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9 06:14: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伦理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时代的变迁——南北战争及伦理秩序的坍塌
《喧哗与骚动》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杰弗生镇上，小说分别以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的口吻讲述了美国内战后康普生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反映了在历史十字路口迷茫、彷徨的一家人及其没落史。故事与当时美国南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美国南北战争前，农业是南方社会的经济支柱，农业生产集中体现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黑奴人口占到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随着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蓄奴制引发的南北方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以南方奴隶主的惨败告终。战后的南方满目苍夷，随着南方政治体制的崩溃，南方的经济体制也随之瓦解。奴隶主逃亡、南部宅地法实施、民主政府实行高土地税政策，这一切都使得大批的种植园经济面临破产的困境，种植园主们以往那种悠闲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南方人的物质、精神家园坍塌。战后的南方亟待重建，而这又是个痛苦艰辛的过程，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社会混乱无序，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伦理环境的变化必然引发伦理关系的变化。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伦理秩序，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伦理秩序，否则将会受到惩罚。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与迅速发展，南方人挣扎于失落、痛苦、迷茫的边缘，无法自拔，南方传统的道德体系、价值观亦受到挑战。
2.家庭体系的解体
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造就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南方社会。在南方传统的家庭模式中，一家之长的父亲应该具有绅士那般高贵的品格，勇敢，受人尊敬；母亲应是一位完美的女性，坚韧、圣洁、没有任何欲望。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伦理关系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考验，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挑战。昔日的康普生家族是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曾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良田万顷，黑奴成群。可如今的康普生家族却风光不在，正经历着社会变迁的康普生家族日益没落，只剩下一栋破败的宅子，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两个黑奴佣人，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关系冷漠，伦理道德沦丧。作为一家之长的康普生先生，游手好闲，嗜酒贪杯。生活中，身为律师的他从不接洽任何业务，整日醉醺醺的，面对家族的衰败，无所作为，不能给家人带来任何生活上的改善，总是发表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把悲观厌世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儿女，尤其是长子昆丁。在精神上，他没有给子女任何正确的指引和帮助。而康普生太太是个冷漠、虚伪、自怜的女人，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称病，整日只知无休止地哀叹和抱怨，夫妻关系冷淡。作为家庭的女主人，她没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给予家人丝毫的体贴和关心。子女在她身上得不到丝毫关心和温情，她的冷漠加速了康普生先生的死亡，她的自私使得子女的心灵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不论是对身体残疾的班吉，精神受挫的昆丁，善良叛逆的凯蒂，还是对心灵扭曲的杰生。子女们在父母亲那里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家庭关系面临解体。
二、伦理困境的出现
伦理环境的变化带来伦理关系的变化，也促使主人公伦理困境的出现。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家族的衰败，作为家中长子的昆丁，伦理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心中感到孤独、迷惘、彷徨，在社会中感到无法适应、无所适从。昆丁的这种伦理困境可以表现为其对待手表和妹妹凯蒂的态度上。父亲康普生把先辈留下来的手表传给了昆丁，表寄托着家族的希望和旧南方传统。
在小说中昆丁的叙述部分，表出现的次数高达61次，可见表对昆丁的重要性和影响。一方面，深受传统的南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昆丁始终把自己视为家族的继承人，内心时刻憧憬着挑起重振昔日家庭辉煌的重担。然而如今的康普生家族日益衰败，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卧床不起”，弟弟班吉是个智障儿，在经济上，康普生家族越发贫困，只剩下一栋破败的宅子；在地位上，随着社会的变迁，失去了先前的尊贵地位。另一方面，昆丁是康普生家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人，接触现代思想的他深知南方蓄奴制的罪恶，感受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意识到家族衰败的不可逆性。于是，昆丁的伦理困境出现了。是该勇敢面对现实，顺应社会的发展，还是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重振家族的辉煌？面对社会的变革，他束手无策，难以适应；面对家庭的衰败，他更是无能为力。昆丁对待手表的态度反映了他在新与旧、传统与变革之间痛苦地徘徊、挣扎着。昆丁的困境还体现在对待妹妹凯蒂的态度上。旧南方传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白人男人把自己想象成勇敢的骑士来保护白人女性，并把家族的荣誉视如生命。昆丁亦是如此，昆丁和凯蒂儿时感情很好，他幻想着像英勇的骑士那样守护着凯蒂，维护家族的荣耀。由于在父母那得不到关爱，畸形的家庭让昆丁对凯蒂产生了一种超越兄妹的情感。出于对母爱和女性的的渴求，本是兄长的他，却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妹妹凯蒂身上，把他视为精神上的恋人。从孩童时期起，他就充当着凯蒂的监护人。有一次，在小河里凯蒂弄湿了自己的衣服，她让家里的小黑奴帮她脱掉脏衣服，昆丁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强烈的反对，为此，他和凯蒂还打了起来。成年后，当得知凯蒂恋爱、失身、结婚时，昆丁表现出极度的嫉妒和痛苦。在获悉凯蒂失身后，他嚎啕大哭，感到愤怒和绝望，拿出一把刀说要杀死凯蒂和自己。他要求凯蒂承认失身是其情人达尔顿逼迫的，并发誓要与达尔顿决斗并威胁达尔顿远离凯蒂，否则就杀了他。对于凯蒂的恋爱，他的反应更像是个嫉妒的男友，而非兄长。没能阻止凯蒂的失身，当得知凯蒂怀孕时，他甚至向父亲康普生承认他和凯蒂犯了罪。在得知凯蒂要结婚的消息后，作为哥哥的他，是失落而不是高兴，他甚至劝说凯蒂和他一起逃跑。由此可见，无形中，昆丁背负着精神上的，触犯了伦理禁忌。
是伦理禁忌最普遍的形式之一。禁忌是人类控制自由本能而形成的伦理规范，放任本能和原始欲望，就导致的产生。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的变化引发伦理混乱，伦理混乱是以缺少理性和违背禁忌为特征的。在家庭这一伦理环境中，昆丁忘记了自己作为兄长的伦理身份，听任在原始本能驱使下产生的强烈原始欲望的支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意味着对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的破坏，最终必然要遭受惩罚。昆丁深知于此，正统的社会秩序对兄妹是不齿的，他曾幻想着只有他和凯蒂两人在地狱之中，因为他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当然他也深知由于他对凯蒂的感情，死后他也不可能进入天堂。因此，昆丁对待凯蒂的这种超越兄妹之情的感情是其内心焦虑、失落的最深层次原因。
三、痛苦的伦理选择
可以说，昆丁是小说中思想最矛盾、最纠结、情感最痛苦的人物。他对时间极其敏感，耳边总是想起钟表的滴答声。“未来”是看不见的时间的滴答声，“现在”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混沌，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对昆丁来说，时间只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是永恒的，而表的滴答声却代表了不可阻挡的社会变革的步伐和不可逆转的南方传统价值观的灭亡。因此，为了留住时间，他愤怒地摔碎了表，希望活在过去。所以在昆丁的叙说部分，我们看到昆丁总是沉浸在对凯蒂的回忆之中。面对凯蒂的堕落、结婚，他无法阻止，最终，他只能选择死亡结束痛苦，结束生命。作为旧南方没落贵族的代表，昆丁沉溺于过去，逃避现实，终将无法改变被社会变迁的浪潮淘汰的命运。
四、结语
1护理人员必须重视护理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
护理伦理是一种有关护理人员与其他医疗技术人员、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关系处理方式的总和。护理人员在病人生病治疗期间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扮演的较色也比较特殊，因此其经常需要面对伦理困境，如与生殖有关的护理、安乐死等，需要护理人员作出伦理决策。护理伦理决策就是护理人员依据一定的专业伦理价值观，通过分析伦理难题所涉及的各项伦理原则、规范和当事人各方的利益，设计出各种可行的行动方案，并对各个方案的预期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从中选择效果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护理人员的护理伦理决策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护理质量、护患关系等，从而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与康复。从专业伦理实践的角度讲，日趋复杂的主、客体内涵及关系等，使护理人员在依赖专业伦理去维护正常技术、利益关系，防止法律纠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众多伦理问题、困境，既无现成的案例可以模仿，又无既定的规范可以遵循。护理人员更多地要凭借自身的专业伦理素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出维护社会公益、患者权益的科学决策，才能正确解决伦理问题，化解伦理困境，从而更好地履行专业职责。因此，护理人员不但要具备护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决策能力，还要具备较强的道德判断、道德推理以及做伦理决策的能力。
2护理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修养
