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02:03: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技助力精准扶贫总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把“大扶贫”作为“十三五”最重大的战略来抓，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求广大青年要自觉奉献青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多作贡献。在脱贫攻坚战中，共青团应积极行动起来，冲在前、干在前，做党的好助手、政府的好帮手、脱贫的好能手，调动广大青年积极参与到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发挥组织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要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
组织系统健全、社会基础广泛、体力智力充沛，是共青团的显著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以精准扶贫为目标，以智力扶贫为重点，围绕就业创业、科技支持、志愿服务等领域，扎实开展一批有声势、有力度、有成效的青年扶贫行动。通过选派青年人才到贫困村开展支医、支教、支农等扶贫志愿活动。引导广大青年积极到贫困主战场开展科技应用、科技创新、科技攻关、农业实用技术推广。要通过提供小额信贷、组织创业培训等方式，引导贫困青年参与电子商务、旅游服务、特色农业等产业扶贫项目，培养一批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开展青年创业致富行动。
树立大局意识，全力奋发作为。一是积极配合所在地区党委、政府抓好特色产业帮扶，通过开展结对帮扶等工作，鼓励引导各级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所在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提升贫困地区的自身造血能力，吸纳贫困青年就地就业。同时，支持贫困青年创办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走上创业致富路。
二是共青团在开展教育扶贫上有着较好的工作基础，可以着力帮助贫困学生解决吃饭、穿衣、出行、住宿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通过深化“希望工程”等品牌工作，广泛开展学生营养餐等资助项目，努力让贫困学生吃好穿暖，有尊严地读书。同时，广泛筹措资金，建设改善贫困地区图书室、网络教室、青少年宫、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等。
三是大力开展对创业致富带头人、科技工作者、青年教师等各方面人才的培训，为贫困地区党政部门培养熟悉现代农业、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青年职业农民队伍，培养素质优良、技术过硬的青年技术人才队伍，培养具有良好思想文化素养、爱教育爱学生的青年教师队伍。
四是发挥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优势，通过打造青年扶贫公益品牌、积极开展青年扶贫志愿服务等方式，当好桥梁，汇聚参与脱贫攻坚的各方力量。
扎根服务基层，磨练意志品质。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在青年时期树立了牢固的理想，就能够坚定不移、勇往直前地去实现人生价值。
党的方针政策，要靠基层组织落到田间地头； 群众的愿望诉求，也要靠基层干部带到工作案头。在助力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到基层去、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是广大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 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广大青年干部就是要勇于承担脱贫攻坚重任，到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为私所惑，不为邪所媚”，在脱贫攻坚一线砥砺品质，提升自己，做出贡献。
善于总结经验，注重宣传推广。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助力脱贫攻坚战中，要及时总结各级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参与脱贫攻坚的好经验、好做法。要进一步加强调研和指导，善于发现和总结共青团扶贫工作新成果和好经验，并及时上传下达，使好做法、好经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达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的；要进一步加大扶贫攻坚战新举措、新成果、新经验、新典型的宣传密度和力度，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舆论氛围。通过推出一批帮扶先进典型，一批脱贫致富成功案例，适时开展先进表彰，在全团、全社会营造投身大扶贫战略的社会氛围。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hanrui2009good”为你整理了这篇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开展情况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景洪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进入市场化运作，2020年4月30日，景洪市人民政府委托景洪市商务局与西双版纳中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景洪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运营管理协议》，并不断整合企业，继续深化推进项目持续发展。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公共服务
1、持续市场化运营。与景洪市商务局续签了景洪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运营管理合作协议。将再接再厉打造景洪市示范县升级版,聚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2、项目申报。
（1）景洪市申报“2020年景洪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由于景洪市不是贫困县，未获批。
（2）景洪市申报全国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工作督查激励典型县，荣获全省评分第二名，2020年9月，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统筹下达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存量资金的通知》，景洪市荣获奖励资金500万用于继续实施和加强农村电商项目。
3、加强对站点的运营管理，接入农产品上行的供应链，提供运营指导支持。对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州分公司共同整合景洪市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及景洪市电子商务物流服务站，确定45家景洪市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于2020年5月22日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召开了2019年度景洪市乡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奖励表彰大会暨2020年度电商运营研讨会议。会上表彰了2019年十佳服务站和农产品上行网销奖励，并对2020年的电商发展做了规划，会中就邮政快邮驿站共配系统的使用进行了深入讲解。
4、参展。组织景洪市优秀电商企业、淘宝主播达人、快手主播达人参加景洪市第二届东风柚（东试早柚）文化节，18位扶贫主播参展文化节，开展柚子直播推广。
5、平台合作。2020年10月12日，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邀请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组成一行6人考察团赴景洪市对普洱茶直播电商发展情况及直播基地落地可行性进行调研。
6、开展以直播为主的助农活动，带动农产品上行。
（1）2020年1月，勐养青枣节，景洪市公共服务中心组织了8位主播利用快手、淘宝直播平台宣传和销售青枣，短视频浏览量超过151.4万次。以景洪曼回短怡农水果种植专业电商平台和直播团为主，通过电商已经出货400余吨，20余万件。其中2.5kg装的大果最受市场热捧。
（2）疫情期间，景洪市农产品面临滞销，景洪市人民政府联合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与嘉宾邀请著名主播薇娅前来助力，联合了傣乡农特、南拾、云上春天、滇云蜜雨、果域皇旗舰店参与了直播助农活动。4月15日，通过1个小时的公益助农直播活动收获累计超过1945万的在线观看人次，售出农产品共计195759份，销售额达5246682.35元，有效惠及西双版纳195个村庄的1750户村民。
（3）疫情期间，景洪市人民政府联合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栏目组，在官方微博开通“助农小店”，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协助8家企业入驻微博助农小店和京东云南扶贫馆。
（4）2020年5月22日，景洪市人民政府市委副书记杨华变身“带货达人”，推介景洪市优质农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5）2020年5月至今，联合本地淘宝主播开展乡镇赶摆街走播带货，其中傣家小玉、雨林蜂蜜、寻味七彩云南、茅草屋山货等淘宝达人直播销售初级农产品超过100万元。
（6）2020年9月30日，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协助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勐甘村的90后快手主播佤族小伙匡科戌直播助销勐海县曼伞村果农的百香果5000斤，服务中心在物流运输、产品分级分拣、打包、售后方面提供保障！
7、疫情区间积极对接渠道和资源帮助西双版纳州解决滞销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1）建立了西双版纳农特产品对接群，整合了耗材商、物流企业、合作社、基地主、渠道商等联系人以便产销对接。
（2）派出专员整理了各家供应商、合作社、基地主的农产品信息表及各种通行证模板专职对接各企业、农户的销售运输问题。
（3）通过西双版纳报、美丽景洪、景洪市电视台、西双版纳广播电视台等15个媒体公众号帮助西双版纳州滞销果蔬信息，加大宣传力度。
（4）截至2020年2月27日全渠道累计销售果蔬10176.9吨，其中景洪5287.9吨、勐腊4039吨、勐海850吨。
（5）助力嗖嗖农超、龙乐公司同城配送业务实现无接触配送，给市民带来了购物便利，也解决了本地小型农户的滞销果蔬问题。
8、景洪市电子商务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在农产品上行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1-10月份共实现入仓水果1401吨，共计出库486508单。
9、2020年1-7月电商交易额。
根据第三方大数据权威机构—北京欧特欧咨询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1-7月，景洪市网络零售额87142.2万元，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达到48796.9万元（农产品销售16923.5万元），销售量4300万件，同比增长27.8%；非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38345.3万元。2020年1-7月，景洪市参与直播的商品数为4798个，投放率为31.5%；参与直播的商品实现零售额10349万元，零售量678.4万件；直播场次达5049场，累计观看人次1896.2万人。
（二）电商培训总结
1、培训情况。2020年1月至10月30日，针对创业青年、返乡大学生及农民工、农村创业青年、致富带头人电商合伙人开展了电商培训4期，共培训4972人次（建档立卡贫困户4人）。其中疫情期间开展线上公开课培训，社交电商培训112人次，抖音短视频培训4737人次；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1期，60人次；高级直播电商培训班63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人。
2、引进企业投资建设“云南省淘宝直播村播学院西双版纳州分院”。学院由西双版纳中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落地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全市网商提供更丰富、更高层次的电商知识培训，并与省商务厅一县一品云品出滇组委会对接，为全市网商创业者接入128个县市的农产品供应链。2020年4月8日开展“人人当主播 寻源普洱茶”云南省淘宝直播村播学院西双版纳州分院揭牌暨第一期直播高级培训班，该次培训班共有21名学员参与并顺利结业，其中有四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两名服务于建档拉卡贫困村的村服务站合伙人。学院为考核前三名学员及两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开通淘宝直播达人号。目前有四位达人通过带货初级农产品突破月销售额5万元以上。淘宝直播ID分别是：雨林蜂蜜、傣家小玉、寻味七彩云南、茅草屋山货。
3、引进企业，建成橙子网红孵化基地。
4、培育出7位持证的农村电子商务讲师、1位直播电商讲师，获得商务部旗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CIECC认证的T1级电子商务讲师资格证。
（三）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已建成一个市级邮件转运中心，完成县乡村三级体系建设。引进邮政快递和“四通一达”等物流快递企业，重点与昆曼公司，金象公司合作，丰富发运班线，充分发挥洪市三级农村快递物流服务体系的功能；共开设快递物流运输线路13条物流运输线路，其中航空线路1条，连接昆明、普洱，履盖全市所有乡镇和部分村委会，进出口邮件均能到村一级。
（四）电商扶贫
1、对接西双版纳州扶贫办、景洪市扶贫办，联合西双版纳溢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大渡岗乡和基诺山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赠送百香果苗共50000株，果子成熟后由西双版纳溢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保底收购。第一批20000株果苗已经在备货中。
