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7 23:40:05
1.传播渠道狭窄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和移动客户端的开发普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类新鲜资讯的便捷渠道。但现今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仍然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相关的网站、微博、微信账号数量稀少。仅有的几个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普遍缺乏影响力，信息更新频率低，互动性差，内容缺乏原创性。新媒体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种结果——在受众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里却难以找寻到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狭窄严重制约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更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2．报道议程单一
内蒙古地区主流媒体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新闻议程大多是对于民俗风情、节日庆典或会展项目的报道，虽然有些诸如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已经纳入了固定的传播议程，但是报道的视角也多以展现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生活安定和文化繁荣为主。而年复一年报道内容上的重复暴露出媒体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宣传性框架成为报道主流，缺乏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观照。
3.传播人才缺
失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人才是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关键因素。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是在传播渠道的拓展上，都显现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尚欠缺优秀的人才资源。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影响到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文化传播人才、文化产业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较为欠缺，而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严格的人员编制管理又影响到外界人才的引进；二是区内负责文化传播的单位以往不够重视对在岗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其结果是传播观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老化。
4.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较前一年增长9%，人均GDP进入全国前五位。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的发展，2013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长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是，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相对落后，区域文化影响力远没有区域经济影响力巨大。虽然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开发观念的落后和对外传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为代表自治区形象的“名片”，更谈不上文化品牌效应的发挥，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状况。
路径与策略
1.更新文化传播的投资模式
目前，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和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文化宣传任务的有效实施，但是却因很少顾及传播对象的需求和喜好而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可以带动的社会整体资源较少，难以实现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协同效果。而传播观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也给政府的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和文化产业的日渐勃兴，未来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考虑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融入，将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放给更熟悉市场规则和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民间社会资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体交叉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2.延伸文化资源的价值链
以往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依赖的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物古迹的实体展示和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这些传统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挖掘。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火爆和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商业运载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三赢”开始成为区域文化对外传播新的目标和任务。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不断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链，比如，借助于视听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视听化转换；结合动漫和网游产业的发达，设计开发民族文化题材的动漫和游戏；利用3D等多维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民族文化的体验式传播。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化应用理念的深化对于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链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技术不断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首先，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覆盖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其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其次，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QQ、微博、微信等），可以创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账号，通过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来了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讨论的圈群，开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话题，增进公众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还需注意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建立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4.实施文化传播的品牌策略
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应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本位，瞄准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几大方向，塑造品牌优势，这意味着以策划和质量致胜的精品文化项目及以传播和认知为重的品牌化营销。精品文化项目要求对于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重点着力于对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内涵和精髓的深入发掘，对于文化产业链的长远合理规划，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考量。品牌化营销建立在每一个可能与受众沟通的环节之上，既可以是展会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是活动现场的亲身体验。总之，其重点在于品牌符号的传播和认知，在于利用品牌符号把文化输送到国外受众心里的过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强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5.构建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
1.政府网站话语权
政府网站作为少数民族事务、公布新闻的网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此，以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宗教网为例，可看出少数民族政府网站的传播内容和话语权的表达。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宗教网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委员会部门的网站，该网站主要包括“组织机构介绍、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政策法规、调查研究、八协工作、蒙古语文”几个分栏，除此之外，该网站在首页上设置了“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民贸企业、民族团结”四个专栏和便民服务、网站满意度反馈几个部分。
在网站首页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1日一年的54条政府要闻中，会议新闻占22条，政府官员调研新闻19条，慰问新闻6条，表彰新闻4条，政策新闻2条。可以看出该网站以政府公务新闻为主，不涉及民众新闻和批评性新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少数民族网站的新闻倾向于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和地区特色工作的开展，民生新闻较少、且新闻性不强。
2.传统媒体网站话语权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传统媒体纷纷上网，因特网开始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我国大型的新闻网站有共同的特征：时效性强，页面丰富而紧凑。下面我们以内蒙古新闻网为例，浅析传统媒体网站的内容和话语权流露。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互联网新闻中心创立，是经国务院新闻办批准的自治区唯一一家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新闻中心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整建制划归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该网站内容包括“内蒙古新闻、政务、国际国内、民族文化、道德法制、自然地理、文体娱乐、草原社区、影像日记”等10多个分栏，现有20个行业频道、33个盟市旗县区频道。
在网站首页有各地区新闻频道的链接，并设有新闻搜索、地区联盟活动展示链接、部分广告和公司网站链接。网站表现形式除传统的文字新闻外，兼有图片和视频新闻，并独辟论坛以供网民讨论。通过以上对该网站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媒体网站新闻内容丰富、时效性强，关注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新闻，将政府政策、少数民族文化以新闻背景形式传播，并间接肯定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关注与网民的互动，有部分商业性，批评性报道较少。
3.商业网站话语权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并不是他们的义务，但这些网站是否应该承担部分文化传播的任务，有待商榷和考量。在此，仅以搜狐网为例，可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在商业网站传播的内容和话语权流露。搜狐网主页包括新闻、体育、娱乐、财经等20个分栏，在搜狐网首页还包括“创业商机”、“商讯动态”等小专栏，放在分栏新闻的右侧。
在首页的上千条新闻中，没有找到有关少数民族的新闻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由以上分析统计可以看出，商业网站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较弱，这些网站关心的是自身在互联网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并因此关心所提供信息的市场效应，因此，此类网站与本文例举的其他传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网络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结语
综上所述，以设立者作为考量依据，这四类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网站基本可以囊括现今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的主要形式。这四种网站传播特点各异，文化传播的效果各有优缺点。
[论文关键词]电视广告；民族文化
在广告发展史上，电视广告的历史虽然短暂，但由于它所依赖的媒体是目面最有影响力、最具有优势的媒体之一，因此，电视广告在各国的广告媒体中都发挥着最为明显的优势作用，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力。
一、电视广告界定
1．概念界定
广告一词源于国外，长期以来人们对广告的定义不尽相同，丽电视广告的含义也是众说纷纭。王诗文主编的《电视广告》一书，认为“电视广告是一种通过电视媒体传播，运用音画结合的表达方式、传播特定广告信息内容的广告。”这种定义方式显然是从电视媒介的传播特点角度出发，然而忽略了电视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的本质属性，即商业性。结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编写的《广告专业基础知识》一书中对广告所做的定义，笔者认为，电视广告的含义应理解为：以付费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运用音画结合的表达方式、传播一定的信息，以期达到一定目的的有责任的信息传播活动。
2．电视广告的特点
电视广告相对于其他的媒介广告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吸引受众的特殊魅力。首先，电视广告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泛，可以使电视广告深入到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传递信息范围之大、面积之广是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Www.133229.COM其次，电视广告具有声音及画面双重承载与显示能力，使电视广告形象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感染力，让消费者获得“既见其人，又闻其声”的审美感受。在这样的感受中，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体验，产生对产品的认同感，从而促成购买行为。
二、民族文化在电视广告中的运用
“广告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种文化体系表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文化中最具活力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而当广告成为一种文化，就不得不重视民族文化。尤其在受众接受电视广告信息时，民族文化心理往往是最为主要的因素，尽管它不为观众所察觉，却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民族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出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的“仁”、“中庸”等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数百年，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
1．“家”文化
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家是中国人的情感归属和生存依托。由家而衍生的亲情从古至今为中国人所歌颂。正因如此，电视广告在创意上与家相联系，以亲情感染观众、引起共鸣就成为了电视广告常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由王姬主演的《孔府家酒·回家篇》，广告通过一系列画面，刻画出离家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家的温馨、祥和，并由小家推及大家，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家国思想，赋予了产品独特的象征意义，广告语“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也易于引起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产生品牌认同。广告播出后，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赞扬，产品也创下了当年白酒销量居全国第一的惊人业绩。近些年，家文化越来越受到创意人员的重视，在广告中运用亲情策略的例子不胜枚举。哈药六厂的公益广告《洗脚篇》充满了关爱、孝顺、亲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了电视观众的普遍认可。由蒋雯丽领衔主演的太太乐鸡精广告，以蒋雯丽精湛的演技配以满文军的歌曲《懂你》，将母爱之伟大和平凡发挥到了极致。中国观众对家的眷恋，对亲情的高度关注，为电视广告的创意及策划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2．民俗文化
