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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道家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今本《文子》 文学审美性 思想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地位较高，但鉴于其诸多版本的界定性、真伪性、边缘性的复杂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流传和发展。将今本《文子》作为整体进行阐释和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虽兼承新道家思想的重要价值，却因伪书说而长期不能得到世人重视的尴尬。其书蕴含的丰富黄老道家思想对后世乃至当今文艺、文学、政治等各领域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从文本自身的文学性、思想性、启悟性方面进行如下探究和阐释。
一、今本《文子》文本的诗化性及情辨性特征
今本《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含有大量的议论文字。其在论旨上“宗传统道家思想”而有所发展，在行文上更是“法黄老理论”而振扬其风。其语言风格既有南方楚地文学浪漫飘逸的痕迹遗存，又有早期秦汉文学说辨论理的演进特征。
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一文中强调：“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所谓“泽”即光泽、润泽，或可理解为恩泽后世。的确，在诸子的著作中，文子之作的最大优点就是“论道辨理”饱含情感，《文子》不讳言“情”，且更特别强调“情”的作用，在其看来，治理天下不是靠政令制人，不是靠权威压人，而是强调真情感人，诚信服人。虽讲治国之道，但“语因情发，言为心声”的意识确有其进步意义，发言吐语、著书立说，也才更重表达真情实感：
夫水浊者鱼，政苛者民乱……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精诚》）
这段文字前面抒发了对“政苛令繁、欲多求甚”的统治者的憎恶之感，对“争斗伪诈、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的痛觉之情。阐述“无为而治”思想的文字，由激愤之情渐变为激昂之情，表达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由于感情充沛而强烈，故“辞不繁不足以达其情，语不详不足以表其意”，文字便有了风行水上之势，洋洋洒洒，焕然成章，其富有情感的论述使人犹如看到了作者“纵论治国之道、畅谈天地之理”时的慷慨激昂抑或冷漠沉静的形象，也启发了人们对文艺的本质作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且《文子》用词遣句简洁生动，准确明晰，其对字句的自觉锤炼和刻意雕琢，反映了当时人们文学意识的增强和文学创作性的进步。其文讲求对字协韵，较多采用四言句式，突出了文章的音乐化特征，易于诵读而传播广远。许多段落又富有诗歌的韵味，节奏鲜明，音调和谐，以楚人惯用的语气助词“兮”字入句，在句中起到了调和韵律的作用，文句更富咏叹意味和抒情功能，有浓郁的楚歌情调，如：
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上仁》）
在对偶和排比手法方面，《文子》也运用得较为普遍。文章又多骈句俪辞组成，可与后世词句整饬的赋体作品媲美，这无疑是有意识地追求语言艺术形式美的结果，显然更具有达意抒情的文学自觉性。
总之，在文学体裁上，《文子》作为语录体散文，它的诗化特征仍很明显，特别是杂有较多的议论文段落，也显示出了先秦散文的发展趋向；在艺术表现上，它借鉴了老子的创作经验，沿用了《老子》的修辞手法，且有所发展和提高，注重文章的审美化，更追求文章的艺术化，这也是该书文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二、今本《文子》与《沧浪歌》、《诫子书》等文关系的问题
（一）关于“《沧浪歌》创始权为文子”的思索
张松辉先生在《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一书中提出：“《文子·上德》的记载证明《沧浪歌》的初创权应归为文子。”我认为此认识涉及今本文字增益性问题，有部分不可证因素，但确有较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因其既与今本《文子》反映的时代特征相一致，又关涉到与“《文子》为屈原思想上源文化”观点的连贯性和价值性问题。文章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将其二者思想结合，作如下分析。
1.今本《文子》从尊崇道家思想传统的角度，注重“心治”，同时也主张采用“法治”。若说此书“心治”思想多是受到春秋大义的遗响，那么“法治”思想则是“明见之主必求治国之臣变法图强”的重要标志。
《文子》立法对象的界定，也反映了对君主的一种理性要求与审议，楚国的屈原时代，“法治”思想已遍地生花，屈原及其同仁在楚国奔忙，尽管各有所憾，但已显现“法治”思想同“心治”思想斗争的必胜气象，而《文子》作为前期的楚文化著作，对屈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则是极有可能的。
2.《文子》和屈原在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上有所一致。屈原作品对道、德、仁、义、礼各种思想因素在社会秩序构建时作用的认识，已较《文子》大大前进了一步。其将此五者认为是“美政”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因素，这与《文子》的黄老思想有着相通的渊源性。且两者在儒家思想方面的显著特征，又都表现为对“民生”的极大关注。
