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0 23:47:43
【关键词】媳妇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 剧本创作 人物设计
从《婆婆媳妇小姑》到《媳妇的美好时代》，“媳妇剧”历经了十年的发展和变迁，而一个个鲜活的媳妇形象却没有因为时问而褪色。追求新潮的于小娇，尖酸泼辣的胡丽娟，温柔贤惠的小西，善良可爱的毛豆豆……这些屏幕媳妇征服了许许多多电视观众，也为“媳妇剧”的走俏积聚了人气和群众基础。“媳妇剧”之所以会越来越红火，离不开剧本的创作、人物的设计和演员的表演。
一、剧本创作尽显时代色彩
《媳妇的美好时代》(以下简称“《媳妇》”)的编剧是曾经凭《婆婆媳妇小姑》一举摘得大众电视“金鹰奖”的“金牌编剧”王丽萍。以婆媳、保姆题材电视剧创作闻名的她善于选择一些具有反思价值的现实题材，梳理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将当代中同人的喜怒哀乐娓娓道来，《媳妇的美好时代》便是如此。
(一)故事背景设置立足当前的热点话题
在故事背景上，作为现实题材的生活剧，《媳妇》立足现实、与时俱进，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当下，融入了“后离婚时代”、高房价、高失业率等时下热点问题。2l世纪的前十年，80后集体奔三，目前R0后的婚恋问题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当今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和高校扩招导致高失业率的出现，80后的很多人都未能按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传统理念顺理成章地走入婚姻生活，因此城市中停留着一片片“剩男剩女”在无尽守望。而另一方面，城市一带的离婚率更是高升不下，离婚后的家庭重组也衍生出众多问题，对于80后来说，这样的“后离婚时代”着实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难堪和麻烦，于是80后一代的媳妇如何处理好与多个婆婆、小姑子等关系的问题，得到了越来越的社会关注。编剧正是抓住了这一社会形态和受众心理进行创作，用浸润的方式与观众产生了共鸣。
(二)台词设计注重抓住观众的幽默心理
和电视剧《双面胶》不同，《媳妇》的走红不是依靠悲虐的剧情，而是依靠出位的台词，忍俊不禁之余让观众感受到诙谐、温馨和爱。诸如：“一般不爱人，不爱一般人，爱人不一般”(毛峰)，
“八个女人也是一台戏，又蹦不出两台戏”(毛豆豆)，“吃毛豆有余味”(余味)，“她哪好，小中巴一辆，人人可以挤，人人可以上”(余味)，“与天斗，与地斗，与姚静斗，其乐无穷”(曹心梅)，“媳妇熬成婆，这熬字就是‘忍…(毛豆豆妈)等等，这些看似调侃风趣的台词不仅蕴含了编剧的创作构思，更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不仅为剧情锦上添花，更能起到深AA心、引人深思的目的，从而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
(三)情节编排敢于打破传统的狗血模式
在《婆婆媳妇小姑》中，我们看到了婆婆、媳妇、小姑暗自互掐，在《双面胶》中，我们看到了焦灼紧张的婆媳关系，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洒狗血式的“媳妇剧”模式，营造了压抑、阴冷的氛围，传达给观众消极、恐惧的心理暗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作为娱乐大众的产品，电视剧不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媳妇》讲的是老话题，用的却是新视角，打破了婆媳苦大深仇的传统路线，给观众展现了一q-+性活泼又通人情世故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媳妇。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轻喜剧式的叙事风格巧妙结合，展示了当代都市人家庭、婚姻、经济等种种生活现状，散发着柴米油盐的气息的同时又让人倍感温馨，让人不过多地去费劲思考现实的残酷，而是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悟生活的真谛。
二、人物设计具有典型特色
《媳妇剧》中主要人物有：“80后、剩男”余味、“剩女”毛豆豆、余好，“花心的城市小痞子”毛峰，“哀怨的恶婆婆”曹心梅，“小三变正房”姚静，“家庭粉碎机”龙瑾，“钻石王老五”李若秋等，这些人物都具有时代的典型性。
以毛峰和曹心梅为例。编剧给毛峰贴上了很多标签：不负责任，啃老族，型男，魔术师，创业者等等，可谓是广大80后的缩影。编剧企图通过“讲80后的故事给80后的人听”的方式使人物性格更立体更丰满，虽然毛峰不是男一号，但是他在诸多角色中无疑也是夺人眼球的。从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到成熟稳重的真男人，毛峰经历了很多诱惑，得到了很多教训。这些都警醒着80后们，不要被灯红酒绿所迷惑，不要被浮华尘世所蒙蔽，踏实平淡才是一切。如此一来，电视剧的舆论导向作用恰到好处。
“节俭到有些极致、拧巴到近乎搞笑”用来概括曹心梅的人物特征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她是一个典型的市侩婆婆，过日子精打细算，砍价斤斤计较，满腹的“省钱经”。比如剧中她教毛豆豆怎么买米省钱、哪儿是后臀尖肉，活脱脱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现实婆婆形象。另一方面，她遭第三者插足，内心一直愤愤不平，面对情敌冲动、泼辣，处处找前夫和小三的麻烦，事事爱钻牛角尖，得理不让人。在整部作品中，她是个悲剧人物，在逗乐观众的同时，她的心里是哭泣的。剧中有一段是她和儿媳毛豆豆吵架，事后自己懊悔地对儿子余味说：“我不想和她吵，但我管不住自己。”说完还煽了自己一巴掌。人到中年，丰富厚实的经历让人们渐渐学会了隐忍，内心的苦楚往往被外在的潇洒所掩盖，这也道L¨了现实中不少中年危机的原因。
三、演员表演彰显本色情怀
海清是近几年迅速窜红的内地女演员，从《家事如天》到《双面胶》，从《王贵与安娜》到《蜗居》，海清饰演了多个不同类型的媳妇形象，是个名副其实的“媳妇专业户”，此次饰演《媳妇》更是驾轻就熟，并且在演员与剧中人物的契合度上得到了观众的首肯。不同于以往的“媳妇”形象，剧中的女主角毛豆豆告别了刁蛮、伶牙俐齿的厉害角色，呈现出温柔婉约的可人儿形象，她没有凹凸有致的火辣身材，但是她独立自主、善良体贴、敢爱敢恨，这也与其扮演者海清清丽自然又带点泼辣的个人形象相得益彰。正如接受记者采访时海清所说的那样――我就是现实版的毛豆豆。
如何证明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火到登峰造极？不是打开网页输入“炸鸡和啤酒”屏幕上就会“下雪”，不是国家领导人都表示自己看过，而是，因为这部韩剧，我们终于开始要重新认识国产剧了―棒子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其中对国产剧诟病最多的一条就是满屏幕的婆媳，婆婆和媳妇和极品，都快不够用了。有人早就已经总结了，看了国产剧，才发现原来现在中国人民内部的最主要矛盾，其实是婆媳矛盾。
当然韩剧也很爱讲婆媳矛盾，日剧也不少，泰剧、印度剧，反正亚洲国家好像都有这个永恒的矛盾，作为全世界都会存在的婆媳关系，我们忽然很想知道，美国人是怎么做的？他们怎么解决婆媳矛盾？但找了又找，你会发现，在美剧里，别说没演过什么婆媳矛盾，就连婆婆这个物种，都不太常见。《生活大爆炸》里的唯一婆婆是个胖子，胖到都不能随便离开自己的卧室，不饿死自己就很不错了；至于同时上演三个家庭日常生活的《摩登家庭》里，有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后妈，有同父异母，有拖油瓶，有同性恋，有越南养女，就是没有婆婆。
当然这跟美国婆婆和儿媳妇的物理距离有关。中国的婆媳矛盾80%都是房子的矛盾，但美国人没有房子的问题，婆婆在丧失行动能力之前，基本不会和儿子一家住一块，这大大降低了婆媳相看两生厌的几率。在美国，一旦上了大学就意味着跟家庭的告别，如果大学毕业了你还跟妈妈住在一起，就会被质疑智商或者情商，除非你身患残疾，或者是一个超级大胖子，否则就只可能是妈妈boy了。《生活大爆炸》里的小犹太，没少因此被嘲笑。
美国婆婆似乎更愿意跟儿子的妻子结成同盟而不是成为敌人，她们乐于将照顾后代这件事，像交接接力棒那样，不断传递下去。正因为每一辈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也没人觉得这权利交接仪式有什么不对。就像中国的婆婆们都是被自己的婆婆压制一样，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自然也是要将痛苦的传统继续传递下去。这大约就是人类的本能。
美国就没有婆媳矛盾了？当然不可能，不吵架的家庭也是反人性的。美剧里也有爱去儿子家串门的婆婆，也有好为媳妇师的婆婆，也有溺爱儿子成痴的婆婆。有趣的是，美国婆媳最常见的不合表现，就像《人人都爱雷蒙德》里的婆婆最爱问的一句话：“你还是更喜欢吃我做的菜吧，是不是比你老婆做的好？”美国婆婆和媳妇争宠的砝码，基本全都围绕在吃这件事上。尽管美国人普遍不那么擅长做菜，却把在家吃饭和吃妈妈做的菜当成家庭关系中第一重要的事，每个妈妈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传家菜―哪怕只是鳄梨酱拌薯片，当她终于愿意把菜谱交给媳妇的那一刻，才算是正式把儿子交给了对方。
遇到八字不合的婆婆，典型的美国媳妇都会像美剧《傲骨贤妻》里的阿丽莎那样不卑不亢地表态：“我希望你明白，你是在‘我的’家里，我不允许你干预‘我的’生活，插手‘我的’孩子的教育。”不可思议的是，通常婆婆们还就只能接受这一现实并且道歉。只能说是美国人的沟通习惯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大多情况下，美剧里的婆媳矛盾，最后都还是会变成丈夫和婆婆的矛盾。当自己的妈妈和妻子产生问题并且不可自行调解时，当儿子和老公的，必须要出面，并且，他必须要把妻子放在首位，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他的妈妈。心理学上认为，母亲更容易对儿子而不是儿媳的要求做出回应。
而瓦解美国婆婆的心理防线，有时候简单得像个玩笑。“这个你选择的女人，真的能够让你感到快乐吗？”这个问题才是对付婆婆们的终极杀手锏。仿佛她们从始至终都只关心这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做儿子的，只要坚定的看着她的眼睛，缓慢地回答：“是的。”砰，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
孝敬长辈，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长辈，养育了晚辈，自然应受到晚辈的孝顺尊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孝敬长辈，厚此薄彼，一碗水不端平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据调查，越是大城市，婚后由媳妇执掌财权的就越多。男性对家中“女财长”的评价大多是：“她绝对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待我、孩子和岳父母都很体贴，唯一不足的是，孝敬长辈时，将‘我父母’和‘你父母’分得太清，免不了厚此薄彼。”这一点，养儿子的老人感受最深：“当年我生儿子时，觉得很有面子、很有福气。可如今，生闺女的老姐妹却扬眉吐气了……还是养闺女好啊，‘贴身小棉袄’――暖和！”
如今，家庭矛盾很多是由孝敬双方父母的“力度”不同而引发的。孝敬和被孝敬的人对此都很敏感，礼物的多寡贵贱、贴心与否成为衡量两家老人孰轻孰重的重要标尺。因此，孝敬与被孝敬的学问，就成了家庭成员的一门“必修课”。请听以下几位亲历者的讲述，在如何孝敬长辈的问题上，也许能给我们带来启示。
讲述人丽红（妻子，27岁，某医院医生）：公公婆婆怎能要求我像女儿一样孝敬他们？不是亲生的，毕竟隔着一层。我能做一个基本称职的儿媳，就已经不错了。
春节回娘家拜年，我妈喝了点儿红酒，高兴地夸我，说她和老爸一身衣服“从里到外，样样都是闺女挑的，而且还买了体检卡、美发卡，让我这个老太太也变得时髦了！”我老公脸色立马就僵了。回家的路上一个劲儿地数落我：“自打你嫁过来，我爸妈多疼你啊！月子是他们伺候的，孩子是他们带的，晚饭也在他们那里吃……他们这么掏心窝子对你，怎么没见你对他们这么好呢？”哎，瞧他这缸醋喝的！
其实，不是我不孝顺公公婆婆，而是儿媳的孝敬方法毕竟和女儿不同。比如，我要给公公婆婆买东西，征求他们的意见或问尺码，他们总是说有吃的穿的，不让我乱花钱。如果是我爸妈，我早就架着他们去商店买了，但跟公公婆婆可不能这么没大没小的，得讲分寸。所以，为保险起见，我每次都给他们钱。为这，老公常抱怨我不会送补品、按摩仪这样的贴心礼物。他也不想想，在节俭保守的公公婆婆面前是否能落好。婆婆就屡次对我说对门的媳妇不会买东西，送的东西全是唬人的：“那哪是燕窝啊，简直是糖水；广告上吹得神乎其神的按摩仪，结果却把老太太的腰给扭了；美发卡没美成不说，老太太对染发剂过敏，头肿得像猪头一样……”你说，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哪还敢让公公婆婆冒这个险？如果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公还不跟我拼命啊。
说实在的，小辈改变长辈固有的消费方式是需要勇气的。女儿可以尝试着去让自己爸妈“向年轻人看齐”，大不了挨几句骂。可儿媳要想“改造”公公婆婆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指手划脚”，就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了。
讲述人大伟（丈夫，34岁，某企业主管）：男人的心能长远地留在媳妇身上，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看她能否对两边的父母有一颗“公平的敬爱之心”。
今年春节，我跟媳妇呕了不少气。原因是自腊月初八，我们两边的单位就开始陆续发年货，媳妇每隔一天就大包小袋地往娘家送年货。说心里话，我不是个“小气”的男人。就是媳妇把她单位发的全提走了，我也没意见。可我单位发的福利她为啥不和我打声招呼，也三下五除二地打包送回了娘家？我再三跟她说，那两瓶五粮液是我留着孝敬我爸的。她满口应承，可转身就给“运”走了。唉，她送就送了吧，等我大年三十再去超市买也不迟。可是，“财政部长”却说预算超支了，还说我爸上岁数了，就别喝酒了。我气得当时就火了。平时让她霸道惯了，就不晓得“泥人还有个土性子”了。我冲她吼道：“难道养儿子的父母就只有操心受罪的命，没个享受孝敬的命？孝顺两边的父母也要讲个公平！若按亲疏论，孩子还得跟爷爷姓李呢；若按贡献论，从‘尿片’时期起，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媳妇理论不过我，恼火极了，说我小肚鸡肠：“没想到你连谁带孩子多点儿少点儿的‘变天账’都记得这么清！”为这，我们冷战了3天。虽说我的态度强硬了点儿，可她这股不讲理劲儿真是叫人忍无可忍。现在网上流传一句话：儿子对儿媳有多棒，儿媳就对婆婆有多孝顺。我觉得，话反过来说也应该成立：儿媳对公公婆婆有多孝顺，丈夫就对她有多敬爱！老人们操劳了大半生不容易，趁着他们身子骨还硬朗，做小辈的多尽点儿孝心，将来心里也少分亏欠。这道理，我媳妇怎么就不明白呢？
