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21:29: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清明的来源和风俗，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外国的节日已经变成了中国人必过的节日了。
圣诞还没到，商城里就开始装扮起各种各样的圣诞树，缤纷美丽而又温暖。大街小巷播放着各种版本的圣诞歌，逛街的时候有的商家免费派发圣诞帽、平安果。我们也学着外国人在平安夜与家人团聚，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圣诞晚会。我们在圣诞老人的温暖故事里，感受着西方节日的美好。
2月14日的情人节，如今已不是小年轻的节日专利，追求潮流的老爸老妈们也会一起出去吃个饭“约个会”。节日里我们互送巧克力、玫瑰花，单身的人也会和好朋友相互赠送小礼物祝福对方早日找到心仪的伴侣。享受着节日带来的甜蜜。
还有愚人节、万圣节、父亲节、母亲节……中国人都会过，而且还过得有滋有味。
外国人迷上中国节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中国迷”。很多来中国的留学生都被中国的文化和风俗所吸引。吃中国小吃、学唱戏、穿旗袍……在很多外国人心中，中国文化很有魅力。
随着海外华人华侨数量的增加，中国节日也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国。现在的西方人过春节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春节”。每逢春节，很多外国人也一起来到当地的唐人街，穿上唐装，拿着象征中国的大红灯笼、中国结，学说中国话，学写书法挂春联，跟中国人一起热热闹闹过节。
除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节日也慢慢走入了外国人的视线，粽子、月饼这些中国特色食物受到了外国人的喜爱。
洋节的吸引力
西方节日的来源，或多或少跟宗教有一些关系。而中国人过洋节一般并不是因为，更多是出于一种乐趣，一种对不同节日风格的好奇。
西方的节日习俗是表达爱和温暖，或者是寻找乐趣。用颜色缤纷形状可爱的小礼物装点圣诞树，整个家里都会添上活泼的味道;玫瑰代表浪漫爱情，和巧克力一起赠与爱人，浪漫的举动温暖人心;愚人节满足人们天性中调皮的一面，营造出全民“愚乐”的氛围;万圣节满足大家对各种不同于自己角色的好奇心，在这个节日里，你可以尽情地做“怪咖”，搞怪装扮，也可以尽情欣赏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总之，这些节日就是调皮的、有趣的。
中国节的魅力
跟中国人爱过洋节一样，外国人过中国节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本身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独特吸引力和新鲜感。
当然中国传统节日本身也是有很大魅力的。
中国人过节，是按照其特有的计时方式“农历”来过的。古老中华民族的农耕作息就是以它为参照标准。这样的计时方式对于西方人来说充满智慧和神秘感。
中国人过节都很有“讲究”。“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既是春耕的好时节，又是踏青、祭奠先祖的传统节日。端午之时，我们插艾条包粽子赛龙舟，讲究的是祛病驱邪和祭奠伟人屈原。中秋节，我们赏月吃饼，倾听嫦娥奔月的故事。春节南北各地更是各有风俗：包饺子、挂灯笼、贴窗花、贴春联、放鞭炮、大扫除、做年夜饭。中国人过节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吃。说到中国的美食，单说做粽子、做月饼、做饺子……这些小点心足以让外国人折服了。卷粽叶，包饺子这些简单的活，在西方人那就真成了大难题。更别说我们的年夜饭，道道讲究寓意和仪式。中国节传承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魅力无限。
节日狂欢下的思考
现在人都爱过节，那到底什么是节日呢？
“只要你过的开心，天天都是情人节。”这句话悟出一个道理：想过节，只要你给某个日子定一个特殊的含义，借此娱乐，那就是节日。
比如现在很火的双十一双十二，就是大家自己搞起来的。有人发现了11月11这个日子都是表示孤单的1组成的，便调侃说这是属于光棍的日子，叫“光棍节”。现在单身人士越来越多，网络信息传播又特别快，一炒作一起哄，光棍节就出来了。而过光棍节的基本都是情侣，那光棍们干嘛呢？算了，在家窝着上网吧。淘宝网本着解救光棍发福利的态度，放血跳楼大打折，于是诞生了无数的“剁手党”。这个孤单的光棍节很快发展成了狂欢的消费节，连带12月12也成了狂欢消费节的后续。
可见节日这个东西，只要大家有热情，就可以过起来。
【关键词】幼儿园；传统节日；开展；探析
我国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是民族精神与民族生活的仪式和典礼，更重要的是它在提高人们的民族凝聚力与民族认同感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现阶段的大多数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对“洋节日”趋之若鹜，却对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不熟悉，甚至陌生[1]。因此，我们也殷切的希望看到身边的孩子在这片充满历史与文化的土地上，接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熏陶，也只有如此，民族文化的传承才会后继有人。从2008开始，国家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纳入纳入了法定假日当中，和谐社会的发展再一次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作为了重要的议题，这表明了国家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决心，也肯定了传统节日的价值。
一、传统节日教育对幼儿发展的意义
（一）帮助幼儿形成中国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延续就像一幅美丽的文化长卷，卷中诗情画意，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缩影，其中包括亲情凝聚、家庭和睦的春节、中秋节和重阳节，也有尊老敬贤、追念先人的清明节与端午节。节日的礼仪与风俗完全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表现了出来，深深内化着我们的行为习惯与道德意识。时至今日，中国传统节日中所包含的审美内涵与道德伦理，依旧具有重要的人生意义与社会意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好的载体就是在幼儿园中利用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二）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从幼儿园的角度看， 虽然幼儿园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人的社会化，但它不是幼儿教育的全部，家庭，社会同时也是促进幼儿成长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外部因素。幼儿园作为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支撑，是带领孩子们认识新天地， 推进社会实践教育的一个大课堂。 节日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社会活动，通过节日这种特定的文化情景让幼儿感受其特定文化，当这些“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幼儿的思想并使之内化， 就促进了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各种传统文化节日热闹的气氛可以将幼儿的眼光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吸引到广阔的社会环境，在举国欢庆，全民参与的节日中，增加独生子女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行深入的了解，增强社会性发展，防止以“个人为中心”的情况出现。
（三）给幼儿带来身心愉悦，体会爱的情感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亲情和友情味道浓厚，借助中国传统节日对幼儿进行教育，可以使幼儿渐渐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特色，感受到那祥和欢乐的氛围、温馨浓郁的亲情，身体与心灵感受双重的愉悦。例如说，在欢度春节时，每家每户都要热热闹闹的放烟花爆竹，写贴春联，欢聚一堂吃团圆饭，亲戚朋友间走访拜年，给孩子压岁钱，幼儿可以在这节日的气氛中感受到家庭团聚的热闹与喜悦，感受父母与家人的“爱”和“被爱”，积极健康的情感能够得到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大多数都为独生子女家庭，亲情的传递与延续更加离不开传统节日这一形式的维系。
二、幼儿园开展传统节日教育的策略
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在这片传统文化丰富、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该怎么坚定而正确的保持传统文化的自觉，将真正反映传统文化内涵的节日教育顺利的开展下去呢？
（一）以节日核心为契机进行教育
幼儿教师在对节日教育活动进行组织和开展的时候，应该把重点放在对传统文化节日内涵的把握上，真正意义上的对传统文化节日中包含的教育意义进行理解，找到并且抓牢传统文化节日的核心意义。作为幼儿园教师，应当对传统文化节日的文化底蕴进行积极寻找，然后再借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可操作的空间进行探索，让传统文化节日教育活动具有文化底蕴并且简单易行[2]。以“贴春联”为例，“贴春联”简单直接的反映了我国的春节传统，在放寒假之前，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开展写春联活动，准备好墨汁和红纸，评选优秀作品并张贴在校内以示节日气氛，未能入选的作品，让孩子们带回家中张贴。在写春联、贴春联活动中，幼儿在劳动成果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不仅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亲密接触。又如端午时节，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品粽子、做龙舟，并告诉幼儿端午的由来和风俗。通过亲身体验，让幼儿了解传统节日的来源和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传统节日教育活动中实施的项目应当与幼儿的年龄、智力、能力和发展规律相适应。
（二）营造节日氛围，加深对传统节日的理解
