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0 23:45:27
关键词：中日 饮食文化 差异
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除了基本的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对于基本的饮食更追求精益求精。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见饮食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即便日本早期的饮食习惯来自于中国，但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一、食材选择的差异
中国以陆地居多，而日本是一个典型围海而生的国家，中国的海岸线虽然很长，在近海地区也会有大量的海洋类菜式，但烹调上也与日本有着根本的差异。处于亚洲的人们，基本上都能很轻易的分清何种食物属于中方、何种属于日方，而且能随口就说出日本的一些传统食物，如寿司、拉面等。
中国的主食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饭为主，都是以谷物，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肉类和乳制食品。中国人的菜肴原材料多为陆生的动植物，也有江海湖泊的鱼类，在吃鱼这一方面中日还是存在差异。在日本，由于围海而生的地理特征，菜肴的原材料多为大米、鱼介、海藻类，日本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吃掉70公斤左右的鱼类；中国每人每年平均食用鱼类约十几公斤，这个数字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差异很大。
1.烹调的方法有讲究
（1）烹调观念：烹饪中国菜时，烹调食物尤其讲究火候，他们认为食物经过烹煮才能消灭细菌和微生物，加以佐料带出食物原本的营养物质，也能对身体进行温补，使之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其做工精细，在食物上雕琢的样态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种类繁多。而日本，除了注重食物的样貌还注重健康性，按照他们的观念，新鲜的东西是营养价值最高的，任何生物的最佳食用期是它的新鲜期，即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2）烹调过程：在对食物进行烹调的过程中，中日两国也存在着差异。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的统一，为营养型菜肴，日本人对食材的处理方法十分简单，就鱼类而言，他们在获得新鲜的鱼介之后尽量不加工，仅仅蘸佐料直接食用，像拉面、寿司等必须用火烹煮的食物才以热食方式加工，日常烹煮方法只有煮、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中国菜注重“色、香、味”的结合，属美味型菜肴，中国人对于食材的烹制方法有“烧、炒、爆、煮、炸、蒸、煎”等二十多种，喜欢对食材进行腌制、风干、火烤等处理之后加上各种香料佐菜烹煮，力求做到色香味俱全。
2.餐具的使用
在中日的饮食文化中，饮食工具起着重要作用，而传统用餐工具是筷子、碗、盘，在用餐前必须把餐具摆好才能就餐，我们中国人还习惯用汤匙舀汤或者流食，但日本人除了吃西餐喝汤时用汤匙之外，其他场合只用筷子。对比中日两国的筷子，有以下的差异：
（1）日本的筷子较短，筷子尖较锋利，多是木制品，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吃鱼，用筷子的时候没必要用很大力气，为了防止食物滑落，所以筷子尖锋利些可用于穿刺食物；中国的筷子长而厚重，多是木制品或竹制品，因为我国的食物都是油料理，用木筷子夹住食物的时候，可以防止打滑。
（2）同是“用筷大国”，日本人换筷子的频率远比中国的高，他们平均两三个月换一次，而中国的却是两三年才换一次，不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对筷子的卫生问题日益关注，现在缩短为一年左右换一次。
（3）在中国，用餐完毕后，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子上，并等众人都放下筷子，主人示意离席时方可离座，不可自己用餐完毕，就扔下筷子离席；日本的筷子礼仪也相差无几，用餐既毕，筷子不可随意摆放，要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碗的旁侧，并要再次向桌面鞠躬道“谢谢招待”，不仅在家是这样，公众场合更是如此。
二、中日酒水文化差异
自古以来，酒就成为了用于交朋结友等多种用途的神奇工具。且不说古人写的那些“借酒浇愁愁更愁”等华丽诗词，也不说国人对饭局中“无酒不成欢”的传统观念，其实酒还另有妙用，适量饮酒，可以缓解疲劳，疏通筋脉。
关于酒文化，多见于社交场所。中国人不仅喜欢在宴席上满布菜肴，还喜欢配上陈年佳酿与亲朋好友佳宾分享，很多人还会在下班后或者在家时来一杯酒做自我休憩，他们认为边吃边喝才能畅所欲言，使吃饭时的氛围变得轻松欢快起来，因而很多生意人在与客户应酬时都是边喝酒边谈生意，促成生意的成功率超乎你想象，这也造就了中国人喝酒也是工作的思想。日本人也爱喝酒，却绝对不允许在工作时喝酒，他们认为喝酒是放松娱乐的时候，不可以谈正经事，尤其是工作上的事，这样会显得很不严谨，即便是出于公司应酬，也只是谨慎的表面形式与人喝酒。
三、历史角度看中日饮食习惯
日本的饮食习惯往往都带着“清淡、量少、精细”等的评价，从总体上看，其饮食属于植物型饮食。中国的料理会大量使用油，亦称为“油料理”，做法也是纷繁复杂，几乎每样食材烹煮的时候都离不开油；而日本的料理几乎不怎么用油，精进料理用的均是植物油，如菜籽油、大豆油等，使得其料理具有少油、清淡的特点。
在古代，中日两国的饮食观念大有出入。中国的饮食观念是“民以食为天”，对饮食非常重视，而日本的饮食观念与中国的截然不同。以前，日本人是通过一个人的穿着、交通工具和住宅等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和教养，对饮食也就不关心。在发展的历程中，日本人不断受到我国及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影响，逐渐重视起饮食的营养健康，饮食的地位逐步提高。由于这些饮食的观念根深蒂固，导致现今的中日两国人民食水平和健康水平也产生了差异。日本是世界上有名的长寿国家，人均寿命高于中国人。中国的人均寿命值快速增长，但仍然没能达到日本的寿命值水平，这就要从经济水平与饮食习惯进行分析。我国当今社会许多中老年人所患的心脑血管病与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过高有关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认为，日本人之所以长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良好的饮食习惯讲究营养清淡，不暴饮暴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吃的观念在逐步改变，国人喜欢宴请聚餐大吃大喝、不讲营养的现象普遍存在。
四、结论
通过本文对中日饮食文化差异的剖析，我们发现其中既存在着差异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这样才更能体现中日两国自身的特色。
参考文献：
[1]贾蕙萱.《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大学出版社，2008
[3]徐静波.《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4]蔡 澜.《蔡澜谈日本：日本料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
摘 要：在跨文化交际不断深入的今天，以饮食为题材的中西影视剧充满了电视荧屏，中西饮食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备受关注。本文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影视剧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饮食文化内容，并对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
关键词：中西饮食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情深、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华文明五千年，饮食文化也随之源远流长，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蕴。对比注重“味道”的中国饮食，西方则秉持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西方人对于饮食一般强调科学与营养，这种独特的饮食观也深深影响到了世界饮食文化的发展。诚然，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饮食所代表的含义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人们对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通过影视剧、新闻报道、跨国交际等方式了解的，那么我们不妨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一下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
一、日常生活反映出的中西饮食观念差异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吃什么、怎么吃、好吃不”这类问题上非常讲究，比起西方人而言，中国人的饮食观念中更加注重饮食享受，“讲究美感、注重情趣”是中国人饮食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烹饪技术是很精湛的，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对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有一定的要求。中国烹饪还对饭菜点心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典故、菜肴形象、名人食趣、神话传说来命名的，诸如“全家福”、“狮子头”、“鸿门宴”、 “一清二白”等，可谓出神入化、雅俗共赏。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烹饪讲究的调和之美，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这正是中国美性饮食观的最重要的表现。中国饮食对味道的追求和感观的享受也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 [1]（P153）而这些也是中国饮食的精妙之处，正好体现了传统哲学的模糊性特点。
对比注重“美味”与“享受”的中国饮食，西方则秉持的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西方饮食一般以科学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犹如为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理，热量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消化吸收等，而菜肴的色、香、味则是次要的。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相适应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为形上学理，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另一些方面，这种哲学主张却发挥了阻碍作用，如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用料、服务，讲究菜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是从美国的东部到西部，牛排大都只有一种味道，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2]（P107）这也许正是西方人简单、理性的一种人文品格吧，我们在考量西方饮食观念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总是先入为主，在跨文化交际中带来很多不适。
二、影视镜像中折射出的中西饮食方式、礼仪及餐具差异
在西方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人们在就餐前后进行简单祈祷的仪式，中国题材的影视剧中，则往往注重的是餐桌上的尊卑座次等。一系列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信仰上的差异，进而使得中西方有着各自不同的饮食方式和礼仪。
中国人从古至今就普遍进行共餐制，并且比较讲究餐桌用餐礼仪，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了。通常中国人吃饭的方式是大家共享一桌菜肴，吃饭的时候，大家按照年龄辈份围着圆桌坐下，通常地位高者、主宾或长者坐上坐，主人及其他客人分别落坐。尊贵的客人通常坐在离主人最近的地方，而主人则面朝门而坐。主宾动筷后其它人才开始夹菜，然后大家共同食用桌上的美味佳肴，边聊边吃，常会出现互相夹菜、敬酒的场面。[3]（P27）如果是去做客，主人还会想方设法让客人多吃，这是中国人的让食习惯。在餐具使用上，中国人使用筷子，不戳不切，不破坏食物本来的风貌，显得文雅温和，这也体现出中国人的一种“和为贵”的文化取向。请客吃饭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意义远超出“吃”本身的意义，因为它具有联络感情、人际交往和处理事物的深层功能。通过这种饮食方式，人们可以交流感情，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实现团结、礼貌、共趣的餐桌氛围。餐桌上长幼有序的饮食礼仪，更可以使人们重视家庭、家族的团结，以及加深血缘、亲戚之间的关系等等。