讲述人小虎（儿子，10岁，小学生）：妈妈，当你亏心地对待爷爷奶奶时，会不会想到自己将来“继承”他们的命运呢？
春节，奶奶给了我200元压岁钱。临走前，这钱连同从妈妈皮夹里偷的200元，我都悄悄地塞给了奶奶。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不一样：外公退休前是厂长，外婆是主任医生，工资都很高，而奶奶一辈子没工作，两人就靠爷爷的一点儿退休金过日子。奶奶有病时不敢去医院，就在药店买些便宜药硬撑着。就这样，奶奶还经常做香肠和粉蒸肉给我吃。她知道妈妈喜欢吃野笋炒肉，就坐公交车去郊区采野笋，都冻病了。可妈妈对爷爷奶奶比对外公外婆差远了。妈妈总是把我们不喜欢吃的东西给爷爷奶奶，比方铁硬的五香豆、粘牙的米花糖、5元钱1公斤的饼干，而给外公外婆的却是几十元钱1公斤的核桃、饼干。平时，妈妈尝到什么好东西，就不由自主地说：“买点儿给你外公外婆尝尝。”我一直想问她：“爷爷奶奶比外公外婆年纪还大，为什么妈妈总想不起他们呢？”
这次，我偷带了两个蛋卷给奶奶，她细细品了半天，说：“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另一个给你爷爷留着吧！我们快80岁的人了，还是第一次托孙子的福呢！”
我听了很伤心。爸爸为什么就不能劝妈妈对爷爷奶奶好一点儿呢？我现在很希望妈妈发现钱少了来盘问我，那时，我就一股脑儿地把心里话全倒出来：妈妈，你将来也会做奶奶的呀！这就是你给我做的榜样吗？
讲述人徐大爷（公公，63岁，退休工程师）：做长辈最忌讳的是对小辈送的礼物评头论足，要是希望对方孝敬到点子上，不妨直接言明。
我老伴儿是个“铁算盘”，市中心顶级商厦里卖1000元钱的大衣，她去城北的品牌代理商那里买，只用两百多元就拿下了。一次，儿媳孝敬她一条羊毛裤，打8.5折，花了五百多元。老伴儿用“火眼金睛”一瞄，就连声说买亏了：“同样的东西500块钱我能买3条！”她赶紧要过发票去退货了。当时，儿媳的表情就像宋丹丹演的小品――太伤人自尊咧！几次之后，儿媳逢年过节就不再挖空心思买礼物了，干脆用信封装几百元钱给我们。可老伴儿又嫌“不热闹”，说孩子如今越来越懒了，净拿钱敷衍我们。我忍不住为儿媳打抱不平：“老太婆，你太难伺候了！送东西吧，你说人家买得不合适、买亏了；送钱吧，你又嫌人家不花心思。哪有你这么做婆婆的？你就不会像对女儿一样，敞开天窗说亮话？”老伴儿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跟儿媳要东西？”“这有什么，美国的父母就是想要什么‘暖心礼物’，就直接开单子跟儿女要，谁也没觉得别扭，还省了互相‘不对路’的嘀咕。”
老伴儿将信将疑地照此去做，效果果然不错。比如，她暗示媳妇“某超市的电火锅不错，阖家团圆时用得着”、“某市场的仿古瓷花瓶很雅致又便宜”……有了这份坦率，我们两代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了。如果长辈能直接跟儿媳索求孝敬，就暗含着没把她当外人的意思。你说，哪个儿媳妇能不喜欢呢？
讲述人刘大妈（岳母，61岁，退休会计）：别以为女儿偏心娘家是好事，明智的父母应多引导她，让她分一片心去善待公公婆婆。
我只有一个女儿，亲家却有三个男孩儿，女儿嫁的是老二。起先，我不知道女儿偏心我们，吃穿用度全往娘家驮。去年春节，我去给亲家拜年，看见亲家急忙去超市买水果，才知道他们竟然连点儿“福利水果”都没有。这些年，老两口为了给仨孩子备房结婚，一直住着一居室，用的家电都超过了“服役期”，伙食也非常简单……看到这些，我心里真不好受。将心比心，我养一个女儿已不易，人家养了仨孩子，还都是大学生，得吃多少苦啊！现在，很多老人对女儿的偏心都很乐呵，觉得没白疼她们。但我却乐不起来：但凡女婿有一点儿孝心，心里怎能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没意见呢？
所以，我一回家，就把闺女单独约过来，讲起了道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婆婆有多好，女婿就会对我们有多好。可能这会儿他碍于面子，没说什么，但总有一天，矛盾激化了，你的‘偏心眼’会被他抖出来。到那会儿，你们成天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和你爸怎么能安心呢？再说，你善待公公婆婆，他们也不会亏待你。下一次再送东西，你别忘了给他们分出一份。不然，我和你爸可不吃你的‘独食’了。”
讲了几次后，闺女好多了，孝敬老人时也跟女婿有商有量了。今年春节，他们来拜年，我看小两口比新婚时更恩爱了。亲家母打来电话说，仨媳妇数我闺女最孝顺、最贴心了，还夸我教女有方呢。
讲述人阿建（男，42岁，大学副教授）：孝敬老人不能有攀比心理，因为你奉上的是心意，而不是份额的多寡。
平心而论，我媳妇对我爸妈不错。去年，单位奖励优秀员工的“港澳游”，就是她主动提出要带我父母去的，还“特批”了7000元钱“孝敬游专项基金”。但是，只要我父母到我哥家住，我媳妇就不大乐意给他们送东西了。她说，爸妈在我哥家住，我们孝敬的东西他们也吃不到多少。其实，我媳妇这种心态很多成了家的女同胞都有。她们不怕出钱孝敬公公婆婆，但认为男方的兄弟姐妹都应如此。“凭什么别人袖手旁观，单咱们出钱出力？”可是，如果妯娌之间、姑嫂之间都这么攀比，老人不就惨了吗？
后来，我开导媳妇说：“你觉得我爸妈是生我一个吃的苦头多，还是生兄弟俩吃的苦头多呢？”“当然是生俩‘公鸡头’吃的苦头多啦！”嘿，有门！我接着问：“那如果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你舍不舍得孝敬他们？”媳妇点点头。“既然这样，你就当我是独子好了。虽然我们不能让兄弟姐妹都尽同样的孝心，至少我们能做自己的主，多给长辈尽份心。不然，我父母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养大，孩子们却为了孝敬的厚薄互相推诿，他们的境遇该多凄凉啊！”
同时，我鼓励媳妇把这一原则也用在对岳父岳母的赡养上。原先，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比照姐姐家去做，不肯“吃亏”。我就劝她说：“孝敬父母是咱们的真心流露，又不是和兄弟姐妹合股开公司分红利，斤斤计较地算明账。这种‘感情账’，你越计较心里越不平衡，最后伤害的还是父母。”媳妇听罢，羞愧地笑了。
孝敬长辈，配偶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攀比的例子很多，如果争先恐后地孝敬，这种攀比就是“向上比”，会把每个人对父母的感恩之心都激发出来；然而一旦眼光朝下，总是打量他人占了自己多少便宜，就会越比越心理失衡。在这种“向下”的攀比中，最终只能使年事已高的父母倍受冷落。
“巧姐儿”是宁夏以北回族聚居地区的乡土歌唱家，俗称“女唱家”或“女说家”，哪家娶媳妇就要请巧姐儿娶亲、表针线。
过去，巧姐儿的任务重要在“摆”，即把新媳妇在娘家时做的鞋袜、枕套、围兜等针头线脑，摆出来让亲友们观赏，巧姐儿借以夸耀新媳妇的针线手艺，故又称“摆针线”。如今，巧姐儿全在于“表”，表达婆家找了个好媳妇，赞美小两口的美满婚姻，感谢介绍人的功德，慰问厨师的辛劳。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回族民间质朴的生活习俗。如今，巧姐儿表针线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
回族农村常把巧姐儿当成新媳妇学习的楷模。因此，对巧姐儿的选择十分严格，一要长相好，二要口才好，三要德行好，四要脑子灵。所谓长相好，就是要选择年轻漂亮、五官端正、聪明俊俏的青年妇女当巧姐儿。婆家期望所娶的新媳妇像巧姐儿那样聪明伶俐、温良贤惠。口才好是指伶牙俐齿，出口成章，触景生情，能言巧语，表得有趣，而且还要唱得热闹。德行好，即品行优良，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团结妯娌，和睦邻里，热情好客，勤劳朴实。脑子灵指能随机应变，见啥说啥，在婚礼中如遇纠葛，要有“一句话驱恼，两句话逗笑”的本领，通过几句悦耳开心的话语，能把婚礼这天难免发生的一些不快之事说得烟消云散。所以，巧姐儿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
巧姐儿的文化素养很重要，她的表话或说唱，必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气息。不懂得方言土语和“回回专用语”（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难以胜任的。其次，表话时每句话都要押韵，俏皮形象。
回族群众举行婚礼，一般婆家比较喜欢委托巧姐儿到女方家里去娶亲。新娘在上车前要洗大净、梳头、整装、挂耳坠，用交叉的细线绳刈掉脸上的汗毛，把眉毛修饰成月牙形，以表示姑娘要变成媳妇了。巧姐儿一边给新娘梳头，一边唱道：“一对镜儿明晃晃，照得闺房亮堂堂。左梳婆家金银淌，右梳娘家粮满仓。”生动地表达了出嫁闺女美好的祝愿，语言朴实生动，富有醇厚的乡土韵味。新娘上车时，巧姐儿也要进行一番贺唱：“花头巾，包银子，打发姑娘出门子。娘家陪个摩托车，勤劳致富好处多。”幽默风趣，合辙上口，以表示对娘家人的安慰和对姑娘的鼓励。
新娘到婆家时，婆家亲友簇拥迎接，互道“色俩目”（问好），亲友们围上来看新娘子，这时巧姐儿借机唱道：“驴驮金子，马驮银子，送来一车好心人。黑缸白沿子，汽车送来个命蛋子。红绸子，绿缎子，小伙子找了俊样子。”巧姐儿看到主人家向亲友撒喜枣、核桃，便唱道：“撒核桃，撒枣子，哥哥找了个好嫂子。双双核桃双双枣，拉的拉来跑的跑。”用核桃和枣子来祝福美好生活。
公公、婆婆向新媳妇及娘家亲友让茶时，巧姐儿便唱一些热情祝福的歌调：“铜锤子，铁剪子，亲家奶奶跑烂了脚片子。黄米金，白米银，亲亲热热一家人。穿上靴子抱麦柴，又得媳妇又得财。”娘家亲友参观新媳妇的新房时，巧姐儿唱道：“三间房子四面红，瓷地钢窗铁皮门。沙发床，电视机，家用电器分高低。院子摆的是嘀嘀嘀（汽车），屋里放的是电脑机。小两口，笑嘻嘻，两对老人歇心哩！”新婚之夜，洞房内禁忌使用电灯，婆家委托巧姐儿送蜡烛或香油灯，送灯时这样唱道：“进新房，黑洞洞，我给新媳妇来送灯。金灯配银灯，凤凰配麒麟。丁家巧大姐，配上俊郎公。千里‘尼卡哈’（婚姻）拿线等，两府变成一家人。”巧姐儿将一对青年男女的美满婚姻比喻得惟妙惟肖。
次日，吃罢早饭，由男方的长辈（多为女性）领新娘认大小，分清哪是叔伯婶子，哪是兄弟姊妹，哪是姑表姨侄。认亲时，新娘长长地呼唤一声长辈尊称，并赠一双布鞋或线袜，长辈便回赠见面钱，以表心意。巧姐儿唱道：“认大小，理应当，尊老爱幼表心肠。分清辈历好处事，多做好事勤帮忙。新媳妇做鞋整五双，全家老少都穿上。婆婆穿上喂鸡鸭，公公穿上放牛羊，新郎穿上把家掌，小叔子穿上生意忙，小姑子穿上上学堂。都夸媳妇有礼貌，都夸媳妇本领强。”巧姐儿俏皮形象的表话，常常能惹得人们开怀大笑。
婚礼结束后，婆家人邀请巧姐儿一同感谢媒人和厨师。巧姐儿在代表两家人感谢媒人时唱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双。双手托着两家人，双脚踏着两家门。青山跑成白路了，鞋底跑成车串了。‘色洼布’（善行）揽上了，永世的恩情记住了。”形象地表述了媒人为美满的婚姻所付出的辛劳和美好心愿。谢厨师时唱道：“厨子师傅忙又忙，炒的饭菜喷喷香。油饼子，干馓子，糖麻丫子，花卷子。鸡鸭羊肉大鲤鱼，夹板丸子好味气。”非常逼真地表现出厨子师傅的精湛技艺。
回族婚礼歌谣中，巧姐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巧姐儿表针线，虽说是简单的逗笑，但是她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巧姐儿通过夸赞新媳妇的贤惠，炫耀婆家的富裕，达到合家团结、勤劳持家的目的，同时还增加了婚礼的热闹气氛，促进了亲友们的友好情感，是当今农村民众艺术和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一家一经,同在屋檐下也有烦恼
少女时代的柏寒就痴迷文艺表演,1972年她考入北京市供电局宣传队,1978年又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
进入演艺圈之后,柏寒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次由于夫妻双方性格差异太大而结束,第二次婚姻开始不久,丈夫就因病去世了。两次婚姻对柏寒的打击很大,但她更担心儿子韩青,总觉得自己亏欠了孩子,于是极力满足孩子的要求。
韩青长大后顺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品学兼优,毕业后,在《剑出江南》《奇妙女孩》《便衣警察》等电视剧中出演多个角色,柏寒为此感到很欣慰。
2006年5月,26岁的韩青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柏寒:“妈妈,我处了一个对象,她是护士,名字叫杜菲菲。”柏寒说:“没问题,只要你看上的姑娘,妈妈会无条件地同意。”
这一年年底,韩青和杜菲菲幸福地举行了婚礼。婚后,孝顺的韩青担心妈妈寂寞,还是和妈妈住在一起。
一开始,一家三口还相安无事,几个月后,柏寒便发现了许多问题。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韩青和杜菲菲都很喜欢上网玩游戏,每天深夜十二点以后还在网上玩得不亦乐乎,要到凌晨两三点才上床休息。时间一长,柏寒有点儿受不了他们这种不规律的作息习惯。
一天早上,柏寒榨好了新鲜的豆浆,买来了热气腾腾的烧饼和油条,想等儿子儿媳起床后一起吃早餐,可是等了大半天,他们仍在蒙头大睡。9点钟时,柏寒终于忍不住大力拍起他们的房门,直到把两人吵醒。
小两口揉着惺忪的睡眼,边打哈欠边有气无力地坐到餐桌前吃东西,柏寒念叨起来:“电脑游戏只是一种乐趣,但如果因此影响了睡眠质量和健康,还算得上什么乐趣呢?”小夫妻一声不吭地闷头吃饭,不时偷偷地相视而笑,根本没把她的话放在心里。
有一次,杜菲菲买了几件性感的高档内衣,柏寒拿在手里左瞧右看,不解地说:“菲菲,这样的内衣能穿吗?再说,这玩意儿穿在身上别人也看不见,买那么贵的值吗?不如买些便宜的。”
杜菲菲笑着调侃说:“妈,夫妻间是要讲一点情趣的,您说这玩意儿穿在身上别人看不见,我也没想让别人看呀。再说了,东西贵有贵的道理,穿在身上就是舒服、好看。”
后来,杜菲菲把这件事告诉了韩青,韩青大大咧咧地说:“既然这样,再买这类衣服时别让妈妈看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从那以后,杜菲菲再买回性感的衣物,就藏在床头柜里,不想让柏寒发现。
可是,家里的空间只有那么大,时间一长,柏寒还是发现了媳妇“阳奉阴违”的做法,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2007年初,柏寒参加30集电视连续剧《梦回春谷》的拍摄,为了专心演出,她很少回家。
4月底的一天傍晚,柏寒疲惫地回到家里,刚开门就看到杜菲菲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电视,还不停地使唤韩青,而韩青也很听话地在客厅厨房跑进跑出,忙着烧制老婆爱吃的糖醋排骨和地三鲜。
柏寒这下不高兴了,脸色很不好看地对菲菲说:“菲菲,韩青是个专职演员,工作时没日没夜的,回到家应该让他好好休息,而且怎么让一个男人干这些?”杜菲菲随口回道:“妈妈,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里加班,一整夜没睡觉,也很累的。再说了,当演员的辛苦,其他人就不辛苦了?男人下厨房,我没觉得是件丢脸的事情啊!”
