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3 15:43: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货币基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中国货币政策论文,金融统计论文,货币与金融统计
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长期的研究和多次修订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MFS的推出促进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规范化发展，也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和指南，对我国完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货币与金融统计的相关概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FS中，将货币与金融统计划分为货币统计和金融统计。
货币统计是统计货币的总量、构成、结构及形成，主要是货币供应量统计，是对金融性公司资产和负债的统计，其中货币供应量主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和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构成。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构成其负债，各项存款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构成其负债，这样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负债便构成了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货币统计就是统计金融机构的负债；而金融统计是对整个经济体中非金融性公司、金融性公司、政府、住户、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等部门之间以及这些部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所有金融流量和存量的统计；
货币统计与金融统计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点，货币统计是针对金融性公司的统计，金融统计是针对经济中所有部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统计，货币统计是金融统计的基础，是部分金融统计数据推断的依据，同时通过金融统计可以发现货币计量范围的准确与否，指导货币统计的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至1984为第一阶段，采用MPS体系，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照搬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的金融统计内容主要是中央银行开展的信贷计划服务；1985至1992为第二阶段，采用MPS和SNA体系结合的方式，这个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着巨大的变革，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的地位，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存的金融体系。1993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阶段，1993以后，我国基本上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金融统计体系也由MPS变为SNA。200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在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MFS，而在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了新的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编制指南》（CGMFS2008），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标准和指南。
建国初，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只是进行简单的信贷收支统计，而现在我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货币供应量统计、资金流量统计、现金收支统计、信贷收支统计、国际收支统计、货币和银行概览、债券和外汇统计在内的多方面的统计体系，建立了多项调查制度，如物价调查、银行和储蓄调查等，同时还形成了以货币银行为中心，金融市场统计和多项调查制度给予辅助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部门建设体系方面，我国建立了以央行的货币银行统计为中心，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统计和证监会金融市场统计为辅助的，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统计部门为补充的统计部门体系；在货币与金融统计的法制建设方面，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规范其发展，为我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近些年，我国加大对货币与金融统计人才的培养，使货币与金融统计部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的比较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的建设，使我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大体上已经完善，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体制，中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与MFS国际标准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论文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初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但它已经是在全球连续多年存在的现象,即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些国家却存在大量贸易盈余。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对外债务,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对美国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一)引发次贷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方面,美国同日本和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上。美国由于消费需求旺盛和企业投资增多,拉动了该国经济的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和欧洲的消费需求疲软和企业投资无力,导致日欧经济下滑。鉴于高油价、粮价上涨和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不利影响,预计近几年美国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将可能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在上述两方面可能也不会有好的表现。所以,因需求疲弱和企业投资下降,最终将导致西方经济增速放缓。
亚洲与拉美大都是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较大,因而受西方经济影响,亚洲和拉美经济增长也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减缓势头。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经济全球化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东亚国家和地区凭借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基地。这既是经济全球化下该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比较优势的体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经济扩张的动机:一是为了占领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份额,二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亚洲制造业发展相对迅速,长期把美国作为制造业出口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过度盯住美元,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会被到卷入金融风波中。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收支通常是不平衡的,平衡只是偶然的情况。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严重失衡,从短期来看,这种失衡表现出动态性和持续性。全球经济失衡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成果,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不得不投资到美元资产上,作为外汇储备,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资本严重缺乏,从而美国资本账户盈余逐渐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一些污染型企业转移过来,使发展中国家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失衡、资源严重浪费论文怎么写。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使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曾受到保护的许多部门被卷入竞争,一些幼稚产业和基础薄弱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使这些国家经济遭到侵蚀。
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美国采取高赤字、高利率、高汇率政策,将扩大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规模和速度,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资本净流入的增长。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危机转嫁、货币作陪、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能源和资源价格看涨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未来增长可能减速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内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使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减缓。
