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30 08:29: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三农问题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㈠ xx县概况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xx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xx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 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xx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 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 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㈡ xx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 关注农村 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xx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 b农业 c农村 d农户 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 b农业特产税 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 b听广播 c别人告诉我的 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 b支持 c我不在意 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 第2题 第3题第4题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正确数 错误数 正确率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a答案 b答案 c答案 d答案
62 36 63.265% 72 26 73.469% 56 10 24 8 21 45 21 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xx县，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xx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xx县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㈢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 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 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 4） 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
3.4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序进行。 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 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第一部分：现状特点
珠江镇五里村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典型。在五里村调查三天，我们从五里村的发展现状看到了我国当代农村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代农村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生产结构有所调整。几十年来，农村的生产结构发生过多次变化。目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我们调查采访的农户中，大部分农民种植蔬菜等粮食的目的是自己食用，且规模不大。而像柿子、玉米等非主食类作物的比例较多。另外，枣子等干果的种植也有一定的发展。
二、生产方式发生不同程度变革。目前农村的生产种植方式有了不同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程度主要有生产的规模决定。既有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大棚种植，也有规模不等的私人种植。我们采访的农户由于种植规模有限，所以没有过多地使用现代化耕作设备；但是我们了解到，在大型的农场中，大型机械的运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三、农民素质普遍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显着发展。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五里村的马飞是一位有名的枣子大王。他培育的超级大枣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一切都是凭借对科学知识的钻研精神，加上踏实的作风。他们都是当代先进农民的代表，他们是我国农业向科技化、专业化发展的干将。而普通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则是我国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表现。在短短三天中，我们接触到许多当地农民。他们和我们交谈时，对一些现状的分析都比较客观和透彻，阐述了他们对于我国基层农村政策的看法和意见。他们的观点充实了我们的调查报告。
农村基础教育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有了显着的发展。我们实践基地所在的行知小学就是当地的着名的农民子弟小学，招收附近六个村子的农民孩子。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所设备先进、师资力量优良的学校。许多农民孩子不但圆了读书梦，还享受到了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待遇和教育资源。
四、农民经济收入增加及收入结构的变革。目前农村农业人员的收入已不仅局限于农业生产。许多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等方式来增加收入。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城市的建设出力。这样，丰富了农民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也加快了城市的建设。以农户李伯伯家为例，他的儿女均在县城打工，他自己在农闲时也偶尔外出做活。这样，他们的收入就大大增加，并且，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城市，也大大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也使他们的收入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我们采访的若干农户中，电话、电视的拥有率高达九成；有四成的农户家中有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电扇、洗衣机等电器已比较普及，我们还能看到农民从腰间取下手机发短信。这一切，电子商务资料库‘“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五、先进的大型种植基地逐步兴起。在五里村，我们参观了浦禾园果树基地和艺莲苑水生花卉基地。这两个基地都是国家级的重点基地，许多先进的品种、技术在这里进行试验，然后推广到普通农业生产中。先进种植基地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相关农业的发展，同时形成连锁反应，提供了旅游、教育等一系列资源，无形中又增加了农村其他产业的产值。这也是我国农业向专业化、大型化发展的表现。
第二部分：存在的问题
农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方面。由于调查程度有限，仅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保障农民权益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事实上，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太多。仅在五里村，农民普遍反映他们的权益受损。当地工厂建设宿舍，征用农民土地，补偿十分不合理，甚至使一些农民觉得生活无依靠。而工厂在申报征用时，竟称农民的良田为荒地！这一现象引起当地许多农民的不满。而对于这种现状，农民大多抱悲观绝望态度，没有想到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此类现象的发生。
农民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定数量存在的行政问题为农民威权设置了障碍。这是短期无法解决的。正如一位农民说的，中央、盛市的政策是好的，但在村、县落实时，有时发生了差错。所以，农村问题更多的是基层工作的开展和改进，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中国的农村人口太多，范围太广，仅五里村就发生这些问题，放眼全国，农民维权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城市化问题。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民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势必使农村逐步过渡到城市。目前看来，这种过程似乎还不是很明显，但在农村中已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化的现象。仅从环境角度看，农村中也有了高耸的烟囱。虽然现在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没有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但是从长远角度，农村环境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如何从开始做起，发展农村环保经济，避免重走城市污染的老路子，是不久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三、农村医疗、保险问题。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许多地方已开展农村医疗保险。五里村的农民一年只需交纳24元，在乡村医院看病便可以报销10%的费用。这无疑是一个好政策。但是农民反映药价太高，许多农民生病基本上是用土办法凑合或硬熬。药价高是普遍现象，但是能否正对农民实际，采取不同的措施，让农民的基本医疗得到进一步的保障，是我们还需努力改进的。
情系老区
陈修忠1998年在丰顺县副县长任上退休。退休前，丰顺县委、县政府安排他亲抓当时县内规模最大、地处革命老区八乡山地域的八乡水电工程。他在那里一干就是8个春秋。工作环境和工程建设的需要，让陈修忠与老区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他深知老区群众的冷暖、困难和盼求，被老区群众称为爱民、亲民、勤政的好领导。
在八乡山老区工作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负重托，和众多的建设者一起，在完成建设一座蓄水5000万立方米的水库和装机1.2万千瓦水电站光荣任务的同时，还热情协助当地龙岭、婵联、高车等5个自然村开通了近20公里的山村公路，拉通了4公里高压电线通往八乡山茶叶生产基地，在樟树排建造了一座造价30多万元的交通石桥等等。
陈修忠到老促会上任之初，机构还不甚完善，办公的房子只有10多平方米，4、5个人挤在一起。当时就有朋友讪笑他：“你做官还没做过瘾吗？你们的条件还不如人家的一般干部哩。”陈修忠只是笑笑，说：“丰顺县老区都是我们的办公地方，还不够宽吗。”因为陈修忠说得在理，老促会一班人包括欲说服他的朋友，都得到很大的鼓舞。
陈修忠把他深入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本色带到老促会来了。他一再表示，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要用行动和成效，不辜负组织的期望，真正发挥好老促会的应有作用。
率先垂范
陈修忠言出行随，10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及了全县193个老区行政村其中的绝大多数。他组织或与省、市老促会密切配合，深入实地，对全县老区经济社会状况，分别开展了的总体、局部、专项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写出了《关于丰顺县三农问题的调查》、《贫困老区丰顺县新农村建设的调查报告》以及县内老区关于交通、学校、卫生、水利等问题的专项报告，向上级党委、政府全面反映当时老区的实际状况，反映老区干部群众的所盼所求，提出看法建议，供上级决策参考。
各级老促会反映老区群众呼声的调查报告，上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例如，2003年，时任梅州市委书记的刘日知同志，就在丰顺县与梅县老促会联合上报的、反映马图、梅南等老区交通困难的调查报告上做出具体批示，接着他本人又到现场办公，促成了革命老区龙岗镇马图村18公里的水泥公路的顺利完成。大龙华镇铜山村群众多年盼望的12公里水泥路面公路，具体情况上报以后，同样得到上级重视支持而圆满解决。对于其他老区山区交通难的问题，上级也从实际出发，在原铺筑水泥公路每公里补助1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到了15万元的补贴，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各地水泥道路的建设工作。
尽职尽责
在各级党政和上级老促会的重视支持下，陈修忠带领县老促会，会同县有关的工作职能部门，10多年间先后胜利完成了学校改危、行政村通水泥公路、卫生院改造等深受群众赞扬三大民生工程。期间争取了包括政府部门拨付、香港同胞捐助，社会贤达捐赠等多项专款，款项总额逾亿元。全县累计改造了63间破危小学，改造了13间镇级卫生院、261个行政村通了水泥公路。由此，老促会也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机构。
陈修忠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学校改危工作中，他出面制止了个别地方打算移用专款的偏差，纠正了个别地方因风水迷信原因带来的不合理的学校选址，坚持原则要求2处质量有问题的在建工程推倒翻工。对此，群众评价说，老促会监督的钱是放心钱，老促会监督的工程是放心工程。
求真务实
一、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口径狭窄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
（四）动手能力弱化
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 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 6 个小麦品种，6 个玉米品种，4 个小豆品种，2 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 2003 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 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为加强实践环节，在教育部“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工程———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和校内外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02- 2005）教改项目的支持下，将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技能作为农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形成实践课程《农事学》教学体系。《农事学》在 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其配套教材《农事学实践教程》为 2005 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该课程改名为《植物科技技能训练》，成为植科学院所属农学、园艺、植保专业的基础实践课程，该课程从大学第一学期开课直到第四学期，每周 3 个学时。在农学专业两个新学习方向形成后，又对专业课学习增加实践环节。原则是专业课学时不变，调整实验课时和增加教学实习天数，同时安排一些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现在的专业课都增加或补充了实践教学，例如，《植物育种学》课程包括 30 学时理论课、10 学时实验课和 9 天教学实习；《种子加工与贮藏》课程包括 16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种子检验学》课程包括 8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等等。在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安排上，第四学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参加不少于 12 天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在学习专业课之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第六学期以毕业论文为主线，学生自由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活动，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前答辩。同时组织、鼓励学生申报市级或校级“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课题，通过参与项目研究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创新与创业热情，提高科学研究与创业能力，
