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7 16:51:03
把工作当成事业而非职业。无论在村里照样镇里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学习和工作的历程不是“空对空”，而是要紧紧把握住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爱岗敬业，吃苦在前，不计得失，努力做一名称职的选调生。今天小编将为您带来几篇关于选调生转正个人工作总结的范文，快来和小编一起学习学习吧!
选调生转正个人工作总结一
我于20xx年8月在坛厂镇人民政府参加工作，至今已满一年，现将工作及各方面情况总结如下：
一、转变角色，适应环境。
进入两个角色。一是以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良好的心态迅速告别学生角色，进入普通工作人员的角色;二是踏实工作，谦虚勤学，不断向领导同事请教，增长本领，熟悉掌握岗位业务知识，进入工作角色。适应两个环境。一是不再留恋美丽校园的生活环境，适应普通平凡的乡镇工作环境;二是规正学生时好高骛远，三心二意的内心世界，适应沉潜平实，踏实做人，用心做事的共产党员心境。
二、倾心工作，完成任务。
在坛厂镇政府工作期间，全程负责“学习实践活动”各阶段，各个环节的工作。包括活动实施方案、领导讲话的起草，活动简报和调研报告的撰写，材料的收集和归档。协助其他部门进行电脑系统升级和维护。学会了常用公文的写作，打印机、复印机的使用和基本维护。同时，利用在党政办公室工作的有利条件，掌握了办文、办事、办会的基本程序和方法，熟悉了
政府各部门的办事流程。
在市委组织部上挂学习期间，深受组工干部良好的工作心态，奉献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熏陶、感化，进一步锤炼了党性，增强了修养，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同时业务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干部科的工作经历让我认识到，组织工作无小事，平凡的事情做好同样可以出彩，于是我要求自己：事无大小，必作于细;必求于精。在远教办工作期间，在办公室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进一步提高了写作能力，学会了网站的基本维护，学会了远程教育的相关业务知识，受益匪浅。同时，在与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对接工作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力地督促了乡镇(街道)开展远程教育工作，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三、坚持学习，陶冶情操
人而不学，不知其可，唯学可以致远。我一直认为学习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人的许多潜能和聪明才智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基础才能被激发，而这些基础知识就是从学习中得来的。饰美于外者心空，饰美于内者新秀。学习就是修炼内功，就是修饰内心。因此，我在工作之余十分注重学习。一是努力学习党政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二是学习社
会经济知识，增加对社会的认识和开阔自身的视野;三是学习人文学科知识，增加自身的知识底蕴和文学修养。通过学习，增强了修养，增长了学问，培养了健康的生活情趣，陶冶了情操，提升了自己的境界，筑牢了自己的道德堡垒。
四、坚守自我，享受工作。
工作了一年，也走了一年的心历路程。反省自己，我庆幸自己没有改别初衷，也感激自己没有在纷繁复杂的人情世故中迷失自我。面对缤彩纷呈的社会我没有色迷五色，而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不为纷华所染，粗粝能甘，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和充实感。
我以良好的心态工作，在工作中享受“淡如秋水贫中味，和若春风静后功。”冲淡与平和。我坚信只有做正确的人，才能做正确的事，才能做正确的工作。做正确的工作让我体验到了平凡的快乐、充实和从容。
五、一点感想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要注重积淀，提炼升华自己的人格道德，因为只有升华了的人格道德才能产生强大的自律，而自律是最有效的监督，也是最本质的最彻底的监督。面对纷扰复杂的社会，要坚守原则，不仅需要体制的监督，还需要来自自
我内心的道德监督。同时在与社会交锋的过程中也要善于斡旋，增加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防疫力，既要守住原则，做好事情，又要保护好自己。
以上是我一年来工作、生活和思想的总结。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取得了进步，但我也认识到自己存在不足之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工作的前瞻性不够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一定要改正工作的不足，做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认真克服缺点，发扬成绩，自觉把自己臵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做好工作计划，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务员，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倾心服务。
汇报人：彭登甲
20xx年8月6日
选调生转正个人工作总结二
(广西区蒙山镇选调生邓玉红)xx年，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导下，在各位同事们的支持帮助下，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业务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开展各项工作得心应手，已逐步成为组织放心、领导满意、群众认可的合格的选调生，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思想品德方面：在思想品德方面，我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前提和基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加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认真学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不断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取长补短提高自己。今年12月份我顺利能过了预备党员转正，成为一名光荣的正式中共党员。
二、包村工作：作为驻村工作干部，负责各项村务称之为“包村工作”，在乡镇包村是第一要事，镇领导要求一个月内每个人必须下村达22天，我也不例外，风雨无阻，从去年5月以来都负责高堆村的各项工作。包村工作多而杂，一年来我做过中心工作主要包括：计划生育、农税征收、产业调整、纠纷调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木薯种植等等项目。今年还有新的任务：防治禽流感、狂犬病，都是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的工作。所有的包村中心工作经常要求走入农户家中进行工作宣传、发动，全村800户，我平均都到过3次，村中每条大道小路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包村工作首先面对的就是村民，主动拉近群众关系至关重要。现在我已经能够听懂蒙山话，说上一、两句也没问题，基本上消除了语言交流的障碍。高堆村修筑德梗路、上阳路这类需要筹集资金的项目时，我都也捐上了三、五十块，自己的一点心意。工作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村民，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村民们也对我这个胖呼呼、说普通话的湖南人产生了不错的印象，亲切叫我“湖南妹”，过路遇到都会打招呼。在开展各项中心工作时，我都是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每一次的困难与挑战。像每年都要开展的农税征收工作，我都是积极配合各级领导，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今年高堆村农业税入库率达到91%，镇排名第一，我可是功不可沫。最苦要数计划生育工作，早上5点就要到集中地点，饿着肚子开工，还会招到思想落后农户的骂。最光荣的是今年木薯种植，超额完成任务40%。建立起500亩的木薯种植示范点。
三、团委工作：去年3月份，得到组织的信任，我当选上了镇团委副书记，这是组织对我的考验。在各位领导的领导下，我辅助镇团委书记开展了不少活动，比如积极响应县委号召，组织我青年突击队、各团支部书记、西部志愿者开展木薯种植;组织镇二中的学生开展献爱心、全年接力式照顾五保老人活动;组织参加团员参加县的团员代表大会等等。通过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我得到了不少的锻炼，组织能力明显增加。
四、其他工作：1、组织干事工作作为镇党委一名组织干事，我都是积极认真完成组织委员交待各项任务，以熟悉业务。例如每年的党员统计工作我都是按时完成任务。这项工作表面上看很轻松，其实完成过程不容易，30个支部都是我去收集资料，然后才可以开展统计，电话通知得口干舌燥，还会招来别人的报怨。2、辅助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工作量大，有时会人手不够用，都会叫我帮忙录入、文印之类的活。每次我都是非常乐意接受任务，随传随到。有一次需要复印、装订100份20页资料，第二天开会急用，结果复印机又不灵活，总是卡纸。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我牺牲了午饭一直复印到晚上也没叫过苦。
五、存在问题人无完人，我知道自己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已经参加工作2年半，但开展工作时明显感觉能力不足，在今后工作中还需要多积累经验，还需要组织对我多多指导。
xx年12月20日
选调生转正个人工作总结三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已过一年，这一年我时刻牢记组织赋予选调生“下得去、蹲得住、干得好”的重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勤思擅学、拼搏奋进、担当实干，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交付的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现将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勤于学习、自觉锤炼，不断提升服务基层能力
(一)增强理论学习，牢记职责使命。时刻把学习作为精神追求和政治自觉，入职以来，认真学习贯彻xxxxx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网页视频、报刊杂志以及书籍摘要等为学习载体，将个人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深入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论述要求，不断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
(二)加强业务学习，打磨履职能力。由于直接从学校进入行政职场，缺乏工作经验，初时颇感不适应，我从入门开始了对基层工作方法的学习，一年来，自己精读了《新党政机关公文与办公室写作》、《党政机关办公室工作》等书，观看了《公文写作百法例讲》、《职场工作方法技巧》等网络视频，系统了解了公文写作、行政职场办文办会和沟通协调等方法步骤，在学习过程中谨遵“多看、多记、多总结”的原则，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方法，逐步掌握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工作方法，实现了从学生向职场人的转变。
(三)坚持学以致用，提高实践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坚持既注重强化理论基础，又注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认真学习公文写作、沟通协调方法的同时，主动承接撰写整改方案、工作总结、调研报告和网评文章等任务，积极利用空闲时间撰写新闻稿、先进事迹等积极宣传镇村工作情况，累计发表网宣文章X余篇，撰写工作总结、调研报告和会议发言等X余篇，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强大动力。日常工作中，积极走访农户，请教同事，多听多看多动手，不断增强应对农村复杂工作的能力。积极把学习的办会办事沟通的工作方法用于具体工作。在实践中检验学习的内容，并进行再总结、再提炼，促进沟通协调、办文办会等工作得心应手。
二、深入一线、履职尽责，积极投身村内各项事务
(一)强化教育引导，当好惠农政策“宣传员”。围绕中央、省、市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针对基层群众文化水平低、了解政策渠道窄的现状，我结合自身理论知识多渠道进行了解学习，不断强化对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的认识，并在支部主题党日、贫困户“知情会”和党员群众代表会议上进行讲解宣传，采取集中宣讲、发放资料、制作展板、解答疑惑等方式，宣传异地搬迁、一有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惠农补贴政策，回应村民最迫切、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创新工作思路，当好产业发展“指导员”。一是帮助农户学习新型农业技术。利用远程教育、网络平台、产业发展书籍等方式，积极帮助筛选总结龙虾养殖、多肉种植等实用技术，并组织相关农户观看，帮助他们掌握更好的种养殖技术，拓宽致富渠道。二是帮助村发展集体经济产业。以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契机，通过实地走访、调查统计、总结调研，弄清了X村产业发展现状，帮助选择规划了黄牛养殖等集体经济产业发展项目，并帮助开展了产业选址、方案制定、现场设计、采购谈判等工作，为村里发展主导产业理清了思路、明确了目标、强化了力量。
(三)勇于担当作为，当好矛盾纠纷“调解员”。一是主动参与矛盾调解。作为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处理解决群众矛盾纠纷无疑是最大的短板弱项，但又是行政工作中一项重要的能力，为此我积极参与“逢四说事”“访议解”等活动，努力补齐自己的短板弱项，一年来共参与化解矛盾纠纷X起，为村里实现 “小事不出湾、大事不出村”的目标奉献了一份力量。二是预防发生矛盾纠纷。监督提醒村干部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三重一大”等制度，督促村“两委”议事决策合规合法、公平公正，并及时帮助村进行村务、财务公开，做到村务公开透明、财务清晰明了，避免村民猜疑误解，切实提高了群众对村“两委”的满意度，降低了群众与村干部的矛盾发生率。
三、全心投入、脚踏实地，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选调生到村的首要任务是参与脱贫攻坚，入职以来，我积极配合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坚持把精准扶贫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来抓紧抓实抓细，助力横山坡村在2019年如期脱贫，高标准高质量迎接今年的脱贫普查验收。
(一)摸清底数，当好台账资料的“整理员”。2019年底进行信息“三一致”核对，我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遍访了X户贫困户，认真核实每一户贫困户信息，结合在教育、医疗等机构获取筛选的数据，核对了贫困户政策享受情况，并建立了教育帮扶、医疗帮扶、就业帮扶等X项台账，为给贫困户提供精准帮扶提供了依据，方便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检查验收。对于能享受政策而未享受的，积极向村干部和相关部门反馈，争取了政策。
(二)熟悉情况，当好各级检查的“引导员”。迎接脱贫攻坚普查验收是本年度市、镇、村的重点工作，要求零失误、高质量。为此我主动承担了X户贫困户的引导工作，多次对这X户进行走访沟通，做到了我自己和贫困户都对基本信息、政策享受情况“一口清”，在国检的过程中较好的完成了引导工作。
四、总结经验、认识不足，扬帆起航再出发
这一年我成长不少，完成了由学生到选调生身份的转变，获得了群众的认可，组织的信任，努力系好了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但同时也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一是对新时代农村发展新理念、新方法的掌握还不够;二是应对基层复杂工作的方式方法还不够灵活;三是自身能力与组织要求、群众期盼还有差距。
一年的基层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不下基层，不做“村官”，不知人间之苦、百姓之难，不明人民之想、群众所需，也不会知道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回望过去，这段经历永生难忘，将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特别要感谢这一年当中组织的关怀与培养，同事的支持与帮助，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五年，稳中求进始终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2016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2017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 次强调这一提法，并要求“长期坚持”。不过，随着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变化，“稳”的内涵、“进” 的方式和内容会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2018 年，中国处于不同寻常的历史方位——既是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 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将从过去重视速 度和规模转向今后重视效益和高质量发展；从过去重视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转向今后更 注重经济和财富的分配；从过去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规则与监管不够健全转向今后更加 重视规则体系，使中国市场成为更有规矩、有正向激励与淘汰规则的市场。为此，更需要以稳 健的经济发展来创造良好的改革环境。这种“稳”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经济稳定，还需要社会 稳定和产业稳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80 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位。近五年 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 7.1%，远超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2016 年，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稳定之锚”。
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注重更加全面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根本。未来五年，经济发展将愈显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而目 前所推动的各种改革和调控，也正是为了未来“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后的经济发展是转换了理念、转变了模式的新发展，即与“五个发展 理念”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尤其将突出“高质量发展”。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高质量发 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 龙源期刊网 .cn 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 目的的发展。
道理已经非常明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和政策出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抓住了这一 “稳健”基调下的发展思路，就不难把握很多方面的具体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 题”，都是围绕全方位“稳健”这一中心目标。2018 年的这个政策方向选择，着力保证了政策的 延续性，稳定了市场对政策环境的预期，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深化改革、补短强实赢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
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 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这些部署的核心，是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更好引导政府、企业、居民转变发展理念，形成政企民三位一体的高质量 发展推动力量。
此次会议提出，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事 实上，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多个迹象表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降温，或许就是在寻求控 制债务水平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增长质量而非数量上。这也释放出中央对 2018 年经济增速小幅 放缓会有更高容忍度的信号。
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货币政策则要保持稳健中性。这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的总体要求相符。可以预计，未来强监管、去杠杆还将持续，但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经济的 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保持结构上的灵活性。
最近发布并将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生效的《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就 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该《办法》不仅扩大了合格质押债券的范围，还大幅调高了各类银 行质押融资余额的空间。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将对宏观经济加大提供资金融通。