幼儿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注重传统文化的渗透，利用各种机会想幼儿传授传统节日风俗知识[3]。在传统节日来临之前，幼儿教师应当提前营造节日氛围，满足幼儿的心理期待。到节日当天，就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将理性认识上升到实践，即使节日过后，也不会出现“完了就丢”的情形。如在端午节中，幼儿园可组织幼儿观看赛龙舟比赛、晚会，教师也需要配合幼儿园的晚会准备相应的节目，让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中体验节日带来的乐趣。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家长的力量，请孩子和家人共同参与“包粽子”比赛，看看谁家的粽子包得既好看又好吃。相信在这几个活动中，一定能够使幼儿更深层次地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过节方式，也让幼儿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树立民族意识，感受传统节日对我们生活的重要影响。
（三）家园共同参与
日常接触认识固然重要，但幼儿对新事物接受能力的提升还依赖于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索的转化，依赖于领悟口头描述向切实体验的过度。这就意味着，传统节日前的准备工作是幼儿萌芽情感、积累经验和丰富知识的绝佳时机，如果让孩子充分参与到节日前的准备工作当中，就会进一步激发幼儿对节日的期待，提高幼儿的过节积极性。例如在中秋节来临之际，幼儿教师应当引导幼儿在家中与父母一道收集与中秋节相关的故事、图片和视频等，并带到幼儿园和老师同学一起分享。在中秋节当日，幼儿教师应当邀请幼儿父母到幼儿园，与幼儿一起聆听中秋故事，学习中秋知识，品尝月饼，并参加丰富多趣的节日游戏，在游戏中感受家人团圆的愉悦。教师还可带着孩子们去敬老院和爷爷、奶奶们一起过节，这样可以培养孩子尊敬老人的意识，养成关心他人的品质，增加责任感。
（四）同一选材，不同教法
创造力培养是中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一直非常主张的教育思想，即“人人都有创造力”、“幼儿也有创造力”。要培养幼儿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幼儿教师自身就必须具备良好的创新意识，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在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活动中，以创新的教学方法加深幼儿对传统节日的影响[4]。同一选材，不单只有一种教法，只要加以创新和尝试，我们就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完成一种选材的教学。例如，元宵赏灯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而灯笼正好可以作为幼儿园的重要教学题材，在实际教学中，幼儿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幼儿欣赏、设计、制作灯笼，以及说灯笼和猜灯谜等活动，让幼儿参与其中。而这所有的教学办法都是为了让儿童对元宵赏灯习俗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以看、说、画、动于一体的教学活动，加深幼儿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底蕴的认识。
总之，在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几天，国人在推崇“洋节”的同时，也不应忘记本国的传统的节日，这是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要从小抓起，传承光大我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蒋煜.浅议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5，（01）：36-37.
[2]李敏.试论加强幼儿传统节日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3，（01）：23-25.
关键词：杭州；休闲城市；南宋都城
Abstract：Hangzhou is a famous leisure city in Chinese history.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leisure provides a wealth of useful implications to Hangzhou’s urban construction in nowadays and to development of other cities in China. With kind offer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since Nan Chao in Eastern Jin Dynasty， especiall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ngzhou has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realm of leis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provided increasingly ric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ditions to Hangzhou’s process to a leisure city. In nowadays， with well develop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cientiously summing up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Hangzhou’s urban development will be a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Key words：Hangzhou；leisure city；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apital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3-41（6）
1 休闲城市考略
今天我们所说的休闲城市，是指围绕休闲产业发展起来的城市，或者说是以休闲文化作为城市的气质与灵魂、以休闲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城市休闲理念、国际化的休闲环境和标准化的休闲设施，提供个性化的休闲服务，具备国际化休闲形象的城市。
这样的标准，即中国首套休闲城市评价标准体系，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和国际休闲产业协会联合。报道说，此举使得国内休闲城市的建设发展和评价评估有了一套量化的指标体系，一套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这套体系将提出了环境休闲力、基础休闲力、核心休闲力三位一体的休闲结构体系理论。认为休闲城市需具备三大要素，即基础要素、必备要素和核心要素。基础要素中包括“绝佳的区位条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必备要素中包括“优良的人工景观”、“完善的城市配套”、“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旅游景点和活动”。而核心要素则要有“专业的休闲运动俱乐部”、“高水平的休闲住区”、“著名的名流社交中心 ”。
可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历史上的某些城市未必具备了上述诸种要素，但并不影响它成为那个时代的休闲城市，比如杭州，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2 城市的气质与城市的特色
气质，是指一个人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和风格气度，是一个人从内到外的人格魅力。气质并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长久的文化修养的自然外露。人有气质，城市亦然。城市的气质就是城市的精神、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所赖以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魅力。城市的气质迥异，是因为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和风俗习惯。如北方城市的稳重深厚，南方城市的现代时尚；大城市的恢弘磅礴，小城市的钟灵毓秀。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才会色彩斑斓、丰富绚烂。所以，考察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城市中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市政配套、生态条件，更要看这座城市一脉相承的文化气质和人文底蕴，这是一座城市的内涵和精髓。杭州的执政者看到了这一点，决心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休闲之都，这本身就是给杭州气质的定位。
2.1 中国城市精神气质之嬗变
这些年来，不管是出于政绩的功利目的，还是出于对经济发展的渴望，抑或是旅游业迅猛崛起的刺激，城市毫无疑问地已经进入营销时代。如何让自己的城市为更多的世人知晓，成了许多城市管理者日思夜想的问题。于是，城市气质近年日渐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的确，城市和人一样都要有自己的气质才好。现代的城市建筑大同小异，商店雷同，街道相仿，不少街道的名字也一样，何谈个性与气质？有人这样形容国内的几座名城：最气派的城市是北京，最洋的城市是上海，最古朴的城市是西安，最女性化的城市是杭州，最说不清的城市是广州。究其原因，北京作为一国之都，历史上曾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宫殿巍峨，街道直阔，雍容华贵，气势非凡，最为气派。上海开埠较早，受西方文化影响，洋味十足。西安乃十三朝古都，古迹遍地，人文荟萃，周秦汉唐风韵犹在，最为古朴。而杭州山水灵秀，吴语软香，人民休闲，自然多了几分脂粉气。至于最说不清的广州毗邻港澳，商贾云集，得市场经济之利，易接受各种观念，形成多元价值观，生活方式多样化，领风气之先，常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些城市的气质缺乏文化的浸润，再现代化也是缺少灵魂的城市。而文化又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构筑的，它是历史的传承，蕴涵在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和市民的言谈举止上。外人置身其中，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气质，而没有气质的城市就如一个面孔漂亮却无内涵气质的人一样而无趣。