(三)全球贸易失衡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格局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其贸易状况处于有利地位,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其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较低,其贸易状况处于不利地位,贸易状况难以改善,其获得的贸易利益份额较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状况长期恶化,贸易差额不断扩大,这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短期经济增长,还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两大贸易集团在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上的对抗性非常突出。伴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不平衡性的日益变化,发达国家往往借助各种手段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生产成本,以达到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输出和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
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因素的差异,而非贸易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企业的外向型程度不断加深,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市场环境的新变化及成本限制、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对各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都会导致贸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全球贸易失衡的实质是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失衡和利益失衡,是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不平等的外在表现。它是由美国的内外政策选择、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金融服务水平以及美元在国际的中心地位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受到影响,全球经济体制和模式也深受影响,全球政治格局遭受巨大冲击,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一)影响国际国币体系的正常运转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一个国家可以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扣做人质”(Stiglitz,2002)。美元是全球交易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元挂钩,所以,美国的金融政策时刻影响全球。金融全球化让经济体货币政策自主性大为丧失。与各国的国内货币体系相比,国际货币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是世界各国间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一套惯例和规则,体现出较大灵活性和松散性,因而对各国一般不具有强制力。其次,在出现国际经济失衡和金融波动时,各国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经济增长,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
(二)暴露国际国币体系的弊端和不足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源于美元本位制。二战之后,美国凭借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取代英国,又通过没有硝烟的“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因其固有的“特里芬两难”矛盾而难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欧元和日元崛起,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削弱。20世纪90年来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元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后来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是并没有摆脱“特里芬难题”。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货币有充足的流动性,美国只有保持经常账户的逆差,通过输出美元低价进口实物资本和自然资源, 维持本国物价的稳定。美元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它的发行不受任何限制,美国可以通过大幅发行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贸易逆差,反而恶化了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而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当今美元本位制与黄金本位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滥发美元进行对外支付。美国又凭借其金融霸权,利用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和非对称性,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获取最大利益,维护和促进了美元本位制的运行。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和控制的,体现的是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意志和利益,是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相互妥协的产物,本身带有歧视性、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在这种国际货币体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没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弊端,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要对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全球经济失衡使国际金融风险增大
美国新金融霸权控制着国际货币体系,掌握了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权。它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通过操纵汇率、利率、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来获取丰厚利润。并通过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国际金融投机,支配弱小国家的经济活动。美国的这些行为都对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资本流动管制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文怎么写。
(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上被巧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牙买加体系建立,代之以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发达国家的货币经济增长,如美元、日元、欧元等都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综合经济实力有限,其货币无论在以前或当前的货币体系下都不具有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抢占先机,获得国家铸币税的特权,通过扩大国内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等途径巧取他国财富。另外,多数发达国家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新兴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多年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比预想的要频繁得多,波动幅度也较大,这种剧烈的波动极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给本来就脆弱的固定汇率制以沉重打击,将信贷危机无形中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掠夺
美国金融霸权操纵国际资本流动,进行金融投机或攻击性的投机活动,由此引起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金融霸权国家趁机大发“难财”,进行裸的金融聚敛。同时,巨额外债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深渊,加大了对金融霸权国家的依附性,经济命脉从此被金融霸权国所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对国际规则陌生,在金融领域中的弱点和疏漏极易被国际炒家抓住并进行攻击,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金融。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游戏规则”是在金融霸权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完善的,金融霸权国家通常是从自身经济的获利性和维护其霸权地位出发而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霸权国家不仅操纵和控制着国际金融组织,而且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成为贯彻霸权国家意志的有力工具和武器,国际金融组织丧失了国际性和公正性,其功能的发挥也因被金融霸权国家左右而人打折扣,完全是为金融霸权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美国金融霸权削弱或剥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时,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于不顾,使所有的政策、制度、规则向少数发达国家倾斜,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论文摘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货币合作的愿望日益高涨，东亚区城货币合作体系初见端倪。但由于东亚地区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殊性，东亚货币合作的进路依然会津碍重重，因而需要分层次、分步骤地德妥推进。作为该地区的大国，中国应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积极参与协调，大力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
一、东亚货币合作建立的必要性