2018 年改革的主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推进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会议要求以处置“僵 尸企业”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 能、物流成本。同时，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 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在当前形势下，以放开市场、强化服务、强调公平、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的升级版、效率型 改革，有以下几点是应该是比较关键的：一是放开市场准入，尽最大可能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龙源期刊网 .cn 尽可能减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 80分一、单选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速度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B.新发展理念 C.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发挥好（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4.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产业结构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多选 ( 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 大力培育新动能，要（ ABCD ）。
A.强化科技创新 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 A.“破” B.“立” C.“降” D.“减” ABC ）上下功夫。
A ）。
BA）。）。D）。三、判断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正确） 正确 错误 2.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正确） 正确 错误 3.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正确） 正确 错误 4.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正 确） 正确 错误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 90分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 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 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
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
5.答题完成后， 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 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一、单选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强化（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2.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优化（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3.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展。
A.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B.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C.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 ）。
）。 D.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4.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动力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多选 ( 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 三大攻坚战指的是（ A.防范生态危机 B.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C.精准脱贫 D.污染防治 2. 大力培育新动能，要（ A.强化科技创新 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三、判断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
正确 错误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
）。
）。 正确 错误 3.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结合现在出版企业所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现代出版企业经营的竞争性、效益性等特征，综合分析总编室所从事的工作，其具有如下特点：
1.原则性。出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事业，必须坚定执行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准则。
2.总务性。随着出版企业竞争的战略化，总编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去的编辑业务管理转变为选题战略决策。作为总编的参谋部，总编室理所当然地要帮助总编处理好出版企业的具体编务。同出版企业其他部门相比，总编室的编务处理具有范围广、内容杂、项目多、方位多、综合性强的特点。
3.服务性。服务是总编室工作的根本特性，它具体表现在为社长总编服务，为上级管理部门服务，为编辑、作者、读者服务。
4.业务性。总编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业务辅助工作。业务工作能力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所掌握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总编室若不熟悉出版、编辑业务知识，是无法协助社长总编做好管理工作的。
5.时效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图书从选题策划到正式出版的时间和节奏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出版企业必须以管理效益、经营稳健性为原则，出版企业的各项活动都必须围绕这个原则目标开展。 因此，面对庞杂繁多的事务，总编室必须采用办公自动化提高办公效率，为围绕快出书、出好书提供时效性的服务。
综合考虑现代企业制度下，总编室工作的以上五个特点，笔者认为要做好总编室工作应该重视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转变观念， 适应企业制度要求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出版社的经营目标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须以市场需求为转移，经营方式须转变为通过市场调研、选题开发、精心制作、宣传促销、优良服务等来满足读者对图书的需求，进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总编室作为编辑业务管理机构和社长、总编辑的办事机构，首先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尽快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转变”上：
1.转变思维方式，抓住工作中心。转企改制以后，作为出版企业，出版社要以市场为导向，独立自主地进行重大经济决策和一般性的经营决策。为此， 总编室的思维方式要从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思维向企业体制管理思维转变，从埋首纯粹的管理服务工作向着眼于市场转变。树立起经营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协助社长总编将编辑工作与市场运作对接，组织编辑工作面向市场，争取两个效益。要努力提升工作的层次和水平，切实使总编室成为社长总编的参谋部。
2.转变价值观念， 实现自身价值。要使出版社转变为现代企业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总编室的改革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如果总编室工作人员不注意提升自己，仍然停留在以前只是“跑腿”“收发”等简单的工作上，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 总编室工作人员必须转变自身的价值观念，要以发展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意识来适应新形势对总编室工作带来的新要求，在综合素质提高、创造性增强、现代技术掌握和运用等方面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进而实现自身价值。
3.转变服务观念，为出版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目前，我国图书市场竞争激烈，总编室必须转变服务观念，围绕本出版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市场的热点难点问题， 主动关心市场， 搞调研、抓信息、出计策、做协调。由过去的“被需要”观念向现代的“我需要”的服务意识转变，由以领导指令为导向的被动服务向由市场、读者为导向的主动服务转变，并在服务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为出版社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二、抓住工作重点，当好参谋助手
总编室工作内容极为繁杂，范围极为广泛。大凡与图书出版业务有关的管理都归口于总编室。如书号管理、CIP 申请、质量管理、编辑工作量统计、新版书与重版书统计、出版合同管理、书稿流程管理、书稿进度管理、统计编校审稿情况、样书管理、书稿档案整理、稿酬计算与发放、评奖和重大项目申报、搜集资料、宣传筹划、著作权管理与涉外版权贸易等，均需要通过总编室实施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下总编室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抓住重点、减少杂务、拓宽职能， 做到“四个强化”：
1.加强政策法规文件的解读，强化把关工作。总编室是出版社对外联系的窗口部门，通常是最早接触政策法规文件、对国家出版政策了解最多的部门。但是，过去总编室对这些文件更多的只是起一个“收发室”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其对文件和政策的解读功能。转企改制以后，一方面，出版社出书求新、求深，难免涉及一些政策性较强、内容上难以把握的题材。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选题履行报批程序随之成为必须遵守的出版纪律。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对出版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规范经营活动。出版社依法经营、自我约束，维护知识产权，强化合同管理的要求也愈来愈严格而具体，出版业自身的行业管理规定也逐步细致而完善。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这些对政策、法规研究探讨、贯彻执行的重要任务大多落在总编室身上。总编室只有充分发挥其了解政策法规的优势，加强转企改制后对政策法规的学习解读，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和防“绊倒”意识，强化总编室对一些重大敏感选题的审读功能，把好选题政治关和手续关，保证图书出版内容和出版操作两方面的合法化，确保本出版企业不出版内容上违背党的出版方针、国家出版政策法规的图书，才能保护并增强本出版企业的生产力，进而确保本出版企业稳健发展。
2.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强化信息工作。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现代出版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抓好信息工作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 总编室应主要抓市场信息、读者信息和产品信息，要从信息的超前性、客观性、多元性的特点出发， 经常捕捉包括图书出版信息， 专业学科发展信息， 图书市场销售信息， 读者的阅读需求信息， 图书所属专业的专家、学者的评价意见，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并且把信息工作的立足点由原来着重为上级出版管理机构服务转移到全力为出版企业的经营决策服务， 做到提供的信息及时、准确、有用。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成为社长总编的参谋和助手。
3.适应转换机制需要，强化调研工作。强化调研工作应是总编室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发展是摆在出版社面前的新课题，总编室不仅要对图书市场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摸索规律，从理论高度上指导选题工作，还要围绕本社改革发展的思路，对本社图书生产经营的热点、疑点、难点开展调研，特别是要注意对过去经验进行总结，从中找到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矛盾重点。
4.发挥出版企业整体效能，强化协调工作。为充分发挥企业的整体效能，总编室必须加强协调工作，促使出版企业内外各方面的高效有机运转。总编室因其枢纽地位，是沟通编辑业务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上下、左右、内外的关键。转企改制以后， 出版社直接进入市场竞争， 所面对的各种关系更为繁多， 所以协调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和繁重。转企改制以后，总编室的协调工作最主要的是：一要协调好本社编辑部门的关系；二是协调好上级出版管理部门，总编室要完整、准确、清楚、及时地将管理部门的政策法规、指导意见、工作布置传递给本社，同时寻求其指导和帮助，以保障本社的业务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三是做好与媒体、作者、读者的联系和协调，为出版社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协调工作是总编室代表出版企业进行的，它必须为本出版企业领导和本部门树立良好的形象。
三、创新工作自动化体制
总编室工作具有工作面宽，机动性高的特点，所以必须建立工作自动化体制。
1.建立以提供选题决策依据为主体的参谋系统。选题规划是出版工作的关键，关系到出版企业的方向和效益。总编室必须围绕出版企业选题战略的中心工作开拓高层次服务领域，为社长总编提供选题决策系统依据，实现现代出版企业效益最大化。因此，总编室要依据拟定年度选题发展规划——提交选题运作分析报告——制定选题操作方案——综合评价——调整、优选方案——决策实施——决策反馈的自动化体系。
2.建立以计算机软件管理为主体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计算机是现代化企业办公自动化主要手段，总编室要发挥计算机信息库的作用，把计算机管理与应用作为提供信息交流、提高工作效率的数据库系统。
3.建立以管理为中心的制约调节系统。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总编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项管理制度，联系本出版企业实际研究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4.建立以监督、跟进为主体的图书生产调度系统。总编室在搞好日常工作的同时， 要把着眼点放在加强督办图书生产工作上，对图书生产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都要密切关注，并及时督促相关部门落实。对落实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要跟踪调查，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及时反馈给有关领导，研究处理。
关键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选择；家庭收入；子女教育；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1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2005111
一、引言
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中国农村大量人口脱农进城，由此也推动了城市和非农产业发展。时至今日，新生代进城和留在城市的趋势不可逆转。当然，学界和政界大都将二元户籍制度视为阻碍城市化进程有序、健康推进的关键因素，但我们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就业机会获取才是最为直接的诱因所在[1]。城市化就是城市社会生存权利的获取，国家层面则是利益再分配行动。2012年，中共十报告提及户籍改革，正当其时。如果要把“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并分享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的主业渐渐脱离农业，典型事实是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收入比重在下降。统计数据显示，在家庭收入构成中，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2006年-2011年的增长幅度最快，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贡献最大。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巨大，区域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在缩小。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人口迁移模式日渐呈现出家庭化和年轻化趋势。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欠发达）和地域性（老乡社会）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多”和“迁移少”两个差异，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在此特殊背景下，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行为具有特殊性，其收入获取和农业生产经营有别于纯粹耕作经营土地的农户家庭，但与城镇家庭相比，其收入水平仍然具有较大差距，在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特征下其家庭行为具有独特性。本文将通过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其行为差异，以期为农民家庭的行为作出尝试性解释，探究其家庭行为模式，为当前农村的改革提供依据，同时为城市化建设提纲献策。而在“十”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官方文件、新闻媒体报道）惯用的一般词汇是“农民工”，而对于这一歧视性的称谓的辩证看待和学术伦理深度思考参见周靖祥（2010）和姚洋（2012）的研究文献[2-3]。
盛来远（2008）[4]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呈倒“U”字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成正比；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穷的家庭一样具有相对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拥有多寡决定）的外出可能性，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中等收入家庭的流动积极性偏高的现象。虽然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在变迁，但是在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和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的两重决策条件约束下，无论是留还是走，最终都是为实现家庭收入增加和消费改善的目标。而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以城、市和镇为中心，随着距离的扩大，农户平均收入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衰减规律――郊区收入明显高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与之对应的情况同样出现，郊区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相对较多，贫穷地区农户收入获取机会的选择项较少，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先天不足和社会关系（网络）缺乏致使外出意愿较低，这同时也给出成为“主流”的中间群体外出行为选择的经验观察和通俗解释（参见图1和图4）。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8年12月底前后重庆外出务工的778万农民工中，返乡比例约占46.1%，直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趋势（2）。截至2009年2月下旬，返乡农民工中90%又外出务工，其中53.1%选择到外省市务工，46.9%选择在重庆市内务工。返乡后未外出务工的35.9万人中，有11.6万人准备在家务农，7.4万人参加或准备参加培训，12.3万人有转移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岗位而在家，4.6万人有岗位并将陆续返岗。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过程是分割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并未实现真正的迁移，而只是行业或者地域流向转变，这与城市化推进是相矛盾的。本研究基于重庆市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并借助村庄层面的扩散效应重点研究家庭行为，即突破以往样本选择局限于个人、家庭层面的视角局限，加入“村庄”这一变量进行探讨。我们将尝试着回答的问题是，农户家庭成员分工行为选择及影响家庭收入的内生机制是什么，接下来将研究聚焦2个主要问题：通过外出数量或比例模型检验找出主要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务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
二、“农民工”家庭行为研究的文献考察
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和谐家庭关系自然成为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微观基础。农村家庭又是中国家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户或者农村家庭行为研究理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5-6]。这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当然也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点开辟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种研究不断增多，并从不同视角探讨个体行为差异、家庭行为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文献考察农户行为和聚焦行为选择，现存研究虽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文献回顾过程中，基于时点的考虑，对于此前研究梳理和评述的关键词仍然是“农民工”，以寻找早期的文献支持。