3.《文子》思想通于“刑名”之学，屈原也重视“名与实”的统一，两者的共同性是发人深省的。屈原认为有“实”才可有“名”，即“善不由处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无实而有获”。故“不干人、不屈己”的精神，也正是屈原千百年来对中国文人的人格影响之所在。
4.同《文子》一样，屈原主张变法图强。吴起变法之事相去屈原之事不过四十年之遥，楚之俊杰之士如屈原者，必将深刻认识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重要性，且屈原的改革亦曾部分的付诸实施，故此屈原的法家思想也可窥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列《文子》入道家类，而屈原思想中也有部分道家思想因素，楚国是道家的发源地，也是战国时期黄老思想最活跃的地区，屈原生长与此，耳濡目染，本族文化思想积淀的影响一定是相当深厚的。由此可见，《文子》不仅可以作为研究秦汉哲学、经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为我们研究屈原的源流提供了至为珍贵的材料。今本吸收了儒家思想而融会贯通，旁通于刑名之学而有所创新，由道生法，强调了朴素的法制理论，汲取了多家的思想，丰富光大了道家学说，其对屈原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以上由“沧浪歌创始权的考索”引申到的对“《文子》思想与屈原思想延承性”的探究，提醒我们从文化区域性的影响和文化纵通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屈原思想的内涵。这样，既可抛砖引玉地解决屈原思想中一些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有利于我们对《文子》思想有进一步的认识和解读。
（二）关于对“《文子》和《诫子书》等文思想一致性”的认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诫子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不免于下流矣！（《诫外生书》）
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生。静即下不扰，下不扰即民不怨，……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以天下之目视，……百官修达，群臣辐凑。……（《文子·上仁》）
由上文可见，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论述亦见于今本《文子·上仁》。《诫子书》、《诫外生书》等篇作为表现诸葛亮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品，其“淡泊”、“宁静”、“绝”、“忍屈伸”等理念，亦为黄老新道家所阐发。
从引文分析，两篇文字与今本《文子》语言有着较大的一致性，只是个别词语略有变化：“明德”改为“明志”，对“”用了“绝”字，对“屈伸”用了“忍”字。当然，由于今本文字的增益性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断定《诫子书》等文的言论承用今本《文子》原文，但较之前文对今本成书和思想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使其对今本此句未加引用，两者的黄老思想亦有着本质上的相通。
若说诸葛亮主要是新道家思想的体认者，不仅是因为他以新道家的“宁静”、“淡泊”为基本行事风格，其也与其他所有新道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宁静”为了“致远”，即朱熹所说的：“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诸葛亮《诫子书》也说得十分明白，要“明志”，要“致远”，他的“志”绝非“悲守穷庐”，而是“志当存高远”。本来“躬耕”，但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只不过是“以屈求伸”，即所谓“入世而不避世”，这也正是新道家的重要特点。
诸葛亮《诫子书》的言论及反映的根本思想及渊源，较大程度上是黄老新道家思想，可理解为是以黄老刑名为主的异端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能兼采众长”。且从现有较为可靠的诸葛亮《文集》资料看，他的表、梳、书、教、论等文，也有较多反映其黄老思想的论说，甚或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亦多新道家风范。①
当然，关于黄老新道家的总体思想观念，今本《文子》与诸葛亮确有一致性，值得探索。在每一段进步开放的历史时期，黄老新道家思想对社会各阶层起到的重要影响和启悟的可能性就更加明显和积极，这应该既是黄老思想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进步性的独特魅力体现，又是其作为政治统治手段在传统中国社会不断适应管理层需要并使其不断得到发挥和完善的历史必然。
综上所述，今本《文子》在唐代成为“通玄真经”是有其历史必然原因的：该书的思想内容既与唐代初期上层阶级提倡道家思想的政治性相符,又能以它黄老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适应社会恢宏大气的时代特色和广大民众昂扬热情的进取情怀……以上即为对今本《文子》与文学审美性相关涉部分内容和思想的些许理解和体悟，其进步意义对今天社会诸多领域都有着很大价值和探索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注释：
①熊铁基.秦汉新道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499-513.