一个护理人员必须要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学会使用语言的道德美，与患者交谈时注意使用礼貌性语言，安慰性语言，治疗性语言，保护性语言。同时，病人住院本身就是精神状态差，护理人员千万不要奚落和讥讽病人，我们需要顺从病人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尽量做到让病人满意，要不断取得病人的信任，让病人感觉你是安全和温暖的，要不断安慰和鼓励病人，减轻病人焦虑，消除陌生感，随时观察和掌握病人的准确信息，积极主动为病人提供一流服务，使病人与护理人员能够很好的和睦相处。作为一名护理人员要想具有很强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就必须具有心灵美，心灵美主要体现在心理护理方面。而语言则是很好的心理护理手段。护理人员必须注重语言修养的学习和培训，要善于沟通的技巧。要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使病人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忧虑，引导病人明确生活目标，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放下了思想包袱，并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护理人员的高尚道德情操往往能很好的激发病人战胜疾病信心，促进病人大脑皮层及神经系统功能，改善病人的内脏调节机能，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而这主要是建立在有效的心理护理上，也是护理伦理能力的具体体现之一。
3护理人员要经常自检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
要做到技术性护理技术与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合二为一，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做到动作敏捷，头脑冷静、思维清晰、紧张而有秩序，才能很好的提高操作和救治效果，才能有效的减轻病人痛苦。这也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保障。同时，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要拿护理伦理学对自己进行自检，这种自检可以减少上级领导监督检查批评从而伤了护理人员自尊心，可进一步保证了护理程序的操作性、准确性和可行性，为提高护理人员的伦理决策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4护理人员要将护理伦理学贯穿到护理工作中
护理工作是一项不平凡的职业工作，护理人员要不断努力刻苦学习各种理论知识、勤奋工作，提高自身的业务技术，关心体贴照顾病人，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促进病人身心早日康复。因此，护理人员要培养自己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只有具有了很好的护理伦理决策能力才能很好的为病人服务，才能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才能为更多病人认可，才能真正体现作为一名护理人员的价值，才能被社会认可。
5小结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有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是类本能的，类本能的基本需要是人性的集中体现，关怀与被关怀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又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实践过程。诺丁斯提出关怀具有多样性、关系性。关怀包括对自我的关怀，对亲密人的关怀、对有联系以及远方陌生人的关怀，对非人类的动植物的关怀，对人造工具和物品的关怀以及对思想的关怀。关怀与被关怀既有相互的需要、给予，又有相互的回应和付出，二者是一种“相遇关系”，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以及自然保持和谐，是关怀与被关怀的关系。人类关怀的多样性和关系性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缺失，心理就会失去和谐状态，长期积累会产生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因此，关怀缺失是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教师也被推到风口浪尖，教师工作责任重，压力大，任务多，变化快，教师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不断警示人们，要重视教师和谐心理的建构。教师心理问题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有制度和管理缺陷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有教师间竞争加剧带来的同伴群体关怀不足，有升学率和成绩比拼带来的教师与学生情感性关怀的减弱，有教师工作繁忙无暇休闲带来的自我关怀减少、与家人的感情联系和相互关怀减少等。概括而言，关怀不足或缺失是形成教师心理失谐的关键因素。教师心理和谐包括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教师关心自我，才会珍爱健康，珍惜生命，认真选择和从事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并从中获得价值感和幸福感；关怀身边的人，才会处理好与家庭、朋友、同事以及邻里的关系，感恩于他人给予的关怀，真诚地奉献自己的爱心，从中获得共情和满足；关心陌生人及远离自己的人，才会具有更博大的胸怀和更宽广的视野，从中获得尊重和包容；关怀自然，才会与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地球上的所有物质建立和谐的生态关系，享受自然的恩典、科技的发达，又不会肆意妄为。教师如果没有对自我的认知和关照，没有对他人的友爱和互助，没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没有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就会使心理失去和谐，从而产生心理问题，影响心理健康。关怀是关怀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心理和谐的助长剂，心理裂痕的弥合剂。爱因斯坦认为：“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2］诺丁斯认为，教育没有什么最后的产品———没有什么接受教育后能够成为完美的人，但是，教育会培养出那些向我们展示进步和成长的人，而只有一个学会了关心的人，才是有这种进步和成长的张力去追求和实现一生幸福［3］。关怀的学校是师生心理和谐的前提，师生的关怀又是关怀学校的关键。
二、关怀实质：教师关系和谐与共同发展
1．教师关怀是教师关系和谐的核心要素
诺丁斯认为，关怀与被关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人们彼此都需要他人的关怀，需要被理解、被给予、被接受、被尊重和被承认。从本质上看，关怀是对人的关系性存在的认同，并以情感化模式引导关系发展，努力创生出一种和谐共建的关系。“关怀是处于关系中的一种生命状态，而非一套具体的行为方式。”［4］教师关怀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同事、教与学、教师与工作休闲等一系列关系和谐的核心要素，教师关怀源于学生健康成长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发展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之间的支持、以及与其他人的沟通，强化于师生间心理相容、教学相长，同事之间沟通合作、共同进步。这种关怀是“共通感”、是“移情性理解”，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是师生间充满人际幸福感和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在教育场域中与学生、同事以及其他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合作、沟通。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互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关怀与被关怀是相互的能量支持，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范畴。
2．教师关怀是教师积极情感的基础品质和教师幸福的生长点
从个体社会化过程来看，个体对世界的满意和信赖源自于最初母亲对孩子的关怀和保护，儿童早期建立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是他们以后对世界产生积极情感的基础，因此，关怀具有基础性的品质，教师关怀品质有助于教师欣赏、热爱、投入、责任等积极情感的产生，是教师幸福的生长点。教师关怀并非康德义务伦理之下的以道德原则和规范对教师行为的约束，而是强调一种能量和力量。教师关怀是教师自我所散发出来的关怀魅力，使学生感到关怀的力量，以身教来加以示范，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不知不觉地受到关怀的熏陶，从关怀中学会关怀［5］。教师关怀是教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营造一个和谐教师群体、和谐育人环境。教师关怀不是权威式的、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的情感投入和输出，学生及他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情感接受者，双方是平等的“积极贡献者”和“共同享受者”，关怀关系的建立与维系是动态过程，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关怀，达成精神的共融和流通。教师对学生的生命、心理以及成长发展给予关怀，学生对教师的努力付出以及价值回馈尊重，教师对他人的需求及发展给予关注，对方产生积极回应，双方同时是关怀者，也是被关怀者，这样的教育过程和情景，个体自我得到确证，美好的情愫与和谐的关系得以建构，教师自然不会“职业倦怠”和“情感枯竭”，师生之间、教师群体之间关怀的积极情感是教育活力的源泉，也是教师幸福感的生长点。
3．教师关怀是师生共同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
关怀伦理学的研究回归了对人的情感需要的关怀，主张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特性，重视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提出关怀不仅注重个人的发展，而且需要帮助他人的成长和发展。它突破了人本主义强调单向度的自我实现，而是以“相互关怀”“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双向度关怀，显示出鲜明的关系性、利他性。关怀意味着对某事或某人负责，促使其发展。“关怀他人，最有意义的就是助他成长和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关怀是具有生产性的，关怀这种正能量是教师、学生进步和发展的推动力。正如弗洛姆所说：“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表现，它包括着关心、尊重、责任和认识，它并不是一种为他人所影响之意义上的感情，而是一种努力使被爱者得以成长和幸福的行动，这种行动来源于他自身的爱的能力。”［6］“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关怀会成为巨大的教育力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学生的对教师关怀的回应，又会成为教师职业成长的动力。
三、关怀实践：教师心理和谐的达成
关怀是一种品质，一种关系，一种能量，更是一种实践。行动是关怀需要的目的，也是关怀的核心表达。教师关怀是一种特殊行为，教师关怀的实践过程是教师心理和谐的达成过程，实施要点有以下几点：
1．理解尊重
理解和尊重是关怀的前提，理解就是心灵的碰撞、精神的交融和经验的共享。尊重就是认可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他自身价值的一个独立个体，尊重每一个人的情感和表达，欣赏他们的优点，宽容他们的缺点，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维护他们的尊严。教师对于儿童生命的尊重，要求对儿童生活的理解和支持，教师对儿童发展的尊重，要求对儿童内心的了解与关注，教师对教师同伴的理解尊重，要求教师承认个体差异，具备合作共赢的观念，教师对自然的尊重，要求教师敬畏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2．对话与聆听
