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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源禀赋、规模经济、出口带动增长这三大理论。瑞典学者赫克歇尔和奥林建立了著名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theory)(HeckscherandOhlin,1991)。该理论指出，生产和贸易中，各国用己之富，换己之缺，互通有无。在赫克歇尔和奥林看来，生产要素可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种，当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种。一国会用它最丰富的生产要素制造和出口产品，从它国换取它缺乏的生产要素所制成的产品。如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土地和资金短缺的国家，会专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将产品出口他国，换取土地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迭尔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资源禀赋理论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却对资源禀赋理论提出了疑议。人们本认为美国是个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他发现，美国进口商品中的资本含量比出口更重。这就是所谓的利昂提夫之谜。但是，利玛(Leamer)认为，利昂提夫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是简单地比较美国进口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利玛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数据，发现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国家。利玛通过对资源禀赋理论所做的最系统和仔细的经济计量检验，证明该理论是正确的(Leamer,1984)。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新的贸易理论。他们意识到，规模经济大，可带动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克鲁曼(Krugman,1979)指出，贸易可帮助公司扩大生产，降低每单位产品成本（单位成本），增加利润。马库森(Markusen)认为，跨国公司可在全球范围划分工种。这样，可避免在各国建立相同的工厂，造成无谓的重复投入和效率的低下。这种内在的规模经济，可带动贸易与增长。在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外在的规模经济同时会起作用。在大国，公司可拥有巨大的市场，降低运输成本；随着公司数目增加，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就可降低其服务价格。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国如能保持经济开放，则可享受低的单位成本，其出口产品价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竞争力则更强。与此同时，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可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西方学者弗兰考尔(Frankel)和柔马(Romer)通过对98个国家进行计量研究，发现在控制国际贸易这一变量（因素）后，人口较多、地域较大的国家人均收入较高。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externalities)。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MichalopoulosandJay,1973)。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本文称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称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上述三个理论，能帮助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产业间的贸易，如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的贸易。而资源禀赋理论又最能解释产业间的贸易。如资源禀赋理论所示，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大。按出口带动增长理论来看，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较多，经济增长潜力则较大。由此，我们可推出以下的假设：假设一：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来往会较多，经济增长较快。这一假设，是相对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禀赋互补性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上述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最能解释产业内的贸易。该理论指出，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注：在这里，作者要说明两点。一、作者无意否认其它经济因素如储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作者只想专门探讨国际和国内贸易对增长的作用。二、除专门说明处以外，本文中亚洲主要指东亚和东南亚。）
美洲、亚洲的贸易与发展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
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这点与东亚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日本只占约8%。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
规模经济与美洲、亚洲的经济中心
美洲和亚洲的发展经验也证实了假设二，即规模经济促进国内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当美洲在“英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最大的美洲国家美国最终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当亚洲在“美国世纪”期间蓬勃发展时，外贸大国（首先是日本、后来是中国）先后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
早在1820年，美国便成为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那时，美国人口为970万，相当于拉美总人口两千万的一半（麦迪森，1997）。美国可供耕种、养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积，居世界首位。美国成为世界上农产品（特别是食粮、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产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产国之一。在1854到1900年间，美国成为英国头号粮食和纤维供应国。美国产品在英国进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34-1836年间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间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美国得益于庞大的英国市场，获得宝贵的英镑、先进的英国技术，经济增长有了外在动力。在1820-1870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3%，高于英国的1.2%、德国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间，美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高于英国的1%、德国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成为最大的贸易国。
随着美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内贸易日益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庞大和日益扩展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大规模的生产，有利于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1%，略低于英国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国在这期间增长靠资本的大量投入，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国却平均每年增长0.15%。在1870-1913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国的1.13%；美国在这期间资本生产率明显改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0.33%，高于英国的0.31%。在1913-195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明显改善，平均每年增长高达2.48%，大大地超出英国的1.66%；在这期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长1.5%，高于英国的0.81%（麦迪森，1997）。总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拥有两大优势——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资源互补，对英出口频繁；美国本身经济规模大，生产成本低，国内贸易对经济和生产率增长推动作用大。美国因此能在二十世纪成为美洲和世界的经济中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日本是亚洲唯一大力推动出口政策的大国。而中国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视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为8750万，韩国人口为2100万，台湾880万，泰国2120万。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发展出口的亚洲国家地区人口的总和。在1953年到1990年间，日本出口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对美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出口每年增长16%。可观的国内市场和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国4.8%的高速度追赶美国。相比之下，韩国只高出美国1.3%，台湾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间，日本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高于韩国的5.2%、台湾的6.2%（麦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从经济实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亚洲经济的中心国家。
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效法经济成功起飞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大力推动出口。马、泰和印尼出口飞速发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间，马来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0.9%和11%，泰国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14.1%和9.4%，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分别每年平均增长2.9%和9.2%。
在资源禀赋方面，这三国与东亚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这三国的出口产品中，石油、矿产和农产品占首位。自1992年起，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产品才开始超过石油、矿产和农产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品。在强劲出口的带动下，在1985-1995年间，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最强劲的、表现最耀眼的，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经济增长缓慢，在1953年到1978年间，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麦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效法东亚大力推动出口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80年的9.8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亿美元，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们把中国转口香港、再出口美国的部分算进去，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会更高。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0页）。中国因有大量廉价和合格的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源源不绝地流入。中国吸引的外资，从1984年的12.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亿美元。1985年到1999年间，在外资和出口的带动下，中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成为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加。
中国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竞争
如假设二所揭示的那样，与其它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相比较，中国经济规模的优势十分明显。具体来说，第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首先，中国人口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为12.5亿，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国的20倍、韩国的26倍、马来西亚的54倍。其次，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为55%。中国则为83%，略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与印尼相当。另外，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当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马来西亚的25%、泰国的40%，比印尼仅高约30%。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达2.6亿，这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1997年，中国有七千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支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1997年，中国有3200万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这个数量，相当于泰国或韩国人口的一半。中国每百万人中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的比例，高出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万中国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国）留学或留过学，其中32%即8万人已经回国效力。将来这个比例将继续上升。与外资一道，这批数目可观、有一定素质、多层次的劳动力促进了中国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到1998年，工业制造产品占中国商品出口的87%，比马、泰、印三个东南亚国家高。1998年，高科技产品占中国工业制造产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韩国的27%、泰国的31%和马来西亚的54%低。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国内贸易方面拥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数目可观的有消费能力的顾客。约5%的城市居民即430万户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万户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间。另外，6.4%的农村居民即约5800万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说，3100万户城市居民收入较富有，5800万人的农村居民是工业制成品的潜在消费者。在未来，这些数目会进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国，公司可在较大的规模上运作，降低单位成本。1998年，在中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即轻工业产业中，大型企业已占了产值的49.3%，17家大企业每家生产1百万个单项产品。2000年，3到5个名牌产品占领了80%以上冰柜的市场、70%以上的电冰箱市场、60%以上的彩电市场、50%的空调市场。规模经济带来了低廉价格和出口的低价格优势。1999年与1995年相比，在有统计数据的28类产品中，14类价格下降，另3类价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资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间，在14类主要工业产品中的11类中，中国的贸易竞争力增加了14%（《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72页）。一项研究表明，亚洲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贬值并没有明显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第三，如假设二所揭示，随着中国人收入的增加，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减小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对中国消极的影响。在1990-1999年间，在主要亚洲国家中，中国服务业（其中大部分是国内贸易）增加值的年增长率达9.2%，居这些国家之首。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近年来，中国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时，受其它国家的限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但是入世后，这些壁垒会逐渐消除，这些产品的出口会增加，而外资会进入中国发展较慢和滞后的服务业，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当然，外资和外商的进入，会迫使中国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提高效率、改善经营上下功夫。从长远看，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奥运会显然会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吸引游客，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在1994年和1998年间每一年，流入中国的外资，比东亚四小龙总和高出150亿到195亿美元，比东南亚五国（马、泰、印、菲、越）的总和更高出199亿到302亿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间，外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值年增长率的15.2%，与马来西亚的15.8%相当，比泰国的4%、韩国的1.1%和台湾地区的2.8%，高出一筹。
