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9 03:49: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播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缓慢发展中前进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正如谭天在《新闻传播学应加强质化研究》中指出的，质化研究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自身分析欠缺精确性、研究没有同一程序、很难建立公认的质量衡量标准的问题，而且质化研究可以解决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层信息、无法获得具体深入问题本质的弊端。而张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对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为研究工具，其实是不分你我、彼此补充的，只有充分协调利用这两种有效的工具，我们才能在研究传播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中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作者：朱卉聂慧敏单位：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要]：
传播学应当从传播学家的书斋、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天下普通老百姓的有力工具。只有把传播学解放之路的起点从“信息”、“符号”退回到人类为何需用传播的原发点“传播的基元”，点中普通老百姓理解传播学的“灵犀”，传播学才易于为广大民众所了解、掌握。
Abstract:Communicationshouldbeemancipatedfromthestudyandclassroomofcommunicationexperts,andbecomethepowerfulinstrumentofbenefitingthecommonpeopleacrosstheworld.Onlyifthejumping-offpointoftheemancipationpathofcommunication,hasbeenmovedfrom“information”and“symbol”backwardstotheoriginthatthereasonwhyhumanbeingneedscommunication,whichiscalled“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constitutedthe“resonance”forcommonpeople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coulditbeeasierforthebroadmassesofpeopletoknowandmasterthissubject.
Keywords:communicationtheemancipationpaththebasicelementofcommunication
一，背景与目的
培根说：“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曾掀起“围湖造田”、“毁林开垦”的热潮，自从生态学中的基本理念、环保意识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以后，又兴起了一个“退田还湖”、“退耕还林”的风尚。科学发展史上许多触目惊心的史实告诉我们，一门科学能否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社会，取决于是否争取到大众对本学科的充分了解和特别重视。传播学是否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也取决于它是否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所了解、欢迎。那么，从人类传播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传播学是否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呢？
2003年暑期，我对党政干部、工程师、企业家、大学生、商人、市民、工人、农民、警察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有93%的调查对象不知道传播、传播学。在回答知道的7%的调查对象中，我进一步问：“传播、传播学对你有用吗？”除1人能说出部分用处外，其余都答不上来，有一调查对象甚至反问道：“传播、传播学又不是锅、铲、水果刀，我拿它干什么？”。
可见，社会大众对传播、传播学还不甚了解。
那么，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是什么？要把传播学从传播学家的书斋或课堂里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首先应从哪里着手呢？
这就是本文要考察、探索这一问题的原由和目的，下面报告考察、探索的结果，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二，传播的基元
这几年考察发现，影响社会大众不甚了解传播、传播学的原因很多，这里只交待其中最重要也是首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于我们解释传播时，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
什么是传播的基元？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之所以发生的那个根据，即人类元初的传播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
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相互结成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相互依靠，相互帮助，才可能生存，才可能发展。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其前提就是相互要交流思想感情。一个人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同情、支持、帮助、协作、配合，前提就是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需要、愿望、想法之类的思想感情，而人的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聪明的人类想出的办法就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果嫌这种通俗易懂的说法不准确，改为更确切的说法就是，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或描述头脑中的看不见摸索不着的思想感情。如示意图：
图中的“传受双方的共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传者在使用什么符号来指代自己脑子中的某一思想感情，必须要与受传者事前有个共识，否则，传者使用了某一符号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受传者。《儒林外史》描写过一个名叫严监生的人物，临死时脑中有个想法，但说不出话来，只好伸着两个手指作为符号来指代他那一刻的思想。但“两个手指”这一符号指代什么思想，在场的几个与他对此符号没有共识的人都不知其意，一个接着一个猜问。他哥哥的大儿子说：“二叔，是不是你还想见两个亲人？”，他听了吃力地摇头；他哥哥的二儿子说：“二叔，您是不是还有两罐银子埋在哪儿？”他听后瞪了一眼；抱着小孩的奶妈说：“老爷，您是不是想见孩子的两个舅舅？”他也是摇头；他的夫人赵氏揩着泪说：“他爷，他们说的都不相干，您就是为那个燃着两根灯草的油灯费油不放心。我去拨掉一根就是了。”赵氏过去拨掉一根灯草，严监生见自己的想法通过两个手指这个符号被夫人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才将手放下，头一搭，放心地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说明两个道理：
①，任何人，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必须用别人感觉器官感触得到的符号来指代和描述；
②，传者要让受传者明白他使用的符号指代他头脑中的什么思想感情，事先要在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上，与受传者达成共识。
这两个道理就是元初传播发生的根据，就是人类元初传播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的基元。这基元，是广大民众甚至文盲、半文盲的民众理解什么是传播，为什么需要传播的“灵犀”。
如果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点一下这个“灵犀”，普通老百姓就会理解什么是传播。在一次乘坐三轮车时，车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研究传播的。他提高嗓门：“研究传播，传播是啥子（什么）东西？”我从传播的基元出发给他一解释，他释然地直点头：“我懂了，我懂了，原来传播是让人相互了解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妙法，我们平常向别说活就是在用听得见的声音符号向别人表达我们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给亲人写信就是用文字符号向亲人表达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这样说来，我们活在世上，人人都离不开传播，人人都得传播。照老师的说法，表达啥（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用啥（什么）话，写啥（什么）字，都有章法，不得乱用。呵，看来，这门学问有用、有用，我们这些卖力的粗人也得好好学一学啊。”
三，悬糊的理论及其阐释
为什么从传播的基元出发去解释“传播”连三轮车夫都会豁然开朗，而前面所述调查中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工程师、大学生中的大多数人却不十分理解流行的传播概念呢？
这正是传播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进到中国以来所呈现的一个奇怪而又必须说明白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必须说明白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关乎传播学发展战略的大问题。
传播就是人们使用感觉器官可感触得到的与别人已有共识的符号，相互间传达、交流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活动。这样表述的“传播”之所以让人很容易明白，是由于这个“传播”不是悬空的，而是与人们传播实践活动血肉相联，是从人们的传播际出发、从人类之所以产生传播的原发点出发的。这个原发点就是，传播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感情的，由于思想感情隐蔽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才生出用可感知的“符号”、“信息”来指代它的需要。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是根，是因，是出发点，“符号”、“信息”是“根”上生出来的“芽”，“因”上结出的“果”，是从出发点上路后的第一个站点而不是始发站。“传播”的流行解释之所以让人胡涂，就在于既不管“符号”、“信息”是“根”还是“芽”，更不问这“符号”、“信息”是“因”还是“果”，便轻率、冒失地以“符号”、“信息”为传播的基点、始发点来解释传播，结果，人们听了这种解释后还是不明白生成传播之因：为什么会发生传播；不明白传播的根：传播是如何发生的；不明白“传播”、“符号”、“信息”与人类实际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什么作用。而且，撇开“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这个根，把“符号”、“信息”作为解释传播的基点、立足点、出发点，不仅增加了说明传播含义的困难，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特别是增加了广大民众理解传播含义的困难。
例如，被我国传播学界推崇为“传播学集大成者”、“传播学宗师”威尔伯•施拉姆，在其《传播学概论》一书的第一章的“传播的含义”这一节里，先从communicationr的多种含义谈起，引言竟花了15。4%的篇幅。接着再拿61。5%的篇幅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之后才涉及这一节的主题，说，传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至于哪些东西带有信息？除了“言词”之外，施氏例举了“一个手势”、“一个接吻”等一大堆“都携带着信息”的事物。他为了要读者注意传播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竟用了16。4%的篇幅。在引用了金斯利•戴维斯的话后说：在传播关系中，人们总是带着“第三只耳朵”倾听的。接着就强调，无论传播关系“顺当”与“不顺当”，都会起“作用”：“使我们能够在头脑中构成印象观察我们的环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①由于施氏在这里把传播的含义立足在“共享信息”上而不是立足在“交流隐蔽的思想感情”上，脚不着人们现实传播的实地，悬空，决定了他说不清楚“传播的含义”，只好东拉西扯，越说越让人糊涂。可是长期以来，这段毫无条理，逻辑不连贯的关于“传播含义”的论述却被奉为经典，当着“皇帝的新衣”来赞美。面对这样的论述，随着传播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已到了该说老实话的时候了。
