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30 07:57: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播学课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基本模式的构建
按专业方向开展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培训是一种新的培训理念，也是读者培训服务的一次全新尝试与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类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主要是由各专业的学科馆员根据专业需求分别设计符合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培训内容和方案，针对相应专业的读者进行培训，并最后给予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改进。而培训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将对培训项目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笔者在参考了一些相关培训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专业需求分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对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及电子资源的需求情况往往是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训方案前，图书馆员必须首先对本校所有学科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在研究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最好能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沟通，找准专业定位，把握本专业的资源需求状况。总之，明确专业研究方向是开展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础，在培训时最好能使读者带着研究课题查找资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训内容设计培训内容的设计要结合专业研究方向的特点来展开。一方面需要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精选和推介，重点介绍与专业有关的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及其利用技巧，将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中与本专业研究方向联系紧密或者相关度高的内容进行分类整合，统一抽取并融入整个培训内容中，此外可着重挑选几个专业性强的数据库进行重点推介，这也是体现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特点的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子资源应如何与自身专业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选取几个本专业方向的利用电子资源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穿插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数据库操作技巧和统计功能等为学生在本学科领域内或跨学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启发思考与创新思路，进而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效果评价在对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从前来参加培训讲座的人数以及学生和专业教师的反应等来评价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计数据来观察和评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开展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图书馆的读者培训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馆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献检索公选课，以及相关数据库专业人员作的电子资源系列培训讲座等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各类电子资源的推广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进行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电子资源使用培训，根据以上培训设计思路，“上外”图书馆开展了由学科馆员按专业方向分专题讲解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系列培训讲座，并陆续推出了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专题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这些讲座主要由图书馆相关专业的资深学科馆员担任主讲，除介绍图书馆文献和服务之外，重点结合各个专业方向开展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和现场演示，指导读者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以下结合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及“上外”开展的实践，以“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尝试结合其学科特色和相关资源进行培训方案的设计，探索专业方向电子资源培训的新思路，以期为此类培训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新闻传播学专业需求分析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其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需求，即各类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这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中外文报纸和相关网站上；二是对学术文献的需求，包括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献，这主要可以从图书馆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图书和学位论文中获得。同时，由于电子资源具有比纸质资源内容更丰富、更新更迅速、检索更便捷等诸多优势，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应当主要从报纸、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这四种类型的资源展开介绍。
新闻传播学专业培训设计培训的内容主要根据专业需求和文献类型等展开，一方面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推介，重点介绍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结合有关研究案例来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图书馆相关资源介绍及其利用学科馆员在对专业定位和学科方向有了明确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对图书馆现有的相关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梳理，找出与之相关度最高的各类文献，并有重点地将其推介给该专业的学生加以利用。由于图书馆文献种类繁多，笔者主要从资源类型入手加以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新闻传播学联系紧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及相关功能。报纸。报纸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其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因此，在进行该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时，报纸这一类型的资源应作为首选的推介对象。就中文报纸而言，培训主要推介了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于检索和利用国内主流的报纸媒体资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报纸而言，则首推Lex－isNexis学术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报纸内容，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必备数据库之一。另外，Factiva新闻数据库也可一站式访问大量的新闻资讯，时效性强，检索方便。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性较高，培训时应重点介绍和演示其检索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期刊。鉴于电子期刊的学术性和便捷性，培训过程中应着重引导学生善加利用电子期刊资源。就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而言，重点推介了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EBSCO的传播学与大众媒体数据库，基本涵盖了中文和外文的重要新闻传播学类期刊资源，对于利用中外文资源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很大作用。此外，人文社科类的期刊资源对于新闻传播的学习和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它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因此，要搞好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还必须注意相关人文社会学科文献资源的利用。培训时可适当推介如SAGE人文社科库（包含有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学科专题）、ProQuestRe－searchLibrary等相关资源。对于外文期刊数据库的快速查找和定位，培训中需强调图书馆的“外文期刊导航”功能。利用该导航读者可以按照学科分类和专业方向查找和定位所需电子期刊资源，从而极大地节省读者的检索时间，并使资源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利用。#p#分页标题#e#
图书。与报纸和期刊相比，图书类文献资源在数据库中的收录并不十分全面，利用方式上也较之前两者存在一定的不便，而纸本书籍或更能满足读者需求。因此，在进行图书文献介绍和利用的培训过程中，应协调纸本和电子的平衡，建议读者从馆藏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此两种类型的图书资源。对于中文图书的利用，可以突出强调“读秀学术搜索”功能对于查找纸本和电子图书的重要作用，其能一站式检索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子书以及该馆馆藏的纸本书，对于读者而言资源获取率大大提高，是目前查找中文图书的首选方式。对于外文电子书而言，主要介绍Ebrary电子书和MyiLibrary电子书这两个数据库。在这两个库中虽然没有新闻传播学类的专题分类，但其人文社科类图书资源相当丰富，且学术质量也很高，适合读者进行扩展性阅读，开阔视野和研究思路，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对于专业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CNKI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库可下载全国各大高校历届硕博士的学位论文，尤其是本校相同研究方向或相同导师的论文更是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思路、写作方法、格式等各方面起到极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于“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除了参考中文的学位论文外，英文的学位论文资源也是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了欧美1000余所著名大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外文学位论文信息资源，可以帮助学生们及时了解国外该学科领域的硕博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将其引进或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因此，这两大学位论文库也是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不可忽视的内容。新闻传播与文献研究案例举要培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通过分析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案例，结合数据库的检索技巧和统计功能等剖析在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创新，为学生的学术科研提供一定的思路上的启发与指导，展示电子资源在检索和利用上的便捷性和科学性。以下通过两种类型的案例加以分析。