2、西双版纳中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双版纳邮政公司、普文镇电子商务服务站、景洪市濠米农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溢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参与市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电子电话会议荣获“景洪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3、2020年5月20日对接了8款产品上了向往的生活微博助农小店。上架的8款产品分别是西双版纳糯玉米、景洪特产有机新鲜牛肝菌、坚果花蜜、同庆号普洱茶、手工柴烧傣陶孔雀杯、爱伲小冬瓜猪肉香肠、有机刺山药挂面、橡胶树种子油（雨林坚果油）。将继续辅助更多企业完善产品标准化助力西双版纳农产品上行。
4、2020年5月21日将上了向往的生活微博助农小店产品推荐上架到京东中国特产·云南扶贫馆。
5、2020年6月30日，景洪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协同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以及勐龙镇勐宋村委会驻村工作队到勐龙镇勐宋村委会蚌半村小组开展“电商助农扶贫”活动，活动中企业代表-西双版纳中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贫困户茶叶1万元。
6、2020年?7月31日，景洪市商务局协同西双版纳中畅科技网络公司、景洪曼阁源果蔬有限公司、大勐龙桥头加油站三家爱心企业到景洪市勐龙镇曼戈龙村村委会小棵木村小组开展“电商扶贫，爱心捐资”活动，三家企业分别捐赠1万元，支持村委会改善村容村貌。
二、存在的问题
1、由于配合建设景洪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景洪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原有的创业孵化中心和培训中心1/2部分划归景洪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使用，原签约办公入驻企业均签署了补充协议，从服务中心搬离。
2、景洪市大数据系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以于2020年1月到期，需要财政列支续费方可继续获取第三方权威检测数据，持续进行商务部数据每月报送工作。目前溯源码还有40万枚待使用，需要财政列支续费平台维护费。方可继续推进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积极转变农产品网销方式。以直播、短视频为手段，实现人人直播、村村直播的目的，使电商创业不再难。联合云南省淘宝直播村播西双版纳州分学院，建立市级直播室和直播产品库，鼓励本地网商、老百姓用新方法、新方式加入到电商创业的队伍中来。
（二）?加强区域品牌推广。联合西双版纳州和景洪市委宣传部、电视台，开展电商主题宣传季活动，以电子商务为媒介和手段，开展农产品线上促销活动。
（三）加强政策扶持。研究出台更加符合现阶段的电商产业发展实际的招商引资、奖励扶持政策，吸引电商企业投资建设。
【关键词】铁塔 成本造价 变量模型 预算 共建共享
doi：10.3969/j.issn.1006-1010.2016.01.008 中图分类号：TN9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10（2016）01-0039-06
引用格式：孟新予，万能. 通信铁塔工程建设成本造价分析与建议[J]. 移动通信， 2016，40（1）： 39-44.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 on Construction Cost of
Communication Tower Engineering
MENG Xin-yu， WAN Neng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communication tower engineering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Data in existing network decomposed on levels of point and plane to extract and summarize main factors to affect the feasibility of cost. The features and laws of different key lin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ower engineering project were addressed. Key factors to affect construction cost were presented and the variable model of the cost was built to provide a reliable reference to subsequent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control construction cost.
[Key words]communications tower cost variable model budget sharing and co-construction
1 引言
随着2014年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电信行业内铁塔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问题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各通信运营商的基础设施建设即均由铁塔公司来统一承建，这将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缓解基站选址难共享难的问题，提升行业投资效率，从机制上进一步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目前铁塔公司已开展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为满足国内4G网络的建设需求，铁塔公司投入大量资源进行铁塔类项目建设。由于需满足多家运营商的网络覆盖需求，铁塔公司在铁塔项目建设的进度、质量和成本方面都存在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为了保障交付进度和质量，导致部分站点建设成本居高不下，亟需进一步研究影响建设成本造价的关键因素，并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
2 分析思路
基于铁塔公司及各通信运营商现网实际站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针对新建地面塔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包括塔身、塔基、机房、基础、电源、配套、市电引入等新建室外站点涉及的所有基础设施。
总体分析过程按面和点两个层面开展，在面层次上基于大量的站点数据就影响单站造价的主要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分为建设方式、场景分类、塔桅类型、塔高等维度。在点层次上基于典型站点数据进行全面拆解分析，从关键指标、规模用量、费用预算等角度分析研究。
通过以上面层面和点层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尝试找出影响铁塔工程建设成本的主要指标因素，并形成相应的成本变量模型，为后续工程建设成本造价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3 成本造价合理性分析
铁塔工程建设成本由多项费用组成，包括塔身、塔基、机房、配套、电源、市电引入等，同时还涉及设备费、材料费、施工费、设计费、监理费等多种费用类型。具有项目多、费用多、组成复杂等特点，同时还要保障生产安全和运营安全等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处置不合理将会导致成本造价的抬升，从而影响投资效率和共建共享的成效。
但任何一个站点的建设成本均存在其合理性，将建设成本合理性分为三个层次：
（1）基本合理造价：普遍认为可接受的成本造价范围，未考虑建设地个性化的特点和需求，非本次研究关注重点;
（2）预期合理造价：造价高的原因中预计存在部分原因是合理的，由建设地的客观因素所决定，符合当地建设特点;
（3）预期可控造价：通过典型站点分析寻找引起造价偏高的具体原因，并具备进一步合理控制的可能性。
下面将对影响成本造价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预期可控造价。
3.1 面层次分析
通过对800余个新建地面塔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多个维度研究影响成本造价的主要因素。
（1）建设方式
铁塔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应满足各家运营商的多种需求，目前主要按照接入运营商的数量来进行基本区分，即独家使用、两家共用、三家共用这三种主要情况。从经验来看，接入运营商的数量将直接影响铁塔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成本，但从实际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不同建设方式对应的单站造价有着一定的分布特点：
1）三家共用造价水平最高，相比两家共用高出约30%;
2）独家使用造价比两家共用还要高，但差距较小，约在10%以内;
3）两家共用单站平均造价最低，是较为经济的一种建设方式。
建设方式对单站成本造价的影响如图1所示：
由此可见平均造价水平与建设方式的选择有着直接关系，铁塔公司在建设中需要合理选择此方面的资源预留，以免造成投资浪费。
（2）场景分类
铁塔的建设与各家运营商的无线网络覆盖需求直接相关，随着4G业务的快速增长，郊区农村的建设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从实际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郊区、乡镇、农村的单站造价相对较高，这主要受基站覆盖区域大小的影响，如果某个地区此类场景建设量较大则单站平均造价将会偏高。建设场景对单站成本造价的影响如图2所示。
（3）塔桅类型
随着城市建设和业务需求的不断变化，在满足同等覆盖需求的情况中也存在多种类型的塔桅选择。通过对实际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角钢塔、仿生树和景观塔的单站平均造价相对较高，在工程建设中要注意合理选用。塔桅类型对单站成本造价的影响如图3所示：
（4）塔高影响
从经验上看，塔身越高成本造价越高，相应塔基的造价也较高。但从实际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来看，虽然高度与成本造价相关，但并非是直接线性关系，其中还受塔桅类型和地质条件的影响。塔高对单站成本造价的影响如图4所示。
（5）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知，建设方式、场景分类、塔桅类型和塔高均直接影响建设成本的高低。建议在铁塔工程实际建设中合理预留共享资源、减少角钢塔和景观塔的使用比例，可进一步降低总体造价水平。反之如果这几项影响因素占比较大，则会带来总体造价水平的提升，建议给予重点关注。铁塔工程成本造价综合因素影响分析如图5所示：
3.2 点层次分析
对新建地面塔的单站点数据进行全面拆解、统计和分析，包括设计文件、预算、图纸、结算材料等与站点相关的所有信息资料，基于单站共计拆解关键指标约140余项，深入研究导致造价提升的不合理因素。
（1）铁塔造价分析
基于关键指标、规模用量和成本费用的对比分析，发现存在以下不合理因素，从而抬升了建设成本：
1）塔型影响
美化树对塔身造价影响巨大，相比单管塔高出约2000元/m;景观塔对造价影响仅次于美化树，高出约1000元/m（单管），建议关注其必要性。
2）主材影响
站点杆体材料型号通常使用Q345，而某个站点使用了Gr65，虽然使用新型材料用钢量节省了23%，但单塔身造价却多出了18.9%，导致经济性较差。建议慎重选择新型材料，确保能够降低单站总体造价。
3）基础类型影响
采用锚杆基础造价较低，但受地质条件限制不具备推广性。受地质影响桩基础使用比例较高（>70%），这也将提升塔基造价水平。
4）预算费用影响
部分站点塔基预算中计取了材料检验试验费、预算包干费和独立费等非常规费用，对造价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影响程度最高超过了20%。
（2）机房造价分析
目前机房建设普遍采用一体化机柜，其造价可控程度较高，但通过分析仍发现存在以下不合理因素：
1）机柜数量配置影响
部分站点机柜配置数量与需求存在差异，存在资源预留情况，这样将提升建设成本。
2）基础建设方式影响
机柜基础存在按运营商独立建设和统一建设两种方式，统一建设实际单位造价略低于独立建设，建议在满足运营商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尽量选择统一机柜基础。
机柜基础使用砖基础，单位造价相比混凝土将会节约500元/m2，建议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砖基础。
3）预算费用影响
部分站点机房基础预算中计取了材料检验试验费、预算包干费和独立费等非常规费用，对造价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影响程度最高超过了10%。
（3）外电引入造价分析
随着郊区站点建设需求的逐步增大，外电引入逐渐成为总体造价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分析也发现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
1）引入方式影响
电缆敷设方式及距离对造价影响较大，如采用顶管的费用占比超过70%（占总接入费），对引入方案的合理性需重点关注。
2）预算准确性影响
部分站点存在预算费用与结算费用差额较大的问题，差额大于10万元/站，外电引入费用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应进行上限控制，将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4）预算编制问题分析
预算直接反映了工程建设总成本，规范严谨的编制预算对于合理的控制造价也有关键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存在以下不合理因素需要重点关注：
1）费用取定标准影响
物业协调费、租赁费取定缺乏标准依据将导致预算造价虚高，应予以关注。设计费、监理费、管理费和安全生产费取定标准应统一，避免同类费用出现较大差异。
2）定额换算影响
部分站点在塔基和机房基础工作量计算时均采用了定额换算方式，将增加人工费用，对人工费影响较大，建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定额换算的标准和要求。
（5）小结
通过以上详细拆解分析，发现了影响铁塔工程建设成本的不合理因素，并将其归纳总结为8类，详细如图6所示。建议以这类因素为基础，进一步规范相应标准和要求，将能有效控制单站的建设成本。
4 成本变量模型研究
基于实际样本数据的拆解分析，发现了影响铁塔工程建设成本造价的各类因素，需要将其进一步抽象提炼，通过对相关变量的合理控制达到降低建设成本的最终目标，将变量定义为不可控和可控两类，并对变量按照对造价影响的高低进行组合排序，形成以下模型。
（1）不可控变量影响模型
铁塔工程建设成本造价不可控变量模型分析如图7所示。
（2）可控变量影响模型
铁塔工程建设成本造价可控变量模型分析如图8所示。
5 结束语
通信铁塔工程建设成本造价控制是一个不断优化提升的过程，相关影响因素和变量也将随着客户需求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建议铁塔公司在造价控制方面首先需要明确导致建设成本造价高的合理因素，满足共建共享的要求;其次要提出能够降低造价的事实依据，将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再次应统一造价的核算标准，减少人为控制造价的因素;最后执行严格的造价控制办法，通过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合理控制造价。
参考文献：
[1] 褚先欣. 移动通信基站铁塔的选型及设计[J]. 中国新通信， 2013（20）： 108-109.
