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0 17:07:57
关键词：知识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调整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还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适应，都离不开保险业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社会稳定及协调发展效应愈加明显。文章从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两方面对山西保险业发展的功能进行了评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险业大有作为。第一，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可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养老和健康保障，保险可以解决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
一、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1.经济补偿效应。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集合和分散风险的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
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及重大煤矿事故中,保险业及时赔付，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和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据统计，2004年山西省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保险金达到19.7亿元，2005年达到20.08亿元，2006年达到25.27亿元，2007年达到52.5亿元。例如，2004年8月18日，大同合成橡胶集团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生产线遭受严重毁坏。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勘后，立即支付预付赔款400万元。并于2004年12月24日经公估机构里算后，向大同橡胶集团支付赔款869.59万元，使该受灾单位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2004年10月7日，山西运城虹桥旅行社承办的旅游团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8人重伤、12人轻伤的恶性事故，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支付旅行社责任险赔款125万元。2008年3月9日，阳泉市平定县山西海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事故，造成6名矿工窒息死亡。大地保险阳泉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加大理赔“绿色通道”的开放力度，及时支付保险赔款120万元。
2.资金融通效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筹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具有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内在的投资需求使保险公司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具有资金融通效应。保险费是预付的，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要在整个保险期内履行，还有损失发生与给付之间存在间隔、历年赔付率波动、巨灾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要提留各种准备金。运用暂时闲置的大量准备金保证保险资金的运动是必要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收益和增强给付能力。投资收入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保险业通过收取保险费，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保险基金，再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形式进行资金运用，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建设融通了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支援了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改革顺利进行。2004年，我国各省市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保险需求弹性值为1.49%。
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国债、证券投资基金和同业拆借等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的资金融通效应将逐步得到发挥。
3.收入分配效应。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感到风险的行为主体（投保人）愿意出钱（保险费）给另一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收到保险费后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发生损失时，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这是典型的交换，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影响到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和收入再分配的形成。
二、保险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保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贯穿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度安排，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效应逐步发挥。
1.社会稳定效应。保险公司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要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需要掌握财产的分布和各种灾害事故损失的统计资料，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积累防灾防损经验。减少灾害事故能相应减少保险的给付，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宣传并向防灾防损部门投资，把防灾防损作为保险的首要任务。保险赔偿只是分摊灾害事故损失，但整个社会仍受到危害，只有防灾防损才能减少灾害事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投保人投保只是预防万一，他们宁可保险费白缴，也不希望灾害事故发生。可见，保险公司是社会防灾防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
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保险业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以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仅通过招收业务人员，就解决了130多万人的就业难题，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效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快发展，社会保险费收入和参保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人们大病医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退休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口，保险业报出了一系列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满足了人们较高层次的保障需要。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且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增加扩展家庭效用，还可以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提高收入预期。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人们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
3.社会管理效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助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开拓服务领域，保险可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风险管理日益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将更多地依赖于时常化的手段来解决。保险将逐步成为个人生涯规划和家庭保障计划的重要内容。
4.本地化效应。保险业只有融入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山西省各保险公司不断寻找保险发展的增长点和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从支持支柱产业、服务“三农”、推动责任险等方面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保险发展领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储量为最。煤炭行业是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安全保障问题又是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组建专业性煤炭保险公司。针对各地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责任事故，2004年12月,山西省在采煤行业推动开展煤矿职工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2006年11月，山西省开始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大力引导和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积极投保责任保险，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朱文胜.保险理论研究的思考.保险研究，2000(3)
[摘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5%。在48771件劳动争议案件中，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5%,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占到全国当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3]。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4]。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应对金融危机对劳动关系影响的对策
通过对现有的劳动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本质内涵进行理性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从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出发，寻找出积极有效的对策。
1.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意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部分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而金融危机则给部分企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现在许多企业感到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部门的帮助。因此，劳动保障局要强调提升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严格执法的同时要做到服务至上。当前形势下，尤其是要帮助一些用人单位了解劳动合同解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未雨绸缪，规范用工行为。做到裁员不欠薪，失业有保障，既维护企业利益又保障职工权益；采取积极手段，及时贯彻执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市有关“应对危机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政策，如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适当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费率等，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
2.保增长，促发展，坚定发展的信心。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我国经济遇到许多困难，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这场发端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滞后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经营者大都对突如其来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预计和准备，心理压力增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经营前景感到迷茫。在经济困境时，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国家已经陆续出台和采取了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保增长、促进发展，社会各方面也应从多方面关怀企业家、支持企业家，帮助企业家提振信心。加快完善支持政策，并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使企业度过艰难期，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3.严惩恶意逃跑企业主、对外资非正常撤离跨国追责。
劳资双方共渡难关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要防止转嫁危机，防止借共渡难关为由，企业把所有的责任都让工人承担。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盈利，企业主赚得盆满钵满，当经济不景气时，有的企业主为逃避责任而逃跑，把责任转嫁给员工。为此劳动监察部门事先监控重点劳资矛盾突出的企业，要做好预警工作，各级工会要有专人负责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及时报告，防范企业主逃跑，使之图谋不能得逞，对逃跑企业主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严惩，起着警示作用。对外资非正常撤离，国家将跨国追究责任。
4.工会教育员工和企业主共渡难关教育。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
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在金融危机下，劳资互信互助互谅，抱团取暖，共渡难关，才能走出困境。所以企业一方面要把目前出现困难讲清楚，使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措施正确、理性的对待，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有长远的考量，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双输”局面。
5.劳资矛盾越是突出越要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我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劳资矛盾和冲突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个别企业趁机见缝插针侵犯劳动者权益，还拿出“应对危机，无奈为之”的幌子掩人耳目，更有甚者还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试图把法律规定“打折”甚至“冷藏”。金融危机不是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挡箭牌，“金融危机下，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是有不同选择的，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无止境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度时艰”[4]?当然应该是后者。金融危机的劳动关系不仅是合理也是合法的，劳资矛盾越多越是应该坚持《劳动合同法》，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劳资矛盾越是增多、劳资冲突越是加剧越应该保护处于弱势劳动者的利益，确保劳资双方冲突降到不至于爆发大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程度。只有如此，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社会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1]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保障出版社，2008,400.
[2]乔健。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的治理[EB/OL].2009-05-13.
