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7 14:48: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艺术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艺术哲学
关于艺术哲学，研究者对其所界定的概念不一，不过从总的意思来看又有着统一的“说法”。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者民族，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哲学。这话说得很深刻，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力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没有哲学的民族是注定不会有远大前途的。
艺术是人的知识、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特殊产物，是人们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现。
哲学是艺术的根本思维基础，艺术较之哲学具有更广阔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所以，哲学意识决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审美趣味，而艺术形式反过来又影响着哲学的发展。而在于哲学借助于文字语言为中介，艺术则不完全是这样。哲学的陈述不外乎一系列文字语言符号的变换过程，所用语言不明确就意味着推理的模糊和松散。通过文字语言的中介，哲学力求使情感概念化、明确化，于是情感在哲学中变成了思想，感性动力在哲学中凝固为理性结构，但艺术则不一定要依赖文字语言这个中介。
哲学通过艺术的手段展示，就有动人心魄的吸引力；艺术包含强烈的哲学反思，自会增添绚丽悠长的光彩。
二、服装品牌与广告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有了很大的改善。“穿衣只为生理需求”的时代早已过去，服装消费已上升为精神文化价值的消费。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而言，本着创百年品牌姿态的服装企业在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服装品牌的竞争日益激烈。新时代的发展使服装企业以服装产品的功用为主要卖点的现象已经“过时”。服装品牌的广告作为一种长期被企业青睐的宣传方式一直没被冷落。新的服装现代广告已是人们生活中衣食住行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现代人在购买服装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那些有广告、有品牌的产品，感觉这些产品比较可靠，有保障，甚至可言穿衣穿的是一种品味。
服装品牌广告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品牌文化价值和品牌形象,通常出现在时尚杂志、影视媒体以及户外广告等载体上,色彩丰富,制作精良,视觉表现力强。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服装品牌广告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服装品牌广告基调必须与服装品牌理念相协调，为了清晰地传达特定的品牌理念,一方面需在广告中突出品牌标志和广告语,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相对固定的广告色彩特征。其中广告色彩应用中首先需要巧妙地强调标准色,可以在图像中占据相对固定的位置和比例,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广告画面主体及背景的色彩关系可以具有固定特征,与其竞争品牌保持一定差异。
三、关于服装品牌广告的艺术哲学思考
丹纳是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他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两大理论：一是“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二是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前者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
他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
品牌是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特别是进入商品经济以后，服装品牌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服装企业主开始打品牌之战以占领更广阔的市场，其中服装品牌广告就是最重要的品牌文化宣传方式之一。服装品牌是因消费者而存在的，所以广告也是面向消费者的。服装品牌广告的文化传达方式同时是受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影响的。从有关于东西方或国内外广告的比较研究来看，因创作主体不同即民族不同，服装广告所表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会有显著的差别。西方的服装广告偏重于用视觉冲击力来达到宣传文化的效果，比较侧重于直观性的表达。我国的广告偏重于利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比较侧重意境的表现方式。在时代方面，相对同一个国家而言，广告的文化宣传有从服装的功用到服装审美以及服装所代表的精神价值的趋势，到现在注重服装品牌的文化内涵的广告已经越来越受到服装消费者的认同。所以不论是从时代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角度，服装品牌广告的发展还是与服装消费者这一服装品牌广告外在的环境核心因素有密切关系的，可以说服装品牌广告各方面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服装消费者为准绳的。
同时丹纳还认为，艺术批评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他提出来的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若将丹纳的三个尺度与服装品牌广告结合理解，那么这三个尺度应该是服装品牌广告表现服装或服装品牌文化特征的重要程度、服装品牌广告所具有的有益程度、服装品牌广告效果的集中程度。需要首先理解他的“特征”概念。在丹纳看来，艺术家因突出主要的特征要删去那些遮掩到主要特征的东西，重点表现的是具有主要特征的东西。因而，服装品牌广告的目的是要表现服装品牌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来宣传品牌的重要的观念，就是要与其他的服装品牌相区别以让消费目标群长期记住并接受。
“特征重要的程度”在丹纳看来，最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则是种族的特征，因为种族这一因素深刻而持久。所以，深刻而持久的特征对于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服装品牌广告这一方面来言，广告要有个整体的突出特征，广告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为这个主旋律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这个突出特征又受到广告主要宣传对象的制约，服装品牌广告设计师在设计广告前所做的第一步并且必须要做的是要了解广告受众的文化背景、爱好、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正如丹纳所说，种族特征是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换句话说，服装品牌广告的文化特征的确定是定位于消费者的，正是消费者消费文化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
“特征有益的程度”则是指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用丹纳的话说，就是艺术价值在于，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的特征的作品。服装品牌广告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传达的文化在得到目标消费群认同的同时又有着引导作用。一般而言，好的广告不仅让目标消费群乐意接受，还要引导受众的价值观审美观向好的方向发展，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因为只有把元素所有的效果集中的时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显著。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效果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风格三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和谐配置。服装品牌广告是展示服装品牌理念的一种宣传方式。所涉及的人物、情节以及所表现的风