“中国民俗元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运用到广告当中是中国广告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民俗又叫民风或习俗，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在地理环境，经济情况，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事象。民俗文化由于其特有的魅力，近些年来倍受广告商的青睐。如福文化在我国的民间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近些年打福文化牌的现象在我国比较普遍，如食品类的“福满多”方便面、酒类行业的“金六福”酒、橱卫的“特福牌”电蒸锅、首饰行业的“天福牌”金银首饰、“周大福”首饰等。1998年金六福白酒电视广告以广告语“金六福——中国人的福酒”首次在广告中将传统的“福”文化与产品相结合，将金六福的品牌文化提升到一种民族的“福”的高度，赢得了市场强烈反响。脍炙人口的福满多方便面广告语“福气多多，满意多多”，不仅将品牌名称巧妙地融合在广告语中，还以祝愿式的表现形式充分地彰显了福文化的魅力，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甚至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麦当劳等洋品牌及国内的非常可乐等民族品牌也在节日期间不约而同地推出贺岁广告片，这都体现了人们对民俗文化的日益重视。
三、电视广告创意的文化策略
中国本土的广告要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为消费者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从消费者的接受心理人手，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广告，不断地从民族文化中吸取精华，这样才能赢得中国消费者的认可，从而达到促成购买的目的。在电视广告制作中可充分借助电视广告的各个构成要素，巧妙地融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使广告作品在塑造品牌的同时，兼顾商业性、艺术性与社会性，从而赢得广告消费者的认可。
1．广告画面
画面素材是电视广告的主体，也是电视广告吸引观众的首要要素。在电视广告策划及创意过程中，可在画面表现的人、事、物中直接运用民族文化元素进行创意。如在电视画面中根据表现的主题，直接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人物、历史、建筑等等，使之与广告产品巧妙地融合，突出产品的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广告的诉求目的。如90年代红遍中国的南方黑芝麻糊广告，通过对古老巷子、油灯等的展现，勾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结，引起消费者的好感。奥运会《迎奥运，树新风》的系列宣传片中，故宫、长城、胡同、京戏等形象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现代都市画面的结合，给人以贯通古今的审美感受。
2．音乐、音响
音乐、音响在电视广告中起到渲染气氛或情感、表达主题的作用。根据广告表现的主题运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音乐也是广告创意表达的方式之一。如周润发代言的《百年润发》电视广告，整个广告以京戏作为背景音乐，巧妙地将中国的国粹融入故事之中，既赋予了产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寓意着百年润发这一品牌的悠久。金六福酒的广告“婚嫁篇”中以手鼓、唢呐为背景音乐，烘托了婚庆热闹、喜庆的气氛，展示了中国传统婚礼习俗，同时也深化了“好日子离不开金六福酒”这一主题。
3．电视广告语
【关键词】大传媒时代 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传播
2013年，国务院把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这一改革的出台必然给传统传媒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加速广电和出版行业的重组，拥有资金和融资优势的多元化经营大传媒集团有望通过跨行业、跨媒体迅速做大。
一、传媒产业发展的特点
（一）大传媒时代已经到来
大媒体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整合。各种媒介形式统一为某种目的服务形成合力。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两天后直升机寻找空降地点的经典案例。最先是传统媒体的广播了“寻找空降点”的消息，然后经过互联网的信息提供，最后经报社记者的有效传输，这样把传统媒体收音机、新媒体互联网、报社记者组成了三位一体的信息通道，快速有效地将“大平头”传递到救灾者面前，为减灾赢得先机。在这次灾难救助过程中，政府信息前所未有的公开与透明，各种媒体介质齐上阵，在信息、稳定人心、抗震减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宣传引导上形成了强大的合力。2008年对于中国媒体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后来应对突发事件与灾难救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新媒体力量锐不可当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指数字信息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较之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自然有自己的特点。对此，吴征认为：“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新媒体的出现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中人类心理需求的特点，数字技术的进步推进了这一需求成为现实可能性。
二、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方式
（一）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形式多样化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散杂居边疆省份，全省共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近20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5.26%。其中世居本省的有满、朝鲜、蒙古、回、达斡尔、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和柯尔克孜10个少数民族。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黑龙江省世居的众多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保存相对完整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形式纷繁多样，既有经过整理定型的口头文化、以体型动作表现的为体态型文化，也有经过反复推敲、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造型技艺文化，还有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服饰、饮食、习俗节令等综合类文化。各类传媒方式几乎都可以从这些文化中吸取素材、创作灵感和技艺，而丰厚的文化遗产搭配媒体的平台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形式多样化
1.网站
目前，黑龙江省内还没有专门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网站，相关的内容散见在各级政府门户网站以及科研院网站之中，如黑龙江文化产业网、黑龙江民族研究所等。与之较为相关的是黑龙江文化产业网站，于2009年6月开通，主管单位是省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办公室，主办单位是省文化建设促进会，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联通黑龙江分公司等单位提供技术协作，由黑龙江省翰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运营。网站主要担负宣传、介绍、推广本省文化产业，产业政策、搭建本省文化企业联盟、组织和举办各类相关展会和活动等职责，成为整合产业资源，汇聚国内外相关信息、项目、资本、技术、人才和产品的平台。
2.影视制作
影视传媒一直以来是少数民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手段，因为相对较为传统的媒介可以较好地保存和传播各类文化遗产。比如纪录片等数字化技术对于保存本色文化较为稳妥。新世纪以来，如电影等形式能够潜移默化地拓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范围。近些年我国影视界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蓬勃兴起，并逐渐走出国门，为外界所认识和接受，如影片《玛的十七岁》向人们讲述了生活在红河哀牢大山深处17岁少女玛的一段美丽的青春故事，呈现给观众一个非常真实的云南和不加任何修饰的少数民族生活。其中演员几乎全部是非职业演员，女主角是来自红河县一中的一位地道的哈尼族高中女生，大胆采用的哈尼族语对白极大地增加原生态的异域文化感。影片不仅获得国际电影人的高度赞誉，美丽的哈尼梯田、真实的民俗风情同样带给观众极深刻的印象。类似的电影还有取材于中国哈萨克族牧民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美丽家园》、讲述花腰彝族古老婚俗以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的《花腰新娘》、以云南少数民族传奇故事为题材的电影《别姬印象》以及描述蒙古族女人命运的《图雅的婚事》等先后在国内外播放、参赛、获奖，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
2008年以来，黑龙江省的影视作品制作极大地利用了东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每一部片子都具有浓郁的黑土特色，获得了外界众多的肯定和各级别的奖项，迈向了新的高度。可惜的是黑龙江省影视界却鲜有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出现，这样的差异不能不让人遗憾和忧虑。
3.以微博为代表的新传媒
大传媒时代已进入产业运作的加速阶段，更多力量开始主动建立独立的新媒体经营平台。以网络媒体和智能移动终端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未来发展前景看好。自2009年8月“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之后，短短几年，微博的信息从个人的生活琐事至体育运动盛事，再到全球性的灾难事件，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网民们表达意愿、分享心情的重要渠道。微博，即微型博客（MicroBlog），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
利用微博进行成功运作的第一案当属红河。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居住着哈尼、彝、布朗等10个世居少数民族，拥有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2011年之前它们同众多民族文化一样还没有形成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1年，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与腾讯微博联合了《红河州“我要去红河”歌曲（词）作品征集公告》，活动最高奖金额为1万元，获奖者可同时获得红河五天免费游。整个活动全部通过微博开展。作为全国首次“微博征歌”活动，消息一经传播便得到了全国博友的强烈回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作为第一首微博创作歌曲“我要去红河”抢占“全国首支微博原创歌曲”品牌，网络点击总量突破2000多万人次，创2011年国内新歌收听最高纪录，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旅游营销双年最高大奖――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旅游营销事件，并两度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红河州以此为契机整合各方力量，以音乐营销、节庆宣传、影视传播、宣传画册、新闻媒体等多层次、多形式全力打造出了“哈尼文化、彝汉交融文化、锡文化”三大文化特色。红河微博征歌的成功开启了微博政务的“宽域时代”，同时也给我们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的启示与思考。
三、传播和发展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的几点思考
（一）思想重视，蓄势待发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解决为什么发展的问题，首先要在思想上真正厘清传播和发展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这里的价值既包括文化本身的价值，也包括传播和发展文化的产业价值。在气候寒冷、生活条件低下的生活环境中，黑龙江省的少数民族造就了粗犷彪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品格，洋溢着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乐观精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伴随着东北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从文化消费视角来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可挖掘。但是，由于少数民族自身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发面都存在着诸多约束，这样的宝藏开发工作只能由外部力量完成。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外部世界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和艺术上的真正魅力缺乏共鸣，在思想上、感情上难以产生文化认同感，更不用说真正去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产业价值了。所以，要做到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清除思想误区和障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二）选择合适路径，开拓多元化渠道
从整个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角度看，以云南的成功经验来说，以专业团队打造民族文化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策略选择是必然的路径。单就传媒角度来说，目前的宣传力度还不足。首先要有单独的民族文化宣传平台，利用专门专业的网站进行全方位的少数民族文化展示；其次，利用各种媒体形式特别是新媒体更多地开展互动活动，吸引和号召全民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从而达到了解和喜爱的目的；三是加大投入进行影视、影音制作，打造精品扩大推广。每年黑龙江省有很多国际级别和国家级别的盛会，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哈洽会等，利用这样的机会把民族文化介绍给全国和全世界，是一举两得的。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较多的尝试，目前需要加强的是推陈出新打造精品，深厚的底蕴跟专业的打造同等重要。在电影制作上，寻找传播角度和突破点是一个关键。电影《香巴拉信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一部以全国劳动模范、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获奖者、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邮政局“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为原型的影片，故事演绎了一段新时期的“邮缘”――乡村邮递员和百姓之间深厚的缘分。整个影片并没有过多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但是观众在影片中除了被人物的高尚人格和情操所感动之外，也可以时时刻刻欣赏到美丽的民族风光、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无形中达到了宣传的目的。
（三）保护为主原则，原生态与市场化结合
利用媒体对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传播与发展必须坚持如下原则：一是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政府及相关组织不仅要照顾少数民族同胞的感情，还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负责，减少不良影响。可以建立相应的网络行为监控机制，强化网络法律法规。
二是传播与发展民族文化要注重社会效益。把少数民族文化当成产业来运营本身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但是文化产业除了具有经济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文化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产业开发绝对不能唯利是图，传播和发展民族文化也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是防止民族文化的过度“失真”。少数民族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原发性与独特性。在当代社会，城市生活中的压力与浮躁使得人们更加向往质朴天然。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本身独特奇巧、内涵与形态都独具一格，这是其魅力之根本。但是这样的本色文化未必适合媒体的要求。因为在制作传播过程中，制作方往往会根据影像制作标准和达到吸引大众眼球的目的，对文化本身进行加工甚至再加工，致使文化本身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也失去了传播和发展的本来意义。所以在媒体进行编排时，应充分尊重并尽可能展示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品质。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创意与开发模式研究》，项目号：11B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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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少数民族文化 传媒化 新论域 意义