从欧盟、东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都表现出了迅速发展和繁荣之势。区域货币合作成为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迅速扩散和严重的波及效应使得亚洲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金融危机导致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抵御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实际上，这场金融动荡已经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制的严重缺陷。严酷的现实迫使世界各国或经济体希望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寻找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并确保民族国家利益的途径。
二、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
在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地位。在众多国家纷纷贬值货币的时候，人民币依然保持其稳定性。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东亚国家，中国不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对泰国等国家实施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援助，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达到50亿美元。自此，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隔阂慢慢融化，中国和东盟关系不断好转，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框架开始形成。同时，也逐步确定了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国的地位。
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始终保持在9.45%以上。中国已步人引领亚洲经济发展的“领跑集团”。
1.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近二十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增长。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日益降低对美、日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而转向对中国的直接出口。而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70%来自东亚。
2.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已成为抑制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3.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国际储备目前已高达10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完全有能力提供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参与组建货币互换机制和货币合作基金等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占全球进口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流人。东亚其他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东盟10+3会议后，中国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尤其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增效作用，为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三、中国提升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地位的途径
1.积极推进10+l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向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迈进。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中国在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中，已快于日本及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要快速推进，防止日本个个击破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2.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协调。应当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3.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中日是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谓东亚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
4.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制导权做准备。
5.建立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的要求，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因此要逐步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建立开放的融资市场，扩大区域内的相互投资。
6.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货币锚”创造条件。我们要通过积极建设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7.应利用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四、未来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角色
面对未来中国将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货币合作中，中国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中国正在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紧密配合，积极开展投资和本地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的研究工作。目前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的稳定，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亚洲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人国、最活跃的贸易体的同时，也正拥有着全球成长最快的资本市场、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正大踏步地成为全球金融链条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东亚的“货币锚”国家，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核心国。
参考文献:
[l]兰德尔·亨宁.东亚金融合作[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路妍.东亚货币合作问题及实现途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8).
[3]刘力臻，谢朝阳.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管理世界，2003(3).
[4]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
[5]余永定，何帆，李靖.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2).
[6]张宗成.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看亚洲货币一体化趋势[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论文摘要]截至2008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6821.77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给我国宏观 经济 运行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文章根据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针对我国外汇储备的 管理 政策建议。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国际储备是一国（或地区）官方拥有的，可以随时使用的国际储备性资产，包括：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通提款权与特别提款权。外汇储备是一国（或地区）货币当局持有的可以随时使用的可兑换货币资产，在储备资产中最为重要。
回顾我国外汇储备的发展变化：199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此后四年，储备上升相对平稳。自2000年起，我国外汇储备呈快速增长趋势。2005年末增至8188.72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2006 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截至2008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16821.77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一位。
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成因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持续的贸易顺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并形成了多年的贸易顺差。自2000年起，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每年的累计顺差额持续增加。仅2007年就累计达2621.97亿美元。这已经成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形成的直接原因。二是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 对新增外汇储备的贡献率不断上升。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和完善外商投资 管理体制 改革，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吸收，相当一部分滞留在 金融 系统内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升值预期导致各种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任何国家的资本管制都是有一定缺陷的，大量国际游资（即，热钱），绕过资本管制进入目标国，以期获得升值之利，并导致了外汇储备增加。四是我国现行出口结售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业和个人外汇留存，抑制和直接限制了外汇需求和有效利用，导致外汇储备持续、被动的增加。
