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6 07:06: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代资本主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异化”的哲学发展
最早将异化引入哲学领域的是费希特，他提出：异化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异化被描述为“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在这里，异化是自我丧失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精神的“外化”最终会克服主观的“分离”“对立”，在“理念”的自我复归过程中重新统一。”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异化观，他的异化思想增加了主体“统制”性的意义，他将考察重点放在了“宗教异化”上面。他认为宗教和上帝本就是人类幻想和创造出来的，后来人类却成了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因此他认为宗教是一个让人类背弃自己本性的异己的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将异化的概念真正的推至人前，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异化”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对异化的探究不仅仅局限于异化现象的形式，他还更进一步的探究了异化发生的根源。马克思将异化的内涵分成四个层次加以阐述。第一，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人同他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第三，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分析了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后指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产生的直接原因。既然如此，要将工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就要消灭私有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提出，异化的消除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同时消除产生异化的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第二，让异化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当异化发展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力量，人们消除异化的要求才会迫切，才会义无反顾的掀起反对异化的革命。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是消除异化真正的力量来源，是它的掘墓人。“要让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第四，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交往的地域性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西方学者卢卡奇同样对异化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所谓的“异化”是由物化形成的，任何异化现象都是对象化，但又不能反过来说任何对象化都是异化。同时他提出应该在日常生活本体论的层面对异化进行讨论，日常生活才是异化作用于人的真正环节。卢卡奇的异化理论抛弃了早期理论中认为通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改变社会所有制度便能根本的消除异化的观点，在他看来，异化不仅具有多样性，消除异化的革命也是极其艰巨复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形式和特征，异化的危及范围已经从工人扩大到各个阶级和领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西方学者的异化理论则侧重于社会文化领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西马学者那里，异化被看成的理论精髓，但他们却过多的局限在了人本主义的框架中。
二、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著名学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做了全新的阐释，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异化的时期。此时的异化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异化相比，范围更大，主体更多，形式更多样化。
1.列斐伏尔异化的“根源”和“形式”。
关于异化根源的探索，列斐伏尔的结论是：异化并不具有唯一最终的根源，主要产生于人类的自然性，人类活动和人的本质等多个方面。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列斐伏尔表示，这种将异化根源归结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的倾向。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来源于人类的本性，这其中包括自然本性和存在本性。人类将自己与自然界相分离，这种分离同时意味着人同人类自己的自然相分离，正是这种分离造成了人类的异化痛苦。人类通过创造性劳动生产出的“物”在被生产的同时也具有了客观物质性，成为了不由人的存在，而人类则要反过来受“物”的控制和制约，这同样也造成了异化。人的自然性和创造性劳动都是人的本质，因而这些异化矛盾就是生来就有的，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列斐伏尔运用了新的视角将马克思的异化根源理论发展扩大，做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针对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四种规定，列斐伏尔进行了梳理。这包括：人与自身劳动产品相异化，与自身劳动过程相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又进行了自己的发展。首先他认为人的异化源自于人的本质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是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需要使用或者创造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本身就是一种人造自然，就是异化，因此他推理出异化是伴随着人的本性永恒存在的。其次，人类的精神产品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的异化习惯。精神产品作为人类在探索和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创造出的高于自身实在的“物”却反过来控制人类，肢解着人类社会。人类不自觉的按照它的支配行事，理论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异化的习惯。第三，金钱使整个社会的商品交换出现一种混乱的异化状态。社会交换关系本来是基于商品经济的一种交换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已经扩大到了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伦理、爱情、科学都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人们把对金钱的追逐当作唯一的目标。金钱本为人造，却彻底的支配着人类。在这个观点上，列斐伏尔和马克思的金钱拜物教观点是很相似的。第四，列斐伏尔认为国家的存在将政治的权利扩大化，政治生活影响到经济、文化甚至是生物生活。使得这一切的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不断的被国家这一存在所强化。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人类思想的异化。人类的创造力越来越大，创造出物质产品、社会产品和精神产品这三种外在的基本产品。在这之中，精神产品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却脱离了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反对人类自身的异己的存在。偶像崇拜和本来就是人类自己的臆想，然而却成为约束人类生活，指导人类思想的行为规则，形成一股人类自己反对自己的力量。第二，人类需求的异化。主要是指人类忘记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的和追求，将金钱这种人类的创造物当作了人生的唯一追求。第三，个人脱离了社会集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异化。人存在于社会之中，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个人越来越脱离集体，认为个人的独处才是真正认识自身的方式。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更是强化着这种状态，将社会集体越来越割裂。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列斐伏尔强调最多的是人的异化和政治异化。首先是人的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工具，是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因素。人类完全听命于机器，社会生活被改造成单一、标准的规范化程序。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物质享受，但是它也带来了可怕的异化。压抑了人类的本能。其次是政治异化。列斐伏尔主要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异化和政治迷信。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对社会进行着精神和思想上的灌输，一方面又高调的用增长福利和更加现代优越的生活条件分散着工人阶级的注意力，掩盖了真正的剥削和压迫。在列斐伏尔的眼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和革命力被消耗殆尽，日常生活被国家变成了一体化。
2.列斐伏尔异化的“特点”和扬弃的“途径”。
基于对异化的研究，列斐伏尔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第一，异化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主要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异化当成了一种新的控制手段。第三，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具有总体特征。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异化不是一种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自然消失的现象。它的存在将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始终，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自然界因为人类的改造而变得有意义，但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同时自然仍然保持着支配人类的能力。异化的形式可能是具体的，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改变被超越的。但是异化本身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异化，人类有无法超越的命运。虽然列斐伏尔对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痛深恶绝，但是他也指出：异化是创造之源，是发展的环节，人类不可能通过发展一劳永逸的摆脱异化，但是却可以在对抗异化的过程中解放自身的创造力，使自己更加自由。因此异化并不等于退化。针对克服异化的途径，列斐伏尔提出了”总体的人“的理论。人类历史开始的前提是人的类本质的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文明的演变，人的类本质发生了异化，而经过现代社会的扬弃，人类又恢复到了最初的存在。这个异化——扬弃——复归之路最终的指向便是“总体的人”。这个“总体的人”就是消除人类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对立，全面发展的，成功的扬弃了异化的人。
三、结语
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可谓是深刻有力，他将异化的矛头指向了现代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发展畸形的社会，到处充斥着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但是，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曲解为人本性的异化论，称异化为全部理论的核心，夸大了异化在中的地位。同时，他认为异化是一种永恒存在的现象，人类只能消除异化的某种暂时形式而不能真正完全的消灭异化，将这种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现象看成根源于人类本质的无法超越的现象，这种说法未免太过极端。相较于马克思，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更多的是在社会学的层面进行的，其对未来社会异化的描述也涉及大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既没有找到克服异化的现实物质力量，更没有提出扬弃异化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途径，其理论结果也过于虚幻，这使得他的理论更多的是体现出对现实世界压迫的不满和抗议。
