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09:04: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养老院工作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现有养老服务体系难以满足需求，以及国家大力提倡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探索开办养老机构，看上去无疑是既符合趋势又顺应政策的成功之举。然而，近年来各地医院开办养老机构的探索，虽有个别成功案例，整体上却难以应验这一似乎有些想当然的看法。
医院开办养老机构面临窘境，政府大力倡导的医养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并非一路畅通。看似坦途却难以走通，到底是哪些层面的因素在堵塞着我们的“医养梦”？
供需错位困局待解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一场大火，为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爱心养老院的“夭折”平添了一把火，更“烧”出了公众对于民营养老院安全性的质疑，而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养老面临的窘境之一：公办养老院进不去，民营养老院信不过。
根据国家民政部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 110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33 043个，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8 927个，互助型的养老设施40 357个，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1783个。各类养老床位577.8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来自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3亿，到2050年，我国将有4.3亿老年人，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出未富先老，区域不平衡，及失能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贫困老人比例高等特点，对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供需矛盾突出无疑是我国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在总体的供需矛盾之下，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记者的采访中，天津市东丽区养老院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我们作为区属公立养老院，无论是服务设施还是安全性等方面都要好于其他民营养老院，人气也较高，但床位十分紧张。”据媒体报道，有些热门公立养老院甚至到了“排队10年也住不进去”的地步。
与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现象并存的是有些民办养老机构床位闲置的现象，这一结构性矛盾是当前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
其原因是公立养老院进不去，很多老年人及家属就将目光转向了民营养老院，然而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民办养老院价格十分昂贵，有的甚至要收70万元以上的押金，这让不少老年人望而却步。而价格低廉的民营养老院，往往在条件与设施上却有所欠缺。“这样的养老院感觉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不敢让老人住进去。”一位正在选择养老院的女士对《中国医院院长》表示。
民办养老机构在经营上的窘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资金压力。
据了解，养老机构的资金压力往往来自硬件投入方面，不乏有民营养老院负责人感叹“公办和民办差太多！”――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民营养老院在土地和硬件上的成本非常高，并直接反映在收费标准上。而为了节约成本，很多民办养老机构往往无法按照国家统一的养老机构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但面对养老事业的旺盛需求，地方监管审批部门往往又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
供需错位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民政部在2013年3月的《养老服务基本情况》中表示，当前政府投入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对政府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不到位，导致对养老机构的财政投入比较少、对养老机构政策落实不到位。在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上，有些地方没有重点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此外，民间参与也不充分。国家为了扶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或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地方未将国家政策具体化，缺少相应的配套实施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优惠政策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的激励扶持作用。
政策助推“医养结合”
除了供需矛盾，现有单纯的养老服务体系也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
今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当前养老最强烈的需求是健康医疗。从疾病谱转变看，慢性病已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老年群体对上门诊疗、急诊联络等医疗服务需求强烈。
据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老年病研究所副所长刘荣玉调研显示，在我国各级各类养老机构中，内设简单医疗室的不足60%，配备康复理疗室的不足20%。另据民政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服务人员共约100万，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30万左右，其中取得职业资格的仅有5万人。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一些高龄老人的失能问题摆在了面前。”北京老年医院院长陈峥表示，对于需要医疗照护的失能高龄老人，传统养老院无法担负起照护的责任。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姜文浩则表示，“敬老院能够照顾好老年人的生活，一旦健康出现问题，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是大家所关心的。医疗机构应该担负起长期照护和老年康复的责任。”
事实上，由于目前养老机构服务项目偏少、设施功能不完善，而长期以来卫生系统管医疗，民政部门管养老，医疗和养老体系长期割裂、未能对接，造成老年人就医不便，不得不经常奔波于家庭、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这不仅增添了老年人亲属的经济负担，还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压床”问题，浪费了优质的医疗资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倡“医养结合”的养老护理模式也就成为了一种必须。
