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5 12:40: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家安全观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安全；国家安全；韩非子；法治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响甚大。在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又因为博采众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韩非子的一些文献中，多是从法学的视角和层面来研究韩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对韩非子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韩非子法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从政治学角度对其国家安全观进行研究的。鉴于此，笔者通过对韩非子文章的研读，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不同层面对其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对我国当下的国内国际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意义。
一、安全的涵义及对文中“国家安全”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探讨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这样我们才有了研究安全问题的基点和出发点。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词语，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字的第四个释义是：“平安、安全”。《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的范畴，先秦并无此说法，但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安危问题，亦涉及国家间的问题。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在春秋战国这一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各国所要解决的就是王朝存亡，国家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现代国家安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此就不比较古今国家安全的异同。总之，先秦文化区域下的国家安全观指的就是先秦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为了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通过结盟获得更多的国家权力，实现该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以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
二、从政治、法律、文化、军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韩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权极不稳定的先秦，韩非子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事实：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斗争促使君主更加集权、专制，因此，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促进了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极力推崇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整个封建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这一制度措施对政治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适合当时的动荡局势，有利的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在权术方面，熔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权势不可借人，君主恃势不恃信，主有术而御臣，使术走向智谋状态。韩非的这些政治权术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二）韩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突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他认为国家安全和强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他不断强化法的公开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走法治之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当时的秦国安内有很大的帮助，从制度层面上使国家机器具备了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及早的灌输了法制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不但强调国家实力是根本，甚至认为外交无助于国家强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家以赏刑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张刑多赏少，轻罪重罚。韩非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的“法”在名义上是赏罚并举，实际在运用过程中就是刑，即“杀戮禁诛谓之法”，“刑”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垄断。
（三）韩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文化方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反对和批判“私学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张和提倡“听吏从教”的法家教育，“废先生之教”，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韩非子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其核心主张为“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君主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国民进行教化，最终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服务的，也是为君主统治的国家稳定发展服务的。
（四）韩非子的军事社稷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国家社稷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现为“重农固本，强兵备战”。韩非子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争于气力之世，明君必“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养成“耕战有益之民”，以利驱人：耕者富，战者贵。韩非子非常重视人为在农业中的作用。韩非是一个“务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复奉劝君主要“明君务力”。韩非认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战场的人就强盛，不堵塞富强之道就可以称王。富靠农耕，强靠战事，只有耕战才能使国家富强，富强既是国家务力的结果又是国家务力的表现。无疑韩非子在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对其国家的发展稳定有极大的力促作用。同时，韩非子是现实的物质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对实力是国家兴衰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对于社会冲突起因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物质主义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争问题，韩非子则不问战争的目的是否正义，而只关心战争胜负。他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韩非子是那个时期最为独特和坚定的物质决定论者，从近代的国际关系学理层面来定位，韩非子堪称是先秦时期的现实主义大师了。