作者：蔡晓辉 祁冰丽 王国胜 单位：郑州大学学院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学术界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封建资本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竞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究竟应该叫做什么，学术界目前意见并不一致，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提法。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肖枫认为，“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在于国家直接占有多少生产资料、国有经济占多大比重，而在于其基本特征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1]，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使得国家开始作为“总资本家”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控，使得资本主义不再是完全“无计划”“无政府”，而是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与列宁所称的帝国主义阶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新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代表人物有黄素庵、甄炳禧、李景治、向文华等。他们认为，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资本开始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这些都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曹文振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处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提出“经济全球化已经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高级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迫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调整其生产关系，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2]
三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是高放。他认为，“正是在现代蒸汽化、电气化和信息化这三次新科技革命重大成果带动之下，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现代资本主义才“金蝉脱壳”，发生了三次局部性质的变化”[3]，而现在进入的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比垄断资本主义要更接近社会主义。他提出，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必然引起战争与革命，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然而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已成为共识，这就表明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除此之外他还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政府职能等方面分析概括了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
1.生产力方面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同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角度略有差别。
陶承德和叶光林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生产力要素、生产结构和经济增长上……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下降，信息产业快速崛起，经济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4]”庞仁芝、周敏凯等人则着重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进行阐述，首先是劳动者方面，劳动力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升高；其次是劳动工具方面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第三是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随技术进步得以扩展；最后在生产管理方面，逐步运用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系统工程等新的手段和工具。
2.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迫于历史和时代潮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陶承德认为：“资本不断社会化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但使财产所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5]徐崇温则主要从分配关系角度进行分析，他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内和海外获得高额利润的基础上，在产品分配方面，‘把蛋糕做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而在产品再分配方面，则实行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6]”
3.阶级阶层方面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致力于劳资矛盾及各阶层关系的改善，以缓和阶级阶层矛盾。张仲秋专注于当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变化。如资产阶级方面，他认为，当代资产阶级内部结构和家族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方式均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方面，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林德山和罗文东则从中间阶级的变化入手。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7]，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则认为，中间按阶级逐渐分化为“中间偏上”和“中间偏下”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方面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法制的有效结合；二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力度；三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四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派别色彩逐步淡化，如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1.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代表人物主要有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等。这种观点认为，科技革命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根本力量。二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发生相应改变，从而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现状。如曹文振提出，“对剩余价值的如饥似渴的拼命追求和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都迫使资本家重视科学研究，不断改进和引进先进技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战胜对手，占领市场，赢得竞争。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8]”
2.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这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内部矛盾而加强政府干预和实行自我调节的结果。肖枫指出，资本主义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传统“市场自我调节”理论已经失灵，已走进死胡同，因此資本主义在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脚”，并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9]。徐崇温提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国家的宏观调节和干预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之一了。[10]”
3.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钟沛璋在《对资本主义研究之我见》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尽管依旧存在重重矛盾，但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不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张着两个翅膀在飞翔，一个翅膀是改革，一个翅膀是高新技术。[11]”奚广庆也提到，“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当强的调整和变革能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将仍然引领世界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的发展浪潮，必然实事求是得承认当代资本主义处在‘还有新的很大的发展的阶段’之上。[12]”
二、分析评价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国内的大部分学者都能用不断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途与继续发展的可能结合起来，既坚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又看到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在笔者看来，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除去文中涉及的角度，还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一方面，要加强对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忽略了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得出的结论也不可避免的带有片面性，其说服力也大打折扣。我们应加强对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看这些国家中是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一步考察这分析这些变化的异同，这样才能得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更加全面准确的结论。
另一方面，要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里的理论主要指经典著作，要深入剖析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将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不断指导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这样才能避免对理论的教条式理解和脱离理论被现实变化牵着鼻子走的盲目式研究。
最后，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是为了看清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总结其有益的做法和经验，来指导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巨大的发展成就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肖枫.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1）.
