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1 01:41: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学科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科学论文是对科学领域的现象进行研究并描述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它记载科学工作者探索未知的过程，反映科研工作的水平和价值，也是科学家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文字记录。
医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疾病，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寻找防治疾病的有效措施，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医学科学论文是医学工作者在医学科学实验或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
一、医学论文的性质、特征和要求
科学论文的特征是由科学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造和无止境地探索未知的过程。
它的显著特征是①系统性②客观性③继承和创造性
医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问题的提出—假说的形成—假说的验证—现象事实资料的收集分析—结论的得出—形成科学论文
论文的形成也是科学研究基本程序的描述、概括和反映。
论文的特征是：1、高度的科学性
2、严密的逻辑性
3、语言文字的准确、客观、概括性
4、理论性（由感性上升至理性）
5、规范性
二、医学论文的类别
1、按专业性质分：
医学论文：A、基础医学论文（方法、结果、讨论（结论））
B、临床医学论文（临床经验体会、临床总结报告、专题研究总结、新技术新方法报道、病例分析、病例报告、病案讨论）
2、按研究性质分：A、探索性研究
B、发展性研究
3、按科研手段分：A、调查性研究课题
B、观察性研究课题
C、实验性研究课题
D、总结经验性研究课题
E、整理资料性研究课题
4、按功用分：A、学术论文
B、学位论文：学士论文5000～10000字，反映作者学识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硕士论文1～5万字
博士论文＞5万字
硕士论文的要求：
①反映著者专一专业的知识广度和深度
②反映著者已能独立从事该专业的研究工作
③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有新见解
④对该专业的学术水平的提高有推动作用
博士论文的要求：
①对某学科某领域有深入广博的学识
②能对某学科提出创造性的见解
③对该学科的研究水平有重大突破和重要推动作用
④能独立选择具有创造力的研究方向，并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三、医学科学论文的体裁
1、论著性
2、学术讨论性
3、综述性
4、交流性
5、评论性
四、医学科学论文的评估
1、内容的独创性
2、资料的正确性
3、结果的确证性创新、求是、达理
4、成果的应用性
5、文章的可读性
五、医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规范要求
㈠标题（题目）
要求：1、能揭示论文精髓(研究目的、对象、指标、效果)
2、简明、醒目、新颖、准确、生动、富有吸引力
3、＜20个字，尽量不设副标题，需要时用破折号分开
4、缩写和原形不宜同时出现。10以下用汉字，11以上用阿拉伯数字（十二指肠除外）
㈡署名
作用：1、成果的归属
2、文责的归属
要求：1、单位左侧，姓名右侧
2、个人成果属个人姓名，集体成果按贡献大小排序
3、著者工作单位一般只列出单一作者，余可作脚注
4、确认他人帮助可用致谢
㈢目录：对长篇论文而言，起提供作用，供读者了解论文内容梗概及各论点之间的联系。
㈣提要（摘要）
要求：1、字数250～500字左右
2、内容包括：本课题的研究原由、目的、范围和重要性；研究内容和方法；突出成果和成果的价值和意义；阐明结论（结论的提出有三次：提要、前言、讨论）通过阅读提要可获得本文的概念、论点、准确数据和基本结论
3、文字简明扼要，独立完整
4、忠实原文，不加评论，不与其它研究工作对比关键词：不超过5个，列于摘要之后
㈤引言（前言、导言、序论）是论文的开头、总纲，扼要点破论文的主要内容
要求：1、内容包括：论文的主题、目的和范围、课题研究的背景和起点，阐明本课题希望解决的问题及意义
2、防止“夜郎自大”和“过度谦虚”
㈥材料与方法是论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说明试验和观察所使用的材料方法、研究过程、测试方法，以便重复验证和估计其可靠性。
要求：内容包括：实验装置、实验方法、实验和观察所用的材料和研究的基本过程，可借助图表、实物照片来表示。
㈦结果——主要陈述实验和观察到的事实结果
要求：1、客观、可靠、准确
2、不要主观臆测，任意取舍
3、主要是摆事实，不必分析评论、评价
4、必要是用统计图表、实物照片帮助陈述事实结果
㈧讨论—根据“结果”提供的事实，探讨主题的一种研究方式
内容要求：1、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估计结果的正确性，评价其意义，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2、与前人的工作联系起来，比较其异同，解释其因果关系或提出自己观点和建议。
3、指出结果的理论意义及大小，应用价值如何
4、实验过程有何经验教训，尚待解决的问题及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
5、引用文献要注明出处，避免与自己的结果混为一谈。
6、避免主观臆测，自圆其说。对结果进行深入广泛的分析和综合，提高对结果的认识，为结论提供理论依据。
㈨结论（小结）说明论文阐述的主要发现所能说明的理论认识，是全文的概括和总结。
要求：1、同研究目的保持一致与前面提出的问题前后呼应
2、把讨论分析得出的认识，以简明扼要的论点形成表达出来，结论应能概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3、讨论中引用和涉及的材料只作旁证，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
4、要客观科学准确简练地使用文字，避免笼统，过宽过窄的断言
㈩致谢
[十一]参考文献——列在论文末尾’’用温哥华格式
1、期刊参考文献格式：
著者文题刊名出版年卷（期）及页码
孔详彬伪石蒜碱抗癌作用原理的探讨癌症1988;2(3):144～145HuthE.Newformsforreferences.BrMedJ1979;1(6):1697-8
2、图书参考文献格式：
著者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页码
齐顺贞主编实用外科诊疗技术第1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1741DavenportHW.Adigestofdigestion.2nded.Chicago:YearBookMedicalPublishers’’1978:123-5
[十二]附录
1、实验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由于正文篇幅关系无法列入，又有旁证价值
2、论文已完成后，发现有新材料或遗漏材料必须补充
[十三]外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
1、英文文题
2、作者姓名和单位
3、摘要内容
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1922-1983）被誉为“科学计量学之父”，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发现了科学发展的指数规律；指出了论文间引证与被引证关系；创立了反映文献老化程度的普赖斯指数；提出了反映科学家生产率的普赖斯定律等。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为科学学，而且为科学计量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受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影响，作为科学史家，普赖斯开始系统运用定量方法对科学、技术、医学等进行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运筹学等等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小科学，大科学》两部著作成为他的科学计量学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科学计量学的奠基之作。尤其是情报学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创立科学引文索引（SCI）后，普赖斯巧妙地借助这一工具，赋予科学计量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1965年，他借助SCI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计量学重要论文《科学论文的网络结构》，为人们利用大规模数据绘制知识图谱做出了开拓性探索。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界定了“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和“知识基础（Intellecture base）的内涵，使得利用科学引文数据探测和识别学科知识前沿和研究热点成为可能。正是在普赖斯科学计量学范式的强大影响下，使科学计量学研究在全世界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了多个国际科学计量学研究重镇，如美国费城的德雷克赛尔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等。科学计量学理论、指标和方法的研究成果，也为宏观科技政策和各层次的科技管理提供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普赖斯奖是为纪念普赖斯的学术成就于1984年设立的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界最高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截至2011年，共有25位科学计量学家获此殊荣。这些学者都是在科学计量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为推进科学计量学从“软科学”走向“硬科学”做出了卓越成就，为科学计量学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1年在南非举办的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大会17个主要会议主题中提出了“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s）”这一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不仅是科学计量学学科自我总结和反思的需要，也是科学计量学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系统梳理普赖斯奖获得者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对我国学者把握科学计量学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不失为一个独特视角。基于此，我们考虑从科学计量学角度对这些获奖者的学术生涯逐一进行梳理，以便能从中挖掘若干有益的信息，并为丰富科学计量学的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研究视角，为科学计量学史研究提供较为详实的信息。
2012年是普赖斯诞辰90周年，为纪念这位在科学史和科学的定量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我们特编发四篇梳理普赖斯奖获得者学术成就的文章，以深切缅怀普赖斯的卓越思想。
多少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他们为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几年来,在我国临床医学科研领域,尤其在一些由基层医院完成的临床科研项目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和苗头,本文将对此进行剖析,并提出改进的对策。
1立项———多多益善
在我国各类医院,用论文、科研、科技成果等指标去评定一个人的业务水平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部分医务工作者重科研轻教学、重科研轻诊病。由于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实际利益,因此这几年来科研立项不断增多。自去年以来,以江苏省为例,有关政策规定,所有医务人员在晋升高级职称时,必须有科研项目(成果),因此出现了万众一心搞科研的壮观场面。试想一下,一个本科毕业生,工作第二年定为医师,第七年晋升为主治医师,从此以后即在为晋升副高而努力,必须搞科研,必须出成果。有条件要搞,没有条件也要搞。
前几年,象我们这样的二级医院,每年申报科研课题1~2项,医院对每项课题一般资助10万元左右,基本能满足需要。现在我们南通市的各家二级医院,每家申报大致在7~8项,“儿多女多”,医院对每个课题的资助费用大为减少,有的医院已少于1万元。部分二级医院已经改制,变为私营或股份制医院。由于认识上的误差,医院投资人只希望你去创收,根本就不希望你搞科研,也没有经费支持,科研就变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这个时候的科研实际上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玩文字游戏,最后只有靠弄虚作假通过“鉴定”。
对策:在我国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中,县级医院的作用是医疗、教学、科研,科研是排在最后的。笔者认为作为我国临床科研的主体应是科研机构、医学院校及其教学医院、大医院(三级以上医院)。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晋升职称时提一些科研要求是切实可行的。而对于二级(县级)及二级以下(乡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申报职称时,可以提倡有科研项目,但不应作为唯一指标,这比较切合实际。对于各类医院每年申报科研课题,应有数量限制,让医院把有限的经费用在真正好的项目上,以二级医院为例,每年申报项目不宜超过3个,由医院进行初筛,不得突破。对于非国有医院的投资人,眼光其实应该长一些,好的科研成果给医院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是不可估量的,其经济收益往往是科研投入的好多倍,甚至是几十倍。医院投资人可以与科研负责人签订科研协议,实现利益共享。
2过程———水份多多
严格意义上的临床科研应该按双盲设计方案,即医生和观察对象(病人)都不知道哪一组是试验组,哪一组是对照组,这样可以使临床科研的结果真实可靠。事实上,双盲设计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实际临床科研工作中,尤其在一些由基层医院完成的科研项目中,采用较少。以我们南通地区为例,近10年来的临床科研中仅一个项目是双盲设计。非双盲设计的科研项目,课题组人员都知道那个是治疗组,那个是对照组,难免会有少数人由于受到功利思想的诱惑,会有意无意地提高治疗组的疗效,而压低对照组的效果,这种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科研项目中,必须有用户观察报告。严格意义上的科研应该是课题负责医院将科研设计书、观察计划、观察病历、观察要求等材料交给用户(即协作单位),由协作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观察任务,出具观察报告。在此过程中,科研单位应支付一定的观察费用,并免费提供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全部药物。真正完全做到的话费用往往还不小。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课题组为了节省经费,也不再提供试验药、对照药、观察费,所有观察过程都免了,而是将“观察报告”写好了,由“协作单位”盖章了事。小医院是这样,最近上海一家很有名气的三级医院也这样搞,真正是弄虚作假!
