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5 23:21: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安徽省总工会生活部：
兹转去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工会函一件。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到企业工作后，有无试用期和如何享受劳动保险待遇的问题，经与劳动部工资局、劳动调配局研究后认为：上述学生凡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企业工作的，在见习期间，应作为正式工作人员看待。他们的劳动保险待遇应与一般工人、职员同，不能按试用人员、临时工的待遇处理。至于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九章规定中的“试用人员”，是指企业通过劳动部门从社会上招收录用人员时，定有试用期的人员而言的。
请答复他们。
买断工龄是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安置富余人员的一种办法，即参照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等条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经企业与员工双方协商，报有关部门批准，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员工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解除企业和富余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把员工推向社会的一种形式。按照目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买断工龄”是国家政策法规明令禁止的，如果仍有企业在通过“买断工龄”的形式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说明这个企业没有依法为其员工缴纳社保，员工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行政主管部门也应当依法对企业进行制止和制裁。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一般工龄系指工人职员以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作时间而言。计算一般工龄时，应包括本企业工龄在内。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一至四级工伤 职工待遇 衔接 设想
关于一至四级工伤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享受的待遇问题，一直困扰着从事工伤保险工作的实践者，而更令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始终不能统一的观点就是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是否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问题。因为这都涉及到了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在法定退休年龄前后的待遇衔接，关系到了这类人群的社会保险权益，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保障水平。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达成共识。
一、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待遇衔接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标志是1951年2月原国家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这部法规主要包括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内容，初步形成了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体系。1953年1月，国务院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同年1月，原劳动部制定出台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工伤保险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对因工负伤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按月支付给职工因工残废抚恤费，具体标准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工作而退职后，饮食起居需人扶助者，其因工残废抚恤费的数额为本人工资75%，付到死亡时止；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工作而退职后，饮食起居不需人扶助者，其因工残废抚恤费的数额为本人工资65%，付至恢复劳动能力或死亡时止，恢复劳动能力后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给予适当工作。这种规定基本上构成了对因工负伤被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职工的制度框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起着积极的作用。
1978年5月，《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将因工致残且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纳入退休范围，并提高了相应的待遇，同时增加了护理待遇。主要是：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90%发给退休费，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给一定数额的护理费，标准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饮食起居不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标准工资的80%发给退休费。《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与《劳动保险条例》相比，不仅提高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职工的待遇水平、确立了劳动能力的确认程序，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职工纳入退休范围这一制度设计。
1996年8月，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确立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制度，并在全国逐步推开。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的，应当退出生产、工作岗位，终止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发给工伤伤残抚恤证件，并按月享受75%-90%的伤残抚恤金。第一次明确了一至四级工伤职工退出生产工作岗位后，按伤残级别享受伤残待遇的规定。
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010年10月，《社会保险法》颁布。2010年12月，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68号，下称《条例》），对工伤保险的相关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对于一级至四级的工伤职工，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月享受75%-90%的伤残津贴。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从工伤保险的发展历史看，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后，其享受的待遇的称谓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从1951年的退职享受残废抚恤费、1978年的退休享受退休费、1996年的退出工作岗位终止劳动关系享受伤残抚恤金到2003年的保留劳动关系享受伤残津贴。从立法技术和逻辑上讲，2003年的《条例》不仅享受待遇的概念科学，用语精确，而且制度体系更加严密，但把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享受的待遇分为退休前和退休后，却没有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后的伤残津贴、养老保险待遇衔接问题作出制度设计，以致成为工作实践中的难题。
二、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是否应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争议
《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但对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是否应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没有规定。因此，在《条例》颁布后，对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是否应该缴纳养老保险费一直存在争议，实践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各地也有着不同的地方性规定。
