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3 21:56: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文论 气 文气说 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多至难以计数，梳理起来障碍重重。然而这些范畴并非无章可循，它们之所以数量众多，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由为数不多的元范畴衍生出若干子范畴，子范畴又进一步交融衍生出更多的范畴。例如：“气”、“味”、“韵”、“象”等元范畴经过交融形成“气味”、“气韵”、“气象”、“韵味”等子范畴，在“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意境”。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标志着“气”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个范畴，因此“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西方哲学中“始基”的意义。然而后世学者对于曹丕的“文气说”却人言人殊，为此我们将追根溯源探讨“气”是如何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并深入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本，探究“文气说”的真实内涵。
一、“气”作为文论范畴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气”一直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处于不停的演进之中。
（一）“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如：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老子》提到的“一”即是“元气”，“阴”、“阳”即是“阴气”、“阳气”。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一般认为宇宙诞生于混沌的“元气”，然后分化成“阴气”与“阳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降为地，天地交泰化育万物，于是万物就遗传了阴阳二气的基因，只有万物之中的阴阳二气相互和谐才能存在、发展，否则就走向毁灭②。
（二）“气”作为人的生命之源泉，如：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③
《管子・枢言篇》：“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④
“气”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作为万物灵长的人自然也离不开“气”。上面的几段话虽出处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普遍认为“气”为生命之本，人为精气凝聚而生，精气一旦散失，生命就随即逝去。
（三）“气”作为道德意义的“正气”，如：
《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⑤
古人认为人秉“气”而生，“气”自然也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于是孟子“浩然之气”的提出自然不是意外。虽然郭沫若在《宋尹文遗著考》中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源于《管子・内热篇》的“灵气说”⑥，但孟子的“养气说”毕竟是改造了春秋以来关于“气”的学说并赋予了儒家道德含义，成了具有道德人格含义的浩然正气。这不仅影响了后世以人物品藻为代表的对人格精神的审美，而且催生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并对古代文论探索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也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四）“气”作为人进行精神活动的原因，如：
《淮南子・原道训》：“今人之所以……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⑦
班固《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⑧
通过上面的两段话可以看到，到了汉代人们认为人之所以能产生情绪、情感，乃至更高的审美活动、认知活动，都在于“气”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气”由孟子的可以外溢于天地的道德人格之“气”向人类精神的进一步深入。
（五）“气”作为人的个性、气质，如：
王充《论衡・命义》：“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⑨
刘邵《人物志》：“静燥之决在于气。”⑩
汉末魏晋时期的战乱及儒学的势微，造成人们感慨于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促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气质、才情、风度的体察和追求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人物品藻盛行，以“气”论人的现象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人物品藻对于人的禀性、气质、才能、情性的辨识逐渐影响了文论家对作家气质、个性及才情的认识，因而“气”、“神”、“韵”、“风”、“骨”等用于人物品藻的品鉴标准，在随后的文论著作中都一一转化成了文论范畴。
二、曹丕《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
“气”经历了从自然有形的云雾水气到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气”，再从生命存在的本源到具有道德意义的“浩然之气”，最后才由支配人精神活动的“气”及作为个性、气质的“气”转化为作为文论范畴的“气”，于是就有了《典论・论文》的“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
然而对于曹丕“文气说”的“气”的解释，后人却众说纷纭：
黄侃认为：“文帝所称气，皆气性之气。”{12}
罗根泽认为，“文以气为主”、“徐质庇衅肫”、“公钟幸萜”的“气”，指文章的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的“气”，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
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气’，是指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形成的特色。”{14}
叶朗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气”，就是指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5}。
罗宗强认为：“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是指作者的气质情性而言的”{16}。
袁济喜认为：“曹丕‘文气说’的‘气’的确切含义是指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内，它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的风格特点。”{17}
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涵义。总起来说，它是文学家的气质、个性、才能和文学家所要表现的情感的统一，这四者在文学家的创作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当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表现于文学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所得的作品中时，它就是中国古代美学常说的‘气势’。” {18}
可见“文气说”的“气”在后世阐释者那里显示出多义性与含混性，这些解释涵盖了作者的先天禀赋及主体精神、作品的风格、作品的语言等诸多方面。为了正本清源，深入理解《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我们不妨返回文本逐句探究“气”的理论来源及确切含义。
（一）“气”为“文”之本
如前文所述，“文以气为主”的提法是由在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哲学范畴――“气”纳入文论中的产物，因此有理由说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最早是文学本体论。
（二）“气”分“清浊”
先秦时期气分阴阳，阴阳化为天地的观念是普遍流行的，有时候“阴阳”又会表述为“清浊”，例如《淮南子・天文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19}后来“清浊”又用来指称道德品行的好坏，如王充《论衡・骨相》：“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20}这些观点促成了曹丕“气之清浊有体”的提法，在这里“清浊”究竟所指为何？在曹丕稍后的袁准在《才性论》中作了解答：“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美？浊气之所生也。”{21}
（三）“气”由心生
曹丕以音乐比文章，这明显受到音乐理论的影响。《礼记・乐记》就有这样的论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22}这段话主要阐述了乐由心生、不可以伪的观点，特别是提到了要将情、气、神调节到和顺的地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音乐不只是曲调、节奏等技术问题，这与“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是同一个意思――气由心生。
（四）“气”作为作家的先天禀赋
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人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这种才气、个性是由自然禀赋而得，不是后天努力可以达到的，并且接着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是说这种先天之“气”是不能传授给他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曹丕通过对人先天禀赋中清浊的划分，深入到对作家的才气、个性的认识，而这一观点正是在吸收《论衡・率性》中“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的基础上提出的“天才论”。叶朗先生所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就是作家的天赋或天才。
（五）“气”作为风格
正因为每个作家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所以文章中就会自然流露出作家本人的才气和个性，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所以曹丕举例说：“徐质庇衅肫……应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之妙，有过人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才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
（六）“气”作为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中提到“徐质庇衅肫”，李善在《文选》注释中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忠嘤兴估邸！币簿褪撬敌稚长于齐地，他的文风受到齐地风俗的影响，体现出一股齐地特有的习气――舒缓之气。可见，曹丕不仅认识到作家的才气、个性对形成文风有关系，而且认识到作家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文风的形成。
（七）“气”并非语气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论述了佛经翻译对汉语声调的影响，并考证了真正将汉语声调自觉应用到文学创作已是南朝的事了{23}，因此罗根泽先生将“齐气”、“逸气”解释为文章声调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含义。由于中国古人向来注重感悟而不重概念分析，因此使用概念、范畴时不做清晰界定，致使后人对于进行曹丕“文气说”阐释时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气说”的阐述只有区区几十字，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系统，这又为后人进行过度发挥留下了巨大余地。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是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因此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必须在其“文气说”系统的意义上把握，否则就会以点带面从而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地步。要把握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的确切含义就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否则便会陷入过度阐释的泥淖。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4.