对策:在科研设计中必须坚持双盲原则,无双盲设计的项目不予立项。即使立项了,在科研成果评奖时,不能评奖或至少不能评大奖。
为了保证科研结果真实可靠,所有医学科研鉴定时必须提供所有病员(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原始病历复印件,提供病员的详细联系方式(尤其是电话号码),必要时鉴定委员会专家可以当场电话询问。这样做未必能完全杜绝造假,但可以使造假的难度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可以提高科研成果的可信度。
3鉴定———专家唯亲
目前,我国医学科研鉴定以会议鉴定为主,时间一般为半天。除去领导讲话与课题组负责人介绍课题(多媒体演示)外,留给专家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笔者参加了若干次临床科研成果鉴定会。与会鉴定专家一般都是科研医院请来的,为了保证鉴定会一举成功,课题组往往把“熟悉”和“关系”作为第一选择,而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对于课题单位提供的专家名单一般也不再更换。有的时候,开鉴定会时由于与会专家相互都很熟悉,鉴定会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根本没有批评和反对意见,一举通过,皆大欢喜。这种鉴定会有时难免流于形式。鉴定结论不乏华丽之词,有意或无意进行拔高,鉴定结论就很难完全公正。
对策:在有条件的省份或地级市,与医疗事故鉴定一样,设立科研成果鉴定专家库,由科技主管部门在鉴定前抽取相应专业的专家名单,并邀请专家,在鉴定前会前进行保密,不通知鉴定申请医院。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卫生主管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协作,建立专家名册,在课题单位提供的专家中更换2~3人。笔者认为“近亲鉴定”必须纠正。
4查新———良莠不齐
在我国目前可以进行医学科研查新的单位还真不少,主要包括:科技情报机构、医学情报机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医学院图书馆等。不可回避,为了经济效益,这些查新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有些也通过压价来吸引客户。
众所周知,查国外的医学文献对查新人员的外文水平其实有相当高的要求。
我院的一个科研项目,请某大学图书馆查(他们自己说有查新资质),图书馆查新人员在选择了一定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后,找出了30多篇相关文献,然后叫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回来自己翻译,得出“结论”,然后,由他出具报告。这种查新的公正性、可靠性何在?笔者认为部分科技情报查新机构(非医学情报查新机构)、部分大学图书馆的查新人员,因为这部分人不是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对于外文医学类论文未必能读懂,由他们出具的查新报告还真值得好好推敲。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生产上的创新,也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思想上的创新。因此,企业家应具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才干,具有创新意识,要善于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新产品能够占领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键是把握市场的脉搏,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无论是提高产品质量,还是实行产业升级、培育优势产业,除了要依靠制度创新外,还需要狠抓科技创新。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弱,主要在于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新产品开发慢。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滞后。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数量方面增长很快。从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序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5年我国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稳步上升,到2002年已跃居第6名。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来看,我国2001年分别达到16万余件和近10万件,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来,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绘制成功、13.1万亿次并行机研制成功,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许多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的技术改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技术依赖的程度较高等问题和矛盾在近年来开始凸现。这种现象不尽快解决,必将使得我国众多企业未来不仅面临发展权问题,还将面临生存权问题。尽管我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然而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比较,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从占世界SCI论文数量的比例上看,美国基本稳定在30%左右,英国、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我国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与美英德日等国相比距离较大,只与我国台湾和韩国接近。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分析各国科学论文的影响力,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走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所共同存在问题,即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
技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指标是专利数目及其类型。专利是由各个国家自主授予的,很难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比较。但我们可以从我国和美国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专利战略的实施,我国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起大幅增加,2001年比1999年增长51%,从1999年的近11万件猛增到2001年的16万余件,在高技术领域内我国机构和个人发明专利的申请尤其活跃。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5年我国实施专利法以来,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在目前近5万件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国外公司占了60%。2001年,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总数的52.5%和66.9%。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我国基本上受制于人。
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以科技立国,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要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只有坚定地切实地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克服所有困难的关键。这种战略的实施已经是我们自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是决定我们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决定我们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的根本。切实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是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我们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保证。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科技创新是科学原创和技术创新的总称。科学原创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发现和发明带有规律性的新知识及其所用的器具;技术创新就是人们为了改造自然而进行制造和操作过程中,总结发明或发现的新知识和发明的新技艺。科技创新也就是:科技知识的创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创新;以及人力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创新。
科技以知识为本,知识本质上是人的智力活动的成果,人的智能具有汲取原有知识和创新知识的神奇的功能。尽管信息经济时代的智能机也拥有不断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但它永远不能取代人的高级智能功能,和取代人的智力源的地位与作用。可见,知识为本,知识以人力为本,决定了科技创新首要的是掌握科学与技术知识和进行知识创新的智力劳动群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性的调动。
科技创新,关键在一个“创”字,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以达到另辟蹊径、缩小差距、后来居上的目的。这就是科技创新应遵循的原则。我国的资源有限,事事都创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弄清楚为何创新,怎样创新,创什么新,就显得非常必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需要有明确的政策规范。
科技创新也要有风险意识。有没有风险意识取决人们对事物有多少了解。知道风险有多大,风险在何处,才能决定自己敢不敢冒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家少一点书生气,企业家能多一点书香气,情况就会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科技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在发掘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我们在进行任何一项科技创新时,首先需要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科技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对比、不断修正的过程。
三、企业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到研究开发当中。而在我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0.5%,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另有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和,还不如一个福特汽车公司当年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多。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不搞短期行为,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为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留下充分的资源、空间和条件,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持续优化是基础,经济持续增长是条件,社会持续进步是目的。这三大持续的实现,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我国的科技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鸿沟――科技研究与开发与企业联系不紧密: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远离企业和市场,研究的许多项目目标不明确,甚至不符合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机制。近20年,我国企业的进步非常大,但这个进步基本上是靠引进成果。引进是要受到限制的,靠引进推动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最强的生命力,就在于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增强竞争能力,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思想创新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引导企业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着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产品,实现企业发展由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自主制造转变。
四、企业科技创新的战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已形成世界性潮流,劳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已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知识资源成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首要因素,前沿科技成为创新竞争的主要焦点,攻占这些科技高地的竞争已成为创新的主要焦点。科技集成成为创新的常用形式,当前面临的许多科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集成现有的技术加以解决,公司并购成为重组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引进”、“跟踪”、“模仿”为主的对策型发展方式,不可能使企业在此创新时代获得必要的竞争优势。科技企业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制定科学的科技创新战略。