目前，农学专业已经形成了以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有一定理论体系和实用价值的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包括：（1）大一、大二学生设置有《植物科技技能训练》课程，每周一次 3 学时，学习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技能。（2）大二学生参加不少于 12 天、由教师指导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活动。（3）大三学生开始参加科研训练，加入到指导教师的科研课题中，在科研活动中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实验实施和写作，毕业前完成论文答辩。（4）大四学生在第八学期结合就业参加毕业生产实习。这一套实践教学体系，保证学生在大学四年期间结合农业生产实际不断线，培养学生的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同时，每年聘请名师专家来校讲学，使课堂教学与北京都市农业的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基本实现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科学研究”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往往难以掌控，为了督促师生更好地完成实践环节，在考核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完成后计学分，保证教学质量。例如，（1）在每次实验、实习结束后，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或实习报告，分别考核，考核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30%～40 %。（2）“三农调查”和“拓展训练”等实践环节，要求每位学生深入北京农村或农业生产一线，进行调查、考察，结束后完成调查报告，采用答辩方式，全体导师为评委集体考核，合格后方可计入学分。（3）毕业论文采用导师负责制，学生每人一题，依次完成论文综述、论文设计（开题报告）、论文写作和论文答辩等工作，每项工作均由导师进行评价和集体考核，最终成绩采用优、良、中、及格四个等级，毕业论文只有达到中等以上成绩，方能合格毕业。几年的实践表明，实践教学的严格要求，督促和激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条件，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学生毕业后很容易融入到工作岗位中。
关键字： 三农问题;新农村;商业资本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但是我国农村地区人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至20万亿元人民币。仅仅靠国家财政来支持农业发展，显得力不从心。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上存在许多游离的商业资本，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商业资本在高利润的农村产业诱惑下不断向农村渗入，根据农业部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工业生产的利润率为10% ，商业流通的利润率为15%，而农业的利润率已经从1978年的5%提高到90年代的60%，成了经济部门中利润率最高的产业。商业企业资本的进入将为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商业资本进入农村的原因分析
当前商业资本涉入农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新现象，但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推动，有其特定的内外因素：
1、外部因素分析
从企业的外部因素分析，主要是我国农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变化，农业产业的调整和发展，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变革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农业的发展面临了新的契机。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了我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已经把全面实现小康作为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对农产品的需求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从原来的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农产品的需求的变化迫切需要农产品供给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传统农业领域一些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凸现了各种与农业相关的商机。与农业相关的新兴产业正在形成，如花卉苗木、城市园林绿化、绿色有机食品，特种水产养殖，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等。这些行业近年来的扩张势头良好，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增长点。这正是商业资本进入的脸好时机。
农业国际化进程加速，大宗农产品粮食的农业政策进一步放宽。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速、农业领域的开放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政策不断放宽。尤其在一些市场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实现市场化的粮食供销。粮食市场完全开放意味着农产品短缺时期以产量为中心的政策结束农业生产的市场机制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农业生产要素等资源的配置进一步优化，为商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优惠政策的引导、推动。商业资本涉入农业是当前农村出现的新生事物，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生机，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在建设新村的前提下，纷纷出台了鼓励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政策和措施。在土地使用上商业资本投资的种植场、养殖业可以使土地的使用权不低于30年，用地面积也给与支持；在资金上国家可以在相关配套措施上给与支持；在税收税率和政策时间上放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支持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从而大大降低了商业资本进入成本。
2、内部因素分析
从内在因素看，主要在于目前一些商业企业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比较，自身在资金、管理、技术和经营规模上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优势正是当前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优势。
资金优势。投资农业的商业企业一般都有比较多的资金，他们在农业经营过程中运用企业雄厚的资本实力进行起点高、投资高、产出高的企业生产，构建资金充裕，又有规模的农业生产企业，这是普通的农业生产者所不能达到的。
技术优势。与农户相比，工商企业相对重视农业技术的应用和经济效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达成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的合作协议，或者直接引进技术人才，确保技术优势。
经营管理优势。工商企业投资农业，积极运用工业成本管理、项目管理的经营方式经营农业，促进农业企业化经营。通过加强管理是农业生产不断规范化、科学化，使农业生产取得较好效果。
规模优势。相对普通农户家庭经营，商业资本投资农业的规模化优势也非常突出，各类投资均较为注重规模。商业企业投资者他是按照企业的方式经营农业生产，克服了小农生产的弊端，能够形成规模。
二、企业商业资本的进入形式
要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就要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力量不足，一方面农村资金缺口巨大，另一方面，资金的趋利性又导致农村资金不断外流，进一步扩大了“缺口”。近年来中国财政投入，相对于巨大的需求来讲，还难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但是丰富的企业商业资本却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空白，大有作为。
科技研发支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21世纪的农业更需要技术上的支持。企业通过深入农村，针对不同的农村气候、土壤条件研发适应性很强的产品品种和生产设备。特别是在种植上，应该培育优良的产品品种，抗病性强，产量高。在科技上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建立研发与生产相结合的农村新型企业基地。我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是通过不断努力研究，不断改良水稻品种，提高产量，然后广泛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粮食产量。
直接投资建厂。无商不活，要发展我国的农村经济，就要把我国传统生产型农业向经营型农业转变，这就要许多企业扎根农村，建立富有现代气息的农业企业。商业资本在农村投资建厂，可以充分利用当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即可以充分利用农村低廉的劳动力，又可以针对当地的资源或文化特色生产出具有一定特色的产品。通过各种优势的耦合可以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只有农村企业不断发展才能够搞活农村，发展农村经济。东部沿海的温州地区许多农村就是在许多企业的发展中不断发展起来。
构建新型的农村合作组织。以前的农业合作组织基本上是农户自愿联合起来的，很少有外来商业资本的介入。商业资本可以在农户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贸易性质的农村合作组织，这种合作组织在经营上各守其责，农户重产品生产，农业组织重市场，在功能上对内加强管理和技术服务，对外收集市场信息和开拓市场，进而实现效益最佳化。这种方式在农业比较发达的美国、日本和法国常见，很少的合作组织却能在农业生产和贸易中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可见农业新型组织的作用非常巨大。
建立农业融资体系。当前农村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而农民在使用资金的上没有一定的没有来源，没有保障体系。商业资本可以在农村建立金融和融资机构，为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对于国家的资金可以通过财政或政策性银行向商业金融机构发行、，按商业原则运作，将筹集的资金运用到农村，增加“三农”投入，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建设物流中心。物流是第三利润源，也是农产品不断增值，走向市场的关键。通过建立物流中心，一方面不断完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减少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之间的时间；另一方面增加附加服务，完善产品的价值链，使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不断延伸。现在许多物流中心在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如花卉业、中药类的物流中心不断涌现，他们不但成为农产品的集散地，而且成为农产品的展览品台。
三、商业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效应
社会投资经济效应。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再给企业自身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商业资本的进入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出现资本乘数效应，许多相关的资金也涌入到农村，促进相关农业产业的发展。
投资结构效应。在农业投入方面，改善了农村投资的结构，弥补了去他的投入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建设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资金、农村信贷资金、农户自身积累的投入，从总量上一直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要建设新农村，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作为政府的投入远远不够，必须融入大量的商业资本，优化传统的投入结构，弥补农业投入的不足。
农村结构调整的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而确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证我国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结构调整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重视和关注的问题，通过商业资本的投入带动了当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商业资本投入农业既能够大规模的从事种植业的开发，建立生产基地，发展名优特产品和优势产业又能够充实产品加工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并且资金的投入使用基本是从当地的资源优势出发，又能够增强优势产业或产品的优势地位，对一般的农户起到了榜样、示范和辐射作用，并且随着商业资本的进入与农业相关的第三产业会得到较快发展，这样就加快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整体竞争优势的提高。
作者单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顾一夫．农业利用外资：风景这边独好．外向经济，1997,10:31-47.