一听这话,柏寒顿时觉得有些气短。她放下手上的东西,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也不吃饭。杜菲菲也不痛快地关掉电视,倒在沙发上闷头不语。最后,苦了韩青两头说好话……
打开心门,别样母女情重新回归
2008年6月的一天,韩青看中了北京昌平区的一处新楼盘,和家人商量想把房子买下来,可他和菲菲的存款并不多,柏寒爽快地说:“放心,妈妈会帮忙的,不行的话,我就把现在这套旧房子卖了,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有新房子住了。”
性情率真的杜菲菲诧异地问道:“到时候,我们还要一起住吗?”
“那当然了,我就韩青这么一个儿子,肯定要住在一起的。”话一出口,柏寒顿时觉得周围的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套房子没买成,柏寒反而被婆媳关系弄得很徨惑和苦闷。她把烦恼告诉了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韩影老师,韩影老师替她分析道:“婆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心态问题,如果婆婆能把握好度,掌握好平衡,婆媳之间自然会其乐融融。”柏寒听后很受启发,她意识到儿媳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要想关系融洽,相处时必须得有点儿“小客气”,这样,婆媳之间才能长久和睦。
于是,她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不能按自己的习惯去要求别人;第二,媳妇毕竟是人家的孩子,不可以像对韩青那样随便说话。
柏寒特别爱干净,而杜菲菲对整理家务很不在行。一次,柏寒出差回家,发现儿子儿媳的房间凌乱不堪,她没有责备他们,只是把客厅和自己卧室收拾妥当。杜菲菲下班回来后,小心翼翼地问:“妈,您怎么没收拾我们的房间呀?”柏寒笑地说:“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房间乱也有乱的道理,我怕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你们找东西反而找不到了!”杜菲菲心里充满了被理解的甜蜜,随后悄悄地收拾好了自己的房间。
有一次,杜菲菲把心爱的玉石手镯摔坏了,心情很不好,柏寒就带她到王府井一家著名的玉石城,打算给她买新的。杜菲菲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名贵玉器,一个劲儿地摇头,柏寒问她:“菲菲,你是不是不喜欢啊?”杜菲菲说:“妈妈,我不是不喜欢,而是价钱都太贵了。”
为了打消儿媳的顾虑,柏寒对她说:“妈妈也没有玉石手镯,干脆咱俩买一副,你我一人一只,这样好不好?”这下,杜菲菲高兴了,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当婆媳俩戴上玉石手镯回家时,柏寒看到杜菲菲开心得像个小孩子,不禁感叹:真正的幸福不过如此啊!
在柏寒的用心经营下,婆媳之间曾有的沟壑竟然不知不觉地被填平了,两人变得亲密无间,就像亲母女俩。
2009年初,两人在汕头的一家品牌店购买衣服,柏寒正饶有兴趣地试穿营业员推荐的衣服时,杜菲菲冷不丁冒出来一句:“妈,您穿上这件衣服怎么那么难看呢?”柏寒连忙把衣服脱下来,问:“究竟哪里难看?”杜菲菲直截了当地说:“您的身材比例不太好,腿也不够长,裤管松松垮垮的,像截猪大肠!”
营业员一边收起衣服,一边怏怏地对柏寒说:“噢,这是你女儿啊!”柏寒说:“不是,这是我儿媳妇。”营业员怔住了:“啊,原来是儿媳妇,我还以为是女儿呢,只有女儿才敢以这样口吻来说妈妈,没想到,儿媳妇也敢这样说婆婆呀!”
柏寒和菲菲相视一笑,是呀,她们是亲如母女的婆婆和媳妇。
爱的见证,共创一个《媳妇的美好时代》
杜菲菲非常喜欢周星驰系列电影里一些另类的角色,如《唐伯虎点秋香》中苑琼丹饰演的“石榴姐”、《食神》中莫文蔚饰演的“火鸡”、《百变星君》里梁咏琪饰演的“钢牙妹”,这些角色极尽癫狂,大多不修边幅。柏寒对此感到很不解,奇怪地问:“菲菲,这些角色难登大雅之堂,你怎么还看得津津有味呢?”
杜菲菲说:“妈,现在正统影视人物太多了,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倒是那些各具特点的另类角色,才能够脱颖而出,真正吸引住年轻人的目光。您什么时候也试一下这类角色,让我开开眼界呀?”
儿媳的话让柏寒陷入了沉思。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一级演员,她演了数十部电影和电视剧,先后在电视剧《永不放弃》《为奴隶的母亲》和话剧《红尘》中诠释充满慈爱和为事业牺牲家庭的母亲形象,《庄妃轶事》中雍容华贵的孝庄皇后更是为她赢得了众多的影迷,她由此被圈里人誉为“荧屏母亲专业户”。然而,正是因为塑造了太多类似的角色,她感觉自己好像被定型了,而一个演员一旦被定型,就等于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她怎样才能取得突破呢?
2009年7月,某话剧剧组找到柏寒,想让她饰演其中一个反面角色,柏寒看完剧本之后觉得角色的个性与自己反差太大,不想接。杜菲菲知道以后,对她说:“妈妈,一部剧中的反派角色绝对是重中之重,没有反派角色使点绊子,我会觉得这部剧太过平淡,也不够精彩……”她还不断地“忽悠”她:“妈,这些年您不是一直想转型吗……”柏寒经不住儿媳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了演反派角色。
开演时,柏寒还不适应,感觉不是特别好,但一路演下来,她渐渐找到了感觉,后来入戏深了,她甚至同情起这个反面角色来。
这部话剧演完之后,柏寒感激地对杜菲菲说:“这个反派角色可以说与我本人很不靠边,但却一下子把我的戏路打开了,这种另类角色不仅磨练了我的演技,也丰富了我的人生。”
2009年10月,《媳妇的美好时代》剧组邀请柏寒饰演“恶婆婆”曹心梅,柏寒爽快地答应了。她对菲菲说:“原来别人总是找我演主旋律,现在,我喜欢演有点问题的人,‘曹心梅’这个角色非我莫属,只有我能演好,他们选我选得特对!”杜菲菲笑了:“妈妈,您真棒!我期待您在这部戏里有最出彩的表现!”
一个很热闹的上海家庭，婆婆、儿媳、丈夫、小姑四口人住在一起。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婆婆是急脾气，儿媳受不了，小姑又对嫂子充满了戒心。三个人天天闹矛盾；丈夫是个好脾气，遇上婆媳吵架，姑嫂冷战，他也不说什么，只哈哈一笑就算了。媳妇向他埋怨婆婆，他听着；婆婆向他说媳妇的不是，他也听着。妹妹向他挑剔嫂子的这个那个，他也不作声……这样的家庭，是中国城乡千千万万个传统家庭的一个缩影。婆媳、姑嫂关系的丝线，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上海女人的一生，结婚、工作、养育儿女，与公婆、姑嫂相处，她们用全身心应对着生活中的细细碎碎，逐渐历练得宽容成熟。这些琐碎的生活构成了她们生活中百感交集的乐章，也就是在家庭的堡垒中，上海女人成功地躲避了社会对女性本质的改变。
婆婆，媳妇，小姑
对男士而言，婚前的角色：在外是心爱女友的“恋人”，在家是妈妈身边的“孝子”。婚后两个角色马上会变化，他必须是个爱太太而且有男人气概的“老公”，同时也应该是如同往昔般既听话又孝顺的“儿子”。但这的确很难同时面面俱到。
对新婚的女士而言，既是可向老公任意撒娇的“太太”，也同时是家中婆婆温顺的“媳妇”。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婆婆呢？她可能第一次感到家里权威女性地位的动摇，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受到一个“外来女子”的左右。婆媳问题之所以复杂乃根源于这种角色的冲突，很难同时摆平这三方面的压力。
家庭关系中“最麻辣”的当属婆媳、姑嫂关系，不过，有人过得如鱼得水，有人却是苦不堪言。如何逃出“冰火两重天”？
上海婆婆VS外地媳妇
文/杜瓦
上海婆婆是很值得书写的一个群体。也难怪这几年出了不少影视作品，都是上海婆婆在里面唱了主角――可塑性强啊。上海婆婆共性了然：精明，嘴皮子厉害，持家有方。
我们不妨假设这么一家四口：公公、婆婆、儿子、儿媳。谁占家庭主导地位？推理一下：上海男人怕老婆，所以公公基本都听婆婆的；儿子呢，妈妈一手调教出来的，基本都是妈妈说一不二的了；这样的“一女驾驭二男”的局面，是很多上海人家庭里共有的特征，根本不会因为儿媳的加入而改变。继续分析下去，最终的家庭局面由此常常成为，家里四口人中，唯有儿媳不知天高地厚，敢和婆婆争高下。但是，儿媳在家里缺乏扎实的人际基础不说，就说那婆婆练就了几十年的嘴皮子功夫，身经百战，怎会输给一个黄毛丫头？真的要吵起架来，根本不带一个脏字，字字珠玑、步步为营、层层深入，几下子就能噎得媳妇只剩哭鼻子的份。
这几年，上海市内的异地婚姻比例逐年上升。随着上海海纳百川的理念逐步深入，上海的外来媳妇也是见多不怪了。以前说起外来媳妇，概念里就是特指外来妹，文化不高、吃苦耐劳型的居多。而现在，外地媳妇的概念外延开阔了一大截，文化高的占了一大半，学历高的甚至可至博士生、高级“海归”。
异地婚姻势必带来上海婆婆和外地媳妇在家庭中分庭抗礼的格局。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婆婆和儿媳妇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共处，只有相对的“礼尚往来”。对于上海婆婆VS外地媳妇的组合，由于两者之间在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对抗”肯定此起彼伏，从小两口结婚、生子一直可以延续到他们也两鬓斑白。
身边不少朋友都是嫁入上海人家的外地媳妇，漂亮貌美的、学识丰厚的、理财头脑灵光的，各种类型都有，但对上海婆婆都有些不大不小的意见。就我个人的观察，外地媳妇最不喜欢上海婆婆的一点，就是婆婆喜欢偏袒自己的宝贝儿子。这往往会引起外地媳妇的极大不满。就北方而言，如果儿子和儿媳妇在家里发生矛盾，婆婆一般都是护着媳妇骂儿子，因为她们会觉得媳妇在自己家里是弱势地位，儿子作为大男人，怎么也得谦让着点。这是男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在上海，情况往往相反，如果媳妇一旦在争执上占了上风，婆婆就会想尽办法给儿子撑腰，明里暗里地数落媳妇。前文所述，上海婆婆的嘴皮子功夫可是了得，三下五除二就能将外地媳妇占尽的优势全部拗回来。上海男人怕老婆，也不值得外地媳妇高兴，因为后面有个爱插手小夫妻闲事的上海婆婆，外地媳妇占不到便宜。
其实，外地媳妇要讨好上海婆婆，也往往可以利用婆婆喜欢偏袒儿子的这个特点来达到目的――只要牢记上海婆婆胳膊肘永远往里拐的特点，就行了。不用你大把大把地买营养品、护肤品，这反而会让上海婆婆觉得你花钱大手大脚的。你应该做的，就是多夸夸你的老公，多照顾好你的老公，让上海婆婆觉得，你照顾她儿子、爱她儿子比她还好、还深，她保准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在上海婆婆眼里，什么叫好媳妇，就是看你会不会照顾好老公和这个家，其他的，比如学问、经济能力甚至人品，都是墙上的壁画，中看不中用的。
阿华和他的西安老婆
文/茅永民
老房子有个老邻居，叫阿华，是个“赤屁股”朋友，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光棍一条混了好多年。过了几年，经常要去外地出差的他突然从西安带来了一个女人，30多岁，听说也是离婚的。这天，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到了，他一副憨厚的模样：“今天兄弟我又结婚了，就阿拉几个兄弟唰一顿……”来得突然，我们几个人就马上跑到阳台上，几乎将身上的钞票全部掏空了，凑足了三千元，作为礼金。
在酒席上，除了我们几个，还有阿华的老娘和他已经出嫁的妹妹历历。尽管我们几个兄弟努力做出喜气欢乐的气氛，可我们还是看得出，老娘似乎对这桩婚事有想法，这么多年了，实际上阿华的品位也不差，寻个老姑娘，再退一步讲寻个性格好又善良的“寡妇”是不成问题的。再说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陕西女人，说话的地方口音佬浓的，不要讲他一口宁波腔的老娘，连我们也感到有些障碍。
再看看历历，虽然她已经出嫁了，但是一个很顾娘家的人，对阿哥的婚事肯定也用了不少心思。这会儿看她，一副“阴阳怪气”的腔式，我们都在心里担心，这桩婚事到底能走得多远……
后来听说，阿华的西安老婆不但和他过得很好，这女人还开了间卖皮鞋的小店，原来她在西安也是做皮鞋生意的，还听说，启动资金姑娘历历还支援了十万块，这让我们听起来好象有点离奇，又过了一段时间，更离奇的事情又来了，说阿华夫妻将战场打到了珠江三角洲，在广东开了好几家连锁店，而阿华毅然辞职，在温州和广州之间进货拉货，而他西安老婆则坐镇广东，生意越做越大。
今年劳动节，我们在聚会时听说阿华的宁波老娘不幸患了尿毒症，几天后，我们去医院看了她。但不巧，宁波老娘明天要动手术换肾，医生给她打了镇静针，睡着了，我们就不便打扰了。历历陪我们到了医院门口，告诉我们，前段时间“血透”的20多万，明天换肾的40万都是阿哥阿嫂拿出的。我们想不到阿华夫妻现在真的成了大户了，历历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的资金也相当紧张，这些钱是卖了两家连锁店凑的。说起阿嫂，她滔滔不绝，开始，她们娘俩也带着一副有色眼镜，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点点地看得惯了，而现在更多的却是感激。宁波老娘一直说，要是没有北方媳妇，老命老早就没了！历历讲，我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她的善良，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借钱给她作了启动资金。
小姑是个“把家婆”
文/晓川
“小姑”这个概念，在大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年轻一代心中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尽管他（她）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的也已经成家立业，但女孩子除了成为媳妇，很少有人能挂上“小姑”的名号。他们的父母即我们这一代则绝然不同，由于五十年代倡导多生育，所谓“人多力量大，干劲足”，多生孩子的母亲还被冠以“光荣妈妈”的称号，因此，那时一家六口至八口的大家庭十分普遍。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个住在弄堂口姓王的同学，在家排行老八，人称“小八子”，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妹，如此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也不希罕。那个年代，凡是娶了媳妇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有小姑，家中女儿多的，小姑还不止一两个。
上海人称小姑为“姑娘”，老上海常说：“迪家人家姑娘多，事体也多，媳妇老难做的。”由于当年普通老百姓住房和经济条件大多较差，一门多户甚至三代人隔着布帘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婆婆、媳妇和小姑为了生活琐事和财产分割闹矛盾乃至恶言吵骂、大打出手，最终儿子媳妇上法院离婚也时有所闻。身为女儿尽管是出门做媳妇、回家当小姑，但婆媳矛盾中小姑常常被人认为扮演了“挑拨离间”的角色，目的是“刮娘家油水”。
我所熟悉一位“小姑”则绝然不同。她住在以前的南市区，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因患肺结核只生了他们兄妹两人。年龄很小的时候，她就跟随母亲起早贪黑、操持家务，无论是挑水、拉煤饼、倒马桶还是汰被头、买菜、烧饭，里里外外脏活重活她都抢着干。加上她生性好强、快人快语，干起活来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弄堂里的邻居给她起了个“把家婆”的绰号。八十年代初，为了当兵复员的哥哥能够早日成婚，她一个女孩子家挑起了私房翻建的重担，又是拾砖头，又是踩泥桨，几天几夜、通宵达旦，结果落下了喉咙沙哑的后遗症。住在“上只角”徐汇区的嫂嫂进门以后，婆媳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但每次母亲向她告状，她都会耐心劝导：“嫂嫂能够不嫌弃阿哥嫁到下只角来，说明她的品质是不错的，至少不嫌贫爱富，侬勿要听人家瞎讲。要讲也要讲自己的儿子，千万不要到邻舍隔壁去讲嫂嫂不好。”
父亲去世前，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退职没有劳保的事就一直瞒着嫂嫂，自己每月都贴补娘家。父亲去世后悄悄地在阿哥厂里为母亲办了“半劳保”，从此贴补更多。此事多年以来嫂嫂对她产生误会，以为婆婆的退休工资都补贴给小姑了，见面时常常冷言相对，而她总是隐忍不发，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直到婚后十五六年，嫂嫂才知道婆婆是没有工作的，靠拿公公的一点微薄抚恤金为生，因此深受感动。
还有一件事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九十年代娘家私房动迁，按道理动迁费“小姑”也有份，可为了唯一的哥哥，非但动迁费分文未取，而且这件事她连提都不提，此后还把年近八十的老母亲接到家中同住数年，直至母亲去世。当然，这样处理与她那位“好好先生”的理解和宽容也有很大关系。
妙用“黄历”达和谐
文/郑树林
母亲的儿子，儿子的妻子，丈夫的姐姐或妹妹，家里的这几个女人，都因为有这么一个男人而自豪、困惑、伤心、烦恼。在女人中心的男人左边是血脉相连，右边是夫妻情分，谁也得罪不得。
恋爱结婚娶了个不同血缘关系的女人回来做老婆，从此使得自己的母亲多了一重身份升格为婆婆和奶奶，姐姐和妹妹多了个姑娘的称呼，这外来的女人除了妻子还担任着媳妇，弟媳妇嫂子的身份。虽然女人们身份有了不同的转换，却永远是围绕着这个男人这样一个轴轮在转。顺着转皆大欢喜，如果有一个逆着没处理好，那轴心就会发出难听的声音，甚至咬牙切齿，干扰着轴心的正常运转，正常生活。这就是婆婆，媳妇，小姑的关系。也是作为男人最难处理的事。
相亲时要考虑找个既自己喜欢能谈出感情，还要让母亲姐姐妹妹喜欢的女子。每次相亲她们总是偷偷摸摸地跟踪观察，回来后还要发表一通议论。好不容易谈婚论嫁，虽然各自的生活习惯、风俗都有诸多不同，还好大分歧没有，总算成家立业。可一旦成家在同一屋檐下，各种事情慢慢都会发生，一点小事误会也许就会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婆婆嫌媳妇的菜偏甜，妻子嫌婆婆管得太多，姐姐妹妹说兄弟有了老婆之后对她们冷落了，作为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只能在她们的各自想法中进行回旋，寻找克制她们的法宝，让她们在各自的生活中得到平衡。