②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35-136.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9.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1.
⑤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62.
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外二种）・青铜时代・宋尹文遗著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42.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
⑧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435.
⑨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5.
⑩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4.
{11}蔡印明，邓承奇.古文论选粹[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18.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8.
{1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379.
{1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19.
{1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30.
{17}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2.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1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20}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72.
{2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
论文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本质论。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是客体性的,其文学本质论因而也是客体性的。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这种客体性起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从属于各自的文学本质论,并最终从属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除客体性本质论外,也有相应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柏拉图的创作论主要是灵感论,指模仿和分享理式的诗人是在“迷狂”状态下创作的,即依靠“神力凭附”而“代神说话”,那神就是最高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更丰富,主要体现在戏剧理论中,包括对情节、性格、典型、有机统一性及虚构等的论述。两人的文学创作论都是根基于相应的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和哲学本体论的,所以都显出被动性,柏拉图的创作论尤其如此(他的灵感论与近代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的灵感论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像近代文学创作论那样,后者基于当时的主体性认识论,因而显出很强的主观创造精神,并构成近代文论的主要内容。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文化景观设计语言
1.制器尚象造物观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的设计哲学里面“制器尚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并且它对于器物的象形寓意造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邓樵在《通志器物略》中认为器物的造型、装饰是本于自然的万象，故而提出了“制器尚象”的命题。他列举：“器之大者莫如罄，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罄，或为大气，而刻云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舞，最小莫如爵。按：兽之大者莫如牛象，次之莫如虎，制尊象牛，极大者象象”[1] 。而这一点在秦代的园林中的“法相天地”观念中也有体现，秦代的宫殿的形制也正式在这样的观念下产生了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紫薇殿，象征蓬莱仙境的三山格局。在康熙三十六景中的“香远益清”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景点的名字来源于《爱莲说》中莲的意象表达。
2.制器尚象”与生态设计理念法自然之间的关系
观象制器，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的却含有创造性思维，这恰好是顺应在思维上的反映，可以说，先秦器物设计思想在对待宇宙自然态度的问题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天人合一一种本质一一积极的顺应：顺应宇宙自然、顺应现有的知识经验。器物的形式是以能够表达人的内心感受为标准。首先是顺应材料，这一点能够从《考工记》关于“审曲面势”的提法中得到精确的反映；其次，要顺应宇宙自然，包括“天时”“地气”，也包括作为装饰母题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还包括作为模仿对象的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等等；它也顺应时势变化、使用经验的积累，甚至制作传统等。观象制器可以被视为是对先秦器物设计思维特征的表述。而这种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地却含有创造性的思维本质上就是顺应，或者不如反过来说，这种思维恰好是顺应的本质[2]。
“制器尚象”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将器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引起人们对自然的联想，对“道”探求的渴望，“器”则成为解读和传承宇宙间万物之“道”的载体。道家“法自然”的说法，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后者所对应的方面更广泛一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法”，应该为“效法”或“遵循”之意。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3]，在“制器尚象”思想的指导下，对自然的观察与抽象，反映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对外形特征及神韵的模仿，来表达借助自然之力避邪、崇拜、吉祥等的美好愿望，而较少由其结构去探求模拟以达到某种特定的功能，来满足人类使用的需要。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是为了探索和模仿自然界中外在和内在的形式，更好地适应功能的需要，更明确地体现设计意图。
这正是生态设计所遵循的设计思想顺应自然维护其已有的斑块、廊道、基质的做法。正如《园冶》所说“宜设而设精在体宜”，就是反应的这样的道理，顺应地形原有的地貌特征，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去改造自然。这点和当今的生态设计是如出一辙的。所以现代的生态设计在强调生态的要素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总领和统筹的观点。
3.象的含义与景观设计语言
3.1 象的含义与古典园林中象的精神内涵
“象”在内容上有三层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象可以是自然物的形象，也可以是人造物的形象，是外在事象；象理可以指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指人造物的道理，甚至是造物传统中的基本规范；象德则多指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因此，观象制器所顺应的就是外在于人的所有一切[4]。
张孟常女士在她的“分期研究”中提到器型制作的两种情况：1.模仿自然物根据对象物性质和器皿自身的比如结构特点创造。作为和社会制度、精神生活同为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的器物，与其他两个因素一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在与其他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蕴涵了人类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并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的人类生活形态、需求情况、社会状况、技术与生产方式，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等等[5]。
3.2 象的精神与文化景观语言
我们由于生态学渗透着对文化的质疑并将人类看做是干扰的外力和因素，因此纯粹的生态语言和方法对风景园林也是不充分的[6]。生态设计语言是表达生态景观的基本特征、基本形态、基本空间组合以及维持这些组合稳定发展的内在生态过程。自然生态景观是在自然过程支配下形成的由自然生态因子形成的景观整体，描述自然景观的语言是自然景观构成的要素、因子决定下的要素复合形成的生境和由生境组合形成的景观空间组合。1）建筑形态、组合与村落增长图式。2）土地形态与肌理。3）居住模式图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综合揭示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核心特征，成为人文生态和文化景观继承、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通过关于文化景观语言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前面所讲的象的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在我们文化和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4.结论