新闻传播学文献的计量统计研究。该类型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专业期刊或学术论文等的文献引证频次或下载数量等信息的计量统计和汇总分析，研究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状况。如“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CNKI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一文，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CSSCI、CNKI两个数据库被引证的现状，找出了新闻传播学自1978－2007年30年以来的高被引论文，比较两个数据库的引证特点，并对发现的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数据进行了分析〔2〕。从该实际研究案例中，重点引出对于CNKI数据库引文统计功能的介绍，演示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统计和排序功能，从而可以进一步对高被引论文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又如“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的主流学术期刊（分别为美国《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及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通过对其6年间（2000－2005年）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出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并比较其异同〔3〕。
对于此研究案例而言，中外文期刊数据库就能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其检索和统计远比纸本期刊方便快捷得多。结合专业领域与相关案例的分析，介绍数据库的功能特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并深入发掘其对实际研究有意义的功能。新闻媒体信息源检索搜集与统计分析。该类型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对某一专业领域的报道、阐述、论证等的文献资源，通过专业数据库全面搜集，对其信息源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从而得出该领域的某些结论。如“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一文，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为切入点，通过对2004－2008年间LexisNexis数据库中新闻文本的定量分析和定性解读，探索了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在西方舆论中的角色问题〔4〕。本案例值得借鉴之处是其对于数据库中检索条件的设定，其以LexisNexis学术大全数据库为资料源，选取其新闻库中世界主流报纸库（MajorWorldNews－papers）里的英语报纸为样本范围，对近5年的新闻设置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这样的实际检索案例对于学生深入理解数据库的检索限定技巧和研究使用方式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培训方式探讨
培训讲座主要采取PPT课件演示和网上数据库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同时设置现场提问和互动环节来解答同学和老师的提问。多种方式的相互配合与穿插可以使培训效果得到最优化的呈现。PPT课件讲授作为一种多媒体演示工具，PPT已被普遍应用于各类教学培训，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程和资源利用培训也不例外，其对于教学效果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PPT的页面导航层次和内在逻辑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逻辑”是PPT的灵魂，的确如此。PPT也要讲究谋篇布局和创意策划，应能体现培训内容的层次结构和表达出教师的脉络思路〔5〕。如本培训设计分别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需求、图书馆相关电子资源的利用（资源又进一步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介绍），以及结合有关研究案例对数据库使用和研究思路等进行深入探讨等几个方面展开，层层深入，结构清晰，导航明确，对于培训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网络平台演示由于网络数据库的操作步骤连续性等特性，如果仅凭PPT的图表和截屏等方式来展现教学内容还无法达到良好效果，因此必须同时结合网上现场操作演示的方式来进一步呈现。有调查显示，有将近80％的图书馆文献资源检索类课程运用了截屏来讲述教学内容，有的截屏页面数量占了PPT总页数的绝大部分〔6〕。这与网络数据库的应用性特点有一定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操作过程和步骤都适合用PPT来展示。一般而言，在重点介绍某一数据库（如本培训中的LexisNexis学术大全）的利用方法和检索技巧时，可以选择在线演示的方式来进行，其操作过程的连续性和动态性更有利于学生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整个流程。当然，在线操作可能会受到网速条件影响和培训时间制约，因此，应选择几个与培训专业方向密切相关的重点电子资源数据库加以演示。#p#分页标题#e#
现场互动问答除了PPT课件和在线数据库演示以外，还应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和老师进行现场提问，这样可以弥补讲座培训中没有涉及到的内容，也可以了解相关专业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文献尤其是电子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和现场解答。此外，在培训中还应准备一份专业方向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需求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读者的身份、专业和研究方向、最常使用的数据库类型、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利用电子资源的实际需求和目的，以及对于本次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和意见建议等，以便于回收反馈信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此项培训工作的内容安排和组织形式。
培训效果评价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硕士；实践；师资；考核方式
一、调查中呈现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与实际脱节
当前传媒界急需复合型人才，而我国普通高校的新传研究生教育模式还只停留在理论教学上。据调查，该校新传教育采用最多的教学方法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理论教学”。而学生理想的教学方法则是“实践性教学”（63%左右）。这样高比例的“理论教学”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很可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产生采写恐慌，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深度甚至没有逻辑，更不要说做研究了。现在普通高校的新传硕士生培养仍以学术型为主，这显然有悖于社会需求和多数学生的意愿。应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对新闻实务进行钻研，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从学校的考核标准来看，大部分高校的考核侧重点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学校除了要求学生完成课程考试、学位论文外，还需要发表学术论文，并把的级别、数量同奖学金以及其他奖励的评定挂钩。这种片面追求学术研究指标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还可能滋生学术腐败。
（二）师资力量不足
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曾说：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此次调查中，有一半以上教师都在30岁以下，呈现年轻化趋势。普通院校毕业的教师超过50%，80%的人最高学历为硕士，职称仅为讲师。可见，现在国内普通院校的师资水平并不高，且研究生导师的数量与不断扩招的学生数量不成正比。调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毕业于新传专业，一半左右的教师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对于新传专业硕士的教育来讲，并不是教师年纪越大、学历越高越好，有很多媒体人都只是本科毕业（数据来自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本科学历的媒体人占75%），这些人员虽然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样的人才在国内高校当老师，可以弥补很多学历高但没有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的不足。同时，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教育模式，改变教师学识构成，提高业界人士在教师结构中的比例。
二、教育模式的转变
（一）增加学生实践比例
从新闻传播学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出发，学校可以邀请业界名流阶段性地给学生讲课。这样一方面可以给高校新传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举措；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高校和媒体之间的联系，破除行业壁垒，汇聚社会多方资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好处。除此之外，还可以组织教师到媒体一线去实际工作，以方便教师了解新闻传播方面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从而使课堂内容尽量多地贴近实际。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制造机会让学生去媒体实习，在课程设置中增加新闻实务教学内容的比例。专业硕士在有限的在校时间里，如何学习更实用、更紧迫的内容，具体开设哪些课程等问题，最好综合老师的专业能力和学生需求方向两方面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和案例教学，以增强学生的批判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改革研究生考核评价体系
学术研究是需要积累的，研究生的学术造诣未达到一定水准时，用强制性规定逼其勉强发“论文”，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并不可取。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水平的重要标准，对于真正立志于做研究、搞科研的学生来说，学位论文必然不会让其发愁；但对于怀揣着其他目的的人来说（调查结果中，想考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人60%是“希望增强竞争力”和“兴趣爱好”，40%为“回避职场和社会压力”，20%左右的人选择了“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期望”），学位论文无疑是道坎，更不要说部分学校强制要求在一定级别的期刊上发论文。在考核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方面，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缺乏相关规定、具体措施和评价标准。此次调查中，关于“高校教师对现有新闻学生能力考查的方式是否合理”这一问题，有50%以上的教师认为“不太合理”。新传硕士研究生的考核与评价体系要与时俱进，考核的方式也要逐步多元化，根据本专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方式。例如，把实习纳入教学环节中，用实习取得的学分取代在期刊上发论文取得的学分，用实习期的表现和作品来作为衡量奖学金或者其他评价体系的标准。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有多种，如调研报告、规划设计、案例分析、文学艺术作品等。如果毕业生能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实习作品，就应该允许其参加毕业答辩和申请新闻学位。
参考文献：
［1］欧阳明，马菁华，徐双，王婷.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困局与转变［J］.中国出版，2009（4）：28.
［2］德勒兹（法）.时间，影像，电影［M］.谢强，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229-230.
［3］杜骏飞.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向何处去［J］.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1）：78.
［4］童兵.新闻改革新思路和新闻教育新突破［J］.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4）：4.
［5］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中国新闻教育的改革思考［J］.新闻学论集，2013（1）：141.
［6］曾建雄，曾俊，邓文艳.新闻传播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危机与转机——关于变革国内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层思考［J］.现代传播，2010（3）：126-127.