格必须与服装品牌的文化相一致，而且三者又要相互和谐统一来共同塑造服装品牌的鲜明形象。
随着一些经济的高速发展,服装供应日趋丰富,国际贸易交流日益活跃。消费者对忠于服装的品牌形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面对当下服装消费品特别是高级奢侈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服装品牌企业一直将服装品牌形象广告宣传作为向消费者展示品牌形象以达到刺激消费为目的的主要手段。这样,企业的文化渗入消费者的心目中,出现了有关“服装品牌个性形象”的说法。
四、结语
丹纳关于艺术哲学的阐述使我对服装品牌广告又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他的艺术哲学观念中可以总结出服装品牌广告分为三个元素，即服装品牌目标消费群、目标消费群所处的时代以及目标消费群的审美大环境。从这可以看出，服装品牌广告只是品牌文化的一种宣传方式，是为服装品牌服务的，关于它方方面面的定位是与目标消费群密切联系的。同时评价服装品牌广告的标准在一定程度而言又是客观的，即以品牌文化为基础的服装品牌广告是否具有鲜明突出的特征，是否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及是否能使自身内部的人物、情节、风格有效和谐统一起来。
从丹纳的理论阐述中明显得出什么样的艺术品才是好的，所以同时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服装品牌广告是成功的。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服装品牌广告必须具有鲜明突出的特征也就是说广告的内容风格必须得到目标消费群的关注和认可，社会效应是好的，利于服装的销售和服装品牌文化理念的正面传播。服装品牌广告的宣传效果能够提升目标消费群的素质水平已达到社会的进步。服装品牌广告自身的各个元素必须和谐统一以共同实现广告宣传的效果。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Aesthetic Culture Study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守祥之所以能在这部论著中出思想、出创见,在我看来,是以他的哲学修养和思维品格为坚实基础的。时下艺术学学界,空前活跃,成就斐然,问题也不少。而诸多问题,追本寻源,恐怕根子都出在艺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上。同志当年就曾精辟指出过我们民族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痼疾:“形而上学猖獗。”在对日趋多样化、世俗化的艺术创作实践和艺术现象的抽象概括、分析研究中,那种缺乏艺术哲学层面的宏观审美价值的准确判断的大智慧、却津津乐道于形式层面细枝末节的小聪明的论著,时有所见。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往往导致艺术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极为深刻。守祥在他的同辈青年学者中,颇具哲学思维优势。这当然与他先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研究艺术学审美文化的特殊的学术经历有关,与他师从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徐岱先生有关。他分析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审美范式,在思维方法上既注重一分为二,执其两端,又辨证权衡,分析利弊,取法乎中,最终做出入理入情的和谐判断。譬如,一方面,他大胆肯定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在“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具有的积极因素(一是“克服大众的认同焦虑、充实大众的文化生活、带来现代社会可能的审美解放尤其是感性的视觉革命”,二是“结束文化的长期禁锢及颠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实现政治祛魅、转向市场逻辑为核心理念的世俗化”,三是“为哲学的‘横向’转向――从重思维转向重想象、从纵向超越到横向超越――提供了新的文本佐证和文化实验场”);另一方面,他又尖锐批判了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出现的低俗化倾向等消极因素,认为“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应该是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情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纬度的意义追求,既渴望审美愉悦的欢乐解放又不舍弃神性纬度的精神提升”,“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必须靠“在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的解读中强化美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防止可能产生的“非人化与物化”倾向。这见地,即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靠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王达敏的家乡安庆枞阳，是人文勃兴、代起人豪的“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王达敏的人品学问颇受桐城派影响，著述中自有一股沉潜之气，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十多年来，王达敏一直致力于从哲学、文化和思想史的视角来思考文学，坚持从文学的本体意义出发研究文学，这本《论文学是文学》即是明证。王达敏曾沉浸于西方哲学的浩瀚烟海中，痴迷于科学哲学，写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稳态学》。这本书阐述了现代稳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强调了积极性稳态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稳态理论对当下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有着独特的贡献。随后，《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等著作，又从文学的领域进一步丰富了稳态理论，从科学统一化理论到文学批评理论视域，阐明了20世纪科学统一趋势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等问题，并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付诸于新时期小说的宏观研究、小说批评与理论建构及作家作品评论等一系列研究实践中。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评论家的学养和良知，关系到文学评论的品质。《论文学是文学》是一部关乎人性、关乎灵魂、关乎真理的书，读者随时可以窥见评论家那颗滚烫的心。我们看到评论家的文字中心怀悲悯，敢于担当，尊重生命，热爱文学，敬惜文字，不卑不亢，每次写作，必有发现。这种贴近灵魂的研究和写作，使阅读者和评论家本人一同得到精神的拔擢和人格的升华。文学评论，显然是对文学的二度创作，评论应努力“将‘我’涵化进去进行创造，以达到第一级创作的品格”，因而文学评论既在做别人，更是在做自己。基于自身的曲折经历，使得王达敏对其研究对象，比如余华及笔下的人物许三观、福贵们，均掺入了评论家自己独特的个人生命经验。2006年，王达敏曾推出《余华论》，引起学界较大反响。《余华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鲜明的“问题意识”，“质疑”和“追问”是王达敏惯常的学术姿态。《余华论》一书还原了余华作品的人性色彩，针对当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余华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批评倾向提出质疑，进而对余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作出了独到的阐述，是余华研究的一份重要学术成果。而《论文学是文学》秉承了这一治学思路及学术随笔式的写作方式。这种学中有文、文中有学、外松内紧、收放自如的写法，以安静的语言叙述为表，温和中暗敛内力，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批评家的学术自信和从容。如《岂止遗憾――批评》《执著的守护者与尖锐的质疑者――李建军及其文学批评》《半部好小说――读长篇小说》《一个犬儒主义者的手册》等文章，读起来非常过瘾。