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结论：一，古代的设计哲学里“制器尚象”的造物观对我们当今的景观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生态景观设计的设计语言有待于丰富，人文景观是生态景观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环境高度统一的经验、价值观和行为体系，是在继承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景观。在开展生态设计的同时，如何继承传统而又区别于传统，我们可以从“制器尚象”这一理念出发，找到适合的人文景观语言。
参考文献：
[1]陈布瑾，胡锦.谈“带懦尚象”对器物造型的影响[J].装饰.2003年第8期第124期
[2]陈布瑾.由“制器尚象”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造型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3]皋陶谟.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4]赵农.制器尚象-备物致用.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思考[J]，装饰.2010.01（总第201期）：64-69.
论文摘要：华夏美学哲学是全球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恒久的人文精神价值。在中学阶段，结合语文教学推进美学哲学教育是提升学生基础素质的需要。本文就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推进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的必要性、基本内容及具体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引言
审美活动或行为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价值的历史文化景观。华夏美学哲学是人类文化景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先民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耕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美学哲学思想和理论，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构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价值。美学教育是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学哲学在型塑人类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于美学的教学和训练，一直是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从现实层面来讲，良好的美学素养不仅能够改善人的身心状态，而且在具体工作中能够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创造更高价值的目标。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阶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将会对其终身生命历程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应试教育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环境的影响，中学生中存在诸如价值观缺失、人文素质低下、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提升学生整体人文素养及传统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华夏传统美学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华夏传统美学教育的基本内容，第四部分讨论推进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具体措施，最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加强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学生基础人文素养的需要
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的软实力所在，是增进生命个体生存与发展质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过华夏美学哲学教育，学生可以认识先民理解美、创造美和追求美的历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从而将个体生命放在与宇宙万物共生的高度来理解生命的价值，培养一种大气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类右脑和左脑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和功效，而对于右脑开发则对于提高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显著作用。美学思维及鉴赏美、创造美的活动，正好是右脑的功能所在，经常性地持续地推进美学教育和训练，能够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从而有助于克服各类现实困难，取得创造性成果。
（三）传承传统文化和美学哲学的需要
中华美学是和西方美学具有显著区别的哲学体系，其显著的整体思维、气韵为先、刚柔并济等美学哲学理论和特点，和西方美学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反映了华夏先祖的精神风貌。这些精神气质和风貌，应该通过美学哲学教育传承下去。
（四）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础的需要
在当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学生毕业后走进社会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学哲学素养和美学哲学训练，能够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动中发挥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增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各类不确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损失。
三、语文教学中华夏美学哲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根据现行初中语文教材，选择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结合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知识来推进美学哲学教育，是较为可行的选择。笔者认为，根据华夏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适度给学生介绍如下美学哲学的内容。
（一）远古图腾
远古先民的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是理解人文先祖美学精神的源头。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在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实际上是巨大的龙蛇，这可以看做是中华先民“龙”图腾的开端。“龙”因其变化莫测、气象万千的形象和气质，能伸能屈、进退自如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华先民主要的精神寄托和审美意象。
摘要：“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深入研究这一范畴，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将历史的考察和概念性探索相结合，关注几个核心问题：（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研究的结论是：文气是审美和创造的总体整合力量，文气论是关于艺术创造的总体性理论。
关键词：文气；元气；美学范畴；艺术创造；概念研究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文气”是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一个基本范畴。自曹丕（187—226）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个概念后，“文气”论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它对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表现在其对文学和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气势、气韵、气象、辞气、神气、风骨、风格、格调、传神、入神、神韵等以及对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和书法的影响①。但是，如同许多中国古代美学概念一样，文气并没有清晰的定义，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也没能得到清晰的界定。历史上，众多学者试图挖掘文气的涵义，却未能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仍然为后人理解文气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然而，时至今日，文气依然难以捉摸，这似乎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当一个东方现象超越了西方理性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便被委婉而优雅地冠以东方神秘主义的称谓。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波拉德（DavidPollard）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文气。他的研究涉及了历史上探讨文气的主要学者，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以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没有对‘气’的性质和作用达成共识，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对‘气’有了正确的理解。”②