西方人受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影响，以及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们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并尊重个人权利的饮食意识，也绝不随便干预他人的隐私。在这种思想意识影响下，西方人在餐桌上个人吃个人的，个人喝个人的。但西方人也极其重视餐桌礼仪。西餐中以越靠近主人者越尊贵，通常男女主人分坐桌子两侧，男女主宾分别坐在女主人和男主人的右侧。无主宾时，女士且年长者优先。若是男女一同进餐，男士应为女士拉开椅子。两同性进餐，靠墙的位置留给年长者。[3]（P28）“女性优先”以及“尊重长者”在餐桌上体现的非常明显。西方人聚餐一般更自由安静，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各取所需，很少有让食的习惯。就餐期间交谈也是小声低语，付账多采用AA制，不会造成不便。相比中国，刀和叉则是人们普遍使用的餐具，这也具有一种独特的饮食情怀。
三、中西饮食在内容上的差异表现
关于中西饮食内容的差异，往往和各民族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当然，各自的饮食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各自的饮食内容，这种差异的表现并不能一概而论，下面就扼要举例说明之。
中国的饮食内容风味多样、独具特色。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等“菜系”早就闻名于世了。中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就当地物产和习俗而言，如中国北方多牛羊，常以牛羊肉做菜；中国南方多产水产、家禽，人们喜食鱼、肉；中国沿海多海鲜，则长于海产品做菜。就各地气候而言形成了多种口味，一般说来，中国北方寒冷，菜肴以浓厚，咸味为主；中国华东地区气候温和，菜肴则以甜味和咸味为主，西南地区多雨潮湿，菜肴多用麻辣浓味。就中国饮食的内容而言，“选料”则是其核心所在。选料，是中国厨师的首要技艺，是做好一品中国菜肴美食的基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熟练运用的技巧。每种菜肴美食所取的原料，包括主料、配料、辅料、调料等等，都有很多讲究。这里讲究的就是“精”、“细”二字，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的饮食更讲究养身，食医结合，饮食要四季有别，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这种饮食方式和内容也是中国人延年益寿、享受生活的一种情结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节日岁时的饮食各有不同，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比如除夕、春节吃“团圆”饭，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当然，饮食当中的饮品也不能忽略，“酒”和“茶”是中国饮食内容的精髓，贯穿于日常饮食生活的始终，人们品茶论道、饮酒作乐，可谓别有一番风味。
与中国复杂的饮食内容相比，西方的饮食则显得简单明了了许多。中国人吃饭讲究的是菜，而西方人则多以肉食为主、素食为辅，同时注重的是科学营养的搭配。在西方，著名的菜点有意大利菜、法国菜、美国菜、德国菜、俄罗斯菜等。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肯德基”、“麦当劳”已然风靡全球，西方的饮食内容给人的印象自然是汉堡、鸡翅、牛排、薯条和奶酪了，吃生食和高热量的食物就是这种饮食文化的特点所在，肉食、冷食和生食也同样被西方人所适应，并且是人们心目中的美食。这种简单明了的饮食，正是体现了西方人的理性逻辑。人们不会再吃上面浪费更多的时间，而是在享受这种饮食的自由感觉，但是又不乏对饮食科学营养的考虑。在西方，值得注意的是饮食中的宗教情结，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就基督教家庭而言，在节日饮食上是遵守一些礼俗的。圣诞节为了纪念耶酥的复活，信徒们要举行斋戒，不吃肉食，不用刀叉进食，减少娱乐。复活节是孩子们欢乐的节日，用小动物形状做成的巧克力糖果，装点的精美甜点，是节日中的重要食物。还有狂欢节、感恩节、万圣节等等。除此之外，在家庭聚餐中，人们每次进餐前后都要向上帝祷告，感谢上帝赐予美好的食物。这种具有简单宗教仪式的进餐内容，与中国的饮食内容具有明显的差异。当然，葡萄酒、咖啡以及红茶等西方人最爱的饮品，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
四、结语
中西饮食文化上的诸多差异，体现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然而，中西民族国家之间的偏见与攻击，往往是由很多差异引起的。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的“文化相对论”是值得我们用来反思自我的良药。任何一种行为，比如信仰、习俗（包括饮食文化在内）等，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没有一个对一切社会都适用的绝对价值标准。中国拥有的饮食文化并不落后，西方的刀叉饮食文化也不代表野蛮，它是由各自文化圈内的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结果，比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性格等等。随着世界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饮食文化从一元向多元发展。各种饮食几乎没有了地域界限，中国饮食也在不断吸收西方饮食理性和科学的特点，西方饮食现在也开始研究美味和烹饪技术。从文化上讲，中西方揭开了饮食差异表面的面纱，看到的是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知识，中西的这种学习和交流，从文化上互相理解和融合，[4]（P225）必将进一步推动跨文化交际的深度和广度，从而达到交际共赢。（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红群.世界饮食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2] 王剑晖.从饮食文化中看中西文化差异[J].新西部，2008（24）.
【关键词】儒家伦理；人伦日用；日常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137-5
“儒家之道”曾以“精神儒家”、“政治儒家”与“民间儒家”的三重架构在中国古代社会绵延数千年，无论儒家以何种形式存在，儒家都贯彻了一种“道在人伦日用间”的思想、实践原则。换用现代术语，儒家之道是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并适应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儒家之道”之所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是因为古代日常生活世界――“人伦日用”为“儒家之道”创造了生存和延续空间。但晚近（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西方近代文明之刺激而发生现代转向，此一转向逐渐动摇“儒家之道”所依赖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以及生活方式，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儒家伦理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不复发生密切联系，儒家伦理自身亦似乎成为书斋中的学问。鉴于此，本文回到历史深处重新回顾并尝试理解儒家伦理何以能够在传统中国生机活泼的原因，并希望能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一点思考。
一、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架构及其内容――“人伦世界”与“日用常行”
儒家伦理道德与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究竟有何种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就儒家视野中的“人伦日用”作一解读。确切地说，“人伦日用”应是“人伦”与“日用常行”两组内容的连缀。若加以具体分析，两者各有其侧重之处。
现代学者对“人伦”有多重解读。在本文中我们是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将“人伦”视为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化规定。在儒家看来，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世界从静态上观察首先呈现为一种“人伦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为架构或纽带组成的一张人际网络。但这种人际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哪些人际关系最为重要？儒家删繁就简，由孔子肇始，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化约化为五种类型，“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之所以将命名“五达道”，在儒家看来此为“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范围天下而不违。“五达道”既是典型性人际关系，也就具有最大普遍性。从“五达道”所呈现状态来看，虽为五种相对性的人际关系，但同时隐含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所有的信息密码。“君臣关系”是对政治人际关系的写实，“父子、夫妇和兄弟关系”是对家庭人际关系的白描，“朋友关系”可视为家庭之外的社会人际关系。“五达道”有三类人际关系是由血缘和婚姻的联系而自然产生。由此可见，“五达道”反映了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家庭，几乎绝大部分的日常人际交往活动都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的。即便如“君臣”、“朋友”一类不属于家族人际关系范畴，在儒家的解释框架内，仍将其纳入其间。“君臣”虽各有所自，却亦有其父子、夫妇的家族人际关系。于是外而君臣、朋友关系，内则“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家族人际关系占据传统中国日常人际关系的主导性和统制性位置。
由于家庭人际关系为古代“人伦世界”的主导。围绕家族生活和家族人际交往活动就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日用常行”。那么，古代“日用常行”的主要内容究竟为何？《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以此为线索，按图索骥就能明了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首先，“日用常行”主要围绕家庭（家族）日常经济生活。古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诗经・天保》亦明载：“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可见古代民众日常生活主要是围绕“衣食住行”展开的。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颜氏家训・治家》颇能道出传统中国人日常经济生活状况：“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蘸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业。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显然，以家族为中心的日常经济生活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方式。其次，“日用常行”是围绕家庭生育功能而展开的。“饮食、男女”之为“大欲”，前者是为了维持个体和家族的生存，而后者却是为了个体繁衍后代，延续家族，两者缺一不可。而为遂男女之欲，则导出婚姻制度，“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婚义》）因婚姻而组成家庭，继而才有家庭生活。再次，“日用常行”尚需面对“死亡贫苦”之“大恶”，具体表现为“养生送死”之事。“养生”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既意味着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教育，也意味着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另外，还包括对族人的生计关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送死”意味着生者对死者举办送葬仪式以至于祭祀仪式，此种活动亦为家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简言之，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以“人伦”为人际纽带，以家（家族）为中心开展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内容主要为实现“饮食男女”、“养生送死”目的，进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生产和日常消费、为繁衍后代的婚姻生活以及尊重死者的丧葬和祭祀仪式活动。这种日常生活世界特点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自在的、未分化的、自然而然地运行的领域。”其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表现为：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活动领域；呈现出经验主义的主导倾向；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主要由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而加以支撑和维系以及表现为一个自发组织、自发运行的系统等四个方面的特点。
