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4 03:32:2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形式与政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创新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相互冲击,人们的思维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电力企业要想在新形势下,贯彻并且落实好经营管理活动,就必须要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核心,培养高素质的员工团队。笔者从几方面入手,就如何做好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与创新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广大同行参考借鉴。
1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在电力企业中,思想政治工作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在实施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电力企业过于注重形式主义,而对具体的内容予以忽视,过于注重表面功夫,对工作是否能落实不重视,这些问题都导致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效率偏低。特别是现如今许多电力企业的员工都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有抵触心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亲和力,甚至还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给受教育者造成一定的心灵创伤。因此,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改进与创新尤为重要。电力企业要想切实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除了要根据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对经济战略规划予以调整以外,还要切实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每一项政策发展。前者属于物质领域上的工作,后者则属于精神领域上的工作。电力企业要想得以持续发展,必须要让物质领域工作与精神领域工作完美融合在一起。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恰恰能够让物质领域工作与精神领域工作紧密连接在一起,在工作过程中发挥的影响是一种间接式的影响,但可以让两个领域的工作向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努力。应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紧密围绕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电力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电力企业内部矛盾,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电力企业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2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建议
2.1提高电力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与思想觉悟。要想确保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必须要保证电力企业员工对思想政治工作有全面且正确的理解,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与思想觉悟,具有责任性与正义感,也只有如此,才能使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贯彻与落实,才能使电力企业屹立于经济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生存发展。电力企业应加强提高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与思想觉悟,不断鼓励电力企业员工在实践中学习知识,积累有益的经验。同时,电力企业还要正确认识企业文化与员工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为基础促进企业思想工作者综合能力的提升。2.2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要想做好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应结合经济的发展、时代的需求,对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改进与创新。第一,要为电力企业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预告机制与反馈机制。构建预告机制能够及时发现电力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时间予以解决,避免矛盾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反馈机制则是为了确保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及时了解掌握电力企业员工的真实愿望、心理活动,切实解决员工们面临的各项问题,让员工对电力企业更有归属感。第二,构建有效的工作评估机制,为电力企业设置科学合理的政工机构,选择优秀的电力企业员工进行培训,确保思想政治工作者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从而更好地在电力企业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第三,要提高电力企业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与创新,满足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需求。2.3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为了满足时代的发展,电力企业必须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改进与创新。一方面,电力企业要帮助所有员工树立起集体意识,另一方面,电力企业要大力做好特色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宣传工作。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还应放在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及正确的道德观念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记录,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恰恰又是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让思想政治工作具有现代性、稳定性,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就必须将核心放在集体主义上,有计划、有目的地打造独具特色的电力企业文化。在今后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电力企业必须要从这个方向入手,对电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实施改进与创新。2.4改进与创新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方法。在实际的生产与经营管理过程中,电力企业的员工之间肯定会存在相互竞争、相互赶超的心理,电力企业应利用好员工的积极心理状态,对思想政治觉悟较高的工作人员进行表扬,做好典型人物的宣传工作,让更多的电力企业员工受到鼓舞,更好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提高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电力企业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员工的实际情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方式与方法进行改进与创新。可以将传统的说教式宣传结构逐渐转变为由员工为主体的全员参与式宣传结构,让全体员工都能够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企业可定期举办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讲座、视频教学、课堂、趣味竞赛等活动,让员工们能够更好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举办相关活动时,电力企业应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与广度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向员工们展示更加全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在具体的宣传过程中,电力企业必须要做好战略宣传计划的制定,落实好思想政治的战略新思想,解读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构想,跟踪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活动。在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秉持以服务为核心的理念,做好电力企业自身形象的宣传。
3结语
只有让电力企业的全体员工进一步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电力企业只有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识,才能在实践工作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改进与创新,使各项新理念、新目标都能在电力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得以贯彻与落实,使电力企业适应时代的发展步伐,获得更加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在今后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电力企业应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深入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研究,不断改进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作者:潘瑞虹 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电业局
参考文献:
[1]罗萍.关于电力企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思考[C]//《五月风》论文专辑-2012,2013.
[2]张玉洁.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创新机制分析[C]//“决策论坛———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7.
[3]李静.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机制思考[C]//“决策论坛———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6.
关键词:乡镇文化;意义;群文建设;现状;作用
乡镇文化在建设群众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精神需求,促进新农村的建设,但是在群众文化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采用多样的手段促进乡镇文化在群文建设中发挥出自身作用。
1 乡镇文化对于群文建设的重要性
1.1 帮助宣传党政方针
通过群众文化活动将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渗透其中,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多样的群众活动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将内容宣传出去,让群众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因此在活动中不断渗透新文化思想,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可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1.2 可以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
群众文化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在农村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有农村建设好了,才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农村能够稳定发展,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满足,水平不断提高。
1.3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群众文化是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开展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可以更好的弘扬中国文化,增强群众的凝聚力[1]。进行文艺表演等手段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健康、向上的业余爱好,让乡镇群众能够主动、积极的共同参与到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构建和谐社会。
2 当前群众文化建设现状
2.1 群众参与人数多,活动形式多元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文化,在农村中群众文化活动就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之外,娱乐方式从看电视逐渐转变成户外锻炼活动[2]。另外,近年来兴起的广场文化和社区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有一些普遍的秧歌、戏剧等,可以看出群众文化娱乐形式在不断拓展,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参与到文化建设中的人数规模也在不断增多。
2.2 文化活动设施落后、费用不足
在建设乡镇文化时,存在设施落后,费用不足的问题,使得群众文化建设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比如很多乡镇因为这些问题,缺乏文化设施,图书馆、剧院等都不具备,使得乡镇文化建设受到了阻碍。另外,要开展乡镇文化活动就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但是通常都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或者没有资金支持,影响了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
3 乡镇文化在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培养策略
3.1 结合群众需要拓展文化发展空间
在建设乡镇上,很多乡镇都是听从上级的命令进行建设,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的需求,通常文化节庆类活动很多见,虽然活动也是文化建设中的内容,但是并没有满足群众的需求,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建设文化,这也限制了群众文化发展空间的拓展。群众文化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让农村群众也逐渐从封闭的实现转化为开放的思想,文化形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在建设乡镇文化时,需要将群众文化也加入进去,渗透到农村 文化建设中,能够满足所有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为群众提供一个展示平台,让明天能够展示自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群众文化建设中。