立足于“信息”来说明传播含义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那么，立足于“符号”呢？
例如，美国学者B•贝雷尔森说：“所谓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主要媒介。。。。。。所进行的符号的传递。”②对于普通读者，特别是广大民众读者看了这个定义不但不会明白什么是传播，反而更糊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要传递符号？与我们的生活、生存、发展有什么关系？我们离不离得开传播？。。。。。。等等，也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顺便指出一点：B•贝雷尔森在这里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他在定义项里使用了包含被定义项的概念）。
可喜的是，国内有学者近乎脚踏实地的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它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③说这一解释“近乎脚踏实地”是鉴于：一方面指出“传播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过程”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两个不足。不足之一是没有用“隐蔽的思想感情”而用“意义”，这就突不出“隐蔽性”、“不可感触性”，也未突出“符号”的可感触性。人类之所以需要传播是因思想感情的隐蔽性，才产生了使用可感触的符号来指代、描述的传播行为。思想感情的隐蔽性与可感触的符号的使用，是我们解释传播时不可忽略的两个特性。忽略了这两个特性，我们就说不明白为什么需要借助符号来传播，广大民众也难于明白人类为什么要传播，如何传播的道理；不足之二是只说“信息接受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没有交待受传者是“按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的共识”来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因为，缺了“传受双方对什么符号指代什么思想感情达成的共识”，受传者是不可能理解“传来的符号”的“意义”的，正像普通人不能理解敌国间谍传来的密电码是什么“意义”一样。
不仅离开传播的基元我们说不明白传播为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道理，而且，离开了传播的基元，符号学家也说不明白符号为何发生的道理。请看，被称为符号学之父的皮尔斯的符号理论：
这位符号学之父皮尔斯是这样解释他的符号模式的：“符号对某一个人而言，在某种情况或条件下，代表着某种事物。它向某人表达，也就是在该人心中创造一个相同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更精致的符号。该人所创造的这个符号称之为原先符号的（解释义）。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即指涉物。”④
请看，这个模式及其解释由于没有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人类为什么要用符号？人类拿符号来干什么？人类是怎么使用符号来相互传达、交流自己头脑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悬空之举，糊涂之果。
三，小结
上面我们把从传播的基元出发解释“传播”与从信息、符号出发来解释“传播”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我们看到：
一，从传播的基元出来解释“传播”，点中了亿万民众理解“传播”的“灵犀”，使他们一下子明白了“传播”是怎么回事以及“传播”与他们的血肉关系，因而容易引发他们关注、重视、学习、掌握传播学知识，这就容易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老百姓的有力工具；
二，现在流行于传播学著作中的那种做法，基于或立足于“信息”、“符号”来解释“传播”，那就把“传播”悬空起来，不着实地，脱离民众的传播实践，很难把“传播”的机理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受众也越来越糊涂，不利于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普及到民众去。
三，要把传播学解放出来，成为造福于亿万民众的有力工具，首先，就必须从传播的基元出发来解释“传播”，而不应从信息、符号出发来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②，引自张国良：《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一、廓清教材的逻辑框架
在我院，传播学是针对广告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我们所使用的是国家级重点教材、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教材共有十五章，需要教师对这十五章内容进行分析整合：第一章为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第二章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第三章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第四章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第十四章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第十五章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此六章均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按部就班地讲授。第五章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微观层面的两种传播类型——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第六章为中观层面的两种类型——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第七章和第十三章为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些传播类型可按照定义、特点、功能、发生机制来讲授。需要整合的是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大众传播的分论部分，可以按照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把这些章节分别划入五大板块中，即第八章第二节媒介组织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第九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化入控制研究；第三章的符号与意义属于内容研究，可不再续述；第八章第一节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可划入到媒介研究；第十章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属于受众研究；第十一、十二章属于效果研究。经过整合后，全书的逻辑框架变得清晰明了，学生易于理解。
二、案例教学法是重点
针对传播学课程理论性强、知识抽象，应用性不足的课程特点，案例教学法是最为实用的可操作性方法。教师应当重视案例研究，建立传播学教学的案例库，在选择案例时，应当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与时新性。例如，“魔弹论”的经典案例：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根据科幻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误以为真实的事件正在发生，造成极度的恐慌，显示了媒介强大的效果，而现今的电视对于世界杯直播所造成的万人空巷的媒介事件亦可以成为“魔弹论”的一个时新的注解。又如：非典时期广州抢购板蓝根和白醋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可用来讲授群体传播中的集合行为及第三人效果理论，韩国影星崔真实等人的自杀事件、满文军吸毒事件、窦唯烧车事件可用来分析流言的负面影响及存在的合理性，引导学生辩证的看待流言的存在；孙志刚事件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舆论对民主政治的推动；美国《时代》周刊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用来理解“拟态环境”，《猫和老鼠》、韩剧的跨文化传播可以对“培养”理论作一注解；《大话西游》特殊的流行过程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基模”理论。另一方面，大千世界瞬息万变，新闻事件层出不穷。教师可结合当下的传媒现象和新闻热点问题讲授理论内容，引导学生结合具体形象的新闻事例或传媒现象来学习理论，应该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案例分析中形成专业思维习惯，促进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今，新闻传播学的案例教学理念已被大部分高校承认，并进入到实践阶段。在《新闻传播学案例教学现状调查》这篇论文中，作者论述了案例教学在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必要性，考察了哥伦比亚案例联合体这一起建于2007年的最为完备、专业，国际影响力最大的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平台，并提出借鉴日、德等发达国家以案例为主的新闻传播课程授课方式。人大新闻学院也开发了国内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其成果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6本案例教材。
三、运用问题教学法辅助案例教学
问题教学法则是引导学生发问或由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从提出方式看，一种是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创设问题情境，而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增强联系学生实际进行教学的针对性。另一种是教师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思考、讨论，最后教师有针对性地讲解。这种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质疑与探究热情，把学生的思维迅速地导向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两种方式各有裨益，可依据讲授内容交替使用。问题教学法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增强问题设计的针对性。鉴于传播学知识理论的抽象性，教师不能就知识论知识地为学生讲授，可以将知识、概念、理论等巧妙地寓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教师在设计问题时，首先要搞清楚设问的目的。要让每一个问题都能服务于整体教学的某一点。其次，问题在精不在多。课堂时间有限，过多过杂的问题会挤压教师总结指导及学生理解接受的时间。因而，教师课堂设问的次数要适度，做到少而精。这都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以上三点是笔者在现今教学条件下所作的可行性探索，在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实中，传播学的教学理念和方式不可避免地将会受到冲击和影响，还需要我们根据教学实践进行有益的探索。
作者：何江波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传播一词原义为“分享”和“共有”，现在涵义更加广泛，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传播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展成为一门学科，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还对应这五个环节勾画出了传播学的五种分析。到20世纪60年代末，传播学开始应用于翻译，尤金•奈达开始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的成果应用于翻译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翻译学的传播理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将翻译学视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用传播学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吕俊教授1997年发表了题为“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翻译学传播理论。2007年张志芳的“从传播学视角看旅游翻译”以传播学的理论作为宏观的指导，指出旅游资料与其他文体不同，译者应采取以受众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做好受众分析。