二、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内生关联――“道”与“人伦日用”的并生
儒家之认定“道在人伦日用间”，既有理想成份，也不无现实根据。“人伦世界”谓儒家伦理道德所承载的社会根基。对于具体个体而言，日常生活世界是一种“自然态度悬置”的世界，即是一种存而不疑的世界，是我们所有行动和思维的出发点。显然，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即是构成孔子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图式，但如顾炎武所见，春秋与战国相较，“（春秋）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此一历史线索相当重要，在孔子看来春秋虽然是“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但礼乐显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春秋礼俗从而奠定了儒学的社会基础。孔子认识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春秋社会人伦秩序的主干，一方面从“人伦世界”自然导出儒家所珍视的“道德”，另一方面亦有意识地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植根于此人伦世界之中。由前者来看，“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属于家族人伦关系，其根本特点在基于血缘和类血缘关联而自然形成。三种人伦关系，以“父子”关系尤为重要，孔子抓住“父子有亲”这一自然情感而作为“仁道”的内在根据。他在论“三年之丧”古礼之时，道明“三年之丧”的人性和人情根据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礼制因于人情，因而“守礼”充满温情和感激。显然，“孝道”正是基于此种感激和温情。“孝道”基于“亲爱父母”，由是“仁”之规定是“爱亲之谓仁”，如有子所道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由此可知，儒家的“仁道”是由人伦自然情感自然生长出来。由后者来看，当春秋之时，宗法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无义战”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不稳定性。当宗法社会稳固之时，家国一体并无问题，“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也有历史根据。但春秋时期，“父子关系”显然与“君臣关系”疏离，如此，“臣弑君者”有之，诸侯僭越天子之礼有之。作为脱离血缘的政治人伦关系，很难从中自然生发出相应道德情感和要求。鉴于其相对地位，更要强调双方伦理义务的对等性，这即是“义”，即各方行为之得当合宜，所以谓之“君臣有义”。如此孔子就将儒家道德植根于此种人伦关系之中，若“君臣关系”则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臣对君的“忠”是因君以礼待臣。此一思想发展到孟苟则有更激烈的表达。朋友之道是古代人伦关系最为平等而自由的人伦关系，正因为此，则强调“言可复也”，即“言必可践”、“言必行，行必果”之义。“信近于义”也正好道出“君臣”、“朋友”两类人伦关系之相同处，亦即在道德要求上都有相近之处，儒家如此规定当不是空穴来风。
“日用常行”又何以能见“道”呢？要解释此一问题，不得不言及礼。春秋时代虽濒于“礼坏乐崩”，但礼已成俗却是不争事实。孔子论及“三代之礼”虽有“文献不足”之憾，但熟悉夏、商、周“三代之礼”却也是不争事实。上文已论及“礼俗”仍是春秋时期日常生活重要内容。徐复观先生干脆将春秋时代定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是有道理的。《大戴礼记・本命》所记载“九礼”几乎涵括当时政治、社会和家庭等各个领域活动，“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而“九礼”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各有偏重，“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以射、乡：此礼之大体也”。由此亦可见，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内容与“礼”可谓密不可分。《论语》言及“（君）所重民、食、丧、祭”，亦可谓看到民之重在于“饮食”、“丧葬”、“祭祀”等活动。
首先，饮食成礼。“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的祭祀礼仪就是发端于饮食行为，盛放食物的食器则成为礼器。“饮食成礼”揭示饮食习俗乃为饮食礼仪形成之基础。顺其发展，“礼仪”又反过来规范人们的饮食行为。《论语》记载孔子“饮食行为”如：“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g，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馁，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论语・乡党》）凡此行为，都表明孔子饮食行为是循礼而行。其次，婚姻为礼之本。《礼记・昏义》道明男女婚姻之为礼的根本：“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生死有礼。用孔子的话就是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礼”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各个阶段。显而易见，各种礼仪已成为传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儒家自孔子开始即致力于“复礼”，其关键处一是引“仁”人“礼”，以“礼因人情而生”、“礼者，养人之欲，给人以求”、“礼之用，和为贵”几个命题系统地为“礼仪”植入了“仁”的精神。一言蔽之，如《礼记・中庸》所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二是“循礼”而“体仁”。这层意思在孔子与颜渊关于“仁”的对话中很清楚。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视听言动”都必须循礼而行，这要求行为主体高度的自觉，即“克己”。“克己复礼”何以就能达道“仁德”呢？“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很能说明这一点，“礼”是“道德仁义”的承载体，或者说，“礼”是儒家道德仁义的具体行为规范，只有在日常言行举止中践行这些礼仪，才能逐渐体会“仁道’’，并进而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
三、结语：“道在人伦日用间”作为儒家伦理日常生活化的典型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关键词：饮食文化 交流 中日
中国因跨地域广，食物种类繁多，饮食文明源远流长，吃法更是层出不穷。笔者虽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吃过的食物却比较单调。前不久有幸看了央视拍摄的《舌尖上的中国》，真是叫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但展现出人们的生活喜好，更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因为所有食物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同时，也被大自然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饮食因地域关系与中国的饮食截然不同，主要以海鲜为主。本文以中日饮食当中较有特色的食物为视角，进行中日饮食文化的对比和交流。
一、中日饮食的地域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跨温带、热带、亚热带三个自然带；地形复杂多样，内陆面积广大，这就造成中国的食物取材广泛，风味众多。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海洋性气候明显，一年四季温差很小，所以日本饮食最大的特点就是生鲜海味 。
二、中日饮食的特点和习惯
中国饮食讲究“色、香、味”，有五大特点。
1.四季有别。中国大部分国土在季风气候区，四季明显，饮食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秋天排湿滋补，夏天清淡凉爽，春天健脾补阳，宜甘而温。
2.注重情趣。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狮子头”“叫花鸡”“鸿门宴”“东坡肉”等。
3.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地理位置的影响，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
4.医食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5.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常用的就是用萝卜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美感享受。
人们常说日本菜肴是用眼睛吃的，非常讲究“色、形、味”，主要有两个特点。
1.生鲜海味。日本四面环海，海产丰富。
2.清淡，精巧，简约。
三、中日饮食文化交流课堂实践活动
了解了以上中日饮食文化的各自特点后，我组织设计了相关的课堂实践活动。活动的宗旨是让学生在品尝日本特色食物的同时，了解日本饮食文化，并结合中国饮食文化体会中日饮食文化的异同，说出自己的心得。活动分三个步骤。
1.准备阶段。我把此次活动的构想传达给主讲人，主讲人根据我的想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随后着手准备相关的资料和食物。我所任课班级的学生属高职类，与师范类的学生相比学习习惯差，学习目的不强，缺少学习动机。在此基础上我提出此次活动不但要讲、看结合，更要“吃”，只有这样才能勾起学生的兴趣，达到活动的目的。主讲人了解到我的想法后表示赞同，根据设计理念、班级情况和自身情况搜集了很多中日美食的图片、视频，还查阅了大量中日饮食的资料，采购本地原味日本料理和中国传统食物，可以说准备得非常充分。
2.展示、实践阶段。主讲人从日本的标志性食物――寿司讲起，介绍了寿司的由来、种类、吃法，图文并茂，引得大家垂涎欲滴。趁此机会主讲人让大家品尝准备好的寿司，同时不忘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吃寿司的感受，引起大家的共鸣。主讲人接着介绍了日本的纳豆、点心、馒头、章鱼小丸子、生鱼片；中国的饺子、粽子、汤圆、月饼等，每介绍完一种食物就让大家品尝，共同分享吃过的感受。
3.总结阶段。本次活动非常圆满，主讲人丰富的饮食知识让在场的每个人折服；色彩斑斓的图片、引人入胜的视频、诱人的食物使现场气氛一度火爆。在此过程中，大家不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日饮食文化，懂得了尊重异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还增强了彼此的友谊。此次活动中学生展现出来的热情和积极性是在以往的课堂上难看到的，学生把自己对饮食文化的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活动在学生热烈的讨论声中结束，美味的食物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张立新.日本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关键词】习语 中英 饮食文化
前言
