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5 01:11:4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现代民商法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人权民商法国家利益
论文摘要：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但现有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应尽快更新民商法律。
一、人权概述
(一)人权的概念
人权的概念和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利益,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界分方式。目前,学界尚未有一个为众人共识的人权概念。有的学者在分析了现存国内外众多人权概念之后,给人权下了这样的定义:“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①有的学者认为,人权是人生而享有及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及其不可缺少的延伸权利。、笔者认为,人权,就是人人作为人类成员应该享有的尊严、价值和自由;人人在行使权利和享有自由时,应当负有的道德、义务和责任。
(二)保护人权的必要性分析
人权的本质决定人权保护的必要。人之所以拥有权利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因此,权利不仅仅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人权是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当今美国的人权学家亨金教授认为:“人权成为我们时代的概念,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时代是发展的时代,是工业化的时代,是城市化的时代。”②如果个人自由得不到完全的尊重,那么市场的自由活动将会受到抑制,也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
人权是实现民主和法治所必需的因素。无论人们对民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持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它们皆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固有部分。离开法治,民主就可能演变成专制。民主、法治、人权三位一体。
(三)法律途径是保护人权的最佳形式
权利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权的保护更是如此。法律保护是保护人权的最佳方式。法律的规则体系构筑了人权保护的最佳途径;法律是以规则为起点,以规则评判启动实际救济为终点的活动,法律活动的准绳即法规是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定的,是具体化,强制化和现实化的人权,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加强,这种人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权原则应尽快纳入法律化轨道,从法律上予以根本性的保障。
二、民商法对人权保护现状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实就是在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而财产权和人身权是权利主体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因此,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能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护。民事法律在《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许多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对民事主体人权的保障措施。尽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相继制定了几十种民商单行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数量众多的相关的民商方面的司法解释,仍然无法解决大量的民商法律问题。综合起来,民商法律、司法解释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第一,《民法通则》作为民商基本法律,大多数条文过于原则,缺乏完整的民商规范体系,对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四大基本人权的具体立法保护比较狭窄,不能适应现代人权保护法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如第104条规定,“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
第二,许多民商单行法结构陈旧,内容保守,在法律责任中多为行政处罚条款,很少有保护民商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带有浓厚的行政部门保护的色彩,适应不了市场经济和人权保护的需要。《公司法》的制定和修改就是明显的例证。《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的单行法,经过多次修改,在操作上有所改正,逐步迎合了加入世贸组织需要。
第三,现行的民事再审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再审制度没有条件、时间和次数的限制,使效力不稳定和错误的终审判决,随时都有被的可能,造成上访、申诉、告诉不断上升,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效率。
第四,轻程序重实体的错误倾向仍然严重存在,不能正确处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问题。比如以独任审判员审理复杂的普通案件等,这些不重视程序法的情况,势必影响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第五,从程序构成上看,我国的民事程序设计尚欠合理。比如,在审判程序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都是法官的事情,人民陪审员形式上和法官“同权同责”,实质上是“只陪不审”。
三、民商法上的完善
既然现有的民商法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那么必须积极启动立法程序,对民商法律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尽快制定出一部优良的中国民法典。
论文关键词：法律适用；商主体；商行为；商事；商事帐簿
一、德日法商法典总则内容相同之处
（一）对商法典与民法典的法律适用关系规定相同
1．德国
依《德国商法典施行法》第2条规定可知，民法仍为私法一般法，商法为民法的特别法，在商事领域，若商法典作出特别规定，则优先适用其规定，民法典只有在商法典无规定或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进一步考察《德国商法典》的内容可知，商法典总则性的一般规定是在民法典基本规定的基础上作出的，但其内容仍不同于民法典，明显体现了经营性、营利性的商事交易的要求；对于分则性的内容，商法典通常只对民法典无力规定的内容作出规定。在此以其对商行为的规定为例，商法典在第四编第一章对商行为作出了一般规定，该规定以民法典的基本规定为前提，但内容上不同于民法典，其更注重商人自治以促进商事交易顺利、迅捷进行。随后其在第二、三、四、五、六章列举了商事买卖、商事行纪、货运营业、运输营业、仓库营业等具体商行为，这些规定显然为德国民法典所不能包含的商法特殊内容。
2．日本
《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事习惯法，无商事习惯法，适用民法典。②由此条规定可知，日本在民商法关系上仍坚持民法为一般法，商法为其特别法，在调整商事关系时，商法优先适用而民法次之。值得一提的是，该条还明确规定了商事习惯法的适用顺序。
3．法国
在民商法适用关系上，同德日的做法，亦规定在商事领域，商法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其规定；若无，则适用民法。
总之，实行民商分立的德日法，在处理民商法关系时均坚持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原则。此种做法，其一有助于维持民法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时的基础地位；其二可防止商法典重复立法，浪费立法资源，节约立法成本；其三可以防止并有效协调民商法之间对商事关系调整的冲突和矛盾。
（二）对商事人的规定大相径庭
商事制度为德日法商法典中的重要内容，三者均规定商事人为独立的商人。第一，商事人具有独立性。这表现为其为独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经营主体，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即佣金请求权，而一般的民事人进行活动专为被人利益，并无自身独立的经济追求；商事人有自己的经营场所、商号、帐簿并独立进行商事登记，而民事人不具备上述独立要件。第二，具有职业性。商事人以为业，具有持续性、连续性，而一般的民事，往往是间断性、临时性的。第三，具有商人性。商事人以商业为业，独立进行商业登记、商业经营、商业核算，因此可被划为特殊的独立的商人。
此种立法方式，有助于巩固商事人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能满足现代经济发展节约成本和迅捷方便的需求。
二、德日法商法典总则内容不同之处
（一）对商主体的界定不同
1．主观主义的德国
德国在商事立法体例上采主观主义原则，以商人概念为核心来构建商法制度并以商人作为适用商法的标准，即凡商人实施的行为，则为商行为，可适用商法；非商人实施的行为，即便为营利活动，亦不可适用商法。
2．折衷主义的日本
《日本商法典》第4条规定，本法所称商人，指以自己名义，以实施商行为为业者。依店铺或其他类似设施，以出卖物品为业者，或经营矿业者，虽不以实施商行为为业，也视为商人。第52条第2款的公司亦同。③由此可见，其在界定商主体概念时，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折衷原则，以客观主义为基础，以主观主义为补充。换句话说，其主要凭借行为的内容、性质是否构成商行为来界定商主体，若为商行为且以实施商行为为业，则为商主体；同时其又要求商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要具备一定的主体资格。
3．客观主义的法国
依《法国商法典》第1条规定④可见，其采取的是客观主义原则，完全依据行为的内容、性质来界定商人。当然，除具备商行为要件外，还必须具备另一要件方可成为商人——以商为业，即从事商事活动必须是持续的，若只是偶尔从事商活动，非商人。
德日法采不同的立法原则来界定商主体可谓各有千秋，各有利弊。然而，相比较而言，德国的主观主义原则更具有确定性却难免有疏漏之处，法国的客观主义较模糊不确定，而日本的折衷主义克服了法国客观主义的缺陷，又吸取了德国商法的确定性之长，较好地确定了商主体的概念、范围等，为一种更为可取的界定原则。
（二）对商行为规定的不同
由于德日法立法目的、立法体例的不同，三者在对商行为进行规制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1．德国采概括方式
所谓概括方式，即以商人概念为基础对商行为作出概括性规定，只要为经营商人实施的营业行为，即为商行为，若由经营商人以外的主体实施，则为非商行为。这可以从《德国商法典》第343条规定窥见一斑。然而，该法第345条对单方商行为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可以说扩大了商行为的范围，即若只有一方为商人而另一方为非商人的情况下实施经营行为，二者均可适用商法。
2．日本采折衷方式，即概括和列举相结合
《日本商法典》第503条第1款以商人概念对商行为进行了抽象概括，而在第501、502、503第2款又分别列举了绝对商行为、营业商行为、附属商行为。
3．法国采列举方式
论文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
二、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门，一般而言是指调整因其本身性质而要求有同类调整方法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法学理论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元说”，是仅以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过于单一，无法对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这种学说已为学界所抛弃；一种是“二元说”又称“主辅标准说”，这种划分方法由前苏联法学家提出，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二元说”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其中，调整对象标准是调整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一个法律部门，而调整方法主要指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的确定方法。
（一）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一点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公共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不是一般的经济管理关系，而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具体而言有两大类：
1、微观经济管理关系。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在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中形成的管理关系。它主要发生在政府及其授权部门与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社会经济团体与市场经营者之间，包括在税收征管、金融证券监管、贸易管制、价格监督、技术监督、企业登记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建立和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须由国家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干预，而且也只能由国家进行管理和干预。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一大批此类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
