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4 23:44: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学校民法典宣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时间安排
11月30日（周一）——12月6日（周日）
二、活动主题
深入学习宣传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三、重点宣传内容
1.法治思想，特别是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
2.党的五中全会精神；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疫情防控等相关法律法规；
5.“七五”普法工作成就。
四、具体安排
结合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今年“宪法宣传周”原则上不集中组织大型线下宣传活动，重点组织安排七场宪法学习宣传主题活动。
2020年“宪法宣传周”举办七场主题活动：宪法、民法典进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军营、网络。各主题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统一协调安排，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各单位各部门要综合考虑工作实际和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围绕宣传主题，细化宣传内容，组织实施既有地方特色又具有良好社会影响的法治宣传活动。具体时间安排、开展活动形式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1.宪法、民法典进企业
基本要求：结合企业法治文化建设，面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突出宣传“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集中展示民营经济法治建设成果，宪法法律对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障和规范，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法治企业建设等。
牵头单位：区工商联、区总工会
2.宪法、民法典进农村
基本要求：针对农村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突出宣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宪法关于农村农业农民的有关规定，法治乡村建设等。
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局、镇、乡
3.宪法、民法典进机关
基本要求：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法治思想，组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民法典知识，组织宪法宣誓活动，依宪依法依规履职，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牵头单位：区直机关工委
4.宪法、民法典进校园
基本要求：在青少年学生中组织开展参与度高、具有仪式感的宪法、民法典宣传活动。突出宣传宪法、民法典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培育青少年学生的宪法、法律意识。举办中小学校宪法、民法典“法治一堂课”活动。
牵头单位：区教育局
5.宪法、民法典进社区
基本要求：针对社区群众法治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宪法进万家”活动，深入基层社区、家庭开展普法宣传。突出宣传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关于居民委员会有关规定，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充分利用社区大讲堂等阵地为社区居民讲解民法典。
牵头单位：区民政局、各街道
6.宪法、民法典进军营
基本要求：结合部队工作实际，突出宣传宪法法律关于军人履行职责、军属权益保障、退役军人保障等内容。
牵头单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7.宪法、民法典进媒体（网络）
基本要求：组织主流媒体、网络媒体在“宪法宣传周”期间开展报道宪法、民法典宣传活动的情况，利用好媒体平台，扩大媒体宣传力度。
牵头单位：区委宣传部
各单位各部门要参照本方案策划制定本单位本部门“宪法宣传周”活动方案，因地制宜策划组织特色鲜明、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宣传活动，在公共场所设置宪法、民法典宣传元素，让宪法、民法典看得见、找得到、学得懂。
五、工作要求
（一）坚持正确方向，突出宣传主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宪法、民法典宣传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要突出主题，准确阐释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要讲好中国宪法故事，使宪法精神深入人心，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
内容提要: 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引入，对传统的意思表示以及法律行为理论带来重大挑战，急需澄清其正当性理由。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并非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或者“保护消费者”，而在于其在意思形成阶段的意思不自由。意思形成不自由包括精神上弱势造成的意思不自由和信息上弱势造成的意思不自由这两种情况。消费者意思不自由的问题不能通过错误、欺诈等制度予以解决，且不适宜通过事后救济方式予以解决，而应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予以解决。通过给定撤回权期间，使消费者真正考虑并形成真实意思。作为撤回权人的消费者并不需给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证明撤回之理由。消费者撤回权的效力包括无效和有效这两种模式，无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无效状态，有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有效状态。在前者，推断之沉默具有确认待定无效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而撤回权具有阻碍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在后者，撤回权可以归入可撤销之类型，一旦行使撤回权，意思表示即为确定无效。
信息义务（Informationspflicht）与撤回权（Widerrufsrecht）属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两大传统法律工具。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确立了一般性的信息义务规则，但并无撤回权制度。目前，我国学界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多为介绍德国撤回权制度以及英美冷却期制度者，[1]而从消费者撤回权与合同自由关系角度论及撤回权制度正当性基础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2]要在既有的民法体系中加人撤回权制度，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考量其正当性，保护消费者这一口号就足以构成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决定了撤回权制度调整的范围，是建立一般性的撤回权制度，还是确立某些撤回权类型。与既有的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不同，撤回权有一个特殊的撤回期间制度，如何确定撤回期间的起算点？如何保护经营者信赖合同应被遵守的利益？撤回权制度是对既有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如何，也值得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阐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其次探讨契约自由与契约严守之间的平衡，最后尝试将消费者撤回权归入既有的民法体系，以明确其特别法之地位。
一、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都陆续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Widerrufsrecht）或者与其类似的冷却期制度（cooling-off period），使消费者在订立合同后仍有机会修正其可能比较仓促的法律行为决定。[3]在我国既有的法律法规中，亦规定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如2002 年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即首次规定了该项制度，[4]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直销经营者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并且将无因退货期限定为30日。
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在于，即在特定的事实构成被立法详细描述（类型法定）的情况下，消费者于一定期限内可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且无需给出原因地从与经营者签订的合同中摆脱出来。[5]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立法者要赋予消费者以“无因”撤回权。
虽然消费者撤回权的引入深受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影响，但其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保护消费者。实际上，在法律交易中不存在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使其享有优于经营者地位的一般原则，私人与经营者同样都享有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立法无论偏向哪一方都是违反平等原则的，故消费者保护本身并不能成为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
还有学者认为，谈判地位不平等是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撤回权之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在撤回期限内有机会再次进行考虑或者自合同中脱身，从而使消费者受到妨害的谈判地位平等性（Verhandlungsgleichgewicht）得以回复。[6]该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者不能因为其在合同中体现的意思内容少于经营者就撤回其意思表示，故该观点亦缺乏说服力。
早在1891年，德国学者Heck就建议规定分期付款买卖（Abzahlungskauf）情况下的后悔权（Reurecht）制度。[7]他认为，在分期付款买卖的情况下，顾客可能被劝诱购买非必需的以及超出其财产能力的标的物，其原因在于心理上的因素，即与目前的享受相比，将来才履行的义务往往被低估。[8]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被德国立法者所采纳。直到1969年，在消费者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德国立法者才在《外国投资份额销售法》[9]中规定了撤回权制度。虽然Heck的建议已经触及问题的实质，但仅有经营者的劝诱因素，尚不足以构成消费者享有撤回权之正当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意思是否受到了影响，是否具有劝诱行为反而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意思形成障碍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法律中规定一般性的消费者撤回权，通常只针对特定情形或者具体合同类型规定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而每种情况下的规范目的又各不相同。