随着文学批评的失范以及文学批评的功能意义、价值意义走向淡化，文学批评几乎也渐渐脱离了“文学”和“批评”的原意。批评精神的渐失，造成了批评与创作的隔膜、批评对创作失语等状况。王达敏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始终坚持文学批评的品格。例如他对杜光辉长篇小说《西部马帮》的批评，尖锐真诚，促使作者猛醒和思考，并对作品进行了二次创作，将一部艺术和内容上产生严重割裂的小说改成了两部作品，最后还给评论家打来电话致谢，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批评与文学创作如何相互促进，批评的功用如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中实现良性循环，《论文学是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这是乡贤刘大的一句诗。王达敏治学为文，始终灌注着灵动的生命意识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学术境界吧？一如那浩渺江水之外的巍巍青山，你看得见，却很难穷尽。
【关键词】撒拉族 音乐 挖掘 继承
撒拉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一带。撒拉族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两类，其中民间音乐较为丰富，尤其是以民歌为主体。撒拉民歌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乐器品种较少，普遍流传的仅口弦一种，未有独立器乐曲。纵观几十年来学者们对撒拉族音乐所做的工作，主要成就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撒拉族主要聚居区的民歌进行了重要的调查和记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曲谱资料，为撒拉族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60年12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所拟定了有关编辑《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草案）》，根据这一精神，青海和甘肃音协组织了音乐家深入撒拉族地区采风。据资料记载，中国音乐学院教师杜亚雄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前往撒拉族地区采风，发表了一些介绍、研究撒拉族民间音乐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河畔红花――介绍撒拉族民间音乐》①。
1979年《中国民歌集成》编纂工作得到恢复后，各省对各民族民歌进行了普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收集撒拉族民歌32首。1994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收录了杨鸣键的《撒拉族民歌简介》一文，对撒拉族民歌做了全面介绍，也对撒拉族民歌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共收入撒拉族民歌70首，2000年再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收入撒拉族民歌71首。除此之外还有《青海花儿曲选》（青海群众艺术馆编印，1979年）其中收录撒拉族花儿41首；《青海民间歌曲百首》（1960年编印），其中收集撒拉族花儿11首，宴席曲4首、号子6首、其他4首。《中国曲艺集成》（青海卷）回族撒拉族部分中收录打搅儿曲目1首；《驼泉清清――歌唱循化歌曲选》，由青海本地作曲家及音乐爱好者创作撒拉族歌曲共188首；《青海撒拉族花儿曲选》马正元编，名人出版社，2004年；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印《青海民间小调》，1978年。关于舞蹈的有《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青海卷），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由中国戏剧家学会青海分会、青海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其中收录了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青海民族民间舞蹈集成》1989年，介绍了撒拉族舞蹈概况，收录了民族舞蹈7部，并在其中附有舞蹈图示和乐谱。
二、音乐文化著作中对撒拉族传统音乐的介绍
从中国少数民族大的民族领域研究音乐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篇章涉及了撒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撒拉族音乐及其风格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介绍，使撒拉族民间音乐得到不同程度的昭示
综合类主要有：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在本书中按艺术体裁将撒拉族民歌进行了分类；袁炳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第一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中撒拉族的音乐史分为四个部分；乔建中的《中国经典民歌鉴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蔡廷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54页，1989年）编写了《撒拉族音乐》部分。此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中对“撒拉尔玉尔”“撒拉号子”“撒拉婚俗”“撒拉曲”“撒拉少年”“撒拉戏”条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对“撒赫稀亚格拉”（哭嫁歌）、“撒拉尔玉尔”“撒拉花儿”等条目均有介绍。
三、对撒拉族音乐及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主要论文：钟子林《撒拉族音乐概况》，中央音乐学院院刊，1959年总89期；张谷密.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03）；马忠国.撒拉族民歌概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04）；范晓峰.撒拉族民歌研究[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01）；马盛德，司马力.试谈撒拉族舞蹈[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0（03）；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音乐调式旋律分析[J].青海民族研究，2008（04）；张静轩.撒拉族民歌及其音乐特征述略[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02）；王海龙.青海撒拉族哭嫁歌研究[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7）；张云平.撒拉族哭嫁歌艺术特征研究[J].民族艺术，2009（02）；晁元清.撒拉族民歌《阿里玛》遐想[J].音乐创作，2010（03）；王玫.浅论青海撒拉族民歌的多元文化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韩建业.开发利用撒拉族说唱艺术[J].青海民族研究，2005（01）；王海龙.青海撒拉族民间宴席曲研究[J].民族艺术，2009（03）；郭德慧.撒拉族民间音乐文化构成因素初识[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2）；郭晓莹.土族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艺术共性[J].中国土族，2008年夏季号。
除此之外，涉及到音乐艺术方面的论文还有朱刚、李延凯的《撒拉族民间文学简介》，马学义的《撒拉族民进文学简介》，马成俊的《撒拉尔歌谣初探》。
（二）论文集：《百年撒拉族文集》其中收集了21世纪以前撒拉族论文，其中包括了音乐类的有张谷密的《撒拉族花儿调式研究》，马忠国的《撒拉族民歌概述》，马盛德、司马力的《试谈撒拉族舞蹈》等。
（三）专著：苍海平的《撒拉族音乐文化概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9月。本书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撒拉族民族民间音乐，参考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分类方法，对撒拉族现收集到的民间音乐作品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收集到的100多首民歌逐一进行了极细致的曲式分析和研究。