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实施对国民经济与宏观管理调控，而发生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包括在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国家经济预算及其主导之投资，税收、金融、物价调节，土地利用和规划，标准化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实行宏观经济法律调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甚至到了大规模的程度。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必须要建立、建全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无法涵盖的。
（二）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方法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的独特性是许多学者予以否定的，因为我们在大量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中看到的调整方法（即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是对这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化和系统化，但是法律责任方式的种类是有限的，它们已经被业已存在的法律部门所采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现象，也只能采用这些种类有限的责任方式，而且这种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的调整方式又恰恰在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调整方式的独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调整手段被“挖掘”出来，适用于经济法领域，诸如程序的、褒奖的、社会性的，等等。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得较多的是奖励手段（也有将其称为褒奖手段）。另有一种新型的法律调整手段，有著作将其称之为“专业暨社会性调整手段”，包括专业调控及专业约束和制裁。勿庸置疑，传统调整手段和这些新型调整手段，构成了经济法这种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门的独特的调整方法。
三、从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他们或认为经济法仅为民商法的补充，或认为经济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为了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我们就必须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相同点在于，主体中均包括企业、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并且都涉及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调整。
它们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调整范围不同。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个别主体的财产及人身权益；而经济法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2、调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对于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经济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综合性的责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志能实现；而经济法的根本作用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社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的发展。4、性质不同。因为民商法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经济法是“以公法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在于，两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责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关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调整范围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虽然二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调整经济关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行政法调整微观经济关系，是对个别、具体、特殊的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法则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税收关系、金融关系、计划关系、财政关系等，是国家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考虑对经济所作的调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调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责任方式为主；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则不同。行政法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廉洁高效；而经济法以维护公平竞争、平衡协调及责权利效相统一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在经济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现有基础上更快地发展，所以经济法是社会法，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产生。5、国家权利大小不同。行政机关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使行政活动成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活动和组织活动，因而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往往无具体明确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机关就享有较高的自主权；而在经济立法中，法律法规的最根本依据是客观经济规律，经济法是对客观的、固有的、稳定的经济规律的一种反应，因此国家在颁布经济法和执行经济法时的自主权较小。
四、从经济法的重要作用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学学者的臆造，它在促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国有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国务院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有关法规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经济法规对扶持城乡个体经济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推动了“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
（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建立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经济法对于反映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及相关措施做出明确规定，使其制度化、规范化，这样便能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各项经济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各自的作用，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是发展的，经济是发展的，法律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时，还固守着几个古老的部门法，否定新的部门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交易；民法
一、引言
德国学者施塔姆勒认为，法律的标准应当反映社会的理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在民商法领域，诚信原则即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它也被许多学者称为民商法的“帝王条款”。作为一项最高行为准则，诚实信用原则兼具道德性规范和法律性规范的双重特点，对于规制商主体为商事行为，稳定商事法律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字面意思
诚实信用原则的字面意思较为通俗易懂，就是信守承诺，不轻易反悔，以保障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在民商事法律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被进一步具体化，《布莱克法律词典》将之解释为“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概言之它强调的是行为人忠实于自己的义务或责任”①。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
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可谓是众说纷纭。当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如下：
1、伦理道德说：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道德。其目的是使商事主体在交易时获得道德上的保障②
2、利益平衡器说，诚实信用是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既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也包括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
3、恶意排除说。恶意排除说顾名思义，这一观点的主旨是“当某一主体或者行为不具有恶意时，便可推断其为善意的、诚信的“。即诚信原则较少涉及善意的概念，但使与特定的恶意概念关系密切，它并不能描述善意（good faith）行为是什么，但却能论述什么样的行为不具有善意。美国学者罗伯特·萨莫斯（Robert Summers）的“排除者说”（Theory of Excluder）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萨莫斯教授认为诚信条款本身就是一个排除恶意条款，法律确认诚实信用原则的用意在于排除恶信履行的不当行为。萨莫斯的观点被部分美国法院采用。也为相当一部分立法者所认同。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 2 版关于诚信履行义务的评注就体现了“排除者说”，该法通过列举包括“恶信磋商、不透不满意以通过和解降低价金”等③恶信行为来从侧面说明什么样的行为符合诚信原则 。
我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是一项道德性法律原则原因如下：
诚实信用原则是由诚实信用道德准则发展而来的，后者是市场经济生命攸关的道德保障，也是维系市场经济的首要道德秩序。由于商品经济对社会信用，特别是交易双方的个人诚信品质要求极高，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会以立法的方式将诚实信用道德准则法律化，以便于名正言顺的利用国家强制力这一后盾来确保市场交易的双方严守诚实信用伦理要求。因此商法诚实信用原则必须要反映诚实信用道德准则的价值观，反映出真实，善意，公平，守信等较高的道德性，并最终实现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
但诚实信用原则并不是只具有道德性内容，立法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此时的诚实信用原则也就具有了法律规范的特点，它就要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将诚实信用原则排除，但法院则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的协议进行必要的干涉，甚至直接干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此梁慧星教授有着经典的论述：“诚实信用原则的性质有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依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即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④即诚实信用原则可独立存在于当事人的主观之外，一旦当事人违反它时，可强制性的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规范。
通过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应当是：以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为内容的具有道德性的强制性法律原则。
三、商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依据
很多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在立法界所受到的支持也较为明显。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来看，诚实信用原则大多规定在民法典或民法通则之中。比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实际上，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反观这些国家的商法典，直接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少。部分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民商法的侧重点不同，由于商事行为具有更强的效率性，因而商法诚实信用原则也应该更体现效率。但是我对此有着一些思考：诚实信用原则的本源——诚实信用道德准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商法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最为倚重的法律制度基础，更需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使诚实信用道德准则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其强制力略显单薄，这就需要需要作为强制性法律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来规范商事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商事主体的内部行为或者外部行为都必须遵从诚实信用原则规范。
