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1-27 04:22: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韩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1．贸易增长乏力直至为负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后的四年中,双方贸易可谓是大踏步前进,每年贸易增长率均在40%以上。但到1996年,由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外经贸政策法规,加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使我国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下降。韩国作为我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其出口必然受到影响。同时,在双方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韩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出口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进口积极性也受到波及,从而使中国从韩国的进口贸易也有所放缓,致使双边贸易增长率从1995年的44．8%下降至1996年的17．7%。1997年,局势有所好转,双边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增幅达20．3%,但已与1996年以前的增长势头不可同日而语。1998年,双边贸易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韩国还是当事国之一,这样,中韩贸易的增长步伐戛然而止。从1998年年底的统计数字看,双边贸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降幅达11．6%。1999年上半年,双边贸易虽有所恢复,但增长速度并不快。
2．贸易不平衡趋势渐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韩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是越来越大的,到1997年已达到58．1亿美元,占到从韩国进口商品总值的38．9%。尤其是1997年下半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一些大宗商品如纤维制品、农矿产品、电子零部件等跌幅更为突出,1998年中国对韩出口额仅为6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1．3%。同时,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不及预料的好,半导体、汽车、机床、船舶、通讯设备等工业品及家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对华出口上半年还有大幅增长,下半年就逐步萎缩,到年底,对华出口总计149．9亿美元,增长仅0．4%。1998年全年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达87．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99年上半年,中方的贸易逆差仍有扩大的趋势,为44．6亿美元。笔者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
3．韩国对华投资出现“缩水”
1997年以前,韩国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每年都在扩大。正当中韩两国努力促进双方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一演进急速冻结。1998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项目仅为1309个,实际投入资金18．0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减少了25．3%和15.9%,特别是一些回收期长、规模较大的项目都面临压缩投资、延期投资或予以撤资的情况。此外,大量韩企的驻华分支机构、商社等纷纷撤离。由于中韩双边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在华的韩资企业承担的,投资的大规模“缩水”势必会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上述比较直观的、表象化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
1．亚洲金融危机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
1997年8月一场以韩元加速贬值和股指深幅下泻为表征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整个韩国,使韩国国内经济一片混乱:许多大企业集团相继倒闭或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困难;失业人口激增;银行拒开进口信用证。在此形势下,韩国企业当然无法进行正常时日的进口。而我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相对增加了出口成本。韩国企业给中国的订单明显减少,而转向从东南亚国家进口,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大幅下挫的局面。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了增加外汇储备,借韩元贬值之机,加大力度增加出口,贸易盈余由负变零,越来越大。中国作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必然受到韩国进口产品的冲击,这样就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理论上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应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但由于担负双边贸易的相当多企业是在华从事进出口加工贸易的韩资企业,所以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其进口积极性也有所降低,进口增幅还小于出口降幅;再加上我国国内需求萎糜,导致进口需求减弱,使韩国的对华出口并未出现大幅攀升,故双边贸易额总体上出现下滑局势。
上述同样的原因,使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成本增加,而多数韩资企业都把“降低成本”作为来华投资的首选动机,这样,韩国的对华投资必然会大幅减少。况且,韩国企业面临国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缺少资金来源,也无暇进行海外投资,从而使对华投资出现了“缩水”现象。
2．进出口商品结构差异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中韩传统贸易在宏观层面上确实符合这一理论的要旨,即中国向韩国出口初级产品或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原材料、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而韩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如化工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机电产品等,即使中国向韩国出口一些电子产品,也多以零部件为主。正是这种较单纯建立在技术层次差异基础上的商品结构,使中韩双边贸易本身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再者,从总体上看,中国向韩国出口的商品与从韩国出口的商品相比,其价格弹性相对要高。在国际市场发生波动时,前者更易受到冲击或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廉价商品充斥国际市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相对提高必然会丧失较大份额的市场。换言之,即使在韩国不是危机当事国之一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的差异也会使贸易差额更加扩大,不平衡局势更加严峻。总之,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并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3．韩国在华投资的特征因素也是双边贸易下滑的原因之一
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70、80年代其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工资成本也快速上升,某些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削弱,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及部分重化工业（如水泥）也逐渐归入了夕阳产业之列。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新兴产业如电子、生物工程、航空等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而中国与韩国地域相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又低,农矿资源丰富,自然成为韩国进行该类产业投资的首选对象。据统计,韩国对华投资中有60%以上集中于纺织服装业、电器组装业、木家具及鞋类、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是韩国在华投资的产业特点。
再从单项投资规模看,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多为中小型项目,投资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约占70%。1998年所吸引的1309项韩国直接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7．8万美元,不仅低于韩国海外投资的平均规模,也低于所有来华投资的平均规模（229．6万美元）。
由于中韩贸易中有相当部分是由在华韩资企业承担的,上述两大特征的存在,导致双边贸易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也导致在华韩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目前,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竟争越来越激烈,多数中小韩资企业不堪重击,普遍面临经营困境。由于在华韩资企业所表现的这种脆弱性,使由投资所带动的原材料、生产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由于韩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及规模特点的存在,必然会出现许多韩资企业在管理中一味强调降低成本的情况,从而导致劳资双方矛盾的激化,这也影响了双方贸易及投资的发展。
三、知难而进,积极应对
从长远看,中韩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目前两国贸易受到重创,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特别是韩国经济,目前虽受一时之困,但那些曾创造经济奇迹的诸多因素如健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强烈的进取精神、开放的贸易体系等等并未丧失,并将为韩国走出危机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或放弃韩国这一重要市场。并且,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奠定的地位是双方长期努力的结果,因而要本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采取相应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当然,要长期稳定地发展中韩贸易,关键还是要扩大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市场,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快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传统产品多属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类产品的竞争最激烈,受冲击最大,因此加快我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不仅是必然的。近两年对韩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所改善,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仍很明显。为此,一是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故可加大这类产品如机电产品零部件及产成品（电视机、电话机等）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尽快从‘‘以廉取胜”和“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取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在竞争中保住乃至扩大市场份额,使出口产品真正成为高创汇产品。同财,也希望韩国方面结合我国工业化建设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多地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石化产品及成套设备等。总之,双方既要注重眼前利益,又要考虑长远利益,促进双边贸易健康发展。
（二）大力发展中韩两国的技术贸易