参考文献：
［1］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3］黄钊.道家思想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李定生，徐慧君.校注·文子要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二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入手，从视觉美学的角度总览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从而解决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设计的关系。
人体感知是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当代设计的主要内容仍是视觉艺术，相对而言，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理论思想首当其冲是美学思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博大精深，其中当然也蕴含着深厚的美学思想。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思想杂蹂一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美学思想。所谓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只是后人的总结和发展。而对于西方设计思想而言，自产业革命后便逐步产生了相对独立的设计体系和完备的设计理论。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并使之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一直是中国设计界关注的问题。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等问题，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总结出适合中国的设计形式和前进方向的重要内容。而借鉴西方设计思想与完备的设计理论，并比较其特征的关联性，是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重要手段。
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发展脉络
中国的美学思想主要基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其后又受儒、道两家的影响产生了楚骚美学和禅学的美学思想。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做以简要阐述。
中国的传统美学主要基于先秦的美学思想。而先秦的美学又尤指儒、道。此时的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己经形成。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主要倾向于社会学领域，对于美学的研究没有专门系统的著作。但也正是从这些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完备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美学观。孔子的美学主张建立在他的“仁学”思想的基础之上。所谓“仁学”的核心思想是“爱人”。在此基础上，又要求人的审美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所谓“道”和“德”。“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八情》)，都体现了这种观点。在儒家美学思想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形式与内涵的关系问题，即“质”和“文”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有文无质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同样的有质无文也是不正确的，而应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这在子贡批驳棘子城“君子质而己矣，何以文为”的思想中可见一斑。
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这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其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道”的重要概念。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老、庄，在其著作中把自然与自由的境界视为审美的最高层次。《庄子。缮性》中就提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这正体现了道家的基本美学观。体现在具体的审美标准中，就是把所谓朴素、无为、澹然无极作为审美的至高境界。
其后的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各自在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儒、道两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自身的美学思想。简言之，楚骚美学以浪漫主义的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其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上的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禅宗的美学思想兴起于中唐时期。在继承儒、道及楚骚美学思想的同时，其最大贡献即是将美的产生归为“物与心”的统一之中。这在世界美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
二、西方现代设计思想形成过程
所谓西方现代设计思想是指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的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空前提高，其巨大生产力使得设计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享用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受众数大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以往精致美观的手工艺品在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成为相对粗糙、简陋的机器产品。根本矛盾是艺术与技术的不同步产生的矛盾。受众的审美发生混乱和与现实的不协调。以威廉·莫里(William Morris)斯等人为首的进步艺术家领导了新艺术运动，提出了从纯艺术到物质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但这仅仅是现代设计运动的第一步。工艺美术运动并没有真正解决工业化大生产同大众审美之间的矛盾。其后又经历了弗兰克赖特、泽姆佩尔等人的设计思想和实践、德意志制造联盟直至包豪斯设计学校等一系列设计理论与实践活动，但这些设计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也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设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现代设计。直至国际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等设计思潮的发展和完善，使现代设计理论逐步完善，加之设计师的设计实践活动，才逐渐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现代设计。
三、二者比较分析
首先，二者的产生和发展在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之处，但主要可归纳为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产生发展的;西方设计思想的基于科技水平的提升而应运而生。中国的美学思想产生之时正值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儒家思想虽产生于春秋时期，但其仍根基于周代的思想理论)。这时，新的社会形态已经产生，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存在。这也是产生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礼”文化的基础。这使得人们在肯定了阶级、等级等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产生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的观念。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而源自西方的现代设计的产生则是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其根基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从而导致的受众审美倾向的混乱和偏差。其根本目的是使受众的审美与大工业的背景相符合。这是二者产生条件的本质不同。
关键词：传统文化 道家 心理咨询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起源于西方，脱胎于哲学。自从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后，心理学就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咨询则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西方心理学家们通过种种科学研究使心理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使心理咨询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诚然，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确实主要在西方兴起发展，但是中国其实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心理学的思想。在先秦时期，我国的哲学中就已经包含了心理学的思想，其中又属道家学说中研究的最为广泛深刻。先秦道家思想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对现代心理咨询有所启示。
一.先秦道家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
道家的许多专著如《道德经》、《庄子》中都很多有关心理学的思想。比如说《道德经》中提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意思是“认识别人是智谋，认识自己是智慧。战胜别人是有力，战胜自己是强大。知道满足的人富有，顽强前进的人有志向。不失所追随的人长久，身死而精神不灭的人长寿。”这其实也是现代心理咨询中所倡导的，即认清自我，树立目标，知足常乐。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核心便是探索来访者长期的隐藏的潜意识冲突，使其呈现出来，然后对其加以分析，使来访者对自我了解的更加透彻，从而解决现实心理冲突。这其实就是“自知者明”的具体体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所创建的意义治疗是指协助患者从生活中领悟自己生命的意义，借以改变其人生观，进而面对现实，积极乐观的活下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学说中所追求的“所”、“道”其实都有生命的意义这一层含义。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曾多次提到观、明、玄览。这里的观是指观察、感知，代表着感知觉；明是指明白、通达，代表着思维过程，玄览就是深观远照，从整体上去把握万事万物的总法则、总规律。这代表的是思维上升到高级的阶段，能够掌握事物的概念，深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总的规律性。这也是心理学中的重要规律。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意思是说人形体的变化可以引起心理的变化，这与心理学中的所提到的身心健康论是一致的。人生理的变化会引起心理的变化，而心理的变化也会引起相应的心理变化。中国心理学界已经越来越重视到道家思想的心理学意义，业已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以及著作。尤其是申荷永关于精神分析与道家的研究，许金声关于全人心理学与道家的研究。许金声主讲的“全人心理学・通心工作坊”，更是把大量的道家的理论和修炼的精华，用于人的调整。这里的“全人心理学”特指许金声提出的关于心理学研究体系的概念，主要是指一种开放的、究竟的、在对人的理解上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心理学研究取向、态度。全人心理学认为，道家关于“道”的概念极为深邃、丰富。“道”是自有永有的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能够体悟、遵循者就是得道之人。
