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6 11:41:18
人民网北京3月6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主题为“政协委员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和全国政协委员徐冠华、秦大河、郑新立、王文彪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提问：我们都知道，近几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据统计2008年我国SCI论文数量超过10万篇，我国的全球专利超过了六千件，与此同时，大家也感觉到，我国的原始创新包括核心技术方面还很缺乏，科技竞争力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是差距很大，请问徐委员，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回答说：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国际入选的科学技术论文总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申请全球专利的国际申请量已经超过了六千件，居世界第六位。还有其他一些数据，比如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科技人员的从业数，科技论文的引用数，世界顶尖的刊物刊登的中国科学家论文的数目等等，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我国现在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并没有像论文数这些标志的那样居于世界前列。
徐冠华说，对我们国家的研究成果做一下分析，还有几个方面有待于我们改进和提高。
第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技术导向的科技成果比较多，市场导向的科技成果比较少。我们研发的一些技术，虽然可能技术指标很先进，但是它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不强，比如它的成本很高，卖不出去，再比如，可能做出来了样机，但是不能形成产业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问题，我们模仿、跟踪的成果比较多，原始性创新的成果比较少。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专利数目不少，增加得很快，但是核心专利比较少。如果我们没有核心专利，我们就很难越过大公司在一些重要产品上所设置的专利壁垒，成果虽然有了，但是进入不了市场。
第三方面的问题，我感觉，我们“短、平、快”的成果比较多，但是反映长期科学积累的成果比较少。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西方比，我们的时间还短，科学还要在于积累，但是现在我感觉我们有的同志还缺少“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比较过分地注意论文的数量，注意专利的数量。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赵永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日在京发布的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论文共12.15万篇，其中23968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比例为19.7%，分别较2009年、2008年上升了4.2和8.2个百分点。
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世界排位均有提升。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3万篇，排世界第二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2位；论文共被引用519.14万次，排在世界第七位，比2010年统计时提升了1位。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比上年度统计时的5.87次提高了5.8%；世界平均值为10.71次，比上年提高了1.3%。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虽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提升速度相对较快。从学科上看，我国有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
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各学科论文在2001—2011年10年段的高被引论文（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数量增加到5856篇，排世界第六位，比2010年统计时上升1位。
【内容提要】本文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提出生活世界具有主体性特征和人性化特征。通过考察胡塞尔的科学学说及其对“科学危机”的提出和解决，作者认为重视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想。面对当代的技术危机和生活危机，作者从维护生活世界的角度提出了几点看法。
【正文】近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近现代社会具有“生活－科学－技术－生活”这样一个巨大的双向动态循环结构。这一结构承继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近现代的社会运转中日益凸显并逐步取得规范社会发展走向的支配地位。在这一开放的循环圈中，生活既是科学与技术的发源地，又是其归宿。这一循环保持动态平衡已成为近现代社会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一循环的内部失衡往往导致近现代社会特有的危机：科学危机、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在千年交替之际，人类社会再次步入大变革时代，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结构。反思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1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由胡塞尔提出。胡塞尔设置了三条通往其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分别是心理学的道路，笛卡尔的道路和经由生活世界的道路。可以说，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是其先验哲学体系自身完善的需要，即以生活世界为起点最终走向先验的绝对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也是他出于浓烈的现实关怀而作出的对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回应。他企图通过返回生活世界而找回科学的意义基础，以此来解救欧洲的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
胡塞尔未曾给出过“生活世界”的确切定义，为此我们只能通过考察他对这一概念在各处的运用来把握其内涵。在这方面，张庆熊先生和倪梁康先生各自作出了有益的归纳。
张庆熊先生认为胡塞尔是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概念的。(1)“狭义的生活世界概念”，“它指日常的、知觉给予的世界”。(2)“作为特殊的世界的生活世界概念”，“人们各自的实践活动的地平圈是人们各自特殊的生活世界”。(3)“广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生活世界统一各个特殊的世界”。[1]
倪梁康先生对“生活世界”的定义是，“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他归纳出生活世界的四个特征：(1)“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我们把它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不把它当作课题来探讨。”(2)它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哲学的反思态度”都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之中。(3)“它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4)“它是一个直观的世界”。[2]
下面我们将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着我们的目的对人们的日常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在此，我们尝试把生活世界定义为日常生活世界。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过着一种社会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条件是其进行社会生活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人的自然存在、自然需求及其满足都被打上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是指人作为一个进行着感知的生物性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而日常生活的社会层面则是指人作为一个感受着和实践着的社会成员的存在和活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构成社会层面的地基，并对后者发挥着潜在的制约作用；社会层面位于自然层面之上，并将后者融入自身之中。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是人为的，下文将证明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分析和讨论而言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从自然层面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知觉给予的、直观的世界，是一个依存于我们的五官感觉的、具有形、色、声的世界。这个物体世界在空间上是三维的，在时间上是一维的。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进行。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体相类似的自然存在物，把我们的心灵和意识视为这个世界内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个世界内的事物对我们显示为流变的，但我们仍能够断定它是一个内部由因果性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无限的整体。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称为自然态度，把这种图景称为自然主义世界图景。[3]
若我们转换视角，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即把日常生活从其自然世界的背景中取出而置入其社会的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则日常生活将呈现出一番迥然不同的面貌。我们将会看到，知觉给予的世界被社会化的内容所充实。日常生活总是在知觉直观的世界中由社会化了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而文化条件（包括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则为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规范；历史的、具体的日常生活正是在由社会基础和文化规范所结成的背景框架中进行的。
顺着上述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将发现，无论是生活世界的自然层面还是其社会层面都指示着生活世界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所具有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1)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2)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下面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这两种特征依次进行讨论。
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首先从自然层面来看，个人作为一个心物统一体，是其知觉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本身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存有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4]随着身体的活动和移动，知觉世界内物体的外观将随之改变，知觉世界的内容也将发生改变。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人作为意志主体、情感主体和理性主体，在生活中追求着需求的满足和理想的实现。随着个人生活活动领域和交往对象的改变，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个人生活世界的面貌将发生变化，其生活世界的“地平圈”(horizion)也将得以拓展。日常生活构成个人关注的直接对象和首要对象，我们对更大范围的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是以我们的个人生活世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在自然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把自然界仅仅看作一个冷冰冰的物体世界，而是以一种人格化的态度将其视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在其间进行的亲切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虽然具有一定的流变性，但从整体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有效的世界。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以人格化的态度同他人交往，生活中充满了喜、怒、哀、乐。被我们时时体验到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我们安居乐业所需的稳定性，构成为我们日常栖居的场所。总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将我们的人格外化于对象之中，使一切事物都笼上了一种人性化色彩，使它们笼罩在人性的氛围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主体性征和人性化特征乃是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考虑到生活世界与人之存在的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个特征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如若生活世界的这两个特征遭到削弱和破坏，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人自身的存在。
2 科学世界
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胡塞尔认为，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5]我们认为科学世界由科学活动、科学理论和科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构成。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通过考察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解决，我们接触到了他的一个富有启示的思想，这就是要抬高生活世界的地位，将其视为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实在的世界”，视为一切意义的源泉和一切活动得以产生的母体。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突出人和人的日常存在，重视人的比较全面的需要。
4 技术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
科学危机，尽管是就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言，仍然属于科学一方，与此相对的、属于生活世界一方的是生活世界危机。生活世界危机必然是科学——经由技术的物质力量——对生活世界施加现实反作用的结果。从科学到生活世界，中间经过了技术的中介；同样，从科学危机到生活世界危机，其间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技术危机。就笔者的见闻所及，胡塞尔未曾谈论过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若比附于科学危机的话，技术危机或许应该包括技术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但技术危机作为一个被广为谈论的话题，它在当代具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认为技术危机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一系列困境与难题。胡塞尔很少谈论技术危机，这恐怕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技术应用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缘故。近数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科技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同时，技术应用的恶劣的负面效应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使得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郑重地反思来自技术的危机。
我们把技术应用造成的问题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技术应用给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整体发展所带来的难题。众所周知，这一类问题包括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就是人们为认识和解决这一类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第二类问题是指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内部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构成生活世界危机。本文所要着重分析和讨论的正是这种危机。
技术应用（或社会的技术化）造成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周围世界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主体性，增强了控制世界的能力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在物化世界中实现了自身。就社会本身而言，技术改变着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并将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从文化方面来讲，技术应用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改变人们的既有观念，重塑社会价值系统并促动社会行为规范的转换。技术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持久的，但毕竟是间接的，它的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表现在小尺度的生活世界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的作用全是消极的，必然细致分析技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损害。我们认为生活世界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的技术化破坏了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即损害了生活世界作为主体世界的人性化世界所拥有的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技术具有某种非主体化与非人性化色彩。这表现在技术设计偏重于追求效率与功能，不惜把人纳入技术系统自身之中，使其成为系统运转的一个环节（如生产流水线），从而把人置于从属地位。即便是作为现代技术之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它只能允许用户在预先设定的有限的功能菜单中进行选择，从而使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在机器面前的被动地位。技术应用削弱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与此同时，人却没有相应地越变越“大”。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万象纷纭的世界，更多的人感到像是处身于一部已发动起来的庞大的世界机器中，而自己越活越“小”。技术化同样消解着生活世界的人性化特征。以通讯技术为例，它虽然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但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增加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间接交流，人所直接面对的只是技术器具，面对面的、生动的和全方位的交流本是生活世界人性化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却被生活的技术化所抹煞。
既然生活世界的危机源自技术化对它的损伤，那么危机的解救之道自然存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重塑与维护之中。要维护生活世界，首先就要辨识出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生活世界主体化和人性化的根源，构成了任何技术化都既不能替代又不能抹煞的永恒之物。我们认为这种永恒之物就是人的生命存在。
人既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又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人的身体存在规定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比如，技术能改变人之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不能改变衣、食、住、行这种需要本身，并且技术本身也产生于这种需要。人的身体存在于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作为活动的承担者起着制约作用。因此技术应以人的身体存在为中心，接受身体存在对于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及对技术应用的限制作用。从心理层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以自我身体认同为基点的独立的社会心理主体。他的意识生活的中心是其个人存在。自我注视与自我关注是他与人交往和在其环境中开展活动的起点，并使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主体性要求。这包括要求有一个稳定、有序和人性化的环境，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环境。而在当今技术的现实应用中普遍存在的却是技术对人的强制现象，这导致了对人身心正常需求的压制和扭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并引发了生活世界的危机。
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纠正和解决，但这种发展不是放任技术漫无目的地发展，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严格的价值规范下。如果说为了消除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必须发展节能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那么若要解决生活技术化造成的主体性和人性的丧失问题，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进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生产。以人为中心是指在设计和应用技术时要顾及到人的身心双重需要，力求使技术适合人的身体存在并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强迫人去适应技术，避免技术变成一种对人的专制力量。
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的最新进展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自从计算机发明以来，传统的信息处理环境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是人围着计算机转的，人不得不去‘凑合’当时的计算机所能提供的条件”。[22]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使计算机的功能更接近人的思维规律，更缩小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灵境(virtual reality vr技术（或译为模拟现实技术）将促进从“机器是主体”向“人是主体”和“机器围着人转”的转变。它将“使原来只善长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的计算机也善于处理适人化的多维信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人机环境，人不仅能从外部去观察信息处理的结果，而且能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形体、手势或口令，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23]。钱学森同志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憾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24]另一方面，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不仅具有支持人机交互的能力，还能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它将把计算机引入到群体协同工作的环境中，以计算机为中介来帮助人与人的协作。高效的人与人交互界面将是一个多媒体的界面，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借助文字、语音和图象等媒介进行比较全面的交流。[25]
我们相信，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必将寻回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恢复先前弥漫于生活世界的人性氛围。技术时代的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26]我们应该认识到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实在和真实的世界，是一切意义的源泉，是一切工具性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一切技术都应维护和强化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和人性化特征，从而维护我们生命栖居的永恒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19-120。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1-132。
3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380。
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0。
5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1。
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44。
7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9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10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11-p415。
11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116。
12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7。
13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5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5。
1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4。
17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
1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94。
19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0。
20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63。
21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106。
22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3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4王寿云、汪成为等著，《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p19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科技生产力；社会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在20世纪的中国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作为有效的理论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的理论体系，一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并随着社会实践、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发展
在新旧千年交汇之时，英国BBC和路透社等国外媒体所作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随着如德里达的名着《马克思的幽灵》等类似着作的出版，国外西方思想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潮。中国学术界更是把这两件事情作为代表“马克思思想当代复兴”和“马克思哲学世纪性凯旋”的标志性事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这的确是马克思莫大的荣耀和成功。那么，马克思的荣耀和成功究竟体现在何处呢?