[2] 蒋和平．高新技术改造我国农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一、农村劳动力现状与社会
2000年11月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人口总数12.65亿，其中农业人口8.047亿，占总人口的63.91%。我国农村5.82亿劳动力占到全国劳动力总量8.3亿的70%。其中除了1.6亿从事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外，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农村劳动力实际富余2.5亿，而且每年以600万的速度在增长。而农村5.82亿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如何，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统计，部分资料如下：
统计中看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在农村高达87.8°%?’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也达76.17°%。在农村，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平均万亩土地仅有0.80个技术人员，万名劳动力仅有0.16个技术人员。现在我国每7000亩土地只有一名农业技术人员，每7000头牲畜只有一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专业技术人员。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1/10000，而发达国家是30-40/10000。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我国现在有70°%左右适合农村应用的的科技成果在农村推广不了。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30°%，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一般都在60°%-80°%。统计数据表明，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劳动力的比例为17.26°%，比农业部门高出23倍。农村科技人员的缺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当今的社会现实是：一方面是农村有大批富余青壮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而另一方面在城市“技工荒”之后，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现象。2004年4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重点对长江、珠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地区40个城市的用工、缺工情况进行了调查，据劳动部《关于企业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反映：发现缺工200万，比率达10°%。其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中、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的缺工总额比率达31.9%。而社会对企业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技工的需求比则己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例。其中，深圳、东莞、佛山地区缺工比为30%，无锡制造业缺工比高达40%，为全国制造业需求比第一。当然21世纪我国逐渐显现的“民工荒”，清华孙立平教授就认为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一低工资一高竞争力链条”的象征性断裂。而梁小民则在“深圳商报”撰文说：“民工荒是我国工业化低成本时代结束的一个信号、标志。”所以必须对其反射出国民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内趋，则是应当引起国家关注的重要信息。
劳动部《关于企业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技工缺乏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发展程度呈现正比例增长状况。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仅仅由于其用工特殊性（18-25岁青工，偏重女性）在2006年缺工率仍居高不下。而且出现民工流西迁现象。整体发展趋势是：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对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的需求，在向“技能型”为主转变。当今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己逐渐发生了质的转变。
二、振兴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刻不容缓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状况，农民对职业教育有巨大的潜在需求，现实中职业学校生源却严重匮乏。这个怪圈，在20世纪普高热和高校扩招的冲击下急剧膨胀。200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由1997年的56.4°%直线下降到45.3%，远低于国家“九五”计划确定的60°%的指标。就是现在仍徘徊在这个比例左右。同年，全国农业中专学校的招生数由1996年的15万人直降到4.7万人。全国农民成人学校在校学生数也由1990年的2234.9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473.5万人，10年下降了78.8°%。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滑坡现象更为严重，据有的省不完全统计，农村职业学校的新生报到率平均低于60°%，有的农村职业高中今年招生只有几十人报考。在西北落后地区，笔者就见到农村职业学校门可罗雀、荒草萋萋的景象。而且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不景气，间接影响到“双基”成果的巩固，主要表现是升学无望初中生的隐性流失问题严重。隐性流失是指，虽有初中毕业证书，实际上没有读完初中。据国际教育专家统计分析，只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以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才有推广的基础，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职高与普高的比例，才会逐步下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2000美元以下时，职高与普高的比例一般为7:3。而在我国，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我国各类中等职校在校学生数为1240.2万人，普高在校学生数为1964.8万人，二者之比约为2:3，与7:3的比例大相径庭。而且我国目前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条件，而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表面繁荣后面，潜藏的教育质量滑坡的隐性因素，现在己逐渐显现。这种情况决定了我国在近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仍是提高社会化生产技术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当是重中之重，中等职业教育只能加强，不可削弱。而非与社会发展脱节地去“轰轰烈烈上普高，热热闹闹办高校。”。
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己超过3亿。这些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据2003年调查，农村进城打工人员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84.9%。
1997-1999年23%的“回流”民工认为其“回流”原因未经任何专业技能培训，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怎么能避免“民工不荒，技工荒”现象。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己刻不容缓！
三、上下齐动深化改革农村职业教育
1.正本清源、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宗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的比例为49.9°%，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比例为44.6°%,转移到外地仍然从事农业的仅占5.5°%。可见，农民迫切需要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专业技能。在这种农村劳动力转型的动态发展中，农村职业教育也要与时俱进，针对这种状况进行适应这种发展需要的深化改革。即要由原来主要为农业服务，培养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的“新农民”方针，转为主要培养脱离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创业者”，兼顾培养“新农民”的办学宗旨。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转变，更是农村职业教育资质的转变。它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职业教育理念决不能同日而语，它不但有比例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办学宗旨内涵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调整上。在专业设置方面，要认真研宄我国加入WTO以后改革发展的趋势以及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了解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等的市场走势及就业的动态结构，特别是就业信息和社会用工情况，调整专业结构，满足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农”的需要。
事实证明，当前办得很好的农村职业学校无不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大胆地改革，积极开发、设置了适应城镇就业市场动态结构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非农专业，并使之成为学校的主体专业，农科专业比重不但下降，而且还转变成了具有显著时代特色和增值潜力的新型农业专业，因而受到农民及其子女的欢迎。因而，这个调整转变己成当务之急。
2.政府要加大深化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的力度。调整转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宗旨，对于某些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简直就是一次脱胎换骨。因为它涉及学校教育资源调整、配置。如教学设备、师资结构、实验基地、实习场所等等。而这一切，在目前状况下，很多农村职业学校自身不具备完成这种调整条件，需要政府加大深化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力度，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要求统筹社会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尽快改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差，教学设施不齐全，设备低劣，师资结构不科学，公用经费紧缺，图书资料陈旧，教育质量低的状况。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政府关注、督促相关部门配套实行综合改革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突破各县以及城乡行政区域界限教育资源保护壁垒，淡化隶属关系，构建以大城市为基础的大区域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多元化的改革。突破城乡专业分割、自成体系的格局，进行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创 新，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关“希望工程”保持、继续、发展的改革。
3.农村职业教育在体制上要大胆创新。农村职教体系，要真正适应城镇就业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县、市农村职业教育中心也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体制上大胆创新，深化改革。要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牵线搭桥积极与高等院校、城市的职业学校联体、联利、联合发展，可以从股份制的角度建立以产权为纽带的农村职教体系，还可以探讨对农村职业学校实行兼并、租赁和托管的形式，使一批农村职业学校的资源真正能够发挥作用，以借助高等院校、城市的职业学校的教学设备、专业设置、教材建设、师资队伍方面的优势，提高农村职业学校的教育资源的质量。一些中心城市可以利用自己的远程教育的优势，开通面向农村的网络学校，通过网络把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准确的市场信息，及时传播给农民，为他们脱贫致富服务。
农村职业学校还应该积极借鉴众多民办学校的经验，在学制、办学模式、产业化经营等方面改革创新，建立一个开放、灵活、务实和高效的教育体制。当前，中等农职学历教育应该取消学籍年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完全采取注册制入学。凡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不受年龄限制免试入学。高等农职学历教育招生考试制度，要参照艰苦行业的专业高考录取办法实行降分录取；对于优秀农业劳动者和农村基层优秀干部，实行部分免试入学，或者单独组考、单独录取。为了使农民能上得起学，政府要给予适当扶持，建议将正在高校实行的助学贷款计划推广到职业学校，以便为社会，为农村培养高素质人员。
