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1 01:00:21
(1)有利于增创农业农村新经济增长点．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副产品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有利于带动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装修业、建筑业和文化产业等的发展，促进传统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以旅促农”、“以旅助农”．
(2)有利于社会财富转向助推农村发展．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助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发展现代休闲农业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实现产业联动和以城带乡的重要途径，对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旅游消费需求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3)有利于农民就地就业加快脱贫致富．
有利于进一步满足和扩大城镇居民在农村地区的消费，加快信息、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源向农村的流动，使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同时，通过提供旅游服务增加收益，为推动农村“三个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有助于促进农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目前，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日益兴旺发达，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具有本土化、特色化的休闲农业更是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前景广阔，必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旅游业自身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进而支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有利于乡村特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有利于促进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的旅游观光和文化传承等功能，进一步解放农村干部群众思想，促进乡村本土化、特色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2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条件分析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生态环境良好．山地、丘陵占全市国土面积的80%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发展休闲农业的基础条件良好;同时，梅州市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中国自驾游最佳目的地”等众多城市名片，以文化生态为特色的旅游产业方兴未艾，成为该市实现绿色发展、特色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
2．1资源条件简析
2．1．1农业旅游资源
近年来，梅州市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特别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已取得丰硕成果．水果、茶叶、油茶、南药、优质稻、蔬菜、烤烟、畜牧水产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初具规模，以“梅州金柚”、“平远慈橙”和“嘉应茗茶”为代表的金柚、脐橙和茶叶声名远扬，不仅成为有人喜爱的梅州文化生态旅游拳头农特产品和旅游商品，还打进了欧盟和东南亚等国际市场;近年来，梅州绿色农业发展迅速，全市建有5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1个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雁南飞、雁鸣湖等农业旅游景点更是名闻全国，以乡村体验、果蔬采摘和农家乐等为主的现代休闲农业成为梅州农业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和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2．1．2人文旅游资源
梅州是世界上客家人最主要的集散中心、聚居地，全市97%以上的都是客家人，其语言、饮食、居住、风俗、节日、礼仪、教育等方面都较完整地保存了客家文化的特征，享有“世界客都”美誉，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山歌之乡、足球之乡”．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梅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梅州与外界沟通较少，但物镜天成却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客家古村落和古民居;还有，客家人诗礼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更使客家地区英才辈出，可以说每个村落都有引以为荣的历史人物或杰出代表，名人故迹遍布山村，人物故事生动活现，为开发现代休闲农业和文化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难得而雄厚的资源本底支撑．
2．1．3旅游客源市场
梅州的国内旅游市场以珠三角地区和韩三角地区为主，这些地区城镇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生活节奏较快、工作压力较大，到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需求较大;梅州的入境旅游市场以港、澳、台地区为主，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也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在文化习俗与人脉人际方面都与梅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为梅州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市场．同时，现今大部分的城市小孩都为独生子女，家庭环境优越，接触大自然少、动手能力较差，发展休闲农业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锻炼平台，也将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
2．1．4内外交通条件
梅州对外交通日益方便快捷，正在逐步形成高速、铁路、航空等全方位的立体交通网络，梅州作为粤闽赣边交通枢纽的地位日渐突显．梅揭高速和天汕高速梅州段贯穿梅州南北，连接福建与潮汕地区;梅河高速、梅龙高速连通梅州东西，使梅州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梅惠高铁、梅州至厦深高铁连接线，鹰梅、浦梅铁路及汕潮揭城际轻轨丰顺延长线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杭广铁路梅州段(梅州－杭州)、梅瑞(梅州－瑞金)高速铁路已通过可行性研究;梅县机场已开通梅州至香港、广州、珠海、深圳、台湾等地航班．市内交通也日趋完善，基本实现了市区到各县(市、区)县城的一小时交通圈．
2．2发展模式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梅州就大力发展以“三高农业”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全市建有规模以上园地或基地10000多个．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全市大力发展文化生态旅游的推动，全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已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旅游点．
2．2．1发展模式及其特点
目前梅州休闲农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农业观光休闲、乡村文化体验和生态休闲度假等类型．农业观光休闲是指利用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品采摘、渔场垂钓、畜牧狩猎等农业旅游资源发展的观光休闲旅游项目;乡村文化体验是指利用乡村田园风光、客家民俗文化、客家名人资源等发展的民俗文化体验旅游;生态休闲度假是指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发展的休闲度假旅游。
2．2．2存在问题
梅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主要存在开发层次较低、开发深度不够等问题，无论是农业观光休闲还是民俗文化体验，都还停留在较低的观光层次上，特色不够鲜明、景点雷同严重、科技含量不高，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挖掘与展示还相当不够，缺乏高层次的文化体验产品，未从全市休闲农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和梅州旅游客源流向的特点谋划发展布局，有待改进提升．
3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研究与对策
3．1理论问题研究
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关注和解决好规划发展原则、发展空间布局等基础理论问题．
3．1．1规划发展原则
(1)以农为本原则．
“三农”是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资源所在，在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中要以农为本，把农业发展、农民受益、农村进步作为出发点，根据梅州市各县的资源特色寻求差异化发展．
(2)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考虑当代人利益，更要考虑子孙后代利益．梅州休闲农业的规划发展，应进行可行性的科学分析研究，应注意环境资源保护，注重客家民俗文化资源挖掘，达到开发保护并行目的．
(3)创新发展原则．
梅州市现代休闲农业发展现在所面临的资金短缺、参与主体利益冲突明显、发展模式单一等问题，其之解决问题的关键出路在创新，要在规划发展实践中注重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机制和模式．
3．1．2发展空间布局
根据梅州现代休闲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客源市场的特点，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围绕近城镇郊区型、沿交通干线型和临景区景点型等主要的开发经营模式，重点选择在梅州市区和各县(市、区)城郊及交通主干道和主要景区周围(点)布局相关项目．
(1)近城镇郊区型．
即环绕梅州市城郊、县郊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形成环城市(镇)郊区休闲农业旅游带．这些地方具有交通方便、接近城市消费群体的特点，应重点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种植养殖、农业园艺、农业观赏和农事体验，形成融“吃农味、住农舍、赏乡野、干农活、购农产品”为一体的环城休闲游憩带．在发展类型上可重点发展农业公园、农园采摘、生态科技观光、渔场垂钓等．可将梅县区南口侨乡村、程江镇、西阳镇、城东镇、梅江区城北镇发展为市郊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平远县可依托脐橙、油茶、南药、优质稻等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县郊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蕉岭县可依托底蕴深厚的客家民俗文化，重点发展民俗文化休闲;大埔县可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客家民俗文化，发展农业观光休闲、民俗文化与休闲度假村;丰顺县可依托丰富的乡村温泉资源，发展融温泉与农业休闲于一体的度假村;五华县可依托热矿泥特色休闲资源与有机农业资源，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与休闲度假村;兴宁市可依托合水水库、丰富的客家精神与名人文化资源，发展农业观光休闲与民俗文化休闲．
(2)沿交通干线型．
即在主要客源地进入梅州的主要交通干道旁规划布局休闲农业旅游点．五华县、兴宁市可充分利用靠近G25长深高速的优势，丰顺县可充分利用靠近G78汕昆高速的优势，依托自身的温泉与客家民俗文化特色资源，在邻近交通主干道附近发展融温泉保健养生与客家民俗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村;梅县区松口镇可充分利用靠近S223的优势，依托自身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民俗文化休闲旅游．
(3)临景区景点型．
即在主要核心景区周边规划布局休闲农业旅游点，依托景区集聚效应获得发展机遇．可围绕阴那山旅游产业园、五华县热矿泥康体产业园、丰顺县乡村温泉产业园、五指山风景名胜旅游产业园四大核心进行规划布局，发展近景区型休闲农业旅游．
3．2特色线路策划
发展现代休闲农业，不仅需要重视休闲农业点自身的开发建设与经营，还需要注重解决好休闲农业点的“点”、“线”、“面”结合问题，形成特色休闲农业旅游线．根据梅州市休闲农业资源的分布特点和全市现有交通网络及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规划发展，可重点规划建设5条特色休闲农业旅游线路．
(1)东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S333和梅大高速为轴线，发展主要以大埔县为主的东部休闲农业旅游专线，包括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坪山梯田旅游区、甜竹生态旅游区，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客家民俗文化村、三河坝景区，以休闲农业为主题的西岩山茶乡旅游度假村等;同时，可借势大埔“南国牡丹”广东汉剧发源地、广东汉乐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花环龙之乡和鲤鱼灯舞，五鬼弄金狮、花环龙等浓郁客家风情，发展以客家民俗文化村为特色的客家民俗文化休闲旅游．
(2)东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S223为轴线，包括梅县区雁洋镇、松口镇，发展东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依托以生态农业为特色的国家5A级旅游度假村雁南飞茶田景区、国家4A级旅游度假村雁鸣湖旅游度假村;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桥溪村;以红色旅游和客家民俗文化为依托的国家4A级景区纪念园，发展以农业观光休闲、民俗文化休闲、休闲度假村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农业与特色乡村旅游地．
