东的支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股份制度，也不可能有睦康的股市。法人股东产权的虚拟性决定一交易的不公正性。”针对我国股权结构与日本的法人股东相拟的现状。有学者提议创新，建立“个人股东的变形”—投资基金我国的基金业从年代开始，1992至1993年出现基金热:1998年金泰、井元两Lf墓金问世，开始了新基金”时代1998、1999两年对于政府培育机构投资者.舆论·片赞须一今年6月以来，关于基金的三起报道引起了对基金的种种议论、总之.对于基金本身稳定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发生了怀疑“四问投资基金”“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两篇文章更是对其持批评态度。但是，目前基金的现状，与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价值不高有关。基金管理者为了盈利有进行违规操作的动机，目前中国币场的即时监控手段不完善，使之成为可能所以关键不在于基金本身，梁定邦表观点卜发展机构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树立公众信心，让投资者对这个机构有信心。美国证券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提出:行业最终的利益建立在客户的信任上。”所以他提倡建立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文化。说到底，是完善监管的问题。

第6篇

［摘要］国有资产按评估值定价存在严重的缺陷——资产的内在价值本质上是无法评估的。由会计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导出的资产评估值往往使优质资产的内在价值高于其评估值，国有资产在转让中流失；劣质资产的内在价值低于评估值，因而按评估值定价将无法实现转让，国有资产将在经营性亏损中流失。但是，放弃评估值定价的实质是在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没有设定保留价格的条件下，放弃对人的约束，由此将造成更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加快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竞争性的国有资本退出市场。

［关键词］非流通股；净资产；证券市场

一、净资产是非流通股定价的基础

非流通股与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的交易市场由于交易的大宗性和不连续性而不存在庄家和散户，因而非流通股也就不会存在像流通股那样的庄散博弈定价机制。那么股权在非公开股权市场上的定价是不是符合成熟市场中的股权定价一般理论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还是在于监管当局对公开的股票市场的发行管制，禁止非流通股拆细交易，因而广大中小投资者被排除在非流通股交易之外，加之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实力对比悬殊等原因形成了非公开股权市场上股权供给远大于股权投资需求。

对国有资产定价而言，国资管理部门在国有股权委托人的虚拟性和人交易制度条件下不得不硬性规定国有股权定价的主要依据是净资产价值。这一定价原则在国有股权转让过程中因国家政策明文规定而成为唯一的定价基础。并且，在国有股权转让的示范效应和股权价格联动效应作用下，使得净资产定价原则成为风险投资市场和企业并购市场上的非国有股权交易的定价基础。

从国家国资委公布的相关规定来看，国资委对非上市国有企业改制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定价的意见是：“向非国有投资者转让国有产权的底价，或者以存量国有资产吸收非国有投资者投资时国有产权的折股价格，由依照有关规定批准国有企业改制和转让国有产权的单位决定。底价的确定主要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同时要考虑产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职工安置、引进先进技术等因素”。国资委对上市公司的非流通定价的原则是：“上市公司国有股转让价格在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参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合理定价。”

从国资委监管的角度上看，国资委在国有资产定价上只控制底限，只要转让价不低于净资产，具体实施就是买卖双方的市场行为，国资委并没有硬性规定。由于国资委在确定国有股转让定价时的权威性，因而每股净资产成为国退民进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定价方法，并且成为所有非流通股定价的主流方法。

二、净资产定价原则是国有资产转让的权宜之计与次优选择

虽然实践中以净资产定价是普遍现象，但是从股权市场上流行的观点来看，与国有股减持大辩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要求国有股按净资产流通，反对市场化减持国有股”的观点相反，在非公开股权市场上对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国有资产转让定价呼声最高的观点是让市场来定价。

对国有资产转让和折股的“底价的确定依据是资产评估结果”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官员提出国有资产转让应该在过程公平的条件下，实现市场化定价。他们认为评估值由会计账面价值计算得出，它不会等于国有资产的内在价值（真实价值）,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以评估值作为国有资产转让的底价阻碍了国有资产的流动。为打消人们对市场成交价远低于评估值和净资产的会计账面价值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他们提出两点理由：一是通过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保证了交易行为的过程公平与程序公正，而过程公平将保证国有资产转让与退出的实质公平，因而市场化定价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提出所谓“冰棍原理”，即如果国有资本不能迅速退出竞争性行业，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造成的经营亏损会使国有资产像冰棍一样，时间越长融化得越多。因而，应该“树立国有资产只有流动才能保值的观念”，实行国有资产市场化定价以推动国有资产流动。

应该说在当前的国有经济调整中，频繁出现的不规范现象说明过程公平做的还很不够。推行过程公平有利于纠正或减缓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以及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内外勾结、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的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如果国资委放任以实现退出为目标的市场化定价，那么供大于求的市场因素很可能造成国有资本转让的市场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因而，在当前国有资本退出的市场环境中，推行市场化定价的实质是在过程公平的名义下，将原来掠夺国有资产的违纪违法行为转变成攫取国有资产的合法程序。

我们认为“冰棍原理”只能说明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而不能证明在当前条件下实行市场化定价的公平性。以交易的程序公正和过程公平保证交易价格的实质性公平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1.交易发生在竞争性市场内。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中，市场价格就是对资产的内在价值的最好估计，买方的竞争保证市场价格至少是买方对资产价值的最大估计，从而实现资产的优化配置。因而在竞争性市场中的程序公正能保证实质性公正。但是当前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买方市场特征明显。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如果国有资产的持有人为实现退出而推出竞争性的市场化定价，则定价基础不再取决于交易双方对国有资产盈利能力或内在价值的估计，而仅取决于买方（民营企业与外资）的资本实力及投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由买方的资本实力和投资意愿决定的市场价格将远低于资产的内在价值。

2.交易主体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当对方出价低于自己的保留价格（底价）时，交易者有能力行使终止交易的权利。由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主体虚拟性，国有资本退出不满足这个条件。所有者的虚拟性使国有资产的转让只能依赖人进行，而人目标的多重性使之在国资退出时很难与所有者的目标保持一致。所有者的虚拟性又使所有者无法有效地约束人行为以减少成本。在这种条件下，推行所谓过程公平的市场化定价，会使在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已经存在的委托问题由于以下原因在国资退出中表现得更加突出：（1）国有资产转让的人强调会计信息的无效性，极大地增强了委托人和人之间，以及各级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2）强调会计信息的无效性，将导致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指标无法成为国资转让过程中的考核指标，这一做法降低甚至取消了委托人对人的约束机制；（3）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各级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效用函数不一致问题更加突出；（4）委托人的虚拟性，使之无法觉察市场交易价格的不公平性，或者即使觉察也无能为力。过程公平保证实质公平的两个条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一个也不能满足，这使得以过程公平无法保证国有资产转让的实质性公平。因而，在竞争性国资退出市场建立之前，推行国资退出的市场化定价虽有过程公平之名，却无公平之实。

综上所述，国有资产按评估值定价存在严重的缺陷——资产的内在价值本质上是无法评估的。由会计的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导出的资产评估值往往使优质资产的内在价值高于其评估值，因而按评估值转让表面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实际却是国有资产流失；劣质资产的内在价值低于评估值，因而按评估值定价将无法实现转让，国有资产将在经营性亏损中流失。但是，放弃评估值定价的实质是在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没有设定保留价格的条件下，放弃对人的约束，由此将造成更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可能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在现阶段没有取消国有资产评估定价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快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竞争性的国有资本退出市场。