在音乐创作方面。创作歌曲《新循化》《阿里玛》等；歌舞音乐《摘花椒》《黄河放排》《驼泉清清》《打墙》等。舞蹈方面有1989年由蔡廷玉、尹崇尧编剧的撒拉族花儿剧《骆驼泉》。
近年来，撒拉族的新型歌剧也有了新的发展。比较优秀的剧目有撒拉族花儿剧《驼泉清》《打麦场上》等。随着时代的前进，撒拉族音乐将获得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将继续不断地激励撒拉族人民在增强民族团结、繁荣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教育和娱乐作用。
结语
撒拉族音乐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现发表的论文只是简单地将现收集到的撒拉族民歌做了分类和说明，并没有新的挖掘和整理。2.研究的视野还不够扩展，至今也没有涉及到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的著作和论文。3.关于撒拉族音乐的渊源没有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4.撒拉族民间音乐仍需深层次挖掘和整理。5.对撒拉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加强力度。6.撒拉族音乐研究还处于以个人研究为主、各自为政的状态，现在的研究成果零星散乱，且深度不够。
注释：
回顾崔树强初始的书学研究，其涉及范围宽泛而丰富，彼时的他。多以史家的眼光来梳理书学的发展、或许，他并未曾想见若干年后，欲以中国文化哲学中的“气”来阐释中国书法这一极富挑战性的课题作为立言之本。但正是这种看似“不悬目的”地慢慢努力，才成就了今天这洋洋五十四万余言的鸿篇巨制，这“意外之收获”毫无疑问地会成为当今书学研究者一席十美的精神盛宴。品读是书，有太多的东西时时触动我心。我认真梳理后，拈出该著的四大学术特点，胪列如下。
一 立意高远而精深
中国书学中有关“气”的学说，由来已久，似乎谁都略知一二，但是将“气”的思想真能说[诌个所以然来，在攘攘书法人群中，由古及今鲜有其人。正如叶朗曾指出的：我们有着很好的艺术，但却缺乏很好的理论说明。此著的问世，即是对这种状况的重大改观。
作者说：“‘气’的意识，在中国哲学i美学范畴中，既涉及自然生理层面，又涉及心理精神层面；既指人格道义之气，又指宇宙本根之气”，可见，
“气”的问题，触及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但要想厘清其中要义，绝非易串。北大知名学者朱良志曾“很长时间里有些犹豫，怕他无法驾驭这个论题”。然而，崔树强以良好的学术素养，知难而进，将中国文化中“气”的哲学思想如何融入书法艺术，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极富创见地论述，从而把这个“内容繁杂、义理玄深的书学问题”阐释得细致入微，清晰井然。新意迭出。这种将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进行有机整合和贯通的研究方法，可谓是立意高远，出显示了作者宏富的学识、敏捷的思辨和颇具战略的学术眼光。
二 行文架构的双线行进
说到行文架构，笔者不由地想起朱良志的《曲院风荷》。该书美轮美奂的文笔与意境，使入徐徐读来，无异于经历了一场灵魂朝圣之旅，让人心获得安顿。尤其是全书充满诗意的编排架构，听香、看舞、曲径、微花……皆足以引入无限遐思，加上每章节前画龙点睛的“引子”，更使每个游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艺术美学话题一下子荡漾开来，然后慢慢升腾，凝聚成一个个颇具思想厚度的艺术理论命题。
《气的思想与中国书法)似乎在吸纳了《曲院风荷》的体系优点外，又独特点，即行文中的双线结构。全书分导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导论部分以“气”的语源学考察、“气”的哲学化过程、“气”同书法的渗透等三个层次，将书法艺术中“气”的哲学、美学以及道德根源等问题阐释得清晰可鉴。正文分为十章，每章以两个字高度概括。作者在行文e注重“‘气’的问题的隐性线索和内在逻辑，尝试去把握其中深藏的况味”。其中，纵间的线索，是指章节次序的安排，全书各章节始终贯穿了一个“气”字。在层层剥笋式的论述中，进行严密地逻辑推进，由“气本”开始，论及气象、气势、气脉、气韵、气化，气味、神气、逸气，直至论及书法中的人格关怀与生命境界的提升，命名为“养气”，并收束全篇。
在探讨每一个问题时，作者还采取一种横向比较的方法。其中，不仅涉及到中国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还涉及到中西艺术精神和哲学观念的横向比较。这种双线并行的架构，彰显出作者对宏大论题的驾驭能力，同时又使得论题纵横勾连，浑然一体。
三 艺术与思想文化的自由连通
该著作真是大丰厚了!这是笔者通览全书后的突出感受。其触及面之广，论述点之深，在同类著述中实属鲜见。撇开著作本身，仅参考文献部分，就引用了七大类，计三百余本(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是一项宏大工程，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作者在北大良好的学术氛围中，运用史学的观念，静心梳理庞杂繁复的史料，同时通过中西哲学、宗教、美学、文学中谨严的疏证和考察，让书法艺术与思想文化自由连通。形成了书法与“气”的思想文化相生共融的体系化研究，最终达到了理想的学术广度和深度。
在该著之前，作者已出版《黑白之间)和《笔走龙蛇)两书，皆是围绕书法美学问题展开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形成了他学术风格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他学术系统的厚实性，为新著《气的思想与中国书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观点新颖而独到
[关键词]艺术学；美学；分类；标准
二级学科艺术学在国家学科目录上已经存在多年了，目前具有二级学科艺术学硕士、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也有不少，从数量上看，其增长速度相当快，这也许是“学术成果大发展”的业绩证明。在增长数量的背后自然是大量的研究生，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愈是接近年底论文“开题”的时段，部分准硕士、准博士们愈是对二级学科艺术学研究什么内容，如何研究很是心焦。今年底笔者收到他们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曾为此“商量”，讨论，并且在检索查看了以往历届“艺术学”博士学位论文，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二级学科的非“艺术学”的内容，最后得出结论是：大家都觉得，艺术学论文很难脱离某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来写，如果脱离具体门类来写，纯粹形而上的东西那就变成美学、哲学了。
这让笔者想起2007年《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上就有论者在《艺术学的学科性质与发展前景》论文中提出：“艺术学与美学并无实质性区别，必将消失于美学之中或重新成为美学的一个部门”。再看作者相关的论辨，知道他的意思并非“艺术学科消亡”，而是目前的“性质”“定位”不当：现在的二级学科“艺术学”定位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之下，成为“文学”门下，而作者认为应当或将来“必将”要归属于“哲学”门下。笔者认为，哲学、美学自然有纳“艺术学”于其门下的容量，但是这不妨碍“文学”仍保留“艺术学”的空间。理由是从“文学”门下一级学科“艺术学”的角度观察的“艺术”和哲学、美学角度的观察是不一样的，结论也有不同。本文以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对“造型艺术”的分类为例，试释不同之处。
一、艺术学的分类问题
出现上述研究生疑问的原因中，至少有一个是“艺术学”迄今未有成熟的“分类”。“分类”不明，当然研究对象难免交杂不清，研究方向、目标和方法模糊就是必然的了。学术研究，不进则退。我在《艺术学，莫后退》一文中就“分类”问题略作探讨，就是希望证明二级学科“艺术学”还是能“生存”在“文学”门下而已。分类中大概只有“应用艺术学”概念被部分学者采信，其余的都未能引起学人兴趣，没有真正的学术回应。现在则恐怕连“应用艺术学”也不再引起兴趣，因为大概“艺术”一经“应用”，就会被看成不是“理论”的低层次了吧。
我想要探讨问题，先要站稳在“艺术”的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不仅在于对“全部”艺术实践的理论须有所认知，更需要的是对某些门类的艺术实践有所“实践”。正如陆放翁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艺术学”不同于其他纯理论学科的地方就在于“须躬行”，而不是永远的“隔岸观火”。“隔岸观火”可以观其大势，“须躬行”可以避免“隔靴搔痒”的结论。有“切肤之感”，又明其大势，“艺术学”研究才有实质的“莫后退”。
