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6 08:00:05
关键词：阿拉伯大变局；埃及局势；地缘政治、伊朗核问题
作者简介：李绍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北京10008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1-0017-10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与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和2012年多国实施政治过渡及变革相比，2013年西亚北非地区局势的发展失去了明显而清晰的线路：多个处于政治转型过程中的阿拉伯国家乱象横生、政局走向变数增多；地区力量此消彼长、严重失序；美国战略性收缩态势明朗并牵动地缘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局势发展扑朔迷离。
一
阿拉伯大变局进程局势反复，前景难料。阿拉伯大变局爆发于2011年初的突尼斯（事实上导火索是发生在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的一起自焚事件）。在其发展的前两年，大变局有着清晰的发展线路：2011年主要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的政权更迭，继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后，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先后被，年底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平交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之中，人们纷纷猜测下一个是谁？2012年除叙利亚深陷危机之外，关键词成为政治过渡和转型及席卷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化进程，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政党和力量登上了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舞台，并在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成为执政力量。但在阿拉伯大变局进入第三年后，其进程明显失去了清晰的发展线路，多数阿拉伯国家乱象横生。
埃及爆发所谓“6·30”革命。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强大的民意支持下，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民选总统穆尔西并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2013年8月14日又对穆兄会支持者占领的阿达维耶清真寺广场和开罗大学附近的复兴广场实施武力清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官方公布的前后死亡人数在1600人左右，穆兄会则称至少在2000人以上）。之后，埃及军政当局大肆逮捕穆兄会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先后有8000-10000人入狱，绝大多数穆兄会公开的领导人被抓捕。2013年11月4日，埃及开庭审判穆尔西，社会严重撕裂，国家安全形势持续紧绷。突尼斯政治过渡也是一波三折。2013年2月6日，突尼斯一反对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维权律师贝拉伊德遭暗杀，事件立即引起民众示威，国内局势动荡。2013年7月25日，突反对党人民运动党主席布拉赫米在首都遭枪击身亡，全国各地再次掀起示威浪潮，矛头直指执政的复兴运动，国家局势持续动荡。2013年10月5日，在强大压力下突执政党与反对派达成协议，在以后数周内推出独立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并监督明年举行的新的大选。利比亚政治长期乱局。继前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美国领事馆死于非命后，2013年10月10日过渡政府总理突然被武装分子短暂绑架，2013年11月又发生占据首都的黎波里某区、来自米苏拉塔的民兵武装枪杀平民示威者并造成数十人死亡的惨案。也门过渡进程严重滞后。在萨利赫将权力交给副总统哈迪后，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哈迪才将控制国家精锐部队的萨利赫儿子和侄子们的兵权削去，萨利赫的儿子和两个侄子分别被任命为驻外大使。时至今日，也门仍然没有制定出新的宪法，国内局势十分脆弱。叙利亚深陷内战泥潭。虽然发生于2013年8月21日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的化学武器危机最终以叙政府交出并配合销毁化武而缓解，但拟议中的日内瓦第二轮叙利亚和平会议却迟迟难以召开。可以预期，即使现定于2014年1月22日的日内瓦叙利亚和平会议届时能如期举行，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景也非常渺茫。其他如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年迈体衰（2013年4月曾突发中风送法国救治），但2014年可能还会被执政党推出来竞选连任；苏丹南北分家后经济形势严峻，民众示威不断，局势重趋动荡；约旦虽举行了选举，但国王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由获胜政党领导人组阁，而是继续任命非议员担任首相，以色列专家认为约旦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在阿拉伯大变局中艰难维持了稳定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整体局势非常脆弱，事实上巴林局势动荡始终没有停止，内部潜伏着深刻的危机。事态发展昭示，阿拉伯大变局将是一个长期、艰难和充满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要经历10年，也可能要经历20年，还可能经历更长的时间。
在阿拉伯国家形势纷繁复杂的大变局中，埃及局势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2011年埃及“1·25”革命后，伴随着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所谓“土耳其模式”曾成为人们热谈的话题，尽管很少有阿拉伯人喜欢土耳其。2011年5月笔者在开罗就所谓土耳其模式探询一埃及学者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阿拉伯世界没有人喜欢奥斯曼”。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仍然被视为前“殖民主子”，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即使不憎恨土耳其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信任土耳其。在2013年“6·30”革命，特别是8月14日埃及军方对穆兄会支持者武力清场后，人们又谈论起所谓的阿尔及利亚模式，1991年阿尔及利亚军方取消了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的选举结果导致日后长达十多年的内战，几十万生灵涂炭。现在看来，无论是土耳其模式还是阿尔及利亚模式在埃及出现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埃及未来发展呈现出另外两种不同的前景：即建立所谓的新威权模式或者陷入街头政治和政局动荡的恶性循环。当然，如果埃及军政当局的政治路线图能够大致得到落实，埃及局势有望走上一条重建秩序之路，军方领导人塞西将军可能成为国家新的威权人物。目前开罗到处流传塞西将军明年将脱下军装出任民选总统的“小道消息”，但局势的发展好像更有可能走向另外一种前景。
2013年10月底笔者在开罗访问期间，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的经济专家易卜拉欣指出：由于政局动荡、人民不切实际的高期待和几乎原封不动地沿用旧体制，埃及“1·25”革命后的近三年来经济没有任何发展。埃及国债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已达近2700亿美元（其中内债2230亿美元、外债400多亿美元），几乎与当年GDP相当；埃及在国际上的信誉一降再降，使得续借外债利率越来越高，国家财政四分之一要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外汇储备早己降到“红线”150亿美元以下，通货膨胀高企（15%以上），失业率超出30%。“6·30”革命后埃及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120亿美元“至关重要的”援助，但坐吃山空，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实际上，埃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外国投资和旅游业。根据2013年10月底笔者在埃及的观察，西方资本在“6·30”革命前后已基本完全撤离，美欧官方对埃援助也处于暂停状态，而目前埃及旅游业几乎停摆，全国59家五星级酒店关张，举世闻名的吉萨金字塔门可罗雀，据说南部卢克索可能还勉强维持相当于正常时期20%的外国游客。埃及外长法赫米亲口对我说，“国家现在处于最困难时期”，可谓内外交困。实际上，笔者一直认为，埃及的未来取决于军政当局与被从权力高峰赶下台的穆兄会之间的互动。如果军政当局能够给予受到沉重打击的穆兄会至少与其力量和影响相称的政治空间（一般估计穆兄会的支持者至少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而穆兄会也能转而与社会各力量寻求类似“1·25”革命初期时之共识，那将是埃及国家和人民之福。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军政当局一味无情地打压事实上已处于地下的穆兄会（笔者在开罗能明显感觉到埃及精英层有一股要彻底消灭穆兄会的强烈情绪），而穆兄会则不屈不挠地坚持所谓“反的和平抗争”。结果导致国家政治僵局，社会和解无望。尽管军方7月3日的得到相当民意的支持并至今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威望，但如果国家经济形势没有大的改观，可能用不了一年半载，类似于“6·30”的第三次革命又会在解放广场上演，因为经历了2011年“1·25”革命的埃及民众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耐心。
二
温和与激进伊斯兰“跷跷板”效应再现。2013年，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突尼斯执政的复兴运动政府也严重受挫，曾经盛极一时的政治伊斯兰化势头明显受阻，温和与激进伊斯兰跷跷板效应再现，以“基地”组织为特征的激进伊斯兰势力抬头，重趋活跃，并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隐然形成大、中、小三个力量“三角”。
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并向中亚扩展的所谓“大呼罗珊地区”，以伊拉克、叙利亚为中心的所谓“黎凡特地区”，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为代表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构成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大三角”。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基本就在这个区域内展开，现阶段美无人机频繁轰炸的重点不外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一带、利比亚班加西一带和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值得指出的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盘踞的也门南部恰好就坐落在这个“大三角”的中间地带，被“基地”组织最高层寄予厚望。2013年8月初，美国情报显示，也门人纳赛尔·乌哈希被“基地”组织最高领导人扎瓦希里任命为该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的领导人，据说此举意味着乌哈希实际上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笫二号人物，为此美国拉响了有关“基地”组织可能发动新恐怖袭击的警报，并从8月1日起暂时关闭了在中东的22个使领馆。2013年12月6日，人们所担心的重大恐袭行动终于发生，也门国防部遭到武装分子猛烈攻击，两辆自杀式汽车炸开了国防部的围墙，10多名穿着军服的武装分子发动攻击，并在国防部内的军事医院大开杀戒，共造成52死、162伤，成为中东最近一年半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以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西非的尼日利亚及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为主构成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中三角”。“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成立于2006年9月。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特别是利比亚战争后乘局势动荡和卡扎菲武器库的流失迅速扩大势力，与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及以马里为基地的“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等极端组织加强勾连，频频作乱。2013年1月16日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天然气田发生大规模劫持事件，包括西方国家专家在内的数十名外国人质被杀。2013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袭击尼东北部约贝州玛姆多村的一所公立寄宿中学，血腥屠杀30多名师生。2013年9月21日肯尼亚购物中心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案，参与袭击者中有多名成员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芬兰等西方国家。
以埃及西奈半岛北部、埃及西北边界外的班加西和埃及南部边界外的苏丹北部为中心，构成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小三角”。2013年7月3日以来，发生在埃及国内的恐怖事件明显增多，特别是西奈半岛北部接连发生军警方运兵车或检查站遭攻击事件，已经引起以色列和美国的担忧。加之与埃及西北部相邻的利比亚班加西越来越成为武装极端分子新的聚集地和非法武器走私的中心，与埃及南部旅游胜地接壤的苏丹北部在北南苏丹分裂后形势重趋动荡，使本已动荡不定的埃及国内局势雪上加霜。笔者在会见埃及外长期间，他就明确提到了这个正在成形的恐怖“小三角”。其实，埃及外长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9·11”以来的事态发展显示，在这一辽阔的穆斯林聚居区域内，不论哪里出现动乱，都会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形成吸引力，并导致他们新的聚集。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是如此，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的利比亚也是如此，2012年陷入内战的叙利亚还是如此，2013年军方出手干政后的埃及怎么能例外呢？
长期以来，在伊斯兰世界温和和激进势力之间一直存在一种跷跷板效应。“9·11”事件后美国全球反恐，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极端势力民心大失，伊斯兰世界内部出现了强烈的反思的声音，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学者提出了“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概念，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也进一步趋向温和务实，这也是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大变局丝毫没有激进、极端特征的主要原因。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后，阿拉伯世界形势动荡本身就被“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所利用来浑水摸鱼，2013年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严重受挫更给伊斯兰极端势力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
位于阿尔及利亚的非洲联盟非洲反恐研究中心副主任伊德里斯·拉拉里认为，当前国际恐情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个国家境内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均是如此；二是极端组织和势力呈现跨境连片勾连之势，其中“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充当了领导角色，指挥联系其他基地分支活动，如索马里青年党、叙利亚支持阵线、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等，北非组织通过在边境走私、贩毒等非法勾当谋取资金、换取武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三