三、巨额外汇储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对外信誉，增强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和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拓展 国际贸易 ，吸引外商投资，降低国内企业的 融资 成本 ；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平衡国际收支波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但外汇储备的激增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国民福利的丧失。因为绝大部分外汇储备被投放于我国境外的金融 市场 ，并未参与到境内资金循环过程中来，因而无法给我国居民带来福利的改善，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二）央行所承受的汇率风险日益加剧。央行长期以来一直是外汇市场的出清者，因此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的外汇储备不断扩张，资产越来越“外币化”；同时负债方的基础货币外汇占款发行也在飙升，负债越来越“本币化”，央行面临日益严重的货币错配风险，以至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汇率风险加速向央行集中。
（三）维持汇率稳定背景下的储备增长机制代价昂贵。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加大了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为了对冲过多的流动性，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大量发行央票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了影响。
（四）我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从国际 金融 体系角度观察，我国外汇储备快速上升，但结构仍以美元为主。这使得我国 经济 增长已有成果和未来命运承受着巨大的汇率风险，特别是美元汇率风险。
（五）巨额外汇储备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使央行需要使用更多的手段来维持币值的稳定。
四、对我国外汇储备的 管理 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转轨国家也深受其害。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影响，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稳定金融业，扶持实体经济，大力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收到了实效。这些重要的举措也为转轨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本文以此为基础，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进一步深入分析，认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今后一个时期转轨国家恢复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后危机时期
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下载。
一、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转轨国家经济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逐渐复苏，全球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加之转轨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奏效，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有的转轨国家甚至较快恢复了经济增长。
(一)较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经济刺激方案。而且，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是转轨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对于2009年经济的恢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表1反映了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额的12%)用于实施财政经济刺激措施的情况。
由于4万亿元巨额投资的拉动和其他的相关措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得以较快扭转。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2%，一路上行至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9.1%、四季度的10.7%)。二是主要物价指数触底回升。2009年CPI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转为上涨，12月上涨1.9%;PPI连续12个月下降后，12月首次转为上涨1.7%。三是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明显。2009年，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实际增长35.2%，全年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16.9%。四是外贸出口快速恢复。2009年12月，外贸出口增速由负
增长转为较快增长，出口规模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最高水平的96%。五是金融领域形势明显向好。主要表现在：宏观金融环境稳定宽松，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2009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同时，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及存款增速较快，12月末分别同比增长31.74%和28.21%。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 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9%[1]。
(二)缓慢复苏的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转轨国家之一。受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历经9年增长的俄罗斯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金融市场也由动荡演变成为一场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表2反映了俄罗斯20082009年的经济状况。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及由此造成的深度经济衰退，俄罗斯采取了若干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一是对银行系统注资，以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并确保金融体系和本国货币的稳定。二是大力扶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对大型企业(也包括一些中小企业)采取重点扶持措施。三是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根据不同行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救助计划。四是维持社会稳定，关注民生，加强国家社会保障，大幅度提高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减少失业并增加就业，从而兑现了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所有承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俄罗斯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占GDP比重分别达到4.1%和1.3%。表3显示的是俄罗斯反危机措施的相关情况。
上述措施的实施使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其一，2009年卢布先贬值后升值，全年未出现大幅贬值现象，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根据俄央行的资料，2009年112月，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下跌了3.8%[2]。其二，俄罗斯银行部门保持了整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第二波危机。俄罗斯政府和央行的干预措施增强了储户对银行业的信心，居民存款在2009年增长了27%，提高了银行业的稳定性。其三，实体经济虽然在2009年上半年出现严重下滑，但在下半年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推动了国内需求回升，使产出逐渐恢复。从表2可见，俄罗斯2009年GDP下滑了7.9%，略低于预计。2009年第4季度GDP只下滑了3.2%，经济恢复要好于预期。同时，经过季节性调整的数字表明，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第3季度开始了微弱复苏，在第4季度出现了加速的趋势。其四，俄联邦财政状况也要好于预期。2009年，由于石油出口收入的增长，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5.9%，没有超过占GDP 7%的警戒线[3]。进入2010年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2010年第1季度，GDP同比增长了2.9%，扭转了2009年第4季度-3.8%的下降趋势。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2010年4月的数据，俄罗斯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失业率由3月的8.6%降至4月的8.2%，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零售贸易总额同比增长4.2%，实现了连续4个月增长;实际工资上涨了6%，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7%;卢布兑美元汇率连续第4个月升值;4月工业生产指数继3月上升5.7%之后再次上升10.4%;固定资本投资增长2.3%，也是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4]。
(三)触底反弹的东欧国家经济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图2 部分转轨国家出口情况增长率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2010Q2.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二、后危机时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广泛采取刺激经济和其他干预措施，不仅使各国经济也使全球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特别是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以及美国个人消费需求的复苏对全球
资料来源：UniCredit，CEE Quarterly 2010Q2.