一、题 旨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之谓，是将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一般化的大众传播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和呈现的论域。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何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和产品？这个表述标明了此研究的两个方面：其一、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其二、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产品――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因素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发生于同一个过程，是一体之两面。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目的是，经由传媒化的动态过程，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传媒因素、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市场因素（尤其是资本因素）作用下的情态和机理，在历时与共时两个向度上，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是笔者2010年提出的一个新论域。这个论域试图在传播学、民族学、经济学（主要是文化经济学）等多学科交汇之处建构一个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情境相对应的学术范畴，以避免学科分野对现实整体性的肢解。
二、范 畴
（一）既有的研究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个学科。经对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跨学科研究领域文献的研究梳理，本文将现有的交叉研究归纳为以下4个向度：一是民族学向传播领域的延展――人类学早期的传播学派理论以及后来的传媒人类学（David Machin，2002年；Ginsberg，2002年；Askew、wlik，2002；Peterson，2003；Rothen- buhler、Comam，2005年）①。二是经济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联姻――民族经济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刘永佶，2006年、2008年）和经济人类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施正一，1997年；施琳，2002年等）。三是传播学向民族学领域的拓展，主要是民族志传播学（【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和正在创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四是传播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大致分别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学理论在传媒中的运用，产生了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等新的学科分支；二是文化产业研究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关注的是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以上错综复杂的学科交叉研究可以通过图1得到展示。
除了上述4个向度的联系之外，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等，1979年）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现有的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关联性研究是两两对应的，是以一个学科为基础，向另一学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都没有涉及或少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问题。传媒尽管也被理解为一种产业、一种经济活动，但是一般认为少数民族社区的传播经济化过程还是一个将来时。
文化经济学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已经注意到文化产业对少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从传媒角度来加以研究。
媒介经济学、传媒产业化研究是使用经济学理论对传媒经济过程的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兼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②。在这些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是缺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和文化实体，也被看作是一般的与汉族地区无差别的事业单位或市场主体。实际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活动和传媒产业有着与汉族地区不同的语言、文本结构方式、文化内在特征以及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随着传媒领域的市场化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少数民族必然成为使用现代传播技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市场主体；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旅游、会展、演艺等广义文化产业，狭义的文化产业和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视作品、少数民族音像产品、少数民族出版物等必然要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实现更大规模的复制和更大范围的传播，以使少数民族文化主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民族志传播学、民族文化传播学、传媒人类学基本上关注的是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这些学科中，有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关注，但是，传播的经济过程却被忽略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两两对应的分支学科建设中，总有另外一个学科是缺席的。这个状况直接导致了要么是在经济化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被忽略，要么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经济化过程的被省略。现实的联系被学科的分野肢解了。
（二）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是要在少数民族文化与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现实关联中，以事实为根据设定一个新的研究范畴。这个研究范畴可以用图2来呈现。
鉴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文化属性、传播特征和产业属性，本研究从历时、共时两个向度设定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内容。
从历时角度看，需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源流，以便厘清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此为研究的基础。从共时角度看，考察民族文化传播的信息编码过程、内容制作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见图2）
――此为研究的3个主要方面。跳出上述纵横结构，在一个高点上，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现状、特质、机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继而进行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上述研究内容和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其一，历史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其二，基本内容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机理是什么？”；其三，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造成了什么影响？如何调适？”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过程可以细分为3个不同的侧面。这3个侧面存在于一个共同的过程之中，是对共同过程的不同表述。
首先，我们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看成是一个内容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制作，形成节目，然后经传播，到达受众。这一部分主要蕴含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尤其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西方的大众传播和意识形态关系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需要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中国化，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状况、意识形态、民族理论、传媒制度和人的文化心理等因素都与西方有截然区别，西方的理论是不可以照搬过来图解中国现实的。要使传媒文化研究中国化，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少数民族文化”这个变量进行考察。如果西方的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传媒――意识形态”关系，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中国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一般的理论争论进入中观的应用研究和实证层面，让飘忽的“意识形态”附着在“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对应物上。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编码形成传播文本，这些文本经受众解码，达成信息传播的目的。这里，传播学一般的信息传播研究，一经载入少数民族文化，原本空无一物的传播学“传――受”关系通道中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内容。鲜活的、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一旦植入传播过程，就必然与传播渠道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是与一般文化信息在编码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所不同的。大众传媒形式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有其总体性的特质，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传媒的本体属性。这里研究关注的是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编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已经不是一般的“信源――渠道――信宿”的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关系。分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特征――即在传媒属性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中考察信息文本编码的特征。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媒中由于传媒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
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经济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生产，演变成了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过营销到达受众（文化消费者），完成的是利润获取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传媒经济研究，而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之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研究。③这里的关注点不是“民族――经济”的对应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关系。
在传媒经济学等研究省略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志传播学等研究省略经济化过程，民族经济学等研究省略传播过程的学术现状下，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试图以现实为依据，将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研究建筑在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者交界的视域，增加一个向度去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如果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集”的研究，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提出就找到了民族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一个“交集”。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作为“最大公约数”，使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相关同类项得以显现、对应、比照、约化，看到社会实际存在的诸变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动态作用，从而进行更切合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三、论域的由来
（一）传播学与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产品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始于20世纪20年代，④勃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在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基本内容和产品之一：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早期辉煌；各种报纸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从未间断；电视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着最靓丽的风光、风情、风物；互联网关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网站也发展迅速。⑤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不仅提供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提示了研究的基本关联因素和研究的方向。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内容，不仅使民族学与传播学面对共同的研究领域――传媒文化研究，同时提示了民族学、传播学的当代转向。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1996年6月号的《今日人类学》杂志中登出一条消息，称1996年11月30日在曼城大学举行的论辩会的主题是“（传媒）文化研究将是人类学的死因”，意指传媒的发展使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ow Malinowski）的“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或“分立群域”（isolates）不复存在。“传媒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的小型、一体化的分立群域或社区被大型的全球化、国家化、多元化的力量渗透与连接”⑥，如此传媒文化占据了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导致了对学科存在独立性的质疑。
这里我们对传媒文化研究是人类学死因的“惊呼”暂且不论，但是借由传播场域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相关问题，无疑指示了当代民族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和重要方面。
在人类学家的忧心忡忡之时，传播学家们也发现了将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传播理论和应用研究形成的新的学术领域。一些传播学者借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民族社区开始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一些学者开始了创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努力（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这两类学者以务实精神开始了民族学与传播学交界之地的耕耘。
如此，民族学与传播学不可避免地已经遭遇了。
（二）传播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产品实质上是少数民族文化经由传媒过程的经济化，提示了传播学对传播经济化问题的关注。
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研究已经呈现在了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等新领域中，但是传播过程并没有被纳入讨论。
实际上，大众传播过程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规定性的作用，把大众传媒及其导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量引入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化过程，传播学是不能缺席的。在这里，传播学面对传媒产品和传媒产业，不可避免地要创造性地步入经济过程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此，传播学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经济学。