对话是基于平等、信任与主体间性理解之上的交流与交往方式，是教师与他人、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基点。对话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相互感应的通道，是平等的信息交流、情感传递、心灵碰撞的平台。诺丁斯认为，对话法是学会如何创立和保持与他人之间关心关系的基本方法，对话时双方共同追求理解、同情和欣赏的心理。吉尔根（Ger－gen．KJ）提出对话意味着教育中多方面力量的参与，“削弱固定的权威，激活对话者间的关系”。比如，师生关系是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平等尊重的主—主关系。学习是合作与建构的过程，是个体与自我、外部世界的“对话”过程。师生在“学习者共同体”中通过对话、文化互动，达到双方视域融合与知识的共同建构。师生关系，就其从本质是双方基于理解、包容而展开的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它是动态生成的双向联系。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建构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教师。因此，平等、双向、积极的主体间性的互动必然带来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心理和谐。聆听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叙述—倾听，是敞开心扉的表达，是充满温情的关注，是无条件的接纳。教师通过与学生、与教师、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对话与聆听，能够达成共识，调控情绪，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从而实现教师的心理和谐。
3．创设情境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米歇尔•科尔萨斯教授的著作《追问膳食：食品哲学与伦理学》将食品生产、消费与美好、高尚的生活相关联，对西方社会新近出现的农业和食品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讨论，对食品的科学生产和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正义等伦理问题进行了精深思考，为我们思考当代农业和食品的生产与消费、消费者的权利与责任、农业和食品领域中新技术应用的相关争论，以及食品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问题提供了全景式的理论架构［1］。该书不仅对各种关于食品的哲学和伦理学观点进行了分析综述，而且结合日常生活实践对当代食品哲学和伦理学的主题，诸如食品技术的伦理评价和社会可接受性、技术专家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等做了精深的探讨和阐述，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读者系统理解农业和食品伦理学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的思想精髓，而且能够对国内的食品安全治理提供全新的理论和决策参照。
在这篇评述文章中，我们想聚焦于米歇尔教授对食品科技前沿进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尝试对“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这一充满争议但又极具现实性的主题做些思考。1995年，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性问题，理由是中国人口在快速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走向多样化，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农业生产能力［2］。然而幸运的是，借助于现代育种、化肥等高效农业技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3］，用强有力的现实回击了布朗的质疑。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理由是中国的粮食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无法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满足需求［4］。是不是中国除了推进转基因商业化，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养活自己，而且这样的选择是否具有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或许米歇尔教授的观点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米歇尔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持续地要求嵌入和控制，并通过公众辩论、政府和组织得以建构。这“不是为了防止其有害影响，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以使其明显的优势和缺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发挥和弥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道路之间做出选择”［1］122。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发展可看作是对公共道德框架的有趣挑战，它们并没有把先验作为动力来描绘分界线或擦去禁止标识。技术和伦理的共同进化清楚地表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技术有广泛的伦理蕴含，伦理在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联，没有哪一方可以保持稳定和不变”。他因此主张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技术时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寻找“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策略。因为借助于这种方式，公众认知在经受公开辩论进行检验的同时能得到暂时尊重，同时消费者的能得到适当拓展，诸如食品选择的自、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和后代的潜在影响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能得到充分考虑。
考虑到公众对新兴生命科学的发展有浓厚兴趣但同时又很难理解它们，米尔斯教授强调，生命科学家有责任通过教育来使公众合理地推测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在未来整合的多种可能性，重视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影响分析和伦理评估。同时也应该警惕那种认为伦理问题随处可见的伦理学上的殖民主义，以免科学家因全世界的伦理问题而负担过重。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大学、政府或产业的研究活动、公共咨询与对产业或患者、消费者的咨询行为之间构筑长城而不是柏林墙，因为生命科学家不仅仅需要明确基于谁的利益来从事研究、建立并管理数据库、制定食品安全标准，还有责任增加公众对新兴生命科学网络和相应规制的信任。求他们成为无缺点的“圣人”，而应当容忍他们走弯路、犯错误。在一个缺乏宽容的环境里，科学家容易循规蹈矩，甚至惯于小心求证他人的观点，而不敢标新立异地提出自己的思想。总之，一个渴求新思想与创新的社会，应当宽容地鼓励人们自由地思想。
作者：袁明敏 李建军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生命价值、善良(正当)、公正(公平)、诚实和自由是哲学普遍探讨的伦理概念或原则，之所以会选择这五个原则，除了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之外，还因为人们的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你想要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即《圣经》中流行的“为人准则”(或曰黄金律，亦即康德的“可逆性标准”)。然而，这些原则是否可以完全或部分移植于青年研究尚无直接依据，但一个可以尝试的解释路径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某些疑问，即实际境遇或背景分析法———从青年学的发展规律切入，立足于青年学本身的需求或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由于青年学是一个以多学科、跨学科为基础(涉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新兴学科，因而青年研究本身也属于社会研究的范畴，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某些青年现象“为何是这样，如何对待它”。这必然也会涉及两个基本伦理问题，一是该怎样收集、分析和报告资料，即如何进行高质量的调查，关系到研究的严谨性和可信度;二是研究者该如何对待研究对象，即如何进行合乎道义的研究，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学科围绕这两个问题都有各自的伦理准则和指导方针(或曰学科规范)，但是它们的学科规范都会立足于某些道德原则［5］，比如最为普遍的是尊重个人(自由)、善行(善良)、公正(公平)等，因此，这些道德原则同时也构成了青年研究的基本伦理规范。尊重个人，是指个人享有自，即行动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在大多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中，尊重个人意味着研究对象自愿参与研究项目并对研究项目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将参与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有自的人来对待，即使由于年龄、智力、健康等原因，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有自主的能力，比如青少年、老年人、残智障人士等群体就应该格外地受到尊重与保护。善行，本意是指慷慨地捐献，使人免受折磨、惩罚或痛苦的仁慈行为。美国1979年出台的《贝尔蒙报告》(BELMONT)中将善行表述为:“对待他人是否道德不仅在于尊重他的决定及保护他免遭伤害，还在于尽力确保他的健康。”也就是说，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应当尽量增加它的利他性，减少它的潜在危害。这种利他性可以理解为在无伤害的前提下保证“为最多数人创造最大量的幸福”，即功利主义者所崇尚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公正，是指对所有参与研究项目的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包括在选择研究的对象时、在研究的过程中和在研究成果的运用上都要坚持公平、正义。不公正往往来源于社会上固有的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等偏见，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经济地位低下的、病弱的、被隔离的精神病者或囚犯等群体的歧视。例如，美国政府1932年资助的塔斯克基梅毒实验在持续四十余年的连续研究中，对黑人进行梅毒试验、检验却不给予治疗，令许多黑人及其家属无端遭受梅毒的折磨。这一实验因此成为美国医学伦理史上一个巨大的污点。同时，假如一项研究能够创造出积极的效益，那么这个效益应该由参与研究的所有人来共享，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占有。比如，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研究者总结出了可以大大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某种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却只被运用到了城市留守儿童身上。这意味着农村留守儿童承担了研究失败的风险，而城市留守儿童却独享了研究所带来的效益，这便是最大的不公平。
二、青年研究的行为规则:如何道德地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以“人”为对象的社会调查都需要将前述尊重个人、善行和公正等基本道德原则贯彻到研究实践之中，这是因为研究伦理的讨论如果仅停留在道德层次的认识和提倡上，一方面很容易造成“泛泛而谈”，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会倾向于“约束”研究者以避免对被研究者造成伤害［6］。也就是说有关人类行为的任何思考，“探索规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7］。青年研究是以青年为本的研究，研究者从事青年研究亦应以基本道德原则为根据，在具体研究情形中，综合不同的原则和考虑来选择“比较正确”的行为规则，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利益开放等。知情同意是对尊重个人这一基本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也就是强调个人在知情的基础上，通过行使自决定自己是否同意参加某项研究。