马克思及其理论有着丰富的超越时代的思想内涵。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所留下的经典原着之中，马克思及其好友恩格斯对他们生活的时代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并以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而深邃的思想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全面的阐述，有的甚至提出了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马克思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蕴涵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这往往使他的理论具有跨超时代的穿透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具有不断创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其理论天赋和庞大卓越的理论着述，还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以辩证法与唯物史观为视角去看待和解决时代的问题。他立足于实践，以革命性、批判性为重要的理论品格，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理论内涵。我们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即狭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及“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一脉相承，使马克思主义传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创新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进入了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如何应对知识经济大趋势的新挑战，如何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永远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是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立于不败之地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作为我们主导价值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理论课题。
制度对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唯物史观来看，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面向运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恩格斯在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他还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倾注其一生心血，深入研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要真正实现这一人类理想，还必须依靠我们的长期努力，尤其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社会方向的正确把握还并不完全等于制度的正确制定和实施。
马克思关于制度创新的论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不同的，把这些相关论述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进行研究，然后再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获得解决当代问题的有益而独特的理论视角。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系列的理论思考和制度创新。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制度创新方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创新，坚持以“四有”和“三个面向”为目标的文化制度的创新，才使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其着述中多次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全球化不断渗透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中，人类才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谋求共同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的历史时曾指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中国以往的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互联网的出现，人类交往更加密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更呈现为世界历史的最重要趋势。经济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存在当代世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的国际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现代产品的成本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交往程度。正是在世界经济的普遍交往中，才会使产品的成本效用降低。二是资本的国际化。国际资本已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资本在国际交往中得以优化集中，将大大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国际化。三是世界贸易的比重增强。世界贸易的繁荣是建立在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的基础上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是反映世界开放的综合性标志。
世界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而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基础上的现代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审时度势作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抉择，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战略方针，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不断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l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工业社会的特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着名论断，高度评价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邓小平同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指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这一历史趋势，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高，并不完全等于生产力水平高。只有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各要素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且和经济体制改革也有着直接的关联。
针对中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现状，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思路。一是从科技体制改革人手，进一步明确依靠科技进步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为目的，建立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相结合、相配套的新机制，改变科技与经济相脱节的现象。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研究和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探索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新思路。
关键字：技术；范式；现象学；生活世界；知觉
1. 技术是科学的应用？
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就进入一个技术社会，但是长期以来，技术并没有进入人类的思想视野。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费布弗尔曾说过，“技术：未编进历史的众多词汇之一。”［1］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2］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例如认为技术是一种无法用理论来阐述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技术容易遗失等等，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占主导的观点认为，技术仅仅是科学的应用。随着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质疑。
首先对“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芒福德和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机器的神话》等著作中，通过技术史的考察，认为古希腊不仅是西方科学的发源地，而且还是古代世界的技术发明中心。古希腊由于具有技术发明的民主环境，从而使得古希腊人首先成功地将机械动力用于生产劳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水磨和各种建筑机械设施的发明和应用上。对此，芒福德认为，“后来的复杂机器的大部分成分或者是希腊人在公元前七世纪到一世纪期间发明的，或者是借助于希腊人首先发明的机器和机械部件来制造的。”［3］在对工业革命的认识上，芒福德也不像一般的科学史那样强调蒸气机的主导作用，而是认为在十六世纪之前所发明的水磨、风磨、印刷机、玻璃、钟表等技术，已经为工业革命时期的巨大进步做好了准备。芒福德的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了认同。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布罗代尔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匈牙利历史学家拉兹洛•马凯对此补充说，“工业革命也同样不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是在中世纪技术革命影响下自发出现的。”[4]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认为，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之间的联系在于中世纪的技术革命，这一点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先于现代科学的兴起，并为现代科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在工业革命之前，蒸气机、水力、机械工具、钟表制造、冶金等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很少或者几乎是在没有具体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5]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科学哲学家雷切尔•劳丹（rachel laudan）曾说，“技术是在没有科学理论的帮助下发展的，这一立场可以总结为一句口号：‘科学受益于蒸气机的，要比蒸气机受益于科学的要多’。”[6]
但是，这些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技术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关注技术本身。真正从哲学上扭转“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常识观点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工具的现象学分析认为到，人在使用像锤子这样的工具时，是在一个由工具、意向性和人类相互牵连的具体情境中来发生的，对这种日常活动做出科学上的理论描述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早在库恩之前就认识到，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看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工具的聚集。通过技术，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揭示出来，而科学就是与这种揭示方式相一致的对待自然的理论知识。他由此在《技术的追问》中得出了“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的结论。
自从科学哲学兴起之后，由于长期以来是由逻辑实证主义占主导，单纯以数学－逻辑的模式来解释科学，因此也就从科学哲学中排除了对技术的关注。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与实践》中认为，哲学对技术的忽视部分原因来自哲学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就将哲学视为是一种关于概念的体系，而不是一种关于物质的体系。这种观点明确区分了实践和理论，而“理论－实践的区分也与心灵－身体这种更深层次的区分有关。理论作为一些关系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通常认为是心灵的产物，而实践总是与一种身体的产物有关的”［7］，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主导的柏拉图－笛卡儿主义一直认为心是优于身。在当代实践哲学和现象学发展的背景下，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了挑战。随着科学哲学中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兴起，科学中的技术问题逐渐受到了关注。
2. 技术与科学革命
库恩不满足于逻辑实证主义从科学本身来分析科学，他着眼于科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在对科学的解释中引入了科学以外的因素，抨击了逻辑实证主义解释科学的模式，认为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更基本的是“范式”而不是科学的规则和归纳－演绎方法。库恩的科学哲学除了提出范式这一主导概念外，他思想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已经认识到技术在科学发展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8］库恩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莱顿瓶和望远镜。
在18世纪40年代初期，许多电学研究者分别独立地设计出了能储存电荷的莱顿瓶。在莱顿瓶发明之前，人们虽然认识到有两种电荷的存在，但是由于不能保存电荷，就使得电学研究很难深入下去。莱顿瓶的发明为电学研究带来了新开端。富兰克林用莱顿瓶储存到了天空中的雷电，证明了天电和地电是相同的电现象，并提出了正电和负电的概念。对于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库恩评价道：“富兰克林几乎是从他开始电学研究起，就特别关心解释这种新奇而又特别具有启发意义的专门仪器。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为他的理论成为一种范式提供了最有效的论证。”［9］库恩认为，18世纪早期的电学家所看到的电学现象之所以要比17世纪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更精致、更丰富多彩，是由于新的电学家“设计出研究需要的更专门的仪器，并且比以往电学家更顽强更系统地运用这些仪器。”［10］
库恩提到的另一个关于技术的例子就是赫舍尔兄妹用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18世纪德国天文观测家赫舍尔兄妹由于对天文学感兴趣，就自己动手造出了一台当时最好的望远镜。他们起初只是想用望远镜来发现恒星的周年视差，但却无意中发现，以前被人们认为是一颗恒星的星体呈现为圆盘状，而恒星不可能呈现这种形状。赫舍尔最初认为这是一颗彗星，但是后来却发现它的运动不合乎彗星运行的轨道。几经周折，人们才最后确认这是太阳系的又一颗行星，这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天王星。随后，赫舍尔用望远镜继续观测并记录了双星，并用双星之间的绕动再次证实了万有引力定律在宇宙空间中也是成立的。赫舍尔之所以能有这些成就，是因为“赫舍尔的天文观测主要得意于他自制的望远镜。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改进和制造新的望远镜。”[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两种技术都与玻璃有关。）
正是因为库恩认识到了技术在科学发现中作用，他才认为“不管是否意识到，只要科学家决定使用某种特定的仪器，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它，那就等于做了这样一个假定，即：只有某些类型的情况会发生。除了理论上的预期，还有仪器的预期，而且这些预期在科学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他甚至还曾说，“技术经常在新科学的突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
库恩认为，随着范式转换而发生的是科学知觉的转换。17世纪的电学家只是看到静电的相互吸引，但是后来的大型仪器却发现了静电的排斥现象，从而使得排斥成了静电的基本表现形式，反倒是吸引需要解释了；赫舍尔的发现不仅使对同一星体的知觉发生了转换，而且他所造成的范式改变影响到了其后对小行星的发现。这种科学知觉的转换不仅发生在电学和天文学中，甚至在化学、力学等其他学科中都存在。正是这种知觉的转换，才使得“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14]
库恩的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很大争议。批评者指责库恩将科学还原为了科学社会学，他用科学家的心理等因素来解释科学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但是伊德却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库恩的思想。伊德认为，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暗示了“一种解释科学的不同模式，这种模式至少是包括知觉的，就库恩具有历史感来说，标准的论述通常忽视了实践的特征。”[15]这种对科学的解释就从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数学的模式转变到了实践－知觉的模式。库恩将范式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而同样的物体在看的范式发生了转换之后，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同样是一个摆动的石头，亚里士多德看到的是一个做受限制的落体运动的物体，而伽利略看到的却是一个重复同样运动的单摆。因此，库恩认为单摆“是由范式引起的格式塔转换之类的事件创造出来的。”[16]这种范式转换不仅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科学研究领域自身，“范式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关于实质的，因为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17]，这就最终使得“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18]
伊德认为，库恩因为已经意识到了知觉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对科学的解释在占主导的科学解释模式中显得成了异端。但是同时伊德也指出库恩对知觉的理解太狭隘。库恩是以分析哲学为背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将知觉视为一种看的方式，还不具有对知觉进行进一步阐述的理论。另一方面，当科学家借助于技术工具来知觉世界时，他们所知觉到的世界不同于不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工具可以给出不同的知觉，这种知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所能解释的。伊德认为，早在库恩之前的现象学传统中，已经具有了关于知觉的更丰富的理论，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实践－知觉模式的解释。