对艺术的分类，不论是对艺术总体内容、还是对某一门类“品种”的分类方面，美学和艺术学的立场不同，标准也不同，结论当然不同。下引俄罗斯美学家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的“造型艺术”分类为例，提出疑惑之处：从这些疑惑之处引入到“艺术学”角度的分类的思考。
在上表中，卡冈把“造型艺术样式”分为5大类：“艺术摄影”和“书画刻印艺术”、“绘画”分为一大类；其他4大类是：“雕刻”、“全景艺术”、“玩具艺术”和“化妆艺术”。他提出：艺术摄影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接近在于，它在平面上、通过对世界的假定的黑白色再现或者彩色再现而描绘世界。因此，摄影艺术仿佛重复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可能性，不过，它与书画刻印艺术和绘画的区别不仅在于技术手段，而且在于这些手段所产生的对被再现现实的反映和改造之间不同的——直接对立的——相互关系：艺术摄影总是纪实艺术的，而在书刊刻印艺术和绘画中甚至对模特儿的直接再现，也包含着无法排除的使模特儿发生变化的因素，这种变化按照艺术家对模特儿的看法、感觉和理解而产生。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到卡网关于“造型艺术”的某些概念和我们已经有了如下歧义。
先看他分出“造型艺术样式”之一的“书画刻印艺术”，在此样式下含三项“品种”：“书刊的书画刻印艺术”、“版画”和“插图”。他也知道这不是20世纪之前的分类，他说：在20世纪以前理论不把书画刻印艺术划分为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第三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在“三种最著名的艺术”中，与绘画和雕刻并列的是建筑，而素描仅仅被评价为一切“构造”艺术的基础或者绘画的一个品种。他这里说的“素描”，其实和绘画所说的素描还不是一回事，他说：
素描开始被看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使它与版画相接近的特点，归根到底许可承认在平面上、在素描的所有技术品种(铅笔、炭笔、钢笔、色粉的素描，以及木版画、金属版画、漆布画等)中的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是造型艺术的特殊样式，称之为书画刻印艺术。他说的素描，就是单色画(黑白依然是单色)。可见，对同一个词汇，美学家和艺术家的理解距离有多遥远，双方如有争论、探讨、研究，也许都在“各说各话”，连基本概念都没有统一的对象——除了一个词汇之外。
按照卡冈的“素描”说，如果只要是“黑白造型”和“单色造型”就是“素描”，就是“书画刻印艺术”，那么，对
如果笔者的记述不错的话，这种“全景艺术”，似乎类似“艺术学”角度所说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空间”可以在街头巷尾，可以在市民广场，可以在厅堂、门廊……总之，有足够的“空间”就行。“行为艺术”则除了一定的造型外，也可以有“进行中的情节”，而这个“情节”的参与者可能是行人，也可能是来驱散他们的警察。总之它揉合了一点“时间艺术”的条件。卡冈强调：全景艺术与雕刻和绘画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如果绘画预定于从一个视点出发的完整知觉，而全雕刻作品预定于视线围绕静止的雕刻的运动，那么，围绕观众的全景造型则定向于从内向外的环形知觉。“从一个视点出发”，包含观者只可能有的“一个视点”和绘画本身的“焦点透视”及非焦点透视的构图，“全雕刻作品”显然即“圆雕”。至于“全景艺术”又有“环形知觉”，令人想到一种“全息电影”和“环形电影”。但他又提出：全景艺术的边缘形式是透景画，透景画在它的视知觉的结构和性质上接近于自己的形态学邻居——透视浮雕。卡冈列出“透景画”品种，不能详明何所指。联系他的相关论述，也许指的是博物馆陈列中普遍采用的虚拟“场景”艺术设计。这是借用电脑技术，利用光学原理合成的有真实“三维空间”的艺术设计，用来表现某种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诸如族群迁徙过程或某种手工艺工艺操作流程，如“玉作”、“陶瓷作”、“泥人作”等连贯的过程。在特殊的“橱窗空间”里，完全“纪实”的人物、器物都被按比例缩小，俨然如“小人国”般的“表演”，所以也含有相应的“时间艺术”因素。但是这些在“艺术学”角度看来，统统属于“展示设计”的范畴，上述所有具体内容的呈现手段，都只是“展示设计”指 定的某种“技术”的运用，和“雕刻艺术”没有关系。
卡冈把“玩具”列入造型艺术的一个类，下列“静态玩具”、“活动玩具”两个品种，不知道他的“静态”、“活动”是不是指不能“动”的(如泥偶等)和能“动”(如附发条机械或电控的汽车、飞机之类)的两种玩具的意思?这是出乎“艺术学”研究者的意料之外的。倘若凡有“造型”——不论何种手法、形式——皆可为“造型艺术”，那么“绘画”、“雕刻”、“建筑”都是“造型艺术”；“戏剧”、“电影”里也有“造型”，理应也是“造型艺术”，但若在艺术学分类中以呈现主要艺术效果的“手段”为标准的话，其主要艺术效果并非单由“造型”解决，更多的是音乐、表演、语言、灯光、色彩及镜头特技所起的作用，所以只好说它是“时间艺术”类的“综合性艺术”品种。
玩具则不然，首先是“玩具”的涵盖量巨大，既有平面的，也有立面的。既有芭比娃娃、变形金刚一类的“造型”，也有正方几何体拼图游戏一类的“造型”。即如卡冈列出的“静态玩具”而言，它们也不是艺术家个人完成的终端产品，一样要经过工艺制作过程，并且最重要的是只有“玩”的过程中，“玩具”的艺术功能才彰现出来。从这一点看，分类的标准和前述的“绘画”就不一致了：设定同一种标准应该是“分类”的“游戏规则”，标准不一必然带来逻辑混乱，离分类的要求太远了。
卡冈认为“玩具不仅是独立的艺术现象，而且是儿童的综合创作——艺术游戏——的一种成分。”因此他又提出“造型艺术样式”中还有一项是“化妆艺术”。他说：化妆通过演员的面孔再现完全不同的人——戏剧或者电影的角色——的面孔，从而自己的特殊手段创造类似于造型创作的其他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对于演员，化妆艺术和木偶艺术原来是二者必择其一的；实质上，木偶本身仿佛是演员的一种“化妆”，是演员用来遮盖自己面孔的假面具。从上文可知卡冈的“化妆艺术”仅指戏剧、电影演员的“化妆”而已，但如果就“化妆”，特别是就“化妆”的“假面具”而言，儿童玩具中就有此类“化妆”物。就其形态说，在未使用前是“静态玩具”，一旦使用又是“动态玩具”，虽然它本身并不动，或只有局部动。此外，戏剧演员会有“假面具”，
“绘画”本身的“描绘”技巧可以独立，因而能够成为非“绘画”的一种表现技能，因此对“绘画”还须加以“定义”。我们可以给艺术学的所谓“绘画”设定三个条件：第一是有主题、有情节；第二是有构图范围；第三是在平面上的静态展示。所以不是有“描绘”的技术形式皆可称“绘画”，如先古时代某些“壁画”、器物上的“画”皆不可当作“绘画”讨论，因为前者缺乏第一、二项条件；后者不符第三项条件：所以它们都是“描绘”技法的运用。此外，现代出现的电视画面、电影画面虽在“平面”上展示，但非“静态”形式，故也不符合“绘画”讨论要求。这样就区分开了“青铜器”、“彩陶”以及附属于器物上的一切“图画”，也就是说，那些附丽于器物的“图画”是在器物装饰艺术中运用了“描绘”的技法而已，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绘画”。
摘 要：一般来说，生命意识既包括浅层的生命本体观，即囿于个体乃至群体生命本身性质的认知，更包括深层的生命价值观的判断与把握，即自觉探求生命的根本，关注人类的命运或生存境遇，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永恒，力求实现生命的理想境界。《典论・论文》对生命意识的强调主要通过“文气”说，强调文章与作家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体现作家创作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超越。
关键词：生命意识；文气说
在《典论・论文》里最能体现生命意识的就是“文气”说，“文气”说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线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范畴引向文学领域的结果。从目前学术界对“文气”的研究来看，“文气”论可谓是源远流长，基本上贯穿了从先秦到清朝末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致使“文气”说的含义非常广泛。一般的说来，中国“文气”说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先秦子学，集大成于魏晋六朝，到唐代时分为古文之“气”和诗文之“气”，宋、明、清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气”论文诗学话语体系。
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无不与该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该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则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汉末魏初以来土地兼并呈现加速的趋势，大量土地集中在新兴的豪强世族手里。这种经济形态与秦汉以来的国家分封制不同，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新型的经济形态。它必然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审美文化等的相应转变。可以说，庄园经济的发展为士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他们不仅追求物质的豪奢享受，同时追求生活的典雅精致与生命的诗意境界。当然这时期的文人士子也大多表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沉担忧和热爱。