科技创新的战略既要遵循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一些创新的逻辑。比如,原创优先问题、常规扩张与突变革命交替发展问题、路径依赖问题、知识的非线性迭加问题,等等。在创新的实践中要有所综合,有所创造,有所集成,有所超越。
加强科技创新,必须大力推进体制上的创新。创新更需要科学的态度。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妄,科技体制的创新和良好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决不能以创新的名义,行主观意志办事之实,切忌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如果说,“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科技创新”则是生产力发展,进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生命力所在。
科技创新离不开继承、科技创新离不开坚持、科技创新离不开积累,科技创新离不开借鉴,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还离不开落实。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继承的最终目的。勇于坚持才能有所创新,不能坚持就难以创新。科技创新,谋求的不是表面的华丽,而是一种实质性社会进步与企业发展。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价值观,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观念贯彻于科技政策的各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主张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意识,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技价值准则,在科技政策中充分体现生态思维互利的科技政策价值取向。
关键词：医学英语教学；医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3-0229-02
一、职业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
目前，职业专业英语已经成为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专业英语这一术语的概念和专业用途的语言教学密切相连，就是说学生要知道如何在他们未来的专业背景中使用所学的语言。因而在这一背景下，职业专业英语教学要强调的是在特定领域中使用的具体的语言特征和教学特点。
职业专业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为了满足学习者具体的学术和职业方面的需求。因此，每一个教学法的情景和每一组学习者都各不相同。专业语言课程是基于特定的词汇组合和特有的语言技能之上的，而这二者是和专门领域的学习者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方法可以适合所有的教学法情景，也没有一个课程和一组活动可以被应用于所有的情景中。因此，在专业英语的教学中，判定教与学的独有特点是十分重要的[1]。
职业专业英语教学目的是为了使学习者能够达成成功的职业和教育目标，这种形式的教学基于对学生需求的论证分析和独特设计的。它涵盖了对技能、话题、内容和功能的精选，目的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学习服务。出于这个原因，一开始就通过对学习对象的实际需求进行认真切实的分析，而后设计出准备充分的课程计划。通过分析得到兩项重要的信息：第一，与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目的及以前的学习方法有关；第二，与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关。因此，这些信息对教师能充分地扮演好他的角色有很大的帮助。
二、医学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们知道医学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其专业背景决定了医学教育有其特殊性。在当今社会，英语是全球医学领域交流的通用语言，它在国际间学术交流、会议和撰写科学论文的过程中被用作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也促使医学学科和医学英语的全球普及。医学专业英语有自己特有的语言特征并且需要专门的学习，而这一目标只能通过使用特别设计的课程才能得以实现。
医学专业英语学习要求要从真实情景角度进行教学。在其教学过程中，比较重视语境定的专业词汇的应用，当然也重视基本英语语法结构的规范性。这样的课程的目标是为医学生的国际进修或专业领域的继续教育、学术研究做准备，使未来的医学专业人士能够自如地用英语交流。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塑造反映真实专业场景的特定情景来达成。这种教学方法将专业医学教程和英语语言课程结合起来，使得医学生能够真正地学到实处，在以后也能够应用到实处。医学生的教育专业性很强，医学英语的专业性也很强，促使医学生认识到这一点、理解这一点，将会提高医学生学习医学英语的热情和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此外，意大利一项研究旨在评估医学院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研究，研究者得出结论，医学用途英语教学的目标和特定英语语言技能的水平需要得到教学主管部门的重视。同时他们也指出各大学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合作，这样可以促进更高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而且他们还建议在毕业前学校要进行强制的医学英语语言考试[2]。根据美国学者布朗教授的研究，医学专业英语的课程应该注重如何使医学生在医学教育上，以及以后的医学生涯中获得成功。他同时指出，传统的外语语言学习方法脱离语境并且缺乏在日常真实世界背景需要的语言能力。因而布朗教授最后提出，所有相关学术核心课程应该融入到外语语言课程中，这样才能奠定专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坚实基础[3]。
医学英语教育不仅集中于语言词汇习得和文本分析之上，而且应该重视培养医学生在真实环境里语言交流的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职业专业英语教师应该在学生中实施和培养所谓的高阶思考技能，从而使学生们能够满足该专业和社会的要求。
三、医学英语教学的客观策略
我们目前普遍认为专业英语教学应该导向于语言学习个体的实际需求。关于医学用途英语教学，医学院学生的基本需求包括理解有关医学领域最新发展动态的相关文章和通过角色扮演、结对或团队活动和计划设计来练习并提高口语表达能力，重点在于习得医学词汇、掌握沟通能力。此外，通过提交病案报告、病案分析和完成医学文章来锻炼写作技能也是很有益处的。另外，医学院学生应该能学习了解一些文学知识，撰写一些研究论文并能参加学生交流和国际学生会议。这样的活动让学生们可以和国外的同行们分享他们的知识与经验，并可以在国际知名的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从而为他们今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医学英语教学过程中，重视每一位个体学生的小型分组作业，它是医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小型化小组作业的好处包括强化学生的需求识别及与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教师需要展现积极的态度、自信和对学生的尊重，同样也要表达对每个学生不同学习方法的理解。教师不能教授学生思维过程，但是通过所谓的次级技能的练习，使学生们可以增加对自己内在潜力的认识。这些次级能力包括分析性思维、解决问题、推理和想象力的使用。为了提高这些能力，教师应该在课堂上的各种活动中采用，参考学生们的原创看法和方法。
医学英语教学的任务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提供前述技能的合理反复的练习，这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是大量的必要的研究工作，同时讲座和课时又非常有限。应该强调的是设计一门医学学术课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医学科学和英语教学方法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因为学生经常将专业课程的知识迁入到英语课堂里，所以他们可以参与课程内容的设计，从而可以引入英语语言课程里医学生们自身的自主选择权。这些教学策略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客观的对话、与专业课程教师的合作、以及为了创建专门为医疗职业设计的专业课程而配套的连续的评估等。这种教师与学生的特殊关系对教学会有巨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此外，长期持续的学习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学生和教师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应该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北大一院医学影像科在三维后处理的应用方面多有实践，尤其在前列腺癌的MRI三维成像、肝脏肿瘤的CT三维重建等方面积累很多经验，在《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国医学影像技术》和《中国肿瘤影像学》等杂志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王霄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功能成像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中华放射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杂志》副主编。自1998年至今，已先后发表署名科学论文150余篇，承担多项国家级和部委级研究基金。
8月16日，《e医疗》就北大一院的医学影像三维实践、医学影像科与临床科室的关系、三维影像今后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对王霄英进行了专访。
前列腺癌和肝癌的三维应用较多
| 贵院的三维影像应用有哪些？
王霄英：我们做前列腺癌辅助诊断挺多的，医院有国内最大的前列腺癌数据库，甚至可以做到把某个地方发生前列腺癌的概率标志在腺体的三维图像上，这对外科医生引导穿刺特别有帮助。
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比较有特点，在临床外科里实力比较强，他们要求每个肾癌病例都要进行三维重建，有一整套严格的对肾癌进行三维重建的要求：重建哪几个解剖的位置、重建哪些血管和肿瘤的关系等。
另外，应用较多的还有普外科，他们经常需要影像科配合做肝脏的三维重建。我们医院在进行较大的肝脏肿瘤切除之前，都会要求根据CT断层图像做一个三维重建，以选择切除不同的肝段及血管，我觉得这个也蛮有特色的。
| 临床科室如何查看医学影像科的影像？可以实现三维影像传输吗？
王霄英： 二维图像是通过PACS查看的。我们医院有两套服务器，一套是医学影像科自己用的，能力比较强一些，存储量也比较大；另一套是用于临床浏览的服务器，存储三个月内所有的临床图像，临床医生有查看自己科室所有患者影像资料的权限。
具体到三维图像，最早是临床医生到我们科室来看，后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好了传给他们，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机器只能存储二维影像，所以传输的还只是静态的二维图像，暂时没办法实现三维影像的传输，虽然临床医生很希望我们能这么做，但是他们会定义几个标准位置给我们，我们会跟临床科室沟通，告诉他们冠状位怎么看，轴位怎么看等。
三维影像改变医疗服务模式
| 三维影像能带来什么好处？
王霄英：三维重建给外科大夫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他们关心病变组织能不能切除、怎么切除，三维重建就是告诉他们这些的。
我们医院的呼吸内科开展了一项新业务：用呼吸内镜把肺气肿的病变部分进行切除，切除之后剩余的肺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收缩，这样患者的肺功能会保持得很好。这个手术非常依赖CT三维重建，以确定病变区域的支气管以及与周围血管和组织的关系。进行这种手术前，呼吸内科主任往往会亲自到我们科室来，对如何重建三维图像提出要求。由于有了三维重建，呼吸内科的医生开始用外科方法进行治疗，这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此外，三维影像也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有了三维影像，患者和家属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病情，医生省去了很多解释工作。而且，对医生更信服的患者的依从性会大大提升，会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治疗效果自然也会更好。
我觉得，三维影像后处理会改变整个医疗服务的模式和理念。
MDT已成常态机制
| 贵院是否有多学科团队机制（MDT）？
王霄英：在接受你采访之前，我和泌尿科主任、放疗科主任在给一个前列腺癌患者做会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多学科团队。我们科参与更多的是跟随临床科室一起查房，有时也会安排某个具体疑难疾病的会诊。医学影像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跟疾病有关，有时候我们主要是去学习、交流，学习临床医生怎样更好地处理影像报告；有时候医学影像科的角色会非常重要，如果医学影像科医生不参加会议，临床医生甚至无法进行讨论。
我要求我们科的每一位医生必须给自己定一个方向。影像科医生在跟所配合的临床科室沟通的时候要带着两个任务：一是要向他们提供医疗影像服务，二是带回临床科室的需求。然后我们会根据临床需求进行不断的学习和改进。这种做法很早就开始了，现在科室更加明确了这项工作内容。
| MDT给医学影像科带来了哪些改变？
王霄英：医学影像科以前是按设备分组，而按专业分组才是国际趋势。我们科室是从2009年7月开始进行专业分组的，大家对自己专业方向的定位开始逐渐清晰起来，让深入研究业务、提高业务水平成为可能。
信息共享是大势所趋
| 医学影像科能为临床科室提供什么？两者理想中的合作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王霄英：今年5月份我去美国参加ISCT年会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医院的一名医生在演讲中举了一个例子：医院的临床医生根据一张CT片子和诊断报告（影像和报告的质量都很高）做了一个处理的决定，而经过由医学影像科医生参加的多学科团队（MDT）讨论后，50%的临床医生改变了治疗方案。虽然是同一张片子、同一份报告，为什么在讨论前后的结果如此大相径庭？事实上，很多信息并没有在诊断报告里写出来，临床医生也没有从影像中看出来，而这些信息往往会对治疗方案的制定产生很大影响。