关键词：山西玉米传播引种经济作用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4]同上。[5]同上。
[6]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7]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3，《物产·谷属》。
[8]宣统元年《文水乡土志》，卷8，《植物·第六课》。
[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5，《谷部上》。
[11]嘉庆二十一年《长子县志》，卷3，《物产·谷属》；嘉庆《河津县志》；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1，《物产》；道光十六年《繁峙县志》，卷3，《物产·谷类》。
[12]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3]光绪《增修祁县志》，附李芬《捐赈人名序》。
[14]光绪八年《寿阳县志》，卷11，《艺文志上》。
[15]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7~188页。
[17]光绪九年《文水县志》，卷2，《物产·谷属》。
[18]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19]《阅微草堂笔记》，卷23，《滦阳续录五》。
[20]安恭己：《新修太谷县志序》，见民国《太谷县志》
[21]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6页。
[22]顺治《潞安府志》，卷1，《物产》。
[23]《晋商盛衰记》，太原监狱石印，民国12年，第9~10页。
[24]《明史》，卷8，中华书局点校本七，第1933页。
[25]《杨石淙文集》二，见《明经世文编》（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9页。
[26]参见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第189页。[2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28]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9页。[29]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0]民国18年《新绛县志》，卷3，《物产》。
[31]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中华书局，卷100，《记六之二·风土记下》。
[32]民国27年《平定县志》，卷2，《物产》。
[33]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232页。
[34]参见《山西通史·卷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要有自己的的发展模式。21世纪，是中国物业管理行业进入发展、完善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激烈、管理完善、服务理念提升的时期。对石化行业的物业管理来说，质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形成、高新技术的应用、消费观念的更新，要求物业管理企业从服务观念到服务方式，从经营理念到市场定位，都要作出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国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物业管理市场容量不断扩展的机遇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平台，才能获得市场。
关键词：改革尝试良性发展精干高效以人为本根深蒂固资源配置环境意识规模效益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管辖的油田、炼油化工企业属于典型的独立工矿企业，由于社会经济、地理环境和生产的特点所决定，承担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炼油化工企业多建在远离城市的郊区，生活区往往自成体系，石油企业由于油区分布广，居民区分散建设，没有城市依托，企业不得不建设自我封闭、包罗万象的社会服务系统。到2000年底，石化集团社会服务系统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00多亿元，从业人员20余万人。物业系统是社会服务部分的主要内容，拥有居住面积4300多万平方米，住宅总数超过66万套，各类物业公用基础设施和文体娱乐活动设施等超过4万个，资产原值超过20亿元。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人员达到近8万人。
1998年经国务院决策，石油和石化两大行业进行了重组，实现了上、中、下游业务一体化经营。为了适应国际化竞争需要，寻求更大发展，1999年开始，石化集团对内部业务和资产进行了重组。将核心业务中的优良资产从集团公司剥离出来，改制成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10月在纽约、伦敦、香港三地成功上市。占从业人员60%的非核心业务和大量的不良资产作为存续企业留在了母体，主要包括专业化施工、生产后勤辅助、多种经营和社会服务四部分。在过渡期，对存续企业实行关联交易、限额亏损、定额补贴的经营管理政策。社会服务部分的改革目标是将来与企业分离，在条件成熟时最终移交政府、回归社会。国家关于企业办社会的指导方针和企业体制的重大变化对物业管理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像石油石化这样缺乏城市依托的独立工矿区，物业管理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对策？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石化集团物业管理的探索和实践
伴随着石化集团重组改革的进程，作为社会服务部分重要内容的物业管理系统也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是形成了专业化的物业管理队伍。按照石化集团重组改制的总体要求，企业办社会部分的人员、资产从原来的主营生产单位分离出来，组建了专门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机构。例如，在油田企业管理层设有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分片设立若干社区管理中心（二级单位），下设物业管理公司或物业管理站，负责居民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二是物业管理的覆盖面大大拓宽。目前小区物业管理和服务涉及的内容包括房屋的维修、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管理，小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治安、环卫、绿化、交通、消防管理，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康乐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等。三是按照关联交易的原则物业公司形成了新的经营运行机制。物业管理公司做到了经费来源规范、成本明晰、费用开支透明。物业管理费支付结算实行业主（即主营单位）与服务方（即物业管理公司、站）共同签认制度。物业管理单位实行了独立核算，实行以满意率指标为主的综合考核。四是形成了合理的服务定价机制。定价是业主和委托服务方关注的焦点。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精神，服务价格确定的原则是；有国家定价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执行，无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既无国家定价又无市场定价的按照实际成本+合理利润定价，以上情况都不适用的通过双方协商定价。
物业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对独立工矿企业的居民小区实行物业管理，得到了主营单位和广大居民的支持拥护，总体效果是好的。一是矿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居民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广大职工更加安居乐业。二是矿区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实行物业管理，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状态，为居住小区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物业管理工作进一步拓展了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快了矿区城市化的进程。三是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级、省级和城市文明居住小区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物业管理工作是创建文明居住小区的重要内容。在创建文明居住小区的过程中，通过居民的参与，有利于塑造他们的文明意识、环境意识和健康向上的行为规范。四是解放了主营单位的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实行物业管理，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服务系统的分离，主营单位彻底摆脱了生活后勤方面的后顾之忧，便于集中精力抓好生产经营。同时，物业管理系统与主营单位在资产、资金、人员上做到了三个分清，明晰了成本，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存在的生活后勤挤占生产成本问题。
石化集团虽然已经开始了物业管理的实践和探索，但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型、福利型的运行模式。物业管理经费的来源主要是行政性补贴，个人支付的费用很少。物业公司的造血功能不足，尚未建立起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自立生存的良性发展的机制。由于职工的收入水平不高，居民的支付能力不足，加之根深蒂固的福利观念的影响，在矿区还没有形成足以支撑物业管理公司自立生存的服务市场。从物业管理队伍本身看，也存在着总体素质不强、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
二、独立工矿区物业管理的定位和基本思路
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行业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迅速崛起和迅猛发展的事实证明，物业管理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独立工矿企业推行物业管理，是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呼映职工群众对改善居住环境质量要求、促进矿区经济和文化繁荣的重大举措。推行物业管理的目的，是向业主提供有效且经济的服务，最大限度的提升和发挥物业的使用价值和最大效用，为居民提供优美、舒适、宁静、快乐、健康的生活环境。物业管理联系着千家万户，物业管理活动既是物业公司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合理报偿的企业经营行为，同时又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政治高度认识和看待物业管理工作，把物业管理与建设文明矿区，塑造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公民，创造温馨、和谐、安居乐业的良好氛围结合起来，促进物业管理工作向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健康轨道发展。
根据独立工矿企业的特点、社会发展趋势和物业管理本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业化发展为目标，以提升物业价值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为根本出发点，从独立工矿企业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分步运作，努力促进物业管理方式从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服务性质由职工福利型向市场经营型转变，经费来源以单位支付为主向居户支付为主转变，服务方式由内部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转变，实现物业管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协调发展。
独立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应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专业化管理。将企业内部的生活服务系统与生产经营系统相分离，成立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按事业性管理，按合同制和甲乙方方式运作，通过物业管理的专业化提高服务质量。第二步，实行模拟企业法人运作。物业管理公司经济上独立核算，经费来源以产权单位支付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经费补贴、模拟法人经营和市场化运作。第三步，实行产业化发展、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在住房制度改革到位、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的基础上，物业管理费用暗补改明补，进入个人工资总额，由个人支付物业管理费用。在居民收入、支付能力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物业服务市场比较发育，服务价格到位，物业公司以优质的服务获得合理的报酬，实现自立生存，自我发展。
三、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模式探讨
石化集团大多数石油化工企业的物业管理已经迈入了第二步，预计还需要经过较长的服务市场发展发育过程，才能跨入第三步。在向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笔者认为，独立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应采取以下的发展模式和策略：
1．走“建管一体化”之路，形成以建养业、以业促建的良性发展机制。对房地产项目从开发建设、销售到售后管理，实行一体化运作是许多开发商采取的成功做法。通过良好管理和优质服务创造开发商信誉和品牌、以提升物业价值、进而促进商品房的销售、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反过来再为物业管理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是以建养业、以业促建的良性发展机制。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到位，在独立工矿企业取消实物性分房、实行货币化分配之后，住宅建设必须按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运作，这必然面临房屋销售的问题。借鉴城市开发商的做法，将商品房开发和物业管理相结合，实行建管一体化模式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之初的必经之路。
2．走“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之路，广开财源。服务市场不发育、物业管理收入来源不足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公司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拓宽收入渠道，弥补经费不足，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经营策略。独立工矿企业物业公司开展多元经营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发展居住小区的社区服务业大有可为。独立工矿区因远离城市，许多社区服务项目无法依托城市供给，因此物业公司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餐饮服务、商业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家庭装饰服务、房屋出租等内容，既可以方便居民的生活，又能增加收入来源。
3．走精干高效之路，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服务方式社会化。在实行物业管理的初级阶段，物业管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以自我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物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尤其是信息化已经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物业管理行业也不例外。在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形势下，物业管理如果不摆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管理模式，不用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手段，仍然采取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方式，物业管理公司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难以生存。因此，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管理手段，走社会化服务、精干高效管理之路，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4．走规模化发展之路，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选择。像石油企业这样的独立工矿区，居住区分散、规模相对偏小，物业管理机构往往按居住区设置，造成物业管理资源分散，成本偏高，形不成规模效益。随着服务市场的发展、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通过兼并、重组，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是物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和生存之道。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独立工矿企业必须适应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对物业管理机构有计划的进行合并重组，以发挥规模效益。
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努力造就高素质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的人员大部分是过去从生产一线分离出来的老弱病残和闲散人员，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已不能满足新形势要求。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必须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和专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重视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素质优良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
新世纪里，市场意识和市场竞争，对于物业管理行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物业管理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走进市场参与竞争。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国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物业管理市场容量不断扩展的机遇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平台，才能获得市场。总而言之，物业管理企业，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为参与市场竞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市场、占领市场。
参考文献：
1、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0
2、王芳华,现代企业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86-102
