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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军嫂事迹材料

时间:2022-02-03 02:04:30

好军嫂事迹材料

第1篇

荣誉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辛勤汗水,她从没有向人提起过。但她参加工作18年来特别是近两年工作表现的一幕幕,无一不是审计人爱岗敬业、热情服务、无私奉献的显光点。

显光之一,很快胜任“特殊岗位”新角色

办公室主要从事政务、事务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除了奉献还是奉献,办公室工作人员往往看不到轰轰烈烈的事迹。然而,正是在这个平凡而特殊岗位上,饶彩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领导和同志们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2007年4月,经全局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饶彩华走上了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饶彩华长期从事审计业务工作,对办公室工作知之甚至少。为尽快适应新的岗位,找准角色定位,她把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有利武器,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办公室业务素质。两年多来,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知识和办公室工作相关业务知识,坚持用理论武装头脑,运用理论指导办公室工作。同时,她坚持在实践中学习,虚心救教。不懂之处,经常向县委办、县政府办专家请教办文、办事、办会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增强了对办公室工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很快掌握了办公室的工作原则、工作程序,逐步由办公室工作“门外汉”成为办公室工作的“熟练工”。近两年,局里年初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年终责任制检查各项资料的准备汇总、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的日常工作及相关文字材料上报,都由她独档一面予以完成。2008年,她结合多年的审计工作实践和审计信息化发展的新形势,撰写了《刍议计算机审计的风险与防范》一文,在全省审计系统理论研讨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全市审计部门办公室主任仅她一人获此殊荣。对饶彩华的办公室工作,全局都这么评价:脑子反应灵,进入角色快,工作抓得好!

闪光之二,努力做活“优质服务”大文章

饶彩华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适逢全县办公室系统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对新时期办公室“三服务”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饶彩华深知当好一名合格的办公室主任的责任与份量。她根据两办的工作要求,结合审计部门的工作特点,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好做活了“优质服务”这篇大文章。

饶彩华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开篇之作,是创新管理制度。近几年来,随着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审计监督任务越来越重,审计成本越来越高,全局一线审计人员感到压力很大。为此,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在不违背财政政策的前提下,2008年3月,她向局党组提出了“审计经费控制办法”的建议,实行一线审计人员工作经费直接与审计任务挂勾,得到党组研究通过并在全局推广运用,成为近两年审计工作的主要管理模式。这一全新管理模式的推行,每年可为局里节约审计成本20余万元。

饶彩华做好“优质服务”文章的重点,是将办公室服务寓审计工作全过程。她认为,“优质服务”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服务本单位各项工作,促进各项工作发展上。面对日益繁重的审计工作业务,办公室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为此,饶彩华不等不靠,团结带领导办公室5名工作人员,任劳任怨,把所有工作当作领导和同志们对办公室的信任、考验和锻炼,自我加压,尽职尽责,努力使办公室各项服务工作让领导满意,让同志们满意。对办公用品添置配备、审计成果利用、车辆调度、综合协调、上级检查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她都要周密安排,细致考虑,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2007年以来,全局每年都要完成130余个审计项目,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全市审计系统先进集体,全县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所有这些,都凝结着饶彩华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汗水,都是办公室“优质服务” 最好的成果体现!

显光之三,时时展现“模范军嫂”真风采

熟悉饶彩华的人都知道,她不仅是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常委,还是神舟系列卫星监控部队“远望号”的现役“军嫂”。她时常说:“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吃苦受累,就得有牺牲精神。”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饶彩华2000年结婚,爱人刘建飞是江苏海上卫星测控部队现役团级军官。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卫星,刘建飞全程参与了海上监控。在饶彩华的的全力支持下,刘建飞连续八年被部队记功或评为优秀党员。作为审计人员,饶彩华热爱本职,勤奋工作,已经在审计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18个春秋。作为军嫂,她无怨无悔地操持家务、哺育小孩、孝敬长辈,全力支持丈夫在部队建功立业,充分展现了一名当代军嫂的美好形象。

第2篇

饶彩华,女,XX县浯溪镇人,1973年9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XX县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县八届政协常委。自2007年4月担任办公室主任以来,她始终将“优质服务”理念寓办公室各项工作之中,兢兢业业,扎实工作,开创了县审计局办公室工作新局面,为促进全县审计事业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7年在县委办、县政府办组织开展的“优质服务”竞赛考核评比中,县审计局办公室工作被评为三等奖,2008年被评为二等奖,办公室档案工作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县先进单位,受到了县两办领导的高度评价。因业绩突出,2008年公务员年度考评中,她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07年12月,在县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饶彩华当选为县政协常委,这在县审计局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荣誉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辛勤汗水,她从没有向人提起过。但她参加工作18年来特别是近两年工作表现的一幕幕,无一不是审计人爱岗敬业、热情服务、无私奉献的显光点。

显光之一,很快胜任“特殊岗位”新角色

办公室主要从事政务、事务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除了奉献还是奉献,办公室工作人员往往看不到轰轰烈烈的事迹。然而,正是在这个平凡而特殊岗位上,饶彩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出色地完成了领导和同志们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2007年4月,经全局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饶彩华走上了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饶彩华长期从事审计业务工作,对办公室工作知之甚至少。为尽快适应新的岗位,找准角色定位,她把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有利武器,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办公室业务素质。两年多来,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知识和办公室工作相关业务知识,坚持用理论武装头脑,运用理论指导办公室工作。同时,她坚持在实践中学习,虚心救教。不懂之处,经常向县委办、县政府办专家请教办文、办事、办会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增强了对办公室工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很快掌握了办公室的工作原则、工作程序,逐步由办公室工作“门外汉”成为办公室工作的“熟练工”。近两年,局里年初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年终责任制检查各项资料的准备汇总、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活动的日常工作及相关文字材料上报,都由她独档一面予以完成。2008年,她结合多年的审计工作实践和审计信息化发展的新形势,撰写了《刍议计算机审计的风险与防范》一文,在全省审计系统理论研讨评比中荣获二等奖,全市审计部门办公室主任仅她一人获此殊荣。对饶彩华的办公室工作,全局都这么评价:脑子反应灵,进入角色快,工作抓得好!

闪光之二,努力做活“优质服务”大文章

饶彩华任办公室主任的时候,适逢全县办公室系统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对新时期办公室“三服务”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饶彩华深知当好一名合格的办公室主任的责任与份量。她根据两办的工作要求,结合审计部门的工作特点,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好做活了“优质服务”这篇大文章。

饶彩华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开篇之作,是创新管理制度。近几年来,随着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审计监督任务越来越重,审计成本越来越高,全局一线审计人员感到压力很大。为此,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思考,在不违背财政政策的前提下,2008年3月,她向局党组提出了“审计经费控制办法”的建议,实行一线审计人员工作经费直接与审计任务挂勾,得到党组研究通过并在全局推广运用,成为近两年审计工作的主要管理模式。这一全新管理模式的推行,每年可为局里节约审计成本20余万元。

饶彩华做好“优质服务”文章的重点,是将办公室服务寓审计工作全过程。她认为,“优质服务”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服务本单位各项工作,促进各项工作发展上。面对日益繁重的审计工作业务,办公室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为此,饶彩华不等不靠,团结带领导办公室5名工作人员,任劳任怨,把所有工作当作领导和同志们对办公室的信任、考验和锻炼,自我加压,尽职尽责,努力使办公室各项服务工作让领导满意,让同志们满意。对办公用品添置配备、审计成果利用、车辆调度、综合协调、上级检查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她都要周密安排,细致考虑,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2007年以来,全局每年都要完成130余个审计项目,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全市审计系统先进集体,全县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先进单位,所有这些,都凝结着饶彩华及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汗水,都是办公室“优质服务”最好的成果体现!

饶彩华“优质服务”文章做得好,还体现在为机关同志们的日常生活服务中尽显人文怀。每逢同志们加班加点、集体活动或退休干部的年度走访慰问,她都要统筹兼顾,细致安排,搞好后勤服务。同时,对一些重大突发性事情,她都认真对待,积极应对。汶川地震发生后,她负责全局14000余元的爱心捐款和特殊党费的收集,及时上交到相关部门,给灾区群众送去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2009年,局里两位同事的父亲去世,她发动、负责收集局里干部职工慰问款,并安排组织领导和同志们到同事老家慰问,使他们非常感动。

显光之三,时时展现“模范军嫂”真风采

熟悉饶彩华的人都知道,她不仅是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县政协常委,还是神舟系列卫星监控部队“远望号”的现役“军嫂”。她时常说:“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吃苦受累,就得有牺牲精神。”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饶彩华2000年结婚,爱人刘建飞是江苏海上卫星测控部队现役团级军官。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卫星,刘建飞全程参与了海上监控。在饶彩华的的全力支持下,刘建飞连续八年被部队记功或评为优秀党员。作为审计人员,饶彩华热爱本职,勤奋工作,已经在审计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18个春秋。作为军嫂,她无怨无悔地操持家务、哺育小孩、孝敬长辈,全力支持丈夫在部队建功立业,充分展现了一名当代军嫂的美好形象。

第3篇

那么,这部优秀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刘知侠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作品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真情故事?

火车“咣当”声伴随他的童年

刘知侠与铁路结缘始于他的幼年时代。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曾易名刘痴侠,发表作品时改为知侠,1918年2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现卫辉市)柳卫村。道清铁路(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就从他家村边经过,“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火车的‘咣当’声伴随着我的童年。”刘知侠曾经这样回忆,他时常跟着在铁路道班房里当护路工的父亲和工友们闲聊,听到许多发生在铁路上的传奇故事。由于家境贫寒,小知侠不得不在铁路边上捡煤核,在荒堤上放猪。也从小就学会了扒火车,还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他熟悉铁路职工和火车上的生活,对行车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律了如指掌,对铁路建立了特殊的感情。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刘知侠11岁那年才进入当地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多亏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考取了县城省立第十二中学(即现卫辉中学)。李校长资助学习优秀的知侠读了两年,这位校长不幸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知侠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撤到了黄河以南谋生。1938年3月,作为一名进步的、喜好文学的爱国青年,刘知侠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毕业后,留校从事军事教学,先后任抗大分校区队长、队长和军事教员。这年冬天,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组成了抗大一分校,他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区。在行军路上,表现突出的刘知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1岁。

因为刘知侠在家乡曾经上过几年学,而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能读书写字,所以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就鼓励他拿起笔来。就这样,刘知侠一手拿着枪,一手握起了笔。1940年春节过后,刘知侠开始在《抗大文艺》上发表作品,同时从事搞墙报、写美术字、画伟人像等宣传工作。于是,有文艺特长的刘知侠被分配到抗大文工团担任领导工作。戎马倥偬里,他每天坚持写战地日记,记下那些见闻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小本本日积月累,成为他记录历史和进行创作的宝贵资料。