70年代,韩国侧重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重化、汽车等工业,故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若能从韩国引进该类技术,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都相当有益。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因而双方在技术合作中的发展潜力很大,双方可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提高两国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带动双方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两国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在韩国的对华投资方面,一是应注意调整韩国企业的投资方向,使韩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开发等领域的投资;二是改善韩资企业的规模结构,提高大企业集团来华投资的积极性,这就需要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搞好政府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样,韩国大企业集团也会从长远、全球眼光认真研究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继续加快来华投资的步伐。此外,中韩两国也要注意加强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从而使韩国的对华投资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此外,中国也要加快向韩国投资的步伐。目前,双方的资金流动更多地表现为韩国对中国的单向流动,不利于双方合作的持久稳固发展。随着中国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办厂定会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韩国作为中国地缘相近、文化背景类似的友好国家,也会成为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故中国企业应尽快改变那种仅在韩国设立贸易办事处的作法,加大对韩国的生产性投资,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均衡,而且可以带动对韩国的出口,减少中方逆差,从而促进贸易的均衡发展。目前,韩国政府正积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时机。特别是韩币贬值及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使外商投资成本降低,也为中国的对韩投资提供了现实性。
论文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如何提高我国服务贸易水平，促进持续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做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韩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中韩服务贸易的现状
1 中国服务贸易现状
中国服务贸易近年快速发展，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达91.9亿美元，进口额达100亿美元。中国的跨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到2005年增长了35.5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两倍。但中国的服务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虽然近10多年来发展速度增快，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 韩国服务贸易现状
韩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世界服业经济升温的影响。在服务贸易方面，韩国发展速度很快，1993－2005年间，韩国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为超过10％，高于货物贸易8.42％的增长速度。2006年韩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225.1亿美元，其中，进口518.7亿美元，出口706.4亿美元，逆差187.6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4.9％，20.2％和37.4％。
二、中韩两国服务贸易比较
1993－1999年，韩国服务贸易总额略高于中国，但相差不多。1999年以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额超过韩国，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是韩国的1.54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在服务贸易上均表现为逆差，但可以看出韩国的贸易逆差远小于中国。1993年韩国服务贸易逆差是中国的3.9倍，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却是韩国的1.11倍，2005年韩国逆差明显加大，为中国逆差的1.53倍。1993－2005年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表现为韩国高于中国。1993年韩国为14.08％，中国为10.33％到了2005年韩国为18.6％，中国为11.7％。
中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速度快于韩国，所以中国在服务贸易总量上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中国要想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地位，提高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三、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
目前关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较为零散。概括起来，这些因素有政府的管理体制即制度安排；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公司策略与服务基础设施等。
1 政府管理体制
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从韩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来看，韩国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成功的。韩国的服务贸易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在于政府制定了积极的服务业政策和规划。
在中国，尽管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困境，仍严重制约中国服务业发展。当前中国服务业的问题在于政府监管过多，并且没有独立统一的管理机构。由于管理机构过多，手续办起来也太麻烦，盖章太多，程序太复杂。这种没有独立统一管理的机制，造成了我国服务领域的管理混乱、不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通过借鉴韩国的经验能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有所启发。
2 健全法律法规
韩国服务贸易领域，金融服务，国际租赁业务，个人休闲文化服务及信息通信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韩国都加大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调整。韩国政府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出振兴文化产业的基本方针政策。为适应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近些年陆续对《影像振兴基本法》等原法进行修订，被废止或修改程度达70％左右；为保护主要IT基础设施，使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免于网络攻击，10个政府部门的96项设施被确定为核心战略IT基础设施，范围涵盖了金融、通讯、交通、能源及社会保障等部门。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近些年，在政府的推动下，出台了《著作权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由于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的时间不长，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还不丰富，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飞速发展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各种侵权盗版活动普遍存在，严重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将会阻碍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
3 人才的培养
为了满足服务业专门人才的需求。韩国决定自2000年至2005年共投入2000多亿韩元，抓紧培养复合型人才。重点抓好电影、卡通等产业的高级人才培养。同时，加强艺术学科的实用性教育，扩大文化产业与纯艺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构建“文化艺术和文化产业双赢”的人才培养机制。
4 加大资金投入
目前韩国在加大对服务业研究投入的力度，对服务部门的研发支出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10％。我国服务业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相关投入较低。这直接影响到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因此，资金支持能为服务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奠定基础，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研究金丽关系的论著逐渐增多,主要围绕着关系史的梳理、重点事件的考述等展开,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对高丽遣使金朝问题的深入研究，对韩国文献资料的挖掘不够深入、运用不够充分等。本文综述学界近三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企望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 ：近三十年；高丽；金朝；遣使
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04-04
高丽遣使金朝的研究是金丽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学界对金丽关系的研究尚属薄弱，对金丽宗藩关系下的遣使问题，学界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内学界的研究为主，试对近三十年来高丽遣使金朝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概述，既是求教于方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以期唤起学界对该课题的重视。鉴于笔者个人学识和收集资料的局限，难免有所遗漏，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金丽关系研究总论
国内金丽关系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中朝（韩）关系研究的相关著作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关系史的梳理上，间或涉及贸易、外交制度、礼仪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黄宽重《高丽与金、宋关系》[1]一文，是较早专门论述高丽与金关系的文章。该文运用丰富详实的史料，对高丽与金的关系做了爬梳整理，对金丽关系的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另外，黄宽重《高丽与金宋关系年表》[2]广泛搜集史料，把高丽与金关系按年月日顺序做了整理，将金宋关系与金丽关系对照，便于结合相关背景全面分析金丽关系的变化，是金丽关系年表的初步展现。王崇时的《十至十二世纪初女真与高丽的关系》[3]，则对金建国前女真与高丽的关系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研究中朝（韩）关系的优秀学者，在中朝（韩）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涉及金丽关系研究的有杨昭全、韩俊光的《中朝关系简史》[4]，其中第六章为“辽、金与高丽之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对金丽关系进行了梳理，对金丽间遣使次数做了初步统计。另外，本书还对金与高丽的官方贸易往来，即所谓贡赐贸易做了简单介绍。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5]，第六编第六节“金代与高丽争夺大同江以北的领土”，主要考述了金与高丽的九城、保州等领土之争。
这一时期，主要运用《高丽史》与《金史》对不同时期金丽关系进行梳理的还有杨通方的《五代至蒙元时期中国与高丽的关系》[6]，何适之《论十二世纪初金与高丽的外交》[7]，《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编著的《中朝关系通史》[8]，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9]等，这些论著大多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基本关系史实进行梳理论述，故多有重复。此外，还有朴真奭等编著的《朝鲜简史》[10]，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11]，这些著作由于体例限制，对金与高丽关系的介绍都非常简略。