笔者认为，文气之所以难以把握，主要原因似乎是人们把主要的精力倾注于追溯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而不太愿意采用概念性的分析方法去研究其内涵与外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一般不常把它放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背景下考量，也甚少探讨其在文学创造的理论语境中的概念性意义。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印象主义的方式研究这一范畴在有限语境中的有限含义，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中国哲学和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下，运用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探究其在历史发展和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融合，并考察其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诠述学等方面的特征，以深入理解其性质和作用。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以及概念性探索，主要想探究以下几点：（1）文气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实践中的应用？（2）文气与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关系？（3）文气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美学意义是什么？（4）我们能否通过概念性术语来分析、定义文气，并对文气论进行概念化重构？
一、关于文气研究的思考
把文气作为美学范畴研究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是其无所不包的总体性，部分原因是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流动性。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文气跻身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对文学和艺术的内延和外涵都有所触及。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气的内延和外涵也一直在变更。学者们大多认同曹丕是文气理论的创始人，但对于他在理论形成中的确切地位则众说纷纭。当代一位中国学者甚至对曹丕是否将文气归类为美学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曹丕最初提出文气理念时重玄思而轻文论，可能仅仅用这个词来“区分文学作品的优劣”③。言下之意是，曹丕的文气不过是借用现存的玄学理念来解释文学现象。这个质疑不无道理。确实，文气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思想，在历史上也从未摆脱中国传统宇宙论的影响。这一质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曹丕的文气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还是玄学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借用？笔者认为，曹丕的文气已脱却玄学范畴，成了一个自觉的美学范畴和艺术范畴，这不仅表现在他已通过批评实践把玄学的概念“气”转化为美学的范畴“文气”，而且，文气与玄学的“气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这一不同之处可以在与玄学的比较中看出。对中国古代气论的概念性研究之深刻者莫过于宋朝的程颐和朱熹，无论是程颐的“道气观”还是朱熹的“理气观”，都没有摆脱把“道、气”或“理、气”二分的认识。程颐有“有形总是气，无形总是道”之说。④朱熹对气与道的关系也有相似的两分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⑤但是，文气既不是形而上的道或理，也不是形而下的器与物，而是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结合而成的美学概念，它既有超验性，又有内在性，既抽象思辩，又具体形象，既为体，亦为用，是“道气”并蓄，“理气”共存的概念。曹丕把有形之气与无形之道有机结合成一个美学范畴，使得中国美学实现了第一次的自觉，产生了既有玄学作为理论依据，又有批评实践作为支撑的美学原则。
然而，文气起初似乎侧重于作品中反映作者的写作天赋。曹丕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⑥在曹丕的其他作品中，文气被理解为作者才气的自然流露。曹丕以一个音乐演奏的例子来阐述他的文气观：“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⑦宇文所安（StephenOwen）对这句话做了恰当的评论：“显然，曹丕在此提出的类比指的是笛子或者管乐演奏，因此，‘气’的重要性既有字面含义又有引申意义。”⑧管乐演奏这个类比让后来学者自然而然将文气与汉语声调和诗歌韵律联系起来。因此，曹丕提出文气概念之后，一些学者将文气解释为声律。陆厥（472—499）在《与沈约书》中就采用了这一解释，他的观点显然是受到了在沈约时代流行的“声律说”的影响。⑨在陆厥和其同时代的学者们看来，声音是气的表现形式，气乃声音的精髓，那么文气就是声律。到了刘勰（465—522）的时代，对文学的自觉探索不仅将文气与作家的天赋密切联系起来，也将其与作家的个性在文字中的反映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全面探讨作家个性和写作风格的关系：
生态批评发展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至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有关学者认为，“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生态批评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的批评文论潮流，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二、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
1.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
生态批评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宗教传统或哲学视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理想办法，生态批评强调观点的多元性，这与生态的多元和宇宙观的多元是一致的。”有关学者认为，在对生态批评做全球性的建构时，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在当代社会，中国的生态批评家们研究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发现，“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池田大作、赫胥黎、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
2.多元的生态思想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多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着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和人类来源的朴素认识和天才猜，而且孕育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并为本地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哲学基础，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其中的生态伦理学本质。
“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以统一、和平、融合为主流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构建多元生态理论体系方面，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以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挖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来建构真正的多元生态理论体系。
三、结论
开放政策使中国学术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正日趋缩小与世界主流学术的差距。近年来在西方相继兴起的各种文学理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别介绍到了中国，而生态批评更是史无前例地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在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严峻的环境问题压迫着所有国家所有学科的学者，作为一个有蓬勃朝气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因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J].比较文学视野.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
一、学习与科研历程
近十多年来，作者一直潜心研究“中国大陆强震空间分布与时间周期分布”科学问题，属于个人专业爱好、个人自助和工作业余研究课题。本着中国微波之父林为干院士倡导的“要做一辈子研究生”的科学精神，执著追求，乐于其中。主要科研成果有：
1.1996年8月博研期间参加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北京），提交和报告论文《控制中国大陆地震活动的热通道网络系统》，并被收录大会论文摘要集。首次发现和提出中国大陆“软流层热通道与热通道控震网络”的概念及理论模型。