2013年9月，国务院先后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包括“各地要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卫生管理部门要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要积极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可以说为医养结合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政策的推进下，各地纷纷开始了医养结合的探索。
例如，北京市民政局去年联合北京市发改委等9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养老机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医养结合：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可采取申请独立设置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医疗机构的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养老机构也可以采取内设医务室、卫生所（室），或引入周边医疗机构分支机构等形式；周边医疗资源丰富、自身难以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可采取与周边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开辟绿色就诊通道，为入住老年人开展医疗服务。
上海市也在今年启动了新一轮养老改革，提出将在50家养老机构新建内设医疗机构，并在医保批准联网后纳入“三段”结算。在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的《关于全面推进本市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定义为“医养结合”支持平台，要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向所在辖区的养老机构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服务。它还要与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等社区托养机构达成合作，会同社工、志愿者提供慢病管理、健康教育、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另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对社区老年人的服务继续深化。
天津市也将通过“养老机构把医院请进来、养老院走出去与医院合作、基层医疗机构增设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有效对接、双向合作。
随着政策的推动，各地公立医院也开始了主动性探索。
公立医院“牵手”养老
“在这住着挺舒服，也安心，住下就不想走了。”住在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的张大妈对记者表示，而她安心的原因正是敬老院医养结合项目的实施。据了解，北京市第二医院与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姜文浩表示，医院为敬老院的老年人建立了健康档案，派医生每周定期到养老院巡诊一次，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如果敬老院的老年人出现突发疾病，特别是急危重症，医院将为老年人开通绿色通道，接入院治疗。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沈阳市老年医院）则推出了公立医院“搬进”养老院的新模式，与沈阳市松蒲博爱敬老院合作，建立了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沈阳市老年医院）大东护理院。
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更与多家养老机构成立了“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康复医养联盟”，进行了“医养护一体化”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平时对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一旦发病就由责任医生、护士进行治疗和专业护理，在康复期间则有康复中心提供专业的康复护理。
总的来说，这些探索通常都建立了医养联动的机制，由医院派出专家为合作的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持，发挥护理团队专业优势，为养老机构的养护人员进行培训，同时开辟绿色通道，方便从日常养护到入院就诊以及住院治疗的实时联动。
除此之外，也有公立医院选择了跨界办养老院，例如河南省安阳市中医院以及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重医一院”）。
公立医院与养老机构的“牵手”，让养老机构获得了公立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提升了服务能力，也让公立医院扩大了服务覆盖面，打破了两者之间割裂的状态。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松认为，公立医院涉足养老，一方面是养老需求以及政策推动，另一方面则是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他表示，破解资金困局已成为医改的不变课题，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都离不开对公立医院造血功能的研发，因此将视野拓宽到关联领域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必然。其次，一旦公立医院作为独立主体介入到具体的养老服务开发中，项目所涉医疗服务需求、潜在的诊疗分级制度设置、多点执业条件的创造以及此种新兴业态的开发对医疗投入的回报，无疑可以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通道。
多方整合是关键
尽管“医养结合”看上去形势大好，在实际中也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首先就是经济效益问题。“目前医院以多点执业的方式为敬老院提供服务。”姜文浩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因为医保机构给医院的医保总额并未增加，尽管敬老院内可以实现医保报销，但“医保额度是给敬老院的”。
同样选择与养老机构合作的蚌埠市第五人民医院也遇到了动力不足的问题，“日常运营是微利，如果算上房屋、设备折旧、人员支出等，肯定亏损。”副院长齐峰这样说道。
上海天伦医院于2013年着手试行医养结合模式，改造出100张老年护理床位，每月的护理费、床位费、餐饮费加上医保报销后自付的费用，比请个保姆还便宜，大受老年人欢迎。然而作为医疗机构内的养老护理床位，却得不到民政部门对养老床位的补贴，也没有卫生部门的补贴，只能靠医院承担。
据了解，近年来各地都加大了对养老机构的床位补贴，例如天津规定对新建非营利性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由原来给予每张床位一次性建设补贴4000元提高到15 000元。但这真金白银的补贴，却与医疗机构内的养老床位无关。
补贴不到位，费用也收不上来。“护理费1小时几块钱，多少年没涨了，低到招不到人。”姜文浩直言，“跟敬老院合作后，我们派了专业的康复师，1小时20元，还不如做足疗的。”医疗技术本该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过于低廉的价格更让医院介入养老的动力与后劲不足。
而不合理的定价也影响到护理人才的招聘和挽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人才的匮乏和养老人才难以稳定在养老服务业的岗位，是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原因在于现在的薪酬待遇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其次是行政许可和审批的问题。尽管进入2014年后，国家陆续推出了30多项养老产业政策及指导意见，包括取消行政审批和事前审批、改革企业登记制度、人才培养、养老用地、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存有桎梏。姜文浩举例，医院曾考虑在北京金泰颐寿轩敬老院设立第二门诊部，但由于北京五环内公立医院严禁扩张，因此无法得到行政批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姜文浩表示理解，但不可讳言的是当前医养结合在政策上仍受到阻碍。