东南亚（本文把新加坡列入东亚四小龙）直接面临中国的竞争。东南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去不远，况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和家用电器）以及劳动力密集型农矿产品（如羽毛、蔬菜、鸡鸭、海鲜、香料、燃油、钨矿石和荧石）。东南亚和中国近年来也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此外，东南亚和中国贸易出口的主要国家也相同，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主。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可能会在不少领域相互竞争。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有规模经济巨大的潜在优势，又将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中国对东南亚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当然，东南亚可采取以下对策：向中国大力出口热带或优质农产品（如棕榈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胶、原油），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制造行业大力发展。即使在电子产品方面，东南亚近年对中国大量出口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有线通讯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国出口塑料、纸、胶合板、石油产品、铜、铜产品、锡等。此外，某些东南亚国家在服务业、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领先于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来往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东南亚的服务业也可打入中国市场。
中国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会有一定的竞争。当中国逐步地提高工业产品中的技术和资本含量后，中国会吸引这些国家地区的企业、资金，间接影响它们本地的工作机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中低层次制造业，形成挑战。中国庞大、多元化的劳动力资源、巨大规模经济的潜在优势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8年主办奥运会的优良商机，对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有明显吸引力。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来逃避原产地的昂贵的地租和劳动力成本。1999年，中国外资的64%来自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例如，1999年惨烈的大地震后，台湾的多家半导体厂家把生产线转移到广东、苏州、昆山。现在，这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年，第156-159页）。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须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以应付中国的挑战。不过，除科研相对落后的香港外，日本和东亚三小龙，有其明显的优势——它们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和资本含量高的产品远比中国多。例如，中国平均每百万人中只有454名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而日本有4909人，韩国有2193人，分别是中国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占工业产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占26%，韩国占27%。如日本和东亚三小龙能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则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它们在服务业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可打进中国市场。此外，它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比中国更深，经济方面的法治远远领先中国大陆。因此，它们对外资的吸引力，不逊色于中国。东亚四小龙吸引外资的总和，在过去5年远远落后于中国，却在1999年达到了43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大陆的404亿美元。
经济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过去1500年，世界经济曾出现巨大而有趣的变化。在世界贸易的广泛兴起前，先进技术和稳定、有效的政府，带动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出现。公元500-1850年间，世界历史上出现几个经济大国。其中两个是中国与英国（另一个是阿拉伯帝国）。中国的实用科技先进，中央政权强大，科举制度择优录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中国经济得以在数百年内，居世界上游。麦迪森认为，在公元500-14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独占鳌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实现工业革命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大力推动世界贸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英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按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为中国的3.4倍。英国的成功，也带动邻近西欧和北欧逐步工业化。
1850年后，世界贸易兴起，席卷全球。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经济规模很大、与旧的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并有大量贸易来往。通过世界贸易，资源与英国互补的美洲，对英贸易和经济迅速增长。美洲中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二战后，与美国资源互补的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出口和经济飞跃发展。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劳动力密集的英国转移到土地丰富的美国；看来会再从美国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中国。在中国与早期的美国相似，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将继续增长，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可能首先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然后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过美国，逐步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世界经济中心国需要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后盾。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力长盛不衰，技术不断创新，雄踞世界之首。当初英国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民主，又有最早的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更奉行自由贸易。经济霸主美国，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稳定的宪法民主政体，有合理的联邦制来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制度，技术一直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同时奉行自由贸易。
较之于当初称雄世界的英美，中国在政府治理和市场发育和机制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区封锁、变相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让有竞争力的企业的产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兼并低效企业，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业（重工业）如汽车行业，地方市场分割相当严重，汽车生产的规模相当小，生产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强和鼓励科研创新及应用，促进产业升级，保护知识产权，占领世界科技领先领域。三、私营、民营与国有企业都要改善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负责和守法地经营，及时向董事会、股民或有关机构提供准确信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更有效地决定生产、销售、分配。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决策，逐步减少银行坏账，控制金融风险。建立强有力、独立、透明、经常性的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人员的贪污和失职行为。四、政府必须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负责地施政，维持政治稳定。政府与社会须养成遵守法规的习惯，实现经济法治。五、政府反腐败要继续进行并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利益。政府官员和党的干部须改变干预市场运作的习惯，认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场裁判员的职责。这样，才能向外资、内资和创新发明提供良好环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深化。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互动和法制性稳定体制。在保障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财政再分配主导权和紧急状况下干预能力的前提下，国家可逐步扩大地方的自治范围。让地方民众参与地方官员的推选，借用民意对官员的真实政绩进行有效审核。让地方政府针对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扩大选举以及舆论自由度，让专家、民众和社会参与决策，让他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产生强烈认同，自觉捍卫政治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有两大优势：与美国互补的有利资源禀赋、潜在巨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国仿效当年美国和日本，实现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甚至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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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在世界各国经贸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生、发展的原因往往也被视作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理由。实际上，这种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各国之间能否走向经济一体化，不仅取决于现时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经济利益，而且，也是各国政策策略选择的结果。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各国政策选择如果不在合作中实现较大效益，就会在冲突中遭受更大损失，这已成为决定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另一方面的因由。本文试图用对策论来分析这一情况。一、传统理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解释的片面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生、发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产品生命周期学说等说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简单地等同于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经济一体化产生的一个关键条件是，各国经济甚至政治、社会行为必须在多国共同确立的某种协定的规则或准则的约束下进行。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称得上一体化，它不仅是各国发生了经贸联系，而且，这种经贸联系的发展还涉及到各国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选择。各个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强的互补和互利性，但是，其间经贸联系可能很少或没有。或者，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经贸联系，但它们并没有组成一体化。这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产生和发展，只是把握了一个方面，即各国之间存在的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动它们之间经贸联系深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即各国如何根据这种互补性和互利性从政策选择上认可某种形式的共同约束规则或准则。应该说，迄今为止所有经济一体化的产生都是这两方面综合的结果，缺一不可。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来看，更难以用传统的理论说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经济一体化发展愈来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投资合作，而且，要求各国实现货币政策协调、财政政策协调，走向单一货币等等。新的发展趋向所能产生的利益是传统理论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内无法度量。更重要的是，一体化向高度发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国主权让渡问题，这样，远远超越于一般经济利益的权衡。（2）有些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已发展成为数国甚至全球问题；技术进步愈来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国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也会越来越迫切，但它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实现的；国际金融领域巨大的资本流动对各国经济可以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于各国单独的经济政策调控所能及的范围；甚至可以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任何一种危机可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波及，使各国难以幸免，要预防这类危机，需要全球合作。上述这些变化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开放，它们可能促使各国走向一体化，但是，单单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说明和解释。当今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对策论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问题。由于精细的对策论需要应用艰深的数学，这里，只是应用对策论的基本原理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二、应用对策论对世界经济一体化产生、发展的分析1、应用对策论分析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它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对策论正是以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为研究对象，世界经济一体化不过是各国在开放政策方面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的结果。这是应用对策论进行分析可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当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它损的企图，只会 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它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不同层次经济一体化达到的高度和实现合作的领域不同，其对策模型特征会有些差异。下文分别从贸易、经济调控政策及环境污染的解决等方面应用对策论具体分析各国如何可能走向一体化。2、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政策选择模型（1）确立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有A、B两个国家，相互间存在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其中A国为大国，B国为小国（我们也可以设定A、B两国为同类水平的国家，这并不影响分析，只是假定一大国一小国，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论述的另一结论），两国之间有开放市场、封锁市场等政策选择，不同的政策选择决定了两国“支付”的不同。