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7 14:03:33
关键词：知识；中小企业国际化；国际化过程模型；国际新创企业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092－06
一、引言
在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先后出现了“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两种代表性理论。国际化过程模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Uppsala模型(umodel)和创新模型(Imodel)，其中Uppsala模型的影响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本文所讨论的过程模型，指的是Uppsala模型。在研究文献中，“国际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概念，本文将“天生全球化”相关研究也一并视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的一部分。
“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这两种理论对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和行为的假设存在着巨大差异：过程模型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渐进式的，其行为策略是反应式(Reactive)的；国际创业模型则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快速的，其行为策略是主动式(Pmactive)的。在理论解释力方面，国际化过程模型能够很好地刻画中小企业渐进式国际化行为，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能够识别并解释当前越来越明显的“加速国际化”趋势。然而，如果将中小企业国际化速度看作一个连续的光谱，现有的两种理论实质上仅仅分析了位于两端的国际化行为，而缺乏对处于中间状态、更具一般性的国际化行为的关注。显然，该研究领域缺乏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对两种现有中小企业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是尝试建构中小企业国际化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鉴于两种现有理论都高度重视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选取知识作为比较分析的主要视角。本文共分成5个部分，正文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正文第四部分从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等维度对两种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正文的结尾部分对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研究结论。
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作用
(一)经验知识与渐进式国际化
在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 Model)中，企业国际化被描述为一个依赖于经验知识的渐进过程(Johanson和Vahlne，1977)。传统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有如下假设(Petersen，Pedersen和Sharma，2003)：1.对企业国际化过程具有关键作用的知识是市场专有的。由于每一个国外市场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一个市场中获取的知识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被用于其他市场；2.这些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源自于当前的市场活动，知识获取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3.知识嵌入于个体之中，即通过个人经验获取市场专有知识并存储于个体之中；4.作为第二、三项假设的合理延伸，嵌入个体的经验知识难以在组织内传播；5.对国外市场的不可逆的资源承诺随着经验知识的获取而成比例递增。
基于上述假设，国际化过程模型以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等变量来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渐进性体现在进入模式选择和目标市场筛选两个方面：首先，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的进入模式依照一种链式结构演进，即从不规律的出口开始，到通过独立的业务代表出口，再到在国外成立销售分支机构，直至最后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其次，企业在进行国际市场筛选时，依次进入心理距离不断加大的新市场。所谓心理距离是指诸如语言、文化、政治体系等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Johanson和Vahlne，1990)。
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基本逻辑可以表述为一个循环过程：首先，企业向国外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程度的风险，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日常活动同时也诱发了经验学习，进而导致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其次，随着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增加，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感知到的风险不断降低，这将刺激企业进一步向该市场配置更多的资源。由此可见，经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扮演着资源规制者的角色(Prashantham，2005)，也就是说，企业经验知识的水平决定了企业向国际市场投入资源的水平。经验知识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利用商业机会(Johanson和Vahlne，2006)。
(二)经验知识的主要类型
在初始的国际化过程模型中，只假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验知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除了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之外，还存在着更为一般化的、不特定于任何国际市场或进入模式的经验知识。
Eriksson等(1997，2000)在市场和企业层面对经验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他们开发出测量经验知识的三个构念。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被分解为“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两个构念。商务知识是指关于客户、市场和竞争者的经验知识。制度知识是指关于政府、制度框架、规则、规范和价值观的经验知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国外市场的机遇和问题。
企业层面的经验知识是特定于具体企业的一般化知识，被称作“国际化知识”。国际化知识是关于企业自身从事国际化运营的能力与资源的知识，是企业在如何组织国际化活动方面积累的经验，这种知识决定了特定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方式。国际化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在不同国际化情境下需要具备何种知识，以及在何处寻求这些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不同，国际化知识不是嵌入于个体，而是嵌入于企业的惯例和结构之中。Eriksson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化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以及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是国际化知识与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的中介变量。
除上述类型外，Johanson和Vahlne(2009)还发现了更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他们认为，在国际商务网络中，商业伙伴之间的互动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定于关系的网络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帮助网络成员了解商业伙伴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国际商务网络所具有的多样化特征，可能对开发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产生积极影响。
(三)经验知识的获取机制
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最基本的知识获取机制是从当前经营活动中积累关于特定市场经验知识的“干中学”过程。在模型提出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知识获取机制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Forsgren(2002)指出了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模
型)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的两点不足之处。首先，组织学习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具有不同的维度，但是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强调了通过自身经验学习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通过模仿进行学习、通过招募个人和合并组织进行学习以及通过搜寻和扫描新信息进行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机制。经验学习并不是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知识的唯一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拥有这些知识的组织或者模仿具有高合法性组织的行为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其次，组织学习既包括提高组织效能的“利用”式学习，也包括提高组织对潜在备选方案认识的“探索”式学习(March，1991)。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现有活动中学习，后者则强调对潜在活动的学习。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讨论了针对企业当前活动的“利用”式学习，却没有对寻找当前活动替代方案的“探索”式学习作出更多解释。
作为对学术批评和挑战的回应，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创立者从国际商务网络视角对模型进行了修正(Johanson和Vahlne，2009)。在修正后的模型里，知识(机会)、关系承诺决策、学习(信任构建)以及网络位置取代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成为新模型的主要变量。企业被视为嵌入于多元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商务网络之中，国际化是企业强化其网络地位的行动结果。在新模型中，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网络关系的发展过程，成功的国际化要求企业建立起一个或更多的网络关系。企业的知识、信任和承诺都是关系特定的，企业通过商务网络关系学习知识、建立信任、发展承诺并识别环境中的商业机会。虽然Johanson和Vahlne在新模型中仍然坚持将经验学习作为国际化过程中获取基础性知识的主要机制，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其他的知识开发途径有可能成为经验学习的补充。修正后的模型认为，国际商务网络中的知识开发不仅仅是从其他网络行动者处学习已有知识，还包括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知识。
三、知识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者们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并不是像国际化过程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进行渐进式的国际化，而是从企业建立初期起就迅速走向国际，这些企业被称为“国际新创企业”(0fiaR和McDougall，1997)，或者“天生全球化”企业(Madsen和Servais，1997)。由于国际化过程模型无力对中小企业的“加速国际化”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受到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或天生全球化模型)的挑战，而后者则成为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创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针对新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展开的大量研究中，知识在新创企业国际化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前经验
企业家先前经验的重要性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挑战国际化过程模型的主要理由之一(Oviatt和Mc－Dougml，1997)。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认为，很多新创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初期就进行国际化，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创立者或经理人在企业创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国际化知识与经验。创业者的知识和经验并不是只能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海外教育背景、先前的工作经历、海外的社会资本等等，都有可能使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对其拟进人的国际市场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Crick和Jones(2000)的案例研究显示，新创企业经理人先前的国际市场工作经历，帮助他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复杂的国际运作以及风险和资源评估的经验，建立了创业后可利用的客户网络和市场联系。这一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新创企业何以能够在创立初期就采取外向型市场拓展战略。此外，从知识获取的角度来说，企业家的先前经验使新创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催化企业获取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额外知识(Oviatt和Mcdougall，2005)。
不过，先前经验并不是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充要条件。在Chetty和Campbell―Hunt(2004)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中，不论是传统国际化的案例企业还是天生全球化的案例企业，其创立者或高层管理者大多都具有先前的国际工作经验或者海外生活背景。因此，仅凭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还不足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国际化模式。
(二)技术知识
除了市场经验知识外，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还高度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事实上，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大量的研究样本都来自于生物、电子等高技术产业。知识强度被识别为新创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Prashan~am，2005)。所谓知识强度是指企业依赖其活动和产出中的固有知识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程度(Aufio，Sapienza和Almeida，2000)。
Cheuy和Campbell－Hunt(2004)发现，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发具有全球市场潜力的创新型产品。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天生全球化企业大多采取“聚焦－成长”战略，即深度聚焦于一个狭窄的利基细分市场并在其中寻求建立市场支配地位。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国际化逻辑是以创新优势为基础快速实现全球扩展，这种战略要求企业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集中使用资源。基于同样的逻辑，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产品往往是技术密集型的、高度专业化的，并且在每个国家都只有少量的客户。天生全球化企业倾向于控制一个狭窄的产品范围，并在该市场中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声誉的领导者。因此，技术创新是天生全球化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技术知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应该是新创企业加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新创企业试图在成立早期就进行国际化，那么他不仅需要国际市场经验丰富并且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经理人)来发现国际市场机会，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来提品和服务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
(三)动态能力
Weerawardnea等人(2007)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对知识在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概念化。Weerawardnea等人认为，解释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的现有理论之所以是不完备的，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天生全球化企业及其创立者们的学习行为在企业合法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创业者个体特征、市场聚焦学习能力、内部聚焦学习能力、网络能力、营销能力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开发能力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抽象了新创企业合法成立之前的内外部学习过程，为新创企业的加速国际化行为提供了以能力为基础的理论解释。Mort和Weerawardnea(2006)的研究也发现，网络能力可以有力地促进新创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知识，识别和快速利用国际市场机会。