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研究者将研究的基本信息告知研究的参与者，包括项目名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然而，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将所有信息公开。因为有时候信息完全公开反而不利于科研的进行，而不完全公开反而有利于达到科研的目标，所以，在对实验对象没有隐性的危险下，可以适当让对象了解研究的性质与结果。比如，当研究对象是青年成人时，其强烈要求了解研究的性质与结果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但是依据笔者在《在职青年职业持续发展研究》中的调查经验［8］，有时在质性研究中，过于正式的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反而会增加研究对象的紧张与顾虑，并触发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换位思考，任何人对于签字留下笔迹向来都是比较谨慎的)，进而可能会阻碍研究的顺利进展。在这种情况之下，依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研究对象往往是双方相识的熟人介绍而来)，非正式的口头相告反而是最佳选择。而当研究对象是心智发展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时，由于他们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参与研究项目的能力相对欠缺，因此，相关研究信息是否告知、告知多少及怎样告知等都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比如，笔者以教师的身份在《大学生人生态度现状与转化研究》的访谈调查中，就采取了事先暂不告知大学生具体的研究目的的做法，而在访谈结束后以询问大学生对此次访谈的感受并允许大学生向笔者提出任何疑问的方式让其获得相关信息，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寓教于生活情境中的策略，其目的也是贯彻善行原则，能够让大学生从中受益，即令大学生从积极参与到自我反思中获得对人生问题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进其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二是理解，由于参与者的理解能力或研究者的信息表达等因素的影响，参与者对信息的理解不可能是一步列位的，所以研究者必须了解参与者的理解水平，采取恰当的方式传递研究信息。尤其是当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时，由于其智力、经验等尚不成熟导致其理解力欠缺，因而研究者也无法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寻求代表青少年利益的监护人来帮助决策，也是研究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若青少年本人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愿意参与研究，研究者也必须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比如，笔者在《大学生人生态度现状与转化研究》的调查过程中就遇到大三、大四的学生以学习忙、实习找工作等理由婉拒参与或半途退出调查的真实情况。
三是自愿，不仅包括自愿决定是否参与研究，也包括自愿决定是否退出已参加的研究项目。研究者绝不允许利用诱骗、恐吓等外部的手段或压力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否则就是严重违背道德伦理。尤其是像笔者一样以教师身份作为研究者或者其他研究者通过老师以未成年学生为研究对象时，学生出于对老师的敬畏或对拒绝之后可能的不利后果的担忧，很可能会违心地选择接受。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者或作为研究者的老师应当寻求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让学生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参与研究项目。依据笔者的经验，一般学生都会接受老师提出的调查邀约，在正式访谈调查之前老师可以通过“没关系”、“放心”等语言来打消学生的疑虑，学生出于对良好师生关系的信任会完全自愿地参与研究。隐私保护则主要体现了善行原则的具体运用，以消除研究对被研究者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最基本的保护方式是匿名与保密。匿名是指参与研究的对象的身份只能为研究者本人或指定的研究成员知晓，或者是完全隐匿，最安全的办法则是将参与者的姓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隐匿。比如，发放问卷时采取无记名方式、访谈资料处理时以代码替代私人信息等。保密则是指研究成果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面世，研究者都不应泄露“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包括既不能暴露参与者的姓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等私人信息，也不能让公众根据成果中的线索做出合理的推断，追溯到参与者的身份。倘若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采用录音、摄像等形式获取资料，那么，保密还涉及到对音影资料的特殊处理与保存措施。录音、摄像等手段通常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并不需要单独地提交个人同意书，但在整个项目的知情同意书中至少应该注明，或者在口头告知中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总而言之，“隐私保护关系到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而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信任又关系到研究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参与者是否愿意按要求行事，是否愿意坚持到研究结束，是否愿意做出准确的回答”［9］。此外，当研究者所面对的被研究者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青少年时，保护他们隐私的行为规则不仅是研究者应尽的道德责任，也是研究者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利益开放主要体现了公正的道德原则，是指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应遵守的规则———“研究者有义务向资助机构和更多公众汇报研究成果……报告研究成果的义务与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是相伴相生的……研究者有署名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对于任何研究活动的长久有效性、研究者的可信度……和开放社会的利益来说，都是必需的”［10］。这一行为规则既是对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对于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传播高度控制的挑战，也是对不同社会地位、种族、性别和文化的人群拥有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权利的保障。作为社会中地位较低的青年群体，利益开放对于他们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信息与权利具有相当大的民主价值。当然，除了社会民主责任这一要求之外，若受调查的青年对象主动要求研究者向其公开研究成果，研究者应当有优先配合的义务。这是因为他们不仅为该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承担了潜在的风险。比如，在笔者所调查的在职青年和大学生中，有人会主动表达以后能看到最后研究成果的意愿，他们主要是想通过了解研究成果以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或是人生发展，当然，或许他们还有监督研究者以避免隐私泄露的自我保护目的。面对这种情况，不管被研究者是何种意图，研究者都应积极配合。而且，对被研究者的优先配合义务也体现了善行原则的利他性，即在做到对被研究者无伤害的前提之下，能够让其充分享受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效益，简言之就是受益。
综上而言，依据笔者的研究经验，在不同的研究情形或某个研究阶段，当研究者选择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利益开放等某个具体的行为规则时，所秉承的伦理原则是不同的，有时会遵循多个原则。这更进一步地说明尊重个人、善行和公平这三条伦理原则在青年研究实践中往往是被综合运用并考量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实际境遇或背景分析法在其中的灵活运用。
三、青年伦理的研究之维:研究何种伦理
青年伦理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应该以青年及青年研究的本质特点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这个理论体系就犹如失去了根基的高楼大厦。因此，依据青年及青年研究的本质特点，青年伦理研究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研究维度。
其一，道德伦理之维。道德伦理之所以在青年伦理研究中处于首位，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青年研究首要关注的研究“场域”便是青年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包括心理(认知、情感、意志)、认识(思维)、伦理(道德)和精神(审美、信念、信仰、理想)这四个层面的九大领域［11］，其中，道德伦理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二是青年作为青年研究的对象，一般而言，其生理的发展先于心理发展，并创造了心理发展的条件(认识的、情感的和意志的)。同样，心理发展先于道德和社会发展，并创造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条件［12］，也就是说，青年的道德发展要远远落后于青年的心理和生理发展。可见，在关注青年精神世界时，尤其要重视青年的道德问题与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促进青年的身心发展平衡。因此，青年伦理研究将道德伦理置于首要维度不仅符合青年研究的规律，而且符合青年发展的规律。
其二，代际伦理之维。在青年研究中，非正式领地是意欲关照青年精神世界的研究者不得不选择的重要研究“场域”之一，它是“青年与掌握社会权力的长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产物”［13］。本质上，非正式领地的存在其实就是代际之间互动的结果。因此，代际伦理理应是青年伦理研究的又一重要之维。一般意义上的代际伦理研究，是以建构和谐的代际伦理关系、合理的代际道德规范和有效的伦理道德代际传承与整合机制为目标的，它主要关涉两个视域:即由现实存在着的“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所构成的代际伦理和由“在场各代与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所构成的代际伦理［14］。然而，在以青年为本的青年研究中，则主要关涉现实存在着的“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视域。这是因为我国的青年研究纳入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当时强烈的社会需要，要求对青年中的社会问题及如何教育引导做出回答，这种情况，至今都没有实质性变化，研究社会关注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关心的社会问题仍是青年研究的重点所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自然，“尚未出场的人类后代”则未被纳入青年研究的视域。而对于“在场各代”之间的伦理关系，研究者则应具体关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等场域中的代际伦理。因为，在这些场域中，成年人(父母、老师、老板、社会管理者等)总是按他们自己认可的“原则”来制定他们的“行为规范”，而青年人则有我行我素的“自我规范”，因而，代与代之间对对方的伦理评价存在着差异，有时甚至恰恰相反。而且，在对待个人与社会(集体、民族、国家等)、权利与义务、物质与精神、个性与共性、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民族化等的关系上，青年人可能偏好于选择前者，而成年人则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后者或强调前者和后者的统一。青年人与成年人的上述选择在某些时候或某个时期甚至会表现出严重的意见分歧和观念冲突，也就是道德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①。正是因为这些差异与冲突的存在，青年总是被社会中掌权的成年人冠以“非主流、非正式”的称谓，因此，青年伦理研究就是要关注家庭、学校、职场和社区等场域内的代际差异与冲突，解决青年的道德发展问题，建构和谐的代际伦理关系。