2.2009年12月参加“纪念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建所50周年―地球科学与防灾减灾学术研讨会”，提交和报告论文《中国大陆强震时空分布―软流层热通道网络与宝鸡上地幔热柱联合控震模型和全球地震11/30周期分布律》。
3.2011年9月参加中国物理学会2011年秋季学术会议（浙江大学），提交和报告论文《从全球地震11/30周期分布律揭示的时间新维度―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首次发现和提出“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模型。
4.2013年11月参加“第十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北京）；提交和报告论文《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获得“2013中国科技创新卓越成果奖”。南开大学数学教授、中国国学和易学泰斗、科学易派“北方易学研究中心”导师廖墨香先生称赞论文获奖“是当今易学界的一大喜事，可喜可贺！”。
5.2014年4月发表研究论文《长江流域重大洪灾事件11/30二维时间周期分布―“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应用实例之一》；首次给出了公元1560年以来长江流域（附珠江）重特大洪灾事件“11/30二维时间周期链”分布图式，并对2014年川渝湘鄂为重点的长江中上游区域和粤桂为重点的珠江流域重大洪灾的复发做出了科学预测和提前预警，目前正在接受实际检验。
6.2014年6月完成研究成果总结性论文《“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的发现论证与应用研究》，已收录于科技部所属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编辑出版的《协同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科技文献。
本文对“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数理模型的创新发现与科学意义作概要介绍。
二、研究课题、指导思想与主要成果
全球变化与重大自然灾害研究和预测预防，是21世纪人类科技发展中亟待理论突破的重大科学课题，也是各国政府、民众与科学界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在对“全球地震时间周期分布”问题整个研究过程中，可以分为对近现代西方科学观及其数理逻辑公理化假设提出反思和质疑、提出新的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发现地震时间活动基本周期数11与30、建立新的数理模型及坐标系、得出科学研究结论这样五个阶段。
1.对近现代西方科学观提出反思
地球上发生的特大地震能够在数十秒时间内可以将一座城市及其数万乃至数十万生命顷刻间毁灭；这既是对人类生命的巨大威胁，更是对人类智慧的最大挑战。“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今人类科技发展，对自己脚下的地球“地震形成动因及时空分布规律”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却在试图推演数十亿-百亿年前的宇宙星体起源与演化。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观在主导和引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宇宙-天地人”系统整体认识上的严重偏离与割裂，这是当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最大悖论。
2.对近现代西方科学数理逻辑公理化假设提出质疑
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主体是建立在西方还原论哲学思想和公理化方法逻辑基础之上的。1637年，笛卡尔创建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和解析几何，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初创和发展开启了大门。
自笛卡尔以来，西方科学理论大厦赖以建立的数理逻辑基础与公理化假设核心有三条：①西方数学中将包含整数在内的全部实数集合被公理化认为分布在一条直线或一维数轴之上；②近现代西方物理学中将全部自然事件的时间序列集合被公理化地认为分布在一条直线即一维时间轴之上；③并由此自然得出第三条公理化假设，在一维实数轴和一维时间轴上，“0”点是绝对且唯一的。
3.当今的科学“天问”：时间“0”点从何而生？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当今物理世界时间探测尺度可以达到10^（-18）秒；那么试问，时间“0”点究竟在何处？从何而生？决定生命存亡亦即大地震发生的那一时刻或那一秒，是从何而来、从何而生的呢？当前以物理学为主导的诸多理论模型或理论假说是否反映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真实时空图像？作为自然界基本物理现象之一的地震活动及其时空分布规律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科学难题？
4.提出新的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
研究指导思想与方法是：①充分认识地球历史与包括地震活动在内的地壳运动呈现出的渐变过程与突变过程交替发生的演变规律；②以中国古代阴阳太极理论与自然宇宙观为指导；③吸收近几十年来西方科学发展起来的非线性科学与混沌理论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这三大方面思想和方法指导相结合所获得的科学新发现。
5.主要研究成果
获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①发现了体现地壳运动能量渐变与突变交替发生过程、反映地震活动周期规律的“全球地震11/30二维周期分布律”；②揭示其物理本质规律的“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③这两大规律赖以确立的数学基础―“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它同时也揭示了代表古老中华文明之源头“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或数理来源。这三大研究成果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三、研究成果的科学新发现及其重大意义
1.研究成果获得的科学新发现
（1）突破了西方科学自笛卡尔以来确立的“一维时间轴”和“一维实数轴”的公理化假设；发现了全球地震时间周期分布中隐藏的呈现非线性特征的两个基本周期数11与30，发现和提出了“时间尺度相对性”原理；建立了反映自然界真实运动变化图像的“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和“11/30二维交互数系坐标系”，打破了以【10、12、60】进制为基数的一维时间轴模型的局限。
（2）揭开了代表五千年古老中华文明之源头的“洛书”的自然数学原理以及麻将的数理来源，即数组【1、4、7】【2、5、8】【3、6、9】的数理来源和基本自然数【1、2、3、4、5、6、7、8、9】序列为什么一分为三；从自然数理法则上证明了老子《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想观点的正确性。
（3）从甲骨文中发现的“原始洛书”是中国古代先民的首创与发现；古今学者都对由“原始洛书”如何演变成洛书给出了各种推演方法，但均未见对“原始洛书”的数理来源作出研究和解释。源于今天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揭示所发现的“11/30二维交互数系暨11/30太极数系”，对中华文明历史过程中这一极为重要而又十分神秘的文化产物给出了明确的科学解答。
（4）相对于包含公理性假设的经典数学体系之基础“一维实数轴”模型，“11/30二维交互数系”模型不含人为假设，完全来源于自然界“数”的真实运动变化规律，来源于阴阳太极之道的思想指导，又符合太极模型的阴阳变化之气与阴阳变化之理，更在数千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得到更新发展，推演出太极模型的阴阳变化之数；从自然数理上证明了中国古代“天地人”整体系统宇宙观或时空观的正确性。
（5）基于“11/30二维时间坐标系”，能够对全球变化过程中地震、洪灾、干旱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时间周期分布给出严格的数理周期关联模型即“自然灾变事件11/30周期分布”模型，这种数理分析方法既可用来研究历史灾变事件周期关联，又可用于对未来灾变事件复发可能性的预测研究。
2.科学新发现的重大意义
本研究课题对科学新发现作出了充分论证：作为西方科学数理逻辑体系基础的前述三条核心公理均存在着片面的、经验性的、后天的人为假设；它们仅仅是科学发展中的部分“认识片段”，并不是恒久不变的“科学公理”。因为，人类科学与智慧本身是在进化发展着的；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属于东方中国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宇宙观，据此能够推演出一套不同于今天西方数学体系的东方数学体系。
将建立在“11/30交互数系坐标系”之上的数理体系整体称为“东方数学”；它是东西方文明在地球人类演进到今天这一时空点上完美的交互对接。“东方数学”的发现和发展，将为重新全面审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成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创新复兴，开辟未来科学发展新天地，提供崭新的科学思想与理论基础。
“东方数学”将让中华古老文明重新绽放科学之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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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伟.让中华古老文明重新绽放科学之光―第十届中国科学家论坛获奖论文《洛书的自然数原理》之概要【J】.海峡科技与产业，2014，（2）：118-120
关键词：文气说 风格 清浊 人文
曹丕作为王侯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首领，与建安七子交往甚密，他在《与吴质书》中写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曹丕与这些文人诗酒唱和，他们关系亲密，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曹丕深受曹操“人为贵”思想的影响，提出“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秋湖行》），在这种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曹丕对作家的批评，以诚恳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评判，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文气说”思想内涵丰富，涉及到文学的本体、作品的风格及作家的人生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下面，试从以上三个方面谈谈曹丕的“文气说”。