3. 现象学与科学危机
科学哲学是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端的。在与科学的关系中，逻辑实证主义采取了与科学“和解”的态度，认为科学寻求的是经验的真理，哲学的任务仅仅是处理科学命题的纯粹逻辑形式。与此相反，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却对科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现象学没有将寻求新知识的任务完全转让给科学，而是试图从实践－知觉的角度出发，重新形成科学的哲学基础。[19]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中，通过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从而使胡塞尔成为新科学哲学的先驱。胡塞尔指出科学的危机和对科学进行严肃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科学“最初的在方法论成就的正当性方面无可指摘的科学性的意义”[20]，他所说的“科学危机”是指“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21]科学因为受到实证主义的限制，陷入了肤浅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因此所谓的“科学危机”就是说科学脱离了“生活世界”，失去了科学“对于人的生存过去意味着以及现在可能意味着的东西。”[22]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多重含义，但他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些清醒地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对于我们来说是预先就存在的，是一切实践的基础。”[23]因此，生活世界主要是一个实践和知觉的世界，而科学世界是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关于几何学的起源》一部分中，胡塞尔具体地分析了科学世界是如何从生活世界中抽象出来的。
牛顿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序言中曾指出，古人是从两方面来探讨力学的，一方面是理性的，用论证来精确地进行，另一方面是实用的，而“古人认为在研究自然事物时力学最为重要，而今人则舍弃其实体形状和隐蔽性质而力图以数学定律说明自然现象……凡是完全精确的就称为几何学的，凡是不那么精确的就称为力学的。”［24］牛顿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了几何学的起源，而胡塞尔关心却是“几何学的理念性是如何从其最初的个人心中的起源而达到它的理念上的客观性的。”［25］胡塞尔认为，“几何学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诸科学，不能不与空间时间性，以及其中的可能形态、图形，还有运动状态，形状变化等等打交道，特别是将这些东西当作可测度的量与之打交道。”［26］而这种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像土地测量技术等这些基本的实践活动。但是随着实践兴趣向纯理论兴趣的转移，经验的测量技术却被理念化了，转变成了纯粹几何学的思维方法。最终出现的结果就是伽利略将自然的数学化，“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27］，而事物的其他属性也被间接地数学化了，这表现在我们对事物本身所知觉到的声音和热成了物理学上的声波和热波振动，数学化的性质成了事物的更“真实”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伽利略在将自然数学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作为理念化基础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成了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的世界。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也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进行了区分，认为现象学就是做出这种区分并唤醒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意识的哲学。他像胡塞尔一样对科学脱离生活世界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科学的观点始终是幼稚和伪善的，因为科学的观念没有提到它所暗指的意识的观点，“意识的观点认为，世界首先在我周围展现和开始为我存在。重返事物本身，就是重返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关于世界的一切科学规定都是抽象的、符号的、相互依存的。”［28］为了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意识，必须采用现象学的“悬置”和“还原”的方法，“因为我们是贯穿的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构想世界的唯一方式是悬置这种活动，拒绝向世界提供我们的同谋关系（胡塞尔经常说，以不参与的方式注视世界），以及不使这种活动发挥作用，这不是因为我们放弃常识的确实性和自然的态度——相反，它们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而是因为作为一切思维先决条件，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却没有被人注意到，因为为了唤起它们，为了使它们显现，我们必须暂时离开它们。”［29］梅洛－庞蒂与胡塞尔的不同之处是认为，这种悬置和还原之后的“剩余”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先验自我”，而是“知觉”。梅洛－庞蒂以知觉来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以价值及所有总是预先设定的前提。”［30］知觉是人通过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对世界的整体体验和感知，它先于对被感知物体的纯概念的规律性的把握。在这种意义上，知觉就是通向真理的入口，而“我所知道的，也是通过科学所知道的关于世界的一切，是根据我对世界的看法或体验才被我了解的，如果没有体验，科学符号就无任何意义。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31］
梅洛－庞蒂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知觉的存在，而知觉是围绕着身体生存展开的，身体已经暗含了所有知觉和知觉发生的条件，因此，“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32］知觉的特点是模棱两可和变动的，它可以在情境中从时空上展开，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运动性是身体的最基本的活动，运动中的身体就成了知觉的导向。在知觉的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当我的知觉尽可能地向我提供一个千变万化且十分清晰地景象时，当我的运动意向在展开时从世界得到所期待的反映时，我的身体就能把握世界。”［33］
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重要贡献是认识到了人可以借助于工具来扩展知觉。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曾谈到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他们将这些物品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习惯中使身体理解了运动，而这种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或者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生存的能力。”［34］伊德认为梅洛－庞蒂的这种分析不仅对技术哲学有重要的含义，而且对科学哲学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羽饰、汽车和手杖就像大部分科学工具一样，属于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被大部分标准分析简单地忽视了，但是对于新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洞察力的扩展来说却是必须的。”［35］
伊德在此基础上将知觉分为两种，一种是“微观知觉”（microperception），另一种是“宏观知觉”（macroperception）。微观知觉就是胡塞尔和梅洛－庞蒂所说的纯粹身体的知觉，而宏观知觉则是身体借助于物品和科学借助于工具所实现的知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库恩所说的借助范式来“看的方式”和伽利略的数学化自然都是一种宏观的知觉，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微观知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强调的是都是微观知觉，但是却没有看到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的联系；而海德格尔注重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将知觉作为一种知识的能力，从而忽视了知觉在实践中的作用。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不可能不借助于工具来实现，因此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大部分情境中都是同时发生的。梅洛－庞蒂谈到的盲人的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时实际上已经将这一点阐明了，而胡塞尔也暗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胡塞尔在分析几何学的起源时曾经说过，“以一些基本形态作为基本规定手段，由此出发对一些理念形态，最后是对全部理念进行操作规定的几何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在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中已经使用的测定的和一般测量的规定的方法。”［36］这种前科学世界中的测量方法典型的就是土地测量的技术，因此，即使是在胡塞尔所看重的生活世界中，对世界的知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技术，而工具在几何学的发展中也发挥了物质条件的作用。
宏观知觉由于是借助于工具来实现的，因此当工具变化时，宏观知觉就发生了转换，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的“范式转换”；同时宏观知觉又是模棱两可的，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因此也就导致了后来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是借助于技术而实现的宏观知觉。伊德通过对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的区分与相互作用，从而以技术为基础，将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重新联系了起来。
4. 工具实在论
伊德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以实践－知觉的模式来解释科学。他们更注重科学的实践与观察，重视技术在科学中重要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帕特里克•a•希伦（patrick a. heelan）。
希伦曾经获得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空间知觉和科学哲学》中，从现象学出发，发展了对科学进行实践－知觉解释的模式。希伦在对量子力学的研究中体会到，“客观经验知识总是情境的函数，而这种情境本身同时是具体的——或者说是（身体）体现的（embodied）——和意向性的，或者说是由主体的一种特殊的、在先具有的、在文化上共有的兴趣所引导的。”［37］但是当代科学思想却是被客观主义、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和技术主义（technicism）所占据。所谓的客观主义就是认为客观对象是独立存在的，科学所获得的客观知识代表了现实，与认识主体没有关系；唯科学主义认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在原则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技术主义则认为科学不过是一种成功地控制自然和剥削自然的工具。由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出发，希伦认为，“现代科学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只是偶尔地分有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being-in-the-world）人类研究者的内在的历史维度；现代科学是非诠释学的，因为它建立在视心灵为‘自然的镜子’而不是做出诠释的感知者的知识理论基础上；现代科学是非存在论的，因为它没有存在的视域，而是简单地用抽象模式来服务于人的技术控制的兴趣。这种批判也暗含着对科学的非辩证法的批判，因为科学中的进步不是来自于人类主体中对立的意向性的冲突，而是完全来自于客观事实、费力地排除错误、普遍和永恒的逻辑的运用的逐渐增长。”［38］希伦认为现象学恰恰提供对当代科学进行批判的哲学基础，因为“现象学是一种意在通过研究者的活动的意向性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人的认知和思考活动的基础的意向性的结构——来沟通物质与非物质、心灵与身体、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两元对立的哲学方法。”［39］在希伦看来，所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就是指“人的经验中客观结构的在场（或不在场）的可能性的主观条件”［40］，它表达了主体在世界中的兴趣。他认为这种意向性没有天生的，它既与身体有关，也与世界有关；它既是一种学习过程的产物，也是多样的，因此是需要做出诠释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希伦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详细说明现实的新的视域，这种新的视域是知觉通过可读的技术而把握的。”［41］实验科学中的观察总是处于情境中和需要诠释的，科学家就像阅读文本一样来“阅读”设备和数据，科学的知觉是从产生数据的研究情境中获得意义的，而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的知觉已经被实验设备转化了。借助于科学中的技术，像原子这样的在以前不能知觉的科学实体，也可以通过“可读的技术”来知觉到。希伦是以特殊的诠释方式来解释知觉的，认为科学工具作为一种“可读的技术”，它既是知觉的手段，又是测量的手段。这种测量知觉是一种以技术为中介的特殊的知觉，它像直接的知觉一样发挥作用，使得观察对象的呈现对观察者保持实在性，而所有的观察必须解释为具有身体的观察者所做出的。如此一来，科学观察并不是负载理论的，理论与观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区分观察和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希伦将科学视为整个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认为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通过技术的身体体现融合了，从而排除了不借助于技术的知觉，建立了一种希伦所说的“视域实在论”（horizonal realism）。
伊德认为，科学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不仅有像希伦一样的以现象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家看重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而且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的科学哲学界中，也有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技术在科学中的作用，例如哈肯（ian hacking）和阿克曼（robert john ackermann）。
传统科学哲学强调的是理论和命题，而哈肯在《表象和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引导主题》中却涉及到了实验。他认为，“科学哲学总是在讨论理论和现实的表象，但是几乎没有谈到实验、技术或用知识来改变世界。这很奇怪，因为实验方法就是科学方法的另一种名称。”［42］哈肯通过恢复实验在科学发现中的主导功能，从而涉及到了实践、技术和知觉。他反对科学是从理论开始的观点，认为“实验科学的生命比通常所允许的更加独立于理论。”［43］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理论与实验具有不同的关系。实验观察不是简单地负载理论，因为观察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一种技能的获得，因此单靠理论不能解决科学实在论的问题。哈肯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发展历史表明，科学观察从一开始就与工具的使用有关，通过工具把不可知觉到的对象转变为可知觉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观察对象在被工具转化后，就进入了可以操纵的范围，因此，知觉主体就在科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克曼在他的《数据、工具和理论：一种理解科学的辩证方法》一书中，也通过指出工具在实践和知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接近了现象学的立场。阿克曼认为，“科学观念的连续性必须与科学工具的连续性联系起来，没有数据中的这一基础，共有的范式和原型就不可能充分地获得充实。”［44］因此，单纯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不能解释科学革命，打破理论和观察连续性的是新的工具。他认为工具的使用否定了观察依赖于理论的观点，从而为科学的客观性建立了新的理性基础。工具的使用建立了新的数据，而科学是用来解释这些数据的。随着工具性能的提高，数据范围就随之发展，从而使科学获得了连续性。因此，如果没有工具对观察对象的呈现，科学就不可能发展。阿克曼否认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忽视了科学中的技术要素，从而无法从动态上理解科学，他甚至还认为，“有可能根据为科学所用的工具来写出一部科学的历史。”［45］
伊德认为，虽然这些科学哲学家在对借助工具所知觉到的对象的解释上还存在异议，例如希伦认为只用工具构造的现象才是科学实在的，阿克曼认为由工具产生的数据就像文本一样，可以由科学做出多种解释，哈肯则认为有些观察不必借助于工具，但是他们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对科学中的技术、科学的工具体现的更深入地关注。”［46］因此伊德称这些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为“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我们的工具实在论者强调通过工具而实现的这种增强和放大。正是在这里，以前被认为是‘理论的’狭窄范围就处在了从工具上‘可观察的’位置上，在不同程度上，这种可观察性反过来又成了新的知觉范围。这就是工具实在论的‘实在论’的核心。”［47］通过将工具视为科学的体现和转化身体的知觉，这就扭转了传统现象学对技术与知觉关系的忽视，弥合了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分裂，从而也就避免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消极批判。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工具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技术成了以前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界面，而科学哲学也从嵌入在技术中的、从技术上体现的科学中获得对科学的更具体和更深入的认知，而伊德认为这一点主要是从现象学运动中获得的。新科学哲学从现象学运动中的兴起恰恰印证了海德格尔的一句话：“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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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政治(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主义派别掀起了当代最激进的文化批判思潮，他们也以构成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精神的理性主义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并不是工业文化精神遭受破坏的产物，而是以人之主体性和技术理性至上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产物。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企图从根本上不但要颠筱工业文.化的本质精神，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而且也消解人之主体性，达到自我消解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他的解构哲学基点是要消解一切固定的结构，拆解一切既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对立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便在于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期待寻找一种确定的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中心主义。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传统文化精神假定世界有一个中心，存在一种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去认识和探寻。德里达认为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打破那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消解中心，放弃对终极真理和价值的追求，拒斥“在场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解构他者的同时，要达到一种自我解构。