第7篇

财富及财富创造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财富的多少、变动以及对财富的期望都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引起经济的波动，这就是财富效应。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从世界经济还是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对于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凸现，股市的长期繁荣或大幅下跌，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越来越大。由于股市下跌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远远大于股市上升时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因此，国内外许多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对股票市场负财富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资本市场负财富效应的的原因。

（一）我国的制度不完善，存在缺陷。

股市健康发展所需制度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股东、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和司法保护框架；二是司法的独立性；三是新闻媒体作为一个制度机制是否可不受约束地发挥对上市公司、整个市场、整个经济的监督作用。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股市跟其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同步，在我国这些必要的制度都是不够完善的。由于体系的不够完善，导致我国股市的收益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小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收益。

（二）我国股市功能严重扭曲，从根本上限制了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

在我国，股市的主力是A股市场，而A股市场的定位是为国企改革服务，并且发行方式的限制使股市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股市的这种定位，使得散户们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大部分代价，其整体盈亏状况令人堪忧。这种功能定位的偏差，很重要的一点与我们现行干部体制下低效率干部考评制度有关，即把股票市场上每年的融资额当成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因此，在我国股市中，长期存在不考虑投资者，不考虑这个市场怎么为优化配置资源服务的问题。在我国股市中，个人投资者中月均收入3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达91.56%，其中更有6.35%的失业人员和22.9%的离退休人员。这部分投资者存在着巨大的消费需求，但把钱存在银行里多少年也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所以干脆到股市里来试试运气，这就导致他们在操作中短期行为严重，股票换手率较高，因此股票收益不具稳定性，财富效应难以发挥。如果财富积累尚未达到满足未来需求的必要量，居民就可能将股票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股票再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股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低，只有达到满足未来需求的必要量后，居民才会逐步增加股票收入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然而，在我国股市中，尤其中小投资者普遍处于亏损状态，多年来股民损失惨重这样的股市，投资者不可能会有股票收入的财富积累。

（三）我国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破坏了财富效应发挥的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一直存在重融资、轻使用的不良现象，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进行后续融资时，并不是出于发展主业的考虑，而是编造项目以图“圈钱”，结果造成募集资金投资不足，效率低下，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l）募集资金大量闲置；（2）募集资金大量用于委托理财；（3）随意更改资金用途。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证券法执行检查组披露，上市公司经常随意改变资金方向，并造成一定的损失。

二、解决资本市场负财富效应的建议与对策。

（一）扩大股市规模，构建股市促进消费增长的基础。

要采取措施改变居民资产结构，特别是要使居民庞大的储蓄资产转为股票资产和其他各类证券及保险资产，加速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和消费的扩大。因此，应该采取措施扩大股市规模，扩大居民股票持有量，为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创造条件。扩大市值规模包括增加上市公司数量与质量。调整一级市场的有关规定，平衡一、二级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如慎重对待以市场化名义高价发新股、高价配股；取消上市配额分配制度；实行有市场确定发行价格的原则，缩小一级市场的获利空间；提高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的比例，以提高中小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等。必须注意的是，股市规模的扩大必须兼顾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以避免股市的大幅震荡。

（二）利用证券市场推行“富民政策”。

要发挥股市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政府应把通过股市增进社会财富置于重要位置，即通过股市推行“富民”政策，让社会公众、企业、基金组织等均有限度的参与股市，共同分享经济增长、股市繁荣所带来的成果，形成股市与经济增长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稳定股市、规范市场、促进股市繁荣及稳定增长是我国股市启动消费、推进经济增长的根本之所在，没有股市的长期稳定与增长，短暂的股市繁荣对启动消费的作用极为有限。虽然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投资收益的分布格局不合理、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不高、国有股减持问题迟迟没有解决、政策主导股市暴涨暴跌等因素的存在使中国股市缺少长时期相对持续的繁荣、稳定，从而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发挥。但是，随着中国股市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效益的提高，各类性质投资基金的发展，市场行为的规范，中国股市对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将会日益显现。总之，健全股票市场的发展，发挥股票市场的正财富效应，重其视负财富效应，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

（三）培养上市公司及机构投资者的信托责任。

信托责任通常适用于受托人或监护人，上市公司要有这种责任心。你拿了股民的钱就应该为其利益着想，想着让股民有利可分，好好经营，不辜负股民对公司的信任才行。机构投资者从事受托投资业务，对客户也同样负有信托责任，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为其挑选最好的股票，谋取最大的利益。别人把钱给了你，还交管理费，因为你承诺可以帮他赚钱，还答应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应该尽心侍奉，仅仅没有异心是不够的。但是这种责任心不是单靠呼吁就能产生的，应该有配套的法律惩罚措施出台，并严格落实下去才行。

（四）加强证券市场制度建设。

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格局正在由“政策推动型”、“资金推动型”向“质量推动型”、“信心推动型”转变。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为以机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主体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确保各种投资主体能够持续发展。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品种创新、机制创新，来培育一个体系完善、品种丰富、机制完善的证券市场，从而实现制度本身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运行格局的转变，才能实现证券市场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更大的发挥股市财富效应的作用。要科学构建我国股市的稳定机制，从舆论机制、技术手段、政策手段等方面入手，减少股市的过度波动，包括尽快建立官方稳定基金，当市场大幅震荡时，政府能科学地进行调控，有序而稳妥地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减小改革对居民的冲击力度，修正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鼓励其消费支出。

（五）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

只有通过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从而确保上市公司自身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的发挥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作用。为此，一是要明确产业政策导向，有重点的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股市可能存在的泡沫能通过经济增长得以消化为股市发挥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发展中国股市的规模一定需要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就要求在增加上市公司数量的时候一定要注重上市公司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唐国培。《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6.

[2]李学峰。《资本市场、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2005.6.1.

第8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沪深股市在6月底的流通市值为18866亿元，到了8月底则锐减到15938亿元，缩水近300亿元。其中7月30日沪指更是暴跌108点，创下两年来单日跌幅之最。面对急转直下的大盘走势，人们充满疑虑：股市缘何大跌，中国股市究竟怎么了？

一、股市遭遇“地雷阵”

7月份以来，沪深股市似乎步入和置身于“多事之秋”：先是国有股减持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其高市盈率的定价方式对投资者的心理形成了很大压力，继而是基金大幅抛售、减持科技股，昔日的“股市宠儿”如今遭到了市场的无情抛弃，股市应声下跌。

屋漏偏逢连阴雨，大盘刚被“减持”撞了一下腰，深康佳、四川长虹这些所谓的“绩优蓝筹股”却都发出了中报预亏、预警公告，令市场大失所望。也就在此时，8月初的《财经（周刊）》惊暴“银广夏陷阱”，披露银广夏年报业绩造假案，中国证监会的稽查结果表明，银广夏利用造假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也许是怕不够热闹，8月下旬，麦科特公告称，公司正在接受中国证监会对其欺诈上市行为的调查，而赫赫有名的医药类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却因其大股东挤占、挪用公司25亿元巨额资金，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而受到证监会的立案稽查。9月10日，东方电子提示性公告，称其正在接受证监会的调查。