但对于诚实信用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的依据，部分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因而诚实信用原则也应被商事主体遵守，我觉得这个观点仍有疑虑，因为有相当多的商法学者反对“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个前提。除了这个理由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学鹿教授的观点。徐学鹿教授在论证诚实信用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时，提出了三条重要理由：
其一，从交易的角度看，诚实信用是商法的基本原则
其二，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了商法的历史。最早可追述至汉莫拉比法典时期。
其三，作为现代商法典范的《 美国统一商法典》 将诚实信用作为了其基本原则。⑤这可为其他国家立法所借鉴。
我比较支持徐教授的观点，在这三条理由中，我认为交易的要求是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商法的基本原则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商主体意志的作用：
首先，商主体从事商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营利并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事活动本身却有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商事行为人之间的相互欺诈。根据经济学的博弈理论，当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欺诈行为获取非常利益时，每个人最终在实际上获得的利益往往要比他们从事正当的经营活动，即不实施欺诈行为时获得的利益更少。因为当每个人都去实施欺诈行为时，由于实际的总体利益并没有增加。因此大多数人将得不到非常利益，即使有些人侥幸获得非常利益，也有可能会卷入诉讼之中，支付相当数量的欺诈成本，从利弊角度分析，这并不值得，但更重要的是其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一旦正常的交易秩序被打破，商主体势必会会通过交易行为去获取利润势，几乎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充满欺骗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因此，实施欺诈行为所带来的弊远大于利。与之相比，商事主体通过诚信交易更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本着诚实信用规则行事”必然会成为商事主体的主流观点。真诚参与市场交易，获得补偿，并惩罚不真诚的商事主体，这就是交易的要求。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哪里有交易，哪里就有法律”，将商主体的意志上升为商法的原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事人要求真诚参与市场交易和获得补偿以及惩罚不真诚的当事人等等这一切，表现在法律中便是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
四、商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
对于商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我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交易安全。主要表现为使市场上的所有人都厚道行事，并惩罚不真诚的当事人，从而使各种纠纷和意外得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为商主体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
2、降低交易成本，在进行商事交易前，如双方当事人都能够履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告知，说明，注意及保护义务，那么就能为商事交易提供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而为形成这种安全环境所支出的成本就可减少甚至免去。
3、解释、补充商行为和商事法律，商主体常常会因为对商行为理解不同而发生争议，甚至诉诸法院，这时法官就可以依据商法诚实信用原则来对问题争议点进行解释说明。而针对商事立法的盲点，法官可根据商法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裁量。
五、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差异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因而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上存在一定共通之处，但也应当看到，商法本身有一些民法所没有的特点，因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法领域的表现也与其在民法领域的表现存在一些区别，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
在调整范围的侧重点上，民法与商法有一定区别，民法调整范围包括家庭生活关系在内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商法则以市场交易关系作为其调整范围。由于二部法律的调整范围侧重点不同，导致了商法诚信原则和民法诚信原则的调整对象也各有差异。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着重于调整市场交易范围内的行为，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则具有较大的调整范围，特别是它可以调整与家庭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以我国立法为例，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资本制度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三原则，这就体现了商法诚实信用原则，而夫妻之间相互忠诚则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
2、商法中之诚信原则以资本经营为基础，民法中之诚信原则不具有这一基础。
商主体是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主体，因而商行为应具有资本经营的特征。所谓资本经营，是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经营管理方式，它大致具有以下内容：首先，它是以资本增值为目标的；其次，这种资本增值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特征。，商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是以资本经营为基础的，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优化中无不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这一点也可以从我国立法中得到体现，例如公司法的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主体不需要从事持续性经营行为，因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不需要以资本经营为基础。
3、商法中之诚信原则具有开放性，民法中之诚信原则具有相对稳固性
商法具有开放性、发展性。随着社会情况变迁，商业也会发生一定变化，各种交易形式发展迅猛，实体交易，虚拟交易的内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商事法必须随着社会既存事实，亦步亦趋，才能适合实际需要，服务市场经济。例如商法领域先后产生了票据，商业信用证，电子商务等制度，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均离不开商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商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也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而不断发展，与此相比，民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的稳固性是显而易见的。民法在某一种角度上来讲是民族精神的承继，具有很强的固定性与继续性，往往因袭援用，这必然导致了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相对封闭性，民法诚信原则自创设至今，无论是在物权领域、人身权领域，还是在继承法、婚姻法领域，均没有太大的发展，其适用领域更是几乎没有增加⑥，其稳固性可见一斑。
4、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实现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商法较之民法，具有更高的技术性，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较之民法诚实信用原则也具有更强的技术性。商主体追求交易的便捷和安全，势必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比较确切的裁量标准，而这个裁量标准往往需要借助专业知识才能实现。比如在《保险法》中，关于保险损害赔偿之估定、关于保险标的物价值之估定等工作与数学、统计学有密切的关系，不具有这些专门知识的人几乎不可能开展类似工作，而在估定、计算这些项目时，信守诚实信用原则又是必须的，这就是商法中诚信原则与技术性相结合的表现。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则比较简单，无需借助专业知识，凭一般公众的常识判断即可实现。
5、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一定的公法性
由于商事活动较之民事活动涉及更多的公共利益，因而法律对其规制更为严格，也更具公法性，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商事立法的相关规定中得到验证。以公司法为例，该法第200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另如证券法第189条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些条款都明确的规定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受到的惩罚，但是类似的条款在民事立法中是极少存在的，民事法律大多只规定可选择的责任承担方式，而对于具体如何承担责任往往交予当事人双方协商，罚款等制裁方式在民法中更是难得一见。从这些状况来看显然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中得到了更大的推崇。这也是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更具公法性的体现。
六、结语
综上所述，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交易平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商法的不断发展，商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势必会入时俱进，得到更多的发展。
注解
①胡春晓：《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史尚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③徐国栋：英语世界中的诚信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26卷 第03期。
在我国，由于受大陆法系概念法学的研究方法、前苏联法学、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商法的特殊性在私法领域中被民法所遮蔽与掩盖，这也导致了"商法的困惑"。本文将试图从此入手，来谈谈商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之问题。
一、商法的"公法化"没有改变商法的私法属性
所谓商法的公法化，是指商法在保持其私法本质特征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公法性质的强制性条款，从而呈现出所谓的"商法公法化"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克服和弥补商人自身的不足，对国家经济进行强制干预，体现在私法领域就是私法的社会本位趋势日渐上升，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公法性规范出现在意思自治的私法领域。私法领域中的"私法公法化"现象主要发生和体现在商法领域，也就是"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现为"商法公法化"。
然而，商法的私法属性不会因"商法公法化"现象的出现而改变。国家通过强制干预的措施，对商事领域的意思自治进行必要的限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充分发挥商法的私法属性，克服意思自治的不足，从反面证明了商法的私法属性仍然处于主要地位。过分强调"商法公法化"，不仅会使商法的私法性被模糊化，还会使曾与民商法相互纠结、外延不甚明晰的经济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再起争议。
二、私法发展过程中商法与民法的相互关系——商法丰富了民法
起源于中世纪的商法，同民法一样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需求而产生的，而私法正是主要由这两个共存并且继续发展着的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整体。纵观私法发展的整个过程，商法总是在不断扮演着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
拉德布鲁赫曾说："商法作为欧洲中世纪唯一的职业法，保存着我们的时代，它并非只是历史的残余物，而具有其他法律领域难以匹敌的更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不断为生活反复充实，进而丰富了整个私法秩序。"可见，民法可以从商法中汲取新鲜的力量和新颖的思想。民法和商法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民法规范吸收了很多商事法律规则和惯例，并将调整范围扩展到商事领域。
在私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新的商事习惯和商事法律制度丰富和发展了民法一些基本制度的内容。例如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法人制度的形成以及物权制度等等。
三、商法与民法的价值理念区分：
