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2 21:11: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融合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整合是思想理论界的一个讨论热点，其对于彰显当代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也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充分挖掘其自身的人文价值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应该成为考量当下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
一、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之问”
在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
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广大高职院校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高职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高职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高职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高职院校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高职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即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也就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二、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特质
美国的杜威先生在其所著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而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而《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它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高职教育发展到了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高职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高职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高职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高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高职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在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我们的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目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三、充分发掘人文价值特质。体现高职教育自身的“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高职教育的功能，提升高职教育的价值。使高职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高职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高职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上，高职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研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的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四、结论
人文价值其实是考量当下我国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充分发掘我国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我国的高职教育才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论教育[A].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关键词】乡土元素，新地方主义，时代性，地域性，表达手法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1.概述
由于历史背景的时代性及地理气候的地域性的差异，各地方民居具有强烈的时代风格与地方文化特征，反映了当地人们的居住观念、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这些差异也导致了各地方民居住宅的地方建筑形式以及室内传统元素不同。地方元素或着说地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中，是源自特定地域生产构成社会以及文化的元素与符号。也是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表达和营造过程中的基本素材，它们遍布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种类非常复杂，如何通过合理的表达方法，将这些乡土元素以室内设计作品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其更具有艺术感染力，成为室内地域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课题。本文对西安地区近年来新建的地域文化与室内设计作品深入调研分析，并通过访谈和文献研究，探索被大众喜闻乐见，且能很好的突出地域特色、传承历史文脉的室内设计表现手法，以期待能对室内设计的地域性人文精神的设计与营造提供参考。
2.研究内容与方法
2.1调查对象
1)西安瓦库茶语。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大唐通易坊36号。
2)西安左右客酒店。酒店位于科技路与高新四路十字向南100米路西。
3）西安唐华宾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雁引路40号。
4）西安大唐芙蓉园芳林苑酒店。隶属西安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西安城南10公里处。
2.2研究内容
通过实地考察、群众访谈的形式对调查对象的设计指导思路、所引用的地域文化元素、地域人文精神表达手法和营造效果等方面做出分析评价；再结合大量的文献调查研究，总结地域文化元素表达的常用手法并对其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做出分析。
2.3研究方法
实地考察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是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室内设计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评价与认可度，因此本文还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调查，这样有助于获得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研究结果。
3.调查结果与分析
经过对调查对象的深入考察、访谈，认真分析了上述案例作品的表现手法，并通过文献查阅和归纳总结，得出地域性景观元素有以下几种常用的表达手法，它们各有特色，并被消费者喜欢。
3.1陈列——最原汁原味的室内元素表现手法
陈列简单理解就是把地域元素通过陈列的形式直接展示出来。本文所谈的陈列是指经过周密策划后对地域元素、地域文化以具象的手法表现出来。依据笔者的实地调研，大多数陈列只是简单的展示，还谈不上设计。一个优秀的陈列设计必须做到以下3点。
1）重视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强化地域性元素的视觉效果。陈列是一门创造性的视觉与空间艺术，是艺术性、思想性和真实性的集合。一个能给人震撼的陈列设计，除了陈列元素本身，周边的环境、室内光的运用、背景、色彩的对比、肌理的对比等，均可以提升陈列元素的视觉效果。以西安瓦库茶语为例（图1，图2）
（图1） （图2）
在抹灰横行的时代，瓦库的设计者却运用了做让关中人民自豪的青砖以及和青砖有着同样材质的瓦片设计而成。创新、绿色、生态、可持续怀旧与追梦的情感融入了它质朴的语言符号，在瓦库当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2）选择合理的陈列“叙述”方式。地方元素的陈列设计要有节奏、有重点、有，而且整体气氛的烘托十分重要，无论是“开门见山”还是“渐入佳境”，目的在于元素表现统一。真正做到“不高、不大、不突出”，从而达到和谐。
3）拉近使用者与元素之间的亲和力。人天生就有想触摸的倾向，一是为了实验并证实他们所看到的，二是为了加强记忆。在设计中拉近元素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使其产生亲和力，使人清楚乡土符号的质感、沧桑与质朴，更容易达到触景生情的效果。“瓦库”就是这样一个案例“秦砖汉瓦”是用来形容秦汉时期建筑装饰的辉煌与鼎盛的。秦砖汉瓦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3.2引借——“源于乡土，高于乡土”的地域文化表达手法
引借是指从乡土元素原型中截取某一个片段或者部分，它可以是元素中的图案纹样、可以是材质、可以是色彩、可以是装饰，进行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室内空间。
西安唐华宾馆是以“唐文化”为主题文化，它是我国古典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女士的唐风建筑代表作，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盛唐风格，彰显唐代建筑典雅、雄壮的气势。是唐代传统建筑样式，侧重建筑风格、样式的一种继承与延续，并不忘积极吸取借鉴传统的形式与符号。它是古城西安城市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体现。（图3）
（图3）西安唐华宾馆
不仅在建筑形式上表现了主题文化内涵，选取最富地域性代表的建筑符号来表现地域性文化。内外兼修，酒店室内装饰风格与建筑外观风格都是“新唐风”的体现，给旅客在心里造成很强的震撼。
引借的优点就在于，其素材（材料、家具、装饰界面等）原型源自乡土，但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是具象直接表达，而是通过截取其中最传神、最精华的部分，经过艺术的加工与创新，达到“源于乡土，高于乡土”的效果，通过引借的手法在室内六个面表达过程中，既保留了地域元素原型的乡土气息，又通过重新组合和艺术加工使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
3.3凝练——主题性项目最常用的表达手法
凝练是根据一定的设计主题，通过对地域元素中有关联、有关系、有共性的元素进行提取、概括，形成最能突出主题的设计手法。
西安左右客酒店中，将所有与本土材质相关的乡土元素，集合起来进行空间、立面设计，如（图4）
（图4）来自网络
形成了以方言、乡土材质等为主的室内文化空间这在“瓦库”中也体现的很突出，建筑的最廉价制造方法就是就地取材，瓦库室内用的关中青砖、瓦片以及室内用于调节空气流动的小窗，以及天花的梁结构都是借鉴了关中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主题性质的乡土特色。
凝练手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清理众多乡土元素之间的关系，寻求联系个元素之间的线索，形成带有主题和一定主题思想的乡土味道。这种手法在带有主体性质的地域设计中比较常用。
3.4融合——延续历史文脉的元素表达手法
融合原意是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在这里指将乡土元素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创造出超越乡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更强大、更具感染力的新室内环境。融合就是让地域人文元素的精彩片段融入现代室内环境中，从而成为一个新的表现效果。融合包括造型的融合、色彩的融合、材料的融合、文化的融合以及设计形式的融合。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来“新地方主义”这个概念，这对我们现在地域性文化缺失的大环境下很有指导作用。
新地方主义这个设计思潮在功能上、构造上按照现代建筑的标准要求仅仅在形式上部分地吸收了传统营养的。当我们将眼光再次投向新地方主义这个新生事物上，我们不难发现，新地方主义强调的是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格的设计，这其中也包含了乡土和民族趣味的。这些将传统的东西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设计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体现。新地方主义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在设计中尽量的使用地方材料和做法，表现出因地制宜的特色，这就使得整体风格上与当地的风土环境相融合，具有浓郁的地域风味。
2）从建筑及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讲，建筑和环境要相协调，室内设备的现代化与功能上的使用舒适要求，局部的在室内陈设品上则是强调地方特色与民俗特色，这些都是表达民族文化的特征。
4.结束语
在经济快速发展、交流日益广泛、资讯传播迅捷的今天，大量“舶来”的室内设计，带给人们新鲜感和视觉上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室内设计方案争相模仿，试图通过这些“洋气”来提升城市的档次与品位，打造所谓的“国际”的形象。然而在短暂的新鲜感和欣喜之余，人们也逐渐开始困惑，那些看似现代和时髦的室内作品，正在悄悄的吞噬着城市的特色，那些曾经代表不同文化的本土元素和符号正在逐渐悄悄地消失，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得失去自我，大量的城市还有城市的房子变得似曾相识。
在这种情况下，地域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充分了解乡土文化，挖掘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元素，在尊重地域文化的前提下，通过恰当的设计表现手法，营建出符合当地生活习惯，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且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地域室内作品，传承历史文脉。应该成为每一个设计从业者应该具有的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郑曙旸.室内设计思维与方法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彭一刚.建筑空间组合论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安藤忠雄研究室.建筑师的20岁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李泽厚.美的历程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胡群霞. 由“瓦库”论及室内设计的人文精神[J].美与时代，（4）35-36.
许振中. 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领域的应用研究[J].合肥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5-28.
关键词：高职；核心竞争能力；探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91-02
一、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概念
“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早由两位美国企业经营战略管理学家帕拉哈德和哈默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提出来。他们认为，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协调各方面资源的知识和技能。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时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企业独具的，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竞争优势，并使企业长时间内在竞争环境中能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其他类型竞争力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具备价值性、独特性、延展性三个特性。
二、培育高职校核心竞争能力的途径
现在大多数五年制的高职类学校都是从三年制的职业中职学校转型而来，在转型的过程中面临了很多问题，很多五年制高职就是把原来三年制不同专业的学校组合起来，所以导致不同名称的五年制高职学校很多专业是相似的，竞争非常激励。因此，五年制高职校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培育自己学校的核心竞争能力，提高自己的优势。
（一）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
1.转变教师的思想观念
师资队伍的建设已经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瓶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势在必行。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培训是提高教师队伍的重要手段。从中职教师转型为高职教师，要更好地培养教师的职业理念，以行业市场为导向，以学生就业为根本，突出职业技能训练，提高教师自身能力。职业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树立非一日之功。要让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感受到职业教育的好处，同时政府要从自身摆正职业教育的位置。
2.切实培养“双师型”教师
从高职校的实际情况看，目前不少高职学校愿意花钱，注重教学设施和实训设备的投入，这是可喜的现象。但相对于这些“硬件”，我们的“软件”建设远远达不到高职学校的发展速度，特别是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更是令人担忧。没有专业师资，就没有专业特色；没有后劲，也就没有发展。就目前高职教育的功能来看，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何谓“双师型”教师，目前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三种：一是“双证书论”，认为具有专业领域资格证书的人员，取得教师资格并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即为“双师型”教师；二是“双能力论”，认为只要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的教师，就可看作是“双师型”教师；三是“双融合论”，即既强调教师持有“双证”，又强调教师“双能力”。“双师型”教师该如何培养？首先应当从日常行为习惯开始，规范自己的言谈举止，仪容仪表等。其次，要热爱行业，深度了解行业动态，前沿信息，行业数据，让自己与时俱进。再次，与业界人士交朋友，彼此间互相受益。最后，要融入到“双师型”培养中去。定期下企业顶岗实习，把自己融入到企业中，从而学习到旅游行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增强自己的实用性。
3.实施“青蓝”工程
实施“青蓝工程”，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每位骨干教师每学期带一至两名青年教师，并制订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计划，依据每位青年教师的实际情况，有实效性地培养。学校跟踪每位骨干教师制订的培养计划，并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培养的结果。同时学校制定培养方向，以此加强对骨干教师教学工作的考核。深入开展师徒结对子活动。
4.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
作为从中职学校转型而来的高职教师，往往操作能力很强，而科研能力较弱，教育要求我们的教师既要有教育教学技能，又要有理论修养，同时还要具有研究能力。面向高职的学生我们要及时作好转型，提高自身科研能力，主动对教育教学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通过不断地观察、反思、研究、实践，作出各种教学决策，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二）注重学校设施的完善
1.专业设施的建立
职业类学校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所以学校的专业设施一定不能落后，只有先进的设施才能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操作能力，专业设施的建设一定要结合专业自身特色，专业教师的建议，行业专家的建议，做到“物尽其用”，不是像有些学校花了大钱买回来的设施只是作为摆设。
2.基础配套设施的建立
（1）完善图书馆
图书馆可以对学生感兴趣的书籍先开始试行借阅，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学生借阅书籍。
（2）利用班级的图书角
班级的图书角是一个方便阅读的好地方，但是很多同学提供给图书角的书籍都往往是杂志类的，真正的好书不太会提供给班级同学。那不妨从青少年该阅读的100本书籍准备起，学生乐意提供的就留下，不乐意提供的用班费买一些，可以一个年级共同分担相关书籍的费用。同时，让学生写好读书笔记，写一些随笔，同时一个月，开展一次读书讨论，“谈谈最近读的书籍对我有何启示”。通过各种活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让学生能够积累知识。
（3）开设校内学生网
对于大部分高职学校来说，缺乏校内免费的网上论文查阅系统，高职学生为了能更好地写好毕业论文，从三年级甚至更早，就应该要学习如何写论文。目前，很多网站的论文查阅需要付费，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第一次写论文，往往无从着手，也承担不起昂贵的下载费用，而网吧更不可能有免费的查阅系统，这些限制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学校可以设置学生的校园网，校园网应该配备可以免费查阅的期刊网，这样学生才能感兴趣。校园网可以按小时收取费用。
（三）注重以“学生为本”
1.建立学生心理辅导机制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现代教育提倡“以学生为本”，而高职学生这一特殊群体，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高职学生的来源大部分是中考的落榜生，相比较普通高中而言他们文化知识基础普遍较弱。高职教育阶段是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时期、黄金时期，而学生心理问题也是职校生最普遍、最常见、最突出的心理问题。一般高职学生的心理问题表现在缺乏学习兴趣、自暴自弃、不会与人交往、逆反性心理、早恋等几方面。作为高职学校一定要做好疏导工作，这些问题看似很小，但是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首先，高职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心理咨询室，为学生及时提供帮助；其次，高职学校要注重对班主任的培养，提高班主任的心理疏导能力，往往班主任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可以给学生获得很大帮助。再次，高职学校要创造良好的氛围，让学生积极地学习、生活。
2.重视课程改革
职业教育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合格技能人才的重任，现代职业教育系统已经成为现代职业社会的一个缩影和职业文明发达程度的一个标志。但目前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薄弱，办学条件差，体系模式不成熟，企业参与率低，体系体制不健全，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让职业教育的质量徘徊不前。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进行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以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从课程设置、模式、内容以及教材、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这样才能确保职业教育课程诸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课程系统功能的最佳发挥。
（1）校本课程的开发
校本课程是根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和地方需求，由学校教师对本校的环境因素和学生学习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针对本校学生进行编制、实施、评价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任务是修改能力标准，修改课程目标及要求，调整课程结构及内容，修改考纲及教材，试验、实验、推广新教材。发展职业教育，教育部门要和劳动部门一致行动，从政府层面解决相关政策问题，政府、企业、学校职能明确，制定的政策要具有可操作性。校本课程的开发一定要因时因势因地因人而易，不能盲目求多求快，职业教育一定要学生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从而有良好的思维、判断、理解能力和文化素养，成为“可持续培训的人”。
（2）教法的变革
最近几年，很多学校都在进行教法变革，但是，成果甚少，不仅让我们思考，高职教法的变革应从何处入手。首先，作为高职教师要爱自己的学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教法，才能真正实用。一位优秀的教师，首先要少埋怨学生，多反思自己，当教师一味责怪学生素质太差的时候，也许学生正在以同样的话语评价教师。所以，作为课改的执行者——教师，一定要学会反思自己，在反思中不断提高。其次，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高职生这一特殊群体，中考失利，学习兴趣低落，让学生从“被动学”转成“主动学”是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改善自己的教法，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让学生“主动学”，如利用多媒体课件，布置任务，课堂讨论，图片等手段。最后，教师要改变教学观。高职教材很多，但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教师要认真研究教材，从“教教材”转到“用教材教”，利用教材为教师服务，同时，教师授课要注重师生关系的互动，从“独白”转到“对话”。通过这些转变，集合大家的力量，相信高职教法变革一定能成功！
（四）注重与企业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企业希望职业类学校的学生一毕业能立刻上岗，但是实际上企业还得进行再次培训。所以，职业类学校能否培养出技能型人才是一个关键问题。要培养出技能型人才，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一下两方面：
1.把专家请进来
面向学生，一方面可以请一线专家来学校授课，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另一方面定期请一线专家来学校开讲座，让学生能切实掌握专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再次，可以请一线专家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学校能够进行针对性地教育。
2.把学生引出去
一方面，与企业合作，建立学校的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习阶段能够真正进入企业岗位，切实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另一方面，与相关大型企业定期合作，订单式教育，定期为企业输入技能型人才。
总之，高职校只有不断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郭长文.坚持学校内涵发展，提升核心竞争能力[J].吉林教育，2009，（4）.