(3)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G205、G206为轴线，辐射蕉岭县和平远县，发展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蕉岭是中国长寿之乡，拥有广东省自然保护区长潭旅游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丘逢甲故居、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谢晋元将军故居，古代客家民居石寨土楼等;平远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广东脐橙之乡，拥有国家3A级旅游区五子石生态旅游产业园、南台卧佛山文化旅游产业园等．可依托长潭旅游区、五子石生态旅游产业园，重点发展以中医药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民俗文化休闲．
(4)西部休闲农业旅游线．
以G205、G25为轴线，辐射兴宁市和五华县，发展西部休闲农业线．兴宁市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神光山、合水水库风景区、金明湖温泉度假村、广东省古村落罗岗等;五华拥有汤湖热矿泥山庄、七目嶂风景区、益塘风景区、球王李惠堂故居等，可依托热矿泥康体产业园重点发展以温泉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和农业观光休闲．
(5)南部线．
以S12、G78为轴线，发展以丰顺县为主的南部休闲农业旅游线．丰顺温泉资源丰富，拥有广东最多的温泉，此外还有龙鲸河漂流、龙归飞瀑、铜鼓峰、八乡山、黄花村等，可依托丰富的乡村温泉资源发展以温泉养生保健为特色的休闲度假村和农业观光休闲．
3．3发展对策建议
(1)做好论证、科学规划．
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必须立足地方特色资源，科学分析判断，提取特色、浓缩精华，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糅进客家文化．不仅要让具有农业工程咨询与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设计，在建设前期更要邀请民俗文化、农业科技、生态环保、交通旅游等方面的专家充分论证，对其观光功能进行科学设置．
(2)加强指导、政策扶持．
梅州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离不开主体培育和市场参与，建议进一步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现代休闲农业的信贷投入，特别是农行、农村信用联社等要加大面向农户和中小旅游企业的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规模，为现代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金与信用服务;同时，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出台政策、制定标准，引导和支持交通、住宿、饮食等休闲农业服务项目发展，使游客来得通畅、住得舒服、吃的尽兴、玩得愉快，促进休闲农业的长远发展．
(3)提高档次、提升服务．
针对梅州现在大部分休闲农业开发项目单一的现状实际，建议以满足不同旅游者需求为目标，努力提升产品档次和品牌形象，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教育农民特别是休闲农业的开发经营者提高其综合素质、审美能力和增强服务意识，要尽快建设一支与现代旅游服务业相适应、能满足广大游客需求的休闲农业从业人员队伍，提高经营管理服务质量，推动现代休闲农业的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
(4)加强宣传、广招客源．
要指导休闲农业经营单位和个人搞好策划包装，特别是要加强与旅行社的紧密合作，积极引导和扶持休闲农业点与主要客源地的旅行服务企业广泛开展信息交流与区域合作，实行资源共享、线路互连、市场互动、客源互送，加快实现休闲农业发展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5)维护生态、持续发展．
1三都水族自治县创意农业发展现状
在接受调查的200户农户中，听说和了解创意农业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40%，60%被调查者表示没听说过创意农业。这说明创意农业虽然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但是在贵州的偏远山区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的存在。目前，当务之急应是在群众中，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的寨子里大力宣传创新农业，普及专业知识，提高人们对创意农业的认识和认可，以便为开展下一步创意农业的推广工作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2三都水族自治县创意农业发展方向
2.1大力实施农业标准化，提高创意农产品质量
三都水族自治县当地旅游资源、生物资源良好。近年来开展得葡萄节活动，使当地的葡萄产业发展势态良好。当地可以先扶持一批创意农业龙头企业，并与农民合作社、相关行业协会、创意农业生产基地进行专业化合作，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制定和实施创意农业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开展全程质量控制。把创建创意农业示范县、创意农业名镇、创意农业示范场与推进创意农业品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着力于创意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加强与省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以知识加持技术，以技术指导生产，建立创意农业发展研究所，研发各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培育自主农业品牌，增强创意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发展创意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引进市场前景佳、经济效益好、创意水平高的创意农业企业，实现土地资源科学化、集约化利用，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努力推进创意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效应。重点开发区域特色强、竞争优势强、创意优、科技含量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大的农业产业集群，加速从农户集群、企业集群向产业集群发展。
2.2建立家庭创意农庄示范点，形成大小企业相辅，家庭政府共建的互补格局，努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创意农产品生产为核心，整合三都县周边农村特色创意农产品生产技术，坚持“聚集资源、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思路，以水族文化为特色，以品牌塑造形象，通过农业与艺术的有机结合，赋予农产品以独特的文化内涵，让消费者形成美的享受，让全社会都来感恩农业、关爱农业。以文化农业与情感农业为理念寻求新的农产品销售增长点，以当地特殊水族文化为优势，发掘文化和农业新的结合点以促进创意农业的发展，最终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发展创意农业是在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达到农民创收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有力措施；是实现农业又快又好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和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3完善政策导向，健全创意农业品牌建设
激励机制出台相关政策，简化审核手续，放宽审核标准，营造宽松的创业环境，积极引进外来成熟企业，鼓励自主创业；当地政府应大力进行品牌发展，相应地进行政策倾斜，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适当给予奖励；建立引导消费的政策导向，政府优先采购市级以上创意农业知名品牌产品，并通过舆论导向引导社会集团和市民购买本地的创意农业品牌产品；对市级以上创意农业品牌企业，在土地、电力、用水等资源要素保障方面给予倾斜，在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科研立项等方面优先扶持；鼓励名牌产品和著名商标生产企业开展品牌经营，通过收购、兼并、控股、联合等多种途径实现创意农业品牌经营规模的扩张，加快形成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品牌带动作用明显的创意农业品牌企业/集团，努力培育以大河镇为主的蔬菜、交梨乡为主的水晶葡萄、九阡镇为主的九阡李、都江镇为主的椪柑等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和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好的特色农业产品，支持重大服务业项目、重点服务企业和创意农业品牌的发展。
作者：郭伟锋 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关键词：现代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宣恩县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1]这对于国家重点扶贫县，“八七”扶贫攻坚县，国家农业部、湖北省农业厅定点扶贫县的宣恩山区，既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地处鄂西南边陲的宣恩县，集老、少、边、穷于一体，山水资源丰富，生态农业特征突出，但生产条件恶劣，农业基础十分脆弱。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大前提下，应突出生态经济特色，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发展山区现代农业作为繁荣农业、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措施。
一、突出山区特色，发展生态农业
宣恩山区，生态环境优美，物产资源丰富，素有“中国贡品之乡”之美誉，是天然的绿色有机农业生产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山青水秀民富的科学有机统一，在于突出山区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围绕“兴致富产业，建生态家园，创文明新村”，积极发展山地现代生态有机农业。
（一）以生态经济为核心，培植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包含农业农村经济一、二、三产业，这是与传统农业本质的区别。谋划山地现代农业，必须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要以高效生态经济为抓手，培植现代生态有机农业产业。
1.做大生态有机农业板块，优化第一产业。坚持以特兴山、以林蓄水，依托山地生态经济资源，加速推进板块经济的基地、企业、设施、品种、品牌、标准、服务等要素的连接和整合。坚持科学规划，联片开发，提升素质，扎实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区域开发，规模经营。在产业发展的布局上，应重点建设万寨—椒园—晓关“贡茶经济带”，沿209国道初步形成的“贡水白柚经济走廊”，特色中药材产业和畜牧业等生态有机板块。力争“十一五”期末，茶叶总面积发展到66667hm2；年发展商品猪35万头、商品羊8万只，家禽100万只，畜牧业总产值达4.43亿元；特色水果总面积达到8000hm2；建立2667hm2中药材GAP规范基地；蔬菜种植总面积达到8667hm2，其色商品蔬菜生产面积达到4667hm2，总产值达到1.5亿元。
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第二产业。凡是优势资源都可做成支柱产业，凡是支柱产业都要培植龙头企业，凡是龙头企业都应建设订单基地。通过“招商引资引龙头、政策支持扶龙头、联合重组强龙头、创造环境壮龙头”等方式，培植一批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农业龙头企业。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发展，重点扶持宣桃公司、锦合公司、万盛茶厂等茶叶加工企业；永丰食品、宏伟牧业等畜产品养殖加工企业；武陵中药材、民丰药业、汤木瓜等药材种植加工企业；松乐公司、沙坪白酒、西部食品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壮大龙头企业，带动烟、茶、畜、果、菜和中药材等六大主导产业体系的良好快速发展。
3.积极发展现代农村物流，搞活第三产业。以城镇化建设为载体，用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拓展农民就业创业空间，丰富现代农业内涵。积极发展农业中介、专业服务、农村超市、连锁经营等现代农村物流新产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充分利用宣恩山区丰富独特的人文、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家乐、流域漂流、天然氧吧、乡村度假观光等现代旅游观光农业。
（二）以有机农业为旗帜，打造现代山地农业品牌
围绕发展山地有机农业，适应消费市场由营养型向健康型转变的潮流，实施绿色有机品牌战略，把高效生态经济开发与宣恩土家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嫁接，整合绿色有机品牌，把山地现代农业品牌叫响做强。坚持对获绿色有机品牌认证企业的奖励制度，引导企业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大力发展伍家台贡茶，“宣恩早”蜜柑，宣恩富硒火腿、贡水白柚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将其做大做强，树品牌、创名优，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三）以质量标准为抓手，创建绿色有机产业生产示范区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品质量标准化。积极引导企业带基地、联农户，用质量标准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特色产业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标准的研发制定。在已制定的黄金梨、木瓜、竹节参等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速研发实施绿色白柚、有机贡茶、中药材等特色产品标准。建立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示范企业、示范市场，用示范促推广，带农民。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组织引导企业和农民，严格执行标准，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AP）的实施，把宣恩建成绿色有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二、明确发展任务，强力有序推进