1941年冬,抗大文工团随部队进入华东战场。当时敌人集中5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的大“扫荡”,控制了所有的村庄、山头和道路。文工团也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为了减少伤亡,成功突围,文工团的团员们分成两个分队向外突围。刘知侠带领一支分队向外冲了7天,终于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敌人大“扫荡”即将结束时,文工团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围。组织上决定,包括文工团在内的300多名非战斗人员,从沂蒙山转移到东南滨海地区,而且要在一夜之间穿过80里被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突围至午夜,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到达一个丘岭地带,因为夜里起雾,与担负掩护任务的连队失掉了联络。刘知侠召集大家果断决定:不能再找连队,我们得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摆脱目前的危险处境。刘知侠把手上有枪的人挑选出来,把手榴弹也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一个由他率领在前边冲,一个由协理员负责做后卫。刘知侠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在找向导的时候,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但幸好没被敌人发现。在天亮前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由他带路,带领绕过一个个敌据点。因刘知侠在这次突围中的英勇表现,被中共山东省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铁路边上的贫困生活不仅培养了刘知侠对铁路的特殊感情,而且奠定了他参加抗日的决心。而血与火的战斗历程熔铸了他的人生品格,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战斗员和宣传员。

在微山湖和游击队员大碗喝酒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面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一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刘知侠所在的《山东文化》编辑室也投入了这一工作。

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刘知侠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的徐广田的报告,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迹,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并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的轰动。

铁道游击队是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始称“枣庄铁道队”,正式建队称“鲁南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有队员300余人。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在铁道线上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铁道队还护送刘少奇、、等千余名将士成功越过津浦线。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所创造的传奇事迹轰动了整个华东战场。被鲁南军区政治委员肖华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被山东军司令员兼政委称为“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刘知侠从徐广田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得知,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们,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他们便衣短枪,在敌人据点里摸岗哨,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武器装备来支援根据地。他们灵巧机智的战斗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信心。刘知侠说:“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会后,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徐广田和政委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斗争经历有了一个轮廓认识,对他们进行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刘知侠开始对所采访的材料进行整理和构思,并确定用“章回体”的形式来表现。在动笔前,他经常把采访到的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由于讲多了,大家也听惯了,有时人们正在聊天,看见刘知侠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纷纷要求“再讲一段儿”。刘知侠后来说,这种讲述也是构思、补充的过程,对于写作很有帮助。

书稿第一部分写成后,便以《铁道队》为题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两期。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反响,战士们争相传阅。不久,刘知侠接到了铁道游击队领导的来信,信中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你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我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刘知侠感到这实际上对作品有意见,“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暂时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也停止连载了。他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亲身体验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使作品更能反映出游击队员们的真实风貌。

1944年,刘知侠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当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刘知侠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生活,大碗喝酒,谈笑风生。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的精神强烈地感染了刘知侠。一有空闲,刘知侠就向他们采访多年来在铁道线上英勇歼敌的事迹。刘知侠还走遍了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帮助过游击队的铁路工人、渔民、农民以及潜伏在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关系”。他们都与铁道游击队有着生死之交,谈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杀敌故事。这次采访,使刘知侠对游击队在铁道线上的战斗、工作和生活,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极深的感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芳林嫂”等的人物原型就是在这次走访中发现的。刘知侠和队员们建立了深厚友谊,荣幸地成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还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一支轻型驳壳枪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1946年五六月间,刘知侠再次奔赴铁道游击队所在地――枣庄。当时正在重庆和进行谈判,考虑到和平时期解放区铁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决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铁道游击队原来的干部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大部分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而政委杜季伟调任中共枣庄市委书记。铁道游击队清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刘知侠去枣庄时,1000多伪军还控制着“中兴煤矿公司”与我作对,据说他们为徐州部队收编,但我军不承认他们是部队,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刘知侠与铁路局警卫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刘知侠找到这些昔日的铁道游击队英雄,进行深入、详细地采访,又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初稿。当时,在根据地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刘知侠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等,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队员往往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而刘知侠认为,尽管《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不可能都把这几十个人都“写上去”,必须浓缩和概括,使人物典型化。比如,先后有4人担任过铁道游击队的政委,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番传奇经历,作者便根据4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季伟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李正的形象。而“芳林嫂”的生活原型也有3个,也只能浓缩为一人。因而,《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故事、人物,却不是编造杜撰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战斗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就在刘知侠完成提纲,准备动笔写作之际,反动派集中了几十万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这战火燃烧的危难时刻,刘知侠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写作《铁道游击队》的念头,作为一名山东兵团《前线报》特派记者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目睹了蒋家王朝60万人马全军覆没的场面,并写出了大量反映淮海战役的小说和纪实文学。

风靡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党组成员。1952年,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再次将未完成的《铁道游击队》写作提上了日程。

由于事隔多年,为了重温当年铁道游击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斗争情形,唤醒当年与铁道游击队共同生活、参加战斗的激情和冲动,刘知侠又找到了小说中人物李正和王强的原型――杜季伟、王志胜等采访;又一次到鲁南去寻找当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战场――早已坍塌的碳厂、洋行、打票车的三孔桥等;又夜宿微山岛,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老百姓。乡亲们听说“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了上来,生动形象地描述着当年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奋勇杀敌的故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抗日战争画卷就这样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传颂着。刘知侠感到,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过去在那里所经历的英勇顽强的战斗,如同昨日发生的。不仅领会了队员们奋勇杀敌的精神,而且捕捉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细节。

从鲁南回来后,刘知侠就开始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据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后来介绍说:“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但知侠写成这本书颇费周折,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想驾驭这样一部小说,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更加立体生动地塑造英雄形象,力求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日英雄,他还专门剖析了一遍《水浒传》的写作技巧,“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与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潮。”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中如是说。

从1943年“英模报告会”与铁道游击队英雄偶然邂逅,让刘知侠萌生写作此书的念头,随后几年他数次深入实地采访,到最后成书,经历整整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成为当时各个年龄段和文化层次群众的抢手读物,迅速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的旋风,青年、学生们举办读书会、朗诵会,重温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千里铁道线上那来无影去无踪的浩荡战法激动人心。“铁道游击队”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热血沸腾的代名词,作品中的英雄更是成为社会群体崇拜的偶像,以至于“走火入魔”。据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青年读者说:“有一阵子我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甚至出现了“起名热”,小说中“王强”、“小波”等英雄的名字也被很多年青父母用来为子女命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长篇小说之一,那史诗般的篇章带领人们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使铁道游击队的光辉事迹广为流传;而铁道游击队精彩神奇的战斗故事又为作品增色添彩,使其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当年即一版再版,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行了60多次,陆续出版了400多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由作者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的《铁道游击队》也拍成电影,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陶醉了无数观众。接着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音乐等,并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越等10种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击侵略者的传奇经典,在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刘知侠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1959年,刘知侠出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同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0年以后创作短篇小说《红嫂》、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芳林嫂》等多篇作品,出版了《沂蒙故事集》。微山湖、沂蒙山、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成为刘知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芳林嫂”冒死收留落难作家

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优秀作品,在中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作者刘知侠也经历了非人的磨难。

开始后,极“左”思潮泛滥,传统文化和优秀作品几乎全都被否定。刘知侠等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山东省的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黑帽子,一并强加于他。造反派把刘知侠囚禁到牛棚,珍贵的战地日记和资料也被抄走,还经常拿他游街示众,批判斗争,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1966年7月21日在济南召开大会,公开批判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从7月22日开始连续4天的山东省《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批判文章。随着刘少奇被“揪出”,刘知侠也“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们指责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罪名”是:“不仅描写的是一群无组织纪律的无产者的斗争,没有遵循关于游击战的战略原则,还在‘掩护过路’这章中为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

电影《铁道游击队》也在1966年5月成为首批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在那篇著名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对《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当时还批判说,影片插曲“也很反动”,这个主题歌很不健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最恶毒,是“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电影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秦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原型,均被“对号入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铁道游击队》一下子成了“大毒草”,遭到长期查禁。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非人折磨,刘知侠在一个深夜,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囚禁他的三楼逃了出来,跑到济南市郊的刘桂清家中。刘桂清是《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人物原型之一。当年刘知侠去微山湖采访,得知刘桂清的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军杀害了,这位坚强的女人带着女儿毅然参加了抗日,多次掩护伤员,送情报,带路袭击敌人,被队员们亲切地称呼为“二嫂”。她曾与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洪振海产生爱情,但老洪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的丈夫也被军杀害了。全国解放后,刘桂清在济南槐村街落了户。《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出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这里住着一个“芳林嫂”。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讲述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故事。少先队员很崇敬这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把红领巾挂了她一脖子。刘知侠也时常与这位革命老人见面、团聚。

初期的那个深夜,这位当初在日军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嫂”,望着冒死前来、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刘知侠,不禁泪湿满襟。她毫不犹豫地将他收留下来,并对他说:“大兄弟,你只管在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造反派把关于刘知侠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还故意贴在她的门前,并且进行了多次搜查。“芳林嫂”临危不惧,机智果敢,运用当年的掩护经验,在儿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使落难的刘知侠躲过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势下,刘桂清悄悄把刘知侠转移到肥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托付给自己的亲戚。

那时山村没有邮局,党性极强的刘知侠竟求人到离肥城百里远的泰安,寄出3个月的12元党费,他的藏身之处由此暴露,再次遭到追捕。幸亏他警惕性高,凌晨4点前脚刚走,济南的造反派上午就赶到了肥城搜查。在外游走五六个县城、漂泊了十几天后,刘知侠再次投奔刘桂清家。“在掩护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我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造反派在她门前活动,寻机搜捕我,出现很多危险的情况,由于她机智的安排都转危为安,直到4个月后形势好转,我才安全地回到工作单位。”刘知侠后来深情地回忆了刘桂清在危难关头对他的救助,专门写了一部以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芳林嫂》。刘知侠当时还得知,早在他避难前4个月,原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原型)、后在枣庄某处任党委书记的王志胜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拷打,也跑到济南刘桂清家里躲起来,逃过一劫。在那个人鬼颠倒的年代,本是在抗战中掩护铁道游击队员的“芳林嫂”,还得在和平时期掩护两名老革命战士;更不成想,《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会和书中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相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1985年,“芳林嫂”――刘桂清老人病重,已经3天滴水未进。闻讯赶来的刘知侠坐在床前,亲手给她喂下了最后几口稀饭。“芳林嫂”面含微笑,紧紧握住刘知侠的手,安然与世长辞。他们生死之交的真情友谊令许多人动容。

妻子泣言“我心已随你而去”

1979年2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宣布,“过去对刘知侠等作家的批判是错误的,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要统统推倒,彻底,恢复名誉。”而此时刘少奇冤案还未及,因而这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时,仍向刘知侠提出必须将原著中关于掩护“胡服”过铁路的章节全部删掉的要求。为使这部书能够“重见天日”,刘知侠最终还是违心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出版史上,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铁道游击队》版本,也在那个“残缺”的年代产生过。

1982年初,刘知侠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许多同志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对这次出访“缺乏热情,甚至是很冷漠”。回国后,许多媒体采访知侠,约他写点儿访日感受之类的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写,只是说,我们此行受到日本作家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安排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与我国有关的文化名城,如到岚山参观的诗碑,到仙台谒见鲁迅的学堂,到石川观看郭沫若避难的木屋和笔刻……言辞之间,刘知侠一付“公对公”的摸样,没有任何个人情感的表露。

他的妻子刘真骅私下也曾劝丈夫还是写点什么,而他却说:“在日本的每一天,我总忘不了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仍然历历在目如昨日,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那些被奸淫屠杀的同胞,什么时候我都会恨从中来,怎落下每一笔?”