在日益融合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对于气候，饮食、民俗等信息的了解是各国人民在国内外的跨文化交际中首先需要接触的问题。对中国与英国饮食习语的比较，可以使得英国学习汉语者和国内英语学习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双方目的语国家的饮食传统文化，理解彼此的饮食文化习俗，帮助他们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习语的含义概述
习语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使用、千锤百炼而造就出来的语言形式，它结构稳定，语义深刻，是语言文化的集中体现。中文中的习语正如杨元刚先生所言，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俗语，歇后语等。而在英语中，没有类似中国歇后语这样语言形式的习语，但却有与歇后语意义类似的 Rhyming Slangs（同韵俚语）。它们既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各自民族语言的精华集锦，不同于民间普通百姓使用的白话的直白、简单、通俗易懂，也不同于文学作品中追求语言辞藻的华丽、晦涩、形而上的哲理思辩。习语语言形式多样，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可含蓄幽默、可严肃典雅、可粗犷大气，它与其他语言形式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真正的“百姓语言”，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本地风情，是普通民众在数千年历史发展中通过生活实践得出经验，并将之口耳相传至今的宝贵历史遗产。同时《牛津简明词典》（2000）对习语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习语是一组由使用者制定的，不能从各自字面含义推断意义的句子。（ A group of words established by usage and having a meaning not deducible from those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
二、中英饮食习语之间的比较
1.中英饮食谚语比较。谚语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种习语形式，在语言形式上比较简单，而且表达简洁，意思明确的话语。谚语是各民族民间智慧的集体结晶，反映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无所不包，同时谚语中所用的意象也选自生活的各个方面，源于生活，表达现实。
中国饮食谚语在形式上呈对称状，在语义上呈现对比或者递进关系，巧妙利用汉字同义词的特点，通过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频繁接触的饮食问题，表达对现实的警示、教诲。比如：当家才知油米贵，养子方知父母恩。粥越煮越烂，力越练越强。淹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英国饮食谚语在用词上比较口语化，形式上短小精炼，句式对称，注重语言的修辞性，主要采用对偶，比喻，拟人，押韵等手法，与中国饮食习语不同，英国饮食习语不具有利用同音不同义之词的特性，因此在口语表达中更加的直白，简单。在语义上注重利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对对立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的陈述。例如：An overcrowded chicken farm produce few eggs.鸡多不下蛋。What soberness conceals ， drunkenness reveals.酒后吐真言。
2.中英饮食俗语比较。俗语，顾名思义，即通俗的语言。目前关于俗语与习语的定义比较模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因此，在本文的论述中，采用杨元刚先生的说法，将俗语归于习语名下。俗语和谚语一样，都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俗语包括两层意思，就是通俗易懂和约定俗成。首先，俗语具有强烈的口头性，将习语中的成语、谚语、惯用语、俚语、俗语、歇后语在口头性的程度高低进行排名，俗语的口头性程度排名列于前茅，由此可见俗语具备较强的口头性。其次，俗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成语不一样，俗语没有一种固定的语言结构，不具备不可更换性，俗语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改变其内容。
一、日本的国家文化
文化通常有高等和大众之分，高等文化往往建立在大众文化的基础上，而大众文化则往往更加被人们重视。日本的大众文化只要可以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种，其中精神文化指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行为文化则是以精神文化作为基础，日本这个国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的语言行为和动作行为等；而物质文化则往往就是所谓日本这个国家人民的穿衣、饮食、居住还有出行等各方面的文化。文章将要探讨的饮食文化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这个国家在发展的历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有着非常典型的历史特征，而日本的饮食文化也可以说是从饮食的角度来体现日本人民的审美价值观，而人们对于审美的追求则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着意义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阐述
日本料理所具备的多样化饮食文化特征中，其清淡自然的口味、雅致唯美的餐具与就餐的环境以及严谨的用餐礼仪是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方面，下面将对这些特征进行具体阐述。
1.口味清淡自然
日本料理不管是其烹饪之前的选材还是烹饪的过程都非常的讲究一个“淡”字。可以说，纯甄淡雅是日本料理的本质精神和核心原则，这种坚持在日本料理的选材环节和制作过程中都清晰可见。饮食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在人文精神的高度浓缩。日本料理的纯然雅致，也从侧面展现了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细致入微地观察和发自内心地崇敬。正因如此，日本料理往往坚持展现及升华食材的原本滋味，这也是日本料理口味清淡为主的原因所在。这一点与中国菜系中本帮菜的浓油赤酱以及川菜的鲜香麻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料理虽然也会对食材进行调味处理，但普遍仅是对食材“略加提点”。换言之，在食材的烹饪过程中虽然也会运用调味料，但却不会逾越食材的主角身份。以日本酱油为例，其本身的味道并不突兀，为了恰如其分的发挥出酱油本身的鲜甜醇厚，并使料理整体实现调和与提升，日本人甚至针对不同的具体用途酿造了风味各有千秋的数百种酱油。
2.食器环境雅致
自18世纪起，日本料理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及提升，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集中体现为料理的高级化发展。无论是日益讲究的食材挑选，还是日益精致的食器制作，都促成了日本料理视觉丰化、美化的发展趋势。日本料理的精致淡雅，与恰如其分的食器使用是密不可分的。食器的形状、颜色、尺寸、造型，甚至是表面的图案线条，都是日本料理得以形成“雅致”视觉享受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此外，日本料理对具体的进食环境也有着独特的美学坚持，这一点从日本的茶酒文化审美意趣的具体发展中就可以看出。从处处追求“奢华”到内心渴望“闲寂”，日本的茶酒文化出现了极大的审美追求转变，人们全新的美学要求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料理店的布置装饰。自江户末期起，日料店的就餐环境已经基本形成了雅致为主的基本格调。毫无疑问，整洁雅致的就餐环境会令人心情愉悦，也会使料理看起来更加可口诱人。由此可见，就餐环境也是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之一。
3.就餐礼仪严谨
论文关键词：历史 言语 文化
1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字发展、文学创作等方面。
1．1中国文化对越南文字的影响
大约从东汉开始，汉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人越南。到了越南陈朝以后，汉字已经成为越南政府以及民间的主要文字，此时大量的汉字著作开始出现，最著名的就是15世纪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值得注意是，这些以汉字写成的文章基本上并不按照越南语的文法规则书写，也不采用越南语的词汇，而是纯粹的用古汉语的文法写成。
随着汉语文的流传，越南人创造了_种利用汉字的表义表音功能来拼写越南口语的新文字，俗称“字喃”或“喃字”。喃字据说创始于东汉末年的交州太守士燮，此后经过了用汉字来拼音，记写人名、地名、草木名、禽兽名的阶段，以及系统制作喃字以表意的阶段。喃字还对越南诗体“六八体”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六八体大多采用的就是喃文。
时至今日，越南文字虽然用拉丁字母书写，但其发音里还保留着70％的汉越音词汇。
1．2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以精装本、缩略本、画册等多种版本都陈列在越南的各大书店中，在越南销售一直火爆，其故事情节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中国近现代文学在越南同样备受推崇。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集，沈从文的《边城》以及近年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废都》、《玫瑰门》等小说及《手机》和《无极》等影视作品也颇受越南大众的欢迎。
越南文学《金云翅传》可谓是中国文学对越南文学创作影响的一个典型。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越南著名诗人阮攸(nguy荟ndu)n南京游学。将我国余怀的《王翠翘传》及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携回本国，花了一年时间，改写为越南文学名著——长篇叙事诗“喃传”ⅸ金云翘传)(truy~n k逾1)，并搬上了越南舞台。该作品对越南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力可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红楼梦》相当。
2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饮食文化的影响
无论在言语、文化以及风土、农业和海产上越南都与中国南方相近，尤其是在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不断地迁居越南，越南也接纳了不少广东、云南和客家人的饮食传统，对中国饮食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对越南茶文化的影响。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很大。越南语把茶称为“trd或“che”(汉越语词，酷似广东话)，从语言上就可以看出越南的茶文化受中国南方影响较深，再加上历史上广东人大量移居越南，也对中国茶文化在越南的传播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2)对越南饮食文化方面的影响。试以筷子和食品名称为例。
筷子。筷子在中国古称箸或筋，远在商代就有用象牙制成的筷子。在7世纪的时候，筷子传入了日本、朝鲜，并在东南亚地区普遍使用，当然也传人了越南，越南古时在文字上也称筷子为“箸”，现代越南语称为“difa”。中国不仅仅向越南传出了筷子，同时还输出了“筷子文化”，越南人拿筷子的手指、用法与中国人基本相同，使用筷子的禁忌也与中国人大致一样。在动用筷子前一般会说“请用(xin m6i)，这与中国的各位请”一样。
食品名称。越南有很多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小吃或小食品。像水饺(sjicao)、豆豉(矗u sf)、酱油(sidgiu)、烧麦(xium、ai)馄饨面为(mi v矗n than)、油条(quifyi等，这些词语的发音与广东话几乎一模一样。“油条“相传是中国古时候的人们因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抗金英雄岳飞，民间的老百姓为了解心头之恨，就用面捏成秦桧其妻子的模样放进油锅里炸，然后把他们俩吃进肚子。后来“油条”逐渐成为一种小吃，而“油条”在广东话里是叫做“油炸鬼”，越语直接取最后一个字叫“quay”(越语发音为“鬼”)。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中国饮食文化对越南影响之深。