但是在传播的经济学研究中，不论是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还是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经济学概念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在关注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时，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却是缺席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提示出了一个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学科相关联的研究地带。学科的人为划分和人类活动日益紧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错位。学科的交流、交汇、交融是一种必然。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来自现实的真实命题。从这一点说，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题既有现实基础，又提示了融合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向度。
四、意 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新命题
传媒化生存是当今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也必然跻身于传媒化的生存状态之中。
传媒化生存意味着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已经被纳入了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同时其本身也是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大众传播的一般性，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传媒场域殊的状态和动势。其一，大众传播既把遥远的世界带到了少数民族眼前，也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于公共的场域。少数民族文化再不是昔日“藏在深山人未知”的存在之物，而是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传播内容之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外部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陌生世界。在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中，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了更多因素的作用，因而具有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生存发展状态。其二，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在交流中，也必然会有接纳、融合、排斥、冲突。传播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被放置在了多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面前，因此也使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价值判断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动势。其三，传播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大众传媒场域，而这个场域本身就是多种权力博弈和争夺的时空，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也必然会被赋予新的动能。其四，传媒场域本身就是文化存在与再生之场域，所以传媒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当代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就是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下的真实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化运用的可能。于是少数民族文化除了昔日的话语权力实现问题，又添加了经济利益实现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经济过程、借由大众传媒的强大传播力实现文化增值的路径。少数民族文化不再是仅仅在民族社区自演自看、自生自灭的“保护”对象，不再是民族风情农家乐里守株待兔式的唱唱跳跳，不再是大型节庆中欢天喜地、万方乐奏的无偿表演，也不再是国内外大腕导演们无偿占有的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参与大众传播的资本，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权益。边缘的文化主体借由文化产品参与中心，指示了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的发展路径。当立足于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已经不合时宜，当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当东部因地理、历史、政策、基础等诸多优势优先发展又好又快抢得先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就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赶超应该思考的现实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方式问题可以进一步呈现并在新的向度上获得讨论，这是有意义的。
（二）少数民族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和建构，目的是从新的向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
传播是文化存在和再生的场域。经由传播来考察文化已经是当下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民族志传播学、媒体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都在这里开始了耕耘，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可以在这片“田野”（field）观察到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生存的基本状态。
大众传播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特殊场域。大众传播使得文化被集中显现、建构、传播、扩散，并被加入社会场的诸多能量。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信息媒介属性、文化场域属性、文化产业属性等复杂性质，就像是一块多棱镜，反射出政治、文化、经济与传播内容的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供了一个由点向三维空间发散的研究视域。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了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编码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文本，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生动、鲜活地含有来自意识形态、制度、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活化因子。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就使得上述因子的作用过程得以显现，从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诸因子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机理，来呈现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张力与合力，这就提供了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的一个观察点。基于张力的弥合与合力的更生，便可以提示理论思考和政策改善的向度。
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从局部看，我们窥见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过程；从整体看，我们则可以观察到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的整体图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传媒的结合，不仅是以文化主体身份的被动参加（如少数民族社区的电视观看），而且是以市场主体身份的主动参与，就是要实现和获得少数民族文化因传播获得的话语空间和增值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人们共同体的事实不平等考察中，要更加注意经济因素。把解决不同人们共同体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是在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现实要求之一和终极目标之一。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的视角，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带有了多维度的和现在进行时的意义。
参考文献：
李春霞、彭兆荣：《媒介化世界里人类学家与传播学家的机会：文化多样化与媒体人类学》，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6期。
凌昊莹著：《媒介经营管理》，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陈庆德、马炜著：《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马炜、陈庆德著《民族文化资本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白润生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2013年9月7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民族”，找到网页约1亿多；输入“少数民族”，找到网页约8320万个。
前言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席卷下，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我国，对我国大学生造成巨大的文化冲击，而这些事件似乎在验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而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刻不容缓。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降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增强我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
1.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2.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一种世界发展的趋势。文化为经济打头阵，经济为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3.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而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即大学生对于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表现为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内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群体价值进行整合的过程。
二、从传播学5w模式看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原因
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将它们排列，形成了后来人们称之“五w[2]模式”或“拉斯维尔程式”的过程模式。这五个w分别是英语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who （谁）says what （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al （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即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传播效果分析。
（一）传播者：有意识地文化渗透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之一。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媒介组织。 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文化实力相对较强，向外文化辐射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如美国的《功夫熊猫》《泰坦尼克号》等，将美国的文化理念通过影片渗入到大学生的思想之中，造成中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 --！>
（二）信息：外来文化真假难辨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中心。它包括特定内容和传播方式两部分。传播内容是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 信息传播的内容是决定其文化倾向和文化引导方向的最重要问题。在外来文化中，对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造成冲击的文化主要有影视文化、饮食文化 --！> 、节日文化 、娱乐文化和服饰文化等。
（三）媒介：媒体导向偏差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媒介即中介或中介物，存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在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过程中，网络是使用频率最频繁和最有效的传播媒介。 大学生的空闲时间较为充足，对于高科技的掌握能力较强，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此，大学生是网络信息的主要受众，而当前的互联网信息真假难辨，导致大学生接受的信息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削弱了大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
（四）接受者：民族信仰体系不完善
接受者又称受众，是主动的信息接收者、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从受众角度，即大学生的角度分析其民族文化认同感缺失的原因主要有：大学生的信仰体系还未完全形成，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高校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校园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盛行。
（五）传播效果：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缺失
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的影响下，外来文化的传播造成了我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
三、从传播学5w模式构建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
（一）传播者：增加民族文化的传播
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者进行文化控制并不现实，但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尤其是自己民族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的传播者，从源头加以控制外来不良文化。
（二）信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在信息传播的内容上，我们要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播，而保护和弘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中的可创新之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等的变化不断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创造力①。因此，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三）媒介：发挥正确导向作用，树立“最美”草根典型
1.媒介平台
2012年1月6日，山西卫视推出了大型真情互动节目——《最美中国人》。这是一档秉承寻找人们生活中“真善美”的全新节目，为观众提供一个可近可亲可感可学的立体最美人物形象。
2.“最美”草根典型
2011年到2012年，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最美人物，有“最美妈妈”吴菊萍，有“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更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采取安全停车措施保住公车上24名乘客生命的“最美司机”吴斌。这些“最美”人物都是出身“草根”的“草根典型”，容易引起大学生的共鸣。
（四）接受者：培养“舆论领袖”，引导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