简言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认为，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开发知识，铺平了企业加速进入国际市场的道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并不必然是路径依赖的，而可能是以企业中个体能力和
组织能力的培育和重构为基础，实现激进的、打破框架约束的变革(Prange和Verdier，2010)。
(四)国际化成长
除了解释加速国际化现象的成因外，企业在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持续成长也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知识再一次成为国际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Autio，Sapienza和Almeida(2000)认为知识和学习是新企业成长的关键驱动因素，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在高技术产业这样的动态环境中要更加突出。他们实证分析了国际市场进入时间、知识强度和难以模仿性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与国际化成长负相关、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正相关。也就是说，在新创企业早期发展阶段里，国际化时间越是提前、产品的知识强度越高，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长绩效也就越好。在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的研究中，他们以芬兰高技术新创企业为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市场知识、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之问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培育内外部社会资本，高技术新创企业能够有效强化其技术和市场知识基础，这种扎实的知识积累和创造为新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Zahra，Ireland和Hitt，(2000)实证检验了新创企业国际化模式(多样性、市场进入模式)对技术学习的影响，以及技术学习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化(多样性、进入模式)是提高新创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而技术知识的积累对于新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快速的产品引入以及竞争优势的获取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知识视角下两种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
在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知识都是解释和预测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关键变量。不过，在关于知识与中小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的具体阐释上，两种理论既有显著的差异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区别和联系可以通过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知识获取机制等维度进行的对比分析而得以厘清。
(一)理论根源
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国际化过程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长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是国际商务理论和创业理论的交叉研究。然而，如果从知识的视角看来，虽然关注的焦点不同，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源，即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Sapienza等，2003)。国际化.过程模型重点强调了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中管理知识(即经验知识)的作用，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强调了企业家知识的作用。
(二)知识角色
国际化过程模型将市场经验知识作为资源承诺(市场承诺和关系承诺)的前提，高水平的市场经验知识将导致高水平的资源承诺，反之亦然。因此，市场经验知识的角色是资源的“规制者”。在过程模型中，经验知识也可以看作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充分条件。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Johanson和Vahle，2006；2009)还强调了经验知识对于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机会的作用。
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认市场经验知识对于企业资源投入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更加强调技术知识的影响。产品和技术知识的积累，使企业能够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中新的生产性机会。技术能力促进企业创造优质产品、改进现有产品以及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和效能。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小规模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世界范围内利基市场的专业化需求(Knight和Cavusgil，2004)。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技术知识可以看作是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
在知识来源方面，两种理论模型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来源和获取机制的观点，只是特别强调了企业家(创业团队)先前经验的重要性。企业家(创业团队)的先前经验被认为是新创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资源禀赋，能够支撑新创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并采取多样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然而，对于企业家(创业团队)究竟以何种方式积累起这些经验和知识，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先前知识成为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其次，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采取了网络视角，以“学习、创造和信任构建”取代了原始模型中的“当前活动”构念，这意味着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将企业的网络关系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Johanson和Vahle，2009)。与之相似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也高度重视网络关系对于新创企业快速知识开发的影响，网络关系在许多研究中都被当作新创企业知识的前因变量(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Freeman等，2010)。
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和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差异主要有三点：1.在学习内容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增添了对技术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zahra，Ireland和Hitt，2000)；2.在学习策略方面，国际新创企业的主要学习策略是“探索”式学习(Sharma和Blomstermo，2003)，而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主要学习策略是“利用”式学习；3.在学习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更可能采用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和模仿式学习，而国际化过程模型描述的企业更可能采用从直接经验中学习(Sehwen和Kabst，2009)。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定经验学习在获取市场知识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不过，由于新创企业拥有先前经验并因此具备更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所以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学习。
五、结论
本文旨在从要素角度出发，建立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文中探讨了国际竞争力的思想及理论基础，建立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油田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11万2千多字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论文
关键词：外交政策 交叉研究 比较政治 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
King和Wedhwtmi［1］指出“不同市场间如果能够进行充分的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市场参与主体可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去推测其他市场价格变化，使得不同市场具有类似的波动形态，进而市场间就出现了风险传递，形成所谓的风险传染”。Boyer等［2］详细论证了风险传染现象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同时也存在于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因为风险传染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引起了局部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扩大与扩散，其中，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可见，如何及时的、合理的对不同金融市场间存在的风险传染现象进行度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国外针对该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较早有：Boot等［3］研究了大阪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和芝加哥交易所三个市场中股指期货间的风险传染关系问题。Lin和Tamvakis［4］结合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并运用GARCH模型研究了纽约商业交易所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石油期货价格之间的联动现象。Forbes等［5］利用市场相关理论和相关系数研究了美国不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效应。Yang等［6］结合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函数分析了欧洲货币统一前后其金融市场和美国金融市场间的信息传导和风险传染关系变化。Boyer等［2］结合马尔可夫转换的VAR模型与极值理论研究了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期货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现象。Cappiello和Engle［7］引入非对称动态条件相关模型（AR－DCC－MVGARCH）度量了国际主要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非对称风险及其风险传染，证明了风险传染的动态性与非对称性。Pesaran等［8］运用动态增量回归相关系数对不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行了实证等。综合这些文献，笔者发现，对金融市场间风险传染现象的进一步研究主要归功于定量方法的发展，模型也经过了从仅考虑均值溢出的风险传染到兼顾均值与波动双向溢出的风险传染、从静态风险传染到动态时变风险传染的过程。由于这种风险传染现象关系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我国金融市场为对象进行风险传 染 效 应 研 究 的 有：华 仁 海［9］，肖 辉 和 吴 冲锋［10］，周伟和何建敏［11］等分别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方差分解与脉冲函数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证实了我国期货市场存在连续的风险传染现象。但以上有关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现象的实证研究均建立在以均值溢出理论为基础的VAR或VARMA模型上，模型对市场风险传染效应的刻画仅限于常系数，结果也只能反映某阶段市场间静态的风险传染大小关系。林宇［12］，叶五一和缪柏其［13］分别利用EVT尾部建模和Copula变点检测方法对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间存在的极值风险传导，以及美国次级债危机传染进行了研究，验证了国内外金融市场间存在的离散风险传染现象，不足的是上述模型仅限于极端事件下国内外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现象的研究。但综合上述两方面有关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或传染的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金融市 场与国际金融市场 间存在风 险 传 染 现象。其后，许多学者进一步结合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对我 国金融市场的风险 传染现象 进 行 了 研究，如方毅和张屹山［14］利用多元GARCH（BEKK）模型对国内沪铜和沪铝场内外风险传染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市场间的风险传染主要来自市场间随机波动溢出而非均值溢出，可见，仅限于均值溢 出角度考虑的风险 传 染研究 具 有 片 面性，同时，该模型计算的风险传染项具有时变性，更符合实际情况，但模型仅两市场风险传染的计算就存在n（n＋1）／2＋n2（p＋q）个待估参数，随着市场数量的增加模型计算难度激增；王宝和肖庆宪［15］利用相对BEKK模型约束更少、计算更简单的DCC－MVGARCH模型研究了我国不同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现象，但模型需要分两阶段进行求解。刘庆富等［16］利用T－EGARCH模型对LME与SHFE期铜市 场 间 的 风 险 传 染 现 象 进 行 了 实证，柴尚蕾等［17］利用ICA－EGARCH－M模型对国际股指期货市场与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但针对风险传染现象的建模，以上模型不如BEKK和MVGARCH模型，因为模型计算的风险传染项仅体现为静态系数，这与实际不符。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兼顾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考虑市场风险传染的模型相比仅考虑均值溢出的线性相关模型、VAR模型以及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等风险传染模型更具优势。而目前这方面模型仍存在两点不足：首先，在风险传染项的设置上实际意义不明显，或为协方差表示、或为波动项待估系数表示；其次，当风险传染项为时变参数时模型求解需要分两步进行（先由最小二乘获得均值VAR方程参数，再对波动方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如文献［14－16］实证部分），解的完整性大大减弱，甚至出现残差仍存在ARCH效应的现象，且算法的多市场扩展性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结合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模型中用于测度风险传染现象的方程具备实际意义，同时参考MCMC迭代算法构建了模型参数的一次性求解方法，解满足完整性要求，因此，新模型将更符合对实际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现象测度的需要。进一步将该模型运用到沪铜市场进行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一系列已有研究结论，同时还给出了一些符合期货实情的新结论，这也充分表明新模型的有效性、实用性与优越性。
2 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构建
金融市场收益序列方差的时变性或异方差性已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具体可根据相关统计量进行检验），也因如此，本文所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将建立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理论基础上。对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建模，容易想到Bollerslev提出的异 方差GARCH模 型 和Taylor提出的SV模型，根据Joans［18］与余素红和张世英［19］对两类模型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比较可知，包含随机波动变化的SV类模型在样本拟合和随机模拟上均优于GARCH类模型，故本文选用SV类模型为基本的均值溢出与波动溢出度量模型，并参考多元GRACH过程把SV模型扩展为多元随机波动模型，引入波动传染项，也称风险传染项，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过程如下：首先，结合市场间均值溢出效应和SV模型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均值方程为：考虑到i市场第t期价格收益yi，t的波动hii，t主要受前期市场波动hii，t－l、该市场微观结构Mi，t－1（Jun［20］对SV模型中微观变量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证明了提前一期的微观变量更具备理论价值）及其他市场前期风险传染项hji，t－1影响，其中j≠i，据此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波动方程为：笔者认为影响市场间风险传染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前期风险传染大小和风险传染对应两个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原因是：风险传染类似波动存在集聚效应（该结论在实证部分能得到验证），故与风险传染前期大小有关；风险传染发生是源于其他市场收益的波动，因此与该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有关；而与被传染市场已实现波动有关是因为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大小将影响风险传染效果的强弱，所以存在以上关系，即风险传染项hji，t受前期风险传染hji，t－1以及风险传染中两市场前期已实现波动yii，t－1和yjj，t－1影响。考虑风险传染的随机效应，引入风险传染新息项ηji，t，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风险传染方程为：根据模型构建可知，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共存在三类新息项，即均值方程新息项、波动方程新息项以及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结合SV模型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对其假设如下：假设1 相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与波动新息项间相关系数，以及不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和波动新息 项 间 相 关 系 数 均 为0，即cor（εi，t，ηii，t）＝ 0，cor（εi，t，εj，t）＝0，cor（ηii，t，ηjj，t）＝0。假设2 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与均值方程新息项及波动方程新息项相关系数为0，即cor（εi，t，ηji，t）＝0，cor（ηji，t，ηii，t）＝0，cor（ηji，t，ηjj，t）＝0。结合以上均值方程（1）、波动方程（2）以及风险传染方程（3）就构成了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考虑一般两市场情形，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如下：对于一般的随机波动（SV）模型由于存在双随机变量，经典的极大似然方法无法求解，而本文为了对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行有效测度，又引入了一个属于潜变量的风险传染项，故用于求解SV模型的伪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都无法一次性对其有效求解。因此，文中将选用对模型设定要求不强，并能有效求解潜变量的方法———基于贝叶斯推断的马尔可夫蒙特卡罗（MCMC）方法对新模型进行参数求解，具体见第3节。
