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9 05:51:0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英文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双语教学，价值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人才，双语教学已经成为高校的热点话题，关于双语教学的理论也在不同深度的探讨中不断科学与完善，实践层面更是愈演愈烈。双语教学实践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是天津南开中学“双语、双文、双能”的教学模式。“双语教学势必有利于学生掌握两种语言；有利于学生理解、吸纳除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其他发展国家的文化；有利于学生形成可用两种语言、文字进行思维，增加适应不同民族、国家要求的能力。因而 双语教学有利于使受教育者形成‘双语、双文、双能’的素养。”(康岫岩：2002)不仅提出了明确的教育教学目的，同时也为双语教学描绘了美好蓝图。可对于各地开设“双语实验小学”、“双语幼儿园”的热情不减，英语教育投入已高占教育经费的40%，各类英语等级考试 大行其道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英文论文翻译，普通话水平测试 却低调施行于部分院校或特殊领域，这些现象能否算做正常，再强化下去，双语教学究竟是培养人才，还是在扭曲人才。当我们的脚步越走越快，行程越走越远时，是否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我们的行为是否已经偏离了我们的初衷免费论文中国学术期刊网。
一、国家法律法规体现了双语教学的地位和使命
首先，“双语教学”简单理解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两种语言（我国目前主要是指汉语和英语)作为媒介的教学。其主要特征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是教学的语言和手段，一般同时用母语和第二语言两种语言进行教学，也有完全用第二语言教学。2001年8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英文论文翻译，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
《意见》指出了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可是除了个别领域有硬性指标外，基本是一种提倡鼓励的态度。同样的，“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推广普通话’”，‘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用‘普通话’作为‘ 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这就明确了汉语普通话在教育教学的基础性位置，是最应该也是最有必要得到推广和重视的。虽然在2005年1月、2007年1月、2007年2月 和2007年8月，教育部多次发文鼓励和推动双语教学的开展，但汉语普通话的主体性地位是始终保持的，我们应该在推动双语教学的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汉语普通话的第一位。双语教学的目的不是推广英语，挤压普通话。
二、双语教学要“以人为本”
双语教学确实能造就学贯中西、双语双能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优势将在学习外语文献，吸纳外国文化中明显体现，同时在职场上也颇受青睐，表现得游刃有余。可是个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对于并不具备英语语言环境的中国人来学习英语，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英文论文翻译，学生必须学好甚至是学精英语，才能踏实地走入“双语”课堂。为了保证双语教学的质量，又必然会引入大量英文原著，那本土的优秀教材及其优秀著作的学习机会就会受到排挤。学生们每天说的，听的，看的都是英文。当一个人的语言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时，他 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免费论文中国学术期刊网。汉语的语音、文字、语法 传递的是汉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价值判断。一个人对本民族文化一知半解，对于外国文化又是停留表层的人（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并非出于对英语文化的热爱），如何立根于世界。我们的教育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那就应该在双语中充分开发本民族的个体潜能，绝不能暗淡了本色，要知识的增长，更要完整健全的人格。
三、国家、民族的兴盛需要保证汉语在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
语言是综合国力的要素，科学规划国家语言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汉语战略”已有构架，不只向国内还向世界推行汉语。“双语教学”的过热势头不是跟“国家汉语战略”背道而驰吗？马庆株教授提到的“汉语在产品上的使用”问题，恰是汉语在为民族品牌做贡献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英文论文翻译，同时产生经济价值，这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提高 也具有重大意义。相反忽视本国语言的学习，减少本国语言的使用，不积极扩大本国语言的影响力，势必造成民族文化传承的断裂和综合 国力的下降。
总之，双语教学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尊重汉语教学的主体地位，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真正做到实现民族的振兴，并克服自身在师资、教材等方面的不足，走向更健康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康岫岩．双语教学的价值与实践模式[J]．天津：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2，(5)：30－31．
[2]刘翌楠，宋柳．初探双语教学效果的提高——以微观经济学教学为例[J]．成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6)：87－90．
[3]彭泽润．制止英汉“双语教学”，从语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J]．济南：现代语文，2005，(1)．
