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08:25: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自然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222-01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比较了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一些差别。肯定了伊壁鸠鲁对原子偏斜运动和人的主观自由的论述。
马克思在论文中反驳了认为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相同的观点。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子是否做偏斜运动。结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者对所研究的客观对象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对自然现象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感性世界是可靠的。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说，“当德谟克利特把感性世界变成主观假象时，伊壁鸠鲁却把它变成客观现象”[1]。这种对自然哲学的态度还可以从伊壁鸠鲁遗存下来的基本要道中看出：
“如果天空中的怪异景象不会使我们惊恐，死亡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能够认识到痛苦和欲望是有界限的，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自然科学了。
如果不清楚地认识整个自然，一个人就不能在最关键的事情上消除恐惧，就会生活在神话造成的恐惧中。所以，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获得纯净的快乐。”[2]
德谟克利特试图获得对客观自然现象的认识，而伊壁鸠鲁的研究更多地服从其伦理学目的，使人克服对未知的恐惧，进而使人得到内心的平静。不仅其自然哲学的观点，他的反宗教的思想也是基于这种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要取得幸福应该更多地借助自身的力量，人需要的外部的东西并不多，只要人克服了恐惧、欺骗、就能实现自由。
这种靠人的观意志达到自由幸福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同。与斯多葛伦理学更多强调宿命不同，这种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多地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不断探索很快放弃了用伦理学方法去探讨人的自由。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作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剥削阶级，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政府。从而从根本上保障更广大人民的自由。而只有这种阶级性质的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在剥削阶级社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外在条件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往往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争取自由首先应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自由的实现才有可能。
经济社会在不断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为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客观条件相较以前已有了重要的改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民生，使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也许是当今社会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自由从来不是被人赐予的，而是一种被人的主观意识感受到的。这样就回到了伊壁鸠鲁与马克思所思考过的命题，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问题。如果没有了神佛我们该如何克服似乎与生俱来的恐惧、不安与。
终极关怀是古往今来许多人探讨的主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存在在于人的感觉和思维能力。外部的身体感觉似乎总给人带来痛苦，这样人只有借助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来获得存在的愉悦。于是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一种理性的沉思活动。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与获取知识相关的活动。也即是与人的思维相关的科学、艺术等的创造。更多的人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社会，才能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才是每个人自由自足的社会。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实现每个人的客观自由的条件在迅速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思考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也正如其在博士论文的出版序言中所说的，“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这篇论文至少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3]。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论：1、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探讨人的自由的开始，并从伊壁鸠鲁的哲学开始思考在唯物主义条件下人的主观自由的问题。2、可以把马克思早期对自由的探讨称为自我意识自由的探讨。把后期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思考自由称为外在自由的探讨。3、当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逐渐实现的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寻找实现人的主观自由的条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并让更多的人享有文化发展繁荣的成果。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郭随磊，汕头大学法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专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页.
关键词：自然哲学 量子革命 系统辩证法
关于20世纪科学革命，有人说只须记住三件事：相对论、量子革命和混沌学（系统科学中最突出的新分支）。正是这三大科学革命为人类建构全新的自然图景（也就是新颖的自然哲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里所谓自然哲学是指人对自然的哲学反思。自然哲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研究自然本体最一般的性质和人类的世界图景。
一
自然哲学在哲学史上有过两个全盛时期（古希腊及近代机械论），只是在谢林、黑格尔之后衰落了。由于20世纪三大科学革命的强大影响，自然哲学正在当代复兴起来，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我们先从三大科学革命说起。
首先要提到的是相对论革命对改造人类世界图景的贡献。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中，时空性质依赖于参照系等概念是对“观察无关性”的经典信念的初次冲击；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把引力场（它具有整体全息相关性）确立为新的“独立的实在”，这是对牛顿的实体观的又一次打击。接着要论述的是量子革命，它比相对论革命更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世界图景。因为1925年以后所创建的量子力学进一步使笛卡儿与牛顿以来的主客绝对二分原则、实体主义原则乃至严格决定论原则都受到猛烈冲击。最后要强调的是系统科学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近半个世纪系统科学的蓬勃发展表明，从总体上说，系统自然观集中体现了当代自然图景的精华，因此系统自然观几乎成了当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的代名词，贝塔朗菲称之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20年代所出现的怀特海的“机体论哲学”则是这种自然哲学之先声。
当代的系统自然观借助于维纳的控制论(1949)、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1948)、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1969)和哈肯的协同学(1971)等理论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机体论和内在目的论的自然哲学。〔1〕控制论通过对“动物（即生命系统）和机器（即非生命系统）的通用规律”的研究表明，自动机器通过反馈调节机制可以表现出与神经控制同样的合目的性或规律。[1]维纳在《控制论》中对牛顿的严格决定论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肯定了统计力学家吉布斯把偶然性引进到科学中来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并突破了目的论与机械论之间的两极对立。莫诺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1971)一书中，则用生物微观控制论表明，借助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层次的反馈机制以及微观-宏观相互作用，完全偶然的基因突变最终可以纳入物种进化的必然轨道；耗散结构论表明，在远离平衡态条件下开放系统可以通过非线性正反馈机制的作用表现出有序化和合目的性；协同学还进一步发现序参量是整个自组织过程的主宰如此等等。总之，所有这些自动机器和自组织理论都表明，无须超自然的神力和神秘的“生命力”，自然系统也象自动机一样可以凭借内在机制的作用呈现合目的性。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认为宇宙＝巨大的超级自动机的“机械论”是对的，而非神学性的宇宙“内在目的论”也是对的。从历史上看，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哲学的否定。现在，我们的立足于系统科学的新自然哲学则应看作一种“否定之否定”。它是对机械论与目的论自然哲学的更高的辩证综合。
当代自然哲学（它以系统自然观及其系统辩证法为核心或灵魂）最有革命性的一个方面，也许表现在反严格决定论和对偶然性客观意义的新认识。直到现在为止，一般人都相信“近似决定论”：只要近似知道一个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初始条件就可以足够好地计算出系统的近似行为。可是混沌学中著名的“蝴蝶效应”，即系统演化进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却断然否决了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的任何翻版（如“近似决定论”）的有效性。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在1961年发现，实际上长期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对于严格确定的气象方程组，初始条件的小误差，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诸如珞珈山的蝴蝶拍拍翅膀那样的初始小扰动，经由地球大气系统中的逐级放大，最终可能在南美洲引起大风暴。这种由决定论引出来的混沌，对经典观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混沌革命加强并深化了量子革命。
通过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协同学乃至混沌学的研究，现代科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偶然性在自然界具有不容忽视的本体论地位，以及研究偶然性的内在机制的重要性。为恩格斯赞同过的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2〕，第562—563页）的辩证论断，得到最新自然科学的支持。正如马克斯·玻恩在《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1951)中所注意到的，量子世界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其中机遇是有规则的。同样，在哈肯的协同学演化方程（如福克-普朗克方程和郎之万方程）中，决定论力项与随机力项是共同起作用的。在混沌理论中，混沌本是由决定论规律引出的内在的无序和不规则性，然而对混沌吸引子的相空间图解研究却表明，即使混沌也有精细结构，其中机遇也是有规则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是可以认识的。从量子力学到系统科学的研究表明，概率统计定律是比严格决定论定律更好的认识工具，但原有的“大数定律”与“统计平均值”等概念对于描述偶然性已经显得太粗糙了，非线性数学该出阵参战了。因为唯有借助于非线性数学才可能认清偶然性起作用的深层结构机制。
当代自然哲学中的系统整体论思想也是相当有革命性的。自从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以来，“整体＝部分和”的公理已经成为背景知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是牛顿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与实体主义、还原主义相协调）。然而，一般系统论中的贝塔朗菲原理“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却断然取消了欧几里得的公理，以整体论取代了机械论的还原主义。量子力学中的全域相关性和粒子物理学中的新奇现象（“基本”粒子分割到一定限度，将出现“部分大于整体”的佯谬）以及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性（卡普拉《转折点》，1989）都支持贝塔朗菲的系统整体观。
总之，以现代物理学与系统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科学革命已经引起了人类自然图景的根本变革，人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浸透着量子力学辩证法和系统科学辩证法精神的全新的自然哲学的出现。
二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自然哲学的主要疑难及其可能解法的讨论。
鉴于机械论自然哲学所遇到的困难，当代自然哲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如下：1.自然本体的性质问题。物理实在究竟是孤立的实体还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潜在”是否也是物理实在的基本形态之一？究竟是否存在终极实在？2.物理实在所遵循的规律究竟是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的？自然系统究竟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偶然性应当具有怎么样的本体论地位（是否应当有）？3.所谓“观察者侵入物理事件”的实质是什么？主客二分的合理界限是什么？4.系统整体论与还原主义孰是孰非？5.目的论的新解释问题。自然系统本身能有目的性吗？能代替上帝作为选择主体的地位吗？目的论是否真与机械论势不两立？它又如何与神学划清界线？下面我们将依次详细分析这些问题：
1.自然本体或物理实在的性质问题。
牛顿机械论自然哲学的本体论或实在观的要害就在于实体主义。一切物理实在被认为都有实体性、实存性，自然被等同于实体的集合（简单相加的总和），一种在绝对空间构架中的机械性的存在物。然而，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实体实存”原则已经失效。明确的电子“轨道”或光子“路径”等经典性观念在量子力学中是不允许的。电子实际上以“电子云”方式存在着，它并没有绝对分明的轮廓，而且只是或然地显现出来。如“测不准关系”所要求的，电子的位置与相应的动量具有天生的不确定性，决不可能同时有确定的值，因而人们决不可能同时测量到其确定的值。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从牛顿的经典本体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潜在性”观念完全没有地位。
实际上，现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在批判牛顿机械论实在观的基础上，确实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更广义的“潜在”实在观。他根据量子力学事实总结出，潜在是介于可能与现实之间的物理实在的新型式，它被认为特别适用于微观客体。海森伯尖锐地指出：“在量子论中显示的实在概念的变化，并不是过去的简单的继续，而却象是现代科学结构的真正破裂。”（〔3〕，第2页）“几率波的概念是牛顿以来理论物理学中全新的东西。……它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潜在’(potentia)这个老概念的定量表述。它引入了某种介乎实际的事件和事件的观念之间的东西，这是正好介乎可能性和实在性之间的一种新奇的物理实在。”（〔3〕，第11页）“事件并不一定是确定的，而是可能发生或倾向于发生的事情便构成了宇宙中的实在”。（〔4〕，第177页）