3.2 加大文化设施的投入
要想开展文化活动,就需要有充足的文化设施,是发挥文化建设效果的基础。有一些乡镇只注重建设经济,却忽略了精神文化建设,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提高领导的重视程度,改变传统的实现,做好群文建设工作,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购买必备的设施,将陈旧的设施进行换新等,提高设施的利用效率,有助于乡镇文化建设。除此之外,还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撑,因此要加大经费投入,让经费能够得到专款专用,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让他们也能参与到其中,共同建设乡镇文化。
3.3 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素质
群众生活水平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对于文化活动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组织活动时,需要满足群众的需求,你不断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素质。比如有的乡镇就会经常组织一些表演团体去农村进行表演,或者是组织乡镇群众进行文艺、体育竞赛活动。另外,也可以让当地的文化骨干多去外地学习,将当地优秀文化活动带回到乡镇中,丰富文化活动的内涵。
3.4 结合特色文化开展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
通常表演节目是乡镇文化建设中常见的一种形式,通过表演节目,可以将健康、正能量的文化生活理念传达给观众,让观众也受到感染,进而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3]。在文化建设中,还需要注重创新,可以在现有节目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以及地域风俗对节目进行适当的改编,可以让节目变得“独一无二”,能够促进特色文化的传播。在选择表演节目素材上,要选择积极向上的内容,加上当地实际情况,编制出更加适合当地群众的项目,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结束语
乡镇文化建设重要性不言而喻,关系到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建设中需要结合群众的文化需求以及当地特色文化等,编造出适合当地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文化建设内容。
参考文献:
[1]龚青树.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之我见.赤子(中旬).2013 (10)
[2]林颖.试论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工作的创新与发展[A].决策论坛―如何制定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C].2015
兰州塑料工程学会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的,挂靠于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依托总公司直属企业和行业相关企业,联系驻兰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曾经红火一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学会的生存也出现了问题。可以说,目前的兰州塑料工程学会也是属于站在十字路口的那一类,弄得好,学会将会有所发展,弄得不好也可能被时代所淘汰。2000年前后,我们理事会全体成员就已意识到这种危机的严重性,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冲出困境,改善学会的处境。
根据市科协的总体改革计划,2003年,初步形成了我们学会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即:确立以会员为主体,实现民主办会,具有现代科技团体特点的组织体制和管理模式,完善自立、自强和自律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优势和行业职能,改进和丰富活动方式方法,创立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活动项目,树立学会的学术权威和鲜明的社会性形象;加强学会的能力建设、组织建设,把兰州塑料工程学会真正办成满足党和国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学术团体。
按照理事会既定的改革思路,这些年,学会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顺应经济体制和社会基础的变化,改进学会的组织体制。建立以会员为主体的组织体制,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明确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定期向会员征询意见和建议,接受会员的监督和约束。理顺学会内外关系,加强与挂靠单位的联系,积极吸纳塑料学科的企事业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入会,扩大会员覆盖面及个人会员的比例,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科技工作者入会。
进入21世纪以后,市属国有企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体制改革浪潮中,诸多企业会员破产重组,科技人员去留不明,组织机构的建设不能正常进行,学会改革的事成效甚微。
今年3月,在兰州市“393”国企改革工程框架已经明朗,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市属工业结构逐步理顺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召开了第五届会员大会,顺应形势发展,适时修改了学会章程,积极扩大会员基础,在原来以国企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了新近崛起的民营、合资企业榆中鸿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永登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兰州西固区塑料制品厂、兰州双信塑料橡胶制品厂、甘肃中立塑料有限公司、兰州华王塑料容器有限公司为团体会员,其主管生产管理、技术质量工作的负责人也进入了学会理事会领导机构,加强了学会在塑料加工行业的影响力,扩大了塑料科技队伍的社会基础。
2、根据自身条件,突出信息服务,改革学会活动方式。积极开展跨学会、跨行业、跨部门的学术活动,探索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学术活动形式和方法,争取社会对学会活动的支持与认可;努力提高学术会议、学会会刊和科普活动的质量与水平,活跃学术思想、鼓励创新思维,定期组织论文评选,争创精品项目,以积极有效的工作实绩,争取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技术标准、成果鉴定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等方面的授权和委托,拓展学会活动空间;在信息服务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学会管理水平,提高学会办事效率,促进塑料科技信息的交流和资源共享。
——学会与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联合,创办了《兰州塑料科技与信息》内部刊物。其主旨在于加强省内、兰州地区塑料加工行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促进“科技兴市、科技兴企”事业的发展。学会工作人员克服人员少、资金有限的困难,积极开展塑料信息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主办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跑省市图书馆、情报所,翻资料,查信息,扫描图片,追寻最新的科技信息,尽力美化刊物版面,注意提高刊物的技术性、实用性、观赏性。截止目前,共编发刊物98期,开辟了“专家论坛”、“行业经纬”、“政策法规”、“塑料信息”、“知识库”、“加工技术”、“市场价格”等8个固定栏目,刊登各种科技信息2000多条;定时塑料原辅材料市场商情98次;转载专家分析评述、争鸣文章100余篇;发表技术性论文90余篇。总计约250万字。从收集到的反馈意见看,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此刊物建立了兰州地区塑料加工科技信息传播、交流的有利渠道,加强了工程学会在塑料加工技术上的权威形象;学会会员和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直属企业看后,认为刊物刊登的信息比较新鲜,摘编的技术资料可靠实用。
——根据信息经济的时代要求和已具备的条件,开展了信息管理网络化方面的基础建设工作。学会与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合作,用一年时间,完成了公司机关计算机局域网的建设,为“兰州塑料加工行业信息计算机管理系统”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提高了公司机关行业、企业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的效率和水平;五年来,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有力工具,先是坚持每周一、三、五,现在是全天为公司机关和会员单位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查询相关技术资料和信息咨询,实现了塑料行业信息资源的快速查询和交流,对会员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今年8月,在市科协和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的大力资助下,投资1万余元,我们建成了“兰州塑料网”网站,注册了独立域名,设置了“塑料资讯”、“供求热线”、“技术资料”、“交流与咨询”、“会员展台”、“视频点播”、“学会期刊”等七个版块,并为会员单位提供了免费邮箱服务,截止10月底,已各类信息1000多条,在兰州地区塑料加工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之间搭建起了快速、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提升了学会在塑料加工行业中的影响力。
——十分重视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和评比推荐工作。多年来学会领导亲自动手撰写学术论文,在学会内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使塑料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会员们先后在省内外重要的科技、行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学会从中精心筛选出8篇论文,参加了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和两届兰州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其中论文《PVC粉料吹膜产品质量的改进》获二等奖;论文《PVC/NBR油封塞的研制》、《塑料复合中空异型材》获三等奖;论文《纳米聚合物材料开发与技术》和《PVC/ABS塑料合金压延板材试制总结》在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并被收入论文集。
——始终保持对会员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和质量管理情况的不间断了解,及时提醒、督促企业会员企业重视对产品质量检测队伍的建设,健全机构,规范教育培训制度,使会员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2001年,学会帮助兰州塑料厂率先完成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及以后的版本升级工作;配合市经委、市技术监督局和市消费者协会对会员企业名优产品进行了严格的考评、复查,其中兰州塑料厂的“LS牌聚氯乙烯大口径管材”通过了市政府组织的“兰州工业名品”复评,保持了“兰州名品”的荣誉称号。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的“好利快牌”塑料装饰板材、兰州塑料六厂的双色雪地鞋靴保持了“兰州市质量信得过产品”的荣誉称号。
据近五年综合统计,会员企业的产品质量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5%左右;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为100%;产品质量损失率为1%以下,质量管理的主要指标都达到了综合计划的预定目标。五年中,会员企业共计开发新产品80项,累计产值达13411.71万元,占总产值的40%左右。
3、拓宽经费筹集渠道,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积极开展信息、教育、技术咨询等有偿服务活动,取得一定经济收入;积极承接政府或社会委托,开展学术课题研究、技术与产品开发等工作,争取课题经费和项目经费支持;积极争取挂靠部门经费支持,严格会员会费缴纳制度和会费账目定期公布制度,巩固和扩大经费来源。
近年来,学会领导对会员企业的科技进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多次率会员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赴上海、北京、西安、长三角等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考察和技术交流,积极参加了国际橡塑机械产品展销会和2001年亚太国际塑胶工业论坛学术会议及甘肃省2002年学术年会;学会领导以特邀专家身份参加了中国塑料包装委员会苏州年会和汕头专家组会议,参加了省经贸委轻纺行业办组织的对金昌市金川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塑料管材及编织布生产工艺改造》项目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论证,加大了与省内外、发达地区塑料同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学会十分关注会员企业技术合作和生产实践中技术难题的研究工作,2000年,学会就北京化工大学无滴防雾棚膜、交联聚乙烯管生产技术的转让项目,香港声威塑胶有限公司合作生产塑料包装袋项目,菲律宾中亚工业公司合资生产塑料管材、管件项目与合作方进行了多次洽谈和技术论证;并配合市经委、市科委组织和“专家企业行”活动,到两个企业实地研究了“200升双L环形桶皱折问题”、“特丽纶复合装饰复合技术”等技术难题。帮助兰州塑料包装材料厂完成并通过了联合国蒙特利尔多边基金执委会委托国家环保总局对“PE/PS挤出发泡CFC-12替代”项目的竣工验收。2001年,学会指导3个会员企业开展了对新型塑料材料的研究和试验,重点研究了超细颗粒绢云母加入PVC对塑料制品品质的影响及经济效益;研究了纳米技术在塑料加工上运用的可能性和具体技术。2003年,学会与会员单位兰州塑料厂协作,共同完成了“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项目,学会协助报送,将该项目列为兰州市2003年度“工业科技攻关项目”,并争取到8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帮助兰州塑料厂利用现有厂房和旧的挤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在工装改造、设计制造模具和工艺配方试验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提供技术咨询和工装设备选型等方面的指导;协助兰州塑料厂编制了此类管材企业标准。
2006年10月25日,在省经委、省建设厅和市科技局主持下,对兰州塑料厂“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项目进行了新产品鉴定和科技项目验收。专家评审委员会认为:双壁内螺旋排水管内壁设置的螺旋形筋和双壁结构,具有明显消音、隔音作用,可有效降低排水管的噪音;产品符合Q/LS13-2006标准。此新产品技术先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PVC双壁内螺旋排水管的研制成功,凝聚了学会专家、企业领导和项目组技术人员的心血,他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组织项目实施,充分利用现有厂房和旧设备修旧利废、挖潜改造,重点在模具设计、工装改造和工艺配方等方面进行科技攻关,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反复调试工艺、配方,大胆使用了较高比例的填充材料,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又保证了管材各项质量指标。