公平平等与保障营利商法与民法之间水交融、密不可分，然而二者的差异性亦是显而易见的。商法与民法的本质差异性是两者在价值理念上的区别。民法以公平、平等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世界上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就是解放人的法典，是"人权宣言"在法律形式上的体现，它宣誓了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只受自己意思的支配。民法公平平等的理念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人格平等以法律形式外在化的表现。然而，商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则是保证营利。基于规制与保障商事交易活动顺利进行的以及维护商人阶层权益的需要，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的进步，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与必要。因此，寻至本源，保障营利必然成为商法基本的价值理念。
四、商法依赖于民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尽管商法存在着与民法不同的价值理念和诸多区别，但绝不意味着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都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依赖于民法，商法与民法的关系，就是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以下论文几个方面：第一，民法是商法产生的基础。商法在中世纪虽然独立于民法之外产生，但是在近代社会，商法的产生则是依赖于民法，民法成为商法产生的渊源。第二，商法的适用依赖于民法。商法对于某些问题如果有欠缺的规定，则民法关于此种问题的规定可以适用。第三，由于商人阶层的消失，商法作为维护商人阶级利益的目的不复存在，其调整的仍然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因此，不顾整个大陆法系私法体系的现状而一味强调商法在整个私法体系中与民法相并立的独立法律地位，与我国的法律传统以及商法的发展趋势都不相符。我们应当以现存的整个私法的理论与制度体系为基础，在私法领域中凸显商法本身的特性，让商法能够充分发挥其对商事交易活动的法律调整作用，最大程度地实现商法的价值，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商法新论》，陈本寒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2《]商法总则制度研究》，张民安著，法律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 标准 营利性 商法价值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商法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根本准则，确定商法原则首先涉及标准问题，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明确商法原则，学界没有统一观点，处于百家齐鸣，百花齐放的状态，目前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三标准说，即有明确的调整对象；明确区分是现代商法还是近代商法；严格区分是商法的一般原则还是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三标准说，即确立商法基本原则要从商事关系的本质去认识商法原则；着眼于商法产生的大背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商法基本原则。四标准说是指商法基本原则要反映商事关系的本质；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统辖商法的基本制度并适应商法的国际化趋势。八标准说主张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考虑商事立法的指导思想；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要能够满足繁荣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要符合准则的根本性；效力要具有贯彻始终性；内容具有特有性，对于立法司法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综合标准说，即不要将民法基本原则当成商法原则进行重复表述，不要将商法的具体规则或制度拔高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不要机械地理解商法基本原则贯穿于商法规范的始终，不同的商法规范其价值取向仍有不同的重心。这些标准是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笔者从这些观点中提取了三个能够有效，科学的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进行一下剖析。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本质—营利性
以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
（一）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紧紧围绕商法的调整对象和商法的目的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人在商事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商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目的具有营利性。商人从事商行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事活动在进行过程中也确实产生了各种利益和价值，商法规范是紧紧围绕商人和商事活动的，其目的应当与这两者一致，即利益最大化，所以如果某一原则能够指导商主体营利，那么其可作为商法基本原则。
（二） 商法基本原则应当区分于民法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体例，商法都是实质意义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选择，其存在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和商法紧密联系却又相互区别，民法是纯私法，调整的是平权关系，商法则以私法为主体，兼具有公法性内容，调整的是平权与不平权兼有的关系，民商法并行但不完全兼容，商法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民法未涉及，也就意味着民法和商法具有不同的调整范围，它们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各具特色而非重叠，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商法中是有所体现的，如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品交易中同样需要公平交易与诚信买卖，但民法是以家庭个人利益为本位的，而商法是以市场交易主体利益为本位，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商法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必须保障商事主体所获得的利益，与民法相比较商法更认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商法中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在民法规定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和更加严格的责任，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从上面这个例子就可看出民法原则不能指导商法的立法与司法，所以商法原则不能为民法原则所替代，其具有独立存在价值。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虽然在商法中有所体现，但商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其原则应当明确体现商法的特性，民法原则体现的是私法领域的一般原则，商法基本原则不应当为民法所包括，在归纳商法的基本原则时就没有必要对民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重复。
二、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追求，通常又称为商法的理性价值，指基于商法制度的确立和推行而能够产生的社会效果。而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规则和商法价值的中间环节，是将商法价值转化为连接规则的桥梁。笔者认为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为效益价值、安全价值和公平价值，商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上述几种价值追求。
（一）效益价值
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获得更大的产出，或者以同样的资源消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是由营利性所决定的，与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比较，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的较量和利益对法律的影响。要想实现效益价值，就必须使商事活动处于快速的流通过程，使商事交易简便，迅捷，就意味着商事交易周期缩短，降低成本，交易次数增多和资金利用率提高。这是在确定商法原则时必须考虑的。
（二）安全价值
商法之所以对于安全给予特别关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安全价值是商法追求效益价值不可避免的产物，商主体为了达到营利目的，除了通过简便，迅捷等方式交易外，可能会动用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放任其活动而忽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商业就会陷入无序的状态，其二是现代各国逐渐改变了司法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予以适当干涉，其目的是关注社会利益，维护交易安全。
（三）公平价值
公平的含义是公正合理的分配利益，对受到损害的一方予以救济，在商法上公平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指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公平合理的给予救济，我国在民法之外赋予商主体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商事登记制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体现了对商事交易中弱小的当事人的特殊保护，商法交易中的公平原则不仅维护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还更注重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协调和保护。
三、商法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商法的基本内容
商法主要是围绕两部分展开的，其一是商主体，其二是商行为，它们是商法的核心结构和内容，只有商法基本原则围绕商主体和商行为来确定，才能对商主体进行合理的规制，给予其真正的行为自由，才能使商行为活动更顺利流畅地进行。
（一）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要围绕商主体进行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之所以在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商主体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市场是由各种商主体构成的，商主体是经济体系的基石，就好比一幢楼房，如果地基不稳，房子就会倒塌，同样道理如果商主体不过关有大量缺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其二市场上的商主体类型繁多，它们都从事商行为，但其规模，资金，人员构成差异显著，相对人只有在知晓交易对象性质并能判断交易风险程度时，才可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在商主体的具体细节方面，哪些商事组织可算作商主体，商主体可设定哪些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商主体的成立如何为外部所知晓，必须由商法基本原则进行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二）商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不能忽视商行为
商行为是指商主体所从事的营业行为和投资行为，商行为也往往被称为市场行为、交易行为或市场交易行为，系以商事交易为内容的法律行为，较为清晰地表现出商事交易的一些重要特点。
商行为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尤其是商事交易中的票据行为，保险行为要求行为人熟悉法律规定，而且要精通操作技术，严格按照规范活动。
商行为应当具有公开性。商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其特有的商业秘密，必然需要通过一定措施确保商业秘密不致泄露，然而，商事交易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交易相对人甚至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为维护交易安全，必须以一定方式使交易相对人或社会公众获得交易双方的情况，如商事登记制度、商事年检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等以确保行为的公开性。
商行为注重效率和外观主义。商行为要求简便，迅捷，因而往往确立交易形态定型化的行为范式，并采取短期消灭时效（诉讼时效）原则。与民法中强调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商行为特别注重外观主义，以维护交易安全。
之所以确定商法原则时要考虑商行为的各种特点，是因为商品流转的客观规律要求法律对其进行充分保障，商法的目的是通过建立良好的交易秩序保障交易，促成交易而不是限制交易、妨碍交易，确定商法原则的时候关注商行为的需要，就能达成使交易迅速快捷流转的目的，从而使商事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