1．上门交易情形下的消费者撤回权
在立法政策上，消费者撤回权实际上是与直销（Direktvertrieb）等特殊销售形式进行斗争的结果。[10]现代社会，由于货物与服务销售形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其中直销模式以及网络交易模式颇为兴盛。欧盟于1985年针对直销模式颁布了《上门交易撤回指令》(85/577/EWG)，德国于 1986年制定了《上门交易法》。[11]德国立法者认为，在交易场合不适宜的情况下，如在消费者工作场合以及私人住宅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存在对消费者突袭的危险并阻碍了其决定自由。[12]在欧盟《上门交易撤回指令》的立法理由中，亦认为其基础在于“突袭之要素”，该突袭使得消费者丧失了比较价格与质量的机会。[13]因此，在此种交易情形下，消费者通常没有表示出其在适当考虑情况下本应作出的表示。
2．特定合同类型情形下的消费者撤回权
颁布于1894年的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原先并无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974年修改时[14]增设了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的撤回权制度。1990年，该法为《消费者信贷法》[15]所取代，撤回权制度被扩张适用到其他类型的消费者信贷以及分期交货合同情形。立法者认为，在消费者信贷合同情况下，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原因在于：消费者无法完全判断合同条款的整体，在谈判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无法对其有充分的理解。[16]消费者信贷合同的内容较为复杂，若无专门知识无法理解，且所贷款项金额巨大、期限较长，消费者有可能无法正确判断贷款内容及自己的贷款能力，往往会陷入到长期债务负担之中，目前的“房奴”称谓恰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在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之后，德国又相继于1976年颁布了《远程授课保护法》，[17]于1990年颁布了《保险合同法》，[18]于1996年颁布了《分时使用住宅法》，[19]于2000年颁布了《远程销售法》。[20]这些法律均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远程销售情形下，立法者认为，于订立合同前，消费者与供货者并无个人接触，且无法亲眼看到商品或仔细了解服务的质量，也无从向其他自然人了解相关信息。[21]在远程金融服务、分时度假以及消费者信贷合同情况下，消费者无法完全判断合同条款的整体，在谈判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无法对其有充分的理解。[22]分时度假合同具有长期合同的性质，消费者于订立合同时可能无法理解合同的长期约束力意味着什么，故应给予消费者一定期间以更好地检查其权利与义务。[23]
综合而言，在前述第一种情形下，消费者处于精神上的弱势，突袭之情形导致其不能充分考虑和形成意思；在第二种情形下，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弱势，信息不完全导致其无法自由形成意思。所以，消费者撤回权的基础在于其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碍（Beeintrachtigung der Willensbil-dung）。[24]而这种妨碍并不必真正形成，只要具有潜在的妨碍意思形成之可能性即可。[25]实质上，立法者已推定在该法定情况下，消费者的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碍，而该推定是不可以被推翻的。
有争议的是，是否将撤回权的类型限定于特定的合同类型，如仅限于买卖合同类型。德国学者梅迪库斯在为债法委员会出具的鉴定中认为，不应根据合同类型规定撤回权制度，而应根据交易场景以及其他不当销售形式确定撤回权制度。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与合同类型并不相关，而是在于其销售形式使消费者可能过于匆忙作出决定。如果根据合同类型确定撤回权，则如何选择合同类型往往会陷入任意性的危险。[26]
（二）意思形成障碍的救济
意思形成障碍在本质上是属于意思瑕疵的一种，但经营者妨碍消费者意思形成的情况，并不总是符合诈欺或者胁迫的构成要件，如二者均需具备主观故意之要件，但经营者妨碍消费者的意思形成在大部分情况下均非出自故意，而证明经营者具有主观故意的难度较大。根据法律上的“错误”理论，动机错误一般不构成可撤销之事由，而消费者意思形成障碍的情况大部分属于动机方面的问题，而证明动机问题亦十分困难，故不能通过错误制度解决意思形成障碍问题。在法律规定消费者撤回权之前，德国法院通常通过公序良俗条款救济消费者意思的形成障碍问题，主要涉及合同价款的合理性以及对所提供的给付是否有个人需要的问题。[27]在消费者被迫仓促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法院还运用缔约过失制度给予救济。[28]根据缔约过失制度，在合同谈判时，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地违反咨询和解释义务的情况下，相对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通过背俗规则或者缔约过失规则对意思形成障碍固然可以部分地予以救济，但根据此两项规则无法构建“考虑期规则”，即通过赋予消费者一定的考虑期来保障法律行为上的决定自由，只有立法特别规定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才能容纳“考虑期规则”。[29]经过考虑期后，消费者决定是否撤回意思表示或者让意思表示有效，而不是一概否认其效力。
（三）意思真正的形成
在立法者确定的法定情形或者法定合同类型下，消费者的意思形成被推定受到了妨碍。在逻辑上，该妨碍被排除后，消费者即应受其意思表示约束，那么如何判断消费者的意思不再受到妨碍呢？在立法技术上，法律特别规定了撤回期间，以便使消费者真正地进行考虑并形成意思。
在德国法上，撤回期间为两周，自经营者履行撤回权告知义务之后开始起算。只有在撤回期间起算后，消费者才能在没有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思考是订立合同还是行使撤回权。[30]
对于告知义务，法律的要求比较严格，除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外，尚须明确告知撤回权的行使、行使的相对人、期限开始起算时点以及消费者的权利。[31]在实践中，纠纷最多的就是经营者是否正当地履行了撤回权的告知义务问题。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如果经营者事后方履行撤回权告知之义务，则撤回期限为1个月，如果经营者未履行撤回权告知义务或者货物没有到达，则撤回期限为6个月。与撤回权期间关联的并非经营者意思表示的作出，而是消费者意思表示的作出。[32]
撤回权期间一般都比较短，德国法上的规定为14天。对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问题而言，如此短的期间似乎不那么具有实践意义，但如果考虑到撤回权期间的起算点是从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后起算的，就会发现上述问题的实践意义是很大的。在经营者不履行告知义务或者告知不适当的情况下，德国的撤回权期限为6个月，而根据欧盟指令则为无期限，二者在此方面的规定发生了冲突。由于德国的这一规则被认为是违反欧洲法的，其于2002年予以修改。[33]这一修改对于消费者撤回权而言，其实践意义就更大了。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的有关规定，在远程销售的情况下，撤回权期间的起算还与其他信息义务之履行以及货物是否到达受领人有关，期间之开始不得早于其他信息义务之履行[34]以及货物到达受领人之时。消费者即使获得了相关信息，消费者的撤回权亦不立即消失，因为消费者被告知相关信息后，仍需消化这些信息，并与同类产品进行比较。[3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应引人经营者告知撤回权之义务以及说明义务的规定，使消费者清楚自己的权利状况，并区分销售合同、提供服务合同或者信贷合同等情况规定撤回权期间的起算点。
（四）撤回与退回
消费者撤回权不同于消费者退回权，德国法除了规定一般性的消费者撤回权以外，还规定了消费者退回权。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如上门交易与远程交易情形，消费者撤回权可以为返还权（Riickgaberecht）所替代，实质上是对撤回权的限制，即只能通过寄回货物行使撤回权，[36]而且在利益衡量上作出了有利于经营者的安排。首先，其减轻了经营者的撤回权告知义务，只要消费者从出卖广告单上推断出必要的信息以及撤回权告知信息即为已足。[37]减轻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理由在于，在大规模交易中要求经营者履行严格的告知义务过于苛刻，也会增加交易成本，经营者也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而将风险分散给消费者。其次，消费者于此情形下负担了先履行义务，其只能通过寄回标的物行使退回权，经营者只有在标的物被寄回后才负有返还义务。[38]
消费者行使退回权的，其费用与风险由经营者承担，如果货物不适合寄送，则可以要求经营者取回。将撤回权行使方式限定在返还上是有利于经营者的，故要求在要约邀请性质的宣传册中必须明确告知返还权，并且必须保障消费者在经营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已详细地了解了该权利。
在消费者撤回权情况下，消费者可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原物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但在以后者方式作出意思表示时，经营者并无退回权情况下的特权。在撤回期限内，只要消费者发送货物（Absendung）于经营者，即为遵守撤回之期限，对于撤回意思表示之迟延风险以及损失风险，消费者并不承担责任。[39]
二、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严守原则
（一）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前提
是否构成消费者撤回权，通常要经过两个层次的考察，首先须是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对于何为消费者、何为经营者，立法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动态体系模式，即只规定若干判断因素，但并不对其进行类型化；另一种是类型化模式，其或根据人的因素作出类型化规定，或根据特定情形下、基于交易目的产生的保护必要性作出类型化规定。[40]《德国民法典》第13条和第14条分别规定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定义，其模式属于基于交易目的的类型化模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对于何为经营者其并未作出规定。从其表述方式来看，该条规定采取的也是基于交易目的类型化之模式。即是否为消费者，关键是看其是否有生活消费之目的，至于其是否为企业或商人则非关键性要素。
其次，必须有法律规定的情况。如《德国民法典》第312条与第312a条规定的上门交易行为、第312b条以下规定的远程销售合同等。[41]而在法定类型情况下，其又有不同的构成前提。
1．上门交易。以上门交易情况下的撤回权为例，其构成前提首先必须是上门交易。而所谓上门交易，是指在法定情况下，消费者对于签订或者拒绝签订合同的决定自由受到妨害的情形。[42]所谓法定情况，具体包括消费者在其工作场所或住宅范围内与经营者口头协商而订立合同的情况，在经营者或者第三人举办的、含有经营者利益的闲暇活动之际，消费者被促使订立合同的情况，在交通工具或公用交通场所突袭攀谈之后，消费者被促使订立合同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决定自由受到妨害主要是指使人吃惊或者遭突袭产生了心理压力，从而影响意思形成过程。[43]在《欧洲合同法原则》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并无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但欧洲《一般参考框架草案》(DCFR)第5:201条以及第5:202条规定其适用于所有在交易场所以外订立的合同以及分时度假合同，但并未进一步地予以类型化和给出正当性理由，其有过分保护消费者之嫌。其次，上述特定情形或场合必须被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所谓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不等于作出意思表示，而是弱于作出意思表示，只要上门交易对于意思表示的作出构成共同原因即可。[44]最后，如果在上述场合下，订立的合同是消费者事先制定的，则不存在突袭因素，故不构成撤回权；在磋商后立即给付以及给付对价，且价格不超过40欧元的情况下，亦不得撤回；在消费者意思表示为公证员公证的情况下，亦不存在意思形成被妨碍之情形，其意思表示不得撤回。