论文摘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孕育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中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和中长期任务。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动向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
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减弱美元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最终要靠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硬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历史性起点。2010年12月，中央银行宣布，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版图”大幅度扩大后，试点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为67359家。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跨越式发展，并加快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有的还会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2010年12月，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宣布，其11月国家外汇储备新增60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货币互换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步骤。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此外，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高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重要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产品提出新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
【关键词】影子银行 作用机制 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借此浮出水面的影子银行这一新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影子银行不仅被认为是造成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且在欧债危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表面上对流动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高度发展背景下滋生的影子银行更是通过隐藏于背后的信用创造机制发挥着作用。因此，关注作用机制不仅有利于更好的了解影子银行的作用过程，而且对于有的放矢的制定相关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的影子银行从出现开始就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具有独特的信贷影响机制，并且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亟待规范。在2013年的G20峰会上，中国副财长朱光耀明确表示，我国应加紧治理影子银行及地方融资平台。①明晰影子银行的作用机制，对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影子银行概述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于2007年创造性的提出“影子银行体系”概念，即“有银行之实但却无银行之名的种类繁杂的各类银行以外的机构”。②鲁宾尼教授随后对影子银行概念进行完善。盖特纳提出了“平行银行系统”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准银行”概念。这些都是影子银行的别称。美国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对影子银行的定义是：“任何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机构和信用中介活动”。③
随着研究和认识的不断加深，影子银行已不单指金融机构，其外延还包括类似于传统银行的理财部门或者金融工具。而银监会则将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业务、金融租赁业务排除出“影子银行”之列，④对我国的影子银行做出区分。
关于影子银行作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有很多研究。
Pozsar等对影子银行实现信用中介职能的七个步骤进行了剖析。[1]Shin强调影子银行的外部融资能扩张传统银行信贷。[2]Gorton和Metrick说明以回购协议运行为中心的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高度抽象其货币供给机制。[3]
易宪容认为影子银行是信用扩张的工具。[4]李波和武戈对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进行模型分析，说明其乘数效应，高杠杆性和金融风险。[5]陈剑、张晓龙和李向前等研究表明影子银行在短期内可促进经济增长。[6]蒋冠和霍强从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资产优化视角，研究了影子银行对经济发展、金融安全和政策传导的影响。[7]
二、影子银行作用机制
影子银行是与商业银行一样，在借款人与储蓄者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发挥着融资功能的金融中介。既满足借款方融资需求，有效提高社会闲散资金的使用效率，又满足储蓄方理财需求，获得收益。
但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同，影子银行并非采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融资模式，而是以“发起-分销”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影子银行以商业银行的贷款信用创造为基础，用资产证券化和担保对银行贷款期限、流动性和信用进行转化并将其分销。这种新型的债务融资方式将银行的传统信贷关系隐藏起来，以证券化关系取而代之，将传统的市场流动性转为银行流动性。⑤证券化的具体操作方法首先是商业银行将贷款提供给信用程度不高的借款人，然后把这种次级贷款出售给投资银行，由其打包并包装成金融衍生品，由于证券化的结构性产品被设计的很复杂，只能凭借良好的信用评级提高可信度来吸引投资者。影子银行对打包贷款的批量需求直接刺激了商业银行次级贷款金额的不断增加，打包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为提高收益规避风险，证券化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模式的不断重复，最终导致非常高的杠杆率，间接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
