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5 19:45: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本市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参加论坛的专家教授和学者就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不是现代化的，还有待于现代化、规范化、优化（结构优化）和强化。目前，中国金融创新迫切需要解决诚信严重缺失、结构严重失衡和体制严重缺陷等一系列问题。诚信、信用和信誉应该是立人、立国、发展经济、发展金融的前提和基础；金融改革必须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失衡。体制严重缺陷是在强而有力的、人为干预下形成的，因此，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去摧毁，而不能依靠市场机制去逐渐地摧毁。在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要解决诚信问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使我国金融体系现代化、规范化、优化、强化，才能够使我们国家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
中央财经大学李健教授则从金融产业结构、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五种结构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结构问题。她认为，中国目前金融发展中出现了金融总量快速增长与高风险、低效率并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结构变化相对总量增长而言缓慢，优化程度不足；我国现在的金融结构带来了市场的低效率和高风险；现有金融结构的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和国家。因而要以结构调整为重点推进金融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提出了金融中介不足引致国家利益流失的观点。她用存贷比和存差两个指标来说明我国金融中介的不足，并解释了金融业运行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金融中介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贷款，并使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利用外资，从而出现外资挤出民间投资和资本大规模的输出，即引致资本国际循环。资本国际循环会进一步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储蓄-投资的转化率下降、经济转型的进程延缓、民众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减少以及外汇收益流失等。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会导致垄断利润和政策补贴流失；金融中介不足会引致社会资源黑洞问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要重视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
天津财经大学王爱俭教授则从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口分析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问题。她指出，发展社区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社区银行有产权结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经营灵活等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社区银行的发展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现有条件成熟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改制为社区银行；二是由民营资本组建新的社区银行；三是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
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模式。
通过对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及金融服务业的就业量等三个指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德旭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业是发展滞后，而不是改革滞后。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表现在：金融业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明显乏力、金融业结构不均衡、金融业内部各微观主体缺乏竞争力等。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既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金融业本身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指导思想上没有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真正的产业来发展。把金融业作为产业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和完善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要有完善的金融业发展规划；放松金融业管制，减少干预；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科学的金融发展观。
加拿大圣玛丽大学叶龙森副教授指出，加强风险管理是中国金融面临的紧迫课题。他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从宏观层面，需要有利于风险管理的国家规章制度，要为风险管理提供工具。
目前，这些工具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期权、期货等。另外还需要大批人才，这是由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从公司的组织结构层面，风险管理需要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积极的高层介入。从报酬系统方面，必须使交易员的报酬与其风险挂钩。中国的金融系统现在需要认真思考和建立这些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以避免一次又一次地“交学费”。
武汉大学黄宪教授认为在新环境下，风险管理作为金融中介核心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风险管理就是金融中介的核心功能和本原功能。随着市场趋向完善，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非但没有消亡，在转型后反而勃发生机。金融中介具有风险管理优势。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讲，风险管理都是金融中介的最重要功能。在商业银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金融中介的风险管理功能。
人民币汇率改革也是本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武汉大学江春教授从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的角度，讨论了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他认为，一方面，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导致我国存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超额货币也产生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而后者被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没有完全市场化，人民币目前升值的压力只是一个短
期的现象。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效益。如果中国的经济效益很低，如果我们不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话，人民币今后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
二、关于商业银行创新
2004年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改革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在本次论坛上也成为重要内容。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从何为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是否需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否完善治理结构、是否会影响金融安全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改革中引进外资问题。他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银行业的股权改革；实现治理结构的更新；借助国外的力量、信誉走出去。引进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为战略投资者，并不取决于引入方的标准和判断，而应取决于投资方的战略选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后对投资者回报的高低。但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只能改善治理结构，而不能完善治理结构。影响金融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周期，而不是金融机构的运作。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是内因。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