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宣恩山区“三农”变革的新趋势，集中反映了建设山区现代农业的新走势。准确把握山区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深刻认识现代农业内涵，必须坚持突出山区特色，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紧扣着力点。
（一）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现代农业以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同业求专、同品求精、同类求特”的原则，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特色农业板块经济，以特色争市场，以规模增效益，切实解决市场狭路碰撞和效益偏低的矛盾。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广大农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坚持差别化竞争、特色化取胜策略，着力挖掘和发挥本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增强农产品的国际国内竞争力。
（二）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设施支撑。
1.抓好生态家园建设。以沼气池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五改三建”（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建沼气池、垃圾池，建致富园，建生态家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
2.抓好乡村道路建设。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着力抓好通村公路、通村油路和乡村客运站、候车棚及渡口建设，提高乡村公路及渡口的通畅率。同时，加大乡村公路的管护力度。实现80％的村通油路和90％的村通公路的目标。
3.抓好农田水利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州支持，搞好全县各类小型病险水库整治和小流域治理，积极改善耕地灌溉条件；着力实施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饮水安全项目实施力度，解决好全县农村人畜饮水和乡集镇的饮水安全问题。
4.抓好生态环境建设，继续实施好天保工程。积极争取退耕还林政策，切实加强生态建设和管理，建设生态良好、环境适宜的“生态宣恩”。
（三）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以培养新型农民为重点，强化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支撑。要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
1.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普九”成果，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好“两免一补”政策。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本领。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建好“农村科技书屋”，实施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医疗”三下乡活动，繁荣农村文化、体育事业。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重点实施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新型农民培训工程”、“星火计划”和“温暖工程”，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务农、打工技能，努力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经营者。
3.充分发挥农村“乡土人才”的作用。在农村，有一批拥有一技之长、实际收入较高、思想观念较新、适应市场能力较强的能工巧匠，他们在农民中认同度较高，对农民的影响更直接，引导更实在，示范更有效。因此，应充分发挥他们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科技应用的示范作用。对农村这一批人才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服务上给予便利、技术资格上给予确认，舆论上给予鼓励，促进他们壮大规模，增强实力，进而在广大农民中形成学技能、闯市场、做实业的良好导向，带动更多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学会经营本领。
4.加强对农民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守法的自觉性和维权能力。大力倡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引导农民树立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的文明新风，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
三、创新推进机制，发展现代农业
（一）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投入机制
1.发挥财政投入的主体作用，加大对现代农业的投入。[3]要充分贯彻落实2008年4月6日副总理在宣恩考察时的讲话精神，积极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政策和项目支持，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将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转变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机制上根本解决农业生产发展的投入问题。
2.加强对农业投入资金的整合。对不同渠道的资金，实行“统一规划、集中投入、各负其责、各记其功”，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资金整体效应，形成“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的局面。从根本上杜绝分散使用、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发生，以提高投资效益。
3.抓好招商引资。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引进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做强做大优势产业。
4.建立信用支农金融机制。加大对龙头产业的扶持力度，同时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业信用担保，提高金融支农的政策效果。
5.创新投入机制。在国家政策性投入以外，本着“谁经营谁投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投资，引导农户投资，广泛聚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增加农业投入。
（二）构建宣恩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和保护机制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1.建立完善统筹协调的农业产业发展机制。按照大力推进“一主三化”战略，促进现代农业与工业化、城镇化统筹互动发展。
2.建立完善现代农民培育创业服务机制。加强劳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加强农民工维权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机耕、机收、机防队伍等农村第三产业。
3.建立完善以城带乡的现代农业帮扶机制。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建立对口帮扶以规划和发展农村产业、支持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技术为重点，形成上下联动，齐心协力，以点带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等形式开展科技帮扶服务。
4.建立完善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机制。适应现代农业标准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发展要求，在坚持基本经营制度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经营机制创新。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平台，采取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土地向龙头企业、农业大户集中，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集约经营。鼓励企业采用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办法，把生产第一车间建在农村，引导企业采取“公司＋协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等形式与农户结成生产、加工、销售利益共同体，形成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格局。
（三）构建龙头企业带动的农业发展机制
1.培植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发展。[4]目前，全县已发展规模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1家，其中省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9家，带动基地8000hm2。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成果，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用市场化的手段提升农业，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2.发展完善合作组织，组织农民发展。目前，宣恩县已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44个，入会会员达3万余户。按照“政府引导协会、协会引导农民”的思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围绕茶、果、烟、菜、畜、药等主导产业，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措施，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以合作组织为纽带，组织千家万户的农民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分享农产品流通环节的利润。
3.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积极培育和完善各种形式的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依托龙头企业、运销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大力实施订单农业，形成产销链条。
（四）构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1.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农业远程教育。强化用人单位建立和规范带薪学习制度。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加强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农业人才教育培训基地。改革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教育培训方法，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确保教育培训质量。
2.增加农业人才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农业人才开发投入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大幅度增加对农业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农民培训的投入。要把人才开发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广泛动员社会资金，建立各种农业人才培养和奖励基金。农业企业要根据自身需要和可能逐步增加职工岗位培训的投入。
3.健全农业人才服务体系。整合各类人才信息资源，构建农业人才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业行业各类机构、各类人才提供信息服务。加大政策倾斜和优惠力度，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作条件，引导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支持农业科技人员开展科技开发、技术推广、试验示范等有偿技术服务，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经营所得。
4.营造有利于农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加强政策引导，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为农业人才健康成长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定期开展农村优秀人才表彰，继续做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推荐选拔工作，大力宣传优秀农业人才典型事迹，在农业系统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向优秀人才学习的良好氛围。
5.建立农业人才的评价机制。积极推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快农业人才的培养。建立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有效衔接的机制，鼓励、引导和促进技能型人才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积极建立技能人才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的分配机制。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农业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文中平，陈耀明，徐国祥.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J].现代农业科技，2008，(12).