进入21世纪，随着中朝（韩）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多，金丽关系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魏志江的《中韩关系史研究》[12]一书，上编“辽金帝国与高丽之关系”其中第四至八章按照时间顺序，对金丽关系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金与高丽的和战、保州问题的交涉、双方朝贡关系的确立、金丽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诸问题进行了论述，为我们清晰地梳理出金丽关系的发展脉络。杨军的《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13]，从东亚封贡体系的角度，对金丽外交使节往来的制度化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对金丽使节往来进行了量化的分析。杨教授指出，辽金与高丽已经确立起封贡体系内的册封朝贡关系，标志着东亚封贡体系的确立。这一全新的观点，为金丽关系、东亚朝贡体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付百臣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14]，以中朝宗藩关系研究为基础，论述了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的确立、发展、完善和瓦解的历史过程，作者力图总结出中朝朝贡制度的特征与规律，并阐述其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该书可谓中朝朝贡关系研究的补缺之作。其中涉及金丽关系的方面，作者从高丽对金朝朝贡、金朝对高丽遣使两个方面，详细梳理了金丽朝贡关系的史实，列出了《保州问题解决后高丽向金朝朝贡活动一览表》以及《金朝遣使高丽一览表》等。另外，还有孟古托力的文章《女真及其金朝与高丽关系中几个问题考论》[15]，也有涉及金丽之间外交往来、使节礼仪等具体问题。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开始有学者对金丽关系之间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可喜可贺的。魏志江的专文《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16]，将辽金与高丽的经济交流形式分为：朝贡贸易、使臣夹带贸易、榷场贸易和密贸易四种。本文虽主要侧重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作者指出，由于金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史料匮乏，故依据高丽对金朝贡“一依事辽旧制”而加以推断，得出金丽间经济文化交流当不会逊色于辽与高丽的规模的结论。周峰的《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17]，以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为研究对象，考述了金世宗对郑仲夫之乱、赵位宠之乱的对策等问题，指出金世宗始终在维持金丽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干涉高丽内政。赵永春，玄花的《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18]一文，针对辽金与高丽间的“保州”交涉这一重大问题，对史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述，并从“保州”交涉这一问题上总结出辽金对高丽“仁者”“友善”，高丽对辽金则“智者”“事大”的不同的外交政策。孙建权的《金丽交聘路线考》[19]，是针对金丽交聘路线考查的专文，作者利用金、高丽、宋三方史料来推断高丽与金的交聘路线，主要考述了由高丽开京至金中都这一条金丽交聘的主要路线，同时兼及金初由高丽开京至金上京，金末由高丽开京至南京开封府等两条路线的叙述。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国内高校硕博选题开始关注金丽关系研究，如朱晓乐的《高丽与我国辽金王朝外交关系略论》[20]，将辽金时期的高丽外交与东亚局势结合起来，进行了细致分析。玄花的《金丽外交制度初探》[21]，从金丽外交制度的研究入手，对金丽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制度的内容、外交使节的使命及派遣，以及金丽间外交的礼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吕士平的《金丽使节贸易研究》[22]，将金丽使节贸易划分为萌芽、发展、繁荣三个阶段，指出金丽间贸易类型为贡赐贸易、私觌贸易、自由贸易和走私贸易，对金丽之间的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延边大学博士林国亮的《高丽与宋辽金关系比较研究——以政治外交为中心》[23]一文，将丽金封贡关系分为发展、成熟、终结三个时期，按照分期梳理了丽金封贡关系，并对丽宋、丽辽与丽金的外交关系做了多方面比较，通过比较，作者指出丽金对封贡关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已有明确规定，这种制度化的封贡关系是对前代封贡关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麻铃的《辽、金与高丽的战争》[24]，曹中屏的《高丽发动争夺曷懒甸的战争与丽金关系》[25]，孙希国、宋俊成的《试论女真及其金朝与高丽之间的战争》[26]、《金与王氏高丽的贡赐贸易》[27]，黄纯艳的《宋代朝贡体系研究》[28]等论著在不同程度上论及金丽关系。
总的来说，金丽关系的研究虽然受史料缺乏的限制而无法深入，但近些年，学者们通过广泛搜集中外文献和碑刻资料，逐步将金丽关系的研究推向完善。
二、高丽遣使金朝研究
关于朝贡关系，韩国学者全海宗在《韩中朝贡关系概观》[29]中将朝贡关系划分为典型朝贡关系和准朝贡关系两种类型，高丽对金朝朝贡属于典型朝贡关系。张博泉先生在《金史简编》[30]里也指出历史上有两种性质的藩属国，一是属于中国国内的藩属，即地方民族政权；一种是中国国外的藩属，但是在政治上同中国王朝有一定的君臣关系，高丽就属于后一种。高丽遣使金朝是其维系与金朝宗藩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现在的金丽关系研究中，这一方面的研究尚且薄弱。下面按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综述。
（一）金丽朝贡关系的确立时间
高丽与金朝的朝贡关系何时确立，由于以不同的标准作为朝贡关系确立的标志，故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
1.高丽仁宗四年四月。此种观点以高丽仁宗四年（1126），高丽遣郑应文、李侯入金上表称臣为金丽朝贡关系的开始。这是学界的普遍观点，通史著作和大部分学者都持此说。如陈尚胜、孟古托力、杨昭全、周峰、麻铃、付百臣、汪高鑫、张维华、曹中屏、玄花、黄纯艳等。
2.高丽仁宗七年十一月。此种观点以高丽仁宗七年（1129），高丽遣卢令琚、洪若伊入金进纳誓表作为金李朝贡关系的真正开端。
杨昭全、韩俊光[31]指出，1129年高丽遣使入金进誓表之后，双方关系转为君臣之间的朝贡关系。此后高丽经常以贺正、贺节、进方物、贺登极以及告奏、告哀、吊唁等名义使金，金则经常以册封、贺生辰、横宣、告哀、吊唁等名义使高丽。蒋非非、王小甫[32]认为，虽然1126年高丽已向金朝称臣，但迟迟未上誓书，也没有行金朝年号，直到1129年进誓表，才标志着高丽正式成为金的属国。魏志江[33]进一步指出，在金人看来，进纳誓表是其行使对高丽宗主权以及由此确立金丽以贡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宗藩关系的凭证。朱晓乐[34]、林国亮[35]持同样观点。同样，吕士平[36]认为，高丽1126年上表称臣，与金朝君臣关系虽已“既成事实”，然而朝贡关系只是初步确立，直到1129年高丽进纳誓表，金丽外交关系才算是正式确立。
3.高丽仁宗二十年七月。此种观点认为直到高丽仁宗二十年（1142），金正式册封高丽王，以及高丽正式使用金朝皇统年号，金丽朝贡关系才算正式确立。
黄宽重[37]指出，即便是1129年高丽向金进誓表，实际上高丽并未诚心事金，在其国内民间的资料中，仍有并记宋金年号的，甚至有只记宋年号不载金年号的现象。作者认为，直到1141年，宋向金称臣纳贡，金的东亚盟主的地位亦定，高丽于1141年4月，遣使至金贺上尊号，1142年，金正式册封高丽王，高丽正式奉行金皇统年号，高丽与金的封贡关系才正式确立。何适之[38]同样认为，在1136年，金熙宗“颁历于高丽”之后，高丽于1142年7月始行金皇统年号，才标志着以高丽对金朝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金丽宗藩关系全面确立。
（二）高丽遣使金朝的次数
关于高丽遣使金朝的次数问题，学者们因掌握的史料、视角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统计结果。
杨昭全、韩俊光[39]统计了1115-1234年高丽遣使金朝一共174次。陈尚胜[40]、汪高鑫[41]皆采纳。对此，孟古托力[42]指出，杨昭全所统计的174次是不准确的，并根据《金史·交聘表》粗略统计为272次，同时指出仍然存在大量遗漏，应远不止此数。
另外，杨军在其专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43]中统计了1115-1214年高丽一共遣使金朝350次，平均每年3.5次。林国亮[44]统计了1127- 1212年为359次，平均每年4.16次。玄花[45]则统计了1142-1213年共197次。
（三）高丽遣使金朝的特点
关于高丽遣使金朝的特点，限于史籍记载的缺乏，目前学界尚未有对这一问题专门研究的文章，只散见于中朝关系研究的论著中，下面介绍几种代表性的论著。
孟古托力在《女真及其金朝与高丽关系中几个问题考论》[46]一文中指出，高丽作为金朝的藩属国，依据传统承担一些义务，其中，按特定礼仪定期朝贡、国王接受册封、使用金朝正朔等尤为重要。高丽常将多种使团同时派往金朝，这些使团各有专项任务和名称，不能混淆，不可兼代，但可搭伴而行，同时被接见。正常情况下，高丽使节的专一性很严格。同时，作者对高丽使臣出使金朝的过程，如时间、贡道、贡品等做了简单叙述，遗憾的是没有进一步展开研究。至于高丽对金朝的遣使臣服，作者强调，高丽不仅仅是慑服金朝的军事威力，而且也信服、崇拜金朝文化的发展和成就，所以高丽藩属于金朝，进入以金为首的天朝体系，不断遣使赴金。朱晓乐[47]在其硕士论文中采纳此种观点。最后，作者强调，对于金丽使节的研究，应该将《金史·交聘表》与《高丽史》关于使节的记载互补。
杨军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48]一文中将金丽之间使臣往来分为两类：一种是常规性的遣使，即高丽每年按惯例遣使4次，贺正旦、贺生辰、进奉使、谢生日使，同时指出，自大定以后，此种出使已经制度化。双方间常规遣使的比例多为高丽4、金朝1，或高丽5、金朝2。一种是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遣使，如对国丧的遣使，高丽要派出奉慰使、祭奠使，金朝则派出敕祭使、慰问使、起复或册封，同时高丽针对金朝的遣使需要逐一派出回谢使臣。因此，杨教授指出，金与高丽之间不仅保持着稳定的朝贡关系，而且，双方朝贡关系已经呈现出制度化的特点。
朴云龙的《高丽与宋朝交聘问题探讨》[49]一文，对高丽遣往宋朝的使节的选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结，对分析高丽遣往金朝使臣问题具有借鉴意义。玄花的硕士论文[50]，运用前辈学者所使用的常使与泛使的概念，对金丽使节及其专任使命做出了分析。作者列出了高丽常使和泛使的类型，在高丽使臣的选任问题上，作者借鉴发展了朴云龙的观点，认为高丽使臣的选派和金朝使节的选派一样，无专任使节之官，皆临时委任，且高丽多选能文知礼的人充当使节。作者指出，从使节个人角度而言，其与统治中心的关系越近，越易被派遣出使。遣使特点方面，作者认为双方遣使已经制度化，有一系列象征金丽君臣关系的使节，且这些使节的派遣存在制度性的对应关系，高丽必须回应金国的使节。另外，该文还对金朝接见高丽使的礼仪做了介绍。
付百臣在《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高丽与金朝除保州投入人口问题外，并无太大矛盾，双方礼尚往来朝贡表明了宗藩关系的象征意义。作者论及，由于金朝对高丽朝贡的钥匙是求名不求利，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大臣争当朝贡使，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对使臣的特点与选任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另外，林国亮的博士论文[51]，将高丽对金遣使与高丽对宋、对辽遣使做了比较研究，其中涉及遣使的频率、使节的品阶地位等问题。黄纯艳在《宋代朝贡体系研究》一书中，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高丽与金朝朝贡关系的建立、高丽与金朝的使节交聘、受册封与行年号、朝贡礼仪及文书格式等几个问题做了叙述，是关于高丽遣使金朝研究的最新成果。
综上所述,由于学者们的辛勤笔耕,近年来国内金丽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许多文章视角新颖，论述缜密,极具启发性,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内学界对高丽遣使金朝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多散见于中朝（韩）关系史研究的著述中，只是在梳理史实时附带提及；一方面仅仅关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故学界对于高丽遣使金朝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未能做到系统而深入。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学界对韩国方面的资料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或者说还没有充分利用所掌握的韩国资料，对史料的运用仍停留在《金史》《高丽史》《高丽史节要》，对韩国碑刻墓志资料的运用不够。笔者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以及学者的不懈努力，今后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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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近年韩中经贸往来不断加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大幅增长，由于韩中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等原因，韩中两国开展自由贸易是现实的发展要求，这就决定了加快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签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本文通过研究韩中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随之产生的波及效应，本文认为fta的签订能进一步刺激贸易量的增长，实现自由贸易协定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