2.2 “千城一面”背后的多元化时代
上海世博会主设计师马丁·罗班曾经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感叹城市风貌“千城一面”，令人遗憾。他认为北京的“大裤衩”其实也不错，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建筑都缺乏故事，至少“大裤衩”有自己的故事。还有更糟糕的。中国的城市披着“千城一面”的外衣，与之对应的，偏偏又是流于抽象的中国城市口号——有如口香糖广告般的：“上海，精彩每一天”、“深圳，每天给你带来新希望”；有格式化的：“浪漫之城，中国珠海”、“浪漫之都，中国大连”；有表示自己是“老二”的：“东方日内瓦”的石家庄，“中国金字塔之都”的咸阳。难怪有人不满2009年广州辛苦征集到的新城市形象表述词“千年羊城，南国明珠”，认为避口不谈广州的具体特色，与宁波新的形象表述词“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相比，大大不如。
2.3 旅游城市的定位
城市的名称、标志、市徽、市花、吉祥物、宣传口号仅仅只是城市品牌的基本表现形式。这些表现形式以及一切以宣传城市为目的的活动，均应服从并服务于城市的品牌。所以，要打造一个旅游城市的品牌形象，就要先从丰富并发现这个城市的旅游价值入手[1]。
一般意义上说，城市的旅游价值由四个方面构成：城市自然环境、城市景观环境、城市社会环境、城市物产环境。丰富并完善这四个环境要素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丰富品牌内涵、提炼品牌核心价值的过程。下面，我们结合案例来阐述城市品牌概念提炼的来源和丰富品牌内涵的手段。
定位途径一：从城市自然环境提炼；之二：从城市历史文脉中凝炼 ；之三：从大众印象中锤炼。品牌塑造必须凸显品牌气质。法国巴黎有的是浪漫气质，美国纽约有的是商人气质，意大利的罗马有的是古典气质。城市的气质由表及里，内外的和谐统一成就一个城市的品牌气质。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是为城市的内气质，那城市外的建筑、景观、广告宣传、活动表现便为城市的外气质了，城市内气质需要长久的积淀，城市外气质需要的是经市场调查后的科学包装。
3 杭州城休闲气质的前世今生
杭州由于自然的厚爱和历史的际遇，自东晋南朝起，甚至更早一些，尤其是到了南宋的建都，杭州便一步步步入休闲城市的境界。
3.1 杭州成为休闲之都的历史背景
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说，北京和杭州，毕竟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这样的城市，总是会有些散淡和儒雅的。这里的人们，也总是容易把历史和人生看穿看淡，从而变得心平气和、满不在乎和随遇而安。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气派”和“燕赵侠骨”，而杭州平民则不免多少会有点“吴越余韵”和“魏晋风度”罢了。
杭州不仅有秀丽的湖光山色，而且地处鱼米之乡，经济发达，财力雄厚，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北宋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已经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南宋初已有“苏杭熟，天下足”的说法。杭州在吴越钱氏立国的80多年中，城市经济已经有了空前的发展。
杭州交通位置优越，沿海、沿江的位置，密布的水网，使水路运输非常便利，从而促进了贸易和城市的发展。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为东南水运枢纽，河海大港。其中江南运河是东南地区的主要漕运通道。
杭州建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地势平坦，土沃水肥，河流纵横，农业发达，物产充盈。它南依钱塘江，背靠武林山，西临西湖，湖光山色，景色宜人，向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北宋时的杭州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词人柳永赞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面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珍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早在建炎三年，赵构第一次来杭州时，就留下深刻印象，发出了“吾舍此何适”的感叹。并升其为临安府，开始作建都的准备。
从自然的厚爱来讲，杭州所处的地理纬度和海陆距离的位置，使得这里自古气候优良：无北方的旱涝等自然灾害。今天我们所说的休闲城市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绝佳的区位条件，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三点，杭州全占了。而必备要素中的四项——优良的人工环境、完善的城市配套、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旅游景点和活动，到南宋以后，尤其是明代以后，杭州更是一样也不少，并且日益丰富。只不过在那时，没有今天这样具体的指标来衡量罢了。
所以，在东晋南朝的诗歌和游记类文学作品中，这一带的生活已经有了休闲的味道。南宋时临安的建城，更是增强了休闲的韵味。那首宋人林升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小时候读这首诗，老师教导我们首先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今天我们站在“休闲城市”的角度看，对于宋朝的统治者来说，杭州有那么美的风景，山外有青山楼外有楼，有那么丰富的歌舞升平的夜生活，再加之那醉人的暖风，南宋政权哪里还再有北伐的动力？他们很可能在后悔早不知道这里的气候这么好呢，反过来说，如果杭州的气候远比汴梁恶劣，他们也许会增添许多北伐的动力的吧？
到了明代中后期，杭州的休闲生活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看明代文学家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看看王士性的《广志绎》就更清楚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杭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又说“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其地得名。”他还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阎闾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他认为杭地风俗儇巧繁华，厌恶节俭，而乐于游乐，其原因是“渐染南渡盘游余习”的缘故，而又特别指出“山川又足以鼓舞之”——有这么美的人间天堂，怎么能对不起天地的厚爱，不去休闲享受呢？
所以，休闲不是21世纪的新概念，八百年前的杭州，南宋首都的人们，已经很懂得如何去生活了。用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任李虹的话来讲，休闲，杭州古来有之，是城市的DNA，是与生俱来的[2]。
杭州有自己的休闲特点，与纯粹的商业发达城市相比，杭州有自然山水，是一座景色优美的城市；和景色优美的漂亮城市相比，杭州又是一个繁华的商业都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一致认为，杭州是一座文化灿烂，市民生活舒适，但又不乏创意的创新城市。杭州人总结出一条，发展什么都不如发展旅游。
3.2 杭州城休闲性格的来龙去脉
3.2.1 经济的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城市的特色看，经济发达地区休闲文化不一定发达，但是休闲文化繁荣的地区必定要有经济繁荣作为基础。千百年来，杭州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休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秦汉六朝时期的杭州，尚属山中小县。唐代杭州开始繁荣，经济和文化都有了长足进展。唐宪宗时，杭州的商税就占全国的二十四分之一。北宋时杭州是东南第一大城市，自然形胜与繁华富庶相得益彰。南宋定都临安府后，北方人民大量南下，随之是生产力南迁、文化南迁，杭州在原本富庶的基础上，获得空前繁荣。南宋时期，杭城多次扩建，成为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的大城，气势宏伟。城中酒肆、茶坊遍布坊巷间，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御园、王府、园林以及豪富之家的贵宅、宦居、幽园、雅室不计其数。元代杭州在改朝换代之际未受兵火破坏，持续繁荣，成为江南都会。从明至今，杭州是浙江省省会。清代杭州，特别是康乾盛世时，统治者特别重视江南农业和经济发展，由于社会安定，朝廷重视，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开始波及长江三角洲，促进了商业以及饮食业的发展。
在“构建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今天，杭州发展更是跃居全国发达城市的前列：2000年10月被联合国人居中心评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2002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人居环境改善国际最高奖”；2003年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排行中，杭州排名第六；2004年9月，《福布斯》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中，杭州名列第一……杭州经济持续发展，为休闲文化的软件、硬件设施的完善提供了前提；同时，市民有足够财富积累，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享受休闲的物质条件。
3.2.2 文化的交流碰撞
正如文化的繁荣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不断补充新鲜的空气与血液一样，休闲文化的繁荣同样如此。从大的文化背景分析，历史上杭州文化吸收融会了越文化、吴文化、楚文化，吸收了以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还有以科学技术为主的西方文化。
在杭州休闲文化的发展史中有几次大的休闲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最明显的是南宋、元朝。宋室南迁，南宋将临安府作为“行在所”，北方移民大量南迁，使得北方休闲文化的成果、特色南传，南北交融。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云集，他们是社会上最富有消费能力的阶层，临安成为重要的消费中心，刺激了休闲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元代是杭州休闲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时期。元代杭州的百万人口中不仅有原居当地的居民，有来自北方的汉人以及边疆地区的蒙古女真、党项族人等，还有大批西域各族人，中外各族杂居。同时，由于蒙古大帝国力控欧亚，东西陆海交通，一时畅通无阻，阿拉伯商人大量来到杭州，使杭州成为商旅辐辏之地。随着民族间交往、杂居的增多，具有异域风情的休闲文化渗入杭城。
