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4 04:58:23
我从2016年参加工作就在乡镇的扶贫工作站，作为一名在基层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我认为扶贫产业应该要有所转型，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现有的扶贫产业主要有自主发展产业；没有劳动力的入股到大户或者合作社当中分红；政银企户保，也就是政府贴息，银行放款，企业贷款，贫困户分红的模式。先说自主发展产业，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政府给予资金补贴，其实这是发展散户种养殖最好的方式，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贫困户得了补贴立刻卖掉牛羊等牲畜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行为。入股分红和政银企户保完全是直接给贫困户钱，贫困户根本无法参与到真正的企业经营当中，分红几年之后就没有了收入。这些扶贫产业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所以我认为应该进行扶贫产业的转型。
要想让贫困户富起来首先就要让村里富起来，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只有村里富起来才能留住外出打工人员，才能真正带动贫困户致富。所以我认为扶贫产业资金应该首先支持村里集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要想发展村里的集体经济首先要加强村干部思想观念转型，根据当地实际积极谋划产业项目，增加村干部外出参观、产业培训，让他们真正做到心里有数；其次是对村里废弃村部、废弃企业加以利用，每个村都会有一个两个废弃的工厂，要把这些废弃工厂利用起来，让它们焕发新的光彩；再次要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把直接给贫困户的钱真正投入到产业上，加大对村集体经济的投资，政府还要给村里把关，争取发展的产业都能见到良好的效益；最后也要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这也是老百姓最担心的，村干部拿着钱不干正事，把钱都花在了别的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村里的监督和检查，要让村里把钱都用在刀刃上。
在零售银行业务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客户对于银行网点的不满和期望，以及网点运营效率的低下等因素都迫切要求中国银行业对现有网点进行转型。而国内银行实施网点转型是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必须重视变革管理的重要性，从各方面推动网点转型的顺利进行。一是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随着银行市场的开放，外资银行加快了在国内的扩张步伐。随着网点的扩张，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将高速增长。据普华永道2005的调查，至2008年，30家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将增长134%。外资银行在网点扩张中，瞄准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端理财市场，国内银行将面临高端客户流失的威胁。根据2005年一项对11家外资银行的调查，估计至2008年，其零售业务的客户数量将翻10番。在外资不断扩展的同时，众多的股份制中小银行也加大了网点渠道扩张和建设的力度，并增强对现有网点进行改造的力度。在过去五年中，中小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的网点数量以每年平均13.7%的速度扩张。而四大银行也充分意识到网点改造的重要性，积极进行网点改造升级的工作。网点转型的成败决定这未来各银行零售业务的份额和利润。二是满足客户期望的需要。日益提高的客户需求和国内客户对网点满意度的不足也要求网点进行转变。日益增加的客户期望包括多样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获取服务的便利性等等。如果客户需求不能在网点服务中得到体现和满足，则会导致客户忠诚度的降低和客户的流失，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国内客户对银行网点的不满意程度高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其他银行渠道，满足客户期望是国内银行的一项巨大挑战。IBM一项针对国内个人银行客户的调查显示，客户希望银行能够在提高业务处理速度、简化业务处理环节、优化网点内部布局等方面对网点进行改造，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与此同时，高端客户们还希望银行能够提供专门的区域服务于重要客户，保持相应的私密性以及在网点内配备合格的金融顾问。三是提升网点运营效率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利润率水平较低，和国外先进银行存在一定差距。随着银行企业逐步成为公众上市公司，国内银行必须满足投资者对长期竞争优势的期望，从而在市场融资中获得更高估值。具体到网点运营上，就意味着国内银行必须利用网点在增加客户数量，深化客户关系从而增加销售、通过简化后台流程，优化网点布局来降低成本，通过交叉销售和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来保留客户提高利润率。
我们要把五四精神与银行网点转型相结合起来。五四精神反映着不同于此前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作为一名银行工作人员，我时时刻刻将五四精神铭记于心，并充分运用到建功青春年华的银行事业当中，我从事银行工作的这几年，我始终将五四精神作为我的工作精神，“五四精神“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我们今天讲爱国，讲科学、讲进步，最重要的就是立足本职，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到热爱银行、建设银行、振兴银行、发展银行的实际行动中。
我叫**，今年*岁，**年毕业之后就来到**银行工作。在这里，我看到了公司领导们真诚热心的微笑，同事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我感受到了公司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看到了拼搏向上的力量、感受了团结互助的温暖。**公司带给了我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工作的感悟也就更加深厚。也许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将个人的生活赋予意义，将自己的生命赋予光彩。在这里，我还经历了**银行网点转型的过程。