“文”与“气”的关系，其实很早已被注意，《论语-泰伯》记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孟子更提出知言与养气，言与辞本质是相同的，况且战国中期以前，言辞是表达个人意志的主要媒介，辞的观念相当于后来文的观念，因此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成为后世论文的主要据点之一。说到“气”就会想到孟子说的“浩然之气”，不过曹丕所说的“气”并没有道德理性上的意义，因为他对“气”的观念并非来自孟子，而是来自汉代以来普遍流行的气性观念。作为一个基本的诗学范畴，“文气”学说严格地说是从曹丕开始的，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首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标志着“文气”论的正式产生。在原文中曹丕提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这里曹丕强调了文章与作家的个人气质、风格的关系。这种“气”是在先天基础上与后天各种环境共同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不能遗传或者传授的东西。文学创作的表现是由作者的才性所决定的，各人的才性有一定的限制，便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所表现的文学艺术形象便有不同。曹丕以音乐演奏为例，说明作者才性与作品体貌的密切关系：在乐曲的速度、节奏等客观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演奏者才性的差异，所表现的效果便不相同。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作家即使以相同的体裁、题材和方法来写作，他们的作品也会繁复多态，各有不同的面貌，这自然是才性差异所致。曹丕还说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在《左传》、《论衡》里都涉及到“齐地”的地方风俗里有舒缓之气。徐干的《哀别赋》：“秣余马以俟济兮，心恨而不尽。仰深沉之掩蔼兮，重增悲以伤情。”抒发别离的哀伤之情，语气低婉，声音低沉，形成纡徐的风格，与曹丕所谓“齐气”有关。他的诗歌抒发低沉哀婉之情的有《室思》（六首）、《情诗》。其中《圆扇赋》是子桓在《典论・论文》中提及的，他是伟长之赋的代表。原文“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客观地对静态事物作描绘，不带感情的起伏跌宕，给读者是平稳缓和的感觉。“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应和而不壮。”则是子桓对德琏的文风批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衰。……良遇不可值，伸胥路可偕。”前文十八句叙述自己从前行迹之苦及今天幸获知遇的心情。感激之情没有直说，而以“云雨”、“良遇”来暗示恩泽，吞吐低徊是语气和情怀的综合表现，即是“和”。“刘桢壮而不密。”曹丕《与吴质书》曰“公有逸气”，是对刘桢的文气定位，“不密”则是壮里缺乏气的绵密。由《赠五官中郎将》（其一）可观刘桢与曹丕在谯地的欢宴盛景：“金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酒酣后的畅快淋漓，融叙事、抒情于全篇，言辞恳切，情笃意长，喜忧相会，悲凯相催，无不在笔端自然流出。这也从创作实践论的角度分析了作家的个体生命意识对文章的影响，曹丕探索作者才性与作品艺术性的关系，阐明的非常的独到，不过他的观点稍微有点不周密。第一，综合他对体裁与表现效果、作家和作品两方面的理解，可以看出体貌，一方面是与体裁均调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作家才性的表现。当体貌与体裁均调的时候，它是客观的艺术形象的标准，当体貌与作家的才性结合时，它是主观的艺术形象的表现。而客观和主观的艺术形象的关系曹丕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直接从作家的生理生命、生命状态与文学创作规律的角度入手，对“气”展开了研究，但曹丕和刘勰所论虽然都强调了主体的生命意识对文章创作的影响，却不是从作品生命的角度入手的，直到北齐颜之推，才点到了作品生命力与“气”的关系，他说：“文章当以理智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他把文章的构成与人体的构成进行比照，表明了气调是文章的内在力量，文章有了气调就好象人体有筋骨。从此，文章的生命之喻正式成形，“文气”论中所充盈的生命意识也以一种明确、有形的姿态初露头角。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揭示了文人相轻的这一社会现象，体现出了文体之气的观念，在文中他指出：“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主要是为了使人明白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扫除文学鉴赏的一些障碍，进而处理文学批评的问题，但是初期的文学批评很少是以作品文对象的，而曹丕的批评对象也只限于建安七子。曹丕对应、刘桢和孔融三人的批评，同时涉及他们的才性与文章的体貌，而且对人的品味成分比对作品的评价更多。
文章最后一部分指出著书立说，立言不朽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为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所趋从。这是一种个体生命意识延续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途径，他们对生命的感悟，对时光易逝的感伤，所以急于建言立说，而曹丕当然也有这种感触，所以他在《与大理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至于“文章经国之大业”曹丕评价由为高瞻远瞩，曹丕对文章地位的推崇，对建安以后文学蓬勃有极大的启示和影响，而文学创作能使个体生命超越生死的藩篱而传世不朽的信念更为人们广泛接受。（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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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利器：5颜氏家训集解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 杨凤琴：试论“文气说”的哲学基础[J]；集宁师专学报.1998年01期
[4] 侯文宜：文气说辨――从郭绍虞《文气的辨析》的局限说起[J]；文学评论.2010年05期
清代陳昌治刻本《說文解字》【卷六】【生部】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从生。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下象土。上象出。此與出以類相從。十一部。凡生之屬皆从生。作为动词的“生”的含义如表1所示作为名词的“生”的含义如表2所示。
2.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
古人善于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的时间现象，从而产生了具有不同情感的生命感悟。例如：《周易》“生生之谓易”。这是从时间循环变异现象而产生的恢宏阔大的生命情怀。又如：《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具有生生之德，正是四时运行而化生百物，并具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生命顺序，“突现了生之理”（朱良志，1995）。尤其是自然景物随四季的盛衰荣枯更容易化时间现象为悠悠心境。这是从四时运行的时间现象而产生的对生命过程的感悟。中国传统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古人的时空观念或者说是宇宙观。宇是空间观念，宙是时间观念，宇宙连用是时空观念的综合体现。《庄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二字连用，始见于《庄子•齐物论》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可见，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的体验虽然是具体的、经验的，但更是一种无法定质定量的心理时空。他们善于将物理时间转换成富有感性色彩的生命感悟，其关键就在于客观场景的具体时间现象能否在人的心理上引感。