舆论领袖是指能够非正式地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变别人行为的个人，是一个告知者、说服者和证实者。与社会正规组织的领导人物不一样，舆论领袖是非正式的领导，给人出谋划策，其影响力常常比大众传媒更大[4]。培养“舆论领袖”，可以在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五）传播效果：促进大学生文化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六、结语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构建我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问题，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探讨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二是此探讨基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三是本文从传播学的5w模式入手，分别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原因，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定的措施，四是充分运用所学知识，结合作者文化产业的专业背景，综合运用文化学、传播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来分析当今的热点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1954年，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指出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播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
今天，新媒介带来新的技术手段、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娱乐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通过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传达与反馈关系，不断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作为我国唯一辖有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直辖市——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也不例外。
重庆市现有少数民族人口197.36万，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石柱、秀山、酉阳、彭水自治县和黔江区是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83万，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2.7%。长期以来，重庆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远离城市的农村山野，过着封闭农耕的乡村生活，保留着大量的传统习俗。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城乡高速公路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重庆农村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冲击与转型。从当地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真实的现状是：土家吊脚楼、苗家木屋，逐渐被钢筋水泥铸成的小洋楼、小平房所取代，苗家搓衣板、鼎罐、草凳被现代化的洗衣机、电饭煲、沙发所代替。从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来看，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苗家青年男女谈恋爱已经不再唱苗家山歌，而是到电影院卿卿我我；土家青年男女也不再跳起欢快的摆手舞欢迎远方来的客人，而是到歌厅与客人k歌狂欢。嫁娶习俗更是和现代都市人无异，车辆迎送，婚纱西服，现代感十足。种种现状与现象表明，在先进的传媒技术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播中正在被鲜明地解构与建构。
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保留特色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在全球化的今天，保留自身文化特质与精髓，就是保留自己赖以生存于这个多元文化世界之中的根本。因此，少数民族自身必须慎重选择自身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思考和实践中，有人主张，少数民族文化应当保持传统不变，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特性；也有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应当大胆创新，否则就会失去其生命力。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但易走极端。理性的做法是反对“一刀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哪种模式，任何一项具体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路径，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和宗旨，即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要满足这一需要，除了现代化，少数民族别无他路。
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实质是提高全民族、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现代化对少数民族而言，尤其具有双刃性，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现状；但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先进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会形成极大冲击和影响，会使少数民族弱小的文化在某些层面上“均质化、淡化和湮没而处于社会上装饰性的、残留的或边缘性的地位”。①因此，如何面对不可回避的现代化趋势，建构适宜自身发展且兼具本民族文化特质的生活方式，是少数民族必须解决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建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现代建构，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其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获得更好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其价值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策略
1998年，美国传播学家鲍尔·洛基奇以多种研究手段对网络化时代传媒转型背景下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研究成果《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一文中，从生态学构架的视角提出“传播基础结构论”，认为传播基础结构由两部分组成：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和传播行动的环境（见图）。
邻里趣闻轶事讲述系统包括宏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主流媒体（主流媒体主要讲述的是整个城市、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故事，讲述对象可以是这个城市、县或是地区的所有人口）；中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当地媒体和社区组织（对象是这个城市的某个特定地区）；微观的趣闻轶事讲述者：居住在某些地区的居民本身。传播行动的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行为周围的所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论”对于新媒介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合重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现状，笔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提出如下三点策略：
一是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即主流媒体、当地媒体和社会组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本身应对自身所担负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应有着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主动传播，主动反馈，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提升本民族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过程中，有关各方应当对传播行动的环境有着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分清阻碍或鼓励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各种因素，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交通状况等，辨识促进或阻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社会文化特征，如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等，从地理上打通闭塞的交往环境，从心理上构建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
三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在任何一个环节，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必须在着眼于当前实际且兼具长远规划的基础上，基于满足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基本需要和更高需要这一核心理念。这里的物质需要，不是短期内的经济提升，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形成可持续增长；这里的精神需要，不是随大流，走媚俗路线，而是应当有本民族精神内涵。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与重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QNRW48）以及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乌江流域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从传播学视阈看民族文化解构与建构》（项目批准号：2012Y 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参考文献：
①蔡骐：《文化·社会·传播》[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张舒予：《论网络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J]，《复旦学报》，2003第4期
③牟岱：《论国家民族文化的建构》[J]，《社会科学辑刊》，2004第5期
④张志 王晓英主编：《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2015年年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围绕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如何确立民族传播的价值取向，在新闻传播中如何保持主体地位，如何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的主要议题，来自40多所高校（含媒体）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除聆听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7位专家学者的主题发言外，又分别在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影像传播、民族文化传播史和人际传播、民族文化的新媒体传播、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与商业传播、媒体融合与民族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高层论坛等5个专题方面进行了研讨，经过一天（2015年11月6日）的深入讨论，交锋、碰撞，达到了此次会议的预期效果。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遵照章程的规定，召开了第五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诚如赵丽芳会长在开幕式上所总结的：“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近5年来，研究委员会的理事单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地区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研究等均产生了一批较有水平的学术成果。
在此我谨向第一届以赵丽芳教授为代表的常务理事会以及全体理事的辛勤劳动和为研究委员会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认为，这次年会暨论坛至少有3个亮点：
1.这是一次盛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超过历届，在会议期间表现的热情空前高涨。
2.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不仅以汉文报刊，而且也以少数民族报刊，尤其是以朝鲜文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11月12日，在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成立大会上，作为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作了题为《东方之友――关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的演讲。而在汉口创刊于1938年4月10日的《朝鲜民族战线》则是朝鲜民族战线同盟的机关刊物。现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研究委员会带领全体与会专家学者在武汉举行研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重温这段历史更彰显了我们探寻民族精神的传承，守望民族文化的力量。
3. 在与在新加坡会见的重要时刻，台湾学者跟我们一起参加研讨，是两岸和平发展在学术领域里的体现。诚如和所说的，“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2014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强大的思想武器。他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关于文化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中国梦、做好文化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对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开创文化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尽快在媒体融合发展上见成效，取得突破，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使我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者、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工作者，深受鼓舞。
做好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做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工作，壮大研究队伍，要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我们的贡献。
按研究委员会章程办会是我们的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唱响一个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发展进程；坚持“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坚持“三个统一”：坚持领导意图和学者个人研究意向和谐统一，坚持学术讨论（研究）无，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文化观、新闻观；切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有力揭露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制造分裂的各种图谋，在学术研究中旗帜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研究委员会章程是我们遵循的规矩，按规矩办事是广大会员的意愿。按章程办事并不是循规蹈矩不允许创新。每位学者都要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创新是时代的要求，是做好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动力源泉。牢固树立创新意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把服务各族群众同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最后，希望研究委员会带领全体会员加强兄弟院校的团结，各兄弟单位的团结，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建设成为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气氛和谐，成果丰硕，朝气蓬勃，具有创新意识的大家庭！让我在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的带领下，为实现祖国的伟大复兴，汇聚正能量，同心共筑“中国梦”！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30多家民族文字图书的出版社，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6％，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99种民族文字报纸，用13种民族文字出版，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种民族文字出版，约占全国期刊总数的2.5％。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等九省区广播电视少数民族语频道、频率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新疆、内蒙古、青海、延边等地均已实现当地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电视上星播出。另外，少数民族广播的频率数量和节目播出时长也迅速增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原来用蒙、藏、维、哈、朝5种少数民族语言全天播音20多小时，2010年3月1日，又新增设了藏语频率，全天播音达18小时。人民广播电台藏语节目播出时间由2000年的每天14小时增加到每天16小时，播出能力明显提高。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人才培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仅中央电视台少数民族播音员、主持人就达31人，占到全台播音员、主持人总数的10％。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央台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由每天播音10小时增加到38小时。五种民族语言广播覆盖近一半的国土面积，已经形成了以广播为主、多媒体联动的传播格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7月15日在北京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0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4.2亿，宽带网民数达到3.6亿，手机网民数达到2.77亿。早在CNNIC2009年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的各个省份中，西部地区网民数增长最快。其中增长率在60％以上的8个省份中，6个在西部，青海、云南、贵州是3个增长最快的省份，显示出我国互联网正迈向全面协调发展的态势。
