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9 20:06: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经验总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煤矿20*年度“三个文明”建设、安全生产总结表彰会暨2009年工作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回顾总结20*年“三个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彰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全面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2009年重点工作，动员广大员工进一步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为建设现代化新*煤矿而努力奋斗！
下面，我向大会报告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20*年工作回顾
20*年是*煤矿困难最集中、任务最繁重的一年，也是*煤矿发展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一年来，在集团公司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员工克服生产条件差等困难，扎实苦干，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一、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1、原煤产量完成*万吨，较计划*万吨增产*万吨。
2、掘进进尺完成*米，较计划*米超掘*米。
3、商品煤销量完成*万吨，较计划*万吨增销*万吨。
4、商品煤灰分完成*，较计划*降低*个百分点。
5、可控成本完成*元/吨，较计划*元/吨降低了*元/吨。
6、全员实物效率完成510吨／人·年，较计划492吨／人·年提高28吨／人·年。
7、利润完成了集团公司下达的指标。
二、20*年的主要工作
（一）强化了以“一通三防”为重点的安全管理，本质安全矿井建设有了新突破
紧紧扭住瓦斯治理这个“牛鼻子”不放松，采取立体综合治理措施，2521㈠工作面瓦斯治理取得较大成效，实现了安全开采；启动了中央风井主扇，停止了南二主、辅扇运转，先后*次调整了矿井通风系统，消除了*条挂牌管理的重大安全隐患，矿井安全可靠度进一步增强；加强了矿井火区及高温异常点的监测、监控，严格落实灌浆、注胶等防灭火措施，全年约注浆*万m3、复合材料107吨，巩固了防灭火成果；建立健全了本安体系体系文件，修订完善了*余项安全管理制度，举办各类培训班288期，培训员工*人次，夯实了安全管理基础；强力开展了质量标准化和文明生产大整治，矿井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严格落实各项安全责任制，加强了安全目标考核，对“三违”进行了升级管理，全年共查处“三违”*多人次。
（二）加强了生产运行管理，实现了均衡稳定生产，现代化矿井建设有了新进展
痛下决心先后*次对4521㈤综采运顺两巷进行维护，恢复了正常生产；超前准备，精心组织，安全顺利完成了2421㈡综放工作面回收，封闭近*，消除了*条严重角联巷道，使全矿角联巷道减少了*，进一步简化了生产系统；采取强制措施，实行设备包机制，确保了必要的设备检修时间,设备检修质量及开机率不断提高，有力地保障了生产；通过优化支护工艺，改回顺锚网支护为架棚支护，使得2521㈠工作面巷道掘进单进水平由*米/月提高到*米/月;首次使用无轨胶轮车进行工作面安装，仅用13天就完成了安装任务，比原来的安装方式提前了近20天，极大地提高了安装质量和效率,为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强力推行精细化管理，严抓细管，实现管理提效，企业管理水平有了新提高
加强成本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大修旧利废工作力度，从审批、发放、保管、回收、复用、考核等各个环节严格控制材料支出；根据市场需要，采取加大筛选和人工加工等方法，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煤品种与规格，全年增收近200*万元；加强了制度建设，制定了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修订了*多项管理制度，各项工作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经营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四）整顿干部队伍作风，增强了干部的危机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执行力有了新增强
以培育“深、严、细、实”的工作作风为目标，结合瓦斯治理、通风管理、安全管理、质量标准化整治、作风建设等重点工作，对责任心不强、执行力不强、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名干部进行了调整；大力开展效能监察，通过早会、生产调度会、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已安排事项进行日跟踪落实，对重点事项、急办事项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重点跟踪督查，促进了执行力提高；在全矿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准军事化训练，训练员工*人，进一步提高了员工的团结协作、奋斗拼搏精神。
（五）加强“四好”领导班子、党建思政工作，“三个文明”建设有了新成绩
突出了思想教育、形势教育和观念更新，使两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执行力明显增强；以作风建设为根本，狠抓了廉政制度建设、廉洁自律教育、效能监察三个环节，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巩固和发展；深入开展了矿务公开和职工代表巡视等活动，职工知情权、民主管理权得到了保障，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在民族统战工作中始终做到了对少数民族员工政治上领导、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矿荣获了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六）推进“两堂一舍”等民生工程，关心员工生活，矿区环境发生了新变化
投资近600*万元，对大武口居民点小区、矿区街道路面及民用瓦斯利用等进行了改造；投资*万元，新建了*座职工食堂并对*座职工单身楼、*座职工住宅楼、*座福利楼进行了维修改造；实施“送温暖工程”，为*户特困职工家庭送去帮扶款*万元，为*户困难户发放慰问金*万元，为*户贫困家庭子女发放“金秋助学”金*万元。
当前的形势任务分析
2009年是*煤矿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9年的工作目标任务完成了，2010年就会迎来新的辉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从历史经验中去总结得失成败，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中汲取发展的营养，镕古铸今，真正了解矿情，把握矿情，才能为企业的未来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总结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历史阶段，总结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与时俱进，非常重要。
一、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历史的辉煌（*～20*年）
*煤矿始建于*年7月，*年11月局部移交生产，是一座有着*多年历史的具有光荣传统的优秀企业，在宁夏煤炭工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曾树立了标杆和榜样。40年来，*煤矿共生产原煤*多万吨；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51项（其中：国家级荣誉7项，省部级荣誉44项）；解决了*多人次的劳动就业；涌现出了厅级领导干部*名，处级干部*名；曾经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引进综采工艺并在西北地区创造了综采上百万的记录，第一个在全矿井实现瓦斯抽采技术并进行综合利用，第一个在两强特厚煤层中引用综采放顶煤技术等等一系列成绩。
第二阶段：困难中奋进（20*～2009年）
20*年10月24日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被迫对全矿井进行封闭，直到20*年12月13日才基本恢复生产；事故造成9232m各类巷道遭受到不同程度地破坏，采掘抽接续失调，设备过火损坏严重，生产条件急剧恶化，质量标准化工作及其它基础管理工作严重滑坡，矿井生产同时受到水、火、瓦斯威胁。矿井安全技术改造工程于2006年4月开始立项并进行优化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为*多万元；全矿干部齐心协力，务实苦干，已基本完成了各项工程，达到了提高矿井防灾抗灾能力、优化系统的要求，为实现“一井一面”生产格局奠定了基础；南二、南四采区将于2009年彻底封闭，系统将最大限度地得到简化、优化。
第三阶段：再创辉煌（2010～）
截至20*年底，矿井剩余可采储量约为*万吨，按照*万吨/年的实际生产能力，还可开采*多年；从2010年开始，矿井将实现“一井一面”生产格局，矿井各生产系统最大限度地实现简化、优化，矿井防灾、抗灾能力进一步增强，矿井各项基础管理工作重新得到加强，井上下面貌、员工队伍精神风貌及矿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员工收入持续提高，文化建设、管理质量及机制创新有了长足进展，“三个文明”建设将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动局面。
二、主要历史经验总结
四十多年来，*煤矿历经风雨，有辉煌也有沉寂，有荣誉也有挫折。回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总结出*条宝贵经验，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煤矿、如何建设现代化的*煤矿指明了方向，将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这*条宝贵经验是：
1、培育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敢打硬仗、适应时展的优秀员工队伍是*煤矿事业胜利的永恒法宝。
2、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煤矿这个老矿井尽快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坚持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煤矿作为资源型煤矿企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4、切实履行好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是*煤矿作为老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5、统筹好、协调好安全与生产、资源与效益、矿井与矿区、发展与生态、员工与企业等五个方面的关系是*煤矿作为老矿井科学发展的主要内涵。
6、切实关心群众利益、紧密依靠广大员工办企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仍然是*煤矿在新时期条件下必须坚持的重要法则。
7、只有主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才能使*煤矿这个“老先进”在新的历史阶段赋予新的内涵，永葆先进本色。
8、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文明。要把三个文明统筹成一个文明，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任何人都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人，塑造人，服务人，提高人的文明程度，这是*煤矿作为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三、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分析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2006年1―6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1.3%的高点。下半年，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投资增速开始下降，至11月底回落到26.6%。不少评论认为这标志着投资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也有评论认为增幅依然偏高。由此引出了一个老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投资增幅是合理的、适度的呢？对此，我们很难看到正面的、直接的回答。