总之，海森伯认为量子理论意味着实在观念的革命，牛顿机械论的实在观念已经失效。他举例说，几率波、量子态、电子轨道等都与统计期望值相关联，表示倾向性的、潜在的物理实在，这是物理实在的新形式。
现代粒子物理学的新假说把潜在性观念发展到海森伯本人始料所不及的程度。乔弗利·丘(Geoffrey Chew)著名的粒子靴绊学说[2]，断然否定了终极实体的可能性，揭示了自然本体的自助的、生成的本性。按照我的看法，它使系统实在论与系统辩证法完全本体论化了！由于任何粒子都可以充当基础粒子，用以构成其他粒子，因此说穿了没有任何一种粒子是真正的“基本粒子”，这就是所谓“基本粒子并不基本”。从根本上说，自然界不可能还原到任何一种或几种终极的实体。说一个质子可以由中子和π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Λ超子和K介子所构成，或者说它是由两个核子和一个反核子所构成，甚至说是由场的连续质所构成。所有这一切可能性是同样真实地存在的。应当说，所有这些陈述都同样地正确又同样地不完善。因为真实世界等于所有这些潜在的“可能世界”互相叠加的总和。借用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的话来说：“作为终极要素的实体——基本粒子本身也是相互流动地相互转化的。这件革了以前的物质观，显示了辩证逻辑的正确性。”（〔5〕，第28页）
我们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自然本体的物理实在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互相孤立的实体？还是从本质上说只能是依赖系统场境的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在对著名的EPR假想[3]的实验检验中所表现出来的量子关联（即远距粒子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西莫尼(A.Shimony)所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验结果正在开始阐明哲学问题的非凡时代”。而今最新实验结果表明，两个相隔几米且又没有彼此传递信息机制的实体可能被相互纠结在一起，即它们的行为可以有极显著的相关性，以致对其中一个实体进行测量将瞬时地影响到另一个实体的测量结果。这个新奇的实验结果断然否定了爱因斯坦等人(EPR)的预设（即“空间上远隔的客体的实在状态必定是彼此独立的”），却符合量子力学的系统整体观。正如玻尔所注意到的，量子现象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关联是不可消解的。量子现象的整体性不允许人们对它作机械的切割并把这种切割物认作它自身。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量子力学的整体实在观是与系统整体观相通的，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相互渗透，量子革命与系统科学革命相互支持。因此，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晶，新自然哲学主张，物理实在的部分性质取决于整体，取决于系统的内在关联，从根本上说，自然本体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存在。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疑难，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机械论自然哲学的“严格决定论”预设，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也已经失效。人们向来认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支柱：这就是严格决定论。对自然科学的这种见解，最典型地表现在拉普拉斯杜撰的那个精灵故事中，据说这个精灵（超智慧者）知道世界现况的一切决定因素，因而能够无歧义地得出世界在过去或未来的其他一切状态。这个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的理想实验正是严格决定论的化身。可是，现在在微观领域里发现了与这种严格决定论原则相违背的种种反常事实。简略地说，热学与分子物理学的研究表明，气体分子运动是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进程，由于初始条件捉摸不定，单个分子的运动状态成为纯粹的偶然事件。分子运动论乃至统计力学的建立表明，概率统计定律也是自然描述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形式。
强调概率统计定律重要性的科学思想反映到自然哲学中去，就成为“统计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对于一些包含不确定性的自然过程，虽然严格决定论不能直接应用，但若应用统计方法研究大量单个偶然事件的平均行为，却可以找出明显的统计规律性。换句话说，这些自然过程在统计平均意义上仍是决定论性的。这是决定论的弱化形式之一。
统计决定论的科学基础在于经典统计力学。统计力学的基本出发点则在于，认为尽管大量分子的集团行为满足统计规律，但从底层基础而言，单个分子（单个过程）仍遵守牛顿定律，满足严格决定论。这样，统计决定论并不把不确定性归因于基础规律的不同，而是把它归因于初始条件的难以捉摸（即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因此，统计决定论只是严格决定论的补充形式。
然而，将概率统计观点真正贯彻到底，最终导致量子物理学的兴起，而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则使严格决定论沦为无意义的空想。
在现代科学家中第一个对“非完全决定论”（即under-determinism，这个词的不恰当的替代词是indeterminism，即非决定论）有十分清醒认识的是哥廷根学派的马克斯·玻恩。他在名著《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中对非完全决定论作了比其他量子物理学家（如玻尔、海森伯等）更为系统和透彻的分析。通过对玻恩文本的适当解释、调整与转译，我们可以提炼出对当代自然哲学极有价值的内容和决定论／非决定论问题的辩证解。〔7〕
非完全决定论的最主要或最有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与量子力学相应的概率决定论。其要点如下：(1)单个（量子）过程内在地是几率性的、非决定性质的；(2)“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8〕，第9页）(3)机遇律是自然律的终极形式，偶然性有规则，“它们是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表述出来的。”（〔8〕，第7页）
关于自然界究竟是由必然性还是偶然性所支配的，是决定论性还是非决定论性的那个争论，波普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云和钟”。“云”就是天上的云，代表极端不确定性，它非常不规则、毫无秩序又有点难以预测；“钟”就是家家都有的时钟，代表高度的确定性，它非常有规则、有秩序又是高度可预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一端变化莫测，另一端高度精确。一般的自然事物往往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波普用“所有的云都是钟”（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钟”）表示决定论，用“所有的钟都是云”（当然也可以说“所有自然事物都是云”）表示非决定论。波普终于认识到，人类理性需要的是“处于完全的偶然性和完全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中间物，即处于完全的云和完善的钟之间的某种中间物。”（〔6〕，第239—240页）这种完全的偶然论（非决定论）和完全的决定论的中间物，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作“非完全决定论”，它意味着对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与机遇的某种辩证综合，这就是当代自然哲学对这一争论所作的正确解。以上我们是借用M.玻恩与波普的话，经校正、转译纳入自己的概念框架，并用以阐发自己的“非完全决定论”观点。〔7〕
现代生物学和生物微观控制论也为非完全决定论提供新的佐证。莫诺在其名著《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中，从分子生物学的材料出发，有力地抨击了严格决定论，并为恢复偶然性在自然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付出极大的努力。莫诺是这样说的：
当偶然事件——因为它总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掺入了DNA的结构之中，就会被机械而忠实地进行复制和转录，……从纯粹偶然性的范围中被延伸出来以后，偶然性事件也就进入了必然性的范围，进入了相互排斥、不可调和的确定性的范围了。因为自然选择就是在宏观水平上、在生物体的水平上起作用的。自然选择能够独自从一个噪声源泉中谱写出生物界的全部乐曲。（着重号为引者所加）（〔9〕，第88页）
莫诺这段话应当看作关于生物自然界的非完全决定论，关于极小几率的偶然事件向极严格规律转化过程的生动说明。特别是最后那句话是说明生物界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的绝妙比喻。当然，由于莫诺有时十分不恰当地将严格决定论与辩证唯物论混为一谈，应当注意他的言论本身具有两重性。（〔10〕，第324页）
非完全决定论的内容还由于系统科学的兴起而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加强。有人因之称作系统决定论。其要旨可概括如下：
一般的自然界的复杂系统（在自然哲学中姑且撇开社会系统），不能由它的构成要素和子系统通过简单相加和线性因果链无歧义地决定其整体功能和行为。但系统的存在与演化仍有相当确定的规律可循，机遇与因果共同决定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因而系统在整体上仍有决定性。
具体地说，系统演化的主要机理就在于机遇性涨落、反馈和非线性作用。人们常喜欢将借助于系统科学特有的资料所认识的辩证法，称作“系统辩证法”。系统科学从自己的角度阐明了因果与机遇、决定性与随机性的辩证法：自组织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以偶然的随机的涨落为诱导，通过正反馈和非线性放大，某一涨落在矛盾竞争之中取得支配地位，成为序参量，于是使系统的演化纳入必然的轨道，建立时空、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状态。系统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在自组织动力学机制的解释上是高度一致的：当自组织系统处于不稳定点时，系统内部矛盾全面展开并有所激化，与各种子系统及其要素的局部耦合关系和运动特性相联系的模式和参量都异常活跃，各种参量的涨落此起彼伏，它们都蕴含着一定的结构与组织的胚芽，为了建立自己的独立模式并争夺对全局的支配权，它们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与对抗，时而“又联合又斗争”，最后才选拔出作为主导模式的序参量。非完全决定论在协同学的描述系统演化的数学方程中也得到反映。如郎之万方程（描述布朗运动的）和福克-普朗克方程中，概率论描述与因果性描述共处于一体，随机作用项与决定论作用项被综合在一起，偶然性与必然性因子被综合在一起。从自然哲学看，它们体现了机遇律与因果律的辩证综合。
3.物理事件与观察的关系、主体-客体相互作用问题。
从前认为不容置疑的“客观事件与任何观测无关”的自然哲学信条，如今在新的原子科学中同样也正在失效。正如海森伯所指出，经典物理学的真正核心，也就是物理事件在时间、空间上的客观进程与任何观测无关的信念，由于许多量子实验的发现而受到冲击。而现代物理学的真正力量就存在于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那些新的思想方法之中。因此，再指望用新实验去发现与观测无关的“纯客观事件”或不依赖于观察者和相关参照系的“绝对时间”，就无异于指望极地探险家在南极圈尚未勘查过的地方会发现“世界尽头”，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第4页和第9页）对原子、电子那样的客体的任何一次射线照射或观测都足以破坏其初始状态，而且由于或然性和不可逆性，这种状态不可恢复。
玻尔为量子力学所作的“互补性诠释”中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是：观察者（主体）与被观察者（客体）之间的严格划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实际过程中两者处在紧密相连的相互作用之中。无论是纯粹的“主体”即可以）“无干扰”地进行观察的观察者）或是纯粹的“客体”（可以绝对隔绝外界作用而界定被观察系统的孤立状态）概念都只是经典物理学所作的理想化，而这两种理想化既是相互补充又是相互排斥的。〔11〕这就是玻尔著名的“我们既是观众（观察者），又是演员（被观察者）”辩证论断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从当代自然哲学的眼光看，这是很自然的：人（观察者）本来就是自然（被观察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用一种内在化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而不可能象上帝那样用完全超脱的外在化眼光看自然，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如罗森菲尔德所指出，所谓“观察者介入原子事件进程”的局势，容易产生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被败坏的假象，因此我们必须与机械论和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划清界线。罗森菲尔德本人正是以辩证法为武器在与机械论和唯心主义划界的过程中阐明了观察者与物理事件的辩证关系的客观性质。（〔12〕，第140页）海森伯说得很分明：“量子论并不包含真正的主观特征，它并不引进物理学家的精神作为原子事件的一部分”。（〔3〕，第22页）可见，“客体行为与观测有关”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客观实在而接受主观主义。
4.系统整体实在观问题。在阐述以上各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阐明了整体实在观的基本观点：“整体不同于各部分机械相加的总和”。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存在、处在相对相关中的存在，是整体全息相关的实在。正如D.玻姆所指出的，按照量子概念，世界是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存在的，其中即使是每个部分内在的性质（波或粒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场境。其实，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只能作为参与者并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用内在化的观点来理解自然本体。只是在系统及其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视的情况下，还原主义才是近似地有效的。
5.自然本体目的性的（自组织解释）问题。简单地说，当代自然哲学的目的论观是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论的复活和发展，是现代系统科学目的论观的升华。宇宙象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系统（包括生命系统和非生命自组织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的合目的性可以通过自然本身的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得到合理解释。〔1〕
例如，自然选择的实质问题是由生物哲学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生物控制论的初步解答，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机制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偶然的突变为素材，通过反馈调节的最优化控制机制。艾根的超循环理论则进一步明确，在大分子的自组织阶段，在生化反应的超循环中选择价值高的突变不断通过过滤和正反馈放大，形成功能性的组织，强化、优化并向更高水平进化。这里，一方面自然选择表现为自然本身的纯物质性的有规则的相互作用过程，但它不同于牛顿的机械因果性模式，因为其中突变与选择机制、机遇与因果是辩证地联合起作用的；另一方面，尽管它排除了自然神力的干预，却仍然是合目的性的过程，因为它有自引导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使物种或分子拟种适应环境）。这样，按系统辩证法重新解释过的合理的目的论又能与神学划清界线。
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0世纪早期的相对论量子论革命向统治思想界长达二三百年之久的机械论自然哲学，提出了全面的诘难和挑战，并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当代自然哲学正是在克服旧自然哲学的危机，在回答新兴自然科学所提出的诘难和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中叶以来以系统科学群为代表的新兴科学的迅速发展，丰富了当代自然哲学的内涵，加速了人类自然图景革新的步伐。
总起来说，当代自然哲学的核心观点，可以简要地重新概括如下：
1.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场境的、在关系中生成的、流动的实在，作为孤立实体的终极实在根本不存在，“潜在”是物理实在的一种新形式；2.自然系统遵循非完全决定论（即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中间物），它是由因果与机遇联合统治的，此两者互斥又互补。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是：它是自然本体本质中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要素。偶然性存在精细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由混沌革命所发现！）。3.物理事件与观测有关，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分子只能用参与者的身分和内在化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绝对的主客二分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系统整体观在总体上比还原主义更为合理，不过为了进行精细的研究，有节制的还原主义仍是必不可少的和有启发力的，两者其实是互斥又互补的。5.自然系统的合目的性可以按自组织观点得到最合理的解释，目的论与机械论也是互斥又互补的。