第三，通过分析韩中两国间目前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向上存在的分歧，本文认为，如果两国在事前通过共同研究对敏感的硕士论文部分进行充分的讨论，确认彼此的立场而准备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实际fta的协商过程中，加强相互协商，往双赢(win一win)的方向推进，这时fta的推进可能性会有提高。
第四，通过分析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两国具有代表性行业的影响，本文认为制造行业中，韩国的资本集约型部门和中国的劳动集约型部门将进一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农水产品的开放由于会进一步刺激其对韩国的出口数量，因此成为自由贸易协定中韩方的谈判重点;服务业等部门的开放有利于维护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将有可能成为双方商谈成功的有利突破点。
韩中自由贸易的不断加强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建立韩中自由贸易区仍存在一定的障碍，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和商谈。在目前双方的一系列关于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商讨方案中，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通过有秩序、有选择、有重点的签订相关协议，进一步切实推动韩中两国贸易往来的发展。
首先，以政府政策为导向，推动两国企业经济、技术交流。
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区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从政策上提供导向和保障，另一方面，还需要大企业、跨国公司的参与、推动与合作。产业结构的差异使得贸易结构存在着互补性，两国企业应加强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跨越交流障碍，突破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束缚，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寻求更为基本的共性，，进一步增加相互之间的投资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这样不仅可以使双方合作更加深入，也能促进双边贸易的均衡发展，在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信任和理解，为解决两国的纷争和分歧创造有利的条件。
其次，寻求共同利益平衡点，对敏感问题进行特殊研究和处理。
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两国对各自敏感产业和部门的保护。因此，两国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过程中，可以从减少摩擦的角度出发，在初期阶段首先将敏感产品目录排除在外。但是，随着自由贸易程度的加大，应该逐步减少除外产品数量。具体而言，在协议签署的最初阶段，通过排除敏感产品目录给与对方敏感产业缓冲和调整的时间，然后逐渐阶梯式降低甚至取消关税，调整到双方的利益均衡状态，并减少由此产生的国家支出。这个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两国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职业培训，保证社会安定，并制定补偿措施、地域开发措施等系列措施，以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中日韩海洋史研究动向
关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据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细分为经济社会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丰富。早在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该丛书成为研究亚洲各国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海交史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纯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论文。郑和研究也成为学术热点之一。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视角
21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深化海洋文化研究，对促进沿海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笔者的拙见，需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区域文化研究依然是海洋文化研究的中心内容之一。我国基于田野调查的海洋基础文化研究相对薄弱，需要通过开展田野调查，进一步充实岛屿与沿海地区的渔捞文化、民俗、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基础资料。需要加深以港口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研究。港口城市作为大陆与海洋的节点，起到了链接大陆与海洋的中介作用。以港口城市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心和切入点，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东海海域乃至整个世界，可以较为客观地考察海洋文化。从区域研究的视角，为海洋文化开发与海洋经济建设服务。第二，需要进一步促进比较研究。东海海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传承着大量相似或相同的文化。过去的比较研究往往是由日本或韩国学者发起、组织进行的，在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与本国海洋文化相关的问题，对中国沿海地区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影响等方面的关注并不是很多。这就无法正确理解东海海域海洋文化的传播、交流与文化发展的现状。海洋文化比较研究，既要关注中国大陆文化在海洋传播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又要关注海洋文化在东海海域各地的传承以及与当地文化的融合。第三，需要大力加强生态文化研究。传统的海洋文化研究，包括海洋人类学在内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海域的人类世界本身，疏忽了人与岛屿、海洋自然环境、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与协调海洋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与自然协调生活的经验。生态文化研究可以进行人类活动与生态文化、岛屿资源开发、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协调与进化、搞活地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②通过生态文化建设，借鉴传统生态适应与融合的经验，为合理适度开发海洋资源提供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案例分析资料，为我国生态文化建设服务。第四，进一步摆脱一国史观的束缚。近年来，学界正努力摆脱一国史观的制约，试图从区域社会研究的视角考察东海海域文化交流，从较为宽泛的海域各区域社会之间交流的角度去思考和考察问题，还原东海海洋文化本来的面貌，更好地为海洋发展服务。
作者：安成浩单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关键词：经济金融合作；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025―05
一、引言
经济周期的相似性被认为是进行金融合作(货币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如果合作国家的经济周期是相似的，那么，它们之间进行金融合作的成本比较小。一方面因为相似的经济周期使合作国家可以采取相同的货币政策应对相似的经济周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如果合作国家的经济周期是不相同的，那么，有效的货币合作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了。(Mundell，1961，1973)衡量经济周期的相似性的方法和指标很多，这里采用国民产出水平发展来检测合作国家经济周期是否相似。首先验证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否相似：如果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发散的，那么，不具有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国民产出水平长期发展趋势是相近且呈收敛态势的，经济周期相似，那么，就可能采取相近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共同增长。因此，长期产出水平的发展趋势相似性是进行金融合作安排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Yin-WongCheung)。
用GDP作为产出水平的衡量指标。本文通过对三国GDP的内在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三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具有相近趋势，满足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论文第二部分简单介绍分析了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新动向和展望。第三部分建立中日韩三国GDP的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通过协整分析和ECM模型，证明中日韩三国有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可能性。第四部分归纳研究结论，指出中日韩三国满足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东亚经济金融合作和成功建立FTA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中日韩经济金融合作的最新动向和展望
1．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现实考察。日本是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在区域内是资金和技术的输出国；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成为区域内主要的资金输出国之一；中国则是处于赶超阶段的转型经济国家，较低的生产成本吸引了区域内的资金、技术的流入和产业的转移。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经济增长最快(除日本之外)的地区。根据IFS网上数据库提供的资料，2004年中日韩三国总人口为14．8亿左右，占世界人口总量的24％，GDP总量分别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占全球的20％。表1给出了中日韩三国在过去20年里经济增长率。中韩两国在过去的20年里GDP一直保持着10．5％和6．66％的平均增长率。日本虽然增长率较中韩两国低，只有2．51％，但是日本GDP的绝对值保持着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绝对优势。
2．中日韩三国的贸易额增长非常迅速。图1给出了中日韩1994～2005年间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的份额。如图1中，过去十二年里，三国年均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25．71％，2005年世界15．79％的出口、13．56％的进口来自这三个国家，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9．35％。数据显示，三国的贸易额已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中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最快，2005年出口和进口占世界份额为7．49％和6．23％，分别比1994年提高了近4．57和3．49个百分点，并从2003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的最大贸易份额国，反映出中国是区域内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韩国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稳中有升，日本进出口占世界的份额则稳中有降。
中日韩之间的直接投资作为三国之间相互贸易的支柱和补充，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直接投资国，中国是全球主要的直接投资吸纳国。韩国居于中间，既吸收来自日本的投资，又向中国进行直接投资。1992年中韩邦交正常化后，韩国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投资地域逐渐由环渤海地区向其他东部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扩展。按照实际到位资本，从2004年起，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3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同期外商对华投资中的比重已由1992年的1．1％上升至2004年一季度的9．8％。中