另一位代表人物利奥塔，从分析知识分子和知识状态的角度揭示现代文化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生成的基秒。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正在经历着一场价值的危机，他们的地位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从萨特式的对运动的“介人型”，转变为能够高谈自由解放的“中间型”，是处于介人和非介入之间的，接着转人了从现实退回书斋的“非介人型”。利奥塔认为，知识分子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直接反映了知识状况的改变和危机。他指出，知识状况的最大改变就是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之间的冲突。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科学知识只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电脑语言。而科技大规模地将知识变成了电脑语言，变为可以操作运用的资料，而不能电脑化的人文知识却可能被淘汰、被遗忘。这种商品化和电脑化的知识状况导致了传统人文科学所坚持的传统价值失去了效用，随着人文知识的地位的动摇，科学知识只能走向一种平面化。
四、小结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大文化批判派别虽然所持有的价值取向不同，为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发达带来的危机寻求的出路不同，但都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出路，各自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也不同，同时他们的不同立场和视角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的自觉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样的碰撞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但不会起妨碍、阻挠作用，反而为社会提供实现巨大飞跃的大好时机。
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理性;价值取向;技术理性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现代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捍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哲学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关键词：知识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
abstract: the paper firstly by the critical to positivism knowledge to build on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with the ternary element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long the two basic questions on knowledge - what the knowledge is and how it is possible? namely the question 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based on of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 and shortcoming about the study of previou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engineering knowledg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popular knowledge. from the position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life practice,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ook as the descriptive knowledge, its goal and the intention is 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world, the description the way of world existenc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took as the motion the procedural nature and the standard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solution of the question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makes any" and "how does" but the engineering knowledge took as the plight knowledge, its goal lies on the artificial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in the boundary territory. the three is the different in nature, but meantime is the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knowledge theory；scientific knowledge；technical knowledge；engineering knowledge
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作为科学、技术、工程相应的知识形态，由于三者本质属性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广泛影响，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普遍认为 ：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则是技术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技术知识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尤其是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来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在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上，来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的本质、特性加以尝试性的研究。
一、知识论立场的转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理论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知识论经过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和康德先验主义的演变，实证主义知识论逐步成为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知识论。尽管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作为流派，在理论界已经风光不在，并且遭到了众多的批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的主张已经广泛渗透到公众的意识里，深深地影响着公众乃至于知识界对科学知识以及人类其它知识的整体理解。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任何科学命题都要经受得住实验和事实的考验，要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形而上学。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存在意义关联的命题集，是一个严密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和公理系统。由于经验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表述经验世界的科学语言也是统一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通科学语言……，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1] 尽管实证主义知识论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科学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只有这样的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这样，他们把知识几乎全部等同于科学知识，并且认为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具有工具合理性。逻辑实证主义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按实证科学知识的模式去改造与重建各类知识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
实证主义知识论从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批判。其实早30年代，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就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2] 持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布鲁尔、拉图尔等，以及强调“个人知识”的波兰尼等，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知识论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剧烈的批判。在这些思潮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3] 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赋予科学知识的唯一霸权。
在笔者看来，实证主义知识论的问题与缺失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1）实证主义的以知识论、方法论替代认识论，拒绝从哲学上对科学认识进行论证，试图使科学免受哲学的影响。然而，在科学上排除哲学的影响并不真的表明实证主义可以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把方法论自身的框架先验化了的认识论，自己现在受到了它曾经给形而上学所作的那种狂热和荒诞的裁决”。[4] 实证主义否定形而上学本身就是以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2) 实证主义持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是最恰当的人类知识的表达形式，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唯一具有真理性的知识，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衡量、裁定人类的其它知识。人类的其它知识要么是无意义的，需要加以拒斥，要么就归结于科学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的应用。
（3）实证主义在坚持肯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同时，排除了主体及其价值判断，主张事实与价值无涉，正如胡塞尔分析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所说：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5] 由此，造成了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
因此，要摆脱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束缚，走出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困境，就必然转变知识论的立场，必须恢复被遗忘的生活世界，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展开知识论的重建。
通常，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6] 也就是说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实践的前提，然而，“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7] 显然，这种实践观在本质上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实证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实践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这种实践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
笔者所主张的生活实践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社会行动，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即以某种观念为先导的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把实践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也即生活世界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 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最活跃的话动，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的和组织的活动。生活实践中包含着包括理论活动在内的多种认知活动，这种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才是人类一切知识产生的基础。
基于这种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反对给知识一个抽象的、僵死的、绝对的定义，主张从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类型来探寻各种人类知识的本质与特征。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构架下，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看，科学是认识世界的活动，技术是如何改造世界的认知活动，而工程则是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显然，这三种不同的实践类型对应着本质上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三种知识形态。
二、科学知识
通过上述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批判，依据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认为：1)科学活动是人类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种实践类型，它所产生的科学知识以追求符合客体的真理性、描述性知识为目标，因此在本质上必须坚持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这个问题上我们赞成实证主义知识论的主张，不赞同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科学实在是由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建构出来的主张。2)任何人类的实践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科学实践也不例外。在此我们赞同对实证主义知识论排除主体、排除价值、排除历史文化，造成科学对生活世界遗忘的批判，主张科学知识要回到生活世界，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被实证主义分裂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3)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为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张从生活实践的类型来肯定各类知识独特的价值。4)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时域中现实发生的，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实验室情境都显示了科学家日常实践的鲜活性，社会建构论者深入到科学研究实际过程的微观探究十分值得关注。但科学家如何超越情境达成“共识”，创造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仍有待深入研究。
在这样观念下，科学知识呈现出如下的本质与特征。
1、 真理性
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科学知识本身就是真理，或者是具有向真理逼近的性质；其二是指某一科学知识可能最终被证明不是真理，但它是最求真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有追求真理的使命，尽管它可能被证伪。所以，科学知识的根本特征是表征客观对象的客观性质与客观规律的，它具有可检验性，或者能被证实，或者能被证伪，或者能被进一步发展。
2、 合理性
首先科学知识以经验事实为基础，所建立的理论或规律，它在经验上具有严格的可重复性、可预言性。其次，科学知识的逻辑体系是严密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如经验归纳与演绎推理是获得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科学因此具有一种与天意、神启、臆测相对立的理性。在当代，尽管经验对一个新理论的直接支持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但是科学知识体系仍依赖于其坚实的经验基础和具有经验基础的背景理论的支持。
3、 进步性
科学的发展趋势一般是：后一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更仔细地更详尽地描述或说明同样的事实；后一种理论通过了前一种理论通不过的经验；后一种理论对前一种理论具有完全的包容性，能解释前一种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事实，还能解释并预言前一种理论所不能解释和预言的新事实。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体系中，总是能进化出更具有普遍性的、具有更高解释效用的、能更准确预言未来的理论体系。这种进步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4、共享性
