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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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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五四运动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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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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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1]。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2]。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四、结束语
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
三、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祗。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祗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祗，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里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后人蕴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在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传统的基础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好其它各门课程的基础,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侧重于理顺文学史的发展线索,侧重于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点的掌握,教学中仅仅满足于局部知识的传授,未能高屋建瓴地宏观地对待文学遗产。这样,势必会挫伤学生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重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共同面临的课题。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目的,应该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变与审美特征,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质良好的新型人才。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改革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文史结合,加大与历史学科的横向联系
我国古代学者,在文史学习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这就是文史结合。学文学的也注意兼学历史,学历史的也兼学文学,形成了人们所常说的“文史不分家”。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很多现代学者、教育家,它们也大多是走文史结合的路子而获得卓越成就的。如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兼通,在文学、史学上做出巨大成就的学者。它们在总结治学经验、教导学生时也都强调文史结合,说明相得益彰的道理,强调指出二者不可偏废。但不知从何时起,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上,这一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却渐渐为人所淡忘,极端地甚而加以轻视。在部分青年教师与学生中曾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学习研究文学,只需从文学作品本身着眼,即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学习研究,而忽视甚至不管作品所产生的时间、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状况,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纯文学研究学习。
因此,学文学的仅学文学,而不注重历史学习,文史严重分家,致使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学生在古代文学学习上,都存在着忽视学习和联系历史的倾向。这种脱离历史时代、离开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人生土壤的教学与研究,是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切中要义的,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性。文学与历史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它本身就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不能断然分割,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它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属性,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我们只有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将文学作品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将文学与历史、与历史中的社会、人生境遇相联系,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合乎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真实性、科学性,而不是一种虽然五光十色、耀人眼目,但却是虚浮不实的凭空虚织的花环。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 古代文学资源 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01).