通说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律根据在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2]双务合同的的牵连性，是指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分为发生上的牵连性、存续上的牵连性和功能上的牵连性。所谓发生上的牵连性，是指一方的给付与对方的对待给付在发生上相互牵连，即一方的给付义务不发生，对方的对待给付义务也不发生。存续上的牵连性，指双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不能履行时，债务人免给付义务，债权人亦免对待给付义务。功能上的牵连性，是指双务合同的当事人所负给付与对方当事人的所负对待给付互为前提，一方不履行其义务，对方原则上也不履行。
同时履行抗辩权以双务合同、有偿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双务、有偿合同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关系，可作如下具体分析：
一、双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互负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即一方当事人愿意负担履行义务，旨在使他方当事人因此负有对待履行的义务，或者说，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即他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义务，例如买卖、互易、租赁合同均为双务合同。[3]在合同法理论上，双务合同是与单务合同相对应的合同的一种分类，以给付义务是否由双方当事人互负作为区分标准。单务合同是指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换言之，是指合同当事人并不互相享有权利和负担义务，而主要由一方负担义务，另一方并不负有相对义务的合同。单务合同，因为只有一方负担义务不存在双方权利义务的相互对应关系，不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向负有义务的一方提出履行请求时，相对方无权要求同时履行，因此，单务合同不适用同时履行抗辩规则。
传统民法将契约类型划分为一方负担契约和双方负担契约，一方负担契约即单务合同。双方负担契约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的契约。双务负担契约再区分为双务契约，即双务合同与不完全双务契约。不完全双务契约，又称为不真正的双务合同，或者准双务合同，是指双方虽各负有债务，但其债务并不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关系，换句话说，一方负担义务是主要义务而另一方负担的义务并不是主要义务（即从属的义务），主义务与非主义务之间没有相互对应与牵连关系。[4]如甲委任乙处理事务，未约定报酬时，委任人有预付必要费用的义务，于此情形，乙处理事务的义务与甲预付必要费用的义务，并不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的关系，故无偿委任系属于不完全双务契约。[5]同时履行抗辩权系建立在当事人义务之间的牵连性的基础上的，不完全契约当事人所负的义务之间没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一般而言，不完全契约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在例外情况下，不完全契约能否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的空间，回答是肯定的。比如一个无偿的委托合同，委托人与受托人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委托人要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是不用向受托人支付报酬的，所以这个合同是无偿的，但无偿并一定是单务的。为什么呢？在委托合同里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的处理可能要支出相应的费用，委托人要对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的处理所支出的费用负担给付义务，这时委托合同又是双务的。如果在委托合同里费用的支出是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的一个前提条件，在这个无偿的委托合同里也可能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6]在这个例子中，委托人给付受托人进行委托事务处理所支出的费用的义务与受托人进行事务的处理的义务之间具有相互对应与牵连的关系，因此，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二、有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须向对方当事人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无偿合同则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不必向对方当事人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这对相对应的合同分类的区分标准是当事人取得权益是否须付相应的代价。一般来说，双务合同都是有偿合同，但单务合同却并非皆为无偿合同。有些单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如赠与合同;而有些单务合同则是有偿合同，如借贷合同。正因为有偿合同均是双务合同，所以，有偿合同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而无偿合同则一般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双务、有偿合同产生债务的范围如何认定是一个向有争议的问题。问题的争议焦点可以总结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义务之间的牵连性如何认定?民法理论将合同上的义务称为义务群，将其区分为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将给付义务又区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原给付义务和次给付义务。[7]以该分类为标准，将争议焦点又细化为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义务之间、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主给付义务与不真正义务之间是否有牵连关系，即因上述义务之间的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能否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适用?传统民法理论主要探讨主给付义务与和附随义务、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改造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①对主给付义务与其他义务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则鲜有论及。对该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1、合同上的主给付义务，是指构成某种合同类型所必须具备的固有义务。通说认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主给付义务，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2、从给义务义务是辅助主合同义务来实现交易目的的合同义务。从合同义务尽管也是约定的合同义务，不过从合同义务既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特别的约定，也可以根据交易习惯产生。如我国合同法第136条，出卖人根据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的义务就是出卖人负担的一项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作为约定义务，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从给付义务，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
3、原给付义务基于合同关系第一次发生的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对此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
4、次给付义务，又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特定事由演变而生的义务，其主要情形有二：其一，因原给付义务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者不完全给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其二，合同解除时所产生的回复原状义务。通说认为，次给付义务系根据原给付义务而产生，债的关系的内容虽因此有所改变，但仍保持其同一性，即合同的效力依旧不变，不仅其原有利益及各种抗辩不因此而影响，就是其从属权利（如担保）原则上亦仍继续存在。[8]如果当事人之间因次给付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则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适用之的地。
5、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义务，其功能在于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实现及避免侵害债权的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上述功能上的区别，传统民法将其相对应地区分为二种，其一是辅助或非独立的附随义务，即无独立目的，惟保证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其二是补充的或独立的附随义务，即为达到一定的附从目的而担保债之效果完全实现。[9]前者即辅助主给付义务的附随义务，后者则为避免债权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附随义务。一般来说，附随义务的内容包括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该义务是不确定的，其不确定性是由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合同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动而决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内容的抽象性，决定了附随义务内容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当事人合同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有不同的要求，也决定了附随义务的不确定性。附随义务的不确定性是指发生时间及内容无法事先明确，而不是说始终不能确定，在个案中，如果依具体情况及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应负相应的义务，则附随义务就随之确定。[10]据此，作为辅助的附随义务，内容的无法事先确定性及没有独立的目的决定违反该义务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因为无法确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双务性和有偿性，更不能确定当事人附随义务之间的牵连性。作为补充或者独立的附随义务，能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应当具体分析：现代合同法认为，附随义务是合同义务扩张的结果，突破了传统合同法合同义务即是给付义务的理论。合同义务向前扩张了，合同没有成立就有义务，即前合同义务;向后扩张了，合同义务消灭了还有义务，即后合同义务;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还有当事人没有约定义务，即附随义务。[11]作为独立的附随义务，主要是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权利，保护相对人的上述权利是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法定义务，因此，该义务对当事人双方来说是双务的，该义务是否是有偿的呢？该义务本身可能是无偿的，因为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和财产权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债权，作为双方的债权是一种有偿的债权，保护债权实现的附随义务从广义上而言，也是有偿的，即作为与这种有偿的债权不可分离的附随义务的代价是当事人双方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某种情况下，会决定合同有偿性的高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独立的附随义务对当事人双方来说也是有偿的，如果当事人附随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
6、不真正义务，其主要特征在于权利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也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该义务的一方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如我国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的守约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就是不真正义务。该义务实质是守约方的义务，而非违约方承担的义务，它不是双务的合同义务，因此，谈不上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问题。