4.做好“三教统筹”，为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服务。在农村职业教育中要继续做好农科教结合的“三教统筹”工作，重新确定完善“三教统筹”的内涵机制及落实措施。重构县、乡、村三级农民继续教育网络，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能够扎根农村的农民精英。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外国培养扎根农村新型科技农民的经验，对在校立志学农、毕业后愿意务农者，政府给予创业资金上的支持和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我们在考虑农民“去”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农民的“留”，为未来农村社会经济的大规模、科学集约化生产发展做长远打算。同时，农村职业学校也应高度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将其作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再就业的能力，以便适应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我国研宄“三农”问题的专家普遍认为，从社会、农村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要求看，要达到城乡平衡发展，需要在未来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达到1.5亿至2亿，甚至要到3亿人。只有实现这样一个转出规模，才能保证从事耕作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增张的速度，跟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至于激化。现在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因此一定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为改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构建必须的教育资源做出支持。大力推动实行多形式、多层次办学体系，增强农村职业学校的服务能力。总而言之，在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振兴改革农村职业教育，确保其健康发展，从而为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保障。
农村信息化建设必须以农民的需要为核心，体现出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现实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农村信息化的最终目标。
开展的农村信息化应该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草根运动”，在农村信息化的推进过程中，农民的参与起着核心和关键的作用，甚至决定着这个活动的成败。如何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信息化的积极性，不仅关系着农村信息化战略思想的确定，也关系着农村信息化具体路径的选择。
在目前我国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情况下，农村信息化又是农村信息化的关键，农村信息化主要是农民社会交往方式和日常生活形态的信息化，因此农民的广泛参与就显得尤其重要。
从我国农村信息化服务对象的定位方面来看，我国政府已经很明确地把以农民问题为核心的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等“三农问题”的解决作为农村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把农民作为信息化的主要服务对象，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信息化工程也是围绕着农民的需要而展开的，充分地体现了信息化为农民服务的宗旨。
但是，农民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主要服务对象并不等于农民就真的成为农村信息化主体，就真的有积极性参与到这种自身信息化建设的活动过程中来。
在目前阶段，由于农村信息化一般是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直接生产提供，因此农民虽然成为信息化的主要服务对象，但是他们还不是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主体，更不是农村信息化的决策主体，同时也不是农村信息化建设项目的产权主体，这就严重限制了我国农村信息化功能的发挥，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由这样的建设体制所决定，政府的意志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表现的过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信息化是电子政务在农村延伸的现象，有点背离建设民主、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初衷。
因此，在农村信息化的推进中，不能仅仅把农民当作信息化的主要服务对象，还需要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把农民吸引到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之中来，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主要建设者与最终的决策者，让农村信息化真正成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广泛参与的社会“草根运动”，充分发挥信息化的社会效应，提高信息化的社会效率。
政府要大力扶持各种农村自治组织的建设，让它们成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主体，带动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参与信息化建设；在信息化资金投入方面，政府要变现在的直接投资为间接投资，主要采取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投资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信息化决策管理体制建设方面，政府要创造适合农民参与的信息化建设决策和管理的社会制度环境，保证农民的要求和意见能够及时、准确地表达出来，并在信息化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总之，农村信息化建设必须以农民的需要为核心，体现出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现实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农村信息化的最终目标。
游戏人才真的缺乏吗？
张书乐
关键字：挖角 游戏人才缺口
游戏产业现在最缺的不是基层技术人员，而是短期培训所无法造就的高级研发人员，这些人才也是各游戏公司和猎头公司挖角的重点关照对象。
近段时间，国内网游两大巨头网易与金山之间因为游戏开发人员的跳槽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成了行业的热点，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网游人才的关注。
在此次事件中，网易《梦幻西游》主策划徐波带着几位核心成员投身金山所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显露。徐波和几位核心成员由金山投资专门成立了一家研发工作室，着手研发一款Q版游戏，箭头直指网易的《梦幻西游》。
而早在2004年，网易就不惜重金，从金山的西山居工作室挖走了《剑侠情缘》的主策划赵青，赵青加盟后，很快推出了网易首款武侠题材的网络游戏《大唐豪侠》。业界猜测，金山挖角网易的核心人物，也是报此前的一箭之仇。而这也似乎印证了一直以来的一个传闻，即网络游戏人才缺乏，游戏行业就业前景良好。可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其实，诸如此类的挖角事件在游戏圈里并不鲜见。而这种表面情形则导致一个广为留传的所谓中国游戏人才缺口达到60万的说法。这无疑给了相对低迷的大学生就业前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看似前景广阔的游戏从业机会也成为某些游戏人才培训机构用来招揽生源的一个最好的广告。
然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缺口60万这样近乎天文数字的神话可以说一戳就破。九城、光通等公司的游戏团队大概在400人上下。按照平均数计算，一个中型游戏厂商最多容纳一百名游戏技术人员，那么60万就需要6000家左右的厂商才能容纳，还要考虑本身游戏厂商已有的人才量，如果这样的论证成立，中国遍地都是游戏开发公司了。而同时，不少游戏人才培训类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进入游戏企业的现实也说明了游戏人才的培养有些供过于求。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游戏人才缺乏确实是困扰游戏公司发展的重要问题，但60万绝对是一个夸大的数字。另一方面我国的游戏开发历史短，人才积累少，主要依靠网易、金山、盛大等企业培养。
据《2005中国网游原创力量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游戏策划人员2005年的增长量仅有14人。其实游戏产业现在最缺的不是基层技术人员，而是短期培训所无法造就的高级研发人员，这些人才也是各游戏公司和猎头公司挖角的重点关照对象。
[摘要]河南白象方便面公司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审时度势,认真做好市场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环境入手,寻找新的机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转变营销策略,继续从4PS(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出发,注重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关键词]白象环境市场策略
方便面行业的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品牌竞争自然很激烈。白象集团作为我国一家主要生产方便面的民营企业,竞争是其必要面对的问题。进入该市场的品牌多,即使在同一品牌下还有不同的品种,培养高的品牌忠诚度并不容易,加上差异化程度不高,要想在某方面脱颖而出实属难上加难。从白象最初的建立到现在,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转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应审时度势,制定新的营销策略来适应市场发展。
一、市场分析
准确的市场分析是成功营销策略的首要任务,下面主要是宏观和微观环境两个角度进行的:
1.宏观环境
宏观环境包含了人口、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法律、社会文化5个方面的内容。
(1)人口环境。有份数据公报中曾提到,截止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126583万人相比,增加了4045万人,增长3.2%。中国已经具备了构成大市场的第一基本因素。事实证明对于白象集团而言,这正是其所瞄准的市场机会。
(2)经济环境。从经济环境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增涨,人均收入增加,意味着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虽然现全球都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但按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所给出的“恩格尔定律”来看,对食品行业的影响不会太大。据康师傅去年的财务数据,其方便面、饮品及糕饼的营业额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40.10%、26.65%及36.72%。这也恰恰被证明!营销专家李志起对CBN记者表示:“经济衰退对快速消费品行业没有很大影响。”所以从经济大环境来看,是有利白象发展的。
(3)科学技术环境。从1992年康师傅进入中国市场开始,中国人对方便面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到近两年面体创新的新宠——五谷道场的出现。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业内两种主要创新方式:一是以大企业为主的对油炸方便面调味料的价值提升。二是非油炸面的成功上市。主要体现为对面体的结构性创新。科技将使已经成长壮大的中国方便面行业,获得更健康的长久发展。
(4)政治法律环境。解决三农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分析,河南是全国的粮食大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小麦总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河南的粮食加工企业发展迅速,白象集团作为一个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产值30多亿元,是目前国内方便面最大的民族企业。为河南和全国的粮食深加工转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并直接带动的面粉厂、造纸厂、纸箱厂、精装纸公司、机械制造厂、调味料公司、运输公司等相关企业数千家,拉长了产业链,在促进城镇经济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5)社会文化环境。面食是中华民族优秀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炸酱面、拉面、烩面等面食类食品一直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居民日常饮食中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的饮食生活也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快捷、简单、美味和廉价的方便面迅速适应了时展的要求。