“现有的医养结合政策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远远不够。”专注老年医学研究的陈峥目光放得更长远，“公立医院办一个养老院，怎么收费？怎么服务？有点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老年人从失能到临终，以传统的医疗模式已经无法解决了，不能以综合医院的平均住院日等标准来要求，其应对策略也不是简单的医养结合概念，而应该是一整套的体系。”
因此陈峥认为，应该做好几大整合。首先是从费用上。“国家养老还是自己掏腰包？医保付费还是成立护理保险？谁来掏钱决定了后面的服务。”陈峥表示，日本在2000年成立介护保险后，护理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果没有人支付费用，护理院就无法成立，国家应该有相应的系统，出台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
其次是管理的整合。一直以来都是民政部门管养老院，卫生部门管医院，医养结合往往是各自出台各自的政策。陈峥指出，对于需要医疗照护的失能老年人，应该完善护理院的建设，这就需要卫生、民政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统筹整合。
最后是机构之间服务的整合。“医院、护理院、康复院、养老院、社区、家庭……什么人该住到哪去，不能光凭自己的意愿。”陈峥认为应该有一个评估体系，由医生、团队说了算。根据区域服务，通过评估个人失能程度，再安排到相应的机构。陈峥强调老年医学应是连续性的医疗服务，多学科的服务，需要医生、护士、护工、社会工作者等多方位的整体服务。
中国城市经济：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内蒙古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城市间差异较大的省份而言，如何确保社区建设的同步协调推进？
吴金亮：尽管城市间社区建设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就自己与自己比还是变化较大。在硬件方面国家提出一个社区要有300平米的办公和活动场所，经过几年的努力内蒙古将近一半社区达到了这个条件。在一些新建社区中软件服务项目越来越多。过去是“六进社区”，包括公安、社保、计生、司法援助等。现在又升级为“十六进社区”、“十八进社区”。社区在功能越来越完善的同时，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从大概念上讲这些都属于社会管理范畴。对于内蒙古来说，目前主要问题是社区建设发展上的不平衡，全区十二个盟市情况各有不同。不过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地方党委、政府的足够重视，都意识到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建设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提高，相信通过“十二五”的努力，内蒙古城市社区建设一定会向我国发达地区水平更加靠近。
中国城市经济：总理报告还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您看来，目前我们的社会管理主要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什么？创新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吴金亮：从城市范畴看，社区是社会管理的一个载体，我们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加快整合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现在的问题还是服务没有完全到位，老百姓的需求是期望什么问题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需求与现实的差距较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社会矛盾在社区中会反映出来，包括居民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思想情绪上的不满，比较集中地涉及到收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住房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事实上，不是每个问题都能通过社区解决，有些问题需要从更高层面去解决，但社区需要协助做好疏导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社会稳定和治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社区管理存在漏洞，如果社区能发挥好功能就可能及早发现问题进而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比如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及时解决问题等等。这实际上对社区建设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比如现在很多社区都建有心理疏导站，如果有一批业务能力过硬、有责任心的心理咨询师到岗到位，就能帮助一些家庭及时化解矛盾，防止矛盾从社区波及到社会。内蒙古这个方面工作应当说还是做得不错，比如全国试点城市包头就有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为社区建设服务，其他城市也都在继续完善这项工作。
中国城市经济：随着极端天气频繁干扰等影响因素，城市防灾减灾的任务工作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内蒙古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
吴金亮：在防灾减灾体系建立上“十一五”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十二五”我们把这项工作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内蒙古面积这么大、地域这么广，各种类型的自然灾害比较多。我们首先在城市和部分旗县建了一批物资储备库，做到未雨绸缪。“十二五”期间这个面要铺设到每个旗县。此外，我们还要建设一个国家级物资储备库和两个自治区级储备库，当大灾大害来到时储备库就可以及时发挥作用。除了硬件信息系统也正在进一步完善，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就可以把各种灾情反映上来，保证灾民12小时内得到救助。内蒙古地域和气候比较特殊，每年东、中、西部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雪灾，一旦灾害发生而牧民饲草料储备有限情况下，大量牲畜就会死亡。2010年我们在东、中、西部建立了3个针对牧民雪灾救助的物资储备库，包括饲草料、帐篷、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应对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有资料显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在您看来应对老龄化需要做哪些工作？