通过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读，其中涉及国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从前文中韩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在当时特定的时期和历史环境下，韩非子所服务的秦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下，对内安内，发展经济军事达到富国强兵，对外兼并其他诸侯国，以实现统一六国。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如何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一脉相通的。可以简单的认为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安全了。当然治理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研读韩非子的思想时，总结出了其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治国方略。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治国方略体现的不仅仅是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实更映射出了其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认识和措施方法。
关键词:互不干涉内政 人道主义干涉 利比亚
一、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建立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之上，而互不干涉内政从本质上讲应当是一种严格的国家责任，即属于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不涉及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家公民、法人的利益，这种严格的国家责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一国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一国以涉及人权、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区域民族独立等借口使用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封锁等其他手段直接或间接干涉他国内政的时候，这种严格的国家责任显然有着很强的保护性作用，而且是国际法的正确规则。国家之独立乃国际法之基础，由于干涉是破坏国家独立之行为，因此也就违反了国际法。更有学者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论证国家内政之不可干涉性。认为所谓的国家被赋予合法性的资格．是因为人权的保障不可能处于一个真空物之中，需要某种政治机制去定义、促进及保护。而政治组织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人权，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一国的社会则是立论在与的前提上。因此，干涉一国内政将构成基本权利的双重违反：一是人民能平安无虞地生活在没有外国人干扰的政治环境下的权利；另一则是国家本身基于其国内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和之权利。如果仅仅从严格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利比亚国内局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结论即利比亚的国内局势从根源上应当取决于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反对派，任何其他国家军事或者经济力量的支持都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因为利比亚作为国际社会的独立的一份子，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取向应当完全取决于利比亚人民的意志，这是自由最为基本的要求，这也是国际社会最低限度的平等的体现。
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两伊战争到伊拉克，尽管我们在对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采取各种所谓的为何措施之前，总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或几个合适的借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整个二战以来，局部战争或是一国内战中强国对其内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干预是明显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干涉他国的内政往往是因为干涉者们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缺乏整体上的认识，对一国的经济、政治、公民权利、以及民族种族关系等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否定该社会与其政府之间的和谐性，因此对其实施干涉，这是缺乏对一国社会状况充分了解与人权保护状况充分取证的基础上做出的不尊重涉国的行为.在今天，概念在历史上不断演变，其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属性，即外部独立与内部自主。“外部独立”可以理解为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或组织之干涉与控制，这是一种正式的法律状态；“内部自主”则是指国家自行处理其国内事务之能力，是一种实质而非形式的状态。
因此．基于概念在国际法上所凸显出国家之独立、自主属性，国际法遂产生两项原则，即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平等原则，此二者正是国家的两个方面。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来自国家概念中的“内部自主”特性。所谓的不干涉是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属于其他国家内部管辖事务的不干涉；而干涉代表着对国家和法律权益的损害。也就是对国家的侵害。
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人道主义干涉
人权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而人权保障也是有着并不能统一的国际标准从而使得人权问题一度成为国家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而人道主义干涉则成为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方式，尽管联合国安理会在人道主义干涉事务上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对于保障一国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最主要的是保障人权，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利比亚内战爆发，这对任何生活在利比亚的本国或他国公民都是沉重的打击，在战乱状态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从新闻媒体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自利比亚爆发内战开始，双方估计有10000至20000人死亡，而这个数字目前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其他国家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此惨绝人寰又何谈人权，何谈正义。由此可见，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在保护最底层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方面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但我们同时应当正确认识人道主义干涉的性质。