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西安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其大量的历史文化风景区也受到了了许多中外游客的喜爱。旅游文本的翻译，在西安旅游文化传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把能够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反映民族独特的活动方式的词汇称之为文化负载词汇(culture-loadedwords)。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是要让外国人了解和理解原语文化，因此译者应该从英语受众的角度出发，恰当处理文化信息，恰当选择翻译策略，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经研究，我们总结出西安旅游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主要包括直译、音译、意译和加注。针对不同的词汇对应关系，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达到翻译和交际、促进文化有效传播和交流的目的。
1、音译
音译，即将一些颇具汉语特色的词汇通过借用汉语拼音或拼写的方式融入英语词汇。这种方法能够完全地保留汉语的语音形式，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在西安旅游文本的翻译中，也有很多词汇采取了音译的方法，比如西皮（Xipi）、锅盔（GuoKui）、乐府（Yuefu）等。不过，完全音译的翻译法不宜过多使用，否则拼音字母会对外国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对于文化负载词音译法的使用体现了中国的很多传统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和认可。
2、直译
所谓直译是指在符合译入语规范的情况下既保持原文思想内容，又不改变原文表达形式的翻译方法。直译不会引起读者的误解，不会产生信息传播中的噪音，反而会使读者感到信息很充足。比如汉砖（Hanbricks）、民间剪纸（thefolkpaper-cuts）、皮影（theshadowplay）、凉皮（thecoldnoodles）等，既能保留原文的风味，在不失去原文所表达的语言特点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又能使译文易懂，以有利于中英文化的理解、交流和交融。
3、加注法
有些文化负载词在文化中涉及面比较广，内容丰富，简单的直译或音译会使异国读者在对源语言的文化背景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难以理解。译者可采用加注法把原语里的词汇直接移入到译语中去，以使译语读者从译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尽可能地等同于原语读者从原文中获取的交际信息并同时丰富译语文化。采用这种译法翻译旅游资料中的文化负载词能够让外国游客感受到独特的民族文化，并产生旅游兴趣。加注法主要分为音译加注释和直译加注释，原文中如果出现该语言和文化中独特的表达方式、人物、事件等，在译语语言和文化中又找不到与之相似的表达方式、人物或事件时，译者可以考虑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来处理。如，人文初祖——RenWenChuZu(founderofthehumancivilization)，是黄帝陵简介中对于黄帝的赞誉，外国游客读到“RenWenChuZu”可能不知所云，但读到注释就会对黄帝在中华文明中起到的作用了然于心。又如，才人——cairen(thefifth-gradeconcubineoftheemperor)，若只有音译，外国读者可能只闻其音不详其义，读了注释就能明白，这是中国古代皇帝妃子的第五个级别。当直译可能会对外国读者的理解带来不便，但译者又试图彰显原文的文化特色时，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性说明的方法，既可以保留源语语言文化的特征，又使译文含义明确，便于外国读者的理解。如，大雁塔——theBigWildGoosePagoda(alsocalledDaCi’enTemplePagoda)、玄奘法师——MasterXuanZang(MonkTripitaka)。
4、意译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直接地表现在汉语与英语的差异上，旅游文本中大量文化负载词的存在，增加了翻译及旅游文化的传播难度。使用意译法可以使文化负载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可以保留原文的民族语言特色，更好地传达该词汇的文化内涵。如，陕西十大怪（the10localpeculiarities）、百家争鸣（contentionbetweenahundredschoolsofthought）、太学（ImperialCollege）。
三、结语
一、传播学视角下“舞台主持”的内涵解析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关于“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上文也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了推论。在基本了解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和定义后，进一步挖掘它们的内涵尤其是“舞台主持”的内涵将有利于深入认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有利于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舞台主持”的外在形态是群体传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体的形式活动的，这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舞台主持”正是由个体组成了群体才具备了传播的条件和场所。所谓群体，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个群体的产生要依托于个体的数量。第二，这个群体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第三，群体成员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的形态分为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大类。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谈到的群体传播就和“舞台主持”很相似。因为“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舞台主持”中的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等一起构建起了一个临时性的群体。我们以“晚会主持”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晚会的举行一般都是在礼堂等特殊场合，在这个场合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的存在，他们是由临时的集合行为所产生的聚集的人群，这样的人群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称之为“乌合之众”。晚会里的“乌合之众”就是指在晚会现场的“观众和主持人”这一群体。其次，绝大部分的晚会都被称之为“主题晚会”，所以晚会的举行带着鲜明的主题、目的和意义，参与到晚会当中的观众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的。主持人早已获悉了晚会的主题，因此明确了晚会的传播目的；观众也是在清楚了晚会的主题和意义后才到达晚会的现场。因此，晚会的主题和意义使得主持人与观众拥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使得晚会拥有了凝聚力。第三，晚会的过程中的群体分工使得晚会有了主持人，灯光、音响、摄影师和观众等成员，在晚会的过程中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可以在主持人与观众的话语互动、游戏互动等过程中体现出来。由此可见，一台晚会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还产生了显著的凝聚力和互动性，所以“晚会主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外在形态来看，“舞台主持”和群体传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是组织传播“舞台主持”
不仅仅是“晚会主持”，它还包含了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从外在形态上判断它属于群体传播就认定它只是群体传播。其实，“舞台主持”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上文以“晚会主持”为例解释了“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因此外在形态为群体传播。其实这里所说的晚会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题晚会。越是主题鲜明的专题晚会，主持人与受众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会发生变化，晚会现场由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就越像是一个组织。关于组织的定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集合体。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传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出一种与传播无关的组织活动。如果把“舞台主持”涉及的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也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很明显的，“舞台主持”更像是组织传播。组织传播是常见的传播形态之一，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保障。组织内传播拥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两种途径，而组织外传播则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据“舞台主持”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会议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组织内传播的渠道之一；晚会、宴会、仪式也都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但它们同时也属于组织外传播的公关宣传。由此可见，“舞台主持”在组织传播里发挥的作用要比在群体传播里显得高规格、高层次，所以“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其实更偏向于组织传播。
（三）“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是大众传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传者可使用的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毫无疑问的要走向大众传播，这是传者与受众的选择，更是时代与媒介环境的选择。当下的传媒领域快速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无处不在，渗透在我们的周围。当大众传播媒介强势介入，会使得“舞台主持”的传播形态发生变化。例如：一台晚会究竟是群体传播还是组织传播，主要取决于“主持人与受众”这个群体的性质；一旦这个群体的性质明显出现了组织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组织传播。同样，一台晚会究竟是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众传播媒介辅助传播。如果使用了，参与的受众更多了，传播的辐射面更广了，影响力更大了，那么它就应该是大众传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要素，那就是受众的身份不同。在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视野下的“舞台主持”，其受众的身份是可以预知、判断的；但是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舞台主持”的受众，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档电视节目的传播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是谁在看着这档电视节目。我们还是可以以“晚会”为例进行说明。一台学校里举行的晚会，一般情况下是属于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可是如果它被电视台现场直播或转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众传播。因为直播或转播的晚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更多的受众，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提升了影响力。同时，主持人面对的受众由“有形”转为“无形”，不再是单纯的和晚会现场“可视可感”的受众进行交流，还得兼顾其他的以大众传播媒介收听收看的受众的交流。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交流是单向的，是无法同步接收到受众的反馈的，这也是大众传播的一大特点。其实无论是晚会还是会议、宴会、和仪式，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不满足于小团体成员之间的传播，大家都希望“舞台主持”更有影响力，尤其是在传播依旧具有“强效果论”的当代社会。像各种会、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台主持”的新形式，它们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引起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二、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主持形式之一的“舞台主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学视角对它进行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思路，研究结论难免粗浅。其实，“舞台主持”还可以通过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论证，尤其是在实践中不断的提炼、校正其定义和内涵，为后人总结出一套实用的“舞台主持传播策略”。这不仅能丰富我国的主持艺术理论，还可以为舞台主持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作者：谭力单位：钦州学院