在家里每年都要换一本黄历，这黄历上有许多的吉祥时间，有黄道吉日还有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十二生肖的相克图解。我知道母亲和妻子的脾气，更知道姐姐妹妹们的品性，所以每次她们有摩擦，让我来评谁对谁错时，想想两个都是我的至亲，得罪谁也不行，于是请出黄历看看这天上面的生肖是谁克谁，然后告诉她们今天不能违背黄历的天意，让被克的忍让，等到自己的生肖相克时再评理。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双方就此打住。慢慢的母亲妻子在日常生活中，各自容纳各自理解，虽然偶尔也会争几句，但不久就会和好如初，姐姐妹妹们也无话可说，和谐为贵更何况都是一家人，以后黄历基本不再看了。这妙用黄历能阻止她们的误会，那是我知道她们都相信黄历，其实就是迷信而已。在这些爱我的女人中，巧妙地分解由于她们的习惯不同而引起的误会，借用一下其他的道具充当和谐剂也不失男人的尊严。
“酒酿圆子”哲学
文/郑树林
“婆婆和媳妇她们的喉咙里含着一个大汤圆，这个汤圆在喉咙口是咽不下，也吐不出来。婆婆含着的是媳妇，这个从外面来到家里的汤圆，媳妇含着的是婆婆给以的不信任的汤圆。谁也没有办法吃下去这美味可口的汤圆，都不敢咬下这一口，怕汤圆破难以团圆。”这是生活中对婆婆，媳妇关系的比喻，是我奶奶在我懂事时讲给我听的，那时候还不明白这汤圆的作用竟会如此之大，等到我结婚后才知道这汤圆理论还真有点道理。
自结婚以后，到母亲房间去的时间少了，陪父母聊天基本没有，朝九晚五回家后就是与妻子吃饭聊聊一天的工作，有空到门口散散步，总想着双休日到父母房间聊聊天，谈谈家常汇报汇报自己的工作，原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可是这妹妹（小姑）常常会在母亲耳边不时旁敲侧击地说一些，“有了娘子忘记了老娘，妈妈白白养了你这么大。”想与她们解释一下可总是被小妹打断，有时到了双休日在父母房间时间长了些，这妻子也会来几句结婚前天天陪着追着，这刚刚结婚就把自己的家给忘记了。正是婆婆看不惯新媳妇，新媳妇看不惯婆婆，谁也不愿意让一步，儿子一旦有点小毛小病，婆婆就会堂而皇之地指责媳妇对儿子不关心，而媳妇只能认命，但我知道她的心里却是恨恨的，等婆婆一走开，那嘴里不断地吐出一长串不和谐的音符――又不是我让他生病的……两个人不断地重复着无休止的唠叨，谁也不服谁，可谁也没有胜利。而小姑总是站在母亲的一边，往往是火上浇油两边不是劝告，而是帮倒忙，真应了汤圆的理论。
那年春节大年三十趁着全家大团圆聊天之际，我把奶奶曾经讲过的故事重复了一遍，看着母亲和老婆。婆婆和媳妇当然还有两位小姑等其他家人，对这个故事听得很是用心，可就是不知道怎样解决。于是我告诉大家，可以请姑姑把母亲和嫂子嘴里的汤圆取出来，今后不给她们吃大汤圆，而是给她们吃酒酿圆子。
酒酿圆子成了我家特殊的专用名词，婆婆哪天看不惯媳妇，心里有点不开心说话有点火气时，只要有人说一句酒酿圆子，就心知肚明，那火气自然而然就熄灭了。生活中的酒酿圆子是一道美味食品，酸酸甜甜的，与婆婆媳妇小姑的关系一样，刚开始看到自己的儿子哥哥被其他外姓女人抢走，心里确实是有点酸酸的，处理不好是苦苦的，甚至会分离，处理好了就可以是甜甜的，和和美美的。把汤圆改成酒酿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信试试看。
学好三十六计，化“敌”于无形
文/杜瓦
在处理微妙的亲情关系时，适当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某些“计策”精华不无裨益。有了以爱心和包容打造的“爱的遥控器”，就能化“敌”于无形，以无招胜有招，一家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也就不成其为难事了。
我比妹大4岁，兄妹感情一直很深。3年前，我结婚后，妹也参加了工作，喜欢热闹的父母让我们都住在家里。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庭更是如此。妻和妹都有些小家子气，总喜欢斤斤计较对着干，姑嫂间一度磕磕碰碰。每当这时，我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妻怪我袒护小妹，把她当作外人；妹怨我驭妻无方，成了“妻管炎”。
如今，她俩在我的巧妙斡旋下，早已冰释前嫌，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姐妹。说起我的“绝招”，竟来自“三十六计”的启发。
胜战计：瞒天过海我与妻热恋时，满腔的爱意常常忘记回避家人，小妹对此的评价是“恶心”，还说我被妻“收编”了。后来，我在公开场合，注意把对妻的爱、对妹的情都放在心底，对双方均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私下里再分别给双方开些感情“小灶”，她们都把我当作“贴心人”了。遇到她俩发生一些无关痛痒的争论，我常常“一意孤行”地坚持些谬误百出的观点，妻和妹自然挺身而出，群起而攻。当我成为“”，她们姑嫂因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点而结成“统一战线”时，我不由在心里窃笑：好日子已经开始了。
敌战计：李代桃僵一次妹从九寨沟回来，给所有人都带了礼物，唯独忘了妻子。妻当面不说，心中很不愉快。我没有让妻出面，自觉当起了“出头鸟”，单独找妹谈话，直截了当地指出她不够细心，最后还不忘说：“你嫂子倒无所谓，只是我认为你这样不妥。”如此这般，妹充分认识到了错误，还认为妻大人有大量，不久就找个机会买了份礼物送给妻，表示歉意，妻也消了气。我代妻子“出头”，比妻发点小脾气要好很多。
攻战计：抛砖引玉我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相处中，注意委婉地提醒她们要有容人之量，遇事多包涵对方，不要单方面采取过激行动。如此不断地抛出情理之“砖”，终于引来她们顾全大局之“玉”，偶有不快大都能够克制，将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
混战计：釜底抽薪在她们互相还不甚了解时，我就注意讲清了对方的缺点，使她们有所心理准备。一方行为不当引起对方的牢骚怨气时，我就及时做解释、化解工作，引导其站在对方的立场，分析对方行为产生的原因，最大限度地争取理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并战计：偷梁换柱外甥出生时，妻只愿按儿子出生时妹的礼金标准给200元，劝了多次没有用，我就偷偷在红包里加了400元，再以妻的名义给妹。颇为感动的妹那段时间对妻特别好，妻自然投桃报李，两人感情也就艳阳高照了。
处理好几大敏感区
亲不亲热，不能当众表演
场景：妻子让丈夫取出自己的小瓷碗，盛了半碗饭，还没吃完，就把剩下的倒进了丈夫碗里。刷碗时婆婆开始教训儿子：你个没出息的，吃你媳妇的剩饭，也不嫌脏！
李女士，60岁，“婆龄”三年
我个人认为，婆婆之所以会不满，不是因为吃多吃少，而是她不喜欢看到儿子当着自己的面跟儿媳妇表现得很亲热，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婆婆共同的想法。
我们这代人可能比较保守，在公共场合看到有小年轻旁若无人，当街亲热，都不敢正眼看，有感情不能拿回家表示？我也不指望儿媳妇多孝敬我，就希望她斯文一点，像个大家子出来的女孩，能上得了台面。以前大家一起吃饭，儿媳妇就夹着菜往我儿子嘴巴里送，一桌子十来个长辈都看着呢，我就提醒我儿子：你自己动筷子，别让人伺候你！这种时候多了，他们当着我们长辈的面就不太放肆了。我从小受的教育，不太瞧得上轻飘飘的女孩子。要亲热，回到家里怎么都行，当众表演，我看不惯。
生与不生，要给妻子挡箭
场景：公婆希望媳妇尽早生孩子，媳妇不以为然地说，自己刚结婚，还没玩够呢。公公大发雷霆：“生下了又能费你们多少力气多少钱？更何况我们老人还健康，能替你们搭把手，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生不生，这都是什么思想？这叫自私！”
TONY，33岁，结婚一年
关于是否要孩子的问题，老人早点抱上第三代的希冀，和很多年轻夫妻多享受一段时间二人世界的想法，肯定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丈夫必需尽到“双面胶”的协调作用。
我结婚时间不长，我妈知道我的脾气，就算她想抱孙子，也不会用那么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说。如果我知道自己父母和妻子在这个事情上有分歧，很简单，我会直接告诉我父母，暂时不要孩子是我的想法。我太太只要推说一切都凭我做主就可以了，我会当好这个挡箭牌。坦白说，到底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肯定得夫妻双方协商，双方父母最好不要参与意见；往极端里说，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作出最大牺牲的都是妻子，怀胎十月是她一个人经受的，别人又帮不到她，那么就得尊重她的意见。
我和太太在婚前就有一个协议：双方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父母搞定。把婆媳矛盾引导到父母和自己的争论上来，这个是给其他丈夫们的建议。毕竟，被父母唠叨两句，不会影响亲情，但如果把妻子推出去跟父母作战，那做丈夫的也在劫难逃。同样的，当我岳父母对我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我太太也会接过话茬，把我给“解放”出来。
同不同住，先考虑清楚
场景：公婆来到的第一天，媳妇推开家门，一下子傻了眼。客厅里的家具都被婆婆重新布置过，漂亮的布艺沙发铺上了毛巾被，变得不伦不类。墙上的名画《大浴女》不见了，拉了几排绳子，挂起了贺年卡……
陈女士，30岁，结婚一年
我的情况跟这个媳妇有些相似，我是上海人，先生是外地人。去年我们贷款买了一套小房型，双方的父母都给了部分首付。房子装修好后，公婆就提出要来上海看看我们。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来住一两个月可以，但长期住肯定不行。好在，我先生也持同样意见，所以说一定要找个生活方式跟自己相同的人，如果找个一定要把父母接过来同住的所谓孝子，那儿媳妇有的苦吃了。
公婆过来之后，我尽心尽力地陪他们游览、逛街，还给他们买了很多挺贵的衣物。凭良心讲，那毕竟是我先生的父母，我不是不愿意孝顺，但婆媳关系是很微妙的，时间长了，哪怕一小点冲突，都可能让双方心里有个疙瘩，毕竟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嘛；不住在一起呢，可以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把大部分的矛盾提前扼杀掉。
他们住了两个月后，眼看着还没有回去的意思，我有点着急，就跟公婆商量，说毕竟房子太小，住四口人太挤，如果公婆要长期住下去，我们就去租个离单位近的房子，让公婆住得宽敞点――注意，一定得这么和颜悦色，从公婆的角度说明问题。婆婆一听月租上千块，顿时觉得心疼，这才想回家算了。我赶紧告诉她说，那么我们每月省下来一千块，就打在她老人家的账户上，算我们孝敬她的。如此这般，我才算请走了公婆，双方也没有翻脸。
我的想法很简单：一个屋檐下只能有一个主妇。现在的年轻夫妻都有很大的压力，如果在单位要看领导脸色，回家还要顾虑公婆的感受，那种日子我肯定忍受不了。以后公婆年纪大了，我也会把他们接到上海，但肯定还是不会住在一起。
专家的话
在人际关系中建立一种“边界意识”
（李子勋，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学科临床主任医师，电视台心理栏目专家主持）
王xx，70岁，是xx市xx区xx社区一名普通家庭妇女，也是一名老党员，她有一个三代同堂的8口之家，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女。她家住白沙路241号大院，邻居们都称赞王xx是一个通情达理、持家有道、爱护晚辈、婆媳关系相处融洽的好婆婆。
一、以身作则，孝顺老人
王xx是一位好母亲，她在教育子女的方面，以孝为先，注重传统美德的教育，特别是孝敬老人。因王xx的父亲将近90岁，摔断脚2年，生活有极大的困难，王xx和家人一同将老人接到身边照顾。她每天给老人搭配不同菜色，做既营养又好吃的饭菜。天天帮老人梳头洗脸，一丝不苟的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子女们受她的影响，儿子每周坚持给外公洗澡，儿媳给外公剪指甲，从不间断。事实证明她的教育方法很成功，儿子儿媳对她们也很孝顺，逢年过节，都给老人买点补品，送件服装。特别是她有个头痛感冒，不愿动弹的时候，孩子们都吓的不得了，催她去医院，恐怕她出大毛病。想起这些，真让人羡慕。
二、从生活点滴，关心子女
王xx她平时很节约，从不浪费一点粮食，也深知挣钱不容易，从不乱花一分钱，不仅自己如此，也教育自己的儿子儿媳也要这样做。平时儿子儿媳工作繁忙，她就在家准备一日三餐，接孙女上学放学，洗衣叠被，任劳任怨。
有一次，雨下的很大，儿媳忘了带雨具，她冒着雨趟着水去给儿媳送伞，她当时虽然打着伞，但全身还是被雨水打透，当时儿媳正站在单位门口徘徊着怎么回家，突然看到一个熟悉而瘦小的身影朝自己走过来，她赶快上前说：妈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她看到儿媳的第一句话是雨下这么大怎么在门口呢？赶快把伞递给了儿媳。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媳都觉得很感动，说婆婆就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对她。还有一天晚上，儿媳突患重感冒，发高烧，作为老人，她着实不放心，当时儿子刚好不在，她急急忙忙下楼找的车，把儿媳送到医院，并连夜输上液。在她的精心照顾下，儿媳很快康复了。每当提起这事，儿媳老觉的过意不去，说叫婆婆为自己操了这么多心，受了这么多累。王xx却说，只要孩子健康，全家平安，和和睦睦过日子，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她也心甘情愿。
三、通情达理，化解矛盾
人们常说，世上的关系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但王xx却是左邻右舍出了名的好婆婆。问起她对于如何做个好婆婆有些什么窍门时，她说：“人和人之间哪会有什么矛盾呢？更何况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思想上又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和睦相处主要靠彼此宽容，平时我也尽量不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年轻人。”平时相处，她严格要求儿子，宽容对待儿媳。每次儿子和媳妇吵架，她总是埋怨儿子，支持媳妇。有时儿子儿媳吵架，媳妇情绪激动，朝她发脾气，她不针锋相对，而是笑地听完媳妇的意见，然后找适当的时机与媳妇沟通。前些年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同时下岗，所以住房比较紧张。却没有向社区提出半点要求，也没有给政府添半点麻烦，而是鼓励儿子儿媳要坚强面对生活的坎，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并支持他们利用在部队学的技术优势，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小小的照相馆，经过全家人一起努力，现在已扩大业务量，同时还招用了两名下岗人员，经济收入增加了，生活xx提高了。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传统女德 厚德新风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076-01
我国古代名诗《孔雀东南飞》是一首长篇叙事诗，光照汉册，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自尊自强、深情专一的刘兰芝，蛮横霸道摧残爱情的封建卫道士焦仲卿之母，理解体贴女儿善解人意的刘兰芝母亲。从她们正反分明的对照中，给我们现代女性树立了明晰的厚德新风尚。
妇女有使以来被称为“内人”“内当家的”，顾名思义，妇女承担着家庭内部的事物，男子则担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处理一切外部事物，女性的存在谈不上社会地位，只是男性的依附品。历史发展到今天，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各展风采，在社会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地位得到大大提高。我认为，现代女性的厚德文化内涵已有了全新的内容。女性在“践行厚德文化，建设和谐衡水”中也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一、精于业，以自强自立
文章开篇“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三日断五匹”，兰芝勤劳能干且多才多艺。在现代，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人，要生存于这个社会，要自强自立，自尊自爱，就要有自己的事业，最起码要有自己生存的技能。现在再也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不然，女性还是不能摆脱依附别人的命运。女性是并肩于男性的社会的人，女性的名字不是第三性，也不是弱者。现在，在各个领域，不乏一些优秀的女性领军人物，像吴仪、铁凝等，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众所瞩目的成绩，堪称是女性的骄傲，是女性的典范，她们获得了别人的尊重、社会的认可。女性有了自己的事业，可以挺直自己的脊梁，不用再为不负责任的丈夫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不用再为自己的基本生存而守着冷淡的家庭婚姻苦煎苦熬。而一些害怕吃苦、贪图享乐、虚荣心作怪的女子，自己不去奋斗，不学无术，无所事事，或依靠父母，或依傍他人，甚至不惜破坏他人家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丢掉了自己的尊严，仰仗别人鼻息，惶惶不可终日。这些行为令他人所不齿，这些人也往往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份子。
二、敏于行，以踏实进取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兰芝上孝敬公婆，下与小姑和睦相处，勤劳善良，但还是换来婆母的无端指责，她认清自己的处境，对于以焦母为代表的恶势力不屈服，果敢无畏，断然归家，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讷于言而敏于行，是我国传统的一条古训，“讷”是忍而少言，“敏”是敏捷、积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少说空话大话，做事情要积极主动去落实。女性秉承了传统女性古老的吃苦耐劳的美德，这也是我们今天新形势下所需要的。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不需要夸夸其谈的空谈家。我们今天的女性要戒除长期以来历史所形成的牢骚满腹、絮絮叨叨的习惯，处事要果断，语言过多失去了分量。不断进取，与时俱进，是为大德。一些妇女，或因为家境优裕，或因为年龄稍长，或因为受到某方面的挫折，耽于享乐，懒惰成性，精神萎靡，不思进取，或与外界隔绝，与亲友难以沟通。这些人一定要克服惰性心理，积极进取，培养自己有益的兴趣爱好，否则很容易被时代淘汰，也不能与亲友很好融合。
