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5 02:20: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异化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电影片名的翻译，归化翻译策略，异化翻译策略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近年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外国电影，领略它们的魅力与风采。电影巧妙地将声音和影像相结合，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犹如电影的品牌商标，电影片名有极强的“导视”作用，不仅能言简意赅地反映剧情，而且还会吸引观众的眼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随着大量国外电影的涌入，对这些国外电影片名的翻译成了翻译工作者们关注的首要问题。要想让中国观众真正地接受一部国外电影，电影片名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一个成功的电影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的规范性，还要展现原语的语言特色。众所周知，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将片名与内容完美的结合起来，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还能让观众享受艺术，陶冶情操。除此以外，成功的电影译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对电影本身也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推广的作用。本文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探讨了中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问题归化翻译策略，指出归化和异化在指导电影片名翻译方面各自起到的作用，并通过例子分析来具体应用这两种翻译策略，以期对往后电影片名的翻译有所帮助。
二、归化异化翻译理论
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对于具有文化内涵的地方，翻译的途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意者可在这两种方法间进行选择[3]。受到施莱尔马赫的启发，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归化法”（domestication）和“异化法”（foreignization）两种翻译策略。
根据韦努蒂的定义，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是指“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入语文化”。以译入语为中心的归化翻译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规范，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易于使读者在付出最小努力的情况下便可达到最佳语境效果。同时，韦努蒂也明确指出，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5]。这种通过异化处理而保留下来的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有助于增强接受者的文化差异意识，给他们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原文本的既定功能。在翻译中，异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中文的“咖啡”（coffee）；“ivory tower”译为“象牙塔”；“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译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
三、归化异化理论与电影片名的翻译
将归化异化理论具体应用到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即可以产生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所谓归化翻译策略就是指用原汁原味的本土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情调取悦译语观众，其典型特征就是大量使用现成的表达方式；而异化翻译策略则完全忽略译语文化中现成的表达方式，采用新颖的，观众感到陌生的，甚至是不太流畅的语言表达。
3.1 归化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汉语和英语隶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也有其各自的特点。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东西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点同样也体现在语言表达上。由于语言表达的差异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外电影的语言片名结构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给中国观众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因此在翻译成汉语时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毕业论文格式。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不同于汉语文化的“异质”，然而这些“异质”很难在短时期内被汉语文化接受和吸收归化翻译策略，势必会使中国观众产生隔阂，此时若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进行处理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观众们非常熟悉的美国影片“Forest Gump”是一部关于人物传记的影片，该片从一个智商低下的人---- Forest Gump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变革，用幽默的手法嘲讽当时的社会变迁。该片进入中国市场后被译为了“阿甘正传”，广受好评。采用归化法翻译该电影的片名既能从影片的切入视角忠实的传达该片的真正意图，同时也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令观众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阿Q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比如说，中国观众都很熟悉的美国影片“Ghost”被译为“人鬼情未了”，汉语中“人”和“鬼”二字给中国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很容易联想到主人公阴阳相隔、难以相聚的情境，而“情未了”又表达出主人公缠绵悱恻的感情。采用这种译法既可以深刻地揭示该片的主题是一段生死离别，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又能引起中国观众心灵上的震撼和共鸣，激起观众观看电影的强烈欲望。如果将片名直译为“鬼”，很容易让观众对影片产生误解，而且也没能反映出电影的深刻内涵。因此“人鬼情未了”是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期待的最佳译法。
让中国观众们耳熟能详的归化佳作数不胜数，采用归化法翻译片名能够迎合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拉近影片与观众间的距离，而且念起来朗朗上口，具有音韵美感。
3.2 异化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作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桥梁，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观众在理解一些文化色彩浓厚的外国电影的片名和情节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是误解。面对这种局面，翻译者为了尽可能的帮助中国观众理解电影剧情，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会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有些电影的片名带有浓厚的异域风采，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然的。比如说观众们非常熟悉的美国影片“A Walk in the Clouds”在引进时被翻译为“云中漫步”堪称异化佳作。该片以金黄色的怀旧色调来诉说一段气氛朦胧的爱情故事，并伴以浓厚的拉丁风味，葡萄园的美感亦相当怡人，令无数看过此片的中国观众心驰神往。“A Walk in the Clouds”按照字面意思可以翻译为“在云中走”，但是采用异化法使其锦上添花归化翻译策略，被译为“云中漫步”。这样既保持了英文原意，而且读起来非常有诗情画意，沁人心脾，让人浮想联翩，如同跟着主人公一起进入了如梦境般的葡萄园。