美国在中东战略性收缩直接牵动地缘政治神经。叙利亚化武危机暴露了美国的底牌，美国从中东战略性收缩的态势明朗化。2013年中出任美国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走马上任伊始曾就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重新评估。据9月完成的评估报告显示，未来美在中东将遵循外交优先、减少卷入、避免军事干预的新的方针。2013年11月20日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演讲中，更“若有所指”地说“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多么麻烦的事情，都不会影响美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来”。伴随美国的战略抽身，中东地缘政治态势出现联动，原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的统一战线（土耳其、沙特、埃及、美国及西方）濒于瓦解，美国在中东的同盟体系出现松动。美国与土耳其、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美国与以色列、美国与埃及的关系都在发生不小的变化。
中东是全世界的“双重十字路口”。它不仅是地理位置上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也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激烈融合碰撞的“锋面”。所以千百年来的文明冲突（融合）形成了中东非常独特的地缘政治局面。这里有四大地缘政治力量（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五大民族（阿拉伯、波斯、突厥、犹太和库尔德）。库尔德民族生活在四个国家（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确切地说是生活在横跨上述四国领土的结合部（地理上叫“库尔德斯坦”）。库尔德问题也是中东地区容易引起动荡的一个因素。伊拉克战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受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获得“准独立”地位的刺激，一度沉寂的武装活动再次抬头。该问题可能在未来三五年后成为引起相关国家麻烦的一个新的源头。
中东四大地缘政治力量中，波斯人的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可谓是宿敌，争斗了上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犹太人复国建立以色列，并培植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和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支柱，阿以矛盾上升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伊朗与美、以反目成仇，地缘政治关系趋于复杂；20世纪九十年代末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努力一再受挫，转而重返中东，中东地缘政治中突厥因素重趋活跃。历史上，凡是四大地缘政治力量能够维持相对均衡或平衡时，中东地区就能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稳定的局面；凡是四大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中东地区局势就会剧烈动荡。但在实践中，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力量的得势，其他三大力量都会感到不舒服，因此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和地区形势总是在平衡、不平衡和动荡、稳定间交替，一切都是相对的，如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国内形势剧烈动荡，国家军队受到严厉清洗，美伊关系转入敌对，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结果导致持续了8年的两伊战争及随之而来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同时遏制两伊，伊拉克与伊朗又构成相互制衡，加之克林顿执政的八年中美在中东推行所谓“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战略，中东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相对安定的局面，中东和平进程一度还取得重大的进展。
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力量的失衡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出现的。“9·11”后，美国接连打了两场战争一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伊朗的两个死对头——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消灭，伊朗在地缘政治中明显“坐大”。伊拉克战后不仅国内局势持续动荡，而且民主化选举导致该国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史无前例成为政坛主导力量。这又产生另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什叶派因素凸显。什叶派在战后伊拉克的主政，客观上使伊朗的影响力深入到了伊拉克（包括现任总理马利基在内的很多伊拉克什叶派上层人物都曾在伊朗避难，有的甚至拥有伊朗护照），伊朗还通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叙利亚直接“遥控”黎巴嫩真主党、甚至影响巴勒斯坦逊尼派的哈马斯。这种所谓“什叶派崛起”的态势据说在伊斯兰教发展的一千多年历史中“从未有过”，引起了阿拉伯世界逊尼派传统国家和力量的“恐慌”。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伊朗“独大”的局面当然也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此伊拉克战后十年来，美国一直通过打压伊朗（军事威胁加空前严厉的经济制裁）来维持着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平衡。然而，2013年下半年美国对埃及军方穆尔西行动的暖昧态度和在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的出尔反尔，使美国从中东战略性撤退的信号越来越清晰，特别是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戏剧性的“融冰”，在中东国家中引起“强烈的地缘政治地震”。
因此，围绕埃及局势发展和伊朗核谈判的恢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拉开了新一轮重新分化组合的帷幕。沙特阿拉伯拒绝出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土耳其洽购中国红旗9型导弹；以色列加强了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协调，并盛传以与沙特阿拉伯密议破坏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的努力。2013年11月14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同时出现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同行举行2+2会谈，“这是20多年来两国间的首次高级别的深入接触”，双方甚至谈到了高达20-40亿美元的军购案。而埃及和俄罗斯的重新接近已经引起了以色列的担心。实际上，笔者认为中东对美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美国并不会真的离开中东，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对其中东战略做出调整，并必然引起美在中东盟友的强烈反应。埃及外长法赫米亲口对笔者说，“在美国暂停援助后，埃美关系虽仍有互惠和合作的空间，但埃及必须保持独立，发展多元外交，积极发展同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巴西等国家的关系”。
四
伊朗核问题取得突破，但最终解决问题充满艰难。2013年11月24日，日内瓦伊朗核问题5+1与伊朗对话会传来佳音，六国与伊朗达成解决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伊朗部分放弃核活动换取西方部分解除制裁，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的伊核危机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打开了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大门。
应该说，这个阶段性协议的达成首先是美国和伊朗相互需要的结果。由于伊朗国家经济在国际严厉制裁下陷入困境，国内民心思变，新上任的鲁哈尼总统急需突破制裁以改善经济；而美国奥巴马政府当务之急对内也是重振美国经济、对外则搞“战略再平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继续打压伊朗力不从心。因此，伊美双方互有需要、一拍即合。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美伊引人注目良性互动，被国际社会形容为“融冰”，美国总统奥巴马还破天荒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其次，协议的达成本身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与伊核谈判其他五国的努力分不开，特别是中国。中国不仅在长达十年的伊核危机期间始终是“劝和促谈”的积极力量，而且坚持利用自己与谈判所有方均保持良好关系的特殊地位，在各方间“穿针引线”，直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事实上，11月7～9日的谈判本来已经就绝大多数问题形成共识，但在最后关头让法国“搅黄”，好在各方接受中国谈判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建议，将已经形成的大多数共识和少量分歧各自带回研究，为11月24日签署协议打下了基础。
这个阶段性协议也是美国和伊朗相互妥协的结果。根据协议，在为期半年的“共同行动计划”期间，伊朗将暂停20%丰度铀浓缩、转化或稀释20%丰度浓缩铀存量、不增产5%丰度浓缩铀、不进行后处理活动、不升级铀浓缩厂及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运作、接受更加严格和广泛的核查等，美欧则不出台与核问题相关的新制裁、暂停对伊朗汽车行业制裁、解禁伊朗贵金属交易及石化产品出口限制、容许伊在现有水平上（每日约100万桶）出口石油并收回部分油款等。显然，美试图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以松动制裁换取延缓伊朗无限制提升核能力的步伐，伊朗则在核能力已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愿意以限制部分核活动换取美国放松制裁。双方可谓各取所需。
尽管达成协议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国际社会也给予普遍支持，但人们还是有理由对协议能否落实表示担心。因为，美国和伊朗各自对协议的表述一开始就大相径庭：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协议阻断了伊朗研发核武器的进程，国务卿克里也说协议没有承认伊朗浓缩铀的权利，而伊朗外长则坚称六国确认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包括自主浓缩铀的权利。大家都知道，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鲁哈尼都很难轻松，因为双方在国内都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美国内有人把这个阶段性协议形容为“奥巴马的一场豪赌”，伊朗国内实力强大的保守势力也一直对鲁哈尼政府的所作所为虎视眈眈。除此之外，以色列称这个阶段性协议为“糟糕的协议”、“决不受协议约束”，一些地区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等也并不乐见其成。
斯托伊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从家乡球队尼什拉德尼茨基队开始的，一位足坛巨星的职业生涯从那里起步了，随后他转会去了前南斯拉夫劲旅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随着红星队在80年代后期的强势崛起，他成为了欧洲最好的创造型中场之一。斯托伊科维奇凭借自己在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出色的表现，成为了仅有的五位受颁“红星之星”这一荣誉的球员之一。（注：另四位是米蒂奇，舍库拉拉茨，扎伊奇和佩特罗维奇）80年代末，斯托伊科维奇转战法甲联赛，加盟了当时塔皮掌舵的马赛队，之后又随着前南斯拉夫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1990年世界杯的八强，但是，就在他的职业生涯一片大好的时候，伤病给他原本该在马赛盛放的青春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伤病的原因，斯托伊科维奇不得不离开欧洲主流联赛，在加盟马赛四年后，斯托伊科维奇离开法国，远赴日本，转会去了名古屋逆戟鲸八队。当时的日本J联赛刚刚起步，斯托伊科维奇很快征服了日本的球迷，成为了J联赛中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而当时名古屋鲸八队的主教练正是现在执教阿森纳队的温格。2001年斯托伊科维奇宣布挂靴，但是他并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绿茵场。
主席生涯
2001年9月30日，德拉甘-斯托伊科维奇当选为前南斯拉夫足球协会的新任主席。当时的前南斯拉夫足球在2000年欧洲杯之后一蹶不振，他们的国家队无缘参加2002年的第十七届韩日世界杯足球赛，而在俱乐部的比赛中，代表前南斯拉夫出战的球队没能进入欧洲冠军杯，而在欧洲联盟杯厮杀的几支球队也全部在第一轮遭淘汰。自1988年开始便一直担任前南斯拉夫足球领导工作的米利亚尼奇引咎辞职，斯托伊科维奇在危难之中走马上任。
作为领导初来乍到的斯托伊科维奇表现并不如他在球场上那样亮眼。在2003年国名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后，这支国家队没能打入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的正赛圈。因为作为主席没能拿出像样的成绩，塞尔维亚和黑山足协迟迟没有跟斯托伊科维奇续约。眼看四年的合约即将在2005年9月到期，斯托伊科维奇不得不寻找下家，来继续自己在足球领域的生涯。这时，他得到了来自首都的召唤。
对于贝尔格莱德红星队这支前南斯拉夫老牌霸主来说，没得到联赛冠军就是失败。然而，在2004-05赛季，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不但没能在德比战中击败死敌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队，还落后6分让同城对手以不败战绩夺冠，甚至他们在杯赛决赛又输给了热莱兹尼克队，整整一年空手而归，这是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球迷无法接受的。赛季一结束，红星队主席团集体辞职，昔日东欧豪门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关键时刻，宿将斯托伊科维奇挺身而出。当年40岁的斯托伊科维奇临危受命，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2005年7月6日的主选中，他获得董事会66票中的59票，获得了一份任期5年的合约。在新闻会上，斯托伊科维奇的妻子递给他一瓶香槟，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斯托伊科维奇领导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在随后的就职演说中，斯托伊科维奇表示要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带回到“本应得的位置上”。但是，他所领导的俱乐部不仅负债累累，而且人心惶惶。贝尔格莱德红星队2004-05赛季财政预算是1040万欧元，超过死敌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队的850万近两百万。但是因为球队债务高达500万欧元，因此不得不变卖核心球员来缓解债台高筑带来的压力。主力前锋日基奇和潘特里奇已经联系好了买家，随时可能离开。斯托伊科维奇上任不久便造访日本，希望能在这个熟悉的地方获得全方位的支持。他首先谈妥了两家日本赞助商，还计划引进一些日本球员，同日本电视台签署转播合同，开拓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在日本的市场。解决经济危机只是第一步，要想重现1991年夺得欧洲冠军杯冠军的辉煌，斯托伊科维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然而，斯托伊科维奇最终事与愿违。受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内战乱的影响，国内经济始终不景气，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难以恢复元气。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更是爆发了黑山独立这样的事件，极大的影响了塞尔维亚和黑山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球队三战皆负，其中还以0:6的比分惨败给了阿根廷队。种种不利的客观因素阻碍了塞尔维亚足球的发展，斯托伊科维奇也萌生了去意。