短短数月时间，股市遭遇了一个又一个“陷阱”，仿佛闯入了“地雷阵”，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股指一路下滑，市场步入了自99年“5.19”行情以来的大调整时期。

至此，有人认为，中国股市通过此次下跌，又一次完成了对“股市泡沫”的挤出，似乎中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通过这次大跌再次得到“释放”。于是人们在经历了“股市寒冬”的提前来临之后，又开始翘首期盼下一轮“行情”的到来。

的确，股市的每一次暴涨暴跌都伴随着“泡沫”的膨胀与破灭，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和停留在这种“股市泡沫”的表象化问题上，那未免就过于肤浅。其实，中国股市中不仅存在着“经济泡沫”成分，而且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制度缺陷”问题。

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分析（股市暴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此次股市暴跌是由于国有股减持采取市场化定价方式、上市公司纷纷借机增发“圈钱”、证监会查处银行违规资金造成的，其实，这只是导致股市下跌的诱因，透过股市大跌的表象，我们更应当看到其所暴露出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深层次的“制度缺陷”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摩擦双方和对抗双方相互妥协和不断“磨合”的结果，因而我国的资本市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10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人们对资本市场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市场中的一些“原生”的制度缺陷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或正在得到矫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其对改革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变。这些“制度缺陷”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五个方面。

1、“早产”的中国资本市场

证券市场的建立本来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逻辑结果，其所交易的商品事实上是一种收益的权利，因此证券交易必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关系的明晰为前提，市场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证券市场的客体是一种权利，所以证券市场对产权关系十分敏感。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就不可能建立起证券市场的规范。中国证券市场种种不规范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是一种“先天不足”，即缺乏一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中国股市也象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样，只能“种瓜得豆”，成为改革的“畸形儿”。

事实上，早在1985年夏天的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世界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宾（JamesTobin）曾提出“中国在20年之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这一建议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与会中外经济学家的赞同和认可。

然而，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尤其是中国市场经济深化的路径并未完全遵循经济学家们的“逆耳忠言”。“巴山轮会议”仅仅5年之后，以从事股票交易为主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中国股票市场就这样“出人预料”地产生了。

资本主义的股票市场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而中国改革开放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就有了自己的股票市场，于是国内一些人据此认为，“在十几年的资本市场建设中，中国已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有些方面业已达到80年代末国际先进水平，资本市场建设成就喜人。”类似的判断还有“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仅仅7年，就走完了许多国家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道路，在某些方面的成就甚至还超过了英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取得的成绩令人欣喜。”

殊不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没有打地基的情况下匆匆搭起了脚手架，它至今还是建立在一块流沙上。我们在建立证券市场时的高速度同其他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一样，忽略了许多最基本的东西，建立股票市场所需的许多基本要素直到今天仍然不具备。

首先，中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资本市场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环境并不完备。

其次，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彻底，产权关系仍不明晰。

再次，政府没有从市场经济活动中主动退出的动机和意愿。

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国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不该那么快就发展起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现在看来，这些忠告真可谓是“良药苦口”。

2、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

市场的行政化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显著特点。我国的资本市场从发展之初就被纳入了行政化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行政化的色彩越来越浓烈。市场上融资的私募机制不健全且渠道狭窄，公募行为则完全纳入了行政审批的范围。从世界范围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公司进入市场融资的行为从最初的特许主义（经过国王或国会的特别许可）发展到后来的核准主义（由国家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再发展到后来的准则主义（符合准则要求的公司到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备案登记），一直到现在，大部分国家已发展成为严格准则主义：一方面提高公司的设立基准，一方面进行严格的检查监督。这样，就使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从权利与义务的倾斜状态逐步发展到对称状态，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这一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要求。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原则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政府通过行政机制和行政手段，对股票发行、上市和流通进行全程的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资本机制和市场机制。

在资本市场上，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是维护市场的秩序，确保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政府以立法、执法者的身份介入市场，决不等同于可以随意干预市场。政府随意干预市场，使市场陡然增加了不确定性，也就是额外增加了市场的风险性，这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是不利的。

固然，在股票市场建立初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的参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包办过多的市场事物，则将不利于股票投资人风险意识的培养。

政府在股市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它既是股市的监管者，又是上市公司的审批者，而股市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无疑又表明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还是股市的参与者。政府在股市中既吹“哨子”又“打球”，把股市搞得毫无规矩可言。

政府一贯把股市作为救助国有企业的工具，规定优先让国有企业上市，甚至还规定了一家上市公司应当“兼并”一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这很明显是把股市作为一种“扶贫”的手段。由于上市额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国有企业筹资的政策手段，所以企业上市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于是在股市上充斥着许许多多低效益的国有企业。

3、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与功能扭曲

——关于资本市场的结构缺陷问题在一个“跛足”的市场结构和单调的交易环境下，资本市场的总体资源配置功能是很难不打折扣的。具有协调的、符合经济运行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资本市场结构，是从总体上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缺陷。在总体设计上，我国的资本市场只有现货市场，即股票、债券等的现货交易，缺乏期货期权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在现实中这种单方向的结构设计存在明显的弊端，使我国资本市场上只有做多机制而不具备做空机制，不具备期货期权市场有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这就大大抵销了资本市场本身所固有的优点和优势。至于目前人们在市场上所讲的“空头”和“空方”，实际上还是多方的退出或者至多说是“多”翻“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空头”和“空方”在内涵和作用上都相距甚远。——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为国企筹资”，即股市的存在，就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提供筹资渠道。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4、资本市场基石不牢

——关于资本市场的机制缺陷问题

机制缺陷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又一制度缺陷。由于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三重缺失，我国的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发展和进取的动力源泉。

缺乏产权关系明确的市场主体、缺乏通过正常竞争而形成的市场价格，缺乏市场主体间通过价格而形成的有效竞争，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资源流动和动态组合机制不健全从而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源。资源配置机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失效，不仅在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排斥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还在于市场和企业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健全。

在约束机制方面，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由于行政机制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转轨”不转制现象。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从国有企业改变为股份制的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变化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翻牌”，即把名称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在财务上执行了股份制的会计准则，在市场上按规范式披露企业信息；另一个方面是“圈钱”，不但可以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来巨额社会资金，而且只要能保住配股资格，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从市场中不断得到不需付出成本和回报的“廉价”资金，至于股东的利益和对股东的回报，则被搁置一边。由于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都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而这些国有股大都处于“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状态，这就使得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原主管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来干预企业，但却不对这种干预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在激励机制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激励机制不健全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市公司中普遍实行经营者的即时薪酬（工资和年度奖金）和长期薪酬（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等）相结合的激励制度。

实践表明，财产关系是社会经济中最核心的关系，财产规则是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规则，建立在明晰的财产关系与明确的财产规则基础上的利益关系与利益规则，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其对财产关系与财产规则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能有效地、有序地协调财产关系与利益关系以及财产规则与利益规则，就不能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上市公司的市场凝聚力与市场竞争力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都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原有的治理结构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由于行政机制的介入与市场机制的缺失，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转轨”不转制现象。再加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导致在上市公司中，经理层既可以作为国家股的代表不理会小股东的意见，又可以作为“内部人”不理会国家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从而即可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又可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状况下，国有企业上市并不能有效地增强产权约束，促进其真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从国有企业改变为股份制的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变化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翻牌”，即把名称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组织结构，在财务上执行了股份制的会计准则，在市场上按规范式披露企业信息；另一个方面是“圈钱”，不但可以在上市时按高水平的溢价募集来巨额社会资金，而且只要能保住配股资格，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从市场中不断得到不需付出成本和回报的“廉价”资金，至于股东的利益和对股东的回报，则被搁置一边。