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
西南财经大学刘锡良教授提出了“商业银行向何处去”的8个困惑：（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还是改善其治理结构？（2）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是否一定要上市？（3）我国国有银行上市的地点应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4）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是否一定要卖给战略投资者？（5）银行的股权能否转让给自己的竞争对手？（6）如何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转让进行定价？如何对一些隐形的资产定价？（7）什么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治理结构？（8）通过股份制改造能否克服银行固有的弊端，真正引进先进的管理与先进的技术，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他认为，这几方面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江西财经大学的胡援成教授则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的经营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他发现，综合比较来看，通过改革，国有银行效率在逐渐提高，与其他股份制银行比较接近，但总体上还有差距。同时，他认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与政策推动、扶持是密切相关的。要做到可持续，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特别像公司治理结构和其他各方面配套改革。
关于现代商业银行的命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认为，要么并购，要么被并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其原因在于：一是自由化使得商业银行跨行业经营变得容易；二是网络化导致商业银行机构过剩；三是国际化带来了跨国并购的兴起；四是同质化使得银行间并购相对容易。面对全球并购大潮，中国要实行多项“两手抓”：第一，政府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振兴民族银行，通过并购要把民族银行做强做大，一手要抓避免银行被掠夺式并购，政府要制定并购边界和反垄断措施。第二，商业银行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产品经营，一手要抓资本运营。第三，高校金融教育要“两手抓”，一手要抓传统银行知识传播，一手要抓投资银行知识传播。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金林教授着重分析了银行保险这一创新业务。他认为银行保险是集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为一体的金融创新。目前，这一创新还存在许多障碍：一是分业监管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进入市场的深度和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三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近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主要是规范保险销售行为。从长期来看，发展银行保险要积极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提升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银行和保险共享的信息网络资源系统，加强银行与保险的合作。
三、关于资本市场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市场的一般特点，也有中国的独特背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市场的三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它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式，其功能也必然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它的定位。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市场改革必然要符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中国上市的股票主要是改制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所以，政府是股票的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同时处在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地位。由于政府对股市定位存在偏差及制度性缺陷的存在，目前，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把责任推给市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不应过多地从企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市场问题，而应从监管者的角度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资本市场中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彻底抛弃为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指导思想。政府要侧重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全面实现资本市场的公正与效率，发展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来为商业银行创新提供场所和条件。无论是否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两个效应，一是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二是民间的、社会的财富增长相对缓慢，中国的国民并未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分享到应有的实惠，因而是一种“贫困的增长”。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庞大的、有效的社会存量财富的支持，为此要建立保护社会存量财富的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发展一个强大
的、健康的、透明度很高的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其次是商业银行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进行了以资本市场为平台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第三是汇率体制的改革。这三大改革完成之后，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就基本形成，我们可能在2010年逐步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雏形。
上海财经大学杨大楷教授认为，我国目前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发挥较充分，而其他功能严重不足，募集资金使用严重不规范。同时，政府主导资本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大量注入了国有企业，特别是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要保障中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认为，从功能上看，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明显的差异。这决定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是竞争与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它们既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替代，另一方面它们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商业银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并非“致命性”的打击；资本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但并未使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总量出现萎缩，相反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机遇与舞台。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商业银行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筹资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服务机构和工具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因此，即使不能说没有商业银行就没有资本市场，至少可以说没有商业银行的参与就不会有资本市场今天的成就。金融创新使得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商业银行成了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概念可以替代“金融”或“金融体系”。