2．远程交易。在远程销售情况下，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上述特定场合之要素。《德国民法典》第312b条规定，其在构成上仅要求具备“消费者与经营者仅使用远程通讯手段订立货物供应或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合同”这一要件。货物与服务的概念甚广，货物指的是动产，而服务包括任何指向行为的合同，如劳务合同、承揽合同、游戏合同以及有偿的事务管理。[45]而所谓使用远程通讯手段，是指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没有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谈判、签订合同之情形。 [46]
纵观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前提，作为撤回权人的消费者并不需要给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证明其撤回之理由。其既不需要具有对意思决定的真实妨碍，也不需问及撤回动机，实质为任意之撤回权（willkilrliches Widerrufsrecht）。在上门交易的情形下，尚需要特定场合与契约订立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下则仅需一些客观的构成前提。问题是立法者赋予消费者以如此强大的撤回权，其是否构成了对契约严守原则的违反。
（二）任意撤回权与契约严守原则
为了保障契约将来产生效力，当事人须受其曾订立的合同之约束，此即契约严守原则。契约严守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交易以及信赖，赋予合同以将来之效力。合同当事人允诺给付，约束自己，在经济上互为“牺牲”，即使在事后利益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应受其约束。[47]
合同严守与合同自由都是个人自决（Selbstbestimmung）的表达。所谓意思自由，即个人自由的行使，也即表示人实际上的、在自由中形成以及行使的意思。[48]没有意思自由的合同拘束力是不可想象的，[49]只有在意思表示人有意识地、无瑕疵地做出允诺的情况下，严守合同才有其正当性。 [50]在实质之意思自由无法被保障，反而为他人决定所妨害的情况下，被妨害之人存有解销利益。
但从合同对立关系来看，消费者具有解销利益，即不受约束的利益，但其相对人享有存续以及受约束的利益，并且对合同的存在与约束力存有信赖利益。[51]如要否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通常除须具备意思表示瑕疵之前提外，尚需有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如欺诈或胁迫情况下的“故意”要素。
消除利益与意思瑕疵以及可归责事由是成正比的，意思瑕疵越严重、允诺人的表示瑕疵越可归责于允诺受领人，在利益衡量上越有利于消除利益人，如欺诈的情况；如果意思瑕疵不可归责于允诺受领人，那么就须严守契约，如立法政策上允许撤销，则应给出补偿，如错误的情况。
在上门交易场合，经营者的归责基础并不仅仅取决于特定场合对决定自由的威胁，而是取决于经营者制造、利用该场合而产生该威胁的因果关系。[52]经营者制造和利用这些场合对消费者构成特别危险，经营者应对消费者的意思形成承担更高的责任，况且经营者具有控制意思表示瑕疵危险的能力。另外，经营者是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将行为风险分配给获利者有其正当性基础。经营者在本质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
在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况下，经营者负有告知撤回权之义务，故亦不得对订立合同之存续产生信赖。
基于上述理由，赋予消费者任意之撤回权，有其正当性理由，并没有危及经营者的信赖利益乃至法律的安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时应设置经营者告知撤回权之义务，在利益衡量上应考虑经营者信赖严守合同的利益。
（三）法律效果上的利益平衡
在消费者合同被撤回的情况下，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德国立法者决定对消费者撤回权适用解除权之法律效果。也就是说，意思表示或合同被撤回后，合同关系转化为清算关系（Ab-wicklungsverhaeltnis）。当事人原则上相互返还受领之给付；在不能返还等情况下，得进行价值赔偿；在特定情况下，解除权人的价值赔偿义务得被免除；就用益以及费用通常也得返还。
由于利益状况不同，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也有很多不同于解除权法律效果之处，在消费者仅负有寄回义务的情况下，其费用原则上由经营者承担。消费者行使撤回权返还自经营者处获得之物的，由经营者承担货物毁损灭失之风险。
另外还有一点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不同，即消费者对于合理使用而产生的价值减损，亦须承担赔偿责任，但经营者必须在签订合同时就以书面方式告知该法律效果，而且要明示避免价值减少之可能性。对此规则还存在一个例外，即如果价值减少是因为检验货物而造成的，消费者即不负赔偿责任。
在解除权情况下，权利人对于偶然或者尽到通常注意义务仍产生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价值赔偿责任，该规则不适用于撤回权之情况。其原因在于，撤回权并不以经营者客观违反义务为构成前提，而且在消费者被告知享有撤回权的情况下，并无理由信赖其可以最终保有该标的物。[53]如果经营者没有依法告知撤回权，消费者仅就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消费者撤回权的体系归属
在德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产生于民法之外，其出现在特别立法中。而在我国，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基本法律，有关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应在这一基本法律中予以规定。但从德国法经验来看，其采取了体系化之思路，即将特别法上的撤回权统一纳入民法典之中。2000年，德国立法者将消费者撤回权并入民法之中，统一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361a条中，[54]并废除了《消费者信贷法》、《上门交易法》、《分时使用住宅法》以及《远程销售法》等单行法。在 2002年1月1日德国债法现代化之后，《德国民法典》第361a条被扩展为5条，即第355条至第359条，分别规定了撤回权的构成前提、效力以及法律后果等。《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第312a条规定了上门交易规则，第312b条以下规定了远程销售合同，第495条、第499条、第503条、第 505条规定了消费者借贷合同、融资辅助以及分期交货合同。[55]尽管适用撤回权的具体类型不同，但在撤回权的构成前提、行使与消灭上都是共同的，即统一适用《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至第359条之规定。
为什么要将消费者撤回权这一特别法的规定归入民法典呢？其主要理由在于明确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若特别法独立于民法体系之外，在法律适用时，应多考虑特别法之适用，而不考虑一般法之适用。长此以往，一般法的规则将如同“具文”，并无用处。同样是合同被解销，在合同被解除的情况下，其法律效果是合同清算关系，而在撤回权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不考虑民法或合同法的一般规则而另行规定的，并不符合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一般正义之要求。消费者撤回权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以消费者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这几乎占据了合同关系的半壁江山，其适用领域日益增大，而一般法的适用范围反而有限，何为特别，何为一般，易生异议。所以，若要将消费者撤回权归入民法典，就须澄清其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
（一）效力模式
有争议的是，在撤回期间，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合同是待定有效还是待定无效？在撤回期间，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的履行请求权？
根据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状态，法律上构建了两种效力模式的撤回权。[56]
1．无效模式。消费者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甚或整个合同在撤回期限届满之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撤回权之行使阻止合同因沉默而产生效力。在2000年6月 30日之前，即消费者撤回权没有被统一归入《德国民法典》之前，单行法中均采此效力规则。在此之后，《外国投资份额销售法》和《投资公司法》中仍规定有此种模式的撤回权。其典型表述为：指向买卖的意思表示仅在买受人未在两周内书面撤回时才具有约束力。就经营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约束，并无撤回权。在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无效的（schwebende Unwirksamkeit）。
2．有效模式。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原《德国民法典》第361 a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始有效，即只要双方约定在合同订立时双方的履行请求权即产生，但在消费者于法定期限内撤回该意思表示，则其就不再受其意思表示约束。就经营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约束，并无撤回权。在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有效的（schwebende Wirksamkeit）。
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根据无效模式，在撤回期间，双方是没有履行请求权以及瑕疵担保请求权的；[57]在有效模式下，双方享有履行请求权以及瑕疵担保请求权。在利益衡量上，后者比较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在无效模式下，撤回权具有权利阻碍功能，即阻碍意思表示具有效力；而在有效模式下，撤回权具有权利废止之功能。[58]
（二）法律行为效力上的体系归属
在合同法上，作为表示人法律行为约束力标准的并非实质意思（materialer Wille），而是所谓的形式意思（formaler Wille），该形式意思是向外的、自受领人角度观察的意思。而之所以形式意思对法律行为的约束力是决定性的，其原因并非在其自身，而是基于这样一种推定，即形式意思是表意人真实、实质意思的表现。所以，若形式意思偏离了实质意思，或者作为表示基础的意思不自由，法律就会阻止其效力。[59]
根据意思瑕疵程度以及瑕疵表示的对外效力，法律上提供了四层保障形式意思受真实意思约束的机制：(1)意思表示的主观事实构成制度，如表示意思是否是意思表示的必要构成要件，如是则不具有表示意思，意思表示即不成立。(2)无效制度，如违反法律或善良风俗而无效。(3)效力待定，如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之行为，其效力待定。(4)撤销，如欺诈或错误行为。
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的效力有两种模式，在这两种效力模式下，撤回权在体系归属上各有不同。
1．无效模式下的体系归属。无效模式可以归人效力待定类型。此时，意思瑕疵是比较重大的，故法律规定其对于表意人自始并无约束力，但事后可经过追认或其他方式而有效。