3 基于MCMC方法的模型一次性求解
Meyer［21］对 利 用 贝 叶 斯 马 尔 可 夫 蒙 特 卡 罗（MCMC）方法求解SV模型进行了详细阐述，证明了该方法相比伪极大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在稳定性和精确度上均有所提高。其后，Jun［20］进一步完善和扩展了SV模型的MCMC迭代求解方法。结合上述文献中MCMC算法的求解原理以及卢斌和华仁海［22］用MCMC方法求解潜变量的启示，本文提出以下基于MCMC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参数求解方法，方法以两市场风险传染为例，多市场风险传染模型的MCMC方法求解类似，仅复杂程度不同。首先，把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均值方程，波动方程以及风险传染方程转变为如下形式：根据首期无风险传染假设，则有：h12，1＝h21，1＝0，进一步可计算两市场波动初始值满足：根据上文对均值新息、波动新息以及风险传染新息的相关系数假设有：通过以上联合分布的构建和先验分布的设置，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参数及潜变量就可以在贝叶斯分析框架下使用Gibbs抽样器从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 ［θ，Y｜X］中进行抽样和推断。因为Gibbs抽样是一种迭代抽样方法，当迭代次数趋于无穷时能确保抽出样本就是原来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具体计算可使用BUGS进行。限于篇幅，模型后验分布推导以及算法迭代步骤文中没有详细给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当然，利用BUGS软件进行编程和计算上述分析也足够了。以上构建了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其基于MCMC算法的参数一次性求解方法。当存在多个市场时风险传染模型可类似构建，同时MCMC求解步骤不变，但完全条件概率和后验密度分析存在一定差异。
4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
4．1 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期铜为研究对象，运用本文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对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进行实证，原因在于：沪铜上市早（1993年）、成熟度高、国际影响力强（交易量居世界前列，亚洲最大期铜交易中心，其中2009年成交量超LME期铜居世界首位）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用SHFE期铝和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的测度和实证，原因在于：我国金属期货均于SHFE市场交易，影响沪铜价格的金属期货可能有铝、锌、黄金、螺纹钢、线材与铅，但后五种金属期 货 上 市 时 间 较 晚 （2007年 后 上 市），无论市场规模、交易量以及流动性都较小，对沪铜影响小，因此本文仅选用沪铝进行场内风险传染 实 证；其 次，LME交 易 所 拥 有 国 际 期 铜 定 价权，交易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故选择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外风险传染实证。可同理引入其他期货交易所期铜与SHFE交易所其他金属期货进行沪铜场外与场内风险传染实证，其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MCMC求解方法不变。数据选自2003年1月2日至2010年12月16日沪铜连三、沪铝连三与LME期铜三月连续价格收益对数差分形成的复合收益率序列，及其成交量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保 持与LME市场 三月期连 续 数 据 一 致，剔 除 两 市 场 节 假 日 交 易 数据，其中成交量为微观结构，最后得到1817笔同日期的交易 数 据 （虽 然 两 市 日 交 易 时 间 完 全 错开，但笔者认为其对长时间跨度的低频数据分析影响不大）。三个对数收益率时间序列经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序列，基本统计数据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沪铜、沪铝与LME期铜的对数收益率序列均不为标准正态分布，存在一定的尖峰厚尾特征（可把均值新息项的正态分布变为学生T分布进行厚尾处理），三个时间序列滞后一阶自回归残差平方的Ling－Box Q统计表明均存在ARCH效应，合适异方差的GRACH和SV建模；由均值和方差大小可知，三个期货市场收益和风险正比关系明显，其中来自收益波动的非随机风险LME期铜最大。根据表2和表3的交叉相关系数可知：SHFE市场1期领先沪铜与当前沪铝的相关系数显著；SHFE市场当期沪铜与LME市场滞后1期期铜的相关系数显著，由此可知：沪铜场内和场外存在均值溢出现象，其滞后期为1，故均值方程可设定为滞后1阶的VAR形式。
4．2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与分析
分别对沪铜和沪铝以及沪铜和LME期铜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进行沪铜的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模型求解采用文中构建的MCMC迭代算法，迭代过程由Gibbs抽样实现，分别进行5000次迭代，直到每个系数的迭代结果都趋于稳定，再由最后1000个迭代数据均值进行贝叶斯推断，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
由上表可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均值方程系数可知，市场均值溢出中沪铝对沪铜以及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很小，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影响关系正负不定，沪铜对沪铝以及LME铜对沪铜均存在均值溢出的风险传染，但后者数值较小仅为0．0536，该结论与交叉相关系数结果正好相符，同时也验证了市场间风险传染主要来自随机波动溢出而不是非随机均值溢出效应的结论［14］，而沪铜对沪铝均值溢出影响大的原因与我国期货市场形成及投资者背景有主要关系。（2）根据波动方程系数可知，沪铜市场受沪铝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小且为负值（－0．0259，其原因将在后文结合图形进行解释），沪铝市场受沪铜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相对较大（0．0670）；沪铜受LME期铜风险传染影响系数高达0．1258，而LME期铜受沪铜风险传染的影响仅为0．0653，这反映了沪铜在国际期铜定价中影响还相对较小。根据波动新息项方差系数可知，沪铝随机波动性最大，沪铜次之，LME期铜最小（可见图1和图3），这恰恰与非随机收益的波动相反，具体原因笔者认为与市场成熟度、市场参与者构成以及政府政策出台有一定关系，如国内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成分高、政策出台机制不够完善等，这些都能导致期货市场较大的随机波动。（3）根据风险传染方程系数可知，风险传染项主要受波动源市场的影响 （c122和c211值相对较大），受前期风险传染影响 （c12和c21）较小。风险传染项与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关系在沪铜和沪铝的场内传染中呈正相关（和c222），而在沪铜收益的已实现波 动 与LME期 铜 的 风 险 传 染 中 呈 负 相 关（－0．1166），笔者认为这与沪铜和LME期铜之间替代性、沪铜与沪铝的同宏观环境变动有一定关系。但其中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受LME期铜收益波动影响较大（0．5786）以及与其他场内风险传染不一致的现象还有待深入探讨。根据MCMC方法的求解结果能进一步得到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时变波动项和时变风险传染项，具体如图1—图4所示，图中实（粗）线和虚（细）线分别对应y1，t和y2，t的时变波动与时变风险传染，其刻度分别为左边坐标轴和右边坐标轴。
从图1和图3可看出沪铜场内风险传染存在以下现象：（1）沪铜与沪铝市场中无论是价格收益波动还是来自其他市场的风险传染均存在“集聚效应”。（2）沪铜市场波动强弱与沪铝市场波动强弱交替出现，这正好能解释许多国内期货实证研究中所描述的我国期货市场参与者不够成熟，投机者过多，当某期货市场波动大有利可图时将迅速吸引其他市场资金流入，进而流出原期货市场［23］，导致相同行情下波动交替出现的现象。（3）沪铜与沪铝相互间波动传染趋势一致，但沪铜对沪铝的风险传染明显强于沪铝对沪铜的风险传染，这说明沪铜在我国期货市场中仍占主导地位，其市场波动受沪铝波动影响小。从图2和图4可看出沪铜场外风险传染存在以下现象：（1）无论沪铜还是LME期铜都存在波动与风险传染的“集聚效应”，结合上面分析可知波动及其传染的集聚效应是期货市场中的一种固有现象。（2）沪铜的随机波动明显大于LME期铜的随机波动，这说明相对而言SHFE市场的投机氛围过重，市场不够成熟，当然，这与我国期货市场的形成背景、运营时间以及市场参与者类型有较大关系。（3）根据沪铜和LME期铜的波动，以及来自对应市场的风险传染可知，沪铜受LME期铜风险传染影响大，而对其风险传染效果小，这进一步证实了SHFE市场虽然在成交量和成交额指标上居世界前3，但价格变动受国际市场影响大，目前还不具备期铜的国际定价权，影响国际市场的能力相对有限。结合沪铜场内和场外时变风险传染结果可知：（1）根据图1和图2，由沪铜和沪铝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计算所得的沪铜波动序列与由沪铜和LME期铜市场计算所得的波动序列存在不同，主要是后者出现两个大的波动行情，而这与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即从2006年4月到2007年初期铜出现一波大幅上涨的震荡行情，而从2008年8月开始到2009年初出现了一波因为金融危机引起的大幅下降的市场行情（对应图2实线的两次大幅波动），由此可知，沪铜的波动主要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传染。（2）根据图3和图4，上述两段期铜价格大涨和大跌的趋势，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染序列均能有效反映（图3与图4中四个序列），数据反映在区间676－901和1276－1401中，对应时间是2005－12－6到2006－11－24以及2008－7－25到2009－2－27，风险传染出现大幅波动甚至早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故笔者认为新模型能对金融市场的行情波动进行简单的预测，但更为合适的运用领域应该是风险度量后的风险管理、资产定价或投资组合计算等。以上结合本文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对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进行了实证，不难发现，通过新模型的计算与实证，一方面验证了已有文献得出的一系列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新模型还能刻画出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新现象，可见新模型在理论和实用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近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西方话语霸权。随着权力的旁移与下移，推动“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这种现象难以为继。世界面临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中国面临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机遇。为此，我们必须走出接轨、转型的迷思，通过继承传统、包容现代、创新未来三部曲，打造符合时代要求与普遍公意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国梦的提出，为此奠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为中国梦也应是世界梦。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应着眼于打造“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国际话语体系。
话语权形成面临的困境
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超越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历史性困境。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形成面临“三五”困境：
（一）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
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世界，天下体系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因为传统的华夏体系是垂直型国际体系，与当今东亚地区流行的平行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迥异。这使得我们用历史上的归宿来确立当今地位时，面临时空体系的纠纷。的确，传统天下观非普世观，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
（二）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现代知识体系是价值附加（value-added）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500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500年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是事实，从西方的普世理论转为世界理论的普世性，尚有可能。问题是，宏大理论难再，只求文化特色理论而已。换言之，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三）50年来未有之困境
现今，中国强调的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世界进入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中国无力独自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也无法简单从西方那里争取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重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其一是大复兴：为应对五千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即恢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时代的多元思想文化，还原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状态，同时挖掘传统中华文化之现代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实时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其二是大和解：为应对五百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
西方价值中有普世性，中国价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其三是大包容：为应对五十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时，我们面临一个悖论：用人家话语表达，失去自我；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表达，人家听不懂，也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盛行的重要认识论原因。证明我们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抗争。如何面对，关系中国精神立国的根本问题。路径一是接轨国际话语体系，这已经被证伪，因为中国梦超越了现代化梦，西方并非中国梦的彼岸。路径二是创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又面临着中国特色
汉字、中国模式
的障碍。路径三是包容创新国际话语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最恰当的选择。
由此决定了打造国际话语体系，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
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工业，全球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工业，全球；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
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价值，同时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化2.0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包容当今西方观念，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话语体系。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智库在打造国际话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也应着眼于打造国际话语体系。
一般认为，智库具有三大作用：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也是智库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渠道。
先说影响政策。智库报告、组织研讨会、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是智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项目主任李侃如合写的中英文报告《中美战略互疑》2012年10月同时在中美，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起到造势、先导作用。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影响政策，也可以解释、推介政策，成为战略沟通的主角之一。
