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1 13:50:10
内部审计是指一个组织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部门对该组织的相关人员、经营情况和控制系统进行独立评价，并提出相关建议的一个组织机构。内部审计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多种多样，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首先，监督职能。内部审计作为独立的对企业经济进行审计的部门，显然首先应当发挥其经济监督的职能。其次，控制职能。如今，上市公司的业务遍布各个区域，分支机构纷繁复杂，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一系列特点就要求企业内部设立能够站在全局高度的机构进行内部控制。内部审计部门作为这种机构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现状
（一）人员配置信息披露方面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配备的内部审计人员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该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正常运行。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胜任能力直接影响着内部审计职责的发挥。从深交所2010到2013年公布的相关信息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配置情况还很不健全，有待进一步提高。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审计人员配备的公司有230家，占比51%；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披露的内部审计人员配备的公司有241家，占比53.4%；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审计人员配备的公司有250家，占比55.43%。由此可见，近些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逐渐重视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内容，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对内部审计人员配置的信息披露还不是十分重视，亟待进一步加强。
（二）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信息披露方面
根据深交所公布的2010年至2012年相关信息可以知道，我国上市公司中大部分都已经设置内部审计机构，只有极少数的上市公司在其的财务报告中显示“：内部审计机构尚未设置”。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另外，根据相关审计学者和审计的机构的研究认为内部审计机构应该隶属于董事会等最高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目前来看，我国内部审计机构的隶属模式主要分为三种：隶属于董事会、隶属于总经理和隶属于其他部门。通过研究2010年到2012年的深交所公布的报告总结得出：我国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的公司，2010年占92.57%；2011年占95.1%；2012年占95.87%，呈现逐年好转的迹象。但是更进一步查看各个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的隶属关系却不尽如人意。
三、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上市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处于优势地位的上市公司股东偏向于隐藏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当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在设置方面存在不合理时为了不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对该公司的信任度，选择不披露的方式进行操作。第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导致了上市公司可以选择性的披露内部审计机构设置情况。我国目前对于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设置情况仍采取自愿性披露阶段，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所以存在部分上市公司没有及时公布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现象。
四、政策建议
（一）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首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养。上市公司应该定期进行相关培训，加强专业审计知识学习的同时应该加强国外优秀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案例的教学，让相关内部审计人员注重质和量的双重学习。其次，上市公司应该不断完善其内部审计规范，对于内部审计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及时指正，及时纠正错误，实现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的内部审计目标。
（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
首先，加强相应法律法规的约束。我国有关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规范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相应法律条款，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规范。其次，加强相关政府部门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加强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是有效加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重要保障。对于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应该加大惩罚力度，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三）利益第三方而言
对于投资者等利益第三方而言，应该不断加强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第三方的监督意识。目前来说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者等第三方利益相关者对于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重视度还不高，对内部审计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利益相关者应该不断学习内部审计，认识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能够及时发现投资的上市公司所存在的不足，及时改变投资策略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四）不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
【关键词】 内部控制； 外部审计； 债务成本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29-0069-05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审计治理与投资者保护：机制、效应及其评价”（13YJC79012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以及Myers（1977）等学者研究认为，由于企业债权人与管理当局之间利益不一致，且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管理当局会侵占债权人的利益，产生债务成本，降低企业价值。Spengupta（1998）和Yu（2003）的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和资金成本之间存在相关性，投资人会通过提高资金成本的方式补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风险。
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作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是维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确定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客观可靠的财务信息是企业外部债权人做出决策、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独立审计能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机制。目前关于独立审计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多，如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高雷、戴勇和张杰（2010）等，但关于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实证研究较少，而且鲜有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与债务成本三者联系起来的研究。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基本是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而针对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信贷向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倾斜。那么，金融机构在设置债务契约条件时，是否考虑了中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审计质量所传递的信号呢？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我国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并且考察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债权人保护
杨雄胜（2011）将内部控制定义为“运用专门手段、工具及方法，防范与遏制非我与损我，保护与促进自我与益我的系统化制度”。内部控制作为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可以降低企业内部人员随机错报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魏明海等，2007）。Doyle等（2007）的研究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增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公司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透明度，有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Bushman和Smith（2003）认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能够减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即降低成本。Ogneva等（2007）的理论分析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会使得会计信息质量较低，因而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增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也往往意味着公司总体管理控制较弱，因而公司经营风险增加；无论是信息风险的增加还是经营风险的增加，都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但Ogneva等（2007）的实证检验结果没有支持上述理论预测，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公司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具有信息含量。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6年先后颁布并实施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财政部等五部委于2008年《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10年《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近几年，我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作用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但主要集中在对股权投资者的保护上，直接研究对债权人保护的较少（李晓慧、杨子萱，2013）。
国内学者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银行债务契约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能获得相对更多的长期贷款并且贷款的期限也更长，但这种情况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成立，而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并不明显。李晓慧和杨子萱（2013）以2010―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债权人保护的关系，发现当借款人拥有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时，债权人能够感知到更多的保护信号，选择的债务契约条件更为宽松，表现为偏好更多的债务资本、更长的债务期限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
基于内部控制能够增强财务报告可靠性，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外界传递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以及经营高效的良好信号，债权人会根据此信号相应设置或修改债务契约条款，保护自身利益，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成本负相关。
（二）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
根据理论，审计是一项减少冲突、降低成本的机制。关于审计质量与大小股东之间冲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Fan和Wong（2005）研究认为，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冲突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高质量审计可以显著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然而，大股东资金占用严重的公司并不一定会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
国内外有关外部审计与债权人保护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外部审计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Watts和Zimmerman（1986）研究发现，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用来监督债务契约。Blackwell等（1998）研究发现，财务报表未经审计的企业，其银行贷款利率显著高于购买了审计服务的小型私人企业。Lin等（2003）研究发现，银行等债权人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信任度会降低。胡奕明和唐松莲（2007）发现，银行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利率都与借款企业的审计师规模和审计意见相关，审计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海燕和历夫宁（2008）利用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独立审计对债权人的保护作用，发现债权人能够根据审计意见所传递的信息设置债务契约条件，即审计意见具有预警作用，但本土“五大”和国际“四大”并不能给债权人更强的保护。高雷等（2010）利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有助于公司获得银行短期贷款，并且提供的担保费用比例较低，而获得标准审计意见还有利于公司获得银行长期贷款。
总的来说，国内尚未出现将内部控制、外部审计和债权人保护一起进行考察的文章，只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降低大股东资金占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是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在保证财务报表可靠性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研究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相关性的影响作用。当外部审计质量低时，债权人可能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内部控制的保护作用会有所降低，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的相关性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删除了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样本为497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情况来源于各公司年报，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通过EViews6.0完成。
本文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假设1。
INTRATE=α+β1IC+β2CURTRT+β3SIZE+
β4ROA+β5GROWAV+β6CASHCD+β7GROWTA
+β8TUNNEL+β9EXFU
有关变量定义及度量标准见表1。
其中，INTRATE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债务成本。根据委托理论，理性的债权人能够预期到公司经理人员可能采取的对其不利的行为，他们或者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将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可能导致的损失预先考虑在内，或者在与经理人员签订的债务契约中对企业的某些行为加以限制。债务利息率与债务人的风险和借款项目的风险有关，是对债权人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债务成本的指标。本文以利息支出率[利息支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来衡量样本公司债务成本。
IC为解释变量，代表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用样本公司是否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来衡量。如果自愿披露了鉴证报告，则该指标为1，否则为0。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自愿披露更多信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高品质的信号，而聘请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并披露鉴证报告，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信号。目前，深沪两市主板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而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还处于自愿披露阶段。根据笔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内控鉴证报告的统计，发现内控鉴证报告的审计意见基本上都是无保留意见。因为上市公司如果没有获得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就意味着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此时上市公司如果仍披露此鉴证报告，则会向外界传递公司内部机制不完善的信号，所以，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往往不会自愿披露内控鉴证报告。可以合理推断，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质量较好。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选择其他可能影响债务成本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收益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企业成长性（主营业务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偿债能力（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和当年是否有其他外部融资。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借鉴杨德明等（2009）的做法，对模型进行分组检验。将全部样本公司按照审计事务所是否为国内六大分为两组，是国内六大的为审计质量高的一组，否则为审计质量低的一组。如果对于两个样本组，内部控制在降低债务成本方面的作用存在差异，则说明外部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有一定的调节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来看，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中，约46%的公司自愿披露了审计鉴证报告，约39%的公司聘请了国内六大进行财务报表审计。从反映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看，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幅度较大，均值为51%，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发展能力差异较大，但普遍存在发展空间。从流动比率和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可以看到，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较高。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3。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成本越低，从而假设1得到验证。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可靠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杨德明和冯晓（2011）利用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银行仅能识别国有公司的内控质量，却无法识别民营公司的内控质量，因此建议要重视对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在利用信贷资金扶持此类企业的过程中，要避免资金过度流入高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笔者的结论与其不同。本文的样本公司是中小板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债权人能够感知中小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传递的信号，更愿意以较低的利息率与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上市公司合作。
对模型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对于Big6=1的高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在高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降低债务成本，但作用并不显著。对于Big6=0的低审计质量样本组，I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低审计质量样本公司中，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降低债务成本。总的来看，不论外部审计质量高低，高质量内部控制都能降低债务成本，只是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债权人会更依赖于内部控制对其利益的保护作用，而当外部审计质量高时，对内部控制保护作用的依赖有所降低，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取了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结论仍未发生改变。
1.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t-1，即两年的债务增量取自然对数来进行考察，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债务增量越大，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债务成本。