[2]曹文振.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9）.
[3]高放.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J].深圳大学学报，2012，1月（1）.
[4]陶承德，叶光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J].理论视野，2002（3）.
[5]陶承德，叶光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J].理论视野，2002（3）.
[6]徐崇温.如何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6）.
[7]林德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J].国外理论动态，2015（6）.
[8]曹文振.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9）.
[9]肖枫.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1）.
[10]徐崇温.如何认识国家干预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前线，200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繁性、广泛性、蔓延性和严重性，使得金融危机越来越成为各国尤其是国际金融领域关注的中心问题。2007年下半 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在2008年9月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从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金 融危机形成和发展的态势以及从相关国家的反应及做法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是长期的和深远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能马上得以消除；治理金融危机过程当 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效果也就难以保证；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危机，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 模式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得以充分暴露，深化有关认识更为必要。
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新自由主义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从相当程度上讲，新自由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克服20世纪70年代初滞胀危机与全球化生存和发展战略的现实选 择，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根本特点和表现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 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运动，推动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实现了国际垄断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导致金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 步分离，从而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充分暴露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该发展模式在经济运行、经济 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上的不可持续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实际上就是金融风险扩大与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国次贷危机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又是 美国秉承新自由主义原则、放宽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2003年以来，美国金融机构为增加金融企业利润采取减轻贷款前期负担的办法来吸引贷款客户，放宽或实 际上取消了贷款标准，以便为购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贷款。大量信用记录较差的低收入家庭进入房贷市场。而美国的银行和债券评级机构则完全放弃监管责任。金融 衍生产品，特别是抵押债务证券化使次贷市场风险加大。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在创新过程中使债务链条不断延长，导致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 险转化，进而造成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房地产行情变化也是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本世纪初，美联储为了推迟新经济泡沫的破裂，连 续减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到5.25％。这种情况下，2006年初房地 产开始降温，房价逐渐由升转跌。许多靠过度借贷的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次贷市场违约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贷机构特别是与美国次贷市 场相关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贷机构停业或破产，损失高达千亿美元。英国、德国、 法国、瑞士、荷兰、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50多家银行、对冲基金等受到波及，损失上百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
从经济结构来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美国首先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市场中的次级贷款约为2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为 10亿美元；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为60万亿美元；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GDP将近14万亿美元，同金融 衍生品的比例为1：29；其中的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的比例为1：68。有学者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完全是人为的，是美国资本家阶级、企业高级经理和 金融机构结成的利益集团为实现资本即股东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恶果。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美国的生产资本即非金融企业的资本积累逐步减少，因此，此次危机不仅 是管理危机，也是积累危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也不断减少，因而出现了金融资本的高收益和大众负债消费并存的矛盾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 生产资本积累危机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进口贸易，为了支持对美国本土企业的需求，美国不得不扩大世界范围的需求。这种巨大的需求本来会引起 严重通货膨胀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风险会按照外贸增长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和 金融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制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国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杜梅尼尔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机制早在危 机发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性，而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此次危机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冲击。
从社会制度层面说，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自然延续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 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明确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 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出现无限增长的趋势， 另一方面是资本剥削日益加重，广大劳动者的贫困不断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这种状况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近二三十年 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美国普通民众不得不靠增加借贷维持日常消费水平。如此发展 模式显然难以持久。
二、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内在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区分为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说法广为接受。所谓盎格鲁萨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 导的美英模式，而莱茵模式则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欧洲模式。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者之间有对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点和联系的方面。本质上讲，凯 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国家干 预，这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相互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关键词： 经济学
一、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的经济学派对失业的关注程度及解决方案具有明显的差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简单地把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及其供求的调节机制，认为在经济中不存在非自愿失业，若有失业存在就是因为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资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凯恩斯承认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经济即使处于均衡状态也可能产生失业问题，他把失业作为经济生活中一个难解的重要议题加以研究，其由《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命名的代表作把首个关键字定为失业就是最好的证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不大看重失业的危害，反而认为官方统计的失业数据高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认为很多被政府认定的失业者实际上在“地下经济”中是有工作的。
当代美国经济学承袭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传统，把失业作为宏观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加以研究。从某种角度而言，其宏观经济学就是围绕着失业问题展开的。本文将主要以当代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为基础，介绍他们对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研究。
二、资本主义失业的荒诞、浪费、痛苦及其程度的严重性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失业是与机器设备的闲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并存的事实。它与我们平常的经验完全不符。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书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时间，我们就可以动手为自己做一个书架。我们在组织自己的生产活动时，不会在仍然有闲置工具、闲置人员和未满足需求的时候停止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它会在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设备依旧闲置而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停下来。
这一荒诞事实所造成的，首先是资源的巨大浪费。2001年，美国有25％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因而少生产了1.2万亿美元的商品。若把这些商品平均分配给当年美国的2.85亿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将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时，美国每天有674万失业人口在寻找工作。
其次，失业给失业者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丧失和生活的困难，而且有着远大于收入丧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业者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失去了别人的尊重甚至社会的认同感。
第三，失业的痛苦不仅是那些事实上正处在失业状态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从未失业过的工人，也不得不担心将来某天自己也可能失业。而且一旦失业，就难再找到与目前岗位匹配的工作。失业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业的严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数据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计不足。以美国劳工统计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国5月份就业和失业的估计值为例，公布的失业率为5.6％，但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现有失业人口之外，还有160万“接近属于”劳动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属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过去的12个月中找过工作但在调查前的4周里没找。以及470万因“经济原因”而非自愿兼职的工人。若把它们都算作失业工人。失业率则会分别上升到6.6％和9.7％。