2007年投资宏观调控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依然是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同样的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对此，人们往往从优化的角度考虑，希望能直接从理论推导上或从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找到一个最优区间，然后以此作为调控的目标。然而，不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历史经验总结的角度看，尽管经济学家们付出了不少努力，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但由于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至今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可真正付诸政策指导实践的成果。
怎么办？不妨两条腿走路。考虑到继续按传统思路直接探索最优区间的任务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放弃以投资总量态势为调控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传统思路，将增长速度的“合理”或“适度”，定义为在一系列根据科学发展观设立的特定约束条件下（如物价水平、环境和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劳动安全保护、产业政策等）形成的自然态势。其含义是，只要满足了这些约束条件，实现的投资增长态势就可以看作是通过“合理控制”实现的“适度增长”。这样，我们就从试图直接确定投资规模合理增长之“度”转到确定各相关约束条件之“度”。工作的重点就不再是争取实现某个（我们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的）速度控制指标，而是力争实现那些可具体量化的约束目标或政策目标。显然，在新的思路中，本质性的要求是实现那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而我们所关注的投资总量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已还原为对整个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于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总量调控消失了，在新框架之下形成的投资增长态势，虽然只是一种作为自然结果的“副产品”，但它却是我们所定义的合理的、适度的增长态势。
按这样的方法去间接定义投资总量的“合理”与“适度”与否，人们可能还不大习惯。因为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它毕竟与传统的数量型指标不同，不像我们所熟悉的通货膨胀水平约束目标或医学上的体温标准及血压标准那样直接和简明。特别是在这样的调控框架下，由于投资总量的形成是由一系列长短期因素共同决定的，其“合理”或“适度”的增长态势也必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起伏不定，有较大的弹性，而且很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出现“令人不安”的“高速”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那该怎么办？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真能免于通货膨胀的干扰，能享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碧水蓝天，各项宝贵的自然资源能获得合理地利用，劳动者安全保护等约束条件均能得以实现，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投资总量，即使其规模比我们想象的合理值要大，增长速度比我们想象的适度值要快，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呢？在这样的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投资规模“失控”又能“失”到哪里去呢？
应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的确定，应决定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而不是投资总量调控的要求，即独立于投资总量变动态势。不管投资总量的变化态势如何，这些约束条件或政策目标都不应轻易改变。虽然在近年来的投资宏观调控中，我们一直强调要严把信贷和土地两道闸门，但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说那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和确保粮食安全的，而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则更是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长期战略方针。如果把这些约束条件的设立与投资总量态势变化相联系，随投资总量态势变化而变化，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就紧一点，投资增长慢的时候就搞一点通货膨胀，土地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以至于劳动安全保护标准也放松一点，显然有违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更进一步分析，如果把这些约束条件的设立与投资总量态势变化相联系，随投资总量态势变化而变化，则人们还是会问，到底什么是“合理”和“适度”，到底应当在什么样的投资总量态势下采取调整措施呢？这样，我们又不得不面临寻找最优值和不知何为最优值、但又要使投资总量达到“合理”、“适度”水平的挑战，实际上再一次回到了本文的起点。
2006年，在“投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各地根据中央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的决策对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背景是“投资增长过快”，但决策部门对这次清理却没有直接提出投资增长的数量控制指标，而只是从产业政策、项目审核、土地审批、环评审批、信贷政策、安全监管等六个方面提出了23项具体清理标准。这种只“重”约束条件的实现，“轻”实际增长速度的调控实践，应当可以看作是对“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之理、“适度增长”之度的一种新的把握，也体现了投资总量调控的一种新境界。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1可行性：档案管理具有先天的显性知识资源服务属性
档案是显性知识的典型代表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其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固化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因此，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存储着知识资源的档案无疑是最重要的显性知识。笔者认为，“档案”意味着它是最具有长远历史价值的显性知识。关系如下图1。事实上，人们寻找历史经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档案中获取知识。自人类发明文字以来，固化的记录就代替了口耳相传，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主要方式。虽然知识管理学者普遍认为，隐性知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隐性知识最终还是要依靠显性化技术成为文档，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和延续。单纯的隐性知识传播和延续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常常采取纸质的或数字的方式将那些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记录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档在知识管理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单位，如中国联想集团、海尔集团等，都会通过公司规章要求员工外出考察、培训、参会、研讨活动之后以及离退职之前，把相应的文档材料上交或做出总结报告。更为严格的某些公司（如IBM公司），会为每个人专门发放文档资料整理袋，用于放置所有相关工作资料，并由专人定期回收。这些方式都体现了通过文档控制企业知识财富的理念，以及文档资源的极端重要性。正如全球著名的IBMLotus公司在其企业知识管理软件产品白皮书中也说道：“文档是知识容器，是已经物化的显性知识，其中蕴涵了大量本企业的知识财产。适时地、不受地域和组织形式的限制获得基于文档内容的知识，正是知识管理的一个主要目标。”[1]除了在实践领域常常以文档记录方式传播延续人类知识财富以外，在知识管理界、档案界和企业界，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的密切关系常常引起诸位学者的研究和关注。如彭明彧认为，“文档管理系统是知识管理系统的重要基础”，“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终极目标具有平行性”，“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的运行方式具有并行性”，“知识管理和档案管理原则具有部分兼容性[2]。张斌认为，“企业档案是企业重要的知识资源，企业档案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3]。徐拥军认为，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在管理对象、管理目的、管理流程、管理技术等方面相近相通，二者可以相辅相成[4]。
2必然性：档案管理的终极追求与知识服务理念相契合
作为一种历史较为悠久的管理活动，档案管理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变迁过程。通过开展档案编纂或研究，封建时期，以服务王权为取向，近代时期，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但无论如何，基于档案内容而“提供服务”这一本质似乎从未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顺应新的时代需求，档案学提出了“后保管范式”，主张档案管理由载体保管向信息管理转变，“档案工作者由实体保管者向信息和知识的提供者转变”[5]。档案后保管范式本质上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6]，其目的和核心就是实现“知识服务”。这种追求体现了档案管理更加关注其信息资源价值，重视并强调应用档案显性知识提供知识服务的理念。这不也正是知识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吗？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层面，档案管理的知识服务理念也正在悄然兴起。如数字档案馆（室）的建设、电子文件中心建设。数字档案馆（室）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搭建起来的一站式档案知识服务平台，其以扩大开放、便于利用、最大限度挖掘档案价值、以多元手段服务用户为重要特征，经常采用的专题纪录片、专题展览、专题推送、在线参观、在线利用等服务形式，实质体现了知识服务的价值追求。又如，田湾核电档案的知识服务思路。田湾核电站是中国著名的三大核电基地之一，其将核电档案与设备、人员一起并列为公司工程建设和安全运营的三大支柱。田湾核电档案注重围绕档案承载核心资源、展现技术特色、控制工程质量、实现精细化管理进行全方位管理、开发、利用，注重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提高文档知识资源开发和深度利用，如建立了合理化建议库、技术专利库、科技论文库、项目案例库、经验总结库等各类型的直接服务于企业的知识库。通过实施ECM，成功建设了企业级内容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致力于为公司管理创新、经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服务。可以说，田湾核电档案管理理念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紧密结合实际的、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的知识服务典型。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布鲁斯•W•德尔斯泰恩（BruceW.Dearstyne）可谓一针见血：“文件管理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与知识管理非常相似———都是在需要的时候让人们能够得到所需的有关信息。这一共性意味着两者具有合作的基础。”[7]
3优越性：档案管理具有成熟的显性知识服务处理技术与流程