近年来,我们学会的改革工作始终受到市科协领导的关心和支持,05年、06年在有限的科协经费中都拨出专款,资助我会的质量体系认证工作和塑料网站的建设。我们挂靠的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对学会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学会的办公场所、管理人员和主要运作经费,全部由兰州塑料工业总公司无偿提供,为学会的基础建设提供了强有力资助。
近年来,我们兰州塑料工程学会根据本学会的实际,突出信息服务方面和技术咨询方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会的改革,争取到了生存的权力和喘息的机会,但学会前面的路还很艰难,我们不敢有稍许懈怠。今年第五届会员大会上,黄增源理事长代表理事会对学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继续办好学会内部刊物《兰州塑料科技与信息》,多塑料行业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信息,多刊登企业改革创新、技术进步和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消息,进一步提高刊物的档次和水平;二是利用好学会的联系渠道,定期召开塑料行业信息会,为会员企业搭建一个与社会和同行交流的平台;三是完成“兰州塑料网”网站的建设,以电子通信手段提高兰州塑料加工业的影响力;四是充分发挥学会现有专家资源的作用,争取创办一个塑料科技咨询服务实体,为政府项目决策论证和企业的科研创新产品鉴定提供服务。
我们学会将按照理事会的要求继续努力奋斗,争取在学会改革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切实把兰州塑料工程学会办成满足党和国家以及塑料科技工作者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团体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科技学术团体。
兰州塑料工程学会简介
环境保护论文2200字(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探讨论文
摘要:基于分析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首先分析出通过地理教师挖掘环保因素,渗透环保知识;组织课外活动,强化环保意识;抓住教育时机,合理设置问题三种教学策略,来实现环境保护教育的渗透。最后分析出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环境保护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地理教学;环境保护教育;环保意识
根据素质教育和实施和课改的要求,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环境知识,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因此,地理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生活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地理教师需要为学生渗透环保和节约资源方面的知识,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担,自觉养成良好的环保行为和习惯,塑造学生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质。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我国培养出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一、挖掘环保因素,渗透环保知识
对于高中的地理教材,其环境保护资料都是隐性存在其中。因此,需要地理教师全面了解每一部分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充分的挖掘环保因素,并结合实际教学的内容,为学生渗透环境保护教育[1]。同时,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的手段和形式,以学生的兴趣点入手,根据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学习情况,拟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围绕环境保护为目标,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保护环境的氛围,让学生能够产生浓厚的兴趣去深入的学习,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确保学生在地理课堂学习效果的提升。
例如在湘教版《海洋与人类》教学中。地理教师要让学生认识海洋生物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掌握人类现阶段对海洋空间的利用,了解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协调好人类社会与海洋发展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的教学设备,为学生呈现出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比如:8万吨塑料垃圾,在美国加利福利尼亚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水域堆积,形成大太平洋垃圾带,数以万计的塑料微粒,被浮游生物摄入,通过大鱼吃小鱼的食物链传到,最终在导致很多海洋动物的死亡,在其肚里发现大量的垃圾,甚至一些进入到人类的身体里。从而,让学生直观的看到垃圾的危害,以及不合理的海洋开发方式,导致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着威胁,促使学生自觉树立起环境保护的意识。
二、组织课外活动,强化环保意识
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就让学生关注环境的问题,能够参与到解决之中,树立社会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因此,地理教师可以将相关的教育,转化为实际行动,组织课外活动,来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首先,地理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环境保护活动,开展环境的保护宣传,让环境保护进入到每一个家庭之中,鼓舞全社会的人共同保护环境[2]。其次,地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展开环境保护行动,比如学生可以捡垃圾,并将垃圾正确分类;或者检查学校内所有水龙头是否关闭;以及到超市进行宣传,尽量不使用塑料袋等等。
比如,地理教师为学生布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在小区中发放环境保护的宣传材料,呼吁更多的人保护环境。同时,当学生看到有人随手乱扔垃圾,可以给予其一个环节保护的宣传单,让人们意识自身的不良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另外,地理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个变废为宝的作业,让学生将身边的一些废纸、废纸盒等材料,制作成一个实用的物品。从而,通过学生身心力行的活动,能够进一步发扬环境的保护美德。
三、抓住教育时机,合理设置问题
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所以,地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进行环境保护教育,要寻找适当的时机,结合具体的地理知识,为学生设置合理的问题,并鼓励学生尝试解决,逐渐加强学生对环境的情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动机,能够从自身做起,不断改正以往不良的行为和习惯,逐渐成正确的环保观念[3]。从而,学生开始以身作则,实施光盘行动;在超市中不购买塑料袋;对日常垃圾合理分类,将可回收垃圾进行收回再利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完成对环境的保护任务。
例如在湘教版《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教学中。地理教师要让学生理解环境问题的概念和类型,能够分析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并对自己身边的环境提出解决措施,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公民意识。因此,地理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去收集危害环境的现象、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等,比如:环境污染包括几种形式?环境问题主要包括那三个大问题等等,同时,鼓励学生尝试列出一些解决方法和措施。从而,通过学生对问题的探讨和解答,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结束语:综上所述,高中地理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形成良好的环保行为,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通过地理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案,将教学内容与环境保护充分的融合,让学生在掌握具体的地理知识同时,受到环境保护的思想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保护环境习惯,从而肩负起保护环境的重任,投身到环境污染防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对环境的保护任务,让未来的世界更加干净美好。
环境保护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及防治对策论文
摘要:大气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大气环境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我国较多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大气环境的保护,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生态失衡问题日益严峻,这种问题的长期存在不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为此,必须重视大气环境保护。本文在全面了解大气污染危害的前提下,主要分析了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并对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与防治措施进行了探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大气污染;环境保护;防治对策
1大气污染的危害
大气污染是常见的一种环境污染问题,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呈现出足够的浓度,待达到一定时间后,危害人体健康,或产生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当大气被污染后,因污染物质来源、性质、浓度等存有差别,或污染地区所处地理环境等不同,均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甚至引发支气管疾病等。
2)对工农业生产的危害。于工农业而言,大气污染危害严重,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甚至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损失。于工业危害来讲,大气污染物中的大气酸性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或腐蚀工业材料、设备等。
3)对大气和气候的影响。大气污染为产生大量颗粒物,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减少太阳光到达地面的辐射量。
2造成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大气污染最为严峻,甚至已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并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威胁。所以,必须重视大气环境污染问题,找出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1)大气污染监管不足。大气污染治理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加之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数量少等因素,导致现实环境监管中,极易产生监管漏洞,以至于无法满足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此外,由于监管不足,导致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屡禁不止,仍很严重。
2)废气排放量大。现阶段我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各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生产废气,其排放量约占整个大气污染總量的五分之一左右,是最严重的污染源头。针对工矿区而言其排放点相对比较集中,有害气体成分浓度较高,是环境工程大气治理的重点。此外,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私家车、货运车等各种大中小型车辆穿梭在城市中,给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使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提升,但车辆排出的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却少有人关注,现在人们在出行时很少会选择步行,目前每年出现的雾霾天气很大原因都是由于机动车尾气污染造成的。
3)研究资金投入不够。近年来,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支持大气污染治理,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大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高投入、见效慢的项目,若研究资金不到位,很难达到精准治污的目标。目前,总体来讲,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存在支出规模小、预算执行进度慢、资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若不及时处理,必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不利于后期各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3新形势下大气环境保护及防治对策
1)提高监测与控制大气污染力度。对于环境工程中的大气污染而言,开展的治理工作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我国环保单位应肩负好自身职责,应进一步提高对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认知,更新传统治理理念,在思想层面上重视环保工作。就现存的大气污染问题,我国有关部分应积极采取有关措施处理与治理,严格分析大气污染具体情况与有关数据,加强和其他单位之间的联合协作,提高治理举措的综合性。在开展工作时应严格控制与监测大气环境质量,及时排查其中的超标污染物,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污染治理方案。
2)合理规划城市工业,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对于主要污染大气环境的工业产业,优化其生产方式、控制气体排放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各城区都需要加强工业管理,因地制宜的开展合理有效措施,找出污染源、制定解决污染方案,控制好污染物的持续排放,并引进先进科技设备,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做到循环再利用,节约了资源,也消减了对大气的污染程度。相关部门还要及时派出人员对各个工业企业进行排查和检验,合理规划城市工业,做好大气数据的汇整工作,实施科学布局,对大气污染做好预防,制定好及时的解决措施,积极发挥相关部门功效。