[4]张谦．中小学双语与双语教学：理念与模式[J]．天津：教育科学，2002，(5)：42－44．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六年多的博士研究生涯转瞬即逝。回首我在浙江大学这几年的求学之路，感触良多。于我而言，在职读博，求学之路充满艰辛，有无数次想着放弃。幸运的是，一路上有那么多师长的呵护和引导，有那么多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有家人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和文持，让我终能完成学业。值此论文付梓之际，怀揣一颗感恩的心，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与帮助我的师长、家人、同学及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恩师陆文聪教授。六年前，陆老师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将我收于门下，打开了我的人生幸运之门。陆老师学贯中西、敏锐的学术眼光、严谨的学风和治学态度、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师德，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一生求学、治学和为师的榜样。从紫金港行政楼管院9楼会议室到启真卡特12楼会议室，陆老师放弃周末的休息，每隔一周召开例会组织出国留学网团队学习。
在例会上，陆老师就研究选题、框架构思、方法设计、论文撰写、遣词造句，无不倾囊相授、用心指导。更多的，是平时点点滴滴的耳提命面和深夜飞鸿，“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有师如此，幸甚!因此，本文的写作，从题目选取、框架确定、研究设计、论文修改到遣词造句，无不倾注着陆老师的心血，如若本文尚有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陆老师的教诲和悉心指导。
感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韩洪云教授，张忠根教授，阮建青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等在论文开题及进展过程中给予的建议和指导，感谢霍宝锋教授、周洁红教授、宝贡敏教授和熊伟教授等在论文答辩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使我的论文更加严谨、臻于完善。
在浙江大学读博期间，有幸聆听了王重鸣教授、黄祖辉教授、吴晓波教授、钱文荣教授、魏江教授、张钢教授、宝f敏教授、贾生华教授、王端旭教授、熊伟教授、刘南教授等众多师长的授课，令我受益非浅，在此谨致以我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感谢一路陪伴走来的陆师门团队，各位同门在例会上的真知灼见、知识分享让我受益匪浅。感谢黄小丹、刘聪师妹无私提供的信息网络，感谢许为博士对我计量模型方面的答疑解惑。
同门情谊，皎如曰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衷心感谢ChinaVenture投中集团郑经理、Clark经理给予的数据收集支持，你们热心的帮助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感谢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
博士论文的完成与家人的支持密切相关，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及儿子。父亲年逾古稀，母亲岁过花甲，均为普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把我培养成才。父母从不知博士为何物，电话中只能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好好读书。父母远在云南，子不能陪伴在身边，每思至此，深感愧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愿父母安好!感谢妻子胡金叶女士的一路相伴，给予我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妻子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关爱使我能够兼顾工作的同时并安心学业，在艰辛中体验学术与科研的乐趣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职称论文致谢范文。最后要提及我可爱懂事的儿子万泓睿!读博期间，儿子正处于孩提到童龀期间，最需要父亲的陪伴。可由于要工作、看书和写作，只能不断的告诉他，自己去玩，爸爸要工作。每次儿子都默默的接受，从未对我工作学习造成困扰，并且总能给我欢声笑语，让我在艰辛的读博期间平添了许多乐趣，也是我生活、学习、工作的不竭动力。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帮助、鼓励、支持和关怀过我的亲人、师长和朋友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二】
杭州的冬天是寒冷的，我的心却是温暖的。此时此刻我想衷心地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我的人!
感谢我的导师黄祖辉教授!从2007年我第一次通过电子邮件向黄老师请教合作社理论至今巳有8年时间。这8年里我的每一份成长都离不开黄老师的帮助：
从教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到指导论文理论框架的构架，从指导设计调研问卷到帮助联系参访单位到组织汇总问卷数据，从辅导论文写作到给予对初稿的修改意见，黄老师的高瞻远瞩和学识渊博使我能够一步一步向梦想迈进!我还要感谢师母谢莉莎老师!在大学学习期间，谢老师给予了我非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每当遇到困难时，听到谢老师温暖的鼓励话语，我都能振作精神克服困难。
感谢我的导师郭教授!2011年郭老师从电脑里找与大学论文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供我阅读、带我上统计学课程以及在办公室的白板上与我讨论设计技术路线图的场景历历在目。郭老师对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订单农业的研究成果丰硕，我的大学论文正是产业化的一个领域，能够得到郭老师的指点我倍感荣幸!曽经无数次我纠结于问题的表面现象徘徊不前，郭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后，我马上茅塞顿开，问题得以迅速地解决，这对我而言是相当幸运和幸福的!
感谢我的老师徐教授!从2009年第一次见面，徐老师对我学习生活上的关心从未停止。每次研究所会议，徐老师都会问询我近曰的情况，向我提供多种帮助，令我倍加感动!