2.1建筑时间观建筑的时间观，体现在居住其中的人的心理感知从而对时间现象进行抽象的抒怀。而这种时间观往往是同“宇宙”的观念相连，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古人崇天“巍巍乎，为天为大”，古代的建筑甚至城市规划，也往往“象天法地”。《三辅黄图》上记载的营建咸阳时的“……信宫作极庙，像天极”，汉代宫室，如班固所谓“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1]P24-25，都是古人建筑时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古人对时间秩序的感知上升为规范人们行为的“礼”的秩序，因四时四季不同，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所建设的建筑，形成的不同的空间与氛围。今日北京仍然保留有祭祀自然的坛庙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2.2建筑空间观当人们在院落中，触摸斑驳的墙体，看着白墙上枝桠稀疏的影像岁日光西暮，而逐渐挪移，时光在建筑上完成了传递，而人们也从光影的变换中体会岁月时间的流逝。完成了从时间到成空间的转变。传统建筑院落所构成的空间，在园林住宅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把构成院落的元素仅仅当成建筑元素的话，那一道门、一扇窗便只是具体的物质存在；那一面墙、一座游廊，只是空间的分割，但就是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建筑元素，在时间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建筑空间观。即时空的交错与融合。作为建筑的使用者，居于其中的人，在游廊中穿梭，透过一扇漏窗，望见如意门洞所框出的半枝芭蕉，于是多个空间在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中，完成了空间的转化。“步移景异”就是这个意思。多进院落形成的纵向纵深的空间序列与横向跨院形成的水平序列，往往通过不同的墙体或门的变化完成空间的转变或推进。建筑元素就变成了空间转换的节点而存在。
3.中国建筑艺术的生命论
3.1生——生命结构论张皓[2]认为立足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广阔背景上，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生命哲学。他认为这一哲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结构，以“生命即本体即真实”为其基本纲领，并通过时空两位的纵向横向展开，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有机生命之网。因此有了“生之为性”的哲学命题。善即生即仁，人间之美乃生之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生”是真善美的统一。3.2时——生命时间论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十分重视生命，以生命的目光看待时间。“莫若以时”，以时就是应时，适时。具有两个侧面即莫错用时和莫错过时。而由此“奉天时”通过审时，窥时的到达“契时”最终达到“契生”和“与时俱化”。3.3气——生命基础论中国哲学以气为本原范畴，中国美学也以气为艺术生命之本，气是美的发生与作品的活力所在。中国文化思想以“气”为万物之本，生命之元，阴阳之化，精神之流；中国文化以“气”将精神与物质、运动与时空统一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对于美学，以“气”阐发之，更有无可比拟的精辟、深刻、超然于贯通等长处。所谓“三来”盖之文艺创作由审美感应而的三种动因：神来，情来，气来。自魏文帝曹丕主倡以气论文之后，人们更多的从艺术创作本身来寻求气的奥秘，气范畴也更多的纳入审美主体的内涵。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文以气为主”是一个划时代的命题，标志着文学由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觉、自立。中国美学素以生命之气来看艺术和审美活动。在中国美学中，神气既指创作个性才气的油然体现，又指艺术作品奇妙传神的审美特征。
4.结语
建筑的生命精神内涵，特别是传统建筑自营造之时，就同“生”息息相关。传统建筑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便生利人”。人们从自然界中的万物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认识到了阳光、水分、植物等条件对生命的重要性，“生”，是华夏先民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极远古的认识。生命是有限的。一座建筑的生命可以很久远，远到建它的人随风逝去，而它依然挺立；一座建筑的生命也可以很短暂，短到它还未建成，可能就一夜间轰然倒塌。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亦是有感情的。建筑中承载着使用者的喜怒哀乐，保留着居于其中的人的痕迹。于是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发忧思之情，才可以在建筑中缅怀曾经的人和事。
参考文献：
[1]王其亨，当代建筑史家十书•王其亨中国建筑史论选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14年9月
[2]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
[3]萧默，建筑的意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一版[4]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5]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
[6]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冯柯，说宅，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8申请审核博士招生简章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招生
“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说明
为了进一步创新博士生优秀人才选拔办法，我校2018年在哲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信息学院、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理学院化学系、劳动人事学院的劳动经济学专业、统计学院、数学科学研究院、理学院物理系、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开展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的改革工作。
报考上述学院和专业的所有博士生考生(含硕博连读考生和普通招考考生)均采取“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的模式进行选拔。考生通过网上报名，按照学院要求提交材料，由学院对申请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集体审核评议，通过审核的考生方可进入复试(综合考试)阶段，复试内容包含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三方面。
报考上述学院的考生均须按《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要求，完成报名、复试、体检、录取等相关工作程序。详情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以及附件中各学院的工作方案，各学院“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博士生招生工作方案由相应学院负责解释。
特此说明。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招考制度“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改革方案》，外国语学院自2017年起，博士生招考试行“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选拔模式。为保证2018年博士生招生工作顺利开展，提高生源质量，制定本工作方案。
为加强对考生以往学习情况、科研基础、外语水平的考评，强化对考生创新能力、学术潜力和学术兴趣的考察，充分发挥学院和导师在博士生选拔过程中的自主权，探索符合哲学学科及各层次创新拔尖人才选拔特点的博士生人才选拔模式，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招生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科学选拔、公平公正、全面考察、客观评价、公开透明的原则，如考生在报考过程中有任何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查实即取消录取资格。