人道主义干涉是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主要为保护涉国的国民不被普遍剥夺国际上公认的人权，而使用武力或使用其他强制措施。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使得人权及人道主义干涉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更具有复杂性。与此同时，美国霸权主义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竭力在全球推行其价值观，推动联合国走向“新干涉主义”。笔者认为《》第2条第7款之所以采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的措辞，是为了防止联合国干涉那些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条约义务涉及的人权事项，是本质上属于国际法的问题，但人权的实施特别是司法保护则主要或基本上是依靠国内的机制，从这一点上讲，有条约义务的人权事项，可以被视为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只要存在着国家的，这种观点始终是能够成立的。而人道主义干涉的依据在于：涉国对本国国民实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致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使人类良心震惊，这种行为就不再是纯属该国管辖的事务。
人权进入国际法领域后，与人权关系的实质在于国家的行使与人权的国际保护之间的界限、规则。二战结束后，原来被东西方对峙局面掩盖着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种族矛盾日益凸显，国家内部冲突明显增加，人权的国际保护重新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在全球化的新的条件下，旧式的国家安全观必须加以调整和充实，新观念的“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的东西，还应当包含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良性互动，如政治开明与民主程度、民族融合与团结程度、社会安全与稳定程度、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是基于其国家内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权保护的实施必须以国家为保障。即使一国参加了人权公约承担了人权保护的国际义务，人权保护仍然要通过该国国内的立法、司法、行政体制得以实施。
三、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其直接的结果是把整个世界连成了一张紧密无间的网，各个国家的利益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各个国家都开始懂得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各自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尤其的重要。
同时，从国际政治理论看，国际社会的秩序是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国际法既是平等共处的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对这种关系起引导作用。针对目前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贫富强弱、大小的差距．坚持国家原则和平等原则，反对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当今维护国际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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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安全事故
中图分类号：E271文献标识码： A
一、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安全意识是基础
深化全员培训，提升安全综合素质。贯彻落实工程项目全员安全“强素质工程”，将安全理念及知识列为所有培训班的重要内容，当成必学必考课程。管理层，要重点加强国际、工程项目一流的先进安全理念和方法培训，提升安全管理力、决策力，做到正确决策，安全决策。管理层，要重点加强安全管理系统知识和法规理念的培训，提升安全专业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安全策划水平，逐步达到人人懂安全，人人重视安全，人人管理工程项目的局面。操作层，要根据岗位要求实施按需培训，不断强化“七个能力”培训，即基本的安全意识、基本安全操作、基本危害辨识与控制、基本的监护、基本应急逃生、基本自救互救、初期灾害的处置能力的培训，增强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安全执行力的落实。
坚持不懈实施班组长安全素质提升工程。班组长在现场管理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十分重要。按照国发23号文件的要求，保证班组长每年培训不少于24学时的要求，人力资源和安全管理部门共同进行在岗班组长安全能力水平和素质状况调研分析，根据中心班组长能力和素质的实际状况，做出班组长素质提升的培训方案，确保培训内容的连续性和不断深化，持续提高班组长抓基础安全的技能和水平，树立班组长是本班组的工程项目第一责任人的权威，赋予班组长现场工程项目的决策权、组织权、评估验收权、考核奖惩权、应急处置权等，对班组长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激发班组长工作激情。狠抓班组管理制度的梳理完善和执行落地，积极指导班组抓好人、机、物的优化配置，规范作业流程、工序转换、交叉作业、巡回检查等重点环节的管理和执行落地，推进实现基层班组工作要求指标化、工作内容标准化、工作步骤程序化、工作考核数据化。推进基层班组强化风险管理意识，优化风险管理模式，做到各环节风险严格受控。增强全员的相互关爱意识，自觉做到风险相互提醒、操作相互关注、违章相互纠正、安全相互保证。对发现的隐患立即提醒、逐级提醒、相互提醒，切实消除班组安全管理盲区，全面提升班组防范事故、保证安全的能力。
二、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安全文化是先导
安全文化是企业营造安全氛围，建设本质性安全企业的前提之一，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调动人的最大潜能作为基本准则。一般情况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都是要解决人的思想意识问题，只有靠先进的文化的素养的培育，才能逐步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安全管理也是一样，靠安全文化熏陶，才能使之思想上得到重视，不断引导和提高了人们对工程项目管理的认识，才能培养正确的安全意识，正确看待安全与效益的关系，才有可能产生自觉的、可控的安全行为。因此，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应将安全文化建设作为安全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不断促进持续改进和全员参与，使企业安全文化在安全理念传播与认同、安全环境布置与氛围营造、安全业绩考核与激励等方面都有较大改善，员工从思想到行为基本做到“我能安全”。把中心成立以来的安全管理经验和积淀进行总结提炼，参照国家提出的《企业工程项目标准化基本规范》和《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标准要求，把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三个方面进行统一考虑，按照一体化管理的理念，进一步规范、确定和提炼，建立适应工程项目开发中心的安全文化体系。不断扎实推进安全文化创建活动，为争创工程项目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奠定基础。
培育积极的安全态度，结合工程项目开展的新一轮工程项目承诺制，开展我的工作我负责的安全承诺建设，按照企业法人代表对政府监管部门、管理层对企业法人代表、项目中心负责人对企业管理人、层层签订工程项目承诺，落实好主动承诺的责任制。在承诺的基础上，开展工程项目诚信体系建设，所有的项目都纳入到工程项目诚信体系中来，根据履行工程项目职责和践诺情况进行授信评级，对安全诚信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从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对安全诚信差，要列为重点隐患排查的名单，加大日常巡查力度，要公开曝光，限期整改。同时通过对多年安全文化建设实践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归纳，系统、全面地提炼其精髓与特质，形成中心工程项目的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完成中心安全文化的纲领性的文件手册，指导各个基层单位培养安全文化氛围，不断推进符合企业特色安全文化的建设。