3中国风俗习惯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习俗与中国习俗非常相近。越南有与中国几乎一致的十二生肖。越南人使用的十二生肖中只有1个生肖与中国不同南没有“兔”，只有“猫”。那为什么中国的“兔”到了越南变成“猫”了呢?真正原因已无从考证，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传入越南时，“卯兔”的“卯” 与汉语“猫”的读音相似，结果“卯年”误读成“猫年”；另一种说法是，当时越南尚没有“兔”这种动物，因此用“猫”来代替，“兔”也就成了“猫”了。因此，中国的“兔年”，在越南成了“猫年”。令人惊讶的是，在与越南人交往时，只要你说出自己的属相，对方马上就可以根据干支循环的计算方式推算出你的实际年龄，而且几乎每个越南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由于受中国文化影响，越南民间传统节日的时间和风俗，也基本和中国一样。
(1)春节与中国一样，农历的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其主要的习俗也是送灶王、备年货、祭祖先、放烟花、贴春联、守岁……中国游客如果在越南过春节，一定会有在故乡过年的错觉。过节期间，还有许多的风俗讲究和传统民间活动，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
(2)清明节。清明，越南语为“thanhminh”明显是一个来源于汉语的词汇(其发音很接近汉语的“清明”)。过节的时间和主要内容同中国一样，主要是祭祖、扫墓。
《北大国学课》搜集、整理了历代大师们的经典研究成果，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剖析、解读国粹。全书划分成10个章节，分别是“史”、“儒”、“禅”、“道”、“法”、“兵”、“医”、“易”、“礼”、“食”，希望通过上述十个方面深入浅出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对于国学有一个系统化的认识，以下本人就“儒”、“食”、“医”三个方面简单谈谈读后感：
儒：儒家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儒家学说的三大主张是礼治、德治与人治。礼治，核心思想是建立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使自己的行为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德治，就是要建立起严格的道德观念约束人们的行为，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德治”学说以“感化”为手段，使人知荣辱、明是非、懂善恶、存感激，是一种深化到个人心灵的社会改造。人治，这一学说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上，其核心思想是注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甚至居于统治地位，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以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
儒门弟子修身养性的至上法则是“中庸之道”，“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就哲学层面而言，讲的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中庸之道”也被孔子称为“君子之道”。在日常生活中，“中庸之道”的意义也是随处可见。比如，一个人如果欲壑难填，那么他一定会被烦恼和忧愁所困扰；如果一个人无所事事，毫无追求，他的生活又完全会被百无聊赖所包围。这就要求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做到松驰有度、适可而止，并学会在得意的时候克制，在失意的时候自励，也就是能够洞悉“中庸之道”。
子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从人的生理周期出发，把一生的修身养性分为三个阶段：人在少年的时候，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几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到好奇，“戒色”就是要避免世间万事万物的诱惑。人到了壮年的时候，不仅有了自己的见解，而且由于思维定型，通常会比较执拗固执，所以，身处壮年时期的人要戒掉“遇事先做，做了再想”的习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比较患得患失――既怕得到，更怕失去，人老时最大的忌讳就是贪婪，而贪婪只会带来失控和歇斯底里，也就意味着失败，老年人应该“戒得”，也就是放下和顺应自然。
食：东方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当西方社会将吃饭仅仅看作生存手段的时候，炎黄子孙就已经开始思考着如何将饮食变成美妙的享受了。东方的茶文化、酒文化，甚至是由佳人相伴衍生出来的“秀色可餐”，都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可以说，饮食文化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人将饮食分为八个境界，这八个境界分别为：果腹、饕餮、聚会、宴请、养生、解馋、觅食、猎艳，我国菜系按照地域的不同，分为菜系，分别为：粤菜、川菜、鲁菜、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和徽菜，这菜系基本囊括了我国古代饮食文化的精要，可以充分代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我国的传统礼法中，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茶叶的种类大体可以分为绿茶、青茶、白茶、黑茶、红茶、黄茶和花茶。世界茶文化起源于中国，茶树的出现在我国已有数万年历史，茶叶被我国先民用作饮品也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我国关于茶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汉，专家推断，饮茶文化的形成应早于这个时期。汉末的名医华佗对茶也有论述，他在《食经》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苦茶久食，益意思。”也就是说，饮茶有助于大脑思考。到魏晋南北朝时，茶文化已经融入饮食文化，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都将饮茶作为一种日常活动。道教和佛教对茶文化的认可，也对我国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道家认为饮茶可以帮助身体修炼，佛教认为饮茶可以帮助参禅时尽快入定。公元780年，唐人陆羽著成《茶经》一书，《茶经》主要从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入手，涵盖儒、释、道三家对饮茶文化的见解，集中探讨了饮茶艺术，并首次提出了中国茶道精神，使我国茶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中国茶道多方体现儒家中庸之道中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并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唐代的陆羽到明代的屠隆，都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品一旦上升到与人品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与茶之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了。茶成了沟通自然与心灵的契机，这正是儒学一贯追求的最高境界。
医：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部分。正如主席2010年6月20日在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的讲话所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吸收了儒家、道家乃至佛家文化的智慧。
中医与西方医学理念相比，中医更追求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待病理问题。作为传统国粹，古往今来的专家、学者都对中医有着深入的研究。当然，由于传统中医理论中植入了类似于“阴阳五行”、“经络穴道”，甚至是“气功”这样相对抽象、奇幻的元素，所以人们在审视中医理论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怀疑。但是历朝历代的医学研究专家一致认为，这些看上去相对玄虚的理论，实际上是符合生命真谛的。
[关键词]饮食人类学；纳西族；饮食习俗；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25-08
纳西族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从东巴古籍中可以看到诸多后来已经消失了的饮食习俗，还有不少延续了古代食俗的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纳西族的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较大的发展变化，各地纳西族的饮食有从古相沿下来的传统饮食习惯，而在接受外来文化比较多的纳西族聚居区比如丽江，饮食文化就变得日益丰富和多样化，融合了各民族的饮粹，并有结合本土的改造和创新，丰富了纳西人的饮食文化。而对饮食的理解，也更加多元化，无论从食材的品种、烹饪的花样、对食品营养的理解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一、东巴古籍记载的饮食习俗和当代的延续食物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而一个民族没有足够的文字和文献来记载它的饮食习俗，就只能靠口耳相传和老人的讲述来知道一些历史上的饮食传统，而纳西族作为一个创造了“斯究鲁究”（ser jiel lv jiel）①这种图画象形文字，并且用这种文字书写了数以万计的本土宗教东巴教古籍的民族，在其古籍中就记载了不少饮食习俗，而且这些饮食习俗可以与现代和当代的饮食习俗进行比较，看有哪些习俗传承下来，哪些习俗已经消失，哪些习俗已经发生了变迁。所以，研究纳西族的饮食文化，东巴教古籍就成为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纳西族的饮食习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生态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在汉文史书上记载不多，但在纳西族东巴教的图画象形文古籍中，则记录得比较多。
在东巴古籍中，有专门讲述饮食的来历的一本经书（有的也译成粮食的来历），讲述了饮食对人们的重要性，人们怎么种粮食，怎么收粮，晒粮，到山上寻找酒曲，酿酒等的详细过程。其中还讲到牧童发现了两种开白花的草，其中一棵是带苦味的可以当酒曲的草，牧童把这棵草交给了祖母，祖母和开美女子用这棵草当酒曲，酿出了美酒。各地纳西族在农历二月八普遍过牧童节，民间有不少关于牧童的歌谣和故事，民间常有牧童发现某种奇花异草好的传说，这本讲述饮食来历的经书讲牧童发现酒曲花草，与民间的牧童文化密切相关。
从东巴经书的记载中，我们知道纳西人古时有过以野兽肉为主要食物的狩猎生活，他们在火上烤烧公鹿肉，用鹿肉做汤，煮食，捕捉野猪、马鹿、岩羊、羚羊等。畜牧业发展起来后，纳西人又制作酥油、干酪。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Rock，J.F）博士收集到的东巴古籍中还有挤母马奶的记载和相应的象形文字，这可能是早期纳西先民居住于西北草原地带时的饮食古俗。有的古籍中还讲到捕鱼和腌鱼的古俗，在东巴古籍《向战神献饭・供养战神》中，提到用肥美的鱼用于除秽仪式中。[1]（P.7）看来腌制鱼是纳西族古老的一种习俗，据笔者2016年在俄亚的调研，当地纳西族保留着腌鱼的古俗，他们将从附近河里捕来的鱼，用从山上采来的香料，加上酒和盐等腌制，晒干，当地人称为“俄亚臭鱼”，其实一点不臭，很好吃，是俄亚纳西人待客的一道美味。2016年笔者在位于泸沽湖畔、属于四川省盐源县的达祖纳西村调研时，也听本地村民讲到一种腌制鱼的方式，当地人称为酸腌鱼，方法是先把鱼捕来，用糌粑搅拌，然后挂在火塘上方，过几天晾干后，拿下来放上大蒜等佐料腌制，放进罐子里腌制好，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一道美味。
当山地农耕逐渐发展起来后，纳西人以荞麦、稗子、蔓菁等为主食，辅以奶制品，野菜及野兽肉，随着农业社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吸收汉族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和新农作物，纳西族的饮食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玉米、小麦、大米、稗子等变为主食，坝区农民逐渐种植蔬菜。东巴经中用象形文字记下了不少农作物及蔬菜。以及蒸、炒、煮、烧、捏面团、饭团、炒面等烹调方法及相应的炊具也在经书中有描述。