感谢我的曰本导师德永澄宪教授和纳口列子教授!2012年我作为交换生赴曰本筑波大学期间，德永老师严谨求真的态度使我非常钦佩!他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在生活上给我细致入微的关心，得知我对曰本农协有浓厚兴趣后，还亲自把我带到纳口老师面前。我永远忘不了2013年春节我离开曰本回国的前夕，德永老师特意安排在中餐馆师门聚会庆祝我学成归国时的温暖。纳口老师亲自带领我赴曰本农协和曰本农林水产省参访，在参访过程中遇到随行翻译同志一时无法翻译出来的专业术语，纳口老师马上亲自为我提供曰英文翻译，令我非常感动!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编号：71333011)提供的资助!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运营模式、治理结构与比较研究”(编号：71020107028)提供的资助!
感谢为我们调研提供巨大帮助与支持的浙江省农业厅朱处长、四川省农业工作干部胡主任等所有政府公务员!感谢接受采访的陈、周等合作社的理事长和成员!感谢2011年利用署假时间参与调研和案例写作的王等浙江大学三农协会的所有同学!
感谢我硕士时期的导师黄教授!是她手把手地教我研究方法，将我带入合作社研究的领域里。在大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见面都热情款待我，黄瑾教授的师恩我永远铭记于心!
感谢梁巧大学!梁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无论是我遇到专业上的问题还是人生道路上的困惑，梁老师都是我寻求帮助的对象，她沉稳、积极的心态时刻是我学习的目标。
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主任、林坚教授、钱文荣教授、卫龙宝教授、陆文聪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丁关良教授、陈随军副教授、叶春辉副教授、周洁红教授、韩洪云教授、鲁柏祥大学、潘伟光副教授、姚卫红老师、金少胜副教授、阮建青副教授、茅锐大学、季晨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马述忠教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开发研究中心宝剑久俊研究员在大学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的建议和帮助!感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徐丽安副院长、办公室毛迎春主任、办公室胡伟斌副主任、资料室陈兴侬老师和张霞老师!
是他们为研究所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们能够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学习进步!
感谢曹斌研究员对我大学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感谢邱东茂、李晓康等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他们将我紧密融入研究团队中，依靠团队的力量学习进取我才能完成大学论文。
感谢陈璞老师。在班集体中，我们学习上互相帮助，学习之余聚餐游玩，是他们使我感到班集体的温暖并获得前进的动力。
2006年我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开始学习合作社理论，到今年有十年时间。十年在人生中是一段不短的时间阶段，我从22岁到32岁的青春用在了潜心学习上是无怨无悔的!这十年我从福州到三明再到杭州，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再回到学校，现在又即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无论将来我的研究领域在何处，合作社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一定是我继续努力的方向，为中国广大农民服务是我矢志不移的人生理想!幸福的未来在等着我开拓，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奋斗来报答这么多关爱我的人们!
【职称论文致谢范文三】
光阴荏苒，近四年的大学生涯巳基本告一段落，心中欣喜之余，多是感激。
回头来看，自己本是农村一懵懂顽童，幸而能获得大学学位，都是源于身边师友和亲朋的帮助：
首先感谢的是导师黄袓辉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2011年荐我来浙大跟随黄老师学习，四年期间，黄老师在学业、生活和就业上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早巳年逾六旬，作为卡特院长，行政事务繁忙，但依然常常托人从国外订购最新的制度经济学前沿书籍仔细研读，每次想来，自己作为年轻人也相形见绌。而给我更大触动则是他对学生的包容、宽容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门下将近200学生，学生们不论是从商、从政或是从学，他都给予了最大的帮助和鼓励，黄老师这种宽厚的胸襟是我们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张晓波教授也是我的导师，之所以走上研究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都是源于张老师的原因。从2007年7月到现在，已经有8年，我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从指导我硕士论文、介绍攻读大学、介绍出国访学、指导大学论文和找工作，这所有的过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生活中，自己的执拗和不耐心，也是无数次受到他宽容和耐心的教导，跟随他8个年头，自己碌碌无为，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我真心有愧!