根据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及其相关的主要实践活动，有学者将知识管理分为行为学派、技术学派，经济学派和战略学派四个主要流派，并进一步指出，行为学派主要侧重对隐含知识的学习、创造和灵活应用。技术学派主要侧重对显性知识的积累、传递和方便提供。经济学派主要侧重对显性和隐含两种知识的积累、学习并最终完成价值发现。战略学派主要侧重对显性和隐含两种知识的积累、转化并最终完成包括价值发现在内的各种战略目标。[8]显然，档案管理与上述技术学派非常相似。从具体处理技术来看，档案管理作为一种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知识管理中的显性知识处理技术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如重视基于历史主义的来源原则、全宗思想、成熟的档案实体分类和档案内容分类技术、编码技术、检索技术等等。另外，档案管理注重“保存”的意识，也有利于知识的沉淀、积累以及后期的二次开发和利用。从具体处理流程来看，对比发现，知识管理（显性知识）的一般流程与档案管理的一般流程有较大的吻合度,阶段相似度非常明显。二者极其相似的环路闭合处理流程，并非巧合，而是基于共同的信息资源管理本质，基于共同的对知识（信息）的整合、创新和利用的管理目标。如上所述，知识管理的实施，必然涉及知识的产生/收集、加工、整理、存储、评价和利用等环节，这些具体的处理环节在档案管理领域已经发展了上千年之久。如何更好地收集信息源，如何更快速地处理信息，如何更准确地检索与利用信息，以及如何更长久地积累信息，档案管理的经验不可谓不多。正如塞里•休斯指出的：“文件管理者能清楚地理解组织的知识基础，而且长期涉及组织知识，他们可能比任何人更接近组织的智力资本。他们了解正在构建的信息、正在使用的信息、静止或休止的信息。他们明白组织中哪些信息是当前的，哪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9]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城市记忆工程、口述历史等，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要对历史中珍贵的隐性知识进行显性化，以实现永久流传。在此，档案表现出来的优势已经相当明显。而且，档案管理在知识（信息）流程化处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先天优势，可以让档案工作者在面对知识的任何时候想到的都是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知识处理与创新，而不是局部的单个的知识单元。在大数据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这种整体相关思想对知识创新和利用更是至关重要的。
4艰巨性：知识服务要求先进的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档案管理与知识管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本质、管理技术、管理流程、管理目标等方面虽有很强的相似性，并在显性知识处理技术和流程化知识加工管理方法等方面为知识管理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与此同时，由于二者产生的源流和时代背景差异巨大，知识管理仍然具有知识时代所赋予的诸多特色。就目前而言，档案管理真正走向知识管理还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为鲜明最为重要的无疑是技术与人才两大因素。知识管理产生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知识管理的实现建立于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的应用，并以其为重要特征，如元数据、数据库、文本挖掘、云计算、搜索引擎、信息安全、信息、信息推送等等。利用它们，从海量的信息中提取有价值知识，或主动提供多元化综合知识服务，常常是知识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这些新技术在目前档案部门较少得到实际应用。事实上，目前档案领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令人担忧。仅以电子文件为例，档案管理领域的计算机应用尚不能保证其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现实状况与理想需求之间差距不小。据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的调查，目前在文件形成机构的调查中，已经使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机构占79.6%，然而，只有2%的机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或模块）具有元数据捕获和对电子文件真实性的认证功能[10]。且不说这些档案信息化系统五花八门、水平参差不齐，电子文件的凭证价值尚难保证，何谈知识服务呢？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也一直是档案管理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我国档案职业的总体情况堪忧。与西方国家要求档案职业人员具有扎实的专业背景与丰富的实践经验相比，我国档案从业人员包含了大量的兼职人员，且无任何专业资格认证或准入制度，导致“档案从业人员的素质整体偏低，非专业化、非职业化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单位档案工作兼职人员大量存在，从业者整体素质不理想，文化水平较低；在部分单位，中专、高中以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档案人员占有相当比例”。[11]这样的职业群体显然与提供知识服务的人才队伍要求相差甚远。
5小结
听了两节课，感受颇深。
一节是七年级数学。一上课，老师就让学生把课本合起来，听老师讲例题。老师边在黑板上板演边问学生“是不是”？“对不对”？不少学生心不在焉地齐声回答“是”或者“对”。我在后面听课，看到两个学生在玩耍，三个学生在打盹，一个已进人梦乡，嘴角流着口水……，讲课老师仍然滔滔不绝地边讲边板书，三道例题写了满满一黑板，还不罢休，把例题擦掉，又板演了两道练习题。整个课堂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直至下课铃声响了，他才头上汗涔涔地走下讲台……。
课后，我问老师：“为啥让学生合住课本？”答：“学生一看例题大都会了，就不注意听讲。”问：“会了还要讲？”答：“不是所有学生都会了，这里学生基础差，不这样讲不行。”问：“你这样辛辛苦苦讲了一节，学生都会了吗？有的学生睡觉了，你看到了吗？”他一脸尴尬，无言以对。旁边的校长却说：“教师好好讲学生都不会，不讲就全完了。”
一节是八年级语文。一上课，老师就先出示小黑板上的学习目标，让学生高声朗读一遍，并根据学习目标，分小组带着问题读课文。顿时，学生很投入地开始朗读，教室里一片琅琅读书声。接着，各小组学生又开始围绕学习目标上的问题热烈讨论，老师在教室里检查讨论情况，不时加以指点。然后，各小组派学习较差的学生上台展示，出错的地方让优秀学生纠正，对每个小组展示中出现的错误，老师再重点讲解。最后又进行当堂训练，从检测情况看，绝大多数学生理解并掌握了所学内容。整个课堂学生不仅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而且思维活跃，踊跃展示，大胆发言，课堂充满活力，充满自信，充满阳光。
两节课，两种教学方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陷入沉思——我认为，教师应当是有良知的人，整天看着孩子们上课时候厌倦学习的痛苦，难道不为孩子们难过？不为自己的课堂难过吗？学生厌学以至辍学，不是因为学生笨，而是对学习没兴趣，这是课堂死气沉沉造成的，这是教师最大的失职。教师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解，学生下面无动于衷，昏昏欲睡，这是教学最大的失败。如果说一天听课难受还可以忍受，那么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则是难以忍受的。学生更多时间是在课堂上，课堂教学不阳光，长期的沉默与压抑，会让人精神垮掉。
课改十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感改革的艰辛、遭遇的阻力甚至嘲讽、谩骂。我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最难做，一是把别人的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在别人的脑袋里。我想，课堂教学改革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里的事，是很难的，不然为什么面对课改，还有那么多的学校无动于衷呢？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有的学校课堂上孩子们时时绽放出的笑脸，看到了学生奔放的激情，看到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阳光和自信。有了学生的快乐与幸福。教师也就自然有了快乐与幸福。课改是一场教育思想的革命，是新思想对传统思想的否定和替代。有了心动，才会有行动。不怕做不好，就怕不去做。现在，不少学校老是担心改不好会影响教学质量，其实，不改革教学质量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凭教师苦教、学生苦学换来的那点考试成绩和名次，又有多少含金量呢？有人说课改是解放学生的学习力，一旦课改激活了学生的学习力，教学质量不会比当下低，反而会提高。其实，改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课改，不是你想改不想改的问题，而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课改，不但要让学生的生命精彩起来，也要让教师的品格提升起来！你今天不走近课改的大潮中，明天也必然会被席卷进去。走得越早，付出的代价就越少；走得越晚，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先知先觉者领先潮流，后知后觉者追赶潮流，不知不觉者被潮流所淘汰，这是一条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真理！
让我们的课堂教学阳光起来吧！只有课堂阳光了，我们的孩子才会阳光起来，我们的教师才会阳光起来，最终使我们的教育事业阳光起来。阳光课堂，课改应有的颜色。
（作者单位 陕西省绥德县教研室）
【关键词】商标翻译 注意事项
一.中英语言对比
1.文字对比
汉字是复杂的文字，每一字既可以表语素，又可以表音节。汉字的作用较多，既可以是字又可以是词，可以拿出来单独使用，可以组合成偏旁部首。英文则只有26个字母。除了A，O，I三个字母可以单独成词外，其余只能构成分词，或同其他字母组合成一个词。因而，英语字母大多不能单独成词。汉字有字有音，而英文没有字，仅有词。
2.语音对比
汉字音素分为：韵母和声母两个大类，且用拼音注音；声调分为：阴，阳，上，去，每声对应的同一个字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大意读成dàyi，表示“疏忽，不注意”。读成dàyì则表示“主要的意思”。英语是语调语言，每个词句的音调仅能从词与句，词与段之中才能显现出来。语调还起到语法作用，每个语调均表示具有差别性的态度，思想和情感。因此我们在看到汉字时，大脑里会浮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还能听到抑扬顿挫的声音。看到英语时则是“听”不见这种声音。
3.词义对比
从词汇意义上来看，汉字和英文词义涵盖不尽相同。例如“果品”是水果，干果等的总称，既可以是新鲜的，也可以是风干的等，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在英文中“fruit”，仅指说过，若要说它们新鲜，味美，好看则需要在之前或之后加上相应的词，如“fresh and dried fruits”。否则，云里雾里。
二.中外思维和文化差异
1.思维差异
（1）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由于受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影响，客观上存在差异。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加之受各种教派以及封建思想等多种因素影响，促使中式思维以大局为主和中庸为根，实践方式灵活多变，注重历史经验总结，但缺少逻辑推理和对规律进行进化操作。
（2）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逻辑推理为主要手段，注重对细节的分析。受历史因素的影响，西方人都比较看中自身发展，喜欢团结互助，对知识的态度比较严谨。但西方西口和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斗争，深深的影响全球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西式思维不太喜欢按部就班，更多地看重客观事实。其艺术文化能直接表达主题，相对开放。
2.文化差异
（1）我们在饮食上，喜欢大杂烩。我们喜欢集体性的聚在一起次吃喝玩乐，喜欢把各种美味佳肴放在同一餐桌上共同享用。语言上，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充满着尊敬之情，无论好人坏人，对与错，对他们都怀有几分敬意。礼仪上，我们注重尊老爱幼，先礼后让，看重身份地位。信仰上，我们信奉佛教，儒教。一般对外来教派持保留观望态度。家庭观念上，我们注重安定，对举家搬迁总是有排斥的态度。老人们对家庭更为看重，认为家庭就是一个小国家。思维模式上，我们注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态度。对任何事都要有计划和打算。
（2）西方在饮食上，喜欢分开，自己吃自己的部分，注重个人形象，吃多少是多少，不会加以规劝。语言上，西方直截了当，先因后果，对事物态度比较严谨，表达上充满逻辑。礼仪上，西方强调个性发展，喜欢和注重展现自我，个人主义浓厚，对自由的态度比较坚决，只要法律允许他们会极力追求自由。信仰上，西方信教各异，主要以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为主。信仰上帝，认为上帝是万物之主。家庭观念上，西方对家庭观念不如中国看得重。他们喜欢四处旅游，对于固定的住所有些许反感。思维模式上，注重严谨，注重逻辑，对于不确定因素更偏向于用科学探索。
三.中英商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
1.客从主原则