重返日本
2008年1月22日，斯托伊科维奇重返日本，受聘担任老东家名古屋逆戟鲸八俱乐部主教练。虽然名古屋鲸八队在日本J联赛中并不起眼，球队历史上只得到过两次天皇杯的冠军，不过上任伊始斯托伊科维奇就给球队带来了胜利。2008年3月15日，日本J联赛第二轮，斯托伊科维奇率领名古屋鲸八队在琦玉体育场以2:0的比分击败了2007年亚洲冠军联赛冠军浦和红宝石队，这是他作为教练获得的第一场比赛胜利，他为自己的教练生涯开了个好头。斯托伊科维奇在2008年带给名古屋鲸八队的改变有目共睹。虽然本田圭佑转会去了荷兰，金正友返回了韩国，但是斯托伊科维奇从川崎前锋队引进了前卫塔瓦雷斯，他在2008年为球队贡献了8个进球。他还从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挖来了后卫米洛斯，加强了整个球队的防守。在2008赛季的日本J联赛中，斯托伊科维奇率领球队获得了联赛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并带领球队首次打进亚洲冠军联赛。斯托伊科维奇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
2009年2月23日，斯托伊科维奇被授予2008年度日本J联赛优秀教练奖，这是对他带队首个赛季出色表现的肯定。在2009年的亚洲冠军联赛中，名古屋鲸八与北京国安被分在了同一小组，同组的球队还有来自韩国的蔚山现代和来自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射队。小组赛顺利出线之后，在八分之一决赛名古屋鲸八队对阵韩国水原三星队，斯托伊科维奇率队2:1力克对手，随后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同样来自日本的川崎前锋队，以总比分4:3将对手斩落马下，半决赛两回合面对沙特伊蒂哈德队，或许是不擅长在西亚的客场作战，名古屋鲸八客场惨败，主场也未能力挽狂澜，最终止步半决赛，但是斯托伊科维奇带给球队的成绩上的提升有目共睹。
随后的2010赛季，斯托伊科维奇率队首次获得日本J联赛冠军，这也是他执教生涯的首个冠军。斯托伊科维奇夺冠后说：“球员们配得上冠军。被球员们抛起来的感觉很好，这是第一次，我的感情很复杂。我们创造了球队的历史，我在这里踢过球，现在又作为教练带领球队夺冠，我很满意。” 人到中年的斯托伊科维奇，在日本展现了一种超凡的魅力。他在日本足球界崇尚创造与团队和谐理念的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的战术理念与日本足球的风格相得益彰，这是他获得成功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2010赛季夺冠前，斯托伊科维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当年的恩师温格。
走温格的路
1996年，温格离开名古屋鲸八，来到了阿森纳。在日本的18个月里，法国人带领球队从联赛垫底杀至联赛第二，但是却终究没能赢得联赛冠军。事实上，作为日本第四大城市，名古屋的足球发展曾经一度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2010年，历史被改写了。在斯托伊科维奇的带领下，名古屋鲸八队勇夺日本J联赛冠军，那么塞尔维亚人日后能否去北伦敦接过恩师手中的枪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斯托伊科维奇的调教下，如今的名古屋鲸八崇尚技术与创造力，这支球队已然有了当年前南斯拉夫队的风采，这与温格对阿森纳的改造大相径庭。温格执教以前的阿森纳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他球队嘲笑他们的歌声，比赛时“闷蛋，闷蛋，阿森纳”的歌声不绝于耳，深深刺激着北伦敦人高傲的自尊心。当时基翁和亚当斯领衔的阿森纳队无疑是粗野球风的代名词，直到温格到来，球队改走技术路线，这才在英超独树一帜，才有了今天球风华丽的。
温格在日本的一个半赛季，斯托伊科维奇的加盟无疑是重要的一笔交易，或许这笔交易注定了他们以后会走相同的道路。1994年和1995年，和温格的合作给斯托伊科维奇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把温格的执教理念逐渐内化，为自己以后的教练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斯托伊科维奇表示：“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因为我拥有如此优秀的温格教练。1995年，我是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而他则是最佳教练。我们在一起共事很愉快。从他身上我明白、学到了什么是现代足球。我今时今日也做着与其相似的工作，我不能说完全一样，而只能说相似。我希望确保我的队员们能一直享受足球，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本身。
每年我都会去伦敦拜访他几天，我们一起享用美食，我们一起讨论足球。他是一个一天24小时都沉溺于足球的人，因此跟他讨论足球是一件简单而快乐的事情。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在英格兰工作。接过阿森纳的教鞭执教是最棒的选择。但是愿望是一回事，而现实则是另一回事。我的梦想之一便是有一天我能在阿森纳的允许下成为球员席上的一名特别顾问。我喜欢他们的风格，我喜欢他们踢球的方式。这与联赛冠军或是胜负无关，他们每周为球迷带来的足球风格与魅力太棒了，绝对太棒了，世上的每个人都同意阿森纳是最棒的球队之一，阿森纳能踢出最漂亮的足球。”
阿森纳主帅温格在接受塞尔维亚媒体Vecernje Novosti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很乐意让昔日爱徒斯托伊科维奇继承衣钵，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温格说道：“我愿意让皮克西做我的接班人。理由数不清，他的足球哲学与我无二，我们的理念相同，都为完美足球而奋斗。我知道他的球队也爱短传进攻，他已经做到了，这说明他会是个了不起的教练。我告诉他，如果他能把自己的足球蓝图传递给自己的球员，他会飞得很高。德拉甘一年至少来一次伦敦，我们见面聊天互相打趣。他能获得冠军真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在日本当了两年教练都没拿到冠军，那时候我手下还有他这张王牌呢，他是球队王牌，也是联赛头牌。”
Get Both Money And Honey
女网一姐沃兹尼亚奇抢了汇丰冠军赛高尔夫球手的风头，但她却只为麦克罗伊一人而来。而之前的上海名人赛第四轮，沃兹尼亚奇则悄悄隐身于美兰湖18洞果岭旁的VIP包房内，亲眼见证了麦克罗伊将200万美金揽入怀中。
麦克罗伊因为拒绝了欧巡的葡萄牙大师赛和安达卢西亚公开赛跑到上海来打邀请赛被欧洲媒体批评为“见钱眼开”。但随着他赢得200万美金，还有沃兹尼亚奇在汇丰冠军赛的亦步亦趋，麦克罗伊成功抢占了不少媒体的版面。麦克罗伊在上海的两周是志得意满的两周，穷人羡慕他有大笔金钱入账，美兰湖一站的冠军奖金，刚好等于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两站的总和；单身汉羡慕他有美女相陪，更有人说这对情侣的高调秀恩爱是直接刺激伊万和斯科特复合的“罪魁祸首”。
“我希望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那个高尔夫球手。确实，我在高尔夫球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也意味着我必须承载很多人的期望与压力。我相信这会比较困难，但我将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在美兰湖上海名人赛最后的附加洞比赛中，麦克罗伊险胜金河珍，捧起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尔夫单场赛事冠军奖金200万美元。“这次胜利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奖金的问题，它让我更加自信了。这是我在中国参加的第一场比赛，能够取得‘开门红’，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会在今后的几年中，多来中国参加比赛。”
200万美金足够让麦克罗伊心花怒放，但女友沃兹尼亚奇的贴身相陪更让他激动难忍。从汇丰冠军赛酒会红毯环节，再到配对赛现场，麦克罗伊和沃兹尼亚奇这对体坛新金童玉女无不用行动展现着他们当下如胶似漆的状态。若以热恋中的情侣标准来衡量，麦克罗伊和沃兹尼亚奇在汇丰冠军赛上的表现绝对属于职业级。正赛前的配对赛上，在佘山球场的17号洞，当麦克罗伊打完该洞后，在从17号洞果岭走去18号洞开球台的路上，这对高调的情侣先是走到了一起，边走边聊，最终走着走着，就让观众欣赏到了一个热吻。
“是的，有卡洛琳（沃兹尼亚奇）在这里陪我比赛的确很好。之前我去看过几次她的比赛，而她来高尔夫球场看我比赛还是第一次。”（编者注：事实上，这并不是沃兹尼亚奇第一次全场跟走，早在上海名人赛时，她就已经去到现场见证了麦克罗伊的夺冠。）自从确认恋爱关系后，他曾多次去现场看女友比赛，比如8月在美国辛辛那提举行的西南财团赛，又比如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落幕的WTA年终总决赛。实际上在飞来上海连续参加两场比赛前，麦克罗伊还特地去伊斯坦布尔短暂逗留了48小时。
校园暴恐案频发
当地时间2014年4月2日清晨，蒙面持枪武装人员袭击了位于肯尼亚东北部加里亚萨镇的莫伊大学，武装人员在校园内肆意开枪，袭击总共导致148人（其中学生142名）死亡，179人受伤。随后，总部位于索马里的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肯尼亚大学遇袭事件发生后，人们在谴责宗教极端组织屠杀无辜学生的同时，很多国家也开始重视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威胁下的校园安全问题。其实，类似的袭击事件在近些年来并不罕见，早在此次袭击发生之前，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就已频频将学校和无辜学生作为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
仅仅从去年年初开始，全球就曾爆发过多起伊斯兰极端组织针对学校的暴恐事件。2015年1月7日，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所警察学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一辆装有爆炸装置的汽车冲向数百名正在排队办理入学手续的学生，爆炸总共造成50人死亡，100余人受伤。2014年12月16日，塔利班武装袭击了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军人子弟学校，袭击共计造成141人（其中学生132名）死亡，133人（其中学生121名）受伤。2014年10月1日，位于叙利亚中部霍姆斯市的两所学校分别遭受汽车炸弹袭击，两起炸弹袭击事件总共造成32人死亡，115人受伤。2014年4月14日，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成员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波诺州奇博克镇劫持了当地一所中学约276名女学生，随后，又以12美元／人的价格将这些学生卖给国外的武装分子为妻。此前，该组织还曾在2014年2月25日袭击了位于约贝州的一所寄宿制中学，武装人员通过炸弹袭击和纵火夺去50多名学生的生命。
除上述事件外，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动的、针对学校和学生的暴恐事件还有很多，只是因为未能造成大规模伤亡，没有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例如，2014年10月22日，埃及大学入口处亦遭受到极端伊斯兰组织发动的炸弹袭击，袭击造成至少6名警察及3名行人受伤。
教书育人的学校本该是“安全的天堂”，但实际上在某些国家却已成为“不安全”的所在。2015年3月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英国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就曾表示：在过去5年时间里，全球各类学校、教育机构遭受袭击的数量超过l万次。其数量之巨，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校园为何成为恐怖主义袭击对象？
虽然伊斯兰极端组织针对学校发起的每一次恐怖主义袭击都有着不同的理由，例如，此次索马里“青年党”袭击肯尼亚大学的理由就是要报复肯尼亚政府对索马里内战的干预。但是，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之所以会频频将学校作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其原由也有着相同之处。笔者认为，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挑选学校作为袭击对象，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制造轰动效应，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宗教极端组织往往会挑选最容易造成恐慌、最容易在国际社会引发公愤的目标作为发动暴恐袭击的对象，以此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恐怖主义袭击所制造的轰动效应。而在各类目标中，学校无疑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频繁的公共场所之一，而学生又是社会中最为脆弱、也是受到关注最多的群体，针对在校学生、特别是针对未成年学生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也往往比针对其他目标的袭击事件更容易引发恐慌，更容易招致国际社会注目。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伊斯兰极端组织才会频频选择学校和学生作为暴恐袭击的对象。
第二，反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宣泄对西式教育的不满。伊斯兰极端组织基于这一考虑对学校和在校学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事件在非洲较为常见。独立后，虽然大多数非洲国家走上了自主发展教育的道路，但非洲很多国家的教育系统依然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西方国家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国家提供的教育援助，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非洲孩子的价值观。而西方文化向非洲国家的渗透又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不愿意接受的。仅是从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的豪萨语称谓中就可以嗅出非洲伊斯兰极端组织对西方教育的。憎恨。博科圣地的豪萨语本意就是“禁止西方教育”，在西方，博科圣地也被意译为“西方教育就是罪孽”或者“西方化就是亵渎”。在非洲地区，正是因为极力反对西式教育、极力反对西方文化向本地区渗透，诸如博科圣地这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才会选择向当地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宣传“西方文化”的学校以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生”发起恐怖主义袭击行动。
第三，安全保护设施的缺失导致学校成力伊斯兰极端组织易于下手的“软目标”。在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活动频繁的地区，学校往往缺少适当的安全保护，政府对学校安保的投入不但弱于层层设防的大使馆、机场、政府机构、军队等“硬目标”，也要弱于医院、购物中心等其他一些公共场所。由于安保设施薄弱，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对学校发动袭击，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发动袭击后也更容易全身而退。由于相较于其他目标，袭击学校的难度更低，伊斯兰极端组织才会更为大胆地向学校、在校学生发动暴恐袭击。
应珊瑚礁群的发现者之一――巴西巴伊亚州立大学教授伊恩斯•席尔瓦之邀，笔者深入到阿波罗荷斯海域，亲眼目睹了一幕幕难以置信的海底奇景。然而在惊叹、赞美的同时，笔者也为这片壮丽景观的未来感到深深忧虑。
一支红珊瑚带来的召唤
2008年的圣诞节，笔者收到了老朋友――巴西巴伊亚州立大学教授伊恩斯•席尔瓦寄来的礼物：一支铅笔长短、雪茄般粗细的红珊瑚。随包裹席尔瓦还寄来一封信，字里行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完全不像是平时那个沉着谨慎、温文尔雅的朋友――“珊瑚采自巴伊亚州东南阿波罗荷斯群岛海域，在之前对该海域海床进行的声纳3D绘图中，我们发现了巴西――甚至整个南大西洋面积最大的珊瑚礁群……上帝啊，它是那么辽阔，以桑塔―波巴拉岛（阿波罗荷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为圆心，珊瑚礁铺满了半径超过120公里的海底。我简单估算了一下，这片区域内的珊瑚种类不下200种。这是我此生中最重大的发现，感谢上帝……”
笔者并不是珊瑚研究领域的专家，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笛鲷科热带鱼类。由于近半数的笛鲷科鱼类是与珊瑚礁伴生的，自然而然，笔者少不了要与珊瑚专家们打交道，与席尔瓦的友谊也是在20多年前结下的。对于他的此次发现，笔者也很是震惊，因为根据洋流、海水温度、盐度等原因判断，如此面积的珊瑚礁群在整个大西洋都不应该存在，阿波罗荷斯海域里的惊世发现，难道真是造物主的神奇吗？