以下分别从传统的报刊媒体、广播电视媒体，以及新媒体这三个主要传播视角入手，浅谈不同传播媒介对我国少数民族形象的表现和塑造。
平面媒体――全面综合展风采
6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多层次、多类别、多地区、多种文字、覆盖面比较广的民族图书和报刊体系，不断满足着少数民族群众的阅读需要。
各级民族报刊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的政策下积极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果和经验，详实地报道少数民族新闻事件，同时树立了不断稳定发展的民族形象。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报刊《中国民族报》为例，该报在2010年，专门策划了13期“兴边富农行动”的专题报道，每期用一个版展示记者走访的少数民族地区，如2010年12月7日的专版《特色优势产业助新疆边境加快发展》，以霍城的特色林果、奇台的畜牧业、皮山的民族手工艺，以及木垒的鹰嘴豆为例向全国受众详尽地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现状，并辅以相关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兴边富农政策下取得的成绩和生活现状，以切实生动的案例表现了少数民族同胞安定幸福的生活面貌，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改变大部分受众概念中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刻板印象，认识到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新形象。
另外，地方性的民族文字党报、都市报、专业报也都根据自身的不同特色积极传递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展现着少数民族同胞勤劳奋进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助力了各民族的发展稳定。
广电传播――声像直观展特色
近年来，全国广电系统不断加大宣传、创作、播出和覆盖力度，广播影视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日益创新，覆盖面稳步扩大，影响力显著增强，少数民族广播影视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不论是地方少数民族卫星电视的民族语频道，还是央视的民族专题栏目，包括在历年的“春晚”盛宴、国家形象宣传片中，都积极融入少数民族的鲜亮形象。
广播电视传播在民族地区文化传播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我国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对中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西部地区给予专项补助。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力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状况。
中央和地方各级广电媒体也充分发挥新闻、专题、文艺等各类节目优势，大力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在新闻报道中强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特色活动的宣传。重点专题报道先后播出了《美丽的传说――中国各民族文化经典故事巡礼》、《海外文化展》、《走进西部》、《寨子》、《穿越呼伦贝尔》等系列节目和专题片；加强了对全国性少数民族运动会、内蒙古那达慕运动会、云南“三月街”民族节等体育活动的直播和报道力度，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出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品牌栏目，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大家庭》，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民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穆斯林在中国》，电视台《旅游》、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博格达之声》等；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大型主题活动，如中央电视台“民族器乐大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和谐新疆行”，国际广播电台“美在”网络知识竞赛等，深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也通过这些活动，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少数民族同胞多才多艺的鲜活形象。
新媒体――迅速及时吐心声
当前的传播生态下，互联网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以往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三分天下的传统格局，不少民族网站如中国民族宗教网、中国新闻网等均已具备了一定的制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
新媒体的草根性特质让受众拥有了更多的传播主导权力，让普通受众能够最大化参与信息传播，实现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新媒体能够让亲历突发事件的普通民众成为事件的报道者，他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以当事人的角色、口吻，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报道突发事件发生瞬间所带来的伤害与恐慌。这种第一时间的报道因为来自现场的亲历者，来自草根民众，更具真实性与震撼力，一旦在互联网平台上经过网友间的传递，便能够迅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引发网民的热议。
新媒体还可以巧妙借用突发事件的民间舆论，帮助网友将新闻的感性认识转向理性认识，采用合理的方法放大这些言论的建设性，消除其破坏性。例如，2008年5月12日14：35，汶川地震发生仅7分钟，一个灾区网友便把描述地震情况的帖子发到了“百度贴吧”的地震吧上。众多网民在博客、论坛、QQ中大量转发反映震区灾情的图片与文字，还通过转帖接力成功解决了援救队伍的飞机无法找到合适着陆点的问题。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出席学术论坛开幕式并讲话的嘉宾有：江苏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郑泽云，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建元。
一、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针对如何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学者们怀着对民族音乐真诚的热爱和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王耀华的发言题目为《中国传统音乐在大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承》，首先，从中国传统音乐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教育的重要功能入手，坦言大学音乐教育应传承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其次，从“中国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传承”、“音乐理论的传承”和“审美观、价值观的传承以及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三个方面阐述了“传承什么”的问题。提出从技能到文化的全面学习并形成中国民族音乐教学体系；音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最终目的在于唤醒和引导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人文需要，培养人文关怀和人文信念。如此，才有可能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过程中，以音乐形式体验自我、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和表达自我，进而达到个人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三，对于“如何传承”的问题，提出在课堂外，让学生到民俗活动中去接触传统音乐；在课堂内，提倡中国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教学并重。
秦序以《民族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化》为题做了发言，从非物质文化保护角度深入探讨了作为文化遗产的民族音乐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如果说“非遗”保护前十年主要是各地普查并向国家申报，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对每一个项目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以国家形象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影响了大众的价值观，使大众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
汪人元以《从戏曲音乐谈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为题，联系中国音乐教育问题，讨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他指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音乐教育体系，但大部分中国青少年不熟悉甚至不喜欢中国民族音乐，这不能不说中国音乐教育存在着缺陷。就此，他提出两点建议。首先，以戏曲音乐作为突破口，解决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格局和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格局；其次，音乐界和戏曲界应该共同携手，通过研究获得对中国戏曲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的自觉。
戴嘉枋站在音乐史学角度，在发言中探讨了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和当下的关系。提出，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多和20世纪音乐创作有关；一方面是传承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民族音乐作为一种元素被融入于20世纪的音乐创作；对民族音乐研究中要持有史学态度。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中都有一个材料甄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自己的学术思维，进行有效的学术判断。
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
传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不仅需要热情，同样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或者说，要使民族音乐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牢牢地站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层面来展开，这也是学术界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话题中，几位发言学者主要围绕如何看待和理解民族音乐等问题，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学术立场、当下与历史的接通以及后现代思潮与人类学视野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伍国栋在《民族音乐学选题及研究的音乐学本色》发言中，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归为四个类型：第一，“声音本体”，对音响作品、音响材料、音韵特征、声音功能、乐学构成等进行形式的、内容的、规律的研究。第二，“音乐行为”，音乐并不仅仅是作为乐谱的结果，音乐是人的行为过程；需要结合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针对不同类型乐人、乐社，对其音乐创建机制、音乐使用机制和音乐传播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三，“音乐器物实体”，结合音乐考古学、律制与乐学、工艺学等理论，研究音乐器物实体对象的音乐史学意义和价值、形制构造和结构、音律使用和音位状态、社会传承和艺术功能等问题。第四，“音乐概念”，乐人音乐操纵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固有概念，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深描”理论和意向解释，对乐人操纵和使用音乐过程中的潜意识行为和隐匿的音乐象征、音乐禁忌、音乐暗喻等，进行音乐特性的表象性、内涵性、指向性的研究。
项阳在以《明代国家吉礼中祀教坊乐类型的相关问题》为题的讲演中，以明代国家吉礼用乐为例，不仅阐述了古代国家用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重要性，更是在治学方法上以“接通”为切入点，强调民族音乐学研究既要关注当下音乐事象，同时要将所观察的音乐事象与历史事实进行学理链接，从而使民族音乐获得更为丰富的学术解读，这也是在方法论上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认真辨析历史文献，然后深入到中国乡间社会中去考察、辨析、体味，这才能够感受到民间礼俗仪式背景与传统国家礼制所具有的对应性内涵。
管建华在《恢复演创合一的民族音乐人文传统》的发言中，提出通过“演创合一”来恢复中国民族音乐的人文精神。在我们关注音乐形态传承的同时，更要看到音乐载体――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按照模式化来传承民族音乐，实际上已经失去它本身的鲜活与动力。而中国音乐的特色，就在于其创作过程就是一个表演过程和传播过程。中国音乐具有人文传统，音乐的传播是一种沟通模式为取向的音乐行为模式。表演者、演奏者对乐谱、音乐音响采取交往互动的立场。
杨曦帆在《音乐行为中的民俗文化――从音乐人类学看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发言中，以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个案解读为切入点，讨论了民族音乐在传承中的种种现象。以民间对歌为例，说明了尽管“唱本身”需要研究，但“唱”与“不唱”的背后文化民俗因素同样需要研究。在民俗与音乐的关系上，文化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活动中作用着音乐行为。在一些民族或仪式活动中，音乐以特定方式被给予某种神圣位置的民族中，传承较为完整；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没有神圣，就没有传统。
三、民族音乐文化的多学科视野
在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讨论中，涉及音乐、文化和跨学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由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既包括音乐本体性研究，同时更是一个关乎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问题，所以，其研究也就会出现多元化视野。
刘承华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发言中强调了文化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传统音乐的文化输出，是指在输出传统音乐时所具的文化视野，通过音乐中文化内涵的阐释以凸显其意义。传统音乐输出的常见形式包括：舞台输出、影像输出、技术和知识输出、美学输出四种类型。把音乐作为文化来输出，音乐更可以展示我们的文化实力和含量。文化输出不仅要讲技术特征，也要涉及到文化的功能问题，让民族音乐在意义上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而这需要文化的阐释。民族音乐的文化输出既是音乐输出，又是文化输出。
钱建明在《中西合璧与“不中不西”――从中国传统乐器系统化改良看民族乐队音源结构》的发言中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乐器文化的现实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相关民族乐团开展的乐器改良活动，不仅在剧场艺术场域中具有自身传播、流动、扩散的特征，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前景中进一步发挥作用。没有新中国剧场艺术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场域转换，就没有民族乐队建设所采用的诸多改良乐器以及相关创作表演特点。由于其改良是以模仿西方管弦乐队为主，存在着过分依赖民族乐队与西方管弦乐队外延形式的衔接，造成民族乐队的“大一统”模式。
施咏以《从“红楼梦”到“笑傲江湖”――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古琴音乐》为题，指出古琴传播的第一个特点是模糊性，第二个特点是反传播性，因为古琴是以口传心授为其特点的，它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上，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琴在本质上是反传播性的。目前古琴的传播是自然传播与技术传播并存，呈现口语媒介、乐谱媒介和电子媒介并用的一个多层综合态势。