[2] 史俊青. 通信铁塔安装工程设计施工[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 2003（12）： 44-48.
[3] 王丽. 通信铁塔的设计与维护策略初探[J].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2015（6）： 116-117.
[4] 牛德龄. 通信铁塔选址与基础设计的关系研究[J]. 科技创新与应用， 2015（24）： 266-267.
[5] 韩炳忠. 移动通信基站铁塔与机房的设计优化[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 2003（5）： 12-16.
[6] 濮立松. 通信铁塔的选址与基础设计的关系[J]. 通信世界， 2005（47）： 52-53.
[7] 梁强. 基站通信电源及其监控系统的设计与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07.
[8]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铁塔项目分场景建设指导手册[Z]. 2014.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通信建设工程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及相关定额的通知[Z]. 2008.
[10] 吴晓岚，张世民. 通信工程项目管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中国电信：助力实施“互联网+精准扶贫”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互联网+精准扶贫”行动推进合作协议》。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主任、欧青平副主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杨杰总经理、杨小伟副总经理、高同庆副总经理出席签约仪式。
此次中国电信与国务院扶贫办开展“互联网+精准扶贫”合作，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建设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构建扶贫大数据平台，共同推进扶贫领域信息与通信的融合，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信息化的水平。
(2018年12月)
2018年以来，旅游办认真落实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招商大会、重点项目现场推介会确定的全市旅游跨越发展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全方位宣传”的发展思路，在项目谋划、服务水平提升、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与全域旅游互补、本土游与异地游并存的旅游产业格局。全年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及增幅均位有所提升。现将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项目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年初以来，我们以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形成“在建项目促运营、中期项目做前期、远期项目进储备”的建设格局。2018年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亿元，其中项目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基础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
1、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续建项目。该项目以蒙古汗廷文化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天山生态庄园为节点建设南农耕乡村旅游环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18亿元。蒙古汗廷文化园完成投资5.5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8000万元，总计占地2548亩，已经完成生态丘陵、非遗文化走廊、草原景观、入口广场、现代游乐园和家庭宾馆六大主题片区建设，全市旅游产品新闻会在此成功举办；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完成投资5700万元，其中2018年投资1600万元，完成三个展馆主体建设，生态产业馆完成内部布展，其余两个展馆正在布展。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项目完成投资4800万，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900万元，铭欣庄园完成了家庭宾馆、餐饮接待区、会务接待区、院内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2018年新建水上乐园、垂钓园、赛马场等娱乐设施，已经具备休闲度假接待能力，全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在此成功举办；天山生态庄园已完成投资1100万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250万元，已完成儿童乐园、餐饮接待区和宾馆住宿区建设；
2、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北环线新建项目。该项目以新地村的盈丰庄园、代白乌苏村的山水田园度假区、苏鲁鼎游牧区、凤凰山村的凤凰山庄为节点打造北林木乡村旅游环线。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497万元，其中盈丰庄园完成投资1000万元，建设完成葡萄采摘园150亩，暖棚蔬菜水果采摘15栋，保鲜库1处；代白乌苏山水田园度假区完成投资497万元，建设完成蒙古包民俗、杜鹃湖、花海种植、果园回购、旅游接待中心等；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投资800万元，已完成游牧文化展馆和基本接待设施建设；凤凰山庄完成投资200万元，建设完成农家乐接待中心、垂钓园等项目。
3、现代草业博物馆观光旅游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建设，主要建设服务综合体、草种研发区、草原休闲度假、旅游及草原文化体验区及配套设施。截止目前完成2期绿化一阶段任务，包括景观池周边及园区主入口两侧的绿化任务，总计栽植景观乔木2000余棵，景观灌木约5万余株，大宗电子平台以及中国草业博物馆装修设计方案正在进行中，跑马场以及骑行路正在设计中。已完成投资累计7500万元。
4、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继2017年与大连银泰旅游集团签订了阿旗全域旅游开发框架协议后，又签订了《阿鲁科尔沁旗文旅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为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的推动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目前，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已经出炉，规划打造乌桓沟度假区、非遗原始游牧区、牧云歌山地草原综合服务区三大区域、6个游客集散中心，融旅游+文化+体育+绿色教育+心灵修复+生态农业+医疗养生+健康科技孵化为一体的AAAAA级国家风景区，推动阿旗政府与大连银泰集团共同组建了蒙元文体旅有限公司，用于景区的建设、运营。启动了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旅游的规划编制工作，2019年3月末前完成规划审批工作。
二、夯实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完善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旅游产业公共服务水平。
1、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情况。国道303线一级公路贯穿我旗东西，东与通辽市开鲁县接壤，西与巴林左旗承接，全长118公里，目前道路主体及交通安全附属设施建设全面完成，11月已通车。省道210线已完成路基垫层和桥涵建设，已铺设下面层沥青100公里，预计2019年全线通车。国道303线、省道210线累计完成投资20.4亿元。代白乌苏采摘园7.1公里、绿田园草业3.6公里等乡村旅游公路已于9月底全部完工。通用机场具备使用条件，主机场飞行区全部建设完成，并且取得了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完成投资7750万。旗内南北通达，旗外立足赤锡、面向东北的立体旅游交通格局逐步形成。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一是完成了太平庄和汗廷文化园两处自驾车营地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二是旅游厕所建设项目有序实施。2018年启动建设旅游厕所12座，已全部开工建设，截止目前完成投资150万元。在争取全市旅游厕所资金配置方面排名第二。三是旅游标识系统逐步完善。蒙古汗廷文化园、铭欣庄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园区内投资30余万元，制作安装了景区导览图、导向图、标识标牌等并安装完成投入使用，信号网络与核心景区建设同步实施。
三、宣传造势，开启大营销。
坚持品牌宣传、活动造势、网络营销“三驾马车”一起上，宣传大品牌，形成大人气，营造大氛围。在营销载体上，采取新媒体与平面媒体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开展了以上微信、旅游产品上销售平台、上旅游推介会为主要载体的形象推介活动，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强影响力。在营销形式上，采取内功修炼与外攻突破相结合。一方面，做实基础，搭建平台。编辑制作了一张旅游宣传片《纯净草原的诗和远方》和一本文明旅游宣传册。另一方面，进出结合，拓展市场。先后邀请多家媒体宣传报道阿旗旅游，组团走出去赴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举办了阿旗主题日活动，两次赴北京参加“四县两旗”旅游产品推介会。将我旗旅游品牌推向了更广、更大的舞台。在营销内容上，采取大节庆、大事件相结合。举办了奶香飘那达慕大会暨奶食品制作展示，承办了赤峰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金秋十月”旅游产品会，积极筹备第五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流会相关工作，助推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成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升了阿旗知名度，赢得了客源，带动了旅游经济。
四、认真实施旅游扶贫，全力落实帮扶责任。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家在精准扶贫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动了扶贫事业发展，为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阿旗旅游办办积极推动旅游扶贫政策落实，联络天山镇，共同争取扶贫资金1000万元，建立了太平庄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园，采取政府+企业+第三方平台模式，先期资产收益，后期成立基金，形成长效机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2户，837人脱贫致富。
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帮扶责任。根据先锋乡西山村村情、民情，定期研究帮扶工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每月2次带队到西山村开展工作，切实帮助嘎查村和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选派驻嘎查村干部工作，按照旗委要求选派副主任张国良驻西山村、宣传促进股股长王玮琦驻前岗台村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了派驻干部日常管理、后勤保障、补贴等工作；认真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确保单位全体帮扶责任人每周入户走访不少于1次。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薄弱。全旗旅游产业起步晚，历史欠账较多，是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最大瓶颈，即将建设的核心景区交通条件滞后，旅游标识、信号网络、接待中心、电力配套等基础设施不足，有的还处于空白，严重制约了核心景区的开发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二）对景区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两年来虽然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没有拟定发展旅游产业的具体奖惩制度，还没有形成全旗上下发展旅游产业的共识。
（三）保护性开发建设与各部门政策的衔接研究不够深入，如游牧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在前期手续办理上受到各类交叉政策的限制，影响了前期筹备工作的进展。
三、2019年工作计划
（一）启动罕山核心景区建设。
一是围绕北部原生态草原游牧区，立足“纯净”主题， 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建设，该项目2019-2020年计划投资1.5亿元，目前正与当地牧民洽谈合作方式，利用有效时间，加快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估报告、节能、项目备案审批等各项前期手续，启动用地预审和规划许可，确保该项目按计划启动项目建设。
（二）完善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
确保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线7个节点建设全面建成运营。提高太平庄铭欣庄园接待能力，完善水上乐园建设，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营销宣传网络。扩大规模，内涵发展，增加项目运营、增收的积极互动。北环线整合先锋乡旅游资源，发展区域性乡村旅游。引导先锋乡将诗语养殖创业基地与盈丰山庄以及笤帚加工车间等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形成区域特色。全面实施代白勿苏山水田园项目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探索拓展运营模式，启动招商计划，引进资本，延伸投资，拓展古村落、攀岩等项目发展。继续完善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侧重民族和民俗文化展示，完善游牧文化展馆、游牧文化体验区、重点发展蒙元民族民俗展览，作为核心景区的有效补充，打造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