有些传统的食品在东巴古籍中有相应的故事，于是就演变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性食品。比如蔓菁是纳西族很早就种植的一种作物，在东巴教圣典《人类迁徙的来历》（又译为《创世纪》）中，说人类祖先崇仁利恩娶到了天神之女衬红褒白咪后，两个人从天上迁徙到人间来居住，他们生下了3个男孩，但都不会说话，于是他们派蝙蝠向天神打听，蝙蝠用计谋打听到了能说话的秘方，崇仁利恩夫妇照秘方行祭天之礼，有一天，3个儿子在蔓菁地里玩耍，有一匹马来吃蔓菁，3个儿子不约而同地用3种语言说出一句话：“马吃蔓菁了！”，这三种语言分别是藏语、纳西语和白族语，于是，说出藏语的大儿子成为藏族的祖先，说出纳语的二儿子成为纳西族的祖先，说出白语的三儿子成为白族的祖先。蔓菁一直是纳西族生活中一种重要的食品，在杀年猪之前两三个月，要每天喂猪吃煮熟的蔓菁。纳西人也将蔓菁切成一串串片状的蔓菁花，晒干后成为混合着肉汤吃的美味食品。人们还用蔓菁发出的嫩芽腌制成酸菜。蔓菁作为在神话史诗中一种启迪民族语言产生的食品媒介，也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食品，在很多东巴教仪式上，蔓菁作为一种供品，东巴祭司也将木牌画等插在蔓菁上供在神坛上。
东巴古籍中还有人用J管在一个酒坛里吸酒喝的象形文字，这是纳西人围着酒坛以草管、芦管等吸酒喝的习俗。这个习俗在属于源于古羌人的民族的饮食习俗中普遍存在，至今也还保留在羌族的生活习俗中。此外，东巴经中还记载有诸如以小陶罐煨茶的习俗等，而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丽江古城居民中，保留着用小陶罐煮茶，用一块烧红的岩盐在火中烧红后在滚烫的茶水中飞快蘸一下再喝茶的习俗。在东巴经《饮食的来历》中，还详细叙述了种麦煮黄酒的过程。二、饮食禁忌与民间信仰之关系在东巴教的仪式中，保留了纳西族历史上一些节日礼仪的饮食习俗。如在东巴教最大的仪式之一、也是纳西族传统最大的节日的“祭天”中，一直保持了古代敬老习俗的古规，在祭天坛设老人席敬待老人，用古老的分配方法来共同分享祭天坛的酒肉和饮食；首领和平民共同用金竹虹管或者芦管吸饮自酿的大麦黄酒。纳西族除夕聚餐时首先将猪头肉喂狗的习俗，也来自东巴经《崇般图》（《人类迁徙的来历》）所记载的传说中，因为狗从天上的天神处给人间带来了各种谷种，因此有功于人类。纳西族民间对吃狗肉是非常禁忌的，说“XX族是吃狗肉的族”，这是骂人的一句话。笔者听过这样的一个事例，有个走出家乡上大学的纳西人在外面入乡随俗地吃了狗肉，后来被人告知了他的村人，于是，这个大学生被村里禁止参加祭天仪式，要连续举行3次除秽仪式后，才能再参加祭天仪式。禁止参加祭天仪式，相当于是开除了你的“族籍”，要通过东巴教的除秽仪式后，才能恢复你的族内参加圣典的资格。纳西族也禁吃猫肉，这也来自圣典的解释，据说是狗和猫从天神那里给人类带来了五谷，所以纳西人善待猫，禁吃其肉。
在纳西人的东巴教信仰中，认为东巴教所祭祀的有些神o和精灵也有饮食的差异，比如一般认为大自然之神（精灵）署是非常爱美和爱洁净的，非常讨厌人类污染他管辖的水源等，所以，祭祀署的供品也要干净，不能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洗涤不洁的东西和食品。
此外，纳西人的饮食观念中也产生了特定食品与特定的区域或特定的水土相联系的观念，比如著名的丽江粑粑，是广受各地人士欢迎的名吃，1997年在昆明举办中国艺术节，同时举办配合艺术节的食品文化街，丽江粑粑也是其中销售的云南名吃之一，当时购买丽江粑粑的人排成长龙，笔者也去买，和做丽江粑粑的师傅闲聊，他们说丽江粑粑要丽江的水才能做出正宗的味道，所以他们用汽车拉来了丽江的泉水到昆明做和面的水。过去，不少纳西人清晨都到丽江古城著名的水源地黑龙潭汲玉泉的水，一方面认为玉泉的水清澈洁净，同时还有灵性，对人的身心大有裨益。
丽江民间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鸡豆凉粉，是无论尊卑长幼都喜欢的大众食品，人们认为来自玉龙县白沙的鸡豆最好，而石鼓的鸡豆凉粉则最有名。玉龙县宝山乡的猪则是闻名遐迩的美食；玉龙县白沙镇玉龙村的松子也是远近闻名、以皮薄核多而闻名，所以除了日常百姓消费外，也常常是重要饮宴场合的瓜果小蝶之一。
水土观念也反映在一些饮食习俗中，比如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白地是纳西族东巴教圣地，当地有这样的习俗，如果人要出去旅行，会在当地神圣的泉华台地捡几棵小石头随身带着，本地纳西人称之为“段吕吕”（duan liu liu），如果在外面有水土不适的感觉，本地纳人认为可以把这小石头捣碎合水喝下，身体的不适就会消失。这主要基于本地家乡水土的观念，就如有些地方的人们也有带上家乡的一小包土以防水土不适时和水喝下的习俗相类似。但不同的是白地纳西族取的小石头是在泉华台地上，不是其他随便找点土带走，其中还蕴含有灵地水土的观念，而且还讲究传统的数字观念，有男为九而女为七的习俗，这是纳西人以9代表男而以7代表女的数字文化观念。四、饮食中的民族文化融合纳西族的饮食习俗随着与其他民族交流的增多，也逐渐变得丰富起来。比如玉米，纳西族称之为“卡增”（kaq zzei），直译意是“王的麦子”，纳西话中的“卡”（kaq）是“可汗”一词的变音，“可汗”是中国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族的君长的称号，《新唐书・突厥传上》：“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从此，这个指称皇帝或王的“可汗”一词就进入纳西语词汇中，音变为“卡”（kaq），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军在1253年攻打大理国时“革囊渡江”到丽江，玉米可能是那个历史时期由蒙古人传进来的。纳西族喜欢喝酥油茶，这个饮食习俗来自藏族，但纳西人在酥油茶中喜欢加上捣碎的核桃末等，使酥油茶的滋味更好些。此外，纳西族的祭祀仪式常常用到酥油，特别是在婚礼上要举行纳西语称为“报麻报”的抹酥油礼，东巴祭司要将一点酥油抹在新婚夫妇的额头上，然后祝福新婚夫妇抹酥油后得到尼与哦，尼与哦包括繁殖力。酥油在东巴教仪式中用的时候很多，是一种具有神秘意义的象征物，它有多育、吉祥、驱邪等多重象征意义，东巴教中有专门讲述这种“圣油”来历的经书。酥油在古印度文化和藏族文化中也有神秘的宗教含义。酥油在诸种文化中的神秘意蕴渊源甚远。
此外，过去丽江、鹤庆与剑川是3个接壤的县，曾经属于一个行政区域即丽江专区，长期以来，这3个县的主体民族白族和纳西族有各方面的相互交流，都有一些相同的饮食习俗，比如吹猪肝（把新鲜猪肝吹胀后晒干，食用时先煮熟然后加各种佐料凉拌吃）、猪肝渣（猪的肝和骨头用盐、辣椒、酒等作佐料搅拌后腌制），都是纳西和白族民众喜欢吃的，也是饮食相互影响后形成的共同食品。而纳西族擅长种红米，纳西族聚居区普遍种植红米。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还把种植红米的技术传播到了现在的迪庆州、甘孜州的巴塘和理塘等地。
明清时期，汉文化传入丽江纳西族中，于是纳西族的饮食又逐渐吸收了汉族的饮食文化，汉族的一些主食和菜肴花样被纳西族所吸收，同时融进了本土的特色。1638年，中国大旅行家徐霞客来到丽江，木氏土司木增（木生白）以纳西族的待客大礼招待徐霞客，用青松毛铺地，摆出80种菜肴，使徐霞客目不暇接。他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曰：“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木增招待徐霞客的这80种菜肴，除了本土纳西人的饮食之外，应该也有从汉、藏、白等族中借鉴而来的菜肴。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纳西饮食还有如下记载：
初三日，余以叙稿送进，复令大把事谢。所馈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松脆），发糖（白糖为丝，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腻），诸奇点。初五日，……言明日有祭丁之兴趣，不得留以盘桓，特令大把事一人候……是日，传致油酥面饼，甚巨而多，一日不能尽一枚也。初六日，余留解脱林校书。木公虽去，犹时遣人馈酒果，有生鸡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体圆，盖肥美之极也。余爱之，命顾仆腌咸为腊鸡。初九日……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初十日，……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搭松棚于西庞之前，下籍以松毛，逸西重礼也。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但（四子）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喂成者，其骨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牦牛舌似拔舌而犬，甘脆有异味，昔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6]（P.308-317）
从徐霞客在游记中的这些记载看，明末时的纳西饮食，已经有煌煌大观之势，其品种之多，花样之繁，可见当时丽江纳西族上层饮食的丰富。而其中提到的宴客时在地下铺青松毛的习俗也由来已久，取义为吉祥如意，如松柏长青。这个习俗至今还保留在部分纳西族地区和藏缅语族一些民族的当代饮宴习俗中。
纳西族引进汉族的饮食习俗后，产生了“六大碗”和“碗”等菜谱，而且还分婚事菜谱“碗”和丧事菜谱“碗”，“碗”其中大肉（用红色的可食植物染红）、酥肉、粉蒸这三大碗是最基本的大菜，此外还有酸辣鱼、凉拌猪肚、吹肝片等。
我们在上面提到纳西人的腌制鱼等饮食习俗。笔者小时候，在丽江城区和坝区，把鱼作为一种吉祥的食物，比如结婚时要用鱼这道菜，取义为鱼水和谐，显然这个象征意义是从汉文化传来的。这和在婚庆宴席上必须要有百合（象征百年好合），要有葱（象征生下聪明的孩子），有“聪明伶俐”寓意的凉藕，表示“长命百岁”的粉丝，表示“团圆吉利”的肉丸等，也是取义汉文化象征意义的食俗，以此增加婚宴的吉庆。
此外，纳西婚宴上不可或缺的是要用一盘“红瓜子”，是一种产自丽江金沙江边海拔低的大具乡的西瓜子，色彩是喜庆的红色，所以成为婚宴不可少的一道小蝶。相传是忽必烈在1253年攻打大理国时“革囊渡江”到丽江时传来的。
随着广泛吸收汉、藏、白等族的饮食习俗，纳西族的饮食逐渐变得多样化和丰富多彩。在婚丧大事和建房子等所办的筵席上，就有了“六碗六碟”“碗”等花样。“六碗六碟”是纳西族常见的筵席，内容包括各种蒸煮酥炸，甜点冷碟等。
“八碗八碟”是纳西族最普遍用的筵席，它是“六碗六碟”的变种，其菜肴花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改变，但一般不会缺少本地腌制的腊肉或火腿、咸鸭蛋、大肉（用可食植物染成红色）、酸辣鱼、吹肝片等。在喜庆筵席上，在吃“碗”之前首先要上“八碟”，是自己做的各种瓜果蜜饯、有本地特色的如香橼蜜饯、梅子蜜饯等。
除了上述“六大碗”“碗”之外，纳西族民间还产生了富裕家庭举办祝寿、春节或春季宴客时的特殊菜谱“三叠水”，所谓“三叠水”，主要是指用三种大小不同的碗具盛菜肴，称为“三叠”，有的用6个大碗、6个小碗、6个盘子，合计有18 样菜。有的则花样更多，“一叠”“三叠”都各用13冷热搭配的荤素菜，极尽本地的肉食和素菜野菜的品种搭配，显然是徐霞客所记明代木氏土司款待他的“大肴八十品”的流风余韵，有的解释13种是象征玉龙山十三峰，十三在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是常见的一个吉祥数字，其意蕴与本教也有关系。
纳西族汇融了多种常用食材的铜火锅杂锅菜也是闻名遐迩，把纳西腊排骨、腌肉、火腿等作为肉食，加上各种各样的蔬菜，粉丝、鸡豆干凉粉、麦面粉皮、韭菜根、豆腐等，用炭火慢慢烹饪，非常受欢迎，多年前丽江搞过一个向外国人了解本地饮食的问卷调查，纳西火锅排在第一位。近年来，这个纳西铜火锅取名为“纳西腊排骨”火锅在市场上广泛受到欢迎，已经走进昆明等一些大城市和等地。笔者2016年10月到调研，发现在很多城镇，“丽江腊排骨”已经成为普遍受到欢迎的一个饮食品牌，火锅则不再是丽江传统的用炭火的铜火锅，而是换上了更便于烹饪的本地石锅和铁锅，开“丽江腊排骨火锅”的店主也多是来自丽江永胜县的汉族妇女。一道纳西人的家常菜肴，由丽江市永胜县的汉族妇女传播到了藏区，这也是当下民族餐饮及其烹饪角色的变迁，由此也可以看出丽江市永胜县的妇女更倾向于走出家门做烹调生意的民风，而相对来讲，也善于烹饪的纳西妇女走出家乡去做生意的就很少，大家还是乐于在家乡自得其乐地烹饪美食与亲朋好友共享。
饮食的种类和食材在社会的变迁中也在发生着变化，过去丽江最有名的红米，明代就传播到了藏区，但这种土著米因为其产量低，在后来产量至上的年月里，引进各种外来粮食品种，丽江的红米就慢慢绝迹了，反而在其他一些纳西族聚居区得以留存，现在宁蒗县永宁纳西族摩梭人居住地区的红米，在旅游市场上受到欢迎。按照过去纳西人的传统观念，荞面、包谷、土豆等是贫穷人家吃的粮食，而大米、麦面等则是有身份的好食品。现在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在筵席上一般不用的荞面、包谷、燕麦面等已经被视为有益身体健康的“生态食品”。杀年猪后把整头猪腌制成琵琶状的琵琶肉（又称猪膘肉），是纳西族传统的腌制腊肉的方式，猪膘肉是将猪宰杀后用独特的本地工艺将整猪腌制而成的。猪膘肉因加工独特、香料丰富，可以存放几年。而后来在丽江的纳西族中，这个习俗逐渐式微，代之以把猪肉腌制成火腿和长条的腊肉，而在宁蒗县永宁等地的纳西族中则长期保留着，在{西族藏族杂居的地方，这个习俗也传到了藏族民众中。这两年，丽江纳西族中有一些地方在恢复琵琶猪的腌制习俗。
纳西族的烹饪场所也在时代变迁中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烹饪是在纳西族传统的母房火塘上，随着汉式灶的引进，就逐渐产生了居家饮食改在厨房汉式灶上烹饪，而母房的火塘更多地用于举行各种祭祀礼仪和人生礼仪等。饮食民俗中也增加了除了过去在火塘边祭祀祖先神、火神、五谷神、财神等，还增加了祭祀灶神的民俗。五、饮食烹饪习俗中的社会性别和长幼观念纳西族平时在家里的饮食习俗是尊重老人，老人一般都要在表示尊贵的位子，如果是在纳西族传统母房“吉美”（jji mei）的火塘边吃饭，男性家长的座位在北面最靠近神龛的地方。如果是围桌而坐，北面是尊位，因为北方是纳西远祖的居住地，所以以北面为尊。男性长者、辈分高的长者多在北面的座位上。笔者小时候，丽江古城的宴席习俗是坐在尊位的长者要首先举筷并开口请大家动筷吃，否则大家是不能动筷的。后来，这个习俗慢慢改变了，饭桌上更显出一种轻松的气氛。过去，在宴席上女性一般不和男性同桌吃饭，这个习俗现在在很多纳西族地区也改变了，女性和男性可以同桌吃饭。