由于在大部分上市公司中，国有股都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而这些国有股大都处于“产权虚置”和“所有者缺位”状态，这就使得任何一个行政部门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原主管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股代表的身份来干预企业，但却不对这种干预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治理结构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股市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是一个“圈钱”的场所，并未起到对上市公司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和政府的“父爱主义”在股市中进一步表现和显露出来。

5、资本市场监管不力

——关于资本市场的规则缺陷问题

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规则方面同样存在缺陷问题。不但许多应有的法律和规则不具备，而且已有的一些法律也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成为各种意志“磨合”的产物和“拼盘”的结果。

资本市场正常运行和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反映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和资本市场内在规律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在我国，这样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所走过的10年路程正是旧体制的裂变过程和新体制分娩的阵痛过程，也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文化从抵触、漠视到认同和了解的过程，因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规则，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也不能有效地指导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实践。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调节资本市场运行需要有《公司法》和《证券法》这两个最重要的法律和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与法规，但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带有比较明显的制度缺陷。以《公司法》为例，目前正在实施的《公司法》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制定的。在制定《公司法》的过程中，历经多次反复，从1994年7月1日起才正式实施。在制定《公司法》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未正式确立，资本、资本市场和资本机制等都还未取得合法地位，人们对股票、股票市场和股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并不清晰，在这种背景下制定出来的《公司法》，实际上是各种意志和意见“磨合”的结果，带有较深的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公司法》与现实的不适应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法不好依”问题成为我国股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不对这种“拼盘”式的《公司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公司法》就不能对现实的市场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进行有效调整，经济运行的良好秩序也就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合理的市场行为和经营行为的形成，不仅需要有外部的制衡，而且还需要有内部的规制，在这方面，公司章程起着重要作用，是公司自治的根本大法。在我国，公司章程却普遍采用了模式化的方式，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乃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为上市公司提供了统一的章程文本格式，不同上市公司间在公司章程上的区别仅限于注册地址、股本总额、经营范围、董事会和监事会人数以及法定代表人的不同，在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完全一致，甚至许多工商管理部门或它们的咨询机构都在代公司制定章程。这种模式化的公司章程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模式对资本市场的渗透，它的最主要弊端，是导致上市公司不是“自治”而是“公治”，公司的独立的人格从而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利益都在这种行政权力的侵蚀下流于形式。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应该是资本市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了使投资者的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就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法律体系，对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必须建立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监管架构，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和咨询机构的行为方式与行为机制，形成自律与他律、市场与社会相结合的立体的监管体系和监管网络，从而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高度透明和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从体制上提升市场的凝聚力、辐射力和运行效率。在这方面，我国的资本市场同样存在着重大的制度缺陷。由于监管规则不健全，管理层对资本市场侧重调控而疏于监管，在市场秩序上存在着诸多的漏洞和比较大的违法“空间”；由于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股票上市方式，中介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行政权力处于从属地位，不中立的现象在市场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由于实行咨询机构的从业资格审批制度和信息披露载体的指定制度，因而大多数新闻媒体和咨询机构都“看权使舵”，再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的自律机制不健全，就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化程度被大大降低了。

——关于中国股市的过度投机与暴涨暴跌

在中国股市上，机构大户运用各种手法连手操纵股价，恶炒个股，使股价暴涨暴跌的现象早已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各种股市操作的不规范加上政府的行政干预，又造成股指波幅巨大。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过度投机行为所造就的我国股市暴涨暴跌的机制已经形成。

无论股指是暴涨还是暴跌，都会产生极大危害。股指暴涨，往往会造成股市的高市盈率和泡沫成份，这种高市盈率并非建立在公司的高成长基础之上，股价缺乏企业业绩支撑，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导致股价全面下跌，股市泡沫随之破灭。股指暴跌，成交量急剧萎缩，市场中资金流通渠道被堵塞，大量资金被套牢，这往往会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并由此波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由股灾引起的银行危机，并导致经济大萧条，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关于上市公司造假问题

上市公司造假案在沪深股市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新世纪伊始，蹒跚前行了十年的中国证券市场似乎开始显出疲态。原先一直包装得很好的各种谋划、骗局和谎言开始显山露水：先是中科系股市操纵案资金链条断裂，从窝里斗发展到套中人自己跳出来辩白；创造了中国股市首家百元天价的亿安科技原形毕露，主谋者畏罪潜逃；随着管理层的认识深化以及对金融风险的高度警觉，市场规范和监管的力度不断加大，各种违法违规事件浮上水面。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频繁曝光，许多昔日的明星和标兵企业纷纷落马，一些一直颇受尊重的知名企业家也难脱干系。最后，媒体揭露出上市公司的明星银广夏，竟然也是当事人胆大包天、方方面面难辞其咎、完全伪造的典型。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公信力，实在不能不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们，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证券市场造假之普遍，手段之恶劣，市场之混乱，确实超乎想象。人们开始从方方面面寻找原因。除了中国证券市场初期的行政分配额度制造包装过度的先天不足之外，普遍的造假违规是有动机的：设置骗局、铤而走险显然是为了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于是有人从经济学上揭示，要大大抬高造假的成本，使得造假者得不偿失，这样就能从根本上遏止造假成风的势头。目前，市场的治理和规范，似乎也是沿着这条道路推进的。清理违规资金，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日益严密的制度要求和规范措施，都是这样一些内容。经典的总结是：严格执法和规范，对市场短期也许有些利空，但有利于市场今后的健康发展，因而是长期利好。

中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如此多的造假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参与者们道德特别差，道德风险背后掩盖的是制度缺陷。在制度框架扭曲的情况下，用卡的办法来围追堵截，乃至稽查公安一起上，结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矫正扭曲的制度框架，顺应经济规律，用疏导的办法分流压力，辅以必要的乃至有张有弛的规范化建设，就能收取事半功倍的疗效，而且为中国企业的中坚——上市公司在面临入世的大挑战、大竞争中，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和大展身手的舞台。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各种制度缺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并存和交互作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带有如此严重制度缺陷的资本市场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多重钳制，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在运行中发生重大的功能变形的深层根源。在发展思路上进行全面调整，尽快地从政策调整转入制度创新阶段，这样才能使我国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对此，我们必须有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对我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为将“有计划”的资本市场向真正市场化的资本市场的全面转轨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和社会条件。

三、转型与接轨：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两大任务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的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内经济背景”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背景”，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面临着两大任务，即转型与接轨。

1、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转型

中国资本市场之所以存在诸多的制度缺陷，是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内经济背景密不可分的。

中国资本市场脱胎和产生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以市场转换——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为核心和主轴展开的。经济转型和机制转换是制度变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是在诸多复杂关系和矛盾摩擦中进行的，这些关系和矛盾是围绕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集体和个人、城市和农村、政府和银行等五大关系展开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制度安排和变革问题。