一、曹丕“文气说”的独特内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是这样论述“文气”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2]曹丕认为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每个作家身上体现出的“气”，也各不相同，用音乐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别，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这里的“气”究竟有什么内涵呢？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体，提出了“元气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气而致。汉代时，哲学家们将人的品性与“气”结合起来，认为人的性格是由所禀受的气决定的。汉末魏初所盛行的人物品评活动也较多地从“气”的角度谈论人的品性。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他所谓的“气”，主要偏重从气质着眼，作品的气貌和作家的气质、才气相统一，但着重强调的是后者。其实，这里的“气”既指作家的天赋，也指作家后天的才能，它们是统一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常把后天才能看作天赋的转换，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此处的“气”就是天赋和后天才能的相统一的表现，由于每位作家气质各不相同，故创作风格也迥异，如“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所以，曹丕提倡的“气”的内涵是指作家特有的个性气质，包括作家的后天才能，体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作品的风格。但是，他指出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先天禀赋，清浊异体，非后天所能勉强。这过分强调了天赋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后天因素对作家的重要影响，故这一观点表现出较浓的唯心主义色彩。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诗言志”的观念。儒家“诗言志”的内涵主要是通过诗人之笔，表现圣人之“志”，表面看来是诗人主观情感的抒发，实际则是抽象的政教义理。别林斯基说过：“诗作品的独创性不过是作者的个性中的独立性的反映而已。”[3]没有了作家独特个性的表现，作品就丧失了灵魂，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曹丕“文气说”将“气”概括为作家所特有的个性气质，故打破了“诗言志”的传统，通过确立“气”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将作家的个性、气质、才情、禀赋看作文学的核心与中介，完成了对“诗言志”的扬弃与超越，是文学真正觉醒的标志。
二、曹丕“文气说”的审美风格
曹丕的“文气说”把作家气质和作品风格分为“清”、“浊”两大类，对六朝有很大影响。当时人认为，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的区分，清为贵，浊为下，故才性也有昏明的不同。如东晋葛洪说过：“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 （《抱朴子・尚博》），这里的“清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在作品中风格特点的体现。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的“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4]，是指作品高爽的风力;“夫翟备色而Q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4]，用雉鸡的“肌丰力沉”来形容文风的凝滞沉浊，缺乏骨力。钟嵘《诗品序》说，诗歌评论就要“辨彰浊清，掎摭利病”。因此，曹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用 “清浊”作为审美标准来划分文学风格的第一人。他的这一做法丰富了古代美学的风格理论，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曹丕提倡哪一类创作风格呢？我们从《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出。“应`和而不壮”指应`的作品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壮而不密”指刘桢的作品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孔融作品风韵气度高雅超俗，因而曹丕说他人不可企及;“徐干时有齐气”，指徐干作品时有齐人舒缓的习气。由此看来，曹丕推崇的是气势遒劲刚健的创作风格，他称赞 “清气”而轻视“浊气”。南朝刘勰把建安文学崇尚遒劲刚健的创作特征，放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背景中分析，认为建安文人由于时代动荡，因而作品慷慨、激昂、多气。刘勰仅指出了建安风骨形成的外在原因，现今看来，建安文人推崇的遒劲刚健，是一种崇高的审美追求。曹操与建安文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寿短的时代，面对短促多艰的人生，建安文人描绘出惊心动魄的画面：“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我们还听到建安文人这样的感慨：“人亦有言，忧令我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曹丕《短歌行》）。建安文人面对诸多坎坷，他们慨然悲歌，积极争斗，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后人对曹操和建安文人的创作多评价为“梗概多气”，这种“气”是弱小无助的主体对强大狂暴的客体的抗争，表现出冲突的阳刚美，令人回味无穷。因此，曹丕所说的 “气”，从审美风格来说，它主要指遒劲刚健的气骨，曹操和建安文人所表现出的阳刚之美，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审美理想，表现了建安文学所追求的积极向上、激昂奋发的新境界，这是时代动荡对建安文人影响的必然。
三、曹丕“文气说”的人文观照
曹丕在“文气说”中还提到，文章是作家生命之气的显现。对每个人来说，生死属于自然规律。动荡的社会，流行的疾疫，生死已成为建安文人最为迫切的问题，在有限的岁月里，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他们日思夜想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有时间的限制和期限;只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相传，永久延续，没有穷期。所以，他把作家的文学创作看作延续自身生命价值的载体。这一观念的提出，促使建安文学走向自觉，。此外，曹丕所说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是把自己的个性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以凸显自己独特的情感。曹丕以此为前提，提出了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让人们重视文章的功用性，并鼓励作家们要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总的来说，曹丕把文章看作作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要求作家“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发愤写作，以传名于后世。这不仅说明了建安文人走上了自觉为文的道路，同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功能与地位的理解已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范畴，展现了曹丕对文学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传承使命的由衷关切。至此，用文学“立言”传道传世，已逐渐成为文人和文学的一种自觉，文学已经从哲学、政治、历史的“纠缠”中破蛹而出。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不仅揭示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本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论述了“文气”的清浊，以及他所提倡的遒劲刚健之骨气，并把人生问题与“文气”相结合，开启了自觉为文的时代。这就使曹丕的文学主体论，具有了本体论色彩。曹丕的“文气说”，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崭新时代，在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二版）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选》[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关键词：美国科学史学会；科学史奖；科学史
1924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史学会于美国波士顿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规模最大、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发展极为迅速的科学史组织，每年所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美国科学史上都极具影响力。对于年度美国科学史大会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无疑对于当下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内森·莱茵戈尔德奖