（三）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和智慧旅游等基础工程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为全旗旅游大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条件。
（四）强化旅游宣传营销工作。
围绕“纯净阿鲁科尔沁”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促销推介。一是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体旅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工作。二是举办全旗第三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三是充分利用手机微信平台、自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我旗旅游新动态。四是搞好推介宣传。积极参加省内外和全国性各种旅游博览会、推介会等，充分发挥平台展示功能，全面投放旅游宣传资料，做实我旗旅游形象宣传。五是开展摄影专题宣传。举办“纯净阿鲁科尔沁”摄影比赛及摄影展，结合每年6月游牧大迁徙活动、阿旗四季风光等，邀请对口帮扶单位北京昌平区摄影家协会协作完成。
（五）加强旅游商品推介。
一是筹建阿旗旅游商会。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旗旅游事业的各项产业发展，由旅游办牵头筹备组建我旗的旅游商会。业务归旅游办指导，以我旗涉足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单位、企业、个体为核心会员，成立一家社团机构平台。主要服务于我旗旅游产业发展，企业资源信息共享、拓宽我旗旅游商品的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为我旗旅游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服务，做好穿针引线工作。二是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的工作，发挥好商会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地区的企业商务交流，做好我旗旅游商品的推介销售指导工作，及时传递相关政策、企业内的培训需求、项目引荐推广等相关领域工作。
（六）助推阿旗旅游提档升级
（一）特色亮点
一是全力完成收入任务，力争实现收支平衡。截至11月底，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5547万元，同比增长23.8%；预计全年能完成人代会批准的目标任务49230万元。到11月，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实现支出180350万元，同比增长1.9%；预计全年完成支出189000万元，较上年增加15260万元。通过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努力实现全年收支平衡。
全县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8329万元，同比增加9522万元，增长108.1%。
二是优化结构，推动平稳运转。坚持“过紧日子、过好日子”，预计全年压减一般性支出10%以上，民生支出占比超过一般公共预算的70%；我县“六保”“六稳”工作有序推进，财政运行良好。
三是全力保障，确保扶贫成效。紧紧围绕脱贫攻坚规划和目标任务，聚集“两不愁、三保障”，科学规划安排扶贫项目资金。截至11月底，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投入6891万元，比2019年增加3884万元，增长130.9%，其中，县级配套资金3181万元，比2019年增加1166万元，增长57.62%，形成财政扶贫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扶贫投入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相适应，有效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求。
四是主动作为，抓好重点工作。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全力保障重点工作投入，投入肺炎疫情防控资金3344.1万元；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资金3989.96万元；乡村振兴12532.44万元；脱贫攻坚县级配套资金3281万元；助力企业发展3463.17万元；入股四川银行5005万元；解决金糖司等企业安置资金1954.5万元；四好公路建设和乡村公路建设资金4199万元；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875万元；乡村文化旅游节（冬季）活动经费和西瑶镇布衣三寨国家AAA级风景区建设资金487.1万元；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资金5271.71万元；安排体育广场、法治广场、公租房一期历史遗留问题资金4764.43万元；机关幼儿园等三个幼儿园建设资金4415万元，卫计妇幼中心建设1102万元，扎实推进全县各项重点工作顺利开展。
五是优化程序，严格投资评审。坚决做到从政府项目预算资料的审查接收、评审人员的安排、评审过程、结论复核，全部通过评审管理程序规范运行，确保整个评审环节的合法合规。截至11月底，共评审项目200个，送审140121.4万元，审定133434.8万元，审减6686.6万元，审减率4.8%。
六是形成合力，常态化资金监管。对我县直达资金分配下达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全面掌握我县直达资金分配下达及使用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截至11月底，我县财政直达资金及特别抗疫国债共分配资金26628.25万元，实际支付24049.5万元，支出进度为90.32%。
七是大力清理，盘活闲置资产。对全县139户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及闲置资产进行清查，共计清查出经营性及闲置资产203处，总价值1.49亿元。并将其中产权明晰、价值1414.58万元的22宗资产，移交农文旅司和国资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二）各项工作推进情况
一是大力推进脱贫攻坚补短补差工作。共规划实施脱贫攻坚补短补差项目137个，其中安全住房及住房功能改造项目12个，解决建卡户242户615人居住条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施安全饮水等项目55个，受益人口1374户6052人（其中贫困户636户2801人）；实施基础设施项目50个，计划完成通组路、产业路、入户路164.9公里，解决3580户17900余人（其中贫困户1124户5704人）产业发展、交通运输行路难问题；开展公共服务设施、雨露计划、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巾帼行动计划”、“扶贫保”、贫困户公益岗位等项目20个，受益贫困户3544户15748人，扶贫成效显著。
二是持续有序开展乡村振兴。积极配合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争取上级投入，有序开展乡村振兴、现代农（林）业园区建设，安排资金2569万元支持产业发展。
三是切实加强民生保障。截至目前，代缴1.61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金额404万元；代缴1.7326万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额173.26万元；安排困难群众价格临时补贴1696.06万元。
四是建章立制，加大盘活力度。在存量资金季报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存量资金管理，实行动态清理和盘活机制。截至11月底，收回存量资金11156.47万元，按原用途保留3034.49万元，统筹使用8121.98万元。
五是扎实有效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进一步提升评价广度、深度和质量，充分挖掘资金使用的最佳效益、最大潜能。2020年选取支出绩效评价项目77个，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资金总额5.258亿元。
六是全力推动PPP项目。继续实施教育均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第一期）项目。同时，推动黑水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及乡村振兴（PPP）项目（第一期）规划，争取今年进入财政部PPP项目库，全力争取明年动工实施。
七是及时兑付惠民惠农补贴。2020年1-11月通过“一卡通”发放监管系统，发放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共41项，发放金额12915.90万元，占到位资金的92.45%。
八是圆满完成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按照省州关于开展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要求，由财政局牵头，协调组织部、档案馆和城南城北社区等部门，于10月底圆满完成15户国有企业560名退休人员（其中：82名退休党员）的总体移交和接收任务。
九是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组织对县属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分类制定我县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总体规划，提出理顺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深化国有企业专项发展具体方案；整合重组农文旅司、南丝路集团和银鸿丝业，改革工作有序推进；投资设立金沙建设投资公司，公司运行良好，已实现利润总额721万元；投资设立宁兴人力资源公司和众诚保安公司，深挖行业发展潜力。
十是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截至2020年11月，我县公务卡刷卡消费达到1955万元，同比增加526万元，增长36.81%。增长额及增长率均属全州前列。
（三）存在的问题及短板
一是财政支出规模小，财政保障水平低。我县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2016-2018年均为15亿元左右，2019年提高到17亿元；但仍是全州倒数第一，且是全州唯一一个低于20亿元的县。由于支出规模小，县级可用财力非常有限，2020年预计全县可用财力11.94亿元，其中“三保”支出占据了10.51亿元，可用于发展的资金非常少。
二是财政增收乏力。我县的蚕桑、烤烟发展等支柱产业已到达极限，新的稳定的财源未建立，亟需补充。
三是国有企业规模小，融资还本付息压力大，资产分布零散，经营业务单一，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1-9月增亏企业6户，盈转亏企业2户；减少盈利企业6户；银鸿丝业全年累计借款35615万元，支付利息1544万元难度大。
四是国库对外借款20630万元，全部借给国资公司用于发展县域经济或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无法消化。
五是自2019年四季度以来，400万以下工程纳入政府采购致使我县政府采购工作量剧增，同时采购机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更是加大政府采购监管工作的难度。
六是上级部门安排工作和下达资金时要求地方财政安排或配套资金，导致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二、2021年工作计划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减税降费”各项政策，紧紧围绕收入目标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税收征管，努力挖掘增收潜力，严格依法征收；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确保非税收入及时收缴入库，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预计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2020年增长6%。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加快支出进度，在确保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切实加快项目开工建设和在建项目实施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和资金支出量；严格实行直接支付制度，推动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保证财政支出稳步推进，确保全年财政工作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一）具体举措
一是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同时，指导、督促各预算单位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对前期规划不实、资金对接不精准、实施有困难的扶贫项目，县财政将调剂闲置项目资金用于其他建设进度快、资金需求急的项目。
二是继续推进脱贫攻坚巩固提升，抢抓贫困县2020年全面脱贫摘帽契机，协助扶贫、民宗等扶贫主管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机制，扶持优势特色产业，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三是认真分析研判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以盘活农村集体土地为基础，围绕现代农（林）业园区建设，支持创建省级、国家级园区，积极争取上级投入，助推乡村振兴。
四是加大政府性资产清查评估力度，做大做强国资公司，力争新增资产20亿以上，增强国资担保能力，为社会发展奠定投融资基础。
五是加大投融资力度，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协调，促进中学分校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城市建设和康养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加快推进黑水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及乡村振兴（PPP）项目（第一期）实施，力争年内进入财政部PPP项目库，2021年3月前挂网招标。
七是精研政策争取项目。重视政策分析研究，细化完善项目储备，加强中央、省、州政策的收集研究，找准新出台的政策对号入座，抓住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引导等领域包装一批有规模、上档次、后劲足的上报项目，力争更多项目列入上级扶持范围。