回顾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一不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变革:从结绳记事到竹简绢帛,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纸张载体到无线电波……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会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还会引起原有的人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的变化。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以其多媒体、交互性、传播迅速等优势,进入出版领域,对传统出版的理念、运作模式及格局造成巨大的冲击,并打破了传统媒体间的界限,实现了多媒体的统一和动态传播。因此,网络出版是融出版(图书、报纸和期刊)、广播、电视等三大媒体于一体的全新传播形态,是网络传播的一个领域。
一、什么是网络出版
由于网络出版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理论和实践都在探索之中,对于网络出版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定义,各业界众说纷纭。。
从广义上讲,凡是将信息、知识、观念等内容,用文字、图像、声音等代码以任何形式在因特网上传播,均可称之为网络出版①。这个定义外延较为宽泛,包括电子书(E-book)、网络期刊、网络报纸、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网络音像及网络文件、网络软件等。在这个定义中,网络出版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传统媒体、网络公司、娱乐集团、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都可成为网上的出版者。
国际上承认“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出版形式。1995年美国的白皮书明确写道:“公众通过数字网络获得作品复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复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样被出版了。法律确认它为出版,只不过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而已。”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修订伯尔尼公约时,专家委员会就指出,伯尔尼公约第3条第3款“就作品的性质而言,无论复制本以何种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即构成出版”,这应当将“网络出版”包括在内。
从狭义上讲,网络出版是具有合法出版资格的出版机构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流通渠道,出版销售数字出版物的行为。即出版者对作者提供的素材进行编辑、设计加工、营销宣传,然后在网上向读者销售的活动。它涉及电子书、网络期刊、网络音像等领域。
2002年7月初,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联合出台了并于当年8月1日施行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其中对什么是互联网出版进行了定义。这一规定所规范的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其作品主要包括已正式出版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内容或者在其他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作品,以及经过编辑加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作品。
如今,在泛传播理论思想下,“泛网络出版”概念得以提出。这个概念认为,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任何个人都能主动地利用网络媒介跨时空搜索、获取个人化信息,出版内容的制作可在跨媒体、跨设备、跨标准中进行,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出版者都可以在更为综合的内容和更加个性化的形式之间自由取舍。网络时代的出版市场,对出版物的多种媒介形态、个性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泛网络出版”的目标就是要满足这些要求,使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等信息内容通过纸张、网络数据流等多种媒介同时传播,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设备的个性化出版过程。②
网络出版是个正在发展的新兴产业,具有广阔前景。从出版产业发展的角度,对网络出版应作出宽泛的界定。
二、网络出版的形式
根据阅读方式及所采用网络出版技术的不同,网络出版可分为三种形式:
1.利用个人电脑在线或下载阅读的网络出版
出版者将已数字化的图书、报刊等内容在其网站上,读者可有偿或无偿在线阅读、检索或下载。或者向出版者订购,由出版者将有关图书资源通过E-mail发送给读者离线阅读。这是当前最为普遍的网络出版形式,任何人只要有一网的计算机,就可以在线或离线阅读网络出版物。
不过,这种形式只适于搜索信息、下载简短文章,对于长篇累牍的网络图书则不合适。一是电脑显示屏无法随身携带;二是通过显示屏长时间阅读,既易使视觉疲劳,又不符合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
2.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POD)的网络出版
按需印刷,就是根据读者需要,将已经贮存在计算机中的数字化书稿,即时印刷并装订成册交到读者手中,使读者可以阅读纸本。其操作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将图书内容数字化;二是通过网络传输数字信息,在异地的数字印刷机上高速印制图书。一本书从印刷、装订到切边只需几分钟,因此也被称为“闪电印刷”。
按需印刷属于网络出版,但又迎合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是传统出版向网络出版、纸质图书向网络图书过渡的桥梁。它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先销售后印刷可降低风险、无需制版、零库存、无缺货、无绝版等。
按需印刷在美国发展最早,1998年初英格拉姆公司所属的闪电印刷公司就开始了这项新技术服务,由此拉开了出版发行业革命性变化的序幕。至2000年5月,闪电公司已发运了100万本按需印刷的图书。如今,美国“按需服务中心”已发展为连锁店,所有书店与数字化图书库连接,读者用书店的电脑查阅书的内容和书评,如需购买则付款后立即打印装订出来,印制的精美程度不逊色于印刷厂。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出版业也都积极投身按需印刷市场。
我国按需印刷的发展较早,1998年6月,按需印刷设备首次出现在上海举办的“印刷技术展览会”上,随后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就与美国toExcel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这是国内出版业对按需印刷进行的最早尝试。 3.电子书(E-book)
电子书(E-book)是网络出版的重要形式,代表着网络出版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微软公司曾对2020年图书出版预测说:“未来的图书有90%是电子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书’和字典里对‘书’的解释都只能是电子书,而传统的图书会被解释为‘纸质书’(P-book)。”③
电子书,就是将图书的内容制作成电子文本后,以大约合传统纸质书籍1/3的价格在网上发行。购买者用信用卡或电子货币付款后下载,使用阅读器或专用浏览器在计算机上离线阅读。④电子书既包括具有版权的特定格式的电子文本,也包括硬件阅读设备,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说,电子书并非把纸介图书的内容数字化就可以了,它采用专门的格式,牵涉到版权、安全及阅读器等方面的问题,只有合法获取电子书的读者能阅读。
电子书具有超大容量的存贮空间,能装载数百万字的信息,可随时上网更新内容。电子书还打破了传统图书内容的线性顺序,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动态的立体信息组合,并可通过超链接加入相关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因此电子书的信息量可以是传统图书的数百倍。电子书还结合了PDA的轻便性,提供更好的屏幕分辨率以及更多的书籍格式支持,采用了先进技术来改善电子信息显示的质量。
更重要的是,电子书为32开本,在外观上类似于传统书籍,它以舒适悦目的界面,模仿传统纸质页面,满足了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电子书正改写着传统的图书和出版的概念,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三、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
网络出版集交互功能、多媒体功能、跨时空传播、信息检索功能及娱乐功能为一身,使出版实现了个性化、立体化、即时性和广泛,这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出版的范围和边界,使出版文化形态呈现出高度自由、开放的局面。因此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与传统出版相比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如由传统出版的以物流为主转为以信息流为主,由单向传播信息转为双向或多向传播,从提品为重心转为产品和服务并重,从基于形式转为基于内容等等。
传统出版、网络出版传播模式比较⑤
1.传统出版的传播模式:信息源传统出版者批发商零售商读者
2.网络出版的传播模式:
由此图可看出,在传统出版模式中,从信息源(作者)到受者(读者)有许多中间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信息“把关人”,信息被层层过滤、单向流动到受者。传者(出版者)与受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之中,受者的反馈不能及时传送给传者,受者对其反馈结果也不能予以控制。所以传统出版的传播模式是以传者为中心的模式。
而在网络出版模式中,由于网络媒介固有的特性,出版者、作者、读者处于平等地位,可实现对等交流。受者的反馈可实时传递给传者,对反馈结果也能够控制。这种模式打破了传、受者之间的界限,传者与受者的角色可互相转化,传播意义上的“把关人”概念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网络环境下需要重新界定的多层级的“把关”。
网络交互性本身鼓励用户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并为用户有目的的主动查找、选择信息提供了大量技术手段。因此网络出版能够为用户专门定制个性化的出版物,真正实现以读者为核心的出版理念。这种模式是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
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网络出版,变化的只是信息的载体、传播模式和阅读方式,而被传播的内容才是出版的真正“主角”。在网络出版时代,内容尤为重要,技术、媒介、人才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未来的竞争实质上是内容的竞争。
因此,以读者为核心、提供个性化内容服务已成为21世纪网络出版新概念,未来的出版者将成为网上的内容提供商(ICP),或者说网上内容提供商是未来的出版者。
四、网络出版的优势
网络出版是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与传统大众传播形式相比,有其相当的优势。
1.从传播者角度看首先,出版主体多元化。传统出版的出版主体必须由专门的出版机构来担当,出版过程需要照排、制版、印刷、装订、发行等一系列的工序,形成一定工作规范。而网络出版则由于大幅度简化了出版程序,出版者不再局限于专业出版机构,任何组织、商业公司、网络公司、个人都能充当网上出版者。出版过程是,只要将数字化内容在电脑上编辑好,送上网,几乎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上网读者都可看到该内容。