三、失业并非不可避免：来自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首先，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否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正是生产过剩这一实质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为什么这种次级贷款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呢?这是因为次级贷款的对象是穷人，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也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又把这种贷款通过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链锁反映，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债卷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虚拟经济活动成倍扩大和虚假繁荣。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实质，与所揭示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与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脱节，并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规律是完全吻合的。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而爆发。只不过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实质，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即得到住房的穷人是通过信用方式来支付房款。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这种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现象上看是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经济泡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但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过剩。
其次，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是由于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不能正常运行?答案也是肯定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比例失调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性要求，尤其是市场解决不了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解决好的社会问题。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使经济活动越来越细化，这也使各种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要保证这一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出现问题，决不是市场能够做到的。更何况这一系统由于信用和金融关系的渗入，以及信用关系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化而变得更为复杂，现在进入市场流通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商品，而且有无形的以金融衍生品为载体的信用关系，这又极大地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当这一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一个环节，特别是金融环节上出现重大的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而产生经济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金融化，使原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现在更多地表现为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与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即信用和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创造需求来缓解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不断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即信用和债务创造的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而是把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变为当前需求，并以这种未来需求为基点进一步扩大现实供给，这就使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严重。原来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比例失调，现在发展为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出现比例失调。所以，源自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
当代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仍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1]徐明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J].新金融，2008，(11).
一、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表现
20世纪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新科技革命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到50、60年代，半导体、合成化学、核能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使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相对稳定与繁荣。
（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但有商业银行，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融合，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而且对经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战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例如，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合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克服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的比重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发展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末，从第二产业中崛起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使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了阶级矛盾，缩小了社会差别，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相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五）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阶级结构方面，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代表垄断资产阶级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和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过渡，伴随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非知识型蓝领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白领工人增多。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例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等。伴随着以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中间阶层的萎缩，以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流动阶层、边缘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手段和措施，调整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所谓的“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六)国家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和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例如，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另一方面，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在上层建筑和法律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比较完备，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国家管理机制比较成熟，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备。当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
这种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是当代资本主义种种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
（二）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社会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了“国家干预”，这对延缓资本主义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是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
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笔者认为，现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都未触及其实质，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资本的全球扩张，凭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转嫁国内矛盾，由此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续性。这就源自一个根本问题――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全球化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乃至军事优势，控制和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巩固它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和不平等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一）资本全球扩张路线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和直接对外投资，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国际扩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发能力和资本增值能力大大加强，有效拓展了其生存空间。
（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他们通过高价出口工业品、低价进口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维持其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成为对外经济中的受益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比不发达国家高很多。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得到更多的利润，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安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得到更多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社会保障改善，加上进口的生活用品价格低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企业大多只保留研发和管理阶层，生产多转移到国外不发达国家，所以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也参加分割了企业利润，间接地剥削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见，相较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资本主义讲民主，讲人权，甚至一些高福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外，资本尽可能地压榨劳动工人，根本不讲公平，人权。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丰田汽车工人罢工等，都是工人阶级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奋起反抗。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的基础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为资本主义繁荣而埋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可模仿，而且不可持续。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横征暴敛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必将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顾不得“慈善家”的伪装，削减工人数量，降低工人工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遭到极大破坏。这让我们坚信，人类社会的未来与发展前景绝不是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经济理性；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纪60年代，当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时，西方中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新兴流派——生态学，他们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