关键词：传播学理论传媒专业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正在高速发展。2014年，在我国GDP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传媒产业年增长率逆势上扬，从2013年的15.5%上升至2014年的15.8%。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需要人才支撑。高校作为培养传媒专业人才的摇篮，其培养理念、教学方式与教学模式等至关重要。在当前的信息时代，媒介无处不在，甚至无孔不入。随着新老媒体的交融，融合性传媒生态圈呼之欲出，媒介融合日趋深入，而这一切使传播学相关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日趋紧密。
一、传媒专业的发展概况
众所周知，传播学发源于美国，其历史不过百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中叶，传播学才正式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20世纪中叶以后，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提出，研究领域得以拓展。传播学逐渐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传播学逐渐成为显学，其学术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据统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每年发表的与传播学相关的博士论文达120多篇，并且逐年递增。在传播学的教育方面，目前世界各地的主要高校基本都设有传播院系和专业，一些高校也因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而闻名于世。美国是传播学的诞生地，也是现代传媒教育的先行者。早在20世纪初，美国就凭借在传播和新闻方面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学术优势，率先开展了现代传媒教育。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诞生。4年之后，哥伦比亚大学顺势应时也成立了新闻学院，如今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著名学府，其新闻学院所秉持的人文学科基础与专业技能训练并重的传媒教育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二、我国高校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我国传媒专业教育从20世纪末开始突飞猛进，并很快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据统计，目前我国有600多所高校开设了传媒专业相关课程。1982年，被誉为“传播学鼻祖”的威尔伯•施拉姆访华之后，美国、日本的传播学学者相继来到中国介绍、宣传、讲授传播学。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后，一大批高水平的传播学专业译著纷纷出版，各大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及相关课程。如今，国内开设传媒相关专业的高校都将传播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大众传播学、传播学概论等课程已经成为传媒专业人才在校学习的必修课。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在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由于传媒专业本身较强的实践性，部分高校对传播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传播学理论教学，集中表现在课程设置比例、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对传媒专业的认识这三个方面。在对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传播学理论的缺位或不足将严重制约高校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甚至不利于我国整个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高校偏重传播实践教学
传媒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这就导致部分高校传媒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急功近利，忽视了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平衡，简单满足于讲授各种各样的技术知识和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更像“技工”，而非真正有思想、敢创新、善学习的传媒人才。
（二）教师倾向于讲授传播技术
部分传媒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存在功利化、工具化的倾向。由于传媒专业需要学生在实际操作领域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中更倾向于教授学生所谓的技巧和方法，却忽视了传播学理论的教育。同时，有些教师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仅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上，教学内容也滞后于传播学理论和媒介技术的更新。因为教师在课堂上理论注入不足，导致学生在传媒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
（三）学生偏爱传播技能的学习
部分传媒专业的学生存在厌恶理论学习、觉得实际经验比理论更有用的错误观点。传媒专业的定位是应用学科。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都为增加实战技能做准备，对应用性的采、写、编、播等技能充满激情，并不重视传播学理论课程，也不愿投入精力去学习研究。
三、传播学理论在传媒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意义
（一）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课程体系的根基
目前，国内开设传媒专业的高校根据传媒产业的发展，结合市场需求，在传统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新媒体、物联网、网络动漫、数字媒体技术、媒介融合等新课程，使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呈现出宽口径化趋势，这符合信息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传媒市场对人才的现实需求。但诸如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网络传播学等基础理论课程应该是传媒专业课程体系的根基，也是评价高校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传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科学、学生的专业素养是否健全的关键。
（二）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
教师在传媒专业教学中扮演着引导者的重要角色。教师的基本理论素养往往直接决定着教育质量。在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时，教师看似应用的是一系列“规则”和“技能”，但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教师的基本理论素养。对于传媒专业教师来说，丰富、多元、完备的传播学理论是其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传媒产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媒介不断更新、融合，而传媒专业又具有多学科性，这些都为传媒专业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挑战。如果教师的理论素养不够、知识更新不及时，将难以培养出优秀的传媒专业人才。
（三）传播学理论是传媒专业学生的重要软实力
现代传媒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业界普遍认可的人才往往兼具多层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能够迅速适应工作要求，能够准确分析媒体的本质与现象，并能以复合型人才的身份促成不同媒介的融合。因此，传媒专业人才一定要做到理论基础扎实、知识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如果将传媒专业学生的技能水平、学历层次和专业类别归结为个人硬实力的话，那么，学生的思想深度、理论水平、学习自觉性、新闻敏感度等就是其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是学生职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传媒专业人才的“软实力”大多是在高校学习阶段培养和塑造的。
四、高校传媒专业应重视传播学理论教学
传媒产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传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传媒专业人才作为支撑。因此，高校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应重基础、重理论、重内在、重实践，只有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维方法、宽广的国际视野、精湛的专业技能的传媒专业人才，才能使我国传媒产业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
（一）高校应以培养学生理论素养为要义
学科的教育离不开理论课程的学习，传媒专业也是如此。开设传媒专业的高校应重视对学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具备了宽、牢、实的基础理论功底，才不会在浩瀚的传媒知识和纷繁复杂的传媒现象中如堕烟海。树立牢固的基础理论和健全的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学生建立长远的学习目标，并在实际工作中迅速适应岗位。传媒专业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传播学理论素养为要义，帮助学生整合传媒实践经验，实现认知上的升华。高校在传媒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应科学、合理地规划传播学理论课程和应用实践课程的比例，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应使两者良性互动。
（二）教师应以强化传播学理论修养为根本
传媒专业教师只有传播理论扎实、知识储备丰富、关注理论前沿，才能为学生拨云见月、指点迷津。在提倡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模式的背景下，传媒专业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重视传播学理论的学习，并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延伸，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从已有知识出发，吸纳新知识，掌握新理论。同时，教师应运用丰富的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授传播学理论知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回归课堂、回归理论，通过合理的学科设置、生动的课堂内容、丰富的授课形式，激发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的兴趣。
（三）学生应不断提升软硬实力
学习一门学科和专业，不应以掌握实用性技能为根本目标。就传播专业而言，实用技术固然重要，但技术背后的传播学理论才是学生了解、学习、研究、掌握传播学这门学科的真谛。而传播学理论的意义在于能够指导学生进行传播实践，使其具备研判各种传播现象的能力。因此，学生在学习传播专业时，要树立正确、全面、科学的学习观，深刻认识传播学理论的重要性，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成为传播学理论扎实、传播技术精湛的全方位人才。
五、结语
随着传播学的不断发展，理论成果日益丰富。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信息交流系统的构筑、新技术引起的社会变革，以及因社会变革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的变化等方面，传播学相关理论都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传播现象与媒体的发展规律。就传媒专业人才的培养来说，传播学理论和传媒实践的关系相当于“道”与“术”的关系，道正则术易，道偏则无术。在传媒人才的培养中，理论和实践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只有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才能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传媒专业人才。
作者:柳瑜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赵雅文.我国高校传媒人才培养质量分析与模式研究——以天津市高校为例[J].新闻大学，2013（6）：139-149.