7、主给付义务与从义务给付义务是否有牵连性的问题，易言之，一方是从给付义务没有履行，这个时候要求对方进行义务的履行，对方是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跟主给付义务之间能否发生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适用问题。对此通说认为，一般来说，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没有牵连性，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特殊情况下，即从给付义务的履行直接影响到实现合同的目的，可以认为一方从给付义务的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对方就自己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如何认定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合同目的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实在很难作出一个定量的分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不能说该观点充分坚强。因此，大多数学者思考至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无非二种，其一是举一个例子，如有的学者就举例说甲向乙购买比赛得奖的名马时，交付该马交移转其所有权，是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是出卖人的从给付义务。作为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的从给付义务与契约目的的实现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该名马的买受人得以出卖人未交付得奖证书及血统证明书而拒绝支付价金。[12]其二是将该任务交由法官完成，即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判断从合同义务与合同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通说又认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或者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有的学者更明白的提出，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上被称为裁判诚信，法官在具体案件扩张当事人的义务，并由法官课加给当事人。[13]但没有直接回答从给付义务与合同目的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此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一个具体的案件是，如果认定一方同时履行抗辩权成立，那么该行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否则就是一种违约行为，要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所以，笔者在此试图作一个概括，主要目的是明确在何种情形下，认定从合同义务与合同目的的实现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并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另一目的则在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否主要根据约定来认定，双方对业已存在的交易习惯均认可或者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交易习惯存在可以认定以交易习惯方式存在的从给付义务。第二，合同目的实现的认定主要以双方的主合同义务的履行来认定。第三，从给付义务的履行与否与合同目的的实现之间要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从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目的则不能或者不能全部实现。第四，只有在上述方式不能认定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自由裁量权。
8、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是否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问题，通说与论述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观点基本相同，即一方单纯违反附随义务，但已履行主给付义务，另一方不得援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过，如果附随义务的履行与合同目的实现具有密切关系，应认为该附随义务与对方的主给付义务之间具有牵连性，[14]另一方可授用同时履行抗辩权。
9、主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之间是否具有牵连性？因次给付义务是由原给付义务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者不完全给付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或者是由于合同解除时所产生的回复原状义务。次给付义务是由于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结果，或者是由于违约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它们之间不是同位价的概念，谈不上牵连性问题，更谈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
孙瑞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
注释：① 对该观点王利明先生只研究了主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之间有否有牵连性问题；王泽鉴先生分析了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义务之间的牵连性问题，同时，对原给付义务的延长或变形，即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延长）或者让与请求权（变形）之间的牵连性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王轶老师只探讨了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述观点分别参照：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J].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6-1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3-145. 王轶.合同法相关问题研究[J].载dycourt.gov.cn>>专家论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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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胎儿；生命权；权利救济；立法建议
一、胎儿生命权的界定
医学认为即受孕3个月后胎儿已四肢明显可见，能分辨出眼、耳、口、鼻和四肢，其主要的器官系统也形成，并呈现出与新生儿的体貌相似特征，法学界对胎儿是否是生命体存在争议。胎儿生命否定说认为：1、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胎儿虽具有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但胎儿并未出生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享有民事权利，不享有生命权。”2、胎儿生命权与孕妇权利相冲突，如堕胎权及难产时孕妇的生命权，同时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冲突。笔者认为胎儿享有生命权，首先法律是为人而设，法律是手段人是目的。胎儿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为实现对人生命利益的更好保护，法律应对其予以肯定。且民事主体范围根据人类自身发展需要断扩大，如奴隶、妇女、法人被确定为民事主体，当前保障人权迫切的需要法律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其次以胎儿生命权与孕妇权利冲突为理由反对胎儿任何两个主体之间的权利都具有冲突的可能性，孕妇与胎儿也不例外，都需要用法益衡量等对策解决；再次计划生育是国家政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丁克家庭数量增多该政策并非一成不变。
从罗马法时期确立胎儿独立于孕妇而存在 到中世纪基督教认为胎儿是民事权利主体 ，再到近现代，胎儿生命权在各国立法或判例中不断得到承认和保护。一是德国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力度非常强，明确第三人不得侵害胎儿的生命权，同时要求国家为确保胎儿降生应积极提高孕妇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义务，而且德国对堕胎限制极为严格。、《基本法》、《胚胎保护法》认为“胎儿在母体内时即是独立个体，是一个必然会发展成为人，唯一不可代替的生命。在子宫内成长的生命属宪法生命权保障之独立法益，” 宪法保护的生命权的范围，及于无生命意识的胎儿，更推进到胚胎。” 二是美国以存活率为基础的限制保护，为胎儿生命权与孕妇选择权两者确定了各自空间范围，实现了两者的有效保护。罗伊判例中确定“在妊娠前3个月孕妇可自行决定是否堕胎；6个月前政府为保护孕妇健康限制堕胎；6个月后，政府为保护潜在生命禁止堕胎，除非为挽救孕妇生命。” 两国明确规定堕胎是解决孕妇自由选择权与胎儿生命权的冲突，即合法权利冲的解决。
二、实践中对胎儿生命的保护的问题
实践中，否认胎儿存在生命权，法律对胎儿生命遭到侵害时不予单独救济。我国法律仅支持受害孕妇的人身伤害赔偿，不支持侵害胎儿生命损害赔偿请求，胎儿是孕妇身体一部分，侵害行为只是对孕妇身体健康的损害；孕妇所获赔偿主要依照孕妇自身身体伤害等级确定。根据我国《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的规定，如果流产后孕妇所受伤害构成轻伤则依照轻伤赔偿，如果构成重伤则依照重伤赔偿，不存在胎儿死亡损害事实的特别认定，胎儿死亡均不构成对胎儿父母的精神伤害。赔偿项目仅包括因孕妇身体受伤害法律所支持的常规费用，如医疗费，误工费等。《继承法》中规定对胎儿的保留遗产继承份额的规定和在死刑规范中对于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外，仅有我国一些地方省份的立法上为限制胎儿性别选择而禁止伤害胎儿生命的规定 。在我国法律对于胎儿的保护非常缺失，下面笔者提出立法建议。
三、对胎儿生命权立法的建议
第一，明确规定胎儿生命权的有限性，胎儿生命权与自然人生命权受保护的范围相比，胎儿仅享有生命安全维护权、生命救济权，而不享有生命支配权，并且胎儿的生命救济权也不能亲自行使 。胎儿生命救济权由孕妇及近亲属代为实行。胎儿作为尚未出生的人，胎儿的生命依附孕妇的生命，当胎儿生命权与孕妇的生命权相冲突时，孕妇作为独立的，已现实存在的生命体，法律应优先保护母亲的生命，胎儿的生命权应受到限制。第二，分阶段规定胎儿权利保护的内容。妊娠3个月后，胎儿享有生命权，除非为了孕妇生命安全，第三人和孕妇不得伤害胎儿生命；6个月以后胎儿的生命权无瑕疵，由此判定不同阶段对侵权责任人责任大小。以3个月为保护胎儿时间点，不仅是为了更加有力对胎儿生命权进行保护，也是出于现实立法实践的考虑。以6个月为第二个分界点是因为胎儿此后可请求的权利范围更加丰富，也是对立法的一个预测，希望能解决在孕妇死亡后取出其体内的存货胎儿，以及作为人格权的基础权利，胎儿生命权的肯定必然会带来其他派生及第二位权利，如环境权等一系列权利的确定，希望如此划分能有利于以后有关胎儿立法的发展。第三，重点强调对胎儿生命权侵害的救济，胎儿生命权的归责原则 ，提出主体 可以适用民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现有规定，出现特殊情况时，再针对具体情况适当斧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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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破产还债损害赔偿清偿顺序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身伤害赔偿方面的债务。我国新《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次清偿：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普通破产债权。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人身损害赔偿作为普通破产债权被排在了破产财产清偿的末位。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应获得的伤残补助金、医疗费等不能获赔或完全获赔。这种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尚有缺陷，具体体现在第一顺序的清偿范围过于狭窄，应当从法律彰显正义，保障人权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
一、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体现了彰显正义，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
（一）彰显正义、保障人权是法律的价值要求
1．法律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通常人们认为，法律价值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内涵：第一是指法律本身的价值；第二是指法律促进哪些价值；第三是指发生价值冲突时法律依据什么标准作出评价。WWW.lw881.com
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即法律价值所包括的基本法律价值要素，包括正义、自由、秩序、人权等等。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保障。在法律价值诸要素中，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2．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我国的法律充分体现了对于人权的保护。《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人权保护所作的规定为其他各部门法对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我国法律已形成了一个人权保障体系。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公民享有姓名权、公民享有肖像权、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等。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用等费用这些法律规定，均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劳动法》更是对于维护劳动者生存、发展各方面的权利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规定。
（二）我国破产法也应当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正义做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自然要求法律适用后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只有现实可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在阶级社会中，一项法律制度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社会中的冲突与纠纷在所难免，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时刻存在。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更是无处不在。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冲突——职工权益与国家权益（税收）的冲突，职工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国家权益与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冲突。为了平衡各种冲突，《破产法》依规定清偿顺序的方式，来达到债权人债权的相对平等的保护，特别重大的权益得到优先保护，较大权益的次之，一般的利益再次之。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破产法》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