拿起席尔瓦寄来的珊瑚枝段，笔者仔细端详――它是枝簇状珊瑚的一部分，通体赤红，晶莹而富有光泽。按平均每年0.5毫米的速度计算，这段珊瑚至少已生长了400年，400年间，珊瑚自身分泌的碳酸钙形成钙质骨骼，年积月累，加上其他生物如石灰藻、有孔虫等与之胶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粗大的珊瑚骨骼。
对于笔者最感兴趣的笛鲷科鱼类，席尔瓦提到得并不多，他只是说在群岛的浅层水域曾经发现有笛鲷游弋，但是不是新品种却无法判断。除此之外席尔瓦还说，阿波罗荷斯群岛上的居民个个都是好渔夫，捕鱼手法让人叫绝，如果跟随他们的渔船出海，能捞上几尾前所未见的笛鲷也说不定。一席话让笔者心动，那片刚刚揭开神秘面纱的未知海域，究竟隐藏着多少惊奇呢？
短暂的海底之行，见证奇迹
次年6月，笔者从迈阿密飞赴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是巴西历史名城，500多年前葡萄牙探险者卡布劳正是在这里登陆，发现了巴西大陆。巴伊亚第一任总督图米•苏乌拉建立了萨尔瓦多城，使它成为巴西的第一个首都。在当时萨尔瓦多出口的大宗货物中，除蔗糖、海产干货外，最值钱就要数珊瑚了，它被制成各式各样的奢侈艺术品进入欧洲宫廷。据说现在巴黎卢浮宫中珍藏的珊瑚饰品，大多都出自巴伊亚外海，当然也就应当包括阿波罗荷斯群岛。
在机场，老友伊恩斯•席尔瓦和他的助手已等候多时。并未多作停留，当天下午我们便登上了大西洋中的阿波罗荷斯群岛。之前席尔瓦已联系好当地的一位渔民作向导，由他提供潜水设备并带我们出海。
向导名叫维杜克，并不健谈，他是土生土长的渔民后代，身材健硕修长，从容貌上看似乎有非洲裔血统。乘坐维杜克的船我们出海了，大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船停在一座小岛的岬湾处，海水平静通透，隐约可见水下密布珊瑚礁的海床。
维杜克示意我们换好潜水装备，在此下水。从氧气罐到全套潜水服，我们是全副武装，而维杜克却只装备了泳裤、面罩和脚蹼，外加一副鱼叉。由他带领我们潜入水中，下潜深度不到5米，在小心绕过礁岩区后，一大片脑状珊瑚群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幅令人震撼的场面：浑圆硕大的脑状珊瑚密密匝匝，挤在一起绵延至远方，大的直径甚至超过一米，小的也有足球大小。在南太平洋地区，笔者也曾见过成片的脑状珊瑚群，但像阿波罗荷斯群岛这样规模的，整个世界大概仅此一处。
继续向前，我们无疑进入了一个斑斓的水底世界，一簇簇色彩鲜艳、奇形怪状的珊瑚尽收眼底，黄、红、橙、紫、蓝五彩缤纷，绚丽迷人。珊瑚礁旁的洞穴里生活着各种软珊瑚、软体动物和鱼儿，其中就不乏笛鲷科鱼类。
在笔者的示意下，维杜克用鱼叉捕捉了几条鱼，他手法娴熟，只要鱼叉出手几乎都有收获。看得出维杜克对珊瑚很爱护，只要鱼一靠近珊瑚他就立即收回鱼叉，生怕对脆弱的珊瑚造成一点伤害。在珊瑚丛中笔者还发现了绿海龟，这是一种对海水质量、饵料要求极高的动物，它能在此生息也足以证明群岛优越的水域生态。
打伊朗困难重重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打不打，怎么打，中东问题学者与军事专家尚处于激烈争论中。主张不会打的主要立足如下事实：一是，伊朗无论是从面积、人口，还是军事、政治角度来说都是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伊朗国土面积达164.8万平方公里，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加起来还大许多。伊朗武装力量由正规军和革命卫队组成，总兵力达50多万人，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波斯铁骑”的实力在全球可排进前十位。且伊朗拥有狂热的宗教精神，最高精神领袖振臂一呼，甚至全世界的伊斯兰都对美国发动“圣战”。一句话，伊朗在实力上与利比亚和伊拉克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众所周知，世界出产石油的至少35%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通过布雷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切断从波斯湾到印度洋的石油运输要道，停止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伊朗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第二大产油国，对伊朗动武将导致国际油价可能飙升至每桶175美元至200美元，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对目前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
三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及北约主要成员优先考虑的是解决叙利亚和也门问题，如果要对叙利亚、也门动武，当然就不会对伊朗同时动武。而且对伊朗动武也将引发地区――从伊朗经伊拉克什叶派、叙利亚，到黎巴嫩真主党形成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连锁反应。德黑兰可携带核弹头的“流星”系列弹道导弹的射程可覆盖以色列本土和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基地。伊朗领导人曾威胁说，只要四枚伊朗巡航导弹，就可以摧毁以色列，且可以杀死100万以色列人。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也很可能对以色列展开报复。目前，哈马斯的火箭弹已能打到特拉维夫。数千枚火箭弹同时射向以色列腹地，将对以色列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警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产生“预期外后果”，还可能“严重影响”中东地区
最后，美欧债台高筑，不太可能在伊朗复制“利比亚模式”。如果发动“伊朗战争”将把美国拖入十年来的第四场战争，使美国经济陷入更可怕的麻烦之中。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以及金融危机打击的美国，经济实力已大不如前。同样，英国甚至在介入利比亚冲突期间，就不得不在国内裁撤战机和士兵。如果让海湾国家单独出面或充当主力军则更不现实，因为这些国家虽有美国、欧洲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但严重缺乏作战经验，它们更不敢直接开罪伊朗这个强大的邻国。
鉴于以上情况，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似乎不可能。更何况，伊朗核危机背后有着大国博弈的身影。在伊朗核报告细节陆续披露后，俄罗斯总理普京、外长拉夫罗夫相继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坚决反对对伊军事干预。俄罗斯显然绝不会坐视西方染指伊朗，令自己的“下腹部”顶上一把尖刀。正如欧洲分析家所指出的，如果俄罗斯持上述立场，任何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干预，都可能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数据显示，伊朗目前是中国的主要石油进口国之一，仅2010年进口的原油就高达293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了40%，原油进口量约占我国总进口量的10%，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另外，伊朗局势如发生重大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与波斯湾地区的能源陆路交通，也将影响中欧之间南线的战略陆路通道，而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的陆上石油管道项目对我国石油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国反对核武器扩散，但坚决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于中俄的反对，西方若对伊朗动武更无法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授权，对伊朗动武合法性问题就成为西方国家绕不过去的难题。这似乎更说明西方不可能对伊朗动武。
以色列或将“绝地反击”
如果对伊朗动武不可能，有没有可能以色列故技重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偷袭、轰炸伊朗核设施呢？以色列空军在美国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81年发动针对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巴比伦行动”；于2007年发动对叙利亚的阿尔奇巴尔核电站的“果园行动”，摧毁了这两个国家的两座核设施。但以色列轰炸伊朗，必然导致伊朗的强烈报复，中东全面动荡与战争结局亦是不可避免。以色列的“铁杆”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最终会被捅了马蜂窝的以色列拉下水。
正因为如此，笔者判断，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动武已是箭在弦上，且不得不发了！那些认为不会对伊朗动武的人低估了西方国家的战略与决心。
从时间紧迫性上看，以色列情报部门称，伊朗打算在明年年底前将大部分核装置转移到库姆城附近一个戒备森严的地下设施中，如此一来，届时空袭将更难摧毁这些核装置。有鉴于此，英国军方宣称有可能在圣诞节或明年年初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核设施。
而且，如果伊朗在其西部部署射程1300千米、可携带核弹头的流星-3导弹，几乎整个中东地区都在其打击范围内。再加上伊朗革命卫队可能还拥有500～600枚配备常规弹头、射程均超过300千米、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的流星-1和流星-2导弹，以及伊朗正在寻求实施比流星-3导弹更远、达4000～5000千米射程的新型远程弹道导弹“科萨计划”，这让美英以等国正接近于达成这样的共识：“伊朗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投送核武器和其他武器，或者以此对相关国家进行警告”。如今，伊朗具备了向其邻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以色列和邻近驻扎的美军都在伊朗导弹打击范围内，那么等到伊朗能将导弹射程覆盖到欧洲的时候，谁还敢谈论消灭伊朗核潜力呢？
从以色列的急迫性上看，伊朗总统内贾德不止一次公开宣称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即便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项对伊朗制裁措施，或者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出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伊朗照常强硬执行其核发展计划。可以说，尽管自己拥有核武器，但缺乏战略纵深的以色列，对伊朗拥核简单是坐如针毡。
不仅如此，中东的形势让以色列更是倍感危机。今年以来，中东剧变最大的受威胁者就是以色列，且向着对之愈益不利的方向发展。随着埃及、突尼斯等亲美势力的，阿以冲突重新被激活，突尼斯大选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势力崛起，埃及也日趋对以色列强硬，以色列的处境大为不妙。更为不妙的是，奥巴马政府在中东采取了更为平衡的中东政策，寻求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与合作。随着“阿拉伯之春”的推进，美国在中东战略盟友的增加，以色列原有战略地位下降，一直靠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援助才得以生存的以色列心里更是打翻了“五味瓶”。如果以色列的做法危及美国根本利益，美国也不是没有改变以色列政策的可能！
以色列常常被认为是中东第一军事强国，但2006年的黎以战争中过去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军队最终却只打了一个平手，从黎巴嫩南部灰头土脸地败回，极大地动摇了自己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为挽救自己的颓势，以色列势必要通过对伊朗一战“绝地大反击”，以寻求和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安全地位与优势。这就是说，攻打伊朗简直成了以生存的需要。
再从战略上看，打伊朗也是西方的一个“妙招”。常规思维是，西方先解决叙利亚、也门，形成对伊朗的包围后再打伊朗，但这只是线性思维。西方如果要加快中东战略布局，以及免于陷入中东种种漩涡，更要遏制日益升温的核危机，直接打伊朗不失为一高招。应该看到，如果西方对叙利亚动手，伊朗决不会坐视不管，而且伊朗是中东惟一拥有对以远程战略打击能力的国家，而以色列安全的最大威胁――真主党和哈马斯，无一不与伊朗有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会把攻打伊朗，看成解决中东诸多问题的关键和枢纽。
萨达姆的心有多大
伊拉克政权的统治基础有多强大
美国“倒萨”决心有多大
“倒萨”的变数有多大
在中东，埃及拥有古文明，拥有尼罗河，却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沙特拥有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拥有世界储量第一的石油，却没有令人羡慕的大河。只有伊拉克……伊拉克很“大”，萨达姆的心更大，他要让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在中东更强大。然而……
从古至今，伊拉克都很“大”。三位女学者通过她们细腻的观察、思考、研究，将告诉您一个如此之“大”的伊拉克。――主持人手记
自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就成为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名字。有人饶有兴致地关注萨达姆如何同美国玩老鼠戏猫的游戏，有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十年制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我，一个学习、教授阿拉伯语多年的教师，对伊拉克自然多了一份关注，我无法想象，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现代大国，在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之后、在经历了联合国十年严厉制裁之后，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2001年7月，我来到了伊拉克。
终于，我坐在了底格里斯河畔，品尝着当地著名的美味“烤鱼”。侍者恭敬地站立在旁边，河边灯光点点，微风徐徐，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偶尔会有一只小船从河面划过，船上的年青人尽情地唱着歌……难道这就是那条吞下上千颗导弹的底格里斯河？这就是制裁下的伊拉克？河水依然静静地流着，仿佛在讲述着什么，当你诚心去倾听她时，会听到她在向你讲述伊拉克昔日的辉煌和今日的遭遇。
文明摇篮时期的两河流域：太多太多的世界之最
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下游，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把这个地方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其中心地理范围基本相当于现在伊拉克共和国的版图。亚述帝国时势力曾发展到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土耳其、塞浦路斯及埃及、伊朗的一部分。在这里曾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学者们一般以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为中心，将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两河流域文明的主体是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而其中的巴比伦文明又以其成就的辉煌而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概称，巴比伦王国也成为人们所说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两河流域文明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539年。我们无法用笔墨来描述两河流域文明，只希望以其中的几点来反映这一伟大文明的绚丽和灿烂。
这里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式象形文字，后阿卡德人对它加以继承和改造，使之成为独特的文字体系。这种用削尖的芦苇杆或动物骨片刻在软泥板上的文字，因其落笔处印痕宽深、抬笔时印痕窄浅酷像木楔，而被称为“楔形文字”。在公元前1500年，它成为当时两河流域各国以及同古埃及之间往来通用的文字。
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泥板书屋。大约建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学校主要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吏。学校的课程除语言外，还有计算、几何、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以及文学创作。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常用苔杖抽打淘气的学生。苏美尔泥板书上就有父亲质问儿子逃学的记载。