客从主的原则是在翻译商标时要跟随译入语言的文化语境。要了解源语言的背景，文化，习俗，思维，价值取向，使译文准确表达源语言的内容。例如：coca cola是在1927年左右进入中国，当时被译作“蝌蝌啃蜡”。从名字便能看出当时其在国内的销量是多么惨不忍睹。不仅使该公司形象上被人诟病，对于国人来说，“蝌蝌”更是让人喝不下去。随后coca cola公司登出征名公告，蒋彝看到Coca-Cola公司的征名告示，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的文学底子深厚，没费多少力气，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名字：可口可乐，连夜提交上去。就这儿简单的四个字便一洗可口可乐公司形象，还迎合了国人对喜庆名字的口味。这一来，可口可乐公司在国内着实站稳了脚跟。
2.联系原则
联系原则指商标翻译时要与原商标内涵，意义和所要表达的内容相关联。例如：Audi（奥迪），Lenove（联想）。他们不仅在读音上相似，语义同原商标内容也可谓相差无几。又例如：7up（七喜），JINKELA（金坷垃）。不仅在字符上与原商标相对应，还直接译出了其某一相关特征，更能为人所了解，接受。再例如：Craven（香烟）商标是一只黑猫，因此被翻译为黑猫，更加生动形象。
3.简明原则
商标名称翻译要简单明了，选词要为大众容易接受，不选偏僻，生僻，罕见，少见的词；用字要力求笔画简单，易于书写印刷，不要用笔画繁杂，难于辨认或已被淘汰了的古字、废字；读音要响亮顺口有音乐美感，要避免诘屈聱牙，平仄不分；此外名称的文字也不能过长，通常不超过4个音节。例如：Marlboro（香烟）马尔波罗，被译名为万宝路；Nike（鞋服）胜利女神，被译为耐克。换言之即要便于认读，清晰明了，朗朗上口，便于书写，特征和重点要突出。
四.中英商标翻译注意事项
1.翻译出原商标囊括的各种内涵
Tide（洗衣粉），被译为“汰渍”，既暗示了该商品与“洗衣粉”相关，又能使人看出其强力的去污效果。
2.译名应差异化
对于同一个商标的不同产品，要根据实际情况准确翻译出其产品特点和特征，万不可泛泛而谈，否则就是失败译作。
3.把握好文字之意
所选字词的之意不能过于直白的描述，也不能过分大夸其词。要适度表现，但又不过分突出。
4.筛去不愉快的联想
商标翻译，是两种文化的交互，不仅仅只是两种语言的接触而已。每种文化时时刻刻都在容纳、吸收新的内容。但是都要坚持自己的文化思维、模式和角度，从而将这些新的内容融入自己文化中，再进行重新塑造。这就要求商标翻译时要详尽了解他国文化、习俗、思维等，避免译作在他国文化中引起不当的联想。
5.译名符合商品的属性
一个好的商标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全面准确得反映其旗下商品的特性、特征、特点。因此，商标翻译的结果必须忠实地表达商品的各个突出点。
总 结：
综上所述，商标翻译不是简单的将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在充分了解之后，对原商标的重现。商标翻译时，我们不仅对商标本身及相关产品的表达。更要考虑到对方文化和我放文化，对方思维和我方思维的差异性。译出最完美的目标语，才能使企业或公司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去的一席之位。
参考文献：
[1] 陈宏薇主编，《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31
关键词：医院后勤；动力设备运维；后勤管理
1概述
医院后勤动力运维，是指负责医院锅炉、中央空调、高低压配电等设备的安全运行和维护保养，保障医院水电气暖通的正常供应。医院后勤动力设备运维的管理质量决定了动力设备运维的服务质量以及成本控制质量。我院动力设备运维主要由动力科负责，动力科下辖热力中心、空调中心、高压配电中心、供氧吸引中心以及能耗监管中心等几个班组。热力中心主要负责医院锅炉运行和维护，为全院输送蒸汽，保障热水、暖气、食堂以及临床消毒所用蒸汽需求；空调中心主要负责医院空调机组运行维护，保障全院冷暖气使用需求；高压配电中心主要负责全院高低压配电柜设备的运行维护，保障全院用电需求；供氧吸引中心主要负责全院医用气体，如氧气、二氧化碳、压缩空气、负压吸引的供应及相关设备的运行维护；能耗监管中心负责对全院水电气等各项能耗指标进行分析，同时也为动力设备运维能耗给出指导意见。在动力科各班组的通力协作下，我院动力设备运维系统常年运行在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并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量和临床需求。
2存在问题
（1）动力设备运维员工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缺乏系统性的培训和精细化绩效考核。动力设备运维员工是设备的掌舵者，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设备运维管理的好坏，是设备运维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过去，由于医院发展历史原因，医院后勤面临着人力成本缩减，多年不进新人。在动力设备运维人员上，30～45岁之间，基本处于年龄断层，且多存在学历低、专业化程度低等普遍情况。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习惯，“老师傅”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让老职工久而久之养成了自由散漫的工作作风。每天机械化操作设备和安全巡视，对新技术新要求新理论不求甚解。粗犷式的绩效考核模式无法精细化衡量人员工作效果，绩效考核工具没有真正发挥作用。（2）动力设备管理缺乏全生命周期管理和预防性维护保养。动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是指设备从设计、生产、采购、安装、使用、维修保养、直到回收再用的全生命周期中的信息与过程，它借鉴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Life-CycleManagement,PLM)的思想，对设备从采购到报废的整个过程进行动态管理。动力设备预防性维护保养是指根据设备中国设备工程2021.10(下)的运行时长，在设备发生故障之前，定期为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降低故障的发生率。过去，医院层面对后勤动力设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忽视了动力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和预防性维护保养的重要性，以至于医院后勤动力设备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即问题出现之后再解决。因为缺乏全生命周期管理，故障发生之后，往往需要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弄清故障来源，再制定维修方案，无形中耗费了维修时间，增加维修成本。（3）动力设备运维内部控制体系执行力不够，工程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在动力设备运维过程中，从前期的安装到中期的维修保养，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会衍生很多改造工程。内部控制体系和工程质量体系的高质量实施，能够有效的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能够有效的保障动力设备安装、维修等各项工程质量。在过去，由于缺乏这两种体系，管理人员时常用经验管理代替科学管理，对内部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巡视检查制度、交接班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导致误操作时有发生，甚至造成一定的安全事故。在工程质量控制上，施工前缺乏充分论证；施工拖延，只要不紧急随施工单位任意安排工期；班组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管理缺乏力度，未能做到全程监管，任由维修单位做主；施工后不做全面评估效果。导致施工返工率高，施工质量难以满足高强度运行需求，返工也增加了时间、资金、人力物力的成本。
3加强后勤动力设备运维管理的有效策略
（1）聚焦动力设备运维人员管理，精细化制定并实施绩效考核方案。我院后勤于2011年配套制定了《同济医院后勤人人岗位责任制绩效考核管理规定》，实行岗位管理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模式。该规定把员工劳动纪律、工作态度、团队精神、工作能力、业务学习和培训全部纳入考核范围，考核结果与员工的月度奖金分配直接挂钩。在《同济医院后勤人人岗位责任制绩效考核管理规定》框架下，2020年动力科出台了《动力科绩效考核方案精细化细则》，该细则围绕劳动纪律、工作态度、工作能力、业务学习和培训等内容，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考核细则。比如在工作态度方面，原有的考核管理规定比较粗犷，根据动力设备运维班组特点细化之后，增加是否按规定时间和要求保障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动力供应，当班期间是否能及时准确发现故障和安全隐患并处置，值班日志信息记录是否完整，交接班信息是否交接清楚规范等等具体条目，来规定哪些是扣分项，哪些是加分项，奖罚分明有据。在员工学习与培训方面，通过增加对管理人员是否开展系统性培训，员工是否按要求参加培训，培训结果评估是否达标等细则，能够有效的提高员工培训学习效率。同时，科室邀请维保厂家专业人员到设备机房进行现场理论和实操培训，组织青年职工到同行业优秀设备机房参观学习，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双管齐下，不断加强开展对新老职工的技能培训，提升员工的综合服务能力。精细化的绩效考核细则在实施以后，每月一公开，将分数与员工当月绩效挂钩，有效的解决了设备运维人员长期以来存在的劳动纪律问题以及工作态度散漫问题，新老员工一视同仁，能够有效带动年轻员工的积极性。（2）借力信息化管理手段制定完备的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方案和预防性维保计划。2018年以来，我院后勤信息化平台建设日趋完善，依托后勤信息化品台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建立了动力设备合同管理、档案管理、巡检管理、保养管理和维修管理等模块，系统覆盖了设备从购买、使用、保养、维修、报废等全生命周期内的各个管理节点，在确保设备安全、经济、可靠运行的前提下，实现了设备成本最优化。在上述系统的框架下，动力科各班组分别制定锅炉、中央空调机组、热交换器、配电柜、空气压缩机、各类水泵、各类表具等大小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一是在大型设备选型方面，选派经验丰富的动力设备管理班组主管与设计部门进行全面勘察现场实际情况，准确测算服务面积的使用量，精准把控设备安装细节，保障选择最适合我院实际情况的设备。二是在设备使用过程中，利用信息化平台和PDA手持终端设备，设置标准化的设备巡检指标，制定详细的巡检计划，及时上传设备运行数据，后台进行数据分析。三是根据设备数据异常出现次数，精准制定设备预防性维保计划，提前与维保单位沟通维保时间以及准备材料，按要求实施保养计划，最大限度将设备可能发生的故障降到最低。（3）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和工程质量控制体系。一个部门是否具备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是衡量这个部门管理水平的基本指标。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利于将动力设备运维由经验管理转变为科学管理，有利于将运维人员管理由随性化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2018年以来，动力科组织有经验的班组主管和年轻高学历职工，根据动力科各设备运维班组多年来运行实践，编写了内部资料《同济医院动力科班组工作指南》，比如《空调中心操作指南》涵盖了空调中心设备基础知识篇，细化到设备基本参数及系统档案；设备操作流程，图文并茂描述了设备按钮、阀门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操作等标准化操作流程；设备运行及维保管理，对设备进行维保分级管理、保养流程及办法；根据历史经验总结设备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梳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如交接班规范制度、巡视检查制度、各项设备突发应急故障处理流程等等。《指南》的编写，基本上完善了动力设备运维班组内部控制体系，也作为新职工入职之后的必修教材，对员工的培训也依此展开，有效的提升了设备运维的标准化操作，降低误操作概率。在工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上，动力科与维修单位和维保厂家相互讨论，制定了《动力科工程质量管理制度》，详细明确项目事前论证、施工过程品质监管、施工竣工验收办法及标准、项目效果评价、合同履行过程评价监督。成立质量控制小组，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各个环节，层层把关，确保工程施工质量符合要求、符合标准。
4结语
医院后勤动力设备运维管理集中于人员管理、设备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升这三项管理能力，就能有效提高动力设备运维管理水平。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深入推行中，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临床技术的发展，已经拓展至后勤服务质量和患者就医体验上。作为医院后勤的最基层管理者，应该要有全局意识和开拓精神，打造更加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设备管理和运维模式，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服务保障。
参考文献：
[1]黄双喜,范玉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研究综述[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04,10(1):1-9.
[2]李爱苓.医院后勤机电设备管理与维护研究[J].中国设备工程,2021,(04):32-33.