吴金亮：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且未来这个问题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的确应该未雨绸缪借鉴国外经验，及早主动地谋划和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养老体系都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因为中国人口多，老人都去养老院不现实也不可能。此外，中国人对家的概念根深蒂固，在家养老依然是主流。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现有国情的基础上，考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例如，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忙于工作事业，老年人很容易感到寂寞孤独。如果社区能有一个类似托儿所一样的场所，让老人在里面吃、住、玩、健身，一旦感到身体不适社区卫生站及时提供救治，老年人就会生活得很快乐，家人也会很放心。除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也非常重要。这主要包括社会上办的各种老年公寓，但和老年人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十二五”国家针对老年公寓提出1000个老年人要有30张床位，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划标准，而内蒙古目前这个标准只能达到16张床位。一般来说每增加一张床位就需要几万块钱得投入，建一个普通规模的老年公寓也得几百万，规模大的就要上几千万元。现在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比较有了提高，费用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只是没有足够的老年公寓房提供。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发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老年公寓。只有将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再把社会其他服务跟上去，养老问题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解决。
中国城市经济：主政内蒙古民政以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吴金亮：民政部门接触的大多都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仅就低保户来说内蒙古就有200万，占总人口的8%。深入低保家庭看看低保政策落实的怎么样，看看资金是不是到了手里，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新的需求。另外还有生活在敬老院、光荣院、福利院的群体，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这些机构管理、服务水平怎么样。这些都是民政部门经常性的工作内容，而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让我深深感到民生的不易和民政工作的重要性。
我到民政部门工作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刚上任的时候，我们下属机构条件还很艰苦，就是呼和浩特这样的首府城市，条件、设施都很简陋。通过“十一五”的努力，现在一个规模很大的福利园区已经建成，特别是儿童福利院，不敢说全国一流但也差不多。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党委政府对困难群体、特殊群体、弱势群体也越来越重视。看到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我深深体会到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发自内心地感觉到欣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关键词：创新
“创新动力不足，首先与观念问题有关。”金东寒代表说，不少高校教授认为，承接企业的项目不如承接政府或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档次高。他以亲历举例，他参加的国家奖评审中，曾有个非常好的产业化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奇怪的是列出了很多失效的发明专利，如果实施产业化前景相当不错，会带来很好的回报，可这位教授似乎对产业化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希望报个国家奖。他认为，高校要改革考核办法，实行分类考核。要加大服务社会的考核权重，促使教授更加关注企业生产实际中的现实问题，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贡献力量。
金东寒建议，高校要与一些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让教授们有一个长期研究的方向，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促成团队合作，也可以使企业持续地提升技术水平，帮助企业开发出高端产品，实现校企双赢。
朱志远代表认为，要推进科教融合发展。这样可以提高科技、教育的有效供给，是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他讲了一个故事：詹姆斯・罗斯曼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前，就已成为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最初他在上科大只是授课，但看到科研团队在这里共同挑战前沿科学研究，感受到科教融合的氛围，他决定在中科院的装置上开展细胞成像研究，随后他又在张江建立了实验室。
“这说明，科教融合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人才和研究团队，催生了新的前沿科技创新活力。”朱志远说，“现在上科大有3位特聘教授都是诺奖得主，他们在上科大有任务、有团队、有实验室。”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陈和生代表说，“十三五”规划注重宏观上的谋划和部署，必将对未来五年发展发挥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增加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许宁生代表说，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关键要有创新型人才。国家必须解决创新型人才的自我供给问题。人才资源要持续发展，创新型人才培养尤其要跟上，才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驱动。
【改革攻坚如何突破】
关键词：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所起到的作用，已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王战代表说，总书记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在王战看来，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海自贸区将审批制改为登记注册制，就有几万家企业在自贸区登记注册。但审批取消后，接下来就有事中事后监管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企业的征信制度问题，如果这家企业信用很好，那么我们在监管方面，可以做一些差别性的处置。”
他建议借鉴国际高标准自贸区协定关于贸易监管制度的最新发展趋势，从供应链贸易的角度，在全球维修、再制造产业贸易监管、商业样品免税入境、货物预先裁定等四个方面重点突破。
许罗德代表说，自贸区的核心理念是先行先试。“金改40条”是自贸区金融改革领域的重要内容，下一步最重要是如何落实好“40条”，增强上海在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能力和金融资产的定价能力。
“高水平的国际通行规则，都是信用经济。”邵志清代表介绍说，以前是通过行政审批管理，现在简政放权，如何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我们在自贸区内设立窗口、建平台，搭建了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今年我们要在全市16个区县建立子平台，实现上海全覆盖。全市的数据向子平台开放共享。子平台要支撑区县的创新应用，也吸纳区县的特色数据。”