3、郭西强，名牌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27-36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文化因素；经济文化学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质与量的进步。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经济量的增加，故往往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衡量。按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定义，即“人均产量增长”，简称“增长”或“产量”，也称“（经济）进步”或“（经济）发展”。[1]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含义有所变化，认识到增长之中应该关注经济公平，因此新含义涵盖“旨在平等的增长”[2]。发展伦理学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文化含义与价值定位。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置于科学发展的平台之上。
从西方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因素的探索局限于经济因素之内。虽然，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难以度量而以理想模型（古典模型）略此不计。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热衷于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3]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4]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5]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6]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7]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8]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企业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应用所致。[9]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教育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哲学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同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界限也在不断争论。对经济学科和经济研究不断的反思促使经济学家加强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格林菲尔德认为，文化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物质客观性相距最远，因而也最微不足道。文化所代表的仅仅是经济发展在大脑中的投射。但是，只有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即假定历史为一连串的阶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要求，同时又忽略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偶发性质之间的经验性差别，才有理由将这一变化看成是自然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易捉摸的层面。其实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的挑战。解释的范围严格局限于引导经济行动发展的动机因素。[14]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他指责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使人误入歧途，强调“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5]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扩充到经济学之外。[16]诚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惟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因素的区别。”[17]
二、探索与争鸣
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主要学说有制度说（有了正确的制度结构，则人的本能反应自动地实现经济增长）；资本说（只要有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都会消失或改变）；需求说；消费说；技术说；自然资源说（有自然资源保证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资本和制度）；政策说；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还有文化说和心理说等等。[18]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侧重考虑市场经济范畴之内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与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口增长、科学技术创新与转移、国内外贸易、资源廪赋与资源流动、生产结构、市场拓展与市场供求、产业转移或升级、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思考各种政治因素。制度经济学则重点把制度（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9]。经济文化学与经济人类学则关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心理学重点研究人格、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等。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之间既协力又争鸣。
（一） 自由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引发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是人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或资本积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只是错误的制度抑制了这种反应。自由派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主要通过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资源的扩展或土地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不过，自由派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也认识到人类作为道德情操载体的复杂性。由此为对自由派经济学进行不断的修正开了一道裂口。
自由经济学派以及在批判反思自由经济学基础是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经济学派，主要在经济增长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基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英国自由派学者约翰·格雷相信：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自由市场代表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惟一非强制性手段。市场自由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都将相似于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德国的某些地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清晰地体现了它根植于其中的具体文化。在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之间将保留深刻的差别。[21]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虽然猛烈地抨击所谓“亚洲价值观”决定亚洲经济增长的论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变革”、“人类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普遍的联系”。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22]
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之解释经济增长。他批评新古典理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无法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和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制度包括一些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23]
（二）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
增长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研究指向发达国家的增长因素和增长途径等。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经济政策等。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派虽然有不同的研究分工，但在研究经济增长方面纠缠在一起。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一开始深受自由派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因素自身分析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结构变迁的角度，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劳动和资本投入质量的不断提高又源于教育和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高增长，主要是其经济增长的底子薄、人口增长快，劳动生产率低下。库兹涅茨强调，要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把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还强调制度和个人的适应性，特别是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变化。[24]库兹涅茨虽然从生产率入手分析经济增长，但最终对制度和人的因素还是给予了关注。
约瑟夫·熊彼得从企业创新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问题，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最终来源于“创新”或“创业”。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创新”或创业，这种创新就是“产业突变”，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产生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而且产生人和手段。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理性科学有充分的成长。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资本主义过程使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25]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分析中，越来越重视制度分析与态度分析，并认为二者是难以割舍的。
威廉·阿瑟·刘易斯，1955年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他从态度（愿望或欲望）、制度、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六方面分析经济增长。前三方面属于文化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6]
冈纳·缪尔达尔和理查德·布隆克都主张研究经济增长要区别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国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文化分析，而其经济增长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即制度和态度的现代化。缪尔达尔强调，“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27]理查德·布隆克认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人口增长、资源的发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常常在程度上和本质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会使他们对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变化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28]
发展经济学家非常关注民族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影响。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29]刘易斯也认为，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30]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后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31]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认为，日本与中国，出于国家生存、抵挡西方的需要，最早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以后继续追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其动机部分是考虑国家的力量与地位。阿恩特强调：经济增长还依靠现代技术、现代意识和现代制度。[32]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主要从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方面分析经济增长。他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也会制约经济发展。[33]速水佑次郎也认为，传统文化或价值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34]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可以说属于文化因素的范畴。马克思本人生活在19世纪，虽然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但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是肯定的。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片面关注物的发展，由此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出有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马克思在对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亚洲文化特殊性以及对亚洲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斯威齐，认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5]保罗·巴兰则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普世性角度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最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交往联系不是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而是真诚的合作和帮助，那么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的和平移植就会在各个地方成为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促进剂。[36]依附理论则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任何“赶超”都是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赶超”，即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而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的“赶超”其实是不能实现“赶超”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37]依附理论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四）经济社会学派
经济社会学派主要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经济社会学与正统经济学有过长期的论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精神”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包括理性的禁欲精神、“入”世而不“属”世所特具之系统化的——是冷酷无情的、也是宗教式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性资质”，其精神载体就是新教伦理，又称为新教理性主义，[3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敏感地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容易捉摸的层面。他反对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恰恰相反，他认为韦伯理论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挑战。[39]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相信，新教伦理的确是一种明显的革命性的力量。它的主导精神不是要个人毫无批判地去适应社会现状，而是要求个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建立人间天国这样一个超念理想的名义去改造世界。[40]
不过，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韦伯发现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定位于经济增长的民族主义，即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任何民族主义形态都具有嵌入其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要素）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经济强弱关乎国家声望）的经济表象。古典经济学，即自由经济学，得益于英国（也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质。即其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想象为天赋自由平等的个体所构建的联合体。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41]
金耀基则认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是相关的。他认为，对于现代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解释，更有潜在的说服力的是“文化的解释”。由于东亚这些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素是儒家，因此儒家伦理乃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深层原因。儒家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它的内在结构有多元的组成，并且具有本身转化与更新的能力。金耀基呼吁对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更细微深入的探索。[42]