与消费者撤回权可以类比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在精神弱势与信息弱势类型中，消费者于合同订立时都出现了“无能力”的情况，这种能力是经济上的行为能力(wirtschaftliche Geschaftsfahigkeit)。[60]
但与限制行为能力情况下的效力待定规则不同，意思表示发生效力并不是经过第三人追认，而是在撤回期间经过后，先前的意思表示才会发生效力。时间经过的效力是通过沉默的方式表现的，而通过可推断之沉默确认负载真实意思的原始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立法者类型化的、不可推翻的并推迟到期间经过才发生效力的意思表示。[61]撤回期间届满时，即思考期间经过后，消费者获得了向经营者表达意思之能力。
有学者认为，该推定之沉默并非法律行为，而是法律上行为（Rechtshandlung），并不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行为能力以及以行为能力为前提的规则。因为即使意思表示的主观构成前提不满足，撤回亦发生法律效果，即击破沉默的权利表象，使合同确定无效。[62]故并不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行为能力以及以行为能力为前提的规则。
沉默是对原意思表示的确认，具有表示效力，具有可撤销性，如基于对沉默法律意义的错误而撤销该沉默，但由于法律规定了经营者之告知义务，故几乎不存在错误之可能。
有疑问的是，沉默是否具有溯及效力。在行为性质上，沉默是一种确认（Bestatigung），故其并无溯及力，对于过去并无效力，因为确认在法律性质上是新的行为。[63]
在无效模式下，撤回权本身为形成权，通过单方的表示即可排除已经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变更了权利状况。在理论上，即使合同未完全有效或者待定无效，也可以具有形成权效力。比如，无效的法律行为也可以被撤销。[64]
2．有效模式下的体系归属。有效模式可以归入可撤销类型。在立法者看来，其意思瑕疵并不十分严重，故规定其自始有效，但可以事后撤回，该撤回具有溯及力。消费者撤销权与可撤销制度类似，与解除权制度并不类似，解除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并不在于保护表示人的实质意思自由。[65]
撤销权以意思瑕疵为前提，而撤回权的行使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撤回权类似于撤销权，因为二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自由意思的形成。在撤回权情况下，虽然不需要意思瑕疵这一要件，但需要法定类型这一前提，法定类型免除了消费者证明意思形成瑕疵的义务。在法定类型情况下，意思表示瑕疵为法律所推定，且不可推翻。[66]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的表述，行使撤回权后，消费者不再受其整个意思表示的拘束，而非不再受约定的给付交换约束。故类似于撤销权的消费者撤回权，具有溯及既往地废止意思表示之效力。[67]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撤回权是不可被抛弃的，因为抛弃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可撤销意思表示的确认，[68]其前提是撤销权人有可能知道撤销以及作为撤销原因的错误。由此，在确认可撤回的意思表示时，其前提也是表示人有能力自己决定，但在撤回期限经过前，根据法定的评价，表示人并无自决能力，故在撤回期间届满前，不能放弃撤回权。[69]
（三）消费者撤回权并非解除权
关于撤回权的性质，在德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消费者撤回权是解除权的特别类型。合同自始有效，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后，合同关系转化为类似合同的返还之债(vertragsahnliches Ruckgewahrschuldverhaltnis)。[70]
我国有学者认为，消费者可以对已作出的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予以单方面撤销，即使合同已经成立，消费者也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71]根据该表述，撤销权的实质是解除权。主张消费者撤回权为解除权的主要理由为，在撤回意思表示之前，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上的履行请求权，单方的意思表示可以排除双方履行请求权，并确立返还之债的关系。在体系上，《德国民法典》将其规定在“解除权”一节，十分类似于双方合意约定解除权之情形。[72]
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并非解除权。解除权针对的是履行障碍之情况，而消费者撤回权针对的是合同成立阶段意思实质不自由的情况。合同解除权所针对者，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阶段出现的障碍，与合同阶段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瑕疵并无关联，而且在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前，合同效力并非确定有效，而是待定有效（schwebende Wirksamkeit），[73]但在解除权情况下，合同是完全和确定有效的。撤回权的行使情况不限于合同情形，在经营者没有对消费者要约进行承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撤回，但此时并无解除之可能。
虽然撤销的法律效果是不当得利之返还，但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为不当得利返还关系，却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不当得利人善意的情况下，其仅负有返还既存利益之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情况下，通常企业须履行告知义务，并不存在善意不当得利的情况。有鉴于此，德国立法者将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规定为解除权的法律效果。
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撤回权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撤销权，但在法律效果上，《德国民法典》明文规定其不适用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而同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据此，能否认为撤回权是一种特别的解除权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德国联邦政府认为撤回权规则比较类似于效力待定法律规则，即将其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 130条以下，但并没有将其规定在总则部分，因为其法律效果为解除权的法律效果，如果将撤回权的构成和行使规则与法律效果分别规定，会增加理解与适用的难度，故将其规定在解除权之后、债法总则之中。[74]也就是说，德国立法者即使规定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相同，也没有认为撤回权的法律性质就是解除权。其次，从解除权法律效果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本身不过是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特别规定，在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以及在用益返还与费用返回上作了不同于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规定。在规则结构上二者是一致的，即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给付受领人与返还债权人是否已经知道具体合同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受领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返还之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有过错。[75]
四、结论
消费者撤回权之规范目的在于救济消费者意思形成之障碍，在其于精神上或信息上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给予消费者一定期间予以思考，由其决定撤回意思表示还是使意思表示产生效力。
撤回期间制度为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应当以经营者告知撤回权、收到货物或者获取信息等时点开始起算，起算点之确定应以其能够真实形成意思为准。
消费者撤回权不同于消费者退回权，后者较有利于经营者，不仅告知义务有所减弱，而且消费者存在先履行之义务，故仅在特定领域中存有特别理由情况下方才应予允许，还是应以消费者撤回权为一般之原则。
在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前提上，作为撤回权人的消费者并不需要给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证明其撤回之理由，既不需要有对意思决定的真实妨碍，也不需要考虑撤回动机，其实质为任意之撤回权。在利益衡量上，消费者解销契约的自由与经营者信赖契约严守的利益相冲突。要否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除了须具备意思表示瑕疵之前提外，尚需要有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于上门交易或远程销售情况下，可归责事由来自于经营者的行为，其为行为责任，并不根据过错归责。由于经营者负有告知撤回权以及信息提供之义务，其并无信赖契约将来有约束力之根据，故赋予消费者撤回权有其合理根据。
消费者撤回权的效力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无效模式，一种是有效模式。无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无效状态，有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处于待定有效状态。在前者，推断之沉默具有确认待定无效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而撤回权具有阻碍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在后者，撤回权可以归入可撤销之类型，一旦行使撤回权，意思表示即为确定无效。
注释:
[1]参见迟颖：《论德国法上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之撤回权》，《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周显志、陈小龙：《试论消费信用合同“冷却期”制度》，《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严欢欢：《冷却期制度研究》，《河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2]参见张学哲：《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以中国民法法典化为背景》，《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6期。
[3]Vgl. HKK zum BGB／Schmoeckel， § § 312 if.，Rn.75;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I， AllgemeinerTeil，18.Auflage，2008， S.282， Rn.585.
[4]《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规定：“经营者以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的，应当征得被访问消费者的同意。上门推销时，推销人员应当出示表明经营者授权上门推销的文件和推销人员的身份证件，并以书面方式向消费者告知推销商品的性能、特性、型号、价格、售后服务和经营地址等内容。经营者上门推销的商品，消费者可以在买受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但商品的保质期短于7日的除外。商品不污不损的，退回商品时消费者不承担任何费用。”
[5]Vgl．G. Reiner， Der vebraucherschtltzende Widemif im Recht der Willenserkdanmg， AcP 2003， S.4.