[2]贾平.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传播学教学模式[J].安顺学院学报，2013（10）：55-57.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有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其学术背景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外,还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多学科视角。其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占教师总数的65%,绝大部分教师有海外留学或长期在国外进修、研究的经历。
学院有在校本科生409人,硕士研究生216人,博士研究生68人。本科教育阶段有4个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研究生教育阶段有若干个专业方向,包括新闻史论、新闻实务、大众传播、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广告学、编辑出版、新媒体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等等。
最近这些年,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还是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已经达到661个。新闻传播专业显然已经成为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如此众多的新闻类专业中,每一个学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如何定位,办出特色,就成为学院管理者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学院定位或学院特色方面,我们的考虑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是依托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底蕴深厚的综合性大学建立的,对于新闻传播教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资源。因此,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势”,也就是充分利用校内资源,汲取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之精华,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特色和优势正在逐渐形成。
教学方面,学校历来主张打破学科限制,进行通识教育,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为此学校在世纪之交推出了“元培实验班”,增设了“通识教育选修课”,为学生在本科基础教育阶段拓展知识、拓宽视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种思路和模式正好可以满足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因为从大的方面说,新闻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采写、报道等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客观上要求从业者具备多学科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成为“通识”型人才。因此,最近这些年,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尽可能发掘和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和指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选修全校通选课,选修第二学位。目前我们的本科生中拿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第二学位的已经占到学生(本科生)总数的50%。
作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实际步骤,目前学校正准备进一步打通学科限制,实施文史哲、社会科学等学科群类大类培养的方案,搭建大平台,每个群类中的每一个专业都要为这个平台输送精品课程,提供给学科大类中所有专业的学生。大类培养方案的实施,对于新闻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学校对新闻传播学院的发展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为了满足新闻传播学院人才培养的特殊需要,使它与人才市场的走向相适应,学校领导和我们多次探讨,尝试在新闻传播学院进行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进行高端建设,使我们的人才优势更加突出。
总之,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的思路就是,依托北京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充分利用校内资源,走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道路。培养知识广博、学养深厚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希望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但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是我们的邵华泽院长对学生――未来的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每个新学期的开始,他都会在讲课中给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多学科(起码是两个学科)的知识储备,毕业后能够胜任在某一专业领域中进行深谈、深访、深度报道的工作,以及在新闻传播相关领域中进行开拓性、创新性的工作。
从科研角度看,学校非常重视并且一再强调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与国外学科前沿的结合(或接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或接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接轨),并且为三个方面的结合或接轨创造条件。
在学校的鼓励和支持下,学院在以上三个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与国外学科前沿领域接轨方面,我们借重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一年一度“北京论坛”的品牌优势,力求开办好分论坛,主题的设定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特别是国际上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2006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全球传播、媒介与创意产业”,2007年分论坛的主题是“多元文化、和谐社会与可选择的现代性: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每年我们都会利用“北京论坛”提供的资金条件,把这一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请来,进行交流。去年就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论坛(也邀请了一部分国内学者参加),他们的论文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三辑上以专题形式刊登。2002年至今,学院还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联合举办中国互联网年会,目前已经举办了5届,分别在美国、新加坡等国家举行。
在利用“北京论坛”等平台与国外研究接轨的同时,学院还鼓励老师们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在经费方面予以支持。学院有一个新的规定,每年为所有老师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提供一次经费支持(远程坐飞机往返的费用)。每年一次,年年支持。这样,老师们出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的次数就明显增加了。2002年以来,学院共有100多人次赴海外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在校内不同学科研究的结合方面,学院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比如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发起成立,由社会学系、法学院等联合主办的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就有我们的老师参加。他们参与撰写全面反映国内公民社会发展和研究状况的“蓝皮书”,参与公益组织的非盈利性培训以及其他的研究、交流活动。最近,有老师代表学院参加了由北大历史系、国际关系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的研究项目,题目是“文明的网络:比较文化与比较政治”。历史系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国际关系学院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新闻传播学院则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各自都把本学科研究上的优势发挥了出来。这方面还要开设相应的课程。此外,我们学院政府传播研究,也引起政府管理学院老师的兴趣,一些基础性的合作已经开始。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学院也是积极推进,大力支持。不少老师逐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向实务界延伸和拓展,或者针对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阐释,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目前学院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卫生部等政府部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要新闻媒体都有合作项目,不少课题正在进行中,包括《十一五期间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大型媒体集团发展研究》、《中国报业与广告业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发展战略研究》、《中外公共传播模式研究》、《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风险沟通研究》等等。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被有关部门采纳,并对该部门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学院教师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国际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教程》、《跨文化交流学》、《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文化与帝国主义》(译著)、《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电子出版技术》、《新媒体与广告》、《现代出版学》、《中国出版通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实用年鉴学》、《插图本中国图书史》、《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新闻写作教程》、《超越:北京交通广播解析》、《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等。