这就是“真性情”的刘知侠,他一生宽恕过许多人,可不能宽恕曾经给他和他的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本帝国主义”。

刘知侠原配妻子刘苏1968年去世,留下6个孩子和两个80岁的老人。经人介绍,刘知侠和工厂机关干部刘真骅于1972年结婚。刘真骅没再要自己的孩子,而是全力照顾老小,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的艰难岁月。

1986年刘知侠夫妇定居青岛。在妻子全力支持下,年近古稀的刘知侠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等。为集中精力写作,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每天步行四五里地,中午两三个包子,一壶开水,埋头写作。刘知侠关心年轻作者,百忙中还经常抽空外出辅导。他还很好客,给夫人刘真骅定了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及年轻作者,一定要留他们吃饭。每年夏天他们家里住满了客人,有一间房子被戏称为“国际旅行社”。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缴过3万元党费,而他自己却克勤克俭,用过的火柴盒总舍不得丢掉,去买些零散的火柴棒装进去继续用。

1991年9月30日上午,在青岛市举行的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刘知侠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慷慨陈词,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生命定格在浩然激荡的73岁。著名诗人柯岩说:“知侠死得其所。”刘真骅悲痛难抑:“知侠走了,《铁道游击队》却永远地活在人民中间。”她独自承担了刘知侠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

在刘知侠逝世第二年,刘真骅将他与其前妻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安葬在卫辉市南郊。刘真骅剪了一缕头发,随同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她蘸着血泪写下的一张纸:“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刘知侠的母校卫辉中学在校园里树立了他的全身铜像,纪念为他们带来巨大荣誉的前辈校友。刘知侠九泉有知,定会领受这浓浓的人间真情。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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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她有爱心、有热心、有耐心,和家长、同事关系融洽。”____幼儿园办公室钟主任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作为军嫂,____跟随在____县武装部工作的丈夫从____来到____,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献给了幼教事业。

____年,____在____经贸学校幼师专业毕业后,分配在____市一家幼儿园工作。____1年,她与在部队服兵役的____店结为夫妻。____年,____店调到____县武装部。为使丈夫能安心在部队工作,____毅然放弃在____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____县龙圩镇中心校幼儿园,而且一干就是5年。“幼儿园工作虽然辛苦,但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我既然选择了幼教这个职业,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祖国的花朵浇灌好。”在谈及为什么要选择幼教这个职业时,____向笔者娓娓道来。

“调皮、任性是小孩子的共性,因此,与小孩子打交道挺费心机的。”____说。她负责教大班,为把这个班管好,她采取了因材施教的办法。班上一位叫林智的学生是由中班转入大班的,年龄比班上的小朋友小一岁,自控能力较差,基础差,连最基本的数数都不会,教起来十分困难。面对困难,____没有畏缩,“即使班上其他同学的成绩都很好,但有一位同学成绩差,这个班就不是最好的班,大家好才是真的好。”____从关心林智的饮食起居着手,对他给予慈母般的关爱,并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教他写字、数数,硬是把一些基础的东西给补了回来。

班上还有一位叫____的小朋友是刚从别的幼儿园转来的,或许是人生地不熟,每天早上,家长送她来幼儿园时常闹情绪,她不大喜欢和老师、小朋友交流,不愿意参加早操。____先是慢慢摸透她的脾气和特性,然后根据她的特点循循诱导,终于使这位小朋友融入到班集体中,原来寡言少语的她变得有说有笑了,早操等活动也能积极参加了。说到其中的秘诀时,____笑着对笔者说:“只要有耐心,任何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有爱心、有热心、有耐心,____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三有”进行了诠释。她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幼儿园和社会的认可,她刚到县幼儿园不久,便在该幼儿园举办的朗诵比赛中获优胜奖。

丈夫感言: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很少有时间顾及家里,照顾孩子、干家务活的重任全落在了她的肩上。在家里,她是一名优秀的家庭主妇;在幼儿园,她是一名称职的教师。今生能牵着她的手走到一起是我的缘份,有她的支持,我的工作将会做得更出色。

第5篇

夏光是湖南省武冈县人,1926年,他刚满17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因被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光在党的召唤下迅速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重新加入党组织。抗战初期,夏光曾任率领下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6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参谋长等职。1984年,他从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离休。

1982年5月,曾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员的谭震林在南京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史工作会议上说:“《沙家浜》的斗争是真实的,‘郭建光’也确有其人,现在就在台下,他的名字叫夏光。”沪剧《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也说,为了纪念为抗日作出贡献的同志,在创作那一戏剧时,尽可能地把戏剧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挂个把字。所以,革命前辈夏光就是郭建光形象的生活原型。

陈二妹与阿庆嫂

《沙家浜》中《智斗》这场戏,受到众多京戏迷的喜爱。剧中那位机智大方、临危不惧的阿庆嫂,生活中也有原型。陈关林烈士的妻子陈二妹就是阿庆嫂的原型,她也是开茶馆的。

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中,董浜镇上的涵芬阁茶馆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交通联络点。茶馆老板陈关林是当地人,有胆有识,接待过谭震林等党政军负责人。他和妻子陈二妹一起,为新四军接头联络,传送情报,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7月,陈关林不幸被捕,同年11月被日寇装进麻袋里用刺刀戳死。

陈二妹82岁那年,夏光曾去看望过她。当夏光问她为何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的时候,她用很浓的吴越软语说:“新四军打日本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老百姓都一心拥护新四军。那个时候,谁家没住过新四军?谁家没掩护过新四军?军民就是一家人嘛。”

胡肇汉与胡传魁

在《沙家浜》中,胡传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草包司令。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是这样的呢?夏光说,胡传魁的原型叫胡肇汉,和戏剧中的人物性格正好相反。胡肇汉是一个身材矮小、目如鹰隼、阴险刁钻的杀人魔王。他是湖南岳阳人,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保安特务团团长。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胡肇汉所在的部队在常熟一带溃不成军,他在江苏吴县阳澄湖中心区的太平桥北洋簖头村落脚。不久,他又购置枪支弹药,拉起队伍,组建民团,与勾结,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日军飞机,声威大振。胡肇汉脚踩两只船,连忙与新四军联合。

夏光是1939年冬天开始与胡肇汉打交道的。

那时,根据抗战形势需要,党决定组织东路司令部,由江抗指挥部参谋长夏光担任司令,杨浩庐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副司令。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胡肇汉继续走上抗战道路,决定把他任命为副司令。1939年11月,夏光和杨浩庐联名几次写信告之胡肇汉,可胡肇汉既不回信,也不见面。

1940年春,阳澄湖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胡肇汉投向“忠义救国军”,又和汪伪政权“和平军”搞得火热,并与日寇默契,共袭我新四军后方医院,堕落成为与人民为敌的土匪。1940年夏,在吴县陆巷村,胡匪勾结日寇金田及伪军第十师包围夏光的部队,伤亡抗日武装110余人,活埋伤员10余人。

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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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市____区双拥办公室副主任____,是一位当过兵、立过功的老兵。____年1月退伍到地方工作后,他继承和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情服务,踏实工作,勤奋敬业,受到各级各界的好评和表彰。从事双拥工作后,他情系国防,爱国拥军,先后被____区委、区政府授予“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被____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评为“四创”、“五创”、“六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先进个人,两次荣立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先后被江苏省评为“拥军好公民”、“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军民共建先进个人”,____4年7月21日,____同志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评为“双拥工作先进个人”。

____先后在____县人武部、____军分区政治部、____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专职新闻工作者,____年1月任区双拥办副主任后,他笔耕不辍,仍然深入区级机关各部门、乡村、厂矿和驻军部队采访,积极向各级新闻单位投稿,先后在《报》《光明日报》、《中国国防报》、《中国双拥》杂志、《中国社会报》、《新华日报》、《____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双拥稿件800余篇,全面报道____区国防教育和双拥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军营和学校进行国防知识和双拥工作的宣讲,先后会同区人武部、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在____电台举办《____籍官兵在军营》《国防在我中心》等征文活动,并经常将国防知识和人防知识及军事报刊送到学校,定期邀请官兵担任校外辅导员和军训教员,使国防观念深入校园。每年协调驻军官兵为____区中学生开展军训活动。

作为一名双拥工作者,____心中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为人民子弟兵和广大优抚对象服务好。他时刻牢记宗旨,不辱使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搞好双拥工作。

____驻军部队多,随军家属安置任务重。____不辞辛苦地穿梭于各部队,了解军嫂们的情况,努力为她们提供最合适、最满意的工作岗位。驻军部队营区大多远离市区,为了解决官兵“出行难”问题,他冒着酷暑,顶寒风,多次往返于部队与市区之间,征求部队和地方意见,拿出施工方案,并参与协调和落实,努力为驻军办实事、办好事,为部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大大改善了驻地部队的交通条件。

为给部队科技练兵活动提供帮助,他一次次走进军营,了解部队及官兵所需,先后协调各方,为8个驻军部队配备了电脑,组织区科技局、教育局、司法局、农林局的专家到部队,为官兵举行电脑知识、文化知识、法律知识蔬菜种植技术的讲座和培训,提高官兵的科技文化水平。为了解决部队实际困难,他从营区绿化、水电增容、道路改造到营房维修、有线电视安装,多次到部队现场勘查地形、组织协调、落实经费。每当部队官兵有困难找到他时,他总是热情接待,了解每一个细节,拿出最佳的解决方法。官兵们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娘家人”。

“再难不能难军人,再难不能难军属”,这是他的“口头禅”。从事双拥工作十几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军营。他任劳任怨一心为了部队和军人及优抚对象服务的作风,受到了驻区部队官兵和广大优抚对象的热情赞扬。

第7篇

Abstract: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orm of funerals of Protestants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wo aspects―altered process and unaltered process in such ceremonies, studies on various changing levels during the entrance of Protestant culture into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ventually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e degree of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 proces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funeral was the decision of the degree of the change; the ceremony more susceptible to be routinized was more easily to be changed; People’s dependence on the tradition lead to the halfway of the ceremonial reformation.