（一）淳朴性农村是农民的主要居住地，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熟人社会，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有的只是简洁质朴的民房，善良淳朴的乡风。这里相对封闭，对外界的信息接受少，相对收到的诱惑也就越少。人与人之间自然少了许多尔虞我诈、虚情假意、阴谋算计，更多的是茶余饭后的走动交谈和大事小情的贴心关怀。这样的生活环境塑造了农民诚实善良、为人正直的个性。也造就了他们简单淳朴的幸福观念。“庄家丰收、家里人身体健康、孩子都能上大学有出息••”这些最简单的愿望正是他们心里最幸福的事情。而不是“我一定要买房买车、存款要几十万，孩子一定要出国留学••等等。”
（二）集体性农民的主要工作地就是土地、田园，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农作物。这就约束着农民终日在田园里劳作。久而久之，人和土地的关系十分密切，当人定居在一个地方后，便依赖这块土地生活，如果没有什么天灾人祸，是很少远迁的。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特性。长久的交往相处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深厚，“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假如一个人遇到好事，全村的人都欢腾庆祝。要是有一个人遇到坏事，全村的人都跟着他担忧难过。幸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着其他人的感受。只有每个人都过得和乐美满，才是最大的幸福。
（三）非平等性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傲人的成就，但是伴随而来的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也突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不合理,城乡之间、区域间发展失衡,且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保障制度、利益均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这些问题必然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幸福程度的差异。试想，一个面对教育难、看病难、养老难、收入低的农民阶层，没有物质基础的保障和社会权利的平等，他们的幸福感是不可能强于城市居民的。只有在起点平等，机会平等下享受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农民的幸福感才能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提并论。在这种不平等的环境下的幸福，实际上正是农民的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平等的幸福。
二、影响农民幸福观的因素
幸福作为人的一种情绪感受，是复杂多变的，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包括个人期望、自尊，个人人格特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等等。人们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对于幸福的不同理解和体悟，并上升为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价值观取向。那么，影响农民幸福观的因素都有哪些呢？它们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幸福观的呢？下面，我们从主体自身来找下原因。
（一）幸福与健康健康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是人享有一切的前提条件，正如一句俗语所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即使一个人的事业再成功，倘若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切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健康是人类幸福的基础条件，是人实现幸福的重要保障。健康又分为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就是身体的各个部位不疼痛，不难受，能够正常运转，为人们工作、生活提供完好的动力支撑。精神健康就是人拥有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豁达的心胸。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健康，人才能够去追求幸福，获得幸福。正如伊壁鸠鲁所说，要使人快乐，就要保持“身体的无痛苦，灵魂的无纷扰”。对于农民来说，这点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农民更多的是凭借体力工作而不是脑力工作的一个群体。健康不仅关乎他们的幸福，更关乎他们的生存。但是由于长期的城乡发展的失衡，使农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绝大部分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设施等都集中在城市，这就造成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使很多人由于错失了治疗的时机而面临死亡。
（二）幸福与欲望有些人认为农民的欲望很小，因为农村比较落后，传统文化和思想保存较多。并没有像城市那样受到西方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物质方面的需求不强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欲望，处于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欲望。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很多地方的农村，传统的价值观早已崩溃。相反，很多年轻的农民并不满足于安贫乐道的生活，他们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而眼前繁华的都市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巨大的。他们也渴望像这个城市的人一样融入进去，可是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却享受不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甚至受到人格的歧视。这种需求或者渴望在付出自己辛勤的劳动之后仍得不到满足的失落和无奈感也是巨大的。在这样的现实与欲望中，他们的幸福从何而来呢？
（三）幸福和知识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有不断的丰富和充实自身的知识才能使我们能够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生存。社会在不断发展，只有不断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使我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实现幸福的能力。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会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受到更多领域、工作职位等的认同。一个知识贫乏的人，他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并且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幸福。无可厚非的是，拥有知识的人要比无知识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教学资源、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的限制，受教育的条件较差。加之教育的市场化、分利集团化的影响下，权钱勾结比较严重。农民作为无权又无钱的代表，向上流通的渠道少之又少。只能无奈的认命。
三、提升农民幸福感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在不断下降，农民作为占我国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虽然，国家通过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不遗余力的扶持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农民的幸福感远远不及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探求影响农民幸福观的因素，还要找到提升农民幸福观的路径和对策。让农民拥有一个更加幸福的明天。
（一）加大农村教育力度，确立正确的幸福观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在向着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国民的心态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拨正人生航向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如何塑造人正确的幸福观、价值观，不是凭口说说而已。需要的并不是人们坚定的决心，而是知识。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城市化倾向，升学机会和受教育条件等的不平等。农民的知识素养是很弱的。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农民受教育权益保障的力度、改进农村教育机制、推进农村教育机制改革等等措施。使农民拥有同等的教育起点和条件。用知识丰富自己的内心，通过知识的丰盈，让自己对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社会现实条件、社会价值目标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提升我们幸福的品质和层次，确立一个正确的、向上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也是实现幸福的基础。