关键词：素质教育 广告心理学 考试模式 改革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广告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广告业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亦日益重要。作为广告学专业的必修核心课程之一，《广告心理学》的地位不可忽视。调查统计显示，排在广告专业毕业生认为最应开设课程前五位的依次是：“市场营销类”、“媒介”、“广告心理学”、“视听语言学习及鉴赏”以及“案例分析”；排在广告专业在校生认为最应开设课程前五位的则依次是：“影视编辑与多媒体设计”、“广告表现与制作”、“视听语言学习及鉴赏”、“广告心理学”、“媒介”。然而在践行素质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其考试模式仍存在诸多不足，需要系统梳理并进行改革。
一、素质与素质教育
“素质”一词可从生理学和教育学角度界定。从生理学上讲，素质即个人先天的生理特点，这些特点经过遗传获得，一般称为遗传素质，即平时所谓的禀赋；从教育学上讲，素质是指个人在后天环境中通过影响或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和心理品质等。。本文主要指后者。
“所谓素质教育，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以充分启迪、挖掘和发挥受教育者个体潜能为手段，以为社会培养各种适用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从实践上讲，是指施教者着意营造一种理想的环境和氛围，使受教育者经过耳濡目染和学习、训练，在德、智、体、美和心理承受、创新意识和能力等方面得以全面发展的过程。素质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基础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并不意味着取消考试或削弱考试功能。考试是评价教育管理者管理水平、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手段，是评价素质教育实施效果的必要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
二、《广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目前考试模式
1.广告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1)目标的实践性。“广告心理学就是探索广告活动与消费者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学现象及其存在的心里规律的学科。”。具体而言，广告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广告作用于消费者的心理机制；广告诉求的心理机制；广告表现的心理规律；媒体接触心理；广告效果及其测量方法。研究所有上述内容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增强广告的实战性。学习、研究心理学方法与规律在广告中的应用策略，就是为了使广告创作者更好地把握消费者心理，准确定位，科学策划，大胆创意，对消费者的行为施加影响，最终促使他们采取购买行动。
(2)内容的综合性。作为一门极具交叉性的学科，广告心理学的内容具有显著的综合性。不仅涉及到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媒体、广告效果测量等广告学方面的内容，而且与普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联系密切。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既有陈述性知识，又有程序性知识。内容的综合性，不仅体现了学科性质的复杂性，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学生不仅要具备广告学、心理学两方面的扎实基础，而且要使两者融会贯通，彻底祛除两者都懂却又均不深入的现象。
(3)方法的灵活性。显而易见，教师讲与学生听的陈旧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理念下《广告心理学》教学改革的要求。鉴于《广告心理学》课程的应用性、实践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特点。只是运用单一传统的教学方法只能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而对于技能训练、能力提升和素质培养却无济于事。因此，应根据《广告心理学》课程目标的层次和课程内容的类型，灵活运用讲授法、发现法、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任务驱动法，来锻造和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观察能力、写作能力、操作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利学把握《广告心理学》学科性质，有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改革目前的考试模式，切实推进素质教育。
2.目前广告心理学的考试模式及其局限
考试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检查评价功能、教育激励功能和反馈调控功能。“改变学生学习的最迅速的方法，就是改变评定制度”。作为一种评价行为，考试可以培植、引导和激励学生智力素质、审美素质、技能素质和创新素质的发展。然而，审视目前的考试模式，“智育惟一”、“以分数论优劣”的弊端依旧存在，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素质教育的推进。
(1)考试观念。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教育管理者，还是一线教师、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未能真正树立起与素质教育人才观、质量观、教学观相适应的考试功能观。他们对考试的本质、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过分注重理论考试成绩，并将此成绩作为保送、评优、毕业的重要依据，而不关心是否具有专业能力和素质等问题。考试的导向性、指挥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学生以考试及格为目标；教师以完成试卷批阅为课程结束，以试卷成绩评价学生；教育管理者无法通过考试深入了解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
(2)考试内容。《广告心理学》课程教学一般要求学生掌握三方面内容：一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二是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然而，在目前的考试内容中，对于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检测过多，对于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检测过少，而对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检测基本为零。若考试命题时过分拘泥于教材，学生就会对教材的内容死记硬背，最终分数只是对学生记忆能力的衡量，而无法判断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也无法使其专业素质得以提升。
(3)考试方式。有关资料表明，现代管理对人才的测定有100多项指标。而卷面考试中只能测出其中三分之一，其他如合作能力、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却很难用传统的考试方式做出评价，而这些能力又正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目前的《广告心理学》考试中，考核方式较为单一，表现为闭卷多，开卷少；笔试多，口试少；期终考试多，平时考试少；客观题多，主观题少；理论题多，实践题少。题型设置不合理，大多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问答等，综合性思考题和分析论述题过少，很难测出专业能力和实践素质。另外，平时成绩大多根据出勤情况和课堂活跃程度评定，占学期总成绩的30％，此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片面性，信度很低，对于践行素质教育几无意义。
三、《广告心理学》考试模式改革
1.转变考试观念。考试与素质教育并非水火不容、矛盾对立的，素质教育的水平与结果也需要借助考试来衡量与判定。首先，要明确考试的目的不仅是检测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情况，更要强调通过考试让学生学会学习，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其次，要明确考试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方式都要体现这一要求。第三，要通过考试使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缺点，使教师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为今后指明方向，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的增强。
2.丰富考试内容。《广告心理学》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其考试内容的丰富性，主要体现在内容的专业性、综合性与实践性上。专业性体现在考试内容应涵盖《广告心理学》作为“学”的专业核心课程的主要内容，形成完整体系，要求考试范围全面、重点突出。综合性体现在《广告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实践性体现在《广告心理学》“术”的基本特征，对操作技巧和实践能力有较好把握。三个层次之间应设置合理比例，形成一定区分度。
(1)考试内容应源于教材却不拘泥于教材。即试题总体上应与教学大纲和教材保持一致，但同时又应有所超越。一方面，要将《广告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融于对问题的分析与判断中，以检查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从广告心理的角度分析脑白金争议广告的成功原因与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应允许一些试题“超纲”，教材没有要求，老师没有讲过，也可适当纳入试题。可采用两种方法：①试题中“超纲”内容的10％，考查学生对广告心理研究前沿以及最新热点的了解程度。例如，结合案例分析中西文化心理差异对广告创意的影响；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对广告创作的影响；谈谈国际广告中的跨文化心理问题；分析一下娱乐广告风行的社会心理原因。②教师只讲教材的80％，另外20％留给学生自学，试题中加入自学内容，以考查学生自学能力以及自学情况。
(2)考试内容应具有较多选择性，具体方法有：①试卷中除共同题外，可让学生选做一部分试题。例如，综合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可实行“二选一”或“三选一”，即两个或三个试题中选做其中一题。这样既增加了试题的可选性和灵活性，又照顾了学生的个别差异，不致因一题不会而失分过多。在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广告心理学》的期末考试中，笔者在最后的案例分析题中，就实行了“二选一”，一个是英国萨奇兄弟广告公司的经典平面作品“怀孕的男人”，另一个是获嘎纳广告节影视广告大奖的麦当劳“婴儿摇篮篇”，要求学生运用所学广告心理相关知识对其创意进行分析。每次考试可用两套试卷，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任选其一。两套试卷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一套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技法的掌握情况和简单应用能力，另一套主要考察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可兼顾两者特点再设计第三套试卷。这样既考虑了各个学生的知识差异和个性特征，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习效果。
3.改变考试方式。目前考试方式的弊端可用四多四少概括，即闭卷多，开卷少；笔试多，口试少；理论考试多，实践能力考查少；一次考试定结论多，数次考试综合评价少。素质教育理念下的考试改革，可采取多样化方法：按考试形式可分为笔试、口试、实践操作；按考试成果可分为考试、考查、小论文、总结报告、调查报告、创意方案；按答卷要求可分为开卷、闭卷。
(1)加强日常考核，全面、综合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目前，学生课程的最终成绩一般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一般占20％～30％，期末考试成绩一般占70％～80％。以后应适当提高平时成绩所占比重(30％～40％)，同时加大对学生平时学习情况的考核。平时成绩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出勤情况；(2)完成作业情况；(3)课堂讨论准备的发言提纲和发言情况；(4)平时考试成绩。如果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还应考虑其论文质量。
1926年5月15日，谷超豪出生在温州市，幼年由婶母抚养，善良、助人为乐的婶母对谷超豪的性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谷超豪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据谷超豪最小的妹妹谷月霞回忆：“小时候，四哥不太喜欢玩，也不大爱说话，他最常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虽然四哥比较“沉闷”，但是“脑子转得很快，什么事都能和数学挂上钩”。
谷超豪5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他从小性格文静，聪慧过人，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都学得很好。在课堂上思想活跃，喜欢独立思考。特别是数学，早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掌握了分数与循环小数的互化，并开始知道数学上有无限的概念。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谷超豪进入温州中学。温州中学后来汇集了不少回乡的大学老师，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尤其是数学和物理。这对谷超豪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的语文、社会科学、数理的基础是很全面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他还不满足于课本知识，看了不少课外书，如刘熏宇著的《数学园地》，其中介绍了微积分和集合论的初步思想，使他初步了解到数学中无限的3个层次：循环小数，微积分，集合论，这使他对数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1943年秋天，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时值岁月，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市开设有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后成为苏步青的得意弟子，开始了大学生活。当时一年级课程并不要求太多的逻辑推理，但对直观能力、演算能力和解应用问题的能力，却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训练，为谷超豪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谷超豪读了一本用综合方法写的射影几何的著作，完全不用计算，便能把二次曲线的基本性质描述清楚，引起他很大兴趣。从此，他对几何学就有了偏爱。后来，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即使是分析的或物理的，都带有几何的风格。
谷超豪还尽可能多掌握其他方面的知识。他对物理学的课程非常感兴趣，他认为物理和数学相互促进。理论力学是必修课，他做了许多题目；他并不满足于做对，还常常探索其他比较别致的做法，为此，受到周北屏教授的称赞。谷超豪在三四年级时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相对论、理论物理等课程，这在数学系的学生中是极少的。当时虽然学得不深，但直到70年代他去研究和规范场有关的数学问题时，还深深感到这些选修课对他大有益处。他一直认为：数学需要从其他自然科学中吸取营养，这是“数学直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能得到好课题，又可以发现新方法。他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和这个想法分不开的。
1949年，杭州解放，谷超豪被调到中国科协杭州分会工作。他把杭州市的科普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然而，他感到自己的一生离不开数学，于是向领导部门提出了要求：不中断数学研究与教学。青春年华，精力充沛。白天，他在科协忙碌，去浙大听课和做教学工作，晚上就在宿舍里研究数学，直至深夜。
谷超豪最早的微分几何论文《隐函数方程式表示下的K展空间理论》的思想形成了，用近来的数学术语来说，这便是“分叶”的思想，这思想很快被他利用来解决了苏步青提出的问题。1951年，这篇论文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目。
苏步青教授看出谷超豪在数学上的才能和前景，便向浙江省文教当局提出调动他的工作的建议，使谷超豪回到了浙江大学，1953年转到复旦大学。华罗庚也很早注意到这位数学界的新秀。谷超豪去北京，华罗庚曾几次请他吃饭，并鼓励他要做出有自己特色的、系统的工作。谷超豪非常感动，并把这些教导牢记在心。
1957年，谷超豪去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之前，从事了微分几何领域的仿射联络空间和芬斯拉空间的研究。这时他己看到，微分几何的研究必须整体化，不能只限于局部性质。他就两类空间的整体的嵌入问题得出了完整的结果。
从零开始 演绎辉煌
1958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开辟了星际航行的时代，此时谷超豪敏锐地从中看到了偏微分方程这块国内数学领域的薄弱园地很需要发展。谷超豪从前苏联回国时，他的研究能力和成就已经接近微分几何研究领域的顶峰了，如果继续从事微分几何研究的话，很快就可以出新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继续他的微分几何研究，而是带着当时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几个年轻人一起转向了偏微分方程，并取得重大突破。
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谷超豪做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他提出要以高速飞行器为实际背景、以超音速绕流问题作为一个模型开展研究。为此谷超豪解决了一系列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难题，系统地开创了多元和高阶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理论。
谷超豪的学生李大潜院士如此评价谷超豪：“在一个领域已做得如鱼得水，如今却从零开始，投入一个新的未知领域。这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科学能力，而且还有他的学术追求。”
20世纪70年代初，谷超豪已经在超音速绕流问题上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这时他再次转变研究方向，与杨振宁先生就“规范场理论”的数学结构开展合作。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一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8年2月，谷超豪由复旦大学调任中国科技大学任校长一职。上任伊始，他就着手推动中国科大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他的努力下，1992年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获国家正式立项，谷超豪被聘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大成为国家在该研究领域的南方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开展了非线性量子光学、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非线性化学等研究，在相关领域取得诸多重要成果。
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是当今核心数学最活跃的三个分支，谷超豪在这三个方向上均获得国际认可的突破性成果。关于谷超豪的一次次“转向”，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而在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青人继续去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座金矿。”按照谷超豪的说法，这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在研究中发现吸引我的新领域，而学生们又能在原有领域独当一面、有独到见解时，我就鼓励他们做下去。”不过，他的一些学生则说，国家、社会的需要才是谷老“转向”的核心因素。
谷超豪曾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因为它们都平行地属于数学的三级学科，但也互有交融。在对于行外人会“迷路”的“百慕大三角”中，他却发现了挖掘不尽的宝藏。“别看它表面上枯燥，其实只要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奥妙无穷，简直是开发不尽的宝藏啊。”为了挖掘这些“金子”，谷超豪几乎牺牲了一切悠闲、度假的时间，除了最简洁的生活程序，剩下的便是工作和研究。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空间、变换和方程中，化枯燥为神奇。
谷超豪曾这样形容数学研究：“局外人很难理解在数学这片疆域里探索的错综复杂。就像在丛山峻岭中摸索，忽而山途渺茫，忽而峰回路转。你完全可能走了一大段路程后，发现竟然回到了原来的山坳坳；你也许走啊、走啊，突然发现了前人的足迹，原来自己还是步了别人后尘。勇敢的探索者，总会在山重水复之后，达到柳暗花明的境地。”
谷超豪就是这样，在不断地探索中，逐步成为享誉国际的数学家，不仅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两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而且在当今核心数学前沿最活跃的三个分支：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及其交汇点上，获得了国际公认的突出成就，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帕利斯教授把他列为培育中国现代数学之树的极少数数学家之一。
2009年10月20日，“谷超豪星”命名仪式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9月11日发现的绕日运行周期为3．47035年、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豪星”，并演示了“谷超豪星”太空运行情况。谷超豪在命名仪式上表示，命名是一次极大鼓励，而自己在数学研究上只是取得了“一点点建树”。
爱与诗意的人生
科学家与诗人是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人。诗人浪漫，思想自由驰骋；而科学家则讲究严谨和一丝不苟。然而谷超豪却将两者融合，他的人生充满了诗情画意。说起写诗的心得，谷超豪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其实没有受过正规旧体诗训练，而且温州方言、上海话和普通话常常混杂在一起，所以老也掌握不好平仄，作品从来没敢给苏步青先生看过。”诗歌于他，是兴致所致，是自娱自乐!他说，许多文学作品中其实蕴涵着丰富的科学思想。
生活中的谷超豪喜欢爬山。一首“上得山丘好，欢乐含苦辛，请勿歌仰止，雄峰正相迎”的诗，也是他不断攀登数学高峰艰辛与欢乐的真实写照。对于自己的工作，谷超豪深有体会：“研究数学就像爬山，努力地翻过一个山头，会发现眼前一亮，前面的景色多美啊。往上看又见叠叠的山峰，只有不断地攀登，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谷超豪的科学研究、教书育人中，处处都有“加减乘除”。
加法：谷超豪＋胡和生＝院士夫妇。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我这个位置比她的好。”谷超豪说。每天，两位院士就在这里并肩研究。
是数学成就了谷超豪的爱情之梦。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女人，但胡和生“”了这个定理：不仅在生活上与丈夫相濡以沫，在事业上更是携手共进――她是中国数学界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第一位走上国际数学家大会NOETHER讲台的中国女性。
1991年，胡和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欣然为妻子赋诗以表祝贺：“苦读寒窗夜，挑灯黎明前。几何得真传，物理试新篇。红妆不须理，秀色天然妍。学苑有令名，共庆艳阳天。”诗抒胸意，数学大师的诗意人生跃然诗间。