两国可能的政策组合及“支付”（如表1）。表1 两国贸易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B国开放 不开放A 开放 Ⅰ（3，8） Ⅱ（0，10）国 不开放 Ⅲ（4，0） Ⅳ（0，0）（表中每一括号内数字左边为A国支付，右边为B国支付）表1中，Ⅰ（3，8）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也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3和8。Ⅱ（0，10）表示A国开放市场，B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为0和10。Ⅲ（4，0）表示A国不开放市场，B国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分别是4和0。Ⅳ（0，0）表示A、B两国都不开放市场，则各自获利为0。从表1可看出，两国不同政策选择组合引起的“支付”的变动，实则反映了两国贸易制度选择利弊权衡的价码。如果两国既存关系达到一定程度，而且，两国充分意识到制度选择的权衡价码，就可能促成两国走向合作，走向一体化。如我们选取两国都开放市场时各国的支付为参照系，具体分析这个问题。从表1来看，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可净获利1（4—3），B国若能单方面关闭本国市场，则它净获利2（10—8）。然而，不幸的是，国际贸易中很少存在这种单方面“恩惠”。一国单方面关闭市场获净利，会促使另一国也关闭市场。这会引起两国较大的损失。此时，相比于两国都开放市场，A国净损失3（0—3），B国净损失为8（0—8）。两国都关闭市场引起的净损失远远大于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获利。在重复游戏情况下，各国会不断修订本国政策，最终可能会达到均衡解Ⅰ，即两国都开放市场。若没有外在约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为某一国家试图获取单方面关闭市场的净利的诱惑所打破，从而造成上述共同净损失的出现。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这种情况可能促使某种制度即规则产生，以避免或减少上述净损失。这样，在贸易领域两国走向一体化。（2）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策略选择。这一模型仍然采用两国家模型。假定A、B两国都采取货币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两国可能采取的政策组合（如表2）。表2 两国调控政策选择的对策模型（附图 {图}）（表中G指经济增长率，P为物价上涨率，括号内的数字是经济增长率减通货膨胀率后的净报偿，每一行第一个数字是A国的，第二个数字是B国的。）从表2可看出，若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政策，则它们都有纯利益，两国都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但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一国实行宽松政策，而另一国实行紧缩政策，则会比两国都实行紧缩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说，紧缩国家可能出现货币升值，出口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扩张国家虽然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通货膨胀的代价会超过较高经济增长的利益。考虑到当今国际资本跨国流动的频繁和巨大数量，一国难以单独依靠本国调控政策实现某种经济目标。通过参与决策游戏，不同国家可能实现在经济调控政策方面相互协调。上述两模型采取“两国家”分析，虽然方便地说明了两国走向一体化的原理，却不能解释，当一个国家与多个国家存在经 贸联系，从而它们之间进行贸易、经济调控政策选择时，都存在如表1或表2中所示的“支付”，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和所有的有经贸联系的国家结成一体化？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如果将上述模型扩展到几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国与其余的（n－1）个有经贸联系的国家之间的政策选择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们权当作谈判收益），而该国与它国在文化、现有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别程度很不一样，这样，该国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的成本也就不同。一国与它国能否从一般的经贸联系走向一体化，是在这种谈判收益与成本比较中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间能形成一体化，有些国家间却不能。（3）关于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全球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环境污染需要各国合作，但在此过程中，存在如何分摊成本的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后，各国都可以成为受益者，所以，在分摊费用时，可能出现各国寄希望于“免费搭车”的现象，导致谁也不愿出资，以致环境污染无法解决。对此，对策论利用简单模型，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假设某一治理环境污染项目可能给n个国家带来的潜在收益分别是P［，1］，P［，2］，……，P［，n］，预计该项目总成本为C。假定（附图 {图}）即从项目可能带来的效益看，建造该项目是合算的，应该投资。但是，由于各国企图“搭便车”，该项目也许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设想有一个类似投标的机制，即由各受益国认捐，其出资数目分别为S［，1］，S［，2］，……，S［，n］。若（附图 {图}），则该项目无法修建，将捐款如数退回各国；若（附图 {图}），则项目可修建。若（附图 {图}），盈余部分退回各国。这样，在解决这一项目的建设问题时，有两个可能解，它们分别是：（附图 {图}），S［，i］＜P［，i］，在此情况下，项目可建成；（附图 {图}），在此情况下，项目无法建成。假定可以重复游戏，若第一次失败，即各国出资后，（附图 {图}），项目不能建立，再进行第二次认捐，一直到各国出资数目达到（附图 {图}），项目建成为止。由于每个参加国都认识到其获益将是P［，i］—S［，i］≥0，所以，从理论上讲，参加国会在一次次游戏下趋于合作，最后由各国达成协议，共同出资将该项目建成。上述三个简单模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三个不同领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选择的可能。但这三个领域的政策选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其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如贸易合作的策略选择可能会促成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主要是因为前者是引起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原因，而且，贸易合作的程度也是决定经济政策协调“支付值”大小的一个因素。这两者与环境污染也有联系。一方面，贸易合作加强，可能加剧区域内环境污染，从而加强了共同解决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也是推动各国经济调控政策协调的一种动力。虽然运用对策论分析表明，各国若考虑到它国的反应，在对某些经济领域可能的政策选择作出权衡后，它们可能会谋求合作，也许还会形成统一的约束规则，实现一体化发展。但是，在现实中，要达到这一结果并不容易，谈判和策略选择可能颇费周折，谈判可能还存在不对等关系。3．各国实现合作的困难和谈判的不对等关系由于各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对优势，在有些情况下，也许会出现数个国家间决策无法相容的问题，从而依照某种投票规则进行决策，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例如，假定有A、B、C三个国家，它们在资源禀赋上存在很大差别，处于经济 发展的三层次。其中，A国在高精尖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B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占优势，C国在资源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占优势。这三个国家分别主张降低高精尖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和资源密集产品的税率。于是，当由它们投票选择共同的贸易体制（制订统一的关税率）时，会出现以下偏好序（如表3）。表3 不同国家投票选择的偏好序降低资源 降低资本密 降低高精密集产品关税 集产品关税 尖产品关税A国 3 2 1B国 2 1 3C国 1 3 2从表3来看，如果三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据多数原则作出决策，那么，根据“阿罗定理”，三个国家在降低不同类产品关税上无法达成一致。例如，若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与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看，A国和B国对后者的偏好均强于前者，所以，按多数规则，应该选择降低资本密集产品关税这一方案。而从资本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看，A国和C国均倾向于降低高精尖产品关税。但从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关税来看，B国和C国对前者的偏好强于后者，所以，它们两国此时会支持降低资源密集产品关税。可见，三国在进行投票决策时，会出现无限循环，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如果参加者各方扩大信息交流，并作必要的游说，使参加者都认识到一体化发展可能带给各自的好处，这样，可能会改变某些参加者的偏好序，从而避免出现“投票循环”。另外一个办法是，各国可暂时避开这一协调领域，而转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领域进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暂时允许各国对各自相对劣势产品提供关税保护，但相互间可加强资本流入和投资合作，这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利结果的产生。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各参加国能充分意识到各国加强合作的意义，并尽量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走向政策协调，其结果是，它可能促使这些国家在该领域内生产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这样，一体化政策或体制选择本身又成了推动某种经济发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国家致力于加强环保协作，它们达成了在某些规格的环保产品上享受关税优惠的协议，这可能会促使原来没有环保产品的国家优先发展环保产品。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为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努力调整本国生产，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我们假定各参加国是政治上、经济上自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任何决策都是各国根据本国对可能获益与所付代价权衡后作出的。通常一国是不能强迫它国作出某种政策选择的，这与70年代前情况有所不同。从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各国在政策协调方面明显地处于实力不均衡状况。当时，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如战后GATT及IMF所确立的自由贸易、国际金融体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只能在此类框架约束下被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去。8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发达国家如日、欧的力量日益强大，发展中国家地位也极大地得以提高。各国谈判力量增强了，当今世界多边体制已很难由个别国家操纵。尽管如此，但是在实现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政治企图和经济上实际存在的差距，加上历史形成的某些大国的实权地位，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1中所示，我们曾假定A国是大国，B国是小国，相应地，两国相互开放市场后，A国获利相对少些，B国获利相对多些。因此，若两国为走向一体化进行谈判、协商，它们利弊权衡的筹码就不同，对谈判所愿作出的让步也就不一样。大国倾向于少一些让步，小国往往迫于对大国市场较严重的依赖关系，可能不得不多作出一些让步。三、运用策略选择分析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随着各国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趋势会日益明显，从而，运用对策论分 析、解决的问题会增多。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参加国家越多，协调领域越多，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也会越多，进行重复游戏的成本会增加，要达成协议和维持规则运转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较合理的决策机制和程序，那么，依靠对策论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策略选择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基础上，任何超越于生产力许可范围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要求各国走向高度的经济一体化，但策略选择总受制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内，所以，两者会存在不同步发展的问题。在分析经济一体化过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两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日益抬头的军国主义和不断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为其显著的特征。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以美国霸权为标志的时期。 在当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战期间等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之间，有某种确定的相似之处。我们把1870-1913年阶段称作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世界经济作为一个不受束缚的独立实体的上升阶段。当前的时期则构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不仅包括商品和货币形式的全球化，而且还是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球化，也即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 这个发展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对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国际(ICFI)明确的反对那些认为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不相关的经济个体的说法。 我们一直在强调，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第二时期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单一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矛盾。 在1991年，我们写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有的差异正在被抹煞，现代的跨国公司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都被卷进了一场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之中。但即使是民族国家客观上失去了经济独立重要性，它为资本家之间不同派系所扮演的争取世界霸权的斗争的手段——政治-军事机器异常的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最明显的说明一场新的世界灾难正在加速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第11页) 世界大战 总体上说，国际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起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世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19世纪中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那时是英国的全盛时期。英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随着1871年德国的统一，随着内战结束后美国正在扩张的国内市场的建立，随着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到来，意义深远的变化产生了。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新的工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业权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德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统治权的挑战，这种情况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出现过。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新的工业组织形式(所指应为“托拉斯”，译者注)的出现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开辟已经向世界预示了美国在未来的世界霸权。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在一战中彻底爆发出来。英国完全有击败德国的实力，但是巨大的战争耗费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时期中，一笔巨大的资金从大西洋的一边转移到另一边，英国和法国在美国的投资也被清算用来支付战争支出。仅仅在几年之内，财富的转移不仅抵消了美国以前亏欠欧洲的所有债务，而且使美国一跃而成为债权国。1914年美国海外总投资为25亿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变成了70亿美元。同一时期内，外国对美的投资从72亿下降为33亿美元。 在战争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有的以伦敦为金融中心、以黄金为基准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再也无法维系下去。