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3 21:56:49
1、推崇“人”，重视“情”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以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不同诠释为契入点,揭示了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
【关键词】 胡适冯友兰 古代哲学传统现 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一
大凡学人论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会对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或表示惋惜或指为缺陷。确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问世之后,再也没有续之以“卷中”、“卷下”了。
不过,胡适并不认为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对此予以辩解:“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以专书形式问世”,并列举了《淮南王书》和《戴东原的哲学》等著作。[1]胡适的意思是说,他在形式上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但在实质上是写了完整的从先秦到戴震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胡适的辩解是有道理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里把中国哲学史分为3个时期:先秦时期的古代哲学、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中世)哲学、宋元明清的近世哲学。翻阅基本上收齐了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论著的《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不难看到胡适对这3个时期的中国哲学都有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其研究古代哲学的代表作,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外,还有《先秦名学史》;研究中古哲学的代表作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为其中的第5章);研究近世哲学的代表作,除《戴东原的哲学》外,还有长篇论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以及有关李觏、费经虞费密父子、章学诚等人的论著。这意味着胡适按照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确定的历史分期,对先秦以后的中国哲学继续进行着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此而言,应当说他并不是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然而,认为胡适不只是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的更重要的理由,在于他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以科学主义的立场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
胡适把实用主义称作实验主义,充盈着科学主义的倾向,因为其用意是“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2]这种方法以近代科学的逻辑化和实证化为知识的标准。在他看来,“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3]这意味着实验方法是在哲学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于是,胡适考察中国哲学史就以方法论(知识论)的发展为主线。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把方法论和知识论归于同一门类:“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4];并在以后此书的台北版自记里强调:“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5]他把这样的立场贯串于对中国古代、中古、近世这3个时期哲学的诠释之中。
关于古代哲学,胡适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由此他最肯定墨家,因其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名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成为“别墨学派合法的代表人物”;墨家学派发展下去,本该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但被庄子“怀疑的名学”的思想所破坏[6];他也表彰法家,认为“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作试验”[7]。
关于中古哲学,胡适认为从董仲舒讲阴阳灾异的儒教,到道教、佛教,“思想的宗教化”是这一时期的“特别色彩”;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用自然之“道”否定有意志的主宰,“在哲学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其结果也可以阻碍科学的发达”,这是因其“崇拜自然太过”而造成的。值得一提的是王充。汉代的医药和天文较发达,“这两种学问都是实证的知识,都得注重验证”,王充“很受了这种实证方法的影响,所以他每立一说,必须问‘何以验之?’‘何以效之?’”;这代表了他对宗教迷信的“一种批评精神”,而“批评的方法处处注重证据”[8]。
关于近世哲学,胡适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格物致知的路是有归纳精神的科学之路,“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大路,但终丢不了中古遗留下来的那一点宗教的态度,就是主敬的态度”;陆、王的致良知虽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但他们偏重主观的见解,不重物观的研究”,是反科学的。[9]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10]在清代学者中,戴震标志着“近世哲学的中兴”,因他“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11]但是,清代学者的方法以文字材料为研究对象,“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12]
可见,胡适实际上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传统的发展线索,勾勒出一部贯穿着如此传统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
二
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如上诠释,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完成的。就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相形之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半部”问题就更显眼了。其实,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作为胡适的后来者,其学术价值主要不在于写出了胡适没能完成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通史著作,而在于站在与胡适科学主义相左的立场上,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种传统。后者主要表现在作为《中国哲学史》“补编”的《新原道》中。
冯友兰以人文主义的立场严格区分了科学和哲学,认为其新理学是最哲学底哲学,不以科学为根据,所以亦不随科学中理论之改变而失其存在之价值。在哲学史中,凡以科学理论为出发点或根据之哲学,皆不久即失去其存在之价值;科学的功用在于增加对实际世界的知识,而“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底学问,不是使人增加实际底知识及才能的学问”[13]。他由此来把握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底。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底。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14]于是,他把中国哲学史的演变过程看作是围绕如何统一高明与中庸而展开的。
孔孟作为儒家的奠基者,确立了儒家在实行道德中求最高境界的方向,也确立了中国哲学的主流方向;但他们在“极高明”方面还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即尚未能“经虚涉旷”。站在孔孟对立面的杨墨,只讲到功利境界,与“极高明”相去甚远。使哲学走上“经虚涉旷”之路的是名家,因为“经虚涉旷”的哲学必讲“超乎形象”,即名言是纯逻辑的抽象而不执着具体存在,而“在中国哲学史中,最先真正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是名家的哲学”。可惜名家未能运用超乎形象的知识来得到一种生活。老庄道家的无名,经过而又超过名家,即更以超乎形象世界为旨趣,以得一种“极高明”的生活。不过,道家将方内方外分作两行,无见于“道中庸”。《易传》、《中庸》虽受道家的影响,但接续的是儒家注重“道中庸”的传统,对超乎形象有所忽视,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旨趣。总体上看,先秦哲学是朝着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方向而进展的。
“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一次逆转。”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哲学,是利用古代的宗教和科学而形成的;宗教和科学都是对实际世界的解释,因此,“严格地说,汉代只有宗教、科学,没有纯粹底哲学”。到了玄学,中国哲学的精神进展始入正路。因为玄学家“辨名析理”之玄谈,对超乎形象有更清晰的认识,并力图统一“极高明”和“道中庸”,即讲境界是“经虚涉旷”而行事则“和光同尘”,但他们还是把玄远高明与应务应世看作是两行。禅宗则进了一步,不仅其“即心即佛”完全超乎形象,而且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使“极高明”与“道中庸”成了一行。但它作为宗教是出世间的,因而不能回答既然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出家修道。
宋明理学克服了禅宗的宗教性,即追求极高的境界,而所做的仍然是人伦日用之事,“这是把禅宗所一间未达者,也为之戳穿点破”,因而把高明与中庸统一了;而且朱熹建立了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理世界,这比道家、佛家不可言说的超乎形象的世界更高明。[15]因此,宋明理学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阶段,朱熹则是其最高典范。但宋明理学的形上学仍有执着形象之嫌,因而“他们已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但他们所统一底高明,尚不是极高明”。清朝人批评理学,说其过于玄虚,使理学更不近于高明。于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16]
三
显然,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有不同的回答。这意味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多元的,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诠释也可以是多元的。当然,更有价值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回答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以科学和人文的相统一来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
胡适和冯友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是为了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哲学。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7]冯友兰更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为了继往开来,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18]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是什么的回答,是与他们要建构怎样的哲学理论直接联系的。