由此，转型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要受到“本土化特征”的影响，这些“本土化特征”主要有：多级政权组织并存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二元经济结构下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转型；市场一体化与地方割据；一味强调稳定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转型时期的道德无秩序。由此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带有极其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资本市场；国有企业主体化的资本市场；资金推动的、过度投机的资本市场；功能扭曲化的资本市场；缺乏诚信与公信的资本市场。

很显然，中国资本市场要解决制度缺陷问题，必须进行“制度转型”，即由“中国特色”式的资本市场向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转变。而这种转型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关键还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与核心问题，是改革方案设计最精心、出台政策最多的领域。然而，经过20余年的改革，除少数国有企业以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至今未成为市场体制下有效的经济组织，反而陷入了较大范围的经营困境，以至于不得不将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作为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始终回避了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即国有产权制度的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无法彻底解决政企职能分开问题，无法杜绝政府官员凭借所有者权能的寻租行为，无法形成对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约束，进而也就无法造就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有效的经济组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步棋。但由于这种公司制企业是从传统的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国有企业的制度痕迹，与公司制企业中新的制度安排形成相互冲突的局面，致使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后仍然难以解决国有产权制度的内在弊端。其中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党企关系和企业与职工的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即使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组，但由于国家仍作为最大股东，要保证国家的所有者权益不受侵害，就必然采取对国有企业管理的传统办法，不仅各级政府、而且党组织、甚至企业职工都有各自合法的渠道对企业经营者进行全方位的干预与“监督”。而监督者既缺乏监督的激励、又缺乏承担风险责任的义务，因而不可能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真正建立起具有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公司治理结构。

——政府职能转变问题

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转变，致使政府目前所履行的职能无法适应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应当明确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如果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调整仅仅是由若干主管部门变成一个主管部门，仍然还属于政府对企业管理权限的初步调整，不通过产权制度变革重新界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重新划分国有经济介入市场的领域和层次，企业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格局。因为历史上行业主管部门就是伴随国有经济规模扩张而组建的，庞大的国有经济覆盖范围之广、纵向管理链条之长，若由一个管理部门集中管理无疑是缺乏效率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业主管部门在以往历次经济管理权限的调整都曾提出过许多“理由”或明或暗地加以抵制，并且在调整之后也往往没多长时间就变相回归到原来的格局。

因此，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推进程度，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的程度，是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能否彻底转变的关键。同时，在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上，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和决心大小则是至关重要的主观条件。

2、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接轨问题

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经济背景决定了，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必然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所谓的“国际经济背景”是指，在人类迈入新世纪的时刻，经济全球化正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发展：贸易自由化正在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生产国际化正进入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而金融国际化则更以超出人们预料的速度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金融业同样将不容置疑地融入金融国际化体系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与国际接轨的重大课题。

我国入世已经进入倒计时,各行各业都将在入世中经历新的洗礼,资本市场也不例外。从宏观上看,入世对中国经济整体的助推作用将显而易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间,入世使中国GDP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一些国外机构甚至认为会提高2个百分点。

无论如何,经济的增长将使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最坚实的基础。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发生全新的变化,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游戏规则要与国际接轨,其历程将充满矛盾和痛苦。然而机遇也罢、冲击也罢,总之,中国资本市场别无选择。

入世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要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将不再适应。入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同时入世使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了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样,变数就相对较少。

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属于服务贸易中市场准入问题的证券行业的开放；二是属于资本项目的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及允许国内投资者买卖境外证券；三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管理体制和监管规则与国际全面接轨。对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短期来看,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的影响。

首先,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途径和范围有限。加入WTO后,外国金融公司允许在基金管理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会有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并且会有一个最高持股比例的规定。因此,外国公司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主要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进入,并且无法取得绝对控股权。其次,中国对资本市场的开放将有一个缓冲期,所以,不会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打击。

从根本上讲,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因为对方的实力、规模、技术等,而是因为我们现行规则和制度的缺陷,以及造成这种缺陷的观念和理念。因此,如果要说入世带来的冲击,首先就是对观念和理念的冲击。境外机构中无论是投资银行家还是基金经理,都是站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评估项目和选择投资方向的,他们有丰富的避险经验和完备的制度保障。而目前国内投资者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几乎都别无选择地进入了A股市场,于是,出现了“壳”成为稀缺资源、亏损企业股价上涨等市场扭曲现象。在股票一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一些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也在利益驱动下刻意包装,将那些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推荐上市,导致上市公司的整体素质下降。入世后,这些不规矩的“游戏”无疑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何德旭，1999：《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2000：《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

李剑阁，2001：《站在市场化改革边沿》，上海远东出版社。

贺晓东，2000：《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哈尔滨出版社。

韩志国，2001：《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经济导刊》第2期。

李扬、王国刚，1998：《资本市场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9篇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概念

行为金融理论是从人的观点来解释金融学和投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怎样形成的，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因此受投资者的心理特征影响，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

行为金融理论以有限套利理论和非理模式为两大理论基石，其大致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分支：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在市场行为模型方面，近年来行为金融理论研究中，有四种模型BSV（Barberis.Shleifer.andVishny，1998）模型、DHS（Daniel，Hirshleifer，andSubramanyam，1997）模型、HS（HongandStein，1999）模型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edtheory，andmode）和羊群效应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

尽管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它通过心理和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引入，已经成功的对证券市场的异常现象进行解释。如股权溢价之迷、流动性之迷和可预测之迷、封闭基金之迷，反应过度与反应不足、小公司现象与规模现象、股票市场的季节效应、周内就效应，并可将理论运用于对投资者行为、投资经理选择和公司金融的分析中去。

在金融实践方面，行为金融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国外已经开始为投资行为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尤为重要的是，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在许多方面建立起良好的“同盟”关系。确切地说，用传统的技术分析方法所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行为金融理论中寻求到它们存在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了解行为金融，并把期望理论（ProspectTheory）、易犯的认知错误、后悔规避（regretaversion）、非完美的自我控制等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自身的投资实践中，以完善投资行为。一些先行者甚至还建立了行为金融投资基金，试图利用金融市场上人们的行为特性和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来完善投资策略来完善市场套利的实践。

二、行为金融学在中国资本市场的适用性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在许多方面尚未成熟。目前一个的突出问题是过度投机性，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众多中小投资者的非理。东方证券冯玉明等研究人员2001年所作的对1994年9月到2000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股票月度数据的统计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动量效应，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是一个有效市场，行为金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同样存在。

（一）对我国当前股市面临的持续性低迷的解释

根据期望理论，投资者的效用（价值）不再是财富的函数，而是获利与损失的函数。价值函数与标准函数的主要区别在于参考点的存在。参考点的位置是由个体的主观印象确定的，它是个体进行比较的现状参照。价值函数在参考点以上的部分（获利区间）与标准效用函数相同，是凹函数；在参考点以下的部分（损失区间），价值函数是凸函数，且其斜率有明显增加；在参考忘附近，价值函数的斜率有明显的变动，表明人们风险态度的变化——对损失的感受大于获利。

我国股市自2001年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弱市之中，就与投资者在价格发生逆转之后，面临不确定性的政策性因素，对风险的厌恶程度递增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心理因素作用的必然后果就是基于“羊群行为”模式的股价过度反应，此时即便宏观经济基本面有“利好”因素或管理层出台一些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但由于投资者具有“损失恐惧”，不能利用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理性预期，因此，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肯定与在股市上涨时不能同日而语。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股市中政策还能够起较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改变股市的疲软状态，必须考虑到投资者在认知上的偏差，加大“利好”政策出台的力度和集中度，以加强投资者对于政府搞好股市的信心，影响投资者的心理。促使投资者的行为摆脱参考点以下部分的凸函数区域。