关键词:丧葬仪式 基督教 仪式

Keywords: funeral Protestantism ceremony

作者简介:李锐,女,1991年8月22日生于安徽省亳州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专业民间文学方向大四本科生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文献综述

近年来,中国基督教研究逐渐增多,这些论文多是对基督教发展迅速现象的介绍,从宏观角度分析基督教得以传播开来的原因,对农村基督教本土化的现象和程度进行分析,如《基督教信仰本土化之类型》(唐毅,1999)、《苏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其原因分析》(吕朝阳,1999)、《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高师宁,2005),涉及到基督教对传统丧葬仪式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是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吴飞,2001)。该书是中国农村基督教田野调查最早的著作之一。在“人生礼仪”一章中作者提到了基督教的丧葬仪式,并最终得到结论:仪式中的伦理观念比较刚性,很难被改变,而宗教的超验观念却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一种观念能否被很好地技术化决定了其在农村被接受的程度和速度。我观察到的现象与吴飞老师书中有很大差别,但是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很值得借鉴,这包括伦理与信仰二分,仪式的技术化程度对仪式本身的影响,知识精英与普通教众二分。

近年来,在我国基于田野调查开展的农村基督教的研究增多,以白庆侠《鲁南农村基督教信仰考察研究》(白庆侠,2006)为代表。该论文以对鲁南地区的白庄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在白庆侠的描述中,这个地方的丧葬传统习惯和基督教信仰相安无事地并存着,传统的招魂幡、打狗棍与作为基督教象征的白大褂同时存在,作者将丧葬仪式中所体现的中西矛盾和中西合璧的现象都归为基督教的本土化,结论稍显简单,但是文中提供的相关资料值得关注。

前人的研究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现有专门的丧葬仪式的研究很少研究现代社会丧葬仪式的变化,而中国基督教研究虽然注意到在基督教影响下丧葬仪式的变化,但是此类研究中往往以基督教为主体,没有注意丧葬仪式本身的特殊性,将这种仪式的变化宽泛地归因到信仰上。本篇论文以基督教影响下的丧葬仪式为切入点,观察丧葬仪式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变化情况,以期更深刻地了解丧葬仪式,同时这种研究也能拓宽现在基督教本土化研究的深度。

(二)、研究框架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圈的包围中奉“洋教”的河北的一个村庄――邯郸市永年县北河庄村。本文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从民俗学的视角,通过田野调查中得到的资料分析当一种异文化信仰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中时,传统仪式中各个层面如何被改变。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理论了解必不可少,这是一个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能够使学者获得比较广阔的视野,对研究现象保持敏感的反应;同时,田野调查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发生着持续不断的变迁,这种变迁包括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方面,只是理论研究很难掌握事实的真相。

本文在对当地丧葬仪式的仪式结构和意识结构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村庄的整体观察,确定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再关注各个阶层,包括社会精英阶层,宗教精英阶层和普通教众对本区丧葬仪式的看法,通过这些材料分析基督教信仰如何渗透入丧葬仪式中,窥探丧葬仪式中被改变的各个层面。

(三)、所调查地基本情况

我进行田野研究的北河庄村隶属于河北省邢台市永年县,距县城35公里, 距市中心40公里,北河庄村人口3001余户,人口总数约1300人。多种植蔬菜,四季均为农忙时节,人均拥有土地约1亩(成年人),家庭收入较低,年收入约3000元/人。本村有10多个姓氏,其中吕、黄是两大姓,在一起约占全村的40%,其中吕姓稍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村庄并没有强烈的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痕迹,血缘家族关系与同教关系并存。以吕家为例,本村吕牧师(86岁)是现在村子里最老且最有名望的基督教徒,他从小(8岁)进入教会学习,一直到20岁读完神学院,现在他家已有第四代基督教徒,而吕牧师的本家侄子,当地人喊作吕会长,是上一届天主教会长。

北河庄村主要存在三大:基督教2,天主教,民间宗教。信徒各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从本村居住情况看,大体呈现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围绕本教教会小范围聚居,不信教者散居的局面。就本论文对象基督教来说,北河庄村的第一批信徒可追溯至清末八国联军时期3,由于村中的一条河连年泛滥,村民多逃至应天府(今邢台市)要饭,教会收容乞讨者,并吸收他们参加宗教活动,慢慢就有人皈依了耶稣教,并回到村中传教,因此北河庄村的信仰耶稣教的时间远早于该县其他村,近100年间,基督教保持发展状态,2008年该村最新一座教堂“景信堂”投入使用,占地300平方米左右,能容纳教友300人,周边村庄都来此地聚会。基督教与天主教保持教义上不理解亦不沟通,生活上和平共处的状态。本村另有三分之一民间者,被当地人称为“信佛教的”,他们不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而基督教徒认为他们“迷信”,但生活上亦未发生过大的冲突。

二、基督教对传统丧葬仪式改变之诸层面

国内研究称基督教信仰者的丧葬仪式为“本土化”的仪式。这种“本土化”指的是在丧葬仪式中两种文化的体现,基督教的不烧香、不磕头、不用戏班子与传统的搓忙4、守灵、打幡构成了一套新的体系。这种过程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本土化”,也可以认为是本土文化的“基督教”化,比较值得玩味的是传统丧葬仪式中哪些方面被基督教化了,哪些没有。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刻的了解丧葬仪式在一种文化入侵时被改变的各个层面的状态。

根据调查中得到的资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被改变的仪式;未被改变的仪式 。

(一)、被改变的仪式

在北河庄的访谈中,参与调查者无论是当地社会精英、宗教精英或是普通教众,在回答“基督教丧葬与外帮人丧葬区别”时,首先回答的是“我们不迷信”,“我们丧葬完全不一样”5,而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事实并不像村民描述的那样简单,下面分别进行分析。村民们说的最多的与外帮人仪式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烧香、不磕头、用戏班子”。

下面访谈是2009年5月11日早上,星期天,由于本村5月9日庙会这个特殊因素,5月9日,5月10日和5月11日于景信堂连续举行聚会3天,外村老人行动不便者都留宿教会,我才得以在一种相对轻松的环境下和他们交流基督教的丧葬。

接受访谈者:

王奶奶,83岁,信教5年

黄嫂,40岁左右,信教3年

黄二奶奶,79岁,自幼信教,系黄天军二姨

问:你们觉得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死人办丧事时有区别么?

黄嫂:那当然了,都不一样。

黄二奶奶:不迷信。

黄嫂:咱不烧纸,不磕头,不迷信。

问:那要是咱办丧事的时候有不信教的来了,非要烧纸咋办?

王奶奶:我们村的,老杨家老了,也是快死的时候说信了基督,他家媳妇信的早哇,孩子也都信。下葬的时候那不是打起来了么,有亲戚要烧纸钱,他家二小子不让,在坟前就闹起来了。

黄嫂:这个是咱们的不对了,他没有闹明白。

黄二奶奶:是这样的,他们烧他们的,我们不能管他们,没闹明白。怎么能坟前闹起来了呢。

黄嫂:嗯,是这个二小子的错。

这种不能强迫外帮人,在仪式中各行其道的说法是我在村子里听到最多的言论。

以上是我与一些妇女吃早饭时聊天的结果,我和本村一个很有名望的基督徒聊天时,听到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接受访谈者:

黄父6,北河庄村人,56岁,自幼信教

黄父:我母亲丧事时,他们有不信教的来,他们拿来的香和纸钱,我都给它搁火里边烧了。别说他们来我家了,我去他们家也不搞迷信,到了别人家,他们哭,我和哥哥站得笔正。

问:他们拿香可以,要是哭跪怎么办?

黄父:他们哭跪那没有办法,但是搞迷信就不行。

问:基督教和不信教的会闹矛盾么?

黄父:不会,咱们村吧,信教的比较多,大家都知道,而且信教的都要待人善。

问:外村信教人少的呢?

黄父:那可能会闹一些矛盾,我知道一些。

问:外村会不会因为信的少,丧葬就不照着基督教的,更多的照着不信教的办?

黄父:这个就不确定了,要看信的好不好,咱们村信的不好的办事也不好,外村也有信的特别好的。

虽然不同群体对待“烧香磕头”中外帮人的态度不同,这其中又与一般信众以及黄天军父亲特殊的信仰地位之区别相关,但是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强调基督教丧礼中的特点是“不烧香、不磕头”,对于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矛盾的描述正说明了这一点是基督教仪式中和外帮人区别最大的一点。(关于信仰程度问题在后文进行分析)

“不烧香、不磕头”究竟有什么特点使得它们成为基督教对传统丧礼最大的改变点呢?经过分析,应该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此类仪式行为与仪式传达的意义结合紧密。

仪式行为和仪式传达的意义结合的紧密程度决定了仪式被改变的可能性,仪式行为和意义相关性越大的越容易被改变。

传统丧葬中,有一些仪式的意义是外化的,很容易被仪式参与者理解,另外一些的意义则是隐晦的,渐渐人们就忘记了它的意义,而只是作为一种怀着敬畏之心的操作程序。对于“磕头、烧纸钱”等,村民在讲述过程中都会自然说道“那烧钱是烧给死人的,俺们信基督的死后都上了天堂,烧钱就都烧给魔鬼了” 7,“基督徒不跪死人,俺们可以跪基督,跪活人,就是不能对着死人跪”,村民们都有对烧纸钱的意义的理解,那就是供私人在冥间使用,是传统生死观念中对人死下地狱的世界图景的一种反映。这一点在村民中得到广泛了解,自然也就成了基督教仪式中最首先被打破的目标,而那些未被改变的仪式往往具有仪式行为和仪式意义脱节的特征,这在下一部分将具体说明。

第二,此类仪式作为一种群体的标志很容易被技术化。

首先,基督教徒“不磕头、不烧香”的行为很容易造成一种“边界”,成为一个集体的标志。即使不考虑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烧香、磕头作为传统丧礼中必须的元素,在整个丧葬过程中到处可见,更易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下。这种“边界”可以很容易被识别,同时也能够很好地加强一个团体内部认同,“外帮人看到咱们不烧纸就知道咱们信教了,通理的都不会过来胡闹腾”。无论在本群体内部还是在他者的观念之中,“烧纸”、“磕头”都成了一种作为“边界”的符号。

其次,这类仪式更容易被技术化,在操作上这类观念更容易被贯彻,在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中产生了这种不应烧香磕头的观念,之后便很容易得到实施,也容易在基督教徒中传播开来,同时这一点比较容易被乡亲们理解,不信教的乡亲对基督教徒丧葬的理解就是“不烧香呗”,只有比较容易被他者理解的仪式才能够更加容易地实施,否则这项仪式会更容易遭到整个社会伦理的阻碍。

(二)、未被改变的仪式

在基督徒最初的描述中,他们总是强调和不信教的人的仪式很不一样,不迷信。不过当深入了解仪式的各个过程,发现许多和非基督徒是一样的。

问:咱们这边基督教徒老的时候也是不能头朝南么?

王奶奶:都是,都是这样。

黄嫂:不能朝南?只能对北头?

王奶奶:哪都行,就是不能往南。一直这样了。

问:为啥呢?