**银行转型后，一是在无论单一功能网点、还是全功能网点的营业厅，都具备客户引导区、客户等候区、低柜理财区，自助设备厅和现金柜台。客户进入营业厅大堂服务人员就会主动进行询问，并按客户的不同业务需求给予讲解和引导，并尽量亲自将客户带领至下一环节。从而有效的分流了客户，减轻了柜面压力，减少了客户等候时间，提高了客户满意度。二是增加网点大堂服务人员数量，提供多种银行服务。在各网点营业厅都配备大堂引导员、产品经理和理财经理，客户进入营业厅后，就有专人按客户的需要，进行业务讲解、业务受理和有效引导。并且在客户等候区积极宣传理财知识、提供客户需要的理财咨询、帮助客户理性选择适合的投资方式。三是低柜理财区提供专业理财服务。低柜理财经理上岗前均经过严格的考核、评级，上岗后还会定期进行业务学习和投资演练，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提高了业务水平，从而满足客户越来越多的理财需求。
在服务上，我行还加强制度建设，促使服务水平不断的提高。一是*行管理部门，按不同专业和工作职责，将营业厅服务质量的管理做出进一步分工和明确，将责任落实到人。在营业厅环境的维护、员工的职业形象、员工服务行为、服务档案的记载、客户意见的回复等方面，均提出了更细化更清晰的指导性意见，出现问题将按照责任的划分给予处理。二是建立网点营业厅服务检查评分制度。*行办公室和零售银行部作为营业厅的管理部门，每月定期对各家网点营业厅做服务检查，并不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内容包括营业厅环境、营业厅员工仪容仪表、服务行为、分层服务、服务档案管理、业务知识和非营业厅员工仪容仪表等几方面。发现问题当时向*行负责人反馈、限期整改，并将当月检查评分结果汇总后进行全行通报。三是要求各支行建立晨会、晨训制度，并在晨会中进行必要的礼仪训练和情景演练。对于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文明用语的使用，与客户的眼神交流以及肢体语言的运用，银行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为了帮助一线员工将正确、恰当服务行为培养成一种习惯，要求支行将服务行为的训练和演练作为每日的必修课。四是制定培训－检查－评优－奖励的制度条链，旨在明确行内规定、深入贯彻执行、提升人员素质、提高服务水平。同时为了体现激励机制，树立先进典型，分行除了每月进行服务之星评比外，还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了优质服务员工和集体的评选，并对突出者给予高额奖励。
**网点转型的新面貌结合其品牌内涵，一下子将**银行的形象昭之于众，既有传统银行的意韵，又有令人回味的遐想，能让人产生较深的印象，并有效识别了**银行与其它银行的差异。**银行网点转型产生了巨大的成效，试点网点交易速度提高了*%，客户等待时间减少*%，排队现象大为缓解，业务量也有大幅度提升。
爱岗敬业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奉献精神，它看似平凡，实则伟大。
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爱岗敬业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爱岗敬业应是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
从一个城市来说，没有人当市长是不行的；同样，如果没有人去扫地、清除垃圾也是不行的。想当市长的人多的是，想扫地的人肯定不多。但在一个城市里，市长只需要一人，清洁工人却需要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无论是心甘情愿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是在自己既得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尽心尽力，遵守职业道德，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在我们国家，如果大大小小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都能够表现出这种奉献精神，人民就会更加富裕，国家就会更加强盛。
只有爱岗敬业的人，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地钻研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当非典疫情袭来，一大批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医生、护士和科研人员，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冲上第一线，拯救了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的生命，有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爱岗敬业，务必要有一个正确的归属感。“电信是我们大家的家”，如果我们把同事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少一些计较，多一些宽容，并从中发现那些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你就会"天天都有好心情"；如果我们把单位的事都当成自家的"事业"来干，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张纸，每一米线，我们的企业就会无往而不胜。自私一点说，只有企业红火了，我们也才会有好日子过。爱岗敬业，既是为了电信，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爱岗敬业，就是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能朝秦暮楚。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在待遇好、地位高的时候，做到敬业还比较容易，然而如果换成是条件差、待遇低的岗位，对我们来说就的确是对自己人性的一种考验了。要少一些心浮气躁，多一些敬业务实，千万不能"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更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随时想着"跳槽"，如果这样的话，就连爱岗都算不上了，又何谈敬业呢？