三、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基础安全是关键
不断提高安全管理的法治意识与职责意识。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要求和以法治安全的策略，在工程项目企业推进HSE管理体系的运行。要加强工程项目过程的安全风险管控。
加强对直接作业行为的引导规范。管理人员应认真履行自身的安全责任，要保持敏锐的安全观察力，要不断提高安全业务能力，在作业现场违章指挥，针对发现的“三违”问题，及时进行制止和纠正。要严格执行管理人员的工程项目责任制，选拔一些懂安全、业务熟练的人员充实到安全管理队伍之中，为工程项目进行过程中对直接作业的安全监管提供必要人员保障。要健全完善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使职工明白什么样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为是符合要求的，什么样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为是不符合要求的，切实规范直接作业的操作行为。
强化直接作业能力培训。首先改变直接作业培训方式方式，针对行业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方式，加强员工队伍的作业技能培训。其次是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严格安全的岗前考核。第三是注重和典型事故案例的教育相结合，通过对事故产生原因、危害的分析，使员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严格执行安全项目责任制。落实每个员工的工程项目职责，是工程项目工作应遵循的客观规律。工程项目做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只有确保整个系统中各个环节、各个部位、各个工种达到本质安全，才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落实工程项目责任制，首先要加强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部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提高其安全意识，发挥表率作用。第二是督促一线班组长落实好责任范围内的安全责任。定期不定期地对班组长进行安全考核，对那些只重工程项目效率不重视工程项目、不严格执行安全责任制、经排查所在班组的安全隐患多、“三违”多班组长及时进行更换。
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有效减少和消除“三违”行为。习惯性“三违”现象是导致工程项目事故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对于检查中所发现的习惯性“三违”现象要及时进行制止，在企业中进行全员教育，对于屡教不改的员工，要及时开除或换岗，同时对于能够严格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工程项目工作做的较好的员工，及时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出广大职工自觉遵守操作堆积和工程项目法律法规的主动性，激发出自觉排查隐患的积极性，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有效减少和消除“三违”现象，控制伤事故的发生。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在企业安全管理体系下，随着国家安全管理政策调整、工程项目行业标准修订、市场需求变化，以及企业工程项目目标任务变化，结合不断变化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工程项目管理中心须及时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修订，使之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企业要根据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做好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的顶层设计。继续建立完善与企业业务、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套相关人员。结合中心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解决安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素质再提高问题，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机构，加强安全队伍建设。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企业坚持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领导分管负责制，安全总监具体负责制，安全管理监督工作保持一部一站、部站分设的管理模式，安全处负责安全综合管理工作，安全监督站负责安全监督工作。各管理区成立安全管理监督组，继续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监督网络。做好调研和规划，不断配齐安全、职业健康专业管理人员，不断提高业务的管、控能力。继续贯彻落实三级安全主任监督、四级安全监督制，把符合条件的安全技术人员聘任到安全主任监督、四级安全监督岗位，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人员。
四、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管理体系是重点
进行新一轮全员安全管理体系知识培训，重点宣贯GB/T28001-2011新标准，加强对安全管理体系的深度培训和理解，增强全员安全管理体系的执行意识、风险意识，使全员了解管理体系的实质，强化安全风险核心管理，有效开展工程项目和管理过程的安全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和风险评价活动，全面提升对工程项目进行风险的管控能力。
强化事前预防管理，进一步明确责任，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在新建设项目、新技术推广、新工艺应用、新设备采购等环节上，在设计阶段就进行危险与可操作性的风险研究分析，做好安全危险危害因素识别、风险分析，落实风险控制措施，把可能的隐患消灭在事前阶段，提高单位对项目风险的管控能力，做到安全关口前移。
加强体系内部审核的管理，重点培养一批有审核能力的内部审核员。采用内外培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一批即懂得各项业务又懂安全管理体系理论的内部审核员，解决内部审核员缺乏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满足内部审核的需要，规范和有效开展内部审核活动，逐步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激励、闭环管理、持续改进提供人才保障。
全面贯彻落实工程项目企业标准化规范化要求，近年来，国家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企业安全工程项目标准化基本规范》等工程项目标准化规范。企业应以此为契机，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工程项目企业标准化规范”与安全管理体系异同点的研究，整合相关标准和要求，开展工程项目标准化评比工作，对已达标的分项目，要分级指导和监管服务，帮助提升水平、加快改进；对未达标的分项目，以及尚未开展标准新建、改建和扩建以及有新工艺工程项目的分项目，要抓紧组织制定地方安全标准和规范，全面推进标准工程项目作，切实把中心安全管理体系与之有效整合，结合实际，优化建立一体化的体系，既满足国家标准化规范的要求，又符合中心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便于运行和管理，减少管理内容重复现象的发生。
完善企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职责，探索企业工程项目管理委员会对解决重点、难点安全管理问题的管理评审机制和项目化运作机制，负责人亲自实施项目挂帅。出台相应的运作制度，定期开展管理评审和项落实活动，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力和有效决策，不断推动安全管理体系扎实有效的运行和持续改进。
继续规范和完善运行模式，按照基层班组的工程项目类型，利用系统化的思想分别制定规范内容，把基层所有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全部纳入到其中，重点围绕工程项目进行的安全风险及其控制措施，进一步规范基层站队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和正确做事的准则，不断强化职工的风险意识和操作能力，贯彻按标准做好工作就是工作的标准的要求。逐步实现安全管理唯一运行的文件，克服体系理论与实际操作在基层脱节的现象，克服体系的复杂化，基层不愿执行的现象。