3.2.3 休闲文化的历史传统
从历史上看，杭州休闲文化的传统由来已久。不同时期的杭城市民，都在不断延续、创造着杭州的休闲文化。以南宋为例，杭州休闲文化主要有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汴梁风味浓郁等特色。
杭州休闲文化的许多方面具有极强的历史传承性，从佛教文化中可见一斑。东晋时期，杭州和佛教禅宗有不解之缘，著名的灵隐寺于此时创建。上香的风俗始自南宋，历代沿袭，直至今天，上香祈福作为杭州佛教文化的重要部分，至今依然盛行。
一方山水一方人，自然环境给人们开展多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天然场所，而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则往往使得不同地区的休闲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区域特点。 西湖是杭州的根系和灵魂，是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完美结合的极致。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杭州已基本形成“一湖、二峰、三泉、四寺、六园、七洞、八墓、九溪”的格局。而最近完成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南山路“文化艺术休闲街”、重现于世的雷锋塔、一步一景的湖滨步行街、充满野趣的杨公堤、被誉为“一首唱了百年的建筑诗”的北山街），进一步展现了西湖新形象。
湖山之美，给人们提供了极富人文意蕴的社会空间。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着休闲文化的内容，为杭州休闲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天然舞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使悠游山水的享受优雅化和高尚化，人与自然建立了全新的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效应，人们在对自然美的发现和体验的过程中增加了山水自然审美的人文意蕴。
3.2.4 社会习俗的积淀
社会习俗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习惯、礼节等总和。社会习俗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习俗对休闲生活方式起指导作用，规定休闲生活方式的性质和总的方向，帮助确定主题休闲行为。
杭州在吴越时期就以风俗华丽著称于世。在饮食方面，杭人非常讲究，单是喝茶就有吃闷茶、吃讲茶、吃彩茶、吃书茶、吃会茶、吃闲茶、吃花茶等讲究。杭人喜欢游山玩水，“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春节等，无论穷富，总要穷其所有，庆贺一番。杭州休闲文化的发达与社会习俗长期的积淀有很大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喜奢华、遨游、厚滋味等社会习俗对杭人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悠闲、恬淡的休闲理念以及全民普遍参与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为杭州休闲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心理基础[3]。
杭州有大自然赐予的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即西湖及诸山。南宋杭州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节庆活动繁多，有70多个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以休闲娱乐为主要内容。杭州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经济、政治、社会风俗、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的繁荣为休闲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喜奢华、遨游、厚滋味等社会习俗对杭人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杭州休闲文化繁荣的心理基础。同时，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休闲文化提供了天然舞台，极大地丰富着休闲文化的内容。
从文物遗存看，杭州城区现有文物史迹373处，其中文化保护单位65处，文物保护点84处，这些文物遗存门类齐全，不少在国内独具特色，如世界最早的五代石刻天文星图、我国现存最完好的砖木结构古塔之一——六和塔、数量规模堪称全国之最的元代藏传佛教（喇嘛教）造像——飞来峰造像、我国最著名的国药老店——胡庆余堂等。在旧城区还保存着一些古城风貌较浓厚的传统街区，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定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文化积淀，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直接体现，它呈现给人们的是历史的时间维度。能否忠于其原有的传统文化特色，是其能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杭州历史文化资源不仅具有起源的古老性，遗存的多元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可谓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代、有形与无形兼而有之。灵隐寺、岳王庙、三潭印月等人文景点旺盛的人气，说明历史文化资源对休闲旅游的巨大吸引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增加休闲产品的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深入[4]。
4 杭州休闲文化的内涵与特色
4.1 杭州休闲文化的内涵
杭州休闲文化是在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型山水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或者说是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气息浓厚，多元而灵动的文化，具有江南文化婉约、娴静的风格，是杭州文化的重要特色。具体而言，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诠释。
从休闲文化的文脉分析。杭州休闲文化吸收了历史上吴越文化、宋代雅文化、元代多民族文化、明清市井文化等特征，是承载了千百年文化积淀的产物。
从休闲文化的主体分析。既有安于现状而又追求时尚、及时享受现时生活的杭州本土人，也有不断进取、富于开拓精神的新杭州人。他们在享受杭州休闲之美的同时，也在丰富着杭州休闲文化的内涵。
从休闲文化的客体分析。杭州休闲文化是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中，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共生的文化，杭州的环境、杭州的氛围，无论山水与城市的结合，还是人文与自然的融洽，无不让人感受到一种和谐之美。
从城市文化精神分析。杭州休闲文化是休闲、生活与创业有机结合并和谐共融的文化。工作是美丽的，工作并休闲的人生更丰富、更为精彩。
从生活方式分析。杭州休闲文化是杭州人在平和的心境中享受生活和生命的闲适文化，是追求精致、浪漫和诗意生活的文化，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文化，也是典型的市井风情文化。
4.2 杭州休闲文化的特色
杭州休闲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优点，也有有待进一步改进提升的方面。康保苓在其《杭州休闲文化的特色和发展趋势研究》一文中指出，杭州休闲文化的特色包括历史传承性、天人和美性、天然开放性、多元共存性、灵动柔美性、日常生活性和品味追求性。
杭州的休闲文化是可品的，是很有味道的，需要慢慢欣赏、参与、体会，而不是快餐式的，只解决饥渴的饥肠。杭州休闲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而且与西湖自然风情融为一体。只有悠然地徜徉于西湖山水之间，才能真正领略西湖的内在美，领略杭州文化的真谛，品味杭州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鲜明个性。历史形成的杭州风土人情、传统工艺、民间技艺、服饰饮食、市井民居、酒肆茶楼、医药保健等独具特色；南山路特色休闲街，咖啡吧、酒吧、茶楼、工艺字画、古玩珍品、艺术画廊林立，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南宋官窑、王星记扇子、中国印学等博物馆，都是集休闲和艺术于一体的幽静宝地，需要静心品味，才能感受杭州休闲文化的美[5]。
5 结语：杭州休闲气质的文化启示
一个城市不可能生来就是休闲城市，需要精心雕琢，即使像杭州、成都这样的休闲之都，在有着良好的自然基础和文化底蕴的前提下，也需要有一些人为的亮点项目来提升魅力，起到带动或者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杭州的诸多城市名片中，休闲之都可谓是王牌。婉约、优雅、闲适，是现代杭州的风格。实际上，杭州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期的杭州，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汴京风味浓郁等方面。南宋杭州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经济、政治、社会风俗、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杭州，休闲真正展现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状态、一种价值表现的核心本质。杭州是美丽的，未来的杭州，因休闲理念的充分诠释和融入，必将成为一个更为美丽的休闲家园。杭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天，杭州在引领中国休闲文化发展的潮流。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杭州能够成为全球各地人们休闲的乐园。
参考文献：
[1] 徐红.营销城市，旅游城市品牌定位案例解析[J].旅游界，2011，（5）：31.