关键词 新闻教育 改革 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 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
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 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 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关键词】传播学；教育；启示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学CDIO课程群建设》（Z32003-15-02：JXGG1502）资助。
自“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1943年创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课程、传播学获得学术独立地位至今，已过去70多年。媒介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环境，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也深受冲击。近两年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获得的一个共识是：国际传播学发展形势的转变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新闻教育所提供的知识体系已经不能应对当前的发展态势，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本文在上述共识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教学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符合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专业能力目标和教学模式，借助工程教育中的CDIO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具体考察这一体系为传播学带来的启示。
一、应用型本科大学传播学的专业能力培养
传播的英语是“communication”，原义“沟通、交流”，按传播内容看新闻传播只是传播的类型之一。新媒体环境下掌握媒介技术不再是职业传媒人的特权，普通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同时也是受传者，传播的意义被泛化了。正如蔡雯指出：“当下传播教育不只培养新闻媒体需要的专业人才，还要为非新闻机构培养公共传播人才。”应用型本科传播学正在成为各行各业实操人才的培养基地，为学生设定的专业能力目标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技能。
在访谈毕业生时我们发现很多就业于中小型企业媒介运营、公关宣传部门的学生被要求承担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全部媒体环节，例如做一个产品策划的项目，他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从创意提案、文字撰写、图像到视频素材的拍摄、剪辑和后期处理以及运营推广等一系列工程中的若干或全部环节。而为了完成就业单位这样近乎苛刻的要求，现代毕业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同时掌握数个的媒介实操技能，比如说网络媒体的运作、摄影、摄像、修图软件等。
（二）具备相关行业的基本理论及知识素养。鉴于传播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日趋多样化，学生必须拥有一定跨学科、跨行业的最低限度的专业知识。只有提升自身对于相关就业领域的了解认知能力，才能胜任这个行业的信息传播工作。
（三）对项目整体的运营控制能力。在全媒体时代的媒介信息传播呈现出融合汇通的大趋势下，信息传播任务往往被打包成一个项目的形态，所有包含在内的工序和任务都彼此紧密相P，因而项目组成员除了要恪尽职守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外，对全局整体运营控制能力也应该有自己明确的掌控。
在教学班中要培养学生以上这三方面的专业能力，尤其是最后一项能力，在教学中适当地借鉴工程学的CDIO模式，能获得很好的启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提升对信息媒体传播项目的认知，有利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过程中对项目整体的运营控制能力。
二、CDIO模型在传播学教育中的应用
CDIO模型是2001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提出的一种工程教育经典模式。它由“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四个环节组成。“构思”包括产品先期的市场调研、顾客需求分析和规章制度制订；“设计”主要指方案和计划的制订；“实施”指将方案设计转化成产品的过程；“运行”是根据实施情况对前期程序进行评估、修订和改进。
CDIO模式导入传播学的主要困难在于，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很少将新闻看成一道流水线产品，新闻更接近于一种文学或艺术，是不能像普通企业产品一样用工序来衡量的。然而在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新闻教育家王中便论及新闻具有“产品”和“商品”的性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新闻成为一种由项目团队进行生产的“信息产品”在行业中的出现，CDIO模式在实际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中有所应用也成为可能。
本文在进行一番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主要是来自上海建桥学院传播学在新媒体传播教学中实施应用CDIO理念的经验。具体做法，我们通过在传播学的主干课程中建立了CDIO理念的专属项目，按照CDIO模式设计教学大纲，在实际操作的各个环节当中适当引导学生在项目贯穿课程的教学环境中学习专业技能、加深对于专业理论的深刻理解，并且能够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活用理论、达到培养学生整体运营和控制项目的能力的目的。对学生自身而言，加强自主学习能力，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反思创新，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技术水平。
三、CDIO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以“hello临港”微信公众号项目为例
上海建桥学院的所在地临港新城是一块新兴的居住和产业地区，因为距离市中心路程相对较远的缘故，出现在临港地区的传统媒体生态也是寂寥的：包括尚不具备广泛影响力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而传播地区新闻则主要依靠临港管委会的官方网站还有几个微信公众号。这样信息传播媒介稀少的现象，严重导致信息交流的正常进行，也给临港地区政府政治经济信息宣传推送造成阻碍，使其传播媒体生态发展受到影响。
2014年10月，上海建桥学院传播系创设了以传播临港地区资讯、为临港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为宗旨的微信公众号“hello临港”，并将“hello临港”项目的运营带入了传播系学生的日常课堂中，与新媒体传播课程挂钩。
参考CDIO 模式，我们将16个教学周分为五个阶段，同时也是“hello临港”项目运营的五个环节。
第一阶段（第1周～第3周）为构思阶段。指导学生对临港媒体市场开展调研，了解临港的本地资讯传播存在哪些空白，以及临港居民希望受到哪些资讯、接收资讯的方式等。
第二阶段（第4周～第6周）为设计阶段。学生完成“hello临港”运营团队的组织架构，制订采编和发稿规章，并设计出未来一年内“hello临港”的运营和推广方案。
第三阶段（第7周～第9周）为实施阶段。学生申请公众号、按照方案正式开始运营“hello临港”，测试的环节包括：内容采制、编辑、版面美化、logo设计、内容、受众应对、推广营销、组织管理等等。
第四阶段（第10周～第15周）为运行阶段。在继续运营“hello临港”的前提下，对前期的市场效果进行评估、调整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完善采编发稿规章，加强采编业务培训以提高产品的质量。
第五阶段（第16周）为总结考核。在最后一周，将从教学层面对学生的项目参与情况进行统计，总结成果和经验，并将学生实际参与项目的成绩量化地转换为教学考核各项指标的得分，评定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成效。
四、CDIO模式应用于传播学教学的效果和不足
吴廷俊指出，当前新闻教育应着重强调人才在就业市场中的践行能力和创新能力。“hello临港”项目运营两年多来， 我们最大的体会是CDIO工程教育理念对于锻炼新闻传播学生的市场践行能力和创新能力卓有成效。
教学班的学生在一个学期的项目运营中，能够充分了解项目全局观对于实际项目运营过程中的每一个组成工序和任务的重要性，提高了对于个人在整个项目成败当中所产生影响的认知程度，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使他们对课堂中所了解到的教学内容（理论专业知识、实际操作技能），都能够表现出一种主动学、渴望学、课堂不足课外自学的高涨热情。除了全体教学班学生实操能力的普遍提高、市场敏感度加强以外，特别还会有一些优秀的学生“冒尖”。这样也便于传播系教研组和学院能够及时发现真正的专业人才，进一步将他们纳入卓越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中去。
当然在传播学中应用CDIO模式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其中主要缺点仍是CDIO理念从原本植根的工学土壤移植到人文学科中的不适应：媒体传播新闻和资讯虽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时展背景下的知识类型新产品。但是新闻资有其本身独特的内容，比如说在传播的这类信息中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新闻特殊的政治喉舌功能，可以代替社会各个方面发声，在帮助各方传播信息之外也加强了社会各界之间的紧密联系，不能与企业产品一概而论。
虽然CDIO模式在实际应用中有一些缺点，但是我们依然确信在新媒体传播教育观念中，CDIO理念必将会有更多被反思、被借鉴、被应用的价值体现出来。当然，在实际传播发表过程中应该顺应传播学的新土壤柔软地进行移植。刘行芳认为在未来的多元社会中，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在“服务型教育、自主型学习、个性化培养、多维思维启发”下成长，才有可能适应变化极快的媒介环境。对CDIO理念本身的接纳正是将“市场、服务、自主、个性”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多元思维融入传播学教育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蔡雯.新闻传播教育的新使命[J].当代传播（汉文版），2015（06）：1.
【关键词】传播学；移动学习；过程模型；要素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6―0069―04
一 问题的提出
移动学习的迅猛发展，给教育技术学领域带来了一片新的研究视域和实践空间。近年来，对移动学习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大部分研究属于对移动学习技术体系的研究，或以传统的教学观（学习观）的视角研究移动学习。单纯技术论或传统学习观视野下的移动学习研究是不全面的。