3．中日韩三国间存在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步伐在近年里是相当快的，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这种合作的前景更加被看好。中日韩三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日本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为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韩国已成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对象国。三国之间贸易关系有如下特征：(1)近年来日韩对中国出口占各自总出口的比例均大幅提高，2004年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值在其总出口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3．06％和19．61％，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6．73和8．91个百分点。(2)与此同时，中国对日韩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主要表现为对日本出口份额下降很快，从2000年的16．72％下降到2004年的12．39％。对韩国出口的份额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3)日本对韩国出口的份额增长缓慢，仅从2000年的6．41％提高到2004年的7．82％，而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份额则从11．98％大幅下降到了8．55％。(资料来源：CPMTRADE database Online)日韩三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为进一步进行经济金融合作和提高合作层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建立共同经济体和共同货币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长期的合作发展被普遍看好。中日韩三国如果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诚意，选择适合三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合作应有成功的可能。
三、建立中日韩三国GDP的时间序列模型
Johansen协整分析被用来检验分析各国产出水平是否具有同方向变动趋势。协整模型是一种多边分析框架，包括了产出水平的所有数据系列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接下来的VECM模型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反映产出水平长期变动趋势、长期均衡对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短期内产出水平的相互影响。
相似产出水平发展趋势的存在被看作是这些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周期，可能进行货币合作的前提条件。当然短周期的相似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暂时不考虑。本文只探讨长期内三国间产出水平的变动是否存在同方向变动趋势。
(一)变量与数据
实证数据选取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5年第一季度的时间序列，共43组观察值，数据选取原则是依据中国和韩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合作，因为90年代早期中国的经济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为了避免1993年底的外汇改革的影响，从1994年第一季度才开始采样。数据来源于《中国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2～2001)和IFS online。本文用经过季度调整后的实际人均季度国民生产总值(货币单位统一为美元)，简称为GDP或产出水平。
(二)单位SC和AIC准则选取适当的滞后阶数后，最终采用模型为
(二)单位根检验 根据SC和AIC准则选取适当的滞后阶数后，最终采用模型为10％的显著水平上，三国的GDP都是非平稳的；中国的GDP的一阶差分ACHGDP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的。日本和韩国的GDP的一阶差分JAGDP和KO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得出三国GDP都是有单位根的结论。且经过1次差分后都成为平稳序列，三国GDP均为1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三)协整检验 这里三国的GDP时间序列经过1次差分后都成为平稳序列，它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是Johansen(1988)，Johansen and Juselius(1990)所发展出来的，它是由VAR模型推导而来的，因此，需要先对VAR模型选取最佳滞后阶数；依据最小赤池准则，可确定Johansen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然后就可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为表3，在1％置信水平上协整向量个数为1，这意味着三国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三者在长期里具有共同或相近的发展趋势。
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虽然单个的GDP时间序列是非平稳随机漫游的，但它们以相同的概率趋势随机“移动”，因此，具有长期相似的运动趋势。不考虑产出水平的绝对差异、公司文化和基本制度差异等，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DP时间序列有共同随机趋势(common stochastictrends)，同步“移动”，在长期内不是发散的，满足经济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三国的GDP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被认为是进行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三国产出水平存在共同随机趋势且呈收敛态势，意味着三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具有相似性，使三国在将来有可能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应对经济波动，以较低成本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如果三国产出水平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应对经济波动就不太可能，进行合作的成本和困难比较大。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三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是相同的，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使得潜在的合作国家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GDP时间序列具有协整关系，可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做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其中既包括了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影响，也包括了解释变量滞后项的短期影响(Engel and Granger，1987)。
以下将三国经济增长率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设定为：
其中A0为常数项，β为协整向量；βyt-1为误差修正项，a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n为差分解释变量的最适合滞后阶数，同样地由最小AIC准则可得：n=3； 为解释变量滞后项系数行列式，D1t，D2t为虚拟变量，代表1997年金融危机对三国GDP的影响，1998年第一季度以后D1t取值为1，之前的样本区间取值为0，1997年第四季度D2t取值为1，其他样本区间为0；t代表时间趋势，εt为残差。采用1994年第一季度至2005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以上模型进行估计即得到：
其中星号代表t统计量小于2，没有显著意义，这里省略了其具体值。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的GDP时间序列有相同概率趋势，同步“移动”，在长期内不是发散的，满足金融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协整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三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是相同的，有可能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
1．只有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受到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影响。韩国产出水平受到中日两国产出水平的影响。韩国GDP的增长而不是中日两国GDP的增长明显受到误差修正项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则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偏离的调整力度。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是虽然韩国是新兴工业国，人均GDP将近13000美元，但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贸易依存度高达66．5％。同时韩国也是三国中经济总量最小的国家。
2．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对三国经济的影响。三国都受到中国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韩国受到中国和日本以及自身的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是唯一一个受三国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影响的国家。中国只受自身前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日本只受中国滞后二期产出水平增长率的影响。在三国相互影响中，韩国是唯一个同时受到其他两国产出水平增长率影响的国家。原因如上述韩国是三国中的最少经济体，对外贸易依存很高，很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从经济合作中获利也可能最大。这正好印证了三国研究小组2003年的研究成果。2003年的研究主题为“可能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影响”。三国研究小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福利效应采取了一般可计算均衡(CGE)模型进行模拟，虽然三方是各自建立了模型，但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促进三国经济增长，扩大对外贸易和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GDP增长率提升效果是1．1％～2．9％，日本是0．1％～0．5％，韩国最为明显，大约为2．5％～3．1％。韩国从中获益最大。
中国只受自身前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且由于在式(3)中，y1t-1，y1t-2，y1t-3的系数均为负值，因此，就短期而言，前期的增长率越强劲，现在的增长率越可能减缓，这恰好印证了经济理论中的平均复归(mean－reverting)动态增长的现象。而且这些系数的绝对值是递减的，这表明短期负向影响作用随时间过程逐渐衰减，这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率趋势减缓的现实情况。
3．日本的弱影响力与中国的强影响力。日本的
弱影响力是因为日本虽然是区域内最大经济实体和最大投资者，但是90年代以来其经济增长率极低。因此，反映在此模型中的贡献力度减弱甚至消失。中国的强劲影响力是因为他是样本期间区域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最大的直接投资吸收者。基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日韩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日韩经济界对如何发展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有意从这种良好的发展形式中获得尽可能大的积极效果，而加强经济合作，显然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合理选择。
(二)启示
1．中日韩三国进行经济合作符合三国长远利益。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日韩经济的发展。中国与日韩两国间存在的经济互补性，决定了日韩两国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日韩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