第一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是收入、职业流动选择和教育的关系，此类研究文献主要有张泓骏和施晓霞（2006）[7]的研究。他们认为，是否外出打工是一个内生的经济行为选择，他们通过估计农民工教育回报得出结论：小学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影响不大，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增收作用明显；在户家庭收入增长和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动态关系方面有王春超（2008）[8]的研究。盛来运（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是农户迁移与收入关系研究。陈晓红和胡琴芳（2008）[9]从迁移理论、意愿调查以及计量分析等不同视角探讨如何研究影响农户迁移的因素，实证结果与之前关于乡――城迁移的真实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吻合[10-13]。这些研究都将有利于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进城镇化。国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也较多，如Lee （2008） [14]通过对Harris and Todaro （1970） [15]的“两部门”模型进行扩展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进行动态均衡和福利效应分析，并预测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流动的同步性。
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的外出行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但是留守农村和农业的家庭成员的农业生产行为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原因是，农户家庭的土地经营意愿和行为选择是城市化和移民的主要表征内容。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的是张林秀和徐晓明（1996）[16]，他们运用农户经济学理论分析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农业生产和土地经营行为以及农户行为对国家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指出价格调整在影响粮食供给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马小勇（2006）[17]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正规风险规避机制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因此生产经营中的保守行为是农民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并导致了农业经营的低效率。宁满秀（2007）[18]以预期效用理论为基础，从农户生产行为的视角对农业保险制度的环境经济效应给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有助于理解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生产行为的变化。上述文献已分析了各类影响因素对农户家庭生产行为的影响，但是却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成员如何做出从事农业生产和流动方面的选择做出合理解释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此展开深度调查研究尤为必要，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还能够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实证证据，我们还将纳入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分析内容，以寻找城市化的微观证据。
从以往对农村家庭行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行为的分析已经有了雏形，而且在行为分析总结中还得到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是最主要的决策变量，这也是其他行为发生和演变的基础。已有文献对本文开展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是：（1）对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社会归因缺乏系统研究；（2）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异质性缺乏必要的探讨，家庭行为的各种选择策略目前仍存在于一个混沌空间，不确定性条件下流动行为被动接受而没有上升为主动选择的过程中，各种动力机制和作用逻辑还很模糊；（3）缺乏在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决策和身份变革，也未在真正转化为“城市人”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过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将是城市化进程推进和实现的主要力量，探讨他们的行为发生和决定变量事实上是为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和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依据，上述各种行为其实都是围绕我们研究问题的展开所进行的铺垫，纵观已有文献我们还发现，借助村庄变量的分析还很少，本文也将在此力求有所涉及。
三、研究变量设置、计量方法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重庆市政府资助课题“农民工问题实证研究”和英国政府资助项目“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农村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08年6月-2008年12月组织了36人的调研队伍，采取家庭入户面访的方式，对重庆市33个区县的3421户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进行典型调查。本文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角度从调查样本中进行收入构成、地区分布和是否有土地流转行为三个维度随机筛选出738个样本（考虑到可得数据完备性再抽样），详细人员组织和时间安排在此不做详述。（3）数据质量简要说明：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受访家庭中青壮年劳力已外出打工，采访对象多是老人和妇女，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本次调查得到的数据基本上是调查人员通过向农户询问而记录获得的，各种数据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我们认为，这些数据仍能较真实反映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概况。变量分为三个层次：（1）家庭变量，（2）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变量，（3）村级变量。
反映家庭人口特征的变量有家庭总人口、家庭外出务工和劳动力总人数、子女数目和老人赡养。家庭总人口数代表家庭规模的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16岁-59岁）可以提供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信息；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行为的被解释变量；其他家庭变量还包括收入水平、土地经营和新农合参与行为。
反映农民工的变量选择有：性别、年龄、婚姻、子女受教育的选择，以及外出务工时间和工作与闲暇的选择。为了统一，特将有多个打工者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选择收入最高者对样本奇异进行控制。
为了解村庄的“示范效应”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以及村庄发展及规模对外出的影响，对村庄特征进行控制。总体规模方面的变量有村总人口、承包人口、耕地面积以及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重点控制了离县城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既可以反映外出打工的就地转移和县外务工的选择以及县域经济辐射的情况。实证检验过程中控制村级变量来观察其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也是为了解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决策的“学习能力”。
（二）计量模型设计与方法
农户经济模型的一般形式是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收入约束，需要给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收入函数（Yang and Mark，2002） [19]。以往的效用一般假定由休闲和消费确定（Lee，1998） [20]，当然也有探讨农户夫妇时间分配（Matshe and Young，2004） [21]，更有用收入最大化来代替效用最大化（Jolliffe，2004） [22]，有关农户家庭收入函数假定更深入的探讨参见Taylo & Adelman（2003）[23]，而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收入最大化行为假设。家庭收入结构具有特殊性，包含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收益和务工收益，而且这部分农村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前者远远小于后者，外出务工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增收的重要途径。在前述分析基础上，这一部分我们建立了一组计量模型，更加严谨地检验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并且用上面设置的变量数据估计参数。已有研究对非农收入函数进行大量研究[24-28]，采取的基本做法是确定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因素，然后建立直接或对数回归分析模型。接下来，我们将借助上述分析对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方程进行估计，重点分析家庭成员外出行为。
为此，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决定的估计方程设计如下：
Cou依次表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和村庄信息集；income是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总收入。对此模型估计采用OLS估计，原因是误差量包含的是模型所未考虑到的变量，但对于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和行为的因素，我们所考察的是无数多个村庄中很小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样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残差和解释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满足残差项正态分布的要求。此方法在以往横截面数据收入决定方程估计的文献中被普遍应用，而且本研究涉及的家庭收入水平及构成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家庭行为的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行为选择方面包含外出务工和土地流转内外两种决策行为内容，除外出务工采用务工人员比例来表示且为连续型变量外，我们的计量方程的设定和估计类似于上述收入影响方程；行为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0”和“1”离散型变量，对具这类特点的变量的计量分析普遍应用的是logit或probit模型（Weiler，1989）[29]，这两种模型的应用范围都是在因变量为类型变量的情况下；对家庭行为的估计，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probit模型，通式如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这里的收入包括两部分，即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这两块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贡献巨大。统计发现，两者在家庭收入中占90%以上，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兼业特征吻合。对模型的估计采取逐步引入变量，迭代过程和参数估计值分别参见表2。从表2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村级解释变量影响后，农业补贴（PAlanD）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他四个变量统计不显著，但这并非村级经济发展状况（EcostatueCoun）对家庭收入无影响，这里我们并未考虑“二次项”的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等不显著；反过来我们认为，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更多地受家庭自身行为的影响，“村”级层面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这也证实了村庄内的家庭是相互独立的“微观”单元。
在模型1中，除农业补贴显著外，变量家庭中的耕地面积（HoshL）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188，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与土地承包面积有显著的正向依存关系，这与高梦滔、姚洋（2006）[30]研究所认为的土地对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有不一致的地方，原因是我们选择样本群体的特殊性，只是针对具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农村家庭。在模型2中，在控制村级特征的情况下，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变量（Lfrate）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是与方程1相比，控制家庭外出务工行为的村级农业补贴影响系数提高了0.001，村级土地流转行为（RLTrate）的符号由正变为负，但仍不显著。在模型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外出务工时间（DayN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模型4中，在家务农时间（DayaA）显著为负，此时截距项在所有模型中数值最大并且显著。在模型5中，家庭土地转包（RentL）在控制村级特征的情况下，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在控制村级变量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行为对家庭的收入影响显著，村级特征变量变得不太显著，但可以认为村庄行为可以通过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而间接地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水平。事实上，上述回归结果并不能完全告诉我们村庄特征变量中只有农业补贴一项对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正效应。其原因在于，选择的变量虽然避免度量误差的非系统性局限，也并不会导致OLS回归结果有偏，但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研究都发现，村庄行为影响并非显性的，潜意识的成分更高，比如意识、观念转变等，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农村家庭的学习具有长期性和习惯性被动跟风特征，我们观察到的变量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具有影响时，可能只是反映了这些家庭具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外出打工的动机强烈，只要有机会就跟进；家庭承包土地经营也类似，农业补贴增加其种地动机就强烈。但是我们却无法观察或度量这些特征，这些遗漏变量可能会造成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内生性。当然，家庭层面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外出务工，这也会引起内生性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引进联立方程组解决。在此，遵循的假设是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主要受非农就业行为决定，反过来“收入”又成为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基本决定变量（Zhu，2002；Taylor et al.，2003） [31-32]。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家庭土地经营行为和外出务工行为同理论分析的预期一致，特别是外出务工行为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影响尤为明显。这表明，外出务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边际生产力，从而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村级农业补贴的影响这里虽然只是报告了直接的影响程度，它还可能间接地刺激家庭对农业的投入。近年来，政府对农业进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虽然支农资金总量少，但短期内会对增加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起积极拉动作用。从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机制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能够对农民经营性收入产生积极作用，在农村实施的农村税费、农业补贴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其短期效应显著。
（二）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外出行为和家庭劳动力分工
本研究立足于“家庭”决策，以家庭为范本，考察家庭成员分工的影响因素，表3报告是根据前述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由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经营土地和农业收入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务工收入具有复杂多变性，行为方程的估计我们仍然都控制了村一级的变量。从结果来看，与前述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有很大不同，村级特征变量影响都较为显著。村土地“流转”比重变量（RLTrate）显著为正，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也说明土地流转行为和外部务工行为是同步的，并且这一同步性还体现为村一级；离城市的距离（Distown）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为-0.002，这与前面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解释为偏远农村的外出务工行为不明显；村经济状况（EcostatueCoun）影响显著为正，由于这是一个逆变量，即说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村更愿意外出，这也不否定发展良好的村家庭成员不愿意外出务工，是一相对概念。这里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测，村庄层面的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影响更为显著。正如劳动力外出受家庭的影响一样，家庭劳动力流动也受所在村庄的影响。家庭作为村庄的微观组成单位，其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外出行为）不可能不受群体行为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作为家庭或个人在做流动迁移决定时，进行比较的是其所在村庄的经济状况。