一、合理组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新课程改革要求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避免传统课堂模式中的“满堂灌”，因此，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教师要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可以将每个章节设置成若干个问题，在讲解之前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讲，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学生有重点、有方向的听讲。在讲解教材中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更应该体现这种问题意识。教师可以用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引导学生梳理作品的写作思路，把握文章的结构脉络，体会作品的艺术手法，感悟文章的内在意蕴和审美特征。学生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把握作品的重难点。例如，在讲解《苏秦始将连横》这篇作品时，可以为学生设置如下问题：苏秦外交策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课文中哪些语句可以表现出来？从苏秦家人前后态度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俗怎么样？文章的语言有什么特点？在刻画人物时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法？通过这几个问题让学生领悟战国谋士的雄辩之才、人生目标及战国策的写作风格。教师为学生设置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明确教学目标，深入理解课文内容，领会教学重难点。
二、运用多媒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教材中选用的作品都是文言文，其中的字、词、句子、音调和语法结构都与今天的语言习惯有很大差别。此外，文言作品的思维跳跃性也较大，句子之间、词语之间都缺少关联词。而且大部分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的创作背景都比较复杂。这都使得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感到枯燥、艰涩。
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当寻找合适的途径和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研究表明，学生在课堂上参与的感官越多，记忆效果就越好。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将艰涩难懂的文言作品转化成生动的画面，或者为学生播放与所学作品相关的音乐，或者让学生观看相关的影视资料，从视觉、听觉上拨动学生的审美神经，让学生在这种直观的审美体验中，逐步加深对诗词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学习陆游的作品《钗头凤》时，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的flas，然后在课堂上一边播放动画视频，一边播放陈瑞演唱的《钗头凤》，从而让学生对这首凄美的文学作品产生更加深入全面的审美感受。学生透过动画中凋残的落叶、憔悴的美人、凄凉的风雨就可以充分体会到有情人不能相伴的悲痛，进而认识到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和毒害。
综上所述，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教师应当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领会，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审美意境，让学生在这些意境中获得文学的审美认知，学习作品精炼的语言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进而提高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运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技巧，不仅可以有效完成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作者：王亚慧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以经典作品分析贯穿基本文学史的教学构思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如何让学生愿意学、并学得进去的难题，而文学作品的吸引力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之。但是以作品带文学史的现成教材缺乏，如此的教学构思是否合理或科学，尚待实践中检验。作品与文学史融合的教法，给老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如此融会贯通，需要有深厚的专业学力，方能横向联系，纵向贯穿。其次是常规定论与创新感悟的矛盾统一。在作品解析教学中，特别是古诗词教学，教师要注重将古诗注入自我的情感体验，让古诗在师生互动中复活。同时关注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以此潜移默化于学生的人格。虽然常规定论与自我独特感悟难免会有矛盾，但这不失为两种思想对撞产生的火花。当然，如果是学术研究，研究者有基本的专业素养，其独特感悟自有道理，也有价值，了解各种创新观点，定然有评判取舍能力。而我们面对的是进入专业领域不久的大学生，让他们掌握经典作品的常规定论，尚有困难，给他们介绍各种创新看法，是否合适，会不会无所适从？在我看来，能激发他们对作品的自我感悟，这一点务必要坚持，不予褒贬或不分是非总是不妥，但依据什么判断、如何点评，恰恰体现着一名古代文学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归向于常规定论，还是鼓励学生的幼稚讲解？创新能力当然需提倡，但创新品质也不能不考虑。权威定论能否无视，创新感悟如何认可或引导，如何拿捏才能恰如其分，这是我们教师在今后工作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端正认识。目前很多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距离当下遥远，除了一定程度上提高一下文化修养，不能够在未来工作中获得实用性的收益。笔者认为，由人文修养向实用功能的转化，并不是一个能够直接可以通过统计考量得到的结论，但就现实状况，它对学生从事文化教育、文秘生活、个人生活情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都有着潜在而重大的影响，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的潜在作用，并向学生讲清楚这一作用的重要性。