陈志刚教授也有太多的感谢，自从2009年他调任至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办公室主任以来，对我无论从学业，还是生活上都关怀备至。当年我执拗地想离开北京，他多次单独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至今历历在目，感动不巳。而后在浙大读博期间，也是多次来看望，在大学论文和就业方面也给予了许多无私的帮助和建议。
金松青教授是我在2012年去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认识的，自己第一次出国举目无亲，金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他家吃饭聊天，待我如作为家中后辈子弟一般，感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同时也衷心感谢他的妻子红雅女士。在学业上，金老师也是时常耐心教导，不嫌愚笨。Reardom教授是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导师，对他感激颇多，那时Tom知道我一个人在美国孤单，也是多次遨我到金老师家一起聚餐闲谈，或到他家烧烤。有次知道我要买被子，他还专门带我去找学院的行政人员去征求帮助，Torn自己一个人虽然大大咧咧，但是对我确是关爱有加，照顾备至。如今他也六十有几，祝愿他能觅一良伴，生活安定幸福。
MSU农经资源学院的前秘书RobinsonAnn女士给我了许多感动。记得还未去MSU之前，我尚忧心住处，Arm主动提出帮我解决住宿问题，并给全院学生集体发了邮件为我寻求帮助，我真心感动。从那时起我就记得日后写致谢一定要感谢她，这种无私帮助的可贵品德正是促进自己成长的动力职称论文致谢范文论文。如今她巳退休，祝愿她退休生活过的幸福愉快!
在浙大卡特，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比如徐丽安副院长、郭红东教授、钱文荣教授、陆文聪教授、卫龙宝教授、张忠根教授、杨万江教授、马述忠教授、叶春晖副教授、金少胜副教授、毛迎春老师、胡伟斌老师、张霞老师等等，在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师兄阮建青副教授，从我2010年来杭州，一直都是他在各个方面照料，要是没有他在各个方面的帮助，我的大学生涯也将大打折扣。阮师兄勤勉努力，为人正直，如今巳晋升副教授，并承担了系副主任等相关行政工作，深受学生们爱戴，祝愿他未来更加出色!
感谢攻读大学期间的同学，如刁盼盼、李静、嫣贞、张菲、石琦、梁海兵、余新平、伍骏骞、许为、王尧、李宝值等诸多同学，还要感谢黄老师门下傅琳琳、刘颖娴、郑思宁、郑军南、孙海霞、朋文欢、李懿芸等诸多同门，正是有他们的相伴，才使过去四年的大学生涯更为充实和丰富。
此外，还要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自从张晓波教授将我介绍过去，能得以多次机会聆听钟老师的教诲，尤其他反复强调的“间题导向”研究风格，让自己受益匪浅。还要感谢2011年和2012年到江苏沛县调研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帮助的农业部农机司李斯华处长、沛县农机局郭松局长和吴明禄科长及其他领导，以及在2013年农村调查中给予帮助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武志刚处长、王欧副处长等相关领导。
最后，在此感谢我的父母，作为一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将我辛苦扯大，读到大学学位，双亲殊为不易，感激之情无需言表，且祝愿他们日后生活幸福。同时，也感谢我的女朋友杨林芳女士，正是她对我的支持才使得自己顺利拿到大学学位
大学论文写作期间，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1、国家自科基金重大国际(地区)合作项目：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与农民合作社发展：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创新与优化研究。
2、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流动和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发展。
3、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模式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研究。
郎咸平教授的观点得到国内学术界相当部分人的支持，形成了与支持产权改革的经济学主流观点相对立的一派，引发了舆论界关于国有企业及国有银行改革方向的新一轮争论。郎教授视角独特，注重实证分析，提出的很多诸如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切合中国的实际，这些都值得我们肯定，但他的分析存在以下三个严重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该理论难以立足。
一、前提错误
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大部分都是国家控股比例低于50%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或者说是民营银行，例如著名的花旗、汇丰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产权都是十分清晰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所选取的其他样本一样，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相应地，其产权也是明晰的。既然如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要在这基础上进行就是了，产权改革是没有必要的”。
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真的清晰吗？从名义上看，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是清晰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控制的产权被现行《公司法》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但实际上，其产权是模糊的。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由国家来任命。由国家任命的银行行长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是如何的不合理，政府利用国家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都是“正常”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不是委托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由国家全部承担起来。
由此可见，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是模糊的，郎教授实证分析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对国有独资银行进行产权改革仍然十分必要。
二、推理错误
一方面，从结论来看，郎教授分析的是在产权明晰前提条件下国家持股的比例和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明确地可以表述为：“在上市银行当中，国家持股的比例对该银行的绩效没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上市银行中并不是政府占的股份比例越小或者说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绩效就越好。但是，国有持股比例不等于产权结构改革，这并不能说明国有独资银行不需要推进股份制改革。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明晰为目的的多元化股份制改革，而不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因此，郎教授的结论具有误导性。