生态学直接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异化消费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致的是，生态学既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之批判，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人道主义”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态危机理论”方面，二者的研究视域是不同的，从而，二者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兰克福学派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视域下来建构异化消费理论的，其将科技视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异化消费”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文化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批判是脱离于现存政治结构的抽象批判，其理论也就缺乏建构性。这样，在“科技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否定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需求结构，“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能重新评价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机理论”[1]487
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生态学不是在以技术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经济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视域下，来建构其异化消费理论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与其说是技术理性，还不如说是决定技术理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资本理性为原则，表现为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以及利用科技促进国家经济与工业持续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经济理性的逻辑不仅是个别资本的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内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体现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策略和行为，异化消费是这样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异化消费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是对异化劳动的遮蔽，那么，在生态学那里，消费异化不仅掩盖了人异化劳动的生存状态，而且异化消费“并没有消灭生产领域中的异化，消费异化反而还支持着异化生产制度”[1]499，维持着资本的积累。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增长速度，资本主义不得不提供满足异化消费的不断激增的商品，于是，经济危机虽然得到缓解，但是随之出现的却是生态危机。进而，生态学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了新的社会危机。通过对经济理性逻辑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之分析，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并试图以新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设想。
二
生态学的重要创始人莱斯，从“控制自然”观念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对自然的控制是对人的统治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表面来看，当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根源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实质上却根源于人对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会冲突，技术构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2]。莱斯所强调的是要在人对人统治的方式下，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进而，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同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并被其所强化，“控制自然”因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形态。莱斯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科技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而从经济理性批判的视域出发，批判经济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代价问题”，进而，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经济主义的这种观点是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这个社会结构体现的是“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础上，从道德、伦理和人性的角度，莱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与欲望的思想，并对“控制自然”观念重新作了解释。异化消费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同样地也与当代资本主义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形成二者之间联系的纽带，同样是经济理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异化消费，另一方面，异化消费给予人获得虚假的满足感，人们将消费与满足和幸福等同起来，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异化消费是维持资本积累的手段，因而消费也受资本所控制的广告传媒所牵引并由国家所干预，人们甚至不是为了满足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
如果说莱斯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还主要停留于概念层面的话，那么，高兹、福斯特则进一步批判了“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
高兹将经济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当代资本主义以消费异化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4]。
相对于高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经济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其传统经济学中，还体现在其环境经济学和技术革新的生产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5]2，其“物品”被狭义地界定为“市场商品”。这就意味着为了追逐资本利润只需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即使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自然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5]2等问题，也是无需受到谴责的理性经济行为，因为生态问题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经济学将生态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的成本来考核的话，那么生态危机是否能避免呢？对于环境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改进，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的任何实质性作用。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将环境因素转化为可以自由销售的商品，那么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会考虑生态因素，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保护。福斯特指出，环境经济学家以自然的经济价值作为理论预设，但是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自然的整体性“内在价值不能简单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实质是“自然资本化”，他们将整个自然界及其组成部分看作为“自然资本”[5]27。这种借助于自然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6]。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的自我扩张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市场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5]33。因此“自然资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个市场乌托邦的神话。福斯特后来把“自然资本化”发展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当今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私有化的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7]。
福斯特认为，不仅仅环境经济学的方案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是无效的，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任何技术革新活动也不能拯救生态环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论”①为依据，批判以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技术决定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服务于资本积累，新技术的运用必然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技术革新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在减少个别消耗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资源的总体消耗，因为与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资源的更大需求，资本利用技术革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革新的结果是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运用也要服从资本增殖的经济理性原则，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但新的技术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而无法得到运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结论：能解决环境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仅仅是追逐资本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预设和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现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走“自然的社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从而，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然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7]。
三
生态学正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得以发展的。生态学既反对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为科技的“原罪”和人类中心主义，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环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7]，强调环境保护不能离开人的尺度，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试图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开辟出一种现实的环保主义方案。生态学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以“消费异化”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这无疑是对的发展。因此，在对待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上，生态学，无论是相对于西方未来学派还是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更具有现实意义，这表现为生态学对全球生态问题与未来的人类活动行为在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设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态学者以异化消费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理论，并以生态危机理论来修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抛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因此，即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设想，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和内在的矛盾。其理论的不足突出地表现为，生态学依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探讨未来社会改革方案，其生态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原则和工具理性原则的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态学者批判经济理性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资本对利润无限度追逐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导消减工业生产的“稳态”、“无增长”的经济模式。