[2]刘昌勇.宣恩县绿色家园创建工作思考[J].湖北林业科技，2008，（10）.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管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预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认识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认识，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掌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管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掌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6）克服技术人员固有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运用利益机制同农业技术的使用者-农民和农业企业建立平等的、互惠互利的用户和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在农业技术进步中的投入。为此，需要强调技术人员在研究、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中的利益合法性，促进技术人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实现其角色根本转换，使之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市场的运行主体。
发展冬季大棚保护地生产对习惯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广大农民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因为冬季大棚保护地生产需要对水、肥、土测试，对温度、湿度进行准确地控制，为了生产出安全优质的产品还需要对不利的环境因素进行修复，精确地控制好肥、水、药施用量，这些都需要学习和摸索。当农户开始进行大棚生产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学习现代生产技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现代设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在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农民仍缺乏发展设施农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通过调研发现，现实中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1．资金不足
设施农业最大特点就是前期需要进行基本生产设施的购建，如建一个100米×12米的塑料薄膜大棚，总投资需6万－8万元，虽然前期投资用2－3年就能收回，但对于农户来说仍然存在资金不足和担心失败可能造成的损失。
2．生产技术运用能力欠佳
习惯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农民，大多数不掌握塑料薄膜大棚反季节农产品生产的技术要领，现实中对生产技术的普及和推广的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农民因此而缺乏信心和勇气。
3．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设施农业需要有现代基础设施的配套方能进行生产。如电源、水源、采光、保温、放风、滴灌、防虫、防病等都需具备相应设备和配套的设施。农民对上述设施的采购、安装、调试、使用都是新生事物，靠农户自己很难完成，需要聘请专业人员来实施，因此农户有畏难情绪。
4．劳动力老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城市代进程，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打工，农业劳动力中50%的人成为城市人口，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大多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十分明显。老龄化的农业劳动力群体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和运用能力相对较弱。
5．产品销售市场开发不畅
冬季反季节生产的农产品需要有与之配套的营运体系作支持，需要有农超对接的营销渠道，有保温运输车和长途运输的物流服务体系。当前这种直接服务于设施农业的服务体系还有待于建立与完善。
三、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对策
1．实施政府支持的产业政策
针对农民前期投资资金缺乏的实际困难，各级政府应出台支持政策，如补贴政策、低息贷款政策，保险政策。中国近10年来实施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支持价格政策等对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对冬季反季节农产品生产实施支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荷兰的温室农业在1983至1992的发展中，政府实行了补贴政策，从事温室生产的农户均可获得温室建设投资50%的政府资助。
2．构建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
知识和科技是农业创新的手段，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和普及需要构建农业知识和科技服务体系。包括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科研机构主要是各级农业院所，要发挥科研人员研制和培育优质种苗和无公害栽培的技术优势，为农户提供服务;大专院校主要是通过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并积极支持和引导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到农村创业，经营农业产业。各级政府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为农户提供设施配套资金和技术服务，组织实施现代设施农业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计划，把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作为检验基层干部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指标。只有当农业知识和科技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时，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和普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3．积极推进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现代设施农业要求走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路。集约化生产需要集中投入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立体式的全天候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的调控体系，以确保农作物的安全高效生产。规模化是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条件，实现规模化生产要从扶持专业户入手，以点带面，走互助互利、合资合力、合伙合作的新型农业合作社的道路。专业化生产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现代设施农业是以保护地为生产单元，每一个大棚自成体系，每一种农作物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各有其生长特性，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有所差异，农民对技术的掌控也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每个大棚种植一种农作物，实现专业化生产将是最好的选择。
4．严把反季节农产品生产的质量关和安全关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凭借其自身良好的区位优势，并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从而抓住了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率先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而与此相对，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存在着众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地区，传统农区就是这一类地区的主体。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这种区域发展失调的状况不能及时得到改善，势必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均衡，进而制约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据传统农区的自身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选择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加快这类区域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上的全面转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1选题意义
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我国现阶段传统农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大都以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型为基础，将资本与技术视为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又极力推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则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竭力强调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将市场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此外，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给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通过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经济增长的途径，但它在如何发现这种比较优势方面，以及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如何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问题方面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从国内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经济转型的学者都是从整个国家出发来研究转型与增长问题，缺乏对国家内部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发达区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就不容易发现影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型与发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难为这些地区寻找到一条具有较大实际操作价值的具体发展路径。因此，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综合利用这些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有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工业化与转型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给传统农区如何启动工业化、如何转型，两者的步骤与次序以及整个过程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都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并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应该说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问题的阐述，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轮))中认为，农业是被动的、附属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工业，农业部门只是起着输送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之后，美国的拉尼斯和费景汉对此作了补充，海亚密和拉坦则全面地分析论证了工业化对农业的各方面影响，他们认为，工业化对要素市场的影响也许比对产品市场的影响更加显著，工业发展增加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业专业化和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应用的结果，使工业部门生产的现代农业投入，如化肥、机械的成本不断降低。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还通过提高支持农业研究的能力，扶持农村普通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发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为农村服务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对农业生产率提高作出贡献。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分割的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在农村单一经营条件下，工业的发展也未获得稳定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支持。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屏弱的传统农业与高速推进的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成为整个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农业的稳定发展有巨大作用。农村工业是从农业里土生土长出来的，农业是农村工业的母体，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物质等方面支持农业，成了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阐述，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切实可行的路子应该是走自然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生物技术现代化和机械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技术相结合，机械工具以及半机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结合的道路，采取高就业、低成本的技术路线。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以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距与城乡差距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手段、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为支柱，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在国家对农业实施有效保护政策和协调工农业顺利发展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型，逐步把传统农业建设成为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综合要素生产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工农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持续农业、即集约农作、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关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问题的阐述，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靠工业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所吸引的人口与资本的聚集，表现为城市规模膨胀、数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扩大。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城镇化就是非农化、即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农业人口转化为农业人口的过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于城镇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运用现代常规技术、尖端技术与我国传统优秀技术相结合外，特别强调要采取工程建设的方式，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同时，应在继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则对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工农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以及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的提倡与推行，不仅在20世纪末、而且在21世纪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所需巨额资金难以落实，现有城市吸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隐蔽失业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与中国的国情难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农业现代化在实现生产条件现代化的基础上逐步向生产技术、经营体制、管理方法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移。中国农业现代化应是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综合考虑、全面发展。因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民福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四化”联动，同步推进，互相促进。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农村工业化是动力，农村城市化是载体。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生产、生活与生态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关于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的阐述，国内理论界一致认为，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
1.3研究框架与方法
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传统农区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运用了经济学及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指标，对传统农区的区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确定的研究方法，就是为达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复杂性，本文准备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研究。
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现状评估
2.1研究区域的选择与界定
我们首先明确一下传统农区的概念。简单地讲，本文所要研究的传统农区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主要为种植业）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的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这些地区大都身处内陆，缺乏可供开采加工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人口众多但思想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从具体地理位置上看，根据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内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地区；大别山和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苏北和淮北地区；山东省境内京沪铁路以西地区以及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中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也就是东北、华北和黄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是指“便于组织、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范围”，“实际使用时常以行政区划界限为界线”。
2.2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压力评估