当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改革发展的步代很快，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变“要、为我要干”，时刻要有忧患意识，才能做到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才不会落伍：同时通过学习使我真正认识到“公司就是公司，公司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能为公司做贡献，决不是象爸爸妈妈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感情”。
许多人习惯于把完成本职工作称为“奉献”：领导干部为群众办实事是奉献，工人完成了任务是奉献，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奉献，教师教书是奉献……事实上，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奉献”，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而已。公务员领着薪水，工人拿着工资，理所当然地要完成一些任务，这是必须的，与“奉献”毫无关系。
曾经有领导说过：“我不要你们谈什么奉献，只要完成好本职工作，对得住你拿的工资就可以了！”奉献只能是完成本职工作之后、不计报酬的额外付出。只有在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后，才有资格谈奉献。
工作是一种付出，不论是体力还是脑力方面，总是要你有一定程度的付出，很多时候还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现在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自然我们员工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这种压力下，难免会产生一些懈怠心理，克莱门特.斯通曾说：“理智无法支配情结，相反行动才能改变情结。”因此，面对工作，尽快果断地执行，是消除各种不良习惯的最佳做法，也是一名优秀员工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保持奋的工作态度，不仅能得到同事的称许和赞扬，也会获得一份最可贵的资产－信任。版权所有
在工作中，由于各人从事的工种不同，而我们往往会在不了解别人的工作过程而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时时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毫无生气，单调乏味，最不称心，没有任何吸引力和价值可言的。从而萌生出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没意思，不重要的消极的想法，与此同时也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事实上，每一件事都值得我们去做，而且值得用心去做的。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
关键词：土地流转；政府主导型流转模式；演化动力与趋势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010-12
一、问题提出
2009年成都市发生的“唐福珍事件”使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再次成为社会焦点。事实上，土地拍卖制度在国内早已有之。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为了解决深圳发展的资金瓶颈，通过土地拍卖使其发展获得“第一桶金”。自此以后，地方政府为弥补本地城市的发展资金缺口，深圳市的征地拍卖制度被日益成为仿效的对象。不可否认，早期的土地拍卖制度对于盘活城镇国有土地，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功不可没，但很少涉足到农地国有化流转，因而在城乡引起的官民纠纷较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财税制度改革深入，地方政府的财源日益萎缩，为弥补巨额赤字，深圳市的农地卖地制度成为仿效的热点。到21世纪初，随着城市存量土地日益枯竭与城镇化加速，变集体土地为国有增量土地日益盛行，于是全国出现层出不穷的“唐福珍事件”。面对政府暴力征地的弊端，中央政府对此虽然屡禁而不止，最终会危害国家粮食安全、妨碍和谐社会。
虽然学界对土地流转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多数研究以土地的规模经营为切入点，重点分析土地收益的资产化、股权化、债权化问题[1，2]；而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地研究以土地聚集、组织创新、空间依附等交叉学科或实证分析为主[3]7882[4，5]。但是，由于政府拍卖制度形成的历史惯性思维，人们对土地流转的弊端，要么熟视无睹，要么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很少从流转主体视角研究土地配置。虽然于传岗从土地流转利益相关者视角把国内土地流转归结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农户主导型三大类型（简称“三种模式”），并进行了初步的定性分析[6]，但是缺少对此进行系统的演化分析研究。一是缺少从流转利益相关者（政府、集体、农户）的视角研究政府主导型的流转特征；二是欠缺对政府介入流转的动力机制与演化趋势的研究；三是缺少对农地流转演化趋势分析。显然，此类研究欠缺，不仅有悖于中央流转政策的初衷，而且不利于土地最佳配置；不仅难以协调各方利益，而且最终有损社会和谐；不仅关系到各流转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而且关系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福机制的构建。
基于农村集体土地（简称农地）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政府主导型对集体主导型有“鲶鱼效应与依附效应”，基于农户主导型与时俱进的独立品格，政府主导型可分为政府垄断型（纯政府主导型）、准政府主导型（以政府为主，以农户或集体为辅）、政府辅助型（以农户或集体为主，以政府为辅）等三类，由此推测，“三种模式”在流转中相互交叉、又彼此盘根错节的现实就一目了然。
由于土地流转不仅是土地自身的流转，而是依附在土地上的人的权益流转对集体土地流转格局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以政府主导型为研究主线，以农地流转权益为研究切入点，以农地未来的演化格局为研究目的，综合分析农地流转的演化特征，重点分析政府主导型的演化动力及其对“三种模式”演化趋势的影响。
二、集体土地流转“三种模式”的演化特征