【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品牌的支撑】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钢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重点。何文波代表是“老钢铁人”，他说，钢铁业是产能过剩行业，只能走两条路，一是重组，二是提质增效。但即使是产能过剩行业，也要优化产业布局。
“钢铁业是过剩产业，但新材料的需求量很大。如果发展基于钢、铁的新材料，空间是巨大的。”何文波说，上海钢铁产业可以加强创新和研发功能，着力发展新材料，发挥上海的信息、人才优势，充分借助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契机，推动新材料领域研发。
王战代表说，“十三五”规划纲要正确阐述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问题，是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给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点“药方”。
在消费品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同样迫切。葛俊杰代表从一根小小的牙签看到了问题。“从国外带回来的牙签，不仅分大中小的型号，每个型号还有更细的分类，并可反复使用。这说明，把小小的牙签做好，也有很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这根牙签让葛俊杰想起了上海的很多老字号正走向式微。光明的大白兔奶糖仍在销售，但日本的“白色恋人”巧克力是赴日游客必买的伴手礼，值得学习。究其原因，大部分实体经济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式老化，由于近年来成本持续增长，实体企业严重缺乏研发投入、品牌投入、管理投入，造成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模式转型能力不强、供应链管理能力不强，缺少核心技术与核心品牌的支撑。他认为，以往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去年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说明原来的增长方式已经靠不住了，必须扩大内需，必须加强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的谋篇布局。
【重建文艺创作现实关怀】
关键词：文化改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专列一段“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并将其置于大民生板块；“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则强调，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拓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空间，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审议中，多位代表针对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指出，如何将“高原”变“高峰”，考验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努力，亦考验社会的环境塑造。
奚美娟代表表示，市场化浪潮固然势不可挡，但在市场面前，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要保有“定力”。奚美娟呼吁加强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艺德培养和教育。“经纪公司不会教这些，但做文化的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
缺乏“高峰”的另一个表征，在于文艺创作中现实关怀的普遍缺位。包括奚美娟在内的多位艺术家，均呼唤重建文艺创作的现实关怀。这意味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自觉投身基层实践、植根现实生活，虚心向群众拜师取经。
与此同时，“中国故事”的传播方式，也需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创新发展。奚美娟坦言，市场讲求利益优先，没有传统意义上“言传身教”的人和机构，经纪公司难以承接这个职能。而当市场化成为愈发显著的趋势时，用什么方式填补青年文艺人才“再教育”的空白，以此提升其道德修养、实现品格完成，进而推动文化繁荣代代相承，成为其呼吁关注的紧要话题。
【单靠家庭养老愈发不易】
关键词：养老
随着中国老龄化加剧以及子女赡养负担的增加，单靠家庭养老愈发不易。基于此，沈志刚代表建议政府把发展社区养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养老服务的目标可以设得高一些，达到‘801505’，即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比例能提高到15%，机构养老比例能提高到5%”。
一、留守老人的生活现状
我国农村长期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子女赡养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传统的养老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日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仅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留守老人还得照顾孙辈及忙碌耕作，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
据笔者对豫东陈村留守老人的调查，83%的留守老人没有积蓄，86%的留守老人仍需下地干农活。他们生活极其简朴，往往只求温饱而不求吃得好。虽然子女外出务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经济生活，但大多数子女自身经济状况不佳，还要抚育子女，所以，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十分有限。此外，很多子女挣钱的能力有限，没有能力给父母提供赡养费，以致许多留守老人不得不靠自身劳动来维持生活。原本中青年农民是农村种田的主劳力，但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务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不忍心责任田荒芜，于是，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他们不得不重新拾起农具，成为务农主角。这样，外出务工的子女间接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强度，他们外出务工虽然挣了钱，但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所以，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生活质量差、劳动强度大的困境。
(二)就医难、费用高
看病难、看病贵更是目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豫东的农村尤其如此。虽然实行了农村新型医疗合作制度，但在豫东农村地区，医疗结构尚未完善，医疗水平、人员及设施的配备也极为有限。加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有乡镇卫生院仍以盈利为目的，门诊费用不能报销，而大多留守老人经济窘迫，一两百元的门诊费对于一些老人们来说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留守老人常有的现象。根据统计数据，留守老人生病的医疗费用主要靠自己承担的占76%，主要靠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7%，主要靠未外出子女承担的占13%，主要靠其他家庭成员和村集体或政府承担的比例也很低。医疗费用的支出对于原本经济条件就比较糟糕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多留守老人因为无钱看病，只能拖着，遭受病痛的折磨。据笔者调查，有些病人由于没有钱在正规的大医院看病，而只能选择在家让那些乡村医生治疗以延续生命。