[2] 何娅，边晓丹.休闲，城市的DNA[N].中国旅游报，2010-11-22.
[3] 康保苓.对杭州城市休闲性格形成的解析[J].杭州通讯，2006，（4）：22-23.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语境；维度
〔中图分类号〕J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9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13YJC760053）
〔作者简介〕李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44；
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四川成都610071。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
（一）民俗艺术“立足民间”“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
民俗学自产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百余年时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众多不同的流派呈现出差别各异的观念体系与理论表述，然而在对于民俗学的“乡土本位”或“民间立场”的态度上则并无异议。
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先驱钟敬文先生在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演讲中谈到：“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包括旧式小城镇）这方面的情况。”〔1〕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习俗与传统文化，相较城市，农村的广袤土壤是滋养民俗发生与发展的最适宜温床。始终坚持以田野作业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调查方法，贯穿于众多民俗学研究者的学术路径中，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体系和传统。
中国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始自1940年代，它是伴随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产生而开始的。国内有研究学者在对民俗艺术研究所作的历史回顾中论及，“民间艺术”、“美感”等艺术概念在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始阶段已然受到重视，如胡愈之在1921年谈及民俗学研究时就提到了 “民间艺术”应作为其研究的基本事项之一：“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但这是很牵强的。民情学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种：第一是民间的信仰和风俗（像婚丧俗例和一切的迷信禁忌等）；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2〕把“民间艺术”看作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项，这为后来民俗艺术的概念和研究指向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钟敬文在1943年《被闲却的民间艺术》一文中，强调了民间艺术之于艺术研究的重要性，他谈到，当人们珍视罗丹的雕塑、重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关注但丁、杜甫的诗作时，不能因此而蔑视一切民间无名氏的艺术，钟敬文把民间一般艺术作为重要的民俗事象予以搜集和研究，这同样确立了民俗艺术的“民间立场”。民俗艺术虽剥离自民俗学，但与民俗学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使其从未脱离对于乡土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产生、生长、发展于民间，这也是它与其他艺术形态的不同之处。
民俗艺术的乡土本位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文化心态、地域分布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表现为社会环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状况和物质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贯关注的就是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差异，即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在文化上的区别，这是“上”与“下”关系的对立，是“礼”与“俗”的对立。封建制度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扶植与创造了丰富的贵族式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以儒家文化治世思想所承载的“文以载道”观念影响了世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风格与学术理路，而以乡土俗民为依托的民俗艺术则一直徘徊于封建社会主流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中国的传统学术以及政治制度也有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多是为了达到下情上通的政治统治目的，统治者认为这样做有益于国家行政。
我国民俗艺术的众多事象，基本贯穿于渔猎、畜牧和农耕经济的物质生产历史中，是乡土社会的产物。能够传承至今的民俗艺术大多是乡土社会民众在物质生产中的民间经验的展演和生活知识的汇集，物质生产方式影响并制约着民俗艺术的存在和传播状态。如：农业生产中根据天气节令变化、植物栽种规律等而创作出的耕种习俗、农谚等民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费力”是河南的农谚，“岁朝看风云，以卜田事”是江苏农民广为流传的习俗，而有的地方的农谚则可以看出当地农民对一年中各种节令和天气的预测和判断；另外，由于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农业的小农经济意识而形成的农业禁忌、祭祀等民俗，也举不胜举。这些由劳动人民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民俗艺术类型或表达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民俗艺术立足乡土这个真实社会环境的写照。
第二个方面，表现为文化心态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文化心态包括民众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3〕在他看来，文化的获取已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习惯，是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或间接满足。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广大农民虽是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广大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科学文化知识贫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缺失，使得民众需要通过其他表现方式来平衡他们在文化获得方面的不足，信仰民俗在这种社会根源下得以产生，而信仰民俗的产生也使得对于民众文化心态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例如，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低级阶段的民俗造物艺术――镇物，它“更有精神的或信仰的成分，作为非实用的物态工具，体现为自然物质与人类社会、精神意识的统合。”〔4〕它是宗教的、艺术的、风俗的形式的精神性物化，承载着民众对它的崇信与依赖心理。作为一定社会与时代的标本，镇物不仅可展露以往民众的思维与心理，我们也可随着镇物中那些堪称为精美的艺术创作品的传承，诸如年画、面具、建筑装饰等的传承，从中管窥当今民众的情感与信仰，探析民众文化心态的古今之变。而随着人们的信仰观念与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变化和成熟，在文化心态的主导下，民俗艺术与信仰相关的那部分也在不断的增新与发展，如“拔火罐本出于驱除体内疫鬼，后来成为中医的重要疗法；放风筝原是除灵巫术，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民间娱乐。”〔5〕
第三个方面，表现为地域分布对民俗艺术的影响。民俗艺术的发生、发展、传承与传播，都离不开地域特性对它的影响。我国晚清学者刘师培论：“大抵北方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6〕其中指出南北地域差异对于文艺创作的影响。民俗艺术作为真实生动的世俗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折射，成为各个地区具有区域性特色的艺术文化标识，正是我国地域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民俗艺术具有了孕育自身独特风俗韵味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自然资本。地域分布对于民俗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俗艺术传播对它的特定的依赖性，比如仅就中国年画的产地而言，其产地就遍布了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区域，每个产地因其题材、历史、材质、工艺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民俗风格和文化传统。
民俗艺术研究自产生之日起，就承袭了民俗学研究关于“乡土本位”的定位，这在民俗艺术研究初期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主要体现为与“五四”启蒙、批判、征服、超越性的自我认知进步思想相契合，与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保持着精神联系，体现为富有抗争性的人文关怀。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以及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在应对国外经济文化强力冲击之时，如同文学曾掀起的“寻根热”一样，民俗艺术研究依然旨寻着“眼光向下”的乡土本位，继续确立自身独有文化艺术特色，“扎根乡土，实际上是‘民俗热’在学术界走向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民俗学出于发展壮大的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选择。”〔7〕