黄嫂:不知道。

王奶奶:呵呵,谁知道,“南”边“难”呗。

问:那咱们这边人死了以后会在胸口压犁吗?

王奶奶:犁,耙子吧,压,呵呵。

黄嫂:这个我不知道。

问:咱们这边不信主的下葬的时候是送葬的跟在后面么?多少人扛棺材?

黄二奶奶:没个准。

王奶奶:都是一样,有十二个人,有十六个人,送葬亲戚都跟在后面,前面孝子走着,女子都在后面撵着。

问:那孝子手里面拿东西么?

王奶奶:雪柳。还有哀杖棍子,女子拿着。

问:那信主的拿么?

王奶奶:信主的拿,都拿。

黄嫂:拿。

问:那雪柳和哀杖棍子都是干嘛的呢?

王奶奶:呵呵。雪柳就是一些柳枝,两三根,上面糊些东西。

黄二奶奶:还得在上面绑点白纸条子。

问:孝子回去以后要做什么么?我听说有在碗里放碎馒头。

王奶奶:有,碗里面有馒头,上边盖个饼,饼上插馒头。

问:这是往哪儿放?

王奶奶:放材头上,棺材上,埋的时候也把这埋了。

旁边围观妇女笑。

黄二奶奶:坑里埋了,他灵魂到天上还能吃了。没事,就这。

问:咱们信教的也做吧。

王奶奶:没事,就这个。

从上面可以看出,尽管诸如“南”与“难”的避讳,雪柳,遗饭碗之类在深层意义上都是传统生死观的外化,但是基督教徒仍然沿用,这些仪式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仪式本身与意义之间相互隔阂,对于诸如“南”与“难”的避讳只有老人能够联想的到,而在问到哀杖棍子和雪柳的意义时,她们都不知其意。和“烧香、磕头”不一样,这些仪式所传达的意义不能直接被理解,传下来的仅是一套程序。如上文所说,这种仪式在形成的过程中无形中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身份特征,“人们相信按照传统去做,能够得到冥冥之中的福佑,因而对于仪礼的各个过程、环节变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郭于华,1988:49),教友们于是顺理成章地继续沿用传统习俗了,“没事”,“都能用”;同时在交谈中由于我的发问本身具有隐含的指向性,也有人意识到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于是就产生了“他灵魂到了天堂还能吃”的这类解释。

另一个原因就是教友对传统的依赖程度,在死亡问题上深层次的恐惧导致村民在改革过去习俗上很难彻底。即使宗教精英自己意识到某种仪式不符合基督教的标准,并执行对这些仪式的某种改革,他也不会并难以将这种改革推广。比如在与黄天军的父亲聊天过程中,虽然他说到在母亲丧礼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摆,遗饭碗,袖子里的麦麸子,手中的馒头等都没有,送葬的路上也没有拿雪柳和哀杖棍子,并且称那些都是“迷信活动”,他也没有以此为标准来要求其余的信徒。从这一点也能理解为什么黄父在谈话中经常强调基督教徒行的丧葬“和信心程度相关”,黄天军的父亲就是“信得好”的那种类型,这表现在仪式上就是改革得坚定。虽然对仪式改革彻底的原因中还夹杂着社会地位等的原因,黄天军父亲能够扔掉不信教者的香而又能在不信教者的丧葬上不下跪离不开其较高的家庭地位,但是不能否认的一点便是信仰坚定与对丧葬改革彻底程度正相关。

对于此类仪式村民的态度是不确定的:

问:我们这边有在袖子里放麦麸子的习惯么?

黄二奶奶:咱们这边有,不多,曲周那边把五样粮食,谷子啦,粮食啦,人家不搁豆儿,还有芝麻啦,还有啥忘了,放到一个布袋子里,都放袖子里。

围观者:手里还拿着馒头,胸口也压耙。

黄二奶奶:说迷信,这就是迷信。

围观者:那个馒头这是喂狗的,怕被狗咬了。

众人笑。

黄二奶奶:信了耶稣就啥都不拿。

按照我的理解,手里拿馒头和棺材里放遗饭碗属于同一种类型,即传统事死如生生死观的表现,但是前者被斥为“迷信”,基督徒不能做,后者则是“没事,都可以”,在这个谈话中我尤其注意到黄二奶奶,她是黄天军的姨,她的母亲就是在解放初期将教堂放在自己家里使教堂得以保存的那位,在聊天过程中,她经常把话题扯到教义上去,她在交谈过程中是比较严谨的,也是她最早意识到这些教众们认为是基督教徒也可以做的仪式是不可以做的,是属于“迷信”范围的。

在她对特定仪式进行定性以后,别的参与访谈者也被改变了思路,把此类行为判断为迷信。教友们对许多仪式的定性并不确定,他们往往要听从宗教精英们的观点,在“迷信的”与“可用的”之间游离,虽然每个人都相信基督教仪式“不迷信”,但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仪式代表着什么。

三、结论与讨论

按照前文指出的研究思路,我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田野调查之前研读和分析相关文献、田野调查和调查回来以后根据理论和材料形成我自己的研究。

如前“研究文献综述”部分所述,我希望做的工作就是在宗教问题的视野中去探索民俗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主动地位,在信仰坚定程度决定丧葬仪式改革彻底程度的话语之下,让丧葬仪式本身发言,看它们本身选择在哪些方面改变。

去年暑假因为另外一个课题在这个村子近半个月的居住为这次田野调查的“进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过一个研究者而非参与者的身份依然使整个调查充满了困难,村民们对于我提出的“你们觉得基督教徒和不信教丧事有啥区别”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不迷信啊”,也总是有村民很虔诚地向我讲述上帝存在、升天、复活这样的道义,如果不是有了和她们同住同餐的经历,这些警惕的村民是不会向我说这么多的。通过对考察资料的分析,我得到了以下结论:当基督教进入传统文化时,传统仪式改变有一定的规律,仪式行为和仪式意义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仪式被改革的程度;容易被技术化的仪式更容易被改革;信仰的坚定与否也影响对仪式改革的程度,信仰的纯粹与否并不完全决定表层仪式改革的彻底与否。

这份研究还遗留了一些疑难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权力对丧葬仪式改革的影响,当地村民普遍有一种独特信仰的危机感,不断地向我强调他们不迷信正是这种危机感的表现,这种强大的国家社会权力已经显示出来强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条件下,丧葬仪式改革又将呈现什么走向呢?这是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材料尚无力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无疑很有意义。

注释:

【1】 由于所调查村落偏僻,文中数据未有官方书面证实,均来自对该村村支部书记以及村民的访谈。

【2】 本文中所指基督教均为区别于天主教的基督教,也即新教,而非作为总称的,涵盖新教和天主教的基督教。

【3】 此段历史来自本村86岁的吕牧师口头描述

【4】 “搓忙”是本地区方言,专用于指葬礼时亲戚朋友过来帮忙

【5】 这一点与吴飞老师在《麦芒上的圣言》调查的情况截然相反,在那个村子里的村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回答“差不多”,随后在深入访谈中才能挖掘出来不同之处

【6】 黄天军父亲是村中最有名望的基督教徒,他是本村第三代信徒,家族信教历史最久,解放初期村中没有教堂,教会聚会就在他家中,其母亲当时对教会的支持故事在村中流传广泛。同时黄天军父亲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学业有成,现在美国生活,这更为其家庭在村中提升了地位。黄天军父母在这之前4年都在美国生活,穿着打扮与村民都有区别

【7】 正文中引用处皆来录音资料

参考文献:

[1] [德]罗梅君著,王燕生等译,2001,《北京的生育婚宴和丧葬》,中华书局

[2] 白庆侠,2006,《鲁南农村基督教信仰考察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 高师宁,2005,《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对基督教的影响》,《浙江学刊》第2期

[4] 郭于华,1988,《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 李康乐,2003,《仪式中的宗教行动者――海淀堂基督徒行为模式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 李如森,2003,《汉代丧葬礼俗》,沈阳出版社

[7] 刘创楚,杨庆,1989,《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8] 吕朝阳,1999,《苏北农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其原因分析》,《南京师大学学报》,第6期

[9] 吴飞,2001,《麦芒上的圣言》,道风书社

[10] 徐吉军,1998,《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1] 许蕾,1996,《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湖北大学学报》,第6期

[12] 张剑光,2004,《入土为安: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广陵书社

[13] 张文涛,2002,《邯郸民俗录存》,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8篇

电影《铁道游击队》是根据刘知侠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还得追溯到1943年夏天。当时,刘知侠参加在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会议期间,鲁南地区铁道游击大队的抗日事迹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会后,他两次穿越封锁线,前往鲁南游击大队进行实地采访。尽管当时已积累了不少素材,也写了一些相关的作品,但刘知侠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来到当年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战斗的地方收集资料,精心揣摩,终于在1952年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为原型,创作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至今共出版了300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8国文字在国内外发行。

与一般小说相比较,《铁道游击队》在写作上带有一种浓厚的类似《水浒传》的色彩。刘知侠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解释说:“为了使这部作品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事先我剖析了一遍《水浒传》,在写作上尽可能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因此,小说出版后,读者面比较广,在读者中也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铁道游击队》在内容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里面的人物和事件几乎都有原型。由于积累的素材很丰富,刘知侠原本是要将这些事迹写成报告文学的,后来觉得报告文学不如小说那么生动,读者面也较小,就将体裁改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虽然是小说,但刘知侠在创作中并没有刻意地“添油加醋”。他在谈及当时创作时,说:“在创作中,我还是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骼,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老实说,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其中,有一个情节说的是鬼子队长化装进村,被芳林嫂识破,芳林嫂情急之下,把没拉弦的手榴弹朝鬼子扔去,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除了真实的故事情节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也都有它的原型。政委李正是以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政委杜季伟为原型的;大队长刘洪的原型是鲁南铁道游击大队两任大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现实生活中的洪振海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英勇善战,打过许多精彩的胜仗。洪振海牺牲后,继任大队长刘金山政治思想品德很好,深受老百姓的拥戴。作者便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刘洪”。小说中的芳林嫂原型则是刘桂清、时大嫂、尹大嫂等人,这3位大嫂可谓是鲁南游击大队的“得力助手”,她们的家都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同时也是鲁南铁道游击大队的避风港。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将《铁道游击队》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曾导演过电影《团结起来到明天》、《三毛流浪记》的赵明担任该片导演。赵明接手后,很快组成了拍摄班子,演员也很快到位。曹会渠扮演刘洪,秦怡饰演芳林嫂,著名反派演员陈述演鬼子队长。