2.考虑到国内学者对高审计质量指标的选取有多种，如四大、六大、或十大，本文还采用了当年度的前作为高审计质量指标，假设2仍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债务成本，这意味着债权人在对中小板上市公司做出信贷决策时，能够感知到内部控制传递的信号，对拥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债务人会提供更多的债务资本和更低的债务资本成本。因此，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应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更要主动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和提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获得更为宽松的债务契约条件，降低债务成本。
本文研究还发现，在高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不明显；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中，高质量内部控制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显著。这说明当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质量较低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将更明显。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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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概念入手，分析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公司治理
1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概念界定
在2006年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新修订的《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中认为内部审计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我国于2014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内部审计准则》，做出如下定义：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
2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较差
审计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之一是其独立性。现阶段我们国家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主要有以下类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领导下的、财务总监领导下的计和财务经理领导下的、监事会领导下的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讲，内部审计的领导层越高，其独立性越强，受到的制约因素越少，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相反独立性就差。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主要以董事会和总经理领导下的内部审计为主，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司治理层参差不齐，这就造成公司治理不够完善，内部审计独立性差。
2.2 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不能满足上市公司内审工作的展开
从公司的角度来讲，虽然很多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一些专业培训等手段来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但力度还明显不够。从国家整个大环境来说，内部审计的发展仍然比较滞后，国家和社会对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就直接导致从事内部审计的人员不多。内部审计人员很少通过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来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同时现阶段的内部审计大多是事后审计，事后审计往往形成内部审计人员人手不够，工作紧张的局面，而且很多时候是就数字论数字，长此以往，会让管理层觉得内部审计缺乏新意，打消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这一现实问题一方面会导致上市公司没有动力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内部审计人员没有动力提升自身水平，从而不利于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的展开。
2.3 内部审计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很多上市公司虽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了相关审计人员.但内部审计制度没有或者不够完善，而且业务水平不高，因而内部审计在上市公司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上市公司管理层认为内部审计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对内部审计工作不够重视，在机构调整中，内部审计部门首先受到影响。
2.4 管理审计业务较少
管理审计能够促使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促进企业价值增加。内部审计的主要是事后的监督，而管理审计是是以改善企业的管理素质和提高管理水平为目的，审查被审计事项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决策等管理职能上的表现，促使被审计单位提高管理水平以提高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一项管理活动。是一种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审计活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内部审计也应该与时俱进。但很多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限于事后审计，而对事前、事中、事后的管理审计不够重视。
3 完善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对策
3.1 提高内部审计独立性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差，这主要体现为：独立董事制度缺失或不够完善。在这种治理结构下，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很差，为了建立上市公司行之有效的内部审计，其治理结构有必要得到改进。首先，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第二，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需要得到加强。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作用的发挥是决定董事会是否有效的关键。董事会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上市公司的内审工作就能顺利开展。第三，加强内部审计的制度和法律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法律制约作用，从而提高内部审计在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3.2 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不是很高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提升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第一，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现有内部审计人员专业素质的培养力度，积极与相关专业高校联系，不断提高内审人员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第二，公司可以通过多途径，广路子，宽范围等方法引进高端审计人才，提升公司人员配备。
3.3 转变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的理念
内部审计是管理性审计，即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内审人员与被审人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被审计人员讨论审计的目标、审计的计划和审计过程中可能发现的问题，并及时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改进的可行性和应采取的措施，从而为企业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实现企业经营目标提供有力帮助。因此，广大内部审计人员要转变理念，不仅要善于发现审计中的问题，更要善于提出这些问题的改进建议，及时可靠为公司管理层服务，当好管理层和治理层的咨询顾问，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积极作用。
3.4 提高对管理审计的重视度
我国内部审计在最初设立时是作为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内部审计工作的重心并不在管理审计业务之上。虽然国家相关部门曾明确提出内部审计工作的重点是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管理，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内部审计只是简单的监督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不能为企业的价值活动做贡献，那么内部审计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所以，我国上市公司应提高对管理审计的重视度，同时加强风险控制，完善治理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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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内部控制 内部监督 内部控制缺陷 外部监督 审计意见
一、 引言
2013年8月16日11点05分，上证指数在一分钟内涨幅超过5%，甚至一度达到5.62%，一时间各路内幕消息传的纷纷扬扬。午市开盘后光大证券停牌，公告显示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门在使用套利系统时出现严重问题。后经调查发现，此次“乌龙指”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该策略投资部门系统未置于公司风险控制系统监控下，是多级风险控制体系未起到作用所引发的，相关内部控制存在明显缺陷。这就是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这场“乌龙指”事件的发生使得上市公司、公众和监管机构更加注重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和完善。
从理论上讲，内部控制和审计意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审计意见的形成离不开对内部控制的评价。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越完善，内部控制运行越有效率，财务风险相应的也较低，注册会计师就倾向于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反之亦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监督与非标准审计意见
美国《萨班斯法案》中明确要求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要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对于本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法案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业界对于上市公司内部定期汇报内部控制报告，都给予了很积极的评价。内部监督要求的是公司要建立相关的监督部门对内部控制的运行定期有效的进行检查，以确保在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相比那些没有定期汇报内部控制监督报告或者从不汇报监督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那些能够定期汇报内部控制监督报告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值得人们信赖的内部控制体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内部监督负相关。
（二）内部控制缺陷与非标准审计意见
在2010年之前，我国上市公司在对内部控制相关信息进行披露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问题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质量较差，同时上市公司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也没有统一标准来指导上市公司，这就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可比性较差。2010年，相关部门制定了内控实施时间表，加之我国股票市场环境的改善，这些都使得上市公司更重视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也相对规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缺陷正相关。
（三）外部监督与非标准审计意见
外部监督，就是指独立的注册会计师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然后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这种外部监督存在，使得信息需求者能够得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整体情况的客观评价，并且该评价具有独立和全面的特点。外部监督的存在对上市公司各方信息需求者和利益相关者都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同时，注册会计师在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内部控制作为审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往往也会为财务报表审计意见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外部监督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根据对前人研究结果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找出了三个内部控制的相关变量，用于研究内部控制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并归纳出七项会影响审计意见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实证分析所涉及的所有变量详见下页表1。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把审计意见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根据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报告来归纳上市公司当年的审计意见类型。如果该年度上市公司被出具的是非标准审计意见，那么，OPINION=1；否则，OPINION=0。
（二）解释变量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所出具的内部控制报告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大致相同，采用综合打分评价方法极可能会忽视内部控制重点情况。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本文选取了三项关键指标来评价公司内部控制。
1.内部监督（INTERNAL）。内部监督要求公司要建立相关的监督部门对内部控制的运行定期有效的进行检查，以确保在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后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内部监督能够较好地反映内部控制得以执行的具体情况。如果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定期提交内部控制监督报告，那么，INTERNAL=1；否则，INTERNAL=0。
2.内部控制缺陷（DEFECT）。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表明该公司的内部控制还有待更好的完善，所以本文使用内部控制缺陷作为评价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完善的指标。如果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那么，DEFECT=1；否则，DEFECT=0。
3.外部监督（EXTERNAL）。外部监督使得信息需求者能够得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整体情况的客观评价，外部监督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效率的评价指标。如果上市公司存在外部监督情况，那么，EXTERNAL=1；否则，EXTERNAL=0。
（三）控制变量
经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后，本文选取了能够影响审计意见的七个控制变量。
1.本年度损益（PROFIT）。本年度损益是评价公司本年盈利情况的指标，是影响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因素之一。如果上市公司本年度实现盈利，则PROFIT=1；否则，PROFIT=0。
2.盈余管理（Delist和Delight）。盈余管理的本质属性决定了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使得公司存在更高的风险。本文用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表明公司盈余管理情况。如果净资产收益率（ROE）落在0到1%的微利区间，则Delist=1，否则，Delist=0；如果落在6%到10%的敏感区间，则Delight=1，否则，Delight=0。
3.资产规模（SIZE）。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内部控制建设也往往越规范。本文使用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替代来进行研究。
4.股权集中度（OC）。股权集中度作为一个数量化的指标能够很好的反映上市公司股东的持股状态，进而反映公司的稳定性。本文选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表示股权集中度。
5.注册会计师变更（CHANGE）。从理论上说，注册会计师的变更会影响下一年度的审计意见类型，本文利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作为注册会计师变更的替代因素。如果当年上市公司有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情况，则CHANGE=1；否则，CHANGE=0。
6.总资产净利率（NPM）。上市公司面对恶化的财务状况，往往会通过粉饰财务报表等手段克服财务状况恶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本文选取总资产净利率作为财务状况的评价指标。
（四）实证模型设计与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建立了如下三个回归模型用以检验三个假设：
OPINION=β0+β1INTERNAL+β2PROFIT+β3Delist+β4Delight+β5SIZE+β6OC+β7CHANGE+β8NPM+ε（1）
OPINION=β0+β1DEFECT +β2PROFIT+β3Delist+β4Delight+β5SIZE+β6OC+β7CHANGE+β8NPM+ε（2）
OPINION=β0+β1 EXTERNAL +β2PROFIT+β3Delist+β4Delight+β5SIZE+β6OC+β7CHANGE+β8NPM+ε （3）
由于我国内控基本规范都是在2010年才逐步实施，这就导致了2010年之前内部控制相关数据的可比性较差。所以本文选取了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这三年在我国证券市场A股上市的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按照下列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缺失、不连续的上市公司。共得到2 805个数据样本，是935家上市公司的三年数据，其中在深交所上市的有462家，在上交所上市的有473家。本文各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从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网、深交所网站和上交所网站中获取补充资料，文中涉及内部控制的相关数据来自手工整理，使用EXCEL和SPSS19.0软件来完成筛选和分析。
四、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审计意见关系的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在2 805个样本数据中，91个样本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占总数的3.2%；1 251个样本显示出存在内部监督，仅占总数的44.6%，未达到半数水平，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内部监督方面还有待极大的提高；463个样本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仅占总数的16.51%，同时作者观察到上市公司披露的绝大多数内部控制缺陷都是一般程度的公司层面缺陷；1 269个样本数据显示上市公司进行了外部监督，占总数的45.24%。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各变量进行Pearson双尾检验，得出表3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审计意见与内部监督、内部控制缺陷和外部监督都表现出微弱相关，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针对单个实证模型而言，内部监督、内部控制缺陷和外部监督分别与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说明三个模型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为对模型的分析是分别进行的，所以并没有考虑三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影响。
（三）多变量回归分析
分别对三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4的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通过分析得出，审计意见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审计意见与内部控制缺陷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审计意见与本年度损益和资产规模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与其他控制变量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1和假设3得到验证，分析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方面积极性较低，披露质量较差。
五、建议与结论
面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所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制定格式较为统一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严格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制定严格的处罚机制；规范证券市场以促使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实现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整合。借鉴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必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管理基础，内部控制和审计意见的关系也将愈加紧密。
参考文献：
1.袁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与改进[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7）.
2.袁克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动因解析[J].财会月刊，2010，（5）.
3.李连华.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效率分析与政策建议[J].财会月刊，2012，（7）.