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其内容及其利用，具有公开性和共享性。科学知识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科学理论可以被各个国家的人、各阶级的人所发现、继承和利用。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创造与应用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情境之中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会深刻地影响科学知识的生存和传播，影响着其共享性的实现，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活实践来具体分析。
三、技术知识
在把技术理解为知识的传统中，长期以来，由于深受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技术就是应用科学的观点在国内外学界广为流行。 “技术就是把应用科学所得的原理和方法等用到更广泛的实际问题。” [9]的看法十分普遍。 但是，正如d•伊德所说：“西方的技术传统是偏爱‘理论’而轻视‘实践’的，并且将技术贬黜为应用和实践”。[10] 由此造成了技术知识附属于科学知识的非独立地位，遭到了知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经济学家罗森伯格说：“技术本身是关于某些事件和活动的一组知识，它并非只是来自其他领域知识的应用”。[11] 技术史家莱顿认为，作为科学的镜像兄弟，技术是一个“自主的、平等的组织”，它与科学的关系是“共生的、平等的和互动性的”。[12] 由此，技术知识作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立体系确立起来。
站在我们知识论的立场上，显然，现代意义上的技术知识是技术发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技术发明活动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以建构技术知识为目标的人类活动。可以说，它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某种目的，导向实践的、“应当怎样做”的程序性、规范性知识的认知与建构活动。我们将从如下方面来解释技术知识的本质与特征。
1、技术知识的存在形态
人们一般认为，传统技术知识主要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经验形态的零散化的知识；而现代技术知识则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经验性的技术知识是主观的、心理性的、个人的。与此相反，现代技术知识是客观的、理论性的、社会性的。在我们看来，1)技术知识既包括理论形态也包括经验形态，技术知识再发展，理论形态的技术知识也不可能涵盖全部的技术知识，从而把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排除在外。2)理论形态的和部分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编码成为明言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图像、符号表达，易于以硬性数据、公式、编码程序或普适原理的形式传播和共享。3)有相当多的经验形态的技术知识，如技能、诀窍等，由于它们的存在依附于人的大脑或身体操作的技能，通常只能在操作行动表现出来，而行动如何往往又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因此无法对它们进行编码，由此构成了难言知识(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这一点，与科学知识明显不同，科学知识都是明言的，否则它不可能达到描述自然的目的。
2、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
技术知识不是对现有客观事物的描述，但它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先天固有的东西，技术发明不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现成的东西，而是创造自然界原来没有但逻辑上可能的东西。因此，技术知识蕴含可能性，是对可能性世界的探索，技术知识的应用是可能性的实现。技术知识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在可能世界中搜索，从而创造出来的“怎么做”才能达到该目的的技能、诀窍、方案、程序、规则。其认识结构包括三个方面：1)确定欲实现的目的；2)在可能世界中以试错的方式搜寻与选择实现该目的的手段；3)对该手段能否实现目的以及手段的功效进行评价。其中，“目的”与人的欲望、社会的需求、利益及其限制相关，“可能世界”、“手段评价”则与逻辑空间、科学知识、日常经验、已有的技术知识、生产制造能力水平、自然环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等相关，可见，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更为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所左右。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完全地去情境、去价值，达到完全普遍性的知识，其普遍性往往表现为约定性的规范。
3、技术知识的评价原则
技术知识的评价显然不同于科学知识的评价，实验评判与逻辑评判构成的真理性评价是科学知识评价的基本原则，由于排出了价值，科学知识的评价与价值无涉。技术知识的评价虽然无关与对象是否相符意义上的真与假，但它仍然包含价值性评价与事实性评价两大原则：1)价值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其实际应用中，能否实现预期的技术目的？是否满足了技术使用者的需求？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公正性？负面价值有多大？2)事实性评价主要指：技术知识作为手段，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易于现实化？功效如何？技术本身是否先进？是否可靠、稳定、耐用？各种(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成本代价有多大？效益如何？等等。
4、技术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技术知识无法构成像科学知识那样统一的、严格按照内在逻辑关系展开的普遍知识体系，这并不是因为技术知识不够成熟所致，而是其本性使然。我们可以把技术知识分为如下层次：1)技术理论原理(通常称为技术科学)；2)技术规范；3)技术项目的工作原理；4)技术方案；5)工艺流程；6)操作规则；7)诀窍与技能。第一个层次与科学知识联系密切，具有科学知识一样的普适性，它是将因果关系转换成目的－手段关系，也即科学知识转换成技术知识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约定，对于受该规范制约的技术活动而言，具有普适性；第三个层次进入具体项目，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往下的层次特殊性越来越强，直至难言。可以说，这些层次从上而下，技术知识的普遍性、明言性、社会性不断减弱，特殊性、难言性、个体性不断增强。
5、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
技术知识的社会性与地域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它自身的内在建构上。我们认为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进路与方法，其实更适合用于技术知识建构的研究。关于技术知识的社会功能已有大量成果，不再赘述。
三、工程知识
长期以来，由技术与工程不分，人们往往把工程视为技术的应用，工程知识也自然视为技术知识的一部分，实证主义者更是把工程知识、技术知识都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正如沃尔特•文森提（w. vincenti）所说：“以前我们将工程看作是科学的婢女，以为工程只是应用科学的发现，现在是我们改变这种看法的时候了”。[13] 在中国学界，自从李伯聪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以来，工程在哲学研究中逐步获得了合法地位，相应，从知识论的角度把工程知识作为独立的知识形态来展开研究已经提上日程。
按照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我们进一步把工程造物活动规定为：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需要，在集成科学、技术、社会、人文等理论性知识及境域性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经济核算的约束下，调动各种资源，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和时间情境中，通过探索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社会建构过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建造某一特定人工物的实践活动。显然，工程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建造人工物，而不在于工程知识本身的创造，工程活动本质上不是创造知识的活动。工程知识在此仅仅是作为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环节、要素而被创造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知识。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工程知识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
工程知识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来至于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1)任何现实的工程活动总是意向着某个特定的欲求建造的人工物的。正如陈昌曙教授指出：“工程项目是强对象化的，有其特殊对象。…… 它常常不是批量化的，而是‘唯一对象’或‘一次性’的，如青藏铁路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工程。”[14] 严格地说，工程几乎没有可重复性。2)在英文中，动词engineer就包含着谋划、独创的意思，工程师们（engineers）所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ingenious (有独创性的)。“独创性”(ingenuity ) 和“工程”(engineering) 具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3)这种特定的人工物总是嵌入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的，这些特殊的地域性因素不是工程的外部环境约束条件，而是工程活动的内在要素。因此，工程知识的建构必须充分反映这些独特性与地域性。
2、工程知识的综合性、具体性与可靠性
从知识的性质看，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技术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人文性质，而是众多种类知识的综合集成。工程知识要集成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发明、技术诀窍，但不能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应用或集成，还必须集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工程知识仅集成这些知识还不够，还必须集成相关的已有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集成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具体的情境性知识与经验。这就要求工程知识的建构不仅要有高度的综合性，而且还必须具有深入细微的具体性与可靠性，正如皮特所说：“工程知识被证明要比科学知识更加可靠。” [15] 否则，不仅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完成，往往还会造成重大损失。集成并不是上述各种知识、经验的简单堆砌，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并转化为与当下工程现实情境相符合的，可行、可靠、可操作的方案、方法、工艺、程序、规则、规范、指南。
3、工程知识的复杂性与协调性
在工程活动中，掌握和创造工程知识的主体具有十分复杂的构成：它包括决策者、投资人、企业家、管理者、工程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经济师、会计师、工人等等。我们把直接参与到某项工程行动中来的人员总体，称之为工程共同体。这些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某项工程中来，由此决定了工程知识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操作、运行、评价、管理等行动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各施其职，各显其能，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工程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他们之间必须通过交往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来进行沟通，消除观念上、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达成目标认同、行动协调、紧密配合、利益共享，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由此又决定了工程知识还应包括修辞、商谈等促进交往沟通的协调性知识。
4、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
工程开展的地域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主要表现为：1）现场发生性，它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储备、带有一定的工程意图的工程主体，或者说处于以往历史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工程主体，与工程活动发生的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当下产生的明言性和难言性的经验、知识。它们不是预先既定的、现成自在的，而是随着工程行动者的出场、造物行动的发生才涌现出来的；2）主体间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不仅是工程行动主体与客观自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工程共同体内个体之间交往、沟通、争执、协商的结果，任何个体虽然都从自身出发，存在视界的差异，正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带来了视界的融合，形成了对工程行动共通共识的主体间性的情境性知识；3）境域约束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一旦产生，又与工程行动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相结合，共同构成约束工程行动者视界及行为的境域性知识与经验；4）随机的变异性，地域与情境条件构成因素的不确定变化，都可能带来它的随机变异。它会随着工程行动的展开而不可完全预期地发生着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工程的行动变化。工程知识也必须具有这种随机变异性，才能确保工程的成功。
5、工程知识的难言性与不可复制性
把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相比较，它更是难于形式化、体系化的零散知识。工程知识中综合集成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编码，属于明言性知识。具有普遍性的各种理论知识，在工程知识的集成中，它们必须转化为情境性的特殊知识，才能在现实工程中发挥作用。但大多数在工程中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知识是难于编码的，属于难言知识，与技术知识相比，它的难言性更为突出明显，这正是工程知识的一大特点。例如，一个人拥有再多的明言性的工程知识，只要他不进入到现实的工程实践之中，不掌握难言性的情境性知识，他就难以对工程有实际作用，人们甚至会说他不懂工程。工程知识的难言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复制性，致使它不能共享，更不能直接移植，简单套用。
6、工程知识的优化性与评价的多元性
围绕工程目标，必须通过设计对工程知识进行优化。但是，优化并不意味着最优化而是满意化，因为从理论上讲最优化必须建立在所有实现工程目标的途径方案都完全已知，每一种方案实施后产生的后果影响都能完备预期，评价方案及后果影响的标准都完全一致等这三个必备条件的基础上。但是，在现实的工程活动中，价值标准的多样性，各种人群、组织在观念、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等等，都决定了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评价标准；而认识水平、能力、精力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不可能搜寻全部的方案和预期所有的后果影响。因此，工程知识的优化不可能有“最优解”，只可能有“满意解”、“妥协解”。现代工程的发展显现出两面性的特征，它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为人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工程人工物不是中性的，它负荷着价值。因此，必须要从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态的、环境的、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人文的、审美的等众多维度的对工程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工程知识中必须把多元性的评价知识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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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北美、东亚、大洋洲等许多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在复兴民族经济或在发展自己社会的经济时，展开了一场世界性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运动，这使许多工业国家的社会面貌又发生了一次巨变，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新繁荣。
这场成功的新科技革命，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科技革命，它用新的工业群取代着传统工业群，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着社会的产业结构。这种新的工业群，来自新的科学群。量子电子学、核子学、信息科学、太空科学、海洋工程学、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科学理论，产生了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程、遗传工程和核电工业，这些新的骨干工业群决定着社会经济的进步。
这些新兴工业使社会的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方式和生产者本身都发生了几乎是全新的变化：
自动控制的机器人逐步代替着许多物质生产部门及精神生产部门的劳动者；
新能源，新原料逐步代替着传统的生产材料，为核能、风能、太阳能和化学塑料已广为使用；
劳动者本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科学管理技能，有独立创业和合作创业的精神；
科学技术迅速物化为生产力，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使得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支配自身的闲暇、自由时间大大增多，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广泛进入社会生活，带来办公室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这不仅使人的双手得以解放，也使人的大脑得到解放。这样，社会就能使更多的人去从事精神文化的生产，去从事科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从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提供了现实基础。当今的世界哲学就是在这种新的时代历史背景和新的社会文化的新繁荣中，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本改变了精神产品生产和物质产品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一直认为,科学是生产实践的副产品。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科学知识的产生,其主要关系是后者依赖前者，其总体格局是生产-技术-科学，即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总结其生产技术，再从其生产技术中去提炼出科学理论。但是，这种格局后来被电力革命所打破，因为电动机和发电机技术是在电磁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而电磁理论却不是来自生产，而是来自科学实验。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科学-技术-生产。这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中，科学实验所回答的问题不一定和物质生产的实践直接相关，这就从根本上拓宽了人类实践的种类和范围，它使科学技术成了直接的现实生产力。