这里建有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这座于19世纪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微发现的皇家图书馆藏有近3万块泥板书，内容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学、医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史事札记、王室敕令等。
这里流传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它是两河流域神话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其雏形出现于苏美尔时代，距今已有4千多年的历史。这部史诗用楔形文字刻写在12块大型泥板上，共3千多行。史诗主要讲述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一生的传奇故事。我国已有这部史诗的中译本。这部史诗的泥板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这里颁布了世界上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它产生于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6年～前1595年）。法典用阿卡德语刻在一根黑色的玄武岩柱上，全文共3500行，其中正文282条，内容涉及盗窃动产和奴隶，涉及对不动产的占有、继承、转让、租赁、抵押，以及经商、借贷、婚姻、家庭等诸方面，是美索不达米亚法律的集大成者。刻有该法典的石柱现收藏在法国巴黎卢浮宫。
这里还是《圣经》中诸多故事的源头。如洪水的传说，它记载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11块泥板上。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因发大洪水而沉积的淤土，从而证实了史诗中大洪水记载的真实性。《圣经》中关于创世和人类始祖的神话，也可以在苏美尔和巴比伦的神话中找到。这说明希伯来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们同属闪族文化。《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两河流域交汇处。
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60位进制，1小时为60分，1分为60秒；巴比伦人则把一个圆周分为360度，这些划分沿用至今。
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为爱妻建造的“空中花园”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第一部药典，最早的农历、最早的谚语和格言……太多的世界第一、世界之最！它充分展示了两河流域文明的辉煌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中世纪元巴格达：阿拉伯智慧的中心
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并以此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他的继任者四大哈里发不仅巩固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公元637年，阿拉伯军队在卡迪西亚（今伊拉克纳贾夫城西面）战胜了波斯军队，从此两河流域并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在倭马亚王朝时期（661年～750年），伊拉克是帝国的一个省区；在阿拔斯王朝时期（750年～1258年），帝国的首都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伊拉克成为帝国的中心。此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疆拓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最后形成：它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横跨亚、非、欧三大洲。阿拉伯人所征服的地区多为世界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具有古老文明的积淀，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地中海岸的腓尼基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的贵霜文化以及波斯文化。阿拉伯人在对外征服、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接触并吸收了上述人类先进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将其发展到一个光辉的顶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发展科学文化非常重视，他们提倡教育，奖掖科学，招贤纳士，引进先进的科学文化，翻译从各地搜集到的古籍。麦蒙（第七任哈里发，813～833年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建立了一所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馆，使翻译运动得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经过长达百余年的翻译运动，古希腊重要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托勒密的《天文集》等），印度的天文学名著《悉檀多》和一些数学论文、波斯的历史巨著《列王记》等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学者们不仅仅翻译古籍，而且还对古籍加以注释、补正、评论和研究、发展、创新，从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与今日人们涌向西方的情况相反，当时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来到东方，来到巴格达，巴格达成为世界文化名城，阿拉伯帝国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中古时期世界上的强国，能与其相比的只有当时处在唐朝时期的中国。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深远的：阿拉伯数学家引进了印度的数字0号和十进位，并把它们传到欧洲，这套数字至今被称为“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天文学家发明了精密的天文仪器，如观象仪、星盘等，这些仪器直到16世纪还为欧洲人采用；阿拉伯医学大师伊本・西那的医学专著《医典》传到欧洲后，成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直到17世纪；阿拉伯哲学曾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经院哲学；阿拉伯文学名著《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则对西方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从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中都可看到这一影响的痕迹。阿拉伯人建立帝国、经济文化繁荣之日，正是欧洲处于神权黑暗统治、文化衰落之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后，再次燃起了欧洲智慧的明灯，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
处于阿拉伯帝国中心的伊拉克不仅科学文化繁荣，经济也十分发达。那里水渠纵横，沃野千里，田禾茂盛，阿拉伯诗人将其誉为“碧绿的绒毯”；摩苏尔生产的薄棉纱、库法生产的绢和头巾、巴格达生产的彩色玻璃，都是市场上的名牌产品；巴格达的码头上停泊着数百艘来自各国（包括中国）的商船，市场繁荣，贸易兴盛。哈里发皇宫均用大理石建成，宫门装饰着精细的雕刻，窗户镶嵌着彩色玻璃，墙上挂着精美的壁毯，金饰的天花板吊着各式宫灯；宫廷院落建有喷水池，种着奇花异草；夜晚宫中仙乐飘飘，歌舞升平，通宵达旦。帝国的富庶从《一千零一夜》中可见一斑。
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拉克历史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再次走向辉煌。
20世纪的伊拉克：黑色金子的宝库
1258年，蒙古人的铁蹄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践踏得支离破碎，巴格达的繁荣也毁于战火。到1639年，伊拉克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拉克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8月，伊拉克宣布成立君主立宪的伊拉克王国，但并未彻底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1932年10月，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宣告结束，伊拉克获得了真正的独立。1958年7月，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了费萨尔王朝，成立了共和国。
尽管伊拉克在近代没有了昔日的风采，但大自然对伊拉克却十分偏爱。20世纪初，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和基尔库克发现了大量的石油，1927年在基尔库克钻出了第一口油井。随着进一步地勘探，人们发现，伊拉克的石油蕴藏十分丰富，除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山前地带以外，南部两河下游的三角洲也是石油富集地带。截至1998年，伊拉克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54.1亿吨，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1％，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无疑是伊拉克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资本，正是石油，为伊拉克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摘要：伊利亚斯是吉尔吉斯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小说《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男主人公。这本小说是一部爱情悲剧，小说中伊利亚斯的本身性格的缺陷是发生悲剧的主要原因，使之成为性格悲剧的典型人物。性格悲剧的特点是以人的个性力量为主体,突出表现个人情欲冲突,并将悲剧的原因深化为悲剧主人公自身性格内部的矛盾。人物的性格决定人物的行为，性格中的缺点终将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最后导致悲剧的产生。本文主要将悲剧的原因根植于伊利亚斯的性格，通过对他性格的分析，解读产生悲剧的原因。
关键字：性格，内心冲突，悲剧，伊利亚斯
前言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前苏联著名的吉尔吉斯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包含着从艺术角度对永恒精神问题的探索，包含着历史、他那个民族的悲剧、人的生活、爱情的波折、进步的汽轮、当代文明的批评以及有关宗教、生态学和保护大自然的主题。”（《艾特玛托夫在中国》P50）对于艾特玛托夫的研究，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位在创作中体现人、体现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同时他作品中的宗教观也备受关注，但我看来在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悲剧意识。无论是对历史、个人、爱情乃至生态，他的小说中总是或多或少的体现一种悲伤情感，对历史的感叹，个人的成长，爱情的凄美或是对生态破坏的遗憾。吴秀锦教授在《艾特玛托夫在中国》一书中将艾特玛托夫的悲剧按“题材内容和冲突性质分为战争悲剧、社会悲剧、婚姻悲剧、自然悲剧和性格悲剧五个系列。”其中“性格悲剧小说”以人的内心冲突为核心，揭示了知过必改、自我完善的主题。（同上。P67）《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男主人公伊利亚斯正是作家性格悲剧的典型人物。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一书讲述了一个平淡中充满浪漫的爱情故事，在故事中着重体现了主人公伊利亚斯的矛盾性格。小说通过伊利亚斯的自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自信、机智且勇敢的青年，但随着情节的发展，他性格中矛盾性和激烈挣扎的内心愈见清晰的展现给读者。由于他性格中的缺陷，工作失意、妻离子散，最后孤单一人远走他乡，面对他的悲剧，在读者心中留下淡淡的哀伤。小说的开头，作者设下了伏笔，通过伊利亚斯在加油站的奇怪举动以及加油女工“这个小伙子有心事，说来话长呢……他曾经在我们这儿的转运站住过……”的话语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伊利亚斯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一、勇敢与冲动并存
伊利亚斯是一个吉尔吉斯少年，有着草原民族的奔放性格，机智勇敢，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期待的积极青年。他面对工作热情勤恳，即便天山地区气候恶劣，农场工作辛苦劳累，但是伊利亚斯不惧困难，仍满怀希望。正如他的自述：
“我对工作很满意。这个地方我也很喜欢。汽车场位于伊塞克湖的旁边。有时候，一些外国旅行者到这里来参观，接连几小时呆呆地站在湖岸上。于是，我暗中自豪起来，心里想说：‘看！我们的伊塞克湖多么美丽，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么优美的景致啊！……’”（艾特马托夫小说集，P79）
这段叙述将伊利亚斯对生活的热爱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由于他心里状态积极向上，在工作中才会不惧困难艰辛，尽职尽责，才会对伊塞克湖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面对爱情，伊利亚斯敢于打破社会习俗，带着阿谢丽逃离她父母安排的婚姻，勇敢的开辟新生活。正是这样的勇气他才敢对阿谢丽许下这样的承诺“我的抱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我永远不让你受任何人的欺侮！……”（同上P103）
生活决定性格，性格决定行为。这时的伊利亚斯刚刚从部队复员，之后马上来到朋友阿利别克·章图林所在的雷巴奇汽车厂工作，“住在集体宿舍，并发给他一辆几乎是全新的“吉尔牌”载重汽车，车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不久之后便偶遇了阿谢丽，并且与阿谢丽生了的一个可爱活泼的儿子。可以说此时的伊利亚斯是一帆风顺，几乎没有大的挫折，所以伊利亚斯热爱生活，也可以说生活眷顾伊利亚斯。
我们说伊利亚斯机智勇敢与鲁莽冲动并存，那么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勇敢和鲁莽不外乎一念之间，其实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但是一旦越界，就会产生无法预知的后果。伊利亚斯的确勇敢机智，但是未经世事，仍然略显青涩。他的勇敢源于生活，一旦生活“激怒”了他，他的勇敢也就变成了鲁莽。在面对拖车事件的时候，伊利亚斯面对众人的质疑和江泰的轻蔑，并没有听从朋友阿利别克的劝告，仔细研究天山多伦山口复杂气候，以及在此拖车的可行性，而是急于证明自己，冲动的独自一人进行尝试，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这也成为伊利亚斯生活的转折点。之后的伊利亚斯酗酒，暴力对待阿谢丽，与昔日的仰慕者卡基佳厮混，一蹶不振。不知道是生活欺骗了伊利亚斯，还是伊利亚斯放弃了生活的希望。在这里，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复杂的伊利亚斯，读者甚至会质疑那个勇敢果敢的伊利亚斯去哪了，为什么现在的伊利亚斯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没有担当？这也许这就是他性格中的另一方面，自信与自卑并存。
二、自信与自卑的并存
伊利亚斯与巴伊米切尔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就是伊利亚斯帮助巴伊米切尔在天山多伦山口拖车，那时的伊利亚斯自信满满，就像在面对与阿谢丽的爱情是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身上涌出一股强烈的力量，有点像在运动场上的狂热劲头：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帮助别人把车子拖到路段上”。（同上，P114）伊利亚斯表现的像一个勇士，在捍卫别人的生命。可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车场员工会议上伊利亚斯一受到质疑便表现的像一个刺猬，顿时火力全开？其实，自信与自卑同样是在一念之间，甚至可以说伊利亚斯从头至尾都只是在生活的帮助下逐步成长的青年。他的自信正是伪装自卑最好的武器。小说在伊利亚斯自述的开头就用简单的一句话交代了他的身世“我本人是在保育院长大的”，保育院中的孩子大多被父母遗弃，从小就是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说伊利亚斯缺乏爱与被爱的能力，迫切地渴望被关注，关爱还有认可。在他的内心极度没有安全感，表面上看起来自信，无所不能，事实上伊利亚斯在用表面的强壮将自己保护起来。这也就能解释了伊利亚斯的反常行为。人们的质疑刺破的伊利亚斯的保护层，顿时使他手足无措，他才会冲动鲁莽，用酗酒、暴力、出轨等一系列反常行为来保护自己。伊利亚斯的矛盾性格在他的爱情中也有典型的体现。在首次遇见阿谢丽时，他还是那个充满阳光和期待生活的积极青年，他的积极态度使他忽略了阿谢丽是否能给他安全感和他所想的关爱。但是他在拖车实验失败以后，生活剥去他自信的外壳，将他的自卑展露无遗。这时的伊利亚斯面对阿谢丽仿佛是蚂蚁面对一颗高不可攀的小白杨，自卑感油然而生，找不到丝毫的安全感，以至于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阿谢丽，伊利亚斯用喊叫和暴力将自己保护起来，甚至于最后在卡基佳处需求安慰。卡基佳是伊利亚斯的追求者，也是伊利亚斯最后的退路，他将卡基佳视为最安全的底牌。故此，在面对生活的变故，伊利亚斯在外界舆论和内心挣扎的双重压迫下和卡基佳远离车场，投奔他处。