（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程存在的客观困难之外，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教学方式，倡导研究性学习、讲求互动质量、拓展师生交流空间，改变课堂作为唯一教学方式、教室作为唯一场所的局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教改内容。当然，也并不仅仅是方式的变化就能带来最佳效果的，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在对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批判精神的贯通和审美文化的建构方面取得更好的进展。要注重吸纳当代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的各种成果，充实生发文学史的讲授，增强现场感和日常性因素，或许也能够生动课堂，丰富文学史的功能。
（三）提高教学效率。目前的课程设置除了作为基础课的文学史外，通常还有专业选修课，一般而言，开设的选修课基本上是授课者研究或熟悉的专题。但是，教学毕竟与研究不同，知识的系统性要求往往高于创新性要求。因此，许多老师在讲授选修课时，为了保持教学内容的相对完整性，时时会出现与基础课重复的知识传授，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学时间的浪费。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有学者提出，在基础课、选修课的基础上增设专题课，将以往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推行网状教学体系。打破基础课与选修课各自为政的局面，对其统筹安排，划清各自的领域与界限，形成有机配合的课程体系，让专题课在基础课与选修课之间形成作用。（四）加强专业修养。专业修养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好与坏只是相对而言。但具体到某些问题，它还是有一个基本要求。对于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只具备基本的专业修养，是无法成为优秀教师的。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与浩渺无边的相关背景，需要教师有一个高深的爬梳剔抉功夫，把爬梳剔抉出来的知识以合适的量、适中的度教授给学生，又需要有一番拿捏的本事。只有练好了拿捏的本领，才能处理好文学常识与作品解析、常规定论与创新感悟之间的矛盾统一。
（五）主次分明、提纲挈领。“概述+要点+作品”基本可以看作目前古代文学教学的通用模式。但对具体作品和文本来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要如何合理地分配，如何利用这三个部分的搭配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这还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继续摸索。在这三个部分中，尤其要强调“概要”的重要性。“概要”可以说是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概要”可以让学生在接触具体作品和文本之前，对某一时期文学的概貌有所了解，做到“胸有成竹”。这部分“概要”如果讲得生动有趣，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其它两个部分的讲授奠定了一定基础。一直以来，多数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时，一头扎进去，不分轻重，不分疏密，从前往后，一板一眼讲下去，到头来却形成了虎头蛇尾的结局。教学效果不明显，学生得到的是零散的知识，而对文学史的发展没有整体的感知。其实，我们应当先领学生俯瞰森林全景，然后再带学生细观每棵树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景观。也就是先从整体上框架式地感知文学发展史的概貌，然后再在框架里填充具体内容。
（六）注意拓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多媒体已经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目前，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可以说和网络密不可分，教师正好可以利用学生喜欢的这种形式来和学生进行交流。很多内容在课堂上不能充分展开的时候，或者因为课时的限制，在课外利用网络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当我们抱怨课时压缩了，在课堂上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时候，不妨就利用网络把课堂延伸出去，使学生都能参与进来，增强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和文本的鉴赏能力，从而让学生真正接触到中国古代文学，让学生充分感受文学的魅力，让学生从文学中得到启示，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在现实生活、工作中的作用。
作者：杨向奎单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讲师