迄今为止，我国农地配置虽然演进为政府、集体与农户主导的“三种模式”，但从历史视角看，城市重工业化的出现与房地产的崛起无疑是“三种模式”得以分化与演化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正式的制度演化看，2009年中央颁布的“一号文件”无疑成为中国农地资源配置的新拐点，这是因为2009年的“一号文件”使政府主导型获得合法地位，并使其从城镇蔓延到乡村，使具有依附属性的集体主导型借助政府的力量得以再生的同时，也强化了政府主导型在城乡土地流转格局中的地位，并诱发了以“三种模式”为依托的诸多新的流转特征。
（一）“三种模式”分布呈现中心与关系
从三种模式在地理空间分布形态看：
一是“三种模式”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与关系。若以城市为中心，“三种模式”的流转比（主导流转面积/流转总面积）的空间分布看，政府主导型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或城镇郊区及周边，集体主导型主要集中在小集镇与乡村，农户主导型主要集中在乡村。在信阳市的随机调查显示，三种模式在它们的主要分布区分别占87%、62%、91%初步形成以城市为内核的中心与以乡村的土地流转递减的地理特征，政府主导型的“流转比”随城镇辐射力弱化而递减规律；集体主导型“流转比”在小集镇也存在弱递减规律，只是小集镇经济辐射力弱，其在地理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因而有显著的“飞地”特征；农户主导型“流转比”随城镇辐射力弱化而呈现递增趋势。
二是“四类农户”分布密度比具有中心与特征 。经验数据显示，纯流转户（土地全部流转）与承租户多发生于城乡结合部、小集镇及周边；虽然在乡村也存在，只是比重（密度）太低。准流转户（部分土地流转的农户）也存在类似特征，只是纯农户分布密度从城市向乡村递减；自营户（承租土地为零的农户）分布密度恰好相反。以河南省罗山县为例。在罗山县城，全流转户在全县所占比重（全流转户/乡村农户）为14.2%，主要集中城镇及郊区；半流转户占40.1%，自营户占28.7%，主要分布在边远乡村；其余为承租户。可见，若没有政府参与，纯流转户、准流转户、承租户主要分布在城镇周边及毗邻区，且越是远离城镇的乡村，三者所占比重越小，密度越低；相反自营户流转比就越高、密度高，具有空间与特征。在同一地区，准流转户流转比高于纯流转户，而自营户流转比也存在差异。
三是诸多地区流转分布存在中心与关系。在没有政府主导型流转的大都市，纯流转户、准流转户与自营户的流转比，以城市为中心向乡村蔓延，随都市辐射力下降，纯流转户的流转比逐渐下降，准流转户的流转比也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趋势；自营户的流转比随都市辐射力弱化呈现加速递增趋势。在自然条件不同的乡村，如山区和平原二者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在山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形成了与城市相类似的中心与模式，流转比重呈现以山区为依托的中心与的情况，纯流转户所占比重要高于准流转户，只是不同地方情况不尽相同。例如，在平顶山市尧山风景区，流转似乎无规律可寻。在农业生产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土地流转的中心与特征不太明显。例如，在浉河与淮河三角洲，土地流转以准流转、自营为主，纯流转所占比重极低，被流转的土地多是零碎地块、劣等地，自营土地是大块耕地与优等地。
（二）不同流转模式的流转主体的层级日趋高层化
从全国范围看，农地流转主体日益向高层化、大型化、复合化演进。虽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流转典型模式。如信阳模式、安阳模式、成渝模式、天津模式。从流转主体行政级别看，流转主体可以是乡级、县（区）级、市、省（直辖市）级，于是各地出现了直辖市模式，如天津、重庆模式；市级模式，如安阳、信阳模式、昆山模式；乡（镇）模式，如各地乡镇主导新村建设。只是不同层级的模式，又有不同流转特征。从时间拐点看，在2009年以前，各地省级政府、乡镇机构很少介入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以市县为主，如芜湖模式；2009年后，省级政府开始大规模介入农地流转，直接介入土地流转的有天津市、重庆市、郑州市。从流转价值分割来看，一方面，农地流转价值与政府行政级别挂钩，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动用国家机器能力越强，流转一单位土地获取的流转租金相对份额越小与绝对量却越多，对土地财政期望越高；相反，政府行政级别越低，动用国家暴力能力越低，流转一单位土地获得流转租金的相对份额较大，绝对收益较小。以河南信阳市为例，市区开发价值大的土地，土地流转权归市政府；开发价值次之的土地，流转权归羊山管理区，市政府为辅；在平桥区的五里店镇，流转以镇政府为主、区政府为辅。在县城周边，流转采用县政府主导型；在小集镇周边，流转采用乡政府主导型；在中心村周边，流转采用乡政府或集体主导型；在远离城镇辐射的乡村——土地流转价值的最低端——自然村土地，农用土地流转以农户为主。以罗山县为例，2009年前，农地流转权完全掌控在农户手中，土地是否流转、怎样流转、对谁流转，完全掌控在农户手中；2009年后，流转权日益转移到村委、乡、县及附属部门手中。由于政府主导型存在流转的委托制，所以流转主体行政级别越高，土地流转链越长，流转剩余价值分割环节越多，失地农户获得的流转收益越少，土地流转的财富效应越明显。然而，这种打上行政“序列制”的流转模式，在以城镇为中心向乡村蔓延的同时，打破了乡村内生的、自发的农户主导一统天下的格局。农户主导型流转主体演化也存在类似性质，2009年以前，流转主体以微型农户、小农户为主，2009年后，以大家庭或家族为主，整体流转开始出现，其流转的组织化、多元化、整体性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集体主导表现不明显。
（三）三种模式流转边界由泾渭分明转向模糊演进
农村土地流转边界演化的时间拐点是2009年。一是在2009年或更早以前， “三种模式”流转主体对流转边界存在天然的、不成文的共识，使三者的流转标的和流转边界泾渭分明。从流转标的看，农户直接支配的自然资源，主要有流转耕地、宅基地、林地、草地等归家庭直接支配；集体组织流转的集体机动耕地、林地、河滩、荒山、湖塘、集体建设用地，以村“两委”直接控制的自然资源为主，主要控制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政府流转的土地主要是公益性、基础设施用地（公路、铁路、港口）、生态防护林用地与部分小集镇建设用地。政府仅涉足农地国有化流转（简称“农转非”），几乎不涉足农业用地的流转。二是流转标的与边界日趋由清晰、明确日益向交叉、模糊演进。一方面，政府对农业用地流转涉足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各种模式对农地流转权的博弈日趋激烈。在河南罗山县，2011年有87.1%的采用农户主导型，10.9%的集体主导，2%的为政府主导或撂荒的山地。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利益相关者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置换权的博弈也日益激烈。以小产权房为例，虽然合情合理、不合规的小产权房在城镇、郊区、小集市普遍存在，是这三种流转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但是由于相关数据不可得性，现在对“三种模式”的分布具体情况就无法得知。尽管如此，却无法遏制农地利益相关者对农地“非农化”与“非粮化”收益的渴望，将引致农户借助家族或宗族力量，村干部借助权力庇护把土地流转的触角伸向社区新村、小集市、小城镇；县乡官员基于选拔机制的诉求把流转土地大棒伸向新村，最终推动政府主导型继续向乡村部门蔓延，至于三者达到均衡的地理经济空间边界在哪里，现在还不得而知。