除了合理规划城市工业,还需要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将工业运转中的不合理之处及时做到调整并取缔,将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生产环节做到有效控制和管制,或是换取生产方式,将环保放到首位,增加环保力度,增强设备支出。当下,工业产业需要紧跟时展需求,调整发展路线,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将产业结构做到从低度化向高度化转变,促工业生产与大气环境保护方针的融合。此外,还需要加强工业企业间的宣传工作,将保护大气环境作为发展方向,提升相关企业领导的意识高度。
3)增加设备更新资金投入。在环境工程中要想更好地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一方面相关人员应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对治理大气污染计划与方案加以完善,以此加大投入大气污染工作治理力度,并引进先进的机械设备减少工业生产与企业中,因为设备落伍而引发的大气污染问题,从技术方面提高大气环境保护能力。我国有关部门与单位应该将环境保护政策严格落实,针对违反该方面条例的单位与行为需要予以应有的惩罚,防止加剧污染环境程度。不仅大气污染会限制地区经济发展,更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若大气环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治理,则会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可见,提高治理意识并加大资金投入,在提高环境工程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控制污染源,推广清洁能源。想要控制大气污染排放,做好大气污染工作,就需要从污染源头抓起,减少和杜绝污染源头继续向空中排放污染物,这是解决大气污染必须做到的工作。污染源头类型多样,可能是灰尘,也可能是汽车尾气,还可能是家庭油烟,还有不可忽略的工业气体,相关部门要抓好各行各业的发展细节,充分发挥职能,管理好各种气体的排放,切实加强市区、城区、农村的污染源管控,积极排查不达标的企业、产业,查封或处罚不按照相关规定办事的企业单位,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物的产出。
除了做到严格管控污染源头外,还需要大范围的进行清洁能源宣传,鼓励支持各类产业引进清洁能源,改变传统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快清洁能源的推进速度。清洁能源覆盖面广,如风力、水力等,都是无污染的好能源,能较大程度上取代传统污染能源,对于企业发展、大气环境保护都是极好的。清洁能源的推进需要企业的努力,也同样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引进先进能源设备,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空间,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为环保事业做出更多的努力。
关键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策略;货币政策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58-03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
1.确立首要目标,着眼中期,求稳求变。
《马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使目标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会(又称ECB货币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给出了物价稳定的量化定义:整个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HICP)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经过近5年的货币政策实践,ECB管理理事会于2003年修正了对物价稳定的界定:中期内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1)ECB对价格是否稳定的判断是基于整个欧元区中期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而且最终影响的程度也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抵销意外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短期内存在一些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着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仅为HICP通货膨胀率设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货紧缩和物价稳定是不相容的。
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量化定义,既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监督的标准;既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不仅增强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围绕目标,构筑框架,寻求支柱。
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两个支柱,构成了ECB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ECB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收集各种信息,充分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都不会遗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决策的稳健性。两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或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做法。
(1)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针对影响价格稳定的短期风险而进行的分析。该分析基于如下的认识:短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ECB关注的主要变量有:总需求、总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广义的物价和成本指数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欧元区国际收支的变化等。
(2)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分析,该分析的基础是中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的变化包含着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对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总体评估。ECB把货币供应量指标从一系列备选指标中挑选出来,并公布广义货币M3增长率的参考值,向公众清楚地表明了它进行货币分析的意图。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在M3与物价水平和其他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M3还预示了未来,特别是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
ECB将从双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进行评估、反复核对和汇总,形成对经济的波动程度和本质、经济运行结果和物价稳定的主要风险的总体评估,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信息交流框架,公众能了解ECB制定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知道ECB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
3.注重货币政策策略的沟通职能。
透明的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所有这些都能在一种开放、清晰、及时的状态下进行。
ECB的沟通面临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欧元区12个不同的国家,10种不同的语言,无疑给ECB的货币政策沟通提供了挑战。ECB强调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众能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据,从而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ECB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
(1)每个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是ECB最重要的沟通方式。ECB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新闻会上,ECB行长将向公众详细地介绍管理理事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管理理事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与会者也可以与新闻发言人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招待会的文字材料也将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网站上,以便这些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呈现给公众。
(2)ECB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长每个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ECB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ECB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
(3)ECB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公众进行交流,阐述ECB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断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发言稿、演讲稿,研究人员的分析文章,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结果,在ECB的网站和其出版的论文集和专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银行研究职能的发挥。
ECB经济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ECB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
ECB的经济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展开:working paper主要是鼓励对ECB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员的阶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可以免费在ECB的网站上获得,对于公众对ECB货币政策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ECB也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元区内不同国家进行分析预测,以便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信息。针对欧洲资本市场和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经济周期变化等问题,ECB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此外,EC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轮流召开国际货币政策论坛,鼓励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是各国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其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约》赋予ECB货币政策目标上的独立,而且ECB还具有工具上、财务上和人员上的独立,因此为ECB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目标独立性来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国货币政策当前仍受到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等等。从操作独立性来看,也存在一些约束,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小,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等等。
多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相当困难。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将长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标独立性比提高操作独立性难度要大。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我们应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预防性操作创造条件。
2.尽快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反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标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欧洲中央银行在考察过一些其他中央银行已经或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策略后,决定采用以稳定为目标的双柱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ECB成立的时间不长,欧元区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ECB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两支柱策略赋予ECB在操作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传导效率。
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近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借鉴ECB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公众的预期。积极构建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对经济的预测能力,即时采取预防性操作,将会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与公众交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ECB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而且还定期出版报告预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市场状况以及预测的风险等。ECB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的目标,讨论近期通货膨胀的情况,评价已经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因为货币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时只要显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预市场就能达到调控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看出。但略显不足的是,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依据哪些数据的分析,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程序,以及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等相关信息还不够丰富,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改善。