作者简介：
马春英，女，沈阳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审计理论与实务。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内涵
所谓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是针对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真实性与质量较差这一问题，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而提出的一种概念，其不仅是对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与内部审计的延伸，更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当下上市公司中常常出现的财务舞弊问题，所以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具体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就是确认、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过程。
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
上文中提到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内涵，在下文中将就其目标进行具体论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是对公司在特定时点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为实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以下几点保证目标的实现。
（一）证据获取
想要较好的进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注册会计师就必须掌握并了解公司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与执行是否有效的证据。在具体的相关证据获取中，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询问、检查、观察、执行替代程序等手段进行相关证据的获取，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利依据[2]。
（二）财务报表审计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是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的一种合理保证，其同时包括着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进行的风险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还要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因此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不仅关系着财务报表的合法性与公允性，更关系着整个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需要对其予以格外重视。
（三）审计思路
在具体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为了保证相关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相关注册会计师必须拥有清晰地审计思路，并切实的按照“财务报表初步了解-识别企业内部控制-进行相关账户、列表认定-了解错报来源-执行拟测试控制”这一思路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以此保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功能的正常发挥。
三、加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策略
上文中我们了解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内涵与目标，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对加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策略进行具体分析，希望能够以此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一）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环境
想要加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优化相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环境是一种较为不错的方法。在我国当下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审计工作中，内部控制不完善与公司治理制度的效率缺乏是其主要面对的问题，而通过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系统环境，就能有效的对其予以解决。在具体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环境的优化中，相关上市公司应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进行具体的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的完善，以此保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保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顺利展开[3]。
（二）明确内部控制评价规范
想要加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明确相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规范，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在2008年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这一规范的提出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有力依据。虽然这一规范自身还存在着一定不完善之处，但这一规范的出现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相关发展仍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评价规范执行中，相关注册会计师需要依照该规范中提供的相关标准，结合具体审计工作实际，进行具体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操作与执行。除了相关规范外，我国财政部还颁布过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内容的相关条例，这些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来说，都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4]。
（三）优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在进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优化中，注册会计师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优化工作。一方面，需要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中采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进行具体工作的展开；另一方面，需要将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进行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相关效率。
当前，将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赋予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能否确保独立审计监督的有效性，在上和实践上都还有待证实。如果换一种思路：要使得审计委托人真实履行职责，他首先应是真实审计报告的需要者；而审计报告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鉴别。也就是说，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是审计委托人真实履行审计委托职能的前提。由此，如何从制度上对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模式进行革新就是本文要系统阐述的问题。
上市公司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分析
从供给需求理论来看，之所以存在普遍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因为市场上有大量假信息的需要者。那么，谁又是上市公司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呢？其中，谁是上市公司主要的会计信息需要者？考虑不同的利益关系，笔者认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主要需要者大致有七类，若逐一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要求各不相同，甚至各类需要者中不同群体之间也会有不同心态。
1. 政府及政府部门。相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比较倾心于经过粉饰后的会计信息。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出具的虚假会计信息更多的是夸大公司的业绩，扩大的业绩可使得税务部门更好的完成征税工作，财政部门也因此可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无疑对地方政府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如果上市公司通过粉饰业绩获得配股资格的话，配股所圈到的资金会成为地方一大笔投资，显然这对地方也是有利的。相比之下，中央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较为暧昧。中央政府当然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但完全真实的信息是否会带来负面也是令决策者们关注的事情。
2. 公司所有者。如果以是否参与执行董事会决策为标准，可将大股东细分为外部大股东、内部大股东，就股东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认可度而言，外部大股东才是唯一需要真实会计信息的公司所有者。从欺骗债权人、潜在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的角度看，中小股东与内部大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
3. 公司高级雇佣群体。对于公司高级雇佣群体而言，无论是独立董事还是公司管理咨询顾问，他们主观上都需要真实的会计信息，但他们对真实会计信息的依赖性却又不是很强。
4. 公司员工。公司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需要粉饰过的会计信息。因为良好的业绩不仅是高管人员能力的表现，也是其身价的体现。与此类似，对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员而言，就业于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值得炫耀的资本。
5. 公司债权人。如果不考虑国有商业银行“宁挂勿烂”的心理，债权人是比较希望得到真实会计信息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资金到期能否收回，也会影响到债权人进一步的借贷意向。
6. 公司潜在利益相关者。就潜在债权人而言，他们与债权人一样需要获取尽可能真实的会计信息，决定下一步的借贷意向。如果他们所得到的会计信息经过粉饰，可能会直接造成呆账、坏账，这无疑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如果将潜在投资者细分为投资者和投机者两类，投资者更关注公司长远利益，因而会对即期会计信息真实性较为倾心。而投机者则不然，他们更需要一个大起大伏的涨落，便于打价格差，相较而言，经过粉饰的会计信息往往能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遇。
7. 公司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无论是公司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虽然他们的利益动机不同，但可确信他们都是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因为真实的信息是他们进行相关决策的依据。
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应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
在对谁是上市公司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进行了分析之后，本文试图得出一个新的结论：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应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不是指将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赋予全部的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事实上，各类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的利益与信息真实性的相关度强弱各不一样，由弱利益相关者参与委托审计或其他表决，“搭便车”几乎难以避免。从理论上讲，能够参与委托审计并能尽心履行委托职责的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应具有以下特征：
1. 对真实信息需求强烈，并与其利益高度相关。只要符合这一要求，才能确保委托人有强烈利益动机对审计工作进行监督。从利益相关性程度看，外部大股东、债权人、潜在投资者、潜在债权人、公司主要往来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都具有这一特征。
2. 与上市公司缔结有现存的利益契约。这一特征是确认审计委托人资格的可行标准。潜在投资者、潜在债权人不存在与公司现存的利益关系，对他们进行资格鉴定成本非常高，显然将他们界定为审计委托人是不合适的。
3. 上市公司与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之间的利益正相关。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关系是负相关的，无论是从财务保密原则还是市场竞争要求来看，上市公司竞争对手都不能充当审计委托人。
综上所述，具备这些特征的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包括外部大股东、债权人、公司主要往来客户、合作伙伴等，由他们参与委托审计无疑是合适的。对于另一个重要群体——独立董事，如果以上述三个特征进行衡量，他们并不适于充当审计委托人。但独立董事作为内部董事的制约者和中小股东的代言人处于比较关键的位置，完全由独立董事或由独立董事为主委托审计难以解除人们对独董参与合谋的顾虑。即使在美国，独立董事不独立也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本文的观点是：在公司治理比较倚重独立董事的情况下，让一定数目的独立董事加入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形成的审计委员会是合适的。
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的充分性
1.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取代股东委托审计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从延续性来看，“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并不是对“独立审计起源时审计委托权属于财产所有者（股东）”这一命题的简单否定，它的内涵是扬弃。以“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替代“财产所有者”作为企业审计委托人固然是一种创新，但这种创新所造就的新理论与旧理论是兼融的。从独立审计的起源看，当时的企业财产所有者（股东）同时也是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就此而言，审计委托权应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是对审计委托权归属于股东理论的。旧理论是新结论的基础，新理论扩大了旧理论的适用范围。
2. 只有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才是真实审计报告的需要者。当股东中的绝大部分已不再关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甚至热衷于粉饰会计报表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股东对审计报告真实性的关注程度已经减弱了。审计报告对更多的股东而言，只是应付其他会计信息需要者的证明材料，于其自身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客观上，仅仅那些比较倾心于真实会计信息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才可能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有较高的关注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审计报告是对企业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一种检验。换言之，只有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才是真实审计报告的需要者。
3. 由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委托审计能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监督。当审计委托人更希望得到真实的会计信息时，这必然要求委托人关注审计工作，重视注册会计师工作的质量。这种关注实质上加强了审计委托人对注册会计师工作的监督。对比监督有力和监督乏力两种情形，我们有理由相信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要胜于由股东委托审计。
4. 由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委托审计会加大公司内部人的贿赂成本。主观上，独立董事也是公司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但完全由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却并非最优选择。原因在于独立董事与真实会计信息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较弱，容易被公司内部人收买。设想如果让公司审计委员会多元化，吸纳各类的真实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参与，必将加大公司内部人会计作假的贿赂成本。
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委托权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的必要性
1. 将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赋予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失真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顽疾，解决好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归属问题，找出适宜的审计委托人，无疑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重要途径。实现债权人、公司主要客户、合作伙伴参与委托审计，这等于向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资本投资和债券投资时，存在一个或多个可以信赖的跟进对象。由此可让资金供给者有更为稳定的预期，这样资本市场才可能真正活跃。
2. 由真实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有利于市场稳定。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中也有的主要往来客户和合作伙伴，让他们也参与委托审计对于畅通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和供销渠道大有裨益。让这一设想付诸实践，也可为商家信誉危机和三角债的解决提供一种思路。
3.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有利于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并不仅仅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情况下的一种扭曲，从的前景来看，随着股权的不断分散，内部人控制也是一种趋势。在内部人控制情况下，引入独董制度并不能十分有效的监督内部董事，这是由独立董事的弱利益相关性决定的。独立董事易于被收买，且自身缺乏内部监督，形成了治理结构新的软肋。而将审计委托权赋予全部的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对独立董事而言也是一种制约。
4.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有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由董事会或独立董事委托审计，注册会计师易受胁迫与内部人合谋舞弊，从而被其“俘虏”，难以做到真正独立。如果能通过改变审计委托关系，使得注册会计师能与公司内部人真正独立，这无疑能免除注册会计师担心得罪内部人而失去客户的顾虑。若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能更公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限制了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不讲质量的恶性竞争，净化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
5.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有利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在我国，国企经过近十年的公司制改革，企业制度已基本确立，但这一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结构却远未理顺。未能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客观上也是导致公司治理结构流于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职业经理人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公司财产所有者与公司受托经营者长期博弈，建立诚信和适宜的激励约束机制。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无疑是对经营者一种较为有效的约束，这种约束也有利于经营者建立信誉。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的可行性