道家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不仅在中国被重视，西方一些心理学家也很早就对其展开了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就非常推崇道家思想，他多次说，他关于自我实现的概念来源于中国的道家的“无为”。他在晚年甚至预测心理学的第三种思潮将过渡到以“道”、“上帝”为中心的第四种思潮。另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也十分欣赏道家思想，在他的主要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老子的《道德经》。例如，他在《存在之路》中说：“我最喜欢的，并总结了我很多更为深刻的信念的是老子的另一段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的治疗理念也正是如此。他在治疗中强调对当事人不干涉，对当事人真诚一致，给予当事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与当事人“共情”。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写过关于道家的书。20世纪30年代，卡尔・荣格（Carl Jung）就对道家的内丹学进行研究，开启了心理学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理查德雌尔海姆（Richard Wilhelm）与荣格著有《金花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一书，使心理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崭新的认识，不少西方人都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中国的经典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荣格在这部书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比较中西差异，尝试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还从西方心理学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诠释道家的修炼。从精神分析看，内丹中的“元神”对应于“无意识”，或者说以“无意识”状态存在。内丹中的“识神”对应于“意识”。无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量。修炼则是让意识与无意识统一整合，开发出无意识的巨大能量。为此，精神分析也发展了一些路径和方法。荣格还曾用集体无意识理论理解了内丹学著作《太乙金华宗旨》中的超越现象，视之为一种无意识的表征。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是德国心理治疗师，“家庭系统排列”的创始人。他曾是天主教神父，在非洲祖鲁族地区生活了二十年，之后接受精神分析、完形疗法、原始疗法交流分析等心理学训练。他的“家庭系统排列”在处理个案时，让代表各自进入在家庭系统的位置，代表在这过程中常常能够体验到当事人的感觉。该方法就是创造出一个氛围和环境，让“道”来起作用。家庭系统排列由于行之有效，在世界风行，尤其是中国。海灵格说他的方法主要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家庭系统排列体现的是“道的力量，是中国老子的智慧”。
二.先秦道家思想对于现代心理咨询的启示
心理咨询（counseling）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并企求解决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来访者就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向咨询者进行述说、询问与商讨，在其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共同的讨论找出引起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问题的症结，进而寻求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条件和对策，以便恢复心理平衡、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进身心健康。咨询师在这里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医生的角色，而是一个引导者，通过对来访者的支持和帮助，使来访者发挥自己本身的潜能，从而解决来访者的问题。这和道家思想的一些理念是相同的。道家主张：“自胜者强”便是这个意思。
其实道家学说中的很多理念都对现代心理咨询有所启示，《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应该顺应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做事，不违背事物的自然天性，森田疗法的重要原则“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即是这一原理，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体现在要遵循人体和自然的规律，咨询过程应当顺其自然，根据来访者自身的特点来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不应该急于求成，忽视来访者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列御寇》中说：“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这里的“诚”通“情”，“谍”通“泄”。是说一个人如果内心积郁，就会在体表上流露出来，旁人一看就知道。好比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来访者内心的状态往往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通过观察来访者的表情、步态、动作可以加深对来访者内在状态的了解。《管子・白心篇》中说“卧名利者写生危。”意思就是醉心于名利的人，往往会为前途未卜而耽忧。《内业篇》中说“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这些剖析人们情绪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理念跟现代心理咨询是一致的。现代人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经常是由于过于看重名利，然后产生种种忧郁和怨愤的负面情绪，然后导致一些身心问题。如果加以引导，使其以一种道家的顺应与自然的心态去面对，便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暂时脱身出来，获得心灵的放松与清净，也即道家所说“心地清净为天下正”。道家学说认为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不好的事情可以变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心理咨询中一些极端不好的现象能向好的方面转化，关键是咨询师要善于引导。比如焦虑可应用于应对压力事件，抑郁可以有助于创造出好的艺术作品。事物在释放完能量后就会自然消亡，“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在心理咨询中对于一些不好的病症现象可以先充分去释放，然后再去解决它。
现代的性心理咨询、绘画治疗、书法治疗都与道家思想有关，都或多或少的借鉴了道家的理论理念。道家所推崇的一些锻炼方法，如气功、吐纳、太极拳剑等不仅可以用来强身健体，也可运用于心理治疗，被心理问题所困扰的人群，可以通过自己勤加练习，做到自助自愈。道家所提倡的吐故纳新之术跟心理咨询中常用的腹式呼吸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杨德森与张亚林所创立的“中国道家认知疗法”就是脱胎于道家学说，其中的松静术、柔动术、病情分析会、保健心得志等都是根据道家文化所提出的一些治疗方法。
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说的就是道家学说对人心理所起的一种作用，现代心理咨询完全可以借鉴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采用更加合适有效的理念和方法去帮助来访者解决问题。依据道家学说，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困扰。虽然心理咨询产生发展与西方，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国人和西方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心理咨询理念，而从传统文化比如道家学说中去探寻，毫无疑问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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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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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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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论文摘要:中国道家哲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莫过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主义，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知足知止的适度发展思想和重生贵人的平等价值理念等几个方面，挖掘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为当前的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尤其是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幽深邃密，博大宏远，内容十分丰富。正如美国当代著名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卡普拉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概括说来，最能体现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基本精神和价值旨趣的，莫过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主义，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知足知止的适度发展思想和重生贵人的平等价值理念等几个方面，它们集中地显现出道家生态伦理的独特神韵，昭揭出道家生态伦理的宏阔智慧。重新认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能为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提供有益的思路，对我们今天的环境保护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主义，为倡行和谐理念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生态观念，是道家的一种基本理念，是道家其他一切思想、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作为道家最高范畴的“道”，被认为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是天地、万物及人的共同来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川万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源于“道”并在道的支配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是以“道”贯通的和谐有机整体系统。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都是元气即道运动的结果，天、地、人与万物是统一的。人们应顺应自然的规律形式与自然保持协调。