其次,作者出书容易。传统的出版体制削弱了作者和读者的地位,许多新作难以出头,一些读者面窄的学术专着的出版更难。而网络出版技术的发展,使自助出版成为可能,人人都具备了出版、推广和销售自己作品的条件,并能最大限度地将作者的作品展示给读者。也许可以说,一位作者、一个阅读器和一个服务器便构成了一种出版体系。这种网络出版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出版选择观念,传播者的“把关人”概念大大弱化,更多的现实出版权力被赋予了作者,更多的选择权力被留给了读者。
第三,出版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出版者在网上可发掘更为广泛的稿源,在编辑稿件过程中与作者通过网络方便交流。跨地区、跨国家的合作出版在网上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网络出版将使短版书、绝版书的概念从此消亡,任何书稿以数字化形式存贮,读者需要时,随时印刷、装订,不仅很好地保存,而且可永久、充分地开发利用这些资源。
2.从传播媒介角度看
网络媒介的特性为网络出版提供了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性。首先,网络出版的内容范围极广。传统出版由于受纸张载体的限制,出版内容范围、信息量均有限。网络出版则因网络的海量存贮,以及高速度的电子流传输,使它的出版内容几乎无限,除了图书、报刊、资料和广告外,还有数据库、广播、影视等等,这在传统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网络出版是一种多媒体传播。网上的多媒体技术使信息传播方式由文字、声音、图像等单一形式变为多媒体传播形式。网络出版物图、文、声、像、动画俱全,给读者以视、听、读全方位的多维信息和立体感,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以纯文本为主的单一形态。
第三,超越时空,迅速传播。网络载体遍布全球,不受时间、空间、国界和天气的影响,出版内容一上网,便可快速传递到网络遍及的每一个角落,使“出版物”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开,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交流。由此实现出版和发行的同步化。
最后,网络出版物不仅能提供多媒体演示和按需阅读的功能,还能以超文本方式与其他相关资料建立链接,读者在阅读时可直接点击书中“注解”、“引文”、相关名词、参考文献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详尽的资料便会迅速、方便地呈现出来。读者还可通过输入关键词,瞬间找到所需内容。
3.从受众角度看
网络出版所具有的交互性,使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直接进行交流,在使信息的传播效果得到实时反馈的同时,读者(或称受众)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在传统出版中,受众是被动的,他所接触到的信息是由把关人决定、经把关人层层过滤的,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看或不看。
网络出版中,把关人地位产生动摇,相当一部分的信息决定权转移到受众手中,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可选择想要的出版物以什么样的媒体形式、什么时间并以喜欢的阅读顺序收听或收看,并且可随时上网更新图书内容。甚至传者和受众角色可以互换。读者可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作者、出版者,并参与作品的创作和修改,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读者还可主动检索所需内容,按需浏览、按需下载,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拉”到面前来,对网络出版提供的信息进行编辑与组合。
最重要的是,网络出版非常适合于向有特殊要求的读者提供个性化信
息服务。读者可以向网络出版者提出个性化要求:不买整本图书,只买需要的一两章、几幅图片,甚至几个自然段。读者也可以要求出版者将不同图书的内容重新组装,做成适合自己需要的“个性化图书”。这种个性化图书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到PC机,或传输到电子阅读器中,也可以通过按需印刷技术打印、装订成印本书,甚至可被转换成储存数字信息的数据库,以备随时提取进行合成。个性化图书的出现,对传统的图书定义提出了最新挑战,也许图书的概念有必要修改了。 网络出版将根本地改变体现人的本质特征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并进而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会带动社会整体的变迁,将人类引入高度信息化的社会。
五、网络出版的前景
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理念、运作模式及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它不仅是一种新技术,也是一种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更是未来出版发展的大趋势。
1.网络出版的商业前景
由于网络出版程序简单,所需设备、技术手段都不复杂,从而使出版成本非常低廉。加上网络出版物所附带的查询、多媒体流动、交互等多种功能,吸引了大量读者。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完善,网络出版的成本会继续下降,因此它具有异常广阔的商业前景。
2.网络出版的技术发展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出版将与人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对人类生活的渗透越来越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远的将来,现在的网络将依靠近地轨道卫星系统实现互动式网络信息传递,从而使网络出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5W出版,即任何人Whoever,在任何地点Wherever,在任何时间Whenever,与任何人Whomever,采取任何方式Whatever的出版。
3.“内容产业”的兴起带来更大发展机遇
2000年1月美国时代华纳公司与美国在线的并购,不仅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结合,更标志着世界产业格局的转变以及“内容产业”(contentindustry)的兴起。
内容产业的实质是各种出版物在因特网上直接创作、编辑、生产制作及传递,出版物内容减少了对载体的依赖性。因此,书刊业、报业、广播业、影视业、音像业等相互间的界限开始逐步融合,传统出版业以单媒体形式划分产业的格局开始被打破。
网络传播对我国传媒生态带来挑战和冲击，给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给我国传媒生态带来了很大影响，这需要我们改变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网络传播影响媒介生态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影响到我国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数字化浪潮下，我国报纸、电台、电视节目、杂志等传统媒体也纷纷与网站融合，寻找发展空间。从全国性报纸到地方性报纸，从综合性报纸到专业性报纸，都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或大或小的步伐，报纸的阅读终端越来越多样化。二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对新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从原来的“单打选手”走向“全能选手”。网络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渠道在增加，时效性更强，信息形态呈现多媒体化趋势。三是网络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平台，更是民意聚集地，意见交互平台。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传播方式，有着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新特征，给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网络传播给新闻传播实践带来新问题
网络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我们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以及传播者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探索，给《网络传播概论》课程的教与学都提出挑战。截至2010年6月我国网民达到4.2亿，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批准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共190家，其中新闻网站150家、商业网站40家。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龙头、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商业网站积极发挥作用的互联网新闻传播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网络电视台于2009年12月28日开播，融电视特色与网络特色于一体的多功能、多语种、多终端的传播平台，是各种功能、内容、终端的集大成者。
《网络传播概论》的“教学手段要多媒体化、网络化、现代化，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接触互联网，实现开放式教学”，通过验证性、综合性、研究式、制作式实验，通过学生自己的接触、总结与思考，提高学生对网络传播规律与特点的认识。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强调通过学生充分的网络接触和体验活动，通过素材搜集整理和分析、数据统计分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探索活动，形成自己对网络传播特性、传播规律、社会影响、发展趋势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
研究性学习的组织安排
（一）学习内容设计
《网络传播概论》主要是从网络传播的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出发，对网络传播的现状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为构建网络传播学奠定基础。该课程在理论层面主要探讨了互联网的发展历史、网络传播的技术基础、基本原理和特性、宏观效果、管理与调控及网络传播中的受众；在实务层面主要探讨了网络新闻业、出版业、广告业及在线艺术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网络传播概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实验教材。针对《网络传播概论》教材的具体内容，我们自行设计实验项目有：门户网站比较分析；政府网站和商业网站比较；商业信息传播研究；网络论坛的管理与互动组织；网络新闻专题分析；对新时期新闻工作者角色的反思；传统媒体微博传播特点、功能研究；网络新闻评论；网络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议程设置或沉默的螺旋等。
（二）研究要求
围绕实验项目，组织学生认真浏览查阅网站，做好相关记录，搜集素材，特别是经典个案，然后形成自己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理解网络环境下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化，把握数字化浪潮下信息传播工作的发展趋势。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掌握互联网时代新闻工作的变化和要求，提高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业务能力以及与用户互动沟通的能力，提高网络媒介素养。
（三）研究步骤
1.选好学习内容，明确实验目的，做好准备。2.做好方案规划，确定实验范围，选择某一个或几个网站。3.网站浏览，做好记录，搜集素材，收集好资料。4.通过观察、比较、统计，得出结论，撰写实验报告。5.老师批阅、讲评。
学习效果举例：
关键词：学报；传播者；信息；受众；反馈；媒介
传播学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而且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仍在不断扩大，可以说人类任何的信息传播都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围。美国传播学者、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指的就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和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以及现在的新兴媒介――互联网。高校学报是以反映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最新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这就决定了期刊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特性。