从移动学习的特点来看，它缺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实质上是一种教学信息的传递与反馈的过程，即教师与学生利用移动设备和移动平台进行信息资源的传递与接受。从这个层面看，移动学习离不开物质工具和环境，它改变了传统学习中师生强交互的双边关系，更加突显传播特性，因此从传播学视角研究移动学习更能体现移动学习的特点，这对于理清移动学习的要素及其关系进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拟从传播学视角对移动学习过程及其要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 传播学：移动学习的重要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学科，其研究范围以大众传播为主，也研究人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等。在笔者看来，对移动学习的研究理应以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为指导，当然也离不开技术层面的支持，然而综合移动学习中学习与技术的关系来看，研究移动学习更要依赖于传播学理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探讨：
1 从移动学习的发展背景与历史来看，它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
移动学习作为E-learning发展的新阶段， 其发展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基更[1]曾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8届年会上的主题报告中指出：“移动学习起源于远程教育研究得出的一条规则：不是技术本身具有适合教学的特性，使得远程教育和开放大学取得了成功，而是技术比较普遍地被大众拥有。”正因为移动设备被人们广泛地拥有并使用，如手机、掌上电脑、PDA（个人数字助理）、笔记本电脑等，其中移动电话的普及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移动学习才应运而生并逐渐扩散开来。
2 从移动学习的学习方式来看，它与现代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非在场传播不谋而合
移动学习的发展对学习者学习方式的改变是深刻的。相对于传统学习和E-learning来说，移动学习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教学者变得“隐匿”起来，学习者甚至感觉不到教师的存在。学习者的学习方式以利用媒体自主学习为主，而非传统意义上师生面对面交流的互动学习。而现代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为非在场传播，即非感官所及的范围内所进行的传播 [2]。因此，从广泛意义上来说，移动学习是一种非在场的传播活动，它是在移动设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教与学关系的活动，在这个传播活动中，传受双方之间加入了传播媒介。
3 从移动学习的学习过程来看，它与大众传播有着高相似性
首先，移动学习的情景敏感性与情境相关性与传播活动必须遵守相应的文化和政治规则的特点十分相似。移动学习强调此时此地的学习，将学习过程以“无缝式”的方式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学习环境也属于一种非正规学习环境。在这种非正规的学习环境中，设计与情景相适应的学习内容是极其重要的，而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必须遵守相应的文化和政治规则，因此在这一点上两者具有高相似性。其次，移动学习过程中的弱交互和反馈延迟与大众传播中单向传播的特点相似。移动学习属于一种弱交互的学习过程，由于移动设备的局限而造成的反馈延迟或反馈不便以及情感交流的贫乏是移动学习先天的不足，更多情况下移动学习是知识的一种单向传递过程。而从传播过程的实质来看，大众传播也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 [3]，其反馈过程迂回缓慢，具有更多的单向传播特点。
由此可见，移动学习的学习过程与传统学习及E-learning学习过程是不能等同的，如果仅从传统的教与学的规律来分析移动学习，已无法解决移动学习中的实际问题，而传播学作为审视移动学习的又一视角，对移动学习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下文拟从传播学角度出发，运用系统思想，提出基于要素分析的移动学习过程模型。
三 基于要素分析的移动学习过程模型的建构与解析
从传播学角度，我们可以认为移动学习是指有特定学习需求的学习者利用有效的移动设备和媒体通道，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针对特制的课程内容进行的学习行为，即学习者与教学者利用移动设备和移动平台进行信息资源的传递与接受，并加以反馈的传播过程。
笔者在仔细分析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old H．Larswell）的“5W”传播模式（如图1）及罗密佐斯基（A．J．Romiszowski）的双向传播模式（如图2）的基础上， 运用系统思想，通过对移动学习特征的分析以及对现有移动学习系统结构的梳理，提出基于要素分析的移动学习过程模型（如图3），旨在理清移动学习的要素及其关系，通过对各要素的分析来把握移动学习中面临的问题，为进一步建立起富有特色的移动学习机制提供理论指导。
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提出了传播系统的五大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效果，在教育系统中，关于教育传播系统的构成要素，也存在多种说法：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六要素说等。然而，将移动学习看作一个传播系统，它与传统教育传播系统有着较大的区别，以上各种要素说都不能准确地揭示移动学习的特有属性。笔者综合以上各种学说，从移动学习特征出发，认为移动学习传播系统应包括五个要素：传播者（教学者）、信息资源、媒介与通道（终端设备及移动通信技术）、接受者（学习者）、学习环境。下文结合图3对移动学习过程及关键要素进行简要的分析。
1 传播者及其教师角色转变
传播者是传播系统中信息与资源的策划者与提供者，是整个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因此，传播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对传播过程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对于传播者的研究，若仍采用单一视野进行审视和分析，已经远远不够，一个明智而有益的做法，就是将传播者看作是位于传播起点的个人、组织、社会的混合体 [4]。那么，从移动学习系统中传播者的构成来看，主要有三类：移动学习系统中的教师（个体）、移动学习系统的管理机构（组织）、致力于移动学习研究与实践的企业等服务厂商（社会）。
从三类传播者来看，教师在移动学习传播系统中是最主要的传播者，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因此，教师对移动学习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相对于传统学习和E-learning来说，移动学习中教师的角色又面临着重大的转变。首先，在这种新的教育环境中，教师由台前转向幕后，而学生采取基于资源的自主学习方式，教师“导”的作用将更加突出。移动学习彻底改变了教师在传统教育中主宰者的角色，使其作用体现在主导性的发挥上，具体表现在有选择性地开发移动学习课程、设计丰富多样的信息资源、组织协作学习等。其次，教师的工作重心将发生巨大的转变。教师的主要任务将不再是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组织教案和讲解上，而是放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上，把精力集中在简化学生在利用资源时必需经历的实际步骤上。教师的重心放在把关学生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指导和启发学生学习，组织管理、设计评价等方面 [5]。
2 信息资源――移动学习的主线
信息资源即传播的内容，是移动学习系统的实体，主要以知识、消息、问题、游戏、控制信号等形式存在。在师生分离的状态下，信息资源是学习者开展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里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学习内容信息、学习过程信息与辅资源。学习内容信息主要是指规定性的课程内容，包括文本信息、微型课件、教学视频等；学习过程信息主要是指教学者的控制信息和学习者的反馈信息，包括提问、答疑、学习辅导、网上讨论等；而辅资源是指基于移动设备能够帮助学习者有效学习的课程信息和支持服务，包括教学大纲、课程安排、实践指南、自测题库等。在移动学习中，目前有两种常见的资源形式：一种是短信形式的学习资源，这种形式的资源主要以有限的文字传递学习的内容或者有关学习的讨论等，一般形式比较单一，内容简洁；另外一种就是以浏览内容页面的方式访问的移动学习资源，这种形式的学习资源类似于网络学习资源 [6]。
图3中，如果我们将信息资源置于一个往返的线性过程中加以分析，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就像是接力赛，而赛中的接力棒则是信息资源。传播过程中各个主体都是围绕信息资源展开的，各个环节通过信息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发送端，教学者围绕信息资源进行设计与开发，依据教学原则对资源进行线性或非线性组合，旨在为学习者创设能实现意义建构的资源环境；在接收端，学习者围绕信息资源进行探索与实践，在获取和运用资源的过程中掌握课程知识、形成问题解决的能力。
信息资源作为移动学习的主线，其作用不可轻视。当前，在开展移动学习过程中，资源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E-learning课程和学习资源转换成适合于开展移动学习的形式。我们知道，E-learning学习阶段，已有大量的课程和学习资源存在，然而这些课程与学习资源却不适合开展移动学习，而重新设计与开发新的课程与资源势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如何有效地将原有的数字化材料和资源转化成移动学习中可以采用的资源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3 媒介与通道――移动学习的物质基础
媒介与通道是传递信息与资源的载体和途径，是开展移动学习的物质基础。媒介与通道与整个移动学习过程紧密相联，一方面它是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传递的载体，另一方面它又是移动教育手段实现的必备条件，离开了媒介和通道，移动学习也就无从谈起。在移动学习中，媒介与通道主要包括终端设备和移动通信技术两类。目前，常用的终端设备有手机、PDA、笔记本电脑、电子书包、智能电话、学习机等，这些媒介都具有可移动、易携带、无线等特点；而移动通信技术主要涉及移动学习中的传输方式和传输技术，目前主要运用到3G移动通信技术、Internet网、WAP技术、蓝牙技术等。媒介及组织、传播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移动学习模式的不同，如现存的基于手机短消息的学习模式，基于WAP站点的学习模式，基于校园无线Internet的学习模式等。
在移动学习中，我们需要考虑媒介与通道的可用性与有效性。由于移动通信技术属于公众服务体系范畴，因此我们在开展移动学习时，主要针对移动终端设备进行选择。有研究者提出，对移动终端设备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移动性、接入便利性、资源易获取性、实时交流、学习辅、扩展性、应用成本等 [7]。
4 学习者（接受者）――移动学习的核心要素
在移动学习系统中，学习者是主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要素。学习者即是整个系统信息资源的接收者，也是系统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在移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特征、学习者的学习方式、学习心理等都是影响移动学习进展的重要因素。
在学习者特征方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年分别从地区分布、性别分布、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分布、职业分布以及个人月收入分布等六个方面对WAP环境下移动学习者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 [8]，调查显示， WAP环境支撑下，我国移动学习者的特征为男性为主、18-24岁之间、文化程度为高中至大学本科之间、学生或者白领、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