一种观点认为，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应该缴纳养老保险费。如，北京市2007年规定：由用人单位和工伤职工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养老保险费直至退休年龄，2007年4月1日前中断缴纳的，按照历年伤残津贴基数予以补缴。又如，浙江省规定：2004年1月1日以后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继续参保缴费的，应从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按规定参保缴费；退出工作岗位至2007年12月期间可以视同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但不补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陕西省、贵州省也作出了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应当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类似规定。这种地方性的规定，有其一定的法律依据。因为《条例》明确规定，一至四级工伤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原享受的伤残津贴高于养老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既然办理的是退休手续、享受的又是养老保险待遇，理应履行养老保险的缴费义务。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至四级工伤职工不应该缴纳养老保险费。四川省规定：从《条例》中有关工伤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内容上下文连贯性分析，一至四级工伤职工不缴纳除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外的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是立法本意，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保机构必须按规定执行。又如，山西省规定：已经参加过养老保险且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的，按照《条例》的规定执行；不符合领取条件的，一次性返还给个人缴费部分，继续领取伤残津贴；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达到退休年龄时，继续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江苏等地在实践中也有不予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规定。持有这种观点的地方认为，《条例》只规定了一至四级工伤职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养老、生育等其它社会保险费没有规定，按照合法行政原则中“法律保留”的原则，不缴纳养老保险费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由此可见，对《条例》不同的理解，导致我国各地对一至四级工伤职工是否缴纳养老保险费规定不一，达到退休年龄时其享受的待遇也有较大差异。更为紧迫的是，在2004年1月1日前基本不存在一至四级工伤职工享受待遇的衔接问题，但在2004年1月1日后，由于政策的模糊性导致各地执行标准不一，甚至大部分省市还在等待观望，期待国家对该问题作出统一规范，致使相当部分的一至四级工伤职工至今仍按原标准享受待遇。
三、待遇衔接的法理分析和设想
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待遇的衔接问题，笔者在2006年《中国劳动》第12期发表过不应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观点，可笔者更期望在2010年的《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中加以明确，但事与愿违。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经过多年的思考，作出了法理分析和设想。
1.《社会保险法》、《条例》的表述差异，使我们从迷茫中找到了政策支持。《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应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和应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规定；《社会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工伤职工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补足差额。”《条例》与《社会保险法》对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和差额补足的规定表述是一致的，但也有细微的区分。一是《条例》第三十五条表述“一至四级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该规定不仅强调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且还有办理退休手续的构成要件；而《社会保险法》第四十条表述的是“工伤职工符合领取养老保险条件的，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该规定只强调了符合领取养老保险条件的要件，并没有强调要办理退休手续。这种表述区别表明，《社会保险法》与《条例》的规定相比，其“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范围要大。二是《条例》第三十五条的适用范围是“一至四级工伤职工”，《社会保险法》第四十条的适用范围是“工伤职工”，这也表明《社会保险法》的范围还包括五至六级的伤残职工，因为按照《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五至六级的伤残职工，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也可由用人单位按月支付享受伤残津贴，并应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因此这种表述的差别，意味着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范围限制在了很小的空间，也就是说，《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范围是特定的，正因为“特定”，才没有规定该范围的工伤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
2.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上位法支持。在刑法上，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民法上，有“法无规定即自由”的民法原则；而在行政法上，则有“有法不可违”、“无法不可为”的行政法原则。而《社会保险法》、《条例》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应该按照行政法上合法行政的原则去要求。因此，在没有上位法支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能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体现了对行政机关 “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基本要求。既然《社会保险法》、《条例》都没有关于一至四级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规定，那么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要求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规定和做法都是违法行为。
3.从养老保险的原始设计出发点看，也没有政策支撑。养老保险费是以劳动者的工资或劳动所得的一定比例来缴纳的，保证的是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而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享受的是伤残津贴，并非劳动所得，用津贴来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政策支持。
4.从养老保险金替代率来看，到达退休时享受的津贴一般情况下要高于养老保险待遇，若让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不仅增加负担，而且没有客观必要。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2013年9月，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测算，数据显示，养老金替代率2002年为72.9%、2005年为57.7%、2011年为50.3%。即：2002年、2005年、2011年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是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的72.9%、57.7%、50.3%。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一个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正常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职工2011年受到了四级伤残，其应享受的伤残津贴为本人工资的75%，而办理退休手续后，其应享受的养老保险金则为50%；而在实践中，每次工伤保险待遇的调整幅度都要高于养老保险待遇的调整幅度。因此，如果该类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的伤残津贴与其办理退休手续后养老保险待遇的差额会随着受伤年龄的降低而增大。从历年养老金替代率的变化看，一至四级工伤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是不合理的。
相反，如果一至四级工伤职工在保留劳动关系期间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么会产生一些新问题很难解决，如：没有参加过养老保险的职工达到退休年龄时如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养老保险费缴纳累计没有达到15年，其在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后，是否还需要继续按照标准支付伤残津贴？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如何操作，是一次性补足，还是分年度补足？真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笔者对待遇衔接问题作了“一揽子”设想，建议在《条例》中增加以下两款内容，以解决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托育服务；政策；社会治理