4.进一步发挥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职能。
中央银行不仅具有服务职能、调节职能和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研究职能。中央银行要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就应该加强对经济的研究,力争对经济的运行有更准确的把握。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国内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操作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构建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以有效防范汇率变化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如何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如何在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些都需要中央银行加强经济研究,有针对性地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模型和数据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因素
1.教育成本扩大化倾向。从高校范围看,教育成本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且愈演愈烈,形成教育经费“拨多少花多少、贷多少用多少”的倾向,究其原因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即缺乏成本核算和追求效益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一是人力资源成本上升。高校人员成本占教育成本的比例较大。以某市属S高校为例,2005年全校在职人员成本只有1.03亿元,到2012年全校在职人员成本已达2.18亿元,增幅为111.65%。目前,高校似乎普遍存在不计成本引进人才的倾向。从教育事业发展看,人才竞争更为迫切,人才需求除增加工资成本外,还要满足相应待遇,其结果导致教育成本不断上升。二是学校运行成本增大。S高校2005年搬入新校区前,学校运行所需水电619万元、供暖541万元,后勤物业595万元,到2012年水电上升为1174万元,增长幅度为89.6%;供暖上升为2366万元,增长幅度为337.3%;后勤物业上升为4810万元,增长幅度为708.4%(见表1)从上述所列数字变化,反映出教育成本大幅增长,其原因主要是学校规模扩大和价格上涨。三是成本核算机制缺失。教育成本核算与计量属教育经济学研究范畴,目前,高校还没有建立核算机制,仍遵循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会计原则,这一原则不能准确反映当期收入和费用成本,在核算教育成本上还存在很大缺陷。这样的体制直接导致高校无成本核算和无成本计量局面。2.教育资源不合理配置。高校资源配置不仅要看其投入资源的总量,关键取决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若基本建设投入总量很大,而其他要素投入较少,诸如人力资源、教学仪器与设备等跟不上,就有可能导致高校其他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或低效运行,甚至出现浪费现象。以S高校为例(见表2),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在校园面积、生均仪器设备、生均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室等方面,现有资源超过教育部的规定办学标准,但由于其他方面资源配置不足,诸如教学场地、生均图书等指标还没有达标,S高校只能按“短板”来考虑发展,导致其他资源浪费问题。表现在:一是土地资源长期闲置,办公用房超标,造成资源浪费。二是实验设备重复购置,低效运行。三是图书资源匮乏,如果按图书标准安排招生,势必造成其他资源浪费,如果不浪费其他资源,只能降低图书标准。
二、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应对措施
随着高校扩招扩建,教育投入随之加大,其经济活动愈加多元化、复杂化,尤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确实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若管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管理风险,本文拟就高校资源管理最为迫切解决的方面提出审计应对建议。
(一)参与资源配置决策
1.参与战略决策。高校资源配置战略是对资源配置方向的总体把握,决定了高校资源的宏观投向和长远绩效。常见的资源配置战略包括基本建设、引进人才、学科建设以及“十二五”投资等。目前,高校在资源配置决策、资源配置管理方面仍沿袭传统模式,即在遵循上年度编制情况的基础上获得增量,采取“撒芝麻盐”政策,从维护稳定、平均使用角度分配资源,很少考虑绩效。高校资源配置应站在发展的高度,以内涵型发展为导向,加强教育成本约束,消除“短板”制约因素,提高战略决策质量,提升资源配置水平和绩效,从而探索构建包括审计在内的全员参与决策机制。一是资源配置法人制。随着中央财政支持高校和十二五综合投资的不断扩大,高校资源配置活动呈现复杂化和自主化,管理层不再局限于资源审批环节,而应着眼于发展规划和战略决策。建立健全资源配置全员决策机制并使之有效运行是校长办公会和常委会等顶层决策机构的责任,设立资源配置咨询机构和论证机制,确定资源配置重点和规模,将近几年优先发展学科、专业等放在首位,形成资源配置法人制。二是全员参与监督制。高校传统的资源配置往往局限在专业、学科管理部门,很小范围。其实资源配置管理的主体应包括审计在内的全体教职员工,资源配置的决策与执行有赖于全员参与,并分担责任。其中审计作为资源配置决策机构成员,应发挥熟悉资源使用情况和内部控制优势,既可通过咨询、建议等形式充任决策机构的参谋助手,也可单独作为决策成员参与讨论,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学校管理层科学决策提供增值服务。三是管理模式理性制。高校资源的管理模式不计成本、平均主义,没有把优先发展学科和重点人才引进纳入视野,究其原因还是机制问题。高校应以专业、学科建设为主线,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标准,以经济、效率和效果为目的,把资源配置与学校目标联系起来,创新资源管理观念,打破基数预算传统模式,逐渐建立既考虑成本与效益,又考虑监督与评价的有效模式,理性地决策、分配、使用、监督、评价和改善学校资源配置。2.参加方案设计。资金配置战略解决的是定向问题,而资金配置方案则是在操作和技术层面解决定量的问题。毋庸置疑,资金预算是高校物力、人力资源配置的起点,确定好一年的资金分配方案,也就抓住了资源配置的根本。目前各高校主要开展预算执行审计、专项资金审计等,都是对资源使用结果的审计,这种事后审计起不到防范资金配置决策风险的作用。因此,审计应当介入资金配置方案制订过程,成为资金分配决策中最重要的内部控制环节。一是参与资金配置决策。审计要在前期介入预算编制,从最基础的分析工作做起,综合运用调查、观察、分析性复核等审计技术手段,对以前年度各主要预算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系统的审计分析,透视支出的实际用途,对实际业务需求做出客观的审计职业判断,为资金配置方案的制订提供翔实而具体的决策信息,促进资金配置在正常需求满足和经济节约上达到均衡,提高资金配置决策水平。二是审查资金配置方案。主要是审查资金配置方案对资源配置战略的遵循性。重点关注是否按照资源配置战略确定的重点进行投入,是否履行了成本约束,是否亟须建设的资源“短板”,有无随意和盲目配置资源的情况。对于偏离战略方案的事项,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改善管理的审计意见和建议。通过审查资金配置方案,使审计成为监督资金配置的重要内部控制环节,为资源配置质量提供合理保证。三是融入资金配置论证。审计除参加资金方案制订外,还可融入、贴近物力、人力资源配置决策论证之中,审查资源配置的战略遵循性;参与存量资源使用效率调查和评价。通过下沉基层,融入资源配置的方方面面,检查和了解软硬件、人力和物力资源是否能够整体配合,避免“木桶效应”短板因素制约,防止因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造成“有钱无人、有人无物、有物无人”的结构性资源浪费现象,消除或减轻“结构性失衡”造成的低效运行及闲置现象。
(二)跟踪资源配置过程
1.跟踪资源使用。预算执行效果不但取决于预算决策的科学性,也取决于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就资金预算而言,资源配置预算一经制定,必须得到执行。如情况有变确需调整,必须履行预算调整程序。为保证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审计需要跟踪资金使用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审计采取全程跟踪、同步监督业务发生的方式,动态把握资金使用,及时制止或纠正偏差,避免资金使用脱离资源配置方案设定的用途,将资源使用牢牢控制在预算范围,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控制,强化预算执行的约束力。此外,在监督物力资源配置执行方面,审计跟踪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计资源配置是否按照决策执行,杜绝未纳入决策范围随意立项情况。二是审计物力资源配置是否纳入政府采购招标范围,杜绝指定商家、品牌等随意采购行为。三是审计物力资源配置合同是否合法合规,杜绝虚假等阴阳合同。四是有重点地跟踪检查物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杜绝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2.提供决策依据。跟踪资源使用情况,除了监督约束本预算周期的预算执行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下一个周期的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审计参与资源配置决策,需要翔实的支出数据作为支持,而决策数据的收集、整理、审核与分析等基础性工作,要提前在上一周期的跟踪审计中完成。这项工作较为繁琐,全面审计资源不够,可采取“全面审计与抽样审计”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跟踪资源配置大户或对重点项目进行全面审计,对于一般项目采用抽样审计,要对审计结果有定向、有重点、有计划地开展数据分析工作,为管理层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审计应遵循以下程序:一是查阅财务资料。通过实地观察、调查、分析性复核等审计技术手段,分门别类地细化整理各项支出绝对数额和占总支出的相对比例,编制支出结构表。二是分析支出结构。利用分析性复核方法分析支出用途及其合理性,分析性复核有助于审计人员透视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找出规律,发现问题。其中纵向分析性复核是对同一个部门各年度数字的对比分析,目的是发现违反常规的特殊变化,为深入审计提供参考;横向分析性复核则是获取同类型单位资源使用情况的数字,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获取绩效评价,特别是经济性评价的相关信息。三是提供决策依据。在支出合理性审核和经济性约束的前提下,测算部门的合理业务需求及其可接受的弹性区间,并针对其中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需要予以完善的管理缺陷,及时提出管理建议,为下一周期资金配置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三)评价资源配置绩效
1.资源评价环节。内部审计对高校资源配置绩效评价,主要是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评价时间要灵活掌握,将审计评价融入资源配置决策及资源使用过程当中。评价形式可多样化,既可正式立项,结合审计跟踪情况作出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也可非正式立项,结合审计跟踪情况即时作出口头评价。审计评价的主要环节有:一是在资源配置阶段。重点对资源配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事先评价。一方面是评价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资源配置战略,使不符合资源配置战略的项目论证一开始即被否决,把问题解决在事前。另一方面是对同类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行事先评价,使决策机构了解是否确有增加资源配置的必要性,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来替代增量方案。二是在资源使用阶段。重点对资金使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进行评价,通过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经济性、使用效率性的事中评价,可为纠正和完善方案提供决策依据。三是在资源评价阶段。重点对资源配置和使用进行综合评价,主要对上一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即立项阶段的可行性、使用阶段的经济性、效率性及使用后期的效果性实施事后评价。2.资源评价指标。内部审计根据资源配置对象可设置宏观评价、中观评价、微观评价三级评价指标,结合“可比性、相关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进行审计评价。一是宏观评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标准》等政策性标准,从学校整体角度评价资源配置绩效。为了评价更为充分,可选择同类型高校的指标数据,进行横向比较,从静态中看异同,也可参照本校各历史时期同口径下的指标数据进行纵向比较,从动态中看变化,这样可以更充分和客观地评价资源配置使用绩效(见表3)。根据S高校2012年底资源配置数据,经过审计整理、分析、计算后,与国家标准、同类型高校的数据对比,可以得出以下评价结论,即S高校绝大多数指标均超过政策性标准和同类高校数据,一方面反映出资源配置超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资源配置重点应放在提高超标资源使用效率上,同时图书资源配置不达标,也反映出部分资源配置不足,应加大购书经费投入,以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和师生需求。二是中观评价。中观评价以高校内部各资源使用部门或项目为评价对象,其难点在于所选择的评价对象要具有可比性。比如文科学院和理科学院在资源需求、资源利用、资源产出上都有很大差异,不能笼统归类,要对于同种属性的项目或部门,分类设立适用指标。以S高校近五年来科研经费使用绩效评价为例,从全校15个文科学院中,根据学科特点、师资规模、师资结构,选择了可比性强的8个文科学院,设计了科研经费使用效果评价表,设置了核心期刊论文数、著作数、国家级课题、省部级重点课题、省部级一般课题、委局级课题、二等奖以上、三等奖等操作性强、可直接取得量化结果的8项指标,对科研经费投入效果进行审计评价。评价结果可作为配套经费和绩效津贴分配的决策依据(见表4)。三是微观评价。微观评价主要对具体资源配置部门和项目资源配置绩效进行评价。应根据不同用途的预算资金和不同类型的资源配置项目,分别设置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指标。在评价时,可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要素全面评价,也可针对资源配置项目和资源使用部门的特点,选择其中一项要素进行评价。以S高校部门经费使用的绩效评价为例,把部门经费分为预算项目完成情况、预算经费执行情况、财务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状况、费用支出控制状况等5项评价指标,对每个指标按照评价标准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价,对于可量化的内容确定相应的定量评价标准,不可量化的内容确定定性标准,遵循评价标准进行整体情况评价(见表5)。评价结果可作为领导干部管理责任评价和下年度经费预算的参考依据。内部审计参与高校资源配置,总体来说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成型的模式可供借鉴。内部审计应创新理念、拓宽职能,打通“监督和服务”的界限,参与并融入“资源配置决策、跟踪资源使用、评价资源绩效”等资源管理全过程,为高校提供增值服务。