（二）丰富农村文娱生活，加强对农民的人文关怀农村的劣势不仅体现在物质的贫乏，制度的不平等上，还体现在精神文化的贫乏上。因此，提升农民幸福感不仅需要重视物质条件的改善，还需要重视对农民精神文明素质等方面的人文关怀。一方面，我们可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举办一些农民喜欢的文娱活动，多多组织城市歌舞团下乡巡演，来丰富农民生活，拉近城乡居民的距离，树立诚信、友爱、团结的新面貌。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民注重提升生活品质。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人们的消费观念却始终停在“缝缝补补又一年”的状态之中。农民还是很简朴和节约的。有些农民很少将钱花在精神文化的消费上。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多刺激农民在健康、教育、精神文化、旅游、娱乐等方面的潜在消费。更新农民的消费观念，把提升自己的精神文化素质放在重要位置。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重置人类对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支点，自然是将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一定程度的扬弃，但并非一味地回到过去的自然主义，而是构建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框架，并形成一种用以取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从以规模化工业生产对自然界的“失度转移”转变为以文明、集约、高效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限定性改造”与“适度性反哺”相结合，这是一种文化转型，而环境伦理学在其中的应用既有反思的元初性，又有思考的针对性，更有改革的实操性。从这个意义来讲，环境伦理学在促动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内核深层始终在努力协调“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的价值冲突，而确保一种适度的、既发展传统又否定后现代的文化构建思路存在。民族地区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相对滞后区，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巨大矛盾张力方面不仅不滞后，反而以一种“溯及案例”的形态凝聚为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构建不仅同样刻不容缓，反而更加需要环境伦理学视角的自觉介入和理性推进。
二、基于环境伦理学视域的民族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一）工具理性的“去生态性”效应
因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在工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往往容易缺少足够的反思，受经济增长、城镇化、脱贫致富及相关政绩愿景的驱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将工业生产方式全盘引入，并在短期内构筑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因缺少开发而固有的丰富的工矿资源，决定了该地区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系统高速的“过度转移”。出于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工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方面自然少有考量，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最高判别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西南、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林地、草原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对工业化缺乏顾及的全盘引入，体现了建立在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即将工业生产视为实现有用性、最大功效的唯一路径，而将发展视为单线程的经济指标增长和人的功利目标实现。以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以毫无节制地迎合现有生态资源的“失度转移”，不假思索地以促动高速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为己任，从而形成了“工业财富登场、生态资源谢幕”的去生态化效应。
（二）现代主义的“去民族性”效应
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保留着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落后于汉民族地区，在内地工业化基本完成之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农耕、游牧阶段，而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可以说，当代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具有一定的“考古再现”价值，是研究任何民族族群曾经建基于前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活化石。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是主打两大品牌，一是自然生态，一个是民族风情，而这两个品牌往往是共生共荣、互相交融的资源结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和精神面貌也确保了生态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讲求的是整齐划一、标准规范，为求高效率和高效益而忽视个性，在以技术上的对自然资源“失度转移”的同时，又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标准化改造，脱离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而失去生命力。这种建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主义的自负，以压倒性的态势对少数民族区域生态文明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属性进行干预、消解和驱逐，也正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反思内容之一。
（三）功利主义的“去文化性”效应
工业文明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攫取、物质欲望的自觉培养和满足上。相较而言，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力量的多形式体现，表现为一种长期、稳定而滞后的物质利益产能模式。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在物质利益面前的非独立性困境，即文化的价值已经消失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把握、本质力量对象化之中，蜕变为刺激消费、迎合市场、拉动内需的动机要素。在全国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区位中，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要服从战略性布局，要在统一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上贡献出自己的多类型资源，以支持全国化的工业生产，这里就包括独具特色又亟待呵护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而在工业生产的视野中，通过转移资源、生产产品、创造利润等一系列环节实现功利价值，自然就将代表少数民族精神本质的民族文化也单纯地视为产品或者是消费动机，将这种文化更多地赋予了物质和功利的属性和效能。比如，西南少数民地区独具魅力的歌舞，虽然通过现代化的营销模式扩大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收获的巨大经济效益足以用于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并为其文化业态的延续和发展确保了资金支持，但代价却是纯质态的民族文化基因遭到了工业化异变而成为一种橱窗化商品，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也慢慢退场，代之以深层次的商品观念和营销逻辑。又如，很多参加青歌赛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手，取得名次后被收编至部队文工团，经过正统训练后，包括演唱风格、作品内涵，均丝毫看不到原生态的意味，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体现着少数民族独特个性的“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生态文化的典型的失落。
三、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环境伦理学视域构建路径
（一）立足生态事业与产业
民族生态文化是社会意识，它所竖立其上的社会存在，即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事业和生态产业。环境伦理学并不是一味地、不加节制地反对现代化，更不是拒绝、停滞工业化生产而退回到农耕时代，而是扎实深入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生产行为与生态资源之间应有的对象化、非对象化关系，自觉地诊断并克服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构建符合新型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工业反哺生态、复归生态的文明类型。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就要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政策性保护和资金扶持，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支持生态视野、协调现代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平衡的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民族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循环生态经济的轨道。应大力扶持民族特色发展低碳特色产业，立足少数民族的族情、地方区域的区情和发展现代集约化经济的商情，选择适合本民族区域特色和实际的低碳特色产业。这种循环生态产业立足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标，往往是在维护和优化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获得发展，人民获得实惠。而这种产业模式所奉行的也正是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积极反思”价值理性的表现，即并不是把生态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克服贫困融为一体，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生态双赢。
（二）立足文化事业与产业
针对现代工业生产对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去文化效应”，就要站在文化重建的高度上，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极富民族生态个性的资源进行保护、合理挖掘并进行品牌宣传、营销，使其保留文化业态的形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点。因建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历史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发生的生态文化往往奉行的是一种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从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保护环境、敬畏自然的生态思维及其文化意识，这一点在其伦理价值层面是与现代生态伦理价值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文化基因在少数民族当代生态文化构建中往往能够起到正确引导、积极促进的作用。少数民族往往是歌舞之乡，、新疆、内蒙古、云贵川等都是输出歌舞文化的特色区域，而这些歌舞文化都有着天然、直接而弥久的“回归自然、崇拜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观。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的手段，将少数民族歌舞文化进行适度的、保存其生态文化内质的包装，从而辐射全国、国际，继而通过实有的产业、市场手段将相对符号化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实体化、流行化和日常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发扬并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生态观念和意识，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而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提供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国家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也应确立文化产业的政策倾向性，强化宣传教育，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