四、其他金融与投资问题
在本次论坛上，学者们除了围绕上述主题展开讨论外，还对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和中部崛起两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股票市场论文范文一：
影响今日股市重要消息汇总（6月2日）
【政策】
1、共享汽车：两部分携手制定“共享汽车”新规
6月1日，由中国交通部会同住建部制定的《关于促进汽车租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汽车“达标”项目、承租人实名制等提出明确要求。官方强调，鼓励分时租赁规范有序发展。
标的股：力帆股份(601777)、海马汽车(000572)
【涨价】
1、纸：包装纸涨价贯穿二季度
端午节后，国内包装纸市场再掀一轮淡季涨价潮。近两日，山东、河北、吉林等地9家纸企宣布提高瓦楞纸价格100元-400元/吨。此轮提价距上一轮仅间隔一个月，目前国内120g高瓦最新主流报价在3200元-3350元/吨，二季度以来涨幅近24%。此轮上涨意味着，国内包装纸价格自4月起出现每月一涨，涨势贯穿二季度。受涨价刺激，国内包装纸龙头玖龙纸业(2689.HK)周四大涨6.6%，创出3月中旬以来新高。
标的股：晨鸣纸业(000488)、山鹰纸业(600567)
【产业】
1、苹果产业链：新款iPhone手机正式量产
台湾电子时报6月1日报道，鸿海正式量产苹果新款iPhone手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坐镇深圳龙华，并向集团内重要成员宣布苹果新款手机正式进入量产。鸿海旗下的富士康是iPhone代工商。此前媒体报道称，新款iphone量产在即，鸿海集团正在招募并训练员工。
标的股：蓝思科技(300433)、立讯精密(002475)
2、浙大阿里联合成立前沿技术研究中心
5月31日，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成立“阿里巴巴-浙江大学前沿技术联合研究中心”。作为阿里巴巴“NASA”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携手攻克面向未来20年的核心科技，在人工智能、泛在信息安全、无障碍感知互联等前沿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合作。
标的股：浙大网新(600797)(为浙江大学旗下唯一上市平台)、科大智能(300222)(布局人工智能并与与复旦大学共建智能机器人(300024)联合实验室)
3、手游：中国成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
伦敦风险投资机构Atomico日前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达到1011亿美元，其中中国6亿游戏玩家就贡献了246亿美元，美国玩家以241亿美元紧随其后。此外，有“互联网女皇”之称的华尔街证券分析师MaryMeeker近日指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游戏市场，付费内容崛起，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网络游戏、在线直播、在线视频等娱乐内容买单。
论文关键词：REITs，上市，市场影响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Trusts，以下简称“REITs”）是海外成熟证券市场普遍存在的一种专门投资于出租型成熟商业房地产资产的基金型投资产品，其产品投资特性介于传统股票与债券之间。迄今为止，海外证券交易所已有上千只REITs上市交易。为了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我国正在积极研究REITs产品可行性与方案设计。不过，我国股市投资者历来有偏好新股或新产品的传统，新股上市首日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市场波动剧烈（平均为300%的涨幅）；再如，首批上市（1999年）的封闭式基金交易异常活跃，以基金金泰为例，上市首日涨幅达39.6%，换手率达43.68%，在随后的20个交易日内有6个交易日涨停。在这种背景下，REITs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后价格走势如何变化、投资者对REITs的交易行为如何、REITs产品上市后市场波动如何？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
本文研究目标包括两方面：其一，对REITs 产品上市后可能市场交易进行分析；其二，考察论证如何有效避免投资者盲目投机，特别是防范首只REITs上市后可能的爆炒情况。为此金融论文，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考察海外典型市场REITs上市后的市场运行状况；
（二）考察我国沪市类似产品的投资者构成及交易行为特点，并重点就1998年基金上市后市场运行状况进行案例分析；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我们期望提供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以帮助REITs产品在我国沪深交易所顺利上市交易。
一、境外REITs产品上市交易对市场影响分析
REITs自1960年在美国出现后，先后在英、法、德等发达资本市场涌现，并获得了迅猛发展。根据GPR（Global Property Research）全球REITs 指数规模统计，全球证券化房地产市值规模从1984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400亿美元。REITs产品的平均规模由1984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亿美元。
在亚洲市场，继日本在2001年推出REITs后，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较成熟资本市场也相继推出REITs。其中，在新加坡证券市场中，REITs在过去的三年里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市值年增长率达到108％，已经占到其证券市场市值的10％，成为亚洲最大的REITs市场论文提纲怎么写。香港市场也于2005年11月推出了第一只房地产基金——领汇，并筹得218亿港元，超额认购达到130倍。
（一）REITs投资收益及对分散市场风险的作用
作为房地产类投资产品，REITs具有不同于其他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特征。从收益角度看，根据NAREIT（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Investment Trusts）对1972——2005年期间各类产品投资收益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REITs 产品与其他证券产品相比年收益率较高，仅次于小盘股，高于大盘股与债券（见图1）。根据Bloomberg统计，全球REITs（即富时EPRA／NAREIT 指数）从2001年到2006年的年化报酬率为21.09%、年化标准差为12.57%。在此期间，摩根士丹利
资本国际公司（MSCI）世界指数股票年化报酬率为3.72%、标准差为13.92%；花旗集团全球政府债券指数年化报酬率为4.11%，标准差为2.55%。这意味着在诸多产品中，REITs指数的风险调整后收益（Sharp指数）最高，即REITs产品在相同风险下，回报率最高（见表1）。此外，REITs 平均年配息率达5.27%，不仅高于全球债券（4.57%），更优于全球股票（2.18%）。
图1 各类产品投资收益比较
资料来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表1 各类别产品夏普比率比较（1970-2006）
年份
类别
夏普比率
1970-1981
1982-1999
2000-2006
商品
0.3984
0.1654
0.3356
REIT指数
0.2577
0.4742
1.392
国际发达股市
0.0841
0.4809
0.0911
美国股市
0.0301
0.7381
-0.0806
美国固定收益市场
-0.1375
0.8193
0.9032
美国长期国债
-0.2743
知名学者成思危1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中国证券报》联合举办的第10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说：“我不赞成经济学家大量担任独立董事。”现在很多公司聘请知名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当好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经济学家本身不是搞企业管理的，他们擅长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们中有多少人能看懂会计报表？如何识别企业在会计报表等方面的猫腻？在国外，担任独立董事的70％以上是对企业管理有经验的，甚至是别的公司的高管，与本企业没有利益冲突。
成思危认为，独立董事除了任职条件外，责权利都得考虑，报酬太高会被管理层收买，报酬太低没有积极性。独立董事应有行使职权的手段，现在的独立董事临到开会才拿到企业提供的资料。在国外，独立董事担任企业薪酬委员会主席，所有的文件都要在开董事会前15天发放到独立董事手里。
成思危说，薪酬委员会主席如果不是由独立董事担任，而由企业内部人士出任的话，就很可能出现公司自己给自己无节制地发放薪水奖金的现象。独立董事的辞职制度也应规范，不能公司出了问题就辞职离开，要承担连带责任。
成思危还指出，现行独立董事机制确实有一些问题。独立董事都是大股东聘请的，多是自己的好朋友或支持大股东的人，容易站在大股东一边说话。另外独立董事的资格没有明确规定，应抬高任职资格。（据新华社2006年1月7日电江国成/文）