现阶段，传统农区要想顺利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的转型，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情况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就目前来讲，通过劳动力外向转移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失为一条这样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农区人多地少，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且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经济时期，再加上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一般都严重滞后，无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农业领域大量冗余的劳动力，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地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劳动力剩余问题是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与经济社会转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等一系列目标。为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传统农区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状有一个更为清晰、直观的认识，我们下面利用数学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层次分析法，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对传统农区（以河南为例）当前的农业人口压力程度作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这样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才能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压力的衡量方面，我们选取农业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几年平均人口增长速度等三项指标作为代表，这些指标虽不能立即对改变当地人口压力的大小，但却有着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渐成规模。诚然，这种域际间的流动给落后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劳动力输出区并没有由此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道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将“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这种发展机制的前后阶段很好地衔接起来，通俗地讲，也就是没有将“富民”成功地转化为“富区”。那么，制约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障碍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维方式与理念
思维模式过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传统农区农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会满足于每月的几百元钱，不思图作更进一步的发展规划。务工收入的绝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传统的家庭支出项目上，这就对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不了多大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最终目标。因此，改造传统农区劳动者的思维固式是推行整个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需要农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两亩薄田去谋生，敢于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接受冲击和洗礼，敢于有意识地积累创业的资金与经验，敢于把有限的务工收入投入到创业、扩大再生产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尤其是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农民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观念和小农意识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观念并逐渐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人的发展，只要人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传统经济社会的转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对那些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发达地区来讲，也需要改变自己长久以来的固定思维模式与思想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即很多岗位都存在着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苦、脏、累的工作，而很难有机会进入有前途的职位空间，这对务工者的成长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3.2制度环境与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传统农区的基础设施落后，人员思想观念保守，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长远的发展目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年年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外出招商引资，签订的投资协议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实处的不多，能在投资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就更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制度环境太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传统农区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虽说能够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产生，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不能切实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传统农区就无法真正走上拥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方面，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力度，是传统农区政府应该着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户籍制度也是限制“劳动力转移带动工业化与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机制发挥作用的障碍因素之一。所谓工业化、城镇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量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转向城镇，但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却并没有给这种转变创造多么有利的条件，相反还制约着它的顺利实现。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并带来了明显的积极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渐成规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但也不可否认，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还很不彻底，城市户口依旧还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融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再次，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农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我国目前实行的还是土地国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场还很不完善。据调查，由于在外务工的多为农户中的主要劳动力，剩余在家的则多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之类，俗称“386061”部队，这些人的劳动能力较差，因此大量的农田只能以极低的价格转包给别人，还有的甚至干脆处于抛荒状态，从而给我国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耕地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但如果土地能够比较顺畅地合法交易流转的话，一来可以使外出农户免除后顾之忧，并获得一部分创业启动资金，二来也可以推动农业的产业化、集中化与现代化经营。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规、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农区工业化博弈的选择
4.1传统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与调整方向
传统农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我国大宗农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传统农区具有明显的要素察赋、经济活动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包括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内其功能表现为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对外表现为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系统的运行中扮演着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角色。农区产业结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2006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为:21:48:31，尽管第一产业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具有显著的农业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61%，高于全国10多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国平均人口低10多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明显偏低。从工业内部结构看，一是工业经济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初加工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三是工业化程度低，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滞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农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原则及农区实际，显然，目前农区产业结构调整仍处于资源导向阶段，亦即立足本地优势资源，不断提升产业层次，走有区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4.2工业化内涵辨析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第二产业所替代。当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这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第一产业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变化。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依据若干国家一定时期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统计资料，得出如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对工业化的理解，仅指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即与农业化时代相对的工业化时代。它是指18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发展过程，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的，引起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新飞跃的开端;另一方面，工业化不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即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正如张培刚同志所言:工业化“可以表明以往两个世纪中经济和社会的主要变化，而且将工业发展和农业改革都包括在内。简言之，工业化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国内外有关专家还根据工业化对经济和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工业化社会可用产值(或增加值)标准和劳动力标准来共同衡量。标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农业增加值比重;标准之二: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超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标准，称其己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如果两者都不满足，称其还处于农业化社会;如果满足其中之一，称其进入了半工业化社会。权威专家还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事情。工业发展的重点在“工”，工业化的重点在“化”。化者，乃变革、改进、创新之意，是某个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含义是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一切非工业生产方式转化为工业生产方式;将国民经济中原来独立于工业之外的经济活动，纳入工业发展的轨道;使一切不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经济运行机制适应工业发展。现代工业将自给自足的农业“化”为现代市场农业，将大部分农村居民“化”为市民，将传统农业文明“化”为现代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真谛。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广义的工业化定义，认为工业化不但包括制造业、而且包括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在内的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农业的生产函数或要素组合方式的进步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的表现形式。这个定义的意义在于，对于传统农业大国而言，尤其是中国，单纯以非农业的份额大小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原有的工业化国家，而这个定义却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农业的份额偏大，但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高，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国可以单纯的发展农业成忽视工业部门份额的扩大，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即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等过程，工业部门的扩大是个必然的结果，但也不排除一些发展农业生产非常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国家可以以农业为主。其实这个定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业化并不是单纯追求非农业或工业的比重的上升，非农业就业人口或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农业的工业化也是工业化过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而其农业又对于国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学的农村工业化定义应该是把农村的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等，大量地吸纳到工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去。由于国民经济是高度复杂的整体，而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完全认识经济发展内在的复杂联系，无法顾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比例关系，割裂了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从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严重脱节，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形成了有“工”无“化”的格局。相比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和贡献而言，工业对于农业的反哺作用明显薄弱。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一“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一“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4.3农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农业产业化》一文中，把农业产业化定义为“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以此为指导，我国农业及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但理论与实践的结果也表明，农业产业化远非农村工业化，它着重解决的是如何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而较少涉及产业升级问题。农业产业化是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一是在生产组织形式上，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多环节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二是在经营方式和经营内容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三是在生产经营目的上，提高产业化组织整体经营利润，使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得到提高，逐渐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农区工业化则是农区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并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资源能充分发挥效能，使农民能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由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场，依托农村小城镇，发展农村现代工业，使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力占到农村总劳力的绝大部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农村基本实现城镇化，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城市水平。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组织形式、经营体制都还很不完善，还不能说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更低，即使实现了农业产业化，也不等于实现了农区工业化，离农区工业化也还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路要走。就农业产业化自身而言，也只是仅仅强调了“产业化经营”这个微观层次概念的研究和实践，而距离宏观层次的农业产业化还相差甚远。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重要的联系。首先，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具有相同的经营规则。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