从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来看，决定家庭成员分工和劳动力对外流动的影响变量作用表述如下：首先是模型6中的家庭收入（Yincome），10%显著水平下为正（0.041），这与前面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与外出呈正相关关系一致，同时也证实了家庭收入和外出行为的因果关系；模型7和模型8分别是对收入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分开估计的结果。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YincomeLF），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高于总收入的影响系数，达到0.058，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影响在1%置信水平下却显著为负，系数达到-0.111。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当农业经营和外出务工行为冲突时，即“以农为主业”的家庭更不愿意外出。模型9考察了大于60岁的家庭成员（HosNA60）的影响，这主要是家庭老人赡养和家庭负担的替代变量，结果显示其影响为正，这与我们预期相反，可以解释为此类家庭“老人”扮演双重身份，在需要赡养的同时可能更多地照顾和照看家庭。模型10是自己经营土地（HoshL）的影响，是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兼业行为选择的主要表征变量，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土地家庭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模型11是农业转移人口年龄的估计结果（AgeLF，如果出现多人务工现象，其年龄则选择收入较高一人），结果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外出务工的家庭扩散效应会明显增强，这与杨竹、陈鹏（2009）[33]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着出生时代的推移，农业转移人口外出就业动机中的个人发展型的非经济动因会增强，然而他们的主要坚持则是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观念意识的变化与其建立在“库存知识”基础上的思想关注焦点和考虑主题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这将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关键决定变量，这个指标反映家庭规模和结构，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家庭富裕劳动力多、家庭负担轻，家庭共议更容易做出让多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决定。这里我们将此信息融入了被解释变量，但对家庭收入状况进行了多维度考察。从绝对收入水平来讲，已有研究指出，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致富的强烈动机（都阳和朴之水，2003）[34]，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而富裕家庭则可能做出相反的选择，但估计结果并非如此。这也充分反映了家庭收入追求在农业转移人口外出行为选择过程中的驱动力因素。村庄方面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很可能贫困地区农村资金市场发育迟缓，农业利润率低和借贷缺失，导致农民家庭缺少资本扶持和风险转移机制而长期得不到改造，农民家庭为积累发展资本，需要依靠外出打工，外出行为动机强烈。由于本文未做严格分类研究，因此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但是如果考虑了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交互影响，这一答案自然会非常明确，但是由于本文的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变量不显著，还需做进一步的收入研究。可以推测的是，对于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家庭来说，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多，占用的劳动力就多，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小，理论概括则是承包土地拥有束缚农业劳动力转移；反之，经营规模越小，家庭富裕劳动力相对较多，家庭有劳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大，这也是农户家庭理性和适应性选择的必然结果。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必然会加快农民向城镇流动和迁移，流出来、留下来的市民化进程将会加快。
（三）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和土地流转行为决定因素
根据二元选择模型，我们估计了3个方程，解释变量的选取考虑了研究目的、相关文献和农民工家庭经济和村庄教育的特征，用村里初中和高中在读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反映村里人的观念认识和乡村行为对家庭教育的影响，结果不显著。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务工人员年龄、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务工收入等，同时，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以及村庄经济发展状况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被引入到模型中，进而探讨家庭土地流转行为选择。
家庭土地流转行为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到县城的距离（Distown）对土地流转的可能性的影响为正，在5%置信水平下系数为0.012。值得注意的是，16岁以下家庭成员数量变量（HosNB16）影响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其他变量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决策中，非农收入、总收入以及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的影响都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离县城较远的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普遍，但仍存在一个“临界值”，跨越这一拐点土地流转行为和动机可能会减弱，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经营是互斥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对土地经营需求自然会降低，但是否流转甚至流转规模的决策却与家庭行为和土地制度设置密切相关。于洪彦等（2008）[35]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农户经营行为具有互为使动的关系，农户对于制度制约不仅仅是被动的遵从，而是在经营行为中进行能动的反应。在社会转型中，农户的经营行为一方面是出于生存动机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和公平性方面的诉求，制度变迁同时也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能够提高农户配置资源的合理性，能够满足农户的制度公平性预期。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在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土地流转改革过程中，就应该利用、改造既有制度的合理部分，来完成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通过相关的土地政策设计，城市融入门槛降低使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逐渐地、完全地迁入（融入）城市。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重点考察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及其家庭成员分工行为选择，意在指出关注此类家庭行为的重要性，也是试图找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证据。当然，由于我们调查数据的局限，如果进一步考察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乡村公共服务将会有更多发现。接下来的工作是借助其他机构微观调查数据展开进一步论述。借助重庆市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差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家庭自身（发展能力）特征，另外我们试图借助村级层面的数据去检验其对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只有农业补贴的影响较为显著。由此我们推知家庭成员分工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劳动力丰裕的家庭如果外出务工人员多，家庭收入自然相对较高，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非常高，反过来家庭总收入提高促进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提高。进而我们认为，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比例在“家庭”这一层面互为因果关系，主要缘于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工。
本文的其他一些发现也值得关注。农村土地生产经营收入与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外出务工；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行为决策与60岁以上家庭成员呈正相关关系。这些都凸显了土地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决策影响的显著性，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子女教育的“留守”行为特征也十分典型。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重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样本，因而对于同样的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是否仍然成立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仅是提供基于重庆样本的考察。另外，考察维度是家庭层面，而且属于“农民转移人口”的范畴，因此难免在方法上面临难题：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是否同质，内生制度影响方向和程度有多高，以及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区域性文化差异的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研究数据收集、样本选择地区分布的局限，这些问题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关键词： 国家干预主义政策； 新自由主义政策； 民主转型；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1-0081-05
Policy Adjustm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exico
Xu Ming
（Government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exican one Party-dominated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gradual, long-term and peaceful. The reason why it exhibited th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the governors used both policy adjustment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reforms. In detail，the PRI shaped the peculiar democratization way by State intervention policies, New-liberal policie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reforms.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Mexican democratization，it also indicates that public policy is neglected in researching democratization for a long time，but it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state intervention policy； new-liberal policy； democratization； legitimacy
虽然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图景呈现出周期性的政变、动荡、混乱和无序的背景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保持着长期的一党执政，实现了墨西哥政治上的稳定，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出现了政治上的变革，开始向民主体制转型。与大多数拉美国家转型所不同的是，墨西哥的民主转型更为平和、更少冲突，而且其民主转型也持续了更久的时间——从1976年波蒂略总统的选举改革到2000年福克斯当选总统实现政权的和平更替，墨西哥的民主化用了24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墨西哥的政治结构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民主转型为什么会历经这么久的时间？又为什么更为平和、较少冲突？笔者试从政策调整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
一、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与墨西哥的民主发展
墨西哥稳固的威权统治建立在劳工、农民和大众部门（主要是中产阶级、小商人、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之上。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零星的抗议和骚乱，但是由于50年代至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成功，这三大部门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均能从持续的经济增长中获益。革命制度党因此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墨西哥的政治局势显得相当稳定。但是这种稳固的统治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逐渐发生了变化。1968年，受古巴革命影响的青年学生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洛尔科商业区举行游行，墨西哥当局在事前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学生实施了暴力镇压，造成200多人死亡和几百人受伤的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米德尔布鲁克认为，这次事件表明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通过传统的方式不能轻易地被吸纳进现存的政治体系；抗议运动虽然要求民主化和新的政治参与机会，的确显示了对于现存政体严重的潜在威胁，但是它没有立即挑战墨西哥统治的劳工和农民基础。146但是，昆夫曼认为这次事件的深层原因是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持续的乡村饥饿、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在经历快速发展后遭到的瓶颈以及部分政治精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他指出这次事件表明墨西哥的威权政治体系遭遇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284事实上，1968年及其之后，墨西哥城市地区频繁出现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农村也不断发生农民游击运动，工人和农民对于现存政治体系的不满通过极端方式进行发泄。因此，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绝非是墨西哥中产阶级不满的表达，它昭示着墨西哥的威权统治基础遭到了严重侵蚀、政治合法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要维护其一党统治的地位，必须有效地应对合法性危机，重新建立工人和农民对于现存政治体系的支持。为此，墨西哥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消解工人和农民的不满。1970年，被认为是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惨案主谋的埃切维里亚成为墨西哥第五任总统。为了消除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给自己留下的负面影响，重新建立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埃切维里亚开始实施“分享发展计划”。他于1973年9月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并对基本消费品的价格进行控制、对大众消费进行津贴，以确保工人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改善。他成立了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用以调节基本的商品市场、保证低收入消费者可得到基本商品、并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埃切维里亚政府还制定了农村整体发展计划，用联邦预算的20%（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高的数字）支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并在农村地区实施土地改革，希望无地农民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对于外国资本和跨国企业，埃切维里亚在1973年通过了新的法律加以整顿和限制；国内许多较弱的小公司则被政府购买下了全部产权，国有化步伐加快。通过这一系列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埃切维里亚恢复了与劳工组织的友好关系，转移了农民对于现存政治体系的不满，墨西哥的威权统治似乎也度过了1968年以来合法性危机。但是，埃切维里亚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在政治上招致了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等右派力量的严重不满，他们联合抵制了埃切维里亚1972年改革税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案，并以资本外逃的形式进行抗议。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宏观经济问题——在埃切维里亚任期的1970年到1976年，墨西哥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了约18%，联邦赤字增长了6倍，物价每年上涨约22%。143。正如昆夫曼所指出的那样，埃切维里亚低估了在墨西哥政治系统中存在的分配矛盾和冲突，他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却增加了政治上的分化和对立，并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经济问题。285
如何解决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所产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中产阶级、私人部门的不满，同时又保持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支持，成为埃切维里亚的继任者——波蒂略总统所面临的巨大难题。波蒂略总统上台后，试图通过在经济上终止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解决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解决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对于政权的支持问题。为此，他首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三年稳定经济计划，答应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限制外债规模、控制货币流通量、确定工资增加的最高限额和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然后，他在1977年12月进行了政治结构改革，颁布了《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这次改革放宽了对政党登记程序的限制，只要在任何全国性选举中获得总选票1.5%，或拥有6.5万名成员的政党即可获准登记；把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了400席，其中300个席位由简单多数票选举产生，100席以比例代表制加以分配——实质上扩大了政治反对派在众议院中代表数。这次改革还扩大了反对派政党和反对派候选人使用大众传媒的机会。波蒂略总统紧缩公共开支的经济政策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财政赤字从1976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降到1977年的8.8%；同期，通货膨胀从45%降到了21%，出口增长了33%，进口下降2.4%。38但是，紧缩政策的实施也意味着终止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减少了农民和工人从政策中获得的有形好处。波蒂略总统的政治改革被看作是墨西哥威权政体自由化的开端，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墨西哥的威权体系从内部开始松动。另一方面，这次改革把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暂时吸纳进了改革后的政治体系，增加了墨西哥威权体系的适应性与合法性。不过这次政治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提升社会公众政治支持的预期的目的。这次改革的主要受益者被证明是保守的国家行动党，在调整后的选举制度下，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表达途径，他们的支持使国家行动党在北部地区迅速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反对力量；但是工人和农民等左翼力量并没有从这次改革中获益。285实际上墨西哥的劳工协会意识到新的选举程序将会挤压他们原有的利益表达空间，但是他们又无法立即运用新的利益表达途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反对这次选举改革。132总的看来，波蒂略总统上任初期的政治经济调整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没能维系住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支持；潜在的合法性危机依然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如果不是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波蒂略或许根本无法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工人、农民的合法性支持之间建立平衡，墨西哥的威权体系在其统治期间必然遭到更大地冲击，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民主化也可能加速。但是，1978年大规模石油资源的发现使波蒂略避免了在两难之间作出选择。利用石油资源获取的巨大财政支持，他不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现财政紧缩和自由化，而是重新拾起了他原本抛弃的埃切维里亚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波蒂略对银行实施了国有化，以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在对外贸易中实施保护主义，继续推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并且不断扩大在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上的公共开支；他还在1980年开始实施“墨西哥粮食体系”计划，把石油收入的一部分用以发展农业和农村。由于石油战略引发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结构改革对右派力量的吸纳，这一系列政策在没有引起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不满的情况下再次建立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支持。石油资源的发现似乎巩固了墨西哥的一党制威权统治。