现代职业制度使得许多家庭在育儿和工作中处于两难境地。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和全面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未来家庭对托育公共服务的需求会极大增长。构建完备的托育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家庭平衡工作与育儿之间的矛盾，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议题。
一、公共托育服务的价值理念
儿童照顾及政策是最能帮助透视家庭和国家关系的重要窗口。20世纪中叶以来，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是传统由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责任逐渐释放出来，或多或少迈向“去家庭化”的阶段。
完备的托育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和需要担当的公共责任。对国家而言，家庭生育问题既是具有私属性的个人事务，又是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公共事务。明确政府在托育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是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客观需求，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系统完善的支持家庭维系与发展的政策法律措施，让许多原本下沉到家庭的责任，如儿童的托育照料等，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担，帮助家庭减少育儿压力，是提高人们生育意愿，实现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公共托育政策的演变
儿童照顾已从传统的家庭功能演化为一项需要公共调控的活动，并且如何提供照顾影响到一系列社会安排。
从建国初到90年代中期，国家发展托幼服务的基本路径是以工作组织（单位）和生产组织（公社、生产队）提供为主体，政府和互助组织提供为补充的投入模式。在195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中，将城市社会的托幼服务作为职工集体福利项目在劳动法规中确立下来。1955年国务院了《关于工矿、企业自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规定》，要求各工矿企业单独或联合创办托幼机构，以解决本单位职工子女入托入园的需求，经费由各单位列入财政预算。1958年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农村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可见，在这一阶段，我国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工作组织和生产组织以集体福利形式提供托幼服务的格局。国家负担了托幼服务的绝大部分成本费用。
1995年的《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改革现行幼儿园收费制度”，确立了托幼服务由公共提供占主导向由公共和私人市场共同提供的发展原则。由国家直接或间接资助的托幼服务逐年减少，而私人市场提供的托幼服务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0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5年要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更是加快了托育服务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在这一阶段，尽管入园幼儿的数量在逐年递增，但公共财政的投入水平持续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这些有限的财政经费主要投向公办幼儿园（主要是教育部门主办的幼儿园），其他类型的托幼机构几乎没有获得公共财政的支持，完全依靠家长支付费用。
2010年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适龄儿童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落实各级政府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为此，托育服务再次向公共服务转变的原则确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确立了政府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思路。
三、公共托育服务的现实困境
以上海为例，据2015年上海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委托上海市学前教育研究所开展的“上海0～3岁儿童早教需求、服务指导状况及监督状况”的调查显示，67.5%的0～3岁儿童家庭有入托需求。而上海市的托育服务资源基本集中在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针对0～3岁儿童的入托服务、临时托管服务等则是凤毛麟角。不仅0～3岁儿童家庭，3～12岁儿童家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孩子放学时间和父母下班时间之间存在着空挡，使得放学后的儿童经常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寒暑假则更是如此。2014年，市妇儿工委委托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开展的“十三五”时期上海儿童发展需求调查显示，被调查儿童中30%以上遭遇过无人照顾的情况。
公共托育服务供不应求加剧了人们对于孩子“有人生无人养”的问题的担忧，从而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四、公共托育服务的政策建议
1.出台有关公共托育服务的法律。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应先出台关于公共托育服务的相关法律，确立以教委为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监管主体，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公共托育服务的质量要全面受到政府规范。尽快由地方政府牵头，积极协调社会资源，以及公民参与审议，研制各地的托育机构管理规范和托育公共服务标准。
2.增加公共托育服务的可得性。
完善针对 0～3 岁儿童的托育公共服务，帮助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家庭解决后顾之忧。学龄前儿童在家庭成员以外的受照顾形式，主要有托儿所、幼儿园的照顾、以及雇佣家庭保姆。可以增设社区化的、公设民营或公民共办，以及企事业单位自办等形式的托幼所，只要符合政府规定的标准，规范办学。
丰富3～12岁儿童的公共托育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针对放学后无法立刻回家的儿童，在幼儿园和小学现有设施的基础上，提供放学后的托悍务，并鼓励学校针对这部分儿童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此外，除了全日制的托幼机构和学校，应当根据家庭的实际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临时托管、寒暑假以及节假日托管等服务。发挥社区的力量，规范并鼓励社区范围内家庭式儿童托育服务，并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设立儿童托育设施。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托育服务，满足家庭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政府相关部门予以监督规范。
3.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可负担性。
从供给侧来看，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根据人口趋势，合理布局公共托育资源，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也要发挥好社区作用，以及鼓励各单位提供员工托育场所与服务。并且鼓励公私部门发展信任的伙伴关系，例如公设民营。学龄前儿童照顾服务可以由政府出资、并在专业的管理体系监督之下，委托给非营利机构或地方性私营业者成为服务供给者。但是非营利机构必须将一定比例的收托对象，保留给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而且收费标准维持在政府监督与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总之，倚重市场机制来补充公共支出的不足、增加服务供给的多样性、引进竞争原则以提升质量、保障以及增加服务的弹性，满足家长的选择权。
中央或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段，负担一部分的托育费用，减轻或分担家庭使用公共托育服务的支出负担，如：对于三岁以下小孩的的家庭，可以采用育儿补助的方法，包括津贴给付、税收减免、发放教育券及困难家庭的全免政策等。让更多家庭可以就近享有便捷、平价、优质的托育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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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6年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工会研究课题“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师权益保护研究”（2016GHYJ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