强化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工作 ，体系运行就是落实管理体系规定的各项工作，我们需要好的体系，更需要好的落实，并且落实工作也是体系管理的一个最关键环节，无论多么好的体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就变成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不重落实一旦形成习惯和风气，将会影响整个体系有效运转，甚至会导致体系的失败。体系运行是一个全要素、全员、全过程、全天候的执行过程，应事先进行培训学习，起到宣传警示的作用，使全员都做好执行的思想准备。体系应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职工统一使用，一视同仁。在职工中不断提倡格守制度规则是一种品格、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诚信，更是职工应尽的一种责任。
进一步融合体系运行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在进行安全管理体系修订工作时，充分探讨安全管理体系与日常安全管理的关系，重点策划好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与日常工程项目活动的接口、与年度工程项目承包目标的接口、与新业务方面的管理接口、与上级不断更新的管理要求的接口、与部门日常管理制度的接口等，策划方案要达到即能保持体系基本文件结构和基本内容相对稳定，又能体现日常频繁变化的要求，并能纳入体系一体化运行。特别要策划好与法律法规、标准的结合以及实际工作内容的结合，增强安全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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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到底高不高
2006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经超过了37％。这样高的贸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例如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日、德三国，目前只有德国的出口依存度超过了30％，日本和美国都在10％上下，日本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时也不过16％，美国则从未超过12％，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不应该继续允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了。
如果未来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7.5％，贸易增长率平均为8％，则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到2030年可能会上升到72％以上，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是否有问题呢？
当我们讨论中国贸易依存度的时候必须看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动力源的变化。自上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相继出现经济“起飞”的各经济体，虽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长带动工业化加速，但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可在出口中外资企业的比重几乎等于“零”；“亚洲四小”在19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出口比重不超过8％；而东南亚“五小虎”在19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外资企业出口比重仅占到20％。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到2005年，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已经达到58.3％。如果不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国也不会出现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长，因此，绝不能用所谓的历史规律来硬套中国今天的现实，只进行笼统的比较就提出中国贸易依存度过高的结论，而是应该依据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深刻改变的客观现实，来重新认识与设计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否则就会痛失促进中国加快工业化速度的最有利国际机遇。
外资真到了该限制的时候了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目前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有些产业领域甚至超过了90％，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些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已经形成了闭环的产业链条。在当前讨论有关利用外资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人似乎仅认为外资对促进中国就业有作用，而在经济安全、技术创新、民族工业发展等诸方面，外资都已不具有积极作用了，在保护环境和抑制国内资产泡沫方面，外资甚至发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庞大的资本剩余，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资规模的时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必须分清楚在一个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还是坏的一面大，权衡利弊才有正确的取舍。中国在资本方面虽然已经可以不依赖外资，但是在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科技与技术水平差距的阶段，只要扩大引进的外资是带有高技术含量的，从总体来说对中国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新的全球化格局仍会继续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下一步产业转移的重点将集中到重化工业方面，而重化工业不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继续鼓励扩大外资流入所获得的利益，将会通过中国重化工产业获得更快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更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现出来。反之，中国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就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获得，中国就会在新全球化的增长格局中落后、掉队。
外资流入扩大的确会对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领域形成控制甚至垄断，但首先是要看这些生产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利用，为充实中国的国家经济实力作出贡献。从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中国的外资企业实际情况看，这些外资企业一般都会是先满足了中国国内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来出口，有些行业中的外资企业目前外销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愿意扩大内销比重，而是在现阶段中国的内需还吸纳不了，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率也会发生改变，也有许多外资企业原本就是奔着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来的，这就是一个推动中国产出增长与满足国内需求增长的过程。日本和“亚洲四小”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所谓“高速增长期”一般只能持续10年左右，但中国从1978年至今，已经创造出持续28年高增长的世界奇迹，其中不仅有改革开放的功劳，也是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改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所以只要流入中国的外资可以服务于中国的供给与需求增长，尽管会在许多领域取得垄断地位，仍是积极的一面大。