男女社会性别在饮食习俗上的表现也因区域而有差别，在很多纳西族地区，女性很少有喝烈性酒的。但1989年和1991年我去玉龙县塔城乡巴甸村和署明村时，本地纳西人首先敬我本地酿的白酒而不是茶，妇女也可以和客人一起喝这种白酒。
在举行祭天仪式时，在祭天场分配食品，集体吃祭天饭，老人要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过去举办筵席，如果有老人长者因年老体衰不能来赴宴，办筵席的主人会送上一份饭菜，托老人的亲属带回，表示对老人的敬重。香格里拉市三坝乡吴树湾村纳西族举行祭天仪式时，妇女们在家中准备好肉、饵块等食品后，相约来到祭天场，分发食品，用铜瓢从酒罐里舀酒，盛于碗中，每人敬一碗，小孩也不例外。
有些民俗也体现了纳西人对某些食物的生殖崇拜的神秘观念，如东巴经中记载，纳西族的阴阳五行也出自一个“金黄大蛙”。丽江有些地方的纳西族过去有在河沟里掬喝蝌蚪之俗，认为喝了蝌蚪后能增强生殖力，看来青蛙是纳西族生殖崇拜文化中一种神秘的象征物。有些地方有妇女喝了某个特定泉水的水就容易怀孕等生殖崇拜习俗，这样的水常被称为“伙吉”（hoq jjiq），指有神秘生殖力的活水。纳西人的饮食习俗中也融入了一些哪些食品对妇女有益，哪些对男子有益等的观念，有些与其他民族相似，比如韭菜和核桃有利于男子强壮，燕麦酒也能增强男人的性力等说法。
后来因为日本人来大量购买而价格飙升的松茸蘑菇，在纳西人的传统饮食中原来地位并不高，相反，纳西人认为这种蘑菇吃多了会“刮油”，意思是会把体内的脂肪吸走，在肉食相当缺乏的年代，“刮油”显然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禁忌多吃。这个蘑菇的身价飙升，完全来自于日本方面对这个品种的酷爱和各种传说，所以纳西人的食谱中就提升了这道菜的地位，而且也吸收了芥末伴食生松茸片的食俗。而纳西人历史上非常喜欢吃的蕨菜，纳西民间有“青黄不接的缺粮季节，小哥上山捡蕨菜”的说法。由于当代有些科研成果证明蕨菜不利于身体健康，现在市场上的蕨菜就不如过去那么普遍了。
随着吸收学习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纳西族的饮食文化日益变得多样化，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闻名遐迩的烹饪高手，而这些烹饪高手大多是女性，这与烹饪一事主要是妇女为主的纳西族社会性别分工有关。比如丽江古城就产生了好几个善于烹饪非常受纳西和藏族马帮欢迎的火烤丽江粑粑的妇女。还有把丽江粑粑进行制作工艺和原料创新，民间誉为“粑粑司令”的纳西妇女李仲喜；还有以烹饪黄豆面条著称的当代古城纳西妇女阿妈六。1955年，丽江古城也开始了合作化运动，上级机关要求所有丽江古城里经营传统小吃的家户联合起来办合作社。笔者的祖母属于做丽江粑粑的家庭，也在应该参加“合作小食店”之列。因祖母要照顾刚生下不久的我，母亲就接替祖母参加了筹办合作小食店的活动，并被指派具体负责组织这个“大研镇合作小食店”。她牵头将大研古城各个著名的传统名小吃私家店铺联合起来，成立了“大研镇合作小食店”。成员除了一两个男性外，都是清一色的纳西族妇女，她们是丽江古城小吃界的“女大腕”。其中有“丽江粑粑司令”李仲兴的传人，她的儿媳妇阿妈凤仙、“面条女大王”阿妈六、丽江火烤粑粑高手阿五奶等。
集丽江古城烹调大成的是纳西名厨阿妈意，她原名蒋意意，1918年出生在丽江古城的一个厨师世家，她出身时，家庭因为清同治咸丰年间的战乱，家道已经没落。阿妈意才十几岁，就不得不靠着家传的厨艺摆小食摊维持全家的生活，她勤奋而好学，传承了家传的烹调技艺并有创新，很快精湛的厨艺和待客之道受人称道，20岁就在大研古城开起了一个餐馆，当时丽江著名画家周霖、旅居丽江的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20世纪40年代受宋庆龄和艾黎委派在丽江推动“工合”（Gungho，工业合作社）的俄裔作家顾彼得等地方名流，都是阿妈意餐馆里的常客。据阿妈意的孙子和传人肖军回忆，他奶奶对他讲过，她有一个习惯，特别喜欢跟食客交流，听取食客对她的烹调的意见，不断提高和改进自己的技艺，成为深受本地人和外来客商欢迎的古城大厨师。与一帮古城纳西各种地方名吃的妇女传人，形成这个茶马古道重镇的一道饮食文化风景。阿妈意在烹调实践中，发挥家传的手艺，并不断融合纳西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研发和创新，最终自成一家，奠定了近代丽江大研古城纳西族饮食文化的基础。阿妈意退休以后，在大研古城的一个花园开了一个饭店，饭店门面不大，但总是宾客盈门，这些宾客中，既有古城的邻里乡亲，也有到丽江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丽江的各方面著名人士。1983年总书记来丽江调研，1985年十世班禅大师来丽江访问，阿妈意为他们做过纳西宴席，受到很高的赞誉。
阿妈意老人去世后，她的烹调绝活传给了她的孙子肖军，他现在是第三代传人，是丽江市古城区非物质文化传人、纳西饮食文化研究会会长。肖军继承祖母绝技，弘扬家传纳西烹调之法，但又有创新，从食材到用料皆按纳西传统而精选，烹调佐料也选自自然的食材而不用诸多可现成购买的人工制作的配料。他在大研古城小石桥附近开了纳西餐馆，名字就是“阿妈意”。肖军成为纳西族传统中不多见的男性著名厨师，笔者曾访问过他，他对烹饪很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怎么选用本地的食材，除了坚守纳西烹饪传统，还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烹调技艺，但又不能失却本土最本质的饮食文化精髓。而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恪守家传的诚信声誉。多年来肖军恪守诚信，从不采取给回扣等经营方式，而更多采用了o顾客优惠的方式，这样做成本比较大，所以他开办“阿妈意”餐馆最初连续5年都没有赢利，但到后来，他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方式产生了社会信誉，加上他精湛的烹调技艺和地方特色，深受本地人和游客的欢迎，顾客不断增多，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2015年他又创造了“纳西玫瑰花酒”品牌，用传统的蒸溜之法和粮食酿制，也开始受到市场的欢迎。六、结语从传统饮食到当代饮食的日益多样化，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住行文化的互动发展。而今天在纳西族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当代饮食的安全性和健康性，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消费健康饮食，如民间所称的“生态食品”，比如有条件的居民开始提前一年在农村里向农户交一笔预定金，订购喂养足一年且绝对不喂人工饲料，而是只喂家里的有机粮食、蔓菁等的年猪。打生态牌、不用化肥和人工饲料喂养等的“土鸡”“土鸡蛋”、蔬菜、肉食等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丽江市玉龙县宝山乡的土猪“宝山猪”品种好，又多是放养，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2015年12月21日，丽江猪被国家农业部列入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授予了证书。“丽江猪”正式成为国家级的一个畜禽遗传资源。一个崇尚健康食品和生态原味的饮食时尚，正在著名旅游地逐渐兴起。可以想见，这种变迁将会促使纳西人的饮食文化又产生新的变迁。
注释：
①学术界称纳西族东巴教使用的文字为东巴文或纳西象形文，纳西人称为“斯究鲁究”（ser jiel lv jiel），“斯”是“木”的意思，“鲁”是“石”的意思，因此，有的将“斯究鲁究”译为“木石上的痕记”，有的则译为“木与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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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关键词：稻米审美；小麦审美；厚重感；秀美感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016-02
属于味觉和嗅觉的饮食，夹杂着一切能够从舌头与鼻腔到大脑的神经冲动，这是一种少见的、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满足感受。由视觉构成的绘画风格，则是与之相应的一种感官满足形式。前者由食物激发固定的味觉喜好而得到满足，后者由视觉的刺激发动大脑的审美程序。
人是欲望驱动的动物，而最基本的欲望则是食欲，藉由这一贯穿生物进化始终的精神，其他的欲望也只是他的上层建筑。正如一个地区的山川地理是如何影响当地的文化艺术一样，某一区域群众对于食物的选择，也同样或直接或间接的潜移默化了当地的艺术风格。
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当充满腥气的生肉或者半熟的肉类通过人类的喉咙的时候，原始的野性被激发，他们利用粗犷的线条和张狂的造型，描绘他们的狩猎生活。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食物种类变得丰富，饮食变得精致起来，我们例举相差不远西周时代的饮食和战国时期绘画可以发现其内在的联系。
周朝的宫廷饮食和后世的饮食风格存在很大的差别，保留了很多的上古遗风，有专门负责腌制用蚂蚁幼虫做酱（《周礼·天宫》）机构，从出土的文物和资料看来，上古的饮食风俗，调味比较直接，梅子的酸味和盐的咸味，桂、花椒等香料提供的有限的辛香口味，依然是一种直观的、显见的口感。这和以后的中国饮食讲究厚重口味不同。煮熟的菜肴、烤制的肉类、原始的火锅，透过各种充当调味的酱汁，在穿过味觉器官之后，会在意识之海留下一幕清晰的线条，正如中国绘画风格中讲究对线条的理解一样。
战国壁画所用的线条简朴明快，清晰到位，风格淳朴，也犹如西周时期大量使用的，自然简单的调味品，梅子清晰的酸味，酱的咸味，昆虫几丁质外壳所提供的爽脆质感。所有穿过舌尖上的刺激在透过指尖上的画笔流淌到了墙壁上。
艺术脚步的前进，让饮食习惯对艺术审美所造成的影响变得越来越直观，催生了小麦和稻米两种文化在艺术上的分别。
两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和衣冠南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带来的蒙古高原的饮食风格和南方越族的饮食风格在这一时期交融，牛羊肉和奶制品与稻米和蔬菜，同时也是小麦和稻米文化的一次融合，一起催生了中国南北文化的迥异，这一时期最明显的正是书法的碑、帖两之流对照。
从北魏的《齐民要术》之中，我们不难窥视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和南方汉族的饮食习惯，牛羊肉和羊奶酪的腥膻口味，肉类所能提供的蛋白质强壮了北方蛮族的体魄。
魏碑，这一粗壮有力的字体，仿佛是蒙古高原的骑士，坐在和他一样粗壮的马上，手搭弓箭，宽厚的肩膀和胸肌，盘根错节的纠成一个个字；浑厚的转折，像流淌着烤制羊肉的脂膏，刺激着人最原始野性和对力量的渴望；这完全是海子的诗歌所要表达的语境，至今观赏北魏的书法，已经能够感觉到苍茫踏破时空的障壁，穿行于历史之中，每一个字迹都能使人能够感觉到一群人围着篝火，痛饮狂欢，篝火上烤熟的肥羊混着简单的香料正吱吱的冒着香气，这正是小麦文明所包含的浑厚感和力量感。
与之形成对立的是南朝的饮食和艺术审美，优美的线条在六朝脂粉的江南。帖学的始祖，在灵魂层面上来自楚文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同样源于楚地的道家思想（老子和庄子都是楚人），而思想层面上则利用了江南稻米的清香和山野野菜的淡雅。水生的莼菜和鲈鱼勾起了对故乡的怀念，飘荡的轻柔的菱角让人联想到了采摘它们的怀春的少女，鱼脍的鲜美和爽籁，也透过后世临摹的王羲之的自己让我们能够用眼睛品味。
南朝的饮食以鱼米蔬菜为主，南朝的文化也体现出这种稻米文化的特质，细腻、力度内敛，追求清秀的审美。以最贴近王羲之真迹的神龙本兰亭序来窥视开于南朝的帖学书风，巨大的惆怅和无奈，随着流觞曲水一般的侧峰笔法，流淌在纸面上。感慨无常、喜好秀丽、追求清爽洁净，这本生就是稻米饮食带给人们的审美趣向。
相同的艺术审美还出现在也是以稻米作为主食的日本，以稻米提供的松软口感和水乡气息作为文化内核。
日本的茶食和水墨绘画，是稻米文化审美的极致。茶食的口味清淡注重韵味，这与日本水墨绘画的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日本的茶食，暨是在茶会开始之前，细心地主人为避免宾客们空腹喝茶而准备的小点心，这种茶食是专为迎接文人口味而清淡偏甜的。正规的茶会，茶食有一定的规矩和食用次序。茶食的主要内容为一汤三菜。食物的新鲜口感，正如毛笔和宣纸的巧妙结合、墨的浓淡与水的清浊的精细配置，由对清淡口味追求而产生的曼妙墨色追求，也既是是日本水墨绘画的特色。例如雪舟等杨的松涛图细致的笔墨和巨大的留白，直指自然地本来面目，构筑出晨雾之中松林的空寂，留白与密集的松树、浓墨与淡墨，与茶食中的八寸刚好一致。茶食的内在精神是是茶道雅致寂寥之心，而水墨则追求“能画一枝风有声”的内在韵味，暨都是以不变之术来表现万变之道。
如果说主食水稻让人产生精致细腻和直观的追求，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主食小麦所产生的另一种审美趣向。在这一方面，饮食和艺术同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是俄罗斯，俄国是典型的以小麦为主食的国家，同时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俄国油画，例如费欣，我们就会发现其内在联系。
俄式食物口味偏酸，佐以甜味和微辣的口感，同时喜欢炖煮的食物，其代表风味为偏于酸甜的红菜汤、俄式酸黄瓜、略有一点点酸甜的黑面包，咸腥口味的鱼子酱等等。若有若无的酸味使人有丰富的感觉，炖煮加重了食物的厚重感。这些感觉都能从费欣的油画语言中找到流露，我们以费欣的作品《菜娥》②为例，丰富而含蓄的色彩变化让人想到俄式料理的酸甜口味，厚重偏于灰色的色调让人有品尝炖菜的浑厚视觉，点缀的纯色笔触偶然刺激下观众的神经，正如同微微带有辣味的香辛料。面包是俄国的主食，这就决定了俄式审美的核心是浑厚的、深沉的和阴郁的。从列宾的伏尔加河到普希金的圣彼得堡，这一浑厚与抑郁贯穿了整个俄国文化的始终，如同一个深沉的男高音，在颂唱着亘古寒冷而辽阔充满神秘未知的广大平原，在漫长的冬夜下沉睡。