（三）生态民族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后记范本，希望能满足各位的阅读需求，看完后有所收获。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查阅查字典。
论文写毕，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首过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学院伦理学殿堂，一个书生的书海独行，品老师们思想的盛宴，曾经是那样的快乐。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个伦理学梦，真正想学一点伦理学，不过，感觉自己的心是浮躁的。伦理学，这是一门智慧的学科，三年研究生时光，自己或许还是滞留在“水面”，并没有沉入“水底”，但想来还是欣慰，学习过程中，我也向业师杨清荣教授聊过这个问题，杨老师告诉我，要想真正学进去，学深入，必须静下心来研读，必须有一种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须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杨老师的说法，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
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文，得到了业师杨清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从选题来说，还是得到了杨老师的肯定的，因为在此之前，哲学院伦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姐们未曾涉足这个论题。但杨老师告诉我，研讨王阳明致良知的伦理思想，相关的文章很多，要想写出新意就有难度，如果没有写出新意，文章就会变得平实。我还是写了这个论题，是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人参考这本身也就是一种价值吧。说到业师杨清荣教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课堂上的讲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严谨并具有逻辑，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词与标点符号，他的严谨与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杨老师主要讲授伦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立身严谨，立教严谨，有儒者之风。学生们可以感受得到，杨老师对自己从事的学问、对传统文化的精义与价值由衷的热爱。他对学生的开导可谓是尽心的，对杨老师的关爱、教诲，学生会铭记于心。
感谢专业老师刘可风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陈燕副教授。课堂上，刘可风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师的视野与和蔼，陈燕老师的认真和执着，给了我很大益处。对他们三年来对我学习上的帮助和教导，我深表谢意。感谢已经到学院工作的倪瑞华老师，她的环境伦理学课堂上，主张学生要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给了我启发。感谢已经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在课堂上，他讲授如何做研究写论文，他教授的“证成”理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别感谢龚天平教授，在我撰写论文期间，龚天平老师送给我邓名瑛老师写的书，《寻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学的本体追求》。拿到书的那一刻，我打开扉页，上面写道：“龚天平2000.9.25湖南长沙”，我猜想，或许是龚老师在读博士时看的一本书。简单的字迹，刻画着一个青年学者的学术情怀。
感谢论文开题报告时给我建议的王文贵老师，虽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没有在课堂上得到王老师的教诲，但王老师就我的论文如何写得更加好，给了许多建议。感谢论文评委张春香老师，虽然也未在课堂上得到张老师的亲授，但在论文答辩时得到张老师的指导和建议，我想说，谢谢您，张春香老师。
最后，感谢我的同学杨建军、张宁、姚云、高明才、周鹏、汤美岚、吴昊、张婷婷、李吉艳，三年的同窗生活，我们真诚以对，和睦相处，杨建军的担当、张宁的睿智、姚云的善良、高明才的言谈、周鹏的热情、汤美岚的活跃、吴昊的爽快、张婷婷的质朴、李吉艳的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感染着我。此地烟花，他年风雨，这段情谊，愿我们且行且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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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与正义主题的凸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就呼吁，要关注正义与权利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学者对西方正义理论、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研究曰益深入，我国伦理学界对权利与正义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全面和准确，并发表了大量探讨权利和正义的学术论文和学术着作。
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个人的独立与自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把每一位公民的自主意志、权利和利益看得同等重要。但是，平等的公民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利和利益难免会发生冲突。因此，在公民社会，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如何确保每一位公民的正当权利与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尤其是如何通过正义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与利益。
权利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拥有某物或做某事的资格；一种有效的要求权；约束他人行为的道德界限。权利有两个重要的功能：第一，为权,拥有者提供某种保护性的道德屏障，这种屏障使得其他人不能自由地伤害权利拥有者的身体或生命，不能随意干涉权利拥有者的自由选择；第二，权利具有“压倒一切”的“王牌”功能，我们不能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或追求最大社会功利而侵犯或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权利包括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道德权利是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基础。
权利与正义密不可分。正义的一般含义是“应得”，但是，什么是一个人“应得或不应得的”，这却是由更为根本的一组道德原则来确定的。由于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有差异，因而，正义的内涵也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现代公民社会，正义观念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的价值诉求：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从制度上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公民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权利与平等是正义的两个基石。
我国传统伦理学（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只注意和倡导义务与奉献,而忽视和认识不到权利与正义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准确地把握了公民社会突显权利与正义的结构性特征，适时地实现了从义务与奉献视角向权利与正义视角的转型。
2.从个人美德到制度伦理的视角转换
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伦理（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即制度本身蕴含着的伦理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从静态的角度看，制度伦理表现为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从动态的角度看，制度伦理表现为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制度伦理关注的是制度安排的道德性、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不是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制度的首要美德是正义。
计划经济时代的伦理学的一个思维定势就是，道德的主体是个人。因此，它所理解的道德主要是个人美德。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社会道德风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高低；制度层面的问题出在个人道德品质败坏，只能依靠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来解决。传统伦理学意识不到，制度（或组织）也是伦理行为的主体。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和影响是更为强大和深远的。与制度之善相比，个人之善恰似沧海之一粟；在制度之恶面前，个人之恶亦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仅靠个人的德性，很难抵抗制度的罪恶。与个人的理性和美德相比，制度的理性和美德是更为稳定和可靠的。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给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此，要实现伦理之善，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美德，更要依靠制度的美德。
缺乏制度伦理视角是计划经济伦理学难以发挥其制度批判功能的重要理论原因。计划经济伦理学只把道德理解为约束个人行为的视范，认识不到组织也是伦理行为的主体，组织行为也需要遵守普遍合理的伦理原则。对于制度层面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农民所遭受的制度性歧视等等与现代伦理精神相悖的现象，它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三缄其口。制度伦理视角的缺失使得计划经济伦理学缺乏从价值取向上引导和推动制度变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丧?失了伦理学应有的制度批判和制度建构功能。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制度的缺失给人们的道德生活所带来的致命冲击，使我国的伦理学学者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制度伦理之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及时地把制度伦理的研究提上了议事曰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探讨制度伦理的论文和论着，使对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3.对阶级道德视角的超越