02、王世杰：绿色GDP核算应当缓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存在明显缺陷。他们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积累财富的虚假部分，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体而言，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扣除自然资产主要是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总量。而资源环境损失主要包括资源耗减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所以，在笔者看来，绿色GDP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它无非是在原来GDP的基础上扣除掉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绿色GDP提出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它反映了人们环境保护的意识在提高，但以为绿色GDP的提出乃至核算就能正确反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未免有失偏颇。首先，GDP是绿色GDP的基础；其次，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才会有意义；最后，绿色GDP本身也只是反映了环境资源损失的代价，它同样没有反映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如果真以为绿色GDP能反映国民福利问题，那就更大错特错。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GDP肯定没有国内总福利（GNW）这个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福利问题。因此我以为，绿色GDP与GDP一样是一个存在弊端的指标。（摘自2005年第11期《宏观经济研究》作者为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
03、赵长保：警惕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倾向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赵长保2005年11月26日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县域经济发展中要警惕两种倾向。第一个倾向是盲目冒进的倾向。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项目选择的盲目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对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欲望都比较强，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急于求成的做法。可能在项目选择的时候，没有经过科学论证，也没有和当地的资源条件进行很好的结合，然后就凭空提出一些项目。盲目冒进的第二个表现可以说是“就米下锅”。好不容易有一个投资者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想先把他留下来，没有认真考虑这个投资在本地是不是合适，会在本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有危害。
第二个倾向是忽视农业的倾向。“工业强县”这个口号很多地方都不陌生，应该说这没错，但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度。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不能忽视农业，因为在这些地区，农业恰恰是优势，是最有利的资源，这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我们发展的产业类型是什么，这个基础都不能丢。（摘自2005年11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04、丁学良：什么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香港学者丁学良的“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发表后，引发了众多回应。本刊也在2005年第12期摘编了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的文章《经济学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日前，丁学良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详细阐述了合格经济学家的学术标准。他说，国际上有13种不同的方法比较经济学系和经济学家，其中的核心是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这是经济学界内部由不同的专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论研究出的评价体系。目前国际公认的方法是对专业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进行排名，然后依据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进行评价。
丁学良先生说，他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在13年间，经济学系在国际上的排名大约在75～100名之间，在整个亚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师的标准为例，大约比较切合实际。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聘用教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刚毕业的博士，这时只要求他们提交2～3篇他们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位成名经济学家的推荐，系里选择排在前列的几位，给一个求职演说(job talk)的机会。这时考察的是他们是否受过合格的经济学训练，是否有学术研究的潜质。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发表了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此时的标准是在第一档的学术期刊(全学科的，国际排名在15名以内，《美国经济学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等，刊登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在第二档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内，包括学科分支的专业期刊，如《财政经济学学刊》、《人力资源学刊》、《比较经济学学刊》等)上发表至少两篇论文。
【摘要】Many people hold that it is the inadequate financialliberalization that has led to the financial crises in Asiaand Latin America.y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is quite necessary.This paper，however， maintains a differentview.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as long as maximum profitsare set as the goal，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s bound to poseobstacle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even i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reasonably stable.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in East Asia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financial mechanism such as competition in banking. The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in marketing，then，are maintenanceof order and coordination of dealings.
【关 键 词】金融约束/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政府
financial restric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growth/government
【 正 文 】
一、引言
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相继触发了泰国、印尼、韩国、香港及日本的货币和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一场持续一年多的金融危机降临到亚洲及相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危机与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引发的拉美金融危机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首先发生在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迅速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染，都面临着短期投机性的国际资本侵袭， 都经历着一个稚嫩的金融自由化过程。 卡明斯基（Kaminsky）和莱因哈特（Reinhart）的论证表明， 1996 年后的东亚和1993年前的拉美在资本流动构成上的差别已经消失。