传播学是关于信息传播规律以及人与信息、媒介之间关系的学问。我国传播学家张隆栋教授较早对传播学进行定义：“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学科。”郭庆光教授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自从传播学建立以来，传播学研究者就对传播过程及其要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基本认为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反馈是每一个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传播过程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高校学报作为一种媒介，为受众提供的是科学的、系统的、专业的、深层次的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学报也遵循传播学过程及规律。
一、传播者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得以开展的首要因素，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主要起着一种交流社会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传播者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形式与方式。从学报的传播过程来看，学报的传播者包括提供原始稿件的作者、对文稿进行加工的学报编辑、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等几个方面，他们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是学报传播过程的开端。高校学报是由高校主办的、以反映高校教学与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反映高校教师整体学术水平、科研成果的一个窗口，担负着反映和交流高校科研成果、活跃高校学术思想的重任。学报价值的大小，是评价和衡量学报质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而学术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学报的主体，也即学报的传播者。学报质量和作者及编辑是密不可分的，学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学术理论水平、专业水平、写作水平，同样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只有高水平的作者，较高修养、学识、才能的高素质编辑才能有高质量的学报。邵培仁教授认为，传播者的特点之一是代表性，“职业传播者特别是新闻记者虽然也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但是，他一旦从事职业传播（进行采、写、编、导、传等），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代表一定的传播部门、传播组织、政党和阶级进行新闻传播活动。”［1］74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高校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交流窗口的学报也代表了高校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
二、信息
信息，也就是传播的内容，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互动的介质。从学报的内容上看，科技信息是学报的主要传播内容。高校学报的根本特点是学术性，如果没有学术性，学报就不能反映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也就失去了学报的价值，而学术性主要表现在所刊发的论文上，所刊发的论文就是传播的内容。质量是期刊的生命，而论文的质量是学报质量的关键所在，只有高质量的稿件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质量的高低反映出高校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编辑要运用所学知识，将作者稿件信息条理化、规范化、有序化，通过编辑、整理、加工和再创造，使信息得到调整、重组与最佳组合，从而提升论文质量，并且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学术关、编辑质量关，才能保证学报的质量。一份学报受到读者认可，不但要有较强的学术性，还要有高的质量。为了提高学报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权威性，那么在内容上就要尽可能的传递学术性、专业性强的信息。
三、受众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对象或者“目的地”，是传播过程得以开展的前提，同时也是积极的信息寻求者和信息反馈者。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表明，任何传播活动，都是针对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信息内容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受众得以体现的。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也是传播活动的源动力。学报的受众，也就是读者，即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高校的科研人员、部分行政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较大部分是论文的作者，作者在创作之前首先是读者，所以作者会以读者的角度向学报反馈信息。从这个层次来讲，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发行量是与学报的受众（读者、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报的受众，也即很多读者参与学报传播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新的科技动态信息，增加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为了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用文字符号在学报上表述出来，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得晋职资格；也是为了提高和锻炼自己的专业水平、知识结构、文字修养和写作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学报都是综合性期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栏目，这种千刊一面的现象，忽视了读者需求，对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学报甚至不考虑读者群体，仅仅从编辑、作者出发，很多学报成了教师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的工具，从而弱化了学报的学术性。“开展受众研究有利于推动高校学报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营造良好的学术争鸣的氛围。所谓‘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是指高校学报通过刊载学术创新的研究论文，服务于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作者及读者群。换言之，在学报的服务对象中，不仅包括作者，还包括读者（受众）。”［3］
四、媒介
“传播媒介是介于传者和受者之间，用以负载、扩大、延伸、传递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具有实体性、中介性、负载性、还原性和扩张性等特点。”［1］148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借以传递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学报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实体性，也就是学报的开本大小；中介性，也即介于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负载性，也就是学报作为媒介负载的符号以及通过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和意义；还原性，也就是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尤其是编辑将通过编码后的符号在受众――读者那里能够还原为传播者所编码的符号；扩张性，即学报通过信息传递将作者、编辑的思想、知识扩张后为许多人所共享。“目前，围绕科技期刊所进行的学术评价，一般表现在3个层面上：对科技期刊本身的评价；对科技期刊所载的论文的评价；对科技论文作者的评价。”［4］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报反映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学报本身、学报所载论文、学报作者都代表了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所以高校必须注意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反馈
反馈，指受者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众对传播者的反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反馈信息源。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有反馈的发生，学报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同样也有反馈的发生。反馈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信息，有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两种。积极反馈是鼓励传播行为继续进行的反馈，而消极反馈是影响或制约传播行为。“虽然受传者所发出的信息是在原来信息基础上产生的‘再生信息’，但它却可以决定某一传播过程或继续、或转向、或中止，是一种很具权威性的信息。”［5］学报的受众，即读者向传播者反馈信息，通过学报或者直接向作者反馈信息，或者向编辑反馈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必须重视读者的反馈信息，从而提高学报的质量以及在同类期刊中的影响力，从而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认知。
六、结语
从以上对于学报传播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报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学术信息传播的职业媒介，是反映高校学术研究、教学改革与科研成果的重要媒体。
但是由于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很多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长期以来忽视了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学报在学校中的地位还是教学辅助单位；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往往单纯依据论文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来判断论文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在本校学报的作者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给予较低的奖励和分值，这在教师中难免会产生误导作用，导致学术上的功利性，这也限制了教师对本校学报投稿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本校一些优秀稿件外流。很多教师因为职称评定、年终奖励而将优秀的稿件投到核心期刊，而将水平一般甚至质量很差的稿件投到本校学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本校学报的质量，那么作为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学报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本校的水平，从而也导致外界对于本校教学科研能力的认知。国家教育部也曾多次发文要求各高校必须把学报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要将学报工作置于同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同等的地位，“学报编辑人员是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应列入教学科研编制，享受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6］著名教育家王亚南曾指出：“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二是学报。”而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更是强调，“没有学报就没有学报最高的学术代表性刊物。没有学报便没有学校。”［7］因此，高校应该把学报作为科研单位来建设，把学报当作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重视学报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0.