本文作者:孙会铮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内部审计研究所
关键词:人性假设;园区;管理模式
一、管理模式的概述
1.管理模式的概念回顾
在国外,管理模式经营模式、商业模式都用“Business Model”来表示。小詹姆斯.H.唐纳利( J. H. Donelly)在《管理学基础》中表述的管理学则为“讨论只与某一特定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他认为管理学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国内学者钱颜文等认为,管理模式是特定环境下组织内资源的配置的某种标准形式, 这种形式可以为别人所借用和参照;聂子龙在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及演变中把组织架构方式看作是管理模式,提出了工厂模式、科层模式和网络模式三种管理模式;郑和平认为, 企业管理模式, 包括结构模型和支撑模型。其结构要素主要有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管理技术、管理体制和规章、决策及领导体制;本文认为管理模式是在管理人性假设的基础上设计出的一整套具体的管理理念、管理内容、管理工具、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论体系并将其反复运用于企业,使企业在运行过程中自觉,加以遵守的管理规则。
2.管理模式的种类
管理模式不但涉及了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方式,还有管理风格等管理模式的这种复杂性注定了管理模式种类的多样性,不同的学者和企业家对管理模式有不同的观点与方法,如海豚式管理模式(Connie Gloser,. 1995),鲨鱼式管理模式(Lan R S M. 1996),制约管理模式 (Akhil Kumar, J.1999),以流程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李垣,2001),刚性管理模式和柔性管理模式(李勇刚,2001),双头鹰管理模式(梁远庆,2001),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洪生伟,2001),物本管理模式和人本管理模式(谢水明,2002), 海尔管理模式孙健,2002)及和谐管理模式、7S 管理模式、JIT 管理模式、MRP 管理模式、家族式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模式、日本式管理模式、美国式管理模式、邯钢管理模式等等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中, 有些管理模式被普遍接受,管理模式主要基于具体的环境和目标,因此环境和目标不同,管理模式也就不同。以上学者管理模式的观点均是从管理实践的基础出发来研究管理模式,现在本文主要评述从管理理论发展的角度及人性假设发展的基础出发,探讨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
二、基于管理理论发展管理模式的演进
管理模式的研究是人类对管理理论的认识和探索过程。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面对不同的情境, 为了实现对管理的效率最大化, 要求对管理模式的不同构成要素进行了调整并给以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因此形成了形形的不同类型的管理模式。
1、大约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 这一阶段基于“经济人”假设,管理模式的种类有 “经验管理”模式、“经济管理”模式“理性(组织)管理”模式及科层管理模式,其中以泰罗、法约尔等为代表,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 进行了著名的动作与时间的研究, 其核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他们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始萌芽。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理论。这些传统管理模式是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而进行思考和行动的结果,仅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 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强调“数字化管理”, 重视决策方案的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 推崇通过生产技术、管理机构和管理流程的公式化来实现效率目标,忽视了人性。
2、从20 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 管理学者们开始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梅奥主持进行的“霍桑实验”( 1924-1932) 的结果表明: 职工是“社会人”,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等, 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研究的兴趣, 从而奠定了“行为管理”模式、“决策管理”模式及“权变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西蒙的决策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行为管理”模式、“决策管理”模式、“权变管理”模式开始注意人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开始强调企业要充分运用企业的宗旨、信誉、价值准则、行为规范等“软性”的管理因素,形成了一套“人际关系”管理模式。但是这些管理模式还没有把员工看作是有价值观念、有思想、有修养的人, 因而难以使员工树立正确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不利于充分挖掘员工的潜能, 进而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劳动。
3、基于“文化人”的假设,“人本管理”模式、“文化管理”模式和“知识管理”模式应运而生。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 由高新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结构不断改革而引发的企业管理文化的创新运动逐渐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哈默博士和管理咨询专家钱辟先生于1993 年合著的题为《再造企业―工商革命宣言》一书,标志着企业再造作为一种创新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产生的。这些管理模式能够促使管理者透过企业管理的理性层面挖掘内在的、无法用理性加以涵盖的文化层面, 即员工的文化素养,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管理者根据员工的思想深层的文化定势, 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突出员工的主体地位, 从而对实现管理目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园区管理模式
1.园区不同管理模式国内外研究概述
(1)国外研究概述
园区的管理模式是指包括政府(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三方的领导体制、内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管理方式、法规制度以及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是动态与静态有机结合的统一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卡斯特尔和P•霍尔在《世界的高技术园区》一书中把世界高新区管理模式分为四类:第一类由建立高技术公司的产业综合体组成。典型例子是美国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128 公路地区。第二类是科学城。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第三类是技术园区。如:台湾的新竹等。第四类是日本的高技术城。这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模式。按照M•卡斯特尔和P•霍尔的管理模式分类标准,依据“三元参与理论” 杨明瑞(2006)将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划分为四类:政府管理型管理体制、大学和科研机构管理型管理体制、公司管理型管理体制、协会管理型管理体制。
(2)我国研究概述
近几年来, 我国的各类园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园区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王慧教授在《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肌理及空间效应》一文中,专门对开发区和城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空间规模、形态、空间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人口与社会、城市化与郊区化进程等方面指出开发区向城市新区发展、重构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武汉理工大学杨新年在其博士论文《开发区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中,总结开发区十年建设经验和我国城市化的趋势,提出开发建设融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的发展思路;贵州大学科技学院院长张寒松在《城市新区开发建设应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之路》中,着重从新区开发建设资金筹措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提出园区开发建设应走“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之路;中国地质大学在《我国新区管理模式创新探索》中把我国各类新区的管理模式归纳为三类: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
2.园区主要三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1)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主要用于园区的初建期以及市场程度不高的地区。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的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园区的建设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完成。该模式大体可分为决策层、管理层和经营服务层三个层次。决策层即园区领导小组,负责园区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协调,处理园区发展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园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管理层即园区管委会,它既是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又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集中了市政府的部分管理职能,负责组织、实施园区的建设与发展计划,管理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服务层即开发区总公司,通过房地产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技术引进、产品推销等方式为区内企业服务。
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为园区的运行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物质环境和智力环境.如科技园发展所必须的建筑,住房,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优惠政策,离开了政府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大大提高科技园的管理效能"促进园区的较快发展,但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多,会出现政府和不同的矛盾。
(2)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的特点在于采用董事会经理负责的企业管理制度把园区看作是一个独立经营管理的公司,由公司负责园区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包括厂地,资金,开发条件,信息和人才交流,主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大学科技园区的管理适用于科技园区的成熟阶段。主要采取的是“开放式”三级管理体系。虽然在管理形式上以政府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是面向市场、以企业为主导的。在我国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被沿海开放城市的高新区所采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企业主导型管理模式采用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运作模式,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园区的建设提供了自由,民主,高效的管理环境,避免管理体制上产生障碍以致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该管理模式有利于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科技园区的开发,但是该模式也需要当地政府间接指导的方式予以支持。
(3)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
这是一种新型的政企合一,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市场机制,这种合作机制可取得合作收益(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奎尔),表现在:处理艰难或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超越政府干预局限性的网络解决方式所获得的收益;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的政治需求;制度化的合作联系甄别和剔除了不断增多的次级信息;多元参与者在许多公共领域的协作,建立长期的联盟关系并努力促成制度,以从事政府不能独自完成的工作,同时也使政府能力得以产生和维持。
在园区开发初期,政企合一型管理模式有利于园区的快速起步和全面发展。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使得园区过多的依赖政府,自我发展能力不强,不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
四、小结
管理模式的演变历经了长时间的实践,管理模式很难说有最好的和不适用的,具体采用哪种管理模式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管理模式还处在不断发展、创新中, 这不仅因为管理本身就体现为一种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中国管理在学习与创新中不断走向成熟, 中国管理模式会提高到理论高度, 并对企业产生深刻与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钱颜文,等.论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演进[J].管理工程学报, 2005(2)
[2] 聂子龙.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及演变[J].兰州学刊,2002.1:
[3] 郑和平.企业管理模式理论及中国企业管理模式方向分析[ J].企业活力,2003 (1) .