胡适认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世的“格物致知”中得到彰显,尤其是清代学者将其推向高峰,但仍缺乏近代科学的实证基础。因而他主张现代中国的新哲学应当是接续这一传统,并对它施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洗礼:“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论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19]由此他建构了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实验主义哲学。冯友兰把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认为朱熹是这一传统的典范,但仍未达到最高明,而清朝对理学的批判则是对这一传统的违逆。因此,他认为现代中国的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扭转清朝的逆转,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来提升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使其再走入正路。他以为其接着程朱理学而又克服它著于形象的新理学,就是这样的哲学理论。
撇开胡适和冯友兰哲学理论本身的得失,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即他们的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之所以如此,他们的哲学都接续着中国哲学的某种传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接续按冯友兰的说法,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现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建构,应当是中国哲学传统的“接着讲”。由此可以明白,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建构要以哲学史和哲学的统一为学术基础。从中笔者似乎找到了一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何以在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涌现了一批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国哲学家,然而今天尽管千呼万唤却出不了如此的哲学家。原因之一,是那时形成的哲学史与哲学统一的学术基础现今已不复存在了。环顾如今中国的学术界,从事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研究者为数不少,但把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与建构当代哲学相联系的哲学史研究者寥寥,而把哲学理论的建构与中国哲学传统相接续的哲学理论研究者亦寥寥。
注释:
① 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建设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0-211
[2] 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212
[3][6]胡适. 先秦名学史. 学林出版社,1983:4、9、58、111
[4][7][17]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80、275、6-7
[5][8]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 中华书局,1991:5、470、365、376、485、486
[9][11][12]胡适文存三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75、74、100
[10]胡适文存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285
[13]冯友兰. 贞元六书·新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5
[14][15][16]冯友兰.贞元六书·新原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53、706—707、741、843、787、841、843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代理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试论古希腊神话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和文学一样靠语言符号表达本意，二者也势必有着内在的关联。在中外文学史，尤其是外国文学演变的历史中，文学的样式几经变化，但其探求人、世界的深度、广度，却是很多经典作家坚持的永恒主题。语言的不同、修辞的变化、文体的求新求变，似乎都脱离不了一种哲学的思索和人文的终极关怀。尽管文学作品无力在作品中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但不同的作家却用其独有的方式试图接近问题的实质。有的学者提出，哲学是使人快乐的学问。这看似简单的定义其实暗含深意。再看欧美文学历史当中的作品，不少其实并不让人愉快，有的甚至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式作品。但即便这样，文学和哲学在各自的内心深处似乎都有一些共鸣的内容。本文拟就对古希腊神话和哲学的关系展开探讨，以求对文学和哲学关系问题的认识有所助益。
首先，古希腊文学对古希腊哲学是一种直接影响。这个开始反映在古希腊神话以其自身的哲理内涵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土壤。虽然，后来的哲学家并不是都赞成神话中的观点，但这种对人和世界的哲理思考却启悟了古希腊人的哲学头脑。古希腊神话的哲理内涵围绕着左右人的行动、社会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层含义：第一，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侧重表现英雄人物对自我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如神话传说中的阿喀琉斯为一个女俘虏和阿伽门侬争吵，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财产”，负气离开战场，给希腊军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二，认为另一动力是奥林匹斯诸神的和意志。古希腊神具有同人同性的特征。他们也有人的不足，具有好色、好嫉妒、好复仇等性格特征。神之间的斗争也是决定人、社会变化的原因之一；第三，认为高于前两者的决定因素是神秘不可知的“命运”。尽管如此，古希腊人对现实并没有屈从，而是顽强地反抗。如西西弗是敢于向荒诞世界反抗的荒诞英雄，俄狄浦斯则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
直接影响的另一种反映，主要是哲学对文学的引用；进行哲学思辨、探索、归纳方面。有的哲学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直接借用了神话中的语句。如《荷马史诗》中说道：“理性存在于头脑，激情存在于胸部，欲望存在于腹部。”古希腊哲学家用《荷马史诗》中的这一句话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并用希腊神话中有关宙斯的故事去证明灵魂和身体结合这一堕落的必然。文学艺术作为哲学认识对象中的一类，也没有逃出哲学家的视野。尼采对古希腊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哲理式的归纳，并在《悲剧的诞生》中，用传说中的酒神和日神来代表希腊人的价值观：“酒神”象征悲剧和音乐的本质；而“日神”象征光明、限制，希腊悲剧是酒神和日神的综合。当文学恰当地借助于哲学思辨的力量时，其本身的说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甚至文学本身会被研究者提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层面来加以认知，这不能不归功于哲学的功劳。又如，斯多葛主义的学说主要是有关宇宙论和人类自由的，其代表人物是芝诺。他认为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律决定的，自然起初只有火，然后才出现其他的元素，但随着宇宙的重新燃烧，一切又归结于火。但是，斯多葛主义者也指出，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终结，而仅仅是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克雷安德是芝诺的继承人，他的诗歌《宙斯颂》充满着后世的宗教味道。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派则认为，所有的星包括地球不是环绕着太阳而是环绕着“中心的火”作圆形运动，他们叫“中心的火”为“宙斯之家”或“众神之母”。
其次，古希腊神话对现代欧洲哲学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由于哲学家对古希腊神话采取的是借用、发挥的策略，而这种影响较之直接影响作用并未减弱，甚至因为运用哲学话语充实、完善神话，进而发展出新的哲学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其论著中大量例举了欧洲的各类神话，既有古希腊的，也有古罗马和基督教《圣经》中的，而古希腊神话所占比例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古罗马神话也是承袭了古罗马神话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甚至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古希腊神话常被经典作家们娴熟地运用，从而使很多艰涩的理论显得质朴、生动、活泼。有的神话还被他们作为论据充分发掘，如马克思著名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也是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之中的。无独有偶，神话被运用于阐发一定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能找到。《庄子》中的寓言、神话不仅使人们对于道家思想有了更好的理解，这部作品还被当成文学作品阅读，足见其审美价值也是被人们所肯定的。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引用不少关于古希腊神话的例证；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中也常涉及到古希腊神话，这种运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用引申而来的内容。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现代自然科学进行阐述时，曾这样写道：
“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近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
这里的阿莉尼德线就来源于古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提修斯之所以能逃出迷宫，就是由于她提供的线团。后人常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能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者更是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内容来说明当时社会的结构等诸多问题。在谈到“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个问题时，恩格斯借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女奴的纠纷事件，以及珈桑德拉被亚加米农作为战利品带回家的事件，阐述道：“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在谈到希腊氏族关于“军事首长（巴赛勒斯）”的内容时，恩格斯用《伊利亚特》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关于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的。‘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起源于宙斯。甚至非自由民，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人，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与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来解释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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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希腊神话在哲学中的间接影响中，有一类现象值得注意，即在这类情况中，文学对哲学的影响不是单向的，哲学理论被文学促进的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文学批评。文学和哲学所处的这类间接影响的过程类似于一个相互影响的循坏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古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得到了发挥运用，他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又被人们运用于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中。