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是比较常见的，如“Rain Man”----“雨人”、“Sleep Less in Seattle”----“西雅图不眠夜”、 “The Shaw 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Harry Potter and theSorcerer’s Stone”----“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影片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盛宴，让他们领略了异域风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片名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观众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的影响和制约。电影是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统一，所以电影的片名也要求兼具艺术和广告双重功能。这就要求译名既要反映出影片的主题，还要言简意赅，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精雕细琢，结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发挥两种语言的文化优势，合理的采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展现各自特有的艺术魅力，最终使影片的片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影片本身产生积极的推广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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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万生归化与异化对立而统一[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9月。
论文摘要：立足于艺术复制的手段、文化工业的新兴、大众传媒的兴盛等现象，运用异化理论，试图分析逐渐异化了的当代艺术的危机，借此来观照艺术与技术之间二元消长的关系。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的第一版序中提到:“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 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
在当代社会，数字化正在从技术和意识层面不断的异化着身处其间的我们，它们在不断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的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思想行为的方式，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开始迷惑，越来越高端的数字化工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电脑、网络的普及，到底是被我们物尽其用了还是最终导致了“人为物役”的局面。
1艺术对象世界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就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一批新代表人物直接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了异化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之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此而形成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
在后现代主义大师波德里亚的思想中反复在强调一点，即由生产主宰的现代性时期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由拟象和新形式的科技、文化、社会所构成的后现代时期。这种以人被丰富的物包围为特征的消费中心论的社会，消费品成了记号，人们对物品的消费不再是真实需求，消费品成了符号的能指系统，商品作为符号，不再具有真实的所指，能指系统空前活跃。这一情况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使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拟象的时代，拟象不再是对一个领域、或者指涉性存在、本质的模拟，他以模拟来产生真实。拟象不是将不存在变成存在，假变成真，而是“破坏真实的任何对照，将真实吸收到自身之中”。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艺术是艺术家呈现给我们的源于真实却又高于真实的东西，是艺术家特殊的主观思维的展示，在过去，艺术家在自己的潜在创作意识中是渴望被理解被接受的，可以这样讲，在传统的艺术创作中，从公元前4世纪一前6世纪这段时间开始，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学说，影响以及制约了差不多二十多世纪的西方文艺的发展道路，直至公元19世纪末，“摹仿”几乎一直都是西方文艺界的主线。艺术家总是希望借助我们熟悉的现实作为摹本，通过创造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以期在艺术的熏陶下受众的精神可以得到“净化”。可是现在，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取代了艺术创作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注人，艺术及艺术家本身的神圣性或精英性也因为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而被颠覆。
“复制”成为当代环境下艺术异化的开端，这既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又是一个手段的名称。正如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在“机械复制时代”中，虽然时空对艺术品的限制得以解决，但原作的“本真性”或“韵味”受到损害甚至消失了。后现代时期的机器是“复制的机器而不是生产的机器”，它对于我们的美学再现能力，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过程的美学体现往往倾向于更为舒适地滑回到内容的主题再现中—回到关于复制过程的叙述中去。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被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拟象”充斥。“真实不仅成了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出来的东西:“超真实”，于是我们生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整个世界都趋近于一种超真实。“真实不再是一些现成之物，而是人为的生产出来的真实，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而是变得比真实更真实了”，就好比“广告或时尚电视剧宣传的理想服饰;计算机书册中提供的理想计算机技术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模型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超真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夷平了……类象开始构造现实”。
此时艺术所模仿的世界，在高科技的手段下逐渐消退了真实性而变成了“超真实”。
2艺术创作的异化
高端的技术手段不仅仅异化着我们熟悉的艺术的对象世界，而且还使现在的艺术创作异化为一种生产，并催生出一种叫“文化工业”的现象。