W.摩尔批评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关心态度和动机。人类的态度往往被简单地假定为与理性选择最大化满足有关。人的欲求被认为是本质上无止境的，且人的本性是极为相近的。摩尔强调，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态度和动机被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欲望被看作是有限的，文化被看作是相对的。人群被看作具有“非理性”和“无理性”。人类动机具有复杂的丰富性。只有那些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正式的教育或教育和培训最迎合工业经济需求的地方的经济增长才是最迅速的，同时也是最可能持续的。[43]英国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也肯定资本主义模式或商业体制类型是有路径依赖的。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普遍依赖于它的既定发展路线的。“东亚资本主义”或“东亚商业体制”与儒家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权力的合法性的认可方式，是形成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模式的原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儒家的价值观促使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是获得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主要手段。[44]
曼纽尔·卡斯特在多年研究发展社会学后，断定：明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深植在制度当中、为文化所引导、由社会整合所支持、由社会冲突所塑造、在政治上竞争并由政策和策略所指引的。[45]
（五）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
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因方面不遗余力。与正统经济学派主要关注影响经济增长的共通因素（如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生产率等）不同，他们更倾向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特殊道路。
美国经济文化学家彼得·伯格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相信东亚地区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承认文化的特质也是会改变的（虽然某些人类学家并不乐意这么认为），它通常会适应新情境而自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计划性的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经由教育政策）。彼得·伯格认同在美国学界相当流行的“后儒家思想假说”。“后儒家思想假说”指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或者称之为后儒家伦理，因为其中的一些道德价值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有差距）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彼得·伯格强调说，要落实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使用的概念是“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也持贝拉同样看法。伯格深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后儒家思想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46]
拉尔夫·林顿虽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无疑包含文化因素与人格因素。但他强调，人格的作用仅仅是人格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个人通常按照他们社会的文化要求而行动，只要了解这种文化，而无须了解他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你就可以预测他们对大多数情况的反应如何。林顿重点研究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文化诸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7] R.本迪克斯探讨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英美文明中的管理思想的变迁与从早期到成熟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大量发展变化相提并论。[48]
余英时认为，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此即所谓“新教伦理”，他也称之为“入世苦行”。这一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其他任何世俗的愿望。它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他考察了中国的新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认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确有其文化因素，但不能仅仅注意儒家伦理。[49]日本研究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历史学家依田??家认为，日本现代化比较迅速，而中国现代化则饱经挫折，有其广阔的社会基础方面的背景，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而且要从文化形式的差异这个深度来理解。他认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的作用。[50]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也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有关，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儒学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学门徒了，但在某种意义是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儒学门徒。[51]
中国学者在探讨东亚的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制度论、文化论（文化论未必是文化决定论，也可能是文化视角论），还是综合论（多元论），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东亚文化及其更新的影响问题。
刘宗贤等认为，关于东亚模式的“儒教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对以往的现代化即西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东亚奇迹用事实说明了现代化不仅有西方的一种途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价值观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潜力。东亚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使单纯的各色各样的经济理论都难以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东亚模式”的问题。[52]香港的霍韬晦教授提出：导致经济增长要至少具备五项条件，包括：法制、科技、态度（工作意识）、管理、训练。法制和管理能保障生产不受非生产性的原因干扰或拖累。科技、态度、训练则为积极意义，既有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工作态度的培养与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问题。[53]陈峰君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有人称之为“东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第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第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第四，倡导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4]余新天认为，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转变，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过去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的成功，人们比较多地探讨了儒家价值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然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的发展，必将会提出更广泛的文化动因问题，即使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以儒家来概括。[55]
蒋庆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障碍的说法，他竭力声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认为，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56]梁燕城则承认，韦伯对中国的分析不无洞察，近数十年的东亚文明的成功也可被解释为摒弃儒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果。有历史学者寻索早期香港商界领袖的背景，竟然大部分信仰基督新教，与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一致的。不过，这些商人行事的方式也有儒商味，故也可以说是儒学与新教融合产生的一些新文化特质。拉丁美洲信仰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菲律宾也与拉丁美洲文化接近，同样发展不起来。[57]
赵吉惠把儒家伦理在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归结为两点：第一，儒家伦理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谐人际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但是，有人把东方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解释为促成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显然有些片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第二，儒家伦理在经济、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经研究与分析，批判与继承，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所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58]
盛邦和将儒学乃至于一切东亚传统（经过转换与更新）中能激发当代经济活力的因素的总和，称为“东亚新儒学”或“东亚新文明”，为东亚优秀文化的代称。认为，它被证明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东亚发展发挥推力作用。[59]东亚新文明与西方新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这表现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与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换言之，勤勉、节俭与职业伦理是两个“新教”的共通行为伦理。[60]吴建华也承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模式，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受到了东亚学者的重视，而且受到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世界学者的普遍重视。[61]
冯天瑜从“儒家资本主义”角度分析了有关东亚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以经济高速发展、通货膨胀率低、社会相对安定的实绩，创造了东亚现代化奇迹，被称之与欧美、相区别的第三种工业文明体系。因为上述东亚诸国家及地区，大体在儒教文化圈内，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相对应，有“儒家资本主义”之称，其特色是以东方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国家主义、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注重家族观念和个人修身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市场原则、科学管理、追求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这两大契机，创造出耸动世人视听的局面。[62]
刘力臻虽然承认儒教文化无可争辩地促进了战后东亚经济的繁荣，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的根源。东亚经济崛起的最本质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儒教文化的作用（尽管它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之一），而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63]贺圣达也认为，文化对经济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把文化或伦理作为经济发展或不发展，产生危机或避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还在于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制度、现代的科技。[64]李锦招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经济起飞的成因是多元的，把现代化成果归源于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是过分化约的。但同样将之渊源于西方文化、技术主义或制度主义，也是太简单。[65]
（六）经济心理学派
经济心理学派主要从社会控制系统与行为模式的调适、儿童教育模式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现代人格或创新人格的获得（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A.巴洛齐齐认为，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这种研究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的作用，部分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只是认为全面的发展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66]
J.H.昆克尔指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增长因素时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人的行为调适。他认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若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只需要改变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的程序，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精英的角色作用。[67]
D.C.麦克勒兰德从性格养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论。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则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麦克勒兰德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的水平的角度来理解。[68]
亚历克斯·英格尔斯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现代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批评经济学家只重视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忽视了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推进现代化进程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只有形成了现代的人格，才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否则，即使引进了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英格尔斯坚信：人的现代化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进步。[69]E.哈根分析了创新人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创新人格会影响生产创新，也会影响新一代的价值观。创新人物将根据需要指导制度改革。从而经济增长就将获得所需要的动力。[70]
（七）经济人类学派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 墨菲在阐述经济人类学时认为，经济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有着追求最大利润的“无限冲动”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但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深知除此外还有很多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类动机。他相信，经济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假定“经济人”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休止地工作，决非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他呼吁经济人类学要研究价值、制度、角色、集团，甚至非理性的时尚、模仿和声望等与经济增长的关联。[71]
人类学家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非常关注。他们特别注目沉潜在东亚民间的儒家伦理与经过现代化更新后的以新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基层伦理。日本的小林多加士教授认为，在以东亚华南经济圈为代表的局部地区性整合的背后，存在着广泛影响东亚的儒教文化，但这种儒家文化并非是中国传统儒教的复活，而是在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侨和华人为媒介在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一带广泛传播，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72]
台湾学者萧新煌在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强调，单方面强调文化或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论都有偏差，但他强调：东亚成功经历中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各种文化因素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坚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73]