最后，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偶然性的恰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迄今仍有不少读者受过时的哲学教科书的影响，把偶然性当作一种外在的、主观的、局部的、非本质的和不稳定的或暂时的东西。其实这种看法有违辩证法的本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它属于机械论的范畴。通过对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机遇或偶然性在本体论中恰恰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普遍的、本质的和永久性的成分。借用列宁论“假象”的话来说，偶然性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方面和一个环节”，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机遇与偶然性是客观的并且具有自己的非常独特的规律。在新自然哲学中，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的“补充形式”的外在化理解，而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机遇与因果相互联结、相互渗透，辩证地融为一体。在非完全决定论中，偶然性恢复了它本来应有的本体论地位，机遇与因果，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几率或统计性乃至“混沌吸引子”为中介辩证地联结在一起。在相空间中混沌吸引子的精巧的无穷嵌套的自相似结构，精确而形象地展示出系统演化过程中机遇与因果如何联合起作用的深层非线性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对自然本体辩证内涵的认识。
应当说，这是量子辩证法与系统辩证法对矛盾辩证法的一项贡献，它们本应是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桂起权：《目的论自然哲学之复活》，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7)，并收入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一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3〕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海森伯：《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5〕《武谷三男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6〕波普：《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7〕桂起权：《非完全决定论：因果与机遇的辩证综合》，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2)。
〔8〕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9〕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桂起权：《科学思想的源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桂来权《析量子力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玻尔互补性构架之真谛》，载“哲学研究”1994(10)。
〔12〕罗森菲尔德：《量子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注释：
[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梁实秋在《远东英汉大辞典》中，将控制论(cybernetics)译作神经机械学。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摘要】 中医学属于自然哲学，其思维模式、方法论和真理观与中医学生自小接受的辨证唯物主义观念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现行的中医教育沿用了西医的模式，学生缺失了中医最宝贵的经验传承和临证体会，结果是中医教育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掘墓人。中医要走有中医特色的教育路线，以循证为基础，诠释中医，理解中医，因材施教，培养师古不泥古的创新型中医人才。
【关键词】 中医学； 教育； 诠释
2005年中医药专业统招生12.6万，在校生接近39万，毕业人数7万多，仅博士毕业生就有近千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中医教育扩大规模，培养了大批高学历的现代中医，但临证水平与学术造诣上却鲜见道高识远者，即便博士毕业，与孔伯华、施今墨、焦树德和邓铁涛等人比起来也是天壤之别，高学历庸医是中医教育的一种现象。
1 当代中医学子的困惑与迷失
中医学形成于秦汉之际，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它善于用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来推演医学的现象和结论，而这大大异趣于与当今中医学生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
1.1 落后的理论降低学习兴趣中医学的基石是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元气论奠定了中医唯物特性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行阴阳确立了中医具有辨证思维的方法论。
然而中医理论毕竟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元气论缺少对内涵的明确界定，五行学说为追求形式的对称和完美，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这样一种自然哲学理论与当代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维大相径庭，中医学理论上的落后，导致中医学生自觉低人一等；理论中的糟粕部分经常使中医学生成为讽刺挖苦，甚至口诛笔伐的对象，学生失去了对所学学科的兴趣，自然难以学好中医。
1.2 先验的理论导致方法论困惑《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因此，以取象比类、推演络绎法构建的中医理论体系不过是将自然哲学的普遍命题的大票面钞票兑换成接近事实的细致分析的小零钱：首先确立一个先验的理论框架，如五行学说，依此对事物表面现象进行抽取，合则取之，不合则视而不见，然后加以间接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从而使中医理论具备了先验现象学的一些原则或特征，如形式性、观念性、现象性和规定性等。
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而中医学的先验理论具有先成性和圆融自足特点，既难以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如藏象学说，证实只能是进一步证明了五行学说的生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大多属于同义反复；而对藏象学说的证伪实质是对生活经验的否定，有谁能证实水不能克火吗？这样，中医学拒绝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属性，拒绝被还原，而中医学生已经习惯于应用还原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思维模式的差异和方法论的困惑导致学生对学科失去自信，甚至产生逆反厌学心理，中医教育自然事倍功半。
1.3 实用理性导致真理观的迷失中医学的核心是临床效验。除了疗效能够看到，药方能够理解以外，中医理论性的东西与现代科学几乎没有相容性和通约性。中医理论成为经验的附属，如藏象，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实用性的工具，用来解释和说明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将诊断、用药、疗效圆满地联系起来。
中医理论因而缺乏主体性和真理性，理论的真实仅表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这种实用理性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相悖，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在中学时曾被反复批驳过，真理观的迷茫导致对中医学科本质属性的困惑，不信中医谈何学好中医。
2 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冲突
中医学具有文化、技艺的特征，而我们却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实施教育，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可能正是中医教育现状的原因。
2.1 课程设置让经验的临床体系缺少经验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下，是基于疗效的、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临床体系，而临床经验的积累要靠多临床，多看病，多接触病人，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然而中医教育受困于西方医学的理论藩篱，盲目地削中医之足，以适西医之履：中医院校学生超过70％的时间在学习理论，剩下的临床时间里，有接近一半时间在西医医院，而即使在中医院里，也是在病房学习如何用西医处置病人，真正的中医临证可谓少之又少。这种课程设置模式无视中医学是门经验医学的事实，抛弃了中医药学几千年来传承的传统，如吕炳奎先生所说“让牧师领导和尚”，其结果只能是中医教育的每况愈下和中医特色的逐渐消亡，这又如何能培养高水准的中医呢？
2.2 授课方式使直觉的学习模式没有直觉“人与天地相应也”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和顿悟，顿悟需要长期的经验和体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思维的跃迁和理论的突破，这需要中医教育能够“传道、授业和解惑”。传何道？辨证之道；授何业？临证之业；惑何来？自临证来。然而现行的中医教育，更多的是在传道，也就是以讲述理论为主的“赶”鸭、“填”鸭、“烤”（考）鸭式教学。学生只是在课堂上对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名词绕来绕去，没有临床时间，教师无业可授，学生无惑可解，不能在从体验中学习，不能在顿悟中升华。
在与高年资中医交谈的过程中，很多人提到，年轻时更信赖西医，然而随着从医时间的延长，到四五十岁时，又回归了中医，这种回归本身也是对现行中医教育的否定。
2.3 评价模式让临床医学偏离临床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医学，自古以来的中医大家都是临床大家，包括上面提到的名医。然而，依据现行的教育模式，中医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如博士、硕士要毕业，不是看他有没有学会看病，而是看他有没有做出高水平的实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于是，中医的硕士、博士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泡在实验室，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来解释中医药的分子机理；不管能否，都要从基因、蛋白质水平来介说中医，其结果是中医教育与中医临床两张皮，临床医学的学习偏离临床，怎能不培养出高学历庸医呢？
3 认识中医，走中医特色的教育之路
从根本上变革中医的属性无异于把中医连根拔起，可行的办法是，认识中医，抛弃僵化的中医的教育模式，走一条有中医特色的教育路线。
3.1 基于证据的循证教育循证医学强调临床研究证据、临床经验、病人选择三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决策应该建立在最佳研究证据、临床经验和病人的选择三方面恰当结合的基础之上”，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不谋而合。循证医学重视“病的人”，同时注重与多因素疾病相关的老龄人口养生保健，及人们日益增多的保健需求，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中医学是循证医学，因此，中医教育需要循证的中医教育。循证的中医教育从传播中医知识转变为临床学习，由知识的被动吸收者转变为学习的设计者和主动者；变死学为巧学，在有限的时间内，以临床问题为基础，掌握最有用的知识，获取最惬当的经验；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求索，改变学习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发挥求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从短期的“充电”转变为终身教育［1］。在循证中医教育中，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动进行医学实践，激发内在兴趣，避免填鸭式的被动接受中医理论的旧模式，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变革旧的中医医学教育体系，对于建立中医临床思维及服务模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2 基于理解的诠释学教育中医学不能以一种对象化的眼光打量外物，缺乏对概念和功能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向中医学科的渗透和对中医研究的支持；中医学又是非逻辑的，没能发展逻辑学来超越经验的观念，影响了中医由横向向纵向、由宏观向微观的发展，故而中医科学化进程中的证实多是同义反复，而一旦与经典不合，又是“皮里春秋”的缄口不语。因此中医教育不能进行还原论的分析，更多的应该是从说明到解释，从理解到顿悟，走诠释学的教育路线。
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可以作为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中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理解”是学习中医的手段。我们对于中医的理解的深度，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身体验”或体会中医学的深层积淀。
理解中医，就要回归中医。首先要原初资料，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后“返朴归真”，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随后跳出文本本身，进入“历史意识”的领域，通过“交互主体性”进行教和学的对话，这样教员的视界不断与学生的视界交流，不断生成、扩大和丰富，两者的视界从差异走向融合［2］，为我们对中医学产生新的理解、新的思想蕴涵提供可能；穿透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追究古代医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思考古代医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
3.3 基于传承的创新教育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临证的体验和领悟是学习中医学的重要途径，中医几千年来传统的教育方法——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对于中医临床技能的继承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突破王叔和所谓的“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是学习中医的正道之一。
然而传统传承多是父以授子、师以传弟，可能会导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结果是固守成规、举世同风。因此，传承教育不应是为“传”而“承”，为“授”而“受”，而应为“立”而“承”，为“创”而“受”，没有创新和发展的继承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就要求新的传承教育，一是“宗经”，二是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的新路，才会学有所成［3］。
创新的传承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因材施教，是个性化培养。画家陈丹青先生说：“艺术教育是非功利的，非程序化的，是具体而细微的，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甚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对于中医教育颇有启发。然而现在可能没有足够多的导师支持师承制教育，因此前期的基础课应以课堂教育为主，后期的临床课实行导师制，主要在临床进行。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传统型中医”班，每周至少有两个半天到医院临床实践，授课也更多地采用师傅带徒的形式，值得借鉴。
4 结语
医者意也。中医理论既是人文的、直觉的、注重效验的，又是宏观的、模糊的、偏重个体的，实践性很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医学的源头就在临床，因此中医教育就是以临床为基础，从循证开始，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的诠释过程来理解中医，通过个性化培养，使学生受到真正鲜活、灵动的中医教育，培养“师古而不泥古”的创新型中医人才。
参考文献
1］李静，李幼平.循证医学与医学教育［J］. 辽宁医学杂志，2001，15（5）:245.