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外移，已经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增长速度的长期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1990年还高达25％，目前已经下降到13％，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1％，所以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首先是改变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对比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科技人才的工资水平，一般要比发达国家低80％，这样就吸引了发达国家逐渐把研发中心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和扩大。外资企业虽然可以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产业领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动的，这样就为中国本土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没必要担心引进外资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
许多人担心，中国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依赖，从而不仅会阻碍本国的技术创新，还会由于发达国家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使中国的技术进步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甚至使国家安全失去保障。
从科技进步看，物质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物质产业发展失去了比较优势，已经被迫走上了只能以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才能生存的“虚拟资本主义”道路，科技发展的速度因此而显著缓慢下来。例如，美国最近几年的GDP增长中，有超过50％是被房地产业拉动的，而在房地产业中，即便是建筑5A级的高智能化写字楼，其科技含量也不超过15％，所以美国的许多精英人士都在担心，由于美国物质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发展也停滞。2004年由戴尔、惠普等美国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说明，过去20年里，美国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1%迅速降低到18%。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从7%上升到了25%。1989年到2001年里，美国的高科技产出只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出却上升了8倍多。报告还指出，美国培养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亚洲国家后面。以2000年为例，亚洲国家的大学颁发了大约120万份理工科的毕业证书，而北美洲的大学只颁发了大约50万份毕业证书。人才培养速度的缓慢已直接影响到美国在理工科研究领域内的新发现。报告说，在1988年到2001年期间，美国发表的理工科论文只增加了13%；而包括中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则增加了492%。此外，亚洲新兴经济体投入研究的资金也直追美国。报告说，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投资增加了140%，而美国只增加了34%。
直到2004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当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已经比外国投资到美国的投资总额少了3万亿美元。美国许多精英人士曾据此骄傲地说，这是因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产权的回报率高，但是2005年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首次出现了逆差，说明美国的科技进步速度与输出知识产权的能力已经开始萎缩了。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已经开始动摇了。
反观中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最艰难的“爬坡”阶段，从长期看，国内能源、矿产和主要农产品(24.99，-0.51，-2.00%，进入该吧)都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也不可能永远靠从国际市场进口满足需求。发达国家以占世界13％的人口规模，却消耗了超过世界2/3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也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把完成工业化任务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上，根据世界现有的资源供给可能计算，大约只能维持30～40年，而且会面临着剧烈攀升的资源产品价格与巨大的环境压力。这就逼迫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会据此占领世界科技进步的巅峰。
1994年，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第一次超过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十年后中国机电产品贸易首次出现了156.7亿美元的顺差，2006年前11个月则猛增到623.3亿美元，增长了3倍。在2005年中美贸易中，按美方统计为中方顺差202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所涉及的98大类产品中，75类工业制成品都是中方顺差，其中不仅有消费品，机器设备和高科技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23类初级产品则主要是美方顺差。从这些变化不难看出，主要由重工业部门提供的机电产品，不仅已在很多领域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能以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开拓海外市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重工业产品方面，却越来越依靠从中国的进口。
可以预计，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的中心将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以，担心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会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是没有根据的。
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会明显削弱中国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增长繁荣期，中国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水平都出现明显上涨，这是否会使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丧失长期以来的竞争优势呢？
从工资成本的竞争优势看，中国还可以保持20多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仍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从城乡收入差距看甚至比1980年代有所强化，而彻底消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恐怕需要30年乃至更长时间。二元结构使中国在今后长期内仍然会拥有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形成长期的压抑，从而使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着长期的工资成本竞争力。