医学影像科和临床科室的密切配合无疑会提升诊疗准确率，不仅能提升医生的技术水平，更能让患者直接受益。
医学影像科的医生应该更紧密地与临床医生进行合作，但是医学影像科医生的理念目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医学影像科医生都愿意把影像资料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医学影像科医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诊断水平而不是影像资料，分享之后必然会得到临床医生的积极反馈，这对提升医学影像科医生自身的水平肯定也是有帮助的。只要医学影像科医生意识到这一点，就一定会把影像资料拿出来分享，这是一个趋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PACS应附加更多功能
| 贵科在信息化方面今后有什么要提升的部分？
王霄英：如果没有PACS，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分组。分别用临床浏览器和我们自己科室的PACS查看影像，明显能感到后者更强大。我觉得基于PACS或者网络的后处理工作站特别重要，对提高专业特别有帮助。
此外，我们的PACS只有最基本的3D能力，医学影像科高级工作站的很多功能，比如功能成像等都没办法在PACS上实现，临床浏览自然就无法看到。如果要看的话，必须先在CT、MR的后处理工作站上处理完再推到PACS上去，而处理得好不好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操作人员（通常是研究生）的能力。
有时候前列腺里明明有一个肿瘤病灶，如果操作人员在做DWI（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的时候没看到，就得不到肿瘤的功能成像。而如果基于PACS或网络的处理能力足够强的话，签报告的医生就可以重新做一次后处理，就会避免很多错误诊断的出现。
1985年，顾永平从江苏靖江中学考入南京医科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5年大学生涯弹指而过，顾永平即将被分配到南京市的一家医院，但是只能从事CT影像之类工作。为了学以致用，他主动申请前往郊区六合人民医院工作。在那里做了3年普外科医生后，为了在医学殿堂里“再上一层楼”，顾永平毅然决定考研。
1993年，顾永平报考了南京铁道医学院（现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主攻心脏外科方向。天资聪颖的顾永平，为了确保考研成功，每晚埋头苦读，最后竟然将一本英语词典全本背了下来。
当年研究生英语考试成绩40分即为达线，分数公布的时候，顾永平的成绩73分，竟然整整比分数线高出33分。于是他信心满满去找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胃肠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黎介寿，想投其门下就读医学研究生。黎教授是顾永平十分崇拜的教授，他不但是著名普外科专家、肠外瘘治疗的创始人、临床营养支持的奠基人，还是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在静脉营养学方面有着非凡建树，曾于1994年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人同种异体移植术，在国内外普通外科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学术地位。
当顾永平站在黎教授面前，递上自己的研究生考试成绩时，黎介寿也对面前这个成绩优异的小伙子一见如故，不但答应让顾永平跟随自己做研究生课题，还主动提出每月支付1200元工资给他。顾永平非常开心，于是按黎教授的嘱咐，去找黎教授的一位秘书安排具体报名事宜。
当顾永平兴高采烈地找到黎教授的秘书时，秘书却一脸茫然地告诉顾永平“黎教授并未安排，不知道要帮你做什么”。听完此话，顾永平一筹莫展。因为当时黎教授正出差外地，研究生录取工作接近尾声，如果不敲定一家医学院就读，自己将面临无校录取，这年的辛苦备考也功亏一篑。
沉思了两天的顾永平为了稳妥起见，最终选择了去南京铁道医学院就读医学研究生。这一读，就与著名的外科专家黎介寿教授失之交臂3年。
事后顾永平才知道，当初黎教授有好几位秘书协助工作，而自己竟然阴错阳差地找错人，真正等待为顾永平办理研究生手续的那位秘书，却一直没有见到他。
三年的医学研究生学业结束后，顾永平决心继续投到黎介寿教授门下工作，于是1996年，他正式成为黎教授门下的科研工作人员。当年有一个科研项目是做小动物模型，顾永平外科手术精湛、细心稳健，他的工作结果令黎教授十分满意，因此一项刚开的“小动物模型”课题，便交由他担当。
顾永平两年期间在黎教授的指导下专业水平突飞猛进。1998年，韧性十足的他决心再次报考黎教授门下博士生，皇天不负有心人，通过国家博士生招录考试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国际科学论文中抛出重磅炸弹
顾永平成为黎教授的学生后，凭着踏实、勤奋、细心的品格赢得黎教授的器重。尽管小动物实验与普外科有相同的工作内容，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小动物试验，均要在10倍显微镜下进行，技术难度要求非常高。而作为实验医生的工作内容又苦又累又枯燥，顾永平很快调整好心态全力应对新的挑战。他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将一只小白鼠胰腺、肾脏取出，移植到另一只200克的小老鼠的腹部动脉、静脉上，同时还要将很多的细小血管都一根一根接好，最终必须保持血管血液畅通，才算完成一次成功的移植。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顾永平博士一边做着“小动物模型”课题，一边在两年中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了4篇具有影响力的医学论文。
顾永平发表在美国《显微外科》刊物上的《胰肾联合移植大鼠模型》等论文使他声名鹊起，被誉为胰腺、肾脏联合移植小动物手术成功第一人。美国哈佛医学院的20人博士后团队，看到顾永平的论文后，主动向他发来电子邮件，并提出了一些专业问题。顾永平收到邮件后迅速回复，给出了精确答案。
几周后，哈佛医学院再次回邮，正式邀请顾永平加盟博士后团队，并请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院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
年轻的顾永平对于美国哈佛医学院抛来的橄榄枝，自是喜出望外，并得知博士后导师正是1991年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吉士夫・墨里（Jesph・Mumy）教授时，更加惊喜不已。
与此同时，导师黎介寿也因顾永平学业优秀推荐他前往德国汉堡攻读博士后，而当得知爱徒已经被美国哈佛医学院录取为博士后消息时，欣慰之余全力支持。于是顾永平在婉言谢绝了德国、日本等国家医学博士后研究的邀请，顺利踏上了前往美国深造的行程。
把手足外科建成外科医院
刚踏上美利坚土地，顾永平就被安排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院为病人做手术，任务是“接血管”。顾永平将第一台手术成功完成以后，美国的两位导师吉士夫・墨里（Jesph・Mumy）和大卫・普金斯（David・Perkius）都对这位中国小伙子的心灵手巧非常赞叹。因为在显微镜下，顾永平所接的血管，缜密得像是被一根拉链拉上一样。
这一下，顾永平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实验室里所做的小动物实验变成更小的18-20克小鼠实验，当他博士后毕业时，全世界能操作此项器官移植技术的也仅有三四人。
由于美国对于外科再植要求较高，断肢重接后，不但要求功能恢复，而且还须再造后手术外观效果美观，因此美国的显微外科技术要求极高，实验室技术、设施、条件都立于国际前沿，光一根血管线就价值120美元，实验室提供的血管针也十分细致，只有头发丝的1/12，在手术缝合血管的时候，要求像绣花一样，每一个动作必须精准，否则一针走偏将会碰到旁边的肌肉组织，针随即就会断掉。于是顾永平为了苦练技术，每天光缝血管就要用掉2根血管线，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国际最先进的显微外科技术精华。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学习的28个月期间，他每天不是在医院里做临床手术，就是在实验室里练技术、做科研。每天早晨9点准时去实验室做实验，一直到晚上11点多才离开。
28个月的博士后学程即将完成，美国知名的器官移植公司主动邀请顾永平留下担任器官移植医生，年薪几十万美金。面对去留，他犹豫了。因为在内心深处，他热爱祖国，想用专长报效祖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正迅速，机械生产企业越来越多，而手足部受伤患者迫切需要高精尖的手足显微外科医生。最终他放弃高薪，毅然选择了回国开创自己的事业。
2004年顾永平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培养他的城市―――南京，正巧江苏省人民医院筹备“手足专科”，知道顾永平在此方面颇有建树，于是又将创建科室之重担交给了他，并专门划出了一层“手足专科”病房。
创建科室伊始，顾永平不畏辛苦，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毅力，终于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手足专科组建得声名鹊起，而且自己带的二十多位青年医生中，已经有四人能独当一面做显微外科手术了。
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顾永平总是心存感恩：庆幸自己遇到了省人民医院吸纳贤才创办“手足专科”的机会，同时更庆幸南京市政府给予更好的创业机会，扶持、鼓励和促使他快速成长起来；在创办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手足外科”的基础上，还支持扶助他在江宁创建“永平显微外科医院”；还由政府担保借贷几千万，在江北大道南京大学浦口校区路口建成了建筑面积2万多平米的南京高新医院。目前，这家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拥有666张床位，成为南京市医保、江浦区医保、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单位。
仁心仁术口碑传千里
顾永平创办的专业性“永平显微外科医院”和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仅2009年全年，就为南京及周边地区的病患者做了2600多例再植手术，其中完全断开的手术有600多例。
顾永平说：面对危重病人，有良知的医生一定会想法设方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轻言放弃、拒绝病人，一定会“问心有愧”。
在江宁区的“永平显微外科医院”里，经常会有周边的受伤农民被送往这里。直到2008年前，农民们都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更别提看病治疗可以报销50%了，因此很多家庭不富裕的农民，往往在“永平显微外科医院”手术成功后，却付不起费用。虽然“永平显微外科医院”里的收费标准只相当于大医院的1/2或2/3，但很多农民仍会拖欠手术及治疗费。面对这些，救死扶伤的职业让顾永平没有其他的选择，不断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贴进去。
自从“永平显微外科医院”借用南京航空航天江宁校区医院，正式收治住院病人以后，更有一些在江宁区宽敞的大道上被疾驰的车辆撞伤的流浪者，被老百姓或好心人紧急送来救治，面对身无分文的他们，顾永平都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手术。
在治病救命的过程中，顾永平还会为这些病人贴伙食费、生活费等，当受伤的流浪者病情稳定时，还帮助他们联系远在异乡的亲人，买车票把他们安全送回家。而这一切，使顾永平的妙手仁心得到了见证，也使顾永平每年都要搭进去几十万。
老百姓也对身处南京市江宁区的“永平显微外科医院”越来越信任了，口口相传之后，附近的百姓出了问题，都会推荐来到这里就医。
“不过，目前的医疗环境不是太好，不少医生为了减少纠纷、避免麻烦，在做手术的时候，小心再小心，甚至遇到了高难度的手术时都不太愿意冒险做。”顾永平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平日里从来不喝酒，目的就是为了在做手术的时候，保持精准，用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做好每台手术。”
为人敦厚的顾永平，在创建综合性的“南京高新医院”的2008至2009年间，他的还贷压力非常大，最多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有时遇到了大手术，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八九个小时，不吃不喝……
目前在高新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坐诊的大都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加上收费低廉，诸多医生仁心仁术，如今口碑已远播在外，附近的百姓看病都会选择到这里来。2010年8月，专心科研的顾永平又研究出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整形外科“肌腱复元术”，破解了一直以来众多喜爱打篮球的年轻男孩损伤手指后，造成指关节弯曲形成椎状指难以复元(俗称兰花指)的问题。这项显微外科发明，又发表于SCI（国际科学引文索引）的《整形重建外科》杂志上，论文题为《肌腱移植修复椎状指》，再次引起全世界医学外科界的关注，并将大量使用到实际外科手术案例当中去。
顾永平的太太、儿子已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多年，但顾永平却因为一颗赤子之心保留着中国国籍。
顾永平既是一位出色的显微外科医生，同时又是2家医院的管理者。怎样平衡这两个身份呢？顾永平笑着说，“我太太是学医药的，很有管理才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同时还有两个团队：一是业务上的团队，即临床一线的医生们，他们一丝不苟地帮我打理着医疗、教学、科研上的很多工作。二是行政团队，即各个科室的行政人员。在这两个团队的协助下，我才既能专心于医疗工作，又能做好管理工作”。
人物简介：
关键词： 科学选题； 科研项目； 科研课题； 项目申报
中图分类号： R8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6-0021-02
科技计划项目是政府为支持科技事业发展而设立的专项计划。是根据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政府财政的科技经费支持或以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等意见协调、引导，由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的科技研究开发及相关的科技活动。其目的:是通过科研项目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重大工程中的重要技术问题，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一、科学选题在项目申报中的作用