其次说塑造舆论。罗马俱乐部1960年布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成功制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话题，成功塑造了国际舆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各国军费报告，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塑造舆论。皮尤公司不时推出各国调查报告，更是成为舆论风向标。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为政策出台造势、为形象推广鼓劲，塑造友善的舆论环境。
再说培养人才。智库学者是意见领袖的主要来源，在塑造国内外舆论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据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一些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的兼职研究员和智库活动的座上宾。领导人出访，越来越注重在所在国主流智库发表演讲，阐释政策、影响精英、引导媒体。
总之，智库完全称得上是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公共外交是不同国家人民的心理沟通，离不开智库的前期研究、现场造势、事后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鉴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层面，继承并超越了上述领域：
其一是精神立国。中国智库只有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
其二是打造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精神立国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长期以来，新加坡被西方舆论描绘为、家族统治的典型。杜维明先生将新加坡描述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地改变了外国人心目中的新加坡观念，可谓最成功的公共外交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如何打造中国梦，阐明和说服外界“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是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又一重大课题。
其三是国际合作先驱。过去我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公共外交时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巧公共外交恰如太极，借力打力。中国智库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外国专家，开展智库公关，借人家的嘴，利用人家的平台为我说话。为此，智库对公共外交的促进作用十分独特、举足轻重。
上述三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如何完成上述使命，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这是开展有效对外传播的源头。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所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映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China），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研究中国都很时髦，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研究不好自己吗？所以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模仿西方智库发展道路。
为更好地承担起上述公共外交使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转观念、创新模式、接地气、引“外脑”、“走出去”，着力培育、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结语：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事实一再表明，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便无法实现三个自信，因为我们老是趋向于拿今天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衡量标准。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开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3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3年11月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享”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会议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红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出席并分别致辞。海内外嘉宾张维为、成中英、焦雄屏、克利斯朵夫、于丹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研讨会。
郝芳华在致辞中指出，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仍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以多种方式、多重渠道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是当下中国的个重大战略目标。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所致力于创建世界流大学的综合性高等学校，愿意在其中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责任。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先生领衔创办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这是个致力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开放平台。郝芳华希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未来的发展中抓住机遇，做出应有的贡献。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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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新特征促进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创新，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其中以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而且纵观近几年的文献，不难看出，FDI的研究注重利用案例和经验数据对原有理论验证、补充和修正，并推动研究向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的方向发展。下面将从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分类综述。
一、修正、检验原有的理论体系
Vernon提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两年来由Bartlett and Ghoshal(1998)将其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开发、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当地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新的三位一体弥补了Vernon的理论缺陷，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向的因素结合起来。Scott Liu(1998)对内部化理论进行检验和补充。指出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含有信息量， 一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导致新的知识进入市场，影响其在外部市场的经营；二是跨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含有对未来收益状况的预期。Dunning(1988)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一国的吸引外资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结合在一起的。Dunning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发展过程，并且指出，一国的海外投资地位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比关系，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逐步提高，一国将从净资产流入国转变净投资流出国。Barry等(2003)利用爱尔兰的数据对Dunning投资发展水平理论进行了验证，结论支持了投资发展水平理论的假设。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和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Cantwell and Tolentino(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Shapiro等(2003)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Homin Chen 和Tain-Jy Chen(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 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 更容易接近顾客， 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 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香港小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因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Foster(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Alderson(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Johanson & Vahlne(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Porter(1990)在系统总结John Stopford和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Krugman (1991)、Dunning(1995)、Dermot Pavelin(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Kogut 和Chang(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Lipsey(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 分析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 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 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 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Coughlin & 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 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Coughlin & Sebev 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Lamb和Liesch(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Li(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Markuson 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 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 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 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Swenson(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Dinopoulos 等(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 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与技术的关系。Nediri (1991)、Imbriani & Reganat(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Branstetter(2001)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 & 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 &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 (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储量)，则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Rozeue(2000)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Tain-Jy Chen，Homin Chen & Ying-Hua Ku(2004)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类标准，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FDI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对跨国公司FDI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FDI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理论之树常青，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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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中非关系;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019-03
一、中国负责任大国理念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完成新的角色定位提供了契机。中国成为对抗亚洲金融危机的正面因素，体现出了负责任的精神，做到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继续坚持互利双赢，“从而广受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赞扬，各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中国政府的负责任行为”［1］。中国政府也凭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起的积极作用，逐渐在世界上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二、“负责任大国”的内涵阐释
（一）保持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声望都得以迅速提升，但是，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聚精会神发展自身经济和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内部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所以，中国建构负责任大国的首要条件是保持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负责任大国”首先是国家自身的定位，体现一个国家出于对本国人民的强烈责任感保持社会稳定和管理好本国的经济社会事务的大国能力。［2］（P25）
（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3］（P105）”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把自身定位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积极融入现行的国际体系，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更是把维护世界和平当做首要的国际责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各种威胁世界和平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彼此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必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三、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的建构
（一）新形势下的中非合作不断发展
新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力度，中非贸易迅速增长，中非关系不断深化。总理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总结时指出2008年中非贸易取得历史上的辉煌，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非洲国家增加到53个；中国在非洲开工建设6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落户增加到近1600家，直接投资存量达78亿美元”。［4］同时，非洲国家也对中国的对非投资和援助以及中国模式的发展倍加关注，“向东看”的趋势不断加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使非洲国家主动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除继续保持对非洲各种形式的援助外，中非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贸合作。
（二）构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使中非之间建立了政治方面平等互信、经济方面合作共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适应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中非关系全面加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主席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形势下，中非共同利益在扩大，相互需求在增加；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合作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非关系不断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而且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今后坚定不移地继续全面不断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外交战略，也是中非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路径，而绝不是权宜之计。