“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还对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影响；结构主义理论又被称为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法。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结构。为此，他把神话中按时间顺序叙说历史的故事之间构成句段关系，而后从句段中发现表现重要隐喻的联想关系，即他说的“神话素”。而神话背后的结构就是这两种关系构成的网络。列维斯特劳斯从俄狄浦斯的传说中挑选出11个句段：“卡德摩斯寻妹”；“卡德摩斯屠杀毒龙”；“毒龙的牙齿从泥土里长成巨人，他们自相残杀”；“俄狄浦斯的祖父是跛子”；“俄狄浦斯的父亲是左撇子”；“‘俄狄浦斯’名字的原义是‘肿脚’”；“俄狄浦斯杀父”；“俄狄浦斯置怪物斯芬克斯于死地”；“俄狄浦斯娶母”；“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自相残杀”；“安提贡不顾禁令葬兄”。接着，列维斯特劳斯又把这个故事分为“强调血缘关系”；“否定血缘关系”；“否认人起源于大地”；“肯定人起源于大地”四个“神话素”，由此找出了该神话的结构关系。结构主义理论虽然分析的对象是神话，但其运用的范围却超出于此，小说、戏剧都可能用这一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也跨出了国界，产生了世界影响。尽管结构主义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丝毫不影响这一理论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另一位学者拉康，则从象征意义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
可见，古希腊神话以其特有的哲理内涵和作用，影响了古代希腊哲学、早期欧洲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古希腊神话对古希腊哲学主要是一种直接的影响：它以其自身丰富的哲理内涵启迪着早期的哲学家，为早期的古希腊哲学提供了文化土壤。不少哲学家直接引用神话诠释各自的哲学观点。而间接影响则主要反映在古希腊哲学和现代欧洲哲学的关系上。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间接影响，其作用本身并不比直接影响弱，哲学家们用哲学话语对古老的欧洲神话进行着充实和各种阐释，有的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新的哲学流派，有的流派理论透过文学理论作用于文学批评；此外，古希腊神话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又回到欧洲文学本身，两者形成了互相影响的循环过程。从古希腊哲学产生一直到现代欧洲哲学，古希腊神话从未离开过哲学，虽然不同阶段影响的方式、程度各有千秋，但古希腊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中，自始至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矛盾；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周清霖，王向善，高建煜.对哲学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56-58.
[2]郭建宁.我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路径与走向[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03）.42-43.
[3]易善芝，胡彬.试论对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2）.26-27.
[4]夏乃儒.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哲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9-21.
[5]邹非老.浅论哲学思想特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1（02）.61-63.
1.古生态哲学理论应用在我国古代住宅规划中的启迪
在我国古代建筑规划史上留下了许多经典，人们对居住环境都有过十分丰富的创造，也产生了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差异、气候条件限制、历史文化特点、风俗习惯不同等等。黄山西南部的古村落宏村就是一个活化石，宏村的特点是仿生学理念布局的应用，因此名扬海内外，有国家瑰宝的美誉。它仿生的动物是牛，应用上独具匠心、别出心裁、严谨合理，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巧妙利用，很值得今天城市住宅区规划设计借鉴。
2.古生态哲学理论在当今社会的继承与发展
我国古生态哲学理论的发展史很大程度是就是我国古代住宅规划史，也是我国古代住宅区发展的哲学史。半坡遗址的早期氏族部落研究，2000多年前周朝祖先的选址，铜雀台在三国时期的发展，颐和园代表了清代建筑文化，古生态哲学理论在以上这些选址和建筑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古生态哲学理论的理性的应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这个理念，已成为当今城市住宅区规划的一个热点和亮点，对这一理论的应用要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2.1 因地制宜
应用古生态哲学理论要主动适应环境的客观性，住宅区规划要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北方气候干燥和寒冷出现了窑洞，南方闷热潮湿多雨则出现了吊脚楼，这些建筑形式的出现都是因地制宜在古生态哲学理论中这一原则的产物，通过科学的认证，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些建筑形式是非常合理的。
2.2 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古生态哲学理论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和形成到成熟，用今天的科学理论检验，它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的世界观，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环境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当今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内涵和我国古生态哲学理论是一致的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今天在城市规划和住宅区建设规划中所崇尚和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古生态哲学理论中都可以找到。
3.古生态哲学理论对住宅区规划的影响
3.1要求加强住宅区的整体规划观念
住宅区规划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都有悠久的历史，田园文化理念、山水概念、简约概念、生态环保概念，随着城市规划观念的不断发展，规划理念在发展中会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不断成熟，亲和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环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自觉遵守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表达自己的需求，是城市信宅区规划者历来所追求的更高理想和达到的更好效果。
3.2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古生态哲学理论这一学从古到今都有争议，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是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文化色彩有强烈的表现，把它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和对待更科学合理，这一理论积极成份在住宅区规划中产生的影占主导地位，它提供了处理自然要素与住宅区规划等关系方面的理论依据，这份文化遗产应当得到当今城市住宅区规划都的重视，在实际的生活中进行借鉴。
4.古生态哲学理论在住宅区设计中的应用
4.1楼栋的朝向和布局
建筑坐北朝南是古生态哲学理论所主张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与这一朝向有紧密的关联，从气候学来讲是非常科学的，北侧建高层，这就保证了每座建筑在夏天都能通风，达到了消暑降温的目的，而冬天阴冷干燥，大部分时间是北风，这样也达到了避寒保暧的作用。
4.2 户型
玄关是住宅区的户型设计规划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作用是保持居住者的私密性，避免一进门就对整个房间一目了然的设计，在功能上还有换鞋挂帽保洁的作用，当然更多的作用是精神上的。
4.3 绿化
绿化是衡量一个小区居住环境质量和水准的重要参考因素，大自然与人相互依存、和丨皆相处，绿色植物在当中起了最大作用，植物可以起到营造一个小环境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住宅区规划中对这些因素应予以重视。
5. 结束语
关键词： 新哲学 核心主题 超越性 哲学遗产
一、新世界与新哲学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前提，是准确地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包括：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什么样的哲学道路？这条道路要求其后继者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先达的文章（以下简称“陈文”）开宗明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哲学的变革”，又是“变革的哲学”；它不仅重视“哲学中的问题”，更重视“问题中的哲学”。这二个基本命题的概括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的基本含义的概括；后者，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开辟的哲学道路的根本性理解。也许正因如此，“陈文”的标题是《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陈文”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源于他所创建的“变革的哲学”，即：马克思的哲学是为“变革现实资本主义，为人类解放宗旨的需要而产生的哲学”，“为创立新的世界而奋斗的哲学”。WWw.133229.Com在马克思这里，创建“新哲学”，与创立“新世界”是一致的；更为准确地说，创立“新世界”，才是马克思创建“新哲学”的根据和目的。从创建“新世界”出发论述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这是“陈文”探索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在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的变革”的论述中，“陈文”提出了三个层次的基本观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而不是“为各门科学提供最终的解释权”的“哲学”，这是新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的“另一种类型的哲学家”，而不是以“解释世界”为目的的“经院哲学家”，这是两种类型的哲学家的根本区别；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把哲学研究作为“参与实际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不能“走经院哲学家的道路”，这是两条哲学道路的根本区别。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以从总体上否定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为前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描述成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二是以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为前提，把传统哲学或现代西方哲学视为哲学的“正路”。其中蕴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陈文”所提出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及其相互关系。针对上述两种倾向，以“陈文”所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为聚焦点，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