1．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及其基本生活需要，是破产企业职工生存的基本条件和手段之一，《破产法》及相关政策对此作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的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费需要。国务院（1994）59和（1997）10号文，对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把破产财产变现所得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工。这既维护了稳定大局，又体现了对职工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及行政法规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2．职工的工资等劳动报酬，是职工维持生存、发展，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必须具备的应有权利。职工劳动报酬的结余，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常被职工用于向企业集资，因而职工集资款是劳动报酬的延伸。企业职工的劳动合同被解除后，其依法或依劳动合同规定享有的劳动补偿金，是其维持暂时的生存，寻求下一个劳动机会的物质前提。这些都是基本人权所要求的。因而，《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的有关破产方面的司法解释中均对此做了相应规定。《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作为第一清偿顺序。最高人民法院《破产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依法或依据劳动合同对企业享有的补偿金请求权，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第五十七条规定：债务人所欠企业职工集资款，参照《破产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顺序清偿。这些规定都是对清偿顺序的补充，既适应了社会本身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加强的表现。
3．劳动保险费用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其目的自然在于保障社会失业无业等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也是维护人权的基本措施。因而，《破产法》将破产企业所欠的劳动保险费用列为第一顺序清偿。在《破产法》中，企业职工和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是受到优先保护的，把劳动债权列为破产财产第一清偿顺序的规定，很明显可以感触到这一基点。在破产程序中，对涉及企业职工、劳动者以外的债权人的基本人权的债权是否也应该同等重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即劳动债权以外的破产债权中，涉及人权保护的债权，也应受到优先保护。
（三）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到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保障人权
1．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含义及范围。人身损害赔偿金，主要是指侵权行为人因其侵权行为而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包括伤害、伤残、死亡），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是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权，致他人的人身损害、或伤、或残、或亡，为了弥补他人所受到的伤害而给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它包括：致人伤害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致人伤残的生活补助费，致人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者生前抚养、赡养人的生活费以及请神抚慰金等，是生命健康权的一种物化后的转化形态。
2．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彰显正义。我国的《破产法》第三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作了明确的规定：(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这一规定蕴含着正义价值的要求。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只能列入第三清偿顺序，依法适用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能受到保护，未能实现客观地彰显主义。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之一，《破产法》也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然而，遵循社会主义制定的法律制度却在当今时代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结果未能彰显社会正义，现行《破产法》规定的清偿循序值得商榷，也就是以前认为不重要的权益，在当今时代变得重要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应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相应的修正、补充、完善，以真正体现正义的法律基本价值要求，与时俱进，使其具有现实性。
3．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以保护人权。人身损害赔偿金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一一昭示了人权的要求，人身损害赔偿金是人权要求的金钱表达，是其物化后的转化形态。人权不仅仅是应有的法律权利，也需要变成现实权利。法律要为这种权利转化为现实，提供完善的相应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措施。
人身损害赔偿金所体现的是人权的价值，企业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所欠非正式工、短期劳动工的报酬，职工集资款、解除合同的劳动补偿金等，无一不是体现的人权的价值内涵。这两种法律制度所要求和体现的都是人权的法律价值，两者相比较不存在谁先谁后，谁高谁低的价值差别，同等重要。在破产程序中，两者在清偿顺序上也不应体现出差别，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不应高于，也不能低于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不能高于，也不能低于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清偿顺序，两者应作为同一清偿顺序，即第一清偿顺。
二、将人身损害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顺应了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现代社会中，国家均采取措施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失业、无业人群的最低生活，但最主要的是通过政策、法律来关注、保障弱势群体。
（一）现代民商法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与保护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突出无过错责任原则。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高危行业的经营行为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危害越来越严重，比如环境污染、交通肇事、产品质量致人损害等等。按传统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难以使受害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有力保护。因而，许多国家的法律，通过制定特别法、或者修改民商法的形式，在民商法的归责原则中突出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地位。即不论侵权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造成受害人的损害，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样突出了对弱势地位受害人的保护。
（二）破产程序中人身受到伤害的受害人处于相对弱者地位
因企业的致害行为受到人身伤害的人，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只受了财产损失）相比，而这些受害人不仅要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支付的医疗费等费用），而且还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受到伤害的程度较大，时间较长，有的甚至是终生。而其他债权人一般不会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直接苦痛，受伤害程度和影响时间不长，在索赔等方面有相对优势。如果债权人的债权设定了有效的财产抵押，更可直接主张优先受偿，而使权利得到保护。而这些受害人在主张权利索赔时，其难度较大，在赔偿的实现上因执行中的种种因素，也存在诸多困难。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健全与完善中，社会救济能力也非常有限，因此，在《破产法》中突出对他们的保护，将赔偿金列入第一顺序清偿，应该是破产法的应有之义。
法律文秘专科就业前景
主要到各级人民法院任书记员。也可以自主选择到各级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从事书记员等相关工作。
律文秘专科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律知识，熟悉文秘工作，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技术应用人才。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具有法律业务、文秘业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胜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用人单位行业的能够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办公室工作的高技能型技术应用人才。
主要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诉讼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文书写作、法律论辩、秘书学、文秘英语、速录速记、公共关系学、办公设备及办公软件等。
法律文秘专科就业方向有哪些
法律秘书的适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比单纯的秘书，就业前景更加看好。法院和检察院需要大量的书记员，而一般法学毕业生难以真正胜任此项专职工作，特别是法院和检察院的现代化建设，对书记员的工作要求更高，更需要法律秘书去胜任。当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其他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文秘人员也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不仅仅法院和检察院需要法律秘书，法律秘书也适合在其他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工作。尤其是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已对书记员从法官分离出来实行单列管理，可见其职业要求的特殊性，也可反映出法律秘书的重要性。
法律文秘专科需要掌握哪些能力
掌握书记员或通用文员等技术技能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法律文秘专科实践与实习
刑法概论、民商法概论、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诉讼法概论、应用写作、法律文书、秘书学基础、档案学基础、社会学基础、网络技术与办公自动化、电子信息管理、社会调研、应用文写作、秘书业务训练、办公自动化设备使用、文秘业务综合实训、毕业论文等，以及各校的主要特色课程和实践环节。
附：大专法律文秘求职信
尊敬的领导：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求职信。相信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希望您工作开心。
我是x大学专法律文秘专业20xx届的一名学生，即将面临毕业。
四年来，老师的教育及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秘书写作、秘书语言与交际、公共关系、办公自动化、秘书学等专业课程。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分析和设计能力。通过在校期间的试验实习和课程设计的训练我具备了较强的动手能力。在课外时间里我涉猎了大量书籍，不但重视本专业技能和理论知识的培养，更把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放在第一位。严谨的学风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塑造了我朴实、稳重、创新的性格特点。
在大学的四年里，我除了在学好本专业的知识外，我对计算机知识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熟练地应用，取得了20xx年4月份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vf技术证书。除此之外，在大学四年里我还不断的学习英语知识。并且，我还积极参加校内的各种活动以及校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借以去磨练自己，培养自己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通过各种活动培养了我的做人做事的能力，要做事先得学会做人。相信贵公司正需要我这方面的学子，如能录用，我将尽职尽责，尽我所能为贵公司服务，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不断完善自我，使自己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面对激烈的竞争，我在紧张的同时又充满自信。我始终相信：成功属于有准