[3]杨雅琴,邹佩琳,王道雄,涂宣成,肖万超,吕家高.卓越绩效模式在医院后勤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医院,2019,23(6):4-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ree movement of person is beneficial to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While, as China, a developing country, massive brain drain will cause a series of serious consequences. This article, which is based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brain gai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eluci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of tal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umanistic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herefore,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our country can fundamentally attract talents returning by promoting economic booming, improving education level, increasing national income by capita and building up research fund input. Furthermore, drawing on strategic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f competition for talent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author provides some rational recommendations.
关键词:人才外流;回流动因;社会影响;计量分析
Key words: brain drain;reason of brain gain;social influence;economic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6-0021-03
0引言
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国际间联系加强,人才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这对于推动国际间的科技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流向发达国家则会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才外流严重,很多中国学生选择出国深造。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了移民海外,而留在国内的一流高校毕业生又有近1/3为外资企业效力。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对中国人才外流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若干对策和措施。理论研究方面,黄攸力、李智奇采用预期效用理论证明,在人才外流发生的同时,人才外流状况对尚在本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个人投资会起到相当的拉动作用,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促进经济的发展[1]。李桂娥对人才外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深入剖析,从影响人才流动的动力机制出发,探讨了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及发挥留学人员积极作用的政策措施[2]。陈荣政、顾善发、刘连俊认为我国中青年在不断地流动和大量的流失,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应当政策留人、环境留人和感情留人[3]。雷虹、李锋亮主要分析了人才迁移的促成因素、人才输出国和接受国在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4]。李宝元则认为人才流失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政府决策层要理性看待其严重程度和正负面影响,将主要精力放在营造平等竞争、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方面[5]。徐忠、娄昭试图从俄罗斯人才外流的原因和后果入手,总结其教训来维护我国人才安全和实施人才强国的战略[6]。从现有研究来看,我国人才问题得到了众多研究人员的重视,研究存在如下特点和不足:①观点不一,角度不一。每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人才外流问题,提出的建议往往存在较大分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严重外流的问题,而且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多是采用定性的分析方法,一些对策措施缺乏理论依据,说服力和可信性较差;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挖掘不够。在我国历史上,三国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各集团争夺人才的战略思想与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吸引人才回流依然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从文献上来看,这部分的经验总结和挖掘研究较少。③很多对策建议来源于国外的发展经验,但是国情的差异加大了经验获取的难度。每个国家在一定的阶段都会出现人才外流,这些国家的成功与他们自身的国情息息相关,中国要想在吸引人才回归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应更多地从我国自身的具体情况着手进行研究。基于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本文借鉴三国时期的历史经验和当前中国人才回流的动因计量分析,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人才外流问题,通过近期智力回流的趋势,分析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为我国人才的合理性流动提出了一些对策。
1人才外流的内涵及社会影响分析
1.1 人才外流的内涵及其现象解说人才外流通常指在国内完成学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或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迁移到其他国家的国际性迁移活动。三国时期,张松、法正、孟达背刘璋而事刘备;许攸、张颌、高览离袁绍而投曹操;赵云弃公孙瓒而追随刘备;徐庶别荆州而入新野。其他如甘宁归吴,王平投蜀等等,不论是静中等待,还是动中选择,抑或是被迫“跳槽”,均足以说明人才一般流向贤君明主。当今全球化经济迅速发展,同样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往高处走”这个人力资源流动的基本态势。美国耶鲁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奥德弗,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长需求三个层次,当一个人的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时,人们会到另一环境中求得需求的满足。由于中国对人才的重视度不够,高技术人才往往因为人才价格偏低、无法实现社会价值等原因郁郁寡欢,而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科研环境、充分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作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使很多高技术人才选择留学或者移民。一般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这些人的首选国家。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人才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才流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很多人基于个人政治倾向、个人全面发展、追逐经济利益的要求而选择向发达国家迁移,这就造成了国际人才流动的复杂性。所以,全面客观的分析人才大量外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必要。
1.2 人才外流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1.2.1 人才外流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中国的人才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而是供大于求,近于买方垄断的,这样这些专业高级人才所创造出来的边际生产力会远远大于他们所获得收入。所以,当这些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流出中国时,流出国所损失的产出能力将大于所节约的收入支出。郑道文根据2002年的数据估算,在仅考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失的情况下,我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因人才外流就损失约92.2亿元[7]。
其次,中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旨在培养高等人才。而这些高等人才的外流,相当于把中国的教育投资都带到国外。报告指出,选择出国或者留居海外的中国内地专业人才估计超过30万,许多都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有2217人,研究生毕业生有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近20%,有711人去了美国,占出国人数的近87%。这些国内的精英人才利用自身资源为流入国提供生产,提高了流入国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流入国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则由于高层人才外流,不仅教育支出无法得到补偿,还降低了我国在科技发展和国际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力。
1.2.2 人才外流对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首先,由于高技术工人大量移居国外,使留在国内的技术工人短缺,导致人力资源供不应求,根据供求原理,技术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样国内与国外的收入差距减小,抑制了一部分人才的外流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回流。并且,由于理性人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人们会加大自身的教育支出,使自己成为高技术人才,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并最终提升中国人力资源的素质。
其次,留居海外的人才都很愿意为我国对外合作搭建桥梁。比如很多人为国内一些公司推销产品来拓宽国际市场,有的人则帮助引进外资在国内建立合资企业,还有些人从国外带回来高新技术项目,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据统计,2000～2006年北京留学创业园内企业累计实现技工贸总收入为110亿元,累计实现利润约6亿元,累计上缴税费4.5亿元。同时,对外合作的加强也为外资流入中国、跨国直接投资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2人才回流主要动因的计量分析
虽然中国人才外流现象严重,但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进几年中国的人才回流趋势,据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计,1978~2007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回国总数占出国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了26.4%。并且从2006年至2009年间,连续3年保持了25%以上的增速。其中,2006年回国人员总数为4.2万人,比2005年增长21.3%。而通过研究人才回流趋势的原因,政府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把吸引人才回流的因素放大,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措施吸引高技术人才回国,以更进一步提升我国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竞争力。
一般认为,人才流动与一国经济环境、科研环境以及生活环境有关[8],本文选取了1978年到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高等教育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科技研发投入四个变量,研究他们与人才回流的关系。在指标选择方面,人才外流与人才回流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所以选用出国人数和回国人数作为替代;高等教育发展则采用高校在校人数作为替代,因为高校在校人数体现了一国的劳动力素质,表现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
2.1 经济发展与人才回流的关系分析以中国的GDP作为自变量X,回国人数作为因变量Y,做一元回归,得回归模型:
Y=1.458089X-3266.47其中拟合优度R2=0.950538,F=558.3132,Sig=0.000
t=(23.62861)(-4.509896)
从模型的各项参数来看,方程拟合程度都较好,说明看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对吸引人才回流的作用显著,平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00亿美元,回国人数增加1450人。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从数据中看出,21世纪以来,海外人才回流的趋势强劲,2001年回流人数首次突破10万,达到12243人,之后每年的回流人数增长都在3万人以上,最高的年增长率达到46.5%。这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对样本按经济时期分类,得到2001年到2008年回国人数与GDP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0.9586,从实证角度上证明了上述结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滑坡,海外人才的收入大幅度减少,求职就业难度自荐增大,留学生毕业后留下的可能性变小。中国虽然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高速度放缓,但是中国保8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超额完成任务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场危机中备受世界的瞩目,国家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居于第一位,达到19.2%。同时我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世界各国无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海外人才为了发展和创业,开始向国内回流。这说明,经济的发展是吸引人才回归的根本。
2.2 高等教育发展与人才回流的关系分析以高校在校人数NUM为自变量,回国人数为因变量做一元回归,得回归模型:
Y=2.362744NUM-2405.787其中拟合优度R2=0.979839,F=1020.630
t=(31.9473)(-4.070007)
从模型的各项参数来看,方程拟合程度较好,而且教育环境与回国人数的相关系数比GDP与回国人数的相关系数还要高,达到0.9894,大于0.9758,说明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人文科技环境的改善对吸引海外人才回归非常重要,这种教育人文环境是科研人才赖以发展和提高的土壤,美国之所以能吸引众多人才,也是在于美国有利于人才培养和提升。如今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在国内同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才学习、提升的需求,那么海外人才的回流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2.3 人均收入与人才回流的关系分析以国内人均收入W为自变量,回国人数为因变量做一元回归,得回归模型:
Y=3.759526W-11568.29其中拟合优度R2=0.830315,F=39.67087
t=(6.298482)(-4.323424)
从模型的各项参数来看,方程拟合度很好,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回归人数的增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在提升,但是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的更快,从整体上看,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还是在不断扩大。国际人才研究表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4000美元时,人才就会大量回流。所以,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其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会更大。提升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吸引人才回流的重要措施。
2.4 科技投入与人才回流以科技投入SC为自变量,回国人数为因变量做一元回归,得回归模型:
Y=0.810417SC-6912.708其中拟合优度R2=0.984367,F=186.8039
t=(13.66762)(-5.122713)
从模型各项参数来看,方程拟合度较好,表明科技投入与人才回流高度相关,是吸引海外高技术人才回流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国已逐步形成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良好环境。对于很多出国留学的科技人才来说,不愿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担心国内科研经费不足,限制自身能力的发挥。中国政府应充分重视起这一因素,继续加大对科研实验的经费投入,以此来吸引海外人才回归。
3对策及建议
上文关于人才回流的计量分析可以证明,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吸引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并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增加所代表的中国软环境的建设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高技术人才之所以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生活环境尤其是科研环境、发展环境还无法充分满足人才的需求,我国仍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才能弥补与发达国家的落差。
3.1 “赏”的激励蜀国五虎上将之一马超之所以被诸葛亮劝服投奔刘备,是因为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曹操也正是刘备最大的敌人。从曹操、刘备、孙权各集团设法给出有利条件以吸引贤才猛将中,我们可以看出吸引人才最重要的一点是满足人才所需。因此,中国要从根本上有效解决人才外流的负面效应,就应该不断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发展高等教育水平,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以及增加科研经费投入。
曹操得了典韦,就“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收了许褚,当即“赏劳甚厚”;鲁肃半夜给孙权先上了王霸之策,孙权“次日厚赠鲁肃,并将衣服纬帐等物赠肃之母”。曹操本人也总结到“均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这说明人才要给厚禄,大功要给厚赏。中国要吸引人才回流,就需要加强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留学回国人才的生活待遇、相对工资,加大人事分配的改革力度,真正做到一流人才能得到一流待遇。
3.2 “情”的激励历数三国人物,刘备大概是多情善哭的第一人了。他与赵云初次见面分手时,便“执手垂泪,不忍想离”;为请诸葛亮出山,他竟哭的“泪沾袍袖,衣衫尽湿”;关羽被害,他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苦”。可以说,刘备正是凭着这种“感情投资”,赢得了众多忠心耿耿的将士谋臣,靠“人和”的战略优势,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同样,中国要想吸引众多留学人才回国,就应通过宣扬中国文化、提升国际形象,培养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并给予外流人才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政治上爱护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心理上满足他们,真正做到关爱人才,善待人才,用情感的纽带把大家的心连接在一起,以此来吸引人才回流。
3.3 “则”的激励 《三国演义》中,对孙策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鲜明。在平定江东时,他每每冲锋陷阵,手下人都很为他担忧。一次张劝他:“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愿将军自重。”他回答道:“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很显然,孙策深知以身作则的强大威力。它能够迅速扫平江东,奠定巩固的后方,不能说于此没有关系。因此,中国也应当提高公派留学归国的比例,并为留学人才创造出更多的高技术产业基地、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众多外流人才看到人才回流的趋势,看到国内的发展机会,从而少数带动多数,吸引人才回国,从而最终实现的人才合理流动。
4总结
人才流失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只要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科技、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人才外流就不可避免。虽然中国大量的人才流失带来了一些经济损失以及教育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人才外流也会给中国带来积极的效应。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吸引这些高技术人才,使他们最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贡献力量。从人才回流动机的计量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海外人才回流所需要的一些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强这些因素,可促使大批高科技人才和优秀的留学回国人员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在政策上鼓励人才回归,最终实现人才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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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统计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数据:.