不得不说人类的感官是奇妙的，混合的系统。自然环境产生生存条件（当然包括饮食文化），生存条件产生意识形态（当然也包括审美趣向），不同人群的美学除了体现在艺术审美上，也体现在对食物的追求上，同时食物的选择也反作用于这个追求，这也正是人类一场长久的从舌尖到眼睛的文化史。
注释：
一、美食关乎文化
美食不仅是美食，美食关乎精神，关乎文化。美食家可谓是对美食参悟最透的人，作为当代文坛公认的美食家，陆文夫这样说过：“ 对于一个有文化的食客来说，吃，应追求一种境界，或称为环境、气氛、心情、处境等等。”同时他认为，饮食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大文化。所谓大文化是因为饮食和地理、历史、物产、种类、习俗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简直可以从饮食着手来研究人类社会经济与文明的发展。美食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和绘画、雕塑、工艺、文学，甚至和音乐都有关联。
百科全书中对美食家的定义是：以快乐的人生态度对食品进行艺术赏析、美学品味，并从事理想食事探究的人。美食家的概念要与饕餮者和食学家区分开，饕餮者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并满足物欲，食学家侧重的是认识说明与理论归纳。美食家既有丰富生动的美食实践与物质享受，又有深刻独到的经验与艺术觉悟，是物质与精神谐调、生理与心理融洽的生活美的探索者与创造者。
因此，“吃”要达到这个境界，饮食就不只是饮食，而是文化的饮食，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要吃出文化品位，即吃得典雅和吃得称心如意。
吃得典雅，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推崇“以乐有食”，以后形成传统。悦耳的乐曲，能造就一种愉悦轻快的气氛，对心灵产生良性刺激，进食时优美的乐曲缭绕于耳际，更有助于消化吸收。吃得称心如意，首先指吃的方式能各得其所和具有愉快亲
切的人文韵味。比如中国人的共食制。西方的分食制虽合乎卫生，但流于单调、平均主义。其次，吃得称心如意是指人们对口味的选择称心如意。
《舌尖上的中国》正是美食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一部美食纪录片。“去年纪录片频道成立，一个纪录片频道应当播放各类纪录片，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当然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所以，我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总编导陈晓卿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舌尖上的中国》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选题。“拍《舌尖上的中国》，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这是陈晓卿给导演任长箴的“命题作文”，从一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局限在“菜系”的范围之内。《舌尖上的中国》其成功之处也是把美食当做一个媒介，通过食物我们进行着传统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的思考。
有人说，《舌尖上的中国》使得汪曾祺笔下论文联盟的四方美食在银幕上复活了。诚然，汪曾祺以平常吃食为散文写作的对象，其用心可谓远矣。 “什么叫文化，吃东西也是文化。”汪曾祺同意高晓声这种说法。 饮食本来为身所备，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
二、美食是中华民俗传承的载体
民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舌尖上的中国》中《主食的故事》一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春节的意义。“每年晚稻成熟，就到了宁波人打年糕的时候。孩子们约好都从宁波回到村里来看望阿公阿婆，四代同堂的一家人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的日子，一年只有难得的两三次。在这个颇为丰盛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年糕。 做年糕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以前的宁波家庭要在新年之前做上几十斤至上百斤年糕，泡在冬水里储藏，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
“饺子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主食，尤其年三十晚上，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在中国人的习惯里，无论一年过得怎样，春节除夕夜合家团圆吃“饺子”，是任何山珍海味所无法替代的重头大宴。如今，在几乎所有的传统手工食品都已经被放到了工业化流水线上被复制的今天，中国人，这个全世界最重视家庭观念的的群体，依然在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心里，没有什么比跟家人在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主食的故事。 ”
无论是在节日中还是平日里，中国人吃饭一般都采取“会食制筵席或小范围的共食制”，这一传统习俗有不少优点：中国菜点花样多，一桌食客的嗜好不会雷同，会食有利于各取所需，使每人都能在多种菜点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从而尽可能使口味得到满足。“共食” 指家庭日常饮食或三五亲友共食几味菜，也有利于各取所需，充分利用食物对象的各部位，减少菜肴的浪费，譬如桌上一只鸡，有人喜欢鸡胸，有人喜欢头颈，有人喜欢鸡翅或鸡腿，有人喜欢内肚，合食能各得其所。中国人无论会食或共食，都围坐于饭桌，饭桌成了交流情谊、信息和即席评论菜肴的场合，既亲切又轻松，富有人文韵味。
在《舌尖上的中国》中，一家人围着饭桌其乐融融的场景一直贯穿始末，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观，“你如果有心的话你会注意到我的每个故事基本都不是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人际关系在里面，阿亮的部分也故意在他们家集体工作的时候露了全家人的镜头”，任长箴说：“这些镜头显得无意，但其实它都是体现人情味的，要比一个人孤单单在那个地方存在要有意思得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也这样认为：“《舌尖上的中国》把“吃”还原到了家庭、乡村、社群、邻里关系，还原到了传统，还原到了人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之中，从而表现中国饮食的文化内涵，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美食蕴含着悠闲的生活态度和包容的人生哲学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
“人如其食，食物总是与人联系在一起。纪录片里那些生动鲜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态度。”陈晓卿说。《舌尖上的中国》最大的魅力是让世界通过美食了解中国人，因此，每一集的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
汪曾祺也在《旅食集》自序中说道，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是善解人意的，其美食散文流动的韵律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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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使人宁静、清凉、滋润，特别适合且有助于当代中国读者文化心态的调整。 这与汪曾祺散文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他以极为精微的笔法描写美食和风俗，揭示了民间生活的种种乐趣与幽默，寄兴叹于物事，寓哲理于风情。
“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去生活，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最干净、最朴素、最具有自然韵味的。”《舌尖上的中国》倡导的“自然清淡”与道家的思想相合，充满着人生的哲学意味。 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作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异质元素却能博得人们的青睐，因为它让人们松弛神经、放慢脚步，来到一个宁静闲适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的吃食散文中，蕴藏着一种醇厚的生活境界。从容的饮食态度，以及能对饮食细琢详研的做法，它的背后，寄寓着一个安乐邦国的大背景，尤为重要的是，汪曾祺赋予这些饮食以风致，以光彩。汪曾祺所写的食物和口味，包含着人生的性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物也就是体现了一方的人性。《苦瓜像瓜吗?》写以苦瓜自喻的“苦瓜和尚”石涛就寄寓了一点独来独往，不随流俗的傲气与禅意。
汪曾祺写饮食的态度也寄寓着人的胸襟与度量。“口味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酸西辣’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样。”这些食物平时虽颇常见，却仅是食品而已，经过汪曾祺的述写，这些食物便因之赋予了文化学的意义。
汪曾祺对现实人生始终采取一种“融”和“入”的态度，这种“惊人的化解，简直已经到了近乎宗教式的宽容”，它足以使冰山化成春水。 汪曾祺提出要“作文先做人”，汪曾祺对人对事有大度宽容的胸襟，在作品中，他不但从不将个人情感、观点、好恶强加于读者，而且还处处随机忠告读者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他的美食散文从各地各民族的饮食习惯谈起，提出应该对各地美食持包容态度，卒章显志，文末自然引申到对待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的兼容并包、融化新知的科学态度。
“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杂一点，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虱都尝尝口味单调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舌尖上的中国》也与他有异曲同工之妙，食材无上下之分，讴歌劳动者，敬畏自然，感恩生活，传达出一种对待食物的原始态度。
四、二者都是以民间体验为基础，基于民间立场所作
汪曾祺美食散文的民间性首先体现在其自身的题材上，他以认同民间的方式，发掘出最具民间日常意味的存在形式——吃的种种方式和传承，为饮食立传。
其次，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里所写的食物是与民间百姓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他在《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的炒米、咸菜茨菇汤、马齿苋等无不如此。在《胡同文化》中，汪曾祺写道:“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 汪曾祺写的都是许多普通吃食的品类，这其间是出于他对民间创造力与其所显示的民俗文化的认同。在20 世纪文学史上，写吃的作家很多，比如写金华火腿的叶圣陶，雅舍谈吃的梁实秋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但他们都未免有点贵族气。而汪曾祺所写的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饭桌上不可缺少的日常吃食。比如:炒米、焦屑、萝卜、豆腐、苋菜、荠菜、马齿苋、咸菜、豆汁儿。 他一再表白说:“有人以为他是美食家，其实他跟张大千一类的美食家是不同的，他不过是爱琢磨一些平常菜的做法而已。”这一语道出了他的真谛。
再次，从价值观层面来看，美食是与生命韧性有关的民间日常生活意象，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吃与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汪曾祺赋予这些民间吃食以风致，以光彩，其中寄寓着一种深沉的生命境界。这种民间性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命价值立场。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更多地表现了这些食物给民间带来的生活欢乐，其中包含着他对民间所蕴藏的恒常生命力的理解与把握。其意义在于为断裂的民间开拓话语空间的同时，也为民间的凡俗生活注入了一种情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