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化与农区工业化都无从谈起。因此，农业产业化与农工业化都要按照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则进行经营。其次，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样，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有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是通向农区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第三，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仅仅依靠农业产业化是不够的。其实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链条的拉长，农业产业化必然会走向农区工业化，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继续。总之，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区别，但更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互动的。农业产业化是农区工业化的基础，农区工业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延续，农区经济发展是农业产业化和农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最终目的。离开农业产业化的基础性作用，试图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实现农区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样，离开农区工业化的带动作用，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农区加快推进工业化，是加快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的首要选择。结合区位优势、产业结构特点和发展基础，传统农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应使工业化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甚至包括城镇化)相结合，以避免有“工”无“化”、工农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现。综观世界不同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都曾有过一场农业革命，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在农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后者出现了城镇繁荣与乡村贫困并存、城乡差距悬殊、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使得工业化难以为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带来了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环境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有效解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基于以上分析，认为，传统农区在调整产业结构、选择工业化发展路径时，应着眼于工业化与推进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期达到用工业化解决农区农业比重过大问题，用城镇化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用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的效益问题的结果。
5对策与建议
1、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从前面的计量分析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看，第三产业不仅是现代国家经济结构的主体，也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部门。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即使在所谓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是这样，这就一方面对工业化的推进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传统农区劳动力转移的就业空间与居住间的扩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应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促使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从而为传统农区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社型创造有利的条件。
2、加大对传统农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是改造传统农区农民封闭落后的小农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思想不够开放，不敢轻易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几亩薄田外出闯荡谋生。一旦他们的文化素质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顾虑，勇敢地离开土地到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去谋生。此外，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知识、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传统农区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高素质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对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再次，转移后的劳动力究竟能否迅速积累起必要的资金与能力，从而实现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身份转变，最终带动整个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社会转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与开放的思想作保证，而这又是离不开对教育层次的要求。据统计，目前传统农区农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个人的收入与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幂指数增长的，这就导致了农民祖祖辈辈都无法摆脱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对传统农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讲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因为教育收益滞后性的存在，农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资，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导。除了义务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对农民技能培训的力度也是提高传统农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会有利于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3、拓宽就业渠道，注重后期转变，引导整个发展机制逐步稳妥地推进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对称的现象依然存在，处于相对封闭、闭塞环境中的传统农区农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匮乏。据调查，目前绝大部分外向流动的农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径都是亲友、同乡等所谓“人带人”的传统信息机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发挥在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优势，及时将外界的有效信息传达给农民，并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加以适当的教育培训，从而保证前期流转的顺利进行。此外，在引导外出劳动力“智力回流、返乡创业”阶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适的回流时机，选择好合适的回流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切实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在传统农区的生存成长、发展壮大创造最适宜的制度环境。
总之，尽管学术界对生态农业概念的界定不一，生态农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人们对生态农业存在以下三点共识:一是强调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利用效率;二是强调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强调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技和管理相结合，突出现代科技在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在接受三个共识的基础上，给生态农业的定义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采用系统科学方法，继承传统农业的精华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通过自然或人工设计的生态工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生态农业模式也将不断创新。生态农业是集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水利化、合作化为一体的农业，囊括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发展前景广阔。所以中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最佳选择，它代表中国农业的未来。
二、中国农业的现实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不注重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牺牲农业生态环境，片面追求农业经济增长，造成了农业资源日益萎缩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了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农业资源严重萎缩及保证粮食安全的迫切性，决定了必须走发展生态农业的现代化道路。
1．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江河日下
截至2012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人均不足1．43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尽管国家采取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占优补劣”、“硬占柔补”已经严重危害了耕地的质量，目前全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8%，比欧洲同类土壤低1.5～3个百分点。同时，每年沙化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沙漠及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1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3。
2．森林与草原锐减
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详查，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20.3%，人均占有林地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7，已基本无成熟林可采，造成森林覆盖率低，植被减少。我国现有可利用的草地面积约33.7亿亩，人均不足2.6亩，目前，草原退化面积达13亿亩，而且每年仍以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退化。
3．水资源不足
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接近4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同时，水资源缺少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大，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力。
4．农业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大气与水体污染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酸雨区，酸雨区接近国土面积的30%。农村畜禽饲养业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总排放的50%，2010年，农业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约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43．7%、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约占排放总量的57%和67%。2010年，县域污水处理率约为31%，水体污染严重。二是农地污染。全国1/10以上的耕地遭受污染，土壤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平均每公顷耕地使用农药15公斤，高出发达国家1倍，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高达50%～60%;每年化肥施用占世界总量的30%，化肥用量60年增加近百倍，用量是发达国家上限的2倍。三是白色污染。每年有约50万吨的地膜和塑料残留在土壤中，百余年不能降解。四是食源性污染。在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生长激素、催熟剂和添加剂，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21万吨的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造成了农牧产品生长过程的污染，“有抗食品”已成为人体内的“隐形炸弹”，对人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五是外来物种侵害严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越来越多，有飞机草、互花米草、水葫芦等400多种，20世纪90年代，每10年左右才会发现1种生物入侵，可2005年以来，每年都会出现1～2个“新面孔”。
5．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十年丰收，但从长远看，粮食缺口仍然会扩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粮食产量达1．2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60多斤，自给率约为88．4%，缺口约11．6%，缺口接近粮食生产大省黑龙江全年1300亿斤的产量。我国人口每年净增700多万，比青海省还多200万，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5亿，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总量将超过6亿吨。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精深加工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转化为肉、蛋、奶、酒的粮食越来越多，目前我国每年仅生产白酒和啤酒消耗的粮食就有4000万吨。13．4亿人口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外国人手中。目前，全世界粮食贸易量仅为5000多亿斤，假如都被中国购买，也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40%，解决不了中国的粮食需求。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农产品的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其中美国出口粮食总量的15%销往中国，贸易逆差133亿美元，已经连续十多年逆差。粮食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我国除了18.36亿亩耕地外，还有60亿亩草原、43亿亩林地、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内陆河湖。必须充分循环利用农业资源要素，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和蔬菜，减少国民对口粮的需求。这就要求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要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农情实际出发，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生态农业，尤其是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实现较高的资源转化率和维护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这是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粮食生产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的最主要途径。
三、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涉及观念、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必须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加强整体设计，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农业发展。
1．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生态文明观念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基础。一是中央要明确做出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的战略决定，明确指出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明确把生态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二是加强全党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最重要，所以要在全党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教育，要编写材，在各级各类党干校和农业院校开设生态农业课，普及生态农业知识，用科学的生态农业知识武装广大干部，重点武装农业和农村干部，以提高全党和广大干部发展生态农业的思想自觉。教育全党和广大干部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农业资源，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态。三是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生态农业文明宣传，使全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民热爱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进而形成全社会的生态农业文明意识。
2．制定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规划
认真研究西方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发展完善已有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最大限度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在沿海地区和太湖、洞庭湖、三峡库区、滇池等高集约化地区，借助3S技术，科学施肥施药，减少用量，积极防治工业和农业面源污染，实施农业环境和农产品环境污染预警，保证农地和农产品免遭污染。二是在长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黄土高原区，西北、华北和东北风沙综合防治区等生态脆弱区，加大生态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开发适合这些地区生长的优质速生林木品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独特的农业资源，生产各具地方特色的优质农林牧渔产品，重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农业区，防止农产品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尽可能多地生产绿色食品，积极推进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建设。把黑龙江省和豫东平原建成亚洲最大的生态农业区。四是重点推进各地区主导生态产品建设，笔者认为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是粮食主产区生态农业发展的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重在坚持“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加速建立不同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利用体系，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农林牧渔结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制定完善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和法律规范