三、敦于品，以和谐安宁
作为女性长辈的两个人物——焦母和刘母，形成一对鲜明对比。刘母善解人意，尊重女儿，焦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而兰芝更是善良温厚。相形之下，厚者自厚，薄者更薄。“敦”本意为厚重，进一步引申为勤勉。敦品，也就是说磨炼一个人的品德。要求人致力于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高尚境界。我们身边的全国道德模范林秀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多年来，从身心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那些与自己不沾亲带故的老人，那样的无疆大爱是极品。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虽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但她的高尚品德已使我们折服。她是一个女共产党员，一个极其优秀的女共产党员。我们建设和谐衡水需要更多的“林秀贞”。
最近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虽然未能续写前作《媳妇的美好时代》的传奇，但在排行榜上仍列前位。而眼下正在热播的《离婚前规则》、《宝贝战争》中，婆媳/婆妈依然大战荧屏。除了前面提到的三部之外，2012年已经播出了超过十部婆媳题材电视剧，比如《媳妇是怎样炼成的》、《婆婆也是妈》《哎呀妈妈》、《婚巢》、《大家庭》、《夫妻那些事》、《小夫妻时代》、《浪漫向左婚姻向右》等等，很多婆媳剧还试图从单纯的“家长里短”、“婆婆妈妈”中突围，配以其他情节线，比如有混搭谍战的《肉中刺》，混搭军旅的《成长》，混搭职场的《婆媳拼图》，混搭悬疑的《幸福在招手》，还有混搭农村改革大历史的《婆媳大事》等等。2012年可谓婆媳剧花样百出的一年，但也盛极而衰。8月，各媒体就报道了广电总局要求“从明年起宫斗剧、家斗剧、翻拍剧、游戏以及网络小说改编题材均不得在卫视荧屏播出”的传闻，虽然后来官方出面辟谣，但可见上述题材的泛滥已招致市场反感。无论编导如何搜肠刮肚，婆媳剧作为家庭伦理剧的亚类型已经呈现耗竭之势——多数剧目情节趋同，写来写去就那几桩事；演员班底单调，演来演去就那几个人。难怪近日《文艺报》发表评论，疾呼“‘婆媳斗’电视剧同质化严重，荧屏需要温情天”。尽管今年《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丈母娘来了》、《岳母的幸福生活》、《新女婿时代》、《前妻车站》、《媳妇的美好宣言》等剧将岳母岳父女婿公公甚至前妻都卷入，“婆媳斗”升级为“全家斗”，但路数如出一辙，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以致《金太郎的幸福生活》虽然大受好评，但导演余淳仍预测，此类剧的寿命“最多再有半年”。据媒体报道，明年“婆媳斗法的电视剧已经较为少见，取而代之的是80后生儿育女热”。
“婆媳剧”缘何火热荧屏
新世纪“婆媳剧”屡掀热潮，但絮絮叨叨数百集看下来，大致可以用某门户网站总结的固定套路来概述——结婚必遭反对，婆媳必定成仇，小三必定出现，离婚必定复婚；婆婆必定恶，媳妇必定娇，儿子必定弱。如此雷同，但婆媳剧依然成风，主要源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婆媳关系一直是中国道德与伦理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面向。这一点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古典的《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红楼梦》，到现代的《疯妇》、《原野》、《呼兰河传》、《金锁记》、《寒夜》乃至当代的《玫瑰门》、《燕赵悲歌》等塑造了一长串经典婆媳形象，建立了中国独特的“婆媳文学”传统。“婆媳剧”的生产与接受都深受这一文化传统影响。
二是，家庭伦理剧是中国大陆电视剧中历史最久、发展最完善的类型之一。自1979年湖南电视台的《爸爸病危》开始，家庭伦理剧一直备受本土观众追捧，1980年代的《篱笆·女人和狗》、1990年代的《渴望》更是创下了超过90%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收视率，成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里程碑。此后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比如《孽债》、《咱爸咱妈》、《婆婆媳妇和小姑》、《牵手》、《亲情树》、《老大的幸福》等更是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类型的观众基础。而且自1980年代开始从境外引进的电视剧中，家庭伦理剧也是占比重最高的，影响最久远的。比如日本电视剧《阿信》、《血疑》，墨西哥的《卞卡》，台湾的《星星知我心》（广义上说，琼瑶的言情剧也可纳入家庭伦理剧）以及长寿剧《再见阿郎》，香港的《流氓大亨》、《义不容情》，新加坡的《人在旅途》以及韩国的《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等都曾让一代又一代的大陆观众痴迷。超过九成的家庭伦理剧中包括婆媳关系的线索，这些剧同样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大陆“婆媳剧”的丰富养料，有的甚至就是直接改编自境外电视剧，比如《娘家的故事》就是改编自台湾的《娘家》。
三是，尽管大陆的电视台改制转轨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探索，但毫无疑问各级电视台就体制而言仍属国家所有，归国家所管，因此广电总局的行政命令依然具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2011年10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三十四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这一意见被简称为“限娱令”，此令一颁，多家卫视的娱乐节目面临取消，为填补时间空档，电视剧成了香饽饽，据说各卫视纷纷提高购剧投入。江苏卫视曾预计2012年投入十亿元购买电视剧，并将黄金档的电视剧播放量增加30%，将近一千集。但2011年底，广电总局又在深圳召开了“全国卫视综合频道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会上提出的《省级卫视电视剧播出管理意见》中要求省级卫视2013年现实题材播出占比达到40%以上；宫廷穿越剧严管，历史剧不得篡改历史；限娱令下电视剧不得泛娱乐化；扶植少儿、农村、少数民族等题材，2013年播出占比为15%。这些意见又使得一大批“穿越”、“宫斗”、“网游”之类的电视剧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无法上星播出，投资肯定无法收回。婆婆妈妈媳妇，三个女人的一台戏相对而言，政治风险小，安全系数高，又符合“现实题材”这一要求。就生产而言，婆媳剧大多是室内剧，投入小但利润高。据制作方透露，“婆媳剧的成本一般在四五十万元一集，而电视台往往愿意出到六七十万元一集的价格购买，《媳妇的美好时代》的售价更是达到近百万元一集”。这些都是“婆媳剧”蜂拥而至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力。
四是，互联网空间与文化的发展为新世纪“婆媳剧”注入了新元素。“天涯”、“猫扑”等知名论坛都有专供吐槽“婆媳关系”的板块，热帖不断。很多女性网站也都经常推出“婆媳”方面的专题。比如太平洋亲子网就曾经推出“与恶婆婆过招要以智取胜”的专题，列举了血型、攻心、美食、电视剧等多种招数。《双面胶》、《婆婆来了》、《裸婚时代》都是根据风靡一时的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因此多数现代婆媳剧的目标观众群锁定在与网络小说读者群相重合的都市白领女性以及主妇群体。为了取悦这一受众群体，野蛮落伍专制霸道的婆婆与时尚现代自信独立的媳妇成为固定搭配。
“婆媳剧”的意识形态
尽管“婆媳剧”被认为是“格局小”、“气度小”的剧种，但在发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方面却并不逊于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正剧，只是这种建构常常隐匿于“婆婆妈妈”背后，成为某种“隐形书写”。
首先，“婆媳剧”通过家长里短、一地鸡毛式的生活场景的再现，将日常生活琐碎化、非政治化。按照夏洛特·布鲁斯登的观点，肥皂剧的意识形态问题与“个人生活”相关联，“正是由于它对个人领域的关注与评价，公共领域才得到了再现”。借用此言，婆媳剧通过再现婆媳关系这一“个人生活”议题，再现了“社会生活”。但这种再现是不完全的，满眼望去，尽是夫妻吵架、兄弟操戈、婆妈大战，家庭矛盾似乎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事实上，婆媳矛盾的突出与和解，在屏（现）的同时却更进一步（遮）蔽了社会现实。婆媳剧中最酷烈的两部《双面胶》与《婆婆来了》中上海媳妇与东北婆婆、北京媳妇与外省乡下婆婆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除了源于生活习惯、情感取向、价值观、人生观的诸多差异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阶级差异。亚平的父母是牡丹江不景气的工厂（提前）退休的工人，丽娟的父母虽说也只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但仅凭上海人的身份就足以藐视亚平父母。毕竟上海和牡丹江的房价就不好比。市场经济高速跃进过程中对农民、工人的体制性忽视与结构性剥夺使得城乡、南北的地区差异日益扩大。2012年9月15日，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内地城乡居民收入比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已经超过十年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因为0.4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10年新华社的研究员就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资源分配基本尘埃落定，过度财富牢牢地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1%的最富有的家庭可能拥有超过这个国家累积财富的40%以上。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指称也表明了财富、权力的世袭已是公开的事实。所谓“屌丝逆袭”因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也颇具黑色幽默的自嘲与解构效果。比如，《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与《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都是通过高考进入上海、北京的“凤凰男”，如果是在1980年代，他们还可以像邱华栋小说中的外省青年那样站在香山顶上，大喊一句“北京，我来了”；重现一下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在巴黎站稳脚跟、走向“辉煌”的人生轨迹。但在今天，李亚平王传志们面对国际大都市全球领先的高房价，他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底气。说什么征服，能在这里有个落脚地都是奢望。就像《裸婚时代》中工人子弟刘易阳自述的“大学毕业找工作，我是削尖了脑袋想找那些挣得多的，能让我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能让我堂堂正正地把童佳倩娶进门。可是就算我拼了命，我也赶不上这房价涨的速度”。
幸运的是，李亚平王传志的媳妇都是当地人，都在娘家的大力支持下拥有了婚房。王传志这个早上三点起床去菜市场背菜、在食堂吃免费汤的勤工俭学的农家贫困子弟，一毕业结婚就住进了媳妇娘家陪送的三层小楼，惹来同学们的无比羡慕。住进媳妇家房子的“凤凰男”对媳妇百依百顺，洗脚捏背，端茶倒水。因此，尽管占有优势的娘家无一例外强烈反对，但“性格好”、“会疼人”的上进“凤凰男”还是成功地抓住了大上海大北京姑娘的心。反讽的是，剧情的发展却是娘家的反对一一应验。比如《双面胶》中丽娟妈的担忧——“这个人哪，要家境没家境，要背景没背景，我们女儿嫁给他，肯定是要吃苦头的，你看那些乡下人，以后有的好来折腾的，甩都甩不掉。”事实上，正是亚平爸妈搬来上海同住以及亚平姐姐向丽娟借钱直接导致亚平与丽娟婚姻的破裂。
而《婆婆来了》中何琳小姨与她之间的对话也颇具典型性——
“他们家的条件怎么能跟咱们家的条件比呢，王传志这个人再优秀，可是你想想他那一大家子人以后你怎么相处啊？”
“我是嫁给王传志，又不是嫁给他们家的人，以后他们在农村过他们的，我们在城里过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你想得太简单了，那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不去老家，老家的人你能不让人来？”
“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这些我已经跟王传志约法三章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他答应了？”
“答应了。”
“他现在是答应了，人家娘要来住个十天半月的，怎么着，才住三天你能撵人家走？”
“那大不了我搬回来，让他们母子俩一起住好了。”
“琳琳，你恋爱的时候没头脑，以后后悔都来不及。”
后来，不仅婆婆来了，大哥大嫂妹妹侄女全都来了，何琳的三层小洋房瞬间变成农家小院，小姨的预言句句变成现实。这样的剧情安排无非是确认了丽娟妈与何琳小姨所表述的社会偏见，并固化了阶级差异意识。值得补充的是，《婆婆来了》中男性旁白始终对传志一家带有鲜明的嘲弄口吻，对传志全家人的塑造都相当漫画化，对二十一世纪的农村人的认知停留在1980年代（比如没见过马桶，没坐过电梯）。在丽娟与何琳终于陷入长辈曾经预示的“可怕”的终日与“乡下人”纠缠的“地狱”般的生活之中后，她们选择抽身离开——离婚，并重返她们的阶级。而且她们在婚姻破裂前，都曾歇斯底里地大喊，让丈夫和他的亲戚们“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面对城里小姐理直气壮的咆哮，“凤凰男”无路可走，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暴力，扑向妻子，拳脚相向。这样的行径不仅使得从前的“性格好”变成一种伪饰，也坐实了妈妈姨妈们对“北方男人”、“农村人”粗野的指认。在小说中，丽娟被亚平失手打死；何琳最终与传志离婚，而且收回了她的房产，让丈夫与他的农村亲人在北京彻底无家可归。而电视剧的结尾温和许多，两对夫妻最终都达成和解。但是因为亚平爸妈的死亡，传志妈卖肾进而变成老年痴呆才最终换回城里媳妇的谅解。对于“凤凰男”而言，和解的代价是巨大的，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那个大喊“我考上公务员了”，然后就认为自己可以给心爱的人（包括妻子包括母亲）幸福的王传志也一去不返。可以想象，如果婚姻能够继续，重新获得家庭的“凤凰男”，必定会变得现实，变得犬儒。他们不再雄心勃勃，不再志得意满，以为他们留在了大城市，就可以拯救全家人。他们开始认同全部主流社会的逻辑，包括那些歧视他们出身的阶级偏见。
其次，婆媳剧重构了“核心家庭”伦理，通过“国民媳妇”、“国民婆婆”形象的塑造，建立了新的性别规训机制。海清、姚芊羽、马伊俐等演员塑造的媳妇如出一辙，白净娇小，温柔可人，乖巧伶俐，又带一点任性撒娇的“野蛮女友”味道。而且，相比以前的刘慧芳、枣花等荧屏经典媳妇，新世纪婆媳剧中的媳妇被人们称为“有姿色、有资产、有知识”的“3Z媳妇”。但无论是多么“白富美”的女孩子，结了婚，就要恪守“媳妇之道”，即孝敬公婆，服侍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哪一条没做到都会引起婆家的不满。《双面胶》中的丽娟让老公倒杯水，婆婆立即侧目。《婆婆来了》中的小雅、《夫妻那些事》中的林君都因为生育难而遭婆婆厌弃。多数婆婆都会挑剔媳妇不懂勤俭持家。除了《婆婆》中徐秀林所演绎的任劳任怨、一心奉献的“刘慧芳版”婆婆之外，新世纪婆媳剧中几乎没什么美好婆婆的形象。其实《双面胶》、《婆婆来了》中两个“最恶”的婆婆也都有勤劳简朴、吃苦耐劳的朴实一面，但在电视剧的逻辑中，婆婆做家务带孩子基本成常理，否则会遭到媳妇的指责。在这里，对媳妇的规训来自婆婆，对婆婆的规训来自媳妇。婆媳斗法，实质是同性内部的彼此压抑。而他们挥举的是同一把尚方宝剑，即男权文化的传统与逻辑。婆媳剧中无论岳父、公公还是丈夫都非常孱弱，比如《双面胶》中的丽娟爸爸，《婆媳拼图》中马腾腾的爸爸，而李亚平、王传志、方鸿俊（《婆婆来了》）、马腾腾、范亮（《媳妇是怎样炼成的》）、李伟大（《婆婆也是妈》）等丈夫无论事业是否成功，在妈妈面前都是一个“孩子”形象，不断被妈妈胎化。新世纪的婆媳剧大多将婆媳之间的争夺简单地弗洛伊德化，煞有介事地制造种种俄狄浦斯元素。《婆婆来了》中小雅的婆婆生硬地介入儿子的婚姻，儿子的婚房中每样东西都是三件，连度蜜月都要三人行。小说中还有更夸张的描写，比如婆婆每晚都要借口害怕来睡到儿子媳妇的床上，于是小雅就整晚握住儿子的，“能抓住的也就只有它了”；最终小雅被婆婆逼得跳楼而死。《婆婆也是妈》中李伟大背着媳妇跟妈妈撒娇说，“媳妇可以娶好几个，妈妈就一个，不可替代。你不是说我还没断奶吗，你不在我身边我不是得饿死了”。一旁的姐姐看不顺眼，说“以后儿媳妇进门了，你俩别这么搂搂抱抱的，容易让人误会”。而且这些婆媳剧中很多婆婆都是寡妇，被过度溺爱的孤儿与超级强势的寡母是常见类型。但是这种弗洛伊德式的浅薄庸俗的呈现，并不能有效解释婆妈大战，更加无法解释《媳妇的美好时代》中毛豆豆的两个婆婆——余味的生母与继母——之间的战争。表面上看，似乎男权式微，所以三个女人成了一台戏，成了主角。但事实上，女人之所以“粉墨登场”，使出浑身解数，是因为男人是编导、观众。她们要争夺男性的注视，男性的认可，男性的支持。只有获得这些，才能获得更多男性所掌握的资源。男权已经不必直接出场，因为男权逻辑已经被婆—妈—媳三种女性角色深深内在化。越贴合男权视域下“女人”形象的，越能获得男权的认可，也就越能分享男权的碎片。毛豆豆、毛绒绒两个不吵不闹、温柔可爱的“美好媳妇”，尽管老公对她们呵护有加，满口甜言蜜语，但事实上她们对于家庭中的大事并没有决策权。比如余味要盘下老板的影楼自己经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未同豆豆商量就自己签下合同，而豆豆也并未表示质疑。从《双面胶》、《婆婆来了》到《媳妇的美好时代》、《媳妇的美好宣言》的重要转变在于苦情与打闹不见了，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调侃、小误会，婆媳剧日益喜剧化。虽然婆媳依然针锋相对，但丈夫们不再像亚平、传志们那般悲苦凄惨，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一些小伎俩就能化解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高情商”的新好男人成为荧屏新宠。劳拉·穆尔维在《家里家外的情节剧》中提到，在电视里，“内部世界——家庭、性态、情感——和外部世界之间，持续的张力得以舒解”：情节剧原本的基点是，公开地、戏剧化地表现私人感情；当它借家庭化媒介——电视——被人消费时，就完全被家庭同化了。当我们在家中观看家庭伦理剧的时候，电视内外的空间区隔常常被模糊。电视内外正在上演或即将上演同样的情节剧。因此婆媳剧热播的时候，常常看到“婆媳矛盾激化”、“年轻一族恐婚”的新闻或调查。简·费尔说，“肥皂剧的主要梦想从来就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家庭”。但《双面胶》一类的婆媳剧在某种程度上书写的却是这种梦想的难以实现，这当然与“和谐社会”的官方理念相违背。广电总局、《人民日报》、《文艺报》等都曾要求减少“打打闹闹”的家庭剧的生产与播放。除了官方干预之外，这种和谐婆媳剧的出现似乎在表明，婆媳斗争只有美好男人出现才能化解，从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婆媳大战荧屏时种种“女性主义”的解读。