2.微观环境
微观环境主要是从企业自身、消费者、竞争者、行业四个方面来分析。
(1)企业自身分析。就白象而言,始终坚持“食泽民众、业润社会”的经营理念,专心食品,专注品质,以人为本,以食为天,创新领先,塑造健康的行业典范,不断刷新面食主张,引领新食界。白象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粮食深加工转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并直接带动了面粉厂、造纸厂、纸箱厂、精装纸公司、机械制造厂、调味料公司和运输公司等近千家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白象集团为促进国家的“三农”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消费者分析。很多消费者离不开方便面,那他们追求的核心产品是什么呢?两“便”和健康。一“便”是方便。例如,网吧中有很大一部分喜欢游戏或者学习电脑软件,这部分人对着电脑就不愿意离开,很多时候会选择方便面这种快餐式的食品;有些单身人士,不喜欢单独去吃饭,会选择方便面。二“便”就是便宜。随着人们对营养膳食愈加重视,消费者对方便面的需要已不仅限于两“便”的简单概念。伴随食品产业近期此起彼伏的“健康“呼声,人们对方便面的健康营养也更加重视起来,究竟怎样才能在保证方便的前提下,使方便面更加符合人们追求营养的需求,已经成为方便面企业和消费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3)竞争者分析。方便面市场的集中度是非常高的,仅康师傅和统一两个品牌就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的60%。康师傅在市场份额(在全国占有34%以上的市场份额)和忠诚度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很难有快速消费品的忠诚度能达到康师傅的76%这么高。统一是惟一一个有实力能与康师傅抗衡的品牌,但它的品牌忠诚度与康师傅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二者的产品线非常相似,不仅在方便面市场上,在茶饮料等其他市场上他们也是强劲的竞争对手。
华龙日清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19日,是河北华龙面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日本日清食品株式会社“强强联合”组建成立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同时更要正确认识现在的竞争——双赢。从而使自己占有有利之势。
(4)行业分析。2001年～2003年方便面年度产量
通过以上的市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白象是有发展空间的。从宏观环境来看,虽然面对一定的威胁,但机会是非常多的;从微观环境来看,白象更是拥有很多自身的发展优势。
二、营销策略
结合以上的市场分析,当务之急就是制定新的营销策略来适应市场的发展。我们在这里主要是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方面来制定营销组合策略。
1.产品策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过去的吃饱,很多人在吃方便面时会加入鸡蛋、火腿肠等食品,这说明方便面没营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曾有企业对消费者在营养与价格的选择上做过一个测试,即消费者是否会购买高价位的营养型方便面,发现人们对方便面的营养价值越来越重视,有超过三成的消费者表示肯定会或会购买营养型的方便面。技术要进步,工艺要改进,产品要出新,这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规律,也是时代的要求。
(1)新营养。基于目前我国居民的慢性病增长较快,年轻人患高血压、高血脂的数量明显增多,均衡营养成为现代都市人面临的重要问题等现实情况。企业可以生产象粗粮,野菜,鱼,中药(亮桑面),儿童面(含儿童所需的微量元素,如钙,铁,锌)等等新产品,来满足消费者追求健康的需求。
(2)新面饼。大部分的方便面都是方形的,也有圆形,形状上很单一。作为白象而言,是不是结合白象的企业文化,作成象形的呢。还有就是方便面的面饼颜色,可以作成绿色(加入绿色蔬菜汁)菊黄色(加入胡萝卜汁)。从视觉上给消费者以冲击。
(3)新档次。白象一直定位中低价位的方便面,生产高档次的方便面,使其成为馈赠亲朋的佳品,这也算是对于产品档次的一次重新定位。
论文摘 要：成人教育在建立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灵活性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方面，是民族地区其他高校难以媲美的。因而从创新体制机制出发，建构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创新教师认定标准和培养途径或为可取之径。
民族地区的滞后，实际是教育的滞后。其产业结构调整受其生产力水平及发展速度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上。调整目的是要改变地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雷同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现状，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地区的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这一任务完成的关键在于科技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积极灵活性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方面，是民族地区其他高校难以媲美的。它在教育的层次结构、形式结构、科类结构诸方面与产业结构调整更相适应，在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要求的各类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方面，也更能促进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然而，由于西部山区、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教师，尤其是成人高校的教师流失严重，极大地制约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的落后，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这个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势必继续拉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影响社会的和谐，制约小康建设进程。
因而，建构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其评定标准和培养途径应结合产业结构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为此，我们可从以下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
一、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认定标准
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状况，以是否依据所学服务当地产业，尤其是否为当地产业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为标杆。根据调查报告可看出，三农问题一直制约当地经济提升的瓶颈。产业组织分散，布局很不合理，而信息咨询、计算机应用、科技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交通通讯、科研教育不发达，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其标准可认为：
(一)要做一名成人高校好老师，首先要热爱民族地区成人教育事业
“名师出高徒”，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学生素质的高低，只有造就一支适应当地民族产业升级改造的教师队伍，才能造就高质量的学生。要有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师德。古人云：“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
(二)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必须具备四大专业能力
首先，要有了解民族地区学生的能力。成教学员有比普高学生特异之处，在学习的年龄、时间、地点等方面迥异。在学习的内容、方式上更有灵活性。
其次，处理民族产业教材的能力。教材只是“点”，产业才是“面”，如何将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教材“衔接”，从此可折射出教师的“底蕴”。
再次，课堂教学能力。是否真能诠释学员心中之疑，带来学员产业升级价值观，在此可得以彰显。
最后，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力。为此，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深入学员，了解学员。在深入中排解当前农村发展的困境，推进产业调整升级；在了解中消释学员产业调整之惑，提高学员农业转型的能力。
(三)创新民族教师认定标准
为了更好地引导民族教师的有序发展，在我国尚无标准的情况下，学校可以自行制定民族教师的认定条件和培养管理条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民族地区教师宜承担当地产业技术开发科研工作情况；（2）教师参与民族产业项目实践活动情况及认定；（3）教师带教学生从事民族产业科技活动或实践活动的情况。
二、以发展农业产学研为主，创新成人高校教师体制机制
我国民族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这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大因素。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经营规模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农业社会效益高与农民收入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牧区生产力，解放农村牧区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将带来结构创新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课题调查组认为可这样实施：
(一)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机制
推进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体制与课程体系改革，形成普教、职教、成教相衔接的培养体系。加强成教与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对口部门之间的联系，实行教师与农村产业教学实践“衔接”制度，从源头上提升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素质。
(二)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选拔机制
完善教师公开招聘办法，建立符合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规律与民族产业尤其是农业改造升级相联系的公开招聘新教师制度，改进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完善成人教师资格制度，严格成人教师准入制度，探索建立民族地区成人教师资格再认证制度，逐步推行民族地区成人校（院）长公开招聘选拔制度。
(三)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配置机制
创新编制管理办法，制定民族地区成人教育教师编制标准，建立健全成人高校教师编制定期调整机制，严格落实成人教育与普高教育一致政策，解决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合理确定教师、管理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比例结构。对到农村地区和两翼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成人教师，在职务职称晋升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予以倾斜。建立完善民族地区成人教师转岗、退出制度。
(四)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评价机制
积极探索多元化、分类别、分层次的评价方法，构建以农村产学研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符合成人教育教学和教师成长规律、导向明确、标准科学、体系完善的学校和教师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职称评审办法，完善各类人员职务职级体系，加大学校绩效考核权重，扩大民族地区成人高校评价自主权。
(五)创新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激励机制
分类指导民族地区教师发展，鼓励教师个性化发展，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完善农村科研成果知识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成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对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实行倾斜政策，鼓励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探索高层次人才协议工资制和农村项目工资制等。
(六)加强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考核评估