既要取消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又要保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是生态学者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质，这样的方案显然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但是，生态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探索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生态学是对苏联式革命的，“红色”的的批判，其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重要现实的意义。其次，生态学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家试图从的理论视角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他们看来，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对抗，但是，当代中国走的是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则下可能会忽视社会公平，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无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关系与生态文明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中国依然存在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诸多问题，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旨在调节多种人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制度、技术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入手来解决生态问题。再次，切实推行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既要以经济理性为原则又要用工具理性来发展经济和科技，同时又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来促进民主建设，以运用民主监督机制来合理地规范科技、经济和生产活动，从而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我们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中。最后，要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危机与“控制自然”、“异化消费”的观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我们在引进西方的科技与民主的同时，必然也会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倡导符合生态文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消费观，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 “杰文斯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发现，虽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了自然资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这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煤炭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技术革新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危机。参见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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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School of Marxism，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关键词]企业内部分工；企业经济民主；分工的技术属性；分工的社会属性
[摘要]西方企业经济民主，是在传统的“员工参与”和战后“工业民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经济民主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之一，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导致的。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视角，对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方式演进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发展，包括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民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9—0086—06
西方企业经济民主是在传统的“员工参与”和战后“工业民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其特点在于重视人的核心地位，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这种管理制度目前已在发达国家形成了多种实践模式，如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瑞典模式等，它们在缓和劳资矛盾、提高经济效率、维护经济稳定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西方企业经济民主的一些做法，表面看来与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的原则和要求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渠道，如德国社民党和工会的理论家们认为，“经济民主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必要步骤”；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戴维·施韦卡特教授更是以企业经济民主为基础，构想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与此相反，国内外也有学者认为西方企业经济民主本质上是虚伪的，社会主义应该对之进行批判。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指出，企业经济民主“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权威结构形式，而是指企业中存在的一种通过领导者运用的方法或风格创造出来的一种‘风气’，民主通常被用于描绘一种假参与的情形，或者甚至仅仅指存在着一种友好的气氛。”徐崇温在评析民主社会主义的相关思潮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参与决策与管理制度的实行，丝毫也不意味着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新社会制度的开始，而只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实行的一种改良罢了。”
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企业经济民主呢？我们认为，企业经济民主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容之一，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所导致的。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视角，对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方式演进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新发展，包括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民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本文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马克思关于企业内部分工理论，来分析当代西方企业经济民主的“二重性”问题。
一、马克思关于企业内部分工双重属性的理论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内容丰富，为研究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社会发展趋势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对企业内部分工的阐述，第一次科学区分了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把分工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认为“分工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和体现”，忽视了分工的社会性质。在现实中，任何分工都是以人为基础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因而分工不可避免地带有生产关系的痕迹。企业内部分工是以企业为载体，将分工的双重属性——“技术性”和“社会性”明显地体现出来。
从分工的技术属性上看，企业内部分工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具体体现和推动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在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的演进过程中，企业内部分工是如何从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主观分工，向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客观分工转变的。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明确指出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对应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考察企业内部的协作时，指出了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集体协作，由于劳动者“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因而“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这表明以分工为前提的社会化生产，通过解放劳动者，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从分工的社会属性上看，企业内部分工也是企业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马克思明确指出：“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这表明正是工场手工业的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形式，而不是其他的分工形式，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竞争时，更加直接地指出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所有制，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同“现实的劳动”相对立，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对立就越尖锐。由此，马克思认为分工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一种异化力量，这是资本主义“分工的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的上述阐述表明，分工，尤其是企业内部的分工，并不是单纯表现企业的生产技术，它还反映了在一定的具体的生产关系下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体现了企业统治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
[摘要]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发展到当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用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重大变化的实质，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科学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检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推动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发展阶段以及发展趋势
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中，国内许多学者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认清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同时对其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对其发展的趋势作出了预测。
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的变化主要是：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随着生产发展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国家的社会面貌和国民生活水平也获得了改善和提高，进入了以高消费为突出特征的所谓“富裕社会”。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规模宏大，范围广泛。即这次科技革命涉及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第二，智力革命。电子计算机能部分代替人脑的工作。第三，高速化，网络化，信息化。第四，科研、技术、生产一体化。现代科技进步改造、丰富和优化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生产力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在劳动工具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核能、人造卫星等等；在劳动对象方面，新型材料的不断涌现，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了劳动对象的质量，加快了劳动对象的生产，从而推动着新兴产业和原有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劳动者方面，由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及应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脑力劳动日益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改变着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加速着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进程。但是，在物质文明不断加强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金融危机周期性的不断发生，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极大的打击，证明西方国家一再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是彻底失败的。