科研选题是一项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是科研活动的基础和关键。科研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课题。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起点；又是一项创造性的思维过程；是科研活动的基础和关键；是科研人员实施课题研究前瞻性计划的依据；是监督和保证课题质量的重要措施。因为提出新的问题，要从不同角度来论证它的可行性，从创新的角度去处理旧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需要新技术来实现，这本身就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申请科研课题，是广大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所必需进行的重要工作。许多的科学研究项目，都是通过对各类研究课题进行申请，从而获得项目经费资助，进行深入研究。所以科学选题是争取项目立项、申请科研课题获得经费资助与否的重要环节，它的依据是每年国家和地方项目申请指南，找准支持方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情况，制定研究方向，拟定研究题目。因为拟定题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指导设计科研工作的主线，题目选择的好坏，直接影响科研工作的成败，只有找准申请课题的切入点，科学选题才能获得经费支持，这就是科学选题的作用所在。
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技计划研究领域，是重大项目实现；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方面的工作通过研究专项来实施，研究专项由若干重大项目组成。通常采用课题制管理方式，以课题组为基本单位，实行课题责任人负责制，允许跨部门、跨单位择优聘用课题组成人员，最好是以产学研结合形式来承担科研课题。在立项过程中，采取专家评审遴选项目和按项目任务审核经费相结合，在专家评审保证项目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的同时，加强了预算编报和审核。
自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即从2001年起，国家的科研经费采取项目招标的方式进行投入，以推动科研机构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取得活力和动力，从此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渠道是项目，而项目的取得靠申请，科研机构必须通过申请，来获得政府支持和市场支持，作为科研工作者必须清楚国家科研项目管理体系以及申报程序，认真作好每个环节的申报工作。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科技计划有着不同的侧重。随着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近年来政府对科技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科技计划的投入经费也在大幅增长。随着政府投入的不断加大，科技计划在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等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国家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
1. 基础研究计划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支持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973计划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对我国未来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和带动性的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主要支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领域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重大公益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为重点，结合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开发，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解决涉及全局性、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技术问题，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突破瓶颈制约，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如陕西省2007新一代铁路编组自动化项目；陕西省主导产业科技情报服务平台项目。
3.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致力于解决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统筹高技术的集成和应用，引领未来新兴产业发展。如：由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国矿业大学共同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课题“采煤机远程控制技术及监测系统”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相关部门的专家验收。
4.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项目。如陕西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项目，陕西省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项目。
5. 政策引导类计划通过积极营造政策环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产学研结合，推进科技成果的应用示范、辐射推广和产业化发展，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营造促进地方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包括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
四、选题原则
1. 需要性原则：科技计划项目实施的根本任务，就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每年出台的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和各省项目指南，都是按照国家与地方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如：陕西省2010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重大专项其中农业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支持范围，（1）小麦、玉米超高产栽培关键技术研究；（2）苹果、猕猴桃主要病害发生规律与防治技术研究；（3）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4）陕北红枣防裂增效技术研究与开发；（5）陕北山地经济林旱作丰产技术研究与示范，（6）陕北白绒山羊新品系选育及高效养殖技术示范等。均是陕西省农业生产重点支持范围，是农业技术发展需求。准确选题必须了解掌握“项目指南”等相关文件，力求符合《项目申报指南》所列的选题范围。
2. 创新性原则：申报课题时必须坚持内容和方法的创新。立项尽量以前人或他人未曾研究过，或有研究尚未解决，或出现新问题需要解决，或原有技术的不能满足新需求要进一步提高为前提，研究的结果也应该是前人所不曾获得过的成就，这样，才能体现出研究的创新性，研究出的成果也才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
3. 先进性原则：申请科研课题要求起点高、选题新、方法先进、技术现代化。在这四点的基础上，要瞄准世界先进或世界领先水平，力争在科学研究中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目的在于试图发现新的现象，探讨新的规律，通过科学研究能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新的理论，在技术领域是具有先进性的，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是国内空白，国际领先。
4. 科学性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不要主观臆想；要有独特见解，一般不能与科学规律相矛盾，具有实用性；具体反映申报者科研思路的清晰度和深刻性，所选课题要突出研究工作的重点，明确主攻方向和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不能过于分散。另外题目不宜过大，内容不宜过多，在有限的资助强度和资助期限内要能达到预期研究目标。如：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8年申报《陕西省主导产业科技情报服务平台建设（陕西省“13115”科技创新工程重大科技项目：项目编号：2008ZDKG-33）》建设项目，申报很合理，已按时完成。
5. 可行性原则：每一类研究课题都有一定的研究周期，在选题时必须考虑到研究周期要符合要求，按期结题。有的课题研究周期太长，选题太大，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先进性。因此选题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工作基础，有多年积累研究工作经验和知识沉淀，有近年研究结果和经验。其次需结合本人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所掌握的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的进展程度，认真构思和选择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可行性的课题。
五、熟悉科研项目类型
1. 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以观察事实基本理论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的研究。特点：未知因素多，探索性强，研究周期长，对研究手段要求比较高。其成果以科学论文为主要形式，常成为普遍的原则、理论和定律。
2. 应用研究：是为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而采取新方法的研究，即把基础技术理论知识物化为生产技术的可能。特点：研究周期一般较基础研究短，成功率比较高。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
3. 开发研究：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设计、流程和系统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方面的研究。特点：研究所需经费较多，并受生产或试用条件的制约。成果形式是专利、专有技术、原始样机等。
只有了解科研项目的类型，选题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做到科学选题，课题申报命中率才能相对较高。
六、科研项目申报工作注意事项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历来重视科研项目的申请，项目获资助的情况常被上级管理部门视为衡量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科学研究水平和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在项目申报工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项目选题、论证要体现“新"字
课题选题、论证是科研项目申报中的最为关键的一步。选题、论证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判明情况、研究本课题有关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选题、论证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立项。因此，选题、论证时必须花费大力气，立争以新内容、新观念赢人。
2. 使用材料要新
每一位申请者都需要对项目研究方向上的知识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研究，要准确地把握该研究方向的前沿动态。在选题、论证过程中保证所参考和引用的观点、资料必须是最新的，在国际国内都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3. 选择题目要新
研究人员要在参考研究观点和材料的基础之上，构思一个好的题目。项目的题目是项目的点睛之笔，是项目的灵魂、核心、主题，是项目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好的项目题目，应该是项目研究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的集中体现。因此，申请者在拟定题目时，要简明扼要、用词准确、易于理解。
4. 规范申报书填写
项目申报时必须填写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书是作为项目申报者与评审专家之间沟通的依据，要准确、全面地反映申报者的申报信息以及申报者对该项目基本内容和大体框架的理解．
5. 项目申请经费预算合理、详细
目前，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项目资助计划在申报过程中，都要求项目申报者对项目申请经费中支出的各项条款有明确的用途说明，并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经费的支出比例花销。因此，在项目申报时，一是要注意项目主管部门能给予的经费支持强度，申请金额不可过高；二是准确计算项目进行所需的各项费用，注意比例的划分，保证支出时不超过预算的15％为宜。
6. 及时上报
现在科研项目是在线申报。如2010年陕西省科技计划申报工作采用“陕西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单位按照拟申报项目类别，在陕西省科技厅网站下载相应的申报说明、项目申请书、申报表和申报软件。实现在线申报。
结束语：一项科研课题的选题是建立在研究者对相关学科或领域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要求研究者了解和掌握相关研究技术最新水平。[4]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研究者对一个普遍期望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案的构建和预期科研成果的展现。要求科研行为达到设计的科学性、科研方法或技术的先进性、科研实施的可行性、科研结果和结论的可靠性，科研选题的准确性。应该说科学选题是一个具体科学研究的目标、方向、展望和灵魂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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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幼玲，刘中国.浅谈医学科研选题及项目申报的方法[J].护理研究，2006（1）：267-268.
[4] 陈灵犀.浅析基础研究的科学选题[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1999（2）：69-72.