(三)隔代教育增加了留守老人经济与精神负担
据统计，豫东陈村76%的留守老人需要照看孙辈。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携带子女进行随身教育的打工者为数不多，造成许多农村孩子短期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留守在家的爷爷奶奶不得不承担起对孙辈的教育重任，这样就形成了隔代教育，隔代教育给留守老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与精神负担。一般来说，外出务工子女应该在经济方面给老人一定的补偿，以利于老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据笔者调研，部分外出务工子女确实使他们父母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依然是通过自身劳动来获取生活来源，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非常有限，很多外出子女给老人寄钱都是为了农业生产投入或者自己小孩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支付，很少用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只有在老人患了重病时才给予支持。通常情况下，子女汇的钱并不是很及时，留守老人不得不把自己劳作、用于改善生活的钱补贴在孙辈身上，这无形中加重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对许多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最令他们头疼的是孙辈的教育问题。通常，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又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之受“隔代亲”这种传统风俗的影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往往都溺爱这些留守在家的孙辈。长此以往，很容易使他们养成唯我独尊的不良心理。同时，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对孩子的功课根本无力辅导，对他们的学习只能放之任之。这样又可能使孙辈们养成弃学、厌学、上网打游戏等不良嗜好。
(四)精神慰藉缺失，娱乐活动单调
传统文化中的“儿孙绕膝，其乐融融”的情结在农村老人观念中根深蒂固，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由于儿女长期在外务工，留守老人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难以实现，心里失落感较大。在外打工的儿女长时间不回家，对老人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老人来说，打击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时很少与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围绕在家的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亲情上的疏离和心灵上的煎熬。老年人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无法享受过去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精神世界比较空虚，心理上孤独无助。另外，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迈力衰、精力有限，加上农活多、家务忙，很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而且大多数农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老年组织，老人们空闲时间除了看电视、聊天、打牌外，就没有更好的消遣活动了。还有一些老人为了省电甚至连电视都不看，有些老年人家中电视都是由孙辈控制，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
(五)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的大家庭逐渐小型化，家庭氛围逐渐消失，“儿孙绕膝”的现象也不再出现。子女不在身边，造成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家庭氛围缺失，生活无人照料。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灯泡坏了、电线断了等都成为难题。特别是当老人身体不好，需要子女陪同去医院看病时，子女不在，老人更是觉得失落、孤苦无靠。
(六)法治不健全，安全隐患时有发生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治安较为松懈，法治人员不作为情形较突出。加之留守老人对犯罪分子的警惕性不高，又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使一些不法之徒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他们。据笔者走访了解，这些不法之徒利用农村留守老人文化程度低、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心地善良等特点，对他们销售过期或假冒伪劣药物以骗取钱财。另外，犯罪分子还利用花言巧语，上门编故事，说老人在外打工的子女出了问题，急需用钱，并谎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来骗财骗物。所骗对象多是男主人或子女长年离家打工，仅有老人留守的农村家庭。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治安防范力量薄弱的特点，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明目张胆的抢劫。如在陈村多次发生不法之徒在夜间砍伐村民院子周围的树木，留守老人一旦报警，这些歹徒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人身威胁。更有甚者，有些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把老人饲养的羊给抱走。
二、留守老人问题出现的原因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达1亿多人，留守老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有关留守老人的报道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老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现，必然伴随出现上文所谈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的老龄化加剧
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7亿，其中70%以上的老龄人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留守老人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已超过1．58亿，并以每年60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3亿人口。农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是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
(三)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