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的变化主要是所有制的变化：其一，资本主义个人所有权的制度形式日益多样。资本主义个人所有权越来越依赖个人所有制以外的制度形式来实现自己。此外，国有制、合作制等非个人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使当代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个人所有权的制度形式在多样化过程中增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组合协调性。其二，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下降。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在当代西方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是一种以股份制和法人所有制为主，配之以个人所有制、国有制和合作制等其他所有制多种形式并存的结构。其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属性增强。在股份制、法人制、国有制和合作制等所有制形式下，资本由分散而至集中，在此过程中，资本的社会属性则得到相应强化。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不变的情况下，其形式是可以多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张力，因此，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能简单化。
在民主政治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形式民主的完善与政治冷漠、民主危机和民主迷信同时出现；西方国家政党的数量剧增，政党政治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政党政策日益趋同，政党制度面临着利益集团、媒体等因素的挑战；西方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议会权力和地位衰落，行政权力扩大，司法功能向政治领域延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输出的战略越发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表明民主政治制度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好的政治外壳。
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是：第一，从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角度看，食利资本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作为资产阶级的两个基本阶层进一步发展。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发展在培养出一个迅速增长的食利资本家群体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断增加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第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不断扩展，政府管理机构不断膨胀。经过专门教育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扩大，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随之相应不断发展。第三，工人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女性工人数量增加。随着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权运动的发展，第三产业的扩大以及政府鼓励等因素的影响，妇女就业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二是外籍劳工和移民增加；三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四是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知识型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五是就业方式和获取报酬等方式趋于多样化。第四，社会中间阶层扩充主要表现在：随着劳动分工精致化的程度提高，公司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随着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扩大，政府中低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增多；随着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学校、医院、科研机关和文艺团体的从业人员的增加等等。
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的新变化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发生了变化。标榜“中间路线”，减少党派色彩或学派色彩，增多务实精神。具体表现为进行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以减少财政赤字；金融体制改革，以稳定金融体系；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以降低失业率；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将中央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让地方更多地承担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任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民营化)，提高企业效率；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减少壁垒，推进自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第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显着提高。同时一批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公司的行列。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企业兼并的狂潮，企业兼并浪潮几乎遍及所有部门。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着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一、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正确内涵
1.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的跨越，并不是说完全绕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设想的跨越思想中，所跨越的其实是制度上的层面和生产关系上的层面，就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先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一系列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下，这些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2.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不是可以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要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国家是不能完全跨越峡谷的，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要跨越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仍然少不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批判性地吸收资本主义积极的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现今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3.马恩应当时俄国民粹主义学者查苏利奇等人的要求，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村社制度的土地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回答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从而有了“跨越论”这一想法。马克思认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完全跨越“卡夫丁峡谷”不是在任何一个东方经济落后国家都可以实现的，跨越只是种可能而并不是必然的。他们认为跨越的条件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需要有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支持，必须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条件，其中文化，民族和国际条件都是很重要的。
二、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辩证思考
1.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而来的，不是根据马克思所说明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经典社会主义，也不是根据马克思的“跨越论”建立的社会主义。首先，中国目前还没有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出来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也没有完全实现商品化与工业化，存在产业结构问题突出，收入差距大，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等问题。
2.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经济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难以完全跨越的，现实中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未按照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所需的基本条件进行。俄国和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按列宁“一国胜利论”思想的指导下得以实现的。列宁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殊的历史情况，提出了“一国胜利说”。俄国和中国等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跨越论”思想实现的主要条件如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西方资本主义的援助等并不存在。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能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能跨越的。当前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觉运用好价值规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让非公有制经济散发出活力，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现实社会主义能否最终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最终实现跨越奠定现实基础，这样才能实现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二）要善于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文明成果
马恩在“跨越论”中说明了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现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善于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理念和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现代管理方法等，这些有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把握新时期改革的方向。但我们不能拿来就用，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运行制度我们绝不能吸收和引进。
关键词：；科学态度；剥削定义
对剥削定义的研究，一方面要以为指导，坚持关于剥削理论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防止把剥削泛化、扩大化。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深化和拓展对关于剥削定义的认识，使之更具科学性，警惕本本主义倾向，防止把剥削定义理论教条化、凝固化。
一、要以既坚持又发展的科学态度对待关于剥削的定义
王峰明、牛变秀在《研究》2008年第6期上发表《“剥削”与“非剥削”——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辨析》(简称《辨析》)，该文对剥削定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其研究探索精神令人敬佩，但其观点和研究方法值得商榷。首先，作者对剥削的定义企图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或从经典著作的已有结论中得出现成答案，这种一味从经典著作的已有结论中寻求现成答案，并冠以经典作家的结论令人置疑。其次，作者坚守经典作家一百多年以前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观点不动摇，认定只有私有制才有剥削，否定私有制外的一切剥削现象，其立场和勇气令人敬佩，但置一百多年来社会发展变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于不顾，强行用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的结论来套解今天的问题的做法值得商榷。
怎样给剥削下定义?学界众说纷纭。我们认为，给剥削下定义，一定要以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坚持“三个必须”原则：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忠实于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原著精神，但不能简单套用和照抄照搬经典著作；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实践，能正确解释现实社会中的剥削问题；必须符合定义本身的要求和规范，内涵外延要完整，逻辑结构要严密。