一、前言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知识增长与时间呈指数增长关系； 人类已掌握的全部知识的90%，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的，1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千年之内逐步积累起来的；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推测：人类知识在19世纪大约每隔50年增加一倍，在20世纪前半叶每隔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每隔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隔5年增加一倍，80年代每隔3年增加一倍。美国科学史家德克里·普赖斯统计，1750年全世界科学期刊为10种左右，19世纪初期为100种左右，19世纪中期达到1000种，1900年达到1万种，1965年突破10万种。现在科学期刊则以每年增1500种的速度在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发行图书种数，1952年是25万种，1962年为38.8万种，1967年为45万种，1972年达到56.1万种。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0年我国发行图书1.2万余种，1983年为3.5万余种，增加了近3倍。我国发行的杂志，1950年是295种，1983年为3415种，增加近12倍。据调查，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大约500万篇，登记的发明创造专利每年超过30万项，平均每天800至900项。每分钟出版一本新书，……难怪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讲：“我当研究生时搞超音速空气动力学，我敢说全世界有关论文我都看过，因为一共也没有多少，而现在我搬都搬不动，别说看了。”以上这些统计，说明了“知识爆炸”的现状。另外，知识信息传递手段的多样及传播高速化，知识更新周期愈来愈短，使我们必须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养成自学的习惯。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认为：“任何时间总是以在工作中学习为主，因此，自学是一生中最好的学习方法。”教育工作者仅仅“传道、授业、解惑”是远远不够的，要注重能力的开发，尤其是创造力的培养。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讲：“今后要求大家的，将主要是脑力上的勤勉!”爱因斯坦曾说过：“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当然，知识的多寡与能力强弱密切相关，孤陋寡闻的人绝对没有强的创造力，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更加重视能力(尤其是创造力)的培养， 教育学生由“学会”到“会学”， 引导学生中“要我学”到“我要学”， 研究脑科学， 促使大脑左、右半球协调发展， 以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的国民。
二、把创造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
创造是做出前所未有的事情，创造力是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造，产生新概念、新知识、新思想的能力。创造力客观存在，呈正态分布，可以通过培训加以提高，其物质基础在于大脑的组成与构造。创造学家阿雷蒂在《创造力》一书中指出，人的大脑有150亿个神经元，而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黑猩猩只有120亿个神经元，30亿个神经元的差别造成了人猿智力上的巨大鸿沟：人有抽象思维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能进行创造性思维。黑猩猩无抽象思维能力、缺乏语言能力，不具备创造性思维。因此，从事创造性劳动是人类独有的本质属性——创造性的具体体现。然而，人类系统研究创造力的历史并不长，1920年，德国心理学家M.韦特海默在《创造性思维》一书中，分析研究了儿童、成人以及一些名人，诸如爱因斯坦等的创造性思维之后，创造力的研究才逐步受到重视。而直至20世纪50年代，创造心理学才从人格心理学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J.P.吉尔福特于1950年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时，以《创造力》为题发表就职演说。6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对创造力作了系统的对比研究，首先制订创造能力的测验方案，以探明大学生及青少年的创造潜能。 至今， 创造力的研究引起世界各国心理学家的重视， 而且也是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的一个课题。
在我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宝贵的教学经验体现了培养学生能力的有效做法。 例如遵循学思并用、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原则，使学生“乐学”、“好学”，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疑思问”，有疑且积极求问，学习才能深入。《中庸》一书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步骤，乃是传世之宝，在现代化教学中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些均是提高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有效之举。过去，我们只是缺乏对创造力的系统研究，当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人们对自身认识很不完善，科学不发达，也根本不可能对客观存在于人身的创造力进行系统研究开发。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研究、开发人类的创造力。正如美国创造学家奥斯本在《创造性想像》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与其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和把这些发明转化为有用产品的能力紧密相关。”美国学者伊顿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的最高经济利益，将主要取决于我们同胞的创造才智，而不取决于我们的自然资源。”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当前，虽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上落后于西方，还不是发达国家，但中华民族是有巨大的创造潜能的。我们必须以东方巨人的姿态阔步跨入21世纪。培养跨世纪的具有创造才干的公民，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任，这也是我们必须重视创造力培养的重要原因。
三、创造力的培养途径
创造性思维是创造活动中的思维过程，与创造力密切相关。创造思维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层次的创造思维是指经过长期研究、反复探索而产生的非凡的创造，这一般指科学家的创造发明；中级层次的创造思维是指经过模仿或改进，在原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材料，重新加工，形成有社会价值的新产品的能力，这一般表现在技术革新上；初级层次的创造思维主要是对本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而不涉及社会价值的创造力，这一般是指儿童和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能力。本文谈的主要就是最后一种创造力的培养途径。
(一)重视右脑的开发
自1981年美国斯佩里博士关于右脑左脑分工理论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以后，各国竞相探索右脑智力开发，脑功能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脑科学家研究证明，右脑与创造功能密切相关。日本医大教授品川嘉也博士负责领导医大右脑理论科研工作，他以自己多年研究脑生理学和计算机的成果为基础，发表了有独特见解的右脑活化法，写出《儿童右脑智力开发》、《右脑使用与开发》、《右脑高效记忆术》系列丛书。他认为，善于使用右脑的人将会智力超群，而锻炼、使用右脑，将成为今后生存的重要条件。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长期以来，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和学校教学要求都过分强调左脑功能，重视语言、计算机抽象逻辑思维训练，忽视右脑功能开发，这就造成左脑负担过多、过重，导致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发展失调。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重视音乐、美术、体育课，要多采用直观教学，创设更多的问题情景，发展形象思维，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大脑两半球健康、和谐地发展，促进学生创造力迅速提高。90年代初期，温寒江教授等学者负责的“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实验与研究”课题组，在国内外近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围绕通过教学活动有意识地开发右脑潜能，注重发展形象思维，并促使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结合，从而达到全国提高儿童青少年智力和整体素质的目的进行教学实验，涉及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十几所学校15门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初步验证了开发右脑潜能、发展形象思维是儿童智力早期开发的正确途径，是对课堂教学的深刻变革与优化，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基础性措施。开发右脑潜能，培养创造性人才仍然是一个跨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课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结合教学实践，投入更大的力量，加以深入研讨，促进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当前，我们较注重艺术教育，这不仅是陶冶情操、美化心灵的重要措施，也是活化右脑，提高创造力的重要举措。另外，还要研究营养学与健脑的关系，提倡营养配餐，研究科学用脑的方法，防止由于用脑不当而产生各种疾病。
(二)重视发散思维的训练
英国物理学家廷德尔说：“作为一个发明家，他的力量和多产，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想像力给他的激励。”这种想像力就是创造性的形象思维能力，即能把感知认识获得的留在大脑中的形象进行重新组合安排，加工改造，创造出新的形象来。无此能力，就不会用新的眼光看待问题，就不会从司空见惯的现象里发现新东西。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培养学生观察力和想像力。加强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善于分析，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各种现象熟视无睹的人是不会有发明创造的。创造活动的全过程要经过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的多次循环才能完成。教学实践证明：发散思维包含想像、创造、启发、猜测诸方面，它更有利于训练和培养创造力，也是传统教学中提倡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教学原则的深化与发展。一个好的教师应通过教学引导学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探索多种答案，鼓励独特的见解，发挥个人特有的才能；讨论中不做定论，允许存疑；要善于引导讨论，使学生思维活化，经过筛选、集中，使思维活动深化，从而提高创造力。
70年代末期，我校语文教研组在章熊教师的倡导下开展“小论文写作”的活动，从提供写小论文，进而写学术小论文，使“小论文写作课”成为高二年级语文必选课。从选题、搜集资料、整理信息资料、列出提纲、写出初稿、修改定稿到宣读答辩，学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创造活动之中。1995年寒假，数学教师张思明在高一学生中没有按常规布置习题作业，而要求学生：①收集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并试着解决。②挑出教材、学习参考书、习题集等正式出版物中的若干个非印刷性错误，并予以改正。③就学过的内容自拟三个数学小综合题并附解，要求写出设计的用心和得意之处。④制作立体几何的纸模型若干个，如柱锥台、正多面体、烟囱的直角拐脖、由正多边形构成的非正多面体等。⑤撰写小论文，选题有阅读科普文献或参考书的心得与读后感，学习某段教材的体会或专题小结，解题或研究中的小发现，对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进行分析求解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学后交来的成果有收集的应用数学问题“邮政有奖明信片值得买吗”、“碧浪洗衣粉哪一种包装赚钱多”等11个；有14个挑出12种出版物上40余处错误；有12位同学编了各类数学题近60个，范围涉及高一所学的函数、三角、立体几何和竞赛题；共收到各种立体几何模型200多个，小论文44篇，仅应用数学方面的就有“澳洲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奖金分配额浅析”、“电缆求长及其他”等。学生能完成这样的寒假作业，与学生课堂教学的学习相辅相成，使学习变成充满创造活力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目的。
(三)重视创造型人格的培养
创造力的高低与创造活动的成就密切相关，但不一定是正相关。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曾对800位被试者进行几十年的追踪研究，他对成就最大与最小的两组人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创造力的高低，而是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成就最大的一组的成员在进取心、自信心、坚韧性方面明显地高于成就最小的那一组的成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温伯格把进攻性看做是科学家的重要素质。他说：“很重要的一个素质是‘进攻性’，不是人与人关系中的进攻性，而是对自然的进攻性。不要安于书本上给你的答案，而要去尝试一下，尝试发现有什么与书本不同的东西。这种素质可能比智力更重要，往往是区别最好的学生和次好的学生的标准。”
创造型人格的首要特征是具备献身精神。爱因斯坦讲，真正的献身者当他们从成功中得到喜悦，觉得已为人类做了些有利的事情以后，就不再要求更多的报偿了。没有为科学、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和行动，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勤奋、勇敢、自信、谦虚、谨慎、细致、进取心、坚定性、坚强的意志力与善于合作等积极的性格特性，是促进创造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我校坚持“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个性、提高素质”的原则，倡导“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减轻过重负担，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文体活动及各级各类的竞赛活动，在活动中增长才干、暴露不足、学会合作、完善自我、磨练意志，培养不怕挫折、执著追求、乐于奉献的品质。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创造力，创造活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数、理、化、生、信息学及俄语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我校获金奖9枚、银奖4枚、铜奖1枚；在雷达杯英才少年奖的竞赛中，我校连续三届夺冠。这些同学是我校在北京市学科学竞赛获奖的504人中的佼佼者(占全市15%)，他们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具备较强的创造力，还与上述良好的非智力因素有关，也与他们生活的群体及学术氛围相关。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要获得创造成就，需要个人拼搏奋斗的精神，也需要合作攻关。孤军奋战、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使创造动机变为现实的。缺乏为理想献身精神，患得患失的人是不可能战胜失败走向成功的。马斯洛晚年时提出通向自我实现的途径中最重要的便是“无我”。所谓“无我”，就是全身心地献身于某一件事而忘怀一切。他认为青年人的毛病正出在太少“无我”而太多自我意识。
〔关键词〕科学数据；开放数据政策；数据共享；研究动向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31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2-0167-04
〔Abstrac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relevant research outputs and compared respective research status on open research data policy home and abroa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relevant research，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home and abroad，pointed out the shortages of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a，and finally evaluate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on open research data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research data；open data policy；research status；research trend
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也称科研数据（Research Data），与科学论文一样也被视为重要的科研产出，也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战略资源。开放科学数据对数据驱动科学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已有科学数据重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完整保存并开放获取先前研究的科学数据，对于顺利开展后续研究、推动科学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开放科学数据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目前在开放规模和开放程度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通过开放科学数据改善社会生活受到众多投资者、出版商、科学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欧洲、美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都积极建立开放科学数据的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如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完全与开放”为基本国策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法规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布了《公共资金资助的科学数据获取原则与指南》，以指导成员国制定与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将科学数据新增为开放存取的对象并要求逐步达到开放性可获取，并启动了旨在促进科学数据获取和再利用的“科学数据开放先导性计划”[1]。