对一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的传统解释，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把金融危机看作该国经济基础扭曲的结果，比如结构不合理、产业“空心化”等，都可能引发货币贬值。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是受国际资本市场不稳定性的，当该国开放金融市场时，短期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本国，刺激国内金融市场“泡沫”的繁衍，一旦这些资本撤出，则整个泡沫破裂引发危机。针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拉德莱特（Radelet） 和萨克斯（Sachs）把东亚金融危机归结到一种不可预见的金融恐慌，它与一国的经济基础强弱无关。麦金农等人则强调，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正确的金融改革次序，在市场开放前培育起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内银行体系，并维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性。事实证明，那些较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性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常常发生危机，而那些缓慢而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则少得多，比如我国大陆及省都成功地抵御了危机。卡明斯基和莱因哈特通过对1994年拉美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的金融危机的比较发现，国际资本市场的反复无常与一国脆弱的金融体系相结合，是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 Chang等人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韩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自由化次序（特别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未设计好，再加上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和软弱无力，导致通过短期外债融资的私人部门过度投资、乱投资。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主要有两个：错误的金融自由化次序与脆弱的金融体系。国际资本市场的易变性及短期外资的投机性只是一个诱导因素及强化因素而已。不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体系其实是同一个问题。Singh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及股票市场的相应扩张的确阻碍了经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抑制是有害的，而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也是有害的。由于很少有发展中国家找到一个良好的金融自由化顺序，一种观点便是回归到以前的金融抑制状态。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只要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那么适当的金融抑制自动转化成金融约束，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可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的经验支持主要来自亚洲早些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亚洲新兴化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经济增长来自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通过适度的价格控制和行业进入控制，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青木昌彦等人把这种看法称为“市场推进论”，在金融市场上，这种观点和金融约束论是等价的。
金融危机导致的普遍看法就是政府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度管制，通过政府的直接介入来获得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开放是需要的，但又必须审慎对待。本文感兴趣的是，这种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否真正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显示，正是政府抑制金融市场导致了以租金形态表现出的金融资源损失，并同时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由于金融约束论坚持新古典的局部均衡分析，从而导致了似是而非的结论，不仅把金融政策引向错误的方向，而且还会造成理论本身的混乱。我将分两个部分回答这些疑惑，首先用新古典范式本身来批评金融约束论，在此基础上用中国的经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背后的制度缘由，进而回答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范围。
二、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表面上看似乎得不到东亚经济发展经验的支持，因为在东亚，无论是居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韩国，还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但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赫尔曼等人据此提出了所谓“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论点是，给定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前提条件，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把实际利率控制在竞争条件以下，但仍是正的。
按照赫尔曼等人的看法，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里的租金不是指属于无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收入，而是指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这种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的、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具体地说，租金的创造产生了以下积极作用：（1 ）租金为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促使它们经营更加稳健，有更强的动力监督贷款企业，降低管理贷款组合的风险。同时，租金也促使银行有动力增加其存款基数，扩大中介范围。（2 ）政府将租金指定用于专项银行业务，这样就可以促使银行开展一些市场条件不利的业务，如长期贷款。（3）政府制订贷款利率上限， 相当于向生产部门转移一部分租金，这会提高生产企业的股本份额，因为股本的变化可以向金融机构显示自身专有的信息，从而改善银行的贷款决策；同时，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还可以弱化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现象。（ 4）政府通过实施定向信贷政策，会在企业中间产生“竞赛效应”，从而更好地激励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
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是不同的，对前者来说，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在民间部门设立租金，由金融机构和企业分享，即政府把存款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 下，产生出一块租金，由金融机构获得，同时把贷款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下，迫使金融机构向生产部门转移一部分租金，在这一租金流动过程中，政府不占有租金。而在后者，政府是通过干预来索取租金，即在金融抑制状态下，政府制订利率限额设立租金，然后以通货膨胀税等形式直接占有它。下面引入一个简单的信贷市场上的供给—需求模型，来讨论金融约束环境下政府控制利率作为一种租金创造机制的作用。在这个简单模型中，金融体系包括三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居民部门、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部门，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部门。政府只起到监管者的作用。再假定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而是对银行服务设施及质量敏感。
在图1中，S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D 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需求；r[，0]为市场均衡利率；Q[，0]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控制存款利率，但不控制贷款利率，那么此时均衡贷款利率由资金需求曲线决定，若存款利率限额为r[，d]， 均衡贷款利率则为r[，l]，差额r[，l]－r[，d]构成租金， 由于假定政府只作为监督者出现，这些租金只为银行所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0]－r[，d]，企业的租金贡献为r[，l]－r[，0]。
当银行占有一定量的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营销网点，提高服务质量，从而使正式的金融部门逐渐一体化为非正式的民间金融部门，由于假定居民储蓄只对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范围敏感，正式金融部门中介范围的扩张及服务质量的提高必然提高储蓄水平，这就是储蓄的“租金效应”。如图1所示。
附图{图}
图1
这一“租金效应”促使资金供给曲线从S右移至S。 由于政府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r[，d]，那么储蓄水平上升后， 均衡贷款利率反而下降了，与此相对应，均衡贷款水平扩大，并超过没有政府干预时的均衡贷款水平Q[，0]。这意味着，尽管银行从企业和居民那儿占有了租金， 由于租金效应，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约束环境反而放松了，也就是说，金融约束政策促进了金融深化！
赫尔曼等人也注意到利率管制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但他们强调，重要的是权衡损失与金融约束的好处。如果存在成本或市场失灵，则租金创造所产生的直接好处（通过减少中介成本）远大于福利损失。租金创造的福利收益可以用供给曲线的外移来表示。