他们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完美的有机整体，天地万物的和谐秩序是由道的生养、和合、协调、制约功能产生的，不仅万物都是由阴阳之气的中和而生，而且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也是由道的循环往复的运动演化的结果。“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问题，包括自然间和谐、自然与人和谐、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宗旨是和谐相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当代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华传统和谐发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倡行和谐理念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在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上，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呼唤，谋求以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建真正体现中华特色并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以开创人类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1923年，德国人施韦泽在他的《文明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不仅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万物之间也是平等的。由于现代技术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一些作法。到了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利奥波德在其著作《大地伦理学》中，也提出要重新确定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子与统治者，而是自然中普通的一员。指出如果仅仅为了人类自身的功利需求而关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总结人类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教训，人对自然那种居高临下的主宰心态，其结果必然造成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损害。人类要实现科学的发展，要摆脱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困扰而重建自己美丽的家园，就必须改变自我中心的价值倾向和追求，正视宇宙万物的存在和价值。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用心去体会世间万物相互联系、依存的和谐统一性，维护其和谐之美，世界才会有生机。因此，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理念，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平衡观念，为彰显环保诉求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老子在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的同时，还着重阐发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自己如此、势当如此、本来如此。这里的u”是指学习、效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并按规律、规则行事，同时还有与之和平共处之意。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道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思想，实际上潜含着一种生态伦理观。它告诉人类应该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道家生态伦理观的目的是试图获得某种拯救自然环境使其免遭人为破坏的依据，为人们营造一种良好的生存空间，让大自然的美妙景色、悦耳音调、清新气息与我们人的视觉、听觉、味觉产生一种完美无缺的、令人感到神秘而又可爱的协调。道家并不反对人化的自然，而是主张人改造自然应有规则可依，应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就早期原始科学的道家哲学而言，‘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亦即不固执地要违反事物的本性。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呢?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人类如果肆意破坏环境，不遵循自然规律就会自食其果，遭到自然的惩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物的价值，但必须遵循自然循环的规律，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照管好自然界的价值秩序，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老子的这一“道法自然”思想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到底是人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还是应该“顺任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协调发展。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满足了我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们所生存于其间的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这种恶果的产生，与人的任意妄为和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道家正是从“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这一原则出发，主张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维护生物的自然天性，以期建立人与生物之间的融洽关系。遵循这一原则，对于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人类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必将促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看待人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矫正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促成平衡态的一元世界的产生。
三、道家知足知止的适度发展思想，为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道家看来，人类私欲的膨胀是导致自然破坏、引起社会动荡的最大祸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即世界上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满足、不知适可而止;世界上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贪得无厌、放望。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要把握好这个“度”，在“度”的范围内行事，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我们要“知足知止”，把自己的欲望保持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老子认为人生在世，不能被物欲所牵累，不能贪得无厌，即所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不辱就是提醒人们要节制物质欲望，避免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要考虑世界。知止不殆，就是说在追求发展时，保持适度的增长，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界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能“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皆过限之词，即是指“贪图无厌，私欲无止，富贵荣利迷惑其心”的意思。将此思想引之于科学发展，则可以理解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科学发展的具体途径是人类通过克服自己的私欲、贪心，使其行为符合适度的原则，而不要无限制地过度掠夺自然。
面对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人类虽不能完全按照老子的“复归于朴”的原则，返回到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去消极地适应自然，以保持人与自然的静态和谐。但是，人类在反省现代生态危机中已认识到，这一严重后果都是由于人类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无限制地乱伐森林，过度地使用土地和草地，过度地开采矿藏和地下水源，过度地捕捞水产和捕猎野生动物，过度地施放工业污染物，过度地自我生产等行为所造成的。于是，现代环境科学家自觉地吸取了道家的生态智慧，提出发展经济的“适度”原则，主动主张节约，有限度地利用和开发白然资源，反对为了满足人类的无休止的欲望而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从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这方面，《道德经》崇俭抑奢、“知足”、“知止”的思想，包含着对科学发展的社会至为重要的价值观。只有兼顾当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利益，才能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的亲和关系，真正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四、道家重生贵人的平等价值理念，为体现人本旨归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参照意义
道家重生贵人，把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爱护，以普遍的宇宙生命为中心，尊重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尊重天地的自然存在。道家认为，既然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创造源泉，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道自然运作和无为自化的产物，所有的事物都得道而生、得道而成，因此“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庄子·秋水》)依据这一价值观，道家肯定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如人一样，都有依照自己本性生存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和践踏这些权利。人类在宇宙万物面前，只能“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即尊重自然之本性，遵循自然之法则，顺应自然之趋势。庄子把这叫做“以天合天”，并借助鲁侯养鸟的故事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以鸟养养鸟”，即按鸟的自然本性去养鸟，其结果是“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相反“以己养养鸟”，即按人的价值观念去养鸟，结果三日而死。敬重生命成为道家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应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的心情，从事保护生命、善待万物的事业。道家还认为，尊重和敬畏生命，进而善待生命，必须先要从人的身心和谐开始，进而推及周围的群体。“夫人能深自养，乃能养人。夫人能深自爱，乃能爱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养，安能厚养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爱重而全形，谨守先人之祖统，安能爱人全人?’’