八是积极对接争取资金。最大力度争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事业、“三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城市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专项资金支持，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九是积极支持烤烟、蚕桑主要支柱产业发展，稳步转变财政支持发展方式，大力提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落实国家、省州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政策，抓好财政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等各项政策落实落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十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过好日子”思想，严格遵照“六保”“六稳”的保障序列安排预算支出，足额预算各项民生和政策性支出，增加对脱贫攻坚、民生、“三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入，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增长。
（二）工作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商业银行 金融支持
一、解构内涵：供给侧改革与商业银行
在全球经济陷入动能不足、增长疲软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速逐步回落，步入L型增长的新常态。以往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增长，政策层面不断出台加码刺激需求端的各项措施，但现时刺激举措的边际效用递减，同步显现资金“脱实入虚”的副作用。显然，仅依托需求侧调整的管理方案，已不足以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反观供给侧体系，国际经济遭遇增长动力严重衰退，国内经济面临企业盈利下降、传统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需求消费外流等难题。因此，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是结构性问题，着力从供给侧发力，改善供给结构，使之与需求侧管理协同调整，是走出增长困局的有效路径。改革与发展始终离不开金融服务，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着践行者与助力者的双重角色。
二、角色定位：商业银行是改革践行者与助力者
（一）直面挑战：勇做改革践行者
经济粗放式增长时代结束，以往支持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各项红利逐渐消逝，银行业发展面临人口红利减弱、制度红利不再、成本优势消失的现实情形，随之而来的是利润下滑、不良攀升、竞争激烈、需求变化等转型时期的多重挑战，作为“践行者”开展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一是“三期叠加”对银行业利润侵蚀的挑战。经济步入换档期、结构进入转型升级阵痛期、前期政策刺激迎来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环境对银行业利润造成明显冲击，2009年上市银行平均利润增速高达58.3%，此后几年逐渐放缓，但仍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5年平均利润增速骤降至5.8%。银行业净利润增长乏力，扭转利润增速下滑是银行业践行改革的内在动力。
二是多重压力下不良率上升的挑战。落后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工业企业利润趋于负增长，商业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面临企业经营困难而引发不良贷款增加的风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提出去产能、去库存任务，将进一步加速不良资产的暴露速度。未来一段时间，淘汰落后产能将在短期内加剧不良率和不良额双向攀升，银行业务拓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亟待寻求破解路径。
三是新兴业态冲击带来的经营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快速改变各个行业形态，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的兴起，颠覆银行业一家独大的传统金融格局。互联网金融一方面借助资金融通、移动支付的便利，分流银行客户，挤占存款收益，如余额宝、财付通等互金产品的兴起，另一方面通过布局金融牌照，互联网金融形成资金流闭环，分流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如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金融集团的涌现。新兴金融业态满足了对直接融资的需求转换，以灵活的营销方式和快捷的运营模式，抢滩金融业竞争市场，银行业正遭遇客户、资金、数据流失的挑战，拓展经营模式是银行业践行改革的必然要求。
四是转型时期风险加剧的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新旧动能切换与经济转轨容易引发发展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蕴藏新一轮市场风险、金融风险，商业银行面临如何管控风险组合冲击的难题。如政府债务风险转嫁，前期政府投资刺激产生的隐性担保逐渐抽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需警惕这部分风险向金融机构的转嫁。又如国际金融风险传导，转型时期金融双向开放步伐加大，国际市场的风险传导加速，容易诱发国内风险点，且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受到外部金融市场冲击的风险更大。如何确保不确定环境下的庞大资金安全，抗击经营风险，是银行业持续面临的挑战，亟待构建应对风险组合的管控体系。
（二）把握机遇：应当改革助力者
银行业承压的同时，一些新的业务亮点，新的发展契机也随之呈现。商业银行作为改革助力者，把握改革新机遇，发展金融新业态、助力实体新动能，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内在使命，决定银行业的未来前景。
一是金融服务空间拓展的机遇。首先，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催生新型金融服务。本轮改革以实体经济为核心，同步推进“中国制造2025”、创新驱动国家战略，将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数据挖掘服务、航天航空技术等新兴业态，融入互联网、物联W、云计算等智能模式，新兴产业初创期将释放大量金融需求，扩张信贷融资需求，催生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商业咨询等服务需求。其次，传统产业整合升级，拓宽并购服务空间。改革推进压缩落后产能，传统产业涌现企业兼并重组浪潮，2015年以来，国家层面主导的央企并购重组进程明显加快，复杂的交易结构带动并购贷款、投行业务发展，涉及资管服务、专业咨询等业务支持，将为银行业带来优质的资产业务。第三，居民个性消费升级，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下，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供给能力将全方位提升，消费金融、养老金融、跨境金融等领域迎来新机遇，将拓展消费信贷、信用卡服务、跨境支付等金融产品的创新。
二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扩大的机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的投资空间和潜力巨大。此轮改革推动下，将加大在惠及民生的交通设施、通讯设备、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投资力度，助推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热潮。基础设施领域投资规模较大，带动催生大量投融资需求。银行业作为重要的资金媒介，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扩张中大有可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活水，也提高金融资产投资的效率。
三是资产证券化提速的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倡导的质量效率型增长，要求将资源从增长乏力的行业中转移出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注入。对商业银行而言，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恰能契合改革需求。资产证券化能有效激活金融资源存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融结合力度。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能掌握优质资产，提高经营运作能力。但与发达国家经验相比，中国已证券化的资产占金融资产总规模的比例仍然很小，发展空间较大。2015年以来，资产证券化业务在国内提速发展，国务院部署增加5000亿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具有乐观的前景。
四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机遇。绿色发展是“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据测算，“十三五”时期绿色融资资金需求在14.6万亿，绿色发展面临庞大的资金需求，但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有限，银行业绿色投融资发展前景广阔。金融产品在绿色经济、能源经济领域的创新极为迫切，参与到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能源融资、碳排放权交易中，将为商业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是跨境金融发展的机遇。开放发展是“十三五”规划时期的又一重要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各项区域开放政策陆续出台，带来跨境金融发展的良好时机。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持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人民币入篮SDR进展顺利，同时大力推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引入优质境外资本，加速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由此催生跨境金融服务蓬勃发展。促进建设对外开放平台，促进区域融资租赁、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的发展，为银行业掘金国际市场开辟“新蓝海”。
三、精准发力：银行支持的兴业样本
挑战蕴藏机遇，改革焕发新生，面对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革故鼎新，金融业态格局大变、砥砺前行。2016年以来，兴业银行为贯彻落实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总行层面出台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分行层面落实各项具体业务推进计划。以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为使命，以集团综合经营、总部协同创新为优势，融合兴业特色，实现精准发力。
（一）多管齐下去产能，优化投向调结构
一方面，同步采取多项举措，助力去产能决策。一是强化对钢铁、水泥、船舶、煤炭、电解铝、煤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监控，实施客户分类分级管理，从客户资质、合作情况、区域差异多维度构建准入评价标准，逐步压缩退出产能过剩项目，对过剩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实行限额指标管理；二是加强集团联动，发挥子公司牌照优势，积极探索债转股、股债结合、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创新资产处置手段；三是把握企业兼并重组时机，推动使用投行类直接融资工具，大力发展并购贷款、债券承销、财务顾问等非传统银行业务，推进重组业务；四是建立潜在风险客户名单，前瞻性确定风险客户预判，审慎介入相关产业。
另一方面，推进去产能同时，扶持发展新动能。通过优化信贷投向、设立产业基金等模式，支持a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在紧抓绿色发展契机，持续加大对绿色经济、节能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截至2016年6月末，兴业银行累计投放绿色金融融资突破9000亿元，余额超过4300亿元，支持6000多个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PPP融资、节能环保产业基金等新型融资方面均有较大突破；陆续发行绿色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释放绿色信贷规模超60亿元；参与发起设立总规模达128亿元的PPP投资引导基金，用于改善山西省城市人居环境项目；落地安徽盛运环保集团4.2亿元的绿色金融产业基金；为江西金达莱环保公司办理三板贷1000万元。
（二）聚焦地产去库存，布局消金促消费
准确跟进政府去库存政策导向的内涵，支持房地产和相关消费品去库存。一是推进差异化服务房地产行业，在区域、客户、项目、产品的选择上，推进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实行客户定级分类，优先支持重点城市库存去化，并立足集团联动优势，探索提供房地产开发全流程产品服务。二是加大力度布局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品去库存，推进交叉营销，围绕购房按揭，对购房者装修消费、家电家具采购消费等相关需求提供消费贷款服务，利用社区银行和消费金融子公司优势，提升消费融资便利。截至2015年末，兴业消费金融全年累计发放贷款29.48亿元，创新推出多种消费信贷产品，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三）分类有序去杠杆，业务创新显成效
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应用，围绕股权资本市场和债务资本市场，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帮助企业调整负债结构，针对性降低企业杠杆率水平。一是针对成长性好的企业，充分发挥集团多牌照优势，为企业开展财务结构优化服务，通过提业基金、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债券承销等股权类、债务类业务，拓展资本补充方式。2016年上半年，承销债务融资工具约2367亿元，标准债券承销、资本性融资、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都呈现良好势头。二是支持政府债券置换平台融资，参与PPP项目，支持地方政府债务去杠杆。目前已启动运作总规模达200亿元的PPP引导基金，助力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增强社会资本信心。
（四）主动服务降成本，多举并措扶实体