减法：日常生活－家务＝更多工作时间。对这对院士夫妻而言，日常生活则是一道减法题，挤出来的时间便用在了做学问上。
说到节约时间，胡和生举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一般不上理发店，通常都是自己洗了头发，再请谷先生帮我剪短一点，稍微修修就可以了。起初先生说不会剪，我说不要怕，他慢慢地也就学会了，并且称赞这办法好，省了不少时间和麻烦！”
乘法：数学×文学＝丰富的人生。科学家与诗人似乎是两种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然而谷超豪却发挥业余爱好诗词的优势，做了一道成功的乘法，使自己的人生变得别样丰富。
“成汽遨太空，积雪踞高峰。一泻惊江海，化雨随东风。”字面上，是对观莱茵大瀑布的描述。实际上，谷超豪人生不同阶段的理想都蕴藏其中――年轻时，渴望飞得高远。年岁渐长，希望厚积而薄发。中年的理想是事业有成、在国内外数学界有影响。如今80多岁了，仍希望为东方文化和数学事业再尽微薄之力。
除法：一生成就÷教学＝桃李满天下。几十年来，谷超豪一直继承着苏教授留下的传统，定期参加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数学物理、几何讨论班，至今雷打不动。他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中就有3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谷超豪说：“当年，老师苏步青对我说：‘我培养了超过我的学生，你也要培养超过你的学生’――他这是在将我的军！如今回首，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向苏先生交账了！”
［关键词］高等学校；课程体系；板块；核心课程；信息球
Abstract: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falls into three patterns:The tree pattern，the plate pattern and the globe pattern. The tree pattern consists of onedimensional type of line， twodimensional type of plane and threedimensional pattern of space. The plate pattern includes the theory of plate structure and the theory of core curriculum. The globe pattern prefers mainly to the theory of globe model. The three patterns ， whi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supported by the respective theories， may be followed by the designers of curriculum system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Key words:[JP3]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curriculum system; plate tectonics; core curriculum; information globe[JP]
高等学校课程体系设计是一项很复杂的由理论到实践的工作。它是指运用系统方法，在全面考察课程体系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确定课程体系目标，组织课程资源，制定课程体系并做出评价的过程。其任务是贯彻教育思想，制定课程实施方案，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本文试图运用已有的课程设计理论，结合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发展状况，探讨课程体系的树状形态、板块形态和球体形态及其设计。
一
课程体系犹如一棵富有生命活力的树。树的各部分形成一体，干和枝主次分明；根枝地位不同，方向有别，分叉点高低不同分层次，离根越远越易动摇；活生生的树四面八方都可延伸，是开放的。课程体系的发展如同一棵树的成长，其变化遵循生物学规律，有生、老、病、死的过程；有枝叶繁茂，残枝败叶之象。同时，还遵循遗传学规律，可以嫁接，“倒插杨柳”等等。
在树状模式理论中，最典型的是一维线型模式，即主干学科论。在纵横交错的课程体系中，存在着树状的主干与枝叶的关系。树干代表主干课程，枝叶代表拓展课程，“树干”与“枝叶”的有机结合，才形成合理的课程体系架构。主干学科论强调课程体系结构的组织上要突出主干，兼顾枝叶。主干学科是指作为专业主要理论基础的学科。主干强调把某门学科中已公认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规律和事实作为它的重点内容，并同时强调课程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连贯性。例如：工科专业，其主干一般是指技术科学类学科，而不是作为工科共同基础的数学、自然科学类学科和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技术课程。枝叶课程是与专业的关系不如主干学科密切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是职业领域的需要，体现职业性；可以是工程对象的需要，体现工程性。枝叶课程起着配角的作用。课程体系中有了明确的主干学科课程，教学内容才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具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理论水平，具有适应技术进步和工作领域的迁移能力。
依照学科主干论，设计课程体系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在课程时序上要遵循学科的内部逻辑，符合学生接受和掌握知识的规律性。在学科逻辑上，尽量按照从易到难、从未知到已知，以及由感性到理性，由基础到专业的逻辑顺序安排相应课程要素、组织课程结构。这里可以按一定的逻辑组建“课程群”。所谓“课程群”是指课程体系中由具有某种性质或担负类似功能的几门课程组成的小集群［1］。有了“课程群"，我们就可以按照“课程体系——课程群——主干课程”递阶制约的方式，分层次来组织和优化课程体系。
正确处理好基础课程和前沿课程的关系。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新科学、新技术日新月异，但相对来说，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的发展变化并不大，因此，在构建课程体系时，一方面要使课程内容要素具有前沿性、实用性，另一方面要使课程内容要素具有基础性、稳定性。
保持合理结构在课程体系中的相对稳定。“平台加模块”课程体系结构是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功能的课程体系结构。进行专业课程模块设置，可以使这些课程在编制时跳出单门课程的框架束缚，按照功能类型、需求类型、学科类型等进行编制，从而以不同的模块组合去满足各种个性化的课程体系目标的需求，同时也能较好地保持课程自身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作为基本训练和打基础的课程如英语、计算机等实行连续性设置。
树状模式理论还包括二维平面线型模式和三维立体线型模式［2］(P94-108)。
所谓“二维”就是指纵向维和横向维。纵向维就是指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直接为专业服务的课程系列。这一系列（如工科）通常按理论与应用、一般与特殊的逻辑顺序分为三个层次：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如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等，一般称“基础课”或“科学基础课”；技术科学课程，如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学、电子学等，一般称“技术基础课”；工程技术课程，如金属切削机床、电机设计等，一般称“专业课”。有的专业，再进一步把工程技术中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内容集中起来作为一类课，叫“专业基础课”。这只是第三层次即工程技术类中的一个子层次。
横向维是指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与专业有关的课程系列。这一课程系列，通常按其要达到的素养目标，分为若干课程组或知识块，如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组、经济管理课程组、相关技术课程组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组，是指那些直接研究与人类休戚相关的事物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如哲学、艺术、历史等。经济管理课程组是指有关经济与管理的课程，如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管理等课程。相关技术课程组是指专业工作中需要运用的作为技术手段的课程，如材料、测试、控制等技术课程。它们虽非各专业的理论基础，但其作用不可低估，可以培养专业人员的品德、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专业人员的社会效益以及活化他们的思维。
二维结构的课程体系反映了特定学科领域内具体规律的“硬课程”，即知识实体课程，但没有包括那些反映各门学科共同规律的“软课程”，即知识链课程或方法论课程。因此，这种课程结构仍是不完善的。于是，在“二维”之上又发展出“三维立体线型模式”。
所谓“三维”就是指“纵向维”和“横向维”以及贯穿两者的“轴向维”，即专业维、素养维和方法维。方法维课程包括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各门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方法论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论体系，具有哲学思辨能力，善于跨领域地进行概念和方法的移植。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分化与综合，方法论课程在高等学校课程体系结构中越来越重要。
二
高等学校具有为社会发展服务和为个体发展服务的双重目的。为了保证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目标要有基本的规格，相应地要有一套必修课程和教学环节来保障；为了满足个性发展的不同要求，在保证基本规格的前提下，具体的智能结构可以不拘一格，相应地要有可供选修的课程，必修课和选修课就构成基本的模块。这就是板块形态或板块模式理论，或简称“模块论”，包括模块组合论和核心课程论。
首先看模块组合论。模块组合论，是指按照学科结构理论和智能结构理论，将课程组设置成模块，根据学生发展的需要来拼搭课程体系。根据课程模块弹性化和因人而异的组合，使课程体系能够兼容多种类型人才的培养。模块组合论的基本要求是课程模块化、拼接合理化和体系弹性化。
课程模块化。全部课程按其所要达到的知识、能力、素养目标，分成若干个课程组。如：分成“必修课程组”、“指定选修组”、“任意选修组”；也可分成“必修知识块”、“指定选修块”、“任意选修块”；还可分成“主干课程模块”、“定向课程模块”和“辅修课程模块”；也可分成“专业基础知识块”（包括公共课、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知识块”（在同一专业中体现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辅助技术知识块”、“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块”和“经济管理科学知识块”等。课程或知识分块主要是根据本专业的社会需要、知识的类型以及个体的未来发展要求。有了这些模块，构建课程体系就有了前提。
拼接合理化。这是指课程模块之间的拼接要按照一定的要求和规范来进行。这些要求和规范包括：①目标一致性：这是指各课程模块都要为总的培养目标或课程体系目标服务。②结构层次性：一方面，模块的组织和拼接要反映学科本身固有的逻辑；另一方面，模块的组织和拼接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思维运行轨迹，保证低水平、基础性的学习任务在先，较高水平、专业性的学习任务在后。前一方面是依据学科知识本身的规律提出的要求，后一方面则是根据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特点作出的规定。③接合意义化：就是要使课程模块与课程模块之间以及模块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由此使课程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体系弹性化。体系弹性化，首先是课程要求上的弹性化。以往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统一要求，很少照顾到不同学生不同专业方向的要求。“吃不饱”、“吃不了”和“不够用”、“用不了”的情况同时存在。因此，同一门课程对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方向，应开出几个品种和档次以显出课程要求的弹性。如：同是体育课，可开出基础体育课、专项体育课、保健体育课等，可使学生量“体”选学，各得其所；同是力学，根据不同方向，可开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等，使学生量“力”定“学”，各有专攻。这样才能满足不同专业、不同专业方向的不同学生的需要。其次是课程组合中突显个体性。为了保证培养目标的基本实现，为满足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的多样性的需要，不拘一格育人才，课程体系也应体现个性化的要求。如：在指定的某个知识块中，具体选学哪门课程可由学生自定；在修满规定学分的情况下，增加哪些课程由学生做主；在完成主修专业的同时仍有余力辅修其他专业，由学生自选。个性化的要求主要体现了学生的兴趣。但仅凭学生的兴趣，不一定能优化知识结构，还需要导师的选课指导。因此，建立导师制，由富有经验的导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的兴趣特长，指导学生选课，构建弹性化的课程模块，最终才能形成富有弹性的课程体系。
近年来，高等学校在设计课程体系时，发现必修课程模块比较庞大，限制了选修课程的开设。这种现象在不同科类之间是不同的，工科比文科更甚。这是因为工科的教学内容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变动性大，随生产力变化而变化；可选性小，在特定的生产力下，其必备知识和能力是比较确定的［2］(P106)。因此，为了保证基本培养规格，工科的大多数课程应该是必修的，而选修课只限制在生产技术中那些即将出现尚未成为现实的内容上，或者同主干课程联系不太紧密的内容上。
其次看核心课程论。国内对“核心课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是张华博士。他对“核心课程”概念的历史发展、“核心课程”的本质、“核心课程”与“边缘课程”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这里主要援引他的一些观点。从词源来看，核心课程是课程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具有生成力的那部分课程，它与课程体系其他部分（或称边缘课程）形成有机的、内在的联系。这一概念一般认为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国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家齐勒(T.Ziller)所确立的“齐勒计划（Ziller plan）”，以及美国教育家帕克（F. Parker）的“帕克计划（Parker plan）”为标志［3］。因此，齐勒的课程设计是文化核心或学科核心，“帕克计划”则强调儿童核心。这是早期核心课程开发的两个基本取向。
核心课程理论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价值取向和课程体系设计模式，折射出不同的课程价值观。首先是社会取向的核心课程观。它所体现的课程价值观是进步主义和社会改造主义，倡导两种典型的设计：“生活领域核心”和“社会问题核心”。“生活领域核心”设计以普遍的、无可争议的人类活动如“保健”、“生存”、“保护自然资源”等为基础；而“社会问题核心”设计则来源于当代社会生活各层次中困扰人们的关键的、有争议的问题。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均基于学习者作为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的共同需要、问题和关切，而不是学科知识或其它。其次是经验取向的核心课程观。它体现出倡导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以及形形的当代人本主义价值观。这种课程观的设计是一种“活动—经验核心(the activity-experience core)。它以学生直接感觉到的需要和兴趣为核心来确定通识教育。尽管这种核心课程观从未在教育实践中成为主流，但它却从未中断。恰恰相反，在那些倡导“理性解放”的课程理论家的呐喊中，在那些追求自由的先进教育家的实践中，经验取向的核心课程观一直在不断发展着［4］。再次是学科取向的核心课程观。它所体现的课程价值观是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认为文化知识或学科知识在人的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文化知识或学科知识又有等级优劣之分，应把那些“文化精粹”或“经典名著”置于课程体系的核心，作为核心课程。第四是混合取向的核心课程观。这一观点认为，处于课程体系核心位置的课程应谋求学生、社会与学科三者间的平衡与整合。传统的核心课程观是传统二元论的思维产物，是受工具理性所支配的。新的核心课程观必须充分认识学生、社会和学科三者的关系，用一种连续论和整体主义的视野来重视审思三者的内在统一。因而，在课程设计中应体现这种统一，在统一中追求实践理性和解放理性，最终生成个体的健全人格。这种混合取向的核心课程模式符合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势，理应成为核心课程体系的当代追求。 在设计核心课程体系时，需处理好“核心课程”与“拓展性课程”的关系。在论述影响“核心课程”与“拓展性课程”关系及其制约因素时，张华认为两者是一种有机的、生成性的关系；社会分工的需要和相关人员的利益，学生变化中的需要、兴趣与关切，以及社会需要和期待等是重要的制约因素［4］。我们认为，设计“核心课程”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①国家意志是在阶级社会特有的制约因素；②社会生产力是根本的制约因素；③学术领域是最具高等教育特色的制约因素；④学生需要是终极的制约因素；⑤课程体系现有发展水平及课程论是来自课程自身的制约因素［5］。在设计课程体系时，“核心课程”与“拓展性课程”是相对的。它是随着课程的价值、评价主体的取向和社会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变动关系。因此，在考察以上制约因素时，不存在确定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课程”与“拓展性课程”的关系。开发“核心课程”、确定“核心课程”与“拓展性课程”关系的过程，是一个价值追求的过程。
三
苏联数学家马库雪维奇把人脑储存的信息分为核与壳两类，提出了合理储存信息的模式［2］(P97)，为我们提出课程体系的球体形态提供了理论依据。课程体系犹如一颗原子。居于原子中心带正电的原子核，使带负电的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原子的质量绝大部分集中在原子核上，原子核最稳定。电子较灵活，受原子核控制。居于课程体系核心的部分是最为稳定的，围绕核心部分的是可变动的，须随着知识的发展而不断新陈代谢。这就是球体模式理论，或简称“球体论”。
在课程信息球体中，信息核贵在稳，信息壳贵在变（见图1)。课程体系球体核心的相对稳定即使在未来社会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变革加剧并不意味着稳定将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稳定与变化的加速交替。而且在高度综合和高度分化并存的社会，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构建具有开放性、变革性和统合性的球体课程体系并不应排斥课程内容的稳定性及课程组织的一定的分化性。那么，如何将稳定与弹性、统合与分化有机地统一于同一课程球体之中，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图1信息球体剖面
球体模式论是在整体优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普朗克在《世界物理图景》中指出：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它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可见，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仅仅为了研究的方便，它才被划分成一门门独立的学科。然而，这种划分往往掩盖了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加之忽视了课程结构的总体设计和教学中的因人设课，使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变成了毫无联系的一门门课程的堆砌。它妨碍了大学生价值判断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的形成。因此，课程体系还存在一个整体和局部的矛盾，整体优化论（简称“优化论”）由此而生。
课程体系是一个开放系统，它要不断接受来自社会、学生以及学科本身的发展、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成果等各方面的作用。无论是其整体还是局部，都会与外部的因素发生作用，是一个不断更新、改进和提高的过程。这样，课程体系才能与外界保持平衡，才能使内部彼此协调从而达到优化的结构。结构优化必须注意找到内容的结合部、课时上的配比度和时序上的衔接点。
首先，课程目标是各门课程在课程体系中优化的结合部。课程目标是学校全部教育内容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目标。它包括总目标和分目标，总目标与学校培养目标一致，对每门课程的目标起指导作用，某一门课程的目标作为分目标是总目标的具体化。只有课程体系内的分目标达成一致才能使课程体系目标最优化。一致性的课程目标应体现为：相关的几门课程要围绕同一个知识、能力或素养目标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既体现不同课程的不同要求，又体现课程体系的整体性。
其次，课程的课时配比度是各门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定位的关键。课时配比度是指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及其开课时量之间的比例。在课程体系中存在着基础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实践课、必修课与选修课、讲授课与自修课等课程关系，由于总课时一定，因而，这些课之间都有一定的课时规定。一类课时的增加，就会减少或削弱另一类课程的开设。可见，课时配比适“度”才能有效发挥该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应有作用。课程之间的课时配比度，决定于该类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借用类似巴班斯基所提倡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与方法，根据每门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评出其“功能系数”，借助数学模型得出最优的课时配比。浙江大学采用培养方案结构因子分析方法，借助“结构指数”来定量地表述课程之间的联系，进而求得各类课程比例的范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P102)。
再次，在设计课程结构过程中找到时序上的衔接点。找到时序上的衔接点，是指根据学时的配比度与开课时序，各门任课教师了解自己所任课程在课程体系整体中的位置，从整体优化的观点出发来安排本课程。教育家怀特海认为：“真正重要的顺序，是教育应该采用的涉及质量的顺序。”［6］可见，此处最重要的是确定课程逻辑结构图。课程逻辑结构图是标明课程体系内课程要素与课程要素之间内在关系、开设先后顺序、时量等的图示。该结构图有助于揭示课程要素之间的重复和脱节，发现能力上的断线现象和课程时序安排上的不合理。上海交通大学就计算机专业课程结构优化作了一些探讨。该专业每学年开始时，都要召开培养方案论证会。他们把课程逻辑结构图公之于众，发动全体任课教师评头品足，以课程的新发展和教学上的新经验修改和完善课程逻辑结构图。由于切合了本专业的特点和学生的智能结构，所培养的人才素质也较高。
高等学校课程体系构建的具体模式和表现形态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仅从某种理念出发，想当然地凭直觉来判断取舍。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不仅要考虑开设哪些内容要素，而且要周密地安排合理的要素顺序，可流通的层次及互补的组合。如：单一课程（学科或活动）可与综合课程（综合学科或综合活动）组合，旨在实现它们之间的交叉互补；核心课程可与个别化课程匹配，旨在实现统一要求与个人基础的结合，一般目标与分层目标的结合；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联姻，旨在统一安排与个别选择的结合，实现“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的机制；系统课程与微型课程相辅佐，旨在实现广度与深度的融合，使课程内容、教师能力与学生兴趣相结合等。诸如此类的组合模式很多，但都必须实事求是，结合各类学校具体的培养对象、教学目标和办学条件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在实证研究和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加以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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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华.论核心课程［J］.外国教育资料，2000，(5)：15，19-20.