(1)中日韩三国建立区域合作关系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度明显上升，其中固然有产业转移加速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市场内部需求的扩大。中国不仅需要开发内部市场，也需要开拓外部市场。中国对北美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程度过高，面临两大贸易集团继续扩张产生的贸易转移风险，需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关系，实现市场多元化。
(2)加强中日韩的合作有利于日韩两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实现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对．日本和韩国来说更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无论内部需求增加还是出口扩大都会拉动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主要表现在有助于推动日韩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日韩两国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虽然日韩两国相对中国来讲经济上比较发达，但就其国内各地方比较而言，经济上也存在着一定差距，例如日本、韩国的西海岸地区相对于其东海岸来说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也面临着如何通过对外经济交流，扩大对外开放，合理有效利用国外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的课题。如果这类地区能通过充分利用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契机，通过积极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以合资、兼并、技术转让等形式参与进来，就可以有效利用那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比重，进而不断提高其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化程度。
2．中日韩三国经济金融合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日韩三国存在着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但三国经济合作尤其是高层次经济金融合作的设想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现实经济中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因素影响三国经济合作的进程，如日本的国内经济改革滞后就可能阻碍中日韩加深合作。日本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拥有竞争力很强的汽车、家电、机床等出口型制造业；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十分缺乏竞争力的纺织、食品加工等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后者长期受到国家保护，效率低下，惧怕对外开放，成为日本同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领域”。同时日本要推进自由贸易，还必须对缺乏竞争力的农产品的自由化问题加以解决。
一、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成因分析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
“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
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
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
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
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
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
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3.选择正确的计价货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一、主要工作与成绩
1、开展“职业规划” 讲座和职业规划大赛。通过召开团总支大会做《大学三年四年定位与规划》、《如何做职业生涯规划》等讲座，提倡以职业目标为中心作为职业与就业规划，强化就业中心意识。要求每个同学利用假期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书，然后进行个别指导，通过举办职业规划大赛团总支初赛检验和交流规划心得，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认清职业方向，树立就业目标，重点提升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
2、常抓学风建设。落实上学年制定的各团总支和各支部学风建设行动方案和具体计划。学风良好，英语本科支部的平均绩点为3点多；国贸专业英语四级一次通过率52.6%；软件工程支部四级一次通过率约80%；英语本科专业专业四级一次通过率达100%，等等。
3、新生入学教育和军训工作。新生教育是整个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帮助新生尽快融入大学生活，明确成才目标，激发学习动力，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做好人生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以往新生入学教育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难点问题的思考，结合当前学校发展形势和中心工作，我积极探索，在06级进行新生教育创新试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今年又在08级新生进一步试验和改进，以“适应，共性”为中心，实现在主体、内容、形式、方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尝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08级国际贸易专业目前情况适应很好，学风优良，班级凝聚力很强。
4、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通过就业讲座、个别谈心、简历修改、就业技巧博文、组织参加招聘会等方式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
5、学年评优工作和国家“三金”评定工作。评定奖学金、助学金上，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初评公示、复评公示、确定公示三重把关，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争取将国家、学校的每一项政策切实的落实到最需要的贫困生手中。对有问题的同学一一进行民主评议，对个别同学进行个别谈心，稳定情绪，最终评出真正优秀和符合条件的同学。
6、干部选拔、培养与任用工作。我在新生入学后一个多月里的工作重心是选拔和培养好第一届团支部、班委、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大一通过助理班主任的了解，选择有班干经验的二至三人担任各班临时负责人或叫做召集人。军训期过后，进行团支部、班委、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干部选举，制定《团总支、学生会选举办法与运作架构》，按照规定组织、选举、确定学生管委会和团总支委员成员，形成06、07与08级的帮传带工作团队。干部确定后，与经管系第二团总支和计算机系第五团总支联合举办了“干部意识”、“干部心理”、“干部工作技巧”等培训讲座，对全部干部进行正规培训，明确职责，责任到位，对学习、工作方法、干部素质等提出要求。
8、利用网络和飞信拓展师生交流平台。开通qq群、博客、飞信等，与学生进行非面对面的非实时的交流，开展重大措施的吹风会、重要信息的通报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的探讨等，由于不是面对面，学生敢于直言说出心里话，效果很好
9、通过聚餐制度，加强师生互动交流。我利用每天中午与一个学生宿舍一起在饭堂吃饭的机会，了解学生的最新思想动态，重大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大会重要议题和素材，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10、继续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其中有中韩交换生（卢志轮）、中美交流生（卢慧冰、周丹丹、郭钊如），参加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服务（郭钊如），奥运啦啦操（陈雅琪），创业设计大赛（黄新毅），春运广州火车站志愿者（黄杏贤），英俱理事长（项依凡、周婉倪、蔡天涛），职协副会长（梁宜锋），动漫社社长（黎菲菲），70%的同学参加了社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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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校级项目:章金淳的《广州市商务英语专业人才需求和就业率的调查研究》，院级：谢秀萍的《英诗汉译的可译度研究》，指导校区科研立项课题06金融的张嘉琪《80后爱国思想及其表现行为的调查 -----以广州地区的80后为例》，软件工程专业吴浩然等人的项目入选学校挑战杯作品。
13、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校内的各项活动和比赛。开展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第二十届学生科技学术节之诗文朗诵大赛和读书报告会的初赛活动，组织首届商务谈判大赛，组织南海校区篮球赛、羽毛球比赛，组织同学们参与第二届舍歌挑战赛和第五届diy制作大赛，首届职业形象大赛和演讲答辩赛等。各支部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秋游活动、圣诞活动等等，同学们积极参加校内的各项活动和比赛，为团总支赢得了不少的荣誉，同时展示了同学们的才能，更激励了同学们再一次参加活动和比赛的热情。其中团总支获第二届宿舍公寓文化节优秀组织奖，范小旦同学荣获校区首届职业形象大赛季军，吴海阳等同学获演讲答辩赛三等奖。
14、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和就业互助五个q群，构建思想和精神家园。利用网络和飞信拓展师生交流平台，除了利用ppt、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新生教育外，还开通qq群、博客、飞信等，与学生进行非面对面的非实时的交流，开展重大措施的吹风会、重要信息的通报和学生关注的问题的探讨等，由于不是面对面，学生敢于直言说出心里话，效果很好。特别是本学期我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大学，到底读什么”、“大学，究竟什么读”等一系列专题，对近期出现的问题和热点也进行适当的引导，学生的参与面很广，积极性也很高，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精神家园，每天上我的博客成为一种习惯。就业互助五个q群开通当天就有500多名毕业生申请加入，经常在上面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资料，有利于毕业生的就业思想工作和顺利就业。
我个人也通过与学生探讨问题，深入思考和研究发表了《论辅导员队伍管理模式的创新》、《试论辅导员的管理素质》、《论仪式教育与学风建设》、《浅谈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价值理性的追求与人文关怀的回归——对辅导员量化考核问题的合理性反思与探讨》等五篇学术论文。[nextpage]
二、工作创新与工作体会
1、在教育主体上，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工作组调整契机，调动和发挥了06、07与08级新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教育内容上，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能力培养与素质拓展相结合，学会做事与学会做人相结合，大学适应教育与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相结合，知识传授与精神传承相结合。引导学生“以职业目标为导向，以构建职业核心能力为中心”对自己的大学规划和人生目标进行深入、广泛的思考，加强成才教育，引导学生树立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激发学习动力为之奋斗。
3、教育形式上，既利用现代化信息传媒手段，以声、图、文并茂的形式，又保留传统的面对面的谈话式、互动式交流方式进行教育引导。特别是本学期我在新浪、网易、百度空间上开通了“大学生成长互助坊”博客和就业互助q群，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大学，到底读什么”、“大学，究竟什么读”、“如何获得幸福”、“就业心态”等一系列专题，对近期出现的问题和热点也进行适当的引导，学生的参与面很广，积极性也很高，这个博客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精神家园，每天上我的博客成为一种习惯，博客开通三个月点击数达xx0多点，日点击高峰时达1000多点。