[4] Connie Gloser, Barbara Steinberg, Smalley.Swim with the Dolphins[M].Warmer Books Inc.,1995:
[5] Lan RSM.Strategic Flexibility A New Reality f or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J].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spring 1996:
[6] Akhil Kumar,J.leon Zhao.Dynamic rout ing and operational controls in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J] . Management Science,Feb.1999,vol.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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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仪调试人员为现场调试安全员,对设备调试过程中人生安全及设备安全负责。负责检查各机械设备、动力线路、照明线路是否有可靠接地,并有漏电保护措施,负责停送电工作总体协调及指挥,试车及停送电过程必须由电仪安全员全程监护,负责在试车过程中各设备停送电标示牌悬挂及每天检查。
各现场人员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形成有机的安全管理整体。
2.加强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
现场工程师负责全程跟踪安装及试车过程,结合现场实际及时调整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在各道工序进行质量验收时安全质量一定要摆在首位,要注重验收标准中的牢固性、稳定性等安全要求部分,在工序交接时,明确各个工序的工作职责,在确认安全的基础上进行对接。
3.设备吊运安全
设备起吊前认真阅读设备说明书和查看相关设计图纸找到设备的合理起吊点。认真分析被吊设备重量以及吊具有可能对设备造成的损伤,合理选择吊具。吊运过程由指吊人员统一指挥,各施工人员配合指吊人员进行吊运。
4.试车安全
试车过程严格按照《CCS双18模云铜浇铸机预组装试车方案》进行,所有试车前检查、设备停送电、试车过程都借鉴操作票模式采用标准化流程进行操作。现场标识牌制度落实到位,在预组装过程中把可以运转的设备和不可以运转的设备用安全标识牌进行严格区分,杜绝因施工及试车交叉作业的误操作导致人生及设备事故。安装及试车过程分工明确,统一指挥,落实到位。
预组装试车过程严格按照《CCS双18模云铜浇铸机预组装试车方案》进行,该方案包括试车准备工作,停送电、气、水流程,试车顺序,试车应急方案等,所有试车前检查、设备停送电、试车过程都借鉴操作票模式采用标准化流程进行操作。
施工现场、用电设备采取“三级配电,两级保护”的配电原则设置,使用过程必须满足“一机一闸一箱一漏”的供电原则。使用过程加强漏电保护器的定性、定量检查,确保保护装置灵敏有效,防止触电事故发生。
5.做好防护,规范劳动安全与作业环境,实现施工生产环境的本质安全
通过配备相应的安全设施和劳动防护用品,制定完善的预防措施,加强现场危险源的控制管理,最大限度地防止事故发生。做好事故预防,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使事故应急方案更加合理,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优化监管制度,强化监管力度,注重监管实效,杜绝各类事故发生,确保施工安全生产可控、在控。
三、总结
预组装现场施工完成了一次现场组装前的全面演练,其中获得得的技术参数、安装经验将有力的保障项目达到合同要求目标,在预组装过程中积累的安全、进度、质量的控制措施也为将为现场安装调试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设备安装及调试现场是一个动态的作业环境,其实际的情况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随着作业内容的变化,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加强现场管理,理顺人、机、料、作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安全、有序的作业现场不仅对提高现场安全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提高整个项目的有效控制和项目影响力有着深远的影响,真正使安全、质量、进度做到有机的统一。
施工过程是项目形成工程实体的过程,也是决定终极产品质量的关键阶段,只有抓好施工及试车现场安全,杜绝施工及试车事故,抓好施工试车质量、进度,达到项目合同要求指标,才能确保投资效益顺利实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外部性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那里,亚当•斯密认为:“自然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人,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Smith,1776)。这种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性的乐观态度导致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思想。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需要公共福利而提供公共福利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却又是无利可图的时候,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市场机制的良好运作。外部性理论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奠基者西奇威克功不可没,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Sidg-wick,1887)一书中已经看到了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的不一致问题,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认识到了外部性的存在,他认为经济活动中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并非经常一致,并举了灯塔问题的例子来说明之:假设某个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建造灯塔,这同时也起到了为他人服务的作用,得到免费服务的这些人并没对此付出成本。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人们会额外负担那些由于他人行为而产生的不能得到补偿的货币或精神成本。因此,不同于传统观点,西奇威克提出需要政府进行干涉,以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认为,外部理论的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歇尔(Marshall,1890)首次提出的。他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他在论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组织时指出,扩大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而发生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分两类,用两个术语表示:一种是有赖于某产业的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所带来的经济,称内部经济;另一种是有赖于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所造成的经济,叫外部经济,它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在那里,生产工具、工艺方法和技能等能得到迅速交流,辅助工业也相应产生,提供种种服务。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作为马歇尔的得意门徒,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提出了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庇古认为,由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在现实世界中,私人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收益并非任何时候都等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庇古用灯塔、交通、污染等例子来说明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对第三者的经济影响,即外部性。因此,要依靠政府征税或补贴来解决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在庇古那里,市场并非万能,政府干预主义已经抬头,“庇古式税收”成为用于消除经济活动中外部性、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力措施。1928年,阿温•杨(A.Young)在著名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系统地阐述了动态的外部经济思想。
所谓动态的外部性有别于在产业内对厂商和产业的分析,是指产业增长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扩大,专门从事新活动的厂商的出现,其中一部分厂商专门为其他厂商开发资本设备或为之服务。该思想同技术的外在经济的非市场相互依赖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同以货币外在经济相关,后来发展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平衡增长”学说和“联系效应”学说(Rosenstein-Ro-dan,1943;Hirschman,1958;希托夫斯基,1954)。195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一书,对他以前的外部性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他认为外部性的定义是:由于工业的规模扩大,特别是在该工业中其他厂商情况不变之下增加了生产,使得一家厂商生产成本降低(提高)了。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作了较深入考察,并认为外部性理论还有好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呈现日渐繁荣之势,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向前推进:(1)遵循庇古的研究思想,对众多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挤(1968,Mishan在他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关注了这一问题)、石油和捕鱼区相互依赖的生产者的共同联营问题以及日益受人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
尤其是环境外部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如英国环境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环境政策的理论分析》中建立了一般分析模型以解释外部性内部化方法之一的“庇古税”的正确性(Bau-mol,1988),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PearceandWarford,1993)。(2)针对外部性(尤其是外在不经济)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内在化”途径。除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外,1960年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基本上因袭庇古的传统,认为应该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的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问题。科斯(Coase,1960)的长篇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提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无需政府干预经济交易,市场是最有效的。此外,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E•米德(J.E.Meade)曾于1972年提出了尔后为阿罗(K.Arrow)进一步发展了的另一种方式,即认为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阿罗(Arrow,1969)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一文中解释了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3)沿着马歇尔,尤其是杨格,关于“规模经济”(动态的外部经济)思路进行发展。1970年齐普曼(J.S.Chipman)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规模的外在经济与竞争均衡》一文,再次继承了这一思想。
1986年芝加哥大学保尔•罗默(PaulRom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首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明确地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存在当作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在上述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外部性理论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此外,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曾研究了与外部性相关的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沙谱利(Shapley,1972)和舒贝克(Shubik,1969)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布坎南(Buchanan,1969)、黄有光(1991)和桑德目(Sandom,1975)等研究了同外部性有关的各种次优问题。
二、外部性的分类及计量研究
(一)外部性的分类
在研究外部性的分类时,瓦伊纳(Viner,1931)首先区分了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瓦伊纳认为在厂商之间或者在产业和它的厂商之间的价格效果是金融的外部性,这种定义从而引起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外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形成的一致意见是,货币外部性是由价格体系引起的,但并不是市场故障的原因,并不影响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的性质,因此和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例如,个人增加威士忌酒的消费,结果会提高该酒的价格,由此会影响你的福利,这个事实并不危及竞争性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当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要求的所有假设都得到满足时,货币外部性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关,价格只会使供求相等,资源配置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例外的情况是在不完全偶发市场和在有不对称信息的经济中,货币外部性就会影响经济行为者的福利。而技术外部性是我们一般所研究的外部性问题,即某种消费或生产活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或生产者的生产函数的间接的非价格的系统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黄有光,1986)。外部性首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外部性都有两个标志:一是它们伴随生产或消费活动而产生;二是它们或者是积极的影响,或是消极的影响,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外部性可分为四种:(1)正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经济利益。如养蜂;(2)负生产外部性,指在生产中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的外部成本。如水污染;(3)正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带来利益。如私人花园的鲜花散发出芳香是私人消费的正外部性;(4)负消费外部性,指在消费中给外界造成损害。如私人住宅里播放收音机时,声音太响太吵给外界带来负面影响。1962年戴维斯与惠因斯顿发表了《外部因素、福利与对策论》一文,把外部性分为可分的外部性和不可分的外部性,可分的外部性是指:假定B的生产活动影响A的总福利,但A的边际收益并非取决于B的影响,而是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也就是说,厂商的成本函数并不受另一厂商的产量的影响,而是受厂商本身的产量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外部性之外,产量、消费水平、成本都成为决定补贴和课税的因素。不可分的外部性是指:A的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A本身的生产活动,而且也取决于B的生产活动。于是,成本函数不能分作两个分开的函数,它应包含A、B两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也就是说,A的边际成本不仅是它自己的产量的函数,而且也是B的产量的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以补贴和课税都是不易决定的。1978年,格林伍德与英吉纳发表了《不稳定的外部性、责任规则与资源配置》一文,把外部性分为稳定的外部性和不稳定的外部性两类。稳定的外部性是指可以掌握的外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协调方式,使这种外部性内在化。而不稳定的外部性是:假定A对B的影响是任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就会遇到风险,厂商在考虑最大化问题时,就要把外部性的分担和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估计在内。于是究竟采取协商方式来解决还是采取合并方式来解决,这取决于厂商对于风险的预期。他们认为,在稳定的外部性影响下,均衡的位置可使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外部性内部化的效果取决于谁控制合并了的工厂以及合并后工厂对风险的态度。1962年,米德在《竞争状态下的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一文中,把外部性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偿的生产要素”的作用,即生产中的正外部性,如苹果园和养蜂场的例子。其二是来自环境对于企业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他举例说:假设A是小麦生产者,B是林场,土地是免费使用的。则如果B的产量增加,将导致雨水增加,转而促进A的产量增加,这样,林场的生产要素的边际纯产值就大于它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即产生了正环境外部性。在外部性的分类研究中,鲍莫尔和奥肯(1985)把外部性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
(二)外部性的计量研究