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和结构是受到控制的。影子银行将商业银行的信贷金额移出资产负债表，使其成为银行表外业务，从而少受甚至不受信贷规模投向及资本金的监管。但影子银行不直接吸收存款，只能通过负债方式购买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然后，利用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或其他机构投资者资金以及投资银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等管道，在货币市场通过回购协议等工具融资，以此为基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或其衍生品，这种高度负债的方式就是影子银行独立的货币供给机制。[8]影子银行的证券化金融产品在回购市场上进行流动性的转换，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于货币的特征，可随时通过交易变成现金。[9]
影子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更多的是创造流动性。流动性作为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既能随时成为货币存量，也随时可能收缩枯竭。在流动性出现危机时，由于缺乏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影子银行体系一旦出现崩溃将后患无穷，比商业银行破产更为严重。但是影子银行不需缴纳存款保险金，不必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不用受制于监管机构的监管，因此其不仅具备信用创造能力，而且与商业银行相比更具竞争优势。
三、我国影子银行现状
影子银行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壮大，主要是在中央银行信贷额度管制和宏观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出现的。⑥融资方、投资方及中介三方面需求旺盛，可信贷资源无法借助传统的银行中介均衡分配，导致资金供求双方只有借助“影子银行”方式建立联系。
我国影子银行的运行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简单的多。信贷资金主要分为两种，银行内部少受或者不受监管的准信贷活动和民间金融活动。表外业务是银行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影子银行业务，而民间借贷则是构成民间金融活动的主要部分。⑦此外，我国影子银行杠杆倍数较小，衍生品市场不发达，目前没有实质性的证券化过程，并且与欧美国家影子银行的金融脱媒相比，和传统银行属于互补合作关系，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不高，政府管制依然存在，理财产品风险较高且易出现信用违约，资产质量有待提高。虽然具有证券化特征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已经被归入商业银行表内业务进行监管，但中国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依然很大。
四、对规范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启示
随着中国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壮大，适当的规范和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是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即使是银行表内资产也可以充分得到使用，从根源控制影子银行体系扩张。第二，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联系紧密，应从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着手，疏理好融资渠道。第三，由于影子银行运作易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所以应完善金融市场，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信用基础。第四，由于影子银行的作用机制创造了信用，这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要寻找更完善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指标进行管理调控。第五，监管机构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管，做好信息披露以提高透明度，防范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
注释
①2013年9月5日，朱光耀就G20峰会热点议题回答记者提问。
②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and Hyman Minsky’s Economic Jouney，The Resarch Foundation of CFA Institute 2009.
③FSB，2011.Shadow Banking：Scoping the Issues[R].April，12.
④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报》。
⑤易宪容，王国刚.美国次贷危机的流动性传导机制的金融分析[J]，金融研究，2010（5）。
⑥根据2013年9月9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影子银行”不是什么坏小孩》一文整理。
⑦2011年12月21日《国际金融报》第05版观察评论：影子银行不会崩溃瓦解。
参考文献
[1]Pozsar，Z.，Adrian，T.，Ashcraft，A.，and Hayley，B.，2010.Shadow Banking[R].FRB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No.458.
[2]Shin，H.S.，2012.Global Banking Glut and Loan Risk Premium[J].IMF Economic Review，60（2）：155-192.
[3]Gorton，G.，and Metrick，A.，2011.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04：425-451.
[4]易宪容，王国刚.美国次贷危机的流动性传导机制的金融分析[J].金融研究，2010（5）：41-57.
[5]李波，伍戈.影子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J].金融研究，2011（12）：77-84.
[6]陈剑，张晓龙.影子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2000～2011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2（8）：66-72.
[7]蒋冠，霍强.中国影子银行的作用机制及治理路径——基于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资产优化的视角，2013（8）：17-21.
[8]周莉萍.影子银行体系的机制及其脆弱性.银行家，2010（12）：90-93.
[9]王博，刘永余.影子银行信用创造机制及其启示[J].金融论坛.2013（3）：3-8.
[10]李向前，诸葛瑞英，黄盼盼.影子银行系统对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J].2013（5）：81-87.
[11]徐滢，周恩源.影子银行体系金融不稳定性扩大机制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应对研究[J].上海金融，2011（7）：95-99.
[12]葛爽.金融危机中影子银行的作用机制及风险防范，金融与经济，2010（7）：22-25.