勇敢或鲁莽、自信或自卑构成了伊利亚斯性格中矛盾因素，这些矛盾因素在伊利亚斯的内心产生激烈的碰撞，最后导致悲剧的发生。
三、性格悲剧的形成
伊利亚斯在整部小说中都有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无论在生活工作还是在爱情中，他都追求完美，力求得到认可。但是伊利亚斯在追求过程中急于求成，忽略了踏实的态度。伊利亚斯原本勇敢，自信，但是面对生活的变故在他的内心激起无数涟漪。伊利亚斯在危险的边界游走，行事愈见冲动，态度越发散漫，遇事故作逃避，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一出爱情悲剧主要源于伊利亚斯性格中的缺陷，如果他能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就不会陷入生活的漩涡。
伊利亚斯由最开始的生活坦荡到突遇转变以及最后的平淡回归，使读者见证了一个草原少年的成长。在文章的最后，伊利亚斯又一次回到车场，发现一切都变了，车场的领导变作他人，江泰离去，而拖车、出走等事件也逐渐从人们心中淡去，早已经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伊利亚斯淡然的接受了车场的工作，仍然往返于天山之间，仿佛一切回到了原点。但是发生的真的能抹去吗？固然不会。伊利亚斯只不过是成长了，源于自卑的“自信”早已经变成了真正强大的内心。因为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平淡的将一切归于年少的莽撞，将视线望向前方。
以伊利亚斯之前的冲动性格，在于阿谢丽重逢之后的激动表现毋庸置疑。可是当他们真的重逢，伊利亚斯看到自己的儿子叫巴伊米切尔爸爸，看到阿谢丽对自己置之不理，竟然可以冷静地对待眼前的一切，甚至平静的接受，甘愿默默地守在儿子萨玛特身边，做一个带他坐车的叔叔。由此看来，伊利亚斯经过生活的历练，已经认识到自己以前的莽撞与冲动，对自己所做的错事更是平静对待，认真悔过。正是因为这样才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更久的悲伤。伊利亚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悔过，努力弥补，可是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不能回到最初的样子，那个快乐的青年，他的美满家庭，令他满意的工作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悔不当初却无力改变的伊利亚斯。他的淡定，平静给读者更得不忍和哀伤。就像小说最后写的：
“您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总有一个时候，我会结婚，我将有房子、家和孩子——总之，我会有人们所有的一切。我也会找到朋友和同志。只有一个东西我不会再有，那就是我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永远记着阿谢丽，记着我们之间的一切买好的东西”。
青花瓷在唐代创烧时，有些绘画构图已初露西亚文化的端倪。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在元明盛行，明代永宣时期达到顶峰，随后明天顺、成化、正德历朝都有此类瓷器出现。对于明代各个时期瓷器具有伊斯兰文化元素的讨论，国内外陶瓷学者都曾有所论述。早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格雷就曾撰文论述近东金属器对明代瓷器造型的影响；80年代，冯先铭先生谈到，在明代永宣时期瓷器中，有大约9种青花瓷器在器形上直接受到西亚地区的某些影响；90年代，马文宽先生进一步指出，明代瓷器（主要是指青花瓷器）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19种，而明代瓷器上所见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纹饰也有12种之多。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明代各个时期生产的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器，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广泛受到阿拉伯文化元素的影响。
明代永宣时期仿制伊斯兰器物造型的青花瓷大量出现，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不无关系。这类器物主要用于出口贸易以及与中东各国政治交往，器物的造型、纹饰均符合阿拉伯地区群众的生活习惯及审美需求。到了明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风格影响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特殊的装饰纹样，器物上书写以大段《古兰经》里的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的字句为主要装饰内容。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也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它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那么，这类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元素的正德青花瓷器，它的用途何在？是与永宣时期相同，用于赏赐阿拉伯国家来往使臣的器物及外销贸易？还是正德皇帝本人的御用瓷器？
我国最早出现装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可上溯至唐代（图1）。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装有6万余件唐代长沙窑、越窑外销瓷器的沉船，其中长沙窑中有部分瓷器用褐绿和红色彩料书绘阿拉伯文字及伊斯兰风格纹饰，如书写有阿拉伯文（我是的仆人）的褐绿彩纹碗。这类瓷器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明代永宣时期有相似之处，也是为了满足外销需要，有目的地去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在宋代，南北各窑厂生产的青瓷、白瓷上也出现过类似的装饰，但为数不多。到了元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青花瓷器，并销往阿拉伯地区。考古资料显示，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伊朗的尼沙普尔遗址、印度托古拉古宫殿遗址和叙利亚的哈马、波斯湾的巴林岛等地，都曾大量出土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元青花瓷器，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伊斯兰文化兴盛的区域。
明代青花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始见于明初永宣时期。明永乐青花卧足案、宣德青花无挡尊（图2）等器物上均有阿拉伯文饰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然而以大段《古兰经》里的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的字句为主的装饰内容，仅见于正德时期。这些瓷器上的装饰内容多是宣扬伊斯兰教义，按常理是应阿拉伯地区群众所需而制，但这类器物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风格，与明代永宣时期仿制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陶器、玻璃器等器物有所不同。在目前存世的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的正德青花瓷器中，器物类别主要以碗、盘、罐为主，另有香炉、插屏、烛台、笔山、盖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功能上多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同时期官窑瓷器造型基本相同。
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此类器物中，最为典型的是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明正德青花插屏（图3），器形呈长方形，座与器物连为一体。插屏两面均以缠枝花承托一个大的圆形内套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可译为“真主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而不要祈祷任何物，当真主的仆人起来祈祷他的时候，他们几乎群起而攻之，而你说：我只祈祷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这段文字出自于《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精灵”一段。纹饰下部方线框内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款。因而可见得这件青花插屏是属官窑器物，与文房四宝同类，放置书案可供欣赏之用。
除正德青花插屏以外，典型的中原风格造型器物还有藏于大维德基金会的正德青花山形笔架、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砚台。正德青花山形笔架器体为长方形，笔架呈五峰式。通体以青花缠枝花装饰，中间一菱形内套一个正方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字，译为“笔架”，底部书有大明正德年制楷款。与此造型、纹饰相同的笔架，北京故宫博物院（图4—1）、首都博物馆（图4—2）均有收藏。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的正德青花砚台（图5），器物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器盖，中下部为无釉砚面，器身缠枝花纹中间装饰有菱形、圆形开光体，内书阿拉伯文、波斯文。砚台器盖上阿拉伯文译为“追求书法上的完美，因为这是存在的关键之一”。四周波斯文汉译为：“科学是无价的长生不老药，愚昧是无可救药的恶魔。”从以上现存的装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正德青花瓷器中可以看出，此类器物与宫廷所用瓷器造型基本相同，且具有中国特色。插屏、砚台、笔山这类文房四宝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对于并非以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的伊斯兰地区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以正德时期带有阿拉伯文字的盘和碗等器物为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正德阿拉伯文字菱形开光碗（图6），外壁装饰6个菱形开光，菱形开光内又套一个正方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接近亲属，传播和平，借给他食物。”开光周围间饰梅花纹和如意云头纹，碗心同样为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感谢真主的恩惠”。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青花盘（图7），盘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正德年制”楷书款，盘心缠枝花纹围成一个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外壁也以缠枝花纹衬托阿拉伯文字装饰，汉译为“恩典详在被造物”。这类碗、盘等器物口径一般在20厘米左右，很少见有永宣时期出现的40～50厘米大盘大碗这类适用于伊斯兰地区人们使用的器具。可见正德时期生产的这类青花瓷器并非为销往阿拉伯地区的贸易用瓷，而是正德时期宫廷内部的御用器物。笔者通过梳理各种史料发现，正德时期之所以生产饰有伊斯兰文字的青花瓷器宫廷御器，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英文名（English Name）： Nick Vujicic
国籍（Nationality）： 塞尔维亚裔澳大利亚籍（Australian Serbs）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1982年12月4日（December 4th, 1982）
成就（Achievement）： 澳大利亚年度青年（Young Australian of the Year）
Vujicic was born on December 4th, 1982. When he was born, he had no arms and legs. He only had a small “foot” with two toes under his left buttock [臀部] part.
When his father saw his son, he was very surprised and couldn’t help throwing up[呕吐] outside the delivery room [产房] in the hospital. His mother couldn’t accept such a brutal [残酷的] fact either. She dared not to hold Vujicic until he was four months old.
However, Vujicic’s parents didn’t give up culturing [培养] their son. They hoped that Vujicic could study and live like ordinary[普通的] people. Vujicic said, “When I was 18 months old, I was put into water by my father because he wanted to make me have the courage to learn how to swim.”
Now when Vujicic recalls his hard study experiences, he thinks that it is the best choice made by his parents to let him integrate[融入] into the society. Vujicic admits, “That period was very hard for me, but it made me independent [独立].”
After a long training process, Vujicic’s left “foot” became his good helper. It could help him to balance his body and he could use it to play football and type. When he wanted to write or fetch something, he also used the two toes to hold the pen or other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Vujicic started his public speech when he was 17 years old. He would share his experiences of getting over the hardships in his life. When more and more invitation letters arrived, Vujicic began his public speech worldwide. He has been to 35 countries and regions so far. Meanwhile, he has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Life Without Limbs[四肢]. In this way, he could help those people who have the similar experiences out of shadow. Just as what Nick Vujicic says, “The tragic [可悲的] thing in life is not the loss of limps but without hope and aims in life. People often complain[抱怨] that they can do nothing. But if we only miss something we want to have or we don’t have rather than cherish things we have, we can’t solve the problems at all. What can really change our life are not opportunities[机会] but our attitudes [态度].”