以英国为金融权力象征的战前经济体系，严重的被削弱了。 战争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尔逊和他所主张的“十四条”领导下的美国试图建立自己权威之下的欧洲体系。但是美国不得不面对十月革命的挑战。经济上改造欧洲，就必须彻底清扫原来德国和欧洲轴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胜利者，却不是美国，而是布尔什维主义。就这样，美国只得和旧有的欧洲势力在凡尔赛谈判上结成联盟。但是这也意味着欧洲经济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了。 距离一战开始仅仅13年，在1926-27年，欧洲的生产才刚刚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影响不仅发生在欧洲，战争揭示了世界经济主导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此外，美国参战、及重组欧洲的努力证明了美国 资产阶级不会仅限于它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要进行扩张，美国资本和生产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但是在欧洲严格控制的国境线、关税、协议及其他限制上占领那里的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导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的矛盾状态。 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来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必然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作为崩溃的结局。 他写道：“美国代表着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式。在国内市场和寻求无限的新市场上，美国对于欧洲而言，无可置疑的取得了经济、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但是它对于世界战争的干涉却清楚的表明它的国内市场的平衡已经被破坏掉了。战争给美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已经使美国进入了世界竞技舞台，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进入世界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必将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应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对于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俗的讲，对于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美国人在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上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流水线，标准的大规模生产。就像阿基米德要翘起地球的支点被找到了一样，这种生产形式呼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古老的星球不甘于被如此翘起，每一个国家都用高关税和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欧洲根本不买美国的货物，相反还大规模扩充军备。而被饿惨了的日本牢牢的控制着本国市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突然发现，在远远落后的生产力所设置的障碍面前，自己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劳动生产力的规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仅仅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发挥作用，迟早，美国资本主义都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很高的破坏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耸听吗？起码不是，我不是在讲天书，我只是试图分析世界形势，并从经济结构规律上得出结论。”(托洛茨基，《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生命》，1933-34，第161-162页) 美国资本主义召唤出来的高度发达的劳动生产力不仅将美国拉入战争之中，同时也保证它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全球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得到了整体上的较快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 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 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 布雷顿森林体系 考虑战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金融和货币机制，有两点必须着重指出。第一，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美国霸权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国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组，不得不考虑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需要。这不是一个简单“零和”的游戏，使美国从其他国家的损失中受益。更准确的说，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起来，保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扩张。有一句时髦的话可以用在这里：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 当然，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不能归结于利他主义或美国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这个双赢的格局意味着世界范围生产线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劳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保证了作为资本积累基础的剩余价值被无产者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到美国的生产体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首先就是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政治环境。可供选择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这样统治阶级不至于触发社会主义革命。 战后经济秩序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对金融资本(主要是对短期投机资本)的强烈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认识到，国际贸易必须重塑框架。曾经在20年代普遍发生的高关税壁垒和通货膨胀，必须去处掉。但是战后体系决不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时代。事实上，形成鲜明对比，金融资本的运动被严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汇率的不稳定，这势必引起关税壁垒和其他限制，否则本国的经济秩序就会被破坏掉。 我想强调以上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体系的崩溃就是建立在这两个特征之上的。 战后秩序的崩溃 战后秩序的崩溃原因是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固定汇率的体系的变化过程中，欧洲美元市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8年，为防止汇率的无法控制，英国对资本流动强加种种限制。但是英国银行非常希望继续维持世界金融市场的地位，千方百计的利用它们美元的结余进行国际借贷。6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也想对资本进行限制的时候，美国人发现吸收欧洲资本对于稳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的矛盾导致它最后破产。它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增长为主要目的，就必须建立在国际流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数量的不断增多意味着金本位必然被破坏。当从美国国内的美元流出增加时，这成为60年代问题的萌芽，也是巨额军费支出和美国投资于迅速发展的欧洲经济的必然结果。美国希望限制资本流动以维持美元对金的比率。但结果却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 这个摆脱了政府监管的资本市场的兴起，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者们所警告过的后果：通货的不稳定。1967年英镑面临压力，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美元面临压力。然而危机在持续。美国不仅经历了一次支 付账户赤字，到60年代末它的贸易收支也变成赤字。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解决日益发展的危机的唯一办法是美国减少在海外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开支)，制造国内衰退以削减进口，扩大出口。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继续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做的。此外，制造国内衰退将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而当时越南战争已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 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体现了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它是在日益发展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资本流动的压力下倒台的，而这些都不受民族国家政府(包括美国)的控制。 归根结底，用最近的一项研究的话说：“无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系统瓦解肯定是要发生的。它需要过多的国家政策来协调。各国越来越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技术力量使得经济增长需要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可看作是国家经济管制与国际化逻辑的冲突的详细生动的实例。在1971年的情况下，很明显是美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体系的瓦解。”(Harold James，布雷顿森林之后的国际货币合作， p207 ) “(美国财长John) Connaly告诉欧洲人，美国的地位就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麻烦。‘在一个美国人听来，这就是说’外国人不能敲诈我们。我们的工作就是先敲诈他们。‘“(同上，p210) “一个次于内阁级别，通常称为(Volcker Group )的政府团体，代表财政部、经济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提交了一份名为‘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基本选择’的文章。文章最后总结了过去的情况说道‘用于填补赤字的可用资金使我们能够支付巨大的海外军事花费和承担其他外交义务，保持了国内经济政策的充分弹性。’但是它又补充道，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外交政策从金融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为了一个特别的货币体系而调整外交政策，这是不合适的。后来，Volcker 从90年代的观点总结道‘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不愿意听到他们的选择被美元的弱点所限。’由于这种约束，美国无法充分调整它的政策以适应国际货币体系的需要。”(同上，pp.210-211) 在美国国内，人们认为保持，甚至可能提升美国地位的办法就是放弃对资本的控制，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引进自由市场原则。这一论点的推理基础是：金融市场将仍以美元为基础，而其他参与者都想拥有美元。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将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 在战后秩序下，政治力量被用于管理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但随着战后的稳定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国际金融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更大的运动自由——这和旧的政权间产生了冲突。在新形势下，美国意识到只有抛弃旧秩序，才能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保持经济优势地位。 这意味着破坏(即便不是全面摧毁)维持战后平衡的几大支柱的其中之一。正如我们所说，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建立了战后的秩序，然而同时也提升了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地位。现在美国为了在其竞争对手面前提升自己的利益，又拆毁了战后货币体系。 一旦固定汇率制度被取消，金融资本这个精灵就从瓶子里跑了出来。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无法维持下去，执行国家经济计划而不考虑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试图这样做的政府是80年代初法国的密特朗政府。在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它被迫放弃了这种尝试。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高筑贸易的技术壁垒，试图以苛刻的技术标准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环保标准就是其中严厉的措施之一。环境与贸易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如果统一起来，发展环境贸易，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1.“环境标准”可以成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趋势，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实施补贴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产品的“环保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在我国可以产生两方面的优势：其一，环保产品兼有带动高新技术发展和促进企业改革的双重特点。它针对有关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目标明确地要求企业从解决环保问题入手，促使产品生产向技术水平高、资源利用率高、污染尽可能少、经济效益好等方面改进，使环保产品的生产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切入点；其二，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避免所谓“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之类的无端刁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内需促外贸”的途径，大力发展环保产品，促使出口产品符合环保标准。要消除那种“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的错误观念，要让企业家明晰“绿色壁垒”问题，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的关系，引导我国企业开发比较绿色环保产品，迎接WTO挑战。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国企业必将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大举进入，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
2.以基地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叫做环境贸易，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环保领域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现在，国际上的环境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多半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占有，连东南亚国家也达到500多亿美元，而我国每年仅有0.2亿美元的环保产品出口，发展差距相当大。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发展环境贸易，在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仅要拉大，而且国内环保市场还要被发达国家占领。
发展环境贸易的核心是发展环保产业，就产品而言，它可以独立形成多种符合环保标准以及环境要求的产品类别和体系。在产业发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它产业已经形成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进而形成自己的产品、营销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率先以高科技为动力发展环保产业，亚洲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也竞相大量投资环保产业，并优先加以扶植。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几年来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产业实体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产值却不到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乡镇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和工程质量不高，难以大规模地形成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当务之急，一是要努力寻找主导项目，引进高科技内容，以科技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建立产业集团，尽快地形成产品系列和工业体系，实现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龙头作用，以此来实行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资、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我国的环保产业才能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式的转变，真正获得大发展。