一是制定和完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扩大并提高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补贴额度，扩大对生态农业产品生产的信贷支持，使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中受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生态农业基础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水土保持、防护林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改善生态农业的发展条件，减少生态农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增强生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加大对生态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二是将必要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政府必须明确在发展生态农业中，支持做什么，不许做什么，奖励遵循者，处罚违规者。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支持和保护生态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加快制定《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贴条例》等保护生态农业发展的配套法律，尤其要加快制定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依法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
4．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扩大生态农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一是调绿，大力发展非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业中绿色食品生产，它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加速有机肥、有机农药和有机生物调节剂的研发与生产。二是调红，非生态农业区和生态农业区都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五大牧区必须率先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以发展生态型畜牧业为主，严格按草原合理的承载力放牧，对严重沙化与退化的草原禁牧，对一般退化了的草原周期性休牧，加快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各级政府要增加休牧补贴数额。三是调白，即大力发展微生物农业，微生物农业是典型的高科技生态农业，要积极开发新的菌种，做好白色产业的精深加工，搞好产业化经营。四是调蓝，大力发展海洋和陆地江河湖泽水产业，变非生态养殖为生态养殖，做大做强海洋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菜园、海洋粮食和海洋牧业。五是调特，大力发展各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农业产品。总之，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充分考虑农林牧渔业各业间相互依存关系，充分发挥各农作物在生态链条中的作用，建立各种各样高效优质生态农业模式。
5．加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生态农业基地建设的指导，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扩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面积，提高生态农产品质量。一是继续坚持已经开展的生态农业试点县建设。选取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市，采取整县推进的方法，边推进边总结成功经验，做到以点带面，直至推广到全国。二是依托“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鼓励支持龙头企业自建生态农业基地，鼓励支持企业加速实现已有非生态型农业基地向生态型农业基地转变，借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实现生态化种植养殖，龙头企业与农户均享加工利润和销售利润，使自己有稳固的基地和农户群。三是加强生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更多依靠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生态农产品出口数量，使其成为农产品出口的生力军，进而成为平衡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依托其进一步拉动国内生态农业发展。
6．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
科技创新是生态农业发展之本，农业科技创新是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客观要求。一是加快生态农业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种子，种子的科技含量占农业总科技含量的40%，尤其是要加快培育适宜粮食主产区生长的新品种，积极开展分子生物育种和天空育种，抢占世界种业科技创新的制高点。二是集中力量开展先进适用生态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主要包括耕地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农田控磷减氮、畜禽清洁养殖和废弃物综合处理与利用等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循环农业和农业清洁生产技术，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及生物调节剂等生物技术，节水节肥节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准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三是加强生态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建议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优秀学子报考农业院校，提高农业院校生源质量;国家免费培训基层生态农业科技人员、生态农业实用人才和新型农民，奖励优秀受训者。四是加快新型生态农业科技成果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推广的重中之重是基层，加强基层站点设备等硬件和队伍建设，实现农业科技入户进田，畅通“最后一公里”。加速建立完善生态农业科技推广的利益驱动机制，实行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制，基本工资保底，绩效工资与推广的数量与质量挂钩;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农科教产学研推相互衔接的机制，强化“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的科研与推广评价导向机制;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农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必须承担生态农业农技推广任务，国家要做出农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将1/3的时间、科研院所将1/2的时间用在农业科技推广上的规定，在职称和利益分配上予以更多的激励。
7．加强与完善生态农业服务保障建设
一、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当前，农村金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从农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其发展的水平并不高。目前，农村的大部分贷款集中流向于第二三产业，真正投入到农业发展上的贷款很少，这就致使农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从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看，其规模与数量都无法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与此同时，金融机制不够完善，其缓慢的发展速度致使农村金融的优势作用无法实现。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其创新性成果推进了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在深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前，有必要明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够从整体上掌握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采用线型回归分析法，从农副业、种植业以及农民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当前，金融机构在进行农业贷款时，除农副影响值为正以外，对农业以及农民收入总量的影响都为负值，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大，因此，金融机构所进行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并不大。这就充分说明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而无法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是当前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也只有正确的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将农村金融的发展推上崭新的高度。
(二)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集中表现在前者对后者增长机制的影响上。农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有效的提升了金融系统的效率，从而优化了金融资源的配置，这样就使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得到了提升，进而推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的金融市场在竞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金融的功能逐渐丰富化，在此过程中，就会增加自身的吸储能力。而储蓄率的提升就会使储蓄份额不断加大，这就带动了农村投资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也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农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资本的流动性变强，进而金融风险得到分散，而储户能够根据自己所需随着在金融机构取得现金，这就使储蓄率下降。利率是影响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而由于利率是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储蓄率的升降是非固定性的，但是无论储蓄率升降，都能够充分的证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影响到了储蓄率，从而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村金融的发展还通过“转化率”的方式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增长。金融储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金融投资转化，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时，其投资的转化率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金融体系自身所具备的功能。具体转化过程为：金融体系首先通过吸储的方式，实现成本积累，通过支付信息成本来实现对所吸储蓄的控制，这样实现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获得了利润。而在所获得资源中，存在着一部分无法控制的资源，这部分资源无法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利润的转化，因而便以存贷差的方式转入金融机构以及证券商。在整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金融的运作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而通过成本的降低，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农村金融走向了市场化的道路，这就为提高农业经济水平奠定了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但是，综合当前现有数据分析结果，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尚未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农村乡镇企业贷款是当前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要想充分的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就需要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的加大贷款的力度，从而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加农业收入，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要注重与农村乡镇企业实现合作，全力支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的提高自身的贷款力度，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姜国新 单位：辽宁省农业经济学校
一、发展农业合作经济，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农业产业化也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有力措施，农业产业化更是我国农业适应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必然趋势。而推进农业产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论题重大，涉及面甚广，比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保护力度，发挥企业家的骨干作用等等。本文仅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已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我们对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必须深化。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所谓农业产业化，它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以谋求经营效益为目标，把种、养、加联结起来，把产、供、销等环节串联起来营运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制。从纵向看，它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接起来，形成一条龙型的产业链，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条龙生产经营，其实质是农业生产者和为农业服务的产前、产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或合约，来代替市场中相应的一系列临时交易关系，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融为一体。从横向看，各个供求环节依照各自的专业分工，涉及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涉及到农业与加工业、商业乃至金融、运输等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形成纵横交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经营系统。它的组织结构犹如一张活动的网，其中各个生产经营环节既相对独立动作、相对独立核算，彼此之间又相互协作、有机结合，形成自行调节、自我发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型经营机制。由上可知，农业产业化既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机制创新，又是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创新；它既需要专业分工，更需要相互合作，如果没有相应的合作经济为载体，为依托，那么农业产业化就将成为“空中楼阁”，流于空谈了。
（二）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顺应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必然趋势。早在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必须有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同志这一“两个飞跃”的论断，指明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从实际情况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增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逐步提高。在肯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业发展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新问题：（1）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点的小农户和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和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大市场如何相适应问题；（2）分散的农户生产、小块的承包田地和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矛盾问题；（3）小农户和科技兴农、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要求如何相适应的问题。以上这些不适应，既涉及到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问题，又涉及到农业生产由现在粗放型耕作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问题。要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和社会化大市场紧密结合的问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第二个飞跃”中提出的“发展适度规模、发展集体经济”，实质上就已提出了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方向，在基本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合作化程度。因此，创建新型的合作经济，是实现农业发展新飞跃的客观要求。
（三）发展新型的合作经济，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民增收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其中原因也相当复杂，其主要因素如下：一是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供给由数量需求到质量需求的转变，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供不合求，致使相当部分农产品滞销，甚至卖不出去，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二是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农产品生产成本加大，也影响了农民收入提高。三是目前农业尚属于弱质产业，抗灾能力不强。一旦遇上旱、涝、虫灾等自然灾害，则出现减产减收，甚至颗粒无收，遇到灾害的农民脱了贫又返贫。四是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的流程来看，许多农民仅仅作为一些企业的原料供应者，其生产利润大部分被农产品加工企业或流通企业占有。农民得不到生产农产品的平均利润，也构成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之一。五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农民增收问题面临的竞争更加严峻。一方面，农业科技的发展，一些农业企业集团加大科技方面投入，市场上“名、优、特”农产品增加，许多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农民在优质化的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另一方面，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既面临本地区、本国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又面临国际上多国农产品进入的竞销压力。分散的个体农户面对如此强烈的双重竞争的压力，如果不提高多数农户的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不把这些农户引入农业产业化的合作经济之中，那么则难以增强竞争力，解决其增收问题，则难以奏效。当然，农民增收问题，还涉及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涉及到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等等。