我国早在2002年就已正式启动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并先后在六大领域共计24个部门开展了科学数据共享工作。2006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提出并开展了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跨界集成服务、数据融合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目前，我国在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方面，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显滞后。本文针对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及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对我国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未来研究动向进行了评判。
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对从CNKI和万方数据两大中文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发现，我国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1.1 建立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保障机制的理论性研究
目前已有较多成果是针对建立和完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展开论证，如刘细文（2009）指出，美国、英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都就科学数据开放获取问题，积极建立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并广泛推行相关服务与实践，其政策举措主要围绕科学数据交流渠道各环节，集中体现在数据开放资助、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合法保护、数据保存以及数据共享利用五大方面[2]。王晴（2014）指出：国内外20余个组织相继制定或实施了30余条旨在促进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政策法规，根据制定主体和效力范围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共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并在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3]。
1.2 针对国内外各类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调查研究 目前已有部分成果针对多种政策主体（如高等院校、科研资助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的有关开放科学数据的声明、指南以及政策法规等各类政策文本展开了调查分析，如司莉等（2013）考察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3个国家的科研管理机构、高校制定的数据管理政策以及政府制定的数据公开政策，并指出：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制定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对科学数据的保存与管理等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我国政府也应制定完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政策层面对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进行指导和规范[4]。司莉等（2014）针对英美10所高校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一般政策、数据标准、数据访问与保存、数据共享、数据安全与保护以及数据产权6个方面进行了调查与比较，揭示了英美两国大学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特点与差异，指出通过借鉴国外大学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良好实践，推动我国大学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和[5]。唐源等（2015）针对国外典型医学相关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从科学数据开放资助、科学数据汇交、科学数据保存、数据共享利用4个方面的政策内容进行文献调研和网站调研，指出国外政策制定者从政府到机构自身以及期刊等具有多重身份，政策内容集中于数据汇交和共享计划。
1.3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研究 由于开放科学数据的利益主体一般要受到相关政策法规的制约，因此也可视为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利益主体。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①单一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的共享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如张晋朝（2013）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我国高校科研人员科学数据共享意愿的影响因素，指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关注技术维度，还要关注社会环境因素、内在激励、人际信任等人文维度[7]。②针对单一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如庄倩等（2015）建立了参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科研人员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博弈中存在的"公共品困境"及其原因，指出为促进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健康有序发展，不能仅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战略规划，还要从政策法规层面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8]。
1.4 制定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知识产权政策法律问题的研究 虽然目前科学数据具有著作权已经成为共识，但其使用存在著作权界定不清及其利益分配不当等问题，尤其是科学数据二次研发过程中的著作权分配问题。司莉等（2015）从科学数据开放共享中的授权方式、数据出版及引用、技术措施、制度与法规、科学数据二次利用5个方面分别探讨了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指出我国应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已有法规条例，尽快建立完善的科学数据著作权保护体系[9]。
1.5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如裴雷（2013）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基于政策文本的上下位政策概念一致性的测算框架，并对我国12个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文本进行内容编码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当前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在吸收、扩散和创新过程中的政策文本质量[10]。
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对从Springer、Emerald和Elsevier三大外文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和梳理，可以发现国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研究所涉及的研究主题更为广泛，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
2.1 制定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研究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如Childs S等（2014）探讨了作为实现开放科学数据的机制――科研数据管理（RDM）的作用以及它带给记录管理者的机遇，并指出开放科学数据议程的前提是尽可能公开可用的数据，在开放科学数据的背景下仍然存在方法、伦理、政策和实践等层面的问题[11]。Higman R等（2015）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并结合政策分析过程和案例研究方法，考察了在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科学数据管理（RDM）政策与实践的驱动因素，以及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在科学数据管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12]。
2.2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行为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科研人员的开放共享行为的共享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如Wicherts J M等（2011）对心理学期刊中的统计结果显著与数据共享意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科研人员不愿意共享数据的主要原因在于：统计结果不构成充分的证据以及更有可能存在明显的错误，并强调了建立科学数据的强制性归档政策的重要性[13]。Sayogo D S等（2013）指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存在多重障碍与挑战：①技术上的障碍；②社会、组织和经济上的障碍；③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并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影响科研人员开放共享意愿的几个关键因素：数据管理技能、组织参与、法律与政策需求、向数据集提供者致谢[14]。
2.3 面向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利益主体的开放共享服务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高校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服务实践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科学数据服务实践的案例研究及调查分析，如Nielsen H J等（2014）认为科学数据管理（RDM）是图书馆员和信息专业人员的潜在职责，研究型图书馆是选择、保护、组织与利用科学数据的最佳场所，并应积极参与到其所在学科领域的特定领域的分析研究[15]。Tenopir C等（2014）指出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出现和数据管理规范的制定，驱动高校图书馆为其教师和学生开展数据管理服务（RDS），并通过调查研究建立了图书馆员、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参与数据管理服务的评价基准[16]。
2.4 针对专业领域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天文、气象、地球、生物、医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进行了政策分析研究，如Harris R等（2015）考察了参与开放地球观测数据的八国集团、欧盟和国际组织的21个政策文本和法律文书――八国集团（G8）开放数据、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数据共享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数据原则与指南、欧洲环境信息指令等，指出地球观测领域开放数据政策应更加明确、完整地说明开放获取的条件，以期充分实现开放地球观测数据的潜在利益[17]。
2.5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进行政策文本分析时除了运用常规的内容分析法以外，还创新性地引入了语义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如Jung K等（2015）对韩国《开放公共数据指令》（OPDD）的政策文本进行了语义网分析，并指出：利用语义网的概念模型及分析过程有助于确定各类公共政策针对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视角的一致性[18]。
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比较分析
对国内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总体来看，我国学者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各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目前大多处于对国外先进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与调查分析阶段。②国内外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以英美两国的政策实践为主，原因在于英美两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法规体系，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7年颁布了《公共资助科学数据开放获取的原则和指南》，提倡所有的获公共资金支持得到的科学数据都应能被公众获取、共享。美国、英国等一些重要基金机构也提出了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指南，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等，要求所有获得资助的项目提交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计划。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于2013年签署了关于“提高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结果的访问”的备忘录，要求由联邦资金资助所产生的非保密的科学数据，应该存储并为公众提供免费的最大化访问[19]。③国内外对于具体专业领域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对于国家统一综合层面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研究十分有限。
对比国内外开放数据政策研究的现状不难看出，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国外高等院校、信息服务机构和科研资助机构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的调查研究与比较分析，但从整体来看这类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系统性不强；②已有研究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单一利益主体（如研究人员）的开放共享行为进行了演化博弈分析，尚未发现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演化博弈分析的相关研究；③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文本分析目前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尚未展开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探索性研究；④尚未展开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研究，已有学者针对政府数据的开放数据政策与数据安全政策的协同关系展开研究[20]，如黄道丽等（2015）分析了美国政府的开放数据政策与网络安全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协调[21]，但尚未发现有针对科学数据展开的类似研究；⑤尚未从政策科学的研究视角展开系统性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研究。
4 我国未来研究动向评判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图书情报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者应展开协作研究，并从以下5个方面强化和拓展这一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4.1 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调查与比较分析
针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有关开放科学数据的声明、指南以及政策法规等各类政策文本展开广泛的调查分析，比较和分析各类政策文本中有关一般政策、数据标准、数据共享、数据保存、数据安全和数据产权等方面内容的特点与差异，合理借鉴发达国家在政策的系统性、一致性、完善性方面的经验，为推进我国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必要的参考借鉴。
4.2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单一利益主体（如研究人员）的博弈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可针对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研究人员、科研机构、数据中心、资助者、出版者、第三方用户等）之间的利益诉求关系展开研究，建立参与科学数据开放的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索促进多个利益主体开放科学数据的激励机制，为从微观层面制定和完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提供演化博弈的理论框架。
4.3 基于多学科方法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分析
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①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如借鉴扎根理论的“信息提取-归纳-概念化-重组”思想，对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进行解构、分类和比较，提取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区分要素，确定政策文本结构化编码体系和分类标准，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数据，建立类定量化的政策文本分析框架。②基于知识单元的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的探索性研究，如借助于语义网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政策文本的词汇分析单元之间的语义关联关系，并可通过软件工具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及可视化展示。
4.4 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协同研究
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包括：①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内部的政策协同研究。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进行政策文本分析，从政策连续性、政策互补性、政策交叉性、政策缺失性及政策矛盾性等多个维度考察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内部的政策协同。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研究。借鉴协同论思想和政策协同理论及工具，设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颁布的保密规定等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机制，制定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群与数据安全政策群的政策协同策略。