［4］张华.体验课程论——一种整体主义的课程观［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0)，(11)，(12).
关键词：中医药 知识工程 知识库 知识获取 知识发现
分类号：TP182
引用格式：于彤.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关键技术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36-343[引用日期]. http：///p/1/56/.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无论作为文化遗产还是作为医学资源，都理应得到保护和传承。对中医药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诠释与研究，是中医药传承的一项核心任务。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为中医药知识的组织、存储、处理和利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2]。
知识工程是随着信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手段。知识工程源于人工智能领域，其最初的目标是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或称专家系统）[1，3]。为了构建基于知识的系统，需要获取足够的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支持自动推理和问题求解[3]。因此，知识获取、知识表示以及知识运用成为知识工程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随着知识工程在知识管理中应用的不断深入，知识工程的研究范畴从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扩展到自由文本、半结构性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处理。时至今日，知识工程已发展为涉及知识表示与推理[4]、语义网[5-6]和数据挖掘[7]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在电子科学、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关幼波与计算机专家合作，于1979年研制了首个实用的中医专家系统DD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它在临床应用中取得良好效果[8]。此后，全国兴起了一股中医专家系统研发与应用的热潮[9]，知识工程作为专家系统的支撑技术也得到了中医界的重视。近30年来，中医药工作者采用知识工程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知识遗产进行广泛采集和永久保存，建成了大量的知识资源和智能系统，为中医药知识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0]。为此，本文对中医药知识工程进行系统总结和综合论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知识工程师提供参考。
2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概念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指将中医药知识整合存入计算机系统，以使计算机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中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工程学科[1-2]。旨在实现中医药知识的“计算机化”，并将计算机技术融入中医药知识的收集、挖掘、整理、更新、传播及转化等环节，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知识体系，提升中医信息系统的智能水平。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工程”，是因为这项工作涉及系统性的方法、大规模的协作、严密的流程以及复杂的产品（本体、知识库、专家系统等），这些都是系统工程的显著特征。
中医药知识来自中医专家的头脑，以及书籍、论文、病案等各种专业资料。为使中医药知识“计算机化”，需要从各种知识源中广泛获取知识，将知识进行编码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还要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方案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存储；最终实现专家系统、知识发现等各种计算机应用。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中医药知识表示方法的研究、中医药领域知识的获取、中医药知识库系统的构建、中医药知识发现研究以及中医药智能系统（如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等。
中医药知识工程是中医药与信息科学（包括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产物，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它也是中医药知识管理的一项关键支撑技术，有助于实现中医药知识管理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3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意义
中医药知识工程有利于开拓临床思路，支持临床决策，研究中医理论，丰富教学内容，指导实验研究，促进中医药知识传承与创新[1-2]。具体而言，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在以下三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 梳理知识体系，保护知识遗产
中医药知识遗产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化价值，但其知识体系尚存在模糊笼统之处。只有对中医药知识遗产进行系统梳理，去芜存菁，才能凸显中医药知识的精华之处。使用语义网络、描述逻辑等知识表示方法，能够精确描述中医思维逻辑，建立数字化的中医药知识体系，这对中医药学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促进知识传承，加速人才培养
中医传承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的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名医，提升中医界的整体水平。中医药知识工程旨在系统总结前人经验，将历代医家的智慧结晶转化为全面、系统的领域知识库，研发中医辅助学习系统，以提升初学者的学习效率，促M专业医师之间的交流，从而突破中医传承的瓶颈。
3.3 发现新知识，促进学科发展
通过实施中医药知识工程，可对中医药信息化过程中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建立跨越年代、流派、学说和病证的整体性知识模型，从而加深我们对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的认识，使中医药领域两千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遗产得到有效整理和挖掘。
4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构建
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达。可以说，中医药知识工程所研究和处理的核心对象就是中医药知识体系。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架构，以临床实践经验为主体的知识体系[2]。
中医药知识体系有其自身特点和复杂性，对知识工程技术产生了独特的需求。中医特色的思想方法、含义模糊的中医概念以及中医专家的隐性知识都对知识表达、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因此，面向西医等其他领域的知识工程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医药领域。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效处理中医药知识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支持标准化知识体系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指导中医药知识的建模、获取、组织、存储、共享与服务等一系列工程实践活动。建立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体系是一项繁重、长期的工作。本文主要围绕思维模拟、知识表示、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的理论思想、研究热点以及核心概念意涵进行简要论述，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4.1 中医思维模拟研究
中医思维模拟是指在对中医思维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系统对中医的思维过程进行模拟，从而完成计算机辅助诊疗等复杂任务。中医深受中华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包括“天人合一”“取象比类”以及“辨证论治”等等。中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医思S的直接产物。开展中医药知识工程研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中医的核心思维模式。
中医思维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具有形象性、模糊性和整体性等特点，需要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创新性的思维模拟方法。例如，“取象比类”是贯穿中医知识体系的思维模式，与中医其他的思想方法共同构成了中医“象思维”。在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需要追溯中医“象思维”的思想源流，并采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模拟方法[11]。又如，中医辨证思维是一个涉及分析、综合、推理、归类、鉴别的复杂思维过程，需要将中医辨证理论与实际的病案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结中医辨证思维的规律，从而建立合理、准确的中医辨证计算模型[12]。思维模拟研究在中医临床诊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但首先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对计算机建立的中医思维模型加以检验，以验证其准确性和实用性。
4.2 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
知识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是指通过某种方案、数据格式或语言，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直接处理的数据。知识表示处于知识工程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知识获取的基础，又是知识存储和运用的前提。为实现基于知识的系统，必须将领域知识表示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并录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去，存储于知识库之中。知识表示的合理性直接决定知识处理的效率，对知识获取和应用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影响。
广义上，知识表示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知识的显性化、机读化和结构化，从而支持自动推理，知识检索和知识发现等应用。知识表示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状态空间、谓词逻辑、框架、产生式、语义网络、与或图、Petri网等。这些方法适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而被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如何选取或提出合理的知识表示方法，用最恰当的形式来表示中医证候、中药、针灸、温病、养生等各方面的知识，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知识工程领域的一种主流观点是将建立一个知识系统的过程视为一种“建模”活动。知识建模（knowledge modeling）是指采用某种计算机方法构建一个“知识模型”，它在特定领域中能像专家那样解决问题。其本质是通过模型来表示知识，因此属于一种形式化的知识表示方法。近年来，采用本体等技术建立知识模型，已成为中医药知识分析的一种常用手段，也是中医药知识表示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13-14]。
4.3 中医药知识获取研究
知识获取（knowledge acquisition）是指从专门的知识源中全面、系统地获取知识，并将其转换为某种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如程序、规则、本体等）[15-16]。这里的知识源可以是人类专家，也可以是案例、教科书、论文、数据库、网站等知识载体。一般情况下，知识获取需要由“知识工程师（knowledge engineer）”与领域专家配合，共同来完成工作。知识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领域专家激活隐性知识，完成知识的转换，建立基于知识的系统。
知识工程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组知识工程师找到并访问特定领域的专家，听取专家的介绍，记录专家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入知识库中。将知识库与推理引擎结合起来，也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专家系统。知识获取也必然涉及知识验证的问题：知识工程师需要对知识进行评审和验证，以确保知识的准确性。
知识获取是任何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医药领域，知名老中医的经验和古籍文献占有重要地位，是知识获取的重点对象。一方面，知名老中医知识和经验的获取，是中医药知识获取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专家认知获取的范畴，也就是将专家头脑中隐含的知识转换为某种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医药领域产生了海量的古籍文献。古籍数字化对于中医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永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数字化的古籍文本中有效提取中医药知识，则是知识工程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通过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领域专家的经验和实践方法，还是查阅大量文献搜集领域知识，都是复杂的、繁琐的工作，且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人工方法完成。因此，知识获取是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中面临的关键瓶颈[16]。如何突破“知识获取”瓶颈，也就成为知识工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4.4 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
知识运用是指将领域知识库以及机器推理、知识发现等技术运用于科研、临床、教学等领域，辅助中医药工作者解决复杂问题并提升工作效率。知识工程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应用包括：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方剂量效关系分析、中药新药发现、中医临床诊疗、中医教学等等。为使知识工程的成果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和学科发展，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知识的问题。知识工程学不能逐一研究具体应用的过程或方法，而是研究在各种应用中都可能用到的共性方法，包括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
传统上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专家系y。中医专家系统是指用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来模拟著名老中医诊疗病人的临床经验，从而使该软件具有专家诊治病人的水平[8]。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医关幼波诊疗肝病的计算机系统”的出现，全国兴起了一股研发中医专家系统的热潮。据陆志平等[9] 估计，中医专家系统已不下300个，并遍及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以及针灸等各科。专家系统能对中医四诊信息进行处理和解释，并产生临床推荐意见和临床警示，可用于辅助职业医师进行临床决策。该系统的构建涉及知识获取、机器学习、知识推理、知识搜索等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数据库技术的普及以及数据库内容的不断积累，使业务人员产生了从数据库中挖掘知识的愿望。为此，学者们将数据库技术与人工智能、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传统技术相互融合，产生了知识发现这一交叉学科[17]。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KDD），可被理解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近年来，中医团体探索将各种KDD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KDD被用于研究方剂配伍规律[18]，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解释中医证候的本质[20-21]，以及辅助基于中医药的新药研发[22]，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KDD作为中医药知识分析和科研创新的一种新方法，也成为中医药知识运用研究的一个热点。
5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关键技术分析
中医药知识工程将本体（ontology）、文本挖掘（text mining）、语义网（semantic Web）等多种信息技术与中医药领域知识相结合，以促进中医药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运用。在下文中，围绕知识建模、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发现等4个主要方面，对中医药知识工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进行具体分析。
5.1 中医药知识建模技术
知识建模是将领域知识表达为计算机可处理模型（即知识模型）的过程，它是知识工程的基础。中医药知识体系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文化和语言特色，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建模的独特性。历代中医普遍采用“取向比类”等形象思维方法，中医药概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中医文献中包含大量古汉语成分，这些因素导致中医药知识难于精确描述和定量刻画。需要对知识建模的方法和技术进行创新，并研究出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知识建模框架，以支持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实施以及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
知识建模技术有很多种，技术人员所熟知的统一建模语言（UML）和实体关系模型（ER模型）都属于知识模型。本体是1990年代出现的知识建模方法，其核心任务是对领域概念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和准确表 达[13]。本体在复杂知识建模和自动推理等方面体现出技术优势，因此在生物医学领域逐渐成为主流技术。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的一个热点是通过构建中医药领域本体，对中医药理论和知识体系进行辨认、梳理、澄清和永久保真处理。中医团体已经开展了基于本体的中医药知识建模方法研究，并实际构建了一系列领域本体[14]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anguage System，TCMLS）”这一大型中医药领域本体[23] 。TCMLS对中医药领域的概念和术语系统进行了完整的表达，在中医药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本体建模的对象还包括阴阳、五行、脏腑、证候、中药、方剂等诸多领域。这些本体最终可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中医药领域本体，支持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知识服务等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后续工作。实践表明，本体可有效捕捉中医药领域的概念体系，并以概念为核心将中医药知识体系准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胜任中医药领域知识建模的任务。
5.2 中医药知识获取技术
如上文所述，中医药知识获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被公认为知识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瓶颈，严重限制了知识工程和知识系统的发展。近年来，学者们主要试图通过“集体智能”和“机器智能”这两条路径来突破中医药领域的知识获取瓶颈。
“集体智能”是指组织大量领域专家一起编辑知识库，从而实现专家知识的共享与融合。实现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交流、协作和激励机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推广，中医界开始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各种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知识工程平台，进行跨学科、跨组织、跨地域的协作式知识加工，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知识工程项目，建成了一系列术语系统、领域本体、文献库、数据库和知识库。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建立了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虚拟研究院”，部署了一个协同知识工程平台，支持全国40余家机构，近300人进行协同工作[24-25]。在该系统的直接支持下，研制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23]等一系列大型知识系统。实践表明，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环境能将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组织起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缺乏协调、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实现知识工程的规模化[25]。
“机器智能”是指研发文本挖掘技术，使机器能够直接从文献等知识载体中提取结构性知识。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已得到成功应用，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库加工的效率[26]。但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大量研究工作[27]相比，文本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需要针对中医药文献的特点，进一步研发实用的挖掘方法，提升挖掘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深度挖掘中医药文献中蕴含的知识。
5.3 中医药知识存储技术