第一，如何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哲学家们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
“哲学中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范畴的问题”，作为“真正形而上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按照这种解释，“真正”的哲学研究，就应当是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如果应当这样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以及哲学家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那么，就需要澄清下述几个问题：其一，充分肯定哲学史上中、外哲学家们关于“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工作及其所获得的成果，而不是简单地以“经院哲学”之名而笼统地予以否定；其二，充分肯定这些研究成果所具有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并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继续相关的研究工作；其三，鼓励和引导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但并不排斥某些哲学工作者注重研究“哲学中的问题”，专注于“真正形而上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是哲学家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第二，如何看待“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哲学家们对“问题中的哲学”的研究。
关于“问题中的哲学”，“陈文”认为“这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形而下的问题，是需要哲学家从中捕捉的问题”。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状况看，也存在两种倾向：一是“陈文”指出并深刻剖析的“重视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二是缺乏应有的“哲学中的问题”的问题意识，缺乏应有的关于“哲学中的问题”的理论资源，因而造成同样值得关切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以研究“问题中的哲学”之名，实际上是在非哲学的层次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缺乏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真正的理论兴趣和艰苦的理论探索，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对“问题中的哲学”的拓展与深化。
第三，如何看待“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
“哲学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注重“哲学中的问题”的哲学家，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相互关系，并由此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一，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问题中的哲学”，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其二，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如何以“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性分歧，从根本上说，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核心主题与核心命题
马克思所要创建的“新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不仅关系到对“新世界”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新哲学”的理解。叶汝贤的文章（以下简称“叶文”）从探索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即“新世界”的“核心命题”入手，讨论了“新世界”与“新哲学”的关系。“叶文”提出，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正是马克思的“核心主题”。
关于马克思终生探索的“核心主题”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命题”，“叶文”提出和探索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究竟谁是谁的条件？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长期以来理论界未予深入讨论的问题。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对最根本的“哲学中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研究，也影响了对最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即社会主义本质的研究。“叶文”提出，“《宣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界定社会主义，深刻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同一切旧社会区别开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命题所内蕴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于，它表明了人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中的存在方式，以及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所决定的人的发展状况。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社会主义是以“作为个人的个人”所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去代替“作为阶级的成员”的“虚假的共同体” 。“虚假的共同体”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因而不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真正的共同体”是个人发展的形式，个人是发展的主体，因而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叶文”对于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宣言》的“核心命题”，以及深入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义。但是，无论是从“哲学中的问题”的角度，还是从“问题中的哲学”的角度，对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核心命题”、对于“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学术界仍有广阔的理论探讨的空间。
从“哲学中的问题”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困难阻碍我们对“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为什么人们往往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否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人”、“历史”、“社会”、“文化”、“发展”这些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在“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中，既包含着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也包含着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文化、个人的独立性与依存性等更为深层的矛盾关系。人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总是被历史、文化所规范的，而“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对个人的“偏离”，即以普遍性的方式“消解”其个性。在对历史的文化内涵的反思中，我们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在我看来，正是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马克思把他的哲学批判从“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转向“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深切地展开了他对“法”和“政治”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要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成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也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马克思的“核心主题”的具体体现。
在当代诠释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和《宣言》的“核心命题”，无法回避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问题。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存在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显示了自身的二重性：人从“依附性”的存在而实现了“独立性”的存在，然而，人的这种“独立性”又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以至于学者们以“物化的时代”来概括当代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真正的独立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要现实地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生存状态，又必须以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形态”所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基础。同样，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一切社会关系”获得了现实性，但又造成了国内外学者在现代化的反省中所确认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疏离”。这表明，针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严峻问题而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其所内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言，远不止是具体的政策性问题，而且包括既推进市场经济又超越市场经济、既推进现代化又反省现代化的哲学理念问题。由此，“问题中的哲学”就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我们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性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排序问题，因而也是当代中国的最根本的实践理念问题。
三、现实性与超越性
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核心主题”所展开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真实的“现实性”，而且具有不容否认和不容忽视的“超越性”。那么，为什么“较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强势的观念，即认定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呢？这是张曙光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所提出和探索的问题。