四、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大国责任分析
（一）促进经贸互利共赢责任：树立经贸合作中的大国风范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之间的贸易增长非常迅速。对中国而言，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国内资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一些企业到非洲去开拓新的市场；而对非洲国家而言，急需发展经济的资金和技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使中非经贸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对非洲开发力度的加大同时也给非洲国家及地区带来了竞争和压力，有的国家产生了非洲版的“中国”，影响甚至威胁中非关系的良好正常发展。因此，中国有促进中非经贸互利共赢的责任，并在中非关系中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防止中非关系出现倒退。中国正采取战略性措施，努力调整经济结构，争取使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保证中非的互利共赢。同时，继续扩大对非援助，继续减免一些非洲国家的外债，并增加在非洲地区的采购等一系列更有利于非洲发展的措施。
（二）保护环境与资源责任：重视资源开发中的社会效益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对资源的需求剧增，国内的资源能源供应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中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市场。中非能源合作是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进行的。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开发与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为当地生活环境的改善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监管中国企业充分重视资源开发中的社会效益，坚决阻止在非洲个别存在的、不但影响中非关系而且给西方国家以借口宣传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的掠夺式的开发行为，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为此，中国承担着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责任，为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三）维护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是中国理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在非洲地区也肩负着维护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复杂情况，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落后，武装冲突不断，甚至导致伤亡巨大的部族之间的大屠杀。长期的动乱和武装冲突，不但严重影响非洲的发展，而且对非洲及世界的和平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也损害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最近北非的局势不容乐观，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革命或内战，出现了动荡的局面，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干预。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通过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和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和平解决非洲事务的方式来承担维护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五、中国在中非关系发展中做
“负责任大国”的理论新思考（一）全球体系变革下“中国知识”的当代建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中国自觉地融入国际体系，经济上加入世贸组织，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重新定位，在国际舞台上由边缘逐步走向心中，中国的外交实践在探索中前行。［6］（P11）理论来源实践，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随着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扩展，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使中国在理论界不断发展并进行理论创新，用于指导中国不断变化外交实践，为之提供解释性和前瞻性的知识和智慧指导。 “中国知识”、“中华与世界之互动论”［7］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与精神创造的结晶体，一个体现中华文明精髓与核心的传承久远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传统，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中国自身的个性精神与品质。［8］(P12)“和谐世界”理念和“负责任大国”的理念便是“中国知识”的应运而生的创新理论。
（二）非洲研究：中国学术的新领域
虽然因时代条件之制约而在过去相当时期中国学术主要关注于欧美日发达国家，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始终与非洲国家保持联系，彼此之间相互支持与合作。在革命与战争为世界主题的时代，中国联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与有着同样诉求的遥远非洲大陆逐渐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全天候”的朋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发展迅速加快，并建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对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各种文明和谐发展，尤其是亚洲文明的复兴具有桥梁与纽带作用，使非洲研究成为中国学术新领域。
（三）中国非洲学：中国知识话语权与软实力建构的平台
中国学术界正努力进行理论总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9］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促进和谐世界的推进。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区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非洲自身的责任，更关乎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的应对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合作。在历史的层面上看，在人类经历了长达数百年西方主导和支配的那种“单向度”的和“中心支配边缘”的世界演进过程之后，当代中国与亚非关系的发展，在若干重要的领域必然会突破和超出近代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关系体制的逻辑和范畴，其中必然会有一种新世界观念和国际交往关系随之形成。而建构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正是中华民族在当今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郑重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并从而为人类贡献出更有价值的思想智慧和丰硕理论成果的必要努力，最终实现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使各种文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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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ews.省略/o/2006-11-05/060010416257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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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鸿武．中国外交研究之新境界――评王逸舟教授新著《中国外交新高地》［J］.外交评论，2009,（2）.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 和平发展 “中国梦”
【作者简介】蔡 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55-13
2012年2月16日，在访美时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的这一倡议事实上是对如下思潮的一种正面回应，即：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国际社会总有些人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ower）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wealth）所引起的大国间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自的倡议提出以来，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纵向演进过程来看，“以和为贵”是中国数千年来崇尚的文化传统。以此为基础，中国在1953年便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于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新近则是2012年的中共十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进一步地，从横向的现实维度而言，它还承载着暗含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和营造国际环境以实现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窠臼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国际社会总有些人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 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去质疑伴随着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
权力转移理论设定的国际体系是分等级的，即主导性大国处于体系顶端，下面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接着是更多的中等国家和小国。主导性大国虽然控制了体系内大部分资源，但通常并不会用强制力量来严格控制其他国家，而会运用其所拥有的权力来制定一套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与行为规范来维护体系的稳固，同时促进自身安全。 但仍有一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现状并不感到满意。它们逐渐认识到现存的国际体系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且并未反映出其自身的权力与期望。这些国家更愿意改变现存国际体系并取代其领导者。然而，大多数不满现状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资源威胁主导性大国与现存的国际体系，只有在其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由此可见，主导性大国与崛起中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一方竭力要维护既得利益，因而会千方百计遏制和阻挠任何不满现状的潜在大国，这时爆发“防御型战争”（defensive war）的可能性会增加；而后者为了打破现状完成权力转移则必须发起对主导性大国的挑战，即使后者希望推延这种转移，把实力对比优势继续留给领导国家，爆发“进攻型战争”（offensive war）的可能性仍是可能的。由此，权力转移理论得出的假设是“大而必霸”。由于中国是今天世界政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而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无可争议的主导性大国，两国关系进而因权力关系显得格外复杂，彼此的利益极度敏感。中美间政策与战略互动的结果对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影响力最大，中美关系也构成了权力转移中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权力“对外关系”（dyadic powers）。 实际上，“考察当前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们可以发现，权势转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考察中美权势相对变化的重要依据。”
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建立在如下变量设定的基础上的，即崛起中大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不满、崛起中大国与主导性大国势均力敌及崛起中大国权力刚刚超越主导性大国三个变量。 但其局限性诚如中国学者朱锋、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权力转移理论太过强调全球层次的单一国际体系，而事实上每一次的权力转移过程，大国追求利益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方式，并不只是系统层次（system level）的分析所决定的，同时要受特定的国家单位层次（unit level）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单纯地援引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权力政治学说来假设因中国崛起导致的“大而必霸”，甚至是大国对抗冲突之本身就是研究设计上的“落伍”与“倒退”。
作为东方文明型国家的中国，面对权力转移理论中“大而必霸”的假设前提，惟有借助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方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所指出的那样：“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
事实上，作为对“大而必霸”质疑的正面回应，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互动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如前所述，自2012年2月在访美时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愿景以来，于同年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又指出，“当前，人类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应该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对新型大国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而美方无论是2012年3月7日和4月10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先后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及海军学院的讲话，还是2013年3月11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的政策性宣示讲话，均表达了对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积极呼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7—8日，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晤。会晤中，提出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强调双方在一些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等四点建议，奥巴马总统则积极回应指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这意味着，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提出时间不长，但一方面已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重视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方面的塑造意识和能力建设的外交战略思维得到了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已就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即要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2013年6月访美之际，曾对奥巴马总统概括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对此，达巍解读指出，这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低、中、高三个层次的三条路径起点。 而杨洁勉进一步认为，这三个层次内涵实际上也是与相关大国对待新型大国关系所采取的消极防范和积极经营两种态度相契合的，前者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避免大国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后者的重点则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两国，它包括美、欧、日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难点是中日关系”，可见“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比较宽泛，且兼具道义规范和解决问题的双重意义”。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和平发展新途径。从历史的演变进程来看，它“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为政以德、执两用中的政治思想，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待人之道。” 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在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外交提供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向世人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是有内在文化逻辑支撑的。而从这个意义而言，从传统文化这一国家单位层次视角探讨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成体系地论述则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制度上而言，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从文化上来看却是“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最富原创性的时期。儒道墨法等各派宗师辈出，他们的思想也成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其后各阶段的思想演变实质上均是为他们做注脚。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这些思想也逐渐内化为国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与别国“不一样”的风格、品味及内在的文化逻辑起点。