1. 遵照成本效益原则部分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有动机履行委托审计职能。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是否有动机参与委托审计是这一设想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关键一环。如果以成本效益原则进行考核，可以确认当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参与委托审计的成本小于他们获取真实会计信息所得到的收益或避免的损失时，参与委托审计是理性决策。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参与委托审计，除财务成本外，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一些外部大董事、大债权人和合作伙伴而言，获取真实会计信息所能得到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这些成本。从这一点，不难断言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存在可行性基础。
2.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有利于实现企业理财目标。现代理财学对理财目标的探讨已实现了由“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演变。姑且不论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异同，考察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基本状况不难发现，上市公司会计造假大都表现为虚增资产、虚报利润，考虑税收因素，这类会计行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都是相悖的。从这一角度，可以认定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加强审计监管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理财目标。
3.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不会加大公司审计成本。从公司成本角度考虑，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除去增加必要的会务会、费以及接待费用外，聘任事务所的审计费用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换言之，审计委托人的这种转变与审计成本的增减无关。若考虑公司内部人可能与注册会计师合谋因素，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或许还能减少内部人贿赂成本。
4. 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不会干扰公司日常事务。“审计三角”体现了审计委托人、审计人、被审计人之间的制衡关系。这种关系是确保审计监督有效的必要条件。现在普遍存在审计监管失效的根本原因就是“审计三角”扭曲为直线，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将是审计三角关系的重建。将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作为审计三角的一方，在人格上可以保证他与另两方的独立。也就是说，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在委托审计的同时不会干扰公司日常事务。
小结
在对上市公司真实信息需要者细分之后，本文从充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三个方面了由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委托审计的合理性。但如前文的结论，仅外部大股东、债权人、公司主要往来客户、合作伙伴及独立董事这些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才适合于参与委托审计。具有操作办法是，由公司与之的利益关系确定一个量的标准，从中选取一些与公司利益高度相关的真实会计信息需求者组成审计委员会，由该审计委员会委托审计。
：
1. 约翰。海普。（2002）。《审计质量和结构》，《会计》第6期。
2. 王善平。（2002）。《独立审计的诚信》，《会计研究》第7期。
3. 刘明辉 张宜霞。（2002）。《审计委托模式、审计关系模式与审计独立性》，《特区财会》第5期。
4. 余玉苗。（2000）。《我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研究》，《财务与会计》第10期。
关键词：外部治理；风险导向；审计定价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5-011-11
一、概述
以契约理论的层次结构学派和合约学派为依据，公司治理形成了狭义和广义等多层次的概念。对于狭义的公司治理，历史上相继出现股东中心论和人力资本中心论两种“单边治理”的思潮，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股权分散化等造成企业边界的柔性化，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企业”，使得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交易者、雇员、政府和社区等有机会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cochran and Wartick，1988)，从而带来了新一轮的以“多边治理”为核心的治理革命，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也重新定位在广义的概念上。从广义上来讲，公司治理实质上是公司内外部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和治理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Jensen，1993)，有效的公司治理同时依赖于良好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制度设计及其要素体现。
2007年4月，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肆虐并演变成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探求金融危机的根源，既有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失当和美国中介机构失信等外部治理原因，也有内部风险管理欠稳健、诚信体制缺乏、责任追究机制失效等内部治理原因，实质上暴露出美国式公司内外部治理的重大缺陷和风险。“正是治理风险的引爆，最终直接导致了这场金融海啸”。“此次危机与几年前的安然事件如出一辙，再一次凸显了‘繁荣’背后的治理风险问题”
(李侠，2008)。美国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拟从审计定价的视角寻求我国公司外部治理风险防范与控制机理。
审计定价是审计成本、审计质量、审计风险等多方面综合考虑的产物，在审计市场中一直为各方所关注。在审计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成为一种具有效率的选择(刘建秋等，2005)。20lO年1月27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10]196号)，反映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情况已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并开始对收费行为予以规范。我国已有很多学者探讨了公司治理要素和审计定价的相关性，如蔡吉甫(2007)等，但这类研究主要着眼于探讨内部治理的影响，并未把外部治理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从2007年1月1日起，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全面实施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为核心的新审计准则体系。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基于战略系统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内外环境层面上对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在提高审计效率的同时也力图降低审计风险，充分反映了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已成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关注重点。那么，在我国，外部治理影响审计定价的路径有哪些?审计定价考虑外部治理风险了吗?如何协同内外部治理以提高公司的整体治理效率?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我国公司治理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内部人控制”方面，因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加剧了强势一方的逆向选择，所以许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投向公司内部治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高层权术游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可由既定的(外生化的)分析转变为内生化的分析，以提高制度的执行效率。因此，内部治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效率的公司治理也依赖于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和制度安排。在我国，目前从外部治理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构造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聚焦于外部治理及其“内生化”，以提高公司治理的内外系统依赖性。然而，由于篇幅或信息收集等原因，本文纳入研究的外部治理主体仅包括银行债权人(长期)、供应商、境内外监管、客户和会计师事务所，同时也把中观治理环境(区域和行业分布)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环境因素来考察，而并未包括经理人市场、行业协会、其他中介(如律师事务所)等等，这些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的研究。
(一)银行债权人(长期)和审计定价
债权人和股东都是公司资金的实际提供者，但股东和经理层等“内部人”却可能通过股利分配、资产置换和投资不足等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由于债务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Harris and Raviv1990)，尽管拥有固定收益权，债权人却承担了到期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因此，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应该从股东手中转移一部分给债权人，并根据所出现的不同的收益状态来决定控制权的分配情况(Aghion and Bolton，1992)。债权人可以通过拒绝放贷或提前收回贷款、借款契约保护性条款安排、贷款资金使用过程监管、进入债务人董事会、非常情况下的“相机治理”等方式来参与公司治理。我国资本市场中目前存在大量的债务性资本，特别是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资本承担的风险最大，因此，无论从剩余风险的控制动机上，还是监督实力上，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更易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也更为期待较高的审计质量。同时，出于对财务风险的顾虑，注册会计师也会调高有更多银行长期借款的客户的审计风险溢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长期借款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二)供应链治理与审计定价
“商业生态系统”
(btlslness ecosystems)认为，未来的竞争不只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与另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对抗(IanSltl’and Levien，2004)，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依赖于作为“核心商业层”的内外部供应链的协调运作。与内部供应链的供需业务相衔接，外部供应链主要由供应商和客户所构成。随着经济联结性的增强，供应商日益关注下游客户的发展情况，期待看到较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以推断客户未来采购的稳定性和还款能力，藉此评价客户的重要性和信用水平，并对重要的或信用等级高的客户提供较高的赊销额。赊销额增加会增大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注册会计师可能会结合其他审计程序调高审计定价。
客户不仅有商品购买的选择权，还可以在采购合同中确定“有权审计条款”，对企业开展“供应商审计”，即便在购货后，客户也有退换、保修等售后服务要求和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些权利设置和商品的实际效用一起构成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竞争力越强的产品，货款的回收速度越快，双方的预期合作时间越长。打算与企业长久合作的客户更愿意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期望看到质量较高的审计报告。但是，较快的货款回收速度反映了较强的经营效率，注册会计师也可能据此调低风险预期，降低审计收费。综上所述，本文以应付账款／总资产、应收账款周转率作为替代变量提出以下两个
假设：
H2：应付账款／总资产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越高。
H3：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确定。
(三)境内外监管与审计定价
企业不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政府需要动用多种监管手段维持社会公正和经济运行。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限制和政府管制总体上有弱化的趋势，但最近几年国内外财务丑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各国加强了监管制度建设。监管制度建设在监督管理者和保护投资者中具有重要作用(La parta et al.，2002)。监管风险会影响审计定价，李爽等(2004)以中国证券审计市场中的审计师变更为样本对象，研究发现监管信号提高了后任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评价水平，导致了审计定价提高。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的严格性有差异，由此所衍生的诉讼风险也不相同。La porta et a1.(2002)发现普通法系国家(如美、英)比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具有更高的监管和治理水平。即使同为普通法系国家，同时在美国上市的英国公司会向其审计师支付更多的审计报酬，充分表明美国市场较高的诉讼风险对于提高审计定价具有重要影响(seetharaman et al.，2002)。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允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等)，因此必然面临来自投资方的更为严格的监督，并接受境内外多重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管。这些公司为了降低监管风险，必然有强化自我治理的动机和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动机。注册会计师也会在较高的监管和声誉损失风险的压力下提高审计定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4：受到国内监管处罚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要高于未受到国内监管处罚的公司。
H5：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要高于未发行外资股的公司。
(四)外部审计治理与审计定价
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服务能够减少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强化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由于上市公司可能借助大型事务所的品牌向市场传递财务信息可靠的信号，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品牌效应影响了审计定价。在中国市场上，大型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Mark L. DeFond et al.，2000)，大型事务所尤其是国际“四大”获得了更高的品牌溢价(漆江娜等，2004)，大型事务所更具备实施风险导向审计的能力，其对源于公司治理的风险更加敏感，所以影响了其风险溢价和定价策略(潘克勤，2008)。㈣宋衍蘅等(2005)探讨了会计师事务所更换对审计收费变化和审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注册会计师更换以后，影响审计费用上升和下降的因素并不相同。非标准审计意见意味着公司存在更大的风险，并向市场传递负面信号。审计失败的成因之一来自于企业的错误与舞弊或经营失败(秦荣生，1999)，为防范审计失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需要花费注册会计师更多的审计时间去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并与管理层进行多个回合的谈判与沟通，由于增加了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所以影响了审计定价。伍利娜(2003)发现，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属于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定价要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
H7：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更换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确定。
H8：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审计定价要低于出具其他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五)中观治理环境与审计定价
中观治理环境主要包括企业所处的地区环境和行业环境。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制定审计收费标准上也会考虑到公司所处地域的经济水平，审计定价可能存在地区级差，李爽等(2004)认为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的审计收费较高。行业环境是注册会计师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不同行业的经营环境并不相同。肖作平(2006)对12个行业的审计费用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证明行业门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制造业占我国国民经济40％的比重，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多数也是制造业公司。由于制造业需要紧密的全球性经济联系，因此在本轮金融危机中遭到了剧烈冲击。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调整已经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外贸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再加上核心技术落后、品牌附加值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注册会计师可能调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预期盈利，并调高其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风险。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9：注册地处京、津、沪、粤、浙、苏、鲁、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H10：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中国证监会于2005年4月29日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标志着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底，沪深两市已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的上市公司共1301家，占应改革上市公司的97％，对应市值占比98％，股权分置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之后，涉及股改前数据的所有实证研究和数据库建设都不能忽视改革前后的股数和股价的不可比问题(杨丹等，2008)2007年是新会计准则和新审计准则首先在上市公司实施的第一年，本文涉及到很多财务指标变量，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财务数据也存在一定的不可比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以2007年为研究窗口，选择了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全样本的截面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开发和维护的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CSMAR)，并参考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WWW.省略)和证券之星(省略)对有关数据进行了补正。为了提高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减少例外因素对数据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主要是考虑到金融类上市公司和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异质性；(2)剔除数据披露缺损的上市公司；(3)剔除未披露年度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经过处理，最后得到1074家样本公司。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都是应用SPSS13.0和EXCEL软件进行的。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根据上文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AF=β0+β1LONG+β2PAYA+β3RECT+β4PUNI+β5FORE+β6BIG9+β7CHAN+β8OPIN+β9AREA+β10INDU+βeCONVARS+ε其中，β0为截距项，β1-β10为回归系数，CONVARS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本文的关键变量是审计
定价和外部治理，审计定价是被解释变量，外部治理是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定义与设计如表1：