知识存储（knowledge storage）特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可靠、有序地存储知识资源，以支持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库是实现知识存储的重要支撑工具，也是知识工程的重中之重。知识库一般是针对特定领域以及问题求解而建立的，对领域知识进行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进而对知识进行组织、分类和保存，以支持知识检索和查询。
构建中医知识库系统，是指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中医药理论和专家的经验按规范化、标准化的格式组建成知识库[8]。知识库一般具有形式化、结构化、易查询、易操作等特点，能支持机器推理。传统上知识库主要是指采用谓词逻辑、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在计算机系统中表示和存储的知识集合。但在中医药信息化实践中，人们也把文献库、数据库、本体等多种形式的知识载体统称为“知识库”。它们都能起到知识存储的作用，与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方法相结合后仍可支持智能应用，因此称之为广义的知识库也不为过。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库建设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医人体、中医疾病、中医证候、中医医案、中药、中医养生等方面都出现了知识库系统[28]。中医药知识库在中医药信息化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文献整理、知识可视化、知识共享、临床诊疗、教学、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实际应用，为中医药知识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和深度挖掘提供了创新性的手段。
5.4 中医药知识发现技术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获取有效、新颖、有潜在应用价值和最终可理解模式的非平凡过程[17]。知识发现是人工智能、数据库、统计学、机器学习等多种技术相互交叉产物。知识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产生了高频集、关联分析、分类、预测、聚类、孤立点分析、时序/序列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还出现了Weka、Rapidminer等较为成熟的开源软件。这为知识发现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创造了条件。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文献和知识。如何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就成了发展中医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KDD所擅长的正是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和知识，是分析中医药海量数据所需的理想技术手段。近年来，中医团体已开展了将频繁模式发现、关联规则发现、聚类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等多种KDD方法引入中医药领域的若干探索。例如，使用关联规则发现等方法对方剂数据进行分析，来揭示方剂配伍规律[18]；通过知识发现方法辅助中医开具中药处方[19]以及中药新药研发[22]；通过基于隐结构模型的机器学习方法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21]；使用文本挖掘方法从海量文献中挖掘新颖知识，构建并分析中医药复杂网络[20]。这些工作表明，面对中医药领域的海量数据，采用KDD技术进行有效的知识发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29]。
过20多年的发展，中医药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已进入相对成熟期，针对中医药领域的各种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成熟并不意味着完善，面对中医药数据描述多样化、数据仍不完备的特点，仍然需要对现有的KDD技术进行改进和发展，以满足中医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需要。
6 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实践取得长足发展，成功建立了大量的知识资源。但中医药知识资源往往服务于特定的医疗和研究机构，彼此之间异质、异构，难以实现集成与共享，形成严重的“知识孤岛”现象，成为长期困扰中医药知识工程领域的技术难题。中医药与西医等相关领域的知识资源也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阻碍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为此，学者们[6，30]提出使用语义网作为中医药数据表示标准，实现中医药内部的知识整合以及中西医领域的知识互联，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孤岛”问题。2001年，万维网发明人（T.B. Lee）在《科学美国人》上正式提出了语义网的构想，认为它将是一个机器可以理解的开放性信息空间[5]。语义网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将数据结构和存储方式各异的数据转换为统一格式并重新，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交换与集成。语义网为实现跨领域知识关联提供了理想的技术平台，有助于构建面向特定领域的大规模知识图谱，进而实现各领域知识图谱的关联与融合。语义网最终将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图谱，提供全面、智能的知识检索服务，促进知识共享和人机协作。
可基于语义网技术建立中医药知识图谱，从而实现中医疾病、中药、方剂、针灸、医案等中医药各门类知识资源的集成[30-31]。TCMLS作为一个包含10余万个中医概念以及100余万个语义关系的大型语义网络，为构建中医药知识图谱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框架。鉴于此，于彤等[31]提出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骨架，将中医药领域现有的术语资源和数据库资源融合起来，构成大规模知识图谱，并实现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知识展示和知识服务等功能。在未来，可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知识图谱，通过语义关系表达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实现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图谱的关联和融合。这套方法将使中医药知识资源接入全球互联的知识图谱之中，支持各种面向结合医学的知识共享、决策支持和知识发现应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6 小结
中医药根植于中华文化，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知识遗产。中医药知识工程成为中医药知识遗产保护和知识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能有效推动群体性的知识创新活动，加速知识转化过程，促进知识的传播。
中医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座伟大的知识宝库，这决定了中医药知识工程的巨大价值和艰巨性。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相当复杂，对知识工程技术提出了独特的需求。在中医药领域实施知识工程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其中还有很多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展望未来，中医药知识工程必将成为中医药信息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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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Engineer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ey Technologies
Yu Tong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关键词: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治理结构;资本结构
一、引言
从全球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业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全球金融创新的速度加快,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出现业务综合化和全能化的现象,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分工界限日趋模糊。二是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同程度地改革了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放松原来的金融结构性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上述两种趋势的发展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实行金融分业管制国家的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问题成为学术界、金融界与政府部门都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
目前中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经营制度。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强国金融机构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受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各项主要原则的约束,对来自境外的金融机构提供与国内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同时,还面临国内市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矛盾的困扰。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制度最终将向混业经营制度转变。那么,在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问题,如实现混业经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何改善实现混业经营存在的约束条件、混业经营应采取哪一种经营模式、混业经营的实施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以及如何解决混业经营给金融监管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等等。
二、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概述
金融业混业经营是相对于分业经营而言的。分业经营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进行经营。而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基本没有限制,如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证券、保险、信托等业务。通过业务范围的扩大或业务品种的增加来实现范围经济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理论基础。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混业经营经验和我国的现实国情,构建与推进金融控股公司是目前我国推进混业经营的适宜选择。金融控股公司是以银行、证券、保险、典当、投资银行、投资基金、财务公司、金融租赁、信托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其中仅以银行作为子公司的称作银行控股公司。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发起成立的多样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证券、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资本的联系,进行了机构和业务的融合,能为企业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具有传统金融机构所没有的优势,但同时也增加了控股公司在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上的复杂性,导致金融控股公司产生了很多新的风险。因此,对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监管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提出更高要求。
三、基于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混业经营
资本结构理论最初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负债比例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即公司如何通过安排债务和权益的比例关系求得公司的总价值最大,而当其进一步研究与公司资本结构相联系的成本时,公司治理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实际上,公司资本结构并不只是债权与股权的比例问题,还涉及与之相联系的不同的所有权权利,一方面,不同权利结构下会发生不同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所以,不同的资本结构必然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安排。
1958年莫迪里亚尼和米勒发表的论文《资本成本、公司理财和投资理论》奠定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基础。该文提出了著名的“MM模型”――资本结构与公司市场价值无关性定理,即无论公司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的比例(即资本结构)如何安排,都不能改变公司证券的市场价值,即对公司股东来说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但是,MM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近于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后继资本结构相关理论的研究通过对这一理论假设的逐步放松,在成本、不对称信息分布、财产控制权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也深入到了公司治理层面,形成了理论、控制权理论、激励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
治理结构问题是伴随着现代企业两权分离下的委托风险而产生的。这是因为委托制存在的天然缺陷: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称、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Karel Lannoo(1999)把治理结构理解为企业控制活动中有关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制度。张维迎(1996)认为,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而广义的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林毅夫把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为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是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委托问题、构建对经营者等的激励和约束而形成的、以较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包括:有关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效用差异的研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研究;经营者选择方面的研究;对企业治理的一些具体方式的研究;不同类型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善的政策研究。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法律体系、企业融资体制不同,在公司治理模式方面存在多维度差异。对各国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类研究中,常见的分类结果包括“内部型-外部型”、“距离型-控制型”、“基于市场型-关系导向型”、“基于市场型-基于银行型”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英美企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主导模式(股东主导型模式)与以德日企业为代表的商业银行主导模式(组织控制型模式)。而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和依据,公司治理是资本结构的体现和反映。当前世界主要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模式与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四、我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选择
近70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如证券、保险、信托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商品得到巨大发展,如美国非银行金融业所控制的金融资产在全美金融体系中的比重由20世纪30年代的不足40 %上升到目前的75%以上。非银行金融机构向银行业的渗透,使得金融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们不得已采取兼并收购方式,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之间的相互控股与兼并收购,使得混业经营成为必然。
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商业银行已经突破传统的分业界限,业务范围向投资、保险等领域扩展,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为了缓解国际金融市场上来自欧洲和日本银行的竞争压力,美国也不甘示弱,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业务相互交叉,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混业经营的地位。目前,我国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问题也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与政府部门都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局限在有关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的发展历程和国际比较方面,因此世界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的研究首先应基于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的制度要素,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我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的正确选择有进一步的研究,具体技术路线如图2所示。
五、结论
金融创新就像一把双刃剑。美国独立投行走过了繁荣的几十年,为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领先地位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最终又倒在了自己不计风险和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中。1995年中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开始从混业经营转入分业经营。2005年,中国开始允许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又步入混业经营。本文指出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更加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又是金融集团发展混业经营的基础。从各国金融集团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结构的不同造成公司治理权利分布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点和优势,也各有缺陷的英美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我国当前环境下的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模式选择应基于治理结构、资本结构等制度因素,借鉴华尔街的经验与教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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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势必伴随着特定的理论表达方式，教育研究的成果必须通过相应的表达方式传递给读者，才有可能为教育理论史或改进教育实践做出贡献。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文学性表达的倾向，由于这种表达方式彰显了对教育人文旨趣的关注，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关于特定表达方式的选择，不仅可以反映研究者呈现研究成果的表达兴趣，而且也可以表征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路向。
一、表达方式：西方教育研究史的参照
概观西方教育研究史，教育研究有文学性表达与科学性表达两种基本的类型。前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学性文体来展示教育过程中人的经验与意义；后者则通过理性思辨或精确量化的方式来揭示教育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因果规律，力图为教育活动制定一般化原则。
（一）文学性表达所谓文学性表达，是指研究者通过亲历教育活动场景，借鉴文学性写作文体，将教育研究的内容按照相应的原则组合成整体性的成果，使教育研究的表达所使用的语言既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又区别于学科化的话语，从而达到表述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研究的文学性表达不同于艺术创作的文学表达。前者是以真实的教育情景、人物与故事为基础的，只是在研究成果的呈现手段上，借鉴了文学的体裁与表达方式；后者则是研究者通过精巧的虚构与夸张的手法，以求达到某种艺术效果的创作形式。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概念。在西方教育研究史中，在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诞生之前，存在多样化的文学性表达，其中较为常见的形式有诗歌、对话集或语录、书信、日志、小说、散文、随笔、传记等。总体而言，在19世纪之前的西方教育研究史中，文学性表达占据主流形式。柏拉图时代至文艺复兴之前，有关教育研究的相关言论长期依附于哲学，教育研究没有取得科学的地位，或者说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教育研究零星地散见于哲学著作之中。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开始脱离古典哲学以及诸如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具体的学科，研究者开始借助于文学的体裁，把对教育现象的认识附载于小说、散文、随笔等表述形式之中。在文艺复兴晚期至19世纪初，在文学性表达这个大前提下，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在带有教育研究性质的文体中，比如小说、书信、日志等，议论的成分逐渐增加。从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与《母育学校》算起，有洛克的《教育漫话》、爱尔维修的《论人的理智能力与教育》、卢梭的《爱弥儿——论教育》、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葛笃德如何教育子女》与《天鹅之歌》等。在夸美纽斯至赫尔巴特之间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教育研究的理论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表达方式更多地介入了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话语与启蒙运动以后的哲学话语，尤其是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学科话语开始大量地介入教育研究的理论表述中。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特点是：第一，儿童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表达对象；第二，研究成果多以夹叙夹议的文体出现；第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特征日趋明显，但仍未获得科学地位；第四，教育研究逐渐从家长式的日常教育经验的总结中走出来，开始对教育活动的规律与原则进行归纳。这些特点反映着教育研究必须得到诸如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等临近学科知识的支持，才可能参与到当时的知识配置的大循环中去；教育研究的文学性表达开始退居次要的位置，科学性表达则备受关注。