当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面对大小诸侯征伐不已，礼崩乐坏的现状，先秦诸子均提出了一套旨在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内平外成”模式。以日后成为华夏文明独尊的儒家学说为例，“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此处的“道”指的是王道，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以仁为思想基础，重视礼乐，建设一个称为礼的社会秩序，它以伦理为法，个人修养为本，用德为施政的基础，将个人正心修身视为政治修明的最根本保证，最终实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的政治境界。
这样的境界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家为此设计了一条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首先是“修身”。其准备步骤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这一切的根基是德。于私，德的核心实质上是孝，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于公，则是孝衍生出的忠。儒家如此重视孝，主要与中国早期的国家形式的特殊息相关。
与西方在早期国家形式中已出现强调地域认同的公民权，并成为最重要的内部认同不同，中国的早期国家形式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其政治整合力量始终以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为核心。萨孟武指出，“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进一步地“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即他们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宗法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
接着是“齐家”与“治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是以家庭伦理关系为核心的，这就意味着两者是一种延展型的发展关系，即中国人推家人之情以及于社会一切关系，明着其互以对方为重之义，总使它对立不起来。 因此，对国人而言，无论是“国”或“天下”从本质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家”，而父亲是一“家”之主，那么天子的权威恰也是“父权”的延伸，“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儒家提出，天子治理国家最需要的是“仁”，认为他应是天下最大的仁者。对于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如果天子能够做好表率则“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进一步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决定国家强盛与否的自变量为政治力量，那么如何实现强大的政治力量呢？儒家将之寄托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身上，而非单单依靠刑法，其基本逻辑为：国家执法者如果仅依靠政法来诱导民众，辅以刑罚的话，民众只是畏于刑罚而不敢犯科，但内心依旧没有廉耻之心。但如果国家执法者首先自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再用礼的规范来管理国家，则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且人心归服。由是观之，儒家认为上自天子下到闾阎，培养个人的修养——“仁”是政治力量强大之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也。再通过对“仁”进行制度性约束的“礼”来治理国家的话，则该国必定会成为拥有强大政治能量的国家，实现儒家所倡导的“治国”。
最后是实现“平天下”。“平天下”即“王天下”，也就是“外王”。从由内而外的逻辑路径来看，“外王”的基础必定是“内圣”。“内圣”指的是国内政治建设中的个人修养问题，“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荀子概括为“尽伦者也” 。“外王”则是指国家政治方向，“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荀子概括为“尽制者也” 。韦政通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真正理想所在，孔孟是这一理想的开辟者。荀子则首次对两者关系进行了阐释，提出“内圣”强调主观，“外王”注重客观，圣王则代表主客观的统一。 由此可见，“内圣”与“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实现“外王”。同样，只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
直观地看，《大学》中的“修齐治平”尽管是以个人为对象，以修身养性为主题展开的，但实际上人同此理，国亦同此意，儒家的基本预设是将整个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从个人到家庭，家庭到国家，直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共同体，都是由内而外一层一层向四周扩散的同心圆结构。
基于此，费孝通曾将中国的政治整合力归纳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由于这一政治整合是强调圆浑成一，而非二元对立，因此在天子看来没有外在于自己的土地和臣民，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四方蛮夷”的区别不是固定在地理上的，而主要体现在文化上。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强调的天下秩序是将反映家庭伦理的宗法制度（父子）纳入到政治体系（君臣）中，在“礼”的秩序范围内，其本质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治实践。由于它以家庭伦理关系的建构为出发点，强调圆浑成一，因此认为整体的和谐，才是最光明的前景，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也。
家庭伦理因有血缘纽带相连，遂强调圆浑成一，重视成员之间和睦相处，并认为这是家庭兴亡的决定因素，所谓“家和万事兴”。而从家庭伦理衍生至政治整合上，“和”也备受重视，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今这已内化成国人的行为规范，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要达到“内平外成”这一普遍和平境界的前提是天与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和谐、协调。国人认为世界和平与国家安定、个体和谐息息相关，从内向外，个人的修养是家庭和睦的基础，家庭和睦是国家安定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定才能天下太平。而反过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各国民众亲睦和善。
众所周知，以“和”为精髓的中华文明，其外在的政治整合力是用“礼”为规范，由周边四邻主动地参与到以中华文明为圆心，根据对“礼”的认同度，由内及外建立的同心圆结构——天下主义的朝贡体系。毫无疑问，中国是这种国际体系的核心，但依凭的却非军事强权，而是依凭自身高度发达的文明，吸引周边四邻自愿纳入到这一体系中的。因此，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四周受皇帝的德治教化，进而形成一个阶梯。中华出自于中央，其影响逐渐向地方、异民族、异地域扩展，形成一个同心圆的关系。” 不可否认，早有批判意见认为，朝贡体系是一种强调等级差异的国际秩序，与当代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格格不入。然而，一方面如果不顾历史演进的纵向脉络，一味地对此责备求全的话，实质上是一种苛求古人的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横向比较历史上欧洲诸国之间的兵燹连绵，朝贡体系稳定且和谐的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现阶段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内涵及意义时原本就是建立在对其批判、扬弃的基础上，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立场。而若单纯地因今日之非而非昔日之是，甚至对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不敢宣扬，进而全盘否定，不但是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缺乏话语自信的表现，更是一种太阿倒持的做法。
中华民族在探索和分析历史发展轨迹时，很早就从整个民族发展的周期这一视角来看待国家兴亡的， 其倡导的“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这一方面昭示了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发展道路绝非是权宜之计的一时之选，而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一贯立场体现。反过来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是对“以和为贵”文化传统有所扬弃的一种现代重塑。
三、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解读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新阶段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及社会信息化导致的世界扁平化和全球联动的新形势， 中国提出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提法尽管新颖，但背后却有着深邃的历史厚重和重大的时代责任，不仅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凝聚着振兴中华的百年探索与奋斗，更折射着暗含至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中国曾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曾在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饱受欺凌和奴役，但中国并未就此屈服沉沦，而是始终持续奋斗，并孜孜以求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民族团结振兴、人民富裕幸福的梦想。以新中国的成立为契机，开始了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经过60多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持续奋斗，使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接近“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政治理念和愿望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它）致力于促进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 但同时切实可行的路径依赖和内容丰富的内涵充实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进一步指出，对内而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对外来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对此，俞正樑解读认为，“中国梦”的实现对内必须根植于历史传统的中国精神，对外必须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为“世界梦”注入正能量，给世界更多分享的战略机遇和巨大利益。
由此可见，“中国梦”的内外实现路径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内在文化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本文认为，“中国梦”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终极目标，而后者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承载着对外解读“中国梦”，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三重时代重任。
首先，国际社会中某些力量对中国崛起后必然争霸的疑虑一方面来自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设定，另一方面也担忧中国会用武力手段一雪近代的百年国耻。而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间首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消除这一“大而必霸”的疑虑，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历史宿命。如前所述，“中国梦”与“世界梦”具有内在统一的和谐性，这不但包括新兴大国，与“美国梦”、“欧洲梦”等也是相通的，因相通而共赢，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显而易见，在中美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实质真正落实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在中俄一道决定把新型大国关系归入新型国际关系及原则的范畴当中之际， 中国正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际行动对外解读“中国梦”，并将之视为在外交战略思维上的积极体现。
其次，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自身始终不渝奉行这一原则外，也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的理解与配合，因为大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从这一意义而言，旨在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这一历史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成功构建，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进而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营造和谐的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国梦”是大有裨益的。
最后，“中国梦”理念的提出，使中国再度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欣赏，也有疑虑；有赞扬，也有批评；但更多的，应当是期待。期待中国在自身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而“中国梦”理念的实现从消极层面而言是打破西方用“大而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从积极层面而言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明古国向国际社会递交的一剂旨在解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纷争难以消弭，构建持久和平及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的中国“良方”，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实关怀，更是以一种“天下一家”的胸襟，孜孜以求“大而求王”的未来愿景。因此，其重大意义足以重塑现行历史规律，改写国际关系理论。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将“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落到实处的重要步骤之一，是中国通过自身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实践，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殷切期待的一种体现，而这一过程恰恰也承载了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3-0141-03
[作者简介]王捷（1963-），女，汉族，上海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马静（1981-），河北人，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一、我国本科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本状况
（一）人才培养目标明确
综合考察我国本科类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具有如下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国际经贸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毕业后能在涉外经济部门从事国际商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培养规格为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进出口贸易专门知识与技能的基本训练，掌握从事国际商务和管理的基本能力。学生通过学习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国际经济贸易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进出口贸易的方法或技能； 3.具有从事国际商务的业务能力； 4.具有涉外部门管理的能力。
（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内容日益丰富
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其中理论教学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包括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大致为4：1。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包括课堂讨论、实验室实验教学和实习基地实践，并撰写毕业论文，主要针对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十一五”期间国内高校围绕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实践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1.基础教学层面，以教室与实验室为主，强调实验室的发展与利用； 2.专业能力强化层面，以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和与专业知识应用相关的校内社团活动为主，鼓励学生考取高层次专业资格证书； 3.专业能力实践层面，主要依托校办企业与社会实践，为学生提供在实际业务中演练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三）实践教学体系软硬件条件不断完善
随着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教师具备了多渠道教学的手段，比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软件教学，与之相配套的实验室硬件设施也在逐步健全，很多实验室配备了更加先进的设备，除此以外，校内外实践基地也建立和完善起来，给实践教学提供了更加直接方便有效快捷的途径。这些不断完善的软硬件条件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技术、场地、设备方面的支持。