中国的竞争优势也产生于区域的二元结构，即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沿海地区要素价格上升后，企业还可以向内地要素价格低的广阔区域转移，一些小国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在要素价格上升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向内地转移，仍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一项研究，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从产业竞争能力看，中国的竞争优势更明显。因为下一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会向重化工产业集中，而重工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发达国家只能首先转移重工制造产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这就需要接受转移的国家必须具备良好重工业基础和很强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质优秀的技术工人。以机器和运输设备占全部制造业产出比重来比较几个发展中大国，2001年中国为32％，巴西和墨西哥为27％，印度只有19％；以当年该产业的产出规模比较，中国是墨西哥的4.5倍，巴西的7.7倍；从制造业的工人人数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1000万人以下，中国则超过了6000万。所以，由于中国重工产业的发达程度明显高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重工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如果说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还有一定的竞争力，在接受重工业转移方面，这些国家的竞争劣势就太明显了。
重化工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较高，但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比重的提升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从工资占产值比重看，却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国目前的制造业中，机电产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比纺织和服装产业部门高出20%～50％，但是人均产值却高出3～4倍，所以如果重化工产业转移成为主导潮流，工资水平的提高也不会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太明显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不存在真实压力
“八五”时期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稳定的贸易顺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经累计形成了超过3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十五”时期累计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累计顺差额的55％。与此同时，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在资本项下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顺差，这种“双顺差”格局，使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也要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那么在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应当怎样安排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折算率，其基础是两国商品价格体系的比较，而各国商品的价格水平，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所决定的。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开启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但是除了资本要素外，土地与劳动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动，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及其商品价格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平，而是会在未来十几至二十多年内仍然存在着巨大落差，这个高达几十倍的价格体系落差不是简单地调整汇率就可以校正的。
国外经常以人民币低估来作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但是从理论角度看，货币的对应物是商品，商品的价值不提升，货币的升值就没有根据。举例来说，在目前的中国，一亩土地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其价值只能以数百元计，但是若转移到工、商业用途，其价值则会上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因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工商业领域所获得的产出价值，可以比农业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个劳动力如果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千元左右，而转为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则可以创造出万元以上的价值，所以当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报酬率的部门向高报酬率的部门转移时，就会导致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普遍提升，从而抬高了本国货币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本币升值的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各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本币才会出现较大幅度提升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上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币升值就有充足的理由，反之，在中国直到目前还有60％的农村人口，工业化刚刚进入到中期阶段的时候，硬要中国脱离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本币升值来提高本国的要素价值，才真正是对人民币的高估。
从发达国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也不符合本国的最大利益。由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以在两个存在着巨大价格落差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和采购，发达国家如果仍然把生产和采购放在国内，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损失巨大的利润，放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和采购则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获得巨大利润，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上升就会导致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失，这是已经进行了产业资本转移的发达国家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采购和销售中获利的贸易、流通商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损的是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和采购转移的中、小制造商与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资岗位的产业工人，而他们实际上也已经从享受低价进口产品中获益。所以，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虽然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结局仍然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并不是真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解决贸易平衡问题。