落实国家降税减费、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减免银行业收费等相关政策，主动制定降成本策略。一是积极落实减费让利，清理不必要的通道资金和过桥资金，规范中间业务收费，对小微企业、涉农客户等实施优惠政策。二是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通过批发式全链条服务，简化业务流程，灵活融资手段，用好财政补贴，降低融资成本。三是利用移动互联平台、大数据技术、云服务等智能化手段，削减客户服务使用成本，如已推出的“收付直通车”互联网跨行智能收付平台，既为企业提供支付结算便利，也切实降低企业结算成本。
（五）积极助力补短板，一业一策定方案
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补短板部署方案，立足优势，积极对接。紧跟政府补短板重点项目导向，将金融服务补短板集中于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社会事业、区域特色四大领域，针对各领域金融需求特点，一业一策设计金融服务方案，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从投入力度来看，兴业银行计划将新增500亿元资金，支持福建省补短板项目建设，同时强化资源保障，为补短板重点项目安排全年风险资产额度200亿元，设立绿色审批通道，确保各项服务高效落地。从具体服务来看，继续推进养老金融战略，提供养老产业融资便利，致力打造零售养老品牌；完善医疗领域金融支持，开展医疗产业供应链金融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加大普惠金融服务，围绕特色产业，推进扶贫攻坚，为现代农户定制融资方案，推广企业网银“融资直通车”、“兴E融”等在线融资系统；强化跨境金融服务，夯实国际结算便利产品，利用好自贸区政策红利，推广跨境贸易融资产品。从落地方案来看，兴业银行已参与设立规模达100亿元的海洋经济建设专项产业基金，为福建海洋产业建设提供金融支持；参设总规模80亿元的福建企业技术改造基金，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参设军民融合发展基金，首期规模302亿元，助力发展军工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已完成自贸区利率互换交易，发行自贸区机构外币存款证，推动区域开放进程。
四、统筹协同：银行支持体系的全面构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我国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线，尽管当前金融机构支持改革力度不断加码，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多方协同合作，以战略规划为导向，以构建体系为目标，从输入要素、内部管理、供给产出、外部政策四个方面着手，搭建全流程、一体化的金融支持体系。
（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要素效率
优化人力资源考核及培养体系，通过绩效激励和培训激励，发挥劳动要素潜力。一方面，改进激励考核机制，改变结果导向的考核方式，引入竞争性考核体系，推动建立现代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员工技能培训、素养培训、企业文化培训，提升员工专业技能和企业认同感。
优化财务资源结构，以提质增效为发展导向，商业银行财务结构要转变以往重资产、扩规模、拼成本的发展模式，寻求轻资产、高效率、轻成本的发展路径。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契机，着力发展低风险、低消耗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把握资管、基金、信托等轻资产业务重点。发挥集团化运营优势，立足全局配置优化财务资源，借力资金规模报酬效应，实现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的有效管控，依托集团信息共享平台，降低客户搜寻和维护成本。
优化信息技术支持力度，提升技术对金融服务的适配性。紧扣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互联网+”的发展战略，依托金融科技发展，加大力度建设科技引领发展平台。商业银行应把握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发展的重大机遇，搭建协同高效、线上线下联动的金融服务平台，推动建设全周期、全天候、全景式的智慧金融模式，完善革新智能化服务，以技术要素优化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二）更新管理体制，改善内生动力
商业银行做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践行者，最根本的是要深化银行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内部治理机制和经营机制，商业银行才能提升决策效率、管理效率、经营效率，形成经营活力和核心竞争力。一是改M业务管理体制，推进业务条线管理和矩阵式管理，依据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组织架构，以灵活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迎合市场需求变化。二是完善服务流程体系，结合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优势，提高总行规划引导能力，推进子公司专业化服务能力和业务协同能力，以集团客户资源共享为基础，以全面覆盖的服务网络为保障，搭建高效的集团协同服务体系。三是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完善全面风险监管架构和职责，提升风险监控和预警能力，构建应对风险组合的管控体系，加强全业务、全流程、全口径的风险管理。
（三）激发供给创新，深挖需求活力
供给端改革与需求端管理密不可分，当前客户金融需求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类授信产品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商业银行客户在财富管理、财务咨询、跨境配置方面的需求日益强烈，进而倒逼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不断创新，催生提供咨询式、融智式的金融整合方案。一是在零售产品方面，着力改善零售客户体验，借助智能服务技术，更新完善在线支付、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等产品，大力推动私人银行产品创新。二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开展交易产品创新，完善利率、汇率、财富管理功能，立足集团联动优势，形成闭环高效的集团金融服务链。
（四）政策预期稳定，形成托底支持
改革必然带来转型阵痛，触发局部不确定因素，因此金融服务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稳定的外部政策体系托底，确保金融支持效力。一是完善民生保障政策，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清理僵尸企业等举措，将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问题，需要完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制度，确保民生安全，推动改革平稳进行。二是宏观政策预期透明，明确金融支持导向。相对清晰的宏观政策逻辑，有利于金融机构提前布局，当前供给侧改革推进仍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政府层面适时明确主导方向，有利于金融服务的及时调整，确保有效供给。三是强化金融监管政策，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大，国内资本市场、汇率市场面临潜在冲击，加之改革推进，国内金融风险进一步叠加，急需构建更具针对性、全局性的监管体系，防范转型时期爆发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1]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2]陆岷峰，杨亮.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机遇、使命与对策[J].西南金融，2016，3.
[3]徐洁勤，陈璐，王纪东，朱太辉.银行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难点与对策[J].金融监管研究，2016，8.
[4]周月秋.关于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思考[J].清华金融评论，2016，4.
[5]王硕.供给侧改革与并购金融[J].中国金融，2016，5.
[6]闫坤，张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供给侧框架下的金融协同[J].财经问题研究，2016，6.
关键词：中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合法性；行动策略；海外救灾
中图分类号：D632.9；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7）06-0015-10
作者简介：王 杨，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NGO亟需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扮演新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相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NGO的参与少、影响小，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小。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新兴行动者，中国NGO还缺乏走出去的能力和经验，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合法性的挑战1。合法性不足，会限制中国NGO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效率，影响其在国际议题建构中的话语权，削弱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影响力。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及其获取策略的研究，总结合法化的行动经验，指导中国NGO更有效地“走出去”，在全球性社会问题解决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发挥民间外交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NGO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呈现了较快的发展趋势。截止到2015年11月，中国（包括港澳台）有348家NGO拥有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比2013年9月的44家增长了近7倍1。特别是在一些国际巨灾时，越来越多中国NGO开始积极响应。如在尼泊尔地震、厄瓜多尔与海地地震等灾难发生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中国NGO，几乎是零时差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改写了国际化救援工作的历史。以全球救灾为契机，中国NGO的海外长期项目和海外办公室也逐渐增多。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为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建立一个理解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NGO参与全球救灾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和总结中国NGO获取合法性的行动策略。为此我们对参与尼泊尔救灾中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公羊会等NGO的灾害响应过程和行动开展了研究。研究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中国NGO通过什么路径和策略获取全球救灾中的合法性”两个问题展开。
二、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框架
对组织合法性的理解和划分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按照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2，组织内部合法性是指组织所获得的组织内部成员的承认、支持和服从。或者说，组织合法性的内部资源基础是来自于组织内部成员的承认、支持和服从。组织外部合法性是指组织获得的组织外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的承认、支持和服从。或者更准确地说，组织合法性的外部资源基础是来自于组织外与组织相关联的社会势力成员对组织的承认、支持和服从3。另一种维度是按照研究路径将合法性分为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制度视角用合法性来理解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把合法性看成一种结构化、标准化的信念模式，运用合法性适应外部环境，解释组织趋同4。制度视角中，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由社会存在的规范、价值、信仰所定义的体制中，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恰当的、合适的、广泛的感知和肯定5。战略视角则将合法性理解为能帮助组织获得外部环境认可的重要资源，合法性可以通过合法性策略获得、维持或修复，并且不再被环境所束缚。其代表人物Scott将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6，说明组织获得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NGO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制度视角的内部合法性研究。或者从实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文化合法性和系统合法性等角度理解NGO的合法性，或者概括了合法性的三种潜在来源：NGO的目标和原则、NGO的社会构成及其在决策中的参与、NGO的政策及其对他人的影响7。比较而言，目前关于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外部合法性研究较为贫乏，这可能与西方NGO长期参与全球治理并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的历史有关，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既成事实，因而缺乏外部的战略视角研究。然而，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行动者，外部合法性是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并会影响其内部合法性的建构，因此，从战略视角研究中国NGO走出去的外部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外部的战略视角出发，组织获取合法性是一个多重客体的制度化演进过程，合法性客体主要包括结构（身份、程序）与结果。研究认为，组织的权威结构和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密切相关。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所关注的组织是否合法的核心就是组织的权威结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正式规范对组织合法性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组织应当具有正式权威结构8。组织的权威结构具体体现为组织的角色与程序，组织合法性的获取是组织积极调整结构与行为程序以取得社会认可及扩大公众认知的过程1。此外，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是在特定环境中建立的制度化组织，组织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等结果与制度化的共同演进才能真正获得合法性2。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价值体系、资源、能力、经验、文化等困境，面临着一个复杂而全新的制度情境，其合法化必然是一个多维度的制度化过程。首先需要取得全球社会中权威性认可的组织身份，并采取适当的行为程序获得国际社会接纳。同时，在面向全球公共问题的跨国行动中，实现提供有效公共物品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可以从外部的战略视角出发，围绕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展开。