（四）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存在明显的行为
在河南与山东调研发现，政府主导型以大规模经营为主，其主导的农地流转存在“贪大求快”的行为，集体主导型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土地以适度流转为主，农户主导型采用人地匹配的原则，以渐进式小型化流转为主。使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经营组织平均规模超过日本，有的达到或接近美国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地流转比小、规模低。例如，1995年，中国农地流转比仅为3%。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比也没有超过7%～8%[7]。
不同流转主体都有寻求规模流动的动机，只是具体运作的路径不同。农户主导型坚持了生产要素配置的同步论，采用川流不息、蚂蚁搬家的路径；集体主导型坚持利益优先，采用强者先得，集中流转路径；政府主导型坚持“毕其功于一役”路径，采用整体拆迁、整体流转的路径。只要存在政府主导型，无论是在城市部门还是在乡村，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力度让农户难以承受。2009年前，拘泥于政策限制，政府在城镇部门对建设用地流转采用强制拆迁、整体流转；在乡村采用小规模、渐进式流转；2009年后，政府强势介入农地流转，其流转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完全是借鉴城市经验。据信阳市农业局报道，2009年底，信阳市共流转土地109万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13.5%。2010年，信阳共创办土地信用合作社240家，建立土地流转中心197个，流转土地总面积达到745万亩，是改革试验前的7倍[8]。尽管地方政府最初的流转处于发展农业的“示范效应”，但最近的流转却打上了“政绩”效应。事实上，面对政府流转土地的规模、速度，对农民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流转自身。尽管自愿流转依旧是政策的主流，却引起众多农民的困惑。尽管多数农户对农业规模经营存在需求，但他们认知的适度规模流转（经营）与政府推导的规模经营存在显著差异。以信阳市为例，在粮食主产区，一个拥有两个劳力的准承租户，自营加承租农地20亩的种植收入加其他，收入约3万元；两个劳力的自营户收入为2万元（无工资性收入）；准流转户的规模收入约5万元（农业收入在1万元以内）。可见，多数农户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认知与政界、学界提倡的适度规模流转（经营）大相径庭。
（五）农户主导型模式体现了人地匹配的流转理念
在没有外力干预农地流转的格局下，农户主导土地流转在乡村经历了发展（1979～2009年）、自然演化，形成了承租户与流转户相互匹配的微观流转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乡村农户演化为纯流转户、准流转户、自营户、准承租户与纯承租户等五大类。在罗山县泗淮村，五类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1%、37.1%、23%、20.5%、0.1%。纯流转户（土地全部流转的农户，家庭成员可能定居在乡村）与准流转户（土地部分流转的农户，还经营部分土地）合称为流转户（按农户流转土地比重），属于农地流转供给主体；准承租户（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同时，有部分土地属于承租流转）与纯承租户（经营土地全部是农户流转土地）合称承租户，是农地需求主体；介于二者之间的是自营户（既不流转土地，也不承租的农户）。从浉淮村的调查截面数据看，其中自营户所占比重最高，准流转户与准承租户次之，纯流转户较少，而纯承租户最少，若以纵轴表示不同类型农户在总农户所占比重，横轴表示农户经营面积，把五类农户在坐标平面内描述出来，五类农户经营土地分布呈倒“U”型曲线。进一步调查发现，五类农户分布曲线还存在地区差异。例如，在城郊地区，农户流转分布趋势是倒“L”曲线，这说明，农地流转趋于稳态水平，至于农业主产区的农地流转的倒“U”型曲线是否会演化为倒“L”曲线，这还是一个未知之谜。但是，对二者分布的差异，可能源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能又源于非正式制度。在五类农户中，若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尽管多数农户认识到土地集中、连片经营的意义，但是对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流转存在异议。纵使政府有公正流转的导向，仅有纯承租户对政府主导型有强偏好（前提是合力利益补偿）；准承租户有适度规模经营需求，但对其有弱偏好，自营户与准流转户表示反对，相反纯流转户对其态度不明朗（数据不可得）。虽然政府主导流转模式受纯承租户欢迎，却违背多数农户意愿，也违背了农地配置与农户匹配的市场机制。此外，针对政府主导型培育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股份合作制等多种规模经营组织，无论它们的规模与经营方式存在何种差异，其背后总能找到地方政府影子。面对政府主导型“毕其功于一役”的流转导向，不仅超越了城乡生产力发展现状，而且引致弱势农民（中老年农民）失业，因而受农户排斥。由于多数农户在流转发包中没有平等的竞拍权，他们由曾经土地使用者沦为乡村无所依靠的定居者，他们对政府主导土地流转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六）不同模式租金的支付因地因模式而制宜