由于在今后长期内并不存在着对人民币的真实压力，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还是要与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同步，具体说就是要保持在真实换汇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怎样看待未来10年贸易顺差扩大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过扩大外需来缓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但还需要研究有关问题。
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需要扩大到何种规模才对缓解国内净储蓄过度增长为有利。中国净储蓄过剩的一个表现是国内银行体系的“存差”，1999年中国的存差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到2006年末则突破了11万亿元。与此相对应，这三年累计的贸易顺差只有2.5万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当年国内新增净储蓄的40％，所以国内商品过剩的矛盾还是很明显。如果按近5年银行存差增长的速度计算，到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总额可能会增加到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按目前汇率折算就是超过3万亿美元，即使按目前顺差占国内当年新增净储蓄的40％计算，也应该形成100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顺差。当然在未来10年通过各种扩大国内消费的政策，国内净储蓄的形成速度也会有所减缓，甚至可能是明显减缓，但仍然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的年新增额，因此要求到2015年贸易顺差额增长到30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与目前外需缓解国内过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当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10万亿元，实际上当年中国贸易顺差额超过5000亿美元才会更理想。
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只有德国的贸易顺差总额达到过150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的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否太高了呢？必须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都曾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此计算，以2015年中国人口14亿计，仅贸易顺差额就可以超过2万亿美元，要求到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达到3000亿美元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外汇储备：化解风险是当务之急
贸易顺差扩大加可能会增多的国际投资流入，会不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到2015年前中国的年贸易顺差额会增加到3000亿美元，年利用外资额平均达到1000亿美元，则仅由于这两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就可能新增2.5万亿美元，加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和部分“热钱”流入，未来10年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上升到超过4万亿美元，这已经基本等同于目前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了。
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必然会招致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化解风险的办法。
首先是应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过于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积着越来越高的风险。外汇资产与其他资产的不同之处是，外汇是一种“平衡资产”，即对于国际主要货币来说，这种货币涨了，必然是另一种货币降了，所以只要货币储备的篮子比较均衡，一般来说就可以避免货币汇率变动的损失。而证券、房地产等资产形态，则具有同升同降的性质，无法通过建立对冲机制来避险。
另一个办法是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贵金属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大规模购买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例如油田和矿山等。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天然禀赋的资源不足，中国也越来越加深依赖国际资源，例如石油和铁矿石等的国际依赖率都已达到40%～50％，这样当国际社会发生任何动荡的时候，必然会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物质生产供应链，但是我国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任务，初步的目标是建立大约一周左右的战略储备油，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立的3个月以上的战略储备油规模相差甚远，而建立其他重要矿产储备的任务直到目前也没有被提出来，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安全性。我们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种重要的资源储备，完全应该也有条件加快建立战略储备资源和推动企业到海外收购的工作。
必须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储备的形式绝不只是一个，实物储备形式也是重要的储备形式。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和大量吸纳外资会形成大量外汇收入，但是把这些外汇收入是用于增加外汇储备，还是用于增加实物储备，是中国政府可以选择的。中国过去外汇储备不多，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人民币的稳定，适当增加外汇规模是必需的，但是按照国际惯例，拥有大约相当于3个月的进口规模就可以了，拥有满足6个月进口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了，按照满足6个月进口的标准，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1995年就达到了，而到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15个月的进口额，实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规模以石油来说，却连国际公认标准的10％都不到，又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尽快转换中国储备的形态，实在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还应该看到，由于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货币脱离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急剧膨胀，已经酝酿成巨大的货币泡沫，迟早会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危机的爆发，引起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因此即便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来化解汇率的风险，但还是不能避免国际货币泡沫破灭时庞大外汇储备对实物剧烈贬值的风险，这就更突出了尽早把货币资产大量转化成实物资产的必要性。
对外开放区域需要新突破口
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树立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开放战略要与外交战略协调好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