关键词：莱布尼茨；史学；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036-03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博学多识、勤于探索、著作等身，被誉为“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①其代表作有：《人类理智新论》（New Essay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Correspondence with Clarke）、《新系统及其说明》（New System）、《单子论》（Monadology）、《中国最新消息》（ Novissima Sinica，也译《中国近事》）、《神义论》（Theodicy）、《形而上学序论》（Discourse on Metaphysics）、《原始地球》（Protogaea），这7部著作是广为人知的传世经典。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论文集由后人整理并出版，例如《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Political Writings）、《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哲学文集》（Philosophical Texts）、《莱布尼茨短篇文集》（The Shorter Leibniz Texts）。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涉猎之广博、思考之深邃令世人瞩目。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始于19世纪，时人对莱布尼茨研究的解释模式主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学界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大都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专入广的过程。但莱布尼茨扬名于外凭借的是哲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其哲学和数学上的成就掩盖了莱布尼茨在其他领域作出的贡献，致使学者重点关注其哲学思想，相对就忽视了对其史学的研究。故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历史性的探讨则仍显薄弱。
就欧美学界而言，对莱布尼茨史学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开展的。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欧美学界研究莱布尼茨的专著有：（德）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英）罗素《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段德智、张传友、陈家琪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英）罗斯《莱布尼茨》（张传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美）汤普森《莱布尼茨》（李素霞、杨富斌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俄）菲利波夫《莱布尼茨》（黎鉴堂、朱卫、马中平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版）；E.J.Aiton，Leibniz：A Biography（Adam Hilger LTD，1985）；M.B.W.Tent，G.W.Leibniz： The Polymath Who Brought Us Calculus（CRC Press，2012）；Stuart Brown，N.J.Fox，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eibniz’s Philosophy （The Scarecrow Press，2006）等等。在论文方面有：（德）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张永清译、姜文彬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7期）；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3， No.3（Jun.，1952）；Dieter Turck，Leibniz's Correspondence （1692）：Complete Writings and Letters by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2， No.4 （Oct.- Dec.，1971）；Frank J. Swetz，Leibniz， the Yijing， and the Religious Conversion of the Chinese，Mathematics Magazine， Vol.76， No.4（Oct.，2003）；Franklin Perkins，Virtue， Reas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Leibniz's Praise of Chinese Moralit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63， No.3（Jul.，2002）。由此可知，学者们主要研究莱布尼茨的生平、哲学思想、中西交流等等。那么具体到莱布尼茨的史学研究，欧美学界则大致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莱布尼茨思想本身纷繁复杂，学界对他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哲学。缘此，厘清莱布尼茨史学和哲学思想的关系适为学者们应该首要探索的问题。欧美学界对此各执己见：一种观点是二者乃从属关系，即史学研究是为支撑其哲学观点服务的。如出版于1942年J.W.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中指出：“莱布尼茨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他转向历史研究是为了以史实支持他那些观点”，②“作为一位职业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把科学精神应用于历史方法，并运用哲学推理阐明历史的意义”，③这是促使他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也是他写史的一个特点。但矛盾的是，“对莱布尼茨这样一位哲学家说来，奇怪的是，他成天忙于校勘考据，却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也不太注意了”。④汤氏认为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仅限于对文献校勘考据，不注重人和社会因素是他写史的最大缺点，也是他在史学领域长期未受关注的主要缘由。汤普森持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依据，历史考据确是历史研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毋庸置疑的是，历史研究更需要致力于探究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作用及社会背景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莱布尼茨的历史观散见于他的书信、序言、论文集和哲学著作里，更令世人认为其史学观念乃寄寓于哲学之中。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一文论述莱布尼茨的一般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通向历史学的新道路，莱布尼茨哲学里个别性和普遍性，时间和永恒，持续和变化，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时间概念及其对特殊性的重新评价，证明对评定历史思维具有决定性意义。⑤
目前，这种观点日渐遭到挑战。学界普遍认为莱布尼茨的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调和史学和哲学关系。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认为“莱布尼茨把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应用到哲学史上而获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我们正是有赖于他才把哲学概念当作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传统”，⑥并得出结论：“莱布尼茨标志着哲学和历史学两个已经互相异化的领域之间的接近，但还不是二者之间有效的接触。”⑦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论证莱布尼茨反对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立，“莱布尼茨是一个在百科全书派人文主义传统熏陶下成长而又皈依到新哲学的令人着迷的学者例子，他实质上认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冲突”。⑧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明确指出莱布尼茨力图促使史学与哲学的统一，“他的终极目的是寻找这样的精神纽带，这条纽带将把他全部的古文物研究知识与他的哲学统一起来――虽然他在这种追求中从不曾获得真正的成功”。⑨柯林・威尔斯的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论述莱布尼茨致力于寻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平衡，“莱布尼茨注意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的对彼此的轻视，于是他期望能在对两者的追求中找到平衡点”。⑩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阐明莱布尼茨把哲学和史学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凯利、梅尼克、威尔斯和Spitz四人观点不谋而合，系鉴于莱布尼茨在1700年致伯内特的信中写道：“以哲学和理性为傲的人通常轻视鼓舞研究，而古文物研究者反过来奚落他们所称之为哲学家之梦想的东西。但是力图公正对待两者的功绩，这种做法是妥当的。”11
综上两种观点提供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莱布尼茨的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整个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仍需进一步思考。不言而喻，学界在这一方面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笔者拟以史学与哲学关系为基点做进一步研讨。
二、历史主义的方法
莱布尼茨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欧美学界有学者提出莱布尼茨的方法论是历史主义。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将莱布尼茨作为历史主义的先驱者，指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命定将会在历史主义中开花结果：这就是有关特定个体的观念，这种个体根据其自身的法则而自发地运动和发展着，是某一普遍规律的变形物。12 而历史连续性这点在其为了王朝的任务深入研究系谱学管窥一斑，在《韦尔夫家族简史》中，莱布尼茨不再采用世界历史划分为四大世界帝国的古老的划分方式，而是划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13 世界历史演变由地域划分方式转向时间划分方式，即从空间向时间的转型。西人相较于国人而言，更重空间概念。莱布尼茨在历史书写中重新按照时间观念来谱写历史书写时序，这对于此前在西方以空间、区域为主的世界历史而言，可谓一个巨大的飞跃。关于这一点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也有所提及。另则，梅尼克认为莱布尼茨的思想体系中，发展观念存在缺陷，即莱布尼茨的单子知觉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更多的是一种完善过程，而非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不能将单子学说不加思考地转用于历史的经验世界。14 梅尼克侧重于历史主义这点研究莱布尼茨史学，未从整体考察莱布尼茨史学，且仅限于泛泛而论，缺乏具体而微的深入探讨。然与梅氏之见复有大相近庭者，柯林・威尔斯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诉于读者不必期望莱布尼茨会对所有事情归纳出单一的规律或起因。莱布尼茨并没有提出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规律”或者努力想要提出这种规律。15 于此，学界就莱布尼茨方法论的问题观点不一，莫衷一是，这也是笔者汲汲思考的一大难题。
三、大局看小局的方法
除前揭研究莱布尼茨历史主义方法论之外，国外学界同时关注着莱布尼茨的大局看小局的史学方法。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阐释了莱布尼茨从大局看小局，运用宏观视野观微观世界的方法。《原始地球》可视为其编年史著作的一部导言，它研究的是地下萨克森的地理学、地质学和最早的人类遗迹。16 即从人类的原始开端伸展到远东民族及至他所处的时代，并由特殊的历史中催生出普遍的概念。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和柯林・威尔斯皆持与此相近的观点，柯林・威尔斯认为莱布尼茨《原始地球》一书“将他在从事采矿工程师时积累的化石和其他地质知识结合到历史中……直到达尔文时代，才有人认真尝试将历史放置在地质时间范围内”。17 海登・怀特《元史学》论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连同它的连续性学说，渐次的演进理论，以及作为宏观世界之微观世界的单个事件的概念，表现出为我们称之为提喻的理解模式所做的形式辩护，这种理解模式要求以微观――宏观之间的关系作为实在的所有解释与表现的范式。18 梅尼克视莱布尼茨的这种方法为后来赫尔德类似努力的一种更小而更具体前奏，即让人类的历史在宇宙的和地球的前提下诞生发展。19 显而易见，梅尼克并未详论莱布尼茨的方法论对赫尔德史学具体的影响，而对其他史家的影响更是未及进一步申论，后学可从此向度重点阐释与解读。
四、历史研究的目的与功能
另外亦不能忽略的是，欧美学界有学者就莱布尼茨论述历史研究的功能及其历史研究的立场进行过探讨。譬如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一文指出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强调历史的主要功能是道德教化。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论述莱布尼茨为历史知识赋予的目的是功利主义和道德的。另有学者阐述莱布尼茨历史研究秉持求真的精神，正如唐纳德・R・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中提出历史统一的观念通过莱布尼茨更加理性地表达出来，突出莱布尼茨非常看重历史的真实性，要求清除历史中的谎言，还原历史本来面目。20
综上所述，自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莱布尼茨史学的认识呈现一个逐步深化的趋势，相对而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前文已揭，欧美和中国学界着重关注莱布尼茨的哲学和史学关系、历史主义、大局看小局、历史真实性及其撰史注重历史道德教化功能，但并未详细具体地分析，研究内容和范围仍过于零散和狭窄，缺乏系统性，往往依附于他人的史学思想之下，详细而具体的考察莱布尼茨史学的专著暂付阙如，专文亦鲜有所见，故对莱布尼茨史学思想的认识与考察尚有很大空间可供拓展。譬如，莱布尼茨历史著作的史料来源问题，如何考订史实及其历史批判精神，探究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以及莱布尼茨若干观念对后人的影响。总而言之，系统而全面地探讨莱布尼茨史学是必要之举，并具创新意义。
注释：
①（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96. 120.
②③④（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133，134，134.
⑤（德）卡西尔.历史观念的演变――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7）.
⑥⑦（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 107，107.
⑧20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382， 397.
⑨12 13 14 16 19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译林出版社，2009.26，9，28，23-24，27，23.
⑩15 17 （美）柯林・威尔斯.A Brief History of History.重庆出版社，2010.119，122，121.
11 转引自Lewis W.Spitz， The Significance of Leibniz for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3， No.3（Jun.，1952）。"Philosophers despise historians of antiquity and antiquarians mock what they call the dreams of philosophers. But he is right who does justice to the merits of both."
18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80.
参考文献：
〔1〕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商务印书馆，2010.
〔2〕莱布尼茨.神义论.三联书店，2007.
〔3〕莱布尼茨.新系统及其说明.商务印书馆，2009.
〔4〕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大象出版社，2005.
〔5〕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09.
一、科学实例，感染学生，激发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给学生一些必要的科学实例，如，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目前，科学家发现迄今证实暗物质存在的最直接证据，该发现源自“阿尔法磁谱仪”实验，这部仪器是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倒数第二次飞抵国际空间站时安装的.迄今为止，阿尔法磁谱仪共记录了宇宙中250多亿粒子流事件，其中包括40万正电子，它是电子的“反物质幽灵”，也是太空中观测到最大的反物质采集数据.1998年6月，磁谱仪项目的实验机阿尔法磁谱仪1终于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10天，获得了大量重要数据，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制造的永磁体系统.2011年5月，阿尔法磁谱仪2搭载最后一班航天飞机，在国际空间站开始长达20年的太空探索，其核心部分仍是当年的“中国制造”.丁肇中团队的报告当天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这份著名的学术刊物同时刊发署名评论说，新成果具有“史无前例的灵敏度”，尽管现在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它“强烈暗示”人们已捕捉到了暗物质的痕迹.通过这样的实例，不仅仅可以让学生对物理产生兴趣，还能够产生自己要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梦想.有了兴趣，就更能激励学生学好物理；有了梦想，就更能让学生产生持久学习的动力.
二、将兴趣融入实验，提高学生探究新知的积极性
艾萨克・牛顿爵士是一位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他在1687年发表的论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与他的引力理论间的一致性，展示了地面物体与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推动了科学革命.牛顿一生的成就与他对这些方面的兴趣是离不开的.学生在学习知识，特别在学习物理知识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有引起他们的好奇心，诱发他们的兴趣，才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想要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快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在进行物理实验教学的时候，则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实验，教师在一旁加以指导，学生对理解所学理论知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例如，在讲到“机械能守恒定律”这一节的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加入辅助实验来验证机械能守恒.
1.原理：只有重力做功的自由落体运动遵守机械能守恒定律，即重力势能的减少量等于动能的增加量.利用打点计时器在纸带上记录下物体自由下落的高度，计算出瞬时速度，即可验证物体重力势能的减少量与物体动能的增加量相等.
2.实验器材：打点计时器，纸带，重锤，米尺，铁架台，烧瓶夹、低压交流电源、导线.
3.实验条件
a.打点计时器应该竖直固定在铁架台上，并用导线将打点计时器接在交流电源上，将纸带穿过打点计时器，纸带下端用夹子与重物相连，手提纸带使重物静止在靠近打点计时器的地方.
b.接通电源，松开纸带，让重物自由下落，打点计时器就在纸带上打下一系列小点；重复实验几次，从几条打上点的纸带中挑选第一、二两点间的距离接近2 mm，且点迹清晰的纸带进行测量；记下第一个点的位置O，在纸带上选取方便的几个连续点1，2，3，4，5，用刻度尺测出对应的下落高度h1，h2，…；用公式计算各点对应的瞬时速度；计算各点对应的势能减少量和动能增加量，进行比较.
4.误差分析
由于重力克服阻力作功，所以动能增加量略小于重力势能减少量.这个过程要学生分组进行实验，先充分调动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在自己的一遍遍实验结果中对比，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一致的结论：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机械能守恒.也就达到了理解理论知识的目的，同时，这种途径获取的知识，他们一生都难以忘记的.