提高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年度考核的评估权重和分值。建立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信息化支持系统，推进教师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双语教学方面加强考评，这是民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前提。要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少数民族双语师资队伍，使之适应当前民族地区正大力开展的农业产业升级改造。为此，要建立“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队伍双语教学”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考核机制。
三、注重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培养途径——有效技能研究与实践
(一)改进认知，注重实践
根据国务院关于西部发展战略之计，充分发挥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利用成人高校辐射作用，促进教师服务产业，服务当地，在有效转型中更新教师的知识观、价值观，促使教师在劳动付出价值体验中形成有效技能。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让教师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认知民族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二)注重互补性的研究与实践
在创新成人高校体制机制的外因与教师本身的内在需求下，让教师主动追求自身的成长，即注重产业结构改造与谋求自身幸福指数相伴。尤其宜强化自身对于民族地区文化习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前瞻性、互补性的研究与实践。诚然，此研究必将引起民族地区成人高校教育课程整合向纵深层次发展，也必将促使教师的良性成长。从而，提高教师有效技能，打造民族地区成教学科教学特色，更好地服务当地的民族产业发展。
(三)以民族产业科技项目为载体锻炼教师
学校应积极鼓励引导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项目，锻炼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还应鼓励教师参与民族产业科研项目的鉴定、论证以及科研项目规划、申报等工作。如此，既促进民族科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又能使教师了解民族科技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提高。
(四)适应契约合作为民族教师提供实践平台
契约合作模式是指学校与当地民族产业部门以协议的形式界定的合作方式，在协议中明确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使教师了解生产实际，直接参与民族产业调整实践，参加产业转型调研、分析、处理，参加企业技术咨询和培训、科研等工作。产业调整是民族教师服务产业的最好课堂。
参考文献
一、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是一种城市偏向性(city—bias)的金融安排。当时的中国金融体系，实质上是如林毅夫等所言的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样的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由图1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周立、胡鞍钢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二、储蓄动员角色的体制背景
农村金融体制之所以呈现上述逻辑，与计划经济以来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宏观背景密不可分。这要从中国传统体制形成逻辑的分析中，进一步探寻其发展(见图2林毅夫等做出的分析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开始真正起步。而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有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最主要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是靠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强制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同时给现代化工业的建立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准备；二是靠海外殖民掠夺，扩大原材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这两种资本积累手段在后来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采用。那么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由何而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理论家是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是在“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离”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所得到的“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遭到斯大林的严厉批判，但通过国内不等价交换积累原始资本的方式，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被采用了，并且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通行方式。
按照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1949年以后，中国在极低的工业化起点(人均国民收入仅为50美元)上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样面临着资本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服从这种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建立了一套类似于苏联，又有很强中国特色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低农产品与原材料价格”等价格扭曲政策，实现了“高积累”，设置了一套维持“不等价交换”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来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由于当时中国的国情状况就是所言的“一穷二白”，而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是农业部门。于是，一系列不等价交换的体制剥夺的对象最终自然转向农业部门。
在工业化起步和推进过程中，中国为何要扭曲价格，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呢?原因在于，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需要动员大量社会资源，而中国当时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数量少、分布分散、政府在农村的税收能力低。为此，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市场调节机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人为地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动员能力，包括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资金、原材料，以及进口设备和技术。为此，就要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人为扭曲利率、汇率、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价格。最终建立起一个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在微观经营体制上，城市部门表现为国有工业企业，农村部门表现为。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农村部门的凋敝，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农村金融体制，自然也服从这样的发展逻辑，成为为工业化、城市化积累低成本资金的必然安排。
即使在1978年以后，多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也都是在支援“三农”的名义下，壮大了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的基础。以“一国两策，城乡分离”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不仅使得金融供给远远不敷农村金融需求，反而使农村地区出人意料地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农村金融供求表现出了总量和结构的明显失衡。农村建设和发展没有完成“非农化”，农村资金却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机构似乎成为农村资金的大漏斗，它们在农村吸收储蓄存款而对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贷款相当少，甚至不少地方的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对农户和涉农企业发放贷款。从短缺经济角度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的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农村发展也长期处于“负投资”的状态。面对总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丰富的农村金融需求，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供给却一直是刚性，甚至是相对萎缩的。
三、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
由图3可见，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9年5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6.3％的历史低点，存贷差已达18.4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85％，或者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流动性严重过剩，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四、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政策调整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周立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式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但无论怎样，资金过剩和流动性悖论的出现，都为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金融环境。于是，中国政府的各种意图解决流动性悖论的政策，在不断地出台。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次政策变化有三大特点：一是以正式金融机构为主，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出台，也是打压性的，如《民法通则》对于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规定，以及1998年7月《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出台。二是以农信社为主，尤其是1996年行社分家之后。三是自上而下安排，由关注动员农村资金，到关注农村资金回流，但最终还是落得“一农难支三农”的结果。进入21世纪起，诸多政策，都是朝向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方向的。比如，2004-2009年，已经连续6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村融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改革农村金融体系的决心。
五、农村资金短缺依旧
金融系统内部的存差十年来不断累积，以至于如何处理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世纪难题的时候，农村融资难题，却似乎愈趋严重。由“三农问题”成为共识，再到将其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最终推出“新农村建设”的这十年间，政府、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已经针对农村融资难题，出台了一批又一批的政策，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以“支农”名义成立的金融组织，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各项优惠政策，但农村资金短缺却依然照旧。普通农户想得到最基本的“存、放、汇”金融服务，也近乎无路。这体现在：
首先，农户贷款覆盖面小。依据多个调查报告，农户贷款占农户有效需求的覆盖面，基本上不超过一半。若计入全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比率，可能仅仅三成。还有大量的农户，连存款和汇兑等对金融部门而言毫无风险的金融服务，都不能得到。
其次，农村短缺总量巨大。农村金融缺口庞大，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20万亿元，以2006年用于新农村建设的3397亿元，2007年的4317亿元衡量，资金缺口之巨大，可以用杯水车薪形容。必须要金融部门弥补这一巨大缺口。可是，直至2009年5月，短期贷款中的农业贷款余额仅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5.66％，如何才能填补这一巨大缺口?