若不考虑储蓄的“租金效应”，金融约束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是Q[，d]线和S、D线围成的哈伯格三角形的面积，若考虑到“租金效应”，则福利损失表示为Q[，d]线和S线、D线围成的三角形面积，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因此，金融约束带来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储蓄的“租金效应”直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信贷市场上的贷款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约束的收益；另一方面，该“租金效应”又降低了贷款利率，减少了约束的福利损失。租金效应越大，金融约束的正效应越明显。
不过，赫尔曼等人特别强调实际利率不能为负，因为一旦实际利率水平过低，就会出现资产替代效应，从而抵消了租金效应。若没有或只有很小的租金效应，那么金融约束政策只能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才有效。
三、为什么金融约束论不可行？
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无非是要证明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对这一结论的经验支持来自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金融约束论成立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二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从而确保实际利率为正且稳定。赫尔曼等人说，当这两个条件被满足后，政府直接管制利率可以产生所谓储蓄的“租金效应”，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仔细推敲金融约束论的逻辑，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结论的要求。如果要得到赫尔曼等人的结论，还必须假定：政府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完全理性；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业充分竞争，生产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即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金融资产单一，居民几乎不可能选择资产组合，或者说，金融市场只体现为信贷市场。进一步看，当同时考虑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弹性越大，或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金融约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就越小；特别是当银行业充分竞争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弹性越大，会导致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如果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租金效应，就必须实行银行业垄断，而在垄断条件下，福利损失更大；同样，只要企业的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大于储蓄的租金效应，如果政府同时管制存贷款利率，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放松政府完全理性的假定，并考虑到政府并不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会降低。因此，考虑到以上前提条件无法满足，就意味着金融约束政策是无效的。特别是，给定银行和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价格管制和银行业充分竞争是不能兼容的，在一个有限竞争的金融市场上，内生出占绝对优势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体制不鼓励 创新活动。
所以，金融约束政策必然伴随着外延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正如克鲁格曼在批评“亚洲奇迹论”时所提出的，亚洲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集权体制的资源动员制度。可见，在图1中，即使存在均衡贷款水平的扩张， 也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增长。
前面我们一直假定政府追求福利最大化，银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若放松这些假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很明显，若政府的目标与政府官员的自利目标分离开来，或者即使政府中不存在利益矛盾，但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的缺乏及建立与维持复杂的行政管理机制的困难也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局限性。政府体制的不足使得赫尔曼等人所赖以维持的政府不占有租金的假设无法成立，而一旦政府占有部分租金，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大大弱化了。
不仅如此。假如银行和企业是国有的，其目标就是多重的，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追求一定的社会收益。经济学证明，在多重目标的约束下，银行和企业存在大量的X低效率（或成本过高）， 结果，银行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存款，企业也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生产，换句话说，大量的租金转化成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
当有限能力且自私的政府与国有银行、企业相结合时，更危险的局面出现了，这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追求一种量的扩张及非生产性资源消耗，迫使银行向其持续注资。由于企业效率低下，一部分资金便成了坏账，构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当企业亏损面与银行不良债权比重同时扩大时，整个金融体系便处于危机的边缘。笔者估算了1992～1997年间中国金融抑制的成本，仅这6年间，贷款损失就达12512.66亿元， 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这种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也会带来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据最近的有关报道，截至1998年底，泰国商业银行3 个月以上未能支付利息的呆账已占信贷总额的49.3％；印度尼西亚该比例为60％以上；马来西亚金融机构1998年12月底的呆账比例达14.9％；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已确定的不可能回收的坏账占三个月以内未能支付利息呆账的7.4％，比上年同期增长1.6％；新加坡大型银行1998年底的不良债权比重为8.2％，比8月底上升了2.1％；日本1998年的不良债权为76万日元。
所有这些数据均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新兴市场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外延式发展战略及长期效率较低的企业。
四、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给定一系列的假定条件，金融约束政策即使取得了增长效应，也不过是一种量的扩张，即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路径有很多弊端，特别是缺乏长期效率。但是，我们也证明了，给定同样的条件，金融约束政策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的竞争及其他市场上的竞争带来的。赫尔曼等人只分析信贷市场，忽视了其他市场的作用，因而得出了过于天真的结论。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约束论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相匹配，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导致这一目的的政策手段上。麦金农一肖学派的观点类似于“亲善市场论”，这种观点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政府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因此，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是选择一个恰当的自由化次序，由市场来决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论调认为，市场失灵普遍存在，企业等民间部门和组织没有能力协调这些失灵问题，只有政府亲自介入市场活动，系统地人为扭曲价格，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驾驭市场，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总是隐含地假定，政府比民间部门拥有更充分的信息和判断力，有能力直接协调经济活动，维持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他们都把市场和政府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强调，政府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但是，青木昌彦等人从不同角度发现了政府的新角色。他们认为，政府并不一定要替代市场，而是可以采取相应的政策来治理和诱导民间部门的组织和行为，从而起到促进民间部门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增进论”。例如，政府制定专利制度就是一种增进市场的政策，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措施，发明人就必须自己采取措施来保障发明权益，这不仅增加了发明成本，而且也提高了发明风险，政府通过供给一种专利保护制度，可以强制性地替发明者设置一定期限占有发明租金的权利，这样就有效地刺激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动。