代沟是造成老年人与子女分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差距越来越大。随着“代沟”加深，子女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随子女进城生活。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争吵，而年轻子女因工作繁忙，经济条件有限，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关照也必然有限［2］。
三、解决留守老人问题的策略
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着经济供养条件差、收入来源结构单一、精神慰藉方式短缺、生命质量保障力度薄弱等问题。为了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城乡老年人都老有所养，幸福安度晚年”［1］。
(一)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长期以来，“养儿防老”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及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为了保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实施，各级党委政府应做好“凤还巢”的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回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更主要的是让留守老人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毕竟家庭养老在情感、心理上是其他任何养老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完善集中赡养制度，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适当增加农村养老院的数量，促进家庭养老社会化，将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学、定居而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吸纳进去，实行“补位”养老服务，真正解决留守老人无人管理、无人赡养的问题［2］。随着老年人人数逐年增多，特别是高龄、失能、独居老人逐渐增多，除了要紧紧依靠家庭和社区养老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社区养老服务不能全靠政府投入，应实行社会化。其中，政府投入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示范性老年服务项目的建设，同时要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兴办老年设施，多渠道吸收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建议把专业人员服务和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尝试建立时间储蓄制度，鼓励低龄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照料，为自己未来的护理需求进行时间储蓄。他认为，政府对加强社区养老服务和社区托老机构的建设应作出明确规定，新建社区或规划城镇公共设施时，需按一定比例建设托老机构和老年人活动基础设施。同时，他还认为，为应对国家资金不足，应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已经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1］。对于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有识之士建议要加大社会各界对其关爱的力度。在进一步采取帮扶等措施帮助农村留守老人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更应组织各种社会关爱行动，让老人们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抚慰。首先，注意推进入户抚慰活动。基层党政组织应担当起抚慰的首要任务，汇集农村多方力量组建节假日上门抚慰服务队伍。每逢春节、五一、国庆、中秋、重阳节等节日，通过开展慰问活动，使老人们感受到“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其次，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社会各界志愿者利用周末和空闲时间，经常到农村留守老人家中探望，陪老人们聊天，帮老人们洗衣等，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空巢不空心”的温暖。第三，逐步实施电信问候活动。邮政、通讯等行业，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工具和部门优势，定期对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精神问候，使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关爱［3］。
(二)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要不断提高农村老人的就医保障。要不断加大财政及各地方财政补贴比例，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推进新农合医疗制度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1］。一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水平，对老年人治病产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销。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向乡村转移，支持农村卫生室建设。同时要改革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推行乡村卫生机构管理一体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乡村医生贴，要侧重于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适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医术较为高明、医德较为高尚的医生到农村医院工作，以提高农村医院的医疗水平。
(三)增强敬老养老意识
尊老敬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一直受人尊崇;老人们也都希望子女赡养他们，希望从和谐、温暖的家庭中获得物质和心理上的满足。而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要想建立起惠及每个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险，有相当大的难度，家庭养老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子女仍是抚养留守老人的主力军。然而近年来，敬老养老的意识有不断淡化的趋势。除了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直接相关外，还与一些子女的孝道意识薄弱有关。所以，政府、社会要大力宣传孝道观，强化子女的敬老养老意识，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开展评选敬老养老好儿女、好媳妇、模范家庭等活动，大力宣传尊老、敬老、助老的法律法规和先进事迹，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助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道义和制度上使老人心情舒畅，颐养天年。为此，子女应该时时保持与父母的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需要儿女们的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并重。所谓精神赡养，就是在外的儿女们要多和老年父母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沟通和安抚慰藉。要关心父母，经常回家看望，听听他们的心声。远隔千山万水不能经常回家的，也要经常写信、打电话，嘘寒问暖，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需要构建的是永久亲情的和谐，这其实也是一种美德。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承“尊老爱幼”的民族传统，让更多的人来关爱农村的留守老人，让普天下的家庭都和谐相处，无疑是天经地义的美德，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义［4］。