（二）科学性表达科学性表达，是指研究者利用伦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资源，通过总结与归纳教育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用科学的一套话语与概念，来表达教育研究的成果。由于研究者理解科学的路径不一样，科学性表达又有两种方式：借鉴哲学话语的理性思辨与借鉴自然科学话语的精确量化。大规模的科学性表达成果的出现，与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初的知识学科中的地位的确立有关。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806年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出版。这一著作的问世，奠定了他作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的地位，同时也预示着教育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即学科化的理论表达。从该书的内容体系及其理论基础上看，它论及了教育的伦理学目的和心理学的基础，使教育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成分。自此以后，研究者不断地借鉴、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观点，从学理上探寻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表达之路。赫尔巴特本人力倡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大学课堂。1835年，他的《教育学讲授纲要》在讲义稿的基础上出版，标志着科学性表达方式已经通过了大学课堂讲义的“试用”阶段，教育学获得了“象牙塔”内的学科形象。这是继《普通教育学》之后，教育研究走向科学性表达的又一个里程碑。随着教育学的学科形象慢慢地清晰起来，教育研究的表达逐步脱离了对教育日常经验的松散的文学性方式，逼近了追求教育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的方向，并为教育研究从“经验”到“科学”铺设了学科建设的起点。赫尔巴特对于西方教育研究史的贡献在于，他把教育研究从基于经验的叙成了一门基于科学的学问，教育研究逐渐变为了教育学研究，并为教育学做出了学科体系框架上的说明。自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算起，众多的教育学家都在为教育的研究方法、研究范畴与表达方式走向“普通”、“一般”、“基本”理论而费尽心思。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下半叶的近二百年时期内，有斯宾塞基于实证主义的《教育论》，有杜威基于实验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有泰勒基于科学主义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有罗素基于现代教育基本原理与一般目的的《教育与美好生活》，有布鲁纳基于学科结构运动的《教育过程》，也有巴班斯基基于系统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等经典的科学性表达的论著。尽管这些著作的理论基础各不相同，但表达方式则十分类似，即科学性。科学性表达的另一种方式，是精确量化的表达。这种方式推崇通过对教育活动进行测量与统计，来阐释教育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描述、说明教育规律。对于此类表达方式的促成，做出突出贡献的当属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他通过实验途径使心理学走向科学，并凝聚了一批以心理学研究作为职业的研究者。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验教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与表达范例，同时也为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走向科学指明了不同于理性思辨的另一种途径。德国实验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拉伊极力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教育现象，表达教育研究的成果。他在估计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教育研究的走向后认为，“新旧教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积累经验的方式和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指实验，但是通过实验以外，还有系统的观察和统计”［1］。梅伊曼在《实验教育学概论》的前言中也强调，“他试图通过此书将他一生浩瀚的教育心理和观察作一个系统的总结，并理出一条实验教育学和实验教学论的理论脉络，将实验教育学的方法以及他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介绍给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学科研人员”［2］。桑代克与盖滋在为师范院校学生学习教育原理而合著的《教育之根本原理》中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果必须有标准的测量方法，才有助于教育的改进。精确地测量教育结果，一是要有‘标准测验’，即一种严守预定规则的测验，二是要有‘量表’”［3］。由此可见，从典型的实验教育学家的主张来看，用实验数据说话，用统计分析来表达教育研究的成果，是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走向科学性的必然途径。无论是肇始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理性思辨式表达，还是发端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的精确量化式表达，教育研究都试图寻找隐含在教育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进而总结出一套科学的一劳永逸的教育法则，用以解释、指导与管理教育实践。
二、向文学性靠拢：我国当下的倾向梳理西方教育研究史中的表达方式，对于判断我国当下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走向及其原因具有启示意义。事实上，西方教育研究的两种表达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同样存在，但由于科学性表达过于追求理性思辨或实证说明，忽视了人的个体生活体验，日益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怀疑，“那种过分依赖思辨的宏大叙述与实证哲学，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教育研究的叙述危机，即教育研究越是精确，其与人类经验的联系则越少”［4］。正是科学性表达的困境，使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存在一种向文学性靠拢的倾向。（一）科学性表达的困境科学性表达的困境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情况，即“接着说”与“照着说”所带来的困境。“接着说”式的研究拘泥于教育学的理论谱系与概念框架，其表达方式讲求学术用语的学科规范与精准语义；而“照着说”式的研究，偏好引荐西方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实验证据，来解释或指导我国的教育实践，其表达方式通常直接采用西方的学科概念与理论命题，甚至是组织学术语言的语法逻辑。从第一种情况来说，研究者由于追求教育学的学理逻辑，为了创新研究成果，常常在理论框架的狭小范围内寻找突破口，致使表达话语严重脱离日常的教育经验。“接着说”的表达状况，引来不少读者尤其是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责苛，他们认为：教育研究的表达所运用的生僻怪异的专业词汇越多，谱系化的文献引用越多，越容易造成教育理论向“无用”的方向上发展，既晦涩难懂，又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些研究成果的表达，根本就是想让人看不懂。“接着说”式的教育研究所产生的教条都与人的具体生活经验无关，“学术知识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散发着恶臭的智慧之灯’，它使我们除了探究过去以找到权威典据——当然要适当加以注脚——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以外，几乎无法用其他言词来表达自己的观点”［5］。而且造成“教育创新活动的经验形态在理论表述中往往容易在可编码的修辞过程中被不知不觉地抽干和掏空，当这些经过修辞后的理论返回实践时，教育活动或经验本身就可能已经被遮蔽”［6］。从第二种情况来看，研究者通过译介西方教育研究著作，进而为自己增添某个研究方向的理论基础，这是理论建构方式的选择，自然无可厚非。译著当然有其学术价值，这一点应该没有多大的异议。但如果研究者只是“照着说”，用他人的表达方式来代替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有的学术论文被硬性规定必须要有外文的参考文献，致使在表述过程中中外文互相掺杂，就有点趋之过枉了。这也势必造成“用他人的理论来作为我们自己的理论，用他人的实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实践，甚或用他人的实践来规定我们的实践，那就有问题了”［7］。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审视，“在理论上，许多教育研究还只是一种‘照着说’的研究。即照着西方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方化了”［8］。长此以往，“照着说”的表达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使教育研究的表达逐渐丧失本土原味，弱化研究者对于母语的应用智慧与创新能力。在科学性表达的程序中，人的具体存在往往被科学理性或实验数据所排斥，在文字与符号中看不见人的活泼身影，人被象征性的符号表达所隐去。因此，有的教育学者呼吁，教育研究“应当努力改变教育理论、教育知识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空玄、单一和模式化，探索明晰、晓畅、活泼、文体与风格多样化的方式，满足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知识的不同需要”［9］。无疑，我国当下教育研究的文学性表达倾向迎合了此类诉求，并以其通俗化的特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
（二）文学性表达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教育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多元化。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田野研究、反思性研究、质的研究、网络博客研究的出现，对于促成文学性表达的兴起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文学性表达显现出多样化态势，其中主要以叙事研究为代表，包括教育史叙事研究、影像叙事研究、口述研究、生活史研究和传记研究等。教育研究不仅与科学阐述有密切关联，同时也与文学表达有某种渊源。借用文学表达中的叙事手法进行教育叙事研究，是教育研究向文学性靠拢的一种表征。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教育研究和文学的叙事活动具有内在的联系，它在深层意义上有着对叙事的呼吁，注定难以完全用科学的逻辑、规范的话语来表达和实现。“叙事，通过自己独特的意义生成方式，提供了个人化的生命际遇，成为教育研究的一种内在表达。”［10］教育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置身于教育现场，与研究对象以及真实的教育环境共同“在场”，通过发现而不是虚构震撼心灵的故事，来诠释人在现实的教育情境中所遭遇的命运，从而达到彰显教育研究的人文关怀的目的。诚然，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性表达的典型形式，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它既有对故事细致入微的描述，又有洞悉教育事件的深刻阐释；既要把日常的教育现象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创设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又要解析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教育本质，使平凡的教育故事中蕴藏不平凡的教育智慧”［11］。而文学创作追求的是叙事安排的艺术性，其中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可以虚构。但是，“教育叙事研究绝不能虚构，要以真实为依归，因为虚构会影响教育实践的品质和研究价值。如果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虽文学上具有典型意义，但在教育中就不能做到是在真实经验下的专业分享”［12］。也就是说，教育叙事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的态度，其借鉴的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文学的艺术手法。对于相对缺乏系统的教育学学科理论背景的教师来说，无论是教育叙事研究抑或是其他形式，文学性表达更受偏爱。教师自始至终生活在教育科研的场域中，他们的研究有自身独特的表达方式——“日志、案例、随笔、杂感、散文、小说等，这些方式便于操作，与教师工作实践相辅相成，能很好地解决工作与研究的矛盾，是教师教育教研活动的重要载体。它们既可以成为教师科研活动过程的记录，也可以成为教育科研活动成果的表达方式”［13］。对于长年从事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而言，文学性表达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凡是能用自己的生动具体的经验、感悟来表达出某种主导价值、准则和理念，而不是抽象空洞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演绎、推断和议论，都将受到广大教育实践者的欢迎”［14］。文学性表达的兴起，不仅使教育研究的话语风格变得多样化，富有情感和诗意，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研究的文献结构，这也是它广受研究者关注的原因之一。文学性表达的丰富面貌，“凝结在各种研究文献，包括典籍、论文、随笔、反思日记、教案、课例、课件以及录像等之中，这些教育经验与教育知识的总结，是一种文本性存在。通过对这些文本的阅读，人们有可能感知字里行间与言行背后的中国性的历史文化传统，包括教育传统”［15］。更有意义的是，文学性表达不只是停留在重构教育故事的肤浅层面，它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像科学性表达的成果一样，也将参与到教育理论史的档案建设之中，并获取诠释教育实践的文献权。
三、方法论路向：表达方式的表征意义相对于西方教育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的文学性表达，我国当下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向文学性靠拢，并不是一种理论书写方式的复制效仿，也不能简单地作为科学性表达显露出困境以后看似走向穷途末路的必然选择，而是象征着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一）两种方法论路向及其表达危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到近现代的赫尔巴特时代，西方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几乎涉及文学创作的所有文体。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研究者似乎还未能明确地提出与文学性表达相对应的方法论界定。教育研究方法论路向的确立以及表达方式的变革，是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两种思潮的兴起与对峙分不开的。让我们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个思想史的路标，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路向及其表达危机予以审理。康德在概括其前世的传统哲学的特点时曾说，“这门科学（形而上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即用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16］。为此，康德给予了学理上的“批判”，并为后世哲学留下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正是基于后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法论路向：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西方哲学家从两个极端的方向对于康德的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两者不可兼得。人本主义坚持要形而上学而不要科学，保留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探讨但以非理性代替理性，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者，从19世纪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到20世纪的柏格森、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等，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一直在追问人的存在意义与方式。有趣的是，他们却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话语方式在表达研究对象与内容。正如怀特所言，“即使那些追随克尔凯郭尔以强调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去反对抽象体系和绝对理念的人，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塞尔、萨特等，仍然以繁琐的、夸张的方式去搞哲学”［17］。人本主义的表达方式同样遭受到了来自语言学界与文学界的讥讽。罗兰•巴特就曾警告说：“关于人本主义的各种研究如果沿袭传统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无异于是一个会让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差别来。”［18］另外，也有像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对于人的存在做出了学理上的说明，但是他们所探讨的主题早已通过文学性的表达方式在思想史中诠释过。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曾说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在四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19］。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正好相反，它极力主张抛弃探究万物的本源，拒斥形而上学，以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代替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科学主义思潮起初表现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孔德在回答康德的问题时指出，要科学而不要形而上学。他把理性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围之内。而后，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并把它应用于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实证主义者普遍认为，科学研究不宜超出经验与现象的范畴，探求像万物本源这些无法证实的东西毫无意义，研究成果必须用可证实的话语来表达才具有说服力。然而，科学主义并未为人类的发展带来美好前程。科学的飞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20］时至如今，当代科学主义方法论路向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仍存在叙事伦理的危机，其研究范畴与表达方式出现两种缺憾，“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最偏向于科学叙事部分，可以概括在‘行为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降低到动物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偏向人文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提高到精神现象的层次加以研究”［21］。
（二）表达方式的表征意义教育研究的表达方式，不仅是研究者处理话语方式与文体形式的表层次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方法论选择的深层次问题。研究者的世界观，决定着方法论路向，并对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表达方式都具有影响。无论是科学性表达，还是文学性表达，“思维与语言习惯的确会限制我们的视野，而人类生活经验中的许多意义也确实会被一些习以为常的理论及其表达方式所遮蔽，教育经验的意义同样也是如此”［22］。从科学性表达来说，无论是宏大的理性思辨还是细微的精确量化的方式，不是在解释所有的教育现象中都有效，也不可能存在某种表达方式能够呈现所有的教育现象。究其实质，科学性表达方式暗含着一种基于“真理符合论”的语义分析方法的真理观，这种符合论认为，真理是对实在的表达，语言和实在、命题与现实具有同构性。据此，研究者在选择表达方式时，仍需考虑方法论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达，不妨以语用学为基础，借鉴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开创具有个性化、境遇性的表达途径。因为，“语言哲学是20世纪以来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融合的桥梁，而语用学则构成了两者融合的当代形式”［23］。从文学性表达来说，尽管它试图让研究过程摆脱严酷的理性与冷漠的数据，并付诸文学的智慧与灵性，使教育研究直面教育现场中的生活世界与个体的切身体验。但是，在我国当下教育叙事研究的热潮中，这种倾向同样存在潜在的风险，即不具有典型意义与科学判断的叙事个案，尽管个体的经验得到了声张与传达，但其声音却极其微弱，犹如互联网络中的无名者在虚拟空间发表公共意见时的呐喊，“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的声音所湮灭，形成就像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当许多人在广场上同时发出叫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的地狱”［24］。文学性表达的兴起，昭示着科学性表达方式一统化样貌得以改观，使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朝着多元共存的方向上发展，教育思想史开始向教育现场中被忽视的“卑微”个体敞开胸襟。但如何才能诞生经典的既具有教育思想史又具有文学史意义，既能彰显人的诗意存在又能给人以哲理启悟的教育研究作品？解决这一问题，尚需研究者投入持续的书写热情与睿敏的表达智慧。概言之，表达方式作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外在形式，研究者不宜过于强求，甚至把它的重要性超越研究的过程与内容本身。理解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关键是它的方法论表征意义。至于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说法”，从本质上说，只不过是一种语言上的或者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上的游戏而已。