事实上，婆—妈—媳争夺的不仅仅是对男人的影响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影响权获得更多的经济与资源的支配权。小到日常开支大到房产金融投资，尤其是更关乎生存的养老资源的争夺。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完善与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越是低阶层越可能“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唯一的指望与依靠是儿女。婆婆对“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担忧从来不仅仅是情感与心理上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如果媳妇来自一个高阶层家庭，那么婆婆的“养儿防老”的期待将更加难以实现，因为儿子必须大量借重媳妇的资源才能实现这种期待，所以，就必然演变成婆媳之间的争夺。新世纪的婆媳剧中之所以恶婆婆扎堆，就是因为婆婆试图争夺本不属于她的资源，比如《婆婆来了》中传志妈在儿子婚姻破裂的时候，还盘算着抢占一套小房为自己在北京留个落脚地。而将底层婆婆妖魔化，事实上遮蔽了养老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重症。而且将家族观念、男尊女卑、勤俭持家等传统都视作婆婆落后、守旧的前现代性必然携带的特征，而自信独立追求个性与自由、向往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媳妇则被视作试图将丈夫从前现代传统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无论拯救是否成功，媳妇都成为正义的、积极的力量代表。在性别秩序与阶级秩序的纠葛中，乡下婆婆处于两种秩序的弱势，这一群体被妖魔化，恰恰表明两种秩序运转如常。
从“宫斗”到“家斗”
据广电总局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国”，中国电视剧产量达到一万五千集，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四十集左右。而在2012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仅秋季交易会就展出一万五千万集。然而事实上，全国的电视台一年播放的总量也就三千集至五千集。制片人李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市场上每年拍的电视剧70%是赔钱的，这70%当中很大一部分一直压在仓库。而在剩余的30%中也并不是都是稳赚不赔，其中约20%是不赚不赔，只有10%左右是赚钱的。在如此过剩的电视剧生产中，能够进入消费领域的三成剧作又过度集中于少数类型，这毫无疑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直接相关。
关键词：人生故事；写实；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99-02
《红尘》是霍达继《穆斯林葬礼》之后的又一部优秀中篇小说。与《穆葬》不同的是，《红尘》隐去了史诗性和民族性的特质，将视角切换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表现了大杂院内几个小人物平凡而琐屑的人生故事。小说在舒缓的叙述中拉开了帷幕，同时又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匆忙”收尾，看似波澜不惊，却蕴藉着作家细密的情感，渗透了她对于人性透辟的认识。霍达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描摹了人生百态，演绎着世间的沧海桑田。小说《红尘》透露出的震慑力和深刻哲理，穿透了一切，直逼读者的灵魂。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男主人德子是个车夫，他的媳妇举止优雅，美若天仙。两人“不协调”的搭配使得周遭的人分外眼红，“这么个粗笨的男人，竟然娶了个天仙似的媳妇，不是天意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偶合。”[1]1061德子媳妇成了胡同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她是个热心肠的好女人，对左邻右舍慷慨大方，而且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在邻里街坊间赢得了好口碑。随着“四清”运动的展开，“”也接踵而至。一次胡同会议上，德子媳妇向众人诉说了她凄苦的经历。原来她在旧社会不幸沦落为风尘女子，解放后才重获新生，她倒贴着衣裳首饰嫁给了德子。德子媳妇原本想着今天在大伙面前讲了自个儿的身世，孙桂贞主任会代表领导为她撑腰说话，可是，周围人的眼光变冷了，以前挺熟的人现在见了面就像陌生人一样，甚至还时不时地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她仿佛又回到了原来那种地狱般的生活中，“臭窑姐儿”这个词就好像一把锐利的刀，深深地扎在德子媳妇心中，拔不掉也抽不去。随着革命进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德子媳妇成了众人批斗的对象。当德子知道自己的媳妇并非“黄花大闺女”时，也选择弃她而去。德子媳妇内心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在一个好天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红尘》以德子一家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穿插了孙桂贞主任、马三胜、梁奶奶等几家人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使小说既显得充实饱满，又紧凑有序。同时，小说语言简净、凝练，字里行间散发着地道的“北京味”，胡同文化与北京方言相互交织，使小说多了一份底蕴与厚度。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前进，作者将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这段历史背景放置在小格局中叙述，时间跨度囊括了胡同居民搞“四清”、期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停产闹革命”，唐山大地震、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等历史事件，既不失历史纵深感，又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环境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
《红尘》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深沉的、悲伤的。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还原了当时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现实场景。在人人讲政治的时代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国民的劣根性又一次被彻底地暴露和激化。孙桂贞为了能安稳生活，谎称丈夫是因为革命解放事业献了身，她也摇身一变成了“光荣烈属”，不仅当起了“革命的街道主任”，在胡同里更是耀武扬威、作威作福；黑子奶奶因为过去的成分不好，被遣散回老家，黑子也成了“狗崽子”、“黑五类”，在邻居面前说话都气短三分。他内心暗藏着一股复仇的怒火，抱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幽暗心理，他想杀孙桂贞一个回马枪却又勇气不足，只能将矛头指向手无缚鸡之力的德子和德子媳妇；马三胜看着原本光鲜亮丽的德子媳妇现在成了“美女蛇”、“寄生虫”，总是要趁机在言行上轻薄她几下。可以说，在那场“浩劫式的”、“触及灵魂”的动荡中，谁也没能逃开。小说通过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对民众的异化和残害，惨无人道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变得茫然，“现实的人”变成了“现实的傀儡”，通通走向“集体无意识”。这让笔者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作为一种“国民性”，社会也就成了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在极端“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每个人只求明哲保身，人性的邪恶力量被催生，即使是自己倒霉，也要拉个人陪葬！作者通过犀利而充满揶揄的语言，表现了复杂的人生，同时抨击了人性之中的劣根与驳杂，反映了中国负面文化对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霍达在创作《红尘》的时候，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这和她以往的风格如出一辙。霍达说：“无论社会怎么变迁，作为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时代走向的认知把握，对人生和人类前途的关注，这就是‘士’的本质。无论到了什么时代，写作毕竟不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你生产的是精神食粮，总应该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古今中外，凡是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形象的写照，时代精神的代言。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给自己的定位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2]小说《红尘》寄托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透视。作者在尖锐地批判了国民中普遍存在的“看客”心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3]50、人与人在相处中缺乏真诚有爱，交往间充斥着“瞒”和“骗”等民族劣根性的同时，并没有浅尝辄止，而是更加深入挖掘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和封建残余势力扼杀了那些在命运泥涂里挣扎的良弱。众人本着“爱看个热闹，寻求点刺激”的原则，“只是观战，从不助战，也不劝解”，“胡同里少了他这一户，人们便感到了一种不大不小的欠缺，感到生活中少了一点儿调料。人们需要有不完美的人来衬托自己的完美，需要用无聊的话题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没有了德子媳妇，胡同的居民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娱乐方式。但幸灾乐祸的心理还是要得到满足，“于是，时常提起那些有关德子媳妇的往事，好像十分怀念似的。遇有生人到这胡同里来，他们还指点着德子故居对人家说：‘从前，■们这儿住过一个窑姐儿……’那语气，似乎有些炫耀。”[2]1157“这种瞒与骗、扼杀真善美的社会氛围，这种不人道的社会心理映射出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负面，即中华大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负面。”[4]127然而，笔者认为小说最深刻和独到的地方就在于作者并没有将笔墨集中在渲染德子媳妇的不幸遭遇上，而是放在周围人对待她的方式上。由起初的尊重到后来的围剿与伤害，这天壤之别的态度是扼杀德子媳妇的凶手。可是，这结局是德子媳妇的不幸，还是所有中国民众的不幸，值得我们深思。
小说通过饱蘸深情的笔墨细腻地刻画了一个从良的妇女，在获得重生之后又如何一步步走向灵魂与躯壳的分离，直至终结自己的生命。周围人歆羡的目光变成了鄙夷的眼神利剑般射在她身上时，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黑咕隆咚的苦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臭窑姐”的称号让她饱受践踏，“她觉得象又掉进了万丈深的苦井，再也爬不出来了。”命运的手死死的抓住了德子媳妇，让她无所遁逃。她只能把德子视作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活下去的勇气，当德子也嫌弃自己是捡了别人的“剩儿”离开时，她不堪重负，选择悄然地走出这个“累人”的世界。作者以深邃的眼光洞察着当时的社会与人生，站在高处审视民族文化中存在的痼疾。女性在主流文化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作者在同情之余，也尖锐地批判了男权社会和传统封建思想对女性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戕害。
古希腊作家郎吉努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天才的作品不是要说服，而是使人狂悦――或是说使读者忘性。那奇妙之点是不管它在哪里与在何时发现，它总使我们惊讶；它能在那要说服的或悦耳的失败之处得胜；因信服与否大半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但是对于天才的权威是无法反抗的，天才把它那无可抵御的意志压在我们一切人的头上。”霍达的《红尘》正有这样惊人的魅力。读完小说，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下来，脑海里总是时隐时现地浮现着一个柔弱无助的背影。德子媳妇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对抗着命运的不公。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个“德子媳妇”死在了这样残酷的社会文化下呢？这令人神伤的结果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从而清醒地直面现实，改变现实。
参考文献：
[1]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红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2]吴丛丛.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N].光明日报，2012-09-28.
论文摘要：现当代客家小说对客家女性的描写，展现了客家女性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恋贞节观，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优秀道德品质，通过对小说的解读，以现代目光审视客家女性个体意识的缺失。
现当代客家小说充分地展现客家的地方风情和地域文化，弥漫着浓郁的特定的地域气氛，并为读者提供了显示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图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对客家女性的描写，集中展现两个方面：一为愚昧乡村女性的婚恋贞节观，二为知识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传统因袭的婚恋苦难，又有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优秀品质，本文通过对小说的解读，对客家女性文化进行现代审视。
一、传统文化影响T的客家女性婚恋观
(一)重学问的择偶观
客家文化，本质上传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传统。在客家地区，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所以，为人父母者，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方面疏忽大意。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张资平在《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冲积期化石》等小说中都有表现。《冲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故在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书生，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