1. 身份合法性
身份合法性主要指NGO参与全球治理中获得相关利益群体认可的主体身份，其中包括国家准入、行业准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认可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准入的合法性。NGO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应当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在国家准入的基础上，开展跨国行动。国家原则是《联合国》等国际法规定的最基本原则，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NGO在国家广泛开展活动，对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3。NGO在国家各个领域开展活动，首先必须得到国家的准入。以全球救灾为例，重特大自然灾害救援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否有必要在重灾后进行国际救援，启动相关的协调机制，应遵循受灾国的意见。第二，行业准入的合法性。对民间行动者来说，行业准入属于一种软性的合法性，并非源自既定的政治和法律规范。行业准入或认可是在全球治理网络中高度分散的行动者理性之间的生产规范化、制度化协调的合法性要求。在跨国和全球治理网络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行动者的合法性来源和要求在时空上并存，各行动者的合法性原则和策略可以加强、冲突或相互抵消。一段时间内，跨国NGO之间形成了或多或少的一致性的合法性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构成一个功能网络。功能网络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靠的社会环境，使相互之间的信任得以发展4。NGO尤其依赖于全球治理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共同保证和积累的信任，@可能大大增强他们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第三，其他利益相关方认可。代表性和问责是对NGO身份的基本要求，NGO参与全球治理应当对其支持者和受益者负责。潜在假设在于NGO应该在其支持者的利益和偏好的基础上决策，采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1。在全球设置中，NGO常常被质疑缺少明显的社会基础，由于其支持者和受益人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不明确。从外部合法性角度看，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外部其他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受援国当地社区与本土NGO。因此，其身份合法性还包括获得除国家和行业外，受援国当地社区与本土NGO的认可。
2. 行为合法性
行为合法性主要是指NGO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符合角色期待和相关规范，其中包括行为的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两个方面。行为的规制合法性表现为行为符合国际规范和符合所在国家和地区法规和政策；行为的规范合法性表现为行为符合跨国行业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价值规范。第一，行为的规制合法性。规制是由政府颁布的各个组织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确保一个社会的稳定、透明和秩序2。组织行为须与社会规制相一致，否则将受到惩罚和制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规制主要包括国际法律、法规以及带有国际性的自治规范等。NGO参与全球治理行动可能在其他国家实施，因此行动也必须遵守行为所在地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第二，行为的规范合法性。规范合法性是社会公众基于抽象的社价值观念对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性做出的评价，此时，规范合法性的赋予者不必与组织有着直接的利益交换关系3。在全球治理框架下，NGO的规范合法性更为复杂，涉及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合法性管理的内容，即必须管理本国和所在国家的文化价值差异，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决定扮演哪个角色，以及在项目中使用何种理性。NGO行为的规范合法性至少包括NGO提供的产品以及提品的程序和方式符合所在国家公众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以及符合目前由西方跨国NGO主导的行业规范与价值理念。
3. 结果合法性
结果合法性是指NGO参与全球治理中取得期待的效果而获得各方认可，具体包括回应性和有效性标准。第一，回应性。NGO通过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满足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来获得认同和支持，因此对需求的积极回应是对NGO参与全球治理效果的前提要求。回应性主要表现为及时回应跨国行动面向的社会需求，这也是NGO在全球治理中合法性的基础。以国际灾害救援为例，其回应性主要体现在救援的及时性和效率性，能否迅速及时进入受灾国展开救援，救援物资和资金能否迅速抵达和充分运用4。第二，有效性。有效性体现NGO参与全球治理中实现目标的能力，是NGO结果合法性另一核心基础。NGO被认为在扶贫、教育、健康、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比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更有效。在全球治理中，NGO应通过其独特能力和专业性有效实现目标。
三、NGO参与海外救灾获取合法性的行动策略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大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中国NGO迅速建立救援队伍赶往灾区，这是中国民间反应最快、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救援行动，在国际社会产生良好的反响。这也是中国NGO集体登上国际救灾的舞台，并快速获得合法性的经典案例。本文通过对参与尼泊尔救灾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羊会等中国NGO进行调研，尝试归纳中国NGO参与海外救灾中获取合法性的行动策略。
1. 身份合法性的获取
取得国际人道主义救援NGO的主体身份，是中国NGO参与海外救灾的合法性前提，也是取得参与全球治理效果和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中国NGO的尼泊尔救灾行动为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认可，主要采取了以下行动策略。
（1）遵循国家原则
获得国家准入，是中国NGO参与海外救灾的首要条件，也是获得身份合法性的基础。联合国大会的46/182号决议《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协调》中已经明确指出，“必须按照《联合国》尊重各国的、和国家统一。关于这方面，必须在受灾国同意的原则上应受灾国呼吁的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按照国际惯例，地震发生后，国家政府应向国际社会发出邀请，世界各国才可以组织救援队伍入境救援，且需征得东道国同意。由于尼泊尔政府对国际人道主义力量参与本国救灾的欢迎和接纳态度，因此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中国NGO顺利进入尼泊尔参与海外救灾。
（2）积极融入国际人道救援的权威网络
如上文所述，行业准入的合法性并非对NGO参与海外救灾的硬性要求，然而，行业的认可和接纳对中国NGO行动的效率及在全球治理网络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获得联合国等权威组织或国际NGO同行的认可与接纳是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根据组织资源禀赋和目标任务需要，中国NGO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第一，通过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简称OCHA）报备，获得行动认可。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协调机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联合国赋予使命的合法性与权威性2。自动向OCHA报备，避免各自为政，接受其统筹安排，也为中国NGO获得身份合法性奠定基础。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进入尼泊尔后第一时间与OCHA取得联系，通过报备等方式，获得灾情信息和行业准入。此种路径主要体现了与既有权威性组织联系的行动策略，通过与权威组织的沟通（虽非必须和正式性程序），获得自身在行业内身份认同，然后再自主开展救灾行动。这种策略的选择主要基于较丰富的组织资源与自主行动经验。第二种，申请联合国体系的认证，获得“从业”的合法性。OCHA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力量的认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可以为NGO参与国际救援背书。例如，公羊会将其救援队的目标定位于“通过联合国测评的中型救援队”3，联合国国际救援队伍分级测评（IEC）是联合国针对国际救援队的管理、保障、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等能力而进行的全面、深入、客观、规范的评估和核查。分级测评将国际救援队分为重型、中型和轻型三个级别。中型救援队具有在倒塌建筑物中开展搜索和救援的能力，以及破拆、切割水泥的能力。通过联合国组织分级测评获得国际救援队资格，已经成为任何一支国际救援队实施国际救援任务的准入证明4。通过在救灾中与OCHA接洽，争取其认证与背书，这种融入路径主要呈现了中国NGO期望“骑背”在权威组织上建立合法性的行动策略，通过获得权威组织的行业背书，得到正式的认证身份5。这一策略的选择主要基于组织目标任务的特殊性。公羊会致力于灾害的紧急救援，以72小时内的紧急救援工作为主，72小时以后的人道援助为辅。由于紧急救灾对时间的要求非常高，获得OCHA认证有助于NGO签证、物资通关、责任豁免等益处。第三，加入国际人道救援NGO联盟，获得成员身份。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广泛参与，一些由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行业网络也在全球紧急人道主义救助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加入既有的国际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联盟也可以为中国NGO获得身份合法性。例如爱德基金会是国际救灾联盟（ACT Alliance）的创始成员和理事，ACT Alliance是致力于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网络平台，有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较高的声誉。通过加入国际救灾联盟类网络，帮助爱德快速融入行业和获得救灾信息与资源。这一路径呈现出的是NGO与既有组织网络化的行动策略，通过网络化提高组织的行业接纳度，获取身份合法性。第四，受托于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网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履行国际人道保护和援助的职责。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委托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人道主义救援网络中，体现了获得权威网络成员授权的行动策略，这是一种特殊的合法性获取策略，受组织特有的天然结构影响。
（3）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保持良性关系
从组织外部合法性维度考察，除受援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业外，其他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受援国当地社区和受援国当地NGO。对利益相关方负责是中国NGO获得各方身份认可的重要基础，在尼泊尔救灾行动中，中国NGO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实现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良性关系。
首先，以需求为本开展行动，获得在当地社区的口碑和身份认可。对受援国当地民众负责越来越成为跨国NGO的口号和目标，也关系到NGO的口碑和信誉。中国NGO在尼泊尔救灾行动中，重视以需求为本的救灾原则。以当地社区需求的收集和判断作为每个阶段行动的第一步。同时，对需求的变化进行S时掌握，结合机构的能力与资源，精准回应灾民需求。例如，爱德基金会在尼泊尔过渡安置阶段的临时居所、临时厕所材料发放和搭建指导，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的农业设施恢复等工作中，均是通过在当地社区的多次需求调研，针对特定阶段的最急迫需求开展设计。回应当地社区急迫需求，改善灾民生活，为中国NGO获得当地社区的身份认可。