[论文摘要]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
一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矩和道德原则。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二
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循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三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对道家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做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 不过，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四
墨家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一、基本情况
1.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认识情况
本方面调查共设计四个问题：
（1）你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有哪些理解（多选）
（2）对儒家思想，你的看法是 。
（3）对道家思想，你的看法是 。
（4）对佛家思想，你的看法是 。
调查结果如下：
70%～80%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经典“博大精深，蕴含着巨大的能量”，48%的学生认为它“富有美感，令人愉悦”。但也有7%的学生认为它与现实“距离遥远，无益于当今社会发展”，4%的学生认为它“内容陈腐，思想保守”。
对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看法，具体情况为：完全认同的不足10%，完全否定的只有1%，95%左右的学生认为应该批判性地继承。
这反映出，绝大多数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经典的思想内涵和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得到了多数学生的认可。对文化经典的主流思想――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得到批判性的继承。文化经典的美学价值，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同。但也有个别学生可能过分注意到文化经典的消极方面，从而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
2.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阅读、背诵情况
1）阅读情况
本方面调查共设计五个问题：
（1）选修过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课之后，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阅读情况。
（2）选修过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课之后，对《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阅读情况。
（3）选修过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课之后，对《坛经》、《百喻经》等佛家经典的阅读情况。
（4）你现在手中是否拥有或借有一本或几本有关唐诗宋词的书并经常阅读？
（5）当今多元文化世界，你是否愿意抽出时间阅读古代文学典籍（如《红楼梦》）？
调查结果显示，对儒家、道家、佛家经典“只读过课本上节选部分”的学生占总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83.9%、87.2%、92.9%；“较为系统完整地读过其中一部或几部”的分别为8.9%、7.9%、3.8%；“经常反复地阅读过其中一部或几部”的分别为7.2%、4.9%、3.3%。这反映出，选修过中国经典文化研读选修课之后，学生对儒、道、佛经典的阅读基本停留在课内阅读的层面，80%以上的学生只读过课本节选的部分，不足10%的学生较为系统完整地读过其中一部或几部，能够经常反复地阅读其中一部或几部的更不足8%。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情况要稍好于对道家和佛家经典的学习。这可能因为儒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教师对这一部分内容要求较高，学生也相对比较重视。对道家经典的阅读，情况就要差一些。对佛家经典的阅读，情况最差。这可能与佛家经典比较难懂，佛理比较隐晦，学生认为它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又难参悟有关。
古诗词阅读情况则更不乐观。“有书，经常读”的学生不足8%，“有书，不经常读”的学生占到67%，“没有书，也不打算读”的学生占到15%。
从对文化经典的阅读意愿上看，“十分愿意读”、“愿意读”的合在一起占总调查者的80%以上，说明多数学生还是有阅读意愿的。影响将意愿转化为行动的原因，从调查中反映出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时间，70%以上的学生选择“愿意但只是偶尔阅读，因为没有时间”。高中学习紧张，文化经典研读属于选修课，学生学习时间有限，不可能将大量精力投入其中。二是兴趣，“没兴趣，不喜欢此类书籍”的学生约占8%。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阅读兴趣不能被激发出来，再好的书也是读不出味道的。三是认识，有5%的学生认为读传统文化典籍是读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书。现实阅读的功利性，成为影响学生阅读文化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2）文化经典的背诵情况
背诵，是学习中国文化经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能力，也是检测学习结果的最主要方法。因此，此次单独拿出来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进行考查。
从调查结果看，近70%的学生能背诵下书中的一些章节段落，有的学生（约占10%左右）还能扩展到对整部书的背诵，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也有20%的学生由于记忆能力或认识的问题，背诵不是很积极，还需要教师适当地加以引导。
3.中国文化经典的学习方式
当前学习方式多元化，对文化经典的学习，学生愿意采用哪一种学习方式呢？此项调查共分三个方面：首先，从阅读的个性倾向看，学生是乐于读原著加古人的注解，还是读原著加今人的注解，抑或直接读白话文译文，或读现代学者的解读著作，或看影视栏目。其次，在交流方式上，学生读文化经典时，愿意采用什么方式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感悟？是直接与教师、学生进行讨论或辩论，还是把自己的感想写成读后感与他人交流，抑或在网上与他人（如名人大家）交流，或主动去听有关文化经典的讲座，与讲师交流，抑或根本不交流。再次，学生学习上的困难是什么？对这方面的调查问题，学生可以进行多项选择。
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在阅读文化经典时，体现出很强的个性倾向。愿意读原著加古人注解的占18%，愿意读原著加今人注解的占45%，两者合在一起超过被调查者的60%。这说明：读原著，仍是学生的首选。但更多的学生希望在原著后配有今人注解，也有30%左右的学生喜欢读白话文译文或看现代学者的解读著作，这可能与学生文言功底较浅、阅读时间有限等多方面原因有关。调查中还发现，近四成的学生喜欢通过观看影视栏目（如《百家讲坛》）来了解文化经典。
在交流方式上，“愿意直接与教师、学生进行讨论或辩论”的占40%，在各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可见，教师、学生仍是学生首选的交流对象，课堂学习仍是他们的最爱。当然，也有20%左右的学生愿意在网上与他人（如名人大家）交流，或主动去听有关文化经典的讲座。而把自己的感想写成读后感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多数学生不太热衷，只有17%的学生乐于为之。
在学习困难方面，调查显示：认为“古书不易读懂”的占57%，认为“没有时间读经典”的占47%，认为“缺乏良好的阅读环境”的约占35%。这些数据表明：学习经典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文化经典本身的艰涩难懂。这说明较好的文言功底，仍是学习文化经典的基础。其次，高中生学习任务艰巨，阅读经典的时间有限，因此阅读时间问题，也是学习文化经典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再次，学习经典所需的良好的外在环境的缺失对学生的学习也有重要影响。
4.对于中国文化经典的运用