人们常用“爆炸”一词形容电子传播媒介体系提供的信息数量。或许可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有在电子时代才名至实归。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是日常现实的一个“他者”—文化生产意味了指向日常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雷蒙德·威廉斯就认为，19世纪某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艺术”曾经扮演市场以及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文化或者艺术被尊为物欲横流的人世的“人性”守护神。但在如今以信息“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文化生产终于汇人了工业生产的逻辑，遵循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轨迹，成为日常性社会生产的一个有机部分。如同工业生产一样，文化生产终于和商品、利润互相认同了。事实上，恰恰是商品和利润维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庞大开支，维持了电子时代不断扩大的符号制作规模。 这正如阿多诺所描述的，技术因素的介人，加剧了文化的，办业化，创作已不再是个人的自主的行为，而是依赖几上业技术、市场导向的大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以文化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义，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利润的文化商品，在以往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及其生产、接受的过程都收归物质生产领域，艺术家的创作是为了赚取金钱，而传统大众的闲暇时间也变为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具有浓厚而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它是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密不透风，使统治秩序变得更坚固的“社会水泥”。文化自身的韵味消失殆尽，文化的生产是为了交换、实现价值，这与艺术的自主性原则截然相反。艺术家们忧虑于这一转变，却也不自觉地被裹挟其中。
“如今已贬值的深层心理学所规定的内在生命，它整个儿都向我们显示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
当文化产品进人日常的消费领域。如同种种生活用品那样，电子传播媒介体系之中源源而来的符号制作业己全面地镶嵌于社会的所有方面。可以说，电子传播媒介的社会组织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在这个意义上，波德里亚激进地认为，现今的符号制作规模已经足以让历史发生另一次断裂:以工业生产为组织核心的社会开始向符号社会回归。
3文化阅读的异化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一种文化必然包括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甚至为传播方式所塑造。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电子时代催生的“文化工业”造成了“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不满，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由于“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所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它的操纵和控制，他们貌似自由却是不自由的，貌似主动却是被动的，“每一个自发地收听公共广播节目的公众，都会受到麦克风、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台设备中传播出来的有才干的人、竞赛者和选的专业人员的控制和受他们的影响”“文化工业使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大众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间“深层意义”。
【关键词】逃避自由;异化;垮掉一代;社会性格;自由之路
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 “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本论文作者认为,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走红,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社会基础,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哪里?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在日益地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逃出城市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之地而去。现代人需要这本书,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讨生活,很多人成为了房子和工作的奴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
1. 西方资本主义繁盛所带来的人的异化
富勒姆在其代表作《逃避自由》一书中,深刻阐析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这一西方资本主义由萌芽到繁盛过程中,人类渐渐获得自由的过程。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受到教会与君主的统治,个人从属于上述两种力量,在经济与身体方面都受到压制与束缚,没有所谓的自由,人们渴望自由到到来. 后来,由于宗教改革,西方教会的力量减弱了。由于工业革命,昔日的宗教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还有文艺复兴,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彰显。在此期间,人们渐渐地获得了些许的自由。20世纪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每个人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之中沐浴着自由的阳光。可是他们真正得到了自由吗?很多人的精神感到空虚,时刻感到一种孤独感与无助感,人们被一种力量所裹挟,探其究竟,该力量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力。每个人日复一日的工作,貌似都是忙忙碌碌,但是追本溯源之后又没有什么重要目的,这就是所谓“无所事事的忙碌”。上述状态是因为人们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所导致,成为了经济社会里一个无足轻重的零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最初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幸福,衣食无忧,可是现在这“唯增长而进行的经济增长”却成为人们的一种牵绊。
2.《在路上》中人物在资本主义繁盛背景下得性格异化与精神追求
2.1“垮掉一代”的内涵
在我看来,“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还是要求进步的,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并且通过漫游、药物和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不管是迪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
2.2繁盛背景下的社会性格
从个别之中看到普遍,正式一个很简单的哲学概念。在社会中的人亦是如此,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身上能够透视出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与价值最求。《在路上》一书写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值二战结束,美国本土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物质生活并不像欧洲盟友那样萧条,可是精神世界却一样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路上》中的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正反应了当时很多青年的思想纠葛。也映射了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精神螺旋之中。
3.不得不谈的《在路上》主题象征性
在我看来,与迈尔威尔的白鲸一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同样具有极强的主题象征性,主人公们数次踏上征程,横贯整个美国,正象征着漫漫人生之路。他们在路上一同寻找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在追寻,但是却望尘莫及的自由。在路途中,他们经历坎坷,矛盾,错误,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追求自由之路的信念!