拍好一部电影少不了一个好的剧本。小说《铁道游击队》内容虽然很丰富,但情节比较繁杂,而当时流行的电影叙事美学又要求故事片内容集中简练,冲突尖锐激烈。于是,创作人员在剧本写作时根据电影拍摄需要,对原小说进行了提炼和浓缩,删去了诸如进山整训、掩护过路、小坡被捕、夜袭临城、血染洋行、打布车等情节,突出了原作的主要精神、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导演赵明在处理该片时,并没有按游击片的条条框框去套,而是想方设法要拍出“铁道游击队”的特色来。他在谈到当时拍摄情形时,说:“在影片的造型处理方面,即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能否跳出公式主义的泥沼,稍稍带来一些新鲜的风貌呢?关于游击战争题材,可以说并不新鲜,但铁道线上的斗争却有其独特性。如何把这些英雄人物在铁道上的战斗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他们以独特的、新鲜的艺术形式,这一点也应慎重考虑。”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电影《铁道游击队》拍出了与《平原游击队》不同的特色。影片中最精彩的一些场景无不与铁道这一特定的环境及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方式有关,克服了原小说战斗场面铁道特点不鲜明的缺陷,使战斗场景显得惊险刺激、扣人心弦。

看过影片的人一定对片中游击队员 “打票车”的一幕印象很深。这些镜头都是在上海近郊拍摄的。当火车在疾驶中,游击队员要在一刹那跳上火车,对于演员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要胆大、心细,准确抓住时机,还要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剧组专门从上海铁路局调来了一列火车供演员们训练,这列火车由1节火车头、5节客车、1节卧铺车厢组成。演员们就在这列火车上练习扒车跳车,吃住都在火车上。火车的速度由缓慢开始到逐渐加快,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先跟在火车旁边跑,然后再练习如何抓住车门的扶手,如何起身往火车上跳……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大家基本上掌握了扒车技巧,都能准确地跳上火车,大家都为能学会飞速扒车的本领而感到骄傲。可是,待到正式开拍时,却发现了问题。因为平日大家都是练慢车,火车行驶的速度如果按照大家练习时那样,在镜头里肯定会露出明显破绽。在正常车速下,特别是在如实展现火车风驰电掣的环境中,表现游击队员轻巧的扒车、跳车的惊险场面,才能达到影片中的理想效果。于是,为了影片的进度,演员们只能在飞驰的火车前,做好飞速快跑和扒车的姿势,然后再让聘请来的专业“替身”完成实际动作。尽管大家为自己的努力没用上而感到有些遗憾,但看了影片中“打票车”那精彩的一幕,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影片中最为惊险的要算芳林嫂被押上刑场,刘洪飞骑穿过铁路营救的一场戏了。导演要求扮演刘洪的曹会渠在列车即将到达的一刹那越过铁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出人命。但电影要真实就必须这样,否则就会给人做假的感觉。为了这个镜头,曹会渠反复训练,在演这一场戏时,终于把握在了最佳时机穿过铁路,令在场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电影《铁道游击队》除了惊险的镜头之外,布景在当时影片中也是可圈可点的。影片中有一场戏是描写 “微山湖化装突围”。这场戏按理应该在微山湖拍才是,但摄制组到了微山湖实地考察后,觉得场景很不理想。经过反复研究,大家最终选择了到太湖拍这场戏。经过众人一番努力,一个比“微山湖”还“微山湖”的场景便在太湖边诞生了。

影片中,与游击队飞身上车镜头相连的还有车厢内的打斗场景。许多人以为这场戏就是在车厢内拍的。实际上,那只有一节半的车厢布景,全部都是在一个大摄影棚里布置成型的,座位、过道、车窗,布置得非常逼真。人走进布景,就像真进了火车车厢一样。车外有3道近景,靠近车厢是树,稍远一些的是电线杆,更远的则是山的布景。拍摄的时候,这3道景就以不同的速度循环转动起来,就像是火车行驶在田野之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以外,车内戏也演得非常逼真。根据剧情要求,导演在车内安排了形形的乘客,其中以“跑单帮”的人最多。每一节车厢的两端,都有日本兵坐着压阵。游击队员们化了装,一个接一个地上了火车,每个人都寻找要袭击的日本兵,与他们套近乎。冯奇所扮演的身穿长袍的王强,找到了贪杯的日军小队长。在戏里,王强拿着两瓶兰陵美酒和一只烧鸡上场。各就各位之后,镜头就开始转动起来,演员们也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最后的结果是,“鬼子”把一只烧鸡吃完了,却挨了冯奇一酒瓶子。酒瓶子碎了,“鬼子”也当场“晕”了过去。镜头一次通过,演员一点也没有受伤,因为车窗玻璃和酒瓶等都是些弱不禁风的道具。

关于影片的风格,在拍摄过程中赵明也曾几经反复。他后来回忆说:“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惊险的,也有人主张它应该是正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摇摆过,最初我坚持惊险,后来我又倾向正剧,再后来由于某种力量的推动,我又在实际工作中向惊险方面努力,但拍摄过半的结果,我又感到它仍然是正剧的了。”事实上,正是由于导演在拍摄过程中对影片风格处理的这种变化,使得影片既紧张惊险又富有革命乐观主义情趣,对素材处理朴素而又生动,细节设计得机智幽默,与剧情的紧张展开有机结合,在战争片中显得别具一格。

电影《铁道游击队》不仅场景生动逼真,而且片中的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其实,《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原来都没有这首歌,这首歌的诞生与当时刚刚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电影音乐创作的吕其明是密不可分的。吕其明在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铁道游击队》的文学本和后来的导演本都没有这首歌,但是,我从作曲的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铁道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英雄主义的表现在戏里面是很充分的,但是在展示游击队员们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篇幅却很少。所以,当时,我就跟导演提出来,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歌曲,导演欣然同意了。”

第9篇

XXX同志现任JD县社区党工委副书记、社区管委会主任。今年39岁,研究生学历,199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十届人大代表。几年来,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委社区建设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路子,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和管理,坚持创建整体一流社区的方向,坚持把服务摆上位置,促进了JD县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社区工作多次受到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县优秀共产党员、“十佳公仆”、县特等劳动模范、JX市优秀共产党员、JX市第十五届“十大杰出青年”、HH省“百名和谐之星”、全国“社区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一、勤奋学习,勇于实践,切实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XXX同志始终把理论学习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社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准确把握社区建设新精神、新思路,努力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善于用正确的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能够科学理解和谐社区的涵义和要求,并自觉运用在社区实际工作中。由于他注重学习,善于学习,成为社区工作的行家里手,被广大社区党员、干部称为“社区建设的领头雁”。

在“双争双带”活动中,他率先垂范,认真学习必读篇目,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先后撰写调研文章5篇,心得体会2万余字,出台拓宽社区管理、社区服务新思路、新举措10余项。按照《》对共产党员的要求,采取征求意见、自查等方法,认真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认真进行整改。

在社区开展“抓学习,提素质”活动中,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积极抓好社区党员、干部学习。组织制定《在全县社区党员、干部中开展“抓学习、提素质”活动的工作方案》,确定了指导思想、学习内容,落实了具体措施。两年来,利用社区党校对社区党员干部集中培训11次,组织社区工作研讨会10余次;编写了《社区干部知识读书》,每半年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一次考试;举办了《争做和谐社区带头人》、《迎奥运、树行业新风》演讲比赛。有力促进了干部素质的提高。

二、开拓进取,创新务实,取得了显著的工作业绩

在实际工作中,XXX同志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区、品牌社区和“力争在全省站排头、全国创一流”这一目标,不断强化责任意识、配合意识,开拓进取、创新务实,使社区工作不断登台阶。 加大帮扶工作力度,切实为困难群体排忧解难。XXX同志组织全社区党员干部、有帮扶能力的社区居民与贫困家庭结帮扶对子86对,社区管委会和各社区定期对社区内重点贫困户进行走访,重大节日上门慰问,给他们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保证他们过一个祥和的节日。镇中社区安排6名残疾人到社区福利型煤厂上班,为烧伤孩子XX捐款300余元。振兴社区对辖区内长期患病、生活十分困难的居民姜永庆进行重点帮扶,多次发动社区党员干部、社区群众为他捐款捐物,感动得姜永庆为社区送来了“社区恩情盛亲人,扶贫济困暖我心”的锦旗。两年来,各社区为贫困家庭捐款两万余元,衣物8000余件。在XXX同志的倡导下,会同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向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发出为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捐资助学的倡议,仅06、07 两年,就为贫困学生捐资14万多元,为百名小学生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为27名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区安定。XXX同志紧密结合社区实际,全面落实“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方针,动员和组织社区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居民群众,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力加强“平安社区”建设。配合县公安、检查机关在镇内社区设立了5个警务室、2个检察服务站,实行民警、检察人员进社区办公,全县社区建立责任小区28个,选调59名复员退伍军人到社区任治安员,建立社区治安志愿者服务队7支、100余人,协助治安队搞好小区治安防范。各社区都成立了社区人民调节组织和接待室,及时接待和调节群众来信来访。两年来,调解邻里纠纷60余起,接待初信初访46起,处理县部门批转案件7起。在社区有效构筑起预防违法犯罪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网络。

增强品牌意识,不断推进特色社区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社区建设水平,XXX同志根据各社区不同基础,不同人文环境,挖掘各自优势,努力创建特色社区。以XX社区、XX社区、XX社区为试点,在全面加强社区整体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先进文化社区、平安社区、优良人居环境社区、矿嫂保安全社区和党员联系群众社区等特色社区创建活动。制定了创建工作方案,明确了创建目标、创建标准,落实了具体措施。目前,“一区一品”独特的文化品牌初步建立起来。XX社区以“夕阳红”艺术团的歌和大家唱为特色,天天活动,定期演出,文艺骨干从过去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人;XX社区以“金秋合唱团”为主体,每周定期活动,参与人数不断壮大;前进、北华、东风、警民、新乡社区分别以戏曲、“二人转”,健身操、腰鼓队、乒乓球、棋牌等为品牌,每天都有各类文体活动,社区群众的参与面越来越广;宝泉社区全面启动“矿嫂保安全社区”创建活动,紧密配合宝泉矿,以“构筑矿山第二道安全防线”为目标,充分发挥矿嫂贴近矿工的优势,先后举办了矿嫂安全知识培训班、座谈会,矿嫂安全知识考试,社区“夕阳红”艺术团还到井口对矿工进行了慰问演出。有效激发了矿嫂参与安全、注重安全的积极性,促进了矿山安全生产。社区管委会还先后举办了社区演讲比赛、社区书画展,组队参加了全县秧歌汇演、庆“七一”大合唱比赛。社区“夕阳红”艺术团参加全国第五届中老年艺术展演的“世纪春雨”和“卓玛新歌”两个舞蹈节目都获得二等奖,被授予两座“金奖”杯。07年6月份省、市领导及有关部门到JD社区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市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道。

三、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口碑

XXX同志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社区建设规划、服务群众、重大经济开支、重要人事安排都集体研究决定。