1995年由纽约的艾达和舒曼夫妇创立，后来更名为内森·莱茵戈尔德奖。内森·莱茵戈尔德奖主要是奖励本年度撰写世界优秀科学史论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内森·莱茵戈尔德奖获奖者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论文的题目是：和机会作战——基于概率科学谈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局的预报争议。其论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绍了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服务局在19世纪80年代之争的细节。在地势优越的马萨诸赛州，布鲁希尔气象台首席气象学家克莱顿莱姆一览无遗地观测到在25英里半径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天气模式进行观测。文中列述了当下二次文献与史学的相关问题，结果是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观众。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学术争议”确定孰是孰非，而是让“战斗的机会”的读者学会自己定义什么算是成功预测天气，使得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数字与图片这些复杂的关系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东西。
二、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
海泽奖是199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奖励对科学史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及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史密斯森学会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组长，同时她还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研究课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许多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她的作品富有启示且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在展览广泛的议题，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来源。与其说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海森特别注重学生的哲学思维培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大量研究人员和广泛的话题范围内，她是一名优秀的和受人爱戴的学者，她在她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培养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赖斯/韦伯特奖
普赖斯/韦伯特奖主要奖励在ISIS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作品。本年度获奖者是西班牙独立大学的巴尔韦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发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1638—1694）骨史与整个身体的视觉阐析》。她借鉴了解剖学历史和技术及视觉表现的修辞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纪早期现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增加科学分析的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更具哲学味，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增加修辞性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语境说明更具历史性，精辟地诠释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及其前人的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个在学术与宗教大背景下人类本质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多变的世界。
四、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
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主要奖励授予四年内或发表研究“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方面的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位华人学者获得了今年的有关女性的历史著作奖，她叫吴懿礼，来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她的获奖著作是《女士的分娩产及晚期中华医药》。作者的观点是，从宋代开始，从妇女怀孕、分娩、产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的时期，这种观点受到人们对宇宙周期的质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体差异很小，助产和干预是危险和无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体和宇宙学框架的男医生其权威性要远远超过妇科医药。女人的再生产：晚期的医药、隐喻和分娩一文转变了政治、宗教、文化的传统。她为学者挖掘与理解远古时代性别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沃森·戴维斯和海伦·迈尔斯·戴维斯奖
戴维斯奖于1985年设立，旨在奖励授予科普类作品，同时也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专著奖。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读者奖，她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书是2011年美国最为畅销之作之一，书中写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联合起来迷惑大众、混淆科学的历史。
六、菲泽奖菲泽奖史创于1958年，是由菲泽公司赞助旨在奖励授予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史专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泽奖被剑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他获奖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历史：古伊拉克的数学。作者利用逻辑分析方法使人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世纪古伊拉克数学哲学与数学史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个楔形文字文本，通过罗宾逊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数学显示成为一门精通技术的艺术之作。其中作者解释和界定了考古证据，解读了琐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数学的相关公式。作者通过古代伊拉克官员、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历史所留下的符号与数字获得信息。罗宾逊娴熟地使用这些公式清晰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七、萨顿奖
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大奖是萨顿奖，这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乃至世界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相当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奖项创立于1955年，是由ISIS杂志创始人萨顿创立，旨在奖励世界学术团体选出的优秀科学史学家。本年度这一象征科学史界最高成就的荣誉的萨顿奖得主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此奖以奖励他一生在科学史领域获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拥有三个不同的学位，分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生物学硕士、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学科学史申请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为莫菲斯科学史主任教授，同时，负责分管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他无数的奖项。
八、启示与借鉴
通过本届科学史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在关于科学史的研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事实搜集与整理，而更多地倾向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与把握。两者的渗透与交流则造就出一个沿着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乏力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哲学思考，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会为世界学者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是传播中西方科学史的良好媒介，同时也为全球科学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魏讫东.爱西斯与科学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News of the Profession [J].ISIS， 2011（03）.