[13]黄益平，常健，杨灵修.中国的影子银行会成为另一个次债？[J].国际经济评论，2012（5）：42-51.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海外买主，占澳大利亚2013-2014年出口的32.5%。 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客户――日本，不到中国购买量的一半。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澳大利亚铁矿石为原料生产的钢铁。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澳大利亚铁矿石占了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57.9%。
中澳自贸协定（ChAFTA）是主席在澳大利亚出席G20峰会时宣布的。在那次访问中，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广受好评。两国的外交关系上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澳自贸协定令各方满意。关税大幅削减。到全面执行之时，所有中国商品进入澳大利亚将免税，而95%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免税。
自贸协定还涉及到服务业。出乎所有人意料，澳大利亚养老业获得尚无先例的进入中国这一利润丰厚市场的机会。
别忘了，还有金融业。悉尼成为处理人民币清算地点。澳大利亚对来自中国的私营企业投资审查门槛由原来的2.48亿澳元，放宽到10.08亿澳元。
双边贸易协定的利与弊
但是，所有中澳享受的便利，都不包括其他地区。这就是双边贸易协定的本质，最好的协定也不过如此。
成功结束的世贸组织（WTO）最后一轮贸易谈判已经过去20余年了，多边贸易领域仍然没有进展迹象，亚太地区国家只好采取双边行动。如果签署协议的数量是衡量表现的指标，亚太地区的确走在前列。根据亚开行（ADB）数据，2014年，119个FTA 签署并生效，这是10年前的一倍还多。还有25个已经签署，有待生效。另外还有69个正在谈判中。
但是密集的贸易外交带来的并不全是好事。《经济学人》和汇丰银行就50个FTA的利用情况，对80个国家的公司进行了调查，平均只有1/4的出口商能利用亚洲签署的FTA。低利用率并不是因为FTA 没有带来实质利益。事实上，那些利用了FTA的被调查者中，85%表示其对协议覆盖市场的出口，要么是有相当的增长（23%），要么有显著的增长（63%）。
双边贸易协定也有负面效应。这个地区已经成为贸易条款的意大利面碗。弄明白层出不穷的贸易条款的成本之高，使商业机构只好放弃FTA。
亚太自贸区对全球经济的促进大于TPP
所以，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提议很有意义。当然，要讨论的不仅仅是贸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近几年备受关注，但只有12个参与国，TPP 不过是又给面碗里加了量。而亚太自由贸易区却正相反：包括了21个APEC成员国。
考量经济效益很清楚：要取得丰厚成果，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就应该同时包括美国和中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去年一份论文模型显示，FTAAP对全球经济的促进作用是TPP 八倍有余。
这不奇怪。WTO 认为中国已经在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中国一直驱动着世界贸易的增长。201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进口增长了27.8%，7026亿美元； 而美国增长了7.6%，4083亿美元；日本增长8.8%，1637亿美元；印度增长15.8%，1210亿美元。
有人认为中国力推FTAAP意在攫取权力，试图制定地区规则。这种判断其实不符合基本常识。FTAAP 是唯一包括了地区全部重量级势力的谈判。中国的全力推动，使这一宏大议程更加有吸引力。至于降低贸易壁垒，中国能够贡献更多。WTO指出中国的平均关税在10%左右，而美国仅3.4%。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更加重质而非量，中国仍然会比其他经济体表现出色。
亚太地区长期增长前景非常乐观。根据OECD去年的报告，到2060年中国占世界GDP将从现在的18%达到24.3%。印度的份额将呈火箭式增长，从6.7%到17.7%。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取得的成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给人的深刻教训，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认识到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指出: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主权，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 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
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二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虽然不断在扩大，但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国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国际化又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中国和韩国或由于人均指标，或由于经济总量都还难以承担此项重任。东盟十国其内部本身就缺乏轴心国。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对美国的依赖性有所增强，但作为区域外的大国，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不可能考虑到经济差异极大的东亚经济体的需要，因此，以美国货币政策作为“核心驻锚”显然更难以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