［3］ 虞晓骏.高校学报受众研究初探［D］.学报编辑论丛，2006：267-270.
［4］ 闫玉玺.科技期刊出版的传播学特征［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97-300.
［5］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44.
关键词：英国 新闻传播学 教育 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1］Garnham Nicholas，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一、2010年传媒学术界关注了什么：基于高频词的传媒学术热点分析
词频分析可以归纳出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词汇的出现频率，通过统计高频词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我们对2010年度传媒经济的312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了词频分析，剔除无意义的虚词后共筛选出传媒经济研究的50个实词高频词（见表1）。
统计结果表明：
（一）媒介类型：总体上，四大传统媒介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新媒体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巨大，图书出版业位列第三，手机媒体成为研究新宠。
如果我们从媒介类型的角度将词义意义相近的热词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合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新媒体”、“互联网”、“手机”）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总词频数为218），但是对4大传统媒介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总词频数为356），是新媒体研究总数的1．63倍。当然，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绝大多数对于传统媒体的研究都是在新媒体影响背景下所做的范式转型、规则变化、操作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就单一媒体类别的研究而言，期刊（含科技期刊165）研究占据首位；网络（含互联网）的研究居第二位（114）；而出版研究（含图书、出版社、出版业，共计112）则居第三位。传统意义上媒介研究重点的报纸（含报业，112）、电视（79）忝列其后；此外，手机媒体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49）。
（二）热点议题：出版因改制动作巨大而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第一议题；其次，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级议题。此外，在去年的学界视野中，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也是人们热议的研究主题。
如果我们将媒介类型之外的热词看作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的话，在将其按照词频数做三分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排列在学界热切研究第一阵列的有：出版、产业和市场；第二阵列的研究议题是：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与人们一般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政策上、实践领域大轰大嗡的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热度并不很高，比如：三网融合、转企改制、文化产业 、版权以及产业链等。此外，中国的媒介经济学研究在研究中国传媒经济问题时参照、借鉴最多的是美国的传媒业，同时也较多地借用了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
二、2010年学术界如何研究传媒经济：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课题组结合内容分析得到的统计数据，对2010年年度传媒经济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交叉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以期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定性研究为主，重视个案分析和调查研究
2010年年度的传媒经济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数量是定量研究的2．7倍。有学者曾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方法处于绝对主导地位（80．8％）而定量研究很少（15．6％）”??。相较而言，传媒经济的定量研究量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水平，更偏重于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量化性。
在定性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个案研究法（34％）、文献分析法（16．1％）为主，而新闻传播学则更偏重于文献分析法（38．2％ ），这说明传媒经济更加重视对个案和典型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调查法（60．4％）、内容分析法（18．9％）为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引入了模型分析（18．8％），而新闻传播学中内容分析法占据显著地位。与新闻传播学相比，传媒经济研究更注重于大量实际数据的收集，研究难度与研究投入较大，但在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方面，仍以简单的频数（13．3％）、描述统计（55．6％）为主，数据的深入挖掘和解析有待提高。
（二）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视角占主流，技术成为关注焦点
2010年年度涉及学科交叉的传媒经济论文有105篇，学科交叉论文比例为34％，与经济学（69％）、管理学（25％）的交叉最多。由于传媒经济构架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因此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传媒经济问题的基础理论，较常用的研究视角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2010年传媒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学视角最多（45％），其次为微观经济学（41％），制度经济学（9％）、宏观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7％）涉及较少。
经济、技术、制度是影响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及宏观环境对传媒业影响的论文有143篇。数字化、三网融合、电子书、微博等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的爆发使技术（33．6％）成为对传媒经济研究涉及最多的宏观领域，整体的经济形势（经济29．4％）和政府规制（政治26．6％）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因素，而传媒经济对社会因素（10．5％）关注不多。
三、年度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图1是对2010年入选的所有传媒经济学科的论文的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做的社会网络分析，使用的软件为NetDraw2．054版本。
（一）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地带：传媒经济研究分层明显
结点（node）大小表示的是度数（degree），结点每与另外一个结点发生一次联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流入还是流出）即为1度，结点越大表示与别的结点之间的联系度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传媒、出版、融合、广告等为今年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每两个结点之间线条的粗细程度表示的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度，两个结点之间的线条越粗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从上图可以看出，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科技―期刊、植入―广告等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很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传媒经济学科研究的兴趣和前沿。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对关涉的关键词进行了K－cores分析，不同结点的颜色代表意义不同，可以看出，整个网络有三层构成：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地带，红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核心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传媒、出版、融合、模式、营销、整合、数字、出版、媒介、改革、体制等；蓝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中间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广告、报业、手机、集团、转型、三网、竞争力等；黑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边缘层，包括制度经济学、风险投资、电子阅读、关系社会等，说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还主要基于传统议题的基础上，对新的研究议题和对象的扩展度不够。
（二）研究热点：微博客、植入广告、媒介融合
由于2010年年度的论文很难以被引用的次数（一般而言，论文被引率高点发生在发表后的3―4年）来判断其重要性与关注度，但从CNKI的下载频次多少这一指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某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及其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被关注程度。一般而言，下载频次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关注程度高，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以下为下载频次在300次以上的论文，共18篇。??（见表2）
结合前文词频分析的结果、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以及18篇高下载频次论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媒体热点是微博客。表2论文中以微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3篇，平均下载频次为736次，并且“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 下载量超过了千次，此外还有众多论文从微博媒介性质、盈利模式、营销应用等方面对这一新的媒介形式展开了研究。本年度媒介产业的研究热点是媒介融合，3篇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章下载频次为352，并且“媒介融合”一词出现的词频也达到了52次，三网融合背景、产业视角和综述性回顾是本年度媒介融合研究的亮点。2010年年度广告方面的研究热点是植入广告，2篇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为457次，对新的植入方式的探究和对其广告效果的评价研究使植入广告的研究趋于成熟。此外媒介规制与体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及传统媒体的转型研究等传统仍旧是传媒经济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注释：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项目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喻国明主持，本文由宋美杰完成初稿，喻国明修改并定稿。本文中内容分析部分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由宋美杰、刘佳莹、许子豪、朱尔皓、陈瑾、陈宇完成，李彪对于本文的社会网络分析图的形成也有贡献。
??本文选取了2010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核心期刊15本，辅助以2008年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G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期刊15本，30份期刊消除重叠后获得了样本选取期刊：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当代传播、出版科学、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广告大观、现代广告、新闻爱好者、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记者、中国报业、电视研究、传媒观察等。选择以上期刊中已经被CNKI收录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23日）2010年度全年的与传媒经济研究相关的论文，此外以传媒经济、传媒业等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搜索，获取了未在以上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论文为研究的初步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会议消息、研究随笔等性质的文章，共获得有效论文312篇。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Dong， Tiance，Chang，Daol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 Tak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2000－2009 as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7． （in Chinese）］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其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北美主流传播学派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期间所做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传播学史上对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键词 传播学 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 科学精神
一、传播学史上的首次方法论冲突