另一方面，从推理过程来看，郎教授的推论缺乏可逆性。郎教授在实施分析过程中对样本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回归分析往往具有不可逆性。在上市银行中，经营绩效和国有持股比例没有显著相关性，甚至个别国家的银行，如瑞典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改革产权制度保持较高国有持股比例时也取得了较高的经营绩效。但这不能反过来得出国有独资银行降低国有股比例其经营绩效就不会提高，甚至有可能恶化的结论。
三、方法错误
从样本数据选取来看，郎教授选取的样本对象多为国外股份制上市银行，中国的金融机构只选取了3家股份制银行。迄今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银行金融资产的65%，其实际影响远远大于他们占有的金融资产比例，在许多领域中甚至处于垄断地位。郎教授的样本中没有包含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更没有具体考虑国有独资银行的现实情况，只是简单地由国外银行的实证经验推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缺乏说服力。
从论证方法上看，如果我们想论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否应进行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比较可行的分析方法应当是拿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做个比较，然后才能看出产权改革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著名的外国银行做一简单比较：从股本回报率（ROE）来说，花旗集团为38.8％，美国银行为30.6％，汇丰控股24.8％，而中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只有7.6％，工商银行3.7％，农业银行2.2％，建设银行3.8％；从资产回报率（ROA）来看，花旗集团为2.08％，美国银行为1.97％，汇丰控股1.27％，而中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为0.38％，工商银行0.14％，农业银行0.10％，建设银行0.14％。相比之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际大银行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怎么能说银行的绩效和产权没有关系呢？
关键词：上海高校；外语政策调整；战略意义
一、引言
最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关于成立上海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的通知》（沪教委高[2012]55号）。《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加强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和指导，推动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挥大学英语教学在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委决定成立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指导高等学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教材、师资队伍等教学基本建设，切实提高大学生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和工作的能力”。同时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出台了《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征求意见稿）》（蔡基刚2012），把大学英语定位在“为学生专业需求和专业人才培养总目标服务的”，并把上海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分成了过渡课程、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类课程，规定了其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学术英语。
这一改革意味着上海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不再是打基础的普通英语性质，而是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学术英语性质。这个外语政策重大调整的背景是什么？对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何意义？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又有何意义？本文打算讨论这些问题。
二、上海高校大学外语政策调整的原因
1. 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简称《上海纲要》，下同）指出“上海将着力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进入21世纪，上海的国际化特征越来越突出。如截止到2011年9月底，外商累计在沪设立投资性公司23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47家、跨国研发中心332家（《文汇报》2011年11月3日）。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机构在上海落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跨国并购和投资。这几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在急剧扩大，并购的领域也在向多元化发展。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足迹已经遍布全世界五大洲。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我国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呈现持续飞速增长态势，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600.7亿美元，增长了20倍，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行业研究网（http：//）。其中，上海排在省市的前几名。也就是说，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大量既通晓专业又懂英语的人才。企业用人单位要求的不再是具有一般日常生活交际能力的大学毕业生，而是要求毕业生要在他们的专业和行业内具有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的能力，要求他们一上岗就能用英语立即承担起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这种要求尤其体现在金融、经济、航运、旅游、软件、电子信息和机械制造等领域。