三、发散思维，让学生“乐学善思”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表现的是人对富有哲理的智慧和境界的追求。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儒道家入世与出世的“虚实结合”；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
随着全球科学格局的变化,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需要调整变革与创新。所谓科学大格局应该包括着概念的更新,思维模式的转变,理论框架的构建与付诸实践行动的指南。其中的重要因素,应该是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当英国物理学家史迪芬•霍金在1974年做黑洞预言时,整个科学界为之震惊。黑洞是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eventhorizon)所规定的时空区域。黑洞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体积会缩小,质量要无限大,甚至会爆炸。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脱。当恒星的史瓦西半径小到一定程度时,就连垂直表面发射的光都无法逃逸了,这时恒星就变成了黑洞。说它“黑”,是指它就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就再不能逃出。由于黑洞中的光无法逃逸,所以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黑洞。宇宙中黑洞的物质运动是不规则的、非线性的、不确定性的,显然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2010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宣称,科学家通过美国宇航局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在距地球5000万光年处发现了仅诞生30年的黑洞,其中有90%的暗物质。尚今我们可以看到的物质只占宇宙总物质量的不足10%(约5%左右)。暗物质无法直接观测得到,但它却能干扰星体发出的光波或引力,其存在能被明显地感受到。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5倍以上。
暗能量更是奇异,以人类已知的核反应为例,反应前后的物质有少量的质量差,这个差异转化成了巨大的能量;而暗能量可以使物质的质量全部消失,完全转化为能量。宇宙中的暗能量是已知物质能量的14倍以上。上述宇宙天体的观测与发现又会对中医药学有什么影响呢?中医药学确切说不是唯物为主的,而是以唯象为主体,是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关系本体论,注重能量与信息的时空转换等,这些无疑是与现代大科学的宇宙观相吻合的!始于20世纪中叶的一个争论比较久远的问题,那就是中医药学被称做经验医学,学科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理论?有,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资深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中医中药的事业很关心。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医药学有自己的理论,中医药学的理论是现象理论、非线性理论、是巨系统的复杂理论。它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文明科学哲学的底蕴,体现了中国人崇尚真、善、美;另一个方面,它能够指导实践,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其与线性科学不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思维模式。上世纪初期,西学东渐,还原论盛行,还原论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工业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功不可没。然而还原论的盛行,特别是“”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了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重大的错误。21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年,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呈现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行的时代,全球截止到2009年已有720多所孔子学院,关注学习中国的文史哲。长期的农耕文明、象形文字造就了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形象思维决定着我们重视观察和体悟。我们重视病人的客观表现,做好望闻问切四诊的检查,就是通过四诊收集到病人“象”的表现,医生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于“象”作出分析,是临床医生诊疗工作的依据,这是主体的认知过程,将主体、客体、象、意、体结合,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象思维。“象思维”属于动态的整体,其所使用的工具有视、嗅、听、味、触等感知层面,还可有超感官之形而上层面的内容,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如老子的“大象无形”、顿悟等。
健康理念的更新是21世纪中医药学重要的源动力。20世纪以还原论为主体的西医学是建立在以“病”为中心的模式上,今天则需要从诊治“人的病”向关怀“病的人”转换。忽视了主体是“人”,过度注重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人文关怀是错误的,以致出现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发病率增高又得不到合理的诊疗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均重视了医疗改革,突出表现在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健康理念的更新。健康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医学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人类的生活满意度与生存幸福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是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医疗需求和实在的疗效,重视个体化医疗与循证医学证据等,这是引起西方学者关注中医药学的内在因素之一。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可引领21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其整体医学思想、多维恒动的关系本体认识论、顺应自然的各种疗法有其存在的广阔天地。为此,中医药学学科建设要坚持我主人随,弘扬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重视传承和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要植根于大科学的背景之下,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所谓大环境的变迁应该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要服务于大卫生的客观需求,促进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朝向全社会的广大民众,要提高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可及性,要让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及时、合理、安全、有效的防治,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吃得上药、吃得起药,能够把中医的适宜技术加以推广,更要重视人文关怀,及时解除病人的痛苦。为实现中医药学科的总体目标,科学与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来建构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科建设要贯彻“我主人随”的原则。20世纪的中医前辈们是为了中医的生存而奋争,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是为中医药未来的发展谋策略。我们主张以国学、国医为主体,有主有从,中西结合,同时,欢迎和团结一切关心中医药学发展的多学科人员与社会的有识之士参与进来。
2中医药学学科方向概述
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和人群的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是在自然哲学的引领下实施医学健康行动,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以辨证论治为主体方向的个体化诊疗手段,不断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共识性的循证证据,进而提高中医药学理论的科学性与技术的可及性,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国内外通行标准,不断地提升中医药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自然哲学是任何自然科学的引领指针,在“道”的层面。本世纪的自然哲学观重视系统科学为核心的网络信息链接为主的模式,强调关系本体论和实践第一性的观点。这也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重要的挑战。纵观上世纪医学科学的发展轨迹,是以二元论和还原论为中心展开的纯生物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方向;代价是医学人文的失落,浪费主义盛行,卫生资源的短缺,寿命虽有延长但伴随痛苦的增加,眼中只有“病”而没有主体的“人”,过度追逐科学化,以生物学标准判别疗效。虽然在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发现了医学主体“人”的复杂性、能动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等特质,尤其是现代宇宙观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人们视觉域的不断拓宽,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学带来的是更多的机遇。新的自然哲学观引领下的健康新理念主要强调的有: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主张整体系统的和谐与统一的理念,注重关系本体论的认识方法,在真实世界的背景下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注重人文关怀、人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的培养。
把针对“以人为本”的健康问题与中医药学的临床优势病种作为中医药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中医药学历来是重视“人”这一主体因素的。“人为本,病为标”、“治病救人”等理念深刻烙印在中医药学人的脑海中。人有生物学属性,更有社会心理属性,每个人均有1×1014个细胞,同时还有寄生于人体上比人体自身细胞多10倍的细菌,多么庞大的军团!人的健康问题又是十分广阔的天地,中医药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目前中医治未病(包括亚健康防治)思想与工程不断推进,中医养生和中医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十分活跃,中医心理学也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中医药学的研究领域,“十一五”期间国家各类研究计划把重点放在了现代难治病的辨证论治方案和证治规律上,其中包括临床流行五病,即高血压病、冠心病、中风病、肿瘤及糖尿病;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也有专项资助。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2010年的手足口病,中医药在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优势病种上,以辨证论治为主体的方向,如何把握好时间、空间的转换,寻找到证候演变的拐点,有效诊治与阐发机理是我们的优势。譬如冠心病,有胸部闷痛、心电图不正常,可以确诊为冠心病,然而介入造影检查冠状血管完全是通畅的,未见有斑块,它只是微血管的血循障碍;中医称为“病络”,是络脉的病,按“络脉者,常则通,变则病,变则必有病络生,病络生则络病成”,通过审证求因、明辨导致病络的核心病机,依据共性的病理环节进行治疗,运用复方中药的标准汤剂多获较好的疗效。以“证”为人类健康维护的中心加以展开,“有是证,则用是药”,贯彻“我主人随”的主体性原则,因人、因时、因地的三因制宜。天人相应、形神一体、动态时空等,均有其合理的内核。
保证技术使用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针对中医药优势病种诊治疗效的共识性问题有二:一是疗效的循证证据不足;另一是担心中医药技术的安全性。前者要不断地完善中医药学的评价方法体系,以获取公认的循证证据,这是目前中医药学术领域重要的方面之一。要充分而客观地看待循证医学,一要学,二要懂,三要用,四要知道局限性,五要为我所用、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人”和“病人”的评价研究,如自我感知、心理承受、知情同意等。在安全、有效、稳定的大前提下亟待建立规范的中医药行业标准,这是一把公平的尺子,是人们均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否则难以比较,无法约束而使行业行为处于无序的状态。要以全球的视野去处理中医药学的相关问题,这样才有一定的高度,才有和谐的发展环境,才能使中医药学有良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现今提出的中医药学学科方向的调整变革问题,是基于目前二元论与还原论逐渐被多元大科学的革新所取代,同时一元论与系统整体论的兴起也需要不断地拓展,把“人”放在天与地之间来看人的健康,来看人的疾病,精气神一体,象与形融通。我们主张科学和人文融合互动,然而医学的方向不能够从人文到人文,如果是从人文到人文,过分强调象思维,不与形体融通,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健康。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现在人们问责大学,问责大学培养的人才社会适应性差。从中医药学科看,主要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实践技能不足,亟需强化基本功训练等。值得思考的中医教育是跟着西方的模式走,是借鉴,能赶超吗?要重新调研,要吸收宋代书院及太医院教习,优化目前中医药学的教学资源,闯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3中医药学学科方向内涵的调整
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朝向个体化医学(personalized)、预测医学(pre-dictive)、预防医学(preemptive)、参与医学(partici-patory)(简称4P医学)作出调整,以适应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与网络医学(networkmedi-cine)的发展。东学西学融合提倡4P医学,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迅猛发展,药物遗传学从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个体化医学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于药物遗传学的发现如何去发展个体化医学,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对于患相同疾病的不同病人,现在的用药方法是用同样的药,而在将来的个体化医学中,由于可以预测不同病人的药物效应,即使是治疗同一种疾病,医生也可能根据病人的遗传背景来选择合理的药物和最合适的剂量。同时,医学模式中的心理、社会与环境等方面也是个体化医学的重要内容。显然中医药临床医学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念与技术将在21世纪的个体化医学方面有充分的发展机遇。各类人群,不同的环境,得病的机率是不一样的。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人们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生存需求与本能。四川人为什么吃辣椒?因为四川地区是一个湿气较重的区域,火神派医生多生长在四川,其用附子非常多,做菜都可以加附子。所以人适应生存环境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人养成生活习惯的条件,包括自然生态,也有社会环境。中医关注一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下,整个生长过程、成长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表现,通过望闻问切综合地观察与评价,所以中医学才是真正的个体化医学,包括个体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提倡预测医学,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其重点应该放在病前的早期监测上,可及时地预测、辨识健康状态及变化趋势,一旦发现异常变化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预测医学包括各种气候、物候、环境、致病因素等,既要关注环境等自然条件,又要关注是什么样的人得了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调理、针对人体的状态通过调身心去解决对病证的治疗等问题。中医多通过望、闻、问、切的宏观观察方法,也可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应用生物学指标做微观的研究。中医治未病思想和五运六气学说是代表性的预测医学。关于整体医学指引下的预防医学,即是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人为的干预,包括药物干预、营养干预,或者是生活行为干预,这是目前应对慢性病公认的最佳策略。中医药学中整体系统医学思想早已有之,且有明确的内在标准,如“气脉常通”“阴平阳密”“积精全神”“形与神俱”等。具体干预的方法也众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等,均为实践证实有效的生活调摄方法。“民以食为天”(《汉书》),中国人最讲究饮食与营养,中国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之一就是饮食文化,在医学领域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优势的饮食疗法:“调”为核心的理念与相应的丰富烹调技术。不仅有药物干预方法,还有祝由调心、调气、调神、针灸等上百种外治方法,且多为天然、可及、安全、经济、有效等干预措施。