20世纪50、60年代，当我国的伦理学学者思考如何重建社会规范的问题时，他们遇到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遗产的问题。那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对于传统道德，除了其中一部分可以继承外，从总体上必须加以批判和抛弃。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主流伦理学仍然把道德理解为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认为道德应当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揭示和说明一定时期的道德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偏袒性，这只是理解和认识道德现象的“社会学视角”，而不是论证和确立某种伦理原则的“伦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视角，伦理学视角则是一种建构性的规范视角。伦理学的观点应当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应当平等地关心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而不是只关心社会中的某个特定阶级或阶层。从其主观追求上说，伦理学应当自觉地寻找那些能够被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能认可并接受的普遍价值。把道德归结为某个特定阶级的伪装了的利益，必然使伦理学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如果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是道德原则之合理性的最终依据，那么，道德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相互认同的基础，也会丧失其调节人们相互冲突之利益的功能。因此，伦理原则要具有合理性，就必须具有普遍性。普遍化原理是判断一项道德原则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最重要的标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巳经认识到了从阶级道德视角转向普遍伦理视角的必要性，曾经风风烈烈的关于“道德阶级性的讨论”逐渐退出了我国伦理学的舞台，认为“道德应当是统治阶级意志之体现”的观点也风光不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在全球层面达成伦理共识的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受这股学术热潮的影响，我国伦理学界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研讨普遍伦理问题，把普遍伦理视角的应用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
4.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兴起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那些充满争议、带有强烈规范色彩、与道德实践紧密相关、与制度安排和法律建构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虽然我国伦理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对这些社会伦理问题有过零星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基本上仍处于自说自话的“摸索”状态。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应用伦理学作为一股新趋势才在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迅速掘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伦理学界的一门“显学”。它不仅为我国的伦理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还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
一、前言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护理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护理理念、良好的科学、人文素养，扎实的护理理论知识及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能适应临床护理第一线和社区护理服务的高级护理应用型人才。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一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人才。这就要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知识，而且还要具有更高的技术应用能力。[1]
为此，按照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对护理学专业教学进行了改革探索。依据“加强人文、突出护理、重视社区、注重整体”的课程优化原则，构建了文理医相结合，基础、临床相融通的课程体系，体现了当前护理学科的特点与社会需求。护理伦理学的教学目标是用伦理学的原则、理论和规范等来指导护理实践，协调护理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对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解决方案。[2]如何能使护生将所学到的伦理知识真正运用于临床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是我们应关注的问题。[3]
二、护理伦理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加强护理伦理学教育，提高课程建设水平
医疗改革的发展及护理学科的进步，对新型护理人才的护理伦理学知识储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4-5]。没有良好的护理道德和素养，再好的技能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人员。因此，学校高度重视护生护理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培养学生良好的伦理素质，将护理伦理学作为人文课程的必修课，成为人文护理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因此德州学院护理伦理学课程荣获2012年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称号。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通过多渠道培养复合型教师，一方面通过派遣有医学背景的教师到相关院校进修学习，一方面鼓励授课教师攻读人文医学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这样解决了目前护理伦理学专任师资不足的问题。另外还加强对临床带教老师进行护理伦理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培训，使学生在实习期间能继续获得伦理知识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3、适合现代医学、护理学的发展，调整教学内容
有调查显示，超过50%的护生希望授课教师多讲授与临床实践联系紧密的伦理学知识。[6]说明目前的教材中伦理学理论知识较多，缺乏对于培养护生敏锐的伦理意识和处理实践中的护理伦理问题的可操作内容。因此，为了教学内容符合临床实践需求，目前教学中注意调整了教学内容，加入了现代医学发展后带来的伦理问题的探讨，加大对临床中遇到的伦理决策问题的讨论，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
4、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实践能力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时代，教学方法也具有多样性，采用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实施多种师生互动式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体验性。
（1）案例式教学方法：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大量采用民间故事来阐明事理。在国外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它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进而得出结论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深化了学生对相关原理的认知和掌握，提高了学生运用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现实生活中涉及到护理伦理学内容的案例丰富多彩，种类也是纷繁复杂，选用不同的案例对不同章节教学效果的影响也全然不同。常用的是文本案例，近来采用电影作为教学资料已经受到许多学者肯定，它是一种直观的、新颖的教学模式，这种使用电影作品开展教学活动的方法称为电影教学法。临床伦理学问题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医疗护理问题，而是广泛的社会、法律问题。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帮助护生深刻地理解伦理学的规则，拓展护生对伦理问题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而且还能够调动师生双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
（2）情景互动教学方法：通过角色扮演来体验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内心感受；通过辩论赛来辨明是非等。可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主动性，师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对提高教学效果有显著的作用。例如：在门诊护理伦理这部分内容中，将学生分成4个大组，第一组表演导医台护士与前来咨询患者的沟通，第二组表演分诊护士与易激动患者的沟通，第三组表演门诊护士与不自觉排队患者的沟通，第四组表演门诊护士与情绪低落不配合患者的沟通。具体场景由学生自己设定，自由发挥。通过角色扮演，学生们认识到面对不同患者，应多些理解、关心和尊重，就会减少护患纠纷。
（3）按照教学内容进展，利用见习教学安排部分实践教学内容：一是细致观察护患关系、护医关系现状并进行客观评价。二是观察医院护士为患者服务的情感与态度等言行情况。三是要求观察医院护士职业形象、护理服务质量等情况，并选择部分患者及家属进行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从而进行分析与评价。
（4）考核方式多样化：传统的考试方式注重知识掌握的结果，对过程和学生的思辨能力考察较少，而本课程更适宜采用重过程、重思辨和决策能力的半开放型考核形式。考核内容突出其实践性，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习态度，从而形成一种自主决策的意识动力。在每次课上留取约15分钟时间穿插一些练习，包括一些需要识记的知识点和提高伦理决策能力的案例分析。在全学期的学习进程中，穿插作业、论文、案例分析、见习表现等考核形式，按一定比例计算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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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哲学(324次)、(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后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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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