但是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我国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培养机制与社会需求脱节，人才培养规格与社会需求不尽相符。前些年，麦肯锡了一个调研报告（《北京晨报》2005年10月17日），称中国每年培养出近160万各类工程师，但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的英语技能的人还不到10%。能用英语直接从事涉外会计、涉外律师、涉外金融、涉外物流等人才缺口预计在325万人（《中国人才报告》载《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29日）。作为要建设成四个中心的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这方面的人才缺口更加严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上海纲要》提出两大任务：（1）“推进教育国际化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要提升上海教育国际化水平，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达到15%左右，基本建成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城市”。（2）“实施优秀人才培养卓越教育计划”，“增强学生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积极引进、消化国外先进课程资源，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并能参与国际交流的国际化人才”。
这两大任务意味着上海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将大大提高，国际化课程（即课程直接有外国专家授课）将越来越普及，全英语教学模式将被越来越多的学科和专业所采用。根据教育部在2011年9月21日公布的本科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名单，中国目前有631个经过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而其中上海有5个中外合作办的大学（不包括即将成立的上海纽约大学）和57个中外合作办的专业。这就要求“高校必须要建立一整套具有国际竞争力、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士、硕士学位专业课程体系”（郝平2009）。截止到2011年底，复旦大学全校77个专业已有63个专业开设或准备开设全英语课程。在这些全英语课程中，通识教育课程占14.5%，文理基础课程占3.6%，专业课程占81.9%。按照学校规定，今后的本科生四年专业学习至少要选修一门全英语课程。同济大学的全英语课程达到256门，每年引进100名国外学者进行至少一个学期的授课。上海交通大学从2012年起把两个学期改成三个学期。在暑假小学期内，校方集中邀请来70多位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给学生上课。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上半年，上海已产生了180门市级示范性国际化课程（真正意义上的全英语课程）。
在国际化课程和全英语模式日益普及形势下，在卓越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等培养的要求下，上海高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被要求用英语直接阅读专业文献，用英语写综述和论文，用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宣读和讨论。根据我们2011年12月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927名学生调查，选修过全英语或双语课程的占56.5%；要求用英语读本专业的文献和文章占69.0% ；要求用英语听国外学者专家的讲座或讲课为62.9%；有出国留学或作为交流生/交换生出国学习需求的为58.1%；没有上面任何需求的只有5.0%。这种需求“改变了无数大学生的英语学习内容，他们必须熟练掌握学术英语，才能了解他们所学的专业学科，并自如地在其中遨游”（Hyland & Hamp- Lyons，2002）。换句话说，高校的外语政策必须调整，必须从原来的单纯打基础的普通英语教学转移到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学术英语。什么是学术英语（EAP）？学术英语也是打语言基础，也是提高英语技能，跟目前的大学英语不同的是：它不是无目的或为了四、六级考试的英语教学，而是一种目的非常明确的英语教学，即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服务。它和传统的“专业英语”也不同。学术英语侧重各学科英语中的共性东西，即培养学生在专业学习和研究中所需要的学术英语口语交流能力和学术英语书面交流能力，如如何用英语听讲座、查找文献、撰写论文摘要和参加国际会议，因此，学术英语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在大学新生中作为必修课程开展。
但是我们在对四校927名学生调查中发现，不习惯听老外讲座，跟不上，不会笔记占51%；阅读原版教材和专业文献速度慢占67.3%；词汇量不够，尤其学术词汇不够为85.1%；用英语口头陈述和参加学术讨论有困难为68.5%；用英语写专业摘要，实验报告和小论文有困难占49.3%。这说明基普通英语不等于学术英语。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是这样说的：“我通过四级，又过了六级，拿到证书，我为自己的胜利沾沾自喜，仿佛可向世人炫耀，我考了高分，我能行。但碰到英文文章，心中顿时务实起来，我不行，通篇都是生词，一小时只能看几行。写的英文论文，外国人看不懂。”“各系一线的老师们意见一点也不比学生少，很多老师一谈起来就骂：学生四、六级考试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孙复初2005）
可见，多年来我们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标准有偏差。大学英语教学成功的标志不是四、六级分数考得多高，不是口语多棒，不是语法学得多好，也不是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如果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关起门来只埋头打语言基础，只注重个人素质培养，不服务于学生的专业，不顾国家的战略需求，教出来的学生不会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具有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那么，即使获得教学成果奖，获得精品课程，也都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最大失败。上海高校外语政策的调整有利于改变大学英语教学的评估标准。
2. 挽救上海大学英语的自身需要
上海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是普通英语性质，教学的普通目标是要求大学生达到大学英语四级要求，用词汇量来衡量是4700个词汇。但是最近几年，上海高校本地新生的英语水平已接近这个要求了。我们注意到，自本世纪初，上海的中小学英语教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仅小学英语课程提前到一年级开始，上海市教委在2001年制定了《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实施意见》文件，规定初中生阅读量至少为30万单词，高中生阅读量累计60万单词以上。小学毕业生至少掌握1000个单词，初中毕业生至少掌握3000个单词，高中毕业生掌握词汇量5000个，优秀者争取达到6000～7000个单词，逐步实现高中毕业生英语基本过关（《家庭教育时报》2001年12月17日）。12年过去了，这些指标在上海市示范点高中已基本达到，在一般高中正在达到。如我们在2010年调查了上海8个区（长宁区、徐汇区、虹口区、嘉定区、闵行区、奉贤区、金山区、卢湾区）2009年的高三英语第一学期期中的质量抽查试卷（这里还不包括复旦附中、华师大附中等示范点高中所在地的杨浦区和普陀区的卷子）。结果发现：除了听力外，阅读、写作、翻译等难度都超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难度。