备的人。过去的我已积累了许多，现在的我正时刻准备着去吸收新的知识，迎接新的挑战？？相信我，相信您的判断，我能做得更好！
我热爱贵单位所从事的事业，殷切地期望能够在您的领导下，为贵公司添砖加瓦；同时也在您的领导下发挥出我的实力与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在能力和素质方面进一步完善自我，为贵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不曾为谁停留，而历史又记录了千千万万个走过者的故事，我想一切向往美好、积极进取的追求者终将被历史所肯定。纵观当今，社会充满了竞争，无论您是否选择我，我都祝愿贵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但传统的民法对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普遍重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虽然从上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开始制定相关的单行立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才形成的。传统对消费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与民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其次，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确认的召回制度，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不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民法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扩张
案例1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超市制定的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问题。格式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后，在《合同法》，又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无疑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从而通过合同法的完善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按照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对这些权利，有些已经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需要我们在今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将这些内容加以吸收，从而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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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专题教学法；多媒体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5）23-0087-02
所谓专题教学法，就是在课堂教学时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教材内容，并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式的教学法。专题式教学是指教师依据教学大纲，结合社会现实、学生实际和教材内容遴选几个主要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分教师按问题进行专题讲授的教学方法。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应用专题式教学，着重关注高职大学生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本文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课为例，探究武昌职业学院思修课上专题教学法的应用。
1 思修课实施专题教学法的依据
思修课实施专题教学由教学目标决定 思修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大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把爱国主义情感、科学的理想信念落实到职业岗位中去，培养道德情感、职业精神和法律观念，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增强诚实守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法制意识和创新精神，为学生学会适应社会、学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素质合格、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以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需要。采用专题教学法可以有针对性地讲清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有利于全面理解爱国主义、道德情感、法制意识，对当代社会出现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作出科学分析。
思修课实施专题教学由其教学内容的特征决定 本课程以、教育部有关精神为指导，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原则，以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全面职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内活动和课外活动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程教育相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能力、情感、行为四者相统一。在坚持教材基本理论知识不动摇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化处理，重整组合，形成“三个模块，课内八个理论专题讲座以及相应的实践教学项目”的课程设计方案，尽可能减少理论知识的单纯讲述和单向灌输，实现师生之间双向良好互动，突出学生主体参与，培养学生自我认识、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能力；服务专业，突出职业道德素质等现代公民素养的培育，适应新时期高职就业的需要，实现学生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武昌职业学院思修课教师队伍由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组建而成，由于每个教师的知识背景不同，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补充也需要一个过程，单个教师深入透彻地讲解思修课内容就有相当的难度，容易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教师对于擅长的章节大讲特讲，其他章节则略讲。实施专题教学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选择讲授相应的专题，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教师对自己负责的专题深入钻研、精心准备，同时教师间也可以博采众长，增进学术交流，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学生在同一门课程中体验到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增强教学过程的吸引力。
2 专题教学法在思修课的应用
在思修课中采取专题教学法，是高职院校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需要。武昌职业学院每年听课的学生达5000人，经过真实的教学实践，取得一定的经验。
依据思修课的教学大纲要求和教材内容体系，科学、合理地设置专题，才能保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有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专题教学题目的确定上贯穿以下几个原则：集体备课、共同制定教学专题，保证其科学性；紧扣教学大纲、教学目的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题，保证其政治性和理论性；根据专题教学内容设计原则与步骤，对讲授内容进行取舍，抓住重点，抓住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整合相关内容。
武昌职业学院思修课共72学时，其中课内54学时，课外18学时。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不断摸索，设置以下八个专题。
第一专题：开启希望之门，走进武昌职业学院。主要介绍这门课程的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要求以及教学方法等。开展课堂发言，让学生告诉大家自己的军训感想、大学生活设想（约六个学时）。
第二专题：新起点上成长成才计划。此专题讲授理想只有在实践中才有意义。其中理想信念的含义特征、立志高远与始于足下的关系要结合实例来讲，而且要求学生科学合理地设计自己的人生，以作业的形式，学生一起讨论自己的规划（约六个学时）。
第三专题：寻求人生的意义，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要让学生能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需要明白自己的人生态度，尽管是高技能的人才，依然要正确对待，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精彩的自己。其中会跟学生分享前几年优秀毕业生的故事，作为他们的榜样（约六个学时）。
第四专题：寻找失落的文明――传统美德研究。此专题讲授道德的起源、基本概念，其中侧重讲授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关系，在传统道德之上的现代道德构建（约六个学时）。
第五专题：社会主义法――人民的法律。此专题讲授社会主义法的形成发展，其中重点讲法理学的部分。同时告诉学生我国是法制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约六个学时）。
第六专题：正义之门――了解常用实体法律法规。本专题讲授我国基本的法律体系、各个法律部门，具体介绍行政法、刑法、民商法基本内容。针对高职学生的特点，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学校历年发生的民商法、刑法的实例讲解，让学生更容易知道犯法犯罪的基本概念，以期以后能够在社会上做知法守法好公民（约八个学时）。
第七专题：职场中的道德与法律。首先，本专题讲授职业道德。高职学生将来都是高素质的技术和技能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生产者和建设者，需要了解自己在职业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其次，本专题重点讲授劳动合同法。学生在毕业后去单位工作都会签订劳动合同，让学生了解基本的条款，更好地知道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与权利（约八个学时）。
第八专题：爱情与围墙――婚姻家庭生活的道德与法律。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爱情，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本专题讲解具体的婚姻法，让学生知道该遵守的基本道德，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婚姻观，幸福地生活。其中会安排学生发言，讨论当今社会的爱情婚姻观，利用故事或者视频的方式，让学生评判（约八个学时）。
课外的18课时作为实践教学课时，要求学生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和开展校园随手拍活动。
3 在开展专题教学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专题教学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信息容量大，重点突出，针对性强，特别有利于解决高职学生思想认识中的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爱国热情，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专题教学法的不足也不容忽视，主要是不利于学生系统、全面、完整地了解本学科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全貌。对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弥补。
指导学生在课外自学教材内容 在进行专题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在课外时间熟悉整个教材或与专题教学同步进行阅读。必要时，教师要抽时间利用网络媒体指导学生重点阅读课堂上没有直接涉及但又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有关章节，并指出各章节要掌握的基本理论知识、理论观点，使学生基本掌握学习教材的必要方法，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可以将教材中的知识重点纳入考试考核的范围。
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尽量采用先进教学手段 采用专题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觉性，营创出良好的学习氛围，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如果仍旧沿用过去教师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势必会影响教学效果。应借助多媒体、手机网络平台将课堂讨论、分组辩论、演讲比赛、社会调研与社会实践、撰写心得体会或小论文等多种教学形式与专题教学结合起来，提高教学实效性。
教师自身要不断更新知识，加强科研能力 思修课涉及面广，采用专题教学后，由于针对性、时代感要求较高，这就向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有相当的政治理论功底，有丰富的知识结构，有一定的分析能力。为此，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学习教育新技术，更好适应新时代高职大学生的特点进行专题教学。
参考文献
[1]王梦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的必要性和实施策略浅析[J].法制与社会，2015（17）.
[2]戴剑飞.论高校“概论”课专题教学三个创新[J].教育与职业，20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