[6]Vgl．Wolf/I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20， S.718.
[7]Vgl. Heck， Wie ist den Mi(3brauchen， welche sich bei den Abzahlungsgeschliften herausgestellt haben， entgegenzuwirken 131， 180f.，192.
[8]同上注，第148页。
[9]Vgl. Gesetz tlber den Vertrieb auslandischer Investmentanteile und fiber die Besteuenmg der Ertrgge aus auslandischen Investmentan-teilen v. 28. 7. 1969. BGB1 1986.
[10]Vgl. Lorenz， Der Schutz vor dem unerwtlnschten Vertrag， 1997， 5.123.
[11]Vgl．Gesetz fiber den Widerruf von Haustargeschaften mid hnlichen Geschliften v. 16.1.1986， BGBI 1122.
[12]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6; Wolf/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 § 39， Rn.11， S.715.
[13]Vgl. H. Eidenm(Mer， Die Rechtfertigung、Widernifsrechten， AcP 210， S.68.
[14]Vgl.Gesetz betreflend die Abzahlungsgeschaftev.16. 5.1894， geandert durch Gesetz v. 15.5.1974， BGB1 I 1669.
[15]Vgl．Verbraucherkreditgesetz v. 17.12.1990， BGBI 2840.
[16]Wolf/Larenz， AB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18， S.717.
[17]Vgl．Gesetz zum Schutz der Teilnehmer am Femunterricht v. 24.8.1976， BGB1 12525.
[18]Vgl. Gesetz Ober den Versichemngsvertrag v. 30.5.1908， getndert durch Gesetz zur Andening versichemngsrechtlicher Vorschriftenv. 17.12.1990， BGB12864.
[19]Vgl. Gesetz fiber die Verauβerung．Teilzeitnutzungsrechten an Wohngebauden v. 20.12.1996， BGBI 12154.
[20]Vgl. Femabsatzgesetz v. 27.6.2000， BGB1 I897.
[21]Vgl．Staudinger/Kaiser， BGB，Neubeatbeitung 2004， § 355， Rn.7;同前注[3]， Medicus、 Lorenz书，第285页，边码592。
[22]Vgl．Wolf/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18， S.717.
[23]同前注[13]， H. Eidenmaller文，第68页。
[24]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9页。
[25]同前注[13]， H. Eidenmttller文，第71页。
[26]Vgl. Medicus， Verschulden bei Vertragsverhandlungen， in Gutachten und Vorschlage zur Uberarh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and I，2000， S.519 ff．
[27]上门与刚成年的、无收入、无财产的高中生签订“嫁妆置办合同”，价款12000马克，该合同被法院认定违背善良风俗(BGH NJW 1982， 1457)；诱导精神、身体残疾老人仓促决定签订超出其履行能力并无需要的房屋粉刷合同，价值14000马克，该合同也被宣布违背善良风俗（OLG Frankfurt NJW-RR 1988， 501）.
[28]Vgl. LG Oldenburg MDR 1969， 392; AG Nttrtingen NJW-RR 1996， 392.
[29]Vgl. Begr. BR-Entwurf， BT-Drucks.7/4078， S.8.
[30]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0页。
[31]Vgl. BGH NJW 2007， 1946；同前注[3]， Medicus/Lorenz书，第288页，边码600。
[32]同前注[3]， Medicus/Lorenz书，第288页，边码599。
[33]Vgl. EuGH NJW 2002， 281， in 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S.192.
[34]针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德国法规定了经营者的信息提供义务。经营者对于合同标的的重要细节要提供信息，如果经营者没有提供相关信息给消费者，或者导致消费者意思表示无效，或者导致撤回期间不起算。
[35]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0页。
[36]Vgl. Brox/Walker， AB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S.192.
[37]Vgl. 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 § 356， Rn.2.
[38]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3.
[39]同前注[3]， Medicus/Lorenz书，第288页，边码598。
[40]Vgl. HKK zum BGB/Duve，§§1-14， Rn.78.
[41]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5；同前注[36]， Brox、 Walker书，第189页。
[42]同前注[36]， Brox/Walker书，第181页。
[43]同前注[3]， Medicua/Lovenz书，第283页，边码586。
[44]同上注，第283页，边码587。
[45]同前注[3]， Medicus/Lorew书，第283页，边码592。
[46]同前注[36]， Brox/Walker书，第186页。
[47]同前注[10]， Lorenz书，第29页。
[48]Vg1.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 Auflage， 1979， II， S. 49.
[49]Vgl. Stathopoulos， Probleme der Vertragsbindung und Vertragsltsung in rechtsvergleichender Betrachtung， AcP 194， S.543， 552.
[50]同前注[10]， Lorenz书，第28页以下。
[51]同上注，第38页。
[52]同上注，第164页。
[53]同前注[3]， Medicus/Lorenz书，第290页，边码604。
[54]Vgl. Gesetz ttber Femabsatzvertrage und andere Fragen des Verbraucherrechts sowie zur Umstellung．Vorschriften aus Eum am 30.6. 2000， BGBI I897.
[55]《德国民法典》的一般性规定可以适用于远程授课之情形，但不能适用于《外国投资份额销售法》、《投资公司法》以及《保险合同法》规定之情形。
[56]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4页以下。
[57]Vgl. B. Boemke， Das Wiedemifarecht in allgeniinen Verbraucherschutzrecht， AcP 2003，S.165; Certa， Widemrf und Schwebende Umwirksamkeit， 2000， 33.
[58]同上注，B. Boemke文，第166页。
[59]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5页。
[60]同上注，第19页。
[61]同上注，第20页。
[62]同上注，第21页。对于无效行为确认的理论，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以下。
[63]同上注，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05页。
[64]此即Kipp的法律上双重效果说，参见前注[57]，B.Boemke文，第178页。
[65]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27页。
[66]同上注，第28页。
[67]同上注，第30页;Gernhuber， WM 1998，1797，1804.
[68]对于无效行为确认的理论，参见前注[62]，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407页
[69]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36页。
[70]Vgl. HKK zum BGB， § 355， Rn.46.
[71]参见金福海：《消费者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72]Vgl. 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 § 355， Rn.18.
[73]Vgl. Mankowski， WM 2001， 793， 794.