（二）民俗艺术的消费语境：向城市文化的渗透及新变
民俗艺术研究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因其存在的空间发生了较大改变，民俗艺术乡土本位研究传统也因之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转型发生了一定变化，民俗艺术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社会，民俗艺术的乡土文化气息与特色也逐渐向城市文化渗透。民俗艺术处于消费语境之中，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之所以用“消费语境”这个语汇，并把民俗艺术置于其中来探讨民俗艺术的变迁与语境转换问题，是因为“消费语境”所牵涉的主要问题概而言之有三：一是消费社会，这也是“消费”的主要涵义来源和理论背景；二是文化消费，这是当下文化存在的一方面现状，其中当然包括艺术消费；三是消费文化，这代表着一部分人们对待消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试图通过消费来达到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有着怎样的新变？我们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第一方面，先从民俗艺术在当代的具体呈现来看：
首先，消费语境下的当代民俗生活发生了变迁，民俗艺术的主体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流动，民俗事象较之前也有了更新和改变，城市民俗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乡土社会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参与”的状态介入民众生活中，许多民众既是民俗艺术的创作者，又是表演者，也是传承者，民俗艺术是与民众生活呼吸共生的；而消费语境中民俗艺术主要是以“被看”或曰“被欣赏”的状态呈现于民众的生活中，这里的民众生活也非乡土社会中的民众生活了，它大多呈现为城市大众的生活状态，而大众与民俗艺术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看”与“被看”的关系，大众的参与性弱化，民俗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视觉艺术表现的一部分。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看”与“被看”模式渐变为彰显文化意义的一种固化形式，大众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在视觉上去聚焦并进而审视民俗艺术事象的如何呈现，而大众的这种视觉聚焦不仅仅着眼于民俗艺术的具体呈现是怎样的，它还与观看者的欣赏观念和审美趣味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立场等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在消费语境下的民俗艺术的呈现，不仅是立于“被看”的状态解决“ 什么在被看”的问题，还有对于“观看者”来说的“看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它们体现了在视觉聚焦中的物象与内涵的关系。在这种“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什么在被看”要求民俗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不再钝守着乡土社会中原初的较为固陋的艺术形式，这和消费社会对于形式创造和形象创新的偏重有关；“看意味着什么”则直抵观看者的意图或者思想寄寓，民俗艺术原初意义上的文化寓意逐渐被改变或消解。
其次，乡土社会中的民俗艺术主要呈现的是实用，这成为决定乡土社会民俗艺术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民俗创造主体进行艺术创造时的动力来源。“一切存在着的民俗艺术形态，都有其实际的功能作用，……功能伴随着时空条件和社会生活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伴随着人的物质的与精神的需求而不断地演进。”〔8〕这里的功能性主要体现为民俗艺术以满足农耕目的为主所体现出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作为功利目的很强的一种文化创造，它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为主。随着社会发展和时间演进，那些不符合百姓的需要和不能继续服务百姓的民俗艺术会被具有新的功能作用的民俗艺术所取代、继而消逝。而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实用式微，继而所突出呈现的是它的娱乐，这可看作是民俗艺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功能，或曰民俗艺术较之乡土社会艺术功能的进一步演进。乡土社会的民俗艺术也有着满足劳动人民精神方面需求的娱乐性内容，但它多为生活困苦的劳动民众疏解单调生活和释放身体疲乏的调剂，是人们自娱自乐的渠道和方式，并在某些方面还兼及“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民俗艺术在当下主要借助影像化传播的媒介形式，缔造出满足大众娱乐消费的视觉感官愉悦，以直观的视觉形象来触及大众的娱乐意识和精神需求。民俗艺术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释放压力、缓解情绪、拒绝深度的一个宣泄渠道，并借助影像传播给予形式和内容上的表达，使这种视觉得到一种本能的释放和满足，消费语境中的民俗艺术的娱乐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大众所需求的补偿心理的满足上。
第二方面，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体，也即学界的研究方面来看：
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了研究内容的变化，即从乡土本位向都市空间拓展。消费语境主要作用于都市空间，它引起都市功能的转变、造成都市空间结构的重构等。都市化空间为各种民俗的交汇融通提供了契机，种种民俗艺术事象逐渐离开了传统的乡土文化环境而进入当代都市文化空间中，逐渐转变为都市文化的新元素。随着时代的发展改变和社会的不断演进，消费语境影响下的都市生活也在时进时新，都市中“移风易俗”的现象在不断发生，一些传统的民俗逐渐式微，一些新的民俗现象日渐形成，甚而连关于“民俗”的界定和内涵也被前所未有地泛化了。
都市化的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的境况构成了新民俗产生的大背景。有关民俗的各类新兴事象也使民俗学界的研究视野发生了以乡土本位为主、继而向都市空间的衍伸。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在论及城市环境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时谈到：“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固然比较活泼多变，比较微隐，比较复杂，但就其基本动因而言，二者却大体相同。从方法论来看，人类学家保斯和洛威考察北美印第安人生活方式时所采用的细致方法，若应用于现代人的研究定会更有成果：例如用于考察芝加哥北区的‘小意大利’区里的民俗、信仰、社会实践和一般的生活观念；或者，考察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周围的邻里关系”。〔9〕从美国社会学家对于城市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存在于城市中的各种民俗、信仰等文化艺术事象和社会观念之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和重要性。
自198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到在当时还作为新概念的都市民俗对于民俗研究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界有关都市民俗的探讨也逐渐丰富和深入了。如其中就有对于某一具体城市的城市化与都市民俗关系之研究，而在对都市民俗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学界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应从学科的高度对中国都市民俗学加以理论的建设和概括，并提出了都市民俗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问题。
上述关于民俗艺术传播的语境转换的阐述中，我们探究了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传播的变化和境遇；而在语境转换过程中的民俗艺术的传播场域中，民俗艺术又呈现出三个空间维度：精神性维度、社会行为维度、信息技术维度。这三个基本维度又都在民俗艺术发展的时间坐标中有所体现，相互交错。
二、民俗艺术传播的基本维度
（一）精神性维度：人文精神传统的留存与生命力的传承
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传播，其本质都是对人的意识性或精神性活动的反映，在我们的精神、意识活动领域，民俗艺术“是一类民众群体认同，但又是未经严格梳理的混沌遗体的精神生活形态，它往往是人们不经意形成的初级的精神意识，处在人类一般精神生活的基础层。”〔10〕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较多民俗学者就多已侧重对民众精神生活层面的关注了，对此，英国民俗学者查・索・博尔尼的话较有代表性：“引起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鱼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民俗实际上是古人的心理表现。”〔11〕日本民俗学者关敬吾在其《民俗学》中也提及，作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柳田民俗学（即日本民俗学）之核心”是“精神文化（所谓心意现象）”。〔12〕民俗艺术中蕴涵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初内涵，是民族性格的凝聚和民族精神的沉淀，作为承载文化传统的具有传承性的艺术符号，民俗艺术不仅包含着野蛮时期人们的幻想和愿望，而且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它也投射在每个时代人类的心理结构中。