第10篇

一、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建幸福乐家园

在农村,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给孩子的学前教育是不系统、不专业的,而且现在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看护和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深受丈夫"园丁"情怀感染的汪春梅萌生了办幼儿园的想法。2006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她开办了李宅乡贝贝乐幼儿园。这些年来,靠着他们勤奋的双手和对孩子们的满腔爱心,幼儿园渐渐走上了正轨,众多的留守幼儿在这里得到关爱与欢乐。

汪顺土的弟弟2000年在外打工时落下了一身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今年已37岁还单身一人。于是,王春梅与丈夫商量,把小叔子接到家里,悉心照顾。现在他们家祖孙三代互敬互爱、其乐融融。

二、携手创办普惠园,热心公益报社会

汪顺土经常对妻子说,和谐家庭不但要求在家庭中家人和睦相处,在社会上也必须做一个对社会有益,追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文明公民。因此,无论是他单位号召爱心捐赠还是同事邻里有困难,他们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份爱心相送,积极参与社会捐献爱心活动。2012年,宗儒源头的小宇杰不慎烫伤,需要多次作植皮手术,医药费不少于八万元。这简直是给本来就贫穷的农村家庭一个致命打击。汪顺土夫妇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四处奔走相告,呼吁兄弟园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小宇杰渡过难关。仅第一次便为小宇杰募捐一万八千多元。如今小宇杰已基本恢复健康,又来园里上学了。汪顺土两夫妻商议,每学期都为其减免保育费,且在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小宇杰,让他忘记痛苦,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

三、爱国守法懂诚信,为梦汇聚正能量

在日常生活中,汪王俩夫妻积极维护社会公德,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共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主动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他们积极执行居委会有关规定,配合居委会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他们主动向周围的人宣传法律法规知识,促进农村地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为实现大家共同的梦汇聚正能量。

在汪顺土看来,"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只有做到"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幸福的家庭。汪顺土认为,能在同一屋檐下共度一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所以他经常告慰自己要懂得知足常乐,善待自己与家人,而他的努力也让他收获了幸福和温暖。他希望每一天都增加一个"最美家庭",使得人与人之间相处得更加和谐。

农村最美家庭事迹材料(二):家 和 万 事 兴

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12口人,既有嫡亲的祖孙四代,也有主妇残疾的哥哥。30年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一桌吃饭,一屋住,家庭成员至今从未红过脸,父子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婆媳胜似母女,姑嫂情同姐妹。

这是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家庭,大儿子子承父业,经营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小儿子远赴贵州发展,成立名副其实的"青年企业家",企业涉足建材、矿产资源、房地产、酒店、商业超市等行业,全家齐心协力、共谋发展。

这也是一个备受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尊重的家庭,数十年来,家庭成员倾心"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扶弱济困,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

坐在方早德家的庭院中,听着他侃侃而谈家事,真正懂得了"家和万事兴"的含义,深深地为这个家庭所蕴含的魅力所折服。

方早德先后担任了湖坊公社农技员、农技站长、农民副乡长、镇党委副书记、镇人大主席等职务,并于2004年退休。退休了,这位身上安装着心脏起搏器的老人,并没有因为岁月更替、职位变换而消磨工作的激情。怀着一颗为民奉献的丹心,方早德又接着在新农村建设上唱响一曲奉献者之歌。

2007年湖坊镇湾里自然村被上级列为全县新农村建设试点,乡亲们渴望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盼了几十年,深受群众信赖的方早德,被村民推选为理事会顾问。老百姓说,有了方书记来村里管事,我们最放心。

为了将湾里建设成全县乃至全市、全省一流的新农村,方早德将自己的整体构想告诉了远在贵州遵义创业的小儿子,并且掏出了心里话:"我从年轻时就立志要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再说,回报家乡也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湾里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咱家的事!"儿子方勇军被父亲所感动,承诺:除上级专项划拨资金和群众自筹资金外,其余所需建设费用均由方家全部承担。

那些日子里,方早德不顾自己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心脏病可能随时发作的危险,经常忙里忙外,操心费力。夏日炎炎、暑气逼人,他头戴草帽,挽起裤腿,同村民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寒冬腊月、北风呼啸,他又提着热水瓶跑前跑后给正在建设新农村的村民兄弟沏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茶,给大家加油鼓劲。

为了美化村容村貌,建设公共设施,为农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方早德一家投入83万元资金。巨额的资金投入,大量的心血付出,换来了湾里面貌的大改观。2007年湾里在全县、全市新农村建设评比中名列榜首,被江西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十个"最美的村庄"6之一。2007年、2008年湾里6组新农村建设图片在人民网滚动播出60批次。从省内外慕名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他们对湾里新村的建设赞叹不已。

如果说方家是一栋生机盎然的房子,那么每一名成员就是支撑起家庭的一根根"柱子".每个家庭成员看似普通低调,但个个拥有一个宽广的心胸和甘为人梯的奉献情怀。他们各自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为方家的每一步跨越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心力,为社会的和谐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小儿子方勇军开始创业生涯时,大哥方加军已接过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农技员,后来还当上了镇里的农机服务站站长。凭着钻劲和过硬的育种技术,把农技站经营的红红火火。

与此同时,弟弟在当地乡镇水泥厂上班并通过入股煤矿挣取了人生第一桶金,由此介入当地的一家水泥企业改制。工作量骤然增加,工作强度加大,资金、管理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就在弟弟创业启动缺少资金时,方加军不光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还以自己的名义贷了20多万给弟弟;一听说弟弟要远赴贵州发展,而本地的那家水泥企业需要人管理时,毫不犹豫地离开农技站,到弟弟手下当了三年的厂长,直到弟弟将所有业务全面转往贵州发展时,他才重新回到农技站,由弟弟投资成立了江西省江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干回了自己喜欢的老本行。

如今小儿子方勇军的"蛋糕"越做越大,独资的10家企业分布在黔、赣两省,已形成以水泥为主,科、工、贸、农多业并举的综合性经营实体,各类企业累计年实现利税6000多万元。

"没有兄弟姐妹之间团结互相扶持,没有来自家庭的力量源泉支持,我的企业不可能发展至如此规模。"方勇军对此满怀感激。

回首1969年到铅山湖坊落户至今,方早德对自己家的变迁,总结为"三个变"和"三个不变"——变的是家中的富裕生活,变的是家庭由农耕迈向企业的生活方式,变的是由温饱转向小康的生活质量;而不变的是勤俭持家、勤劳致富的光荣传统,不变的是和谐美满、敬老爱幼的家庭关系,不变的是团结互助、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

的确,和谐、敬业、勤俭,铺就了方家事业成功的基石,成就了方家的幸福美满!

农村最美家庭事迹材料(三)

有一种树,没有笔直的干,没有翠绿的叶,不与杨柳为伴,不与松柏争美,只有在那个荒凉的大地上独自生长,它就是红柳树。在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陈边蕊和张邦荣夫妇就如同红柳树一样扎根在喀拉布勒根乡喀拉塔斯村。

陈边蕊和张邦荣家共有5口人,陈边蕊是一个个体户,经营煤场;丈夫张邦荣,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伍军人,搞运输,经营空心砖厂。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张政辉在乌鲁木齐武警部队参军。女儿张慧怡出嫁后和丈夫一起留在家中帮忙。家里还有79岁的老母亲。他们夫妻结婚多年来,夫妻恩爱,孝敬老人,热心助人,邻里和睦,他们用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诠释了家与爱的真谛。

一、像红柳一样扎根于贫瘠的土地

1986年,陈边蕊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什么也没有张邦荣。张邦荣是家中的老大,嫁过去后就要跟他的四个弟弟和一个老母亲一起生活。陈边蕊嫁过去以后,没有嫌弃家中的任何人,每天里里外外的忙乎,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丈夫外出干各种工作,挣钱养家。一大家子要生活,孩子也出生了,到处都要用钱。面对现实,她们正视生活中的困难,凭着如红柳般的坚韧精神,白手起家,在乡里开办了第一家煤场。后来,随着资金积累,夫妇俩又开办了空心砖厂,靠着不怕吃苦的精神和以诚待人,以信为本的经营理念,煤场和空心砖厂生意日见兴隆。她们夫妇俩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她们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创业,像红柳一样扎根于贫瘠的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幸福的生活。如今,兄弟们在哥嫂的帮助下,都已经成家立业。

二、结出一枚枚尊老爱幼的果实

陈边蕊在生活中尊老爱幼,自结婚就和婆婆一起生活,对待婆婆平日里嘘寒问暖,生病了端茶倒水。每逢老人过生日,陈边蕊都要给婆婆买一身新衣服。她常说:"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尊重老人,实际上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关心照顾好老年人的生活,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要求也是应尽的责任,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的财富".在父母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陈边蕊的两个孩子也很孝顺懂事。女儿张慧怡,昌吉卫校毕业,现和丈夫一起协助父母经营煤场和空心砖厂;儿子张政辉以父亲为榜样,光荣参军,现在乌鲁木齐武警某部队服役。

三、擎起生命中一片片爱的绿意

四、绽放一串串灿烂的公益之花

第11篇

黄继光的家乡在四川省中江县兴发乡第四村。兴发乡又名发财垭,是块山高水低、土多田少的地方。许多年来,发财垭的劳动人民并没有发材。每当年成不好,有多少家农民吃着野菜、咽着观音土。就是收成好的年月,也是“拌桶一响,眼泪长淌”,交了地主的租谷,就只能守着自己的冷锅空碗落泪叹气。

一九三年旧历冬月二十日,黄继光在这里出生了。

黄继光的父亲黄德仲这时已过了四十岁。他是一个勤劳刻苦的农民,白天下地,太阳落坡才回家,在自己的七亩三分土地上辛勤地劳动着,盘缴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六个人的嘴凑起有一尺多长,天天顿顿要吃的;加之,这样粮,那样款时常派下来,一点点土地,只有那些收入,家里就背上了账。

常常,劳累终日的父亲和妈妈在一起谈家务,小小的黄继光就会听到父亲焦灼的声音:“火元子(黄继光的小名)的妈,债期又拢了,你看一点法也没有。”

“是啊,这样娃娃背娃娃(指利滚利)下去,怎么得了呵!

黄继光四岁的那一年,正是栽红苕的时候。一天清早,天还没有大亮。就听门外喊叫:

“开门!开门!”

一听这声音,父亲骇着了,赶快打开门。地主李积成气势汹汹地站在阶沿上。

“黄二哥,我那挑油你总该还了吧!”

“李先生,你请坐,”父亲勉强陪着笑,“这几天,我们口粮都缺,那个油账我实在没……”

“怎么?”李积成板着脸,“从去年起,你拖欠了好久,为这点油使我少打几榨,你给不给我赔起?”

妈妈骇着了,赶忙端条板凳出来。“李先生,你坐下嘛,你那个油账,去年八月我们打的粮食还利息却不够,又换了约,这阵只好慢慢想法啊!”