二、实践教学在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实践教学活动对于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理论知识，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熟悉实际工作场景和了解实际操作规程，以及顺利过渡到社会工作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教学环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并实现社会对具有高素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培养要求。
1.作为典型的应用型本科专业，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点。由此看来，实践教学是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目的的实现，都缺少不了实践教学这一关键环节，这也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
2.实践教学是专业学习由理论过渡到实践的桥梁。学习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求知，而在于致用，也就是实践。实践教学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创造知识的能力和投身社会实践的优秀品质，为学生进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3.实践教学活动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新能力的基础是实践能力，而实践教学则是培养并形成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没有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实践教学的广泛性和立体性使其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实践教学活动有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大学生逐渐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实践教学对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能力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实践教学是应用型本科教育中学生必须参与并独立完成的教学任务，具体到国际贸易专业就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专业要求的所有实践教学内容，并达到教学要求，方能毕业。
三、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课程比重少、地位低
我国本科高校在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上，注重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建设，但不足是实践环节在应修总学分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在课程设置上所占学时较少，课程地位较低，课程更新缓慢，“重理论、轻实践”仍是国际贸易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重基础、宽口径”的教学理念影响下，各高校把人才培养的重点都放在了各种理论课程的学习上，实践课程在培养计划中课程数量少、教学时间少、总学分低。
（二）师资供需结构不对称
国际贸易专业作为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输出的重点专业，要求输出大批具有理论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毕业生，因此，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实践教学方面，要求指导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课堂教学经验，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外贸实践经验。目前高校缺少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双师型”教师。造成了我国国际贸易专业师资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
（三）考核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
评价体系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尽管对于“双师型”师资的要求很高，但是大部分高校在制定职称评聘条件和工作量核算等方面的政策时没有体现出倾斜性，教师付出的大量劳动和努力，无法通过量化的指标和评价体现出来，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二是对学生的考核评价。我国本科高等教育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核基本有考试、答辩、论文等形式，这些都属于考核理论知识的手段，在知识的应用和实践方面，考核办法很少或者说引入到高校教学管理体系中的很少，如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参与实践基地科技创新等。实践教学学分计算方法简单，一般是按照课时计算学分，只要参加实践教学课就给予学分，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容易造成学生出勤不出工的现象，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四、优化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具体原则和措施
（一）优化原则
1.目标性原则
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紧紧围绕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进行，并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岗位要求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作为应用型本科，其实践教学体系的培养目标和内容也要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的要求进行动态调整。综合考察国内用人单位对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实际需求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实践操作技能。企业选用应用型人才时，不仅仅看重学历，更注重其实践操作技能和经验，以及对本行业的了解程度。另外，具备一定外语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外贸业务员、跟单员等直接与外国客户打交道的职业。（2）灵敏把握市场信息以及沟通协调的能力。国际贸易实务涉及海关、物流等方方面面，并且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千差万别，作为应用型人才必须能够灵敏捕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信息，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3）较强的营销能力。作为新时代的外贸人员，仅仅能说英语，翻译文件，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的要求还包括沟通、开拓、商务谈判等多方面能力，甚至希望你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4）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职员离职带走客户资源、泄露企业机密的情况，这些都使企业对职业道德非常看重。
2.系统化原则
遵循教育规律和认识规律，结合国际贸易专业的实际特点，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内部整体系统的有机联系，统筹兼顾课程体系总体结构、课程类型和内容等，将课堂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室实验教学环节和实习基地实践环节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内在联系、互相衔接的有机整体。同时注意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之间互相支撑渗透，与教学内容和本专业整体课程体系相适应。
（二）优化具体措施
1.教学优化
（1）课程设置。结合国际贸易本科专业培养“以市场为导向，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更新课程设置，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课程实际是理论课延伸到实际生产、社会应用的内容，每个实践教学单元应与理论课紧密衔接，但要改变实验课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在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中由理论课教师根据需要安排实验课时和实验内容的现状，以人才培养方案为目标，强调以“能力本位”组织教学，协调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与实践课的课程比例，并加大创新能力培养的内容。
（2）教学方法和技术。改变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技术，加大现代教育技术和实验教学辅助软件的应用，重视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践基地的建立和完善，注重营造实践创新的环境。
（3）教学内容。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政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及时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改变以演示型和理论验证型为主的教学方法，加大应用型、创新型、设计型的教学内容；改变实践教学多数安排在理论教学之后，难以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现状，使实践教学成为独立完善的教学体系，探索培养由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训练三大模块组成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2.师资优化
（1）师资结构配比和师资质量。要建立一支与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打造“双语双师型”高水平教学团队。考虑到国际贸易专业的性质，通过外部引进与自我培养相结合、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懂科学理论和专业操作、实践能力强、教学效果好的教学队伍，尝试在公司、企业聘任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理论基础好的技术人员作为兼职教师，主要承担实践教学考核、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工作；专业理论教师要求通过职业资格考试；鼓励教师与企业、科研机构多沟通交流，或者进驻企业进行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实践学习。
（2）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教师提供职业资格认证课程的学习和培训，在职称评定和工作量核算方面增加“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活动的考量，对“双师型”教师必须参加的资格认证证书考试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教师在校外实训基地培训工作或者挂职锻炼活动按照一定的工作量核算标准发放教学津贴和补助。
3.管理优化
（1）管理机构。建立实践教学组织机构，完善岗位责任制，明确担任实践教学工作的各部门、各类人员的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使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并能够上下协调。
（2）规章制度。制定包括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质量考核体系、实践基地的管理模式等全方面的教学管理文件；制定包括实习项目表、教学大纲、实践教学指导书、教学进度表等方面的教学纲领性文件；制定包括实践记录、实习报告、实习单位鉴定表、实结等教学实施过程文件。
（3）监督执行。在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执行上，从学校层次建立不同层级督导随机听课检查制度，对实践教学进行随时抽查监控，检点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严查走形式、教学组织不严谨的现象，同时建立教学档案、教学信息储存反馈机制，查找问题、对后续实践教学提出改进建议。
（4）测评机制和考核制度。建立教学评价和质量监控体系，建立包括实践教学条件、实践教学过程、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在内的实践教学系统评价体系，还要建立实践教学测评机制和考核制度，改变长期以来采用学习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考核评测制度，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社会对于国际贸易人才的实际需要引进测评体系，在学生毕业时除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学历证书外，还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全部成绩由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共同组成，实践课程的成绩测评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标准确定，由此激励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技术操作训练，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于实践课程的积极性。对学生参加的学术报告、小制作、学科竞赛、科研活动等以授予学分的方式进行激励。
五、结语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是一个多年“斗争”的问题，很难将二者完全泾渭分明地划分界限，因为二者的主体、受体、活动方式和内容都是互相浸透甚至重叠的，随着教育学的出现，更加使得二者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我们在研究实践教学如何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时，既要尊重实践教学自身的特点，也要结合理论教学的体系传统，融合现有教学体系的组织文化底蕴和通例，正确处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摘要:在国际科技评估领域，近年来对原有既成的方法有了较多进展。因果定性分析、群组概念图、博弈论和进化评估的建模等评估方法，为当今中国科技评估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充分考察国际科技评估进展动态，对于中国科技评估规范的及时更新，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科技评估；评估方法；方法论
1考察国际科技评估方法的必要性
科学决策一直把评估当作重要工具来评价研究项目、计划或者整个研究机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地加强科技评估管理和研究。从“谋断合一”走向“谋断分离”，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降低决策风险，始终致力于高质量的评估需求。在具体的评估活动中，评估标准与规范是重要依据。科技越来越趋于复杂化，也给科技评估的规范和标准带来全球性挑战，突显了制定评估方法和考量方法的紧迫性。如今科技评估已越来越成为“战略智能”的来源，即评估活动不仅着眼于过去、现在，而且更关注对于未来科技战略的制定和启示。在国际间形成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模式、标准与规范，对于推进国际间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无疑有着深远的价值。中国的科技评估是为适应对公共科技投入进行监督和科学决策的需求应运而生。因而，早期主要关注为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服务的评估，开创了适应国情的评估理论方法和体系。纵观中国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专业化”、“规范化”是每一项评估工作追求的标准，并且在每一项评估活动中，都把“客观、公正、科学”的信誉看作是自身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中国第一个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是在2001年出版的《评估规范》。该规范作为中国评估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浓缩，标志着中国科技评估开始步入专业化阶段。不过，由于实践时间相对较短，加之国情和国内科技发展阶段的特点，尽管中国已经形成自身的评估特色，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与国际接轨的评估行业标准，尤其是科技评估的标准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修订。因为国际评估组织每一部的标准与规范的都明确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更新、修订与完善。比如JCSEE在2010年已经更新到第三版、UNEG也分别在2005、2008、2011年分别制定、补充各项标准与规范，而我国科技评估规范和方法尚未及时更新。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结合目前的科技发展状况要加强更新和完善，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特色、适应我国科技发展和能够与国际接轨的评估标准与规范。研究分析最新的国际有代表性的评估标准与规范将成为新形势下必要而迫切的工作。在国际科技评估领域，近年来对原有既成的方法有了较多革新进展。
2科技评估方法的进展动态
近年来，评估方法进展的一个新趋势是结合具体特定领域来制定。对传统的定量分析有新的突破，逐渐重视定性分析。对原有评估方法的集成运用也有新的探索，特别是参数相关性的建模。总体来说，都极为注重具体项目的特定条件，都试图从特定条件出发来设计。
2.1定性比较分析研究
相对于传统的定量分析，定性比较分析方式善于处理复杂性因果关系问题。其中定性对比分析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手段，用来提供在干预手段与背景产生交互情况下的证据，可以从特定条件如何与预期结果相结合的考察中获得因果途径的端倪。FritzSager和Ce′lineAndereggen（AJE，2012（1）：60-78）认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处理政策决策中各因素之间现实主义复杂的因果关系，并通过在17例瑞士交通政策的例子中应用两步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证明了其观点。KeithZvoch（AJE，2014（9）：430-440）指出，因果关系是伴随着适合多层级和潜变量模型的估计算法的发展。他的研究提供了以定性为导向的评估者越来越相关的五个方法内容的概要，包括因果推断/实验设计、多层级模型、结构方程及潜变量模型、纵向数据分析、缺失数据以及便于理解和使用的教材资源。总的来说，定性研究方法变得越来越概念集成化和技术成熟化。对支撑因果推论的框架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看法已经转变了传统的方法实践并迎来对现代数据建模技术之间潜在关系的新认识。
2.2结合案例对原有评估方法的集成与混合