在现代社会中，精神产品的生产比物质产品的生产愈来愈重要，愈来愈走在物质产品生产的前面,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增强，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转换周期日趋缩短，以至融为一体。在20世纪初以前，当基础研究的成果--科学发现,经过应用研究转化为开发研究的成果技术发明，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这种三段发展的研究模式,界限十分清楚。一般来说，它们都不能由同一个人或同一组人甚至同一辈人来完成。到20世纪中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基础研究的成果到技术开发的产品转化，只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一些高技术的实现，其知识因素大大超过r物质因素，一些研究周期较短的项H，从研究成果到产品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很容易由一个人或一组人连贯地完成。还有一些研究可以跳过应用研究直接走向市场，获取经济效益。
这些新现象促使基础研究的概念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础研究在开始时没有目的性，但在进行过程中发现了冇应用价值的目标，于是转化为应用研究以至开发研究，如受控热核聚变研究；
基础研究可能越过应用研究直接进人开发研究，如光导纤维的研究；
基础研究有可能被发现有商用价值，直接成为产品进人市场，如计算机软件研究。
由于基础研究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迫切需要一种组织机构来联系知识和市场，于是科技工业园等一系列新事物就应运而生。知识经济也从理论探讨进入了实际运行阶段。科学技术在短期内直接产业化并在全世界普及已成为现实。
三、现代科学技术和发展直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直接驱动了当今世界哲学思维方式和革命性变革，如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论,现代数学中的概率论、随机过程论、模糊数学、非标准分析等分支学科的产生，就直接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维材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或直接利用的思维方法，导致人们哲学思维方式的巨大改变。
由于高科技或高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不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而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由于高科技或高技术具有科学和技术融合的特性，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不再以探索系统的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分类知识为标准，而是以追求效用为标准，因此，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成为现代化的究方式。它将给我们的教Tf和科研带来重大的变革它渗透性强，影响广泛而深远。它不再在象牙塔式的学院中自锁，而是直接迅速地向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渗透，对人们的观念,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结构都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变革性的影响谁低估这种影响’就将落后下时代。
与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相适应，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已广为普及c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是系统科学孕育出来的。从思维方式来看，当今的时代思维是以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为轴心的时代。这种观点和方法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得到了明确界定，在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又在系统工程理论中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它已在当今世界的科技和管理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系统论教人从系统角度去考察和研究客观对象，从整体及其自身各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综合地、动态地、精确地考察对象，它给人一种更加完备的思维方法。其独特之处在于对“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和功能分析，勾画出现实事物所具有的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动态性和最优化，向人们提供了新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新的世界图景，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展现出了广阔天地。
系统方法立足整体，统观全局，使整体与部分在动态中协调，并使部分的功能向总体目标最佳化方向发展。它扬弃了先分析后综合的传统方法，采用了数学语言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定量地、精确地描述对象的状态，揭示其内在规律。它使人们以实体为中心过渡到以系统为中心，从单值的过渡到多值的，从线性的过渡到非线性的,从单一的过渡到多测度的，从主要研究横的关系过渡到研究纵的和纵横交错的关系。运用这种方法论原则作为思维方式,人们对事物、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水平都实现了新的质的飞跃。
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世界相互生成成为各派哲学关注的焦点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在迅速发展生产的同时，也使破坏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监测和识别环境污染的手段也同步提髙。因此,环境问题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被提到今天的高度，人们惊呼：“只有一个地球!”意识到不从现在做起，曰益恶化的环境会影响千秋万代,终归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性的国际问题。大气污染，气候变坏，土壤蜕化，淡水危机,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旱涝肆虐,许多物种灭绝，人们居住环境恶化，大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界也不断在向人类实施猛烈的报复。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使各国政府才重视环境问题。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开了第二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人类才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人类要和自然界和解，要保持生态平衡，要追求与自然的和谐。
这个问题，从哲学上讲就是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的问题。所谓人与世界相互生成，突出的是人的活动问题。人在自己的活动中生成,社会在人的活动中生成，自然界在人的活动中变化焦点是人的活动。‘‘时间”问题成了所有哲学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历史”已进入了各派哲学的视野。站在历史观背后的则是人和世界的前途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思想，贯穿其历史感的是人们的价值选择。所以，各派哲学共同关心人与世界相互生成问题的实质是价值问题,是人的价值和世界对人的价值，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价值。
在人与世界相互生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曾有过较好的认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是人们长期以来只记得荀子说的：“人定胜天”！到现代还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之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流行起了“斗争哲学”。
应该承认，马克思很早就对人与世界相互生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整个世界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类解放的学说,其核心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的核心又是科学的实践观，它论证了人和世界通过实践在历史中相互生成，最后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实践是把人、社会和自然界联系起来的纽带。人在实践中是一种双重存在，一方面要追求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人的主观内在尺度与客观环境的外在尺度的统一,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就是多样性的。如果不考虑环境，不考虑生态,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哲学，将无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不是真正地关心人的。
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力，对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有着不同的影响。农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对劳力和土地的占有，工业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对资源和金钱的占有，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在对智力和知识的占有。未来的人才教育，应该以培养高技术产业化的人才群体为主。
知识经济产生于市场条件之下，又反过来作用于市场经济，引起了传统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如“网络经济”，电子贸易已引起了传统市场经济的一次革命，点一下鼠标就可以使资本在世界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竞争，已形成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竞争的新局面。宏观调控更为必要，各国如不联合法禁克隆人，不知会是什么后果。
知识经济的社会消费，应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在人们的食物中，基因农作物产品的组合将大于传统农作物的产品。在能耗中，太阳能、受控热核聚变能的组合将大于煤、气、石油。人们的交流，信息网络终端多媒体机的利用将多于火车、汽车、飞机和电话。
新技术将使产业工具日益小型化，大规模的工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有可能不再新增。社会生产能力使物资财富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却又不得不控制这种生产能力。产业工人将成为旧产业革命时代的农民。劳动时间减少，家庭上班将扩大，业余时间增多，人们的劳动意识、生活意识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改变。一周休息数天，将把人们的价值观的核心从经济转移到文化。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的发展，金宇塔式的等级社会结构将被调整，网状组织结构将使社会成员之间达到更髙程度的平等。
过去，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不仅把人的身体拴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而且把人的思想也锁在一个小圈子里，仿佛世界就只有几亩地那么大,其余的既不能了解,也不想知道。生产技术落后，生活方式固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信息传递极为缓慢，造成人们的眼界狭隘，看不到浩瀚无垠、气象万千的世界,也就看不到民族、国家、历史和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乐于攀比、嫉妒、磨擦、勾心斗角，乃至自相残杀。今天，虽然我们已打开了放眼世界之门，但是，能够真正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观念上放眼世界，看看其他民族前进的步伐，进行远距离比较，而非计较一已之私的人，还是难能可贵的。
邓小平之所以伟大，重要的一点是他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世界发展的洪流，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引导人们去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和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坐井观天的落后状态。他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准把他们当外人;科学技术是了不起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引导中国走上了科教兴国的道路，使当代世界的哲学思维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量上更加扩展，在质上更加提高。
哲学、美学、医学、兵法学、宗教学等文化内容为内核的,以高、难、精、美等形态特征为外沿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武术作为
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晶,竞技武术伴随现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至今有百年的历史，竞技武术展现的中华民族
传统的文化色彩和竞技运动的特性，已经或正在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关键词：竞技武术； 理论研究； 趋势； 规则；发展；
武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间规模开展的只有套路形式，并一直以《武术竞赛规则》为指针而发展。竞技武术发展至今一直作为各体工大队，体育专业院校及高等院校体育系的一个并列于球类，体操，田径的体育项目。与传统武术相比而言，竞技武术在武术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竞技武术上国际化的发展出现了：武术普及程度不高；竞技武术发展出现冷热不均现象；竞技武术的理论研究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不协调；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等现象。
从竞技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
1.武术研究院应成为武术科研的龙头,联合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及民间武术团体进行协作性、多学科的研究,甚至于与国外科研组织进行合作研究,以尽快形成较完善的武术理论体系。
2.竞技武术要和世界其他体育一样，在规则上要简单明了，除去人为因素，使其竞赛规则尽量向世界其他竞技体育规则靠拢，这样就会给竞技武术进入奥运创造更大的机会。
3.尽管竞技武术增加了动作难度，提高了观赏性可与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推广和普及。
武术的发展，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不断吸收传统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身，保留武术固有的风格和特色。攻防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灵魂，套路的编排应以攻防动作为基本特征，以各种搏击技巧、手法或招数为内容串编，套路是散手的基础，如果撇开套路基本功不练，一味只习蛮力，则散打犹如空中楼阁。所以练套路者，应该加强格斗技术的实践练习；练散手者，应多进行套路演练，套路和散手二者要互相渗透交融在一起。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对套路和散手的规则进行积极的加工改造，使其更加完善，确保竞技武术不再偏颇发展，使二者都能真正的继承和发扬武术的本质特征，使武术不负“功夫”之称，以更好的竞赛模式进入奥运。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功,使奥运会的影响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日益受到世界各民族的重视。在当今世界,奥林匹克旗帜对每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造成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体育如果未能进入奥运大家庭,它就不是真正的竞技体育,竞技武术亦然,要想让世界真正地接受武术,武术一定要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之下。
现代竞技武术是我国许多武术工作者为响应奥林匹克精神而从传统武术中提炼发展出来的一项竞技运动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绝不能以牺牲传统武术特点为代价来发展现代竞技武术，而是要在其发展过程中保留和继承传统武术的特点，使其在竞技体育靠拢的同时而不失武术的风格，因为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还是技击术，更是一种文化，它会象西方体育文化传至东方一样，把武术以文化的形式传至西方国家，让世界各族人民在享受东方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分享中国武术的魅力。
一、竞技武术国内发展的现状
武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间规模开展的只有套路形式，并一直以《武术竞赛规则》为指针而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在竞技武术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观从1959年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到2003年出台的最新《武术竞赛规则》，基本上是参照体操的规则，或者还参照了源于西方的其他的“机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项群”的竞技体育项目的规则来进行修订的。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化，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发展从60年代追求“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到今天提出的“突出竞技特色，提高艺术水平，激励发展创新”的指导思想和“高，难，美，新”的技术发展方向，使竞技武术套路的艺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竞技武术套路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奥运精神的表现“难，美”性项目。而与此同时散手运动自70年代末开始，经过不断试点与改进，逐渐明确了“强化体能，技法全面，突出个性，快狠巧准”的技术发展方向，特别是1999年全国散打锦标赛首次取消了护头，护胸，护腿从而提高了运动员的抗击打能力，增强了项目的观赏性，加速了散打运动的产业化步伐，促进了与国际搏斗运动的接轨。竞技武术发展至今一直作为各体工大队，体育专业院校及高等院校体育系的一个并列于球类，体操，田径的体育项目。与传统武术相比而言，竞技武术在武术的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竞技武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