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以产业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为主要内容的操作行为，分析政府产业管制离不开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当我们把产业政策理解为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贸易保护或政府采购等专门手段和措施以达到形成某种特定的经济结构时，对政府选择行为的解释可能会显得有些宽泛；而对选择行为的宽泛解释，则难以说明选择的行为属性。产业经济学通常以反垄断以及经济性、社会性规制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的分析对象。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背景，本文分析政府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问题，也可以用政府的经济性规制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蕴涵于经济性规制中的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
从现实来看，政府产业管制很少涉及社会性规制的内容，它一般限定在经济性规制的区域。产业管制强制要求企业的投资、定价、兼并、重组、经营等活动必须遵循产业管制的规则、秩序及其规范。或许是因为现实中的产业运行存在着垄断和竞争的模糊不清所引致的市场失灵，经济学家将研究限定于经济性规制的分析范围，有助于研究产业组织结构、行为和绩效，而将研究对象锁定于自然垄断产业，则有利于分析路径的简化。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依据是什么?管制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来自哪些条件的约束?政府如何安排和选用管制手段和措施?显然，这些问题会涉及到政府的选择行为及其属性的理解。
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政府管制的研究，就其选择行为属性的解说而言，一般是认为政府产业管制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种认识与福利经济学“政府能够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的观点存在着关联。概括这种认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政府干预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政府具有协调影响产业结构、组织、绩效等复杂因素变化的宏观调控能力；(3)政府的经济执行部门具有比市场参与者更高的处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特定时期产业发展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从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来考虑问题，作为管制政策的制度安排，只能限定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而并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政府的产业管制仍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政府与个人一样，并不具有有序偏好、完备信息和精确的计算能力，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的各种可能性，并不能完成最佳的决策和最大化的期望效用。按照非主流经济学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解说，既然政府的认知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性的掌握就不可能使选择行为达到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的选择行为存在着非理性的倾向。
认为政府在产业管制中有着选择行为非理性倾向的明显依据，是政府的决策存在着随意性的冲动。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的决策会受到直觉或外部环境的诱导，会在别国经验的驱动下简单化处理管制政策。对这种情况的理论评说，就是政府放弃了对影响产业运行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因此，可以将政府在产业管制中的非理性倾向，理解为由认知不充分而产生的随意性选择。不过，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随意性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理解，不能离开对政府理的分析。在现实中，尽管政府产业管制会出现某些非理性选择，但这种非理性选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理性认知。当我们将政府随意性的选择行为界定为非理性时，实际上是不承认政府选择行为的绝对理性；也就是说，政府在产业管制的选择中既有非理性也有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因此，对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分析。 政府利用产业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外贸外汇和物资供应措施等实施产业管制，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追求宏观经济收益的一种行为努力。但在现实中，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认知常常表现为对政策和调控手段的某种意识和思维，在这方面，“经验”会影响政府的选择行为。以政府产业管制受经验影响而言，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确定性效应”、“框架依赖”、“锚定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等范畴，能够说明当政府不能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作出加工、整合、处理而形成特定认知时，便会依据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进行决策，政府照搬或套用过去经验或他国经验，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否定，而没有对影响选择事件的信息和环境因素进行充分的认知，则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选择倾向。
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行为人是否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决策的这一“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局限。理性选择的界定，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考虑行为人是否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的处理而形成认知的解说。其实，判断行为人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不能以选择结果是否实现期望值或有没有实现了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而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发挥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因素处理而形成的认知为依据。就上述的立论而论，政府产业管制的非理性选择倾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理论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影响。
理论是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以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府选择时对理论的倚重来讲，尽管理论本身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如果政府照搬理论来进行选择，那么政府的选择行为应该被解释为非理性，因为这种选择不是在形成特定认知背景做出的。同时，由于理论和经验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互动，当政府的管制决策缺乏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处理而倾向于以经验决策时，政府官员通常会援引理论作为依据，此时，理论会强化经验对决策的支持。在世界各国产业管制的实践中，单纯以理论为依据或单纯以经验为背景的选择行为是比较少见的，这就是说政府产业管制决策经常是理论和经验的混合。
但是，无论是作为经验总结的理论还是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一旦政府放弃了以信息和环境为认知思考的对象性，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就会产生。不过，产生非理性倾向是一回事，由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则是另一回事。按照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解说，可以将总结经验的理论和单纯由实践派生的经验，理解为以以往经验存留于选择者脑际中的“确定性效应”。值得指出或说明的是，这种效应是有悖于理性思考和认知的，它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对事物关联的反映。有人曾从“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对政府的选择行为做出过评判，撇开这些批评的其他意指不说，仅从“确定性效应”来考察，这些批评实际上是指责政府在“照搬或套用理论和经验”时不知不觉落入了放弃理性思考而以“确定性效应”来进行决策的窠臼。当然，将政府管制决策有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先界定于倾向这一层面上，包含着政府有可能放弃非理性选择的可能性。在通常的情况下，政府究竟会不会让这种倾向演变成实际行为，要视政府是否完全以“确定性效应”决策而定，这就回到了前文暗含的讨论主题，即政府决策时的“确定性效应”是否会超过以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为分析对象所产生的认知。当这种“超过”情景发生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便会出现，反之则反是。
综上所述，政府管制有可能产生的非理，是在有限理性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等情况下发生的。联系现实来认识政府产业管制的行为实践，可以通过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来进一步解析这个问
题。
二、政府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非理性机理
产业经济学将单个产业面对特定市场需求时能够比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成本产品的企业界定为自然垄断产业。一些经济学家曾以成本劣加性(cost subadditivity)概念来解说产业自然垄断的特征；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产业自然垄断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决定的，以成本劣加性来解说递增的规模技术报酬，并以此来解释政府产业管制的必要性，既不能说明市场失灵与产业管制之间的关联，也不能推论出产业管制能使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等动听的结论。经济理论界的上述争论的底蕴，折射出了如何理解产业管制中政府的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
政府以自然垄断理论为立论依据来制定产业管制政策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这便为分析政府在政策选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非理性倾向留下了认识或理解的对象性。例如，现实中的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的规模经济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成本劣加性是十分复杂的，政府很难通过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处理而得出针对性政策的认知。换言之，政府不可能明确地界定出自然垄断产业的资金和技术的边界以至于准确制定出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政策。因此，政府的管制政策有时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规模经济和成本劣加性的强制性权宜之计。当政府难以通过认知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或是以权威理论来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时，其政策的制定便存在着非理性倾向的可能性。
主体行为的非理性机理是一个可以在理论上论证却难以在技术上核定的过程现象。不过，以上的分析为我们在理论上抽象出这种机理提供了一些可能。一般地，如果以x、Y分别表示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加工、处理，以z表示政府的认知，则ax+bY+cz表示政府的有限理性发挥；同时，若以T、E分别表示理论支持和经验诱导，那么，表征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抽象函数可描述为：
F(X，Y，Z，T，E)=(T+E)-(aX+bY+cZ)
函数式F(X，Y，Z，T，E)是对政府非理性选择倾向的一种带有模糊意境的表述，这种表述之所以带有模糊意境，是因为函数式两部分的数值具有不确定性。(T+E)部分表示促使政府非理性选择的能量，(ax+bY+cz)则表示促使政府理性选择的能量。我们的理解性结论是，当F(X，Y，Z，T，E)>0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有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为，而当F(X，Y，Z，T，E)