至于参与医学,即对个人的健康并不是被动地仅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倡导自己也要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自觉维护的全过程中,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提倡科学与人文融通。中医药学历来重视人的智慧能力,“人为本,病为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在发病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决定着病人在临床上是否发病的关键。治病的目的是救人,“人”是核心,是健康的主体。转化医学作为重点的变革之一,要凸现个体化医学的中医药学优势,同时还要参与到全球卫生信息化工作中,重视高概念时代的医学导向,为构建统一的新医药学奠基。什么叫高概念?一要有现代的大科学理念;二要研究复杂的相关性,要敢于突破原有的学术边界,提倡整合;三要在实践中践行诠释与创新。目前美国已有38所大学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6年起实施“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ClinicalandTranslationalScienceAwards,CTSAs)”,美国国立卫生院每年投入5亿美元用于推进转化医学。转化医学这个方向的变革是由广大民众对医药的客观需求拉动的,要以病人为出发点去研究、开发和应用新的技术,强调的是病人的早期检查和疾病的早期评估。在现代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医学的研究进程向一个更加开放的、以病人为中心的方向快速发展,以及对于从研究出发的医学临床实践的社会包容。故此,转化医学倡导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的实际工作中去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再做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基础的研究,然后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进而提高医疗的总体水平。所以,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主张要打破以往研究课题组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强调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组成课题攻关组,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协作。中医药学历来以临床医学为核心,从临床到基础,临床是开端,通过基础的研究、机理的研究再回到临床上来,还要以临床研究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因为基础理论升华、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源泉都在临床。医院要到院前去转化,院前就是社区、乡镇和农村;临床上的成熟技术要向产业转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方面转化,要应用到基层上去;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转化医学的模式要具有普适的价值,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更要有永续的动力去支撑可持续发展。转化医学的模式需要稳定的结构,过去的提法是创新团队,进一步朝向产、学、研联盟的更新;近来已有专家提出“多学科联合体”这一新概念,未来我们应该建立多学科联合体。多学科的联合体有3项要求:第一,一定要有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性的稳定结构;第二,要引领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要朝向基层、朝向临床、朝向应用,将农村、社区慢性病的防治、防控突发传染病等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要实行医、产、学、研、资一体化。资源的“资”,要求前置进入市场,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在实践中来提高学科自主运作的综合能力,这也是我们把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工作做好的保证。如此,我们就能够取得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促进健康基金会等有效的参与和大力支持,就能够有资本的高效支撑,中医药学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更加顺畅和健康地向前快速发展。
总之,转化医学的重点要前移,移到预防上来;重心要下移,移到社区和乡村中去。网络医学也是调整变革的热点。还原论的思想与方法功不可没,但是用它来解决生物医药复杂的病理过程,特别是多因素、多变量与多组织器官变化的过程就十分困难了。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的转化,必然要涉及到机体相关性的网络系统与多重靶点效益的整合互动时空。从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机体受到某一个应激性刺激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网络的系统调控,应激系统运作,到一定的时候还会启动机体的代偿功能,一直到系统失控时,才表现出疾病的表征。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只是特异性、机体自我适应性,还有机体自组织、自修复、自调节等方方面面。所以,疾病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机体整体、各系统、各器官、各层面组织细胞,它的共有特征就是网络协调性。在这种背景下,要认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把原有的中医药学的学说与理论,合理地延伸到所谓的神经体液免疫的网络之中,延伸到细胞的分子网络体系之中。网络医学不仅仅是人们理解的用计算机远程会诊、哪个医生看什么病、享受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网络医学是来解释健康与疾病,特别是复杂性、难治性疾病的。这种机体产生的各个组织细胞的复杂病理变化有它的网络变化的整合效应。探索复杂疾病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要的是要解决表征问题,根据表征与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不仅要了解基因,还要知道基因的功能以及它与表征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衡量临床疾病诊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反映疾病真实面貌、治疗的效果,还要注意它的临床中间节点,同时也要注意影像学等检测的客观指标的表征变化,把这些主观的评价表征和科学数据结合起来。疾病是多因素、多变量、多环节,它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我们要解释在网络中它的共性病理环节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单靶点,而是一个多靶点的节点的协调变化。
这就是中医要解决的证候的核心病机,所以网络医学、病理生理学都具有一个非常亲缘的关联,都是揭示疾病发生的主导环节与多节点、多靶点的互动,这样就可以去探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关系本体与实体本体的链接。正因为网络医学是构建在系统内、整体内的,故重在综合。在网络医学引领下,基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整体观念,把疾病理解成表征,即是中医“证候”。表征的基因是一个功能化的概念,基因节点就是多靶点,与药物受体三个要素互动,运用计算机技术,观察药物对病理网络的干预和影响,这样就使研究的新药更贴近于疾病的本质,从而提高研究的效率。在前期“973项目”的研究中已提出了复方组合化学这一新的复方中药概念,在网络药理学基础上提出来的研究复方组合化学的新方法,它是针对复杂疾病系统的多靶点、多环节的。复方网络药理学,它是以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等系统生物学为基础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基因芯片技术以及二位凝胶点、蛋白凝胶点等,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基因,同时可以探讨这个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功能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上实现蛋白质表达及多个基因的组合互动等。通过对先进技术的组合,我们可以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去研究,完全有可能反映系统的复杂问题。
4中医药学的学术创新门径
面向未来,最为重要的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4.1注重学科建设
第一,是学用诠释学。诠释学是理解、解释与应用三位一体的科学,对于学科的骨架概念进行诠释也是创新。如中医学的概念,冲、任、天癸、玄府、气液、病络等概念是西医学中没有的,要给出一个清楚的概念使人能够懂得、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在国内外的生物医学期刊上发表。联系到评价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要看教师(医师、研究人员等)包括研究生每年能有多少篇论文被SCI收录,又有多少能够体现中医药学的学术水平、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是比较重要的。将西医学没有的概念给予诠释,被接受并吸收了就是对于医学科学的充实,关键在于它能够指导临床。例如,在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下称“非典”)的中医药应对过程中,运用了中医诠释。在参加非典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中,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肺热叶焦”的形态,非典的病原体是明确的,变异的冠状病毒导致出血性肺炎,打开胸腔看,肺叶萎陷干枯,满腔的胸血水。怎么解释?机理是什么?至今不清楚。按中医诠释,金元医学大家刘河间在其著作《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有“气液玄府”理论,就能够很好地解释非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胸血水和“肺热叶焦”。由于毒邪的感染,疫毒之邪侵犯了肺中的络脉,络脉瘀滞而渗出了血液,血液又通过了膈膜,膈膜上的孔隙是不是细胞间质还需要进一步求证。依据刘河间的学说,其机理是渗出的血液通过膜上的“玄府”而渗透进了胸腔的。这个例子中最可贵的不只是我们看到了“肺热叶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能用来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它是由于疫毒之邪导致了病络的形成,通过玄府渗出来的胸血水,那么需要用解毒清热、凉血化瘀的治法,可使用辨证的中医汤剂,也可大量地使用静脉注射液,包括清热解毒的喜炎平、热毒宁等,还有活血化瘀的复方丹参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再用一些益气养阴中药治疗,尽早投药治疗可取得较好的疗效。通过中医药的综合抢救很多病人就有了生还的希望,还能减少大量激素冲击治疗带来骨质疏松的弊病。
第二,是循证医学。循证医学不等于随机对照实验,然而循证医学的理念为大家所共识。循证医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医学,然而我们要得到一个共识的疗效,就必须更新现有的评价方法,去创新方法学,才能达到共识的疗效。共识的疗效就是说中医药的临床实验所取得的疗效,中医认可,西医也认可,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如此,我们不仅可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而且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也能够发表文章。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首先在预防方面我们研究了一张小复方,有鱼腥草、金银花、、薄荷、生甘草,制成标准汤剂送给大、中、小学生和基地受阅部队食用,当时北京7、8月份时还没有疫苗研制出来。通过回顾性的研究,做了3万多例的回顾性调查证实,中医药是有一定预防作用的。在佑安医院做的263例轻症的临床实验,一组使用莲花清瘟胶囊,一组使用达菲胶囊,进行了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非劣性检验,结果说明莲花清瘟胶囊治疗效果不比达菲胶囊差,而且在流感样症状缓解方面还有它的优势。关于完善评价方法体系,我们对于疾病防控,特别是社区慢性病的防控,随机对照临床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可采用实用性的随机临床实验。要比较中医在参与治疗中是否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什么样的时空间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体现出中医的疗效优势和它的特质吗?从而服务于广大民众,同时也要发表学术论文,还要在国际上、在SCI数据源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也就提高了我们中医药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影响力。
4•2提高人才素质与学术创新能力
第一,就是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分析要逆向对接。学术方向的调整与变革的最高理念是宇宙观,宇宙是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共同构成的,大一寓有小一,小一中涵有大一,两者相兼容而为用,大一含天体、地学、物候、气候,小一含蛋白质、分子、中子甚至比中子更小的。综合和分析,宏观和微观,关系本体论和实体本体论,要去对接。宏观的研究向下,微观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够对接上,找到契合点,这就是一种重大的发现。然而机会常常是擦肩而过的,平行地擦肩而过,没有能够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几代人,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然而,大一融入小一,小一酝于大一,大一小一能够融通,东学西学能够兼容,科学与人文能够融合互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如何体现中医药优势,其重点在临床医学。首先是有肯定的疗效,而后要制定诊疗指南和规范标准,并且具有可推广和辐射的能力,再后去发现其中的机理。
第二,要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学科带头人要能够兼通文史,特别要关注科技发展史,包括对中医的各家学说等应该有很好的把握。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目标。要实现创新的目标,要通过崇尚国故、追思前贤、善于学习借鉴等手段来实现。例如“小学”,这个“小学”是指对文字的释译。药者毒也,药能对抗疾病,如大黄、附子等;药者厚也,药也能够补充营养,像阿胶、鹿茸、熟地黄之类;药者瀹也,瀹有疏导调节之功。这个“瀹”字,三点水,说明水是源泉,上善若水,积淀厚重;右面上是一个人,人底下一个横,一是阳,断开了当然就是阴,一画开天,人贵阳气;三个口为团队,群体,三生万物;再下面是一个册字。团队所谋之事,含事理、伦理、哲理,有和合配伍的物质群体,才能起到疏导调节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的更多检验。
第三,是透视组学一定要用系统论来指导还原分析。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还原分析的研究,通过还原分析的研究回归到整体上来。要重视表征,重视观察、体悟、司外揣内等,这是中医药学的特点之一。基因、蛋白质、代谢组学和表征之间的关联,我们希望能做逆向的对接,然后它非常可能是平行的擦肩而过,对于新的技术应该着眼于整合,使之成为系统才具有创造功能。
论文摘要: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是随着人类生存的扩展而一同扩展的。从人类 历史 的纵向看，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历史上科学、哲学、宗教相互作用引起此消彼长， 现代 社会里科学的机端发达使宗教只能成为一种炸主流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的发达使现代人更无法抛开宗教的精神安慰，也更需要哲学的“思”。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三者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在人类文明的森林里放葵共处、彼此互动。
科学、哲学与宗教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古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是混纯一体的，科学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之中，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宗教的蟀女，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渐失其统治地位，然而在这个时期，人们为独立分化的成就所鼓舞，鲜有人去思考三者之间关系。在当代，科学、哲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由此，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一、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
要对科学、哲学与宗教概念作准确的界说是很困难的。就哲学和宗教的概念而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一直是各自领域争论的热点。我国传统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的定义是:人们对整个世界( 自然 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这个定义有其合理性，但争议较大。人们试图将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的和系统的思考。”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这是罗素对于科学与哲学及宗教的理解。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中外哲学家都曾作过一些回答，只不过见仁见智，互有歧义。总体来说，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即西方学者所说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界域也随之改变。哲学概念的界说是同人的生存一同扩展和改变的。
对宗教概念的界说也是如此，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关于宗教，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一套道义伦理规则;(2)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3)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而对于科学是什么，人们的见解虽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争议并不大。在现代较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是科学共同体采取经验理性的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界和社会的 规律 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二、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共生
其实，无论科学、哲学还是宗教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希克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两个进路:一是自然主义的;一是宗教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属于自然主义的进路;世界各大宗教属于宗教的进路。在人类的早期阶段，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经验的积累便是早期的科学。“物理科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对肉眼可见的天体运行一类自然现象的观察，可以追溯到人们用来增进自己生活的安全和舒适的粗笨器具的发明。同样，生物科学也一样是从动植物的观察和外科开始的。可见科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初期生产实践的需要。然而，生产力的低下与自然力的强大.使早期的人类不得不对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产生原始的恐怖与崇拜。面对自然界种种无法解释的神异表现，他们只好归之于诡裔的精灵的主宰，并希望能通过对神灵的恭顺的表示来求得神的庇护，于是就崇拜起神灵来。“巫术，占星术和宗教必须一并加以研究，虽然它们在历史上和科学的确切关系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还不得知然而原始的巫术却是失败的较多。失望的信徒们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而且转而去讨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灵—神或魔鬼—，希望这些精灵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样就过渡到某种形式的原始宗教。“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巫术一方面直接导致宗教，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科学，但是，弗雷泽却以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次序出现的。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把可以用经验科学和观察或传说加以处理的简单现象和他们所无法理解或控制的神秘不可估计的变化，明确区别开来。前者引向科学，后者导致巫术、神话和祭祀。