（一）竞技武术普及程度不高
1990年10月在北京成立的国际武术联合会，当时的会员国只有38个；通过努力1994年在摩洛哥举行的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第28届代表大会上，国际武术联合会被吸收为正式成员；1999年6月20日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第109次全会吸收为正式成员，现有会员国97个。世界武术锦标赛已经在三大洲举行过7届，但每届比赛均有不少的会员国未能组团参加，说明这些会员国的竞技武术运动普及程度不高或处于停滞状态。
（二）竞技武术发展出现冷热不均现象
在我国全国体育运动会项目设置上，只有竞技武术不是奥运会项目，第十届全运会上金牌总数又增加到19枚，仅次于田径，游泳项目；每年各种武术竞赛活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但观众甚少；在国际上，日本，东南亚各会员国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竞赛活动或武术交流大会，参与者众多，但在欧洲，只有俄罗斯有类似中国的武术机制来发展武术运动，其他会员国的武术活动仍处于无组织，无序状态，很少有成规模的武术竞赛活动。
（三）竞技武术的理论研究水平与技术发展水平不协调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要发展,要推向世界,就必须具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可重复性”,即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重复检验性; 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理论作指导，毫不讳言，竞技武术是近代西方体育思想的产物。竞技武术在形式，内容，规则，规范要求上都继承了近代体育的基本范式：竞技武术套路的改革尽限于“四击八法，十二型”的传统规范向规则量化方向努力；而武术散打完全效仿拳击，跆拳道的竞赛模式进行改革实施。竞技武术开展几十年却出现“知者不能言“的尴尬局面，武术理论研究与技术发展严重脱节，偏重于武术技术的教学和教学方法的研究,而轻于进行武术的机制理论的研究;在对外交流上,也只重于传授技法而不注重推广理论;武术科研缺乏集体合作和系统性,目前的武术研究是大面积个体操作的状况。如武术的“精，气，神”本是竞技武术的精髓，但“精，气，神”没有统一的定论，国际化发展实施艰难。
（四）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制约其国际化发展
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繁杂是制约其国际化发展的瓶颈，竞技武术套路的竞赛规则从1959年—2003年先后进行了多次改革，共出台了八个版本。2003年的最新规则仍然很复杂，增加了裁判员的操作难度，特别是“创新难度加分”给人为因素控制比赛创造了条件，而竞技武术散打的竞赛规则中赋予场上裁判既控制比赛形势，又掌握运动员得分的权力，削弱了边裁的权力，出现“一言堂”的现象等。
三、竞技武术发展的趋势
（一）从支撑的理论体系上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项运动的蓬勃发展都离不开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支撑。竞技武术是随着西方竞技体育的传入，并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武术相结合的产物，其训练理论主要倾向于以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的竞技体育理论。这种竞技体育理论广泛的吸收了现代生物学、医学、教育、心理学知识，并形成了训练理论体系。而中国武术之所以经久不衰，代代相传，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武术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主要是儒、释、道及医、哲、军事、美学等因子在武术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竞技武术理论体系中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更有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传播，而且也更容易被世人接受。武术研究院应成为武术科研的龙头,联合大专院校、研究院所及民间武术团体进行协作性、多学科的研究,甚至于与国外科研组织进行合作研究,以尽快形成较完善的武术理论体系。
（二）从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武术的竞赛规则，从1959年的第一个版本，到2003年最新版本，经过几次改革，尽管使竞赛规则从繁到简有一定程度的更新，但其规则与其他体育规则相比还相当复杂，这样在裁判方面不可控因素太多，而且裁判熟练掌握每一条竞赛规则难度也相当大，特别是在国外，本来对武术接触就特别少，再让裁判掌握竞赛规则，这样无非增加了裁判员的难度，不利于竞技武术在国外的推广和开展，还有竞赛规则中的演练分，主要是凭印象和经验打分，人的主观意愿太强，不能充分体现竞技武术真正的公正、公开、公平性。竞技武术要和世界其他体育一样，在规则上要简单明了，除去人为因素，使其竞赛规则尽量向世界其他竞技体育规则靠拢，这样就会给竞技武术进入奥运创造更大的机会。
（三）从竞技武术中动作难度的增加看竞技武术的发展
评价一项运动在世界上推广的如何，主要是看参加人口的数量和参加人口的年龄，以及普及地域的大小，比如跑步这项运动，下至3岁儿童，上至80岁老人都能完成此运动，因此，此项运动在世界上就得以普及和推广，本来在世界上别的国家练习武术的人就少，对他们来说一套初级套路就有相当的难度，如果再让他们搞一个旋子转体这样高难度动作，就更是难上加难。尽管竞技武术增加了动作难度，提高了观赏性可与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利于竞技武术在世界上的推广和普及。
四、结论与建议
由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成功,使奥运会的影响波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日益受到世界各民族的重视。在当今世界,奥林匹克旗帜对每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造成巨大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体育如果未能进入奥运大家庭,它就不是真正的竞技体育,竞技武术亦然,要想让世界真正地接受武术,武术一定要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之下。
现代竞技武术是我国许多武术工作者为响应奥林匹克精神而从传统武术中提炼发展出来的一项竞技运动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绝不能以牺牲传统武术特点为代价来发展现代竞技武术，而是要在其发展过程中保留和继承传统武术的特点，使其在竞技体育靠拢的同时而不失武术的风格，因为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还是技击术，更是一种文化，它会象西方体育文化传至东方一样，把武术以文化的形式传至西方国家，让世界各族人民在享受东方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分享中国武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乔蓓云,乔镖.武术新规则对世界武术锦标赛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
1 信息与情报
1.1 “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 “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 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 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 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 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 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 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 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 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 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 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 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 经济学范式（Economics 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 人文范式（Culture 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 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 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 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 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 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和实践团体 （Community of 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 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 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 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 Global 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 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 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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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依据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提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世界历史理论。但是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学说并未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蕴含的意义也日益凸现出来。世界历史理论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考虑社会历史问题。
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
1.1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世界历史概念是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人类诞生以来的整个历史，也即人类生存生活的历史。这一点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明：“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另一方面，特指“现代社会产生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各民族由过去相对孤立的发展走向全面的彼此影响、彼此渗透、彼此融合的历史状态和趋势”。[2]
1.2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这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种类和范围开始扩大，而不同的社会分工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交往。“随着人类交往活动的不断扩大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建立，冲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地域壁垒，把各民族都推向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任何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都只能在相互依赖和制约中维系，从而使世界结成为一个整体，这一事实决定了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世界的历史”。[6]
1.3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一资本的扩张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是仍然离不开其内在动力。世界历史之所以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形成，客观上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分不开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就是资本决定一切，一切都为了资本，整个社会运动都是围绕着资本这个轴心来旋转的，而且资本刚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它要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运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增殖，它要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它必须不断地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当一国不能满足其要求时，它必然要越出国界，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1.4 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首先，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历史前提与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大生产，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极大丰富。这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世界化了。马克思认为，一切阶级对立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对于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内部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普遍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国际性。但资本却逐渐为少数个人和集团所占有，这一世界性的矛盾只有靠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7]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造就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一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培养了开创者。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各个地方的工人走到一起，这些聚 集在一起的工人联合起来，为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2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2.1 辩证看待并积极参与全球化
尽管马克思没有经历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但他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们认识和分析全球化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相互影响，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闭关自守，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走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当今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世界历史的深化和延伸。全球化将各个民族、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一个国家想独立于世界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面对全球化的浪潮，作为走向现代化和参与全球化的后来者，中国只有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体系，没有退路可言。为此，我们要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兴边富民行动规划等涉及沿边地区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创新内陆开放模式，让广袤大地成为对外开放的热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辟建自由贸易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全球化具有两重性，它既给世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只要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全球化就一定会朝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2.2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是以客观态度来看待的，可以说，马克思是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进行最为彻底、全面批判的人，也是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的成就作出最充分估计的人。一方面，马克思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创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对世界历史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8]“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9]就这样，一切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交往的大潮之中，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整体，由民族性和地方性走向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展开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迫切需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成果，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和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文明，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与顺应，而是应当独立自主地积极参与，有选择地消化吸收，力求有所作为。对于资本主义落后和腐朽的东西，要全盘抛弃，一刀两断。
2.3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为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器大工业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利用的产物，与科技进步紧密相关。今天，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越来越突出”。[10]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合理的科研队伍，培养各类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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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游驰飞(1973- ),男,汉,江苏阜宁人,盐城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理论研究。