中国既是诗的国度又是茶的故乡，在我国文学史上诗人皆茶人，中国古典诗歌与茶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历代的文人墨客不仅仅把饮茶品茶斗茶当做一种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借咏茶以写人状物抒情明志。诗因茶而兴浓，茶因诗而名远，茶与诗结缘形成茶诗，广义的茶诗不仅包括以茶为主题的诗歌，而且也包括内容涉及到茶的诗歌。据统计，我国古典茶诗总量在2000首以上，茶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一部分，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具有丰富的文学意蕴。同时茶诗又是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茶这一生活日常饮品得以升华而进入到高尚的文化世界，从而实现了从物质需求到精神愉悦的飞跃。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花园里，茶诗就像一束芳草奇葩，散发出诱人的芳香。 一．《诗经》中的“荼”文化 茶出现在诗歌里，起源于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有七首诗歌当中出现了“荼”字，《康熙字典》引《野客丛书》云:“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惟荼之荼即今之茶也。”《豳风•七月》、《豳风•鸱》、《周颂•良耜》中都写到“采荼”，《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用“荼”和“荠”进行对比以凸显主人公悲苦的命运。《郑风•出其东门》:“出其?繞，有女如荼。”是用“荼”比拟美女。《大雅•绵》和《大雅•桑柔》中又都用“荼”作比以深化主题。在《诗经》当中，“荼”主要是作为植物的名称出现的，体现文学意蕴的茶文化特征还没有凸显出来。 二．南北朝时期诗歌中茶文化的初步形成 饮茶始于秦汉时期，茶品清新淡雅的特征，吸引文人雅士们参与到爱茶品茶赏茶颂茶的活动当中来，到了南北朝时期，茶除了以一种饮料的身份出现以外，还常和廉洁、禅定、清雅等精神境界相关联，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这一时期有历史记载的茶诗有四首，是我国早期茶与诗相结合的有力证据。张载《登成都楼诗》盛赞成都香茶超过“六饮”，是全中国人所喜爱的饮料，说明当时茶已成为人们的日常饮品。孙楚的《出歌》和王微的《杂诗》里都有颂茶的名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茶诗是左思的《娇女诗》，诗人从日常生活中剪裁下几个场景，描述了两个小女孩儿天真可爱又顽皮的种种情态。其中的“心为荼盙剧，吹嘘对鼎历。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写她俩因急于喝茶而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弄得满身烟灰的种种?劣迹?，显示出茶饮对她俩的强烈诱惑。整首诗歌笔法轻松诙谐，既刻画出女孩子的活泼娇憨的性格特征，又表现出浓浓的家居生活情调。这首诗歌中的茶文化具有了明显的文学意味，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茶诗。 三．唐之后茶诗的大量涌现及其浓厚的文学意蕴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随着茶文化盛世的来临，唐宋以后的各个朝代相继涌现出大量以茶为题材的诗篇，并且名篇迭出，佳作频传。茶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对茶文化和诗文化本身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古代诗人们视茶道为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感的风雅事，把咏茶与吟诗融为一体，茶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在诗人笔下具有了丰富的文学审美色彩。 (一)茶常常表现为“幽隐”的意象 在中国文人心中，茶绝非仅仅是一种饮料，其人文底蕴远远超出了饮食文化的范畴。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尊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独善其身常常变现为归隐江湖。茶生于深山幽谷之中，其幽野的秉性恰恰和文人们超然脱俗、淡泊宁静的心灵相契合，所以茶常常成为文人们的知己，品茗体现的是他们空灵淡泊、悠雅脱俗、清新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咏茶更成为他们寄托情感、表现自我心灵的高雅的艺术活动。在古典茶诗中，茶常以表现诗人的“幽隐”文化意象的形式出现。白居易曾长时间在苏浙赣皖等盛产茶叶的地区为官，终生嗜茶、知茶，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涉及茶事的诗约60首，用茶来表现自己闲适的人生态度与境界是白居易的诗歌特征之一，他的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无忧无乐者，长短任天涯。”描写作者午睡醒来饮茶而产生的感想，诗人以无忧无乐者自许，表明了自己闲适散淡的人生态度。他的《琴茶》诗更是把蒙山茶引为旧相识，以表现自己超然物外的隐逸思想。陆龟蒙自言“先生嗜盙”，以茶为隐，其《茶人》诗的首联“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写自己天性就与大自然相通，所以对生于山野幽谷之中的茶一往情深。在诗人心中，野性的茶钟山川之灵禀，得天地之和气，被称为南方嘉木，其野性与灵性正是隐逸文士们想要效仿的，自然会得到作者的厚爱，所以陆鲁望把茶引为知己，用钟情于茶的野姿来表明自己的幽隐心态。明代画家兼诗人文徵明除了用茶画描绘江南山水美景之外，还用茶诗来表现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他的茶诗反映了明代文人隐逸循世祈求宁静的心理，表现出明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文人想借品茗以避世的复杂心态，极具盛名。如《煎茶》诗创造出一种闲雅的意境，散淡中自有儒雅和禅意。他的《咏惠山泉》表现了作者褒茶贬酒的观点。明代文人嗜茶，就是把茶当做了隐逸的象征，他们认为酒使人迷醉，茶叫人清醒，弃酒嗜茶反映出古代文人由醉的人生向醒的人生的转变。 (二)茶诗创作中对特定“意境”的创造 中唐著名诗僧皎然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根据佛学境界理论创造了诗境论，他对诗歌内在艺术规律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上。意境是物境(眼睛可以看到的景象)与心境(内心的感受)的统一，他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繟上人房论涅繠经义》诗中说:“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即在意、境契合的基础上，作品就会具有超出表层文字的审美内涵与特征。