4.5 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
将侧重于定性分析的政策分析研究与侧重于定量分析的政策评估研究相结合，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从政策科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多角度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如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完整的生命周期中的每一环节――政策提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反馈和政策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政策科学相关理论、方法与工具进行系统性的政策评估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法等政策评估方法，建立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指标权重分析，采用数学模型及软件工具构建科学数据开放政策评估模型并进行模拟实验。
5 结 论
通过CNKI和万方数据两大中文数据库以及Springer、Emerald和Elsevier三大外文数据库，笔者对国内外现有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特点：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对国外先进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与调查分析阶段，国内外针对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相关研究目前主要以英美两国的政策实践为主。结合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进展，我国在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未来可能出现五大研究动向：①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调查与比较分析；②科学数据开放政策多个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③基于多学科方法的科学数据开放政策文本分析；④各类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协同研究；⑤科学数据开放政策的政策分析与评估研究。从而推动我国开放科学数据的政策保障与管理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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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着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着《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着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着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着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着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着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着。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着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着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着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着,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着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着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着,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着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着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着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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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社会科学素养包括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常识和方法论，它是经过学术论证和检验的对世界的认识。就新闻工作而言，包括多学科的知识。本文以社会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为例，结合几个曾经的热点新闻，探讨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对受众可能造成的误导，以及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发生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悲剧，2岁女童小悦悦（王悦）在小巷里遭两车碾压，其间有18人路过，都没有施以援手，直至一名拾荒老太将其送往医院，终因受伤过重，在医院去世。《羊城晚报》以《两车先后碾过两岁女童十多冷血路人见死不救》最早爆料，斥责路人没有及早救援，并称路人是“冷漠”的。这成为随后铺天盖地报道的主要观点，例如，有媒体就评论道：“佛山的事件说明，有一种冷漠和无情在中国社会潜伏甚至游动着，它们随时有可能被激活，像毒气一样窒息一个特定环境下人们的道德感，制造出令社会道德底线无法接受的表现。佛山那18个人的冷漠，以及肇事司机的逃逸，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但若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看到这样的评论。估计会请义愤填膺的评论家们冷静一下。那18个路人是冤枉的，他们其实并非道德上存在瑕疵，而只是“多元无知”这一心理学效应下不自觉的牺牲品而已。
“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是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它被用于描述人们在公众场合的行为模式。通常人们在公共场合里，如果遇到模糊不清的状况、突发的事件，为了消除自身的不确定性，会观察和模仿身边他人的反应。结果形成彼此趋同的行为模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影响力》一书里，指出在美国普遍存在着“当一名受害者在痛苦中挣扎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旁观者伸出援手”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凯瑟琳·季诺维斯（Cathefine Genovese）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案和“小悦悦事件”性质类似，但情况还更为恶劣，对此案的反思导致了“多元无知”概念的提出。
1964年3月13日，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场凶杀案。29岁的妇女凯瑟琳·季诺维斯凌晨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陌生男子用刀杀死。在长达35分钟的作案时间里，凶手追逐受害者三个街区，并在她声嘶力竭的求救声中将其杀死。在这段时间里，38个邻居透过窗户目睹了凶杀案的发生，却没有一个人费神拨一下报警电话。最终季诺维斯因失血过多而去世。这场悲剧发生以后，《纽约时报》进行了如下的报道：“在半小时内，38名皇后区令人尊敬的守法公民眼睁睁地看着凶手在丘园三次追逐并刺杀同一个女子。有两次，他们发出的声音和他们的卧室里突然亮起的灯光都让凶手吃惊地停了下来。但每一次他都返回去。找到她并刺死她。整个过程没有人一个报警。”事件震惊了美国。其后新闻和报道的基调也同中国类似，质疑美国是不是变成了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社会。有的将其归咎于电视上的过多暴力，导致人们对现实中暴力的过分容忍。更多的媒体人则认为是都市生活，使得个人与群体疏离。导致人的“非人性化”。
但社会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报道以后。却得出了不可思议的结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悲剧事件。原因是旁观者人数太多。因为目击者的人数越多，使得每个人觉得自我责任越轻，这个道理适宜于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吃”。而且人们在选择行为的时候，通常会采用社会认同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动是自我行动重要参考。若他人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人们也会自然地模仿。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实验，让一个人在大街上假装癫痫发作，若是一个人在场时，他获得帮助几率是85%。而当五个人在场时，获得帮助的几率只有31%。
除了人数，还有几个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参与到帮助中去。一是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假若危险情况是确定和明显的，人们施以援救的几率会大得多。例如我们很少看到溺水时旁观者冷漠的新闻，这是因为类似的危险显而易见。二是通常文化习俗里人们表现得老成，举止稳重更容易受到尊敬。三是对于陌生人，人们通常难以判断其求救的表情和危险程度。以上也是都市为什么看上去比乡村社会更为冷漠的原因。
那么参照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小悦悦案件里，大量的新闻和评论将其指向18个路人的冷漠事实上是不公平的。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在路过一个陌生街区，于下午5点并不能看清楚形势的黄昏，又听不到2岁的小孩发出的明确求救信号，因此不能主动停下来救援，是情有可原的行为。
可惜的是纵观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提及了“多元无知”这一基本社会心理学现象只有一家媒体。绝大多数都犯了当年美国媒体的错误，将基本的心理现象无限拔高，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过去比较强调记者的科学素养，但是一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使得小悦悦事件里18个路人被过分的指责，承担了太多的骂名，而廉价的指责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反而导致对社会道德水平过于悲观的估计。
在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里，违背社会科学常识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情况几乎是很多新闻报道的通病。上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接下来笔者从统计和概率的角度探讨小悦悦及其相关事件中存在的报道误区。
通常新闻记者是好事之徒，喜欢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这归纳意义的过程其实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极大可能性。依据统计和概率规律，个体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体，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这并不能否认其家庭，更不能牵扯到他的种族和国家。而在小悦悦事件里，众多媒体不是将其视为个案处理。探讨出现类似情况下避免危机，而是提出过于宏大的命题。有媒体这样写道“因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在以一种极端残忍、极端血腥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显然，小悦悦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脓疱，推倒了那些虚华与矫饰的沙塔，也是对GDP神话的某种嘲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测量手段来评价。中国既有小悦悦案这样的悲剧，但也有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充满正能量的案例。要说明道德整体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统计和测量。
国外有学者就指出，概率统计知识应当是公民的基本素质。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从事新闻报道就很难避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损失。以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剧发生后，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有的指出这是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养所致，有的评论说“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有的指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有的提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有问题，还有的建议彻底改变现有的大学生住宿体制，将合租制改为自愿选择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数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问题。
事实上报道新闻的时候。人们对大学生这个样本的理解就已经出了概念上的错误，似乎发生恶性案件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客观而言，大学生目前早已不是扩招前的数量。有统计指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已经将近30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一半。在这样规模的人口基数下，出现精神疾病，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自然会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过去，大学生同室相残的新闻数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较下人口基数，以及媒体的日渐开放，大体上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比过去有多大变化。为一个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责整个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为此改变现有大学住宿结构，将是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再举一个媒体常犯的统计错误。在中国新闻媒体里常有癌症村这样的报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症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指出这是当地化工厂等所致。因为看统计数据，似乎不应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区明显多发，但事实上并非一定如此。以扔硬币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但现实情况里，并不会出现正一次、反一次轮流出现的情况，而是某段时间正面多些，某段时间反面多些，很多癌症村也可能是这样。高于常规数量的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新闻里有某人连续中大奖、某罕见病发生于一个家庭的情况，这其实并非少见。
统计和概率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有时也会以微妙的形式撒谎，如果不是科学的测量，得出的数据将会很大程度上误导公众。小悦悦事件里，有舆情调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变化’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乐观，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倒退’，还有12.1%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倒退”’。参加调查的有两万多人，样本数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学正规，并且在互联网上参与填写问卷。但这个数据并不科学权威，如果作为社会科学论文，一定通不过基本的学术评审。
互联网的问卷调查不是科学的统计方式。它首先在样本总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网的中国人排除在了统计之外。其次。网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绝大多数网民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第三，在互联网上愿意投票的人本身就对这个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看法，他们表达意愿强烈，但大量不愿意表达意见者的看法就被忽略了。这就像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姚明当选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愿意支持他的人极多。以不科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只能代表填写了两万多张问卷的网民看法。
然而，上述问卷又是从具体案例出发询问的抽象问题，诱导性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就发现，随机设定的数据会影响人们对价格的判断。例如，在屏幕上随机播放一个数字，其后询问被试者某个商品的价格，得到的回答大体在这个数字上下范围内。那么小悦悦事件的新闻发生在先，再询问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看法，自然会得到更为负面的评价。
在设计调查问卷上，有倾向性的题干也会有操纵数据的嫌疑。如问及“你是否支持中国出台有关见义勇为、帮助别人的法律”时，结果显示，七成多（74.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仅一成多（13.3%）受访者“不支持”，剩余11.9%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
做统计问卷时的基本常识就是人的态度是容易为问卷所左右，因此提出问卷时应当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且需要将问题进行细化。上面调查里使用了见义勇为这样的词汇，作为社会认同的规范，让人去选择不支持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题干本身也存在逻辑的陷阱，见义勇为是一件事，帮助别人又是另一回事，被糅合在一起同时出现于问卷里。但帮助他人未必就是见义勇为，明显有诱导被调查者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