二、我国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的特点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完成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这一阶段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合作社，避免当时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同时通过农村供销社组织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购销，以巩固工农联盟。第二阶段，实行集体化及高度集中的“化”，这一阶段无论是从所有制形式，还是从决策、分配和对外经济联系方式来考察，其间的集体经济已经嬗变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了。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有助于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但由于违背了合作经济关于自愿进出、社员主体、民主管理、利润返还等原则，形成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体制弊端，背离了社员的意愿和利益，导致这种集体经济的解体。第三阶段，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施到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竞相发展的时期。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合作经济初步具备了按真正的合作社原则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利益机制得到有效的启动，按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体制得以确立，农户获得相对独立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产权和经营权，激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经济的分散、弱小，市场信息不灵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渠道不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产生了互助合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农村各种合作经济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了。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天长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科学种田技术协会。1980年，四川郫县又成立了农民养蜂协会。1994年，山西定襄、岐县、万荣、临汾四县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年河南信阳地区提出了“公司+农户”一体化经营的思路。新型的农村合作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20多年中，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从小到大、形式从单一到多样，合作程度从松到紧密、经济效益从低效到高效，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以湖南省为例，到去年为止，全省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种植面积3067万多亩，牲畜养殖732万多头，水产养殖近4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34亿元。其中，发挥龙头作用的企业年销售收入达242亿元。通过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企业与农户建立了产销衔接、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以及股份合作等多样化的利益合作关系，全省现有“订单”作物面积约474万亩，签约产量299万吨，签约金额83亿元，联结农户60万户，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经济效益逐步提升。由上述可见，本文要探讨的农业合作经济，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以及尔后的“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农村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今天的地步，如果再照搬照套过去“集体经济”的模式，摘强迫命令、“归大堆”、侵犯农民群众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经营权和自，则有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现在，要研究的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切合我国当今时宜和今后发展趋势的新型合作经济，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一是坚持和创新相结合。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坚持农民拥有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前提下进行组织创新。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不仅适应传统农业方式，而且也能适应现代农业经济组织。二是自愿和引导相结合。在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的原则下，引导农民适应农业市场化、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实行分工合作，通过互利互惠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好处。三是企业和农户相结合。通过建立农业中的龙头企业，发挥其资金、技术和购销渠道等优势，和众多的农户形成销关系，用产销合约或“订单”的形式，把分散的农户生产和社会消费市场联系起来，引导和帮助农户面向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活动，使农民克服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益。四是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相结合。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共同体，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关系。在利益上，公司和农户大致按平均利润率进行分配；一旦遇到风险，两者之间按得利大小进行分担。按此原则，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利益机制，形成比较稳定的双赢的合作关系。五是政府扶持引导和农业企业自主经营相结合，鉴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要承担自然灾害的风险，又要经受市场波动的风险。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农业企业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另一方面，政府在减少或避免行政干预的同时，必须予以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其中包括规划导向、结构调整导向和相关政策导向等方面给予支持，特别要以扶持龙头企业为重点，使新型的合作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及其规范化的思索
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载体，在农业发展的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目前其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从外部表现形式看，主要有：公司+农户、基地（农户）+工商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农户、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还有农忙合作、股份合作、服务合作等模式。从合作主体来看，又可以分作三类：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在农业产业化组织中，以或是农业企业、或是加工企业、或是商业企业、或是农工商综合企业为“龙头”、为主体，通过销产业链，带动众多农户，发展合作经济。二是专业协会带动型，即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组织农户进行专业生产协作，为农户提供各种有偿服务。这类组织主要采取同业联合的形式，通过成立同业公会、专业协会等民间合作组织，把分散个体农户、企业联合进来，形成行业合力，壮大同业规模，增加规避风险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如日本农村大量出现的农业协同组合，其目的就是“排除中间商人，发展中间商业”，并使这类“农协”和龙头企业对接，成为龙头企业稳定的优质原料生产基地。三是产权带动型，即以产权为纽带，吸收广大农户和有关服务单位以土地、资金、高新科技等生产要素入股，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实行公司、农户和服务单位相结合，形成“互惠互利、相互联动”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模式，孰优孰劣、孰长孰短，不宜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判断，因为不同的模式适用于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应当因地因时因条件因环境，侧重于效果加以评论。总之，只要符合大多数农户意愿，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发展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模式即可坚持，即可促其健康发展。在坚持“有利于”标准的同时，亦可参考科斯定理加以分析。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认为，组织化的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的大量成本，节省下来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组织企业的成本，那么企业就有存在的价值。组织化的企业可以将某些原本由市场交易的资源转化为组织资源，在企业内通过行政方式代替市场交易，从而大幅减少社会总的交易成本，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原因。这个原理基本适用于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分析。依此而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如果其主体的组织化成本小于分散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则应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和依据。联系现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很不平衡，组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一些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生产的能力不强，有的龙头企业到外地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对本地农户生产没有发挥带动作用；一些合作组织的利益机制还不完善，松散型结合比较多，尚未形成“一赢俱赢、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力度还不够，扶持政策和措施不健全、不到位。为了实现“十五”期间农业产业化的总目标，进一步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并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新要求，必须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农业合作组织，以利于从组织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农业产业化。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培育龙头企业是关键。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合作化”，强制的因素比较突出，违背了农户的意愿和利益，以至于不少农民群众至今心存疑虑，谈“合”色变；现在，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主要满足农民适应市场的需要，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发展生产，因此，在发展龙头企业中规范其经营管理，实属必要。首先，龙头企业要立足于农业发展，着眼于农业开发，努力开发名、优、特农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的深度和精度，在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上下功夫，防止盲目地“随波逐流”、搞“多种经营”。宜在明确经营方向、突出主业的基础上，发挥比较优势，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带动农户的能力。第二，要建设龙头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提高企业家的素质，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增强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能力。第三，龙头企业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努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第四，要加大政府系统农业等有关部门对重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将支持重点转到实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出口创汇、产业升级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转到发挥其对农产特别是中小型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上。要将财政、金融支持重点，转到科技创新潜力比较大、但生产经营暂时遇到资金困难，处于起步和初发阶段、亟需“扶上马，送一程”，主要从事农产品销售，还包括包装、保鲜、分级、品牌建设和管理的中小型企业。
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中介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龙头企业为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一旦遇到市场需求起伏而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而作为农民一方，由于龙头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也不一定履行“订单”合约，出现谁的价格高就把产品卖给谁的违约行为。因此，有必要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嵌入一种作为中介的合作经济组织。倡导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行业互助协会、行业营销协会或商会等中介组织。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加强对农户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在产业化经营中发挥桥梁和联结作用。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章程和规章条例，明确合作经济的法人地位，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完善各种经营主体的利益结合机制。发展农业合作经济，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而应以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结合机制为准则，龙头企业、农户、中介组织之间的利益结合方式可以多样化，宜因产业化不同阶段和产业的特点不同而不同。无论采用哪种利益结合方式，都要坚持各个合作主体自愿互利的原则，不能强行干预。对于目前普遍实行的合同契约、订单农业、合同加服务、股份合作、资产入股等利益结合形式，要分析比较实际效果，总结经验，引导其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规范的原则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各方认可、农民拥护。“利益共享”应按各个合作主体投入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交易额来分配；“风险共担”，则宜按各个主体得利的多少来分担。这样，把各个合作主体的责任、利益、风险三者相互联系起来，并以具有法律等效力的条例或合约形式予以界定，在实行中不断总结规范。这类合作制的条例或合约条款的制定，重要的是对各合作方都有利、都认可，特别要注意照顾农民群众的利益，绝不能损农、坑农，否则就会因失去群众基础而“流产”。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利益结合方式中，股份合作制由于明确了合作主体的产权关系，对优化资源配置，转换经营机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调动合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实行效果比较好，值得总结和推广。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还必须加快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要素。发展农业合作经济必须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在土地有序流转过程中，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自，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应加快试点，鼓励探索，防止土地流转中的盲目“刮风”和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在发展中规范农业合作经济，要用足WTO的“绿箱”政策，用好“黄箱”政策。其别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改革补贴流通环节的政策，将保护价与实际粮价的差额，以收入补贴形式直接补贴给农民；二是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三是要给予合作经济组织必要的法律和政策支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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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3］王青.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开发模式研究—以陕西黄土高原区为例.干旱区研究,1997.
［4］程序.程序教授可持续农业集,1994.
［5］王军.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作者: 路 明收录来源: 中国新能源网 【论文摘要】农业是人类以固定、转化太阳能，获取农产品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固定太阳能为主，利用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将无机物合成为葡萄糖、淀粉、脂肪和蛋白质等有机物，种植业又叫初级生产。一、能源农业的概念和利用方式 农业是人类以固定、转化太阳能，获取农产品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种植业以固定太阳能为主，利用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将无机物合成为葡萄糖、淀粉、脂肪和蛋白质等有机物，种植业又叫初级生产。在光合作用中，每固定1克分子CO2，大约吸收209.3×104J的日光能，光合产物中有46.9×104J的能量以化学能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余的162.4×104J的能量在固定CO2过程中，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了。由于人类培育了高产、高效、优质的农作物品种，为植物生长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中植物固定太阳能的效率大幅度提高。植物光合作用效率，一般在肥沃地区可达到1％－2％，在贫瘠荒凉地区仅0.1%，人工精心管理的农田生态系统有过6%－8％的记录。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则是以转化太阳能为主，又称次级生产。养殖业生产的动物产品（肉、奶、蛋、毛、皮等），在转化过程中大量的能被消耗掉了，一部分以粪便形式排出，一部分能量以尿和气体（甲烷、氢）能形式排出。在农产品加工中，除了提取主要产品外，还有大量的能量在排出的废水、废物中。农产品转化过程中的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排出的废水、废料都可作为生物质能源加以开发利用。 所谓能源农业，就是以生产能源为目的的农业。能源农业以生物质能源为主要开发对象，它包括四种能源利用方式［2］(图1)： （一）直接燃烧方式 直接燃烧方式可分为炉灶燃烧、锅炉燃烧、垃圾燃烧和固型燃料燃烧四种情况。其中，固形燃烧是新推广的技术，它把生物质固化成型后，再采取传统的燃煤设备燃用。其优点是充分利用生物质能源替代煤炭，可以削减大气CO2和SO2排放量。 （二）物化转换方式 物化转换方式包括三方面，一是干馏技术；二是气化制生物质燃气；三是热解制生物质油。其中，气化制生物质燃气技术推广面积较大，群众易于接受。 （三）生化转化方式 生化转化方式有两种，一是厌氧消化制取沼气；二是通过酶技术制取乙醇液体燃料。 （四）植物油利用方式 能源植物油是从油脂植物和芳香油（还原式烃）植物中提取的燃料油，经加工后，可以替代石油使用。 二、发展能源农业的重大意义 （一）拓宽农业服务领域，增加农民收入 恩格尔指出：在收入增加的时候，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增加的比例递减。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消费热点将转向享乐型的产品，从而市场将减少食品、衣服的消费份额。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恩格尔系数降到38％。2002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2020元，人均食品消费只增长109元，占新增收入的5％，增加的因素主要是外出吃饭开支和烟、酒、茶的开支。对粮、油、肉、菜的消费开支下降，粮食人均消费金额下降83元。油10.1元，肉25.3元，菜12.4元。由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的作用，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难现象。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一直没有增长，农民增收主要靠工资性收入，2002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34.5％，2003年增加到36％。这个经济规律告述我们：农业必须扩大服务领域，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农业不仅提供食品和纤维，还应提供能源和其它化工、医药等产品。发展能源农业为农业拓宽了服务领域，同时也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途径。［3］ （二）缓解我国能源短缺，保证能源安全 我国从1993年进口原油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