二是保留传统的交流方式，通过班会制度和聚餐制度，加强师生互动交流。我利用每天中午与一个学生宿舍一起在饭堂吃饭的机会，及时了解学生的最新思想动态，重大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大会重要议题和素材，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失衡。青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产品供给结构上严重失衡,尤其体现在强调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忽视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失衡具体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视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忽视精神文化类公共产品供给;注意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建设,忽视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另外,由于青海农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各村自己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同一地域内各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很大差异。青海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乏,意味着农村、农民在进行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时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可使潜在的穷人更可能有机会脱贫。而青海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产品在农村的缺乏,制约了农民提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这些举措不仅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和借鉴。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过移民搬迁、充分搭国家现有公共产品资源便车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笔者在青海海北、海东等地农村看到,原来一些地势低洼、经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划定为蓄洪、行洪区的村庄,在政府组织和补助下,整体搬迁到地势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统一建设移民新村,使得这些村子的公共产品供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一些山区乡村,由于村民原来居住分散,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学以及电话、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都非常难以统一提供,他们就在附近公路边开辟一个相对集中的位置进行集中建房,不仅在不投入交通设施的情况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条件,方便子女上学,也使有线电视、电话等现代生活设施能够迅速走进普通村民家庭;还有很多靠近国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边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乡村集市。
2、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建设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是国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没有能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费税改革,使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受到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新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应当主要着手于:(1)公共物品供给主体。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以免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2)公共物品需求区域性差异。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地区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的分割中,按照区域性差异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资方式。公共物品供给资金来源应当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要,但在现实情况下,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还应当由政府出面,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例如,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特种国债;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等等。(4)监督管理。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应当设立专门的监督检察人员,不仅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的管理,而且要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和收益情况,防止农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流失。
3、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说,组织农民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也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体”无效率,实行“单干”,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单干”涣散了农民之间的关系,使组织农民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要求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现实的选择就是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进行农村公共物品的建设。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者通过农民合作的方式,在不过分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区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进行中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乡村道路的建设和维护、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安装、市场信息共享、农业技术推广等等。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农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支农资金,进行大型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关系,建立农民经济组织。
4、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套措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机制,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农村税制并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农村税制、统一城乡税制能够为基层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要通过全自治区的农村税费改革,构建新的农村税制,使城乡税制统一,既有利于全区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保持农村的相对稳定,又有利于促进自治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2)完善乡村行政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现行的乡村型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严重影响了自治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乡村行政体制。自治区乡镇一级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机构”的状况,财政供养人员的支出负担过于沉重,呈现典型的“吃饭财政”特征。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使得供给资金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因此改革乡村机构、精简人员,减少“吃饭财政”是关键;二是完善基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要重新构建绩效评估体系,改革现行的以经济数量指标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系。地方基层政府应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将社区经济的外部性、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和本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评估标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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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商业银行应主动出击:进行银行的海外经营，本丈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经营的六种模式和区位选择，并汁商业银行海外经营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对策应对国外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但这些对策大多数都是以如何使我们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为条件提出来的.对于中国商业银行主动出击的策略—即进行银行的海外经营至今却鲜有人提出。其实。我国人世后，国内的金融业要对外开放，外国的金融业也同样要对我国开放。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银行应该进行海外经营。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银行进行海外经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对我国银行海外经营的模式和区位选择作了深人探讨。最后就我国银行在海外经营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我国银行为何要进行海外经营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得知:目前，世界10家最大的跨国银行的海外收益占其总收益的50%左右，其中，美国的花旗银行最高年份1997年达到82 %，最低年份1979年为65%。到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日本海外银行机构达到了1091家，美国的海外分行达到1000余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也在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如新加坡在1985年银行海外分行就达到了42家，代表处16家;台湾地区1993年有l2家银行在海外设有62个分支机构;韩国80年代末海外分支机构也达到了130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国外银行在海外有大量资产，来自海外的利润占了全行利润的相当比例。而我国除了中国银行的海外经营尚可外，其余银行海外经营的力度都不大。而且，至今我国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只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况且，我国银行进行海外经营多集中在为国内企业服务上，主要以引进、利用外资为主，和国外银行相比其经营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进行海外经营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首先，由于银行业的海外经营一般不受母国金融形势的直接影响，当母国银根紧缩时，总行依赖其国外分支机构提供资金，以海外业务支持国内业务;反之，当总行有资金盈余时，通过国外分支机构将一部分余额贷出去。以国内业务扶持海外业务。从而保证其总收益的不断增长，实现全球经营目标。
其次，我国进行海外经营可以加快与国外接轨的步伐。我国银行业的许多做法与国际惯例不一致，开展国际业务咬如国际结算、为国外客户办理存贷款等)时会遇到各种障碍，影响效率，从而影响盈利。随着我国银行业的逐步开放，国际业务必然越来越多，不进行海外经营的弊端就会逐步显现出来如果到海外经营就可以早日熟悉业内的国际惯例，提高办事效率，增加利润。