民俗艺术的精神性维度，主要指的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状况而言的精神生活状况，它更多地需要借助对精神价值意义内涵的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而这种记载、理解、诠释和体会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作为民俗艺术生命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活状况是动态而多变的，更主要的是在于精神生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隐性结构。民俗艺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起着真实的映照作用，透过它，我们能够对这个民族的精神走向和心理特征有着鲜明的认识，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灵魂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它在人们的精神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民俗艺术使民众获得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一些民俗事象在某种程度上还表现为对于生命主体所呈现出的精神困境的救赎。囿于知识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有限，早期民众把对于自然的未知和恐惧通过各种民俗展演形式予以宣泄出来，并通过这些民俗事象以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力的崇拜心理，以此来寻求精神寄托和安慰。例如作为农业社会伴生物的岁时节日民俗，尽管其传统的活动方式已经五彩纷呈、多不胜数，并且在其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又融入或更新了许多新的意义内涵，然而，如若细查深究它们产生与流布的原初根源，不难发现影响它们发生发展的一个单纯而又永恒的内驱力：人们对吉祥顺意、人寿年丰、家宅安和的孜孜以求，它体现着人们纳吉除凶的心理情感取向，也是建立在寻求精神满足意义上的不倦追求，这和早期民众的原始信仰观念密切相关。如传统节俗中的祭祖习俗，即源于民众的灵魂崇拜和寻求祖先庇佑心理，从先古时期家族后人对于祖先的隆重祭拜，延至殷周、春秋战国，之后的儒家文化普及和发展又为民众的这一拜祭习俗增添了伦理内涵和动力，自汉以后，祭祖节俗已成为约定俗成之定例，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地方和民众每到逢年过节都要举行这一习俗。这种祭祖习俗背后其实潜藏着的是中国人对于心理慰藉和情绪寄托的一种精神性依赖，它的内动力在于我们根深蒂固的家族血亲观念和由其产生的精神凝聚力。
传统的岁时节俗中有关古人通过民俗事象来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寄托与慰藉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初一忌杀鸡、寒食禁火、清明忌不戴柳、二月二‘龙抬头’日闺中忌动针线、四月八禁屠宰、……年节忌打碎器物、忌倒垃圾、忌烛火熄灭、忌说不吉利语”〔13〕等等，古人这些诸多的禁忌观念随着时代变迁，已有相当一部分逐渐淡化至消亡了，有的在其传播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异，有些观念民众仅仅知悉但未必遵循，还有些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吸纳和传布，这是民俗艺术在其自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状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究其产生的源头，都在于满足民众求吉免灾的精神需求，这种精神需求和心理动因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但其具有的精神性内涵将一直留存其中，并成为促成各种节俗形成和传播的内动力。
其次，民俗艺术作为人文文化的留存，既展现了民众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关怀的人文精神传统，同时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不能忽略科学精神的存在与作用；民俗艺术的发展与演进、众多民俗事象的产生皆与人文文化与科学精神有着密切联系，体现为民众经验智慧、精神思考和实践求真的结晶。传统的民俗艺术主要产生于农耕文明社会、立足乡土空间、秉承古老的风习，这也是诸多民俗学者感到民俗事象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这虽然与植根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现代科学文化产生的背景或土壤不同，但是随着社会大众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和认识客观世界能力与水平的深化，带有浓厚农耕文化色彩的民俗及其传播正裹挟着以变革求新为特质的科学精神向我们走来，传统民俗逐渐呈现出向与现代科学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化、艺术、科技等的积极靠拢，并在与它们之间的碰撞、交融和互补中实现民俗艺术在语境转换下的传播与演进。实则，民俗艺术在这种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传播与演进，也正是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在交互过程中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在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从“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 〔14〕的视角来予以解释，主要着眼于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的适应、变迁、更新、互动的自我演变过程。“现代的成长”可理解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更新与变迁过程，“传统的被发明”则是指在现代不断成长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适应性的传统、更新与创新的传统，由此可知，传统与现代的二者关系始终表现为动态的、互为影响且不断呈新的。而呈现了人文与科学精神紧密关联的民俗艺术，其传播过程也正体现了在“现代的成长”和“被发明的传统”中的不断前进，其传播的精神性维度和内涵融入在了民俗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传统走向更现代，以及走向更新的现代这个变迁过程中，融入在了它在不丢弃自身精神特质的前提下所不断产生的与自身相应的传统、变换了的新传统和更新了的传统中。
再次，民俗艺术传播的精神性维度还体现在民俗艺术所具有的极强的动力和生命力上，并且影响深远。民俗事象的形成与传播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或自为因素，在悠久历史与多民族背景下产生的各彩纷呈的民俗事象，经过时间的沉淀仍留存与传承下来的可称为民俗艺术的那部分，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历久弥新，散发着自身的独特魅力。尽管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媒介等的发展和变迁，民俗艺术生存的空间与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民俗受到主要来自于西方文化的异文化的冲击，许多城市地区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习俗的接受更甚于自己的本土习俗，这种景象似乎显示我们在与传统民俗渐行渐远，然而，积淀于深厚民族文化土壤的传承性的民俗艺术远未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无数具有地域色彩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民俗艺术仍以其顽强的动力性与生命力构成当代文化景观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使人向往、叹赏并引人探究。
（二）社会行为维度：传播中呈现的特定行为方式与外在表征
“民俗是民众的民间法规。它维系着民众生产、生活、交际的正常运转，规范着一定区域、一定人群、一定历史阶段的群体行为与个体行为，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15〕如果说，精神性维度是民俗艺术得以存在和传播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因，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则是作为民俗艺术得以呈现和传播下去的外在表现和行为状态而存在。
社会行为维度，主要指付诸于实践的一种行为，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主要体现在民俗仪式行为中。民俗仪式行为，是指民俗活动中仪式呈演的行为方式和行动安排，有学者把民俗活动的仪式称作是“超出日常行为方式的不寻常的活动”。〔16〕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这种不寻常的行为就已经发生，这是被周代人称为“吉礼”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较早的祭祀民俗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以此来保护邦国、辅佐王权，当时掌管祭祀之职并负责仪式之礼的被称之为“大宗伯”。《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o：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庆胨局小⑺久、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沈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17〕此处记载，祭天主要是通过实柴作为歆神之礼，即点燃木柴并把玉帛、剔解过的牲畜置于其上使之燃烧，以吸引天神闻味而下；祭地则是通过以牲畜之血滴于地下、将剖解过的牲体掩埋于地下等方式来使地o循味而至。这种主要以焚牲、燃帛、滴血方式所进行的祭祀仪式可追溯至周代之前远古氏族社会时期，而且即使在今天，在我国的西南、西北部分少数民族中，类似行为方式的祭神仪式仍有迹可循。当然，仪式行为远不止这些涉及实物的祭祀活动或行动，参与者与表演者的角色扮演、他们自身的动作姿态和行为体态也是仪式行为能够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方式。可以说，这种仪式以一定呈演方式和行为安排作为程序以及过程，以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区域以提供时间、空间与任务施行的保证，以一定人群、群体以提供角色分配和身份认定，且伴随一定的目的需要而被承袭至今，尽管其间会有断续和变化的部分，但其成为民俗仪式行为的结构生成，并作为民俗传播应予以研究的一个维度，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社会行为维度，它在具体的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性可从传播的行为结构、传播的行为关系、传播的行为状态这三个方面来予以剖析：
首先，从传播的行为结构来看。民俗仪式行为结构，它主要“包括角色项、行动项、程序项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仪式行为者在仪式中的角色分配及其身份、任务等，一般包括组织者、参与者、操纵者、表演者、服务者、观众等角色。行动项是各个角色的具体活动安排及配合。程序项是行动的程序和次序安排，此项内容既是行为结构，也是行为过程，它是联结结构与过程的中介环节。”〔18〕