武伊契奇出生于1982年12月4日。他一生下来就没有双臂和双腿，只在左侧臀部以下的位置有一个带着两个脚指头的小“脚”。
看到儿子这个样子，他的父亲吓了一大跳，甚至忍不住跑到医院产房外呕吐；他的母亲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直到武伊契奇4个月大她才敢抱他。
但是，武伊契奇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培养，而是希望他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学习。武伊契奇说：“父亲在我18个月大时就把我放到水里，因为他想让我有勇气学习游泳。”
如今回想起那段倍感艰辛的学习经历，武伊契奇认为这是父母为让他融入社会作出的最佳抉择。“那段时间对我而言非常艰难，但它让我变得独立。”
经过长期训练，残缺的左“脚”成了武伊契奇的好帮手，不仅帮助他保持身体平衡，还可以踢球、打字。他要写字或取物时，也是用两个脚指头夹着笔或其他物体。
尤文图斯：雷声大 雨点小
今年夏天，斑马军团在转会大门打开之前就宣布将有1.5亿的转会预算，最终转会投入达到了8575万欧元，放眼整个欧洲足坛，只有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引援投资超过尤文图斯。在意甲赛场上，尤文图斯毫无悬念当选“转会之王”，老妇人近五年投资达到了两亿。但是从前四年的转会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在最近四年里，尤文图斯一共换了五名教练，球员也是不断轮换清洗，却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核心球员，老将皮耶罗依然支撑着锋线，这并不是阿涅利家族想看到的结果。
虽然投入仅次于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但其实老妇人并没有近期太多大牌球员，唯一一直在联系的大牌球员阿圭罗，最终还是转投了曼城。“老妇人”只能以量取胜，新赛季尤文图斯一共引进了14名球员，其中身价最高的为1550万欧元买断的前卡利亚里前锋马特里，黑山人武契尼奇则以1500万欧元排名次席。可以看出，斑马军团其实在锋线上的投资最大，但锋线人员过多，也成了尤文图斯新阵容最大的问题，加上未转会被处罚的阿毛里，锋线上一共有八名球员，马特里和武契尼奇很有可能是新赛季的主力球员，替补席上坐着皮耶罗、托尼、夸利亚雷拉、阿毛里和亚昆塔五名前锋。正是锋线人员过多，导致球队一线队将达到28人，这对于球队结构和薪资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老妇人只顾着如何收购前锋，却忘记了处理掉没有位置的球员。
相比之下，尤文图斯的两个边路则相对轻松一点，为了适应新帅孔蒂的“424”阵型，球队补充了不少边路球员，埃利亚将成为尤文图斯左边路的主力，佩佩也将是合格的替补，而且孔蒂的“424”阵型对边路要求极高，两个前卫需要能攻善守，跑动能力必须十分出色，这样的轮换也利于球队长线作战。后防线则显得有些落寞，尤其是中后卫位置，现在看来还是博努奇、基耶利尼、巴尔扎利以及索伦森四人轮换，没有太多改善，两个边路不出意外的话将是德切利和利希斯泰纳，而两人的替补只有马尔科・莫塔和格罗索这些清洗未遂的球员，后防线显得十分脆弱。而上赛季正是后防线拖了老妇人的后腿，当时基耶利尼一受伤，球队就陷入了防守危机，这样关键的位置，新赛季却完全没有调整，只能说老妇人没有把钱花到刀刃上。
新赛季斑马军团又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示人，不出意外的话，首场联赛面对帕尔马，尤文图斯的首发11人中必然将有将近半数的新援，武契尼奇、比达尔、埃利亚、皮尔洛、利希斯泰纳都很有可能获得首发。其中埃利亚、武契尼奇都是在转会窗口接近关闭时才加盟，因此在赛季初必然有很多磨合的问题产生，加上孔蒂全新的“424”战术，老妇人新赛季的前景变数太多，难以预计，虽然整体实力有所提升，但如何管理一家豪门，才是孔蒂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
国际米兰：柳暗花明又一村
莫拉蒂的这个夏天过得十分煎熬，国际米兰阵中各种变数让他措手不及。莱昂纳多在5月时留队形势明朗，与蓝黑军团一起设计夏季转会战略，以至转会前期国米将目光集中在了南美洲，但莱昂纳多突然离队被巴黎圣日耳曼挖走，国米前期的转会运作受到重创。球队主帅没定数，转会自然也只能搁置，莫拉蒂和布兰卡开始了漫长的寻帅之旅。在贝尔萨、米哈伊洛维奇、卡佩罗、安切洛蒂和博阿斯先后拒绝了蓝黑军团的邀请之后，球队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国内教练之中，相比之下，加斯佩里尼更加熟悉国际米兰的球员，而且阵中阿根廷人众多，加斯佩里尼的进攻型打法也更加适合蓝黑军团。但缺少大赛执教经验，加斯佩里尼的前途并不被看好。
解决了主帅的问题，国际米兰又遇到了大牌出走的新麻烦。今年六七月，埃托奥留队形势明朗，斯奈德陷入多家争购，曼切斯特双雄、托特纳姆等英超球队都在对荷兰人穷追猛打，而且加斯佩里尼的打法中并没有他的位置，斯奈德看起来离队在即。但7月底埃托奥突然也陷入了转会传闻，俄罗斯安郅队开出2000万欧元高薪打动了非洲猎豹，最终埃托奥转会俄超，导致国米陷入了头牌中锋离队，没时间引进同量级替身的尴尬局面，这一直是莫拉蒂转会计划外的一部分，而此时斯奈德也还没有脱离转会风波，布兰卡一边寻找着新前锋同时还要安抚斯奈德，可谓是今年夏天最忙的人之一。在转会市场想找一名合适的中锋并不容易，而且意甲的税率导致球队开不起高薪来吸引球员，最终选择了乌拉圭国脚老将福兰，这也算是国际米兰夏季最成功的一笔转会。随后萨拉特又在最后时刻成功转会蓝黑军团，现在加斯佩里尼至少不用担心锋线无人了。
国际米兰夏季一共花费了3620万欧元，购入了9名球员，其中福兰、阿尔瓦雷斯都是主力球员，萨拉特也是半主力位置，所以蓝黑军团夏季转会还是较为成功的。尤其是福兰的到来，足以填补埃托奥离队的锋线空缺，乌拉圭人虽然在速度上不如猎豹，但在抢点方面丝毫不逊色，加上极为出色的控球技术以及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福兰让国际米兰的锋线实力有增无减。而且对于加斯佩里尼的三前锋战术来说，福兰这样跑位出色做球能力又强的球员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将协助国米对抗同城死敌AC米兰，争夺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冠军，阿尔瓦雷斯也是一笔很成功的买卖，这名阿根廷人主职是左边锋，将是国米新赛季这个位置的主力人选，他也还可以踢前腰，这在球队阵型变化成“4312”或者是“3412”的时候都有很大发挥空间。身高达到1.88米的阿根廷人没有丝毫的笨重，技术细腻，在球场上的活动范围很大。他具备长途奔袭的速度与体力，两条边路都可以踢，更重要的是他只有19岁，前景十分被看好。另外最后时刻从拉齐奥转投而来的萨拉特，效力蓝鹰军团时，他就展现出绝佳的技巧和速度，他能够弥补蓝黑军团锋线缺少速度的缺陷。
除了锋线之外，国际米兰夏季还为未来做了些许准备，引进本土新鲜血液，购入了桑普多利亚的波利，收回青训小将卡尔迪罗拉，以防突然施行6+5政策（一支俱乐部在一场比赛中必须保证6名本土球员上场，最多只能有5名外援登场），同时还能吸引本土年轻球迷。波利一直被誉为皮尔洛二世，在中场有很强的梳理能力，同时防守也不弱，攻防较为平衡，这对于后腰位置上的球员来说十分难得；年轻的卡尔迪罗拉也能给三后卫轮换带来一些帮助，这名意大利U21国脚从国米青年队开始就一直备受瞩目。
国际米兰新赛季最大的变数主要来自阵型，加斯佩里尼以往打的“343”，夏季转会也都是以三前锋标准来引进的。虽然这样能打出漂亮的进攻足球，但大开大合的打法在强队并不适用，而且“343”可能让斯奈德在队内没有位置，这是莫拉蒂不可以忍受的，加帅个人也承诺主力阵容中一定会有荷兰人的位置，所以“343”能成型还是一个疑问。蓝黑军团也有可能继续之前最擅长的“4231”阵型，加斯佩里尼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AC米兰：以静制动 稳中有升
意甲传统四强在2011年夏天都经历了波折，其中变化最小的当属AC米兰，抱着“不选贵的，只选免费的”的态度，红黑军团在这个夏季转会支出不多，一方面保证夺冠阵容的完整，另一方面又可以节省财政预算整个转会窗期间，米兰花费了4500万欧元的现金，大部分用于买断伊布和博阿滕，留住了绝对核心，还买进了塔伊沃、梅克斯这样的实力干将，同时还引进了沙拉维、阿梅利亚、阿奎拉尼和诺切里诺加强了板凳深度，米兰需要进补的后防线和中场实力都得到了提升。在转出方面变动很小，只有博列洛加盟罗马算是比较重磅的转会，但这笔交易其实之前已经谈好，而从他身上获得的这笔现金，恰恰够米兰买进沙拉维完成攻击线上的新老交替。此外，处理掉帕帕斯塔索普洛斯，米兰也回收了400万欧元；将德国小将默克尔的一半所有权卖出了400万，也算是加利亚尼的奇功。米兰整个夏天处理冗员一共得到了1800万欧元的收入，整体来说，米兰这个夏天离队的球员将近20人，真正伤筋动骨的却没有。
俄罗斯的地理形态具有开放性。在东方，平缓的大平原和辽阔的亚洲原野毫无阻碍地联结在一起。
古代罗斯，甚至原始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进程与东方、南方大草原上的邻居，尤其是与突厥语系的游牧民族(金帐汗国时都成为穆斯林)存在密不可分的历史、地理联系。俄国的主流历史学家都承认俄罗斯与东方、南方游牧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适应和相互同化现象。［1］10－19著名学者尼古拉·别尔佳耶夫说:“俄罗斯应当认识自己———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隔离者。”［2］28
彭树智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也注意到了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的地缘往问题。他说:“地缘往
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与时共进。俄罗斯地处东西方结合部，跨居欧亚大陆。这种帝国疆域，使俄国与近代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错，表现于政治交往的扩张性质。这种结合部的地缘文明，也孕育着20世纪苏联演变的缘由。”［3］10但国内学者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中亚5个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与北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分离运动，昭示着研究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历史交往问题的重要性。
一、交往的滥觞
伊斯兰教是从南方传入俄罗斯的。公元654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杰尔宾特，附近的居民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尔后伊斯兰教向北推进，与生活在南俄草原的可萨人相遇。737年，被阿拉伯人战败的可萨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799～809年，尽管犹太教是可萨汗国的官方宗教，但多数可萨人还是成为了穆斯林。著名学者巴尔托里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写到:“有大量伊斯兰教商人在可萨地方和它的首都:位于窝勒伽河(阿得水)河口的阿得。……可萨帝国西南在达格斯坦，是和伊斯兰哈里发国家接壤的。这里也常常发生军事冲突。”［4］124
正是在可萨汗国的土地上，俄罗斯与伊斯兰教发生了关系。8～10世纪，古罗斯人经常与可萨人发生战争，前者不时向后者支付贡物或礼品。中世纪第一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地理学家、波斯人伊本·霍尔达特别赫(820～890年)写道:“斯拉夫商人阿尔·罗斯是从遥远的故乡来到黑海和里海地区向可萨汗国的统治者缴纳什一税的人。”［5］124
罗斯人和第一批可萨穆斯林遭遇之日，也就是事实上与全世界进行通商贸易的阿拉伯人接触之时。在中世纪，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保持着长时期的历史交往，最主要的是和伏尔加河畔的卡姆斯克布加尔人接触。布加尔人于921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接受了巴格达哈里发的庇护。公元95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远征布加利亚，但以后的交往仍以和平为主线。987年，布加利亚的使臣首次来到基辅，这也是第一批到达基辅罗斯首都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他们是在得知基辅罗斯大公决定替换宗教(确立国教)的消息后匆忙赶来的。尽管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拒绝皈依伊斯兰教;但也可以看出，大公并没有取缔伊斯兰教。为了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他甚至还派遣自己的使臣前往信仰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其中的四位使臣在这个著名的中亚伊斯兰教国家变成了穆斯林。［6］418
按照巴尔托里德的意见，伊斯兰世界在9～10世纪时已经和俄罗斯有了相当广泛的密切联系［7］133。众所周知，贝琴涅尔人、盖波恰克人、鞑靼人是在和俄罗斯有了交往之后才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因而早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痕迹在这些民族后来的历史传统中还不时地表现出来。9～11世纪，罗斯主要是通过布加利亚与花剌子模进行商贸联系。当布加尔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布加利亚伊斯兰化之后，俄罗斯与花剌子模之间的商贸联系进一步加强。布加尔商人充当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的中间商。俄罗斯商人也是在布加尔商人的帮助下开通了从罗斯沿里海直至花剌子模的商路。
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商业贸易常常主导着俄罗斯与东南方的穆斯林民族之间良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还主导着共同利益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上的分歧而进行彼此合作。正是包括俄罗斯与穆斯林民族交往在内的商业贸易维系着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皮毛之路”和“琥珀之路”的交通大道，谱写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光彩篇章。
二、金帐汗国时期的广泛交往
在1237～1240年鞑靼—蒙古远征(包括征服俄罗斯)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起空前绝后的大帝国，统一了旧大陆的三分之二。蒙古远征东南欧属于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暴力交往，这种交往给俄罗斯社会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俄国学者杜别兹郭伊认为，莫斯科国家的形成得益于鞑靼人的统;蒙古势力的衰落成为俄罗斯强大的客观条件。列夫·古敏列夫将1200～1380年确定为“新民族—俄罗斯”的形成时期。这个所谓的新俄罗斯民族是在斯拉夫人、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芬兰—乌果尔人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8］132－135
金帐汗国的第一位穆斯林大汗———别尔克(1256～1267)在征服俄罗斯后的第16年(1256年)登上王位，汗国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终于在1312年取得优势地位，强悍的乌兹别克汗使整个金帐汗国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并下令取缔其他宗教文化。金帐汗国于14世纪末遭受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侵袭，首都萨莱残破，国势衰落。到15世纪时，金帐汗国的地方封建主坐大，分裂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小汗国。各个汗国境内的民族、人种成分极为复杂;但形形的居民却被上层统治者用伊斯兰教的旗帜联合起来。他们几乎持续不断地与俄罗斯开展各种各样的交往;还将俘获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当做自己的纳贡者和移民，通常是将其作为奴隶贩卖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中海世界。毫无疑问的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对来自于南俄地区的俘虏(既有突厥人，又有斯拉夫人)评价甚高。［9］21