《中国医院院长》：在医院内应当使用哪些管理流程来确保患者用药安全？医院应当如何构建安全用药体系？
朱珠：药品进入医院需要经过遴选、采购、运输、库存、调配发放和使用等诸多环节。
在遴选过程中，要选择那些疗效确切、药理机制清晰、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相对较小的药品。
在采购过程中，需要遵守国家和地方的药品招标采购流程，选择注重品质和质量、且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的产品。
运输环节不但要有技术保障，还需要有企业和物流行业的诚信保障。
库存环节要严格遵守对药品库存的管理要求，对温度、湿度、防虫、码放等的控制和检查。
调配环节需特别注意药品名称读音相似、外包装图案和标识相似的药品。有多规格和剂型的药品，在调配时也很容易拿错。借助医嘱审核支持软件、智能调节设备、条形码扫描等科技手段，有助于预防处方差错和调配差错。同时，药师严格执行四查十对、进行用药安全性审核很有必要。
患者使用环节中，如果医务人员指导恰当的使用方法，也有助于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
近年来，各家医院对高风险药品和基数药品的管理体系和经手人职责逐步明确。对于具体管理药品的护士，应该做到领发登记清楚、帐物相符、邻近有效期的药品先用、能够规范摆放并全院统一标识，这也是目前等级医院评审中药品管理方面的督查项目。除了当事人和交接班管理之外，还需要科主任和护士长的管理，以及护理部和药剂科定期检查、医务处抽查，要有记录、有探讨和改进措施。
总之，构建医院用药安全体系，一是需要法规、制度和流程，二是要有医生和药师的责任心和专业知识，三是可借助科学技术上的防范措施。
《中国医院院长》：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学术协会在构建安全用药体系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朱珠：用药安全体系是立体架构。药品上市前，一是在临床试验时需要足够样本、科学的观察指标、严谨的试验设计和数据处理总结；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和专业审核。
药品上市后，企业要客观地把适应证的药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真实地告知医生和患者，注重不良反应的收集和报告，以及药品说明书的及时更新。
医生、药师、护士及患者的自发药品不良事件报告体系也非常重要。这些信息收集汇总后，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尽早发现不安全信号和趋势，及时公告，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行业学会在人员培训、行业规范化流程的建立、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组织对公众用药的科普宣传。中国药学会科技开发中心就编写制作了一系列用药安全科普书籍、展板、宣传彩页等材料，还组织药师进社区，帮助居民查看家庭小药箱，并解答居民在用药方面的各种疑惑。
《中国医院院长》：沟通在政府、医院和患者三者间的意义是什么？
朱珠：从医院药学的角度来说，国外经典的药学专业教科书上有3章专门讲沟通：与患者的沟通、与医务人员的沟通、与政府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沟通。
在和患者交流的时候，药师要学会倾听，学会问问题，学会抓住对方问题的关键点。
与医生及护士的沟通时，药师要使用简介语言、专业术语和准确表达，以引起医生的关注，建立信任，把正确、有价值、有帮助的信息及时反馈给医生和护士，这是一互动共赢的过程。
药师与行政管理部门的沟通是双向的，一方面药师要理解卫生行政部门在加强药品安全、抗菌药物专项治理、医疗质量万里行等活动的宗旨和要点；另一方面，药师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用大量事实、证据和数据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把政府的目标进一步推进；药品出现问题时，也需要及时和药监系统报告沟通。
以药师在工作中发现的药品包装问题为例，口服降压药或降糖药的包装大多是7片或14片一包装，这对需要常年用药的慢病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用药都不方便。门诊一次处方四周量，每月剩余那两三天怎么办？医院药房内的药师每天需要把锡箔板里把药品抠出来，再分成单次用药的小包给住院患者，拆下来一大堆包装材料。如果有包装大一些的药品，医务人员可以直接拆包喂给分装机器，既避免重复劳动，也降低了价格，节约了纸张薄膜等大量自然资源。这是药师迫切期望医保及制药企业的改进。
《中国医院院长》：静脉输液目前是否存在滥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安全？
朱珠：静脉输液过度使用的情况确实存在。从药学角度说，有些口服药的生物利用度接近注射剂，只要不是特别危重的患者，口服药治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百姓中存在一种疏通血管、软化血管、清理血管的错误认识，没病也会要求定期输一些中药制剂。或者患者急切地希望迅速退烧和消炎，希望输注使用抗生素和各种药物。事实上，这样的医疗费用高，药物过敏、配伍禁忌、操作不当引起的污染、药物不良反应等安全风险也较高。
政府推进的静脉用药集中配液的措施，即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可减少对配药人员的职业伤害，避免配药过程中不恰当的操作带来的污染隐患。同时，通过配液之前的医嘱审核，提前发现不恰当的配伍和用药，预防用药不良事件。在没有PIVA或类似条件的地方，可以在相对洁净的环境和生物安全柜，按照操作流程去配置，加强核对，标示清晰，记录完整。
《中国医院院长》：新医改下的药事管理改革举措，给医院药学带来哪些改变？医院和药师应如何应对？
朱珠：“四分开”是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医改措施。在大学里，药学是一门专业；在医疗机构里，药师是一行业。中国的医药行业分开早已完成，医生与药师各司其职。药师是医疗团队的成员，在药品遴选、医嘱审核、处方点评、药学信息服务、体化治疗、解答患者用药咨询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果把药剂科作为成本单位推到社会上，谁来制约过度用药和不安全用药呢？
换角度来看，医改更是机遇，它把药师从繁杂的药品搬运和调配发放中解放出来，把药师推向临床和患者身边，调用药师的专业知识，促使药师在安全合理用药方面与医生团队合作。
医生的注意力可能更多放在诊断、治疗和手术上，对药品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例如抗生素有那么多类别，医生不一定知道哪种药品可能有血小板降低的不良反应，或者不一定知道肾功能不好的老年患者究竟适合选择哪药。这种情况下，药师能够在安全用药、体化治疗上发挥配合作用。很多处方差错，也是药师在处方点评和审核过程中发现进而避免的。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患者的医疗、用药和医保问题，是政府关注的民生工程。如果这些患者依从性好，用药控制好，并发症会出现得比较晚，再次入院的时间会推迟，进而降低医疗总费用。
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药师是最容易接触到的、对患者帮助较大、受患者信赖的医疗团队成员。在病情稳定时期的患者复查和开药，对门诊患者和养老院老人的用药审核，对原研药与仿制药的替换，是由药师进行的。从控制医药费用的角度来说，如果原研药和仿制药的质量相当，药师可以告诉患者选择质量好的仿制药。无论对患者，还是对医保和政府，都能降低医疗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