（八）经济哲学学派
经济哲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自由派经济哲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及其必然产物的自由市场对规定和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由个人在完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其无限的欲望冲动和利润追求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自由市场观念。自由市场是有它的文化墙基和文化诉求的。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符合自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故而许多哲学教授对亚洲经济增长进行另一种哲学思考。儒家经济哲学成为思考的主要对象。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在60年代，大多数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都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然而，到了70年代末期，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飞跃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他们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这样一些价值，恰恰正是在60年代被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74]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和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动态共生性原则的高度来看，儒家伦理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儒家伦理是转化和发展的总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启动和维持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中英教授反对简单地以西方的新教伦理解释东亚的发展，也反对将东亚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引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功本身就需要我们加以解释。[75]
方克立等认为，在东亚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儒家传统在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和生活中发挥了某种引导和调节的作用，如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和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方面，都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和勇猛精进的品格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谋求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76]汤一介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为儒学，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化的坚实内核，这个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77]
三、成就与缺陷
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研究难题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的成就如下：
第一，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缪尔达尔、库兹涅茨、诺斯、森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关注经济增长的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注目和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自由派经济学在向发展中国家推介自由市场理念和自由市场制度之 时，也逐渐关注自由市场的文化基准与文化诉求。
第二，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梳。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第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正统学派（自由学派）、制度学派、文化学派都开始了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的探索。后两个学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们展开了对各种规范、体制、精神、伦理、态度、思想、动机、欲望、情感、风俗、传统、知识、科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行为模式等因素的详细探讨。
第四，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还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经济学领域基本上还是奉自由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经典经济学）为正统，而自由经济学基本忽视文化因素。为什么会这样？缪尔达尔分析，“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但在运用到欠发达国家时，却没有考虑它们的情况与西方根本不同，因此自由经济学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78]
第二，对文化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与计量处理。从系统性来看，对制约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没有整体的认识，对各因素之间缺乏关联分析；从复杂性来看，学者们要么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文化因素，要么把复杂的文化因素化约为单一因素；从历史性来看，经济学家对历史的长时段动态分析和各种文化因素的变迁分析关注不够；从计量处理来看，对各种文化因素的计量处理极其缺乏，这固然与文化因素的复杂多变有关，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足的。
第三，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有待加强。经济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的社会复杂性和自然属性直接相关，没有跨学科的研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的。而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展开还刚开始，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还建立不久。另外，经济学有一种数量化的趋势，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经济现象，由此决定了经济学科其实是“文化学科”，而不同于自然学科，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经济学应该也必须是人文学家和哲学家。
四、进一步的思考
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这个难题显得尤其突出。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能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各种制约发展的各种要素和深层次因素的分析，认真、积极、理性地对待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问题，是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但经济学并非纯工具性或功 利性的学科，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关怀的。
第一，经济学研究要有大学科视野。经济学研究要拓宽视野和学科领域，不要有森严的学科壁垒和局促的学科视野，经济学科要多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宽厚的人文社会学科底蕴，要有学科的协同和整合能力。经济学的本质是经国济世。上至国家经济战略，下至个人经营理财，经济学无不涉及。在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无孔不入，而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需要学科的协同和整合才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如此。
第二，其它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理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不是经济学一家的研究范畴，其他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其实，整个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都需要各学科的积极参与。
第三，深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子。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的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金融、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重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我国要加倍警惕的。
第四，亟需推进经济文化学的建设。经济文化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不仅研究经济法则，也研究经济生活；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关心经济正义；不仅关注发展，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学关注经济为什么发展或不发展，文化在其中的影响如何，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如何，文化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在推进经济变迁中如何联动，以及各国文化对经济发展观念的理解和诠释等。因此，经济文化学采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甚至数学、心理学、统计学、网络数据库等交叉研究的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而言，经济文化学并不认定单一文化因素能够决定经济发展，也不只重视研究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因素，甚至也不局限于研究文化因素，而更重视文化因素与其它非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文化决定论并不是经济文化学的研究导向。但是，一切有关文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可以纳入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视为经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应该包括两大类：“无意识文化”和“自觉文化”。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国家、个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群）、人与自身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无意识文化”指的是以潜移默化状态存在的文化，这种文化无须人的自觉和反思，就会在下意识里不自觉地体现于行为之中。“无意识文化”大约包含习惯/风俗、风气/时尚/潮流、心理/欲望、伦理/精神/态度、大传统（社会传统或民众传统）/小传统（精英传统或上层传统）等。“自觉文化”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自觉了解而理性地贯彻于行为之中的文化。包含知识/科技/教育、信仰/宗教、思想/意识/观念、国家/法律/制度/规范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其中有交错的、难以分辨的成分。在理性反思缺位的地方，“无意识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深刻，甚至根深蒂固，形成某种思维和行为之茧，需要借助强大的外来文化刺激，乃至轰击，才能突破。而现代性社会则是张扬理性的社会，文化自觉表现为制度自觉，从而发展出能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与规范，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自觉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体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企业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波士顿大学已经在1985年成功地组建了以彼得·伯格教授（Peter L. Berger）为主任的经济文化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主要从事文化（信仰、价值与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是宗教。后来扩大到研究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世界事物的影响，关注的视野日益全球化。2000年又成立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同样以彼得·伯格为主任。2003年经济文化学研究所与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合并为文化、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日益提高。[79]
我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经济增长之中蕴涵一种“文化执行力”的问题。“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惰性的、阻扰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即所谓“心中贼”，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思想创新，才能漫漫转化。“精神生产的转型应该成为物质生产转型的先导”[80]，经济文化学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3]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扬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3页。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1——352页。
[5] [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7] 指Herman Kahn，著有“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8]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6页。
[9]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吴永顺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说明。
[10] [日] 小林实：《东亚产业圈》，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117、120页。
摘要: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已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社会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物质支持。正确认识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因素，寻求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各种因素的良性互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会 经济发展 保障 和谐社会作为多方面、多层次与广范围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和谐与深入发展。要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妥善协调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环境。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而经济发展又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和保证，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只有社会稳定了，政府和企业才能专心于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和谐的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社会和谐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如果社会不和谐，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我国在和谐社会发展上有过深刻的教训，文革期间，政治动荡，社会秩序紊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稳定的社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二)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经济是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1万亿元人民币，比1952年增长了331倍，是同期世界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和谐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也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未能建立起来，地方垄断盛行使市场竞争难以做到公平导致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利益差距。二是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工业中上下游产业产品间价格的剪刀差拉大了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拉大了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市场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较严重，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权力参与分配、血泪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以发展本地区经济，缩小区域间的 差距。其次，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最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的规则公平。 (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条主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重中之重的任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强农业基础，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次，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快用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提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次，要通过资产重组，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 和谐社会必须确定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在生产劳动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保证不同性质的劳动投入得到不同的报酬，又要保证同工同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扩大开支，提高满足广大群众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又要强调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各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收入调节方面，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税负公平，对高收入者应实行重点监控。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举措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原则，确保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特别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以往我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产业，不符合资源形势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理念。在改造“三高一低”产业的时候，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原则，从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内部资源循环利用，采用高效率的设备、工艺，从源头上杜绝资源浪费;督促企业使用污染物综合处理设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强制企业尤其是家电、汽车、计算机等电子、机械行业，回收其废弃产品，以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五)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六)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体制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提出的长远目标，也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发展中优化经济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要切实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形成各具特色、整体协调的产业布局。要大 力发展节材、节能、节水、节地、环境友好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业、服务业和环保产业，逐步形成环境友好的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和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的模式转变。要创建环境资源市场，有效降低治理成本。要积极拓展利用全球资源的空间，有效缓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建筑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实习，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市场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了民族团结和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民主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地理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上历代中央王朝对西部大多采用外源性的开发，即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开发政策，其结果虽然是开发了西部资源，传播了汉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但往往也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歧视的观念。所以，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格局，并未消除民族隔阂，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直到建国后还有“望汉生畏”的心理10。如今，牺牲少数民族利益的西部开发已不是我国的政策，正相反，我国现行政策旨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然而，如果不是以地方少数民族而是以国家为开发主体，西部开发的代价就可能是最终毁灭弱小少数民族文化。因为以中央为主体的开发抑制了少数民族的创造性。政府采取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来平衡由于生活水平差距和文化冲突造成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平衡，但这些优惠政策也同时助长了一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依赖心理。有些地区的依赖心理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形成“贫困也是一种资源”的荒唐观念，贫困成为争取中央扶贫拨款的最好筹码，使得消除贫困完全失去了地方积极性，经济发展也因此而缺乏激励，难以形成可自身增值的资本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西部经济依附于东部经济的格局，使西部不但不能缩小与东部的差距，而且还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得到本国政府许多优惠政策，但作为一种文化，已经完全与生产方式相脱离，失去了文化协调经济基础的基本功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北美印第安人要么放弃自身文化而融入基督教文化，要么永远贫穷，因为它们的文化已经是依赖性的贫困文化、已经失去了维持生产方式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适应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实现现代化了，每个国家都做几乎相同的事：国际市场竞争，国际分工合作；但没有哪个国家在制度结构上是相同的，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每个国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全球现代化，并凭借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世界秩序中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使自身文化得以发展，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方式步入现代化，在WTO框架下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
少数民族不但应该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因为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独特的，所拥有的资源是独特的，所延承的文化也是独特的，这注定他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现代化。
地方主体式开发模式不仅是在发展中求民族文化延承的需要，也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需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开发模式，可以将东部先进的发展模式推广到西部来完成西部开发。但是，由于东部模式是为适应东部环境创造出来的，它们在西部推广难免会带有许多局限性。东部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提高西部的经济水平，但无法缩小东西部差距，因为东部模式缺乏西部的本土知识，无法提高西部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外源发展模式难以有机地结合到地方民族文化中，因此会威胁到如贵州地区的许多脆弱少数民族文化的延续。三、文化变迁的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延承”性的定义。“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文化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成本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道德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宪法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经济学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合同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建设可以降低贫困人口进入市场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环境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传播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和印度进化至今，其间涵化了许多外来文化；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消逝了，没能留下重大痕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明把知识和技术传播给了后续社会。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又一次促进了东西部文化的相互传播，56个民族每一个都以涵化兄弟民族文化的方式，催化自身文化的进步。我国西部开发政策中，要促进少数民族对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化思想的涵化，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得以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方式。
西部开发中，如何发挥地方和本土民族的进取积极性，使他们有能力，有意愿成为开发主体，是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有促进文化变迁、引导移风易俗的正确政策。为了制度这些政策，一定要分析谁是文化的传承者，谁是文化变迁的倡导者；什么是文化变迁的阻力，什么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对于积极参与市场经济的少数民族，提供能力培训、知识教育和市场信息，同时给予相应的文化传承价值教育；对于阻碍文化变迁的人，要进行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示范教育。
四、制度创新对于开放系统适应环境的重要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不能以这条原则作为强势文化消灭弱势文化的借口，但我们能从这条原则找出弱势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的对策。如果我们把人类群体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一系统必须具备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果我们把生物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开放系统，它依赖于与外界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那么，物种能否延续，就看它的适应机制能否足够应付环境的变化。当第四纪冰川改变地球气候时，许多物种灭绝了，而人类却延续了下来。
但人类延续下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类个体的适应能力，而是因为人类社会文化的适应能力。人类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必须有制度创新的机制，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如果一个文化缺乏制度创新的机制，则会在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消亡，甚至在被自己改变了的环境变化中消亡。人类历史中不乏文明社会消亡的例子：新疆古楼兰国消亡了，西藏阿里的古格王朝消亡了，复活节岛文明消亡了，墨西哥玛雅文化消亡了。北美印第安人文化也同样是名存实亡，被世界主流文化边缘化了，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制度创新能力，它们永远无法弥合它们与主流社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除非他们融入基督教文明，消逝其中。如何使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摆脱弱势文化地位，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如何使华夏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和平崛起，也是“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关注的问题。
一个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如果企业要参与环境多变的国际竞争，其内部就需要有相应的与创新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环境刺激、可捕捉稍纵即逝的商机[19]。一个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就在于内部管理机制能否应对市场变化，如果市场变化速度大于企业管理应变能力，或者企业管理制度原来设计就没有超前估计到可能的风险，企业破产的几率就大于其成活的几率。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采纳商鞅变法，使其制度创新超前于其它六国，最终在竞争中统一六国。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国际竞争中有足够的制度迅速变迁的能力[20]。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有比西方民主政治更科学的决策机制、更大的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文化可延承性更顺利，上层建筑演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吻合。
一个区域也是如此。东部各省市之间都在相互竞争，省内各县市也相互竞争，而且主要都是制度竞争，竞争谁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谁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系统能否延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否具备市场竞争力，就在于其自身文化中是否具备制度创新的机制，以适应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民族文化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环境。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地理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无法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理由。如果这些是东西差距扩大的理由，那么也可以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的理由。如果西部还可以从中央政府政策倾斜中克服资金短缺等等困难的话，中国崛起能依赖西方国家施舍吗？以物质环境为经济落后的理由，不可能造就出适应WTO环境的区域竞争力。而世界中得以发展的先进国家和地区，往往正是资源缺乏、环境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是资源贫乏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温州是贫困山区，创造了温州模式；以色列在贫瘠土地上，在战火中，发展成了区域强国。
在WTO框架下，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资源或地理环境等比较优势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要素流动秩序中的制度竞争[22]，用优良制度来吸引全球资源，进军全球市场。同样，西部地区在通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成型的市场平台下，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才能追赶东部地区[23]。如果西部区域制度缺乏竞争性，则无论中央如何扶持，投入西部的资金都会流失到制度具有竞争力的东部[24]。1965年至1975年三线建设时，中央投资都在西部而不在东部，然而，即使在西部大力投资而东部备战不建设的政策背景下，东西部差距仍在不断扩大[25]，原因就是西部的文化制度难以聚财，无法形成经济内部可增长的资本积累。现在东部民间资本到处寻找投资去处，中国公司可以到越南开设电视机生产线，可以到拉美开设服装厂，当然也可以到西部投资。所以，只要西部制度具备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会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下，吸引资金和人才流入西部，而无需倚赖国家加大西部投资力度[26]。
西部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性的投资，只能是使得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27]。东部发展迅速，更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快。往往是东部突破旧的观念和制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后，才得到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然后西部才效仿成熟且已被中央认可的制度。如此一个周期，西部自然要比东部落后十多年。如温州模式完全是体制外的制度创新，珠江三角洲也是体制外改革居多，在私营还得不到中央承认时，它们就已经干起来了。等到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等到中央号召发展非公经济时，西部才动起来，这不但改革步伐滞后，而且都是外来的制度安排，不是西部社会内生的制度创新，难以保持文化的可延承性，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如东部国企改革往往盘活资本，而西部往往把国企中宝贵的人才赶到东部或变为失业人员。西部要学东部，不是套用几个模式，而是要东部政府保护和促进本土制度创新的积极性[28]。温州模式，不单使得交通闭塞、资源贫乏的温州从贫困落后走向富裕发达[29]，而且还延承了自身悠久的越文化[30]。西部制度创新，一定要以少数民族自身为主体[31]，才能在WTO框架下，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世界分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取得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用与本土文化不符的外来制度安排开发西部，只会延误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大东西部差距。
六、西部地方政府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策略