2020年，某某某司法所在县司法局的正确领导和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按照县司法局年初工作要点安排，立足本职、结合实际，以创新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有效推进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职能，为全镇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现将一年来工作开展情况简要总结如下：
一、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严防期间严格按照各级组织通知要求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加强了所内工作人员的疫情防控，严格外出报备制度。
二是加强了社区矫正对象和刑释解教人员的疫情防控，社区矫正对象定期报告个人有关情况，刑释解教人员定期进行排查。
三是加强了外来人员的疫情防控，对到司法所办事人员测量体温、登记造册，配戴口罩。
四是积极参加镇政府组织的疫情防控工作，所内工作人员深入一线执勤，传达工作任务。
二、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2020年是“七五”普法收官之年，按照我镇“七五”普法规划总体部署、结合我镇实际，联合综治、公安、边防、渔政、渔监、劳动、共青团、妇联、工商等部门，在确定各类普法教育对象、区分不同教育内容为重点的基础上，注重了以下人群的普法宣传教育。
一是注重了乡村领导干部、机关行政执法人员的普法宣传教育。
二是注重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个体私营业主的普法宣传教育。
三是注重了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教育。
四是注重了外来人口的普法宣传教育。
五是注重了渔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
六是注重了重点人群的普法宣传教育。
全年共举办和开展了以下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举办了乡、村领导干部、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私营业主关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培训学习班。开展了助力企业疫情期间复工复产普法宣传，青少年学宪法讲宪法主题班队会，宪法晨读，观看学习宪法视频，至家长一封信，知识竞赛，演讲，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知识讲座，送法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进家庭、进军营，致外来人口一封信等活动。
开展了3.15维权、保护妇女儿童法律法规、安全生产、越界捕捞、反偷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婚姻法》、《继承法》等专题普法宣传。
开展了12.4国家宪法宣传日和《民法典》为重点的普法宣传学习活动，开展了《民法典》应知应会200条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活动。
在重点人群两刑人员中开展了《刑法》、《社区矫正法》的普法宣传教育。
全年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共举办学习培训班3起，知识竞赛2起，演讲1起，发放各类法律图书6000余本，各类普法宣传材料8000余份，设彩虹门宣传台10次，出宣传车6次，悬挂横幅、标语60余幅。
三、人民调解工作
2020年在原有的1个镇级，6个村级，3个企业调委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6个村级评理说事点，4个村级党员离退休干部先锋调解队，2个个人调解室，调解组织覆盖全镇区域内。
全年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3起，达成调解协议90起，其中口头协议25起，书面协议65起，司法确认13起（司法所调解），司法所调解35起，村级调解45起，评理说事点调解6起，党员离退休先锋调解队调解4起，其中婚姻家庭16起、邻里43起、合同4起、损害赔偿14起、土地纠纷5起、环境污染2起、劳动争议5起、互联网1起。调解率100%，成功率96%。涉案金额229万元。基本上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社区矫正工作
年内我镇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9人，解除6人，收监执行1人，现有社区矫正对象12人。我们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之有关规定，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管控工作。
一是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在疫情防控紧严期间的监督管理管控。严格按照省、市、县有关通知要求，抓细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人疫情防控及周边人群的疫情防控，坚持日报告登记制度，不留死角。
二是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刷脸日微信报告的监督管理，坚持做到日定时复查、审核，按时报备县局，对社区矫正对象没有按时或特殊原因没有报告定位和刷脸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落实情况查明原因，属人为造成的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三是加强了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法规学习，公益劳动的落实。年内共组织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法规学习5次，公益劳动5次，通过学习和公益劳动使社区矫正对象从思想上真正的认识到所犯下的错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能够痛改前非，悔罪自我，修复社会关系，早日回归社会。
四是严格了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制度的落实。对符合规定外出请假的社区矫正人员，严格按照上级规定填写事由申请，填报审批手续，按时报备县局。对一名在疫情严防期间没有请假私自外出的矫正对象，由县局决定做出收监执行。
五是落实了社区矫正对象入矫、解除宣告制度。年内对9名新入矫的和6名解除的社区矫正对象，按有关规定，按程序做出宣告。
六是落实了社区矫正对象走访谈话制度。年内对全体社区矫正对象走访谈话4次，对2名贫困社区矫正对象各走访一次。通过走访谈话第一时间掌握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社会表现及家庭生活情况，对下一步社区矫正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七是落实了社区矫正对象工作档案执行档案管理制度。按规定认真填写基本情况和有关数据，做到清晰、明了、准确。两档区分明确。
五、安置帮教工作
我镇共有安置帮教人员42人，年内新增13人，其中监狱释放8人，社区矫正解除5人，按规定登记造册，建立每人一档，年内对8名刑释解教人员按规定同各监狱和看押所做好了无缝衔接工作，年内对所有安置帮教人员现实表现，疫情防控，是否涉黑涉恶等情况各排查一次。
六、法律服务工作
全年共解答老百姓、村委会、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个体私营业户法律咨询320余人次，写法律文书21件，合同28件，协议17件，遗嘱9件。
七、工作存在的问题
2020年虽然各项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在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控管理上，存在不到位环节，导致一名社区矫正对象未请假私自外出，并收监执行，本人和某某某司法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是工作作风仍需要加强，效率不高，创新意识不足。
三是深入基层服务指导不够，存在懒、散作风。
四是在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时，存在处理越多得罪人越多的思想，使一些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解决，不能急群众之所急。
八、2021年工作打算
2021年的工作根据县局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在努力做好、做细各项常规工作的前提下，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制定“八五”普法工作规划和年度普法工作计划的落实。
2、落实好法定的普法宣传日活动。
3、组织协同有关部门开展送法进乡村、企业、学校、军营、家庭活动。
4、争取镇领导支持聘请老师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和人民调解员培训学习班各一次。
5、加强村民评理说事点建设，积极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
6、继续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管控工作。
【关键词】 高职学生 法律意识 诚信教育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董璠舆教授通过他的法律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出：“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今年我们针对一高职院校的新生和毕业生进行有关法律意识和诚信的抽样调查，让他们回答以下问题：①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②你认为是否应该进行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③个人诚信问题是否属于法律的问题？学生的答卷基本没有什么差异：85％以上的学生认为法律教育没有必要，但是当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又不知道如何维权；对诚信也都基本认为是道德领域的问题，与法律没有关系。这些情况表明大学生对法律教育没有引起重视；同时，大学生法律意识最为薄弱的环节是诚信意识，仅仅被看成是高于法律要求的道德领域所独有的问题。可见，在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框架中纳入诚信意识教育的意义重大。
1 法律意识与诚信
1.1 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从法律的角度感觉、认知、评价并且用以支配行为方式的意识，是人们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世界、法律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自觉性。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一个与法律文化研究有紧密联系的概念，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诚信与诚信教育。诚、信互训，诚与信在理解的向度上具有不同特点。“诚”一般指“内诚于心”，其基本含义包括真诚、诚实、诚恳、诚挚、诚笃等，不带有任何功利性。诚是向内、向善的内心追求，是个人品格和境界的内在价值评价，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人生态度和道德境界，它体现的是我与自我的关系。诚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初始性的道德规范，它出现在全人类各民族的文化要求中，是最起码的基本的道德。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诚信品质，事关重大。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对在全社会倡导“明礼诚信”的文明新风有着重要作用。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近现代各国民法典都对诚实信用原则从不同角度予以规定，各国学者亦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
2 诚信教育应成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2.1 诚信教育的意义。诚信对于高校大学生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一方面，大学生具备诚信意识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这在我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变。另一方面，树立诚信意识是大学生自身的需要。大学生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特性的群体，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正处于认识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诚信教育，促使他们形成“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不仅是学生自身的需要，从深层面上看，也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诚信是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基石，是大学生健康人格的要素，是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走向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诚信是大学生成功走向社会的前提。诚信是大学生成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作为高校的大学生，应该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格信誉是自身最宝贵的无形财富，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来将是一个“信用抵万金”的社会，个人信用将越来越重要，个人信用记录不良的人，将来走上社会也很难有立足之地。
2.2 诚信教育的途径。
2.2.1 加强宣传，在全社会开展诚信道德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功能，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批判各种不诚信的行为和观念，使不诚信行为受到谴责和制裁，使诚信行为得到鼓励和表彰，最终在社会中形成健康的道德评价体系，创建良好的诚信社会风气。诚信的社会大环境必将对高校带来积极健康的引导，为高校的诚信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2.2.2 在“两课”和专业课教学中加强和渗透诚信道德教育，营造诚信的校园环境。“两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任。“两课”教师要把诚信教育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重点，融入到“两课”教学中。同时，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阅读中国传统道德的典籍，另一方面可以带学生参观具有良好经营道德的企业，切实感受诚信与成功的关系，激发学生内在的诚信意识。
2.2.3 建立并完善大学生诚信管理机制，为诚信建档。个人诚信管理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高校应建立大学生个人信用评估机制。为大学生的诚信建档，定期、全面考察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信用状况，详细、及时地记录、反馈、监察、纠偏、指导，以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促进其诚信习惯的养成，为毕业后进入社会奠定良好的信用基础。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非隐私范围内学生不诚信记录的公开等，这些活动都应当被广泛采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面的引导与负面的鞭策同样重要。