二、选拔模式
所有报考我院的考生均采取“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的模式进行选拔，即考生申请并报名后，由学院对报名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集体审核评议，通过审核的考生方可进入复试(综合考试)阶段，复试阶段将进行包括外语水平、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三方面内容的综合考试，重点考察考生的学术基础、学术潜力和学术规划。
三、组织管理
成立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申请-审核-复试(综合考试)”制博士生招生工作管理办法的制定、报名材料的集体审核评议和筛选及整体组织工作。
四、工作程序
1、网上报名
报考我院的普通招考和硕博连读考生均须在博士生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中提交报名信息、网上支付报名费。报考条件、报考类别(除经国家下达和学校设立的个别专项计划外，我院各专业不再招收以不脱产方式攻读博士的学位人员)、报名时间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链接为：pgs.ruc.edu.cn
报考我院的考生，报名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我校博士生报名时间安排进行报名，此阶段的报名只填报考专业;第二阶段，参加复试的考生，按照我院安排，在复试期间填报报考导师。
2、提交申请材料
报考哲学院的考生：
(1)现场提交材料：2018年3月16日考生到哲学院(人文楼521室)交申请材料。
(2)快递材料：现场提交材料有困难的，请于2018年3月1日到3月10日之间通过顺丰快递或者邮政快递寄出材料(邮寄时一定确认是快递直接将报名材料送到521室，不能送到人大的快递中转集散地)。
快递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人文楼521室，邮编：100872，杨老师收,010-62511277
报考美学专业---艺术学院的考生交材料说明：
(1)现场提交材料：2018年3月16日考生到艺术学院(艺术楼502室)交申请材料
(2)快递材料：现场提交材料有困难的，请于2018年3月1日到3月10日之间通过顺丰快递或者邮政快递寄出材料(邮寄时一定确认是快递送材料直接到艺术楼502室，不能送到人大的快递中转集散地)。
快递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502 文静老师收 邮编：100872 电话：010-62515278
截至3月16日未收到材料的，视为放弃审核资格。
3月26日左右在哲学院和艺术学院网站公示收到审核材料的考生名单，之前不接受电话咨询。
材料包括：
A基础材料类 (按照以下顺序排放，不要装订)
(1)博士研究生报名登记表(装订);
(2)证明外语能力的外语成绩单复印件(复试时带来原件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成绩：
英语：大学英语六级(CET6)、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第五级(PETS5)
托福(TOEFL)、GRE、GMAT、雅思(IELTS)。
德语：DSH、TestDaF
法语、日语、俄语等语种成绩单应为国内外考试机构颁发的成绩单
(3)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成绩单原件(档案馆或者主管部门盖印章)及复印件;
(4)学位证书复印件(双证硕士必须提交硕士学历证书复印件，应届硕士生须在入学报到后补交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家推荐书;
专家推荐书(见附件3,须由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教授或正高职称的专家推荐，推荐书用信封密封，并由推荐专家在封口处签名。未密封、未签名的专家推荐书，一律无效);
B学术材料类(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7)学术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构想(附件1);
(8)申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8级博士生科研情况一览表(附件2);
(9)个人学术成果代表作1-2篇/部原件;
(10)硕士学位论文(应届生可提交论文初稿，硕博连读生可提交开题报告);
(11)其他表明考生综合能力的学习证书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注：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均须真实可信，所有复印件均有原件可供核对复查。如有材料不真实情形，考生本人承担一切后果。
考生所提交的材料不再退还，如有需要请自行复印留存
3、资格审查
各专业方向的材料审核评议小组对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评分，综合考察申请人以往学习情况、英语水平、科研水平、创新能力、学术潜力、学术兴趣等方面，确定参加复试考生名单。
4、复试考核
(1)复试比例：参照报名申请情况，我院拟录取人数与复试人数之比约为1：1.5至1:2.5。
(2)复试名单将于4月上中旬在我院网站上公布。
(3)复试时间一般为每年4月中下旬
(4)复试内容与形式
复试内容包括：外语水平(100分)、专业水平(100分)和综合素质(100分)，采用笔试和面试两种考核形式。
笔试(一门)：专业外语(满分50分);专业核心科目(满分100分)【专业外语考试内容涉及外语学术论文的阅读、翻译、写作等内容。专业核心科目分专业或方向命题。不按哲学一级学科命题。例如，报考伦理学专业的考生，其专业核心科目考试内容为伦理学。宗教学专业则分为宗教学理论、佛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方向。复试具体内容范围见复试通知。我院不指定参考书。】
面试(一门)：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满分50)、专业课和综合素质(满分100分)
(5)跨学科及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跨一级学科(含专业学位)报考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哲学综合和专业基础)，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笔试)两门业务课(哲学综合和专业基础)及一门政治理论课，详情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及《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哲学综合复试范围包括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专业基础为哲学基础知识。我院不指定参考书。】
(6)复试成绩计算
复试成绩均合格者，将其各项复试成绩加权求和，排列录取顺序。外语水平考核、专业水平考核、综合素质考核权重分别为20%、40%、40%。
(7)填报导师
考生在复试期间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填报导师。
5、确定录取
学院将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管理办法》开展录取工作。 根据加权成绩等综合因素，确定拟录取名单，提交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议。审议通过的名单，在校研招网予以公示。
五、联系方式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务科
邮编：100872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010-62511277
email：shyang@ruc.edu.cn
办公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人文楼521室
附件一：学术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构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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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文章中从其的对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了《古诗十九首》。
【关键词】生命哲学 生命价值 生命形态 人性复归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