1、客观准备———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迁移“二战”前夕，法西斯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因此传播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得不大规模转移。美国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战前迁移的唯一去处。
1934年，社会研究所的学者们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几次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霍克海默于该年5 月首次赴美,除了1932 年因受邀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授课已去往美国的弗洛姆之外，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都在1934 年先后抵达美国纽约。这批最早转移到美国的学者当中唯独少了大名鼎鼎的阿多诺。而传播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冲突正是集中体现在了阿多诺的身上。
2、主观表现———定量与定性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之
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广播有关的大项目,称之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其全称为“广播对于各类听众的实质价值”。这一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总体经费为6.7 万美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中来看，毫无疑问是一大笔钱。阿多诺因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赏识，这一项目也正需要像阿多诺一样的“学术明星”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社会研究所也正想送阿多诺来美国。因此，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阿多诺成功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来。
合作伊始，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就这次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针对经验研究问题”，二是“针对这一领域工作的实际执行”。而阿多诺似乎也与拉扎斯菲尔德达成了共识，他写道“我的理论态度并不厌烦经验研究。”
这一项目最后的代表性研究是哈德利·坎垂尔主持的“火星人入侵”恐慌性反应研究和赫塔·赫佐格主持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研究。这两项研究均被选入传播学经典《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些都是经典的实证研究。
而阿多诺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聆听的退化》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前文所述的代表研究截然不同。前者是定量的、实证的、经验主义的，或被称为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研究，而阿多诺的研究是批判的、定性的。同时，阿多诺对整个项目的工业化色彩、市场化倾向、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
诚然，这些质疑在某种程度的确暴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弊端，但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三个主要反对意见，一是“你不应该详论你自己陈述的逻辑取舍，这样结果就是，你所说的很多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根据的、有偏见的”；二是“你对经验研究工作没有充分的知识，但却以权威的语言来写，这样，读者就不得不怀疑你在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权威性”；三是“你攻击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经质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却清楚地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二、科学与人文之战
1、直接原因———背景与传统的导向
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冲突的直接原因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博士，而拉扎斯菲尔德是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是很明显的，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丰富的文化遗产，较有可能孕育学术精英意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没有过多的人文负担，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这也是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温床。
2、根本原因———科学与人文的差异
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冲突,笔者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为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传播学的性质问题：传播学是否是社会科学。这至今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存有争议，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一派学者将传播看做一个过程，被费斯克称为“过程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重文化语境的“符号学派”。两派的研究路径对传播学学科而言均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1、“科学”的定义及特征
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厘清方法论冲突的症结尤为重要。从词源上讲，英文的“science”和法文的“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识”与“学问”，这引出了对科学的第一重理解，即作为某种知识的科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更接近于“分科立学”，即一种体系性的知识。《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这样界定科学：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研究的特征。一是实证性，即必须通过经验观察与验证；二是客观性，即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三是明晰性，即对研究对象有明晰的界定。而通俗地讲，科学研究的目的也即，一是描述“是什么、怎么样”；二是解释“为什么”；三是预测“会怎么样”。
2、“人文”的界定及描述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这样界定人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则界定为：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那些学科。《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又界定为：相对于科学或科学学科的学科。很显然，大部分定义都没有直面问题，而采取反面定义的方式。经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叶朗就人文学科的问题曾发表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描述性的界定：
（1）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和文化世界（外在的）；
（2）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是统一的。从内容来说，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3）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不同，它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它要包含价值导向；
（4）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上述描绘并不能严格对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从两者的界定上来看，我们仍然能较为清晰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中理论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差异。
前者要求理论具有解释力、预测力，更要具有启发性、内部一致性、可检验性和简洁性；人文研究理论则要求能提供新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其最刚性的标准不在于它能否检验，而在于能否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具有某种美学吸引力。
3、相辅相成———“科学”与“人文”的博弈
今天看来，“科学”和“人文”的博弈已不再显著，且早已不能简单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区分。尽管如此，新闻传播学科下仍有不少分支面临着方法失衡的问题。曾有学者对国内五本最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自1990 年以来关于传媒经济的论文作了内容分析，得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存在落差的结论，并指出“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偏重定性分析”。应该说如今的研究学者少有固守一种研究方法拒不接受甚至攻击其他方法。在现在的传播学研究中，学者通常会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批判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相辅相成。
即使在最初的方法论冲突中，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他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也是定量研究。而拉扎斯菲尔德的《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以较为公允的口吻就不同的方法论展开论述。
回归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者们究竟继承了哪些科学的精神内核仍值得我们关注。
三、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是实践主体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有赖于长期的科研过程与科学实践，并与某种学术共同体制度化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相统一。
这里首先需要检视的两个误区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与科学主义的盛行。对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当代社会的人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而忽略了“人”自身。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新闻传播学界饱受业界的歧视与轻视，即新闻传播学对研究工具的过度依赖，缺乏广度和深度的数据作为科学的代名词登陆各大学术期刊，体现的正是学术圈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对话语权的占有，致使研究成果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关系最基本的阐释力。
科学主义正是在对科学理性的崇拜背景下诞生的。“科学主义虽然看到了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对科学功能的价值的肆意扩大，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于研究者而言，更为致命的是，“科学主义则是人们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简单地搬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是自然科学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泛化。”
但科学精神凝结到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价值仍然是巨大的，这时的科学也并非作为知识和学科的“科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使用的科学涵义。它要求传播科学研究不仅要熟练掌握统计方法，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经典文献并追踪国际前沿期刊、文献；同时要求传播学人文研究不仅要广泛阅读一切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人文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乃至部分自然科学著作，也要求研究者在培养洞察力的基础上注重逻辑思维训练。两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风格都秉持着一般性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当下与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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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希伦·A.洛厄里等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④约翰·费斯克著，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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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乔延鹏，《自由、理性与创新———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D].吉林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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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石义彬、周劲，《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