二、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墨西哥的民主发展
波蒂略总统以石油繁荣为前提实现了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稳固，但是他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和过渡扩张的公共开支政策也使墨西哥背负上了巨额外债——墨西哥的外债总额节节攀升，从1976年的258亿美元、1979年的397亿美元直至1982年的860亿美元40。因此，当1981年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下跌时，墨西哥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巨额贸易赤字和债务危机，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墨西哥货币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高达98.8%，2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到期，波蒂略被迫宣布停止偿还外债。在这种状况下，自埃切维里亚以来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已无法实施，通过经济上过度开支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战略也已经走到了尽头。120
波蒂略总统的继任者，1982年12月上台的德拉马德里总统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应对严重的经济形势。他最初的改革重点放在财政政策和外部债务的调整上，主要措施包括削减公共开支，压缩贷款、增加消费税、限制进口、加强对工资的控制、放开国内市场价格、调整商品价格和劳务费、确定正利率以避免资金流失、贬值本国货币、进行外债谈判以延期偿付债务和利息并获取新的贷款等。随后，他进一步扩展了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分五年逐步降低关税税率，出口限制也逐渐减少；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吸收更多的国外资本参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许多国有企业被出售。德拉马德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减少了外部债务、降低了通货膨胀率，非石油产品出口增加、外逃资本开始返回。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代价的主要支付者是工人。“在整个1983年，通货膨胀上升了70%－90%，但是工人不得不满足于增加约25%左右的工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以每年15％－20%的速度下降。”158而且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大量工人丧失了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德拉马德里为配合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官方劳工组织的重要性，并一改埃切维里亚与波蒂略以来对私人部门评批和谴责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安抚企业界的措施，建立了国家、私人部门和外资部门的三方联盟。他还竭力争取了军人力量的支持。这导致了工人与政府部门之间严重的紧张关系，墨西哥威权体系的合法性再次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直接表现为，革命制度党在1982年到1983年的地方选举中失去了对五个州和六个中等城市的控制权。为了缓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招致的合法性危机，德拉马德里总统在1986年底决定修改《政治组织和选举程序法》，希望通过政治结构改革把反对力量吸纳进威权体系之中。新的选举法规定所有合法登记的反对党在联邦选举委员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以监督该委员会的工作，保证选举结果的公正；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从400席增加到500席，其中200个席位按比例代表制产生；参议院每三年改选一半，以保持参议院政策的连续性。这次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墨西哥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它并没有达到稳固威权统治的目的。因为在选举改革后不久，革命制度内部以卡德纳斯为首的左翼力量反对德拉马德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它违背了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主权、正义的精神遗产；从革命制度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左翼政党国家民主阵线。革命制度党这次严重的分裂不仅从内部打击了墨西哥的威权体系，而且为没有政治和经济资源可以依赖的工人与农民提供了发泄不满的途径。他们迅速聚集在卡德纳斯及其政党周围，支持卡德纳斯成为墨西哥总统。在工人和农民的广泛支持下，卡德纳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赢得了1988年总统选举票数的31.1%；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萨林纳斯只是以50.7%的微弱优势继任总统。而且普遍认为这样的胜利还是靠赤裸裸的操纵选举获得的。尽管德拉马德里对选举法规做了改革，选举革命制度党通过令人信服的选举胜利合法化，但其统治的能力仍然开始恶化。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墨西哥的威权体系再次陷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而合法性危机的直接原因毫无疑问是德拉马德里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对待新自由主义政策，怎么度过合法性危机，也就成为德拉马德里的继任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依靠微弱优势登上总统宝座的萨林纳斯，为了度过德拉马德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再次诉诸于政治结构改革。1990年，萨林纳斯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该法规定设置新的选举机构——联邦选举院，并由专门的公务员负责联邦选举事务。联邦选举院的设置使得各级选举工作不再完全操纵在政府和执政党手里，增进了选举的公正性。1993年，萨林纳斯又进行了宪法改革。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参议院议员的名额由原来的64位增加到128位，且3/4的参议员由相对多数制选出，1/4的名额分配给第一大反对党。这一规定扩大了政治反对派的活动空间，限制了革命制度党的权力。新宪法还规定任何一个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数不能超过315个（总席位500个）。这项规定实质上限定了总统的权力，因为总统修改宪法需要2/3以上的议员通过，执政党在联邦议会中将遭遇到反对党的有力挑战和制约。新宪法最后规定，选举结果由联邦选举法院宣布，而不再由参众两院自行确定，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但是在经济上，萨林纳斯坚持并推进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与美国、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降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减少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对外资更加开放，允许证券资本进入；继续遏制工资的增加；并制定了新的偿还外债计划。萨林纳斯的策略是通过政治结构改革增强威权体系的合法性，为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最终通过足够的经济增长解决削弱反对派，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墨西哥威权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不过，萨林纳斯意识到了单纯的政治结构改革并无法获得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支持，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奠定基础——德拉马德里同样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缓解。因此，他在坚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对公共财政政策作出了调整。主要表现为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到1991年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6.5%，与1988年的14.2%相比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217此外，萨林纳斯设置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吸纳了大量的传统地方政治精英加入，为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群谋取一定的利益；希望重新建立威权政府和工人、农民之间的联系，扩大革命制度党的联合和选举基础，应对选举改革造成的政治冲击。143-166萨林纳斯调整公共财政政策以及设置反贫困机构这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墨西哥威权体系的合法性危机，使萨林纳斯的任期内基本上保持了政治的稳定。但是，政治结构改革并没有按萨林纳斯所希望的那样为墨西哥的威权体系带来合法性；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改革提升了右派力量通过合法途径冲击威权体系的能力，他们不断从体系内施压加压力，要求新的民主化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深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在1993和1994年只有0.4 %和0.2%。而经济增长的停滞直接激化了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公众不满，1994年1月（萨林纳斯任期的最后一年），恰帕斯州发生了反对政府的农民起义。正如皮勒尔所指出的那样，恰帕斯州农民的这次起义虽然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但深层原因是存在于恰帕斯州和墨西哥其它地区的不公正和缺乏真正的民主。122墨西哥的威权体系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三、政策窘境与墨西哥的民主转型
萨林纳斯的继任者塞迪略，以历史新低48.77%的得票率成为墨西哥的新总统。他上任伊始，恰帕斯州的农民起义军因为恰帕斯州总统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再次发动斗争；并成功地突破政府军的封锁，渗透到城市地区，墨西哥整个社会为之震惊。动荡的政治局势和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酝酿的经济后果最终引发了1994年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比索贬值了一半、墨西哥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6.9%，工人和农民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更加恶化。塞迪略极力采取措施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但是他受到了国会中反对党的怀疑。虽然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塞迪略最终使墨西哥度过了金融危机，恢复了经济稳定。但是墨西哥威权体系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欺骗和无能成为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标志。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合法性问题？选择埃切维里亚和波蒂略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还是继承德拉马德里和萨林纳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左派的政策选择还是右派的政策调整，在缓解合法性危机的同时都埋下了更大合法性危机的根源。而且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在经历从左到右、成效不大的政策调整后，已经很难再信任威权政府的任何政策努力。塞迪略深切地明白，经济上的任何政策选择都已无法解决墨西哥威权体系面临的复杂问题，他面临无计可施的政策窘境。
不过，墨西哥威权体系的历任总统稳固合法性的工具不仅是经济政策调整，还有政治结构改革。塞迪略作出了破釜沉舟的选择。他约见了民主革命党、国家行动党、工人党等墨西哥三个主要反对派的领袖协商政治改革问题。这四个政党首先于1995年1月签署了“全国政治协议承诺”，答应对不平等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然后经过长达19个月的谈判协商，四个政党于1996年7月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为促进决定性的选举改革修改宪法的建议》。随后，墨西哥参众两院通过建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这次政治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任何政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不能超过300席，即总席位500席的60%；从1997年开始，参议院128个席位中的32席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政府不能干预选举机构，内政部长不再主持联邦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各政党的活动经费和竞选费用将主要靠公共机构提供，而不是靠私人机构提供，法律将规定适当比例并确定竞选费用的最高限额，对经费使用进行控制和监督；最高法院主管选举，联邦选举法庭由司法权主管，有关宪法分歧的诉讼由最高法院解决；联邦区或首都的行政长官从1997年开始由直接选举产生，联邦区代表亦自2000年始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以前的政治改革只是在革命制度党牢牢地控制政权的条件下减少了选举的欺骗性、增加了反对派在政治体系内的代表性，但是1996年的政治改革前所未有地放开了对政治权力的竞争，为反对派通过竞选选民的选票获取政权铺平了道路”。77-97而且，这次改革使墨西哥总统不能再控制立法和司法部门，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因此，塞迪略在政策窘境下的政治改革选择基本上使墨西哥的一党制威权体系完成了向多党制民主体系的转型，墨西哥的政治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宪法和规范层面上的转变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首先是在1997年的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只获得了500个众议院席位中的238个，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并且失去了第一个选举产生的联邦区行政首长。其次，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输给了国家行动党和墨西哥绿色生态党的联合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革命制度党在执政71年后失去了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墨西哥在事实上完成了从一党制威权体系向多党制民主体系的转型。
四、结论
考察墨西哥漫长的民主转型历程，可以发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无法有效地赢得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私人部门的政治支持，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是墨西哥巩固的一党制威权体系最终演变为民主政治体系的根本原因。墨西哥从威权体系向民主体系转型的政治结构演变围绕着选举制度的改革渐进展开，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并表现为总体平和、较少冲突的特征。而之所以出现这样不同的民主转型路径，主要的原因在于墨西哥的威权统治者综合运用了政策调整和政治结构改革这两种缓和合法性危机的工具。在合法性危机激化的条件下，调整政策，满足主要反对者的利益诉求，缓解政治压力，延续威权统治；而在政策资源有限、政策调整无法达预期目的的条件下，对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度。政策调整和政治结构改革的配合运用，避免了威权体系的立即崩溃；但是政治结构改革又逐渐使威权体系发生变化，最终完成了向民主体系的完全转型。这也是墨西哥民主转型经历了漫长时间的主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看，政策弹性的存在、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减少了公众诉诸于暴力满足需求的冲动；经常的政治结构的变革容纳了有组织的民主派斗士，使他们倾向于选择在体系内的和平斗争。墨西哥威权体系的民主转型也因此呈现出总体平和的特征。威权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危机的状况下对于公共政策的调整，是墨西哥民主转型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对于民主化或民主转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角度，一个是宏观的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民主化的发生和转型；一个是微观的过程论，认为民主化主要是政治精英之间博弈选择的结果。但是宏观的决定论无法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具体时间、方式和路径；微观的过程论又难以理解民主化发生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虽然也有学者试图对两者进行折衷，但鲜有成功。通过对墨西哥民转型过程与其间政策调整的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公共政策是长期以来被民主化研究忽视的一个面相。事实上，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正是以限制政策选择的空间和范围的方式对政治精英的行为和民主转型的过程发生影响；而政治精英则通过公共政策的选择和调整应对宏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并且微观的博弈过程不仅是围绕着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展开，更是围绕着政策调整和选择展开——毋宁说首先是围绕着政策调整展开，进而才是对政治制度安排的博弈。因而，对墨西哥政策调整和民主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公共政策是研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角度和切入口，它是宏观要素和微观过程的结合点。对于转型期公共政策的分析有益于更加清晰和全面的理解威权主义政体的民主转型。
参考文献：
Kevin J. Middlebrook.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The Case of Mexico，In 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Latin America，Baltimore and London[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146.
Stephan Haggard，Robert R.Kaufman.The Political Economic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英〕贝瑟尔·莱斯利.剑桥拉丁美洲史：卷七[M].高晋无，黄 锡芬，高炜，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徐世澄.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2004.
John Peeler.Build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M].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 1998.
Jane S.Jaquette.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One-Party-Dominant States：Indonesia and Mexico，in Akio Hosono and Neantro Saa-vedra-Rivano (eds.)，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
Denise Dresser.Bring the poor Back In: National Solidarity as a Strategy of Regime Legimation，in Wayne Cornelius，Ann L.Craig and Jonathan Fox (eds.)，Transform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Mexico：The National Solidarity Approach[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4.
【关键词】 生存质量 中晚期胃癌 疗效 中医 中西医结合 西医
The therapeutic effect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methods to treatlate carcinoma by evaluation of patient life qual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plait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QOL table and evaluation the effect of late phase carcinoma of stomach patient of QOL by this table.To plait the table to evaluation the effect of three methods antitumor by improving the QOL.