结论
弗洛姆相信一定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存在,其发展过程才不会构成恶性循环。他提出“积极性的自由在于整个而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诸多关于自由的言论与定义,但我认为,只有弗洛姆对自由的理解最为恰当。因为作为争取到了自由的主体,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获得自由后真正地享有自由。自由的实现除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要具备完整而健全的人格。而客观的物质生活基础,是人不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人总是生活在既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但人可以通过对自身的调整达到一种总体而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格恰恰是真正的自由实现的前提。弗洛姆认为,自由与融合并非不可同时获得,个体化与孤独、焦虑的矛盾可以在这个爱的平台上消解。在逃避独而强迫自己工作以造成对痛苦的麻木,也不是为了统治自然、主宰自然而激进的活动,而是一种创造,这是人自身能动性的产物。藉着创造的行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和谐。这种自发的创造性,并非是前人从未有过的想法、观念,而是个人内心涌动的最独特的思维。而所谓自发性的“活动”,也并非指做什么事情,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来产生创造性的活动。它体现在人的情感、理智、感觉、经验及意志等各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独创性活动是自我能动性、自主性的产物,而主动性又是爱的主要特征,而且爱是自发活动的首要因素。现代人所具有的普遍的焦虑及生存的无意义,是因为他们心中无爱,于是对什么都不会感兴趣,就不可能有能动的创造性产生,而自发性的活动更无从谈起。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中,面对着无尽的流水线的工人,压抑(抑或根本没有机会展示、发挥)自我创造个性,于是对工作缺乏爱心,产生生存的无聊感。自发性的创造则会带个人面对一切的极大兴趣,提升人作为人的价值感。如艺术家们,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创造之中,通过自我个性、独创性的外化于手中的作品,展示自我的独特个性,提升了自我的价值。这便是有爱与无爱、自发性活动与强迫劳动带给人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别。
通过对《在路上》的人物与主题的分析,作者认为唯有爱和能动地工作才有希望走出经济繁荣带来的负面影响,踏上the road to freedom.