发展环保产业的关键是找准并确定主导项目后，再根据市场条件建立环境贸易基地，以便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向国内外推进环境贸易。环境贸易基地应具有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经贸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产品市场，环境贸易便无法开展。环境贸易基地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工业实体，形成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生产环保产品。同时，环境贸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对外招商引资，有利于国家实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过市场大规模地筹措资金。总之，能够集中许多有利条件的环境贸易基地，必然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应，为环境贸易创造大发展的良机。
二、以“多极化”遏制国际金融霸权
1.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所谓金融霸权，就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其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进而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剥削其它国家，干扰乃至控制其经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目的就是有利于实施其金融霸权。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我们就能避其锋芒、指其要害，采取积极进取的对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3750亿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国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其GDP的0.2%。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把部分损失转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量输出流动资本，通过投机性的运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国际间追逐高额利润。他们利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以金融自由化为契机，大举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和房地产之类的市场，造成配套本币的贬值，诱使本币升值，造成进入国经常帐户的逆差。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带着丰厚的利润大量抽逃资本，却给东道国造成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过度贬值而出现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的投机性运作制造了这样一种“金融怪圈”：游资利用金融自由化无序地流入一个国家，破坏了其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该国就必须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骛。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这些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且要接受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苛刻条件。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到这种活生生的事实，由发达国家制造的这种“金融怪圈”，不但为他们攫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使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由东南亚转向美国。它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作为攻击对象，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实施金融霸权。从国际贸易初期的“海琴业务”，到现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跃在金融市场上的这类游戏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地位制定的，这些规则旨在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内的虚假繁荣。当他们利用游戏规则捅破自己吹起的经济泡沫后，不但掠取惊人的利润，制造了金融动荡，而且乘人之危，以低价收购危机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2.运用“多极化”来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必须掌握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场自由化；三是操纵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加入WTO后，绝不能像“入世”前那样被动性地只能执行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应该积极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规则。常言道：“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动进攻的对策：
(1)以“多极平衡体系”化解“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倾向。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区三对成三角”的战略格局。所谓“三区”，就是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大东亚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三对”，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互作用的一对；一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合作，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对是NAFTA与EU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中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一对是欧盟与东亚构建跨印度洋的亚欧合作，正在通过一年一度的亚欧会议来实现这个目标。以每对为一条边（或称一条经济链），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经贸“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体系中，处于一极的美国，正凭借其霸权地位向各国推行其金融霸权，从不对称的局部发展中攫取较多的利益；处于另一极的欧盟，则通过加强欧洲联合的努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经济高增长的第三极中，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受到欧盟对亚洲新战略的鼓舞，欧盟在《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中明确地强调：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投资与金融方面的经济合作，并特别强调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却经常被一些变数搅得升降不定；欧元启动以来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强调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致使欧、美利率调整的趋势不同，有利于维持美元走强而使欧元失宠。很显然，欧元、日元必将与美元长期地抗衡下去，其结果必然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产生一种平衡关系。我们只要注意把握机遇，适时适量地利用这种抗衡关系，就可以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增加吸收外资、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化解那种“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金融霸权倾向。
(2)以“极坐标的市场体系”拨转开放金融市场的单方指向。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陷入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些国家却将其出口导向战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构成的直角坐标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构成的金融市场最容易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攻击，进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动荡的怪圈。
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存在着矛盾问题，现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条件，在处理好现有矛盾的同时如何对外经贸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呢？我国应抛开那种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点与一条射线构成的“极坐标”来定位。这就是以我国为原点，以中国大市场对外吸引力为“辐射线”，并具体地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链，形成外经贸的“三圈链环”市场来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
“三圈链环”只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我国外经贸活动的形象描述，它的内圈是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中圈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外圈则是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组成的贸易链。
以极坐标体系建立的“三圈链环”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关系，其侧重点在贸易，注重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在贸易方面，三圈上的国家毫无差别；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国家却内外有别。同属于中国经济圈的内圈，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又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度最大的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在中圈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已经饱尝了金融霸权的苦果，也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金融霸权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将东亚列为金融市场开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国吸取如何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外圈来说，极坐标赋予的贸易待遇和内圈是等同的，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内圈在国家上是统一的，而外圈上不仅存在着的差异，还存在着金融霸权。除了警惕之外，对于外圈上的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要珍视同欧盟的金融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谨慎地与美国发展金融关系，从中吸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
我们将贸易与金融分开，强调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开放的金融市场，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将贸易与金融分开而侧重于贸易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中国注意到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已经让中国香港极大地开放金融市场，并且正在有选择地在沿海和内地逐步开放金融领域，说明正在正确而稳妥地运作金融市场，为发展中国经济积累经验，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谨慎地开放金融市场，并理直气壮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戏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单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以“技术贸易服务”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倾向
金融与贸易原是两个概念，发达国家为了借贸易之名打开一国的金融市场，便将金融的服务行为纳入贸易领域，称之为“服务贸易”。他们对传统服务业并不感兴趣，只专注于金融、保险、通讯、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尤其关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企图在中国缺少竞争力的情况下占领我们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贸易的有关性质和特征与服务贸易不完全相同，技术贸易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要素禀赋，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阐明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重心的“双赢”意义，制约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术贸易及其服务就是重要的服务贸易
美国是当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在许多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在高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将其中容易被我国吸收和替代的高技术称为“敏感技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连商业卫星发射这类合作性的服务也受到种种刁难。说来说去，美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旨在强调其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而限制高技术服务自由化。这种失之偏颇的做法，到头来也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经贸发展。据统计，美国企业因技术出口管制每年要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对华出口额，在这些技术出口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技术服务，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技术产品的垄断价值。在这方面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与欧洲的“空中客车”竞争，波音公司在我国的天津和厦门建立了飞机修理等服务业，赢得了巨大的商誉和经济效益。但是，美国国会中一些人却仍持冷战思维，他们需要的是金融霸权，迄今为止，美国从总体上仍没有取消对华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技术封闭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术外溢和弥补技术差距的时间正在缩短。虽然美国有很多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类似的技术同样可以在其它国家出现，就某一项高技术而言，欧盟、日本、俄罗斯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可能超过美国，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将技术贸易的机会让给其它国家，有朝一日美国一定会醒悟过来：技术贸易就包含着重要的服务贸易。
2.发展技术贸易的中介服务，真正实现“双赢”
有关学者运用统计资料作出比较研究后指出：我国在利用FDA（外国直接投资）中，付出的市场代价是巨大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现实与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必须对“以市场换技术”这个引资的战略重新进行审视。通过对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观原因大致有：投资方与引资方动因差异，技术转让与技术消化、吸收的差异等等；客观原因大致有：引进技术不合理，我国企业与外国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我国技术引进的社会、经济、技术的配套系统不完善，利用外资与技术的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进行技术贸易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服务措施。
完善技术贸易中的服务措施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中介组织，其功能包括：为外商投资提供市场以及生产环境等信息，为技术贸易提供项目投资分析以及经济效益评估，为引进技术提供法律、法规、政策咨询服务，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帮助双方弥合文化差异等等，以缩小投资与引资的主客观差距，促进技术的迅速转化和消化。
