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02:40: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法学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利用闲暇或假期时间进行的深入社会实际生活、体验社会百态的实践教育活动，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合作以及与社会的接触、融合，启发其思想意识，拓宽其知识广度，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多年来，以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为主要标志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但应该看到，由于办学条件、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大学生社会实践较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专业性和可持续性。如何更好地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探索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途径，发挥社会实践的育人功能是摆在高校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一)追求短期效应，流于形式。
当前一些高等院校的社会实践内容空泛，缺乏实质性的教育意义，追求对于学校本身的短期效应，形式主义的现象严重。为了追求社会实践的影响效果，高校往往将社会实践的重点放在宣传、主题和规模上，忽视了社会实践对学生的教育和感化功能，致使学生很难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归属感和满足感，产生厌烦心理。很多高校在社会实践之前“轰轰烈烈”，活动中却很少有教师参与实际的指导和提示，活动后却又大加总结经验，宣传所谓的实际效果。这种流于形式、追求短期效应，忽视社会实践本身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本质属性，偏离了社会实践的德育功能，成为高校的形象工程。
(二)缺少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基地是社会实践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骤，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实际特点，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基地。但当前的情况是很多高校在社会实践中往往是“一届学生一个实践地儿”，没有相对固定的传统实践基地。另外，一些高校在选择社会实践场所时，往往单纯地从自身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学生能否在其中得到锻炼，而忽视了社会实践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由此使建立长期的和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成为不可能。
(三)社会实践缺乏专业性指导。
社会实践指导是指带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将理论知识的内容运用于课外，模拟实践场景，选择实践内容，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高校辅导员和专业教师负有对学生做好社会实践指导的重要职责。当前各高校普遍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社会实践，但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的方式、内容、条件等却很少给予指导和建议，使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往往带有盲目性，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周密的实践计划，更没有明确的实践目标。同时，受到社会实践地域性等的限制，一旦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很难得到老师的专业指导和帮助，这势必影响学生持续参加社会实践的信心，也影响了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
二、影响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因素
(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理论知识的学习同等重要，理论的学习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实践，实践则可以检验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知识广度。大学生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感知力和认可度，但同时，他们对于亲身体验的实践活动参与度却很低，认为社会实践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或是精神上的满足，实践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实践结果多是为了应付学校和老师的检查。对社会实践认识的偏差和态度的消极，使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三低”的情况，即人数低、程度低、效果低，即使是亲身参与了社会实践的同学，也因认识不正确和态度不端正，使社会实践的效果大打折扣，这同时也加剧了大学生因社会实践能力不足而导致其在毕业时更容易出现就业难的状况。
(二)组织管理薄弱。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组织、实施、管理、总结等诸多方面，组织管理和统筹安排是社会实践正常运行的首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实践的效果。高等院校的社会实践项目，应由实践教学科、学生处、校团委等联合各教学单位统一组织实施，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以体现社会实践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高校把社会实践的任务完全转移到了各二级院系，甚至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学生组织，缺乏学校层面的统一组织和管理，更缺乏专业教师的指导参与，这使得社会实践处于无组织、无管理的松散状态。
(三)评价体系不够科学规范。
大学生社会实践要取得实效，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当前很多高校以社会实践登记表的形式作为考核学生社会实践效果的标准，内容大体包括实践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实践单位的评价等，学校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学生的社会实践效果。但这种评价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很容易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项目甚至是全部项目上作假，只需找一个合法的单位盖个公章就可以了。这种泛化的考核评价方式，使社会实践的效果大大降低，更戳伤了部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途径
(一)提高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认知度。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下，才能体现高校教育的成果，才能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校要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须环节，要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纳入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之中，学校要统一组织、统筹安排，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构建服务型、组织型平台。同时，大学生自身也要积极转变观念，要深知参与社会实践对个人成长成材的重要意义，任何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辨别其真伪，才能明确自身理论的储备程度。大学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实践观，才能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实践，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二)创新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的社会实践，要在坚持创新中有所发展。各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地域特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创新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实效性。以地方高校为例，可以根据其所在地农业人口多，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的空巢老人和儿童多等实际情况，开展特色鲜明的社会实践活动，如顶岗支教、关爱空巢老人、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残障人士等。社会实践的内容不是千遍一律到茶餐厅做服务生，不是非体力劳动就不是社会实践，只要是大学生力所能及的，有利于提高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都是最好的社会实践形式。此外，要将社会实践的时间碎片化、日常化和经常化，要将社会实践的内容同自身所学专业联系起来，发挥大学生的智力资源优势，使社会实践真正为社会服务，为百姓服务。
(三)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
高校要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体系，使社会实践课程化。健全由学生处、校团委、教学单位组成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建立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为主的专业化社会实践指导团队。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制定不同的社会实践规划，对社会实践的内容、实现途径、时间地点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社会实践在规范化、制度化中良性运行。对于社会实践的经费，高校要下拨专款专项予以支持，对经费的使用进行严格审查，建立由审计处、财务处负责的经费管理部门，并坚持“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保证经费的正常合理使用。
(四)完善社会实践的评价体系。
完整的社会实践评价体系能够真实反映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情况，发现社会实践实际与预期教育效果之间的差距。在高校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中，应为社会实践单独划出适当的学分，并设计合理的定量考核标准，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表现、思想收获、调查报告以及心得体会等给出等级评分标准，并综合得分情况给出合格与否的评价，折算成学分之后计入学生成绩表。同时，社会实践的效果要与相关的奖励挂钩，如学生的评奖评优、入党推优等，也可以每学年对社会实践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以此激励和带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完整的社会实践评价体系可以反映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更可以在公平的、可量化的考评中鼓励更多的青年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研究，关乎高校德育教学的成果，更关乎学生自身的发展和成长，理应引起所有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高校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完整的社会实践规划，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断创造条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便利，要不断创新社会实践形式，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完善社会实践评价和考核标准。同时，要不遗余力宣传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学生中间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愿意”的活动氛围，使社会实践真正成为大学生塑造自我人格、追求人生梦想的广阔舞台。
【参考文献】
［1］倪福全，李昌文．大学生社会实践教程［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1
［2］刘晓东．大学生社会实践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
［3］王利玲．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路径探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3～95
［4］高惠娟．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实效性和发展路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34～137
2009年3月28-29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第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社科院、学术报刊的共约近百名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对话与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8篇，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女性的生存状况、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区女性问题、科技号性别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特质。为奖掖青年学子在妇女／社会性别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学术后备力量，扩大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大会还特设“学生论坛”，主办方全额资助了29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参加大会，同时大会还在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教师组10篇和学生组12篇优秀论文。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为了证明少数民族妇女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杨国才在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考察中，发掘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种知识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作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李勤对滇西北地区这个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样性保存较好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近百年来不但对该地区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在平衡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秀丽的调查也发现在一些面临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成为重构民族文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载者，这足以引发对“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这一曾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模式的重新审视。关于宗教与少数民族性别研究的关联，董锦霞对东乡族女性的正负功能分析中，发现伊斯兰教既给予东乡族妇女可贵的关注，也曾为她们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卢成仁则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对在村落“中秋会”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会中存在“性／性别平衡机制”，并以此作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会性别状况的一个解释框架，与盖尔・卢宾的分析概念进行对话与讨论。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别分析框架运用以及性别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