然而在古代，首先对生产的经验知识加以理性考察的，能够探索其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则是爱奥尼亚哲学家。据说把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变成一门科学—几何学的创始者是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和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这些自然哲学家在物质中寻找实在，渐渐创立了基本原素的学说。可见，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考证哲学、科学与宗教的产生孰先孰后，实质上也没必要，然而三者之间从产生起便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人类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三者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三、历史上科学、哲学与宗教的互动
古代希腊，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深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为后来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影响下创立的。而哲学和科学之间，正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希腊哲学最初源于古老的宗教祭仪， 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原始的宗教意识和伦理意识便进入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现实问题，“希腊人被自己的心灵迷住了”，而“认识你自己”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旨。人们对于纯理论的兴趣就过渡到后来的“哲学”。而哲学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由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开始，至柏拉图主义达于顶峰。他们试图从这样的哲学中去创造新的宗教以代替已经过时的旧的宗教。”然而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并占统治地位，留给哲学的最多不过是一脾女的地位，“一个科学地奠定、发展和捍卫教义的脾女的地位。同时，哲学也因此与神学在方法上对立起来，因为神学依靠神灵的启示宣教的东西却被哲学利用人类知识去获取、去阐述。“哲学与神学在方法上的对立逐渐发展到本质上的对立。哲学逐步由阐述、捍卫教义过渡到对教义进行批判，最后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由于中世纪宗教的独尊地位，使哲学、科学都严重萎缩，尤其是科学几乎陷于停滞。爱德华·格兰特指出:“科学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使自然科学才作为严肃的学科发展了起来。它提供了观念和方式，对这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后来的文艺复兴是由于中世纪漫长的酝酿才使其发生得以可能。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宗教的抑制和扼杀，科学与哲学这两颗小树原本会长得更茁壮些。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临死前才敢拿出来出版却依然遭禁，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宗教在一切科学可能会危及其统治基础的地方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可是，抑制与扼杀只能延缓科学的发展，却无法最终阻挡科学前进的步伐。
即使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仍然对宗教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这里，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上的物种之一的人类也不再是万物的至尊，(圣经)的基本观点受到了质疑。牛顿力学的提出再一次对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机械论的宇宙观。牛顿学说逐渐被视为是在许多方面都排除了上帝的必要。宇宙被视为自我控制、自我运转的机械装置，它不需要上帝的千预。太阳系最初是怎么运动的?牛顿的回答—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个回答客观上使上帝的位置下降了，在物理科学中请出了上帝。今天所称的“自然神论”就是受到了牛顿学说的影响。生物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对那种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形成挑战，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命其特征及其行为都源于神的创造。而且，对于人是上帝创造的顶点，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享有特别的恩典，它也形成了质疑。达尔文把宗教彻底从自然科学中驱赶出来，科学的世界观全面替代宗教的世界观和哲学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当然， 科学 的 发展 给 哲学 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古希腊处于萌芽阶段的科学决定了那个时期以本体论为主的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牛顿力学的发展促使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宇宙观的形成，“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 自然 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在这时期，哲学仍作为包罗万象的科学一般，哲学是普遍的科学，各门具体学科仅是其分支。而自然科学是在近代经过一次次“阵痛”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在 现代 社会，由于科学的强大与独立，使传统哲学终结了，哲学变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思的事情”。哲学只有关注，也不得不关注自己时代的科学才有生命力。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恩格斯曾以深遂的科学洞察力明确指出，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回答。在近代后期哲学的自然领域出现了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很多形式，像恩格斯对原子可分的预见，康德关于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原始星云假说，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赖尔的地质渐变学说等就是例证。在近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这种以预见、预言、假说、学说等形式出现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更具普遍性。所有这些在本质上是对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是从哲学层面上解答的答案。然而，科学问题的哲学解答以后，还必须通过未来的科学实践的研究、验证。
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的“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在近代的分化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出现了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的双向互动趋势。一方面，自近代后期以来.尤其是现代，科学研究所遇到的科学问题已经达到相当复杂的程度，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架子”，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填充和验证。哲学只有关注那些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科学问题并作出合理的解答时，哲学的生命力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 总结 的对象，才能将之有机地而不是机械地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四、现代社会的科学、哲学与宗教
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宗教的极度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的极端繁荣与强大。科学创造了或正创造着一个个奇迹，科学为人们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科学带给人们的实际的好处使科学渗透到了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左右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科学左右着我们的社会秩序与国际关系，科学被奉为我们人体器官的延伸，“它(指科学)都是构成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完整身体的一部分，是我们伸向环境索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身体器官。科学以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使之在现代社会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成为现代社会的真正的统治者。
工程力学课程的定位，决定了课程的重要性，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来说需要熟练掌握。所以针对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供参考。
1教学内容的改革
工程力学课程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是连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与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土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砌体结构设计等课程的桥梁，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教学由基础教育向工程实践教育的重要转折点，其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教学内容过分强调力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忽视力学作为应用学科的实用价值。工程力学的任务是学会如何对力学问题建模、如何将模糊的问题和想法用数学来描述，并培养提出、分析、设计以及解决科学和工程问题的能力[6]。为了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拓宽学生运用力学的方法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应从教学内容上加以优化。一是重视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更新，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如工程力学领域的新技术、新进展、新概念、新实验以及国内外土木工程等领域的实际问题。二是为了使学生对力学课程产生兴趣，在绪论课程中应引入经典力学的发展史。目前，在教材编写中，由于“少而精”的要求，绪论中更多的是介绍课程的研究内容、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而弱化了力学发展史的介绍。从古代墨子“力，形之所以奋也”到牛顿力学《自然哲学原理》的编写，再到哈密顿《一个动力学普遍方程》的发表，经典力学的发展经历的漫长的时间，期间出现了很多促使力学发展的科学家，如牛顿、麦克斯韦、达朗伯、拉格朗日、哈密顿等等。这些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介绍，可以达到唤醒、激励、鼓舞学生的目的。三是强调概念性和实践性内容的重要性，适当减少计算性内容。工程力学具有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特点，在教学内容安排中，一方面弱化理论推导过程，另一方面应适量增加一些具有实践性或趣味性的教学素材；例题中，应突出对实际问题的力学模型建立过程的描述，在课后习题中引入基于力学分析的工程实践的综合运用实例，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培养学生用力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工程力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方面可以通过制作精美的教学课件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和直观性。现有的课件和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板书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将原来用在黑板上推导完成的公式，放到了多媒体课件中加以展示。这样的课件在教学过程中，达不到吸引学生的目的，自然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考虑到在工程力学课程教学中会用到大量的力学简图和实验结论，如果可以将这些力学简图和试验项目（如在理论力学课程运动学篇中出现的连杆机构，材料力学课程中杆件的各种变形等等）用类似flas的直观方式表现出来，就可以丰富课件的内容，增加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引入课堂试验。力学课程中的基本原理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但目前力学的教学中，由于条件所限，工程力学课程中的实验部分主要集中在材料力学的一些验证试验中，如金属材料的拉伸压缩试验、梁的弯曲正应力试验、扭转试验等等。这些试验的开设，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但要达到力学教学的目的，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可以借鉴一些国外大学经典力学的教学方法，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在每堂课的教学中会会通过随堂实验的方式，验证本堂课所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和原理，尽管这些实验的结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此外还可以采用离开教室的现场教学。土木工程专业是应用性较强的一门学科，作为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应该在在学期中，安排2-4个学时将教学从教室搬到现场，通过利用现场的工程实物，教会学生如何对实际工程问题模型化，并用所学的力学知识进行分析解答。
3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教师起主导作用。由于高校教师一职多能的特点，使得教学过程质量控制稍显不足。鉴于这种情况，应对传统教学模式加以改革，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应以班级为基础建立4-6人为一组的学习小组进行研讨式教学。研讨课教学是让学生参与教学，教学相长，师生互动，通过专题研讨使学生主动建构和拓展知识，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能力。教师可以针对课程重难点问题，设置相关专题讨论课。教师通过引导，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通过互动交流，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拓展。也可以设置一些与学科前沿相关的内容及热点，学生通过课后查阅文献，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板书、图片、多媒体、实物模型等灵活的形式展示，并由教师与其他同学进行提问、讨论，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此外，在作业形式中也应该改变传统以课后习题为主的作业模式，为了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布置一些研究型的题目，通过查阅文献，以论文的形式的完成。比如通过材料力学课程中梁的合理设计问题，可以提出钢筋混凝土梁的合理设计问题、钢梁的合理设计问题等等，然后将这些题目布置下去，让学生查阅资料，并完成相关论文。总之，要以这种教学形式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实现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4结论和总结
工程力学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基础性、应用性和职业性的特点，结合作者的教学和研究体会，针对目前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精力不够和兴趣不浓的问题，从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旨在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力学应用能力，改进工程力学的教学效果，促进教学改革，达到培养合格工程人才的目的。
作者：杨永东张斌伟单位：陇东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一、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
如何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如何由极重心性修养的儒家老传统开出科学、民主的新果实，是新儒家的老问题。此次会议有了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新儒家的新意旨。
田辰山强烈抨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非道德化特征。在西方，没有上帝就没有伦理。启蒙之后，西方人把上帝打倒了，也就把伦理打倒了，于是就有了非道德化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之中，私人利益至上。西方政治理论所界定的人是抽象的“单个”人、“个体”人、“一己”人（individuals），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一部分“单个”人通过竞争获得“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和“攫取支配社会大多数其他成员”的权力的政治。儒家和中华文化的政治绝不是这种非谭德化的政治，而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政治。这种道德化的政治对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不是不相联系地生存和生活着的，而是不可分割地生存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一己个人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天然地、必然地、社会地与别人之联系的制约。
张学智认为，不可一概否认政治去道德化的合理性，至少该承认政治的去道德化是把政治当作科学加以研究的前提。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政治的高度道德化或道德主义政治恰是自由主义者长期攻击的靶子。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主义政治的价值预设是虚妄的，如设定“人人皆可为尧舜”，只有设定人人皆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现代政治“科学”或经济学（最成熟的社会科学）才能指导人们建构一种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基本社会秩序。如今，有些学者正力图阐扬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贤能政治”理念，认为“贤能政治”能补充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不足，如决策的低效和文化的平庸。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确有其虚伪的一面，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虚伪官吏。
黄玉顺强烈反对今天有些儒学研究者所表达的思想。他们认为如今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应该“克己复礼”，有人甚至主张恢复“三纲”。黄玉顺反问：“是否该重新拥立皇帝？”
韩东屏意图用文化分析和中西对比的方法科学、客观地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他认为文化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犯了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全盘西化论”与“弘扬传统论”互相攻击，但谁都无法驳倒对方。他认为，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分门别类的分析，然后逐一与现代西方文化比较，进而做出判断，决定取舍。文化分析和判断应以当代的道德标准为终极标准，“以人为本”是终极原则。据此，儒家伦理已经过时。现代化靠挖掘古人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靠当代人的智慧。