从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来看，移动学习方式同以往的传统学习和E-learning学习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学习方式上以基于资源的自主学习为主，而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要适应移动学习的“片段式”特点。学习者要成为学习内容的主动学习者，通过移动通信手段对一个个小知识点进行学习，并掌握在整体上把握学习内容的方法，因此，移动学习特别强调学习者的逻辑思维和概括能力，这样才能在一个个学习内容的“片段”中总结出学习内容的整体结构，真正掌握学习内容[9]。
从学习者的学习心理来看，移动学习者显然与传统学习者和E-learning学习者有着不一样的心理变化与心理感受。从传播学视角考查移动学习者心理，学习者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和心理效应、心理趋向是四个最重要的内容 [10]。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详细论述。
另外，学习者的反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由于学习者的反馈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自身的接受动机、需求和心态以及他们对信息资源的评价，因此，这些反馈信息对移动学习的传播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他们改进和优化下一步的信息内容、检验学习者的学习效果等。
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继移动学习理念和技术系统研究之后，开始有人关注学习者要素，如《从学生使用角度看移动学习》[11]、《WAP环境下移动学习的潜在用户与制约因素分析》[12]等，然而这些研究还远远不够。综合以上分析，在移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是什么？参与移动学习的学习者的学习背景怎样？用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移动学习的内容对学习者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何价值？
5 学习环境――移动学习中不容忽视的要素
在传统教育传播系统中，我们将教育环境作为外部条件，而不作为要素看待 [13]。然而，经过仔细分析和认真研究，笔者认为环境是构成移动学习系统的不可忽视的要素。在此，环境要素主要是指存在于学习者学习活动周围的特有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特指学习者在移动中学习所面临的公众学习氛围、周围噪声干扰程度等狭义上的学习环境，如图3所示多个学习者共同组成的虚拟学习小组以及学习过程中遭遇的干扰因素就组成了一个简单的学习环境。之所以将学习环境作为移动学习传播系统的一大要素，旨在突出移动学习的特殊性和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而在移动学习系统中，学习环境作为赖以持续的情况和条件，呈现出泛在性、个性化、强适应性、高互动性等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学习环境中的噪声不容忽视。噪声，即传播过程中的干扰因素。移动学习环境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而这些因素随时都会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干扰。我们知道，学习者在喧哗、复杂的移动环境中难以完全沉浸于学习，难以保持长时间的注意，难以发挥高级思维能力，因此，相对于传统封闭的教学环境来说，移动学习环境中的噪声格外值得注意。
四 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建议
移动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需要我们从不同视角研究移动学习。传播学视角下，基于要素分析的移动学习传播过程模型体现了移动学习技术和学习并重的特色，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移动学习的一般过程，能够让我们摆脱单纯技术论和传统学习观研究视野的困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移动学习的关键要素和传播过程特征。
当然，移动学习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方面和实践应用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应以系统思想为指导，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在文中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下，笔者提出了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教学者方面，如何更好地组织学习内容使得学习者能够进行有意义学习？如何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如何创设有利于学习者在复杂的环境中学习的学习情境？如何组织协作学习？学习者方面，着重分析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等；信息资源方面，如何将E-learning课程和学习资源转换成适合于开展移动学习的形式？……
参考文献
[1]基更.移动学习:下一代的学习[J].开放教育研究,2004,(6):22-27.
[2] 李庆林.从传播学的分类看传播学的研究重点[J].国际新闻界,2008,(3):23-27.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1.
[4][10]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005年第13次印刷):72,207-217.
[5] 刘珍芳.移动学习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新方向[J].中国电化教育,2005,(9):37-39.
[6] 熊志刚.移动学习及其资源设计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1.
[7] 马小强.移动学习终端的选择与评价[J].电化教育研究,2007,(5):52-57.
[8] 2007年中国WAP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简版)[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7,(5).
[9] 王文广,陆婷婷.移动学习热的冷思考[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38-40.
[11] 李玉顺,王晓晨,周超.从学生使用角度看移动学习[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08,(7-8):11-12.
[12] 马颖峰,王建武,郭小平.WAP环境下移动学习的潜在用户与制约因素分析[J].现代教育技术,2008,(10):61-63.
[13]南国农,李运林.教育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2005重印):25.
Probe into Mobile Learning from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actor-based Mobile Learning Process Model
LIU Bin ZHANG Wen-lan JIAO Wei-ting
(Journalism＆Communication Colleg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Shaanxi,710062,China)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引入
信息时代，全民族都要提高媒介素养，从而让我们的大众都成为能积极地善用媒体、制作媒体产品、对无所不在的媒介信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优质公民。媒体已经构成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媒体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大学生成长需要优秀的精神食粮，关键是如何发挥媒介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途径或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对全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出借鉴和思考。〔1〕〔2〕
二、媒介素养的简介
（一）媒介素养概述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事实上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与界定往往少补了对信息的涉及，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直接取名为“媒介信息素养”，并分析了其内容。更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深刻地解析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从概念的起源层面，内涵的变迁过程、培养的实施方式的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融合之趋势是明显的，并提出以教育技术为支点构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之桥梁。正如学者冯延群所言：“媒介素养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素养，而信息素养则是一种知识管理策略。”〔4〕
（二）媒介素养”的发展现状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传播科技与媒介形态关系紧密，并且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传播模式与媒介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科技技术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则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然而当人们体验数字化生存的同时，其媒介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当代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丰富和发展。不论是研究新媒介素养的理论，还是时间新媒介素养的教育，或是测评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水平，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代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工作。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5〕〔6〕
（三）“媒介素养”引发的教育思考〔7〕
1、媒介素养的现实性
现代大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的可能性
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可以利用手机、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
3、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大学生群体容易被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设置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途径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8〕：目前《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9〕〔10〕：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青少年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青少年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