土地流转面积、区位、目的、资质决定流转收益，但地区间差异较大。浙江省德清等县流转租金优等地一般600～1 000元/亩/年，劣等地约400元。黑龙江克山县的流转150～280元/亩/年，而绥化市为268元[9]。三种模式的流转费在河南也存在差异。信阳羊山区的集体主导型流转费约500～700元/亩/年，劣等地仅200元/亩，宝丰县农民丘陵地一次性买断8 000元/亩，沈丘县集体主导型优等地流转费最高达1 000元/亩/年；也存在流转零租金现象。从流转费的定价机制看，由于各种模式流转理念不同，因而定价机制不同。农户主导型低流转费，多发生在熟人社会，属于社会亲情（人情）型；在陌生人社会中，它属于市场公平型，按市场公平价格收费。集体主导型属于权力加“关系”型，流转费高低不一；政府主导型属于行政市场型（简称混合型），流转费用要远高于其他类型。在河南省漯河、驻马店、信阳等地，出现了农户主导型主要以亲情定价为主，以市场定价为辅；集体主导型以关系市场混合型为主；政府主导型几乎完全按行政市场型定价。但是，对于同一地块，采用不同模式，农户主导型最低，政府主导型最高，集体主导型适中。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政府主导型高流转金源于非熟人社会一次性博弈；农户主导型低流转费可能是源于熟人社会重复博弈；集体主导型流转费不稳定源于乡村权力与关系多重博弈。从流转费的支付期看，政府、集体主导型结算方式为一次缴纳和分批缴纳两种情况。从支付流转租载体看，除以上省市以货币租为主外，其他省份还存在其他形式。四川省都江堰科技示范园区流转租金是1 000斤/亩/年大米；安徽省繁昌县流转租金大约200～225斤/亩/年稻谷[9]。然而，农户主导型流转费支付形式多样，可以是劳役租金、货币租、实物租与“人情租”。人情租多发生在直系血缘的家族、亲朋之间，承租户要承担诸多社会义务。从流转期限看，三种模式都存在长期化趋势。农户主导型不确定性，集体主导型较长，政府主导型最长。集体主导型多数在5年以下，政府主导多数为5年以上。考虑到农户主导型可自然顺延的事实，其流转期未必比其他模式短，只是流转发生在重复博弈的亲朋乡邻之间，因而流转契约可以是以正式的，可以是口头的，可以自发延长或随时中断。在信阳市，99%的农户主导型属于非正式契约，纯流转户的流转期有的高达15年，其多数流转以不规范的书面合同为主，且执行极不规范、流转期不确定。其原因是，集体组织控制的资源，属于村官乡干部的第二福利，也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流转期随承租方力量的消长、乡村干部换届而变更，乡村普通农户很难获得承租权，流转期长短取决于乡村精英的博弈。由于政府主导型多数与农业企业对接，虽然有正式契约、流转期较长是不争事实，但可被地方干部包办、甚至诱导签订。在农业主产区，政府主导型流转期61.3%在5年，5～10年的占35.9%，10年以上的较少。此外，与经济落后地区相比较，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主导型流转期较长，如沿海地区的流转期可签到2028年；在内地较短，很少有超过15年的。政府主导型流转期较长，可能与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高效经济作物有关，其流转契约能否自发顺延，目前还无实例。
三、促进土地流转的因素对不同流转模式的影响
由于政府介入农地流转只是打破农户主导型演化路径，从而引致集体主导型复苏，那么政府介入土地流转是否引致成“三种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还是演化为农户主导型“一统天下”的局面？这里，有必要探讨是什么力量或因素影响政府主导型的后发优势问题，及其对其他模式产生的影响。
（一）权力资源对土地流转模式演化的影响
在土地国有的虚拟产权条件下，行政权力对土地资源配置模式影响不同。政府主导型盛行源于它对资源“集中配置”的内在机制。中国土地资源配置存在着一种下级服从上级、小官服从大官的行政体制与意识形态，这种失去民间约束的流转机制，对于那些披露政府主导型流转弊端、违背上级意志、反对政府主导土地流转的官员，他们将受到可怕的惩罚；相反却得以仕途升迁。对集体主导型来说，也存在类似性质。只要存在农地流转存在寻租的机会，村官取悦乡官成为为必然，介入土地流转意味升官发财的机会。除了个别拥有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农民，尽管多数农民不喜欢农地流转利益相关者介入土地流转，但处于弱势农户只能被动接受被流转的结果。
以政府主导型为例。政府主导型崛起源于政府对土地配置的行政垄断权所形成的中心与关系。高层土地及其执行机构形成土地配置的权力中心，其是从内到外依次分布地是省、市、县、乡，次是行政村，最是农户，流转权由中心向递减。成都模式就是典型案例。由于各级政府对权力中心存在先天的依附关系，加上对中心制衡的权力虚无，中心对土地流转控制权博弈必然引致其向地区蔓延；权力中心为了实现流转租，不得不与“次”建立一种流转收益分成制，但流转收益的共享分成坚持权力至上的原则，中心获得多，获得少：处于最的农户在流转后几乎成为“无产者”；处于次的基层政府成为流转的偏好者。其原因是，面对较低流转分成，地方政府确保机构运行、政绩工程与权力寻租，以大规模流转来弥补小规模流转利益分成的局限，于是只要基层政府有流转政策与机会，政府主导型寻求流转规模最大化，以实现流转收益最大化，这是构成中心与互动前提，也是农户主导被政府主导型模式所侵蚀的理论基础。
从流转利益相关者视角看，土地利益攸关者离权力中心远近，将决定谁是流转的最大收益者，谁是流转的最终受损者。以县域土地流转为例。若对流转利益相关者排序，县级官员及附属人员处于权力中心，乡干部处于次中心、农村干部和精英主体处于次，普通农民处于最。由于流转收益遵循从中心向递减的分成制；流转成本恰好相反，以向中心递减的社会等级制，因而形成中国土地流转的权、责、利的分割机制的中心与关系。具体体现是，当社会面临危机时，上级政府或上一届官员把危机或责任推诿或转嫁给继任者，无论这些责任怎么推诿，最终要中央政府买单，因此该模式受到地方官员青睐，而农民遭殃。在此背景下，若没有中央政府干预，只要农户默许土地流转，那么地方政府愿意一劳永逸流转土地，直到城市部门对土地没有需求为止。综上所述，政府主导型后发优势源于流转权力扩张，源于及失去监督的权力会引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演化格局，这种格局对农户主导型存在“挤出效应”，对集主导型产生依附性的“扩张效应”。
（二）土地财政强化加速政府主导型崛起
根据瓦格纳（Aolf .Wagner），罗托斯（W.W.Rotow）的现代财政理论，目前中国处于重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引致政府职能的扩张，社会发展也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事权扩张必然要求财政收入相应扩张，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但是，近20年的中国财税改革的核心是 “事权下放，财权上收”，这导致县乡政府财政收支长期恶化。在预算内增收无望的条件下，地方寻求预算外增收成为必然，而土地财政是最好的选项。一是城市经济的扩张要求土地扩大供给，使土地财政成为可能；二是地方交易“双轨制”带来巨额收益强化了地方政府寻租的动机；三是为了化解地方政府积累的巨额债务，中央政策默许土地财政在全国蔓延；四是屡试皆爽的征地模式让政府尝到征地的甜头，政府主导型因此而备受关爱。国土部部长徐绍史证实，从1997～2008年，全国共出让7 000万亩土地，获得5.3万亿土地出让金，造就了3 000万无业游民。因此，在开源节流无望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土地流转，获得土地财政成为理性选择，就此而论，政府主导型出现是具有必然性。