问题在于，当我们面对 金融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时，仅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角度来权衡各自的活动范围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不良后果常常无法用政府失灵成本来解释，因为政府能力的局限性仅是这种组织内部交易成本的体现，它代表着政府干预成本的很小一部分。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政府管制利率不仅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上，而且阻碍了经济中民间部门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这些管制的不良后果可称为政府干预的外部成本，它代表着不恰当的干预行为引致的负的外部性。由于政府干预的外部成本是覆盖整个市场的，其影响要比当事人之间的协调失灵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当一项干预措施不能带来确定的收益时，宁可让市场来解决问题。另外，根据我们的市场制度结构理论，市场自身解决协调失灵的能力要比已有的认识大得多，一般讲市场失灵总是特指某一市场，但考虑到两个市场并存时，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弱化某一市场的协调失灵，政府的作用似乎更应体现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机制上。
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通过供给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安排，在中培养一种维持自由试验环境的能力，即保证新制度能自由地建立，以及允许现有制度不断地被那些更成功的制度所取代。具体地说，政府通过引入他国的成功经验，并别国失败的教训，制订出一些基本法规政策；或者从本国民间部门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规则，上升到基本的法规政策，然后把法规政策向全国实施。由于法规政策只是基本原则，可以允许当事人在一个有约束的框架中自主决策，这样既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当事人之间行为的协调，又维护了当事人的创新能力。当然，这些基本的法规政策并不是那些直接规制价格的政策，而是规制当事人行为的政策，政府通过调节当事人的行为来促进市场发展，而不是通过扭曲价格来驾驭市场。事实证明，后者总是无效的。
第二，政府通过协调各市场的发展速度来促进市场的整体进步。正如笔者已经证明的，发展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证券市场、产品市场及劳动市场等的开放，这些市场竞争度的提高促进了信息集散，强化了对当事人的激励和约束，激活了闲置的资源，有效地分散了当事人的风险，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那些转轨经济国家，即使是证券市场等开放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主要体现在限制市场进入上。例如，中国的证券市场更多地倾向于让国有进入，结果弱化了证券市场应有的功能。当证券市场等不能充分竞争时，信贷市场上的抑制的弊端就更多地表现出来，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总体的风险。如果政府出于某种理由一定要抑制信贷市场，那么可行的改革步骤是加速其他市场的开放度，提高这些市场的竞争性，这样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市场的替代功能，并通过互补性激活受抑制的信贷市场，促成信贷市场的自发开放。中国产品市场等竞争度提高后，银行业竞争也日趋激烈，并且逐步硬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促进了经济增长。当然，仅仅依靠某一两个市场的开放是不够的，因为信贷市场的抑制会产生负的外部性，波及到其他市场上，就会降低这些市场的功效。例如，贷款利率的管制及数量配额助长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并刺激企业追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同时，政府直接介入银行经营，也使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彻底硬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开放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同时，应逐步放松对信贷市场的管制，以充分激发各市场之间正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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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薪酬管理平均主义福利
一、薪酬管理基本理论解析
（一）薪酬的概念和内容
薪酬是指员工在从事劳动、履行职责并完成任务之后所获得的经济上的酬劳或回报。狭义来说，它是指直接获得的报酬，例如工资、奖金、津贴、股权等。广义来说，薪酬还包括间接获得的报酬，例如福利。
（二）薪酬管理的含义和内容
企业的薪酬管理，就是企业管理者对本企业员工报酬的支付标准、发放水平、要素结构进行确定、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必须就薪酬水平、薪酬体系、薪酬结构、薪酬形势以及特殊员工群体的薪酬做出决策。同时，作为一种持续的组织过程，企业还要持续不断地制订薪酬计划、拟定薪酬预算、就薪酬管理问题与员工进行沟通，同时对薪酬系统本身的有效性做出评价而后不断予以完善。企业薪酬管理主要包括确定薪酬管理目标、选择薪酬政策、制定薪酬计划、调整薪酬结构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确定薪酬管理目标
根据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规划，薪酬管理目标具体地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建立稳定的员工队伍，吸引高素质的人才；②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创造高绩效；③努力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的协调。
第二，选择薪酬政策
薪酬政策，就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薪酬管理运行的目标、任务和手段的选择与组合，是企业在员工薪酬上所采取的方针策略。薪酬政策具体的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企业薪酬成本投入政策；②根据企业的自身情况选择企业合理的工资制度；③确定企业的工资结构以及工资水平。
第三，制定薪酬计划
薪酬计划，就是企业预计要实施的员工薪酬支付水平、支付结构及薪酬管理重点等内容，是企业薪酬政策的具体化。企业在制定薪酬计划时要坚持以下两个原则：①与企业目标管理相协调的原则；②以增强企业竞争力为原则。
第四，调整薪酬结构
薪酬结构，就是企业员工之间的各种薪酬比例及其构成。薪酬结构具体的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企业工资成本在不同员工之间的分配；②职务和岗位工资率的确定；③员工基本、辅助和浮动工资的比例以及基本工资及奖励工资的调整等。对薪酬结构的确定和调整要坚持给予员工最大激励的原则。
（三）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
第一，外在环境因素(externalenvironmentfactors)。包括政府政令，经济，社会，工会，劳动市场，生活水平等。
第二，组织内在因素(organizationinternalfactors)。包括财务能力，预算控制，薪酬政策，企业规模，企业文化，比较工作价值，竞争力，公平因素。
第三，个人因素(individualfactors)。包括年资，绩效，经验，教育程度，发展潜力，个人能力等。
二、我国企业薪酬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才竞争呈咄咄逼人之态，我国企业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人才外流相当严重。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充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优厚的待遇，从各方面登陆抢滩，网罗优秀人才，使中国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着严峻的人才竞争和挑战。当前，我国企业薪酬管理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较低的工资与福利水平使企业薪酬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争取和留住优秀人才，并导致人力资源重置成本的增加。
（一）政府对企业的薪酬管理干预过多
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配主体地位还没有根本确立起来。虽然企业已经拥有较大的内部分配自，但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大多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决定权仍由政府有关部门掌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实行工效挂钩或工资总额包干办法。非国有制企业大都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或直接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定工资总额的办法。有的地方政府，不仅控制企业的工资总额，而且直接干预企业内部工资比例等具体管理决策。这使企业的薪酬管理自难以落实，严重影响了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质量。