高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以及其实现途径、方式的创立，对目前社会公众阶层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实现也必将起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卡尔顿大学创建于1942年，地处渥太华，是加拿大著名的综合性公立大学。1945年，卡尔顿大学就开办了新闻学本科专业。半个多世纪来，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因其悠久的历史和卓有成效的新闻传播教育，而享有“加拿大新闻教育的超级市场”之称，同时也被公认为是“迄今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新闻系”。因此，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加拿大新闻教育的水平。
本文通过研究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页资料及其他相关文献，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我国新闻院系可以从该学院借鉴的办学理念和做法。
培养负责任的新闻从业者
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媒体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新闻院系若是仅仅培养及时报道新闻的从业者，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招收：新闻学、传播学本科生和硕士生；传播学博士生，目前有900多名学生在校就读。卡尔顿大学新闻学本科培养目标是：着力于为新闻媒体和相关职业培养负责任的从业人员。新闻行业提供了一种在最终期限的压力之下协同工作的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环境。这种职业要求学生掌握以下能力，比如：快速寻找相关资讯，阐释发现，以及清晰、简练和从容不迫的自我表达能力。新闻行业崇尚真实的好奇心、健康的怀疑主义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同时拒斥犬儒主义和陈规偏见。至为关键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成长性的环境，有利于那些对工作充满着强烈责任感的记者的诞生，不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报道发生在一个小社区中悲惨的死亡事件，还是报道遥远地区交战地带的紧张局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新闻教育目标更为强调“一专多能”等应用技能。就一些知名新闻院系的办学理念来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强调基础，注重实践”；清华大学以“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中国传媒大学“依托广播影视事业，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开放式办学，加强多学科兼容和交叉渗透”。这些著名院系大都强调专业技能的培养，对学生胜任新闻工作至关重要的反思和批判的职业精神，通常不太提及。
世界著名传媒院校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在2003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应付新闻行业正在遭受商业和其他利益支配的一个办法是：让新闻业具有更坚定的标准和价值观，以便使新闻工作者有一种天生的抵抗力。大学应当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必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通过更好的新闻教育课程体系和发展研究能力，来履行服务公众利益的责任。
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与传播学系主任AngelaPhillips教授指出：如果受众对新闻失去信任，记者将失去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而这种信任正在受到侵蚀。随着煽情主义替代了客观报道，西方民主社会的民众正在逐步背离新闻媒介。如果西方社会的媒体要重拾大众的信任，并在新增市场中被推进，新闻业就必须在内容和形式间求得平衡，而此平衡的取得必须从新闻教育内部开始。与之类似的是，由于“理想和伦理教育缺失，毕业生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在媒介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中国媒体的公信力也越来越受到受众的置疑。因此帮助学生树立反思和批判精神，新闻院系责无旁贷。我国传媒教育专家郑保卫教授也曾呼吁：“新闻教育说到底应该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笔者认为，强化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精神，不仅是使新闻行业免遭商业和其他利益支配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是使新闻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免遭淘汰，凸显其学科背景，以自成一体的专业精神超越其他学科学生，并献身公共利益的一个有效通路。目前全国设立新闻院系的大学已经达到300多所，在教育部备案的专业点达到661家，在校学生达10万人以上。新闻学已经升级为一级学科，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情势下，更加有必要将培养具备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新闻从业者提上我国新闻学教育的日程。
重视通识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James W. Carey曾撰文指出：新闻学的学术来源应该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新闻应该与政治联系，这样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和文学联系，这样才能提高语言和表达能力，并深刻理解叙述的方式；和哲学联系，由此确立自己的道德基准；和艺术联系，这样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视觉世界；和历史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直觉。
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开设基本的新闻课程外，也同样重视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熏陶的基础。新闻学教育课程笃信：受过严格新闻教育的记者应当理解新闻媒体是受历史、组织、经济以及社会逻辑作用的一种公共机构。因此，培养相关的人文素养不可忽视。在四年的新闻学本科教育中，大约一半以上的课程来自于新闻学专业课程之外。新闻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的全部课程中至少1/4来自其他领域或学科的知识。那些对经济新闻感兴趣的学生最好在斯普瑞特商学院选择辅修；有志于文艺新闻的学生也可以在艺术和文化学院选修课程；新闻专业的学习几乎可以和这所大学中的其他任何领域相衔接。这些学科推出了联合荣誉学位，获得该学位的学生需要完成新闻本科专业和其他学科,比如历史、政治或者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
我国新闻学教育虽然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培养复合型人才”、“宽口径，厚基础”的重要性，但是就尊重学生自主选择这一点来说，还不尽如人意。基本上，每学期的必修课和选修课，一般主要是在本院系课堂开展，所以，有些非本院系课程还是由本院系老师主讲。可以想见，并非专业出身的新闻专业教师，一面自学一面把刚刚学到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知识“现学现卖”给学生，这样的教学效果又能好到哪里去？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鼓励学生去本院系以外的课堂听讲，同时推出了历史、英语、社会等专业的联合荣誉学士学位，这种院系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对于开拓学生思维以及知识面来说，效果自不待言。长久以来，我国业界人士一般认为新闻专业学生在媒体工作后，通常上手快，但是后劲不足。新闻专业毕业生能干的工作，中文、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同样能干，而且在媒体中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更有后劲。新闻专业学生参与第二专业辅修，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新闻专业学生知识结构偏狭，从事新闻工作后劲不足的困窘。
学生自办面向社会的媒体
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分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新闻机构联手合作开设了覆盖全国的实习项目。这些实习项目主要是针对三、四年级学生进行的一周到三周的新闻实践，诸如到CTV新闻、TSN、 CANWEST新闻、探索频道、加拿大地理杂志等媒体进行实习。此外，校内媒体从一开始就成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锤炼新闻操作技能的练兵场。这些媒体主要是：（1）首都新闻在线，一档赢得赞誉的在线杂志，由新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协同工作，创作有关加拿大政府事务的新闻故事；（2）Catalyst在线，学生在自然科学报道研讨会方面志愿工作的一个集纳；（3）《城区新闻》，一份广受好评的社区报纸，拥有17000份发行量，是渥太华-卡尔顿地区最大的社区报纸之一；（4）卡尔顿新闻电视台，放映的内容从创作到生产，都是由新闻专业学生作为所学课程的一部分来加以运作。不仅仅播放局限于学生题材的新闻；（5）《星期三》，是学生们自办的广播节目；（6）《渥太华视线》，由商业与财经新闻班的四年级学生创办的一本出版物。
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认为：在新闻专业的低年级阶段，学生的课堂作业主要是对教授负责，不过，步入高年级，学生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受众为取向。所以，我们发现卡尔顿大学的学生自办媒体虽然置身校园，但是首都新闻在线、《城区新闻》和卡尔顿新闻电视台却主要针对社会受众，有些传媒工作室还负责对真实的雇主提供摄制纪录片等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大大提高了媒体本身对新闻质量的要求，抛却了校园媒体常见的学生味，使得学生从业人员更能直面社会接受考验和磨练。我们国内许多新闻院系也开设了由学生自办的新闻机构，但目标受众一般仅仅指向本院系或者本校学生。虽然这些媒体也能从策划、采访、写作、出版或播出等方面锻炼学生能力，但是在采访领域、采访对象、媒体成熟度、辐射范围以及发行模式等方面都与社会化媒体有一定差距，纯校园的学生记者编辑还缺乏必要的受众意识、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因此，我国新闻院系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时，除了支持学生积极参与实习，还应鼓励学生自办面向社会的校园媒体，帮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早日适应现实生活中媒体的日常运作规律。
参考文献：
①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站 [EB/OL],carleton.ca/jmc
②陈凯：《加拿大的新闻教育》[J]，现代传播, 2006年第4期
③蔡帼芬：《加拿大媒介与文化》[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