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首先需要回答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张文”的最富启发性的观点在于，他认为马克思“把人类生存的永恒事实给予了历史性的理解，这种历史性的理解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因为它们就是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本身的两重性；这两重性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又能够相对地分化开来并呈现出极大的张力。所以，我们看到，当马克思以此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展开其理论研究时，他的思想的运思，便一直在人们具体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类生成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这两个向度之间反复展开；它不断地深入到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又从过去和未来返回到当下的历史境遇，从而不断地深化着对于人类命运问题，尤其是现代人命运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在“张文”的这种解释中，“实践”已经不仅仅是某种被解释的对象，而且被升华为某种特殊的解释原则，即以实践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在我看来，实践观点作为解释原则，应当具有更为重大、更为基础和更为广泛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论的世界观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为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基础。
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还必须回答作为理论的哲学与实践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通常的解释中，总是把理论的功能归结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则在于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这种解释中，理论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其“现实性”（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理论的根本功能则在于其“指导”作用（以合乎规律的认识指导人的实践活动）。应当说，正是由于仅仅把理论对实践的关系归结为“指导”作用，造成了“张文”所指认的那种普遍现象——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
在对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忽视甚至无视理论的批判功能，而这恰恰是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特性。马克思一再强调，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他的理论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不仅仅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实践的“批判”作用。伽达默尔在其《赞美理论》一文中突出地强调，“理论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它对实践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因而是对实践的“反驳”。这才是理论的最根本的“超越性”。
理论的这种“超越性”，从根本上说，仍然是源于理论自身的基础——实践——的超越性。实践作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活动，它要把现实变为非现实，把非现实（理想）变为现实。这就是实践的目的性要求，也就是实践的超越性。源于实践的理论，集中地体现了实践的目的性、理想性要求，因而理论总是否定既有的实践，在对实践的“反驳”中把人类的实践活动推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
理论对实践的“反驳”，从根本上说，是对实践活动的价值排序，也就是对实践的“选优”活动。现代哲学的具有革命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从“层级性的追求”，转向了“顺序性选择”。在传统哲学的层级性追求中，作为理论的哲学，就成为“陈文”所指出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原则”；而在现代哲学的顺序性选择中，作为理论的哲学就构成了对实践的“反驳”，也就是以价值排序的方式对实践进行选择。“为创立新的世界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根本的出发点，对人们的诸种实践活动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进而为实现这一“核心主题”的理想目标而作出最为合理的顺序性选择和安排。在我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的最深层的依据。
四、重新解读与重新领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肯定“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究竟何谓“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如何“解读”德国古典哲学？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虽然一直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缺少令人信服和富于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俞吾金的文章（以下简称“俞文”）的出发点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新解读将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重新领悟”。通过“重新解读”德国古典哲学遗产而“重新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这个主旨本身就是重大的、深刻的，因而是一项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
“俞文”的切入点是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界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费尔巴哈哲学是否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 “俞文”在考证和分析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在恩格斯的语境中，德国古典哲学指称的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不包括在里面”。这个结论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提出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既然费尔巴哈哲学不包括在德国古典哲学范畴中，那究竟如何准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呢”？其二，不包含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哲学的主要意义在哪里？究竟应该怎样概括和表述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首先讨论 “如何准确评价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俞文”突出强调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是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并不存在着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后，从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历史研究，或从唯物主义辩证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用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去改造和提升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解释路径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作用并不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
“俞文”的这些基本认识，对于深入探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能否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通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能否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而改造和提升黑格尔的辩证法，三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是否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俞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究竟如何评价费尔巴哈的“历史作用”？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如果借用“俞文”的“后德国古典哲学”的提法来探讨费尔巴哈的 “历史作用”，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讨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即：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运动的完成”之后，“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已经给出了系统的、明确的回答。恩格斯提出，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我们的狂飙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及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那么，这个“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费尔巴哈比“任何其他哲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都大”？恩格斯认为，“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在于全面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这应当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哲学意义。然而，“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又应当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出发，恩格斯阐述了费尔巴哈哲学这个“中间环节”的“历史作用”。恩格斯指出，“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正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要求，把大批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宝座”，因而起到了巨大的“解放作用”，也就是它在马克思恩格斯“脱离”黑格尔哲学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哲学的“解放作用”的同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即：“费尔巴哈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恩格斯说，“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 因此，我赞同“俞文”的这个观点：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既不能直接走向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直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走向马克思创立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和内涵的辩证法。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源于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哲学，反而是源于唯心主义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并不是超然世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最重大的时代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讨论，马克思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究竟汲取了什么？”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探析