（二）平均主义倾向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方式上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局面，坚持“按劳分配，效率优先[论文之家]，兼顾公平”的原则，然而许多企业在薪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仍很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经营者收入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一方面经营者收入与员工收入水平平均化问题严重。据调查，在企业经营者与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比较方面，有半数以上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本企业员工收入的2倍以下的占57%，有1/3为员工收入的2-5倍，年收入在员工5倍以上的比例较低，为9.7%；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经营者的收入差距不大。在我国企业中，一方面业绩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不一定获得高收入，不少业绩很差企业的经营者却获得及不相称的等同收入。
第二，企业员工之间薪酬水平平均。企业内部技术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与一般员工工资收入差距不大，关键的技术、管理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相当于普通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不到2倍。薪酬决定因素中，代表身份的工龄和资历占重要地位，而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企业员工工资外收入基本是以补贴和奖金的形式平均发放，项目多、分配复杂。
第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报酬收入水平偏低，另一方面对企业家的报酬激励方式比较单一，大多仍为基本工资加奖金、年度奖金奖励等构成。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考核监控力度薄弱，考核指标体系单一，
（三）福利设计缺乏弹性
我国企业员工的福利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福利，如医疗保险、住房补贴、加班费、洗理补贴、子女入托补助等等，缺乏一些在西方国家开展的诸如顾问服务、教育培训福利计划、家庭关爱福利、家属福利等人性化的福利项目。此外，我国企业提供的福利都是固定的，福利设计并没有真正让员工参与进来，缺乏灵活性。
三、我国企业薪酬管理产生的原因
薪酬管理是一个时期组织内外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企业薪酬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加上企业内部原因，我国企业薪酬管理与国外企业仍存在着很大差距。
（一）企业尚未成为自主分配的主体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整个社会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一部分，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所有资源都是有计划实现的。企业享有分配自成为分配主体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改革才能达到目的。
（二）薪酬管理上技术上的失误
一方面，我国企业内部机构重叠，岗位职责不清，人浮于事的现象仍较为普遗，人员能进不能出，岗位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一问题严重制约着分配制度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薪酬设计时不以岗位分析为前提，不考虑岗位之间的差异，使薪酬本身缺乏激励作用。虽然有些企业已认识到薪酬管理的重要作用，但缺乏令现代薪酬管理理念得以运行的方法、技术和人才，企业薪酬管理难以实施。
（三）薪酬管理配套措施建设滞后
外部[论文之家]环境对企业薪酬管理影响很大，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增长，企业薪酬管理外部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缺乏一个对经营者强有力的考核激励约束主体。二是国家至今未出台统一的成熟的年薪制和期权期股的相关规定，各地各企业的做法不一，差距很大，很不平衡。三是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很不健全.在股票市场的表现是缺乏一个成熟、稳健、法制化的股市，期权、期股实行的基础不稳固。四是企业经营者与党政领导干部界限不清，二者的福利待遇没有明确规定。
四、我国企业加强薪酬管理的对策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时代，是人力资源竞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薪酬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薪酬策略和薪酬实践己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利用好薪酬这个激励杠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令其获得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满足是企业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我国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实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政策。
（一）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本身可以完全解决的，首先需要外部有良好的环境。国家要继续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摒除附着在企业上的政治，社会功能，使其真正成为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给与企业在用人、薪酬管理方面的完全自，这样企业才能根据市场竞争状况与市场薪酬水平自主决定薪酬结构与薪酬水平。
（二）打破平均主义，科学规划薪酬制度体系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占企业总人数的比例虽然很小，但是他们却对整个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的成就感、事业感、争取较高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是推动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动力，但较丰厚的薪金报酬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的工资可以采取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内容的选择及具体的分等定级，其构成如下:工资=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学历工资十绩效工资+福利。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给与适当的薪酬激励，实行年薪制、股票期权制。
（三）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完善健全的增资机制
企业在具体确定工资总额和工资增长率时，要讲求操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首先，进行薪酬调查，取得相关行业企业的薪酬结构和薪酬水平的资料，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劳动能力的分析；其次，严格实行全面考核，不仅考核职工的技术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正确区分劳动差别；最后，综合以上的情况，对工资结构、工资标准、工资形式，以及工资晋升条件等十项进行决策，决策前应征求企业工会职代会及全体职工的意见。
（四）促进福利政策设计的人本化
企业要留住人才，不仅要提供给员工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优厚的福利也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政策应该是公司整体竞争优势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福利项目包括优厚的资金、法定福利、衣食住房补贴、完备的员工培训、购房购车无息贷款、补充性养老保险、有薪假期、特殊福利、员工俱乐部活动等.加入WTO后，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我国企业应将西方国家人性化的福利项目与我国的实际结合，不断推出多元化的符合中国特点的福利项目，尤其是那些满足员工丰富需要，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福利项目，如教育福利等，为员工提供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优良环境。同时，企业还可以借鉴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的“弹利计划”，由员工在企业规定的时间和金额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搭建自己的福利项目组合，满足员工对福利灵活机动的要求，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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