诗境论对后继茶诗的创作影响深远。#p#分页标题#e# 1、“空灵虚静?的心灵意境。皎然的《访陆处士羽》是作者寻访好友陆羽不遇之后所写。陆羽行踪不定，作者日夜挂念着他，在太湖、古山游玩之时也无时不在怀念陆羽。虽然未遇好友，内心惆怅，然而眼中充溢着静幽的青山、空旷的天空、翩翩的大雁等空灵美妙的物境，也引发了作者的诗情，“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陆羽熟稔各种茶，皎然因人思茶，以茶怀友，恬淡的诗境下隐藏的是对挚友的绵绵思念，茶意和情意相得益彰，激发出读者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情思。唐杜荀鹤的《题德玄上人院》更是创造出了一种引人入禅的境界，“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表现了晚唐仕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以佛教作心理支撑，只要让内心远离烦恼的束缚，就能达到心灵超然物外的虚空境界。 2、茶诗中表现出的最美意境是“和谐”。和谐可以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卢仝的“唯觉两腋习习轻风生”，杜甫的“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境。陆游早年嗜酒，诗作颇多，晚年却以茶神自比，常以诗会客，以茶待友。他的诗作涉及茶事的就有320首之多。放翁晚年精神得到宁静和解脱，茶成了他栖泊身心、安顿性命的寄托，他的《八十三令》诗一改以前的金戈铁马、壮怀激烈，整首诗歌营造出的是至和而宁静的意境。“桑苎家风君莫笑，它年犹得作茶神。”表明的就是作者寄情于武夷山茶，要在品茶赏茗之中安度晚年，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情怀。 3、表现作者的“高洁?心性的意境。文人志士往往借茶事而择野泉松竹梅林之风景清雅之地以修养心性。文人心中，茶质朴淡泊，泉清冽纯净，竹清傲高洁，梅坚毅孤高，都是高尚纯净之物。品茗与环境完美结合，勾勒出的是一幅幅韵高境幽的图画，凸显的是诗人高尚纯洁的精神追求。唐朝诗人皮日休的《煮茶》诗，描述煮茶过程，并赞叹饮茶的情趣。其中“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将茶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水脉合二为一，泉水甘寒清洌，宜于煮茶。最重要的是泉的性洁、格清、品幽的文化内涵，融合出了和谐优美的意境，使整首诗歌更富有诗情画意。陆龟蒙和皮日休的《煮茶》诗中曾经表述了这样的情思: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作者摒弃尘俗杂念，在松林中煮茶，饮后心清气爽。松、雪、茶三者在中国古典士大夫文化中的同构意向将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不露声色地烘托出来，反映出诗人饮茶的闲暇意趣和人生理想的不羁洒脱。因为只有这种自然、洁净、宁谧的环境，才会使艺术品饮活动表现得更加情趣盎然，才会使灵魂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精神获得极大的满足。另外，宋杜小山的《冷夜》诗用寻常谈天的笔法，将茶、酒、月、梅信手拈来，清静无为的意境立刻全出，寒夜客来，拥炉品茗，风宁月朗，疏梅映窗，以茶会友，令人不禁赞叹仰羡其境界的绝妙。明代著名曲作家汤显祖的《竹屿烹茶》诗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使人飘飘欲仙的“湿烟青竹弄云霞”的美景以及茶文化与竹文化巧妙结合的美好意境。 (三)“情深意长”的文学主题 茶文化与诗文化相结合，浓厚的诗情茶意更丰富了诗歌的文学主题。茶诗中所表现的爱情、亲情、友情等都是人世间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构建了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的一支。 1、真挚的友情。唐皇甫冉与皇甫曾兄弟两人均与茶圣陆羽交情深厚，皇甫冉写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皇甫曾写有《送陆鸿渐山人采茶》，都是为陆羽在深山采茶留下剪影并表达了对好友的思念之情。朱熹《题休庵》诗云:“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描写作者与休庵主持之间淡如水的交往，只要意趣相投，不需互赠，一起在幽林中共品香茗也是一种乐趣。茶的易得和友情的不易得带给读者无限的审美张力。 2、拳拳的亲情。唐刘兼的《从弟舒人惠茶》主要描写作者索茶与煮茶的过程，其中的“珍重宗亲相寄惠，水亭山阁自携持。”一联表述了作者对堂弟送茶的感激之情，以及对所赠之茶的珍爱。陆游的《疏山东堂昼眠》诗后自注:“是日约子分茶”，以茶为媒介，父子同享天伦之乐。 3、浪漫的爱情。郑板桥的诗歌多描写辩证有趣的人生哲理，但是在一首《竹枝词》中，郑板桥以风趣泼辣的笔调，借茶表述了女子对心中男子委婉的情意:“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象征意义被提到了家庭的高度。表面在描绘一幅图画:茅屋、江水、土墙、紫荆，实际是用“请郎吃茶”来表现少女心中美好的爱情。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中王熙凤打趣林黛玉的场景:吃了我们家的茶，不给我们家做媳妇。不仅在爱情中，茶在婚姻礼记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强至的诗《谨和答惠茶之什》写出了诗人因可以将受赠得到的好茶带回家给妻子品尝而喜悦万分的情态，夫妻间的和谐融洽可见一斑。 4、炽热的爱国情。文天祥《饮中泠泉》中的诗句“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一面是不畏抛头颅洒热血的壮怀激情，一面是面对刀枪剑戟心如闲云的旷然豪情，错落的意境，透露出诗人一心抗敌、重振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顾炎武《自大同至西口》诗中有“和戌真利国，烽火罢边疆。”认为“和戌”、“利国”、边疆“罢烽火”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拳拳的爱国心溢于言表。 其实，中国古典茶诗中所表现出的情感还要丰富得多。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同时又可以看作是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共同进步，才有了今天这样丰富多彩，散发着夺目的熠熠光辉的茶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