这种观点显然奠基于现代性的成见。其实现代性本身已大可质疑。现代性所形塑的工业文明已陷入重重危机，如高科技之军事运用的危险，基因技术对人权原则的威胁（可参见哈贝马斯的论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独断理性主义。独断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其理性能认知、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从而掌握越来越强有力的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类在用科技控制环境和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自主，即人类在干预自然事物时将越来越能排除灾难性后果，越来越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实际上，独断理性主义十分荒谬，大自然永远隐藏着无穷奥秘，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权力。
另外，文化也并非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并非在没有文化之前就先有了人，也并非人一边创造文化一边独立于文化。实际上，人就是文化动物，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总处于文化的孕育、养育、熏陶之中。脱离了文化的个人就不是正常的人了。在会议上，傅永吉也不同意文化仅是人的工具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今推动文化大发展，也应该以传统文化为根本。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是儒，儒即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绝非仅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是人须臾不可离的生存条件。独断理性主义者是现代文化孕育、养育、熏陶出来的人，他们以为可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条分缕析，然后一劳永逸地判定传统文化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这恰是独断理性主义的独断。
郭沂说，一讲到普世价值，人们立即就想到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好像普世价值只能是这些西方“舶来品”。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普世价值，不妨称之为“中华价值”。“中华价值”可概括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义”，源自中国佛教的“慈悲”。其中‘‘太和”、“自然”是宇宙法则，而“仁义”、“慈悲”是人性法则。中西普世价值是互补的，“中华价值”代表着终极价值，而西方普世价值是社会价值。
张学智对郭沂的概括提出了疑问。韩东屏则以西方人根本不用什么“太和”、“自然”等概念去解释宇宙加以反驳。其实，韩东屏与郭沂所分别信持的思想体系是不可通约的。韩东屏所代表的独断理性主义者总认为，存在唯一的真理体系，这唯一的真理体系应该是评判各种分歧的终极依据。韩东屏本人承认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是多元的，但“科学提供真理，真理越多越好”。以此类推，或许韩教授还相信科学真理是不断地、积累式地进步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哲学才是正确的哲学。谁的哲学以科学为依据，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其实，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已表明，科学也不是统一的，更不是积累式地进步的，约纳斯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一书中则明确论证了科学真理也并非越多越好。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寻得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所谓科学的条分缕析，进而一劳永逸地判断哪些成分有价值，哪些成分无价值。我们永远都处于与传统的对话之中。
二、当代环境伦理以及儒学对环境伦理的启示
环境伦理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成中英说：人的污染行为反映了人的素质的下落或不能持续上升。人的上升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最有体会。从彖传中的“品物流行，保合太和’’到王船山“日新与富有”，经张载程朱陆王等大家的充实与精化，到了近代却丧失了。恢复人的意识与做人的价值就是回复到儒学的基本命题，建立正确的宇宙生态学与相应的心灵生态学。对此，我们要发展人的自发能力与自约能耐，也就是人的本体的自发性与自约性。
美国缅因大学哲学系教授葛朗格（JosephGrange）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拯救地球》（Healingthe Planet）。他从孔子、怀特海、杜威和皮尔斯那里寻求智慧，提出了他所独创的环境伦理学：基础生态学（Foundational Ecology）。基础生态学体系奠基于儒学所特别重视的情智（felt intelligence），即与情感不可分离的理智。我们只能在真实的具体经验中去验证情智的价值和错误。基础生态学的宗旨是凸显道德体认的价值，而且力图用美学语言加以表述。最重要的是，葛朗格教授宁肯用灵动（vague）的范畴去表达自然秩序，而不去追求理性主义所极为重视的精确表征。在辞典中，我们发现英文词vague有“模糊”、“不清楚”、“含糊”、“暖昧”的意思。但葛朗格强调，他所用的vague与“模糊”（ambiguity）没有关系。他的vague一词的用法源于皮尔士的逻辑研究，皮尔士把vague定义为需要经验示例（instantiation）的，最好与“一般”（gener―al）对举。“一般”在探寻普遍真理的科学和哲学中表示“一切”和“任何”，但我们必须诉诸具体的经验示例才能完全理解逻辑的或客观的“灵动”。如皮尔士所说的：“凡适合于排中律的都是一般的，凡不适合于矛盾律的都是灵动的。”“实际世界展示为处于生生灭灭之过程中的许多事件”，正是一种灵动的陈述，也是皮尔士所称的逻辑上客观的灵动陈述。这与精确陈述一头鹿在树林或一所大学在城市的状况完全不同。
生态危机表明，善本身只能在世界之中持存。善的未来持存要求一个内含价值的秩序结构理论。另外，这种秩序必须用美学范畴表达，情智从而才能觉知它们是何种价值。这些秩序能抵制混沌之从不间断的张力而支持价值的多样性。自然界有四种环境秩序：平凡（The Trivial）、灵动（TheVague）、稀少（The Narrow）、宽广（The Width）。这四种秩序很少以单一的形态展现，而常常是互相交织的。我们需要用理智去探测其存在，用情感去发现其价值。平凡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在乎，灵动所激起的情感是期待，稀少所激起的情感是强烈，宽广所激起的情感是参与。葛朗格认为，我们之所以深陷生态危机，就因为心存种种谬见，而这些谬见都是贪婪和怨恨的产物。为医治正感染着我们地球的疾病，我们需要审美的感觉、心灵的力量、尊重的意志和生态的实践。
我认为，葛朗格“基础生态学”的如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1）强调理智与情感的不可分离，人必须有理智的情感，也只能带着情感思考；（2）强调他的基础生态学奠基于美学；（3）强调灵动思维和灵动表达的重要性。
徐春认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传统儒学中找到源头。儒家“畏天命”、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承担对自然的责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对接。“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天人之间的“合一”不是天与人主动相合，而是人主动地与天相合，人参与宇宙进程，与宇宙秩序保持和谐，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在自然之上。儒家“天人合一”观的自然引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儒家“畏天命”思想的逻辑展开就是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敬畏生命。儒家已经体认到天地自然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天道、天德，且具有生命意义和道德意义，并在“天命”学说和“天地之心”学说中论证了生命的目的性。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秩序，相应地也建立起“民胞物与”，“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以诚待物，以仁爱物的推人及物（自然）的伦理秩序，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超越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对立两极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
黄玉顺则认为，价值只能是以人为中心的。假如野兽糟蹋农民的庄稼，农民该如何对待？如果你为保护鳄鱼而喂它牛肉，你是否伤害了牛？环境伦理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不清楚。
金富平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含义。认为“天人合一”的确切意指是天人合德，董仲舒的天人类合、荀子的天人相分不能与天人合一混淆并论。“天人合一”与仁、诚和中庸具有内在的关联。仁、诚和中庸是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依据。义利之辨是儒家生态伦理的实践路径。
德国公民教育学院教授斯皮克（MichaelSpieker）阐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对当代环境伦理的重要启示。他认为，伦理关心的问题是：行动如何改变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伦理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如果我们想建立“环境伦理”，就必须承认人与环境之间不仅存在自然联系，也存在伦理上的联系。个体在环境中的行动不仅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道德自我。“环境伦理”代表了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强调要超出对人类生命本身的关注而去保护世界。但是对于如何保护、保护什么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深生态学倡导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阿恩・纳斯认为人类作为自然之物，其生存权利与其他自然物无异。人类既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他没有真正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想更清楚地认识自然和自然状态的伦理意义，我们就必须考虑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我们显然要依靠自然，要靠自然的再生能力生存，人类要保护自然。然而自然是永远存在的，即使发生了重大灾害，人类眼中的安全环境不复存在（如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了，但是自然仍然是存在并发展的。所以自然伦理的话题不是自然本身。人类对自然的威胁以及受到破坏的自然对人的威胁预先假定了两个实体：自然和人或者社会。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解释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自然并非简单既定的存在，自然起源于逻辑。他所说的逻辑关系到对存在和决定的全面思考。任何事物都由其他事物决定，以其他事物为基础。黑格尔从实践和理论两种角度来看待自然。任何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无论吃饭、呼吸、喝水或者居住都构成对自然的毁坏，即便是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都会对自然产生影响。自然也可以威胁人类，而人类反过来保护自己不受洪水猛兽的侵犯，人类自我防御的工具也取之于自然，但人类无法用这些工具主宰自然。
自然哲学追求的是“自然的解放”，试图揭示自然在必要的一致性之内的独立性。只有当我们认为自然在自我完善时，才可以把自己认作自然的自由产物。生命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但生命本身不能被完全看作自然现象。黑格尔认为自然不是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的集合体，而是朝着生命演变的过程。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对人类而言，劳作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而产生的一种表达和自我表现方式。人类通过劳作而自我肯定。
生命不仅孕育自我，同时还需要个性表达。这一需求催生了“理想”。但理想仍然受到“既定存在”的限制。也就是说美好的表现和时空紧密相关，尽管表现想极力挣脱时空的限制以实现自由。人与自然都属于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因此人与自然不应对立。精神是被否定的自然，与自然始终相关。因此，精神生命以及一个有理智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不可分割。
源自不同传统和学派的环境伦理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共识，但都拒斥物理主义世界观和独断理性主义，在实践上都主张保护环境，维护地球的生态健康。
三、儒学与当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
俞荣根认为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颜炳罡主张以仁义为体，以民主、自由为用.认为仁义是全球伦理的价值支点。“为生民立命”即为一切人立命。儒家具有基督教所没有的长处。基督教把人设定为犯有“原罪”的罪犯，而儒家设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凸显了人性的闪光之处。有人批评，与基督教对比，儒家似乎夸大了人的主体性，没有明确的终极实在观念，从而较为强调敬，而较不强调畏。不像基督教强调人应该绝对地敬畏上帝。如今的中国人则已无所畏惧、无法无天。颜炳罡反驳说，古代中国人的敬畏意识非常强烈，西方唯物主义来了之后才变得无法无天了。基督教的传教理念是“己所欲，施于人”，是独断、霸道的。儒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才是值得弘扬的。
曹刚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的伦理精神的产生。当代中国社会也需要新的伦理精神来支撑社会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伦理精神就是责任伦理精神。责任伦理精神是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新的道德要求和新的精神气质，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路标，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新风貌。只有责任伦理才能突破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才有可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以他人为本，应该摸着道德的“石头”过河，应该“权”高于“经”。
陈泽环诠释了钱穆先生关于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思想。钱穆先生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提出了其特殊的经济文化观：“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在当今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钱穆先生的经济文化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经济繁荣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在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今天记取这一点尤为重要。陈泽环所阐述的观点显然呼应了田辰山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
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教授卢特格（ChristophLuetge）论述了“秩序伦理”。秩序伦理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它源自契约论，认为社会是个体为了满足自我利益而组成的合作体。社会和经济的规则是参与者共同制定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社会是“零和的”，即一方的获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之上。现代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让现代社会处在不断进步之中，实现了一种“正和游戏”。许多在前现代社会状况下产生的伦理都忽视了双赢的可能性，强调人们要节制，懂得分享和牺牲。自利被认为是邪恶的。这样的伦理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秩序伦理认为竞争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关键是要制定合理的规则，提供相应的刺激，从而避免如“囚徒困境”那样的恶性竞争。一味地呼吁人们遵守伦理规范，不如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
秩序伦理重视行动和规则的区别。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伦理关注人们的行动，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自身的行为。这种规则和伦理规范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现代社会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在新的形势下，伦理必须关注规则。规则必须将道德容纳在内。不改变规则而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行为只会造成对道德规范的侵蚀。相反，如果规则制定得合理，人的自利动机可以带来好的伦理结果。合理的道德准则不能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当遵守伦理准则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不道德”的利益。
在前现代社会，倡导节制的伦理行得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存在“面对面制裁”；在当今的陌生人社会，这种制裁工具已经失效。人们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来鼓励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同时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伦理不应只倡导节制和牺牲，而应该鼓励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西方传统的伦理没有否定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但这种追求应该符合两个前提：（1）追求的应该是长远利益；（2）我们应当照顾其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需要他们的许可或容忍。
秩序伦理不仅涵盖法律中的规则，同时还包括其他层面的规则，包括人们之间的各种协定和个体机构的自我约束行动。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润”。但除此之外，企业还有许多其他责任：提供社会福利、参与环保或其他文化和科学事务。企业不仅要为股东的利益负责，还应发挥更广泛的政治作用。在不完整契约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企业具有如下责任：（1）企业为自身的行动和产生的后果负责；（2）企业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框架负责；（3）企业具有话语责任。
秩序伦理认为商业伦理的概念化和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市场的秩序框架可以设定激励措施，促进伦理规范的实施。最终，伦理可以和长期的经济利益相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