最后，着重进行教学与档案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工作涉及：①学生档案的改革。改革档案的样式与记录的内容。用诚信资料替换违纪记录。②诚信资料的缓记录策略。针对某些学生暂时的小的不诚信给予悔过和补救的机会．允许其从某个时段开始，只要没有新的不诚信记录，原记录将不登载于其个人诚信资料。作好这项工作必须把握好“度”。
2.2.4 大学生应自觉提高诚信道德修养。外部的环境、制度、教育，的确能对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培养产生影响，但这些都只是从外部产生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大学生内在的修养做起，大学生要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以严格的个人修养来约束自己；要把诚信道德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使其内化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要知道只有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才能获得他人和社会的信任，而这是成功的关键。需要思路和认识上的转变：从契约的角度重新认识学校规章与班级规约性质，改变传统管理的模式，由他律转变为以学生自律为主。
3 总结与展望
重新界定诚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势在必行。道德范畴的诚信同样是法律领域的重要原则。在思想道德领域抓好诚信意识教育的同时，必须在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框架中纳入诚信意识教育。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问题尤其是诚信意识教育问题已经摆到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相信随着全社会对该问题的重视、随着众多专家学者的投入、随着所有学校的不断参与和尝试，这方面的教育一定会步入正轨并能取得瞩目的成就。（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学生诚信教育、社会责任感养成研究”；HGJXHB211115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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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生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杨文杰，陈赟，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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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刑事辩护风险的思考——从我国律师辩护权出发吴颖丽
7.涉外侵权法之立法启示——从双重可诉规则谈起洪丽莎
8.和谐社会视野下若干农村婚姻问题的法律探析程美霞
9.浅析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商业文化（下半月） 孟美玲
10.浅析公司转投资能力乔学慧，张海岭
11.浅析校园肇事案所涉及的罪名张海岭，乔学慧
12.论行政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樊建飞，李菩菩
13.对未成年人股东情形的几点思考李玲
14.注册会计师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分析王新勃
15.完善我国公司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救济途径王志涛
16.论建立我国的著作权转让登记制度李冠正
17.论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决策权的制度构建张秋金
18.浅谈公共场所隐私权何贵霞
19.宏观经济政策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立法现状及对策研究回振岩
20.加强法律监督构建和谐社会刘宗武，黄芳琳
21.孙子兵法中所蕴含法律思想的一点认识朱俊娟
22.税收执法内控预防体系建设浅析刘义
23.论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备案操晨帆，高骁宇
24.低碳经济下的连锁零售企业物流配送研究吴凤媛
25.强化物资管理,拓展物流配送空间何梅
26.高校固定资产管理问题浅析朱宁锋
27.企事业培训班应抓好的几个管理环节王金东
28.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张青芳
29.内部审计的新业务——公司道德审计刘霞
30.现代意识——我国管理走向现代化的短板薛英，李兆青
31.浅析企业家政府理论的不足与启示谢思一
32."十二五"时期加快河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思路刘岩
33.药品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可诱导性及其应用王雪
34.绩效工资在职业学校的激励作用研究黄冬梅
35.电网企业物资管理体系的搭建陈坚
36.西方经典人性假设的探讨与管理实践的研究潘潇，刘淑萍
37.论扩大内需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策陈蕾
38.首都现代零售业技术环境分析李静静
39.商业文化（下半月） 推进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思考刘付军
40.《孙子兵法》与企业员工激励的启示及思考胡意利
41.中小企业管理的纪律性陈建林
42.我国区域品牌化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分析关系周斌
43.我国保险业品牌价值提升策略研究游运，鲁强
44.浅析高校学生公寓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于观友，刘朝华，朱洪祥
45.品牌战略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卢曼丽
46.浅说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意识范国英
47.供应链视角的房地产行业问题探析卢忠东
48.基于价值链的企业并购整合研究徐有权
49.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慧宁
50.顾客视角的企业声誉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一个理论探讨吕晋峰，陈章旺
51.浅谈高校基建项目的财务风险与相关控制卢新芳
52.新时期医院预算管理工作刍议杨永红
53.浅谈保险企业集团的财务集中管理韩梅
54.浅谈电信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工作现状宋英山
55.企业提高信息管理水平的对策探讨姜峰，聂冬
56.中小企业融资方式的研究与创新王雪岩
57.我国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探析成尧
58.浅谈黑龙江省旅游商品及其开发甘婷，吴倩
59.浅谈某民营企业集团管理与对外融资的风险分析及加强风险防范的建议郭秀莲
60.ST上市公司破产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崔议文
61.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浅议杨文静
62.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葛玥
63.论公司治理中的团队精神杨洋
64.高管薪酬管理与公司治理探析张平香
65.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几点思考宋玉华
66.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张磊
67.自组织与城乡一体化中的金融需求张卓
68."清单预算法"在煤矿企业中的应用与实践赵峰
69.创业板企业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质量的比较研究徐冉
70.城乡一体化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对策研究景美凤，黄艳
71.连锁餐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苏孟峰
72.广东发展低碳经济的几点思考谢睿萍
73.进出口报关和国际货代系统的系统管理张小敏
74.家族企业中的公司治理问题浅析陈家凤
75.宋代瓦舍勾栏研究李国珍，任仲书
76.繁体字简化之殇商业文化（下半月） 陈浪
77.唐代文人用乐府旧题抒发新意的特点侯长虹
78.浅析《山乡巨变》政治意识形态淡化背后的人文关怀蒋思齐
79.对法家思想形成过程的思考于磊HtTp://
80.从"满映"的筹划看其"国策会社"性质——"满映"前身的国策宣传活动崔婧
81.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浅析《野草莓》的视听语言王小茜
82.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带给我国的启示张超
83.谈我国近代书籍插图的线造型赵靖
84.关于农民工加入工会的浅谈孙源，高强
85.浅谈新世纪常州农民工资收入的变化张宁飞
86.农业发展的新方式苏少龙
87.农民工维权NGO的作用与障碍——以"G机构"和"Y中心"为例李瑶，陆钧承，邓晓丹，魏炜炜
88.丘陵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以犍为县为例杨惠敏，覃巧兰
89.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和基金保值研究沈小红
90.从企业利润最大化角度浅谈纳税筹划贾亚男
91.基金会的登记制度研究孔雷，王未，王萌
92.浅析个人信托业务王艺静
93.浅谈会计电算化下的审计问题陈大光
94.奢侈品消费的社会正效应研究冯岳峰
95.企业统计核算和会计核算一体化问题研究李岩
96.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评析袁中美
97.外资股权介入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机制分析李泳仪
98.浅析作业成本法研究与应用马潇
99.对兼职会计执业情况的理性认识竹雅东
100.FDI技术吸收能力的金融市场发展门槛效应研究高群
101.浅谈青岛市农民非农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崔英健，高强
102.建立健全我国房地产税收征缴体系的分析王大伟
103.新时期我国的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邹旸
104.浅论如何加强房地产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周文生
105.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的几个"高危"领域刘波
106.政府在区域性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作用赵增辉
107.融资优序理论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沈东亮
108.浅析会计集中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建议陈清
109.浅议绿色会计郎翠
110.试论我国商业银行盈余管理工具王晶，樊丽君
111.浅谈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于凡
112.从中国传统绘画美学中汲取营养——谈华语大片中的古典文化韵味李朋
113.美国英雄主义电影的成因崔海涛
114.商业文化（下半月） 评《一千零一夜》李燕
115."利玛窦规矩"——21世纪在华西方外资企业的文化适应策略陈慧娜
116.弘扬"和合"文化建设和谐世界马全奎
117.以诗为媒——商丘产业文化的新思路彭勋
118.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商丘文化产业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周凤英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与学寸茹体育保险救济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体育保险将是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纠纷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到体育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保险公司缺乏开发体育市场的专业人才也是导致我国体育保险发展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
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报道，在引发学校和学生间意外伤害事故纠纷、司法官司的案例中，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占到了第3,4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从形式上看表现在学校侵权责任认定上，实质是损害赔偿。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责任承担遵循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实行的是侵权责任赔偿制度。但是，认定责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举步维艰。因此必须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将保险制度引人其中，从而将注意的焦点由追究事故责任主体转向责任承担的方式上。本文通过学校体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几个易发、常见的典型案例来研究学校体育保险救济对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问题的重要性。
1对学校体育教师的保障
在所有的学校课程中，体育课无疑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门必修课程。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课的教授者和组织者，在上课、训练期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伤害事故后经济、事业受损在所难免。究竟学校是否会为教职工的行为承担责任，则需要根据行政职务关系(民事或劳动关系)以及行为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案例1:青海省徨源县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因学生上体育课时，由教师纠正做操动作不当造成学生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案。2001年3月13日上午，张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在教师吴某的指导下做弯腰动作，吴某认为张某的动作不规范，便在纠正动作时，用力压张某颈部两下，造成张某“腰椎生理曲度存在L5S1间盘变形”。张某住院治疗47天共花去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13 899.56元，并给张某的精神及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张某将大华学区和吴某推上被告席。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方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3 899. 56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 000元。