[3]2011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Prize Citations [J].ISIS， 2012（03）.
论文关键词：华夷之辨；总体脉络；宋代
论文摘要：传统华夷之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至近代，这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曲折发展。学界对于华夷之辨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本文拟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进行梳理，并着重整理对于宋代华夷之辨的探讨。
学术界对于华夷之辨民族观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虽然少有专著来论述华夷之辨，但是很多论著，比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张厉生《中国之民族思想与民族气节》、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等，都把华夷之辨民族观作为十分重要的部分进行了论述；至于专门探讨华夷之辨的学术论文便屡见不鲜了。由于数量巨大，笔者这里只就华夷之辨的总体发展脉络和宋代华夷之辨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呢进行梳理。
一、总体脉络研究
对华夷之辨从产生到发展的总体梳理，学界有一致认同，但是也因角度不同存在一些争议。张鸿雁，傅兆君在《论传统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对近代社会民族观的影响》①中认为周之前，华夷之辨并不严格，是周代的“内外服”制催化了华夷之辨观念的产生。华夷之辨定型于春秋战国时代，深化于秦汉时期，强化于魏晋南北朝，并在隋唐时期转化。近代，“华夏”已经不是专指汉族了，而是指整个中华民族，传统．夷夏观从根本上被否定了。陈琳国《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乳一文围绕民族观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展开，在西周以前，夷夏之辨并不严格，华夏族在春秋时期形成，夷夏观也随之产生。尊夏贱夷、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夏变夏是夷夏观的三个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摈弃民族偏见对传统夷夏观是一种突破，而唐太宗的“四夷一家”的思想为夷夏观注入新内容。五代以后，民族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活跃，民族矛盾突出，总体趋势是民族歧视不断淡化，平等的进步观念开始产生。彭建英‘提出中国古代民族观的核心内容就是夷夏观。中国古代传统夷夏观在先秦时期开始逐渐形成，包括了夷夏对立和夷夏一体两个基本对立面。五帝时代就有了“华族”和“夷族”的雏形，夷夏观开始萌芽，并在三代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周时得以强化。这种强化趋势一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夷夏一统”的思想使得传统夷夏观有所淡化。宋、元、明、清时期夷夏观因为民族关系的紧张而被强化。直到近代，“夷”的概念发生本质变化，开始成为西方入侵者的代称，传统夷夏观又走向淡化。姜建设认为夷夏之辨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产生。锋焘在《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中提出华夷之辨源于先秦时代产生的“夷”与“夏”的区分观念。李大龙在《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文中提出夷夏观是“天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在华夏族中诞生，“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并对华夷之辨进行了概念的解释。在汉族为主体的王朝中，秦汉时期以文化区分民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转变为贵中华、贱夷狄。唐代华夷之辨还是存在的。宋、明两代不仅继承了华夷之辨的思想，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歧视。边疆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则彻底否定“贵中华，贱夷狄”，谋求“华夏正统”的地位。华夷之辨在清朝遭到最严重的打击。王保国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对华、夷有了明确的文化界定，魏晋时期是“夷夏之辨”的高峰，宋辽金元对峙时期的华夷之辨也十分激烈，元朝统治者极力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明代朱元璋开始称“华夷一家”，清代则否定民族间的差别与歧视。 二、断代(宋代)研究
宋代的华夷之辨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的分歧在于宋代华夷之辨到底是转严，还是松动的问题。
持华夷之辨转严观点的有彭建英、李大龙、王保国等；吴怀祺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中提到“华夷之辨具有地域和文化两方面的意义”，并在书中举南宋永康人陈亮一再上书力主抗金，反对议和为例，其鲜明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荣辱哲学，是北宋以来华夷之辨的一种外在表现。
张文、马强一致赞同古代中原对南方和西南地区“瘴气”、“瘴病”的偏见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歧视。马强进一步指出唐宋士大夫增多了对南方地区的了解后，在服饰饮食音乐等方面的态度有了转变，华夷之辨虽然在唐宋时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民族交往了解的加深，民族歧视开始消融。陈佳华在文章中谈到宋朝统治集团所持的民族观是传统的民族观，视汉族为正统，嫡出，视少数民族为夷狄、四夷或蛮，庶出，因此以正统自居。但是，在多民族政权存在的情况下，赵宋的传统民族观亦受到严重冲击而转为现实的态度，多中心的民族观形成。“辽、金兴起与宋为南北朝，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改变，在祖国的疆域内，出现了不分华夷，不分中外，多种制度并存的局面。……这种‘华夷无间’，南北一家的兄弟民族观念，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成员”李珍在‘试论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观》u中也持“华夷之辨淡化”的观点。
学界对华夷之辨的探讨不断有新成果的出现。对华夷之辨的把握有利于总体上梳理中国古代民族观的脉络，进而对处理民族关系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