AntónioFirminodaCosta（EPP，2013（4），1-9）以评价葡萄牙全国阅读计划为例重点介绍评价复杂计划的基于多元化并建立于混合方法的集成方法，其在评价第一阶段使用的评价模型使持续且系统的监控、以及分析项目计划等的开发和实施成为可能，并指出了混合方法在评价计划的潜力。CarterBloch和MadsP.Sensen（EPP，2014（3）：105-117）指出，由于人们对科学基金如何分配才能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需求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借鉴评估基金影响的案例，说明了混合方法为政策影响分析带来了强大而完整的价值。YurikoSato（EIJ，2012（2）：230-245）运用了对照组和实验组结果的标准化平均差的方法解释了日本对国外留学生的评估政策。ZaheerKhan，DavidLudlow（EPP，2013（5）：27-41）在评估大规模的综合研究项目中定义了参与式评价方法并使用了基于用户的评价结果，并强调参与式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StaffanBjurulf，EvertVedungandC.G.Larsson（EIJ，2013（1）：56-73）用三角测量集群效应结合方法来克服影响评估结果可靠性的挑战，三角测量集群效应结合方法是用阴影控制、通用控制和过程追踪结合起来一起揭示因果关系。AlyssaW.Goldman和MaryKane（EPP，2014（12）：9-17）对概念图与网络分析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测量结构关系的分析方法，）群组概念图是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图标形象展示观点的混合性方法，这些图标和附加的图形对规划、评估和理论发展都有帮助。群组概念图通过点、集群和距离描述解释设计构念的潜在特性。重点是把网络分析应用到群组概念图上以量化集群关系之间的强度和方向。
2.3结合案例研究新方法的应用
LeonHermans、ScottCunningham和JillSlinger（EIJ，2014（1）：10-25）基于对评估和博弈论方面文献的综述，阐述了博弈论作为评估方法有用性问题，通过对荷兰沿海政策评估中使用博弈论，表明博弈论有助于开启实施过程依赖于部分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政策暗箱。博弈论的潜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作为正规模型方法的应用。ZaheerKhan和DavidLudlow（EPP，2013（5）：27-41）在评估大规模的综合研究项目中定义了参与式评价方法并使用了基于用户的评价结果，并强调参与式评价方法可以有效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JessicaShawandRebeccaCampbell（AJE，2014（6）：250-260）指出了“过程运用”的流程在多点评价中的纵向评估方法。过程运用（ProcessUse）指利益相关者和评估者改变成为参与评估活动的一种功能的途径。虽然过程运用的讨论屡见不鲜，但是探索为过程运用的测量和评估而制定的方法论战略不多，特别是关于过程运用的实证研究一直局限在单点评估项目的跨部门研究上。研究者对多点评估项目的过程运用进行了纵向研究，在三个时间点上对利益相关者在学习、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进行了评估：评估咨询之前；接近长达一年的参与式咨询项目的总结点；项目终止6-8周后。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流程使用会随着时间推移出现差异性的发展。
2.4对评估体系和模型建构的研究
WesMartz（AJE，2013（3）：385-401）探讨了由组织理论和管理领域的学者建立的用以评价组织绩效的五个现存模型，包括目标模型、系统模型、过程模型、战略选择模型以及竞争价值模型，作者根据现有模型的分析建立了一个用来评估组织绩效的检查方法，将评估逻辑细致地纳入其框架，并且在保存现有模型优势的基础上减轻比较突出的局限性。Hung-YiWu（EPP，2012（3）：303-320）研究了在银行绩效中把关键绩效指标（KPI）引入到银行机构的平衡记分卡（BSC—）战略布局中。关键绩效指标，是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从相关的文献中筛选并组合出对于银行业绩最重要的评估指标，并使用决策测试和评估实验室（DEMATEL）这种多标准分析工具确定关键绩效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关键的核心和影响因素，从而在逻辑角度上建立了提高银行绩效的可视化的战略布局。JenniferBrownUrban、MonicaHargraves和WilliamM.Trochim（EPP，2014（8）：127-139）研究了进化理论、发展系统理论和进化认识论，为了解评估、评估发展历史以及评估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进化评估是在项目和评估演化阶段实施的，进化评估的模型融入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评估发展的概念，由此产生的框架对许多项目管理和评估问题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者说明了进化评估视角如何能够用随机控制实验在评估中阐述重要的辩论，这样的辩论能激起人们对“证据为基础评估”的反思。从进化评估视角看，对证据为基础评估的一般性解释是评估进化的重大挑战，说明了评估阶段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后果，支持以研究者为导向的评估和以实践者为导向的评估的重要性。
3中国与国际科技评估方法的比较和借鉴
评估标准与规范基本的精神中国已经具备，但是国际科技评估标准的结构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基本趋于统一，而我国的标准尚未精准投放到每一个评估者和评估活动中。国际的标准一直随着实践和情况的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修正与更新，我国的规范制定于2001年，在此之后一直没有及时更新。国际科技评估标准和规范已基本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实施动态管理，从面上看，辐射到涉及评估的各个环节，从点上看，精准地针对评估中的不同职能定位有不同的标准，包括评估组织、评估者和参与组织与个人的标准与规范。在一项评估活动中，有些原则是必须遵循的。如果不遵循其中某些原则，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如法律方面的限制）。当然，这些原则是在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未必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相适应。但是，国际科技评估原则中，要求评估者所秉持的价值导向、道德规范和理念方法，对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评估活动，仍不失为一个普遍适用的职业规范。这对于结合我国的国情、科技发展阶段和评估实践的特点来综合衡量与比较，制定出符合中国特点的评估标准与规范，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总而言之，充分考察当今国际科技评估方法研究的新动态，是中国科技评估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国际科技评估组织和评估层次较为多元，评估标准与规范在实践中运用的时间也较长，经历了不断的修正的过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为科技决策的制定与有效实施，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能够与国际进行交流、对话和合作的科技评估标准与规范的任务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菲利普•夏皮拉，斯蒂芬•库尔曼．科技政策评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经验[M]．方衍，邢怀滨，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2]党倩娜，杨莺歌，吴磊．国外创新评估的发展概况[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5）．
今天，有机会同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各位朋友在北京相聚，共叙中非人民友谊，共商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大计，我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远道而来的各国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借此机会，我愿通过在座各位非洲朋友，向兄弟的非洲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这一创举符合时代要求，反映了新形势下中非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论坛成立12年来，各成员国团结一致、密切协作，推动这一合作机制持续向前发展、取得重要成就。本届部长级会议的主题是“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双方应该再接再厉、共同努力，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共同描绘下一阶段中非合作发展蓝图，为中非关系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
6年前，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6年来，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中非在政治上互尊互信、友好关系全面发展，双方高层交往更加密切，对话交流更加深入，相互支持更加坚定，中国同非洲各国和非盟等地区组织关系深入发展，中国同多个非洲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战略对话机制，支持非洲国家自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中非在经济上互利互惠、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论坛北京峰会和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推出的两组务实合作“八项举措”得到有效落实，中非全方位立体式合作体系稳步构筑。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66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2倍。中国累计对非直接投资金额已达150多亿美元，项目遍及非洲50个国家。中国援建的非盟会议中心落成移交。中国对非援助稳步增长，为非洲国家援建了100多所学校、30所医院、30个抗疟中心和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兑现了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的承诺。中非在文化上互学互鉴、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中非文化聚焦、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智库论坛、民间论坛、青年领导人论坛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相继启动。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员近4万名，向非洲国家提供2万多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中非双方合作在22个非洲国家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中非20对知名高校在“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框架下结为“一对一”合作关系。中非在国际事务中互帮互助、团结协作更加紧密，双方在联合国改革、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等重大问题上密切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传统友谊薪火相传的结果，符合中非双方根本利益，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这一关系的建立，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征程，给双方交流合作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我坚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
同6年前相比，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潮流，但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影响和制约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不断增强，但仍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非洲国家和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推动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非洲在发展振兴道路上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加大对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关注和投入，尊重非洲意愿、倾听非洲声音、照顾非洲关切，帮助非洲尽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同非洲的命运紧紧相连，中非友谊深深扎根在双方人民心中，中非人民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支持非洲和平、稳定、发展、团结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真心诚意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真心诚意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继续坚定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永远做非洲人民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非人民对中非关系发展的殷切期待，都要求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适应新形势，提出新目标，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
——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增强政治互信。我们要继续弘扬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战略对话，扩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排除外来干扰，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联合自强的努力，在非洲事务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拓展务实合作。我们要继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更加重视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非方优先发展领域的合作，更加重视开展投资、金融、服务业、技术转让等深层次合作，更加重视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更加重视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使合作成果更多惠及双方人民。
——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扩大人文交流。我们要继续促进中非两大文明多层次、多形式交流互动，加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密切青年、妇女、民间团体、新闻媒体、学术机构联系，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使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我们要共同维护《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和谐均衡的全球发展，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倚富压贫，加强磋商和协调，照顾彼此关切，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
——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加强合作论坛建设。我们要根据国际形势和中非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不断探索论坛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创新论坛发展理念和合作形式，充分发挥论坛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论坛凝聚力和影响力，使之成为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平台。
女士们、先生们！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们始终铭记和衷心感谢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中国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今后3年，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在以下5个重点领域支持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第一，扩大投资和融资领域合作，为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重点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发展。
第二，继续扩大对非援助，让发展成果惠及非洲民众。中国将适当增加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实施“非洲人才计划”，为非洲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000个，并为非洲国家援建文化和职业技术培训设施；深化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中方将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同时继续在非洲开展“光明行”活动，为白内障患者提供相关免费治疗；帮助非洲国家加强气象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森林保护与管理；继续援助打井供水项目，为民众提供安全饮用水。
第三，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帮助非洲提高整体发展能力。中国将同非方建立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为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提供支持，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海关、商检设施条件，促进区域内贸易便利化。
第四，增进中非民间友好，为中非共同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中国倡议开展“中非民间友好行动”，支持和促进双方民间团体、妇女、青少年等开展交流合作；在华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鼓励中非双方新闻媒体人员交流互访，支持双方新闻机构互派记者；继续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资助双方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展100个学术研究、交流合作项目。
第五，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中国将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深化同非盟和非洲国家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为非盟在非开展维和行动、常备军建设等提供资金支持，增加为非盟培训和平安全事务官员和维和人员数量。
女士们、先生们！
共同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共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共同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
最后，预祝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