为了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本文借鉴了以往的研究，考虑了内部治理层特征、公司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盈余管理动机、财务能力等的影响，选取了NATI(实际控制人是国有为1，其他为0)、LNTA(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INVE(存货，总资产)、LOSS(亏损为1，否则为0)、ROA(净利润，总资产)、QUICK(速动比率)、LEV(资产负债率)等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见，不同样本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有差异，经追踪到原始数据，审计费用最高值达11900万元，最低值仅为7万元。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的均值为56.4％，而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均值仅为5.7％，由于我国的公司债券比例本身较低，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因此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比重较低，债务结构不合理。会计师事务所为94％的样本公司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表明绝大多数审计师都认可客户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26.4％的样本公司聘请了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国内“五大”按照当年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客户资产排名)会计师事务所，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聘请大型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意愿不强烈。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标准差为408.969，表明不同公司的货款回收速度有很大差别。样本公司中有92.6％的公司为盈利公司，可见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保持一定盈利性，这与资产报酬率(净利润，总资产)的均值为5.5％的结果表现一致。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56.4％，速动比率的均值为1.107，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总体适中。另外，描述性统计还显示，我国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属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都分别占到样本公司50％以上，而受到国内监管处罚和发行外资股的公司比重较小。
表3报告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Pearson和speannan相关系数。由表3可见，审计定价与长期借款／总资产、应付账款／总资产、是否发行外资股、是否属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注册地是否为发达地区(京津沪粤浙苏鲁闽)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相一致；审计定价与是否为制造业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不相一致；除此之外，审计定价与其他变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有高度相关关系而造成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从表3中可见，绝大部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所以绝大部分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当然，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需要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技术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在回归分析中应用“逐步回归法”
(step-wise Regression)，筛选出最重要的变量。表4报告了最终的回归模型(coefficients)，从最终的回归模型和选中的系数来看，均为1％和5％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R2和VIF较小，表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DW值为1.895，经测算，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从表4中可以看出，外部治理尽管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治理效应不太明显，一些重要的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在审计定价中没有得到反映。具体分析如下：
1 银行债权人(长期)治理因素。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不一致，说明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效应不明显。之所以银行债权人没有实现假设的预期控制效应，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关。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向企业投资，且很少以债权人代表的身份进驻上市公司董事会，因此作为“外部人”对公司缺乏有效的资本监督，再加上行政干预、借贷契约约束软化、“相机治理”机制难以形成等原因，使银行的风险承担和剩余控制权不相匹配。但是我们关注到，尽管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LEV)与审计定价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从总体上看，债权人利益得到了审计师的应有关注，审计定价考虑到偿债风险的影响。
2 供应链治理因素。应付账款，总资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假设中提到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治理效应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响应。供应链上的参与方主要通过市场契约以及价格、需求等市场杠杆来实现交易，基于信任关系的战略合作机制、组织间成本与风险的协调控制实际上并未得到应有关注。
3 境内外监管因素。国内监管处罚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政府监管风险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反映。这既有监管法规不完善、监管力量分散等原因，也与民事责任弱化、惩罚成本太低有密切关系。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显著高于没有发行外资股的审计定价，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境内外的多重监管增加了监管风险，提高了公司和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同时，为了控制更易发生的被诉和高额赔付的风险，注册会计师明显提高了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的风险溢价。
4 外部审计治理因素。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型事务所获得明显的审计溢价，这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同。国际“四大”或国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风险和非诉讼风险(声誉损失)都比小型事务所要高，同时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执业能力也高于小型事务所。上市公司特别是规模大、发展前景好或有海外上市愿望的公司，更有借助大型事务所品牌效应的积极性，也更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模型中事务所的更换和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与审计定价负相关，但不显著。描述性统计显示，2007年样本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为8.1％，但回归结果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也没有发现上市公司对审计意见的“购买”行为。
5 中观治理环境因素。上市公司所处地域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证实了京、津、沪、粤、浙、苏、鲁、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的假设，这与李爽等(2004)的研究结论一致。这既是因为当地物价和工资水平高，因此审计的人工成本较高，正向影响了审计定价；也可能是由于发达地区经济活跃程度高，审计市场的需求大，减轻了市场竞争对审计价格的抑制。企业是否为制造业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可见审计定价未能考虑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负而影响，如公司盈利水平低、资金链吃紧、经营与财务困境可能带来的舞弊风险等。
在控制变量中，资产总额的自然埘数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说明较大的公司规模通过影响审计测试的时间和范围增加了审计成本，提高了审计定价。“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有”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肖作平(2006)的结论一致，说明由于人格化所有者缺位，导致产权约束力不强，管理层利益壕沟(managerial entrenchment)效应比较突出，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动机。存货／总资产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前研究结论不一致，是否是由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师将重点放在
关注公司内外环境上而减少了具体业务的测试程序?这尚待以后另文研究证实。公司是否亏损与审计定价正相关，说明审计师非常关注公司是否盈利，因为公司经营失败往往增加了审计师的被诉风险。除上述变量外，其他变量(主要是内部治理变量)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
(三)参数和非参数检验
我们按照虚拟变量分组，通过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两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一步证实不同样本组之间审计费用的差异。表5报告了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除“年度是否亏损”的t统计量和z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大于显著性水平10％、其F值的相伴概率值大于显著性水平5％／小于10％以外，其他分组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1％，进一步证实了分组的显著差异及前述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五、结论和建议
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公司治理的重大风险，我国的新审计准则也开始全面导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公司的外部治理风险应该成为审计师的关注重点。本文的目标是检验外部治理风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定价，拓展了先前的以公司内部治理为主的经验研究。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的资本市场背景，使用1074家中国上市公司2007年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在控制有关变量后，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法、参数和非参数检验等方法检验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对审计定价的影响。
研究表明，外部治理尽管在审计定价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效应不太明显，部分重要的外部治理风险因素并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反映。具体而言，长期借款占总资产比重与审计定价显著负相关，与理论假设不一致，银行债权人治理效应没有得到发挥，但是总体上审计定价考虑到了偿债风险(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应付账款／总资产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假设中提到的供应商和客户的治理效应不明显；注册会计师考虑到了国内外的监管风险，但是国内监管处罚和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监管法规不完善、监管力量分散、民事责任弱化、惩罚成本太低有关；大型事务所获得明显的审计溢价，但事务所的更换和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上市公司所处地域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然而上市公司是否为制造业与审计定价的关系不显著，可见中观治理环境因素没有在审计定价中得到足够关注。此外，部分控制变量如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素等与审计定价显著相关，这些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的治理效应亟待提高。我国债权人为公司提供了大多数资本(参见LEV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但由于长期的保护机制欠缺，极易造成“内部人”对债权人群体的利益侵占，因此，债权人的角色应重新定位。在所有债权人中，为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的银行债权人由于利益周期长、风险成本高，因此最有动机、也最有能力参与公司治理。除了资本监督、贷款合同约定外，史生丽等(2008)提出“我国银行债权人派代表进入公司监事会”的建议，笔者认为可行。我国实行董事会、监事会并存的双层制制度，但是由于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冲突，以及债务资本的到期偿还、利息固定等特征，银行债权人并不适合进入董事会。但是进入监事会行使对管理层的质询、诉讼等经济监督权较为可行，目前亟须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另外，我国的公司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公司调整融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2007年8月14日，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了忪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因此，会有更多的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债券持有人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也可作为“债权人代表”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2 增强强制性治理和自主性治理的协同效应，控制监管风险。发行外资股的上市公司支付了高的审计定价，说明审计定价考虑到了国内外多重监管下的治理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内外力量的作用，世界各国纷纷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出现了国际化趋同的趋势。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治理质量不高，所以更应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先进管理模式，革新监管理念。但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英美式的公司治理也远非“尽善尽美”，因此在借鉴中还应做好有利于弥补我国政府监管、市场结构或企业自律缺陷的特殊制度安排。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新公司法的制定也遵循了自主性治理的理念，但这容易造成上市公司形式上的“消极合规”而不是对监管法规的实质性融入，从而可能影响法规的执行效率。只有优化公司治理环境，增强强制性治理与自主性治理的协同效应和互动机制，推动公司建立对监管风险的自适应和自我防范机制，才能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公司的服从成本以及违规惩罚成本，最终提高公司内外部治理的综合效率。
摘 要：本文从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角度，间接考察了审计委员会在改善内部控制、保证财务报告质量、减少违规与舞弊等方面的治理效率。回归结果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低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当年少于前一年支付的审计费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对审计委员会的信任也减少了一定的审计程序，降低了审计成本，这将促使外部审计师降低审计收费。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审计收费；有效性
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证监会和原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初联合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董事会中设立审计委员会。按照该准则的规定，审计委员会所履行的职责，主要包括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等。理论上讲，上市公司交由外部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信息是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后的，审计委员会要对这些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负一定的责任，外部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信赖审计委员会的审查。截至2004年，我国已有633家上市公司成立了审计委员会（吴水澎、李斌，2006）。那么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究竟有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外部审计能否信赖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存在能否显著减少外部审计的工作量与审计成本？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从外部审计收费这一间接角度考察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从审计委员会的内部构成出发，考察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以及勤勉程度等特征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即研究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另一类将审计委员会视为一个整体，分析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即设立审计委员会后对诉讼、盈余管理、财务报告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市场反应等，而从这些因素出发也可以研究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效率，例如设立审计委员会后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就表明审计委员会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本文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
对于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收费问题，夏文贤和陈汉文（2006）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从逻辑上讲，关于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审计委员会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质量要负一定的签字责任，出于自身风险的控制，往往需要更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服务，或扩大外部审计范围，从而增加审计收费。相关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会导致外部审计收费的增加：审计委员会往往说服管理层聘任具有更高专业能力和声誉的外部审计师（Kunitake，1983；Eicheneher and Shields, 1985；Abbot and Parker，2000）；审计委员会往往需求现任外部审计师提供更多的审计服务，如扩大其审计范围等（Simunic and Stein，1996）。
另一种可能是，审计委员会有助于审计收费的下降，主要原因是审计委员会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机构，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Walker，2004）。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不只局限于选择外部审计，而是对财务报告过程进行全面监控，包括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以及审查公司的内控制度等，这都增强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可靠性。公司内部控制机制是外部审计师确定控制风险水平和审计范围的重要基础，从而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Wallace，1989；DeZoort，et al.，2002）。Knapp（1987）发现，当审计过程中出现争端时，审计委员会更可能支持审计师，而不是公司管理层，支持的程度与审计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有关。Klein (2002)发现，当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降低时，这些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显著增加；Xie等(2003)也发现审计委员会中外部董事所占比例越高、至少拥有一名财务专家或公司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对财务报告与外部审计的监督权时，公司进行激进型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这些研究说明，审计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盈余作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审计风险，最终降低了审计收费。