其次，与受援国本土NGO广泛合作，获得支持和身份认同。通过与受援国本土NGO合作，提高救灾和援助效率，加强本土NGO能力建设，提高组织海外救灾行动的本土社会知晓度和认可度。在受援国本土NGO选择上，中国NGO十分重视合作伙伴的适切性与协同性，通过国际网络或政府转介的途径进行选择。如爱德基金会尼泊尔当地合作伙伴主要来自国际联盟丰富的当地NGO网络成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当地的合作伙伴Prakriti Ko Ghar Nepal（PKGN）由中国驻尼泊尔领事馆介绍。
2. 行为合法性的获取
中国NGO海外救灾的行为是其获取合法性的关键，也是国际社会评价NGO作用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NGO行为合法性包括遵守规制和社会规范两个方面。与众多成熟的NGO相比，中国NGO“走出去”的经验不足，在这种背景下，为获得行为合法性，中国NGO主要采取了以下策略。
（1）遵守国际公约等行为规范
在全球治理中，国际行为体选择以国际法、设计条约及其他法律制度的安排来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以解决实体性与政治性问题。国际公约等“硬法”是精确的，并且代表法律解释与执行权力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1。对这种类型的制度安排的细致考察能够使中国NGO理解全球治理中行为合法性的底线，对国际公约的遵循可以明确NGO参与全球治理中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降低行动成本，增强组织承诺的可靠性，并扩展NGO可利用的行动策略。中国NGO在尼泊尔救灾中会坚持遵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救灾行动守则》、《国际救灾及灾后初期恢复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开展救灾行动。例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严格遵守《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救灾原则和规则》，与尼泊尔红十字会签订协议。其过渡安置阶段提供的家庭箱是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环球手册人道主义救援的标准进行设计，将救援的家庭箱在国内装箱，运往尼泊尔，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红会共同执行和发放。
（2）遵守、学习或建立网络规范
海外救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行动过程，所涉及的国际准则和标准、行业规范、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等均体现在行动过程的具体要求中。此次救灾行动中，中国NGO通过遵守、学习和建立行业网络的行为规范来有效获取行为合法性。首先，遵守规则策略被视为新组织进入最可行的方式及路径，遵守网络内部性的规范是网络生成和发展的基础2，通过嵌入行业网络，与其他成员之间互信、互利并遵守共同规范，以网络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个体行为合法性的获得。例如，在与国际联盟（ACT）的合作伙伴协同行动中，爱德基金会按照联盟的成员行为规范，与其他合作伙伴分享灾情信息、知识、专家、培训等资源，并响应成员单位筹资呼吁。合作伙伴为爱德基金会在救灾行动中符合国际惯例与规范提供了直接指导，爱德基金会在行动中也向当地NGO合作网络学习了当地规制与规范，使行为符合当地政府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获得当地政府和社区支持。其次，通过向行业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学习，模仿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规范，以此来构建自身的行为合法性。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救援行动中与其全球战略合作方国际美慈组织分享信息并借鉴国际美慈的经验。国际美慈尼泊尔办公室在国际规则和行业规范、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等方面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指导。再次，通过建立新的NGO行业网络，集体创造行为规范，进而获取行为合法性。例如，随着与国际美慈和本地NGO合作的逐步开展，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国际美慈尼泊尔办公室、Prakriti Ko Ghar Nepal、尼泊尔阿尼哥协会、彩虹公益社、The Shree Bhairab Kunda Youth Club、SOS NEPAL等7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尼泊尔人道救援网络”，并共同签署《人道救援网络加德满都宣言》，作为在尼泊尔共同开展灾害救援行动的网络规范。NGO网络联盟属于全球治理中的新行业，新行业存在标准缺乏、运作方式比较模糊的特点，在新行业中的集体创造也可以有利于组织合法性的获取与成长3。非政府组织要获得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需要在议题建构、推动国际规范生成及监督实施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针对尼泊尔救灾行动特点，中国NGO探索发起新的行动网络，通过集体创造推动国际规范的生成和完善，成为中国NGO更具创新性的合法性建构策略。
（3）充分整合组织在受援国的政治性与民间性社会网络资源
此次尼泊尔救灾中，中国NGO还充分运用了各机构在受援国的社会网络，作为行为合法性获取的资源策略。中国NGO在尼泊尔的社会网络资源包括政治性的社会网络如我国在尼泊尔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大使馆）等，以及民间性社会网络如华人企业、华人协会和个人等资源。政治性网络资源的运用为NGO获得准确的灾情信息、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与本地NGO建立合作关系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例如，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为中国NGO提供了灾情信息和政策辅导，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当地的合作伙伴Prakriti Ko Ghar Nepal（PKGN）由大使馆介绍。
中国NGO还突出运用了其在尼泊尔丰富的民间性社会网络资源。“尼泊尔有较大的华人人口，中国NGO与这个群体有着紧密联系，这是其他西方甚至尼泊尔NGO都不具备的。中国NGO从尼泊尔的华人社区那里获得许多支持。”1中国NGO对当地华人社会网络的动员主要包括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华人社区收集灾情信息、了解灾民特定需求、与灾民进行沟通，以及取得与当地政府的联系；二是寻求华人商会、企业为援助队伍提供直接的生活、物流和运输帮助；三是调动华人团体直接参与救灾行动。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借助了当地华人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接触了尼泊尔总理及科技部等官员和政府部门；其营地供餐项目由当地华人餐馆制作和供应尼餐，满足灾民的生活需求习惯。公羊会的尼泊尔紧急救援行动中的物资采购、车辆提供等都得到当地华人企业、华人华侨的支持。
整合组织在受援国的政治性与民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策略对中国NGO行为合法性获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获得转介的政府部门关系和当地NGO合作关系，增进与当地政府和民间的联系，促进当地规制和规范信息的获取；其次，借助组织在受援国网络的当地影响力迅速与受援对象建立信任关系，促进直接交流，缩小文化距离，保证了提品及其程序得到当地社会认可；再次，调动华人社区参与，鼓励救援国民间力量投入，构建援受双方的社会资本，缩小文化距离，营造救援中的文化共融。
3. 结果合法性的获取
中国NGO的全球救灾行动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是NGO结果合法性的体现，也是获得国际治理中的影响力的根本性因素。结果合法性来自于NGO全球救灾行动中的效率、有效性等价值。如上文所述，行业网络中的融入和规范学习等策略，在提高身份合法性与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也通过信息、资源与经验的注入提高了NGO救援行动的效率与有效性。除此之外，中国NGO还主要通过以下策略获取结果合法性。
（1）输出服务经验与品牌项目
NGO参与全球治理中的有效性要求其在特定活动领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能力，因此将组织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或品牌项目引入受援国是跨国NGO迅速站稳脚跟、赢得受援国各方信任，进而获得结果合法性的基石。中国NGO首先需要有自己过硬的品牌，所实施的公益慈善项目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能够通过海外项目的实施迅速见到成效，从而在当地社区站稳脚跟、树立品牌、扩大影响2。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响应自然灾害成为许多中国NGO的首要使命，在国内长期的灾害救援实践中，中国NGO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响应模式、重建项目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在海外救灾中输出这些经验，提高了回应受援国需求的效率以及项目的有效性。
尼泊尔救灾中，中国NGO输出的经验主要包括：第一，国内灾害响应标准模式。中国NGO在响应国内灾害治理的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工作模式，在尼泊尔救灾的灾情排查、生命搜救、医疗巡诊、救援物资采购与发放等项目中，直接运用了这些国内标准模式，第一时间了解和响应需求，提高救援行动的回应性和有效性。第二，国内灾后重建品牌项目。中国NGO在国内灾后重建的实践中，也形成了部分有较强竞争力和推广性的品牌项目，将这些品牌项目和经验应用到尼泊尔灾后重建中，使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例如，爱德基金会的灾后生计发展项目，是爱德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品牌项目的输出。通过参与式扶贫开发、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等，提高贫困地区人群的综合发展能力，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收效显著。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的学校建设和社区医疗救护等项目，也是机构在国内灾后重建中的品牌项目，其输出保证了项目在尼泊尔的有效运作。
（2）提高项目创新性和示范作用
海外救灾项目创新性和示范作用是NGO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提高机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关键，也是中国NGO“走出去”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部分中国NGO也从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出发，开拓了一些创新性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尼泊尔灾后过渡安置阶段，根据当地灾民实际需求，在风险评估和选址的基础上，探索了巴特岗博叠安置社区项目。这一营地项目持续接收1100余名灾民，服务长达半年时间，是当地最大的安置社区。项目执行中通过管理方式创新，采用社区自治管理机制。社区内灾民组成管理小组与机构的管理小组共同决策和工作，儿童照护、教育、安保、卫生等服务内容均由灾民管理小组负责对接和执行，有效实现了过渡安置目标。联合国评估组对营地进行评估，将营地定性为“低风险安置社区”。巴特岗博叠安置社区也吸引了联合国及英国、美国、芬兰、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多国国家组织，以及20余个国际NGO组织通过营地开展对难民的救助工作。在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肯定的同时，也充分借助了国际援助资源，进一步提高了机构救灾行动的有效性和认知度。在海外救灾中，NGO承担的创新项目作为一项试验性工作，直接作用在于展示在某个特定灾后条件下某一公共产品提供模式是否切实可行。通过这一由中国NGO策划的有形展示，向受援国政府、灾民和其他救灾行动者示范了一个新项目的效用，在国际救灾中发挥了技术性示范的作用。多救灾行动者参与的创新过程也使这一新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学习效应最大化，有利于技术共享和品牌传播，为机构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国际影响。
（3）注重印象管理
为建构海外救灾中的结果合法性基础，中国NGO在行动中开始注重印象管理，以提高机构救灾效果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印象管理理论常用于解释组织对合法性或信誉威胁的应对。印象管理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控制或操纵别人对机构印象的形成，有助于组织声誉，组织可以使用印象管理来提高其合法性1。在尼泊尔救灾中，中国NGO采取的印象管理策略具体包括机构形象宣传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首先，运用现场标识展示中国NGO的工作，并借助当地媒体宣传机构工作成果，扩大机构行动的当地社会影响力。例如，爱德基金会灾害管理部门主任谈到“爱德会将LOGO打印在救灾物资上，或在物资发放现场贴上横幅，显示开展工作的机构；也借助合作伙伴的资源，在当地报纸上展现爱德与合作伙伴开展的工作。这样可以取得受灾人群的信任，他们也对来自中国的机构表示肯定”2。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广泛通过当地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包括尼泊尔三大新闻集团在内的10多家媒体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进行多次报道。其次，通过信息公开与受益人参与决策，树立机构公开透明和有效回应需求的形象，提高受益人对机构救灾效果的认可。一般认为年度报告是NGO展示管理的主要工具，因此年度报告中的自愿披露作为印象管理的重要途径1。在跨国行动过程中，由于捐赠人与受益人的国别距离，行动中的信息公开和受益人充分参与则成为印象管理的一种可行路径。例如，中国的NGO在尼泊尔紧急救援阶段中，通常都会在物资发放之前进行公示，确保整个物资发放过程公开公正透明。爱德基金会在其灾后重建项目的需求调研阶段邀请受灾群众参与进来，与项目管理人员、专家等共同设计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过渡安置营地的供餐、物资发放等项目上均进行信息公开，在营地管理中采用社区自治机制，社区内灾民直接参与决策和执行。信息公开与受益人参与机制保证了受灾人群的参与权和能力的提高，提升了中国NGO海外救灾中的专业性和负责的机构形象，也确保了项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