一、现行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面对下行压力，我们坚持稳中求进，主动有为，统筹推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协同配合，做好政策储备，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目前，我国仍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即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税收调控功能、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及扩大对中西部转移支付等等。
在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上个十年年均近10%的增速放缓到现在7%-7.5%左右的“新常态”。劳动力价格上涨，投资回报率下降，财务成本抬高，实体经济盈利变弱等情况的出现，我们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
随着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政府税收收入逐步增长。从1994年至2012年，税收收入大幅度的提高。政府增加税收的直接影响是减少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如果投资和政府支出保持不变，增加税收将起到减少总支出，抑制总需求，降低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作用。反之，减少税收将起到刺激总需求、提高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作用。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的追求低赋税、高福利，这极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财政风险与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受到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和制约。而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并进入下一个快速扩张阶段仍需要经历较长时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较快，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且，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好处，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问题，人口的老龄化、资源的逐渐匮乏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都是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下面临的新挑战。因此，具体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政府提供优质服务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海恩里奇•瓦格纳曾预言，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将增长。社会越进步，经济越发展，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就越多。对于家庭来讲，政府应在收缴税收的同时，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的服务即为优质商品，当家庭收入每增加1％，家庭对政府支出需求的增长就要大于1%。
2.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出战略部署，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几乎都需要以全面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方式来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财政政策在总体上是对经济发展有效的，然而我们必须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移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健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目标上来，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竞争力。
作者：阎婧祎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现在2012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与影响已经经历近四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从美国弥漫到欧洲大陆，然后再漫延亚洲。总的说来，美国与欧洲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亚洲要严重些。所以，美国为了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把视线重点放在亚洲大陆。中国也深受其害，从经济增长GDP8%跌至GDP7.6%。
金融危机是由金融方面的经济因素引起的。中国现在在金融上有两大困局。一个困局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达到万亿美元。等于是把本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美国经济不景气，绝对会拖累中国经济。而中国的黄金储备未增加储量，这是金融政策的一大失误。如果能把这些债券能变成黄金储备，那是一件好事。黄金储备才是经济实力的真正代表。二个困局，是银行巨大的贷款回收问题。银行把很多贷款贷给房地产商人，现在房地产泡沫缩小，房地产商人无力偿贷。这些欠款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解决？当然，房地产泡沫不解决的话，会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巨大，会造成更大的、更持久的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
美国、日本、欧洲经济不景气，也造成了一些红眼病。唱衰与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也随着红眼增多。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市场，是必会像一盘象棋一样，每一个棋子，都会影响整个局势。
GDP有四个支出部分：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GDP公式是Y=C+I+G+NX。因此，为了提高经济增长，我们国家必需在这四个方面作文章，出主意，作决策。消费分为国内消费与国外消费。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扩大国内消费是首选。国内消费，能消耗企业所生产产品，让企业赚取利润。企业赚钱利润后，会刺激企业再生产。因此，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是政策要注意的地方之一。国内消费离开不国民购买力水平，提高国民购买力水平，是促进国内消费的方法。投资分为国家投资与公民投资。2008年国家投资四万亿来抵抗经济危机。现在政府要做的是鼓励公民投资。用公民投资来活跃中国经济市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比较高的。而储蓄率在未来又影响着国家投资与公民投资。降低国民储蓄率，增加公民投资，是宏观经济政策要注意的地方之二。投资还有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分。中国国外投资的市盈率与回报率怎么样？据一些新闻报道，国外投资失败或者亏损的事很多。因此，宏观经济应该偏向于国内投资。免得钱打水漂。政府购买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方面。政府购买能消费产品与服务，使企业赚取利润，并且能刺激再生产。政府采购应偏向于采购国内企业产品，刺激国内企业再生产。在净出口方面，我国的中低档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日易增加。全球有几百个国家与地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展开经济外交，跟全球更多的国家建立经贸关系。让更多国家消费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如果别的国家没有外汇结算，外国可以用我国急需的资源与产品交换我国生产的产品。努力扩大净出口，是宏观政策要注意的地方之三。
其余要做的是，第一夯实农业基础。民以食为天。农业不但提供人民需要的各种食品，而且农业还是最大的就业行业。中国经济离不开农业。农业是基础，工业是发展，高科技是未来。第二是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让更多的人返回学校，是我国为未来尊定人才的长远计划。一个国家的经济离不开教育。教育能提供高素质与高科技的人力资源保障，中国经济要靠人才去飞腾，去发展。第三是进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比较。自由市场经济倡导自由贸易。而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用凯恩斯主义，让政府主导来渡过难关。但是等经济危机过后，我们要采用自由市场经济，来使经济复苏。政府这时处于服务与协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现在很多国家债务危机跟凯恩斯的实行财政赤字有关。我国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保持国家财政预算平衡，或者预算盈余。第四吸收来自国外向中国的投资。我国要吸收外国向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外国在中国资本投资，有可能会泥沙俱下，有炒作金融的事情发生，资本炒作的投资，有时会让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可能还会带来新的经济危机。所以，我国要吸收国外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投资，而非资本炒作的投资。第五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稳定。第六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6年世界经济发展概况 2006年，世界GDP增长了3.7%，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其增速高于2006年初的预期。另外，出口的快速增长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日本内需尽管没有大的改善，其经济增速也有所提高，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连续三年超过6%。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减少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世界流动性提高和较低的实际利率使世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新兴国家股市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其债券与美国政府债券的利息收益差距也在迅速缩小。
投资利好还表现在全球FDI的迅速增长方面，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贸发会的报告表明，由于并购活动的增加和股价上涨，2006年全球FDI流动增长了1/3，达1.23万亿美元。 世界流动性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外汇储备的增加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前偿还外债，2006年所有发展中地区的负债水平(未偿付债务占GDP的比率)均有所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的贫穷国家的负债水平已经降至五年前的一半。 受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重新调整的影响，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继续小幅贬值。由于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韩国和新加坡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中国人民币小幅升值，而日元则继续贬值。 世界流动性提高以及燃料价格和名义利率的上升，目前尚未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上升了2%-3%，发展中国家上升了约5%。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消费价格通货膨胀在2005年和2006年期间并没有加速，但在供给缺乏弹性的部门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6年世界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15.4%，达11.76万亿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8%，比2005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且高于1996年-2006年的平均水平。
2006年货物贸易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发展中国家按名义价格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在过去6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快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水平，2006年增长了30%，达108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出口额的0.9%，是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货物进口额增长了17%，远低于货物出口额的增速，但最不发达国家整体首次出现贸易顺差。
价格上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对世界货物贸易影响显著。 2006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受价格上涨影响十分明显，其中40%的增长可以归因于价格上涨。不同部门价格变化差异很大，根据IMF商品价格指数，世界 矿石和非铁金属的出口价格上涨了56%，燃料出口价格上涨了20%，食品与农业原料出口价格上涨了10%，制成品出口价格涨幅不超过3%。
制成品价格涨幅连续3年小于初级产品，主要由于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额1/6以上的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 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有利于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出口国，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四个地区——中东(2005年占70%)、非洲(65%)、独联体(60%)和中南美洲(37%)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很快，由于2006年燃料价格涨幅小于2005年，这些地区的出口额增幅小于2005年。受对燃料和金属等商品需求下降的影响，这些地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不大(约2%)，但其进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独联体的进口增幅最大，约20%;中南美洲的进出口增长均放慢，委内瑞拉的出口下降明显，巴西的出口增长不到4%;非洲与中东的出口增长几乎停滞，进口增速尽管也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主要的货物出口国和进口国看，在货物出口排名前30位的国家中，8个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超过20%)有5个是石油输出国，1个金属出口国(智利)，再就是中国和印度;出口额增长较慢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不到10%)包括日本(9%)、法国(6%)、西班牙(7%)和爱尔兰(3%)，这些国家的进口增长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货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同时也是进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尽管其贸易增长差异很大，但除了英国的进口超过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位次与上年相同。
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了约11%，与2005年增速相同，达2.71万亿美元，服务出口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货物贸易。 在服务贸易中，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是最重要的三个部门。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了13%，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9%和7%。1990年代，运输服务比旅游服务发展慢，从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逆转。
除了北美以外，其他所有出口地区的旅游服务均发展较慢。 从服务贸易的地区结构看，欧洲与北美的进出口增长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也是如此)。在欧盟内部，成员间服务贸易的发展差异很大：法国和芬兰的服务出口额在下降，卢森堡和波兰的服务出口额则增长了1/4以上。独联体服务进出口额增长了约20%，在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 亚洲的服务出口增长连续三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该地区的服务进口增长，因而减少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逆差。该地区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日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2%，进口增长了8%。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很快，2006年其服务(尤其是软件服务)出口增长高达34%，服务进口增长也高达40%，目前印度服务进口额只比出口额低约5%。 非洲与中东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估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初步统计数据，美国、英国和德国仍然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如果法国服务出口额确实如初步统计那样下降了，则日本就取代其成为第四大服务出口国，意大利超过西班牙列第六位。根据2006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推算，中国服务出口估计已经超过了荷兰、印度和香港，进入前10，列第八位。 在服务进口方面，前10位的国家位次没有变化，中国服务进口额略低于意大利，列第七位。