基于以上分析，主导型土地流转处于最佳流转期。一方面城市经济扩张对土地存在超额需求，使土地财政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土地拍卖的“收入效应”将刺激政府流转欲望，使政府主导型持扩张。加之集体土地产权不清与农户护地成本庞大，这使政府强制征地成为可能。由于国有土地有限，获得收入有限，要想获得更多收入，必须加大对农地征用与流转。相对有限的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供给似乎是无限的，土地财政带来收入也是无限的。地方政府以农地规模经营为借口，借助中央参与乡村土地流转，为进一步征地作铺垫。财政收入演化趋势似乎证明，土地财政还有纵深发展的可能。近10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重不断提升。基于财政部公报，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 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 000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有些县市的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达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2010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29 397亿元，同比增长106.2%。 由此推测，土地财政短期崛起是不争事实。
既然有的实证研究证明，政府主导型的崛起同地方政府财政恶化相关，那么土地财政对其他模式影响显而易见，在城市部门，造成集体主导的小产权房建设处于被歧视地位，进而压制了集体主导型农地非农化在城市部门扩张；在乡村部门，城市资本下乡挤压了小农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导致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变革与衰落。但是，在中国房产税开征背景下，房产税能否替代土地财政，这将决定“三种模式”的演化格局，至于产生何种影响还要研究。从短期看，由于各种原因，房产税的开征将长期束之高阁，土地财政在短期内还将存在，以此推测土地财政将成为政府主导型扩张的短期序变量。但是土地财政的造富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激活了集体主导型复苏与农民捍卫权益的理念复苏。由于多数农户对集体主导型的弊端心知肚明，若不是依附政府主导型，只能处于萌芽状态。土地财政对农户主导型影响较为间接，却是不利因素。
（三）城镇先发优势要求土地适度集中
针对政府主导型在乡村蔓延，一种解释是政府主导型有规模流转优势，而农户主导型对此无能为力；另一种观点，城市生产力对土地需求是政府主导型兴起的直接动力。从宏观视角看，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2009年以前，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兴起，源于城市扩张对农地资源需求。事实上，城市生产力高速扩张撬开城市用地的供给缺口，本来市场可以把农村用地及时转化为城市用地，虽然市场配置速度慢、效率高，但是体制偏爱土地的供给速度，于是计划配置土地手段重新启用。为了确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底线与城市土地需求，中央政策陷入两难选择：一是城乡两大部门之间对土地都存在供给缺口；二是两大部门内部对土地供求存在非均衡缺口。前者表现两大部门之间农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存在缺口；后者主要表现为部门内部土地流转不畅诱致的供求失衡。这是城市部门土地财政扩张的物质基础，也是政府主导型得以存在的前提。从微观基础看，针对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对渴望过上小康生活的农户来说，家庭走规模经营道路获得与外出打工同样的收入。一方面，那些拥有农业比较优势的农户，因自有土地的稀缺与狭小难以满足家庭规模经营，为了过上小康生活，此类农户希望利用农业比较优势承租土地，走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那些具有打工优势农户愿意流转部分或全部土地，那些拥有经营劣势的农户，在纯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为了过上小康生活，也乐意流转承包地，但必须降低流转风险。但是二者农地内部流转数量不能满足需求量，地方政府欢迎城市资本参与农地经营，将挤占农村承租户发展适度规模之路。
有失公平的政府主导型难以获得农民支持。乡村干部发现，借助新村建设征地，农业规模流转土地可以名利双收，各种形式的政府主导型开始在乡村蔓延。地方官员在大胆借鉴大都市流转经验的同时，却忘记了本地城镇化、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需求与吸纳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忘记了异地城镇化、工业化才能导致本地民工就业、定居的候鸟现象；忘记了民工年轻时在城市部门就业，在衰老时返乡务农的事实。在具体操作中，政府主导型倾向于土地流转与权力、资本、科技的结合，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其流转结局是“为城市资本找出路，为黑色资本找身份，为小农资本找蒸发”。这种充满对农村资本歧视、尤其是对小农资本歧视的配置模式，难以获得小农支持。现在问题是，政府主导型公平流转土地是否能赢得农民认同？虽然城市资本介入土地流转可以带来现代农业技术、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农业发展；但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失地农户拥有的资源要与市场机会匹配，否则强势资本的介入将意味着，多数农民可能因起点不公平而难以获得均等竞拍机会。就此而言，虽然政府主导型面临后发劣势，但是城市资本与权力先天的依附关系将产生锁定效应，又是一种先天优势。由于城乡生产力布局差异的改变与调整需要假以时日，因而在短期内对农户主导型发展不利，但是农户极强的模仿能力将最终引领农户主导型走家族式适度经营路径，这对政府主导型长远发展不利。
（四）中央政策嬗变引起流转模式锁定效应