对于哲学思想进行理论分析都要以对于哲学史料的论文联盟正确了解为依据。如果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那么，所谓思想分析就将成为“游谈无根”的臆说了。所以，对于史料的整理研究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工作。本文列举几例对史料的研究，作为对哲学史研究之方法的简要阐述，以求为研习中国哲学带来一些新思维新方法，更有利于中国哲学的传播与发展。关键词：史料分析 中西比较 怀疑与实证在西方哲学家的眼中，中国并无哲学，有的只是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所以西方哲学家往往以哲学史就是哲学来界定中国哲学。但哲学史真的就是哲学吗？非也。但要研究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就非得从哲学史着手不可。学哲学首先要学史，这是基础之基础。知道了历史的大概脉络，了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我们更好地研习产生于当时社会的思想是十分有益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有着自身的社会背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何去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它，这就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在中国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各种伦理思想，有儒家、道家、墨家等十大家。各个思想理论的提出，都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特点，都是一个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的稳定系统，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历史惯性运动。虽由少数圣哲贤人提出，但反映和代表了一个阶层乃至广大群众都可接受的思想倾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是一定的社会经验得以传播和积累的中介。它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不可回避的，只不过不同的阶级对它所采取的态度不同罢了，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是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较为常用的方法。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中，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杰出代表，他们援西入中，运用西方哲学的眼光、概念以及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对哲学史史料进行研究与鉴别，因为要研究中国哲学，对哲学史史料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冯友兰在他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的开篇即指出：哲学本是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此为原则，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包含宇宙论（包括本体论和狭义的宇宙论）、人生论（包括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等）和知识论（包括狭义的知识论和逻辑学）三部分。他进而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哲学的内容决定了哲学史史料的范围：中国古人及其著述凡论及此范围之内问题者，即是哲学史史料，否则不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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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解决方案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通过界定哲学的内容，从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史料范围。而张岱年则指出，从西方哲学的视角看：总各家哲学观之，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张岱年关于“将哲学看论文联盟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方哲学”的看法很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因此，从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来看，有两个需要予以努力的方向：第一，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应该发展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地位；第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术背景，从这些背景中去发掘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丰富“中国哲学”乃至“哲学”的内涵。前者主要涉及哲学观念的转变，而后者则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揭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他说：“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到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到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到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梁启超认为，清一代二百余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所谓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以“复古”为其基本特征。由此可见，清代思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不过所谓的复古，又非完全是复古，而是扬弃。运用扬弃之方，即既批判又继承的原则，肯定历代思想中的精华，清除其中的糟粕，对于精华我们要发扬，对于糟粕我们要弃之，以免其危害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了解了历史背景，就开始关于对史料的搜集、堆积，整理工作是对搜集的史料进行筛选，确定史料的范围，进而对整理的史料进行调查、辨伪、考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上记正统派的学风，首列四条：“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已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从他的这段话，便可见清代学者的一种实证精神。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此集中于对史料之分析者甚微，然此法却为众法之精艺，以援西入中之思想考究史料，借鉴西方较为进步之思想对史料进行分析整理，运用怀疑与实证的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当代研习中国哲学树立一个好榜样。转贴于论文联盟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
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ldquo
;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一、中国古代色彩的“青色”光学原理
中国古代色彩文化观中存在着“尚青”观念，这在中国古代色彩思维观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让我们先对“青色”的科学特性作一个分析。青色（以靛蓝为典型）是490-440毫微米波长的“青光波’（蓝光波），它在人眼视网膜上的成像位置最浅，在空气中辐射的直线距离短。和红色、黄色相比，“青色”是最能让人眼久视的颜色。因此在色彩光谱中“青色”（蓝色）是人眼的“亲和色”。从中国古人生存的外在环境特征来看，“青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生理和社会心理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反馈。中国古人的“尚青”倾向更是由大自然“青色”绿色生态而引发的。它是人类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哲学的最高境界。“青色”它象征着自然生命和绿色生命。中国哲学的“道家”也是主张师法“自然”的。道家尚“青”、“静”、“阴”、“隐”，以上这些现象正是于“青色”的文化品格相吻合。而以道家哲学为依据的中国传统诗文书画正是把“师法自然”作为艺术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由此可以看出道家也是最崇尚“青色”的。“青山绿水”、“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无墨千古画；流水无旋万古琴”常被用来形容文学家“咏绿”、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与精神境界。
二、中国古代色彩哲学思维观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先秦哲学、两汉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的四大哲学体系。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商时代。早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苑》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属于五行哲学，“五行”中的色彩象征，表现出中国古人以自发性哲理，从天地四方和自然物质基本属性在四季变迁中宏大的时空变化进行倾向性色彩把握。中国远古先民们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而衍生的对色彩的“尚青”倾向表明中国传统的色彩属于象征性的色彩表现体系。这种内在的色彩思维性质与外在的宏观宇宙相对应的密切关系是中国色彩象征性表现性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宇宙万物客观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中国古代色彩观属于五色和丹青色彩体系，“五色”即青赤黄白黑，丹青即红和蓝色，它广泛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及中国工艺美术制造方面。《考工记》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一部手工艺制造的理论专著。其中就有记载中国传统五色在织物练染技术和服饰运用的历史文献。《考工记》中的“设色之工五”即“画、缋、钟、筐、巾荒”五个工种，它们均与练染、纺织工艺密切相关。这种专业分工，标志着当时社会对服饰美化及服饰生产的专业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除“巾荒氏”、“钟氏”外，画、缋、筐三工属施彩。“画缋之事，杂五色。”“画缋”是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局部涂画，或用彩丝刺绣，形成图案花纹。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可见《考工记》中对五色所代表的天地宇宙时空的方向已有了明确界定。人们赋予五色深邃的哲学内涵。到了唐代人们将服饰与中国传统色彩联系起来。并产生相应的哲学观念。天皇氏尚青、地皇氏尚赤、皇帝氏尚黄、金天氏尚白、高阳氏尚黑，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解释宇宙生存的理论核心。并与白、青、黑、赤、黄相对应起来以表示西、东、北、南、中五方。把季节与颜色对应起来：把夏与赤、春与青、秋与白、冬与黑相对照。唐代人们把中国传统色彩运用于服饰，规定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以上事实证明唐代人们已把色彩与宇宙时空联系起来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贯穿在一起。色彩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成为我国历代服饰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建筑色彩，中国古代建筑色彩南北方形成较大的地域差异。这和中国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密切相关。北方建筑强调色彩的对比，色彩具有鲜明活泼的特点。北方的古代建筑以朱红和蓝绿色为主要色彩基调；而中国古代南方的古代建筑色彩往往形成淡雅柔和的审美风格。以粉墙黛瓦、墨绿的梁柱为主要色彩的审美特征。这些色彩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运用法则则具有“意象性”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的文化思维有“意象性”特点，表现在色彩观方面则具有意象色彩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特征，因之笔者将沿着意象色彩方面展开探究。从色彩的主观属性来讲，色彩象征是东西方各民族运用色彩的主要精神内容和依据。而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属于主观和想象的色彩范畴，这种表现特点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儒道家哲学特征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纽带。