板俊荣在《试论曲唱音乐的人内传播――以海州五大宫调的早期传播为例》的发言中，以传播学为学术切入点，认为海州五大宫调包括曲唱形式主要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属于概念化的传播，而不是一种自然传播。传播类型的多元化、传播媒介科技含量的提升和传播手段的不断丰富等，都不能替代人内传播中内省性经验体悟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挽救曲唱艺术式微的现状。内省性经验体悟具有创新内涵，进而提升了曲唱音乐的艺术性，繁荣了曲唱音乐艺术。
结 语
本次学术论坛是一个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参加发言的学者共计12人，所探讨的问题基本上围绕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这一论坛主题。
一些学者的理念、思路对于在现实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启发性作用。比如，学校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上所能够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足以让我们认真反思学校在民族音乐教育上的得与失。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话题，本次论坛上一些学者也紧紧围绕传承与发展这一主题进一步研讨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音乐与文化等学术问题。学者们大多认为，对于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学术关注，既应该包含音乐本身，同时也要关注种种音乐事象能否在一个更广泛的人文学科的平台上和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中进行一种有序的学术交流。
1计算机网络成为藏民族文化传播的窗口和藏学研究的基地
藏民族居住地分散，学术文化、经济信息等方面交流非常不易，而计算机网络则为这样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网络同时也为其他兄弟民族、地域的人更为方便和广泛地了解藏区提供了其它传媒无可替代的渠道。网络媒体的多维性、时效性、互动性、资料存储和检索的便利性、传播范围广、不受时空限制等这些特点，特别有利于藏族这样的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保存和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网络媒体的应用，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再成为传播藏族文化的障碍，网络为藏族文化广泛汇集、整理和传播插上了翅膀，汇集整理和传播的成本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计算机网络成为藏文化传播的窗口和藏学研究的基地，从而为藏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健康、繁荣、昌盛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2计算机网络在藏族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2．1藏族传统文化传播视野的转变
计算机网络使藏族传统文化传播的视野由乡村传播转变为国际传播，这种转变是网络给藏民族带来的一种“走出去”的意识，这种网络意识代表的是高速、高效的发展。藏民族由于居住地相对分散、地处偏远地带、通讯手段相对落后、还有广播电视线路架设的难度较大、报刊杂志媒体的分类和传播局限、语言的限制，在对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方面比起其他民族要缓慢一些。计算机网络使藏民族文化打破传统的封闭，真正让来源于藏族地区的神秘文化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重新焕发其魅力。网站规模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地域分布也遍布国内和国际，过去闭塞的乡村传播开始向更大的国内和国际舞台进军，过去的简单的民族知识传播已开始向介绍更广泛的民族文化传播转变，很多网站已建立了相应的外文网站，更具时代感和国际化的特点，并且具备了全球文化传播的可能。
2．2传播模式的转变
网络使藏族的文化信息由单向传播模式向双向传播模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使主要依靠政府单方宣传的被动时代成为过去。“在新闻传递中，把上情下达同下情上达结合起来，是达到上下沟通、信息共享、互相理解、推动工作和问题解决的主要方法。只顾一头，会造成信息阻塞，传播不畅。”各类民族事务机构网站的设置，方便了受众了解各项党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双向特点，也使藏族文化传播更加生动，受众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与反馈，实现了藏族地区信息传播的互动。
2．3传播观念的转变
网络使藏族的文化信息传播由牧场意识向市场意识发生转变。牧场意识，主要指存在于少数民族共同记忆中的生活观念及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隐喻的是一种信息封闭的文化传播环境和经济环境。自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地区民众的生活观念、方式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等现代传媒在信息传播方面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功不可没。网络资源中，许多网站争相推出“农牧业开发专栏”，使得藏族同胞可以通过网络来学习更多的农业及科技知识，藏族同胞融进了现代社会，学会了科学生产幸福生活，不再是以前单纯地游牧生活。
2．4为藏文化的数字化保护提供了可能
随着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Flash、3D等各种网络动画技术逐渐成熟，这为传播和保护藏民族文化提供了很多新颖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为传统建筑数字化开发和保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等都提供了更为广阔和丰富的选择空间。
2．5藏族文化重塑
网络传播对藏族文化有巨大的重塑作用。藏族文化的发展需要借助网络传播，网络传播作为载体也需要藏族文化丰富其传播内容。藏族文化的重塑，既要与世界多样性的各种文化互为联系，同时又要精心地确立并保持自身文化最具特色最发达的成分。网络传播的“多元文化共生互渗”、“交互性与开放性”、“文化资源重新配置”等特性，为各种民族的、地区的、不见经传的、原生形态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充分展示的空间，为各类不同文化的携带者提供了书写个人见解的机会，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落后地区前所未有的传播愿望和积极性，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2．6藏族文化的整合创新
网络传播对藏族文化的发展是挑战，更是机遇。网络传播推动了藏族文化形态的“数字化迁移”与重组，并为其精神层面注入了个性、平等的现代意识，促进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创新；网络传播为我国民族文化建立了世界视阈，使其在反观自身、提升民族特质的同时，积极汲取其他文化的精华，促进其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整合创新。
2．7为青少年了解、学习藏民族文化和历史搭建了平台
网络较之报纸、电视、广播等传媒具有时效性强，参与性强，不受时空限制，多媒体让网络传播摆脱了传统媒体单一的表现手法，使文化信息具有了新的活力，更贴近青少年。利用网络让广大青少年了解残酷的农奴制度、历史文化、发展变化、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斗争的由来及重要性，让青少年了解和知道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支撑点，是人民阔步走向文明、富强、和谐之路的根本所在。坚持不懈地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
2．8藏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大潮流提供了可能
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可的藏文编码标准于1997年在大学诞生，各种藏文处理软件也应运而生。藏文新闻系统，使藏文网络传播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一切都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3计算机网络在藏族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负面影响
3．1知识产权受到严重的侵犯
新媒体的出现，既给信息传播提供了更迅速、更便捷的途径，也给侵权者提供了更简单、更为隐蔽的渠道。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数字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所有能够转换成数字化的领域，诸如音乐、文字、图片、音像等等知识产权都受到了网络的侵犯。重视保护数字版权，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成了当务之急，否则就会威胁到著作者的生存，进而影响到创作力。
3．2虚假信息泛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网络既是一个信息的宝库，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信息量巨大，甄别困难，不确定信息多，信息的选择困难。各种信息混杂，包罗万象：新奇、叛逆、而又有趣味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宣传论调、文化思想，极易使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倾斜，模糊不清。网络文化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其整体素质的提高。对虚假信息和不利信息的处理也比较棘手。
3．3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互联网时代，网络是及其重要的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阵地，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取民心民意的战场。特别是在涉藏领域，网站成为达赖集团宣扬其政治主张、宗教观点、沟通海外藏民、笼络藏族力量的最主要阵地；达赖集团通过一系列境外涉藏网站的宣传，对海外藏民乃至国际社会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影响了国际公众对及问题的基本认知和立场态度。
3．4网络技术落后，跟不上发展的需求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九成五的用户都是采用美国微软的窗口系统，中国使用的大部分芯片也是美国生产的。国内网站页面加载速度存在劣势，可能造成视频、图像的加载速度缓慢，多媒体的访问需求受阻。国内使用的网站基础软件系统功能简单，一般没有使用信道加密和身份认证软件，网络安全方面存在很大问题。这一现象不但不能促进网络文化长足健康的发展，而且使得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缺乏保障。
3．5藏族传统文化面临被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同化的危险
文化多样性或差异性是维系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源泉，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各种外来文化像潮水一般涌入曾经闭塞的民族地区，对各民族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冲击，各民族自成一体的文化空间遭到极大的破坏。近年来，各种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蚕食民族地区，各民族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遭到人们的抛弃，追求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了民族地区人民强烈的愿望和要求。这无疑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随着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恋爱方式、婚丧嫁娶的改变，各族同胞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兴趣日益淡漠，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被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同化的巨大危险。
4对策
4．1开设关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
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内容比重很大，其中很大多内容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因此，学习、继承、弘扬和传播藏族优秀文化是藏区各类学校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素质教育、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文化的带动者，为藏区建设出谋划策，在藏区各类学校教育中，应开设一些关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让学生们首先对藏族传统文化有所了解。提高藏族青少年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素养。文化自觉意识包括弘扬、保护本民族文化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文化安全意识；文化多元性有利于全人类的意识；文化衰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和抵御外来糟粕文化入侵的意识。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树立起既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又要爱惜自己民族文化的意识。唤起广大民众的文化发展与保护意识，激起最广泛的社区参与。只有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体现藏族的文化权益，才能有效推进藏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4．2继续发挥宗教在藏族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藏族传统历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宗教与藏族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这是由藏族社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藏族文化的发展、继承和传播，主要是依靠宗教这个载体来实现的，并且当时很辉煌。藏族传统文化自公元18世纪开始走向自我封闭，主要是由于18世纪以后藏族文化的继承和传播重心移向了寺院，将文化的传播变成了宗教职业人员的专利，关在了寺院经堂之内，教育脱离了民众，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也逐步被隔绝，形成了比较封闭的学术氛围。只重视寺院僧人学习经文，忽视了世俗普通大众的教育，社会文盲率急剧提高，造成藏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低下。这一切使得曾经称雄中亚的强盛民族，在数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几乎停滞不前，逐步走向了衰败与落后。早在网络传播技术出现之初，人们就担心网络传播形成的社区会将传统社会碎片化，这将会影响到传统宗教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价值体系。但是事实证明，网络传播的出现不仅没有肢解分化宗教，反而更好地解决了宗教信徒的散居问题，实现了更为方便与有效的在线精神交往。这就是网络宗教移民。因此，随着网络的发展，依托于宗教的藏族传统历史文化借助宗教和网络也会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4．3对藏族传统文化采取“扬弃”态度
藏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历史的要求，是藏族人民要实现的奋斗目标。藏族传统文化与新世纪现代文化相结合，是藏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必经之路。现代高新技术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所以在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一味地去追求现代文化；也不能保守地只知道传统文化而忽视对现代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对藏族传统文化应该采取的“扬弃”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精挑细选把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坚定不移地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使之达到新的高度。同时，为了新世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对传统文化给予分门别类地归纳与整理。
4．4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为了加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建设，应该净化网络舆论环境，加强网民道德建设，实行上网实名制、固定IP制和发言审查制等一系列制度。
4．4．1制定法律条文，规定每个人上网必须公开真实姓名和真实资料。
4．4．2上网前必须到公安局申请固定IP号码，申请通过以后将IP与身份号码和银行帐号捆绑。
4．4．3网民个人上网必须对自己言论负责，发言之前必须通过审查机制审核，审核通过予以，否则通过银行进行治安罚款处罚。
Abstract: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cultural space of Human Geography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aking dance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type of cultural space communication, analyzes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read of dance culture space, points out tha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ties and education are an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ultural space communication.