（二）对我国资本市场“圈钱饥渴症”的解释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券融资逐步取代了股票融资，成为国际融资的主渠道。始于1987年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1992年至今，股票融资远大于企业债券融资。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债券市场。上市公司跃跃欲试上市募投筹资，截止2001年10月31日，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累计发行股份总额为4757.35亿股，其中上市股份为1466.8亿股，总计筹资额约为人民币6300亿元。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圈钱饥渴症”的“火爆”现象。

市场时机理论是行为金融学对于证券发行。资本结构，投资等公司金融领域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理论框架。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而公司经理是理性的，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错误定价。假如在公司股价高估的情况下，公司经理很明显会采取发行新股的做法。而且，由于问题的存在，经理并不一定选择公司真实价值的最大化，而可能从加强自身的特权出发，在企业规模等其他目标方面最大化。这样，公司经理就会倾向子在股市进行融资，或扩大投资规模，或持有现金，或者投资于资本市场其他证券，以投资者的非理性亢奋来建立自己的“帝国大厦”。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圈钱饥渴症”的成因。

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者数量很少。资金总量也不多，整个市场投机气氛很浓。投资者为赚取二级市场差价而购买市盈率高的新股，为企业恶意圈钱提供了条件。此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完整和经理股票期权等机制的缺乏，导致公司内部问题非常严重。公司经理不是以公司的真实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而往往倾向公司经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公司经理融资和投资行为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圈钱饥渴症”的在内原因。

三、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对我国结构投资者的启示

（一）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造成的行为偏差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偏离，而若能合理利用这一偏差将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这就形成了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传统投资策略还存在投资者搜集信息，处理信息能力的变动，而人类的心理决策特征是长期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某些行为是稳定的和跨文化的，行为金融投资理念的交易策略相应也就更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从国外看，基本市场异象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主要有价值投资策略与反向投资策略：动量交易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等等。近年来，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已经出现了基本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证券投资基金，如行为金融学大师RichardThaler发起的Fuller—Thaler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有一些还取得了复合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

（二）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启示

行为金融学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开放式基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基金份额的赎回，基金经理要根据其对赎回量的估计确定资产的流动性，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估计投资者的行为决策方式。投资者往往在受到压力时高估风险，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大量赎回，而从众心理又可能深化这种趋势，使基金受到更大的压力。另外，由于投资者的后悔与谨慎心理，他们常常利用人制度转移其对经济结果的责任及受到的压力，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点，基金经理就能确定合理的管理费率，提高基金的运作水平。

机构投资者本应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的领导者，但我国的各类基金却一直是投资风格模糊。其可以考虑利用市场现象的行为金融学解释，并依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性，采取相应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

1、反向投资策略与价值投资策略

该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好的股票。如选择低市盈率的股票。选择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的股票、选择历史收益率低的股票等。行为经济学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度反应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简单外推的方法。

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普通个人投资者由于消息的不完全，往往对政策信息表现出过度反应，尤其是我国的个人投资者对政策面消息的反应尤为强烈。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库和专家队伍则可以对政策的把握有一定的预见性，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可以采取反向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大量的“跟风”，“跟庄”的羊群行为。使整个市场的预测出现系统性偏差。导致股票价格的偏离，并随着投资者对价格趋势的积极跟进而进一步放大了价格与股票基础价值的偏离。这些对股票价值的高估或低估最终都会随着金融市场的价值回归而出现异乎寻常的股价下挫或上扬，也就带来了相应的价值投资机会。

ST股的股价往往在特别处理或特别转让的消息公布后现出不跌反涨的现象。从现为金融学的角度看。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壳资源的稀缺性，这类公告效应带来的不仅是公司陷入严重困境的角度看，更是该公司可能会成为潜在并购目标，紧接着就有资产重组等大动作，给投资者带来其未来收益流价值的预期。这类股票也可以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构成之一。

2、动量交易策略

该策略的核心内容是寻求在一定期间中股价变动的连续性。如股价变动连续趋涨，则采取连续卖出的策略；如股价变动连续趋低，则采取连续买入的策略。

我国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倾向比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更加严重。根据赵学军、王永宏（1998-2000）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股市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两倍，而Odean（1998）的研究中，国外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1.5倍。处置效应会带来股票基本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幅，而这一差价最终的收敛意味着那些有大量资产收益未实现的股票一般要比那些有大量资产亏损未实现的股票有更高的预期回报。利用这一异象可以采用动量交易策略，也就是基于过去股票价格的走势，通过差幅获利。

另外，由于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带来的锚定效应等也会导致其对新的信息反应不足，使得股票的上扬或下挫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因此对此也可以运用动量交易策略，从业绩变动与事后股价的这种关系中捕捉到获利的机会。

第10篇

关键词：企业家参与资本市场

近年来，资金紧张已经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三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企业家认为“资金紧张”是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所有十六个选项的前五位。此外，2003年～2010年的调查也发现，四成左右的企业家认为资金“紧张”（见表2、3）。因此论文网科技小论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格式，对于企业来说，外部的融资来源显得非常重要。外部的融资来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一种是以发行股票、引入私募股权投资、发行债券等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在中国还存在以民间借贷为代表的非正规融资渠道。

表2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人工成本上升

72.5

57.9

72.2

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

56.0

48.5

77.8

缺乏人才

47.8

46.2

41.8

社保、税费负担过重

47.3

—

资金紧张

42.1

46.9

57.2

整个行业产能过剩

26.9

37.1

—

缺乏创新能力

24.6

27.1

29.4

资源、环境约束较大

18.1

17.2

19.4

遭受侵权等不正当竞争

11.5

10.5

国内需求不足

10.6

23.7

19.6

行业发展前景不明

9.8

15.5

14.3

企业领导人发展动力不足

9.2

12.9

10.8

出口需求不足

7.7

21.8

—

地方政府干预较多

6.8

9.1

7.2

企业冗员安排困难

6.6

8.1

—

缺乏投资机会

4.9

第11篇

一、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般认为，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具有强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增加投资，为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推动金融深化；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促进衍生工具发展；有助于加强金融立法和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定证券市场，促进市场交易的现代化；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金融最根本的功能是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根据资金流动是直接借助一次合约（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见面）还是两次合约（经过金融中介）在金融体制中的比重，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再根据这两种融资模式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区分所谓的银行主导型体制与市场主导型体制。

目前我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2002年，我国个人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2500亿元，约占当年新增居民储蓄存款的18％，保险对储蓄已形成一定的分流作用。但从储蓄分流所形成的保险资金向投资转化的情况看，18％投资于国债，5.4％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而52％又投资于银行存款。保险业从居民储蓄中分流出来的一半以上资金又重新回流到银行，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二次交易后再融资出去，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保险业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7万亿元，居民储蓄率高达39％。通过保险公司吸收居民储蓄的长期资金可以集中使用、专家管理、组合投资，按照资金匹配的原则配置到资本市场，取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因此，遵循金融体系之间的内在规律，建立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是一种双赢的选择，是保障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其实，我国立法部门对保险资金入市限制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股市的非理性以及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我国股市的非理性就在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过于分散，机构投资者偏少，大量短期资金和小额资本充斥，如果有保险资金的参与将会改善股市结构，保险资金特别是寿险所具备的长期性、稳定性更有助于消除股市的过度投机和波动性，而股市的高收益反过来又会改善保险资金的运用效果，因此，保险资金入市有助于实现股市与保险业的双赢。显然，保险资金可以加速资本市场的成熟，反过来，资本市场又反哺保险市场，使保险资金运用降低风险，收益更大。