此方面调查设计了一个问题：思考现实问题（包括写议论文）时，你是否经常借鉴文化经典中的思想？结果显示，“经常借鉴”的人约占20%，“偶尔借鉴”的人约占65%，另外约15%的人“从来没有借鉴”。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从第一项调查――“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认识情况”中可见，90%左右的学生都认为对传统文化需要批判性地继承，但本项调查却反映出多数学生并不经常性地对经典中的思想精华加以借鉴和运用。“批判性继承”可能只是他们从教科书中接受下来的概念，学生对之既缺乏认识，又没有内化为思想，更不可能去亲身践行。
二、调查反思
1.提高重视程度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智慧的浓缩。学生对文化经典有正确的认识是他们学习经典的前提。相反，如果学生对经典缺乏正确的认识，或对学习经典的重视程度不够，就不可能自觉自愿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对经典的学习中。因此，对个别学生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教师要给予积极的引导。
2.拓展阅读范围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文化经典的阅读基本停留在对课内选文的学习上，阅读量还是相当有限的。学生的阅读基本停留在被动阅读阶段，主动阅读和完全出于自身兴趣的阅读还比较少。学生学习文化经典还仅停留在有限地选修课时间，课外自主拓展延伸性学习还有待加强，很多学生还没有把对经典的学习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持久性的行为。
3.加强背诵学习
我国传统中对文化经典的学习，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基本经验。首先便是背诵。在传统教学中，对于初入学者，常常是先生读一句，学生跟读一句。先生教完一个段落，反复领读几遍，再让学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诵读，读熟后再到先生讲桌前背诵。学生背得烂熟，没有错漏，先生再教新的段落。可以说，背诵是学习文化经典“固本培根”的方法。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尽量让学生把文化经典中的精华先背诵下来，不明白的义理留待今后进行慢慢的理解和领悟。这对于学生一生的发展都将大有裨益。但目前背诵经典的现状不是很乐观，一是经典的背诵量有限，二是学生的积极性不高，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认识并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4.改变教学方式
文化经典的学习方法应当紧密结合当今教育的发展，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法，充分利用多种教育方式和手段，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课堂学习中，阅读、背诵、讨论探究、辩论争锋等多种教学环节要互动相生，传统与现代的学习手段更要互融促进。同时，教师要注意将对经典的学习由课内引向课外，充分借助社会化学习资源，拓宽学生学习经典的渠道。
当然，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多写读后之思，毕竟“写出来”是对思想最清晰的表达。对学生惧怕写作的问题，教师不要回避，要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引导、点拨和激发，让学生有话想说，有话可说，不得不说，提高学生用最规范、简洁、优美的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
同时，针对经典学习中的一些实际困难，要尽量想办法克服。如针对学生学习经典的时间有限的问题，教师可以多举办一些课外活动，如经典名句背诵比赛、原创古体诗诵读大赛等，用课外活动来弥补课内学习的不足。这也有利于形成学生学习经典的良好的外在环境，营造出人人学经典、诵经典、创新经典的校园文化氛围 。
5.提高运用能力
学习经典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经典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加深其对社会的思考和认识，培养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经典中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仁”思想；道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佛家的平等思想、克己利他思想等等。学习经典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闪光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进入每个学生的大脑，内化于心，成为他们实践的主要指导思想。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矩和道德原则。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二
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循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三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对道家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做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不过，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四
墨家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佛教在汉朝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在某些方面，它类似道家。其中心思想是提升自我以求完美。带着对和谐的颂扬，佛教试图避免一切争端。用佛教的话就是“出家人与世无争。”
总的来说，各个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排除争端。儒家的礼为良好行为提供了标准。法家用惩罚来防止人们存在争端，墨家则通过主张爱惜他人的人最终将得到好处，诱导人们避免争端。道家和佛教从个人主义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和谐状态最终将会实现。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儒家教育思想；思想特征；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D2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文：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善于启发学生甚至教者的性情与智慧。在当代的教育中，如何发扬那种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使我们“更诗意地栖居”，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古代教育思想，了解其起源、特征，才能更好地让其为今所用。
我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 育思想的基础。汉以后，儒家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贯彻，成为正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的正统和核心。
各学派教育思想的滥觞
儒家的“仁、义”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典范人物和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仁义的伦理思想也用在了教育中，他的言传身教被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收录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不乏“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46页]等重要教育思想。
（二）道家的“天道”
道家创于春秋末的老子。主张“绝学”和“愚民”。 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中间运行着。这体现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道”而展开。
（三）法家的“法制教育”