关键词： 文化空间；传播；舞蹈文化
Key words: culture space；communication；dance culture
中图分类号：J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293-02
1前沿
许多舞蹈文化在其发源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历经沧桑，保存了下来，成为区域性舞蹈景观和文化传统。而更多的舞蹈文化则随着人类的频繁交往，在空间上不断扩散开去，这种扩散就是舞蹈文化的空间传播过程。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许多舞蹈文化因为民族文化的冲突、地域自然环境的差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事战争的袭扰、种族的消亡等原因未能存留下来，流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有的则生存了下来，局限于特定区域和民族中，成为一种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1]；还有一部分因其本身的文化形式易于被不同社会人群接受，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成为各地区和民族共同喜爱的舞蹈文化形式。
舞蹈文化空间传播（或扩散）是舞蹈学与地理学共扼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是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的类型、过程、途径、方法、效果、制约因素等。目前这一领域发展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研究舞蹈文化的空间传播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项目，历史时期的文化传播是历史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有关研究基本揭示了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基本类型。历史时期舞蹈文化的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传统，舞蹈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因此，有关舞蹈文化传播的记录非常有限。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其传播类型与文化传播基本一致，部分传播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以舞蹈的传播为例，试图对舞蹈文化的空间传播过程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阐释。
2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类型
从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上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空间传播的类型有较大差异。舞蹈文化生活空间传播类型的选择既存在偶然因素，更存在历史的必然性。
2.1 舞蹈文化的膨胀型传播膨胀型传播，也称扩展型传播。它是指某种舞蹈文化在核心地（核心地一般指发源地，但是有时核心地并不在发源地，而是在发源地以外，发展较快并成为当地主要舞蹈文化生活的地区）得到发展，保持兴旺的同时还在向外传播[2]。膨胀型传播分为传染型（或称接触型）、等级型、刺激型三种类型。
传染型传播是指某种舞蹈文化比较容易为接触者接受，几乎接触的人，如同接触到易于传染的病菌一样，自然地接受了该文化，从而实现了其传播。等级型传播是指某种舞蹈文化的传播在空间上或社会人群方面有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有些舞蹈文化只在一定的区域和人群中传播。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与该舞蹈地方的经济基础、地理环境、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刺激型传播是指某种舞蹈文化生活，受某种原因影响而无法在另一地存在，不得不将原有文化现象做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其得以在当地存在，得到传播。这种传播形式不仅使许多舞蹈文化生活得以广泛传播，还创造了很多新兴的运动项目。
2.2 舞蹈文化的迁移型传播迁移型传播是指具有某种舞蹈文化的人或集团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而将该舞蹈向外传播。这种情况多见于移民，同时，经商者、官员、留学人员、流浪艺人、脚夫等多种人群也是迁移型传播的主体构成。迁移型传播可以分为占据型、变异型两种类型。
占据型扩散是指甲地的舞蹈文化生活被移民带到乙地，移民们所带来的舞蹈文化生活至今仍与旧地项目基本相似，仍属于同一舞蹈文化生活系统。移民迁移的人数较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大面积同源舞蹈文化生活，在这一文化区内存有一小部分的异舞蹈文化生活，移民将这一小部分的异舞蹈文化生活同化掉，从而形成文化区内一致性的舞蹈文化生活。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生活的传承主要是这种方式，在历史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历经数度较大的地域迁移。但是每到异地，这些民族总能保持其特有的民族舞蹈特色，并不为原住民的舞蹈传统所同化。变异型扩散是指移民并不占领成片的广大地区，而只是选定一定的地点居住下来，处在原住民的包围之下。但是，因移民所带来的舞蹈文化生活较优越，加之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地位较高，其舞蹈文化生活慢慢地对周围地区有所浸润，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土著舞蹈文化生活。这种舞蹈文化生活扩散方式属于混合型，新地舞蹈文化生活并不完全等同与旧地的。
3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的环境因素
舞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历史久远，种类丰富，样式各异，分布广泛。借鉴文化空间的传播理论，我国舞蹈的文化传播主要受人口的影响、社会的变迁以及民族和教育的影响。
3.1 舞蹈文化传播的同化现象――交流与辐射同化现象指在民族迁徙过程中，新迁移来的民族，在一个崭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或多或少地放弃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习俗，并接受当地的民族文化，被当地民族所同化。例如在东北地区普遍流行的传统民间舞蹈主要的也是汉族的民间舞蹈――秧歌。新的舞蹈文化越发达，其流行、传播的频率越快，其发展的速度越稳定，对其相邻的其它民族的影响力也越大。
3.2 舞蹈文化传播的融合现象――蔓延与回归融合现象往往指两个来自不同地域的民族，因某种因素在同一地域发生生产、生活上的接触时，必然会出现在思想、意识、文化上的碰撞，并在今后长期的共同相处中，逐渐吸收对方那些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益的部分，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最终出现了有益于民族文化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或者消失，或者融于其他的民族文化之中[3]。
如汉代的丝绸之路带来了西域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等异域文化，在长期的交往中，具有浓厚色彩的佛教乐舞传播到中原地区，与中原传统民间舞蹈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原舞蹈文化的发展。同时，在敦煌乐舞也深刻的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的影响扩散是双向的。不利于对外往来的地理环境对舞蹈文化的交流、扩散起着阻碍作用。从地理条件看，平原与草原给交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在我国北方地区民间舞蹈分布的情况看来十分的明显。我国华北、东北、西北拥有开阔的地理环境，为我国北方秧歌舞蹈的形成及其风格的一致性，提供了舞蹈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我国南方地形复杂，交通阻塞，舞蹈的内部差异远远大于北方地区，所以南方的民间舞蹈风格差异显著，其中地理环境的因素起决定作用。
3.3 舞蹈文化传播的异化现象――文化孤岛现象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多数由于新来的移民，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进入当地民族生存地域后，未能扩大本民族文化的影响范围，使得当地群体没有放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仍然保持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成为特殊的“文化孤岛”状分布。
我国四川、云贵一带的山寨，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少受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缺乏联系，差异越来越大，处于封闭和发展停滞的状态下，导致了在文化形式上不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保持了自身原有的民族传统性和典型性，这在这些地区残存的独有的舞蹈形式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4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的社会因素
我国光辉灿烂的舞蹈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促进，为我国历史和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迁对文化，尤其是对舞蹈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一般通过政治制度的变化，宗教习俗的渗透，民族整体的发展，教育的进步等方面对舞蹈文化一定程度上产生着影响。
4.1 政治之影响――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的促进或制约作用政治因素对文化的传播形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为舞蹈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古代舞蹈无论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使的纯粹的表演舞蹈从传统舞蹈中分离出来。同样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局混乱，政权分裂，唐代部分舞蹈形式融入到百戏之中，成为戏曲艺术的一部分。
4.2 宗教之渗透――丰富了舞蹈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宗教本身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载体。我国宗教的扩散与传播最突出的是通过移民，我国维吾尔族的民间舞蹈，其表现的内容、形式很多都与伊斯兰教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宗教在农耕民族多以农业祭祀或社神祭祀的姿态出现，如狩猎舞中带有浓厚的图腾崇拜文化氛围。宗教往往在意识方面反作用于社会形态，在人类精神层面主宰人们的行为，宗教活动基本方式是以舞蹈的形式体现的，如流行于我国各地区的民间傩戏就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祭祀文化。
4.3 经济之发展――舞蹈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各民族在适应改造自然环境的生产实践中，以各自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风格迥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色彩纷呈的精神文化[4]。如我国北方的民间舞蹈在表现形式上多辽阔深沉、舒展从容，酷似北方宽敞、辽阔的环境；而南方民间舞蹈其风格明亮、自由、欢快、细腻，和南方秀美的风景融合。又如农耕经济下的舞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且发展较快；游牧经济主导的舞蹈文化带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痕迹；山地经济主导下的舞蹈民族性、宗教性比较强。
4.4 教育之促进――舞蹈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教育是文化赖以传播和延续的基础，是文化得以实现和创新的动力，教育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呈现出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特征：或促进或阻碍，或消弱或发展。因此，教育在任何时代，都将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方式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5结束语
在对影响舞蹈文化空间传播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作了阐释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舞蹈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性质上无外乎两种：其一是就广义而言的，是指人与人之间行为举止的相互感染和模仿，相互效仿与对照；其二是狭义之说，基本上是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不禁相同的风格与特征的舞蹈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相互学习与借鉴。所以，舞蹈文化的空间传播就必然具有多向的、相互的、发展的特质，也正是这一过程推动并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提高。无论任何时代，每当一种新的文化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修正与继承，这也是文化发展、进步与提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王恩涌，赵荣，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