外部性计量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计量。从内容来看,外部性的计量研究主要包括外部费用和环境费用、外部效益和环境效益、环境质量的经济价值、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定义和度量等问题。对外部性计量的研究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已经建立了初步的体系,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某一种经济活动的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性,就是该种活动行为的社会影响与个人(或私人)影响之差。就费用而言,这种外部不经济性所表现的外部费用,就是社会费用与私人费用之差值。这里所说的“私人”或“个人”是一个具备独立决策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一个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以及家庭等,而私人费用,就是通过市场表现并反映在产品或服务价格之中真正发生或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经济活动存在外部费用,则必然不反映在价格信号上,或者说是超越于私人费用之外。社会费用是一个相加的概念,即私人费用与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社会费用是该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真正承担的全部费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假设某一纺织厂每年生产10万米棉布需要花费200万元,而这家纺织厂的污水排放所造成附近的养鱼场和娱乐场年渔业损失和游乐场收入损失达3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纺织厂生产10万米棉布的私人费用(成本)为200万元,其外部费用和社会费用则分别为300万元和500万元。当外部费用表现形式主要是环境污染、环境破坏或其他环境恶化现象时,这种外部费用就是环境费用。当然,广义的环境显然可以包括“外部”,但这种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并无多大价值。此外,边际费用概念的运用也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有所帮助。简单地说,在我们这里,边际是指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的含义,如从三级大气质量标准提高到二级标准,以及从消除10吨污染物增加到11吨污染物都含有“边际”的概念。
单位数量是人为的一种确定,如同我们确定座标单位时那样。边际费用(MC)是指增加单位物品或服务产出时所追加的费用。例如,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大气质量从目前的三级标准,通过环境质量管理计划实施,提高到二级标准所需的总费用为1000万元时,我们就可以说,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注意一点,此处“单位物品或服务”的含义是广泛的,可以是企业的具体产品,也可以是污染物削减量、污染物削减率以及国防水平等等,主要依据分析问题的对象而定。有了私人费用、社会费用和边际费用这些概念,自然就可得到边际私人费用和边际社会费用。本文作者综合若干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计量化的研究,对上述概念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外部性的计量分析进行初步的演绎和推算。一般来说,企业的边际费用曲线体现了企业所承担生产某一单位产品的全部费用,即生产要素投入,并反映在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上。这种边际费用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费用。假设该企业处于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生产的产品数量不能影响该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即如图1中,该企业只能接受市场价格P0。从整个社会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有私人的又有外部的,因此,边际社会费用就是边际私人费用与边际外部费用之和。。换句话说,MPC曲线与MSC曲线之间在各已知产出数量或水平上的垂直距离就是生产该单位产品的外部费用,如纺织厂给位于河流下游的游乐场造成的收入损失,而且纺织厂的边际外部费用的曲线是一条常数水平线,即外部费用不随产量大小而变化。或许更实际的假设应该是,纺织厂排放废水引起的河流污染程度随着纺织厂产品产量增加(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工艺的变化,废水量也随产量等比例增加)而加重,因此,游乐场蒙受的收入损失也随产量增加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MPC和MSC曲线会由纵轴上的同一点(纺织产品数量为零)开始,随着产量增加而岔开,其极限就是纺织厂造成的水污染致使游乐场关闭的产出水平(此时河水已完全不能作为娱乐用水)。一般来说,边际外部费用(MEC)曲线是一条直线或曲线,并翘上右上方。该几何特性体现了边际费用递增规律。
例如,前面提到某区域大气质量从三级到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但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原因,很可能把该地区的大气质量从二级提高到一级环境标准时所需费用是4000万元,这样,该地区大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1000万元,而一级标准的边际费用为4000万元,后者是前者的4倍。不过,在此MEC与MPC间这种精确关系建立与否,并不影响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的正确性。简便起见,我们仍假设MEC是一条水平常数线,但不见得总是落于MPC曲线之下。外部效益是与外部费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表现的是一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与私人效益之差值,即外部经济性的货币衡量。从数学上说,外部效益与外部费用只差一个负号,因此,前面提到的一些“私人”、“边际”等概念在此仍然有用,只不过是重新组合出边际社会效益、边际私人效益和边际外部效益这样一类与前面相对应的概念。不过,在应用MEB概念分析外部性对资源配置影响时稍有不同的是,MEB仍与MSC和MPC结合起来考虑,即看成一种负的外部费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EB随产品数量递增表现出的特性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个别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边际外部效益递增。因此,当引入外部效益时,边际社会费用一般总是低于边际私人费用。当外部效益表现为环境质量改善,从而提高人体健康水平、资产增值和美学景观享受等有益效果时,我们称这种外部效益为环境效益。换句话说,环境效益是环境质量的一种货币度量,它是环境经济计量学或环境会计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环境质量经济价值计量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较著名的研究机构有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与政策研究所(EAPI)等,研究方法主要有直接市场法、间接市场法等。近年来,有关环境质量经济价值的计量研究向着更高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研究领域已逐渐拓展到从娱乐商品的价值到空气污染的健康损害、改进水质的价值、生态破坏和改善的价值等相当广泛的方面。
三、外部性的矫正及内部化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经济活动中的第三者福利受到损失,从而使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无效率。因此,对外部性的研究,目的是如何消除外部性,通过要求外部性的制造者将造成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恢复效率。但是对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税收和津贴等方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征税可以使负外部性的制造者承担外部成本,津贴则是对正外部的一种鼓励,这就是传统的“庇古式税”的政府干预模式。然而,奈特于1924年在《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错误》(奈特,1924)一文中,对“庇古式税”的外部成本计算方法提出异议。奈特认为庇古不曾把使用土地的费用计算在平均成本之内,而只是把可变生产要素——劳动工资计算在内是错误的,只有在平均成本中计入地租费用,才可能得出生产的最优产量。奈特还把公路的拥挤看成是由自然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由于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之间的差额所造成的。对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的研究,科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Coase,1960)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重新分配产权得到解决。
科斯认为,当人们在面对A损害B这类外部性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应该如何阻止A。其阻止的办法无外乎要么要求A向B赔偿损失,要么向他课税,或者干脆要他停止工作。这些办法都不尽人意,因为其结果是尽可能使B免遭损害,但却有可能使A遭受损失。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地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我们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为了阐述他的命题,科斯举了在两块相邻的地上,因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的地上去吃农作物而引起纠纷的经典案例。依照科斯的意思,后人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或将外部性所产生的社会成本纳入交易当事人的成本函数,从而导致最佳效率的结果出现(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法律规则中产权的界定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作用。法律规则的选择应在比较各种解决办法的成本和收益后作出,他认为允许当事人就外部性进行谈判以自愿合作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法律规则。政府的作用即在界定当事人拥有的产权,包括进行谈判的权利,而不必直接干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利用明确界定它的产权,通过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克服外部性,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
因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把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或成本最小的地方。所以在科斯看来,外部性完全可由私人合约得到解决,亦即基于自愿交易的私人合约行为对市场运转有着自我修正的效能(科斯第二定理)。针对科斯的方案,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科斯定理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首先,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针对科斯第一定理)。其次,当事人之间进行谈判的成本有时可能非常高,以至于无法交易。特别是交易涉及到参与者众多的时候,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交流障碍、逐个谈判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使谈判破裂。因此,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庇古式税”可能更有效(针对科斯第二定理)。对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新经济史学派的观点值得一提,诺斯等人认为,制度本身可以内部化外部性问题。诺斯在解释“西方的兴起”时强调:“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具有一种能力,“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他们认为市场进化和生产力提高的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性被内部化的过程。例如不发达国家因间接社会资本不足产生的公共性产业不足问题就不能靠市场力解决,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较为均衡,靠市场和生产力的发展则可以解决。这就是说随着交易发展而变得容易,原来的外部性转变为可由市场“化解”的外部性,即市场瓦解了这个外部性问题。与此平行,政府效能也在进步,它对外部性的干预促进了公共政策及部门的发展,限制了原外部性危害。市场和政府的联合作用,不断地瓦解原有的外部性问题,使外部性中一部分得以由市场的“固有程序去解决”,另一部分纳入越来越精确的公共领域管理之下。这种“固有程序”和政府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
四、对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的简要评介
(一)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们关于外部性概念、理论的修正与深化,直至运用这一理论去阐释、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思路与设计的理论纷争都是与西方经济学说史本身演变的进程并行不悖的。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1871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史上的“边际革命”及随后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诞生,再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环境经济学界对外部性理论的每一次论争与进展都是当时经济学界学术思潮、成果的折射与反映。“政府干预为主”还是“市场化交易为主”这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两大问题,外部性概念提出后,在讨论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矫正时,新古典主义的“庇古税”方案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明晰产权进而引进排污费交易理论之间的争论凸现、折射了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交易这两大学术思潮的交锋。此外,从对环境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的演变与深化来看,也是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经济学界重视数理研究范式的经济学学术研究风格一脉相承的,实际上,这种范式的出现与深化是西方经济研究范式上的变化在环境经济学微观领域的具体表象。
(二)纵观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科100余年的演变历程,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其研究方法已经汲取并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委托—理论、博弈理论、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和方法都在以外部性研究为基础与核心的环境经济学科的研究与发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一些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涌现,蔚为大观。再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对外部性理论及环境经济学交叉性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也愈加明显,它与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性愈来愈强。例如,对生态税的研究就将外部性理论研究和属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税收与税制政策设计结合在一起,探讨税收在资源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生态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总结生态税制建立的理论基础;(2)对生态税收设计的一般理论进行系统分析;(3)对国际生态税收实践进行比较研究;(4)从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研究过国别经济中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税制的若干政策取向等等。不仅如此,外部性理论研究还愈来愈体现出与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寻求人文关怀的学术特征。
(三)以产权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外部性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不仅拓宽了外部性理论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排污费交易等环境政策措施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认为,这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化而言是一历史性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外部性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理论研究状态,从而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外部性问题的具体对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环境资源、环境质量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因而在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使用或消费中容易产生外部性问题和“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经济主体的利益冲突。产权理论在环境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就是要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和交易来提高环境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进而对排污费交易市场等特殊市场交易场所进行制度设计。现在看来,在外部性理论和环境经济学领域,与产权理论研究有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关于市场机制与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关于环境经济政策与手段的经济评价;关于在特定的经济体制下各行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的实证及理论分析;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环境权益均衡及制度结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