Methods (1)First time to plait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QOL table Basing on the literature of interal and extra country about the measuring scale，revising and consurnmating step by step，plait the table with the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peculiarity，(2)Applying the table firstly comparised the effect of various kinds methods improving the patient’s QOL.The 478 patients was choosed，among them 204 patients were offered by chemotherapy.110 atients was offered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114 patients offer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ll the patients filled in a form at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partly，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QOL between the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assembling analysing.Comparising the effect of various kinds methods rising stomach cancer QOL.Results (1)Statistics check’s rudiment result makes clear that the table can be applied in clinical.(2)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population effect is the best，improving rate is the highest and the deterioration rate is the lowest，nex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chemotherapy population effect is the worst.Conclusion (1)The table is applied in clinic very well and can fully evaluate the post-treatment QOL of tumor patiens so that it applies the post-treatment effect that TCM’s anti-tumor’s effect is very significant;QOL rise largely and existence phase is long，but chemotherapy’s effect is the worst，QOL isn’t improved significantly.The key point of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the excerpt of therapy measure in stationary phase，when chemotherapy conjugates with TCM rightly，which will has synergistic action.On the contrary，that’s will accelerate deterioration，existence phase is short，but the TCM bundle is on the contrary，after the stationary phase，it will trend to improve，the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s middle.
【Key words】 table of life quality carcinoma of stomach TCM combination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无瘤生存”是现代医学治愈肿瘤的金标准。然而，迄今为止，仍以手术、放疗、化疗作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其疗效尚未有突破性进展。由于肿瘤细胞的无限分裂增殖，而一定量的抗癌药是按一定比率杀灭癌细胞的，因此，要达到肿瘤的完全杀灭——“无瘤生存”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因此在强调提高疗效的前提下，力求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并把生存质量的测评纳入到疗效评价中，对于临床晚期胃癌患者将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
鉴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且能很好地评价生存质量的量表，尤其是在用中医药领域，并且现今国内在将生存质量引入到抗肿瘤疗效评价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尤其是在通过评价生存质量对比各种方法抗肿瘤的疗效上还处于空白，因此根据国内外有关量表的文献资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尝试性地编制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西医结合量表，来评价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方法对提高中晚期胃癌患者生存质量的疗效，以此试图解开长久以来令临床医师纷争不已的医学困惑，这将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在目前医疗水平还不能彻底治愈癌症的前提下，将有助于更好地体现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中医药抗肿瘤的作用与地位给予正确客观的评价。具体如下。
1 量表的编制及应用
1.1 量表的编制与执行方法 见表1。
本表在原有国内外较为通行认可的量表WHOQOL100的基础上（生理、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精神）更加完善，增添了客观生化指标理化检查系列，中医八纲辩证、舌脉、情志等方面，及西医病理分期、诊断等。
该表为自评式问卷，每个指标，有2组选择答案，分别为治疗后好转或加重，每组又分5个程度选项，由1～5逐级递增，±1表治疗后病情变化程度最小，±5表治疗后病情变化程度最大。在统计时，1～5分别代表1到5分，填表时完全凭患者主观感受及耐受程度来完成。将一定时间治疗前后所有指标得分分数相加，正负分数可等量抵消，即为患者的自评分，治疗前后的正负项分数和即为疗效对照，分数相差越大，说明疗效越好，生存质量越高，或是说明病情恶化；分数差值小，说明病情稳定，长期跟踪随访，可得出远期疗效。因本表取的是治疗前后分数差值，故所规定的分数权重对结果无影响。本表所列的主客观症状、体征、心理及实验室指标等较为全面，故可评价治疗前后的疗效。
1.2 病例资料 选取1999～2003年本院肿瘤科及中医科病房和门诊的病人及地区中心医院中医肿瘤科的病人。入院前均经胃镜取活检及病史证实胃癌的患者576例。其中因失访（联系地址不详、错误等），拒绝再次随访等损失98例，实际完成最终调查的患者478例（其中化疗组204例，中西医结合组110例，中药组114例，地区中心医院共收集病例50例）。所有患者均进行2次以上测量，取平均值，量表执行均为患者本人或患者家属口述，医生代为执行。调查前，将量表的规则及各项含义详细向患者说明，并向患者讲明此项调查的意义，取得患者的充分理解、信任和积极认真的配合，保证病例收集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的量表分别按中医药治疗、中西医结合疗法、西医化疗分组计算得分，得出结果，并应用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包括t检验、χ2检验等。
1.4 结果 经过统计分析后，可以认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复测信度、效度和反应度。
本量表采用新的简单的双向（好转或加重）取舍打分规则，不仅易于理解，且评价更全面，还增加了客观的理化检查系列、诊断、病理分型、分期、治疗方案等，加上中医四诊合参资料，使本量表描述更详细客观，也更为通用。在调查过程中，大多数测试者能在10min内完成，问卷合格率高达95％以上，这些均表明该量表对医生及患者的可接受性。
初步调查结果证明，该量表是可行的，制定具有中医特色的生存质量量表，是鉴于中医药在生存质量与疗效评价方面的空白和旨在弘扬中医药的作用，提高其地位所作的一次尝试，还敬请诸位专家，杏林同道批评指正，补充完善。见表1。
注：如有本表未列出的指标，可个别列出，规则同前
2 疗效对照
2.1 病例资料 一年时间共收集中晚期胃癌病例576例。因失访等原因损失98例，实际完成最终调查的患者478例，其中，接受化疗的患者204例，中西医结合疗法的患者110例，中药疗法的患者114例，地区中心医院共收集病例50例。
2.2 方法 三种治疗方法：(1)西医：常规化疗。(2)中医：根据胃癌的临床表现，辨证论治。(3)中西医结合：化疗药物＋中药。
经过统计计算分析癌症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后，对比三者对癌症复发转移的影响及患者生存质量的改善，生存期的延长方面的疗效，总结各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为更好的提高临床疗效，和判断预后提供依据，总结规律，寻找中医与西医在恶性肿瘤疗效评价方面的契合点，为临床选择何种方法更好的治疗胃癌，以及应用量表观察病情的发展变化，判断预后提供依据，并进一步明确认识和提高中医药在晚期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中的地位和价值。
2.3 结果 所有病例均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其治疗前后的平均生存质量得分见表2。
从表2可知，阶段治疗后，中西医结合组及中药组有效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但中药组平均生存质量变化最大，中西医结合组次之，而化疗组治疗后平均生存质量下降，经统计学验证后，疗效差异显著。为进一步详细说明各组的疗效，又做以下比较。
按其生存质量得分的变化情况分为恶化，好转，稳定三种疗效结果（前后得分差在±5分之间为稳定，>＋5分为好转，
从表3中可以得出：经阶段治疗后，化疗组病情恶化的患者最多，占33.33%，中西医结合组次之21.82%，中药组最少12.28%。其中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并好转的病例，化疗组占16.67%，中西医结合组30.91%，而中药组最高占43.86%。还有一部分病例，治疗后病情无明显变化，症状无显著改善或加重，此种病例化疗组占48.04%，中西医结合组占41.82%，中药组占40.35%，而在死亡率上，化疗组占1.96%，中西医结合组占5.45%，中药组占3.51％（在随访期间）。
因此，总体疗效最好，好转率最高，恶化率最低的是中药组，其次为中西医结合组，化疗组总体疗效最差。但表中资料也表明，化疗组的稳定率最高，中西医结合组次之，中药组最低，为进一步阐释这一结果，见表4。
注：随访时间：首末2次调查时间间隔， QOL即单位时间内生存质量改变量，QOL＝平均首末生存质量差/平均随访时间
从表4可以看出，化疗组病情稳定期最短，稳定期内，生存质量变化最小；中西医结合组病情稳定期长，但期间的生存质量变化也不明显；而中药组病情稳定期较化疗组长，较中西医结合组短，但在稳定期，其生存质量明显改变，故可认为是稳定好转。因化疗组总体恶化率最高，好转率最低；中药组总体恶化率最低，好转率最高；中西医结合组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在稳定期过后，大量的化疗组病例多趋向恶化，而中药组多趋向好转，中西医结合组居中。故化疗组稳定率虽然最高，但稳定时间最短，稳定期过后最易恶化，生存期较短，而中药组则相反。
并且从表4中还可得出，中药组的恶化和好转过程，较前两者都缓慢，单位时间内生存质量变化最小，这也反映了中药疗效的缓和而持久；而中西医结合组恶化与好转的进程最迅速，单位时间内生存质量变化最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化疗药与中药的协同或拮抗作用，当化疗药与中药正确结合时，则加速患者病情好转，反之则加速恶化，具体分析如下：(1)当患者正气亏虚，正不胜邪时，仍用化疗药＋抗肿瘤中药，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抑制和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损伤人体的正气，使患者更加虚弱，免疫力更加低下，从而癌细胞疯狂增殖，患者病情极度恶化。(2)当患者正气存内，尚足以抗邪时，应用化疗药＋抗肿瘤中药，则起到协同作用，更有效地抑制和杀灭癌细胞，患者病情得到控制进而加速好转。为说明上述结论的普遍性，又搜集了地区中心医院中医肿瘤科门诊和病房收治的若干病例，经生存质量测评及分析整理计算后得出结果见表5。
从表5中可分析得出，地区医院中药组患者病情好转率(64%)高于地区医院中西医结合组(54%)，稳定率(36%)也高于后者(18%)，而死亡人数地区医院中药组为0，中西医结合组为6例，占该组调查人数的27％，在相同稳定期内，地区医院中药组的生存质量变化幅度高于中西医结合组，而在好转过程中，单位时间内地区中西医结合组生存质量变化却高于中药组。
因此，从该表进一步说明了两家医院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
2.4 统计学方法 应用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进行统计学处理，包括t检验、χ2检验、秩和Kruskal-Wallis H检验等，得出H>5.78，P＜0.005，差异显著。
3 讨论
迄今为止，临床仍以手术、放疗、化疗作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其疗效尚未有突破性进展。由于一定量的抗癌药是按一定比率杀灭癌细胞的，故要达到肿瘤的完全杀灭——“无瘤生存”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因此在强调提高疗效前提下，力求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并把生存质量的测评纳入到疗效评价中，更加完善了肿瘤的疗效标准，弥补了以往仅以实体瘤大小变化作为唯一的临床疗效标准的不足， 在目前医疗水平还不能彻底治愈癌症的前提下，对于临床晚期胃癌患者将具有真正的生命意义，并将有助于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同时也对中医药抗肿瘤的作用与地位给予正确客观的评价。
经本课题分析论证后得出，总体疗效最好，好转率最高，恶化率最低的是中药组，其次为中西医结合组，化疗组总体疗效最差。化疗组病情稳定期最短，稳定期内，生存质量变化最小，可以认为化疗的干预措施几乎没有作用；中西医结合组病情稳定期长，但期间的生存质量变化也不明显；而中药组病情稳定期较化疗组长，较中西医结合组短，但在稳定期，其生存质量明显改变，故可认为是稳定好转。因化疗组总体恶化率最高，好转率最低；中药组总体恶化率最低，好转率最高；中西医结合组介于二者之间，所以在稳定期过后，大量的化疗组病例多趋向恶化，而中药组多趋向好转，中西医结合组居中。故化疗组稳定率虽然最高，但稳定时间最短，稳定期过后最易恶化，生存期较短，而中药组则相反。
并且从表中还可得出，中药组的恶化和好转过程，较前两者都缓慢，单位时间内生存质量变化最小，这也反映了中药疗效的缓和而持久；而中西医结合组恶化与好转的进程最迅速，单位时间内生存质量变化最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化疗药与中药的协同作用，当化疗药与中药正确结合时，则加速患者病情好转，反之则加速恶化。因此，中药抗肿瘤疗效显著，生存质量明显提高，生存期较长；而化疗药疗效最差，生存质量没有明显改善，生存期较短；中西医结合方法疗效的好坏，最关键在稳定期内（从病例资料分析可知，稳定期多为半年左右）治疗措施的选择，当化疗药与中药正确结合时，则起协同作用，反之则加速恶化。
因为肿瘤大小对患者的影响，不在于瘤体的大小，而主要在于瘤体的生长部位，若瘤体位于空腔脏器内，则瘤体的大小变化对患者可能没有任何影响，若位于神经、血管附近，则瘤体大小变化显得尤为重要了。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带瘤生存”，通过整体调节，达到“阴平阳秘，其病乃治”的稳定状态，所以在临床中很多经过中医药治疗的癌症患者，瘤体有的稳定，有的甚至增大，然而患者却无任何明显不适，且生存期可达几年，甚或十几年。
然而，现今临床上多见于一味的毒癌、杀癌、抗癌，注重短期效应，旨在缩小瘤体，杀灭癌细胞，其副作用严重破坏了机体的免疫力，从而为癌细胞的增殖、转移提供了可乘之机，殊不知，激发癌症患者自身的抵抗力才是最有效的抗癌药。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下，要达到彻底认识和治愈它，还不切实际，所以合理治疗肿瘤应注重远期疗效及近期疗效，旨在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这对于癌症患者将具有最大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中医中药整体观念强，治疗以患者全身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局限在肿瘤病灶本身，不仅限于旨在杀灭最后一个癌细胞力求缩小瘤体，这体现了“西医治病”，“中医治人”的思想，中医药副作用小，很少会影响患者的身体状况。