还有可能是，审计委员会对审计收费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会相互抵消，使得审计委员会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O' Sullivan，1999）。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存在这种不显著关系的原因是审计委员会公司治理的无效性。Menon 和 Williams（1994）的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成立只是表面上的，成立审计委员会并不意味着董事会实际上依赖审计委员会来提高其监管能力和股东的管理控制。Kalbers 和Fogarty（1993）等也认为，有关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证据是有限的。既然审计委员会是无效的，那么也就不能推断外部审计能够信赖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从而降低审计收费。
国内学者也对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关于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李补喜、王平心（2005）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审计收费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他们认为审计委员会为加强内部控制、降低审计风险等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审计委员所起的作用仍然有限。夏文贤和陈汉文（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影响审计收费的其他因素后，无论从变化方向和变化数量上，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师变更时审计收费的变化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从外部审计师的角度看，审计委员会的设立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陈汉文等（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所进行的案例研究也表明，审计委员会加强了内部审计的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还未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责任机制，在这种背景下对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及其治理效果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了解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治理的状况、决定其有效性以及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制度，提高公司治理绩效，有着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要考察的问题有三个：相对于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是否对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设立前后，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是否减少？审计委员会是否有显著的治理效率？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主要考察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前后，外部审计收费的变化情况。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后，审计收费显著下降或显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那么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审计委员会的确存在一定的治理效率，至少在公司的内部控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夏文贤等人从审计师变更的角度考察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收费关系的方法不同，本文选取那些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一）样本
本文选取2003年和2004年新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银行等金融类企业、ST公司以及审计信息披露不完全的上市公司，共获得169个样本，其中2003年有109家，2004年有60家。然后，按照同行业规模相近的原则为这些上市公司选取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的配对样本。因此，最终的数据集合共有33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设计与回归模型
对于国内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决定因素的问题，刘斌等（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主要因素，而存货与资产总额之比、长期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盈亏情况、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韩厚军等（2003）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审计收费与公司总资产、子公司个数、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等因素显著相关，与应收账款和存货之和与总资产的比率、净资产收益率不相关。伍利娜（2003）发现公司盈余管理的表现之一，即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处于“保牌”区间，是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此外，公司规模、是否由国际4大所审计显著正向影响年度财务审计费用。魏素艳等（2005）也有类似的发现。但是朱红军等（2003）以沪市公司为样本对审计费用的总体情况及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事务所的规模、上市公司的规模、盈利情况等因素对审计费用具有显著影响。结合上述国内研究，并参考Keefe、Simunic和Stein（1994）提出的审计定价模型，本文将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纳入了审计收费模型（1）：
Fee=α+β1Asset+β2Lev+β3Stock+β4Liquidity+β5Comm+β6Opinion+β7Big4+ε
模型(1)中各变量的含义为：
Fee：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Asset：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资产负债率；
Stock：存货与总资产之比；
Liquidity：流动资金与总资产之比；
Comm：虚拟变量，公司当年新设立审计委员会时，取值为1，否则为0；
Opinion：虚拟变量，公司年报的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清洁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为0；
Big4：虚拟变量，当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事务所时，取值为1，否则为0。
为考察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对审计费用产生的动态影响，本文使用Logistic回归方法建立模型（2）：
Logit(ΔFee)=b+γ1ΔAsset+γ2ΔLev+γ3ΔStock+γ4ΔLiquid+γ5ΔOpinion+γ6Comm+γ7ΔFirm+ε
模型(2)中各变量的含义为：
Fee：虚拟变量，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与设立前一年，审计费用自然对数值（经行业均值调整）对审计费用进行行业均值调整是为了控制公司规模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对审计费用增加产生的影响。之差如果为负，则取值为1，否则为0；
Asset：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与设立前一年，总资产自然对数值之差；
Lev：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与设立前一年，资产负债率之差；
Stock：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与设立前一年，存货与总资产比率之差；
Liquid：审计委员会设立的当年与设立前一年，流动资金与总资产比率之差；
Opinion：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意见从标准清洁意见变为非清洁意见，取值为1，否则为0；
Comm：虚拟变量，设立审计委员会，取值为1，否则为0；
Firm：虚拟变量，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描述性统计
模型(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平均审计费用为13.03211，显著低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13.07226的审计费用水平（注：对两个样本组的平均审计费用之差进行显著性检验，后者大于前者的T统计值为3.0475。），前者的中位数也显著低于后者（注：T统计值为2.7824。）。考虑到两个样本组在资产规模方面并无重大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收费产生了显著影响。两个样本组中，其他变量如资产负债率（Lev）、存货与总资产的比率（Stock）、流动资金与总资产的比率（Liquidity）在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并未显现出有重大差异。
模型（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样本组，审计费用（经行业均值调整）比前一年平均下降了-0.00410，而对应的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样本组，审计费用（经行业均值调整）则平均上涨了0.01083，两个样本组审计费用的动态变化差异明显，显示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审计费用的平均值下降的幅度很小，原因是随着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规模、负债等一般都是在不断增长的，再加上审计服务价格的“粘性”，在不考虑行业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审计费用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是合理的，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支持这一结论。因此，审计委员会设立是否能显著影响审计费用的动态变化，还需要通过回归模型进行验证。
（四） 回归结果
模型⑴是对审计费用的静态比较。从回归结果（表5）来看，代表公司规模水平的总资产对审计费用有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资产负债率、存货比率以及流动资金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在我国审计市场，公司的规模大小是审计收费的关键定价因素，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相一致。本文所关注的审计委员会变量（Committee）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变量系数为-0.0435，T统计值的绝对值为1.9665，接近于2的显著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审计委员会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的符号为负，说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支付的审计服务费在统计上显著小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这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可以合理地推断，外部审计师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对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存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信赖。需要指出的是，变量Committee的系数只有-0.0435，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是产生的影响很小，是否成立审计委员会还不能成为审计收费的重要定价因素。此外，审计意见（Opinion）的系数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选择偏差有关。而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是国际“四大”事务所则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如果不考虑审计质量问题，国际“四大”所的审计收费要显著高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模型⑵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前后审计费用的变化，考察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是否会增加审计费用（经行业均值调整）降低的可能性。从结果来看，公司规模的变化（Asset）与审计费用的降低有负的相关关系，表明公司规模的增加会带来审计费用的增加，减少审计费用降低的可能性，这与上述结果一致。存货比率的变化对审计费用的降低有重要的正面影响，而资产负债率、流动资金比率和审计意见三个因素的变化对审计费用降低的影响很小。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再次产生了显著影响，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显著地增加了审计费用（经行业均值调整）降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后，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平均意义上降低了审计收费（尽管降低的程度非常小）。此外，Firm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当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增加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公司。模型⑴和模型⑵的回归结果，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证明，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行为确实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产生了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在很小的程度上降低了审计收费。如果假定会计师事务所是严格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合理有效地执行审计程序，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审计委员会在改善公司内部控制、保证财务报告质量、减少公司内部违规与舞弊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结论
本文从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前后审计费用变化的角度，间接考察了审计委员会在改善内部控制、保证财务报告质量、减少违规与舞弊等方面的治理效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本文建立了审计费用以及审计费用变化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低于未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同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当年支付的审计费用少于前一年支付的审计费用（经行业平均值调整），而配对样本组支付的审计费用显著增加。这些结果与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对外部审计师来说，一般情况下外部审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的内部控制，而审计委员会在改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率。可以说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控制风险，对审计委员会的信任也减少了一定的审计程序，降低了审计成本，这将促使外部审计师降低审计收费。研究结果证实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率。另一方面，尽管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与否能显著影响审计费用，但从变量系数来看，这种影响还相当微弱。可能的原因是，本文只考虑了审计委员会设立当年的情况，而审计委员会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长期作用可能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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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盈余质量；内部控制鉴证
一、引言
自美国SOX法案颁布以来，我国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2006年沪、深证券等交易所，开始重视内部控制指引工作的质量，其以交易所内部的管理为基础，重视对自身的优化升级，重视对会计事务的管理效率。2008年，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颁布，意味着上市公司将建立适合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2010年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2011年，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上市公司，都开始针对这一文件进行改革，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于2012年开始实施，进一步扩展至中小板、创业板与未上市公司，要求执行该规范的上市公司，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并披露经过外部独立第三方审计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为核心目标。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投资者利益，而盈余管理最终体现在财务报告中，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理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衡量盈余管理，并选择显著性较高的指标衡量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探讨沪深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意见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萨班斯法案中严格规定公司管理层必须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公布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获得内部控制审计意见。Sarah（2012）以萨班斯法案为基础，对内部控制与自我评估进行研究，得出上述工作的质量越高，投Y者面临的投资形势也呈现优化趋势。Doyle（2007）等通过探讨应计利润与现金流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严重的公司，具有更低的应急利润质量。
与国外学者相比，我国学者对内部控制审计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则更为重视。张龙平、王军只、张军（2010）等提出，2006-200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内部控制鉴证工作的效率，对盈余质量的优化起到推动作用，并在控制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而关于肖华、张国清（2013）方面，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对其与盈余水平的关系进行相关性研究，除此之外，二人以增加企业的效益为目标，对企业内部控制情况进行研究，明确盈余水平与其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也正向相关的结论。在佟岩、徐峰（2013）看来，在进行盈余质量评估时，可以以真实和应计情况为切入点，在结构方程的帮助下，得出内部管理控制工作的效率，决定了盈余管理水平，而盈余质量和内部控制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动态依存关系。雷英、吴建友、孙红（2013）发现首次披露据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盈余水平较前一年获得了较大的提升，因此，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对盈余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就徐晶、胡少华（2015）而言，则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内部控制审计对公司的盈余情况起到决定作用，而具有“大所”特点的机构，往往更符合这一规律。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理论，公司高管有多种动机实施盈余操纵，使得会计盈余质量与真实经营成果之间相差悬殊，以欺骗投资者；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高管盈余管理动机和能力，例如，刘俏（2004）提出治理结构越差和超过监管阀值动力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程度越激烈。
内部控制制度作为公司治理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制约高管和控股股东的能力。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2008年颁布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及投资者对内部控制的信任，能够合理保证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体而言，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降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有以下几种方式：首先，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第三方，使公司在受到来自监管方压力的同时也能受到资本市场的有效约束；其次，注册会计师利用其专业技能，对公司的报告提供其审计意见，有利于识别企业内控缺陷，完善内部控制系统，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最后，我国颁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是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有助于监督注册会计师良好履行职责，合理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抑制。在此基本上，笔者的假设1为：