在反抗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通过纵横捭阖而强大起来的莫斯科国家于1553年占领喀山汗国和1556年占领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事实上已是原先的金帐汗国所有土地的“合法”继承者和统治者。正是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俄罗斯人与穆斯林进一步展开了全方位的交往活动。
在军事交往方面，首先表现为俄罗斯军队的民族构成。在统一伏尔加和乌拉尔地区之后，俄军从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诺盖人、加尔梅克人和其他草原居民中招募了许多非正规的新编军队;穆斯林人数众多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军队组织模式也照搬金帐汗国，军团分为五队:大队(在中间)、右队、左队、前卫队和警卫队;俄罗斯接受了金帐汗国的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包括大炮。为了和草原游牧民(后来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进行斗争，俄罗斯使用了一些独具风格的军事制度文化，如哥萨克，其服装的外观式样和队列直到20世纪还能使人回想起他们的草原之根。曾属于可萨人的完整民众社团———诺盖人、车臣人、奥塞梯人的身世印记一直保留在哥萨克的家庭生活、武器、服装、风俗、民间文学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哥萨克派别的语言上。［10］6－10
哥萨克的出现实际上是俄罗斯和金帐汗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在草原地区有共同的漫长边界;广阔的南俄草地带向来就是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千年交往的大平台。穆斯林的轻骑兵一直到20世纪仍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劲旅。
在司法方面，俄罗斯更多地效法于蒙古穆斯林的法律文化。在金帐汗国统治者的影响下，俄罗斯引进了空前残酷的刑法，并参照金帐汗国制定新法律(1397年的德维罗斯条文和1497年法典)。基辅罗斯时期的法律中没有死刑，体罚只适用于奴隶;可在蒙古统治之后，却引入了死刑，并对官员和平民也进行体罚，开始使用脚镣、手铐、皮鞭等酷刑折磨。俄罗斯在金帐汗国解体后还引入了许多蒙古法律条文。此外，在盗贼的脸面上烙印，对叛徒砍头，对聚众闹事、盗窃教会财产、栽赃陷害、纵火及盗窃满三次者等罪判处死刑的法律也是学自于蒙古穆斯林的。［11］83
直到16～17世纪，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设立的小小法庭上行使法律权力者仍然被称为“亚林嘎”(出自于蒙古人的亚尔库———审判官)。在金帐汗国别尔克统治时期，花剌子模的商人垄断了整个金帐汗国(包括臣服于金帐汗国的俄罗斯)的商业贸易。俄罗斯的第一支商队是作为穆斯林商人萨拉伊的配手运送阿斯特拉罕的鲱鱼和鲈鱼前往克里米亚。后来，俄罗斯商队从近东穆斯林世界带来了许多先进文化:建筑技术、手工业、洗澡堂、输水管线、装饰图案、带有绘画的器皿、阿拉伯的几何学、波斯的诗歌和劝谕词、调味品等。这些比草原
游牧地区更精致的伊斯兰文化成果也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
在从罗斯到俄罗斯的转变过程中，金帐汗国的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军事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莫斯科当局以金帐汗残暴镇压的恐惧，或者以与金帐汗进行斗争为由来挟持俄罗斯民众，结束了基辅罗斯时代的市民议会和在市民中选举官员的传统。莫斯科大公模仿金帐汗国的大汗实行专制统治，也用大汗的封诰来对付市民的诉求和贵族反对派，以维护大公自己的绝对权威。金帐汗国的“八思哈”制度，将居民划分为“万户”、“千户”、“百户”、“十户”，目的在于征税方便和动员10%的居民服军役;而俄罗斯的大公根据自己的利益继承了这些使民众绝对服从和屈从的传统制度。
莫斯科新兴国家从金帐汗国借鉴的不仅是军事技术、甲胄、武器装备、军事管理方式，而且还包括社会管理的手段，甚至区分社会身份的等级制度———贵族(белаякость，白门第，贵族出身)与普通平民(чёрнаякость，黑门第，平民出身)都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尽管金帐汗国的大汗表面上没有干预俄罗斯各公国和教会的司法职能，但俄罗斯各公国都是广泛利用征服者带来的邮政系统———押么(ям)，从此出现了驿站车夫———“押么希克”(ямщик)一词。莫斯科公国继续采用金帐汗国混合体系的贡赋制度。金帐汗国统治60年后，巴思哈(蒙古地方总督)只是监督斯拉夫公国的税收官;直接收税者仍是斯拉夫的大公。他们将贡赋“剩余”留归自己。斯拉夫各公国自己制造货币，只是要有蒙古大汗的名字(在托赫达敏沙去世之前);后来的货币上同时出现蒙古大汗和斯拉夫大公的名字。在海关制度上，俄罗斯模仿蒙古人在货物上打印记，按突厥方式盖印章;还按照金帐汗国的模式设立以司库(源自于突厥的哈兹拉特或哈兹拉奇)为首的国库制度———卡兹拉(казна，源自于阿拉伯的赫扎拉хизана)。［12］365－367
金帐汗国的外交礼节也被莫斯科所借用，如禁止使节佩带武器，使节一定要带上礼物，以及关心、供养使节，等等。俄罗斯人学会了金帐汗国人的叩头风俗，还接受了蒙古人的一些婚姻文化与生活习俗，如通过相亲选择未婚妻，在加冕礼时挥霍钱财，等等。
吸收金帐汗国的各种遗产虽然远不是俄罗斯文化建设的全部，但俄罗斯的重大文化转型确实发生在金帐汗国时期。金帐汗国的统治是锻造莫斯科国家性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化的一所严酷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俄罗斯民族有了自我意识，打造出自己的性格特征，培育出为生存而战的顽强精神。俄罗斯在许多领域重新确立了源自半东方的拜占廷帝国的传统文化规则。蒙古人到来之前，罗斯是“君主主义、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规则的综合”;随着蒙古人的到来，罗斯保持的只是加强了的君主主义原则，并且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并将此说成是受“金帐汗国惯性作用的影响”。［12］340－342
16世纪，除克里米亚汗国之外，几乎所有原金帐汗国的土地都统一于莫斯科公国(俄罗斯)。俄罗斯在“解放”后所接受的鞑靼穆斯林的直接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16世纪，喀山汗国的生活方式和建筑风格对俄罗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的大型公共房屋都有一个小平台，这本是伊斯兰教专供号召穆斯林祈祷的宣礼员所使用的;葱头形状替代了教堂上面的圆形外罩;俄罗斯的建筑师在采用黄色和绿色瓷砖时，补充了红色瓷砖。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体现的就是“喀山风格”;当然，伴随着不少俄罗斯居民和建筑师被伊凡四世迁往喀山，喀山也出现了“东正教风格”的建筑与艺术文化。俄罗斯人一度普遍流行鞑靼人的服饰穿戴，俄罗斯女性接受了喀山大家闺秀在楼房深居简出的风俗。莫斯科吞并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后，大多数俄罗斯人留在当地与鞑靼人、楚瓦什人一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俄罗斯人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东正教会企图让穆斯林改信东正教的努力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在莫斯科吞并伊斯兰各汗国的同时，穆斯林封建主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合流与一体化也在加速推进;但穆斯林封建主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留着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三、近代的军事冲撞与文化交流
19世纪的俄国大规模地向东方与南方扩张，使其成为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到了19世纪末，俄国的穆斯林人数多达1800万。［13］135
穆斯林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俄罗斯人侵占这些地区后，诸如交往、冲突、仇杀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发生。1817～1864年，俄罗斯侵略军与保卫家乡的高加索山民进行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这场战争使200多万穆斯林不得不离开家园逃往奥斯曼帝国，他们中有契尔克斯人、车臣人、阿瓦尔人、阿布哈兹人。从此，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等地就出现了高加索山民的社团。［14］171－172
俄罗斯征服中亚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俄罗斯移植的军事行政体制巩固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封建秩序;当然，中亚并入俄罗斯使汗国之间的战争和内讧基本上得到了制止，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部落制残余，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俄罗斯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交流进程的不断深入。
为了消弭因军事暴力交往而引发的俄罗斯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情绪，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87年下令俄罗斯科学院印刷厂首次出版了完整的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后来又多次再版。它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再版书的典范，也是全欧洲的一项文化建设成就，得到了许多东方学专家的高度评价。1800年，俄当局允许印刷出版一切伊斯兰教宗教文献，1802年在喀山开办专门的印刷厂。到1806年时，已有一系列伊斯兰教书籍问世，总印数超过4万册，其中《古兰经》就达3500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俄国穆斯林中间传播，而且在俄全境流传，并成为后来巴赫奇萨莱、奥斯曼帝国、印度、埃及出版界的样本。［9］28
在搜集古代手稿、东方货币和其他穆斯林实物材料的基础上，彼得堡于1818年建立了亚洲博物馆，并成为俄国最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后改称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杰出学者在此从事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研究工作。早在1817年，国家公共图书馆———萨罗克特彼得堡图书馆(1814年开放)就拥有来自巴尔瑙尔的40件东方文件手稿;1828～1830年，运到国家图书馆的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献计有:166件保存在阿尔杰宾列的手稿、148件来自于阿哈尔齐赫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手稿、艾尔斯伦和达吉斯坦的42份手抄本、18部来自于波斯的手稿。俄罗斯人还在西方收购了一些伊斯兰教文稿。当然，更多的伊斯兰教文献来自于中亚。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伊斯兰教文献有:8～10世纪的阿拉伯手稿，来自克里米亚、浩罕、希瓦的档案资料以及喀山、阿斯特拉罕、布哈拉、塔什干、伊斯坦布尔、马哈奇卡拉的伊斯兰教文稿。俄罗斯人还收集从摩洛哥到伊朗的各个国家有关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书籍，以及伊斯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文稿200多件。［9］28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对东方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的重视与尊重，也为俄罗斯与伊斯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繁荣为俄国穆斯林认知文化、哲学、特殊宗教文化和心理素质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俄国境内穆斯林一体化进程;不同部族的穆斯林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俄国版图上的穆斯林一体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反映在文化生活方面。俄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穆斯林知识界;他们不但熟悉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而且也了解俄罗斯文化。在一些接受过近代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自由革新派———“扎吉德”①分子。他们号召穆斯林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通过革新，实现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其代表人物是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伊斯玛仪—别伊②·卡斯波林斯基(1851～1914年)。他终生致力于俄罗斯族人和穆斯林民族之间建立和谐亲善关系，主张俄罗斯族人与穆斯林应当亲近互助;认为双方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家园;两者都是俄国民族大家庭的儿子;与此同时，也坚决反对将穆斯林强制“俄罗斯化”，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了强制同化的徒劳无益及危害性，将其说成是“粗鲁的、丧失理智的”［9］28。卡斯波林斯基不余遗力所倡导的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各个民族团结和谐、各个国家和平共处的和谐观，以及消除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希冀通过提高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社会进步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理念在当时是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克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同情社会弱势群体。这些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局限性的人文理念是他自己长期以来进行深沉思考的结果，是世界近代思想史上的宝贵资源。卡斯波林斯基的理念是在俄国和伊斯兰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俄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