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资本形成是其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尽管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机制不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是集中资本、积累资本的主要场所，直接融资是工商企业组织资本的基本形式，而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又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买家还是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因此，发挥保险在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作用，有利于促进长期投资。通过不断增加满足长期金融资产的要求，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保险公司的融资服务不同于银行，单是充当了借款人（政府和企业）和投资人（有闲散资金的储蓄者）的中介。保险公司能够动员长期资本，使储蓄机构化。小额储蓄者如果只是把钱放在家里，就无法支持政府和商业部门大融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支持经济的发展。如果把钱存入定期存款帐户，这样也只是为银行贷款提供一种定期的支持。相反，如果小额储蓄者将资金投资于保险，保险资金就能够通过购买债券和股票投资于资本市场来满足实际部门的长期资金需要，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实证

本质上讲，保险资金的投资需求与证券市场的融资需求互动互补。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保险业积聚和融资的能力仅次于银行业。保险资金很大一部分通过各种形式投资于证券市场，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

英国对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的限制比较宽松，保险公司股票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大。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比重达到了25％以上。到了90年代，英国投资于国内公司普通股的保险资金占保险总资金的43％以上，投资于国外公司普通股的比重在10％以上。同时，保险资金在股票市场中所占的市值也越来越大。至2001年末，英国保险公司投资证券3000亿英磅，所持有的证券市值占伦敦证券市场的20％左右，其作用举足轻重。

美国的保险资金一般投向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等领域。1970年，美国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总值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比例为12.4％，而1995年上升到28.2％，1998年达到了29.6％。2001年财产和灾害险公司持有证券上升到了34％，生命和健康险公司持有证券上升到了20％多。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对于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市场的限制较多。比如纽约的保险立法不仅规定投资方式，而且严格限制投资比率。

日本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在证券市场，占其投资结构的50％以上。最初，日本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为贷款，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证券市场收益率逐年提高，保险公司贷款的比率逐渐下降，其证券投资的比率相应提高，到1996年，比率达到了50.7％；现在，日本保险公司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至2003年6月，投资证券资产占59.8％，其中投资外国证券达14.1％，股票投资一般占股票市场总市值的15％左右。

韩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对现金、储蓄和证券的限额已经取消，目前韩国政府通过对大多数资产设定限额，实施积极管理体制，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比重也在逐步加大。2000年，保险公司的股票和证券资产价值为40.5万亿韩元，占主要机构投资者股票和证券资产总价值的16.1％。2002年底，韩国保险公司的资产组合中，债券占投资资产总额的37.1％，而股票占投资资产总额的5.4％。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潜在利益。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对于商业银行融资占绝对优势，可以作为巨大的力量，在金融体制中促进竞争和提高效率，可以激励金融创新，促进资本市场现代化，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治理。

三、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

从国际上看，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下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运作；——是保险公司内部设立投资部门进行管理运作；三是委托其他机构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一般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2003年，中国人保成立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预示着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体的专业化组织模式已经浮出水面。

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即通过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运作。子公司除了重点管理母公司的资产外，还经营管理第三方资产。在跻身2002年全球500强企业中的3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中，80％采取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做法运作保险资金，其余公司仍然采用投资部模式或委托投资模式。即便是这80％的大公司也并非只采取资产管理公司一种模式，它们同时还在公司内部设立证券部、国债部、不动产管理部等投资部门管理保险资金。

投资部运作模式，即内设投资机构。按此种模式进行运作，有利于公司对其资产直接管理和运作。例如有着135年历史的美国大都会人寿在总部就设立了专门的投资部，管理着1500亿美元的资产，同时对海外公司投资业务进行监管，还直接参与保险产品的开发。

委托投资运作模式透明度较高，不但可以减少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部模式较高的成本支出，受托人则可以集聚众多资金来源形成较大的规模效益。实行委托管理较多的一般是再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和一些小型寿险公司。部分大型保险公司也将个别投资品种（如投资连结险）交由基金公司运作。提供委托管理的机构主要是一些独立的基金公司和部分综合性资产管理公司。以美国市场为例，从保险公司数量上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未有一半的保险公司采取委托投资方式（美国称第三方资产管理），而现在已达到3／4；从资金量上看，美国保险公司外包出去的资产从1990年的14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近3000亿美元，保险资产外包率从8％提高到11％。

四、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的路径选择

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公司的可运用资金不断增加。截止2003年3月末，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6292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占50.39％，国债投资占18.1％，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占5.12％，金融债券投资占9.12％，企业债投资占3.44％，其他投资占13.83％。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从政策环境、保险业资金运用能力等方面努力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益，是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分离状态，保险业的发展较为封闭，为有效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作用，在未来必须研究以下几种渠道，以解决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问题。

（一）增加投资债券范围

中国保监会在2003年6月公布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公司进行企业债券投资的限制放宽，长期以来制约保险业资金运用的投资企业债券范围狭窄、比例过低等状况将得到改善。保险公司购买企业债券的范围增加，不再限于《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管理办法》规定的信用评级达AA+以上的铁路、三峡、电力等中央企业债券，而是经监管部门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并且投资比例可以提高到上月末总资产的20％。

有关专家认为，对信用评级做出较高要求，符合保险资金安全稳健、保值增值的投资风格，而放宽投资企业债券范围，则符合债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二）买卖证券投资基金

从1999年10月《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保险公司一直是基金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和中坚力量。目前，保险公司约持有封闭式基金总额的1／3，开放式基金总额的1／10，而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保险业在基金业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但由于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比较小，可投资的品种相对较少，金融创新的步伐也比较慢，证券投资基金难以进行差别化投资，其专家理财的优势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保险资金入市的积极性。因此，资本市场和基金业都应该加快创新步伐，为保险资金提供更多的投资品种。

中国保监会公布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修改稿），对保险资金运用范围、保险公司经营业务范围、保险公司及分支机构的准入门槛等条款做出较大调整和修改，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其中第79条在保险资金运用范围里，明确增加了“买卖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条款。

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制定，对于未来基金业发展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应在新的法律中解决好一些根本问题。

（三）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保险业的迅速壮大和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资金运用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和成功运作是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新举措、新思路，其积极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利于更加有效地适应保险资金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专业化运作的要求；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利于促进承保业务发展和投资运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保单持有人的权益。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定是：“受托和委托管理运用人民币、外币保险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与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以及“经国务院和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虽然没有明确被定性为“保险”类企业，但归中国保监会监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从事各项资金运用业务应严格遵守《保险法》和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尽管从目前来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资金运用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成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至少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实体基础。从长远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注定是一种过渡性规则。