H1：公司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有利于其盈余质量的优化。
在公司情况一定的情况下，开展内部控制与审计工作的初始阶段，其受到来自监管部门、资本市场等多方压力，披露的年度报告中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提高，盈余管理动机和能力会显著降低，针对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如下：
H2：首次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盈余质量显著高于以前年份，即强制内部控制审计能提高盈余质量。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3年-2015年，以沪深A股中的非金融公司作为研究核心，对内部控制审计情况进行分析（金融类公司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需要遵循其他规定，不具有可比性，故剔除），将非正常，SST，ST，*ST，交易数据出现断带的公司筛选出去，有参考性的样本公司大约为2340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以CSMAR数据库为基础，对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进行分析。
2.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学者夏立军（2002）提出，在模型一定的形势下，截面数据这一指标对研究企业的盈余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各行业的研究，则以时间为切入点，引用特定的琼斯模型，得出对盈余管理情况的进一步优化的方式，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特定的琼斯模型（修正后）作为盈余质量的变量，构建出模型（1）：
式中DAi，t是i公司第t期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经过t-1期期末总资产修正），TAi，t是i公司第t期总应计利润（详见模型（2）），Ai，t-1是i公司第t-1期期末总资产，NDAi，t是i公司第t期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经过t-1期期末总资产修正，详见模型（3））。
式中CAi，t是i公司第t期流动资产的变化额，CASH是i公司第t期货币资金的变化额，CLi，t是i公司第t期流动负债的变化额，CLi，t是i公司第t期流动负债中短期借款的变化额，DEPi，t是i公司第t期折旧和摊销费用。
式中REVi，t是i公司第t期营业收入的变化额，RECi，t是i公司第t期应收账款净额和t-1期应收账款净额的差额，PPEi，t是i公司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的净值，α1、α2、α3为回归系数，是根据模型（4）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求得。
为验证假设1：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披露内部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现构建模型（5）
为验证假设H2：首次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盈余质量显著高于以前年度，现构建模型（6）
式中ICAi，t、FCAi，t为解释变量，ICAi，t表示i公司第t期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情况，若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则赋值为1，否则为0；FCAi，t表示i公司第t期首次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情况，若首次披露，则赋值为1，否则为0。Xi，t为控制变量，包括负债水平Debt、经营困境Loss、经营业绩LROA、经营现金流量标准差StdCFO、销售收入标准差StdSales、管理者薪酬Salary、再融资Refinance、业绩波动Volatility、增长机会Growth、投资收益Invest。模型（5）、（6）中变量含义具体为如下表1所示。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3所示，总样本数量为4682，其中有3598家公司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盈余管理absDA的均值是0.143，其中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盈余管理均值是0.1387，未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盈余管理均值是0.1569，即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又由于两者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设1。
首次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520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DA的均值是0.143，其中首次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盈余管理均值是0.1044，未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盈余管理均值是0.1477，即首次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盈余质量显著高于以前年份，即强制内部控制审计能提高盈余质量，又由于两者均值差异检验显示其差异更为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设2。
2.回归结果分析
表4列示了模型（5）、（6）的回w结果。回归结果（1）表示在控制了关键变量后，ICA与DA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值
在控制变量方面，StdCFO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近两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盈余管理。StdSales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近三年营业收入波动较大的公司更具有盈余管理倾向。Debt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负债规模较大的公司更易于进行盈余管理。Growth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营业收入增长速率越快的公司越有能进行盈余管理。Volatility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业绩波动越大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的可能性越大。LROA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盈余质量可能越差。Loss与DA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正，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经营困境可能给企业带来压力进而使得企业进行盈余管理。
回归结果（2）报告了首次披露内部控制报告FCA与DA之间的关系（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首次披露内控报告公司的盈余质量显著高于未披露内控报告的公司，即内部控制审计能够提高盈余质量，假设2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盈余质量度量方法有多种，前面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了可靠性较强的修正后琼斯模型计算的盈余质量。另外，我国学者陆建桥（1999）年首次提出扩展琼斯模型，考虑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现利用扩展琼斯模型度量盈余质量，运用模型（5）、（6）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与前文一致，说明本文回归结果稳健性较高。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选取2013年-2015年有效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公司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有利于其盈余质量的优化；强制内部控制审计有助于提高盈余质量的结论。由于得出的结论均与假设一致，说明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盈余质量存在相关性。
本文意在提高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盈余管理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建议监管部门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相关政策；建议国家内部控制法律法规部门尽快推出适用于非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建议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参考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情况，对公司盈余质量做出合理推断，提高决策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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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年报披露及时性; 年报时滞; 审计报告时滞; 注册会计师变更; 内部监督
一、引言
(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重要性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主要是指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的信息。会计信息作为市场信息的一部分,其质量的高低除了对行业监管、公司自身的稳定、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人们区分效益良莠的企业、降低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有重大意义。“及时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及时、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披露既是资本市场有效的基石,也是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只有及时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才能保证信息使用者适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IASC,到美国FASB、英国ASB,再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无一不将及时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会计信息披露及时与否,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及时披露会计信息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及时作出合理的决策;有助于缩短信息使用者的内部交易时间以及提高我国股票市场的效率等。
(二)从审计视角研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一般程序是首先由上市公司编制报表,然后由注册会计师对报表进行审计,最后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报告,证券交易所按均衡披露的原则安排年报的披露。从该程序可以看出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因素主要有公司编制报表的时间,审计报告时滞和证券交易所安排披露的时间。但是“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遍推行和年报预约披露政策的实施,公司耗费在报表编制上的时间和证交所安排披露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审计工作时间的长短就成为了影响年报披露时间的主要因素”(杨世忠、朱晓婷,2006),可见审计在影响上市公司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本文选择从审计视角来研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
中外学者都曾对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公司规模、公司所处行业、审计意见、业务复杂程度等都是常被用来检验的变量;国内对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研究绝大部分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对影响因素的选择并没有实质性的拓展。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专门从审计视角来进行的研究很少,或者与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从2007年度沪市A股上市公司中选取,具体的样本选取如下:
(1)披露2007年年报的所有沪市A股上市公司;
(2)剔除在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有数据缺失(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有缺失)的上市公司。
经过筛选,最后得到825个公司样本。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直接使用或经过处理后使用)。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数据的取得,采用了年报会计信息披露时滞作为年报披露及时性替代变量的做法。本文的年报披露时滞计算选择日历天数,即年度结束日到年报报出日的日历天数。年报披露时滞越小说明上市公司年报会计信息披露越及时。
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17.0。
(二)研究假设
杨世忠、朱晓婷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时候提到:“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普遍推行和年报预约披露政策的实施,公司耗费在报表编制上的时间和证交所安排披露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审计工作时间的长短就成为了影响年报披露时间的主要因素”,可见审计工作时间对上市公司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影响的重要性。此外,我国学者上海财经大学蒋义宏教授等人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及时性研究》一书中介绍财务报告披露及时性影响因素的时候,几乎都从审计报告时滞的角度进行了讨论,例如,在介绍公司规模对财务报告会计信息影响的时候提到“大公司拥有更强的内部控制系统,使得审计师花费更少的时间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缩短审计时滞,从而使得公司能加快年报披露”。审计报告时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审计工作时间和审计时滞,由此,得到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审计报告时滞越短,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滞越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越及时;反之亦然。
注册会计师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其新任注册会计师需要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更多的沟通,花更多的时间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进行了解,花更多的时间进行内部控制测试。总之,新任注册会计师面对新的被审计单位,将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对审计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延长审计时间,进而影响年报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这就得到第二个假设:
假设2:注册会计师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较长,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较差。
上市公司设有内部审计部门,且通过履行其职责,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内部检查监督报告,可以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带来很大的便利。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监督部门比注册会计师更了解自己的公司,其监督检查结果可以为注册会计师所用,有利于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时间。此外,内部审计部门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可以使公司内部控制更加完善和有效,从而使审计证据更加可靠,提高审计证据的可依赖和可利用程度,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就可以相应减少审计程序,节约审计时间,进而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及时披露创造条件。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设有内部审计部门,且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内部检查监督报告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较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较及时。
(三)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是建立三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审计报告时滞、注册会计师变更和内部监督对上市公司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影响。
变量设计表如表1。
模型1:LAG=a+b1SIZE+b2ROE+b3ALAG
用模型1来检验假设1;
模型2:LAG=a+b1SIZE+b2ROE+b3DIF
用模型2来检验假设2;
模型3:LAG=a+b1SIZE+b2ROE+b3INNER
用模型3来检验假设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年报时滞的均值将近89天,审计报告时滞的均值为86天,只相差三天,由此可见我国年报时滞与审计报告时滞的高度一致性,这也反映了我国审计报告时滞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高度制约及影响。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从2003年开始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逐步加快出具10-K表的最后期限,从90天缩短至75天,甚至60天,而我国年报时滞的均值为89天,几乎是美国前几年10-K表出具的最后期限。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在信息披露及时性问题上与美国等经济发达、市场成熟国家的巨大差距,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滞有待进一步缩短,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要求。
表3是年报时滞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表。从该表可以看出,年报时滞与各变量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2)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4、表5和表6是多元回归的结果。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审计报告时滞和注册会计师变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年报披露时滞,且参数估计符号与预期的符号一致。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1.08之下,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影响系数估计值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审计报告时滞对年报披露时滞的正向影响,说明审计报告时滞越短,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滞越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越及时;反之亦然,这正好验证了假设1。注册会计师变更与年报披露时滞的正向关系表明注册会计师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较长,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较差,这是对假设2的验证。
从表6可以看出,内部监督对年报披露时滞的影响不够显著,即设有内部审计部门,且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内部检查监督报告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并不一定就比较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不一定及时。这可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立,及其职责的履行更多的表现在形式上,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只是像花瓶一样的摆设;其次,注册会计师因为不信任内部审计的结果或其他原因,对内部审计的成果利用很少或者有限,即是否利用了内部审计的成果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没有多大的影响,进而对年报会计信息披露不产生显著影响。
三、结果讨论
(一)结论
本文从审计角度讨论了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问题,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审计报告时滞与年报披露时滞呈正向关系,审计报告时滞越短,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滞越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越及时;注册会计师变更与年报披露时滞也呈正向关系,注册会计师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较长,年报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较差;但是,内部监督对年报披露时滞的影响不够显著,即设有内部审计部门,且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内部检查监督报告的上市公司,其年报披露时滞并不一定就比较短,年报会计信息披露不一定及时。