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1]马世力.世界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2]侯燕.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180-182
[3]希克思.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0
[4]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
[5] 文.方法与史实的契合：经济史教学多重价值探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120-123
关键词：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138-03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世界体系的形成、结构和发展
世界体系论是以“世界体系”为研究单位，而不是像现代化理论以单个“国家”和“社会”为单位，来研究和比较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现代化进程。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1]
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是它的首要目标。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因而，沃勒斯坦有时把世界体系称为世界经济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联系而加强的，并且终于由政治安排甚至联盟结构而加强的。”[1]沃勒斯坦有时也把它称为“历史资本主义”，因为这个体系本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着的。
世界体系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开始是以西北欧为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结构上：“‘世界’范围分工和某些地区的国家官僚机器。”[1]即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世界体系是以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为前提，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国家内孤立地出现的，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它由中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整体结构。三个不同的组成区域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它的边界范围由小到大。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分布也发生变化，有正向变化，即某些边缘区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区，某些半边缘区可能上升为中心区。也会有逆向变化。即某些经济角色的地位可能下降。中心区也会扩大和转移。中心区各强国中，往往会出现实力超过其他中心列强的霸权国家。“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1]由此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一系列巨变。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着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区域内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同时，这个体系还总是经历着由扩张引起的供过于求的“过剩”危机，出现一次次的周期性振荡。虽然这个体系本身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致使它如今已经进入到“混乱的告终”时期，势必要由一种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新的世界体系取代。并设想一个能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够改变分配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世界体系的可能形式。“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1]
二、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多民族国家体系及多元文化体系
（一）经济发展周期和趋向
由于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无休止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是通过周期性的方式来运行的。周期和趋向是世界体系论者关心的一个重点。
周期就是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有规律的扩展和收缩的过程。通过对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周期性节律和长期性趋势。
周期性节律是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收缩周期性循环。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周期，一种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50―60），一是比康德拉捷耶夫更长的周期，他称为“特长周期”（200―300）。如果说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心、边缘、半边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表现，那么，周期和趋向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表现。沃勒斯坦指出，世界体系的长波平均50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作准备。而“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特长周期’的出现都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创新（诸如新的贸易方式、新的金融体制的出现）密切相关”，而这些新的经济制度一般都是一个强的核心国家强加于世界体系之中，这样一来，在世界体系论者眼里，“特长周期”与“霸权兴衰的周期”密切相关。”而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霸权国家主要取决于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周期性节律不仅使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而且也提供了世界体系长期发展趋势的基本动力。
同时，沃勒斯坦认为，虽然世界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这使得它能在500年间渡过一次次的危机，不断巩固和完善，然而，它本身固有的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紧张关系始终不能消除，在深度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达到极限后最终将自行消亡。如今已进入“混乱的告终”。
（二）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多重国家并存，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独特的产物。（世界帝国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政治结构）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关键作用。
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其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中。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即三重结构：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相对应，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特征的国家体系也存在着二重结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或强国和弱国。
沃勒斯坦认为，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核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使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核心国家”，核心国家之间通过相互之间的斗争，出现了“霸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在边缘区发生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多的劳动力，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过程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帝国主义的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的经济过程所导致的。
沃勒斯坦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变换，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富国和穷国以及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反体系运动不断就成为必然。关于反体系运动，沃勒斯坦认为，尽管反体系运动在20世纪得到了加强，并且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目前阶段的政治，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反体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框架内，资本积累贯穿整个体系。“国家结构的变化只能改变积累的政治，并不能终结资本积累。”[2]
那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如何呢？在这里，世界体系论者接受了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衰退或灭亡不是因为它的困难而导致，而是因为它的成功而导致。”[2]
（三）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在沃勒斯坦看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文化上的体现，即所谓的世界文化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放在连续的历史体系中考察，才能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提出了“连续历史体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其实一直是朝着多样性和多方向性发展的。但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后，便出现了一些强制性的向心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发展并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所谓“世界文化”就是在这些强制性向心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而，产生于16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由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的文明”逐渐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尤其是当这种文明是以追求科学为其特征，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习俗及通过其他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特别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而对于那些在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所以，对于核心区创造的这种文明是很难作出有效反应的。他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接受，很难享受到科学这种文明给世界带来的益处。边缘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明上走的是一条Z的道路。
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就一直存在着创造世界文化(普遍的价值现)和有计划的文化抵制的矛盾。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不断地创造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而那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弱小的国家则通过政治计划来进行文化上的抵制，因为文化抵制本身就是政治抵制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沃勒斯坦指出，定义一种文化实际上是定义一种界线，从本质上讲，这种界线是压迫的政治界线，以及反抗压迫的政治界线。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文化创造的悖论(世界文化还是民族文化，民族国家文化还是少数道德群体文化)就一直存在。民族国家在这种矛盾中起着一种非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用它的力量来创造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一直在创造文化的统一性。”[2]
关于未来文明的走向，沃勒斯坦设想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和平民主的世界体系。而要建立这样的体系首要的是要了解什么是最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最需要的，以及如何使得这些最需要的变成最可能实现的。沃勒斯坦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这决不是单个个人所能达到的，而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达到。这种社会实践更多地在于反体系运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经济领域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2]
三、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最主要的理论特征是它的融合性。它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又从现代化理论中吸取了一定的内因论发展观。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半边缘地区。如果说依附论是静态的,那么沃勒斯坦通过加入“半边缘”这个变量把它变成动态的了。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变,中心和的结构就不变,但具体哪个国家在核心区或边缘区,那是可变的,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同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左派理论家都更激进、更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甚至将资本主义体系抽象为一个单纯的剥削机器；另一方面，他又迂回曲折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最终将沃勒斯坦推向了矛盾与悲观主义的理论困境。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却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对中国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世界大国，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体系使本国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增强。“向世界经济体的融入，必然意味着政治结构嵌入国际体系之中。”[3]随着各国经济的依存性的增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彼此取长补短，在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合作共同发展，从而使世界从一个个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化的社会。在此过程中，一些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对外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及国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二者的良性互动。对外，中国的和平发展首先应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秩序规则的遵守上，即在不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选择一条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世界市场，来壮大国家实力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来谋求更大的发展。因为，毕竟今日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这些规则因而大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这一对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是以国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内在要求的。在文化上，我们还要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学习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保守的因素，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还要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对话，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的良性互动、对文化的高度重视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活动，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期待：以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去瞻顾未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将会成为以人为本的人类在未来国家建设中，体现国家执政思想和执政意志，熔铸东西方文明的智慧选择！”[4]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460.