目前，多数病人确诊时就已是中晚期，患者多表现为邪实正衰，阴阳气血津液俱亏，脏器受损的状态，此时若配合应用化疗药，不仅造成机体免疫力急剧下降，而且化疗后副反应往往使患者不能承受，导致正气更虚，促使肿瘤复发和转移。据资料统计，大多数肿瘤患者的死亡原因是由于治疗后肿瘤的复发和转移，在一定条件下，主要与机体的抗病能力下降有关。
而中医药治疗主要是调整机体的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功能，使内环境达到稳定，不仅改善了临床症状，还提高了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
本课题通过编制并应用中西医结合量表，使中医药治疗晚期癌症的疗效得以量化、标准化；在目前医学水平还不能治愈癌症，强调生存质量将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情况下，修改完善了以往西医抗肿瘤疗效（实体瘤大小的变化）评价的不足。并首次通过生存质量评价对比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治疗晚期癌症得疗效，为临床选择何种方法更好的治疗胃癌提供依据，从而为临床规范化治疗晚期癌症提供思路。
4 体会
在这里浅谈一点调查分析过程中的体会。中晚期癌症患者在术后，若血象基本正常，身体状况良好，无明显不适，可适当选择副作用小的化疗方案（化疗方案的选择也甚为重要，尽量避免使用对肝肾功能及血象有损害的方案如根据资料统计，整体疗效好的，如5－Fu＋铂类治疗胃癌，5－Fu＋羟基喜树碱治疗肠癌）化疗周期不宜过长，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此后无论是否出现血象偏低情况，都应长期中医药益气扶正抗肿瘤治疗（选择好的有效的中药方甚为重要），每半年复查一次。此外，临床中医师不能见瘤亦攻，由于癌症本身是消耗性疾病，只有正气足才抑邪，故应当攻补兼施。《医宗必读·积聚》提出初、中、末三个阶段的治疗原则，初期邪气初起，正气尚强，则任受攻；中者，受邪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邪深正衰，则任受补。
除药物治疗外，临床还应重视癌症患者的心理康复治疗。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资料表明，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很大程度是靠减少心理压力来保持的，也就是说，心理上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关键词：直流电机；双闭环调速；电流环；转速环
中图分类号：TM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194-02
一、基于V-M的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的结构原理
系统设计总框图如图1所示。图中双闭环调速系统采用可逆调速的方式，以实现电机四个象限的运行。双闭环采用转速、电流双闭环系统，采用串级控制的方式。转速负反馈环为外环，其作用是保证系统的稳速精度。电流负反馈环为内环，其作用是实现电动机的转距控制，同时又能实现限流以及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图1 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设计总框架
图2 系统工作原理图
系统工作原理图如图2所示。图中采用两组三相桥式晶闸管装置反并联的可逆线路，其中：正组晶闸管VF，由GTF控制触发，正转时，VF整流；反转时，VF逆变。反组晶闸管VR，由GTR控制触发，反转时，VR整流；正转时，VR逆变。KF 为正转开关,KR 为反转开关, KF 闭合电动机正转, KR 闭合电动机反转。U*n 为给定电压, Un 为转速反馈电压, ASR、ACR 分别为转速调节器、电流调节器, 两个调节器都采用PI 调节器且带限幅, ASR 的输出U*i 作为ACR 的给定, Ui为电动机电枢电流的反馈电压, ACR 的输出Uc 为正转触发装置GTF 的输入, 从而产生触发信号触发正转晶闸管整流器VF, 使电动机正转并且使其转速稳定在给定转速。同时ACR 的输出Uc 经过反号器AR后作为反转触发装置GTR 的输入, 从而触发反转晶闸管整流器VR, 以使电动机反转且使其转速稳定在给定转速。
二、工程设计
（一）电路选择
对于要求在一定范围内无级平滑调速的系统来说，以调节电枢供电电压的方式为最好，自动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往往以调压调速为主，根据晶闸管的特性，可以通过调节控制角α大小来调节电压。当整流负载容量较大或直流电压脉动较小时应采用三相整流电路，其交流侧由三相电源供电。三相整流电路中又分三相半波和全控桥整流电路，因为三相半波整流电路在其变压器的二次侧含有直流分量，故不采用，本设计采用了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来供电，该电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波动小，适合直流电动机的负载，并且该电路组成的调速装置调节范围广，能实现电动机连续、平滑地转速调节、电动机可逆运行等技术要求。
（二）晶闸管的选型
正确选择晶闸管能够使晶闸管装置在保证可靠运行的前提下降低成本。选择晶闸管元件主要是选择它的额定电压UTM 和额定电流IT(AV),先确定晶闸管额定电压UTM，晶闸管额定电压必须大于元件在电路中实际承受的最大电压URM，考虑到电网电压的波动和操作过电压等因素，还要放宽2-3倍的安全系数，则计算公式：
UTM=(2-3)URM
（1）
对于本设计采用的是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晶闸管按1至6的顺序导通，在阻感负载中晶闸管承受的最大电压URM=6U2=2.45U2，故计算的晶闸管额定电压为
UTM=(2-3)×6U2=(2-3)×2.45×140=686-1029V
（2）
取800V。再确定晶闸管额定电流IT(AV)，额定电流有效值大于流过元件实际电流的最大有效值。一般取按此原则所得计算结果的1.5-2倍。
Idmax=λIN=1.5×17=25.5A
（3）
IVT=13Idmax=15A
（4）
由此可求出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其公式为：
IT(AV)=(1.5-2)IVT1.57=14.3-19.1A
（5）
可以取额定电流为15A。本设计选用晶闸管的型号为KP（3CT）-15A。
（三）闸管的触发电路
关键词：土地流转；行为；元分析；农户
一、引言
土地流转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土地流转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作为农地经营权流转权利主要参与人和利益主体的农户，其决策对于土地流转进程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因而土地流转要以满足农户发展需求为根本目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Teklu and Lemi认为在埃塞俄比亚租出土地的农民中，生活在高地的农民更容易参与非正式的土地市场。Jin and Deininger发现交易费用和个人能力是影响土地市场参与的主要因素。Huang et al认为非农就业的出现对农户转出耕地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赵光，李放发现养老保险政策能显著促进社区土地流转比例的提高。王兴稳，钱忠好发现教育无法显著对转出土地的产生作用，但能显著地促进转入户转入土地。现有研究所用方法多为结构方程模型、logistic模型、probit模型，单个样本量偏小，不具有普适性，且对同一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本文利用现有研究结果重新评估各影响因素；定量化解答中央推出的系列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户流转行为的提升途径。
二、数据来源
在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检索摘要中含有“土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的全部文献。按如下要求精细筛选：一是对农户的实地调查，并采取计量分析的量化实证研究；二是各研究之间样本必须独立；三是因变量必须是土地流转行为；四是研究结果既要包括系数估计，也要包括标准误或者有可以转化为标准误的指标。最终纳入元分析的关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有效原始文献有24篇（元分析所用文献截止到2015年10月），样本量为7440，覆盖了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三、模型介绍与指标选取
元分析是一种新的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文献综合方法，近十几年来在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受到诸多的关注，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应用甚少。元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主效应分析
（1）计算汇总效应值。本文将系数估计值作为效应值ESi（对于单位不统一的连续变量选用发生比作效应值），方差的倒数为权重？棕i，按公式
2、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将采用理论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合的办法来判断调节变量存在性，以效应值为因变量、调节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筛选出导致双变量之间关系在不同研究中异质的影响因素。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1、主效应分析
主效应分析中效应值个数的最小值定为5后发现能够纳入主效应分析的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有6个，我们将其分类为个人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总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生产特征（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分析结果如表1。
（1）个体特征当中，年龄对土地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其原因为在大部分农村农业还是需要大量体力的产业，年龄越大的农户，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劳动能力越弱；即使有少部分地区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年龄大的农户由于文化水平有限，不愿意接受新事物，难于从事农业生产。文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有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文化程度高的农户，通常阅历比较丰富，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关于农地流转的政策，掌握非农技能比较容易，学习新的农业技术也比较容易，因而无论是在非农就业和从事新农业方面都具有优势。
（2）家庭特征当中，家庭总人数对土地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家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家庭总人数越多，越容易以土地作为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转入土地可以获得规模经营的效益。此外，家庭总人数多，面临的压力就大，若都从事农业这一弱势产业，风险较大，转出土地从事非农职业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土地流转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家庭的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越不愿于土地流转，其原因是因为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多少代表了家庭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越不愿放弃具有保障作用的土地而从事非农，同时由于农业弱质性，农户也不愿冒大风险转入土地。
（3）收入比重能反映出土地对农户家庭的重要性，非农收入所占越高，说明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越强，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农户的土地情结越淡化。人均耕地面积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这说明土地流转的发生率在人均耕地面积大的农户家庭大些。其原因是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反映了家庭拥有农地资源的状况，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户越容易形成一定的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益。
2、调节效应分析
自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农地产权可转让性有所体现后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已经跨越了30年，本文认为在这样大跨度时代背景下探究时间点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是有必要的。中央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不断地通过一系列新土地政策来鼓励和激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从2006年中国全部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土地流转率有上升趋势，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和保证，使农村土地科学化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土地资源的配置合理化效率最大化，从此，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扩大，速度加快。研究时间点的调节，实质反映的都是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中央政府的重视，地方政府的大力宣传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同质性检验中我们已经看到，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很多因素的影响程度都受潜在变量的调节。我们将2015年与研究年份之差作为研究时间点这一调节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元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我们看出：时间点对家庭总人数影响农民土地流转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前面我们已经验证家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于土地流转，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越完善对于家庭总人数少的农户作用越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基于主效应分析发现：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其中，农业劳动力人数是阻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
基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以往研究结论分歧较大的深层次原因是受到了时间点的调节效应的结果。土地流转政策提升了家庭总人数少的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2、政策建议
重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增加公益性的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技能，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为农户的非农就业提供广阔的空间，促进农户非农收入比重的提高。
政策应继续倾向于对家庭总人数少的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推动。政府的政策已然转变了家庭总人数少的农户的意念。政府应继续加大力度宣传，让那些对土地流转持观望态度的农户付诸于实际行动，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Teklu，T，Lemi，A. Factors affecting entry and intensity in informal rental land markets in Southern Ethiopian highlands[J].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4（30）.