再次，由于竞争的加剧，目前世界银行业正朝全能银行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统计资料表明，个人金融资产的36%是放在银行以应付不时之需，右则是放在基金作为未来的储备，所以银行管理的资金是越来越少，银行横向的扩张是必然的。我国1993年底以来实行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管理,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和1998年的《嗒证券法》则明确规定了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业要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二尽管有学者建议管理层取消分业经营，但考虑到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法律上进行修改还有待时日，但有关法律中并没有指出我国银行不能在海外进行证券业务。因此、我们可以考虑通过银行的海外经营来回避有关法规，增加利润。事实上，中国银行在海外的一些分支机构正是通过进行投资银行业务，降低了经营风险，并增加了银行利润。
第四，进行海外经营有利于加速我国国际型金融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高层次金融管理人才很少，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一方面靠国内自我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只有提高我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才能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的交流与合作，从而为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打下基础目。
另外，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如香港、新加坡、巴哈马、开曼群岛等，金融管制比较小，有些甚至没有管制。在这些地方注册分支机构，经营国际业务，可以减少或免除税赋和法定准备金，从而降低成本，扩大盈利。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银行结合现在自身情况，进行适度的海外经营。
二、我国银行进行海外经营的模式和区位选择
(一)我国银行海外经营机构形式
一般说来，我国银行可以通过设立处、代表处、经理处、分行、国际银行集团、合资银行等形式组成跨国银行网，以开展业务。
银行是指与其他国家建立往来账户，对方的一些业务，为对方提供服务的银行。对一家银行来说，银行实际上不附属于本银行，银行关系就是不同国家银行间建立的结算关系。但要进行海外经营，一般都是从行那里逐步熟悉海外市场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营成本低，一般只需付费即可获得较多的服务二其缺点是业务范围小，而且，银行对行没有控制权。目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和10家股份制银行由于从事国际结算业务，一般都有海外行，但我国90家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数还没有海外行。因此，海外行可以作为这些城市商业银行进行海外经营的首选考虑形式之一:
代表处通常由银行派出的代表和为数很少的工作人员组成。其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有关咨询服务，收集当地经济、金融情报，联系客户和协调当地行关系，并为总行提供背景资料。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业务范围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已经在海外有一家或多家代表处，而其余8家股份制银行还没有设立，因此，代表处是这几家股份制银行进行海外经营时可以考虑的形式。
经理处的级别高于代表处，但低于分行。其业务基本上已包括行的主要业务，而且还开展了行所没有的贷款业务。笔者认为，目前这一形式对我国10家股份制银行比较适合，因为其作用基本相当于分行，但投人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有利于总行的直接控制。
分行直接受总行控制，可从事国际业务和当地业务。分行不是独立法人，其资金保证是总行的所有资金，业务经营直接受总行控制，范围较广，可分为国际业务和当地业务两部分。国际业务主要有接受存款、发放贷款、同业拆放、向国外的出口商或进口商提供融资等、当地业务主要有接受存款、向当地的工商企业提供短期的资金融通、向当地的银行和政府项目贷款、证券等。分行的优点在于其业务是以总行的信誉和声誉以及所有的资产作为后盾，增强了竟争力。缺点是管理成本高，资金投人量大。目前，中国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在海外经营中，这一形式用的比较多，其他3家国有独资银行海外分行建立的数目还比较少，10家股份制银行中除了交通银行外，其余9家还没有建立海外分行。笔者认为，目前，这一形式对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比较适合，因为其规模比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强。
国际银行集团是银行间进行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和协调各成员国的国际业务，分散独家经营的风险，避免与国内股东银行在国内零售业务中的竞争，有利于中小银行进人国际资金市场。其业务包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并对巨额贷款、市场筹资的可行性以及收买、兼并企业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但这种形式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不利于总行控制。笔者认为，目前，我国10家股份制银行进行海外经营时可以考虑这一形式。
合资银行就是与国外银行各自出资联合组建银行。这一形式有利于早日熟悉海外市场。而且税收上可能享受到更大的优惠，但缺点在于总行的控制力下降。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股份制银行以及90家城市商业银行可以考虑把合资银行作为海外经营的选择形式，但具体是采取分行还是子公司的形式要视具体环境而定。
另外，根据统计资料，截止到1999年9月30日，已经有6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大陆设立了430家营业性机构，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5家，代表处250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资银行对海外分行和代表处这两种海外银行海外经营模式的重视。
（二）我国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
1.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是资金、金融机构集中的地方，我国银行在这些地方设立和发展机构能更好地与国际上的金融机构密切合作，扩大业务范围，也便于大规模地筹集资金。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已经在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其余8家股份制银行和90家城市商业银行还没有在这些地方开展业务。
2.周边国家和世界性的贸易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如中韩贸易每年占我国外贸进出口额的很大一部分，但我国的银行在这些地方咬除了日本外)的分支机构设立很少。为了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更有利于银行的经营管理，我国银行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积极提供各种银行服务。
3，海外华人聚居区。在华人聚居区设立分支机构便于沟通，也便于取得其支持配合。笔者认为，我国银行可以考虑在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华人聚居区设立分支机构，因为这些地区经过几代华人的努力，金融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如东南亚地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50%以上的金融事业为华人掌握二在这些有一定发展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便于我国银行在金融资信、人才培训与交流上和这些地区的华资银行取得紧密联系，从而尽快熟悉海外市场，在海外占有一席之地。
三、我国银行进行海外经营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进行海外经营前要进行详细调查，做好打算，认真准备。
首先，要对经营的地方进行选择。应选在那些能迅速拓展业务、税赋水平比较低、能够学习国外先进银行经验的国家或地区。所以，对这些方面要进行详尽地调查。
其次，应对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结合本身情况进行选择。这一点笔者在前一部分已经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
再次，早做管理人才的准备。到海外经营需要懂外语、懂银行国际业务、懂法律的高级管理人才，因此要早做准备。
（二)监管当局应加强监管
由于银行业的经营带有强大的渗透扩散功能，伴随着银行国际化的加深，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运营状况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它们不受其设立资格条件、业务经营等限制，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开展跨国银行业务。其业务经营就可能造成损失，并由此殃及总行和我国金融业的声誉。因此，应加强监管。
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非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与此相适应，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监管主体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审计署、证监会等。人民银行主要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准人、资本充足性、业务范围等方面加以监管:财政部主要对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加以监管;国家审计署只对银行的财务收支状况加以监督;证监会对银行的监督只是体现在依据证券法对上市加以监管。同时应指出的是，我国的外汇业务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面监管，但由于其隶属于人民银行，所以这里就不再单独列出了。目前，我国只有探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民生银行三家上市银行，另外，还有中国工商银行借“友联银行”的壳在香港上市，所以证监会在这方面的作用还体现不多。但随着近期上市银行的增多(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的上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另外，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有分拆上市或海外上市的打算，所以、我国的上市银行必然越来越多)，因此，证监会对银行的监管作用会逐渐加大.总体上说，这四个监管机构在我国银行的海外经营问题上应加强配合，通力合作。具体来说，主要应注意以下方面:
1.对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没立监管。一方面要审查银行海外机构的最低资本额、资金实力及是否有从事外汇业务的能力。根据跨国银行的一般理论，跨国经营的银行应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才能为国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所以应对资本金、资本充足率和人员进行审查，确认其已具备经营海外业务的资格条件和具有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控制资产风险的能力。侧算资本充足率时，应把涉及银行外汇风险的资产或投资，按不同期限的信用风险系数折算出总的风险资产，从外汇利润中扣除实际已损失的外汇资产，测算出真实的资本数和实际的资本充足率二另一方面要加强银行的人事管理。由于我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人员大多是由国内派出.知识结构和业务能力不够全面，因此应对他们(尤其是经理级以上人员)的背景、管理业绩事先进行详细调查.以确保其在经营中的诚信。同时，应把人事管理与具体量化的“物”的标准指标如:资本充足率、流动资产比率)等相结合，实现全面的监管二在人事监管方面，德国的“四只眼原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该原则在监管政策上要求一个银行必须有两个以上知识和经验丰富、有决策管理能力且信誉良好的人进行有效管理，对银行重大事项共同负责。
2.对银行海外机构业务经营的监管。即使银行海外机构设立经过了严格的审核，也不能永保其能依法稳健经营.而事实上大量金融风险是在日常业务经营中形成的二所以应注意对日常营运的监管。具体说来，就是应建立和完善报表制度，明确应上报的报表的种类、内容、上报时间，以供央行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及时发现并纠正其存在的问题。同时，加强资产负债比率和风险管理。鉴于我国外汇业务会计核算的不统一，无法保证监管指标所要求实质内容的准确性，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统一监管指标所涉及的会计科目定义和内涵，健全报表制度。人行可确定系列监控指标，对未达到规定资产负债和风险管理指标的银行，可区别情况给予处罚二另外，应对海外机构的金融创新工具进行监管。尽管前面笔者指出，我国银行的海外机构可以进行证券业务的经营，但由于我国银行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而且这些业务风险大，因此应该谨慎从事口在进行这些业务时，银行应该明确:金融创新的宗旨要建立在降低信用风险、扩大盈利、提高经营效率和深化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投机性，而不得以创新的形式撇开传统业务活动只从事高风险的衍生业务交易。因此，对于银行海外机构进行的创新形式，监管部门应动态关注，防止衍生业务占整个业务的比重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