（四）直接上市进入资本市场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金融服务评级董事黄如白认为，中国内地保险市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内地主要保险公司的偿付储备比较弱。以2002年的承保额计算，寿险与非寿险公司须分别增资150亿到200亿元及70亿至100亿元，才能达到投资级别（BBB）级的资本充足水平，若承保额进一步增长，差额将进一步扩大。所以，上市集资是填补偿付储备最可行的渠道。

2003年11月6日，中国人保在香港挂牌交易，募集资金54亿元，其中90.9％将用于充实资本金。中国人寿于12月初在香港及纽约上市，筹资额35亿美元。这样，一方面可以尽快通过上市等方式补充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保险公司经过股份制改造后，整体进入资本市场也必将给资本市场带来一股新的力量。

（五）保险证券化创新

保险证券化是指保险公司通过创立和发行金融证券，将承保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过程。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保险公司为提高承保能力、分散风险而在资本市场上推出的一种创新工具，对保险业、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英美两国财产保险业的资产证券化率高达90％，寿险业达80％以上。一般而言，保险证券化的过程包括两个环节，第一，将承保现金流转化为可买卖的金融证券；第二，通过证券交易，将承保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通过证券化形式，将承保风险利用资本市场机能加以分散，或转嫁至市场中较有能力（或资力）承担风险之人，而不致集中于单一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或资本市场投资人。这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性融合。

从国际市场情况看，财产保险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形式主要有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期权等。在人寿保险业，根据寿险和年金产品的特点，证券化主要有两种潜在的途径，即可以基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死亡率指数设计一种长期债券和基于特定的被保险群体设计一种债券。

入世后，我国保险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加强银行、保险、证券业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保险证券化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保险公司巨灾风险再保险能力不足、风险过大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而且可以为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活跃证券市场，实现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五、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互动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保险资金的证券化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我国资本市场处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各项制度不健全，贯彻落实不坚决，投机行为层出不穷，人为风险因素太多，保证投资不出现重大失误的外部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影响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对于保险资金的运用，特别是进入资本市场，注意以下几方面极为重要。

（一）重视资本市场的风险，加强风险管理

根据统计，国际资本市场2001年资金运用收益率为4.3％，而2002年则下降到3.14％。保险公司进行资金投资不能忽略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近几年资本市场整体表现不佳导致欧、美、日的保险公司同样在资本市场上损失惨重，如慕尼黑再保险2003年首季投资损失了23亿欧元。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保险公司大量直接投资和参股日本企业，被投资企业又大量购买保险公司的保单，两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恢复，长期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央行贴现率近年一直维持在历史最低位，使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受到严重影响。此外，日本股市一再刷新20年来最低记录，投资股市的保险基金连连亏损。2002财政年度，日本10大寿险公司持有的股票出现了3800亿日元亏损。

面对资本市场的投资风险，保险监管部门要研究制定对保险资金实行比例管理的原则及具体办法，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加强资产与负债匹配监管，及时评价资金运用风险，动态监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格控制风险。按照集中统一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保险资金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投资决策、投资操作、风险评估与内控监督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

（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问题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全球保险业的共同问题，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巴利·瑞立所说，“金融机构正面临着一场清偿能力危机。……监管者在不断放松对保险公司的清偿力要求，以牺牲其客户利益的代价来保住这些保险公司。”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英国卡多根金融公司的马克，圣泽尔认为主要有：过多地将资金投资于股票，股市的下跌使这种缺乏风险控制的投资暴露无遗。……由于他们没有在形势好的时候增加储备，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保险公司为了提高保单回报而不惜牺牲储备。同样，标准普尔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产险正面临着偿付危机。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监管主要停留在市场行为监管的层次，对偿付能力的监管重视不够。今后应该在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的同时，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这说明我国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将对加强保险公司监督管理，维护被保险人利益，稳健经营起到很大的作用。

（三）认真面对混业经营趋势

第12篇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1)的实证案例：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分析：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美国1.美国1960s年以前的货币市场——初级阶段在美国金融史早期,“货币市场”一词通常狭义的指贷款给证券交易商和经纪商的市场。在30年代大危机后的金融改革中，建立了严格监管的金融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1)的实证案例：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分析：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美国1. 美国1960s年以前的货币市场——初级阶段在美国金融史早期,“货币市场”一词通常狭义的指贷款给证券交易商和经纪商的市场。在30年代大危机后的金融改革中，建立了严格监管的金融体系：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做出了严格详尽的规定，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业务进行了严格划分；Q条例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付息，并规定了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等。尽管受到了种种的法规束缚，但商业银行也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银行的分支机构增加、规模扩大。与受到严格管理的商业银行相比，美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速度更快。50年代，商业银行资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4.3%，而非银行存款金融机构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主要有储蓄贷款社、互助储蓄银行、信用社等。在这种金融背景下，美国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大公司、大机构为主体的货币市场，具体有以下几个子市场：（1）国库券市场：由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是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成为联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一座桥梁。（2）票据市场：根据《1933年联邦储备法》，各银行开始办理承兑业务，银行承兑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开始在货币市场上流通。而这一时期的商业票据市场还不很发达。（3）回购协议市场：经营国债、银行承兑票据等的回购业务。2．1960s——1990s的金融创新浪潮促进了货币市场的大发展从6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急剧上升大大改变了金融市场的需求状况，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供给状况。与此同时，严格的金融法规越来越束缚银行的手脚。金融机构发现旧的经营方式不再有利可图，传统的金融工具已不再能吸取资金，为了顺应需求和供给的变化，以及规避管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各自在竞争中寻求出路，掀起了金融创新的浪潮。毫无疑问，这次浪潮也反映在货币市场上，使货币市场出现许多新的工具，出现了新的子市场，主要有：（1）商业票据市场：商业票据出现在18世纪，但直至1960s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发行票据的公司1965年为300多家，1980年增至约1000家。70年代市场未清偿商业票据的年递增率为12.4%。许多一向从银行借取短期资金的公司改为在商业票据市场上筹集短期资金。从1970——1993年，商业票据未清偿余额增加了1500%以上（从330亿美元增加到5500亿美元，见表1）。（2）可转让存单（CD）市场：1961年以前，CD是不可转让的，所以也就不成为能在货币市场流通的一种金融工具。自从1961年花旗银行发行第一张大额可转让CD，这种金融工具迅速成长为商业银行的一种主要筹资手段。（3）联邦基金市场：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始创于70年代，原来是商业银行在联储账户上的超额储备和不足储备之间的余额借贷，现在已不限于联邦基金的借贷，而成为商业银行、储蓄机构、联储、外国银行 >>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1)的实证案例：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分析：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一）美国1.美国1960s年以前的货币市场——初级阶段在美国金融史早期,“货币市场”一词通常狭义的指贷款给证券交易商和经纪商的市场。在30年代大危机后的金融改革中，建立了严格监管的金融体的分支机构相互之间拆借短期资金的市场。货币市场的大发展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资本市场一道构建起美国以直接金融为主体的金融模式。（见图1）表1 货币市场工具年末未清偿余额年份1970198019901993国库券81216527715CDs55317543381商业票据33122557550银行承兑票据7425232回购协议357144168联邦基金16186162欧洲美元2559263总计19782719761971资料来源：《联邦储备资金流量表》、《联邦储备公报》、《银行和货币统计（1945-1970年》、《年度统计摘要（1971-1975年）》、《总统经济报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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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运用 2022-09-25 09: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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