在我们电视界，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的观念贯穿于80年代，而且一直影响到90年代。“画面为主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源于情节性电影观念。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说过，“画面是电影的主体，解说词只是加强画面效果”。[1]伊文思这句话，不仅对中国电影学术界，而且对中国电视学术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是电视“画面崇拜”的理论依据。“一幅画就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这一称颂画面魅力的名言，成为电视“画面崇拜”的旗帜。1991年初，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洪民生在第三次全国电视音乐交流会上的讲话重申了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声音加以配合”的观点，[2]电视“以画面为主论”有了官方的权威的定论。
电视“以画面为主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朱光烈1990年《对一个定论的异议——电视传播中语言与画面功能的比较研究》，[3]提出电视传播是以语言为主的，1991年中央电视台在舟山召开声画关系研讨会，对朱光烈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991年，林杰谋发表《厚此薄彼的比较方法不可取——与朱光烈同志商榷》一文，批评朱光烈“厚此薄彼”、“厚语言”、“薄画面”。此后，“主画论”者和“主声论”者各执一端，时有争论。主流电视学术界也以“声画结合”论取代了“画面为主”论。
1997年8月，暨南大学教授黄匡宇《电视新闻：用语言叙述、用画面证实》（载《现代传播1997年4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的双主体构成”，不料却引起“声画结合”论者的反驳。1998年4月，《现代传播》第2期发表马莉的《电视声画不再分离——兼与黄匡宇先生商榷》、杨竞的《略论电视新闻中的声画同构》，以“声画结合”观点驳斥黄匡宇的双主体论。1999年，朱光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长篇论文《“声画结合”论批判》，从12个方面向“声画结合”论开火，提出“语言是构成电视传播的基础”，“声画结合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具有理论品格”。2000年1期的《南方电视学刊》刊出凌燕的文章《强化画面意识，实现声画的最优化结合——兼与朱光烈、黄匡宇先生商榷》一文，也以“声画结合”作出回应。
电视声画关系引发的争论，其实是两种电视观念的碰撞，争论的双方各执一端，多陈其理。其中也有“调和论”、“声画结合”即“主画论”者意识到画面的缺陷后推出的调和论，“双主体论”也是“主声论”者推出的调和论。但这两种调和论都未跳出“以谁为主”的思维框架，似乎都不能令争论双方信服，反而引发对方更为激烈的批评，这其中原因到底何在？
应该说，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推动了电视学术研究的进展。“主画论”和“主声论”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电视界长期以来存在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的现象，“主声论”者对“主画论”的诘难，打破了这种平衡，却不能解释引发争论的原因。
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说到底是电视叙事艺术符号系统内在机制造成的。从系统论的视点看，电视叙事符号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以自身的内部矛盾为依据，通过与外部环境的适当交流而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在机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互斥、互补和整合。它调节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运动，随着时代的衍变，打破元初的和谐，使之经过重新建构，达到新的平衡，沿着“有序——无序——新的有序”的历程前进。
电视是一门晚近诞生的新兴艺术，它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是地地道道的晚辈，显得年轻而稚嫩。电视在构建自己的符号体系过程中，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画面系统还是声音系统，都从其他艺术形式汲取了养料，甚至可以说是从其他艺术形式脱胎而来。它难以割断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
有一个不容忽视实际情况是，早期的电视人要么是广播界人士，要么是电影界人士，在构建电视符号系统过程中，大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电视与广播的区别，“听广播”、“看电视”，便是这种区别的最直观的显现。广播只能诉诸人们的听觉，而电视不仅诉诸人们的听觉，更重要的是诉诸人们的视觉。看到了这一区别，人们理所当然地作出判断：广播主要依靠有声语言，而电视主要依靠画面语言。人们致力于电视画面符号的研究在情理之中，而电视画面系统的构建完全建立在电影画面的基础上，因为电视同电影区分的只能是物质手段、成像原理、镜头运用的不同而并无本体上的符号的质的区别，它所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电影完全相同。人们以电影画面模式来研究电视，认为屏幕上存在没有声音的画面，却不可能存在不见画面的声音，由此推出“无声的画面，仍然可以成为电视艺术作品，而无画面的声音，则根本与电视绝缘”，“没有了画面，就没有了电视”[4]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主画论”。“主画论”在电视符号系统建立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时间，居于主导地位，使得电视符号系统成为一个稳态系统。
由于“主画论”的盛行，电视界较长时期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结果是：纪实性的电视艺术作品没有同期声，没有真实的环境音响和真人的原腔原调；电视剧几乎都是后期配音，对口型、补台词。重者，口型对不上；轻者，体型对不上、气质对不上、情感对不上、气氛对不上，百片同调，多剧同腔，移花接木。更有甚者，有人试图以画面取代声音甚至文字语言的功能，美国人施瓦兹尼就曾说，“电视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脱离文字的时代”，“主画论”走向了“画面崇拜”，暴露出许多问题。
然而，电视符号系统一经建立，便具有了系统的内在机制，电视声音系统的功能画面无论如何取代不了。电视声音系统在电视画面系统侵入自己的功能时，其内在机制便会自发地摄取负熵、排除正熵，以维持系统内部的稳定有序状态。这一维持的机制就是前文提及的“互斥机制”，就是说，电视声音系统与画面系统彼此之间互相对立、相互排斥、互相斗争。这种“互斥”的内在机制在系统外的表现就是“主声论”的崛起。
电视声音符号系统的构建一方面移植了广播艺术声音，另一方面亦受到电影声音的渗透，其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广播和电影并无二致。在电视符号系统构建之初，因有广播艺术声音的完整移植，电视声音系统处在有序状态，其互斥的内在机制并未发挥作用。国内电视学术界普遍认为“电视是广播的延伸”，“广播电视”经常并举，可见电视声音系统对广播声音系统的完整移植。然而，当电视画面系统功能不断地侵入声音系统，产生较大范围的互切边缘区域后，电视声音系统的互斥机制便产生了作用，具体表现就是以朱光烈为代表的“主声论”者向“主画论”发起诘难。声画关系的论争，打破了元初的和谐，直接将电视叙事符号系统导入一种无序状态。
必须看到，电视叙事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性，仅仅是其内在机制的一个方面，也不是电视声画关系的实质。声音和画面同属电视叙事符号的两大系统，其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是电视符号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主画论”和“主声论”都同样从“以谁为主”的问题出发，具有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偏差，将电视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机制给予过度强化。电视叙事声画两大系统的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如何配置并发挥电视的声画功能，而不是“以谁为主”，突出或者削弱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因此，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不是声画的互相排斥，而是声画的互相补充。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都存在这种互补的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我们把电视符号系统看作是一个恒久不息、变化前进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系统：它通过输入和输出组建和破坏自身物质成分的行为，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5]电视声音和画面系统正是通过与外部环境（指其他艺术形式或声画之间）的物质交流，保持自身的结构，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这种交流的机制，就是互补机制，它指电视声音和画面对外部环境之间同时共存，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各以对方为依存条件，一旦丧失了对方就丧失了自身。
电视叙事声音和画面的互补机制取决于它们各自承担着的不同的电视的功能，它们各自承担的功能的融合才构成电视叙事的符号系统。电视画面和声音各自功能的负载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封闭状态，恰恰相反，这两大系统都处于开放状态。一方面，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都从相邻艺术和相关范围汲取营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电视声音和画面符号的构建，独立品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从较低水平的有序向较高水平的有序上升的流转不息、生气勃勃的过程。在这两种有序状态之间，电视声音和画面以其互补机制，通过与外部环境（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联系，刺激与反应、“同化”与“顺应”，打破旧的有序，导问新的无序状态。这是电视声音和画面互补机制表现出来的独具特征的形式。电视叙事艺术晚出，电视画面从电影画面汲取营养，电视声音从广播声音延伸，形成一种元初的有序。随着互补机制的形成，电视声音和画面均需脱离母体，进而建构自己的独立品格。因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致力于电视声画两大符号系统的构建，努力寻电视艺术的“个性”，终于为自己争得“第九艺术”的地位。
电视艺术地位一经确立，其互补机制便日益强化。电视不断地同其他艺术形式交流，从而打破元初的和谐，导向新的无序状态。在90年代以后，许多艺术形式与电视联姻，交叉渗透，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小品、电视舞蹈、电视音乐，等等，莫不反映出电视互补机制的强大作用。正是这种交叉与联系，使得电视声音和画面两大系统内部发生不平衡状态，尽管其互斥机制可以排除正熵以维持有序，但交叉与联系的广泛使得电视声画外部环境的干扰加强，正熵激增，元初的和谐被打破，电视声画走向了新的无序状态。
另一方面，电视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除电影外）大多的一种符号体系作为要素，电视以声音和画面两大体系构成其符号系统。声音和画面在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以声画各自负载的功能为交换内容的。交流的结果便是声音和画面在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中间环节的产生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因此，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是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
无论是“主画论”还是“主声论”，看到的都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内部的互斥机制，强调的都是声音和画面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斗争，以为强化某一方面的叙事功能，必然削弱另一方面的叙事功能，这其实都是片面思维的结果。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负载了不同的电视叙事功能，声画之间除了相互对立、排斥之外，其本质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使其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既非声音在功能上取代了画面，也非画面在功能上取代了声音，而是声音和画面都可以负载或共同负载了某方面的电视功能。就是说，电视声音或画面某一方在某一方面功能的强化，并不能削弱另一方在这方面的功能，而是在这方面出现了边缘区域。由于电视声画互补机制的作用，电视声音和画面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这就出现了两种相切的边缘区域：一是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切的边缘区域，二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功能上的相切的边缘区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的互补机制日益强化，这种边缘区域必然走向扩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实际上，“主声论”和“主画论”的努力都是这种努力，双方都试图准确界定以至强化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忽视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的趋势。
在电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面前，发挥作用的应是电视声画的内在的整合机制。从系统论动态原则看，由于电视声画的互补机制的作用，引起了声画内部的变化，发生了不平衡状态，这时就有新的行为，将无序导向新的有序，建立新的平衡，同时又向着比受到干扰以前更加稳定的平衡前进。这就是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即对电视声音和画面的基本属性、基本功能和审美观念的调整和规范。电视声画的内在机制并不允许“边缘”区域的无限扩大，因为“艺术越接近到它的或一界限，就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限线那边东西的本质”。[6]这时候，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就会自我调节，在旧有本质的基础上，整合相切时产生的特质，从而建立起新的本质，完成更高形态的本体建设。实际上，在电视声画关系争论的同时，这种整合就已经发生，“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就是这种整合的表现。或许，“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如朱光烈、黄匡宇先生指出的那样，还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缺陷，但是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台却是电视声画内在机制的要求。
笔者认为：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合，不仅涉及电视传播的基础，而且涉及电视的本质。我们以叙事理论审视电视声音和画面，并综合争鸣各方的观点，提出以“声画一体”对电视声画关系进行整合。电视声画关系整合表述为：电视传播的声画关系是以语言为基础，以叙事为本质，主要通过声音叙述和表现、画面描写与再现，声画功能互补的声画一体的关系。
首先，电视传播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以“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资格被归入现象之列的，语言的交际功能显而易见。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在他和其他社会成员接触时，他都要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哪怕是极其简单的所谓“寒喧”，也要运用语言来进行。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有社会生活的存在，只要有人们之间的接触，就要有语言。从人类社会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语言。人类创造了语言，以语言来进行思维和交流。语言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在生命的诞生与终结这一点上，人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然而，人却因其精神的存在可以不死，精神的不死在于语言符号。人肉体消失了，但其精神却被语言符号锁定并流传下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离不开语言符号。语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朱先烈先生分析的那样，文明社会人的交流，他们的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借重于语言进行的，文化、教育、科学都是用语言构成的，人类的一切传播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电视也不例外。语言不仅是电视传播的基础，也是画面解读和阐释的基础。
其次，电视传播以叙事为本质。电视的本质是什么？张锦力在《解密中国电视》中否定了对电视本质从电视定义方面作出的理解，认为“电视的第一本质是对新闻的传播，而不是什么第九艺术，也不是什么画面纪录”。以新闻传媒作为电视的本质，笔者不能苟同。从传播学观点看，电视是视听合一的媒介，视听兼备决定了电视具有极强的形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由于是电子媒介，电视时效性强，保存性、选择性差，这些是电视传播的特点。认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仅仅看到了电视传播时效强的特点，试图以一个方面的特点概括本质，显然是片面的。仅符号学的观点看，电视声音和画面分别包含了电视传播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系统。符号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指代性，符号总是代替某一事物，它承载一定的内容（概念、意义），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符号的基本属性是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从电视承载的符号看，怎么也难以得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的结论。
那么，电视传播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其功能切入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电视属大众传播，查尔斯·莱特认为，大众传播的功能共有四个：监视环境、舆论引导、传承文化、娱乐。胡正荣据此概括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提供娱乐。[7]功能决定了电视节目的编排。在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里，浸透的是叙述。那些电视剧、供电视播放的影片、动作系列片、卡通片、新闻、纪录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那些供消遣娱乐却有着描述、教育或论证之类目的的其他电视节目也往往以叙述作为达到目的一种手段。“惟一的一种贯穿始终都避免叙述的电视节目是那种依自身的交替规则结构十分明显的节目：例如游戏节目，体育锻炼节目、记者招待会、访谈节目、音乐节目、体育竞赛等。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也在悄悄发挥作用。比如说，一场足球比赛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队胜利和另一个队失败的故事，可由体育竞赛播音员来叙述”。[8]因此，叙述不仅是电视中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一座大门或一个栅栏，即使是非叙述性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由叙事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由此，我们自然得出电视的本质是叙事。
第三，电视主要通过声音叙述表现、画面描写再现。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听觉系统，语言的模式是一种时间中的系列运动。在运动中，语言符号主要由声音负载。电视声音是一个时间流程，它在时间中运动，是历时性的。叙述是一个过程，是线性的、流动的，也是历时性的，是时间的艺术。这与电视声音的特质是相同的。因此，电视声音主要承担了电视的叙述表现功能，电视亦主要通过声音（语言）叙述表现。当然，电视并不完全依赖声音叙述表现，画面也可以叙述表现，声音亦并不只是承担叙述表现的功能，它也可以描写再现。
电视画面负载了非语言系统的全部具象性符号。它以流动、动态的空间，通过横向的展示，主要承担电视的描写再现功能。再现是描写性的，共时性的，这与电视画面的特质相一致，因此电视画面主要承担了描写再现功能。电视并非仅仅通过画面描写再现，声音也可以描写再现。画面的叙述和声音的再现就是电视声画互切的边缘区域。
第四，电视声画一体，交相扶持。在视听兼备、有声有形的电视叙事艺术中，画面赋予声音以形态、神韵，声音则回报画面以生命、现实感和生活气息。在电视叙事文本中，声音（语言）历时性地提供事件、人物和背景，画面则共时性地展示这一事件、人物和背景。声音和画面，如骨肉难分，相辅相成，交相扶持，相得益彰，一损俱损，一荣皆荣。因此，我们说电视是声画一体的时空复合艺术。
笔者认为：非要在电视声音和画面中分出以谁为主，无异于非要在人之手足中分出以谁为主。声音和画面各自承担着电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之间可以交叉，但不可能互相替代。强调声画一体，其实就是要充分发挥声音和画面的功能，声画交替扶持，互相补充。有的论者将声画两张皮现象归咎于“声画结合”，“声画同构”，是不够准确的。声画两张皮现象是强调声画互斥机制造成的，无论是以声音为主还是以画面为主，都无法解决两张皮现象，而声画一体，为声音和画面共同完成叙事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持，更能解决声画两张皮问题。
收稿日期：2001-06-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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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剔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M]．
危机决策属于组织决策范畴内的一项内容，关于危机决策的诸多既有研究也是从组织理论角度开展的。如德罗尔便将危机决策视作国家政策（决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其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一书中指出：“危机应对（危机决策）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对所有国家则具有潜在的至关重要性。危机越是普遍或致命，有效的危机应对就越显得关键。危机中的决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不可逆转。”薛澜、彭宗超和钟开斌等人也从组织角度定义了危机决策。他们通过总结国内外的诸多经典研究，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归纳出危机决策的定义。认为“危机决策就是要求组织（决策单位和人员）在有限的时间、资源、人力等约束条件下制定危机应对的具体措施，即在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某种紧急情况下，为了不错失良机，而打破常规，省去决策中的某些‘繁文缛节’，以尽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组织的视角来比较我国和西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而组织是由组织要素所构成的，组织要素是组织的核心部件。通过组织要素来整理危机决策研究，不仅会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也会为组织理论与危机决策理论的有机结合奠定基石。故本文立足于组织要素视角，梳理、对比与总结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也为今后的危机决策研究提供一份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索引。