摘 要:“生活世界”是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哲学理论。在“生活世界”理论的推动下以及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中,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追寻生活对教育的意义,目前已成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焦点。本文从生活世界的内涵和音乐教育中的生活世界的缺失为切入点来探讨音乐教育中的生活世界的建构。
关键词:生活世界;音乐教育;科学理性;音乐艺术;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
Musical Educ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Horizon of "Life World"
YOU Chi-fei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针对20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哲学危机而提出的理论。胡塞尔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是与科学世界相对应的。事实上,科学世界也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针对科学危机,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人类的科学事业应增加人的内容,用人文精神去弥合理智和情感的割裂。在当今教育领域中也反映出这种危机,即在教育中过分强调科学化、理性化,而忽视教育的本质是提升人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教学研究对我国当前音乐教育改革必将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
一、生活世界的意蕴
针对近代科学世界观的困境与危机,现代西方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人都对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要由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归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首先提出“生活世界”的理论。一般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指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表现在科学丧失了周围生活世界。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狭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日常的、知觉的、给予的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第二种是作为特殊世界的生活世界概念,指人们各自的实践活动领域所构成的特殊世界;第三种是广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与人有关的一切世界。[2]
胡塞尔之后的许多思想家也提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如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维斯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赫勒的“日常生活”以及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等等都对生活世界理论进行相关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粹客观的自然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理念世界。走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的重要观点,“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本身。”[3]
“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彰显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即从近代的科学世界转向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的关照下,“当代哲学不再寻求事物的普遍原理和科学解释,而是追问人生意义,寻求科学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统一基础,从生活的角度理解人及世界。”[4]
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对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教育家杜威倡导“教育即生活”,我国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生活即教育”。新世纪之初开始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也强调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和经验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从课程内容的角度确定了音乐课程改革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认为音乐课程不再是单一的、理论化的、体系化的书本知识,而是向学生呈现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并把它们纳入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中加以组织,赋予音乐教育以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在这些教育理论的推动下以及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中,教育回归生活世界,追寻生活对教育的意义目前已成为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焦点。
二、当代音乐教育中“生活世界”的缺失
(一)重“科学理性”认知,轻生活体验
近代以来,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哲学主要彰显的是一种主体性理性的思维,而科学理性是其重要表现。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已注意到科学理性世界的弊端。尼采指出“科学的严格分工,使充当教育者的人,只有极专门、极狭窄的知识,学生也只能学习到这门专业的技术,为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打下基础。”“学校研究更多的是科学而不是人生,它只在一味地培养学生们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人被异化为工作的机器,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和创造欲望,人生变得实用功利,因此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5]
科学理性思维在西方的音乐发展轨迹中可以管窥出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用数学方法研究乐律,他首先计算出“五度相生律”,世称“毕律”。18世纪,近代功能和声理论的奠基人,法国的拉莫对和声的论述就是基于音乐数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上的,他指出:“音乐是被建立起规则来的科学,这些规则一定产生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中,而这些规则如没有数学的帮助就不会被我们所明白。”[6]随着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神的崇拜逐渐让位于科学理性,科学理性思维也逐步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也认为,惟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这些理论观点都对近代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20世纪初,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随着科学理性思潮的深入人心,人们愈来愈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音乐及其教育发展亦是如此。由于我国近现代的音乐教育肇始于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因此,人们的音乐教育观念必然深受西方科学理性思维的束缚,它不仅影响了音乐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音乐教育的价值取向。
(二)重技术训练,轻精神世界的建构
我国音乐教育从近代初创以来,就受到西方音乐文化和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影响。早期的“学堂乐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带着浓厚的西方音乐教育的痕迹。正如管建华教授所说:“西方音乐技术成了科学文化知识观的象征,它一直指导着中国的音乐学院及师范院校音乐系的学生们把学习技术控制的层面作为全部的学习目的。”[7]毫无疑问,技术的训练在音乐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音乐技术对于感受、表现和创造音乐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音乐教育中绝不能将各种音乐技术训练作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因为“如果用音乐技能作为衡量音乐教育的唯一标准,进而在技能至上的思想指导下忽视审美主体(音乐教育的对象),压抑审美主体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实际上也就扼杀了音乐教育。”[8]众所周知,音乐教育是艺术教育、美育、文化教育乃至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音乐教育中如忽视对人的精神的建构,单纯强调对基本技术的训练,必将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的教育结果。
目前,这种注重技术理性的音乐学习而遮蔽人的生活世界的音乐教育已经引起音乐教育界的关注。在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中的国家音乐课程标准中就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这一教学目标凸显了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蕴,改变了以往单纯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教学目标。
(三)音乐教育中的功利化倾向
中国自古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许多人就将其理解为通过读书和学习方能得到功名利禄。事实上,在当今各类音乐教育活动中也出现了淡化教育功能的价值性,突出工具性的现象,即把教育作为达到某种世俗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比如为了在考级中取得好的成绩,在国际或国内音乐比赛中获奖。
当代中国存在着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就是,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中,人们逐渐被财富、现代机器物质化。音乐教育中过于强调的科学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正在不断地削弱人的本能,在利益的驱动下,教育逐渐成了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音乐教育和文化生活不再是提升人的价值,而是满足个人物质享受和获取名利的手段。
三、走向“生活世界”音乐教育的建构
音乐艺术属于人文学科,它表达的是人类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在现代社会发展和教育思想进步的大潮下,我们必须站在“音乐与人”、“音乐与文化”、“音乐与社会”的高度上研究和探索音乐教育。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指出: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联合国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面对未来社会发展,现代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要求: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因此,当代音乐教育应以人为本,回归音乐艺术的本质,打破技能至上、科学理性至上的思想观念,让音乐教育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
(一)音乐与人
音乐与人类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当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时代,音乐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更加显示出它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众所周知,音乐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生活世界紧密相联。早在原始社会时期,音乐教育的内容主要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教育为主,音乐教育完全融入在直观、整体的生活世界之中,如《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生动而形象地记载了中国古代先民的音乐教育情形。“原始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是在相互呼喊和模仿中产生的。它一诞生,立刻适应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相互交际的需要,直接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9]著名乐评人金兆钧在其著作《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中强调:“音乐中凝结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10]其实历史记载的就是生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音乐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有效地记载和传承着人类的灿烂文明。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高度赞扬《欢乐颂》中所表达的人文精神,胡塞尔将这样的人文主义视作古希腊、古罗马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古典理性精神在18世纪的再现。“那时学风蔚然,人们对教育方式以及一切社会、政治和人生存在的形式进行热诚的哲学变革,这些使得这个一再遭到诽谤的启蒙时代令人钦佩。我们在席勒―贝多芬的辉煌的《欢乐颂》中能找到这种精神不朽的证据。”[11]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孔子就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即人格的最终完善是在于音乐。因此,当代音乐教育应重新思考音乐教育的人文属性,从人的生活世界角度出发,用人文精神去弥合物质与精神、理智和情感的割裂,回归我们生活世界中早已存在的音乐文化传统,这对于人类的生存与未来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音乐与文化
音乐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表达。其实,无论是音乐还是教育都属于人类的文化现象。音乐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1.弘扬民族音乐
音乐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一门艺术。民族音乐体现了民族的音乐语言,渗透着民族的音乐思维,凝聚着民族的文化传统。我国幅员辽阔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语言的差异为华夏各族的民族音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56个民族拥有风格各异的音乐文化,各地也都拥有各具地方色彩的音乐。学生通过学习中国的民族音乐,将会更加了解和热爱祖国丰富的音乐文化和历史,进而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2.确立多元文化价值观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互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且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样,教育也必然要面临多元价值观念的挑战。因此,我们当代的音乐教育应加强世界民族音乐的学习。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它地区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将会开拓他们的视野,认识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增进学生对不同音乐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三)音乐与社会
音乐不仅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在音乐教育中,应努力让学生了解音乐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现代生活中,诸如礼仪音乐(节日、庆典、婚丧等)、实用音乐(广告、舞蹈、健身等)、背景音乐(休闲、影视节目等)都同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当代音乐教育应让学生去了解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理解音乐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提升人生境界。
综上所述,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忽视音乐艺术的人文属性。在探索音乐教育的内容、手段、方式的转变的过程中要努力打破科学理性与人文之间的隔阂,建构生活体验的音乐教育教学模式。因此,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不能整齐划一,要有校本课程,增设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课程和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我们以科学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教授音乐、学习音乐,使音乐逐渐偏离了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情感世界。因此,在音乐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生活体验以及情感世界,努力让学生体验到音乐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而不是进行枯燥的、单纯的技巧训练和死记硬背的音乐知识。因为学生的一切体验和发展只能在生活世界中发生和发展。因此,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努力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转化为有效的课程资源,积极探索音乐课程与学生生活世界的联系。努力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性以及合作意识,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培养其对人生和世界积极乐观的态度。以“生活世界”理论管窥当前的音乐教育教学改革,必将会使中国音乐教育在教育观念、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等方面产生新的变化,对建构一种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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