可见，在新生英语水平不断提高，上海高校还是把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在四级的“一般要求”上，必然要重复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必然造成大学生英语学习的严重懈怠。我们在2010年和2011年进行的全国大学生调查（蔡基刚2012）表明，大学生反映自己英语水平退步的达到25%以上，反映大学英语课很“水”，学不到东西的达到50%以上。大多数新生只需通过1～2个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原来规定4个学期）就能达到四级水平，这一事实使得上海高校大学英语学分和大学英语课程的不断压缩。复旦和上海交大的大学英语学分从原来的14分别压缩到了8和6分，同济规定新生中英语水平最好的前一百名学生可以免修所有大学英语课程。这种压缩还在进行。正如冯燕（2010）在通过对3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调查后发现不少“学生进校已经达到相应层次公外目标水平”，“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公共外语课程已经失去作为课程存在的理据”，“公外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从教育部部分直属高校课程体系中退场”。
上海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危机说明：在新生英语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还是坚持普通英语教学既不符合外语教学规律（重复中小学英语教学内容），也不符合我国大学生专业学习和毕业后工作需求，更不符合国家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战略要求。高校的外语政策如不进行适时的调整，大学英语就只能消亡。
三、上海高校大学外语政策调整的意义
1. 教学改革有赖于行政推动
实践证明，教育改革的有效驱动力往往不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Markee（1997）在论及教育改革时说道：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来自高层教育行政官员，因为他们是决策层的关键人物；普通教师是无法参与决策的。换句话说，推动外语教学改革的力量不是学术争鸣而是政府决策。
10年前，胡壮麟（2002）就指出：“英语教学一条龙的最终目标时使高中毕业生达到现在大学四级水平至六级的水平。那么，这就产生若干年后大学英语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程雨民（2002）认为：“我国面临外语教学转型期，即基础外语教学的重点将由高校转到中学，中学培养基本外语能力、高校结合专业进行提高的前景，已经开始显现。”章振邦（2003）持相同观点：“我认为需要对我国外语教育作战略性的调整，要点是把普通英语教学任务全部下放到中学阶段去完成，以便学生进入高校时便可专注于专业英语的学习。”根据外语圈内这些专家的观点和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笔者在2004年《外语界》上发表文章提出专门用途英语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
但是，当时教育部正在进行的是以培养学生综合英语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这一呼吁不可能得到重视。但10年过去了，教育部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大学生英语听说能力薄弱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和自主学习中心的建设，各高校都建立了一整套训练学生听说能力的长效机制，这为普通英语向学术英语转型奠定了基础。
因此，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外语一流专家支持呼吁定位调整。杨惠中（2010）指出：“多次大规模社会调查需求分析的结果都确认：我国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把英语作为交际工具，通过英语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表达自己的专业思想，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在性质上就是专门用途英语。”刘润清（2010）说：“我预料，几年之内，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方向是走专门用途英语的道路。”陆俭明（2010）指出：“鉴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英语教学内容重复，建议对各学段的英语教学重新定位。如中小学英语教学侧重打基础，而大学和研究生英语教学应是学术英语。”胡文仲（2011）认为：“随着中小学生和非外语专业大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可以预见，普通英语教学的过程势必缩短，大学英语将更早地进入ESP教学。”束定芳（2011）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定位在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服务上面。根据这一目标，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要求、教师培训、教学评估等将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大调整。这其实也是大学英语界期待已久的根本性的改革。”然而这些呼呼都停留在学术层面。绝大多数高校都是维持普通英语教学现状。这和我国外语界的领导层不认同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有关。（1）对专门用途英语的普遍误解。他们认为学术英语必须在学生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上才能开展，甚至把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误认为教些专业词汇和翻译。（2）对大学英语发展方向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大学英语主要是一门素质教育课程，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3）把学术英语误解成唯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生需要学的。汉语“学术”和英语academic内涵不一，后者就是大学教育。（4）对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恐惧心理：大学英语教师都没有ESP学历知识和教学经历，没有合格的教师。
因此，没有政府的决心和外语政策的调整，没有强大行政力从外部推动，大多数高校是不大可能有自觉转型的改革。这次上海市对高校外语政策进行调整，把大学英语教学定位转移的思想写进了高教文件55号，并成立了教指委专门推行这个改革，同时制定了《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这就保证了高校改革的实施，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2. 学科发展必须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学科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但是任何一个学科或课程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上海市高校外语政策的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年是教育部进行高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换届年。教育部的做法是高校里有一个学科，就成立一个教指委。但上海市教委做法有所不同，到目前只成立了9个教指委，分别涉及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艺术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大学英语。上海既不选择建立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不挑选成立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单挑这些专业并不是偶然的。