(二)下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在研究审计报告时滞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基础上,只选择了注册会计师变更和内部监督两个影响审计的因素来研究其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研究,研究范围不够广,也不够深入。笔者认为,进一步扩大范围,深入研究影响审计的内部控制等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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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司风险而言,Simunic(1980)指出,对于高风险企业,由于执行审计的成本较高及面临诉讼的可能性较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因此,审计收费存在一个风险溢价(李爽和吴溪,2004)。然而,经验证据上,关于公司风险是否与审计费用相关联,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尚不统一(Francis,1984;GulandTsui,1998;Seetharamanetal.,2002;朱小平和余谦,2004;张继勋等,2005)。而且,已有文献都忽略了考察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时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我们研究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作为一个波及面甚广的事件,金融危机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由于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经营风险骤然增加,由此便利了我们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考察。其次,因危机的不可预知性,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费用的调整应是针对经营风险变化后的反应,由此提供了近乎自然实验的研究环境,克服了以往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鉴于危机影响在不同公司中的差异,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性质和事务所审计公司的风险溢价进行比较,以此增进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如下。首先,尽管公司风险被认为是审计收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结论尚不明晰,本文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进行了检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的理解。其次,金融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的考察也为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视角,有助于增进了解此次危机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第三,我们的研究表明,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进而影响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其对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作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最后,本文就方法论而言也具引申意义,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一个外生冲击,企业经营行为的调整应是基于这一外生事件的反应,由此避免了相关分析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我们在第四部分介绍了样本、变量和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报告了公司风险与审计费用间关系检验的结果;第六部分进一步对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探究;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我们在第七部分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自Simunic(1980)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公司审计收费的决定引起了学者的好奇,大量文献对可能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讨论,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1)客户规模。Simunic(1980)研究发现,被审计公司规模与审计收费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客户规模越大,审计收费越高。(2)资产结构。Firth(1985)考察证实,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影响了审计收费。(3)业务复杂性。Francis(1984)分析表明,客户子公司数目与审计收费相关联。(4)审计意见。有研究发现,审计意见也是影响公司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Simunic,1980)。(5)会计师事务所特征。DeFondetal.(2000)研究显示,公司审计收费还受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声誉的作用。(6)治理结构。最后,公司治理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的决定因素,如审计委员会特征等(Abbottetal.,2003)。就公司风险而言,尽管理论上其构成公司审计费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具体的实证结论尚不一致。如,Simunic(1980)研究发现,随着客户经营风险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提高。GulandTsui(1998)分析显示,以自由现金流衡量的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但Francis(1984)考察指出,公司经营风险对审计收费不具解释力。Seetharamanetal.(2002)也分析认为,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与审计收费无关。我国学者对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张继勋等(2005)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对外担保的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表明公司风险对审计收费有正影响。以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分析发现,单一客户集中度、资产敏感性缺口、资本利润率及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指标与公司审计收费正相关。然而,不同与上述结论,刘斌等(2003)、朱小平和余谦(2004)研究显示,不论是以公司负债还是经营业绩作为风险的度量,其对公司审计收费都不具解释力。由上看出,关于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现有结论尚不明晰,国内外研究都存在互为矛盾的研究发现。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对分析中可能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加以考虑,由此制约了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三、假说发展
金融危机下,因需求减少,银根紧缩,企业的经营风险徒然增加,如销售下降、存货积压和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等,在此情况下,企业永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受到更多质疑。与此同时,因企业业绩下滑,为获取高额报酬及达到分析师盈利预期,公司管理者“粉饰”会计报表的动机增强,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为避免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将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和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收费提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下,由于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陷入破产境地的概率增大,而且,当公司又具较高会计舞弊动机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较大诉讼风险,审计收费要求的风险补偿相应提高。由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1。研究假说1:金融危机下,随着公司经营风险的增加,公司审计收费将提高。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影响了大多数企业的经营,但不同行业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此次危机源自美国,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前景渐趋黯淡,失业率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品需求逐渐下降。因此,危机对我国出口型企业影响较大。金融危机下,当出口型企业因出口受阻而业绩下滑时,基于获取高额报酬及满足分析师盈利预期动机,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受危机影响,出口企业破产的概率也更高,审计的诉讼风险增加。因此,对于危机下的出口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将提高审计强度及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审计收费更高,由此我们得到研究假说2。研究假说2:相比非出口型企业,金融危机下出口型企业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更明显。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国有公司占据上市公司的大多数。Kornai(1988)指出,产权国有为企业经营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避免失业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考虑,国有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更可能得到政府救助。由于政府救助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事后遭受诉讼的可能,相应的,要求的审计风险补偿降低,公司审计费用将下降。由此,我们预期,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的审计收费并不随经营风险的增加而提高,此为本文的研究假说3。研究假说3:相比民营公司,金融危机下国有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现象较不明显。最后,我们讨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对危机下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常被喻为高质量审计的代名词。因此,当危机下公司经营风险提高时,为降低审计风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执行更严格的审计程序,要求的诉讼风险补偿也更高,由此将提高公司审计收费。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际“四大”是否一定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审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由于受到特殊的政治礼遇及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面临比国内所更低的法律风险,而且,因国有股“一股独大”、股票发行的政府管制及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弱保护,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因此,国际“四大”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动机较弱(刘峰和周福源,2007)。基于此,关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对危机下公司审计收费风险溢价的影响,我们在此不做预测,而是通过后面的实证检验加以分析。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
2008年金融危机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随后迅速波及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受其影响也在2008年出现下滑。因此,我们以2008年上市公司的全体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分离出金融危机影响这一外生冲击,我们也将2007年经济平稳时期的上市公司纳入样本。最后,考虑到上市当年审计费用通常较高,我们剔除了IPO两年之内的公司样本。
(二)数据
本文用到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数据取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CCER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安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取自WIND数据库;最后,企业出口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三)模型
为考察金融危机下公司风险与审计收费间关系,我们构造了如下模型,Fee_log=a0+a1ROA+a2Crisis+a3ROA×Crisis+a4Size+a5Lev+a6Liquidity+a7Diversify+a8Big4+a9Age+∑Industry+∑Region+ε(1)其中,Fee_log是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且以年度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调整;参照现有文献(Simunic,1980;Francis,1984),我们以经营业绩作为公司风险的度量,等于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Crisis是金融危机变量,若经营年度为2008年,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等于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公司负债率(Lev),为公司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结构(Liquidity),等于公司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业务复杂性(Diversify),以公司经营的业务数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特征(Big4),若审计上市公司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年限(Age);最后,Industry和Region分别是行业和地区哑变量。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02
一、引言
一系列广受关注的安然、世通等企业欺诈事件发生之后，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动摇了公众对于资本市场的信心。仔细研究安然等公司的会计丑闻，不难发现它们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公司治理的缺陷，这些公司治理的缺陷导致了企业的内部控制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了这些震惊世界的企业丑闻。结合已有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治理这个因素与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公司治理与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
二、公司治理状况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及其有效性受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要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侵害，需要持续地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伊志宏，2010）。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这一基本功能的发挥，首先取决于公司的股权结构（向凯，2006）。Michael（1995）发现股权分散有利于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和更有效利用信息，股权越分散，信息披露水平越高。La Porta 等（1999）发现各国在信息披露水平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该国公司股权结构的差异来解释。 周鲜华等（2007）通过实证研究 2006 年我国沪市上市的 233 家公司的年报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得出以下结论：公司国有股比例越高，则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不充分。而周曙光（2010）、陈艳利（2015）却认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国有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张瑶等（2014）、陈艳利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效性越高。
其次，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核心机制，其有效性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上可以显现。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是否分离等都会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产生影响。Simon和Kar（2001）考察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情况，发现稽查委员会的存在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家族成员的构成与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呈负相关关系。周鲜华等（2007）提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Hoitash et al（2009）检验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董事会的特征能够影响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董事会成员中具有财务专长的人员越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小。周曙光（2010）认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Simon et al.（2001）、周鲜华等（2007）、周曙光（2010）、周兰等（2014）一致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样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不利于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
再次，从审计情况来看，高质量的审计机构会有利于公司的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红星等，2009）。这里所说的审计机构主要是指公司内部的审计机构。将内部审计机构统一为审计委员会能发挥内部审计的最佳效果，因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最强，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以及及时充分地披露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王玉兰、简燕玲，2012；Krishnan ，2007）。Bronson et al.（2006）发现，在SOX法案实施之前，愿意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管理层报告的公司更倾向于设置质量较高的内部审计机构，比如审计委员会。Hoitash et al.（2009）认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具有财务专长的人员越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小，而张瑶等（2014）针对国内的情况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三、内外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公司治理角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自愿性披露的影响，从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董事会的构成情况以及公司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与构成情况等因素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进行研究与阐述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对于加强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角度。监管机构一方面应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规范，同时对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改进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治理机制，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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