由此，由民俗仪式行为结构所构成的民俗艺术传播所呈现的交往与交流的一般图景是：个人或群体被组织或主动参与到风俗各异的民俗表演或展演中，人们在其中不停地适应角色和变换身份，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他们在每个场景的表演。那些用于表演或展演的民俗艺术样式，可看作是人们之间用来交流与交往的“脚本”，是民俗艺术传播的一种动态的社会行为，这种动态又需要相对稳定的行为秩序做基础，即固定的角色、社会规则、环境背景、以及固定的团体，在这个范畴上，民俗的确具有民间法规的意义。个体或群体必须遵循这些规范与社会传统，需要进行不断地练习与预演并持续着自己的表演。在这里，社会行为的动态性受到环境的限制，它由特定的交流地点以及受众所决定。
例如流传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中部的一种重要的、也是较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飘色，就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和民俗仪式而存在的。它是在每年的固定时间而进行的一种仪式行为，主要是祭神娱神的仪式，具有浓郁的表演性质。飘色虽成名于明末清初的广东，但作为飘色前身的抬阁，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飘色在抬阁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仪式的基础样式，但又有所创新，突出自身从台面上凌空而起的飘逸风格，更显灵巧，故称飘色。飘色作为传承至久的民俗仪式之一，它在行为结构上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角色项、行动项和程序项这三个事项内容：角色项是在飘色活动中的仪式行为者，它包括角色分配、身份和任务，飘色活动的表演者为儿童，2-3名、或3-5名不等，能够参加飘色表演被民众视作是祛病挡灾、健康圆满的吉兆，因此有“女孩上过装，婆家不用相；男孩上过装，媳妇随便相”等俗语来夸赞上阁表演的孩子。行动项则是指表演者具体的活动安排和配合，飘色表演的儿童们均是略施粉黛，面色绯红，其扮相、姿态、服饰和道具等都依据某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风俗内容并结合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人物特色在架子上做出多种表情，活灵活现。飘色是一项巡游艺术，因此这更能体现它行动的程序和次序，也就是它具体的行为过程，清代小说《廿载繁华梦》中第二回曾写道：“先定下佛山五福吉祥两家的头号仪仗，文马二十顶、飘色十余座、鼓乐马务大小十余副” 〔19〕，作为一种流动的巡游艺术，一般由四个人抬着缓慢行进，同时还有八音锣鼓队奏乐伴随，供人观赏。
其次，从传播的行为关系来看。民俗艺术是民众在社群生活中从事着的交往与交流活动，民俗艺术的传播是在传播主体中传者与受者之间所进行的传播，在此，人类自身就起到媒介的作用，而传播客体成为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受者的交流与交往行为的呈现过程。这里的传播行为一方面体现的是作为传播客体的民俗仪式的具体行为结构，另一方面指的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行为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与人之间、也即传者与受者之间还会发展不同的互动关系，而这些传播行为关系的建立又都在民俗仪式的行为结构中进行。民俗艺术的传播互动在此是建立在整体性的行为结构与行为关系上的，这里的传播是指民俗仪式行为结构与社会角色关系间的交流传播，与实在的行为结构一样重要，抽象的行为关系更是开启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再次，从传播的行为状态来看。社会行为维度一方面呈现、也是较多呈现的是在大众传播与数字化信息传播尚未普及时的行为状态，其时主要表现为传受双方面对面的、视听双感、即时互动的交往状态。例如像一些游艺竞技类的民俗，就是较多的在面对面并且即时互动的行为状态中实现其娱乐、消遣的主要目的；如一些以比赛技艺和杂耍表演为主的活动习俗，其传受双方互动互感的传播状态甚而要比通过大众媒介和新媒体传播后要来得真实和迅即。
（三）信息技术维度：“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
在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技术之前，民俗艺术的传播和互动是通过直接参与的各方不断地确立和重建规则而发生的，它较多体现的是以文本媒介为中介形式的传播互动，这种传播生态主要且经常发生在民俗仪式或行为展演的公共场所。而如今情况却已越来越不同了，民俗活动互动和传播越来越临时地被组织起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在我国兴盛发展，其后随之带来的信息与传媒技术的大力发展，又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它们改变着社会的传播理论、传播生态及人们的媒介使用心理，使艺术的传播格局出现了新的态势。由此，民俗艺术的传播也不例外，民俗艺术传播的另一种维度出现了，也就是信息技术维度。它与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共同存在、并行不悖，并逐渐发展出其自身的特性和传播权限或要求。当下，我们的生活浸在信息与技术之中，然则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注意这些信息技术会在传统的民俗艺术传播中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它们似乎仅是作为我们密切获得和更新日常生活经验的手段而存在的，就像是电子媒介，作为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段，它只不过是与其他形式的媒介相关联的人类传播传统中的崭新成分。然而这些又的确与民俗艺术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理论曾指出，信息技术越介入社会情景之中，社会情景越会因之而改变形态，实在环境和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之间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变化会引起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行为的改变。这里的“实在环境”，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涵盖了现实物质世界中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规律和动态情况，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人们对于信息发生、流动而产生欲求的心理追求的现实环境；而 “由信息技术联结而成的传播环境”，也就是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或称之为“拟态环境”，它指的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或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它包括了媒介的职责执行情况、信息的选择加工整理情况、舆论形成走向以及为满足受众需求所做的媒介努力。”〔20〕现实环境和信息环境，这两大环境是传播生态所涉及的背景环境，信息环境是现实环境在传播系统中的投射，信息环境作为虚拟的环境，是具有“内化”特质的传播生态背景，与此相对应的现实环境作为客观实在的环境，是具有“外显”特性的传播生态背景。这两大背景环境具有差异性，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差异性表现明显。相对于民俗艺术传播的前两个维度，如果说，精神性维度和社会行为维度主要偏重于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现实环境”背景的呈现，则信息技术维度主要呈现的是民俗艺术在“信息环境”背景中的传播状态。在我们看来，信息技术维度在民俗艺术传播中如何改变了诸多的艺术行为和观念？它以其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信息在民俗艺术传播中会存在怎样的问题？如何利用新兴媒介来对民俗艺术进行更有效的传播？这些是它作为维度的意义所在。
民俗艺术传播中被信息技术首先改变的，是由其所“制造”的信息环境对艺术呈现状态和方式的改变，由此才能引起受众的接受行为和观念变化等系列后续反应。
在信息技术维度作为当下民俗艺术传播不可回避、不可或缺的维度的情况下，应该把民俗艺术作为艺术传播中一个重要的“传播事件”来看待，应强调它作为“事件”在传播中所存在的过程意义和延伸意义。任何一件艺术作品，包括民俗艺术作品，我们对它欣赏、接受和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作品所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是把静止的空间转换成人类生活的时间，或者是把生活的时间转换成开启想象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延展可以把艺术的价值尽可能的衍伸。而信息技术维度中，无论是以电视传播为主体的大众传播，还是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新媒体传播，其实质意义和目的主要在于即时的、广大空域的信息扩散，时间的恒久价值不在它们的视野之内，它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要求是速度迅捷、范围阔达，也就是时间尽可能短，空间尽可能广。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依托大众媒介的大众文化是流行的，但却是短暂分散的和易碎的。民俗艺术应该谨防其在信息技术维度中的信息传播同质化，它在传播中所传递出的信息应保有其风俗性、地域性这些个性化的风格差异，否则其就丧失了被称为“民俗”的特质，也就不具有“传承性”的表现了。像现在就常有一些通过电视媒介所传递和呈现给受众的民俗内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伪民俗”的信息，但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那些缺乏在场性意义、搭配约定俗成的套路解说的“伪民俗”被受众所接收，受众所获得的信息被同质化。
现代技术以特别的范式给当下民俗艺术传播打上了印记，并且赋予其特征，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技术范式改变了前媒体时代民俗艺术以传承为核心的传统传播模式，也就是改变了主体交往的方式，交互主体性因之有了技术性特征。一方面，作为民俗艺术传播主体的人往往借助于技术以使其交往与传承能力得以全面展现；另一方面，技术化的传播使技术不仅仅成为传播的媒介，有时技术甚而成为传播的实质内容；第三方面，技术使传播主体的心理也受到影响，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艺术传播中人类交往和交往的心理品质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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