在西藏铁路即将建成之际，在西部大部分地区交通和通讯初具规模之日，在西部物流与信息流基础设施与东部市场贯通之时，西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是如此重要，它关系到西部将沿循哪一条不可逆的历史路径发展：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还是被边缘化以至永远成为依附型贫穷经济？在西部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后，资金和资源的流动更快了，即使西部制度与东部的差距保持不变，资金和人才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流向具有制度竞争力的东部。
为此，中央对西部的政策性投资需要一个目标大转移：要从迄今为止的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为主。我国需要在西部创造这样一种软环境，它要改造以往投资难以填满的、资源与资本皆尽流失的散财环境，创造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能够聚财生财、吸引人才的法制健全和社会和谐的文化环境。
西部软环境建设中，政府主要是建造一个以当地人民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机制，让贫困的西部融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分工中。为此中央的政策性扶持性投资，一定要加大人文社会工作者的投入。社会资本投资主要是法制的健全和道德风气的弘扬。
以下是笔者对软环境建设的几点初浅思考。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产权建设[32]。没有明晰产权的法制建设而步入市场经济，只能是造成寻租现象，滋生腐败，扩大贫富悬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没有产权保护，就会遭到不应有的流失和破坏[33]。没有资源的产权界定，就无法将西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34]。要盘活西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必须先从产权建设做起，才能使这些资源转变为资本要素[35]。例如，西电东送工程中贵州建设了很多水库，电力公司当然要有蓄水发电的产权，如果库内水面也有相应的产权设计，则可以促进开发，淡水鱼养殖和航运等综合利用及水质保护[36]，只有明确了资源产权，才可以吸引东部资金到西部投资开发，并杜绝寻租与资源破坏和流失现象。西部矿产丰富，物种繁多，文化斑斓多姿，其合理保护和开发都需要有明晰的产权[37]。同时，产权建设过程一定要作为少数民族观念改变的过程来进行，使少数民族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到西部山山水水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既是为了产权法律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是少数民族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基石，成为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的社会心理调整过程一部分。
自然资源的产权，不是对资源的随意处置权，而是协调资源开采所涉及的国家、地方、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各方利益的法律规范，是通过对排他性经营权的获取资格认证、价值评估、产权交易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西部开发中由于缺乏这些规范，资源产权的分配往往成为寻租的自由裁量权，西部资源的开发，往往成为短期行为，利润流入外商口袋，给当地人民留下污染，给国家留下环境恢复的负担，而且还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
其次是民法商法的法制建设和教育。法制建设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交流平台。借助法律教育，可以提高西部地区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在经济交流中少数民族应该得到法律咨询和律师协助，以便他们逐渐熟悉与外界交往的规则，并在与外界交往中懂得如何借助法律保护自身权益，从而降低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成本和风险，鼓励一个开放的思想文化。同时，法律建设要结合乡规民约等民族法律资源[38]，找出民族区域法制化的文化可延承性切入点，使得法律的建设与社会实际行为规范互动演进，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最后是教育的改革以适应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要在教学内容上配合宣传农业技术和商业规范常识，配合法制教育，并在手工艺和课中，传承本土文化艺术，如少数民族的刺绣、歌舞和民族乐器等。
另外，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文化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人口[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市场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果，积累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心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法律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六、地方政府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的挑战，政府行为要由指令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变成法制、透明、高效和责任的政府[43]。政府行政由指令性行为变为服务性行为，正与西部开发政府由主体转变为客体相一致。但政府转变的几个理念在实际中并不容易相互兼容：提高了法制与透明，很可能会牺牲高效和责任；反之亦然。
为了在提高政府效率和责任的同时增加行政行为的公开、公正和透明程度，并提供一种制度创新机制，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切入点。现在就以下一种可能的电子政务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在政府服务窗口设立“案件注册追踪系统”[44]。这一系统完全可以借鉴信息技术管理中通用的“支持开票系统（support ticket system）”来设计。其工作原理如下：当公民要求政府解决时，由于很多时候不能当即解决，因此要注册登记，使公民有一个案件追踪号。公民以后查询时，只要提供案件追踪号，公务员马上就能从系统中调出该案件处理过程和现状的信息，给予解释和答复，也可以将公民提供的新信息，输入到系统中，使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最新变化情况。
对于政府而言，该系统内有相关法规和政府部门职责分工的文件汇集，同时有各部门行政人员联系电话等渠道信息。公务员受理案件时，可以先进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宣传解释，如不能当即解决，才进行案件注册，输入案件详细信息包括对方联系方式，然后将案件号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
被指派的相关职能部门随时到可以看到指派给他们的责任案件，他们有几个路径可循：一是解决问题，告知立案人，征求得对方满意，将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输入系统后，结案；二是处理完本部门该做的事后，将过程和现状输入到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下一个职能部门；三是无法解决，将困难和情况输入系统后，把追踪号指派给权力更高的部门；四是解决完毕，立案人不满意，也不意愿结案，则要告知立案人对此案不满的投诉渠道和政府监督机构的电话地址，将过程、结果、建议和立案人意见输入到系统后，将案件号指派给上级部门。
这一系统有几个好处：第一，任何时候立案人和政府内部多个部门都知道此案现在由谁负责，给政府内部监督和民众监督提供手段；第二，促进政府由命令型行政转变到说理协商行政，公民不再是消极等待结果而是主动参与行政过程，随时可以提供新情况，并有申辩和说理的途径，服务窗口公务员任何时候都应该将立案人的申诉和说理输入系统；第三是通过告知投诉与监督部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行政自由裁量权所侵害，并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第四是激活政府创新机制，我国政府行政行为本来就是个案处理多而程序化程度低[45]，为了建设西部良好的软环境，我们必须消除行政个案处理的时弊，程序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官僚化的惯例，它能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并提高行政效率。但程序化和官僚化实际上降低了制度创新能力，难以在中国突飞猛进实行，尤其是国家政府进行区域竞争，制度需求大大超过制度供给的时期。“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为老百姓在政府个案处理传统下，提供了一个正常畅通的办事途径，这就使得中国政府的文明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有可能借助电子技术超越发达国家，建造一个有制度供给能力的化高效政府。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还应该配备以“升级机制”。所谓升级机制有几种情况：一是积案过多的同类案件，要及时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积案过多证明有制度上的问题，不应该按个案处理而应该建立新的程序来处理，以提高政府效率；二是如果一个案件在某一部门搁置太长（如三个工作日）而没有任何处理过程和现状改变的输入，窗口公务员要安装“升级机制”将案件追踪号指派给上一级部门，起到一个内部监督机制；三是案件在处理中，但长期（如两星期）无法解决，责任部门或窗口公务员就必须将情况报告上一级部门，上级部门可以了解情况，提供必要的支持。“升级机制”是“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成为制度创新的催化剂方式之一，也是绩效监督和责任监督机制之一。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二，就是它本身是检验和监督政策实施效果的。只要把案例分类处理，政府很快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政策实施有困难，哪一个政策有缺陷，因此可以及时修订或更新政策，缩短调查和制定政策的周期，提高政府政策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催化制度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管理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社会的机构，例如中小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提高自身制度创新能力，电子政务的设计或许是一条跨越式的捷径。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民族和地方文化，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投资，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社会文化的软环境，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法律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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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文化 经济文化一体化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应对当前激烈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依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就要充分调动各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增强和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建设，尤其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因为，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而创业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否充分真正发挥作用又取决于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在于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国面临的形势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等软实力，其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而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到同志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强调的都是这个问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价值的深厚强大。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七大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从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可以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
要想更好的应对我国当前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严峻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群众的齐心协力，不断增强和改善各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
创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创业文化通过为社会提供创业人才、技术、创意、创新的支撑，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创业文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无处不在。
同时，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引导创业者抓住创业机遇，通过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实现自身价值，积累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虽然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但是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活动正是在市场薄弱的地方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市场需求和短缺中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体现，这种创新价值观要想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充分的体现，就必然需要一种科学的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加以支撑。同时，创业过程中无法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这需要创业者具备丰富的创业知识，优秀的创业能力，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以及优良的创业意志品质，而这些素质和能力正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创业者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的过程，既是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实践过程。
3.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深层支撑。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创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和依托。“文化活动中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活动中具有文化取向，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愈益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和融合，越来越呈现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1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文化理论体系不仅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寓教于乐，产生一种精神动力；而且还带来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软实力。在经济社会里，创业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在新的时期赋予文化新的内涵，作为一种产业来做，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发挥出其优势。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为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须根植于经济生活的土壤。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为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物力。也就是说文化发展日益经济化。
关键词：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026-04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和方式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指导人们观察、思考、解决重大发展问题并自觉进行实践的基本原则。发展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观，不同的发展观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从而对文化建设的态度也明显不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将文化建设纳入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视野，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的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战略，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在文化建设上的立场
(一)传统发展观对文化建设的漠视