[2]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6-224.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摘要】 如果从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理论来审视沙特的石油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石油经济因其初级原油生产及其地租特性而成为世界经济圈的外围经济；但在阿拉伯经济圈中，石油经济又因其“衍生依附”和“潜父权制”优势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经济。一定意义上而言，沙特石油经济属于世界经济圈的半外围经济。
【论文关键词】 沙特 石油经济 外围经济 中心经济
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因其强势的石油王国地位，深邃奥秘的文明以及保守政治和开放经济的完美结合，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尤其是素有“黑金子”之称的沙特石油，更是在国内外经济、能源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石油收入能够占据到沙特出口总收入的90%，预算收入的75%-85%和GDP的45%；并且非石油生产部门如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等以石油导向为基础的投入已超过总投资的55%。[1]而且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国和出口国，其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2.1%，储采比长达67.8年；日出口量为6813.1桶，占欧佩克日出口量的31.56%。沙特石油价格的变化不仅对沙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构成影响。由此更需要我们加深对沙特石油问题的认识。
从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理论来审视沙特的石油经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石油经济因其初级原油生产及其地租特性而成为世界经济圈的外围经济；但在阿拉伯经济圈中，石油经济又因其“衍生依附”（derivative dependency）和“潜父权制”（preoccupied paternalism）优势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经济。所谓沃勒斯坦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是认为世界经济由不同的区域经济圈所构成，世界经经济圈的中心经济、外围经济时间结构上是历史地延续，空间结构上是适时地变化。[2]
本文所指的石油经济，主要是指以石油工业发展为基础，所形成的前向、后向相关联系产业。为清楚阐明沙特石油经济的双重特性，本文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为考察段限。
沙特石油经济—世界经济圈的外围经济
关于外围经济的特征，沃勒斯坦曾指出外围国家由于专业化生产融入到世界经济圈，但又因专业化生产而被边缘化；外围经济的生产只是一种简单生产再重复。[3]如果我们以此来分析沙特的石油经济，就会清楚地看到石油经济所处的外围依附地位。沙特依靠原油出口和世界保持联系，但对原油出口的依赖，很容易形成简单再生产。我们可以参看沙特的石油出口比例表。
沙特石油出口比例表
（单位：百万桶）
年份 原油（Crude） 提炼油(Refined) 1970 1174.论文2 207.9 1971 1528.2 193.9 1972 1988.0 207.2
一、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Hegemony），是指一个单一强国控制和支配着国际体系内的弱国家并安排着国际进程的轨迹和方向，即“霸权”是“一国对于其他众多国家的领导”，或“领导、支配、优势，特别指联盟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支配。”[1] “国家体系中的‘霸权’指这样一种状态（情况），所谓的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抗衡是那样的不平衡以致其中一个大国真正的处于‘长者的地位’，也就是说，一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规则以及自己的愿望（至少是以有效否决权的方式）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中去。”[2] 霸权体系是一种稳定系统内秩序的稳衡系统，霸权国的实力为系统的稳定提供了保证，并且为弱小国家提供了安全和财产保护，霸权的成功“一部分在于霸权国将自己的意愿施加给弱小国家，一部分在于其他国家从中获益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3] ，简而言之，霸权就是一国对全球的统治。
“霸权稳定论”的所谓“霸权稳定”，则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个霸权国的存在，对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发展国际公益是必要的”[4]。该理论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一个强大并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霸权国，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霸权国可以稳定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霸权国是以其压倒一切的实力维持霸权体系的，霸权的实力就是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霸权国越是强大，国际冲突就越少，霸权国越衰弱，国际冲突则越多。霸权国所拥有的霸主地位或领导权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对它的合法性普遍依赖的基础上的，同时为了维护其霸权的需要，霸权国同样也要受到制约。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在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既制约别人又制约自己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
“霸权稳定论”所倡导的“霸权”包括“霸权国”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在经济领域里，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西方知识权力的话语形式揭示了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话语与西方政治权力控制之间的隐蔽关系，知识话语的文化霸权正是使西方政治霸权得以合法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软权力理论
在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中，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提出了“软权力论”。“软权力”是与“硬权力”相对的一个概念。“硬权力”是指在冷战时期，在东西方对抗中美苏等两个超级大国军事使用军事机器、核威慑力等对抗的实力。“软权力”一般被界定为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体制；西方文明，指文化、宗教等影响。“软权力”的来源主要有二：文化和经济。约瑟夫?奈站在维持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强调说，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和“民主榜样”为“软权力”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也给“软权力”倾注了无穷的源泉。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包括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自由、民主）、美国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的大众文化对外输出。
塞缪尔?亨廷顿也认同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与“硬权力”的说法。他们认为由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的吸引力（软权力）与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而产生的控制权（硬权力）虽同样重要，但“软权力”总要以“硬权力”为基础才能产生影响与吸引力。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会加强“软权力”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相反，“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5]。在西方学者中最青睐“软权力”的是美国学者。他们认为，“软权力”旨在向世界展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强烈要求，“美国必须对软权力进行‘投资’，发展软权力。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6] 美国学界的“软权力论”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权力性质由“硬”变“软”：“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7]“软权力”的重点在社会的相互沟通和文化思想的交互作用，强调“社会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机制对国家的影响”[8]。
第二，冷战结束后，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经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所有国家，包括美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源泉来实现其目标：操作全球相互依存、管理国际体系结构、共享人类文化价值。”而这种新的权力源泉就叫做“软权力”[9]。“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10]
第三，在信息时代，信息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权力，信息权力作为软权力的核心正日益影响国际事务的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权力逐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在信息时代的条件下，“软权力”强调的是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吸引力意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力量”，使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权力”就成功了[11]。
第四，在信息时代，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强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自傲地说，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同时也占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表现为在收集、处理、利用和传播信息方面的条件、能力和手段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他们还指出，美国在信息权力上的优势服务于四方面任务：（1）帮助共产主义国家实现民主转型；（2）防止新的但较弱的民主国家出现解体；（3）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4）对付国际恐怖、国际犯罪和环境污染，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12]
三、民主和平论
民主和平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三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与民主和平（因变量）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公共舆论监督与平衡机制上的限制；二是民主国家之间基于民主标准、相互尊重和合作妥协而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民主和平论”是体现美国这种外交政策价值观的主流社会思潮，这一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和阐述：
民主和平论最初起源于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又称之为“威尔逊主义”，威尔逊主义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以后的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其理论核心就是“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和平方式走上了所谓“民主化”的道路，西方国家把冷战的“胜利”归功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的政策。于是，美国政界和学界把90年代看成是扩大“民主阵营”的最好时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的作用，据此把民主外交视为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外交打着“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招牌，使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具有隐蔽性，同时为美式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法的外衣。美国打着保护“人权外交”的幌子，以“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达到以“人权”否定“主权”的目的，对世界各国横加指责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操纵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国际讲坛对别国施加压力，进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迫使别国向美国靠拢，在全球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的人权外交是霸权主义的遮羞布和强权政治的精神核武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了世界民主化的问题，他宣布：“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这个“民主国际”已经如当年的“共产国际”那样开始运转。它以美国为中心，向新卷入“第三波”浪潮的国家培养“选举经理”，大举宣传美式选举方法。而弗朗西斯?福山则大呼“历史的终结”，鼓吹说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西方民主制已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因此，历史已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一步使美国的“民主和平”外交具体化。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决定于外国政体的性质如何，并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即“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推进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利用第三世界暂时出现的困难，竭力否认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弱化第三世界的团结，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听凭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摆布，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言论，实质上是冷战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思潮。
四、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理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在其著作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冲击的阶段，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13]。那么，什么是文明呢？“文明是对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14]。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文明”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它确定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一性。他认为，冷战结束后，重在“认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文化上的差异，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在国际上正在取代由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文明冲突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做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15] “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反而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的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
第二，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16] 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他说：“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17] 冷战后，“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 [18]
第三，“在冷战后的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19] 因此，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体系，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
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各个国家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多极和多文明的新世界里，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20] 因此，他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尤其是以文明的“核心国家”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21]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22] 对于文明的“核心国家”的范本，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公然以西方文明“惟我独尊”的姿态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