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女子嫁人，首要选择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子对丈夫具有强烈的依附色彩，这种经济与地位决定的依从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嫁学问人并非仅仅功利地为“穿衣吃饭”。这里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女性的选择更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严苛的贞操束缚
张资平在小说中也展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妹”、“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张资平作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童养媳的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尽管张资平没有直接描写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就到舅母家和刚满三个月的表弟结婚；《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商人做媳妇；《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童养媳的买卖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张资平用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缩影。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有的男人一去长年不回，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乡，或者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妇人，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红颜消损。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为阿和掌握了她和黄广勋偷情的证据，如泄漏出去，后果则如村中邻屋的那个女人，按习惯被捆缚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锥子刺她。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被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梅岭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离家出走。
无独有偶，李金发的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写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贞节压迫。小说揭示了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贞节观念严苛。小说的主人公菊英，16岁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患痨病的陈少康。不久，陈少康病逝，留下年轻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视作不祥之物，周围人的目光也充满仇恨，窒息的氛围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却引来大祸。一些好事之徒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窝藏的，于是三十个男女，甚至藏着铁锥子来了。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娘家的父老，没有一个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实施暴打。在这个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陋俗被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些愚昧的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变态的施虐的快乐。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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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客家小说 女性文化 个体意识
论文摘要：现当代客家小说对客家女性的描写，展现了客家女性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婚恋贞节观，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优秀道德品质，通过对小说的解读，以现代目光审视客家女性个体意识的缺失。
现当代客家小说充分地展现客家的地方风情和地域文化，弥漫着浓郁的特定的地域气氛，并为读者提供了显示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多姿多彩的艺术图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家文化的若干方面。对客家女性的描写，集中展现两个方面：一为愚昧乡村女性的婚恋贞节观，二为知识女性的精神境界，客家女性身上既有传统因袭的婚恋苦难，又有集体无意识传承的优秀品质，本文通过对小说的解读，对客家女性文化进行现代审视。
一、传统文化影响T的客家女性婚恋观
(一)重学问的择偶观
客家文化，本质上传承了中原文化，信奉儒家传统。在客家地区，即便一般家庭，也以能培养出读书人为骄傲和自豪。所以，为人父母者，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也决不敢在子弟的学业前途方面疏忽大意。这种客家文化进取情怀，张资平在《资平自传》、《脱了轨道的星球》、《冲积期化石》等小说中都有表现。《冲积期化石》中的天厂，就是一位望子成龙的慈父，他为了能让儿子出国留学，实现文化治贫的人生理想，其良苦用心真可以说到了万死不辞的地步。他弥留之际给远在日本求学的儿子留下的临终嘱咐就是好好用功，学有所成之后再回来报答亲恩，还特别叮嘱：父亲死后也不必回家奔丧服孝，“如遗父命，便为不孝”。在这里，孝和不孝的内涵有了新的特定内容。小说中的韦天厂的原型正是张资平自己的父亲——一位中年丧偶，家道中落，但又文明开通，思想进步的穷秀才。
在客家人看来，一个姑娘如果能够和一位斯斯文文经由读书走出大山的书生结成佳偶，不啻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意味着其一生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故在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如黄广勋、谢克欧、刘文如、宗礼江、吕广、吴梅等文化人身份的先生和书生，是小说中最受年轻女性青睐爱慕的美少年。
以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古代社会，女子嫁人，首要选择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子对丈夫具有强烈的依附色彩，这种经济与地位决定的依从关系，导致现实生活中的男尊女卑。客家女性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嫁学问人并非仅仅功利地为“穿衣吃饭”。这里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女性的选择更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
(二)严苛的贞操束缚
张资平在小说中也展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客家人日常所说的“等郎妹”、“细薪舅”，指的就是童养媳。客家人娶童养媳一般是在女婴很小的时候把她抱回领养，婆婆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调教儿媳。待童养媳稍大，她就成为这个家庭重要的劳动力，必须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甚至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张资平作品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客家妇女的命运和不幸人生还有更进一步的挖掘和表现。
在张资平早期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初期，童养媳的风俗习惯在客家人最集中的梅县依然被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极为盛行。尽管张资平没有直接描写以童养媳的生活、命运为内容的小说，但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身份底色却是童养媳，像《冲积期化石》中的刘四妹，三岁就到舅母家和刚满三个月的表弟结婚；《梅岭之春》中才周岁的保瑛嫁了一个三岁多的丈夫；《双曲线与渐近线》中的女主人公梅茵，七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送给了一个商人做媳妇；《性的屈服者》中的馨儿，《最后的幸福》中美瑛的嫂子(在作品中未曾露过面的角色)等也是童养媳。童养媳的买卖是充满着罪恶和血腥的野蛮行为，无视女性生命的独立性及情感选择的自主，其实质是将女人看作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产。张资平用写实手法真实、清晰地记录下了历史上客家妇女的不幸。他笔下那些童养媳出身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悲剧人物。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就是客家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她们的命运就是无数客家妇女不平命运与苦难人生的缩影。
青壮男子长期在外谋生，带来的另一问题是，男女之间正当的基本感情需求和原始欲望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有的男人一去长年不回，夫妻之间常常音讯不通，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有些外出的男人或已客死他乡，或者另娶新妇，另筑家室，也未可知。张资平的一位堂伯父张淑皋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因为长期住在日本而另娶日本妇人，重新组织了家庭，结果新妇旧人互相仇视，两方儿女形同敌人。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田野》就是以这位堂伯父的生活故事为原型创作的。
长期在外的男人，只要条件许可，自然不会拘于纲常名教等道德戒律，而留在乡里的女人却只能苦苦守候，任青春老去，红颜消损。但也有因耐不住寂寞而大胆僭越陈规去寻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在现实中，那些试图超越古老礼制秩序去寻求感情和欲望满足的女性，一旦被“捉拿归案”则身败名裂，性命不保。族人对犯了“罪”的女人的惩处办法是：把女的裸体缚在柱上，任族人鞭打，最后用锥钻刺死她(《梅岭之春》)。如《最后的幸福》里，美瑛不得不屈服于阿和，因为阿和掌握了她和黄广勋偷情的证据，如泄漏出去，后果则如村中邻屋的那个女人，按习惯被捆缚在石柱上，族人都可以提起藤鞭子抽她，恨她的甚至拿锥子刺她。美瑛曾目击过这样的情形，她看见那个女人被残毒的几个老妇人用锥刺得周身鲜血淋漓。同样是出于这个原因，《梅岭之春》中的段吉叔父不得不离家出走。
无独有偶，李金发的小说《一个少女的三部曲》亦描写了客家女性所受的贞节压迫。小说揭示了粤东山区这个闭塞的地方，由于交通阻隔，形成独特的旧俗，实行盲婚制度，包办婚姻严重，贞节观念严苛。小说的主人公菊英，16岁被父母媒人包办嫁给患痨病的陈少康。不久，陈少康病逝，留下年轻的菊英守寡。此后，菊英被婆婆视作不祥之物，周围人的目光也充满仇恨，窒息的氛围使菊英不能自由呼吸。终于耐不住跑回娘家，不料却引来大祸。一些好事之徒造谣说菊英是跟奸夫逃回娘家窝藏的，于是三十个男女，甚至藏着铁锥子来了。当躲在邻家的菊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陈姓人”拉出来时，娘家的父老，没有一个敢出来讲一句公道话。菊英被带回陈家，两手被反绑在后面，那些失去人性的暴徒把菊英的上衣除掉，实施暴打。在这个闭塞的山乡，这种野蛮的陋俗被看成天经地义的，那些愚昧的观众竟以此寻找刺激，变态的施虐的快乐。李金发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闭塞和愚昧，对被迫害者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二、客家女性的神性品质
客家女性身上体现的是典型的客家精神，于社会、经济、家庭中体现的其卓绝的风范、情操和品格。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中说过：“客家人是中华民族牛乳上的奶酪，而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
的。”。大诗人黄遵宪曾这样评价：“无论是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举史籍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
《客家文化审美导论》中提到，客家女性相对此其他汉族女性，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客家女子不缠足，二是客家女子不像其他汉族女子那样被锁在深闺，而是走出家门，承担繁重的劳作，还有不少是知书识礼的。谭元亨的《客家魂》中作为知识分子的客家女性在特殊年代里，身上体现的是集体无意识传承的美好品性。
(一)博爱的母性
客家女性具有宽广的胸怀，博爱，是其最本质的爱。女性之爱在这里是全身心地投入，是无私地奉献而不求回报，是慷慨地给予，是恒久的忍耐，在人类文化史上远古的母系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原则既是初始的，又是永恒的，那是以“母爱”为生存基点而衍生出的爱的原则。女性在孕育生命、维系生命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孕育了一种绝对不可忽视的“女性精神”，就是源自生命崇拜的“唯爱”精神。
客家关于“葛藤坑”的传说体现的是客家女性的宽广的胸襟，博爱的精神。黄巢军队肆虐之时，一位母亲牵着自己的儿子逃难，而背负着侄子。这位母亲的回答是：“长者先兄遗孤，父母双亡，惧为贼人所获，至断血食，故负于背，幼者固吾所生，不敢置侄而负之，故携行也。”危难之前，顾他人而忘自我，是一种淳厚的人道精神，一种哀悯苍生的仁厚之心。
启慧(《客家魂》之二《客家女》)文革被下放到农村，在进村的途中产下儿子，自己为自己接生，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客家女由于长期迁徙的缘故，为自己接生亦属平常，是出于对生命的顶礼膜拜，是作为母亲的天性使然。之后“她有点认不出自己了，因为一路已好些日子没照镜子了，分明瘦削了一些，但仍炯炯有神，而且添上了疑惑与慈祥。和蔼的圣洁神采。她猛地醒悟，可不，自己是母亲了，能不添上母亲的慈容吗?迈进了人生又一神圣阶段!她胸中充盈了温柔与仁爱。过去，是老师，今日，又添上母亲的身份，为人师，为人母，都是至圣至美的。”此后，启慧就在那小小的村庄建立了学校做了老师，将所有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倾注了所有的爱，并为了救落水的学生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由“母爱”而衍生的博爱精神。
远晴是一个柔弱的客家知识女性，在她身上却体现了母爱的强大。被解除公职回乡下后，为了女儿萱龄和侄子元戎的学业，不惜卖血；自己的冤情无处诉说，却为女儿的被冤而四处奔走；在武斗场合冒着被流弹射中的危险去救女儿，逼使所有的枪口都垂了下来；直至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石萝生下的孩子伟龄，远晴都是视为己出，倾注真诚的母爱，将其教育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又将辛苦抚养的儿子伟龄还给其生母，无不显示她伟大而宽广的胸怀和深沉无私的母爱。
客家女性的母性，还表现在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女人们则是家园的守望者，给男人创造根基、慰藉、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是她们永不竭尽的奉献支持了男人的生存、家族的荣誉、历史的精神。”只要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的存在。所以《客家魂》中郭家在远晴死后，还有石萝的身影出现，她是作为“家”的隐喻存在，有女性的存在就有家族的存在，就有希望的存在，就能让远行的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民系心中有归宿感。
(二)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在社会及家庭伦理秩序中是被统驭的对象，在经济秩序中是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者。而客家女性相对其他汉族女性，具有自强不息的独立精神。客家女性是家庭的中心，主持家政，她们承担了比男人更繁重的农耕。黄遵宪道：“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有文撰道：“一家妇女所得，不但以维持一家生活费用，甚至可供给子女受中小学教育；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钱，则涓滴不漏，储积以生息，及购置天屋；故各家家庭之支柱是妇女……”可见客家女性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