经典作家涉及剥削问题的论述众多，但经典著作从未从概念的科学界定上给剥削下过定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行的剥削定义是理论工作者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思想提出来的。其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中写到，“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一部分必要劳动”；胡培兆在《剥削简论》一文中提出，“剥削是社会上一些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或流通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谭劲松在《深化对关于剥削理论的认识》一文中写到，“剥削是指社会生活领域中一部分人或社会集团，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资源，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或社会集团的劳动”。纵观我国理论工作者给剥削所下的定义，基本上做到了源于经典著作，忠实于经典作家的思想，依据的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实际。因此，基本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符合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并为学界所认同。
《辨析》一文作者在如何给剥削下定义问题上，一味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对经典著作不敢越雷池半步，且把自己的定义强加给经典作家，这既不符合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原著，也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变化了的新剥削现象实际，更无法说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剥削的新情况。这种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态度不可取。
二、给剥削下定义。最重要的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剥削的质的规定性
如何给剥削下定义，最重要的是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剥削的质的规定性。尽管理论工作者关于剥削的定义表述不尽一致，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剥削的质的规定性认识大致相同。比较公认的质的规定性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剥削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剥削要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垄断其他社会资源为前提条件；能解释现实社会存在的剥削现象。从上述剥削的质的规定性出发，在给剥削下定义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在剥削条件上，剥削并不仅限于私人占有或垄断生产资料。剥削的条件是什么?《辨析》一文认为，“就剥削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是剥削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通观全文，在作者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唯一条件。我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剥削最基本、最主要的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看作是剥削产生的唯一条件并非经典作家的原意，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剥削产生和存在的实际。
私人占有或垄断生产资料是剥削赖以产生和存在最根本的条件，人类社会的剥削现象绝大多数都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剥削产生和存在的唯一条件。人类社会剥削存在几千年的历史表明，除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条件的剥削外，还有如以人身依附关系为条件带来的强制剥削、以权钱交易为条件带来的权力寻租剥削，等等，都属于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行为，因而无疑都属于剥削。
(二)在剥削对象上，剥削的对象物并不仅限于“剩余劳动”。剥削的对象是什么?《辨析》一文的回答是：“就剥削的对象而言，马克思认为，对劳动者本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才构成剥削的一般内容，而剩余劳动从本质上讲则是存在于人体中的‘活’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虽然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剥削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但剩余价值本质上就是雇佣工人‘活的劳动’的‘耗费’和‘支出’，剩余价值不过是‘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从这里可清楚地看到，《辨析》一文明确认定剥削的对象物就是“剩余劳动”，且强调这是马克思的原意。对此，我们并不否认“剩余劳动”是剥削的对象物，但我们不赞成把剥削对象物等于剩余劳动。因为把剥削的对象物仅仅锁定为“剩余劳动”，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原意。
实际上，剥削的对象物是“劳动”，而不只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只是剥削对象物的主体，剥削对象物同时还包括非剩余劳动。如，奴隶主对奴隶的过度剥削、封建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抢夺式剥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式剥削，等等，无一不是剥削或变相剥削，很显然其剥削的对象物，不仅是剩余劳动，同时也包括必要劳动在内。
作为剥削对象物的“劳动”，其形态是多样的，包括活劳动时间、物化劳动产品、市场化劳动价值等。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剥削者无偿占有的劳动形态是不同的。如，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表现为直接占有奴隶本身，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表现为向农民收取地租，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表现为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等等。 转贴于
(三)在剥削主体上，剥削并不仅限于“对抗性生产关系”中的特定主体之间。剥削的主体是什么?《辨析》一文认为，“就剥削所体现的主体关系而言，马克思强调，剥削是基于‘对抗性’生产关系并存在于特定主体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剥削是‘非生产劳动阶级’对‘生产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只有生产劳动者才是被剥削者，而剥削者则一定是非生产劳动者，不能离开生产劳动阶级与非生产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去谈论剥削问题。”
我们认为，把剥削主体仅限定在“对抗性生产关系”中的“特定主体之间”，显然缺乏说服力。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存在先前社会的残存生产关系、当时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未来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等三种生产关系。与此相适应，在任何一种剥削社会中，都不可能仅存在一种形式的剥削。如，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并未形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及相互对抗的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剥削作为一种剥削现象和一种剥削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又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较长时期内，除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剥削外，还残存着封建剥削等其他形式的剥削。
一般说来，居主导地位的剥削形式因受上层建筑的强力保护，与上层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内嵌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对抗性，存在于特定主体之间，而不居主导地位的剥削形式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如，萌芽于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剥削和残存于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封建剥削，并不具有“对抗性生产关系”的“特定主体之间”的特征。又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仍大量存在，但私营企业主和雇佣工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不再具有阶级对抗性，但这并不表明我国现阶段不存在私营经济的雇工剥削。
三、剥削定义要能正确回答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剥削的新情况
《辨析》一文指出，“关于剥削的理解阐释与马克思有差别甚至是重大差别，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并不能认为凡是与马克思相异的或相左的观点，就都是错误的，除非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文本学’研究这种特定的任务和规定上。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剥削观与种种新剥削观相比较，哪一方对现实关系的解释更为合理?哪一方在逻辑上更为自洽?”我们非常赞成作者的上述观点，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底。通观全文作者仅对经典作家关于剥削的理论进行了“文本学”的解读和阐释，并没有对这种理论如何“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关系”，使之“更为合理”、“更为自洽”作出说明和阐释。任何理论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理论才更具现实性、时代性和科学性。同样道理，关于剥削定义的理论，也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对资本原始积累剥削和自由资本主义剥削的认识水平上，而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加以深化和拓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认识实践、解释实践、指导实践的功能；也只有这样理论才能“更为合理”、“更为自洽”、更具生命力。
(一)的剥削定义要能正确回答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变化。《辨析》一文在文章开头明确提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典论述来看，‘剥削’指的是：在‘对抗性生产关系’中，‘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生产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的‘无偿’占有。”并由此得出三条结论：“就剥削的对象而言，马克思认为，对劳动者本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才构成剥削的一般内容”；“就剥削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是剥削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就剥削所体现的主体关系而言，马克思强调，剥削是基于‘对抗性’生产关系并存在于特定主体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典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剥削和自由资本主义剥削，而且也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思想理论武器，其科学性和真理性是勿庸置疑的。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典论述”并没有穷尽对剥削的认识，也没有预料到一百多年后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新变化，因而也就更不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新变化、新情况做出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剥削问题的历史背景是以17—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为范本的。当时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劳资阶级尖锐对立，资本家(集团)独占生产资料，劳动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主义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通过不断自我调整，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如，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工人持股、股票小额化、股权分散化、资本社会化；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高级经理阶层和新中间阶层；同时由于资本急剧积聚，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出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而这无一不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
资本主义的调整变化必然带来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变化。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变了，关于剥削定义的理论就应与之相适应。首先，不能将“剥削主体”简单化、绝对化、凝固化。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以前说的“生产劳动阶级”和“非生产劳动阶级”这两个概念已很难涵盖日益复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新现象。如，持股雇工、合作社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职工、新中间阶层(高级经理阶层)、法人投资者，等等。其次，不能将剥削手段仅界定在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垄断，将剥削对象物仅界定在剩余劳动上。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跨国集团除通过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无偿占有本国雇佣工人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外，他们更从全球视角调整经营战略，注重研发方面的投资，在凭借生产资料垄断的同时，还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及不平等经济秩序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其剥削对象物不仅是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而且无偿占有非剩余劳动。而这正是《辨析》一文作者所不能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