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是共生、共存关系，而三农又是需要服务和支持的机体，那么，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金融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机体本身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产业利润，以支持金融利润。金融支持要么就是赴汤蹈火，要么就是空喊口号。实际上，金融机构更愿意空喊口号，而不愿意赴汤蹈火。数据表明，1998年以来，所有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一直在10％上下，这和11％－12％的农业产值占比，基本匹配，却和60％以上的农村人口和50％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极不匹配。这一配比显示，贷款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按照效率，而非公平的维度配置的。从金融角度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金融业就是配置资源的，如果农村经济不景气，农业产业没有利润，那么，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利润去支撑金融投资，只有农村经济有活力了，才有可能容纳更多的金融资本。所以，在中央三令五申，一个个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多元化竞争性市场的旗号下成立的过程中，对农村的贷款规模却相对稳定，而非增加。这也表明，现行制度安排下，市场金融在农村金融中的力量，基本上用尽了。指望一个多元化竞争性金融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去解决农村融资难题，实在是开错了药方。这不仅对农村融资的解决有害，也带来了对农村金融机构有害的水平竞争格局，是一个“双输”机制。
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流动性不足，以及农信社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的现实，已经清楚表明了，市场金融不能单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一个庞大的、内生于农村社区的合作性金融体系，以及界定清楚的政策金融体系，必须建立起来，并与市场金融体系相伴随，去适应农村资金的多样化需要。在没有弄清楚农村经济基本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将其定位为市场经济，并推出市场金融与其相适应，是政策误判的关键因素。
六、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
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30年改革与发展的回顾，试图说明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体制原因和农村金融安排的复杂性。
实际上，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经济，不能将农村金融根植在健康的农村经济机体上，资金离农仍是必然。我们的努力，充其量只能是体制内的零敲碎打。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些短期的、局部的、技术含量比较强的改良方案，并不能解决农村融资的根本难题。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没能认清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特点，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彻底解决农村融资问题，就像相信市场化能解决农业经济问题，产业化能解决中国农业组织化问题一样。市场金融，充其量只能满足农村有较大利润空间，并有还贷保证的那一部分融资需求。这些融资需求，多来自富裕的农村和富裕的农户。因此，它只是“草尖金融”，绝不可能成为“草根金融”。市场金融“嫌贫爱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市场金融机构，因为市场金融本身就是做“优胜劣汰”工作的。要质疑的，是相信市场万能论的制度设计者和他们做出的制度安排，是不顾农村基本社会环境和融资规律，空降一些制度让农村部门和金融部门执行的机构和人士。
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方案，多还停留在市场逻辑之内，寄希望于不同的市场化主体，能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大农村金融竞争，以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依笔者的判断，恰好与这种思路截然相反。当对农村的金融排斥一直存在、农业的产业利润率一直低于二三产业、小农经济依然延续、小农依然分散经营的时候，靠农村部门或金融部门自身去解决融资问题，都是无解的。铺设到农村的市场金融组织，要么继续争夺优质客户的“草尖金融”活动，漠视大多数小农的金融需求，要么累积亏损，最终变为央行下一步要救助的对象。
农民工的内部属性与其居住选择特征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摸清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趋势是制定其住房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并相继了2008年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是目前关于农民工调查较为全面也相对权威的数据。基于此报告，当前我国农民工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数量大、增长快，在解决三农问题、区域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从2003年到2009年年均增长约1500万人，总数达2. 3亿人，其中在城市就业的约1. 4亿人。二是大城市指向，2009年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63. 3%，特别是三大都市区指向，占省外务工数量的65%；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 5%，而在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比2008年有所提高（4. 8个百分点）。三是农民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出现分化，受雇人员和自营人员的收入差异明显；年龄结构上呈现出年轻化趋势，30岁以下的占外出农民工的61. 6%；已婚者占多数，达56%；男性占多数，达65. 1%；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且从事服务业农民工比例也不断上升。
笔者2010年初对北京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了1445份有效问卷。对问卷的统计结果与已有统计资料、文献进行对比，也发现当前大城市农民工具有年龄上的年轻化、性别上的均衡化、从业上的三产化、进城模式上的家庭化、收入上的分化趋势，并且这些特征对其住房需求等具有显著影响，在政策制定时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困境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采取了诸多措施。2006年国务院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下称《意见》），2007年建设部、发改委、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等联合了《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07]276号）。根据住建部的调查，多数城市已将农民工居住纳入了本市住房建设规划和住房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的总体思路，一些城市如广州、东莞、苏州等也积极探索出了用地划拨、财政预算、土地出让金支持、发展租赁市场、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等政策。
然而，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且增长迅速，既有政策示范效应大于实际效应，再加上各地产业结构、财政能力、住房价格、资源环境承载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住房面积小、条件差、郊区化、不稳定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其居住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
总体来看，农民工住房政策出发点与其群体特征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政策效果的主要原因，需引起重视。
1.“发展中小城镇”与“农民工大城市指向”的矛盾
逐步放开户籍，鼓励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到中小城镇落户是当前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近一两年，京、沪、深等大城市纷纷出台人口疏解政策，包括限购等，都对农民工形成了“挤出”效应。然而事实上，一方面，农民工的大城市指向仍十分显著，由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水平高，公共交通、社会治安条件好，使其对农民工的“引力”更大。另一方面，农民工对中小城镇（包括县城）的兴趣似乎并不大，在北京，有超过70%的外来农民工表示不会或不希望到中小城市去买房、落户。访谈中发现，只要农民工尚具备劳动能力，他们就会尽可能地选择大城市；而在其不具备竞争力或丧失劳动力时，则会倾向于选择大城市的低端工作或回到农村老家，同样不会选择中小城镇。
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宣扬的“让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赚钱、到小城市买房定居”政策指向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并且这种偏差导致了资源的分散，影响了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改善。
应该说，积极发展中小城镇的出发点没有问题，但从效果上看，在小城镇发展得到一贯重视的情况下，在小城镇的发展水平并未得到普遍提高，反而资源、要素等仍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可以预见，在一定时期内，中小城镇仍然吸引力不足，农民工的大城市指向不会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城镇体系建设思路进行反思：当前中央财政和国有企业对地方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项目投资自上而下层层执行的体制使得处在城镇体系最低端的小城镇很难得到发展机会。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小城镇来疏解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如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扬长避短、自上而下地构筑城镇体系更具操作性。通过培育和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如沈阳、武汉、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增强其就业承载能力，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使这些城市成为未来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2.“个体的暂时性”与“群体的稳定性”的矛盾
农民工个体上暂时性、流动性强的特点，经常会让人忽略了为其提供住房支持的重要性。然而无论从公平还是效率的角度，都有必要为这部分群体提供住房支持。对于一个农民工个体，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要在城市务工5～10年，甚至持更长，但终究大部分会离开。以北京为例，尽管有近40%的人希望能留在北京，但最终有能力“留下”的尚不到5%，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会因为经济、家庭或其他原因而离开北京（多返回老家）。从这个角度看，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些“暂时”的群体提供住房支持。