著名美国作家A·米切纳的代表作《夏威夷》中，有关客家人的内容的一章《哀鸿遍野的农村》，作品的主人是客家女性谢玉珍，她从出生开始就是不幸的，最后被带到檀香山，经历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到达夏威夷，因为玉珍的克勤克俭，成为华人们的道德楷模。玉珍舍身陪患麻风病的丈夫去孤岛生活，历尽艰辛。丈夫死后玉珍重返夏威夷，将五个孩子送去读书皆有出息。此后发生了火烧唐人街的事，玉珍肩负起复兴家族的重任，开始第二次创业，又经历种族歧视、地震、飓风等天灾人祸，最终终于成功。在玉珍身上集中了客家女性的品性，近乎神性的品性。
在《客家魂》中，远晴和石萝体现的是一种韧性生存。当远晴被学校除职回乡，她还担心自己不能适应，但是她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个当了近十年女教师的弱女子，就这么成了把犁、砍樵、种田的健妇，而且是几乎短短几个月中变成的。”。于是远晴在丈夫长期不在家的境况下担负全家的重任。石萝则长期照顾身残的丈夫和孩子，同时还要忍受内心的痛苦的煎熬、良心的谴责，在这种境地下还是坚强地生存下来，并在远晴死后成了郭家家园的守望者，继续家族的精神支持。
萱龄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现代女性，她未足十岁就不忍母亲远晴的艰辛，跟母亲约法三章，自己挣学费上学。她给队里放鸭子，去河边挑沙，尝尽了艰辛。“正是在这千年的磨砺中，使他们有着罕见的生命力，能经受住生活中非常人能经受住的痛苦、疾病与灾难，每每能从余烬中再度站立，显示其健壮的体魄。”在她们身上流的是千年迁徙而艰难生存的强者血液，体现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三)坚定的婚姻爱情观
客家女性对爱情婚姻是很坚定的，敢爱敢恨，情感表达形式刚烈，天崩地裂亦不后悔，是一种生死相许的决然，正如在客家山歌里所唱：
生爱连来死爱连，两人相好一百年。
曼人(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入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
树死藤缠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
在《客家魂》中，启慧、远晴、萱龄、余恬以及石萝，都是固守爱情的女性。启慧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了保住爱人杨双渔，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独自承担痛苦，在农村独自抚养儿子，而且从不曾后悔自己的爱情选择，对杨双渔的感情生死不渝。远晴一生等待远离的丈夫，无怨无悔，最后对丈夫的选择表示谅解，还接受了石萝。还有萱龄之于大鸿，余恬之于元戎，都是一往情深，甚至石萝之于启兴，也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粹的爱。
她们的爱，无论是对家族，对后代，抑或是对爱情，都是至情至性，默默奉献、牺牲，对家族、历史带来的灾难和苦难勇敢承担。惟其是主动承担，更显示客家女性的坚强和伟大，从而成为文化的隐喻，在精神上起着抗击困难的支持力量。
三、客家女性文化的现代审视
客家女性身上集中了大量优秀的传统美德，然而将客家女性置于现代位置进行审视，将发现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一)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缺失
自古，女性一直处于对象化的位置，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她是她之外的一切，女性的这种对象性的地位是由男性造成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加诸女性身上。客家女性身上的种种美德，如母性、独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缺乏个体精神，其人生价值在于奉献，在女性的心中有所有，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直至为人太母，唯独没有自我，将自我的价值转嫁到丈夫、后代以及家族荣誉上，实现的自我只是社会角色关系中的自我，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无我之我”，则个体生命存在价值无从说起，女人作为女人的价佰也无从说起。女件为家族辛劳，在绎济卜是独立的，不是依附于男性的寄生者。然而在社会地位上，虽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夫家生计，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是一副沉重的枷锁，依然是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物”的存在，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家务劳动的工具。女性始终没有作为历史的主体而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客体，一种物，或者说是一种需要而存在于男性社会。
即使是太平天国，虽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像洪宣娇等人，是太平天国的将领，和男人一样承担着攻池掠地、坚守要塞的种种艰巨的战斗任务。但战后，无论是否封了女官，论功行赏，依然是返回家庭。她们只是特殊时期的需要，没有战争则退回家庭，继续作为男性社会背后被置换的风景或者是工具，无法发出一己的声音。
《客家魂》中的众多女性，虽然是作为知识女性，自尊自立自强，但是置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仅仅是社会的人，集体的人，固然是一个大写的“我”，毕竟不是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固然是坚强韧性的，毕竟是为了集体的、家族的、他人的，而非女性自身的。女性要脱离这种非主体性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去寻找经验世界中的真我，即是建立自我意识，塑造自我。惟其是自觉纳入文化体制中，承担所有的美德，才愈发显得女性角色的沉重；自由放旷的“天放”个性色彩在这群女性身上并不明显，情感压抑在文化与道德之下。
(二)爱情婚姻的现世幸福思考
女，1生若太强调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则必然陷进男性文化设置的从一而终的陷阱。毕竟女性有权像男性一样发展自我，拥有幸福的生活。在爱情的天地里，忠贞的爱无疑是美好的，但成为一种理念绳索却捆绑着人的灵魂，勇敢地背叛定型的理念，获得灵与肉的自由，这种短暂却真实的爱比长久地在信仰中承受精神的折磨要好。
经过十年留学生活，接受过现代科学文明洗礼，有了异质文化作参照之后的张资平，以新文化运动亲历者和先驱者的姿态，对不幸女性命运倾注无限的同情和怜爱，有意识地将它艺术地摄人小说文本，暴露出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恶性，显示出作者对客家文化中野蛮残忍的落后成份所持的批判态度，成为“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旋律中一个响亮的音符。
因而，张资平在包括《双曲线与渐进线》、《回归线上》、《圣诞节前夜》、《性的屈服者》、《梅岭之春》、《苔莉》、《飞絮》、《最后的幸福》等小说中，主题重复对“五四”反封建礼教的描写，表现青年男女对婚恋自由的追求，对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对女性柔弱无依和任传统摆布命运的同情，这些都在当时青年中产生极大共鸣。他的小说曾连续再版，例如《爱之涡流》出版半年就再版3次，《飞絮》不到3年就再版8次，可见其欢迎程度。“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罗网，张资平无疑是挺立在潮头上的。所以，他的情爱小说受一代青年的热烈欢迎，并产生极大的反响。即便是他的性描写，倡导自然主义，也是一样有惊世骇俗的积极意义。而实际上，他的性描写亦是浅尝辄止，与今天的某些性爱书写小说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
张资平一反常规模式，传统文学中的情爱小说流行的是一种“男求女”的模式，双方千回百转终于成功或终归失败，而在他笔下，女性总是主动的、勇敢的，而男性多是被动的、懦弱的。这首先在构思上打破了以往情爱小说的僵死的模式，有新鲜感，为以后情爱小说的构思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其次，这样的描写还具有反封建的色彩，有“开风气之先”的意味。众所周知，男尊女卑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社会现象，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最深重的受害者，封建礼教扼杀了她们的爱情幸福，她们被不幸的婚姻残害，被畸形的家庭扭曲，在无爱的苦海里挣扎，在世人的冷眼中沉沦，她们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自然要比男性困难得多。然而，压迫愈重，反抗亦愈烈，一旦打破了礼教的枷锁，冲破了家庭的罗网，她们将会比男子更为激进，情欲使她们不顾一切，被动的承欢变成了主动的追求。因而，其女性形象便有了冲破封建婚姻的意义。
正如钱杏邮所说：“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的产生是与他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创作的确是时代的产儿。我们只要了然于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不加思索地指将出来，张资平先生的恋爱小说完全是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起后必然地要产生出来的创作。张资平先生的创作的内容完全是五四时期两性解放运动的事件对于文学上的反映。”正是在张资平的情爱小说中，张扬了个性，张扬了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条件，人类的自我解放便是一句空话。
四、结语
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客家女性文化也应该属于儒家文化，因而客家女性有着中华民族种种传统美德以及客家女子特有的品性。然而，处于偏远的山区，客家女性所受的苦难与因袭的传统也较多。在当代研究客家女性文化，不应再强调文化传统赋予的女性品德，而是应该关注女性的生存境况，使女性真正具有女性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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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黄遵宪，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M]／／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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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元亨，客家魂之二：客家女[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关键词】《呼兰河传》；女性；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78-01
一、宿命的牺牲品
《呼兰河传》展示了两个少女由鲜活可爱到悲惨死亡的命运。20世纪20年代，呼兰河这个小城，封建意识仍然严重损害着妇女的身心。小说最吸引人的是那个“黑忽忽，笑呵呵”的活泼健康的小团圆媳妇。在她到婆婆家的第一天，人们竞相赶去围观，看来看去都觉得不对：“见人一点也不害羞”，“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1]P147小团圆媳妇不温顺、不乖巧的，不符合人们心目中“女人”应该有的样子。她就被鞭子抽，红烙铁烙，开水锅里洗了三次澡，在这一连串的折磨下，小团圆媳妇终于死在了半夜。王大姑娘也有相似的遭遇。王大姑娘“眼睛长得怪好的”、“真是一朵大葵花，又高又大”，“别人看了都说是：‘这姑娘将来是个兴家立业好手。’” 很多人想娶她做媳妇，可就在她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相爱结合后，其先前的一切优点都变成了缺点。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们无法认同和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认为伤风败俗，最终在人们的冷言冷语中寂寞死去。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以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把一个又一个女人摧残虐杀而死。这深刻的揭示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让人随意践踏残害，她们的生命贱如刍狗。
二、虐待与被虐待的悲剧
小团圆媳妇婆婆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节俭持家，具有一般农村妇女都有的优秀品格。但这些都不是萧红表现的重点，重点刻画的是她节俭背后的愚昧，善良背后的残忍。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婆婆，她只不过是按照传统的老规矩办事。她打小团圆媳妇，是因为她认为不打不骂是不会“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她节约善良，把小团圆媳妇打生病之后，原先为自己花一吊钱买红花治病都舍不得的婆婆，最终却花了五十吊钱为小团圆媳妇抽贴。同时，她也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从她在家养鸡和不肯花一吊钱买红花治病可以看出，但她又是父权制度的自觉维护者，从她根据几千传下来的规矩，不停的“教训”小团圆媳妇。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既是封建礼教下的受害者，即被虐待的女性，同时，也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即实施虐待的女性。
三、生育的苦难
萧红以她对地主家庭的背叛和自己在贫困交加中做孕妇的个体经历，描写了贫穷的妇女所承受的双重压迫：她们既是阶级压迫下的奴隶，也是性别压迫下的奴隶。在表现女性生存真相时，萧红着意描写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在《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在“零下七八度”的磨房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而身上盖着的是“面口袋”。生完小孩后，她也一天比一天瘦，在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就死了。在《王阿嫂之死》中，王阿嫂被地主一脚踢死，连同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一个贫穷孕妇的生命就这样被贫苦和阶级压迫所吞噬。特别是《生死场》中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把女性生育的痛苦写得淋漓尽致。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没有成为人母的高兴，反而成了迫使她们走向死亡的一道催命符，那血光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生命浩劫。她们所承受着与丈夫不一样的性别苦难，她孕育生命——这个女性独有的生命现象。
四、绝望中抗争的悲剧
从萧红对苦难挣扎中的女性的描写，我们看到了悲剧中美的毁灭，看到了痛苦、沉沦、死亡、反抗和挣扎。这些女性，既承受悲惨命运的打击，又不失抗争的精神。然而，这些形象的命运也并非能寻求自我解放，她们还没未完全觉醒，这就注定了她们悲剧的命运，最后留下的也只是无奈的屈从。如果说小团圆媳妇被虐待时的喊叫，只是求生本能的支配和驱使，不是有意识的反抗；那么，王大姑娘在没有“父母之命”，无“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却与磨官冯歪嘴子结合，不理睬周围的冷嘲热讽。可见他们俩反击了这个社会的传统法则，也就是抗拒了这个社会，那么多少带着积极主动的对抗因素。萧红塑造这些反抗与挣扎的女性形象，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意义却是深远的。她们的悲剧让人压抑，但也震撼人心。
综上所述，《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尽管年龄、生活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是悲剧形象，其命运都是悲剧的。她们身上有明显的弱点，却意识不到自己悲剧的根源。而她们的反抗又表现出深层思想的保守倾向，具有反传统性质的反抗是外在的、局部的，而骨子里的封建传统却是内在的和难以改变的。这就注定她们最终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被外在的环境所摧残，然后走向死亡。萧红通过这些血腥画面，揭示出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在她眼中，女性好似猪狗一样卑贱沉重的活着，如同草芥一样渺小低贱的生存，死去则如蝼蚁一样悄无声息，无论生或死，她们都毫无价值可言。中国女性的不幸就在于她们是女性，当她生为女性时，其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正如她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