学生伤害事故已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通存的现象。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老师解决后顾之忧。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因考虑到体育课各项目的危险性和当前大学生较差的身体素质状况而放弃了很多有益的教学手段的教师占总数的80%。如果不保持这样的上课状态，万一出现了伤害事故，责任教师该怎样面对学校的追偿，教师有何经济保障?这种结果不仅严重影响到教师的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受害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问卷中表示希望通过保险或其他途径来解决赔偿或补偿受害者的教师比例会高达93 %体育教师迫切需要体育保险的救助。
从事高风险、承担巨大精神压力的体育教育工作者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保险业的关注。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1条这样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特点有关的待遇”。一旦我国的体育保险市场完善起来，依据此条法规认为学校应当依法为体育教师购买相应的保险，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从而确保体育教学课的质量，确保“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政策的具体落实。
此外，造成教师精神压力过大、学校体育课伤害事故增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学校和相关部门没有认真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各体育项目发生伤害事故的几率是不同的。目前教育部规定体育课的上课人数为每班30人，这样的规定，是否太笼统了呢?比如游泳项目，根据《北京市游泳场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进行游泳教学时，初级班不得超过15人，中、高级班不得超过20人。这种地方性行业管理办法虽不属于法律范畴，但却考虑到了学员的安全问题，也考虑到了一个教师所能承受的注意范围，是人性化的规定。学校如果真正考虑到学生的健康情况和人身安全，应该在排课方面更讲求科学性。问卷显示，认为学校教务部门应根据不同体育项目的不同危险系数来安排体育课上课人数的体育教师占86 0%。各体育项目危险系数测定需要保险业专业人士的参与。要开发体育保险，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由此可见，体育保险不仅可以解决赔偿纠纷问题，也可以降低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率，使学校体育改革朝着更科学、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2对高校运动代表队成员的保障
高校运动代表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体，简称校队。在本研究中所指的校队成员为“特长生”，即从普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体育运动方面比较突出或者说是有这方面特长的学生。这些学生对体育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校运动代表队为他们提供了在大学展现自己特长的空间，大学生体协各单项体育协会又为他们提供了为个人和学校争得荣誉的机会。在校期间，他们的运动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学期中的运动训练和各种校际赛事。本文着重关注大学生赛事风险。
在大学生的各项体育比赛中，伤害事故时有发生。最受人关注的就是2004年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中碎死的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刘红斌。“由于组委会收取的15元报名费只是组队参赛以及交通运输的费用，保险得由参赛选手自己去保险公司购买，所以大多数参赛者都和刘红斌一样，没有为此次马拉松上保险。”因此造成事后纠纷不断。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说，通过这次马拉松碎死事件，给大型体育比赛主办方敲响了警钟。今后，不论是专业赛事还是业余比赛，都要有一个严格的参赛标准，严格规范主办方和运动员的权利义务，出了事后谁负责任、怎么处理都应该规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都将重点研讨依法处理有关体育事件、加强体育立法等焦点问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赛事主办方应该为参赛所有人员购买短期赛事保险。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赛举办方吸取了去年的教训，为每位参赛者购买了保额5万元的团体意外伤害险。但是目前我国在大学生赛事保险方面还缺乏稳定性，比如200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太保公司就签约向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提供总保额达154亿元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医疗险、随身财产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等风险保障，从而创下国内保险公司承保最大规模运动会保险的纪录。而到了2004年的第7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却是各省参赛队自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由此可见我国体育保险业尚不成熟。究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体育法》发展严重滞后导致体育赛事组织者处在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没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赛事主办方的权利义务。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确保了体育比赛的规范性。比如1984年7月法国政府颁布的体育运动法第37条和38条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第37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者、被建议人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第38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应告知其成员投保人身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保障……”。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育协会、联合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买保险。同时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明确规定不仅确保了赛事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而且也促进了体育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学校体育，尤其是大学体育将承担起我国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发展的两项重任。在这个领域，针对性强的赛事险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大学生在人校时由学校统一组织、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是一种补偿性质的保险，对大学体育训练、比赛缺乏针对性。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出，校运动代表队的教师和学生更需要赛事险的保障。由于本文中的校队学生为特长生，所以他们参加的比赛级别应该还算是业余级的，激烈程度相对较低。但是业余运动员由于不具备专项身体素质和科学合理的专业技术，更容易在比赛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3对高校普通学生的保障
高校普通学生的体育运动风险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在各项运动的激烈对抗中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或由于自己不慎造成的各种身体伤害;第二类是在各项运动的激烈对抗中自己无意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根据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多数高校学生在人校时购买了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该保险在进行赔偿时与公费医疗挂钩，它只能部分解决第一类风险问题，即在体育运动中别人带给自身的伤害或由于自己不慎造成的各种身体伤害。因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险种是保险业的主题。仅仅一个“人身意外伤害险”是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大学体育生活需要的，尤其当“人身意外伤害险”面对第二类风险的时候就显得束手无策了。
案例3:
足球击伤右眼责任谁担
原告陈某(17岁)与被告洪某均系某校学生。2003年5月20日下午1时许，原告陈某与被告洪某及班上20余人自发到本校足球场踢球，原告陈某与被告洪某分属两个不同的队，在踢球过程中原告陈某带球至对方球门，起脚射门，洪某用脚将足球踢出，球击伤原告右眼。后经法医鉴定为伤残八级。原告遂向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残补助费等计币40 324.84元。
分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各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更为合理。陈某、洪某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责任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弋阳县某中学补偿原告陈某6 000元，由被告洪某补偿原告陈某2 000元。
此种伤害事故是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较典型、发生频率较高的案情。作为致害方其实也很无奈，因为体育运动的特点就是要承担风险，但是不补偿受害方又违背了我国法律公序良俗(大陆法系民法典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原则。我国民法的立法精神是强调保护弱者(往往是受害者)的权益，提倡公平与正义的理念。因此，每当面对这样的案例，法官最终的判决是几方当事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后果。根据伤害情况，补偿金的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债务。面对这类风险，保险公司有没有可能提供分担风险的险种，从而减轻无过错致害一方学生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呢。
体育保险若想在校园内迅速发展就要加大宣传力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内容不甚了解，这种现状是不便于保险业的发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并未尽到完善。学生对投保后可得到什么保障，享有何种权利，当事人都知之甚少。因此也就难免会有人视学校体育保险为“乱摊派”，这也是保险公司在民众中诚信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4大学体育场馆、器材需要保险
在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第13条明确指出:“学生体育课的成绩应当根据考勤、课内教学和课外锻炼活动的情况综合评定”。那么，根据这条规定，学生进行课外锻炼是完成体育必修课的一部分。由于活动场所和器材是由学校提供的，如果因器材或是场馆的某些不安全因素发生了伤害事故，校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问卷调查，认为应该为大学校园内体育场馆设施器材购买保险的学生占92，其中普通学生和校队学生分别占各自总数的87%和97%。
案例4: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某高校学生马某等5名学生从体育器材室借出羽毛球拍打羽毛球，游戏正酣的马某挥拍劈杀时，拍柄与拍头突然脱节，球拍上半部分象一支脱弦之箭翻转着飞了出去，正好击中一旁观战的同学程某的左眼。经送医院紧急救治，诊断为左眼球破裂及眼睑裂伤，后实施手术，将受伤眼球摘除并植人义眼。
解答:学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作为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安全的体育设施，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学校可视情况向羽毛球拍销售单位及生产厂家追偿。
类似于此类由于体育器材和校内场馆建设不符合要求或质量不达标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同样给学校带来恼人的法律纠纷。而公立学校在赔偿金问题上恰恰又存在某种两难境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应当由学校负担的赔偿金，学校应当负责筹措。”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国家财政拨付的教育经费支付赔偿金，就会有损于全体同学的利益，如果不支付赔偿金，就会损害受害人的利益。因此，校方应当尽量减少支付，也就是减少学校赔偿的风险。减小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保险来分担。
在日本学校体育保险中有不少关于体育设施的险种，还有专门的体育设施、设备保险。日本学校非常重视对体育设施的管理，严格定期检查和维修。因为日本《国家赔偿法》的第2条中指出:“由于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建筑物或管理中有瑕疵而造成他人损害发生时，国家或公共团体负有对此赔偿的责任。”根据这一条文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时，主要追究学校教育保障外部条件的完善。由于学校体育设施、设备的瑕疵引发的体育伤害事故可以依据此法律索赔。
目前国内对于体育场馆、器材的保险，除奥运场馆外，也仅刚出台了“游泳场所行业保险”。希望大学校园内的体育场馆设施风险可以尽早引起保险业界的关注。
5对策与建议
5.1建立学校体育保险可以有效解决校园伤害事故赔偿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学校内建立符合我国体育体制的学校体育保险可以有效解决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运动伤害事故的赔偿问题，从而减轻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学生的经济赔偿负担，使受害方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经济补偿。
5.2加快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迅速建立起学校体育保险制度提供强制保障
完善体育法，制定有效的体育保险法规，可以使体育保险朝着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学校体育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