远古时代的先贤们，更是用色彩来“抒情”、“言志”，他们深悟“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的哲学意蕴。同西方的色彩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色彩观则更趋人类艺术精神深层次的超前表现性。他们在中国史前的原始的岩画、崖画、洞窟壁画中普遍使用寓意性的色彩符号，表达了他们对远古宇宙洪荒的审美情感体验。中国古代画家源于自然而产生的意象色彩思维观表现出他们通过绘画实现自我精神超越的审美价值取向。而作为意象色彩观中“五色”色彩体系中，“青色”被排在“五色”之首。表明中国古代色彩画家对“青色”有一种特有的钟爱。“青色”作为一种特有的“青色文化现象”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并作为一种至高的古代色彩文化价值观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重视。翻开中国古代美术史典籍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青绿山水、青花瓷器、蓝印花布、历代平民的“青衣蓝衫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绿色的“吟咏”；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青色人文景观设计理念无不渗透着青色文化的观念。我们再来考证一下中国古代的瓷器文化史。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中的大宗品种，也是单色瓷器流行时间最长的品种，堪称中国“青色文化”的标志；蓝印花布是花布中唯一的单色花布，历史悠久且广泛流行于民间，和中国布衣的“青衣蓝衫”现象一同构成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主流。中国的山水画自两晋隋唐以来一直以青绿山水为主，且具工笔重彩风范。其色调直取大自然之青调。表明中国古人爱山水爱自然，也意味着爱绿色。《中国美术辞典》青绿山水条载：“清代张庚说：画，绘事也，古来无不设色，且多青绿中国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设色画中先有重色，后来才有淡彩。”李思训是唐代工笔山水画的一位代表性画家。他师承展子虔青绿山水画风，创金碧青绿山水之先河。其画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色彩明净典雅工整富丽，富有装饰性。他的代表作《江帆楼阁图》堪称是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史上的杰作之一。盛唐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由工笔山水转向文人水墨山水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山水画在中国山水画史上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诗歌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的无以数计的“青色描写”，也体现出中国古人亲和于“青山绿水”的审美心理倾向以及浓郁的“青色”观念。其“青色”观念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山水、古典文学中大量的“咏青诗句”和“青色描写”（如：青青杨柳、草色青青、绿水青山、春风又绿江南岸等，数不胜数）一脉相承。以上现象足以表明中国古代的色彩观中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
三、中国古代色彩“尚青”倾向的文化渊源
色彩是一切视觉艺术、视觉文化的第一要素。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平凡事物中发现色彩变化之美。并对色彩的物理特性和审美特性进行审视，从而唤起人们对色彩的情感体验。赋予色彩以各种文学哲学寓意。我们从对中国古代传统色彩的考证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色彩存在着明显的“尚青”倾向。如常用词“丹青”、“青史”、“万古常青”、“青春”、“垂青”、“青睐”。“青史”之“青”固然与竹简的竹片原色有关，但“丹青”乃取“丹青”颜色之不易推色之意，用它写史可以表示永恒的寓意。古人认为“青色”是一切颜色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必然）。“青色”是古人心目中具有色彩象征的隐喻。青字从丹，说明“青色”在五色体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把丹色归入在“青色”观念之中，“青”统摄着“丹”。这表明古人对中国“五行”色彩已有对立统一的意识了。依笔者所见，青可以代表色彩中的“丹青”之意，而丹青在古代又指一切色彩，于是“青”就成为一般色彩的代名词。另外“青色”在古代“五色”中居五色之首（青、赤、黄、白、黑），中国古代色彩观用“青色”来代表“中国古代色彩的标准色”也是合乎情理的。古人重视“青色”表明古人在色彩思维观中“以青为主”、“以青统色”的独特色彩观念。“青色”在色彩思维中居于核心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在色彩表现上趋向于“质朴而单纯”的原因所在。这和中国古人的色彩观、哲学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再来分析一下“青”的衍生字。中国古代色彩观是一种哲学观，它和传统哲学中“生”的范畴是分不开的。《说文解字》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即认为“青”字从“生”。这表明古人从大自然植物生长时呈现的“青”色而赋予“生”（生命、创生、生生不息、生长、生活）的哲学内涵。“生”，是生命、生长、生发等意义，但它的意义恰恰也是从“青”颜色的启示而得到的。“生”与“青”在象形色彩两方面同出一源，都源于人类对植物的观察和视觉思维、色彩思维。于此，形象思维与色彩思维同源，观形和观色同“源”。因之“青”，生也，“生”，青也。“青色”与一切生命之“生”的哲学意蕴水融；再来看“青，丹青之信必然”，说明古人把青色看成一切色彩的必然颜色。《说文解字》训：“分极”，意即“标尺、标准”。也就是说：“青色”是一切颜色中“真实可信”的标准色。“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无疑是古人丛观察体验色彩现象中的“青颜色”而得到的色彩经验与视觉审美感受，也是一种对青色观念的抽象表达。“静”，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静”与中国古代色彩现象中的“青色”观念十分密切。“静”，从“青”。“青”作为“静”字的义符，无疑与青颜色相关。《说文解字》曰：“静，审也”。徐锴注：“静，丹青明审”。王筠注：“彩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两者训义一致表明，中国古代“静”的概念直接与色彩现象相关。“静”字从青”，且“青”通“静”，说明“静”与“青”在颜色上有关联之处。“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更反映了中国古人能够体验到青颜色具有宜人眼的特性，并从中体验到静思的能动性“审”而得到的视觉审美感受。从而实现主体之静与客体之静的哲学高度统一――“静”范畴。“静”范畴在中国古代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除“静”字外，还有一组和“静”字有关的字如“情”、“清”、“睛”、“倩”、“靓”等它们都以“青”字为部首。或用其声，或涵其义，大多与“青色观念”有关。“情”，据《说文解字》训“人之阴气有欲者”。“静”通“情”，“青”通“静”，因此“情”于“青”意义相通。“清”，作为哲学名词指“冲和之气”。“清”通“青”如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引叶德炯日：“清”、“青”古通。可见“清”与“青”有着缘渊关系。以上所举的一组“青”的衍生字从字义上似乎相差较大，但它们确实给人们传递着类似于“青颜色”的色彩思维信息。古人由此而引发“青”，生也，丹青之信必然”、“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等观点。说明中国古人已将色彩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同样表明中国古代色彩“青色”观已于人类生命宇宙现象息息相关。
四、对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色彩的“尚青”观是中国古代色彩中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文学家、艺术家们把这种现象视为他们自身追求的精神皈依。中国古代艺术家们一贯以丹青作为对色彩的形容，色彩被看作是一种影响人们心灵的力量。“青，丹青之信言必然”真是古人对“青色”作为“标准色彩”的普遍信念。“青色在中国古人眼里成为观察和认识事物“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理想价值标准。当然，应当指出，中国古人“尚青”，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青色”的偏执。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论中就有“色无一文、五色错交而成文、色里胶青”的论述。中国古人以“丹青”、“五色”来形容色彩现象，说明中国古人对色彩的唯物辩证思维观。只不过“青色”在“五色”中更具有理性与标准色的色彩意味。这正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出于自然而归于自然”不谋而合，这也是中国老庄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色彩通观中的有力佐证。体现了中国古代色彩“尚青”观在中国古代色彩观中的核心价值地位。
一、哲学的综合与创新
在张申府先生的哲学视域里,当今世界众多的哲学流派中,有三大哲学堪称世界哲学之主潮,代表了人类理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一是以罗素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基于现代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一是以列宁为代表,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基石和哲学精髓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人本主义哲学。对基于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张申府先生是有所肯定和赞赏的。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注重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注重算术逻辑(即数理逻辑———引者)解析法”,有助于使哲学的前提清楚明白,从而使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切实具体”。(参见《思与文》第92页)同时,张申府先生也强调唯物论的正确性,指出“世变代更之际,总是先有怀疑论,继有唯物论,中外古今以来,历历不爽”(《思与文》第54页)。以张申府先生之见,怀疑主义是“消极的”、“破往的”,有助于打破和超越传统;唯物主义是“积极的”、“尊来的”,有助于推进和构建未来。所以,“只有怀疑而不继之以唯物,必归于幻灭。但要建来,而不只尊来,又须以唯物为是体现理想”(《思与文》第54页)。这里对于怀疑论、唯物论的评介十分独到。但有一点似乎有些费解,何以说“唯物是尊来的”呢?如果联系科学进化论来解读这句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化论从物种演变的客观事实出发,得出了物种进化,今进于古,后胜于今的结论。把进化的观念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亦当能得出“尊来”的结论。张申府先生不仅主张“尊来”,而且更强调“建来”,这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进化观,升华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这里我们说“超越”和“升华”,主要在于“建来”需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遵循科学进化论来推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尊来”不免流于自发盲从地相信科学结论。关于世界哲学的未来走向,《家常话》第二九九节中作了集中阐述。张申府先生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立场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他指出:“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思与文》第128页)按照他的理解,“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张申府先生深信,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孔子的仁学)与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逻辑分析方法)及马列主义的哲学精髓(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三大哲学的互补、融通与综合创新,不仅代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新中国哲学”,而且可以开出代表20世纪世界哲学主潮的“新世界学统”。对张申府先生上述哲学构想,张岱年先生十分认真地评论说:“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将中国的优秀传统与西方近代分析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融会贯通、综合起来。这一观点可能有人认为是可笑可怪的,但是吾兄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的。我认为,尊重每一个学者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应是百家争鸣方针的应有之义。”(《思与文》序)平心而论,张申府先生“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构想是确然有见的,张岱年先生的评论也是实事求是的。事过境迁,如今中国哲学界日益强烈地要求走出狭窄学科视域,寻求中哲、西哲、马哲三学融通及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交流、对话的呼唤和探索,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今中西之辨