这9个教指委专业内容正是和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由于英语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作用，更由于大学英语的教学对象涉及几乎每一学科，是每个学科和国际发生交往和竞争的唯一工具，这样大学英语就通过参与卓越人才的培养计划，跟其他8个教指委一起成为担当起上海在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重任的学科课程。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在国家战略需求的语境下，高校外语政策调整具有重大意义。大学英语第一次和其他学科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把自己看成是为这些学科和专业培养国际化人才服务的基础课程；第一次从强调自身学科和教学的发展规律，把学习英语仅仅看成提高语言水平、提高自身素质的思维模式中跳了出来；第一次和世界高校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接轨，进行以学术英语为核心的外语教学；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存在的位置和定位，把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生的专业需求当作自己的主要教学任务；第一次在国家外语政策的意义上，其学术作用和其战略价值性超越了一直具有外语界老大地位的英语专业。本科生培养计划有150个学分，几十门课程，其中有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但这些课程不是孤立的和互不联系的，而是相互支撑为一个目标的，即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占到本科总学分10%的基础课有什么理由游离这个总培养目标？有什么理由强调自身教学规律，关起门来埋头为学语言而学语言，或培养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对专业需求不予理睬？《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提出实施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但是，要培养这些具有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的卓越工程师等人才，仅仅靠学科专业自己的教育质量提高，靠引进世界一流学者开设国际化课程和全英语课程，而没有大学英语帮助训练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学术能力，这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专业教学的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必须有大学英语这门基础课程改革的配套。大学英语和其他基础课如计算机和数学等一样，只有为专业人才培养总目标服务，围绕专业教学的改革，培养学生用英语从事本专业学习和研究能力，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教学，才能使自己基础课的价值真正提高，才能在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大学英语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大学英语教师的地位之所以比较低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一直跟着英语专业走，把英语当作专业教，而不是为专业教英语。开设综合英语、听说、写作、翻译，不断地打基础，按英语专业学生的要求进行教学，试图达到“本族语者”水平。开设“简明版”的英美文学、英美诗歌、莎士比亚，英语社会与文化，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等。这些教学内容是英语专业最基础的东西，学术含量低，不仅任何一个英语专业的教师下来就能教，甚至连社会培训机构的老师也能胜任。上海外语政策的调整使得大学英语不需跟着英语专业走，而是转向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和传授其他学科中的英语表达方式，如篇章和体裁，学术口头和书面表达策略和能力等，为国家培养能用英语直接从事专业学习和科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这样的教学是专业英语教师和社会培训结构干不了，这样的大学英语地位就会得到提高。换句话说，通过外语政策的调整，找准自己的位置，把外语教学和国家的战略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学英语才能得到新生，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被人尊重。
大学英语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现在，英语专业看上去非常强大：1000多个专业点，100多万学生，英语界最优秀的学者都在英语专业。但英语专业被列为红牌的事实说明，我国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研究英美文学或语言学，市场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仅有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毕业生。国家需要的是大批能用英语从事研究和工作的人才。英语专业将走向衰退，大学英语将走向壮大是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纵观世界范围，高等学校的大学英语性质都是学术英语或专门用途英语性质。中国内地的大学英语教学普通英语定位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和高校新生英语水平的提高，大学的普通英语教学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而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出现加快了这个过程。上海的中小学英语教学水平在全国是领先的，上海的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上海高校已经具备了在全国率先从普通英语向学术英语转移的条件。如上海还患得患失，错失良机，那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就更没有希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成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出台第一个地方性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大学英语教学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直接使用英语从事科研和工作的能力”，这一高校外语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个开拓性和历史性的调整将在中国的外语教学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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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