“那不行,四月借一挑油八月还不起,换成两挑花生油的借约,未必我还亏了你们。借账就得还钱。”李积成说着扭住父亲的衣服,往外面抱,“走,到街上去说。”

父亲腿吓软了,举不起脚来,妈妈跑上去先生长先生短地求情。

“好,不上街!老子喊几个人跟着你要,我才懒得候你。”李积成见拖不走人,凶狠狠地骂着走了。

父亲和妈妈一听这话,急得跌脚:“这一下可怎么下台呵!”

就在这天下午,小聋子、何篾匠两个流氓来到黄家。“李大爷喊我们来侍候你们。”一进屋就往床上躺,摸出烟具,烧起烟来。

这两个流氓,一住就是几天,要打烟烧,要点油灯,要吃这样,吃那样。妈妈忍住眼泪搓着堆在屋里没有来得及打的麦子。搓下麦子来,不是自己吃,是给上门的凶神去换烟、换油、买肉吃。

晚上,黄继光悄悄地问妈妈:“保保(当地人对母亲的称呼),爸爸到哪里去了,怎几天都没有见回来?那两个干啥的,这么歪?”

“快别作声。”妈妈紧搂着小儿子,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落在黄继光的脸上。

为了还地主的账,父亲只好把家里本来很少的土地典当一部分出去,自己又去帮月活,打零工,挑担子。旧社会,穷人的路就是这么的窄呵!

一九三八年,六月天的大太阳下,父亲忙着帮别家挑很沉的担子,累的黄肿病复发了。回家来躺着没钱医,病一天比一天重。他望着身边几个没成人的娃娃,想不出一点办法,也说不出一句话,就这样眼睁睁地咽了气。这时黄继光刚八岁。

日子是更困苦了。有一年大天早,黄继光家里正

月间就没粮食了,把刚刚结荚的豌豆摘来充饥。吃完了,娘儿几个就眼巴巴望着地里的大麦,大麦黄一块就撷一块。大麦也望不及了,妈妈只好一家家去讨些干萝卜菜熬汤喝。这样到了五月间,娘儿几个饿得起不了床。

好心的邻居劝妈妈:“你去找黄德裔借点嘛,你们是家门。”

黄德裔是地主。地主婆娘一见黄二娘进门,脸孔板得很难看:“二嫂,你来此啥?”

“来找你们行个好。借……”黄二娘借字刚出,地主婆娘一嘴就接过去:“我们没个啥!”用手指着猪圈,“就只有这口猪,你要吃,你就牵去。”

黄二娘又是气愤,又是伤心地回到家里,几个娃娃望着空手回来的母亲,眼睛睁得大力的。

第二天,黄二娘又鼓起勇气找富农陈子科借点大麦。

陈子科的婆娘说他们的大麦要喂猪,想了一下,让检点红苕去。

黄二娘将口袋递过去。

隔了好一阵,口袋拿出来了,装了半口袋红苕,上面用绳子扎得紧紧的。

回家去,解开绳子,原来是些烂了的红苕。妈妈一面削,一面流眼泪。削下来可吃的不到一瓜瓢。

又是几天没有烧锅,灶是凉的,妈妈望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娃娃,又默默地看着自己,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东想西想,妈妈想开了。

“娃娃,”妈妈慢慢地说:“妈实在没法了,我的命这么苦,你父亲死了,丢下你们给我盘,一个人盘三四个,盘到今天,没路了。”

妈妈伤心得抽噎起来,咬一咬牙齿,接着说:“这几天借也没处借,法也没法想,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娘儿几个活不下去,死也在一起,找点耗子药来……”

黄继光扑到妈妈怀里,抱住妈妈的头,“保保,”不要这样子,就是喝水也要活下去,我们长大了,就对了。”

第12篇

关于幸福的梦还靠辛勤的双手来创造。

晨曦来到了山东蒙阴县东北部的岱崮镇,

这里有着相当出名的地方名产――岱崮豆腐。

做岱崮豆腐的大嫂照例每天很早醒来,她把头晚上泡上黄豆的大盆掀开,上下翻动一下看看成色。然后把控水的笼布洗的发白,把小盆大桶涮的干干净净,磨糊的“小钢磨”是最好的帮手,她内内外外把它清洗一新,再把炉膛里的炉灰掏净倒掉。一切收拾停当,井井有条,这已是几十年的习惯。

接着,大嫂的丈夫也起床洗脸准备继续做豆腐,豆子已经泡的溜光水滑,男人把大盆端到小钢磨跟前,合上了电闸。做豆腐是纯手工操作的,唯一称得上现代化的就是这台小钢磨了。原来是要用石磨磨糊的,那就要费更多的功夫。这小钢磨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夫妻二人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幸福指数。除此之外,她们还是虔诚地坚守着古老的程式与工艺。

泡好的黄豆被添进小钢磨的膛里,便有乳白色的豆浆糊吐出来。一勺一勺耐心地添加,添快了磨不细,添慢了机器便空转,要的就是这份耐心与细心。豆浆糊磨完了,女人用开水进行稀释,稀释浓度是要凭经验的,看上去开水应是糊的两倍。稀释好后男人便开始过滤,在大锅的上方,用两根木棍做成十字支撑,将一个包袱系住四个角形成一个布兜。把稀释好的豆浆液舀进一部分后,使劲地摇,一直摇到不再滴水,再摘下布兜,放在“过床”也就是起支撑作用的木框子上用力挤压,还要用一个特殊的装置施加压力,直到挤不出水来。这是个力气活,挤压的越干净,出豆腐率越高。压出来的水是豆浆,留在兜子里的便是豆渣,经常听到讲某地方出了个“豆腐渣”工程,就是用这豆腐渣来指代,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如此污辱豆腐渣,其实它有很大用途的,可炒了吃,可作饲料,真希望人间不再有豆腐渣工程,而污了豆腐渣的清名。等实在压不出水了,才把剩下的豆渣倒进另一个小盆里,再用同样的程度过滤下一兜子。豆浆全部挤压完毕后 ,女人就开始升火了,加热到沸腾,泡沫越来越多,泡沫和锅沿接近齐平时,就差不多了,这火候更是二十多年的经验,把握的相当准确。这时锅内便是香气扑鼻的豆浆子,早晨的街头,喝上一碗热豆浆,吃上一支喷香的油条,无比惬意。

做豆腐的关键是点浆。在一大缸里,盛着满满一缸酸浆,女人舀出一瓢,按顺时针的方向浇进烧开的豆浆锅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只见锅内的豆浆逐渐聚合起来,形成了洁白的豆脑,这是黄豆里的蛋白质遇酸凝聚的结果。

“这就是酸汤啦,做豆腐必不可少的哦,一大水缸呢。因为做的豆腐多,少了可不够。”女人不无自豪地自言自语。“我们的豆腐好吃,秘诀就在这酸浆里。”

如果这时有好奇的人问大嫂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大嫂一定会回答:“俺不管什么原理不原理的,反正俺一辈子就这么做。”

是啊,崮乡的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他们无需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其生活中必然遵守着自然的法则。就像做豆腐的人,他们可以不明白蛋白质遇酸则凝的道理,但他们会从经验中传承这一法则。当然,当代农民已非常注重学习,已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天工,安知帝力”了,他们逐渐从“天工”中懂得了“帝力”,继而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能力。

此时的豆腐脑正洋溢着诱人的豆香气,盛一碗,洒一匙韭菜花,能香得舌头瘫掉。

“快端两碗,给孩子他老爷、奶奶送去。”

“好了!”男人幸福地端着香喷喷的豆脑去了另一个院子,那是父亲的住处。第一碗豆脑先端给公公婆婆,已是女人多年的习惯,做儿媳妇的孝心。

此时要把豆浆水盛出来,再续进盛酸浆的大缸里,那酸浆的数量就这样不断地补充着,从不间断。

第一次的酸浆是从邻居家借来的还是自制的,他们也记不清了,反正有了第一次就没断过。这也是传承吧,如果子女愿意,便可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

男人回来了,在大盆上架起“过床”上放一个“木范”,“范”者,规范也,就是约束成型的工具,这是个用木板制成的正方形的木框,长宽约四十公分,高度约二十公分。把干净的笼布浸湿,铺在“木范”里后,女人从大锅里舀出豆腐脑倒进去,倒满后把笼布拢上来,拎拎紧,也就是包紧后盖好,再在上面盖上高粱秸订成的盖簟,还要在上面压上块大磨石,这是为了把里面的水分充分挤压出来。在城里有若干家经营岱崮豆腐的店,他们都不用力挤压,只是让它自然沥水,自然凝固,这样里面的水分就大的多,而岱崮的豆腐是一定要挤压,因为岱崮的人们就像上面压的大磨石一样实在。所以岱崮的豆腐最结实,结实到可以用称钩子钩着卖。

我曾在城里买豆腐时笑着问店主:“你们的豆腐怎么这么多水呀?也不压一压!”

店主笑着说:“俺水里求财呢,压太实了哪还有利!”一圈客人都笑,以示默许。

是呀,水里求财,他们求自己的财,而给人们带来了美食,带来了美味,带来了享受,也是各得其所,因此这一“求财”已不仅是自利,也是利他。眼前的这对夫妇就这样在利他中几十年如一日地制作着精美的豆腐,并将做豆腐做成了幸福的事业!

敞开豆腐包,白中泛黄冒着热气的豆腐呈现在面前,这是幸福的结晶。把豆腐块从“木范”中取出,这是一包,一包做完再做下一包。把一包豆腐M竖各切两刀便形成了大小相等的九块,就可以送到送往菜店饭店……农家饭桌上了。

别着急,还有一道美味没说呢。锅里的豆脑全盛出来后,你会看到锅上还贴着一层“网嘎巴”,我们称为“豆腐网子”,用锅铲抢下来,又是一道美味的食材。

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据说做豆腐的祖师爷是淮南王刘安,是西汉高祖刘邦之孙,他曾召集大批方士炼丹、制药,并集成《淮南子》一书,估计是从这里面学到了化学知识,明白用凝结剂使豆浆中的蛋白质凝结而制成豆腐。据《清异录》记载,人们呼豆腐为“小宰羊”,认为豆腐的白嫩与营养价值 可与羊肉相提并论。

豆腐的制作工艺多样,有用石膏点豆腐的,称之为石膏豆腐;有用盐卤点豆腐的,称之为盐卤豆腐,但哪一种豆腐,都不如崮乡的酸浆豆腐。

豆腐是崮乡人的美味,煎、炒、烹、炸,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亲朋好友乔迁新居时,是要去“温锅”的,这时一定要带一块豆腐,豆腐,“都富”,这是最美好的祝福。

所谓“格物致知”,致知就是增进对事物的觉解。这对夫妇在日复一日的做豆腐中不断提高着对豆腐的觉解,也就不断提高着做豆腐的技艺。做事要“用敬”,也就是要潜心于一种功夫。他们一心一意地用功于做豆腐上,便成为了做豆腐的高手,这就是为什么“高手在民间”。

我在崮乡等你,等你来尝一尝豆香四溢的岱崮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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