关于中西学术和绘画艺术之差异,张申府先生指出:“中国学偏人事,中国画长山水。西洋学长自然,西洋画擅人物。是可见,自然之事,山水人物,两方面都不可缺。缺于此者,必求补于彼。只是,中国画山水,只是赏山水自然之美,以陶冶人的性情。西洋画擅人物,也未能克治人物人事的恶,而善用自然的力量。”(《思与文》第33页)这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现了张申府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与互补的基本立场。古今中西之辨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关注的基本问题。对此,张申府先生的基本看法是:“古之弊,贱今而贵古;今之弊,轻中而重西;西之弊,察天而忽群;中之弊,贵人而遗物。”(《思与文》第62页)这四个排比句之间,原文是句号,且上下罗列为四行,很像是尚待发挥的四个段落的提领句。这里把它排列为一个整体段落,四句话之间标为分号,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这段话,张岱年先生十分简要地评论说:“此言虽短,却具有深意。”(《思与文》序)张申府先生关于古今中西之“弊”的这段话,其逻辑形式颇类《荀子?解蔽》篇中对先秦诸子之“弊”的评论。究竟其“深意”何在呢?笔者认为,其“深意”就在于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扼要而深刻的反省与总结。所谓“古之弊,贱今而贵古”,指自古以来,特别是经学时代中国文化崇尚道统、好古博今、因循保守的历史弊端,造成了中国文化近代进程的迟滞,致使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只能被动应付。所谓“今之弊,轻中而重西”,指晚清以降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妄自菲薄、步步西化的弊端。“新思潮”因丧失民族精神本源而难以根深叶茂茁壮成长,结果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萎缩。对此种偏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学人也有深切的洞察与批评。所谓“西之弊,察天而忽群”,值得深思并须特别加以解析。此中的“天”指自然,“群”谓社会。是说近代西学或西方文化,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探索,科学技术繁盛发达;而研究探索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严复谓之“群学”)相对不够突出。说西方文化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繁盛发达,似乎国人皆知,无庸辩言;而说西方文化“忽群”,不重视社会科学或“群学”,似乎有些费解。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当时翻译的“汉译世界名着”来看,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今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今名《国民财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名《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名学》等,都是一流的社会科学着作,怎么能说西学“忽群”呢?应该说,张申府先生的英文造诣及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学人中是一流的,断不会轻易下次断语。这里存在一个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时代性误差”。这个“时代性误差”与当时造端于欧洲、波及世界的两次几乎“灭绝人寰”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在不到三十年之内一连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如何观察西方文化带来了文化心理上巨大的震撼,思想文化界普遍形成一种“西方文化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18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中有深刻的烙印。二梁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物质文明”或“心与物”二元对立的文化,此种“物化”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世界的未来将是“东方文化”或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张申府先生上述言论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所说的“西之弊”,同样蕴含了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偏颇的思考与认识。“忽群”或许是指西方近代文化对人类共同生活理想缺乏深入的洞察和构想。孔子的仁学和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苏俄社会主义文化或许可以弥缝此种缺陷。所谓“中之弊,贵人而遗物”,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技”,重“德”轻“艺”、重“人文”轻“自然”、重“综合”而轻“分析”的泛伦理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对“物”或客观事物的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又恰恰是西方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优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优长。基于上述对古今中西文化长短得失的思考,所以张申府先生要“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诚如张岱年先生所感慨,此种未来哲学的构想不是随便出口的话,更不是浅识者所说的“可笑可怪”之论,而是“认真的”,它蕴含了一代哲人的良苦用心!
三、民主、理性与新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张申府先生旅居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思与文》中对“民主”之义也多有阐发。他指出:“民主有三要点。一、大家的事大家来作。二、根据大家的意思作。三、我做不好,即负责而去,让别人来作,予别人以机会。”(《思与文》第96页)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根核。他说:“理性是民主的精神。……什么是理性呢?那就足有五特征:一、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二、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味,或其所关联,所姻缘。三、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四、能分析,能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五、承认有它,作面面观,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思与文》第96—97页)与“理性”相反的是非理性,具体表现为“成见”、“偏见”、“独断”、“武断”、“迷信”、“盲从”、“放纵感情”、“任称嗜欲”、“意气用事”、“过分”、“失所”、“不当”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是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依据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的特征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辨析,可以将“理性”概括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其核心要素即重事实、明事理、尊重他人。民主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制度化,理性是民主制度的精神,离开了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就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清末民初直到三十年代种种宪政和民主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迟迟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不是没有立法、制度和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鼓吹宪政的人或实践宪政的当权者,缺乏理性的品格。联系这一点,我们感到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与民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张申府先生还谈到理性与人的情欲、生活习惯的关联,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认为“理性”不是不要情欲,而是以理性来调理情欲,使之适度而有条理。又说,理性既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作为“世界本原或力量”的绝对精神,也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先验的“良知”,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的习惯”(《思与文》第97页),此种作为“生活行动习惯”的理性,是十分值得发挥显扬的。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源于生活和环境的磨炼。常言道“经一蹶者长一智”。他说:“人的理性,也是由经蹶长出来的。换言之,就是由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生存与生活的需要,给迫出来的。是‘天生’的,也是‘人生’的,可绝不是生来就有的。”(《思与文》第123页)关于理性与理智之不同,张申府先生说:“理智是秋水无波的寡妇,理性是饱经世变的哲学家;理智是一种机能,理性则是一种态度、习惯。”(《思与文》第30页)原文各分句间都是句号,这里根据语义重新标点。这里对“理智”与“理性”做了两层比较。第一层文学色彩较浓,但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强调“理智”是排除主观情感的客观的认知能力,理性则属于基于实践经验和社会磨练积淀而成的人生智慧;第二层意思是说,“理智”属于生活的工具与技能,亦即今天所说的工具理性;“理性”关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属于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智与理性在思维结构中定位不同,两者是体与用、认知与价值、工具与目的之关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五四时期一再拔高的西方理性传统,张申府先生并不盲目遵从,甚至认为自古希腊阿那柯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笛卡儿、休谟、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