法家是一个以论述社会政治观点为主的学派，在学术渊源上与儒家有关。与道家一样，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韩非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钱伟;阎志英 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期刊论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9) 21—23．]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
（四）墨家的“以求天下之利”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 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流派众多，内容丰富，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有其独特之处。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其基本特征也可以概括出来。
为政治服务
孔子把教育作为治国三要素之一，认为教化万民比政令和刑法对巩固国家的统治更为重要和有效，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就是说，通过教育以孝悌之道影响政治，这便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孟子则把教育看成是“得民心”的根本措施，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教育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
《礼记• 学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的政治作用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此后，历代教育家都主张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将教育作为统治万民的重要工具。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重政治的特色。
（二）以德育为核心
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整体和谐，儒家学者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无数个体的人集合而成的，个人生活在这个整体之中，他不具有独立性，只是整体中的一个细胞，必须依附整体。如果社会的整体和谐被打破，个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
孔子将学生分为四类：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德行居于首位，因为在他看来，“君子义以为上”。而要做到义，就必须“修己”。提高道德修养是孔子的教育目标。孟子继承了孔子重德教的思想，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即明白做人的道理，遵守道德准则。董仲舒则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体系，编织了一张宗法伦理的大网，对全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历代教育家在人才培养中均突出德育。
古代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而到了孔子时代，他将教育普及与平民，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开创了教平民化先河，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新的教育原则。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孔子终身的教育活动中得到了证实。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快了推进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并实现了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对象涉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孔子的“有教无类”有助于对教育公平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因此，秉承“有教无类”的全民化教育思想，转变高等教育观念，使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发展是社会发展以及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启发式的教学手段
启发是教育的一种手段。中国古代教育家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注意培养和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他有一句名言：“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张玉霞．从《论语》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价值[J]．管子学刊，2007(1)：64—68．]
现代教育学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实施者；学生足学习活动的主体，是自我发展的探索者、建设者和参与者。而我们学习借鉴古人启发诱导教学原则的出发点，就是要处理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调动学生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以多方面引导、诱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处于好学、乐学的思想境界。这样，既能使学生主动地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又能促进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中庸”和谐教育方法
《中庸》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它所极力推崇的“中和”思想是儒家和谐教育理念的方法论，而其“天人合一”的人性化思想体现了和谐教育的终极追求。根据“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一部分。“大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核心是本体与外界的和谐共存，也就是要爱天爱地爱人。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注重和谐。
现代教育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为核心，而且更注重教育的人文性与可持续发展。所以通过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在现代教育中注入和谐教育因素，使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环和谐，对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教育的内容是适应现代人的发展，教育的方法永远都在更新与变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中国的教育实践已有丰富的经验，教育哲学思想称得上是源远流长。我们今天追求理想的教育，提倡人本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些差不多都可以从远至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找到理论与实践的雏形。而这些历经久远至今仍熠熠生辉的思想，仍在给当代的教育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带来诸多深刻的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5(12)
[2] 钱伟，阎志英．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9)
[3] 《礼记• 学记》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02)
[4] 张玉霞 从探析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现论价值[期刊论文]-管子学刊 2007(01)
[5] 续润华;王孝成;张淑霞 论孔子的教学思想及其借鉴意义[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 2006(01)
[6]傅云龙 《中庸》精华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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