一、文献梳理框架
已有一些学者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现状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总结。格雷厄姆·阿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Allison&Zelikow）最早论述了（1999）关于危机决策的三种视角，包括理性行动视角、组织行为视角和官僚政治视角。但阿利森只是用这些视角来解读古巴导弹危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对研究危机决策视角的分类和总结。我国学者钟开斌对危机决策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工作，他将西方危机决策的解释视角概括为了三种视角，包括认知一心理视角、官僚一组织视角和议程一政治视角。这些解释视角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危机决策研究领域的分析模式。在他看来，这三种视角的特点和侧重点是不同的：认知一心理视角以个体为中心，官僚一组织视角以组织为中心，议程一政治视角以社会情境与行动者互动为中心。钟开斌（2009）在其专著《政府危机决策——SARS事件研究》中选择上述三种视角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我国SARS危机案例进行专门研究。而我国学界对危机决策的解释视角也有其独特之处。邱孝认为，国内研究危机决策则倾向于侧重制度视角、策略视角、经验总结视角和综合视角。
由于格雷厄姆·阿利森和菲利普·泽利科（1999）的三种视角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梳理危机决策的视角，若采用上述三种视角会使得危机决策的研究文献全部纳入综述的视野而无法取舍。而钟开斌（2007）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上述三种视角，故本文借鉴了钟开斌（2007）所界定的西方危机决策研究的三种解释视角，且综合考虑到我国的危机决策现实情况，选取了一个更为微观的组织要素视角，并以组织理论中著名的利维特一斯格特的组织模型①（见图1）作为文献梳理的框架支撑，借此来梳理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
在利维特一斯格特的组织模型中，组织要素以及组织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清晰地呈现出来。采用该模型进行梳理危机决策研究，可以立体地、宏观地把握在危机决策时，组织环境、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技术和组织参与者所发挥的作用。但该模型也并非没有缺陷，因为在该模型中，组织制度被分散于组织结构和组织技术等组织要素之中，没有凸显出组织制度的重要作用；且该模型没有突出组织行为和组织心理等要素，而是把行为和心理都作为了组织参与者所附带的要素。
二、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
目前，西方或者中国学者尚未直接或专门地研究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之间的关系，而大都是把危机决策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既定条件。既有的研究多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国家的某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Dyer，1974；Ahrari，1987；Haney，1997），特别是以外交政策、对外政策等为研究对象，以战争和经济危机决策为研究重心，如对印度经济危机（In-dias Devaluation of 1966）（Brecher，1977）、一战二战（Maurer，1995）、慕尼黑危机（Black，1980；Famham，1992）、中东战争（Mor，1991）、古巴导弹危机（Allison，1969；Herek et al.，1989；Allison，1999）、（Taiwan Strait Crisis of 1996）（Yue，1997）、美伊人质危机（薛澜、张强、钟开斌，2003）、北京危机（Beijings Crisis）（Dittmer，1989）、中国2003年非典危机（钟开斌，2009）等危机决策的研究。国内有学者指出，“危机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控制危机蔓延，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尽可能地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中西方学界从组织目标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突出存在着两个特点：第一，中西方学界都很少有文献直接研究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之间的关系，只是间接地指出了其中的关联；第二，中西方学界都以经典的危机事件案例作为兼顾组织目标和危机决策的研究对象。
三、组织结构与危机决策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重点和核心。总体来看，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结构的研究可按照研究对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对不同政权类型危机决策（Trumbore&Boyer，2000）或政府系统体制、机制（彭宗超、 钟开斌、喻彤钰，2005；郭瑞鹏、孔昭君，2005；黄开腾，2007；罗自刚，2010；Qi，2009；Luo&Lv，2010；李娜、姜庆志，2012）的研究。第二类是对某种特定专业组织结构（如医院和高校等）的危机决策的研究（万立东等，2003；李治、程鸣，2007）。第三类是对危机决策的组织结构的批判与改进性研究。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西方学者赫尔曼（Her.mann）和斯玛特（Carolyne&llan）等。他们立足于批判现有的危机决策组织结构，然后设计出新的危机决策单位。赫尔曼认为，危机决策通常是由一个联系紧密的小型群体做出。这个群体会面临着如何解决问题、满足人们需求、资源的迅速变化以及情绪的压力。卡罗林等接着指出，赫尔曼所指出的这些因素使得危机决策及其执行过程容易失效。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危机决策过程的概念模型，这个模型注重链接容易出现的病症，并提出了预防措施，以增加决策单位的应对能力。我国学者的研究也颇有特色，如刘霞和向良云则立足于治理理论研究了危机决策系统的网络治理结构。胡文静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汶川地震中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认为“应急管理组织结构网的网络密度较小，平均距离较大，不太适宜信息的共享及传播”。
中西方学界从组织结构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常常注意区分影响危机决策的组织结构因素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通常通过先建立研究假设，以实证数据来证实或证伪研究假设，从而得到结论（Her-mann，1972；Carolyne&llan，1977；Trumbore&Boyer，2000）。而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概念的介绍、中国政府危机决策结构的现状和优点缺点的分析、通过对比中西方危机决策结构的不同来提出改进危机决策机构的对策和建议等研究的初级阶段（彭宗超、钟开斌、喻彤钰，2005；刘霞、向良云，2005）。二是中国和西方学界研究的组织类型从宏观的国家政府到微观的专业组织，研究内容从危机决策的主体到危机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研究的方法论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
四、组织参与者与危机决策
联结危机决策与组织要素的关键环节是组织的参与者。组织环境（如危机环境）影响组织参与者的心理，进而影响组织的危机决策行为。学界对危机决策参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类参与者身上，包括危机决策者（Mongar，1969；Tjos-vold，1984；Oneal，1988；Mor，1991）、政府（张建荣、余玉花，2010；邱孝，2010）、大众传媒（蒋海文，2008）、公众（万朝珠，2012）和危机应对小组（the Crisis Team）（King，2002）。对这五类参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特别是聚焦于组织决策者身上；较少有文献涉及到组织层面，特别是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我国对危机决策者的研究多是采用实验研究法，且立足于从决策者的个性、情绪、身份、心理的认知一心理视角。西方学者对危机决策者的研究要更为全面一些，有不少文献超越了个体层面的认知一心理视角。较早期的研究多是从决策者的个性出发，通过分析战争中著名的危机案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和阿以冲突等），来说明决策者个性与行政组织的相互作用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如莫格尔以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为例，以其四项著名的危机决策为证（包括古巴导弹危机、猪湾危机等），证明了在一定的情况下（如同时挑战一个国家的意志和领导者的自尊），决策者的个性会与决策过程所涉及的行政系统相互作用、发生“共振”，进而影响危机决策。也有学者认为决策者的个性并没有改变危机决策的进程，决策者也是按照理性选择模式进行的危机决策。他以埃及总统纳塞尔在1967年中东危机的决策为例，认为其危机决策的失败并非直接印证了决策者个性或认知的缺陷。奥尼尔从决策者的理性决策角度出发，认为学界之前的研究，如官僚政治、组织过程和个人压力模型是个人在危机决策时缺乏理性的有力解释——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危机情景下，人们依然是根据线索、证据的权重来做出理性决策。特吉斯伍德立足于危机决策者的管理身份角度，认为决策者会吸取下属的意见到他们的决策之中，使用专门的信息来做出有效的决定。
总体而言，中西方学界从组织参与者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有个显著的差异：西方更加关注危机决策者，我国更关注政府。但中西方对危机决策参与者的既有研究都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决策者和政府，忽略了决策中的其他参与者的意见、情感、行为甚至是其存在对危机决策的影响②。二是由于对组织参与者个体层面的过分关注，以至于忽视对组织参与者所拥有的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通常以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关注的案例往往是战争危机的案例，往往是国家层面的危机，较少涉足较低级别和较低层次的普通危机决策（Mongar，1969；Mor，1991）。因此，能否将从高级别、高层次的战争危机所概括出的危机决策相关结论上升为普适理论，进而推广到较低级别的、较低层次的普通危机决策，存在着较大的疑问。
五、组织环境与危机决策
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环境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注重研究组织面临的不同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Vaaler & McNamara，2004；招志蕴，2006；吴应会；2010）。有学者认为组织的外界环境会误导组织对公共危机的判断，进而导致组织做出不当的决策。如维勒和麦克纳马拉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对经济危机的判断会影响组织的危机决策。
第二类是关注到了组织域层面的危机决策治理模式的研究。如刘霞和向良云从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出发，研究了组织域层面的危机决策。认为“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环境的常态，而单一政府危机决策主体因为其种种缺陷而成为危机应对的掣肘，甚至形成许多新的危机源。塑造由多元决策主体所构成的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成为了必然的选择”。钟开斌从信息在组织域的不对称分布指出了我国公共危机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类是关注危机决策对组织环境的适应性策略的研究。如桑坦等认为危机决策是发生在官僚组织政治环境中的，这使得危机决策往往是失效的。而对于危机决策的最好战略是危机决策应当在协商的环境中进行，这样可以共享团队精神和合作。
中西 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组织环境的研究有两个相同之处：一是，均注重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通常是研究“危机出现一组织环境变化一组织应对”这一过程之中所发生的诸多归因性、过程性和应对性研究。二是，均缺乏危机决策对组织环境影响的专门研究，一般都是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危机决策对组织内部、外部和组织域的环境也会产生影响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更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Vaaler&McNamara，2004；Santen etal.，2009），较少涉及组织内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而我国不仅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招志蕴，2006；吴应会；2010），还十分重视组织内部环境特别是组织内部的科层环境对危机决策影响的研究（刘霞、向良云，2006；钟开斌，2009）。
六、组织技术与危机决策
学界对危机决策中组织技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危机决策中的“硬”技术，侧重于危机决策中的数理分析与模拟推演。这方面的研究所用到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包括信息论（朱晓峰，2006；罗雪明，2006；钟开斌，2007；朱晓峰、潘郁、陆敬筠，2008；钟开斌，2008）、模糊集合论（Fu，Yuan，2008）、绩效评估技术（周庆行、唐峰，2005）、情景分析技术（吴应会，2010）和决策模拟技术（黄谦、胡晓峰，2001；彭学君、李志祥，2005；秦大国等，2007）等。
既有研究所关注的另一方面的组织技术，是危机决策中的“软”技术，侧重于危机决策中的监督保障与结构设计，这包括了伦理学（何思平，2007；Thomas，2009；阮光册，2012）、决策咨询（舒婉，2011）、决策监督（陈俊夫，2010；肖飞，2011）、结构设计（陈晓剑、刘智、熊宇，2008）等方面的研究。
总体而言，中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中组织技术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一是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注重跨学科技术、方法、理论的应用，如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绩效评估技术被应用到危机决策的评估中来。二是我国基于信息论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中西方学界对组织中的危机决策技术的研究也至少存在着两点差异：首先，我国学界比西方学界更重视对危机决策组织技术的研究，因为我国对危机决策组织技术的研究的文章更多一些。其次，研究切入点不同。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的切入点更小、更细、更具体，往往关注某类组织或者某领域的危机决策技术；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更为宏观，往往以国家、广义的“大政府”为研究对象，不够具体和细化。
七、组织的其他要素与危机决策
组织要素不仅包括目标、技术、结构、参与者和环境这五类，还包括其他要素，如组织资源和组织文化等方面。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也涉及了组织中的其他要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组织文化与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Stockaetal.，2007；Deverelletal.，2010；Monten，2010）。这类研究较为新兴，是目前危机决策理论的研究前沿方向之一。西方学界比我国更偏重于这类研究，不仅研究危机决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也研究组织文化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在诸多的研究中，德沃尔等人所做的研究最为细致，他们根据组织在启动危机管理战略的能力、适应管理和处理危机的执行力——这三个方面的不同，将组织分为三类，以检验不同类的组织在应对危机挑战时的表现是否不同。根据验证，完全适应型组织（Fully Adapting Organization）在战略、管理、执行层面均适应；半适应型组织（Semi-AdaptingOrganization）在战略层面适应，但缺乏根据新的战略改变管理和执行水平的能力；不适应型组织（Non-Adapting Organization）则首先便没有掌握战略层面的转变的重要性。德沃尔等人认为，“组织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被强烈的专家文化（strong expert cultures）统治着的半适应型组织和不适应型组织很少倾向于改变，而完全适应型组织则有着以灵活性为基石的组织文化。”也有学者从危机决策影响组织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默坦等人认为关于海湾战争的危机决策激起了美国军队强有力的组织文化，而且美军的组织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危机决策。
其次是对危机决策与组织要素的交叉研究。西方学者更为重视这类研究，包括危机决策参与者与技术的交叉研究以及组织结构、环境与危机决策的交叉研究。如斯尼泽科等人认为危机管理（包括危机决策）需要训练参与者的危机决策技术。张林等人从组织结构的设计、重组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对危机决策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对比分析了80个真实的组织案例和80个电脑模拟的组织，得出了危机影响组织的内部绩效和外部绩效的结论，认为高效组织不一定能在危机环境中持续高效。而且组织面对危机时的结构重组，不仅需要理解外部环境，还需要理解组织设计陷阱（Organizational Design Traps）。
再次是对危机决策组织程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均重视对其的研究，如何瑞克等人对二战以来的美国所遇到的19个国际危机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质量的决策程序比有缺陷的决策程序会带来更好的危机处理结果。刘霞等人（2011）认为：“危机决策是非程序性决策，但是在非程序性中也有程序。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没有固定的危机决策程序可供遵循，每一种程序模式都有其对应的危机情景，只有根据具体的危机情景灵活采用恰当的权变策略才是有效的。”
最后是对危机决策影响因素的综合性研究。这类研究广泛地涉及了组织要素，包括组织参与者、文化和资源等。这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国学者门伟莉和邓尚民以企业组织危机决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危机情景下决策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危机决策影响因素分为七项基础决策变量（包括经验知识、创新思维、决策自信、决策意愿、团体信任、组织文化、资源能力）和五项特定决策变量（包括危机属性、信息来源、组织地位、政府作用、利益相关者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所设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的结论：“组织决策团队成员的经验知识、创新思维、信任、自信、意愿、组织文化将成为企业组织决策有效性的基础，企业的资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着决策的有效性 ，面临危机时，能及时恰当地调配企业的人力物力，可以帮助组织顺利地转危为安。在决策之初，确定危机的属性、信息来源与获取程度、组织地位、政府的支持均与决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组织决策成本与决策有效性呈负相关，企业组织长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顺利实施与决策的有效性呈正相关。”
八、结论与展望
纵观中西方学界从组织要素视角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经过细致的对比，我们可以归纳出至少六个特征：第一，从组织目标角度而言，不管是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从该角度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均较少，只是间接地指出了组织目标与危机决策的关联。第二，从组织结构角度而言，中西方研究的组织类型多样、研究的内容覆盖面宽。研究的组织类型从宏观的国家政府到微观的专业组织，研究的内容从危机决策的主体到危机决策的体制和机制。第三，从组织参与者角度而言，西方更加关注危机决策者，我国更关注政府，且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对决策中的其他参与者的研究，也忽略了组织心理与危机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第四，从组织环境角度而言，中西方均注重研究组织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西方更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我国不仅注重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对危机决策的影响，还十分重视组织内部环境特别是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对危机决策影响的研究。第五，从组织技术的角度而言，中西方学界均注重跨学科技术、方法、理论的应用，均注意将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用于危机决策的研究，丰富了危机决策理论。第六，从组织的其他要素的角度而言，西方比我国更加侧重于组织文化与危机决策的相关研究。但中西方都十分重视对危机决策组织程序的研究。
通过梳理和总结学界从组织中的各要素对危机决策的研究，我们还概括出了中西方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切入点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特征。首先，中西方学界的研究切入点有着一定不同。西方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的切入点更小、更细、更具体；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则是偏向宏观研究，往往以国家、广义上的“大政府”为研究对象，缺乏微观的深入分析，不够具体和细化。其次，中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不同。西方学界在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现阶段更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我国学界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刚刚起步十余年而已，还停留在对西方研究的介绍和对国内危机决策的归纳、总结阶段，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较少。再次，一些文献开始呈现出认知一心理、官僚一组织、议程一政治三种视角融合的趋势，难以明确地区分是从哪个视角进行研究的。最后，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国内的研究较少关注国内大型的危机决策事件，而西方学界往往十分关注对著名的危机事件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