计划与市场：原来不是敌人
早在1979年，刘国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两者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原因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有机的结合。他提出，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
1982年，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刘国光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指导性计划的机制问题需要着力研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坚持改革方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双向协同，稳中求进”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刘国光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主张在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下，按改革与发展、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两个双向协同的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刘国光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微观搞活与宏观控住
在1985年的文章《略论两种模式转换》中，刘国光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新的发展模式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实现这一发展模式，要求积累的适度，并与消费相协调，以保持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局面，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
而新的体制模式的要旨，是围绕增强企业的动力与压力，把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控住。这一模式的彻底实现，既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根治投资饥饿、数量扩张等旧模式的痼疾，有利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调控，为发挥企业活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刘国光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难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预期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模式转换的进程。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刘国光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
善舞“紧缩”与“扩张”
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坚持“总量平衡与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
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高校不断扩招，生源逐渐增加。高校对新入职教师的选聘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很多高校要求教师至少是重点大学研究生以上学历。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很多教师面临的是身份的转变，面对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很多教师不知道该如何调节和适应。本文以一位新入职的教职工为例，分析和探讨如何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思维模式，提升工作能力以及社会价值。
关键词：
新教工；教学思考；环境设计；教学方法
一、应对角色转变的方式方法
1.端正态度，应对角色转变。笔者很荣幸成为西安欧亚学院艾德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年级组的一名专职教师。入职以来，笔者感觉自己肩负的压力和责任重大。从一所高校到另一所高校，但身份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由一名研究生转变为一名高校教师。这个过程需要去适应，因为很多问题再也不能用简单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作为一名新入职员工必须不断提升自己，做一名学生眼中和蔼可亲、学识渊博的教师。
2.不断沟通、交流、请教，应对角色转变。入职后，在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情况下，笔者负责了一门教改课程“设计初步”，这是一门大一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设计课程的敲门砖。因此，上好这门课程对后续课程的开展至关重要。笔者准备了很久，包括编写大纲、制订授课计划、准备和设计教案。在“设计初步”课程改革的专业研讨会上，笔者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多听课、多学习、多交流。当走进课堂的那一刻，看到一个个可爱的面孔和充满求知欲的眼神，笔者觉得自己的选择和准备都是值得的。3.认真学习，应对角色转变。实施课程改革以来，笔者积极投入，认真学习钻研，阅读相关专业的书籍和教材。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要学会取舍、学会发现问题，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使自己的课堂能够被调动起来。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创造性，所以必须改变教学模式，探索适合自己的教学情境，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课堂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被激活，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目标。
二、翻转课堂带来的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
在学习了学校组织的翻转课堂教学法后，笔者进行了系统总结。通常我们所经历的大学教育是教师预设好的，课堂的主人是教师，学生往往都是在被动学习，所以教师怎样教学生，学生就怎样学习和模仿。传统的课堂和如今的翻转课堂有很大的不同，翻转课堂上学生是主人，教师只是课程的引领者。教学过程中教师更注重学生的存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可以很好地互动，甚至学生主宰课堂内容，分享和总结学习内容，这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有很大区别。通过改变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在不断改变。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更注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通过分享、总结和交流学习，创造性地开发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尝试，不断获得鼓励和成功。翻转课堂还鼓励教师对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和课堂活动的学生给予奖励，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并在学生和教师的评价中获得自信心，从而更好地投入之后的学习中去。
三、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翻转课堂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笔者在环境设计专业的“设计初步”课程中，安排了一些比较有趣的课题。比如“双人宿舍设计”课题，可以给学生不同的选择权。这样的开放性课题设计让学生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并且能提出自己的想法，自由选择学习方法进行设计和构思。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由选择的能动性，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兴趣和创造力，大胆创新，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另外，这种学习模式在整个课题的设计中可以发挥小组合作的作用，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探讨，调动整个班级的课堂学习氛围，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增强自信和学习愉悦感。
四、培养学生合作共赢的团队精神
学生要学会在团队合作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协同整个团队工作。教师在转变课堂教学模式和提高课堂效率的同时，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教会学生正确处理学生之间的友谊和情感，学会分享与合作。让每个学生明白集体智慧的力量，培养学生互助的优良品德和合作共赢的团队精神。
五、教会学生换位思考，互相欣赏，彼此交流进步
设计课程需要学生有开阔的眼界，所以教师平时应该多组织作业展览、优秀学生作业观摩等活动。另外，还可以在课堂中安排一些欣赏作业，让学生一起讨论，互相借鉴学习，便于学生及时调整学习方式，不断进步。
关键词：土方平衡；调配；方法
土方调配问题是水利工程施工中关系全局的核心问题，牵涉到施工装备的配置、道路系统的布置、施工场地的征用、施工进度的协调等诸多方面，直接影响工程建设进度、投资、质量三大目标的实现。该问题的实质是通过开挖、填筑、开采、弃渣、转运等料物的综合处理，达到提高开挖料直接利用率、协调料物开采与运输强度、快速经济施工的目的。
1土方平衡调配原则
进行土方调配，必须根据现场的情况、有关技术资料、进度要求，土方施工方法与运输方法，综合考虑上述原则，并经计算比较，选择出经济合理的调配方案。土方调配的具体原则为：
(1)挖方与填方平衡，在挖方的同时进行填方，减少重复倒运。
(2)挖(填)方量与运距的乘积之和尽可能为最小，即运输路线和路程合理，运距最短，总土方运输量或运输费用最小。
(3)合理保留表层耕作土，避免因取土或弃土降低耕地质量。
(4)分区调配应与全场调配相协调、相结合，避免只顾局部平衡，任意挖填而破坏全局平衡。
(5)土方调配应考虑近期施工与后期利用相结合。工程分期分批时，先期工程的土方余额应结合后期工程的需要而考虑其利用数量堆放位置，以便就近调配，堆放位置应为后期工程创造条件，力求避免重复挖运，先期工程有土方欠额时，可以由后期工程地点挖取。
(6)调配应与地下构筑物的施工相结合，有地下设施需要填土，应留土后填。调配区划分还应尽可能与大型地下建筑物的施工相结合，避免土方重复开挖。
(7)选择恰当的调配方向、运输路线。做到施工顺序合理，土方运输无对流和乱流现象，同时便于机械化施工。
(8)选择适当的调配方向、运输线路，使土方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功效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2 水利工程土石方平衡调配特点
(1)建筑物特性：对于坝体的不同施工分区，重点应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分区料物种类特性，在考虑料物开采料、建筑物开挖料利用时考虑；二是分期施工的填筑工程量，在料物数量平衡规划中考虑。
(2)建筑物开挖工程量：建筑物不同部位的开挖料要尽量考虑在坝体填筑中利用。首先，某类开挖料只能用于坝体的特定部位；其次，开挖料的利用分直接利用与转储利用两种，即开挖料可分为直接利用料、间接利用料与弃料三种同时，开挖料的堆弃又要考虑开挖部位与弃渣场地的相对关系，如上下游、左右岸、运距等因素。
(3)料场特性：料场特性指料场空间位置、不同类型的料物储量、料场覆盖层剥离工程量等。在调配中首先要满足料场开采料与坝体分区填筑料的
一致性。
(4)弃渣场地：弃渣场地考虑的因素包括空间位置、弃渣容量及道路、地形特征，以便确定与开挖点的关系，是否可用作转运料堆存等。
(5)分期施工进度：在料物调配问题解决中，对分期施工进度的考虑主要有三点：一是分期分区的填筑工程量；二是不同建筑物的分期开挖工程量；三是在不同施工期内料场、中转场、弃渣场地的动态特性。
3 土方平衡调配方法
3.1料物调配的原则与方法
料物凋配过程中，对某一填筑区而言，其料物利用的优先顺序依次是：开挖料直接上坝、中转料的利用和料场开采料的利用。
(1)料物直接上坝：在填筑区料物选择中，优先选择开挖料直接上坝，当有多个开挖部位料物可直接上坝时，优先选取弃渣或中转费用较高者，其含义有二：一是能容纳该料物的弃渣、中转场已饱和；二是弃渣、中转的运距较长，
(2)中转料上坝：当开挖料直接上坝的数量不能满足填筑要求时，使用中转场料，当有多个中转场料物可利用时，优先按运距由小到大的原则利用
(3)料场料开采：当上述二项都不能满足填筑要求时，采用料场开采料，当有多个料场的料物可用时，优先利用运距较近者。
(4)中转与弃渣：开挖料物在直接上坝后，剩余料物有两种处理方式：中转与弃渣．处理的原则是：当中转料场容量未饱和时，优先运往中转场备存，否则弃渣处理。中转与弃渣处理时也要满足就近原则当某一开挖部位的料物不能上坝时，并且所对应的中转场已经饱和，那么直接弃渣。
3.2调配结果修正
料物调配中要贯彻“直接上坝率最高、中转率最低、周转率适中”的原则．但在前面的讨论中，进行了如下的假定：调配过程按时间顺序进行，开挖料在直接利用完毕后，若中转场有剩余空间，则优先进入中转场，然后才是弃渣，因此，所产生的调配结果是：工程完建后，在各个中转场可能尚有大量的料物，需要再次转进弃渣场。简言之，通过上述调配，实现了“直接上坝率最高”，而没能实现“中转率最低”之目标，其结果不一定经济，需进行修正。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用逆向修正方法，将最后进入该中转场累计总量的中转行为变成弃料行为，直到该中转场“最终储量”为零。
3.3矩阵的建立及作用
在上述的讨论中都存在一个料性匹配问题，即某开挖料可用于哪些填筑分区、中转至哪些中转场；某填筑分区可用哪些开挖料、中转料、料场料，以及判断料物利用优先顺序的依据，这些问题都有匹配矩阵来解决。
4总结
土石方调配活动归根结底可分为：挖、填、转、弃、采五类，再加上开挖点、填筑项目、中转场、料场、弃渣场等基本因素构成．因此，土石方调配问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同样可以运用于其他工程的调配工作，例如：粘土心墙坝、常规土石坝、场地平整中的土石方平衡、道路工程中的土石方平衡等。
参考文献：
[1]周克己．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2]刘琼芳天生桥一级水电站施工总布置研究[J]．云南水力发电，1999(1)：32-37．
[3]能源部，水利部．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一、引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其中凭借优厚的资源优势，一批资源型城市迅速发展，为国家提供了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能源动力。然而，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破坏之间的矛盾在资源型城市集中呈现，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这些城市的工业部门能耗水平非常高，加上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总体较为落后，资源型城市经济的高碳特征尤为凸显。本文提出，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协调。调整产业结构急需融资，碳金融的发展正好迎合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其能够发挥“碳货币”职能，通过碳金融服务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汇聚于低碳经济领域。一方面解决融资缺口问题，另一方面也为资金投入提供方向标。因此，本文以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榆林为例，基于低碳经济发展思路，探讨与政策相结合的碳交易市场以及碳金融手段。
二、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主要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不协调的问题：主导产业大都基于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大部分自然资源正处于衰竭的边缘；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基本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一旦基于资源的工业遭遇市场危机，资源枯竭、经济失调、环境恶化等问题将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带来致命打击。陕西省榆林市是全国重要的能源输出地，近几年凭借能源、原材料和重型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榆林能源经济高速发展而引发的产业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稳定压力加大等问题已经逐步显现。
1.产业结构问题榆林市主要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三大产业发展非常不均衡。另外，榆林目前保持着倾向第二产业的高能耗、高度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一旦资源枯竭，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必将停滞不前，从而阻碍整体的经济发展：1995年榆林GDP为45.97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为15.82亿元，占总产值的34.4%。到2008年，全市GDP首次超过1000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为793.0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78.7%，而一产和三产仅占21.3%。
2.环境污染问题本文选取榆林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代表性环境指标，依据榆林市1989-2008年GDP与环境指标统计数据，选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几种常见函数模型，利用Eviews5.0对所选环境指标进行回归模拟，根据归拟合系数和t选取三次多项式曲线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废气排放量与GDP的计量模型，以此得出：榆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完全符合一般的“倒U”型曲线特征，而具有“倒U型”曲线左半部的特征。可以预见，榆林资源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会一直持续高碳排放量的趋势，并将环境长期置于高度污染阶段。想要改变现状需要调整榆林的产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碳排放量、降低污染，使EKC曲线越过拐点。
三、发展碳金融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
结合以上分析，要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榆林实现转型需要加长工业链形成综合的现代煤化工体系和石油生产基地；转变产业结构，引入低耗能行业，减小对资源依赖的同时持续增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和引入低碳、低耗能行业，引入市场机制。我国对碳金融业务才刚起步，业务内容主要基于清洁发展机制我国碳金融业务较单一，业务规模也较小。但是，其发展雏形可以慢慢引入到急需改革和转型的资源型城市中。发展基于产业链过程中的碳金融。从产业链角度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榆林实现转型的根本和关键。在不放弃主要发展产业的前提下，必须将循环经济模式引入榆林。国外的经验表明，延长煤炭加工产业链，使煤炭就地转化率达到40%以上，原煤附加值就能增加十几倍。在相似的资源背景下，榆林可以综合利用丰富的煤炭资源，结合油、气的开发，生产出化工原料、塑料化纤等一系列产品，从而减少由于初级资源产品运出而产生的浪费。从产业链角度控制减排可以达到多管齐下的效果，但为减少碳排所需的资金也多。为了满足产业链上所有企业对碳金融的需求，银行可以开展基于产业链中的碳金融产品，向产业链中的企业提供融资和项目开发支持，使得碳金融服务从源头控制碳排放量。榆林还可以引入碳货币证券化及开发碳套利工具，是对碳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延伸。从石油、天然气勘探，传统的或可再生能源生产，能源交易或基础设施等都可以获得碳金融服务。由于碳排放来自生产环节的方方面面，减少碳排放量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达到减排目的。
四、结论
通过对榆林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榆林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意义的能源基地，产业失调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类似于的资源型城市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型城市根本转型必须将低碳思路引进发展。利用市场，将碳交易、碳融等新型经济手段运用到高碳排放产业发展的控制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响应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政策，成功转型为新式资源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