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而论，信息不确定和环境的复杂性会导致体制、政策、手段、主体、行为等之间的摩擦，当政府根据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所显露出来的自然垄断信息，或根据政策调控所反馈的主体、行为特征来作为管制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依据时，便关系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发挥，即(ax+bY+cz)的数值大小问题。总的来讲，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分类、整合、加工、处理得越全面越透彻，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程度越高，(ax+bY+cz)的数值就越大，此时，政府趋向于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政府主要是依据历史经验或他国实践来决策，或主要以权威性理论作为决策依据时，用函数式中的语境来描述，即(T+E)数值变大而(ax+bY+cz)的数值变小时，政府趋向于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就变大。
在现实中，社会经济政策及其调控手段有可能会与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政策产生不配套，这也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削弱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性进行加工、处理时所形成的认知；这便意味着政府专业职能部门认知产业自然垄断所形成的管制政策，在函数式F(X，Y，Z，T，E)中的体现，有可能会降低(ax+bY+cz)的数值。同时，在转轨体制中，由于T、E、X、Y、Z诸变量之间存在着比成熟市场体制更加复杂多变的影响政府有限理性发挥的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关系也会降低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即降低(ax+bY+cz)的数值。例如，政府以规模经济、技术报酬递增等作为界定某一企业是否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依据时，不仅要受到体制摩擦、信息不完全、环境复杂性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不同权威理论、过去经验等的影响。于是，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认知便会经常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难以形成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此时，也会出现F(X，Y，Z，T，E)>0的情况。当然，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倾向通常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下产生的，以政府决策行为的分类构成而言，应该说是理性决策为主、非理性决策为辅，即(aX+bY+cZ)通常要大于(T+E)而不是相反。
进一步逼近现实地讨论以上的观点，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制定管制政策，通常是通过对产业的生产经营、市场行为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的理性思考来完成的。例如，政府基于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的垄断价格，实行“让公用事业和基础产业部分产品价格高于平均成本、部分价格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管制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旨在反垄断的理性认知。如果我们不考虑这种价格交叉补贴的管制政策正确与否，单就政策形成方案中政府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的认知而言，它无疑体现了政府在函数F(X，Y，Z，T，E)中的理性决策。如果政府的上述政策形成不是通过理性认知而是单纯依据过去经验和他国的经验，或完全以权威性理论为依据，则政府的政策选择中就明显包含着非理性倾向。因此，函数F(X，Y，Z，T，E)中的(T+E)是政府选择行为中的客观存在，也是政府产业管制决策中的客观存在。
三、结 语
产业管制是不确定条件下政府对产业运行进行调节或限制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涉及到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而政府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有可能会产生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则是这些众多方面中有关选择行为属性的一个基础问题。肯定政府的理性选择行为并没有错，指出政府选择行为中存在着非理性倾向同样存在着符合现实的合理性。在有限理性约束的框架内探讨政府的非理性倾向和选择行为，体现了现代经济学否定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之基本假设的理论思维，也是加深和拓宽对政府产业管制行为理解的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古代书院;德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着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着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着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着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着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着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着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着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着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信息化； 内部审计技术； 信息技术风险； 计算机辅助审计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中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企业信息化的深入开展，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信息系统、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统广泛应用，原来所采用的传统内部审计技术方法很难及时地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经营信息作出客观评价，不能满足审计信息需求者的管理决策需要，内部审计难以实现增值目标。因此，内部审计采用现代审计方法成为必然。现代审计方法是指能够适应信息化的审计环境，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分析，发现疑点和审计线索，从而实现审计目标的审计技术、方法的总称（董伯坤，2007）。本文从信息技术风险评估出发，分析信息化环境下的现代审计技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并行持续审计的模式，实现由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的转变，从而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
一、信息技术风险评估
企业信息化的发展给审计技术方法带来变革，例如数据库技术（何玉洁、张俊超，2006）、趋势分析法（黄巧妙、吕天阳、庞琦，2009）等自动化操作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殷丽丽等，2010），同时更带来审计思维和基本理念的转变，在信息技术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审计技术与方法便是一个基本的转变。
信息技术风险是指公司在信息处理和信息技术运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对公司的战略、发展、业务和效益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并进而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信息技术风险包括组织层面、一般性控制层面及业务流程层面的信息技术风险等。
信息技术风险评估是指识别、确认、评价公司所面临的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内、外部风险及其潜在影响的过程。内部审计人员应采用适当的风险评估技术与方法，分析及评价信息技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程度，为确定审计目标、范围、重点和方法提供依据。
针对组织层面、一般性控制层面的信息技术风险，审计人员在识别、评估时需要关注：业务关注度；信息资产（包括硬件设备、软件及数据）的重要性；对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部门的依赖程度；对外部信息技术服务的依赖程度；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环境的安全性、可靠性；信息技术变更情况；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企业标准、规范、规章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等。
业务流程层面的信息技术风险受业务内容的重要性、业务流程的复杂程度、上述组织层面及一般性控制层面的控制有效性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通常，审计人员应了解业务流程并关注数据输入、处理、输出方面的信息技术风险。
内部审计人员应积极开展对信息化环境下风险的分析，充分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重点关注缺乏控制、重要性程度高以及可能产生舞弊的控制环节，以合理确定信息系统审计的内容及范围，对公司的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有效性进行测试，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由于国家电网公司的业务运作更加依赖于信息系统，这种依赖和信息系统本身特点所导致的脆弱性，形成了新的业务风险。因此，公司必须开展和加强信息技术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内部审计规范、指南等重新进行定义、修改和补充，加强信息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管理体制建设，统一信息系统内部审计技术标准，明确信息系统内部审计人员技能要求，建立和完善适应信息化环境的内部审计准则体系，尤其把IT控制列为重点，把数据输入、处理和输出控制、信息系统的访问及网络安全作为内部审计的重要内容，使内部审计工作在新的环境下能够顺利进行。
二、信息化环境下内部审计常用技术方法
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的应用支撑着大多数关键业务流程，这也引起了在内部审计中如何使用信息技术的思考。本文认为，信息化环境下内部审计技术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应从系统论、信息论的高度推进其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的发展。系统化是实施审计战略（策略）和审计技术方法的全面协调。审计战略（策略）解决好审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审计技术和方法则解决怎么审和如何达到目的的问题，从而实现两者的协调。科学化就是将科学手段与经验总结相结合，推进信息化技术、数学和统计学等在审计中的应用。规范化是将内部审计技术方法融入到规范的内部审计程序中，规范和引导内部审计人员运用适当的审计技术和方法。智能化强调将历史经验总结、科学规律推导和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结合起来，积极加强审计数据中心建设，建立行业/领域审计的标准和方法（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2）。
《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28号——信息系统审计》第六章第二十四条指出，审计人员在开展信息系统审计过程中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可以单独或综合应用八种审计技术方法，包括：询问、观察、审阅、穿行测试等传统方法；验证系统控制和计算逻辑、登录信息系统进行系统查询、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和技术等信息技术；利用其他专业机构的审计结果或组织对信息技术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结果等。
2011年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审计机关审计技术创新情况》课题组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18个特派员办事处对2006年以来的审计技术创新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收集创新型审计技术应用522项，按技术种类分类可分为59种技术类别（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2012）。在众多创新型审计技术中尤为突出的是，计算机类审计技术占了很大比重，主要包括：各类审计软件、数据采集/转换技术、数据查询和分析技术、联网审计技术、信息系统审计技术、多维分析技术、数据库技术、Office系列软件、商业智能（BI）技术、MD5码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恢复技术、实时通讯技术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审计技术方法综合整理为如图1所示的体系。
1.常规审计方法，主要是用于信息系统的了解和描述，包括访谈法、系统文档审阅法、观察法、文字描述法、表格描述法、图形描述法等。
2.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又可进一步分为面向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和面向数据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面向系统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是用于验证程序系统的，包括受控处理法、测试数据法、综合测试法、平行模拟法和程序跟踪法等；面向数据的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主要用于对信息系统中的电子数据进行审计，包括数据采集、数据验证、数据整理和转换、建立审计中间表和数据分析等环节，采用的数据分析技术主要有账表分析、数据查询、审计抽样、统计分析、数值分析、账龄分析等（陈伟、张金城，2008）。