单纯经济增长论是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的理论，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产物。可以说，直至资源、能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凸现之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理论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现代化过程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把经济增长过程又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在讨论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时候又往往脱离了社会、历史和文化，认为一种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物质财富和经济的增长，其根本缺陷是其物本性、单一性和功利性。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造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代价。更为严重的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排除了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在实践中则贬低、甚至否定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造成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丹尼尔·贝尔指出，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都没有把财富创造的本身作为目的，而是把物质生产作为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但是，资本主义在其强调积累过程中，却把积累活动变成了目的本身，这就把经济和道德、文化割裂了开来，于是便出现了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和文化的紧张和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不仅表现在二者在社会发展及资源分配中的轻重和优先关系上，还表现在两者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上，导致对文化建设的漠视甚至排斥，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分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经济发展置于首要位置，表现出显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发展观抓住了生产力这个决定性因素，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个主要矛盾，把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内涵。这一发展观的贯彻，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并已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但在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地区差距拉大、收入分配悬殊等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发展观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提醒我们合理地运用经济规律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却忽略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的互动，忽略了经济总量增长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政治建设和文化发展，那么我们将为此片面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可持续发展观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关键词：共享发展；理论蕴含；实践指导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我党进行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融合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进行完善。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上的精神食粮，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
1 共享发展理念
共享发展理念中融合社会发展创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共享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现代社会发展新观念[1]，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现资源共享、环境共享、文化共享的发展新理念，是社会主义事业逐步完善和发展的思想引导，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 共享发展的理论蕴含
（一）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共同的富裕，促进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发展上。共享发展是我国在社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发展理念的逐步完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发展，共享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伟大目标的进一步诠释。共享发展中强调实现社会发展中不同生活环境中人民能够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例如：某地区对我党提出的发展理念进行深入学习[2]，积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该地区干部带头人带领干部对当地生活困难的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及时帮助该地区生活生产中有困难的民众解决困，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
（二）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相同
共享发展的理论蕴含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具有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持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自由竞争理念与共享发展中资源共享理念相同，自由竞争环境打破了传统“垄断”经济下的不平衡发展[3]，实现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政策资源共享、信息资源共享，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创造源泉的充分涌流，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保障。此外，共享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的进一步诠释，并且共享发展的开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措施更完善，发展目标更精确，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
（三）与我国政治指导思想相融合
共享发展目标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一方面，是我国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的思想指导。我国政府职能中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4]，共享发展理念中创新、发展、绿色、共享理念对政府职能的发挥具有指导作用，位置政府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是加强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理论指导。共享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本质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为人民服务理念，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建设上的理论引导，促进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与创新发展。
（四）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新
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建设不断完善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设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两部分。共享发展蕴含中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中国古文化能够融入时展元素保留与创新；另一方面，注重对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融合，社会主义社会处于逐步探索发展阶段，合理应用共享发展理念，结合中外古今历史发展趋势，把握历史发展整体趋势，结合马克思辩证唯物历史观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建设。
3 共享发展的实践指导
（一）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
共享发函理念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分方面。第一，共享发展理念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持自由竞争为主体，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共享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发展提供了指导。例如：近年来[5]，我国经济经济发展形式多样化，市场竞争激烈，通过网络资源共享，引导自由竞争中的企业注重产品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引导企业发展与社会新科技手段相结合，实现了产品销售线上线下同步经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二）促进社会制度完善
共享理念中协调、发展与创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完善提供了新趋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的完善了理论依据。共享理念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完善一方面体现在大众的社会意识增强。实现社会资源共享，使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得到满足，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社会参与程度提高，例如：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活中不文明现象的态度普遍，“从置之不理”向“出言制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意识提高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法制体系更加完善。共享发展理念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中上层建筑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管理体系中与社会发展不相符的理念逐步更新发展，实是我国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标准也逐渐实现了人性化管理与法制管理想混融合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明确化。
4 结论
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完善和发展的重要体现，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建设发展步骤，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念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余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2]李志强.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D].吉林大学，2015.
[3]龚晓B.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4]储著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建构[D].安徽大学，2014.
[5]朱姝.情境翻译与翻译情境[D].华东师范大学，2014.
关键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83-02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新的道路，开辟了新的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遵循的思想方法和根本原则，是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本文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来论述党的思想路线的价值。
一、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使我们开始能够认真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选择合适的道路。
邓小平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对于我国国情进行了论述，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二是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所要强调和认定的“意蕴”已经很完整和明确了。之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后，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只能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深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科学合理的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断。它始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反思，在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探求中发展，在对市场经济正确定位的认识中形成、发展和深化。
1.坚冰初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面前，邓小平意识到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论述了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并不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尖锐对立的关系。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多次谈话的推动下，全党开始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逐渐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这一公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后被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所确认。
2.峰回路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此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但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因而迫切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中共中央于1984年10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最突出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3.目标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随着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深入开展起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逐步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在大大增强。实践日益明显地告诉我们 ，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
我们党依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92年春天，面对1989年后“左”的思想抬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我们全党对于这一论断有了统一的认识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的确立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在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载入宪法，使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入了目标明确、不可逆转的崭新阶段。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利益矛盾、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以党的思想路线引领社会发展。在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从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选择渐趋多样化。我们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并存，这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同时吸收与借鉴各国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不是相互独立的，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前提，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思想道德建设都要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进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三）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需要高效、民主的政治、行政体制，党的十高度重视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应坚持党的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政府体制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与完善人大制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与创新经验检验我们的基层民主理论，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
（四）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解决阻碍和谐社会健康发展的各种矛盾，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健康、有序的，进而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实事求是的认识矛盾的本质，并制定出相应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一项宏观举措。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把握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方向；也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出发点，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使和谐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