【参考文献】
关键词：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035―02
一、传统形而上学思维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困境
1.高扬理性认知而遗忘生活世界
理性作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从古希腊至黑格尔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与思考的主题。受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推崇抽象的思维方式，并致力于将学生带入纯粹的知识世界和理性世界。通过将教学目的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评价纳入教条主义的体系设计而使教学活动单一僵化，忽视了教学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与多元性，脱离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背景。只注重客观知识和理论知识传递的传统教学远离人的生活世界的真实生活体验，忽略了教育改善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提升人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旨归，教育与生活的分裂造成了受教育者人格的分裂，形成教育世界的脱离现实傀儡与生活世界的教育反叛者的双重异化。
2.主体单向度灌输与强制而缺少主体间的商谈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进一步被片面化为主体性哲学。“我思包含着我在”及“我在就是我思”确证了自我作为思维主体能动的活动不依赖于任何异己的东西而弘扬了人的主体性，从内在绝对想象领域的探知实现了对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更新。主体性形而上学视阈中的作为主体的教师与作为客体的学生之间缺乏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交流与对话，教师通过把学生变成灌输容器来证实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教育不再是知识探究过程而异化为存储行为。教师对学生的压迫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而只形成了依附权威的观念与思想。
3.工具理性的教学旨趣而缺乏交往理性的价值意蕴
“社会学之父”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发展的结果时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作为形式理性意味着可计算性、效率和非人性；价值理性作为实质理性将可计算性理性及人的伦理、政治等价值需求一并包含在内。现代社会的人们基于生存压力不断追求效率而最终导致工具理性吞噬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弥漫产生了拜物教、人的自由的剥夺等异化现象，现代性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受工具理性引导的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注重学生理性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及前途功利化的考量，忽视伦理道德、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思考，“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使学生忘却了生命本身意义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实质
1.回归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在吸收当代优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哲学范式更新，首先表现为生活世界的回归。生活世界是社会成员生存的共同的文化背景，遵循的是交往沟通逻辑，意在“使一切社会过程都进入合作解释过程的光圈”，“使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人们可以谈论的透明性”，文化、社会、个性三要素构成了生活世界的结构。交往参与者按照共同储存的文化来理解世界；通过被称为合法秩序的社会调节成员关系，加强共同团结合作；通过个性来论断自己的同一性。文化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及个体社会化在交往行为中建构了社会符号意义层面，呈现为繁杂的意义关系网络，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2.开启语用学维度
现代哲学突出表现为语言哲学的兴起，语言哲学最早涌现的是语义分析学，即把语言格式化为命题形式，不考虑“说话者的言语情境、措辞及其语境、要求、对话角色和所持立场”。语义学使语言的自我关涉特征模糊不清，语言接受者无法轻易理解行为者意图而只能作大概推测。哈贝马斯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从而创立了普遍语用学，他指出语言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起来的规则系统，而言语是语言中使用句子的行动，在以言语来做事情，即“以言行事”。言说者所提的主张只有满足真实性、合法性、真诚性这样理想化的先决条件，交往参与者才能够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
3.凸显交往理性
在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拯救迄今为止出现的错误的理性观的方法在于对理性重新定位，即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是由康德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三者复合而成的，与交往行为及语言陈述要求的三种有效性即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相一致。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者取得共识的前提与基础，重视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语言沟通的重要意义，相互交往的主体在不受强制的状态下克服个体主观观念，以主体间性意义的交流与沟通达至社会和谐与团结。
三、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创新
1.面向生活世界的教学环境的创新
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启发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实现从书本教学范式向生活世界教学范式的转向。面向生活世界的思政课教学通过切身体验使受教育者明确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教学活动与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使受教育者作为交往参与者借助于合法的秩序调整着他们与隶属的社会群体的成员关系，完善着自己作为社会人的本性并使整个社会达至团结。面向生活世界的思政课教学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通过承认与尊重多样性、差异性与个体独特性使受教育者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个性并能感受到作为个体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
2.对话交流基础上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创新
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并以语用学为维度构建的后形而上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创新有重要启发意义。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由主体―客体关系而转变为主体―主体关系，通过在彼此认可的规范下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与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在为对方所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协调与和谐。后形而上学思维的思政课教学是主体双方不断进入相互内心思想世界并站在对方立场上相互尊重、承认与接纳达至对真、善、美的共认。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主体双方遵循普遍语用学旨趣，通过商谈沟通克服异议风险，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创新。
3.交往理性价值彰显中的教学旨归的创新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在反对西方近代以来把理性片面理解为工具理性但又将其包摄于自身之中的。将人的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审美理性相统一的包容特征使后形而上学思维中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再单纯注重学生知识的增长与逻辑思维的训练，而注重智力、道德及美的体验全方位的提升。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维度上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从而为受教育者提供丰富的精神蕴涵，使其成长为充满智慧、善恶分明与有着丰富美的体验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
综上所述，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遗忘了生活世界、异化了受教育者及追求功利主义的教学旨归而陷入了困境。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充满辩证的张力及强大的思想解释力为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与启示，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走出困境引领了方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论者应关注与思考的新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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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