3.信息系统评价技术，主要用于信息系统的控制、风险和整体性评价，如控制矩阵、风险矩阵、层次分析法等。
4.新型审计技术，主要有并行审计、持续审计、商业智能（BI）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恢复技术等。
内部审计人员在充分考虑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结合成本效益原则，根据信息系统审计业务类型，可以灵活选用恰当的审计技术方法。在充分发挥好信息化环境下内部审计技术优势的同时，应该处理好例外现象，不能过于依赖技术，审计人员仍应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
三、新型内部审计技术与模式
审计对象的科技水平和复杂性不断提高，对审计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内部审计关口从传统的事后审计逐渐前移到事中事前；同时，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也为开发应用新型内部审计技术与模式创造了条件，使事中审计成为可行、经济的审计模式。并行审计、持续审计便是实现信息化环境下实现审计关口前移的事中审计技术。
（一）并行审计技术
并行审计技术（Concurrent Auditing Technique）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是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提出的审计技术。并行审计技术是指在应用系统对其业务进行处理时，同时采集审计证据的技术。使用并行审计技术采集审计证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采集、处理和打印审计证据，需要在应用系统或系统软件中嵌入专门的审计模块；二是将采集到的证据存储在应用系统文件中或存储在专门的审计文件中，以便审计人员进行审查（梁丽瑾、续慧泓，2007）。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并行审计提供了硬件环境的支持。并行审计要求的对交易的连续监控可以借助于网络环境来实现。新的技术，如智能识别技术、无线射频识别（RFID）、传感技术等的广泛应用，为审计模块的“嵌入”提供了技术上的实现方案。同时，数据库管理技术，特别是数据仓库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存储海量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数据仓库可以提供决策所需的相关信息，从而对业务发生的情况可以作出智能化的判断和分析，并将这种分析和判断信息及时反馈。
（二）持续审计
持续审计（Continuous Auditing，CA）是一种由审计师在事项发生的同时，或在事项发生后的较短时间内，对与事项相关的主题提供书面评价的审计方法（CICA/AICPA，1999）。具体来说，持续审计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由审计师实施的将约定事项的连续信息（无论财务或非财务的信息）与事先确定的标准相对照，然后就二者的符合程度作出保证判断的审计报告的一系列过程。它将信息技术高度整合到了审计领域，融合了实时审计、计算机辅助审计、联网审计、非现场审计等方式，实现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电子数据的及时连接和交互，克服了当前审计的滞后性，具有报告时隔短、审计范围广、追踪事件及时、风险控制强等优点，可以缩短内部审计周期、改善风险和控制安全系数（张文秀、刘雷，2012；张娟、廖洪，2006）。
国际上对持续审计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证监会（SEC）、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公会（CICA）、美国注册会计师公会（AICPA）和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ISACA）等机构先后公开表明对基于IT的持续审计模式加以支持与倡导。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2006内部审计状况职业研究》（State of the Internal Audit Profession Study：Continuous Auditing Gains Momentum），被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半数的公司目前正在使用持续审计技术。
持续审计不仅向外界进一步证实被审单位提供的连续（或实时）报告（信息）的可靠程度，还可以为内部管理控制提供决策信息支持，同时还能够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实时提供不同程度的相关保障。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电子商务的普及以及管理决策对信息“实时性”需求的日益增强，它将成为信息化时代审计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持续审计在我国内部审计中还未完全开展，但可以预计这种技术以后会成为内部审计的重要方式。
除了并行审计、持续审计之外，新兴的审计技术还有商业智能（BI）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恢复技术等。随着移动设备、云计算等的推广和应用，将会有更多更新的审计技术出现。
四、结语
国家电网公司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内部审计工作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在研究和探索内部审计技术方法的同时，还应对审计人员进行专门的信息技术培训、对审计部门开放所有信息查询功能等。进一步地还可以鼓励内部审计人员参加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CISA）资格考试，通过培训和考试，培养具有较高深的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知识，掌握信息系统审计技术的较高层次的审计人才，更好地应用现代化的审计技术方法，从而适应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大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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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森林;抚育;间伐;意义;问题
中图分类号S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0)31-0062-02
森林抚育间伐是森林培育的一项主要手段,也是森林培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抚育间伐措施对于维持森林的生态作用以及实现可持续的森林经营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结合森林抚育间伐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1 森林抚育间伐的意义
1.1 森林抚育间伐有利于改善林分结构,提高林分的稳定性
通过森林抚育间伐措施加强森林结构的调整,突出森林中主导林木,明确森林经营方向,经营措施,经营重点。砍伐有害木,淘汰非目的树种,扩大目的树种的生存空间,加速林木生长,形成理想的林分结构,增强林分稳定性和机能,从而使林分抗病、抗害能力提高,并在改善结构的基础上,增加森林生态系统的全面功能,促进森林多种效益的发挥。
1.2 森林抚育间伐有利于降低林分密度,改善林木生长条件
虽然自然稀疏的现象是森林中的普遍规律,但自然稀疏并不一定会达到合理的林分密度。在实际当中,仍然存在着林内单位面积株数太多,密度过大,生长不良,严重影响了林分的质量;部分林内杂草丛生,灌木、藤本等非目的树种占据主要生长空间,严重制约着目的树种的生长,影响林木的生长发育。通过森林抚育间伐,加以人为的干预,伐除部分林木,减少林木的无益竞争,改善林分生长条件,有利于留存木生长。
1.3 森林抚育间伐有利于提高林木质量,缩短成材年限
合理的抚育间伐是一种正向人工选择。通过伐除衰弱木、不良木及非目的树种,保留了生长潜力大和干形、材质优良的林木,并为它提供了较充裕的营养空间,林木叶片光照面积增大,根系得以有效的伸展,吸收水分和养份的能力有所提高,致使直径和树高生长速度都较间伐前加快,林木的生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加速了林木成材的进程,缩短了林木生长周期,同时也使整个林分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
1.4 森林抚育间伐有利于提高大径材出材率,增加木材总利用量
通过森林抚育间伐调节了林分密度,直接增加了林木直径生长,因此,大径材出材量随间伐强度的增加而增加。抚育间伐利用了小、中径材,大大降低了枯损量,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优良木、增加了大径材产量,从而提高了整个林分的林木利用率和利用价值。实践证明,这一部分中间利用材的数量,由森林的自然稀疏过程中的林木株数淘汰率是非常巨大的,一般都要超过采伐利用量许多。所以,抚育间伐增加木材利用率的意义是重大的[1]。
1.5 森林抚育间伐有利于提高森林植物多样性,增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
通过适宜的抚育间伐,发展异龄复层混交林,人工诱导形成稳定、理想的群落结构,不仅可以增加林下草本和灌木的种类,而且也可相应地提高每个物种的高度、盖度,增加植被和灌木出现的株数,同时也能给更多的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并且给许多特殊物种提供栖息地,从而增加森林生物多样性。通过抚育间伐,可以形成多层次复层结构的、生物种类较丰富的、近自然的人工群落,从而提高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
2 森林抚育间伐面临的一些问题
2.1 对森林抚育间伐的认识不到位
抚育间伐是森林经营的措施,而在实际当中,存在着以下情况:一种是把抚育间伐片面的作为木材生产的手段;另一种是由于人、财、物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忽视了抚育间伐。对森林抚育间伐的意义认识不足,不能充分考虑到森林生态可持续经营的问题,很难实现林业的科学发展。因此,如何调整森林抚育间伐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森林的总效益最大,也是正待解决的问题。
2.2 对森林抚育间伐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
抚育间伐虽是个林业领域长期谈论的一个话题,但基于我国森林面积广阔、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有许多树种、森林类型的间伐试验还未见研究;且随着森林经营目的的改变,究竟何种林分、树种在具体的间伐起始期施以何种间伐方式、多大的间伐强度以及间伐次数更为合理,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答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2]。另外,一些抚育间伐的评价指标还不够全面。
2.3 作业成本低廉,专业人员的指导不到位
作业成本低,一些林区甚至不能实行现行规程规定的各项抚育措施成本(如:透光抚育、生长抚育、低质林改造和特种抚育等),在下达的作业成本中只含透光抚育成本,生长抚育和低质林改造成本按商品材出材数量、按立米支付作业成本,而且作业成本普遍较低,远远满足不了高质量抚育措施的要求。其结果造成“偷工减料”、“采大留小、采好留坏”等现象发生,严重地违背了抚育的目的。另外,一些专业人员对施工人员指导还不到位。
2.4 森林分类经营区划不合理,使林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抚育
森林分类经营区划不合理,有很多应纳入商品林或一般公益林区内经营的林分,错划成了禁伐区;而应划成禁伐区的林分,错划到商品林区内,使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大量的急需抚育的林分,受政策限制不能进行正常的抚育,制约了森林的抚育进程。导致林分结构不合理,生长量降低,林分质量差,森林“三大效益”发挥不明显。
3 森林抚育间伐应采取的对策
3.1 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森林抚育作业的重要性
要从实现森林生态可持续经营的高度,充分认识森林抚育作业在森林培育中的重要作用。要把对幼、中龄林的抚育作为大力培育后备森林资源的重要措施,形成重视抓森林抚育的氛围,使各项森林抚育措施落到实处,使森林得到有效的培育、保护和发展,从而结合实际建设比较完善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实现林业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3.2 加强抚育间伐的试验与研究,制定科学的效益评价指标
综合各抚育间伐的技术要素,在我国的森林资源中分地域、树种、森林类型进行科学完善的抚育间伐试验,通过比较不同的间伐效果来确定合理的间伐理论体系,为以后的间伐实践提供依据。同时,应该对抚育间伐的多种生态工艺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加强时间尺度上的监测;对各指标体系进行长期定位监测。通过数据的大量积累,对抚育间伐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以达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的。
3.3 加大森林抚育的投入力度,强化对施工人员的培训指导
加大对森林抚育的投入力度,按照实际作业面积和抚育作业质量拨付足够的抚育作业费用,抚育采伐生产出的“次、小、薪”材应充分利用,但不应进入木材“一本帐”。彻底改变按立米出材给付成本的作法,杜绝作业中“采好留坏、采大留小”现象的发生,全面提高抚育质量。加强间伐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力度,把新的试验理论及时补充并反映到间伐技术规程中,增加其可操作性,以便于掌握。专业人员应加强指导,强化“林业可持续经营”理念。
3.4 科学进行森林分类经营区划,全面实施分类经营
森林分类经营是国内外几十年来林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国林业步入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森林分类区划成果则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法律依据。因此,要按照森林的用途和生产经营的目的,科学划分公益林和商品林,区划力求科学可靠,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完成森林分类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分类经营,分类管理的要求,从而促进林业的可持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