然而从长期和整体来看，由于城市对农民工始终有相对稳定的需求，因此他们有人“离开”的同时也会有另外的人“进来”，在原有的农民工返乡的同时，还会有新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而群体总数始终相对稳定或增长。以北京为例，近年来外来农民工数量一直在400万人左右，从公平和权利上看，数量达城市总人口1/5群体的居住需求不可回避。
从效率的角度讲，很多城市认为过多考虑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会增加财政负担，这类观点没有看到外来农民工对降低城市运行成本、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如果强制性地将外来农民工从城市中挤出，由于城市居民不愿从事这些行业，势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城市的竞争力。从全国来看，外来农民工较多的城市也多为发展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
3.“业态多元化”与“单位主导解决”的矛盾
农民工在业态上具有多元化趋势，表现为服务业从业比重提高，个体自由职业的比重提高，制造业、建筑业从业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许多农民工没有用工单位，且这类群体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对《意见》中提出的“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的政策框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会导致数量上占多数且在不断增加的农民工群体未被涵盖。
应该说，用工单位为责任主体的思路在特定阶段、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一思路值得商榷。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民工住房政策的完善，应加强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特别是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的关注。
此外，“单位主导”的农民工集体宿舍建设受到现行用地政策的制约。目前，“单位主导”方式主要有三种：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利用受让的土地，在工厂生产区附近兴建职工宿舍；由企业与农民集体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合作，利用城乡结合部农民集体土地兴建农民工宿舍；利用破产或倒闭企业的闲置厂房改造或修建农民工宿舍。但这三种方式都与现行土地政策相冲突：利用出让工业用地兴建农民工宿舍与现行工业用地政策相冲突，利用城乡结合部农民集体土地兴建农民工宿舍与现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相冲突，利用破产或倒闭企业的闲置厂房改造或修建农民工宿舍与现行土地收购储备政策相冲突。
4.“先上后下”的政策与“底层住房困难”的矛盾
目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的政策，如满足一定工作年限或具有突出贡献的农民工可以落户或“有条件的用工单位可为聘用的进城务工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满足一定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纳入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或“依据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年限将非户籍常住家庭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先上后下”政策，即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支持农民工群体中的高收入者，后支持低收入、低层次者。但事实上，“先上后下”的策略与“底层住房困难”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由于低收入、低层次的农民工住房条件更为困难，其自主解决和改善居住条件的能力更弱，对政策支持的需求也更迫切。而这几乎是所有城市在农民工住房政策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一政策只关注了一小部分农民工的高层次需求，却没有关注更大部分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其结果常常导致只有农民工发生“向上流动”时，才能进入政策范围，这无疑降低了进城务工的动力，不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相比于“高水平、窄覆盖”政策，“低水平、广覆盖”的思路或许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三、农民工住房政策改进建议
按照渐进、可控的原则，以既有政策框架为基础，实施“扩大保障、优化市场、分类管理、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即：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市场的调节功能，以提高农民工居住质量为核心，以满足低收入住房困难农民工基本居住需求为重点，以支持高收入农民工购房为补充，住房支持与服务支持相结合；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政府、用工单位、城市居民、城郊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工自身及社会各界的共同作用；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分批分类逐步解决。
1.先大后小，优先解决大城市农民工的住房困难
农民工及农民工住房问题是城镇化的结果，其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城镇化政策框架中去寻找出路。当前城镇化动力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大差别，“离土不离乡”决定了当时以“就地城镇化”为主，中小城镇由于其对农村地域的接近性，具备优先发展的条件，而当前以全球地域分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城镇发展动力上出现“先大后小、自上而下”的“异地城镇化”特征。
这就要求大城市农民工居住问题要通过城镇体系的大小互动、地域间的城乡互动来寻求出路，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民工引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和农村应该成为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地域。在城郊农村农民工聚居地区，鼓励村民自建面向农民工的低租金房屋，有条件的地区可纳入廉租房统一管理。
实施“大小互动、城乡互动”的战略，就要发挥大城市周边小城镇和大城市城郊农村的作用，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载体。尽管重庆、成都等地已开始探索“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保障”等模式，但政策对象尚局限在本地郊区居民，而对于外来农民工尚没有可推广的政策实践。从政策方向来看，还是要从城乡土地制度之间建立衔接上寻求突破，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城市郊区农村和小城镇在连接大城市和外地农村地域的跳板和纽带作用。
2.分类实施，改变单位主导解决的总体思路
按照分类实施的原则，突破和改变“单位主导解决”的总体思路。建筑业、制造业可沿用单位主导解决的思路，一是加强对用工单位的政策支持，二是要加强对单位宿舍、工棚等居住质量的监管。住宿餐饮、保安可提倡由用工单位主导解决，同时政策上应放开对“群租”的限制。
批发零售、其他生活服务业可由农民工自主解决，政策上给予支持，按照“住房支持与服务支持相结合”的原则：一要加快中低端住房租赁市场培育和管理，扩大房源，提高市场信息的可得性、透明性，降低农民工住房搜索交易成本；可探索建立“政府支持、市场主导”的农民工住房信息支持机构和平台，考虑到农民工住房租赁的板块化，可在各农民工主要聚居地设立分支，为农民工提供便捷的住房信息的同时，也有利于掌握农民工住房市场动态，为政策改进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二要探索实施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根据其务工年龄和纳税情况给以不同力度的租金支持。三要通过建立农民工基本居住条件标准，并通过资金支持和政策监管，引导房东“达标”，关注农民工房屋设施的改进。四要加强农民工聚居空间的规划建设引导，增加公共厕所、浴室等设施配置；优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配置等。
应注重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年龄分异和性别分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条件期望高、房租预算高、对中心城更加向往；而女性农民工对居住安全、环境期望高、对中心城更加向往、居住形式上聚居特征显著等。政策制定上应充分考虑这些典型群体在房屋条件、租金预算、居住区位上的需求。
3.先下后上，优先解决最困难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应采取“先下后上”的思路，优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低的最底层农民工的基本居住需求。除了扩大廉租房覆盖范围外，还要优化租赁市场，充分利用存量住房，包括政府闲置公房改造、原有低租金出租房屋的规范管理和环境整治等，增加低租金房屋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应多渠道扩大增量供给，包括用工单位新建员工宿舍、政府引导建设廉租房以及社会捐助等方式，缓解低租金住房供需矛盾。此外，增强信息、法律等服务支持，以提高居住效用为目的，引导房屋基本设施的改进，如配置必要的风扇、电暖气、衣柜等。
采取“先上后下”的思路，解决有产权房需求的农民工住房问题。将工作更稳定、经济条件更好、对城市贡献更大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等产权房的保障范围，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
4.建立“企业间可接续，城市间可转移”的务工档案
尽管《意见》中早已指出“充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实现信息共享，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但这项工作推进得仍显缓慢。建立“企业间可接续，城市间可转移”的务工档案是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推进的基础性工作。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居住需求与其务工时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建立务工档案有助于更准确地掌握农民工居住需求，对不同务工阶段的农民工给予差别性的政策支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建立务工档案在企业间、城市间可接续转移机制，作为为农民工提供社保、医保、住房保障的重要基础，可以减少农民工由于就业不稳定，在城市间、企业间的频繁流动所带来的损失，有助于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5.在城市规划和拆迁中引入农民工利益保障机制
农民工聚居空间不断拆迁、新的聚居空间又不断形成，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伴随农民工聚居空间向郊区推移，其通勤距离增加，给城市交通带来很大压力。按照“社会总体福利和城市长期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改进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可结合郊区村庄改造，为农民工预留一定居住空间；中心城可适当保留或规划建设农民工聚居空间；在空间提供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手段加强规划引导，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避免在不恰当的地方形成农民工聚居区，要注重农民工职住关系，聚居空间的引导要与就业集中地的空间调整相结合，城市拆迁中要引入农民工利益保障机制，通过临时安置、信息支持等多种途径避免拆迁对农民工生产和生活的冲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