任何模式的崛起皆是政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土地政策，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模式。三种模式中任何一种模式的兴起，要么源于历史惯性，要么源于自身优势产生的锁定效应。从历史长河看，农户主导型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集体主导型是90年代的产物；政府主导型是的产物。以政府主导型为例，最早的政府主导型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开放后的政府主导型始于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地方（市县政府）对国有土地流转（地权流转）大规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盘活城市部门存量土地。进入21世纪，农地流转因房地产繁荣而出现农地国有化高潮，稍后的2009年无疑是土地流转格局的拐点，政府主导型开始在城乡大规模流转农地。中央在此之后出台的7个“一号文件”开始产生政策的乘数效应，导致土地流转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迅速衰落。因此，2009年不仅是政府主导型在城乡崛起的拐点，而且是集体主导型得以复苏的起点，更是农户主导型流转空间被挤压的时间点。对农业用地而言，2009年前，政府主导型几乎为零，纵使出现，也是以对农户的示范效应为主；2009年后，地方借助政策与行政之力，提出“没有1%的强制流转，就没有99%的自愿流转”，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激励与物质诱导）让小农交出土地。但是，基于威逼利诱的地方政府主导型，只要能坚持公允的流转价值，未尝不是可行的流转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在乡村的蔓延很少兼顾到每家每户家庭经济资源禀赋差异，因而中央土地流转政策的核心是以尊重农民的自愿为主，但是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往往为我所用。以政府主导的农地国有化的市场为例。农地国有化专买专卖市场扭曲土地价格，一方面，土地专卖市场不仅是对失地农民的二次盘剥，而且让民工家庭失去进城定居的“第一桶金”，压制了农户主导型分享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实惠，造就了农村精英依附官僚和权贵资本的现实，不利农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使地方经济发展以外延性增长为主，以牺牲环境、生态、健康为代价，需要中央为此承担治理成本。因此，农地流转利益相关者对农地流转政策的不同解读，对不同模式产生的锁定效应不同。官员集体土地产权国有为名，主张政府主导型应当推广；村级干部认为集体土地国有土地权限有别，提出以集体主导型为主，农民认为我使用的土地我做主，坚持以农户主导型为主。虽然农户主导型相对衰落，但是若假以足够时日，这些政策利弊将日益显现，土地政策调整可能有利于农户主导型。
四、反制政府主导型流转扩张的因素及影响
决定政府主导型未来发展方向的因素最终取决于有利与不利因素的合力。由于不利于政府主导型的因素，可能是有利于集体主导型或农户主导型的因素，也可能是中性变量。那些有利于政府主导型的变量，对其他模式可能具有中性或不利的一面，但这还取决于这些不利变量的演化。不仅取决于有利变量演化的时效性，而且取决于不利变量演化的时效性；不仅取决于有利变量的权重、贡献率与衰变率，而且取决于不利变量的权重、贡献率及衰变率。因此，要分析“三种模式”的演化趋势，不仅要分析那些有利变量对政府主导型产生的向心力，而且要分析反制因素对它形成的离心力，及其两种力量对政府主导型与土地流转格局的影响。
（一）农户收入状况决定土地流转模式选择
政府主导型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城市工资拉力对民工家庭定居城镇化的贡献率，由于民工家庭是农地流转的主体，但民工是否流转土地取决于其家庭总收入能否承担起农户定居的城镇化或市民化。由于民工工资收入是家庭收入主要部分，民工低工资收入决定民工家庭低收入，因而难以启动民工家庭市民化。然而，民工低工资收入源于非农就业的制度歧视，这种歧视可能是制度造成的，也可能是非制度因素造成的，却属于民工福利工资的非国民待遇造成的，即民工工资福利缺口，这种缺口实质是城乡二元化的福利制度的一种外在表现，主要表现为城市政府对民工及家庭公共服务、福利供给的不足。这种供给特征引起中国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的城镇化格局，而城市的高房价又在强化这种趋势。从理论上讲，若民工家庭放弃农地使用权而获得的流转租金足够高，最终使其弥补且能支撑起民工市民化的收入缺口，从而促进民工长期放弃农地。或者是：若民工工作所在政府造成的民工经济福利缺口可以通过跨地区的土地流转利益补偿机制的实施，如“人地挂钩”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化解民工户籍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政府的利益矛盾。
现在问题是，在远离城镇的乡村，无论农地是自发流转还是被动征用，民工放弃“两地”（宅基地与耕地）利益补偿极低，趋近于零。低流转租金无法弥补民工市民收入缺口，难以使农户获得市民化的第一桶金，其原因是当农地流转租金达不到农户预期时，使民工家庭流转土地后的收入达到其家庭就业地城镇化的拐点，在户籍所在地政府几乎完全占有民工家庭的土地流转权益的背景下，民工工作所在地政府难以在农地流转中获得一杯羹，因而土地跨区流转的利益补偿机制难以构建。因此，一方面，民工家庭有获得非农化流转收益的意愿，却缺少农地非农化流转的制度载体；另一方面，虽然纯农业农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与能力，民工却无法获得足够流转收入弥补市民化的支出缺口。因此，民工家庭要么放弃高风险、低收益政府征地，要么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农户主导型，要么选择准流转模式、要么选择自我经营模式。
从现实看，农户收入水平及所处阶段将决定农户流转土地所处的阶段[10]。事实上，若依照农户的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状况进行分类，各地农户流转土地所处的阶段可分为四个时期：以农业收入为主的零流转阶段、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并重的局部流转阶段、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流转阶段、以“非农业”纯收入为主的整体流转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在第一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农户有就业迁徙的意愿，却没有就业、定居一体化的能力，因而不存在土地流转的可能；在第二阶段，农户有在乡村实现小康生活的能力，却没有在城镇就业、定居一体化的条件，因而农户有流转土地能力，却不愿流转；第三阶段，农户有流转到工作地定居的基本收入，但没有“可行性能力”，面对家庭生存的各种风险，多数农户会选择农户主导型，且以土地部分流转为主；第四阶段，农户有流转土地能力与意愿以及定居迁徙的综合能力，因非农就业风险依然存在，在同等条件下，农民偏好选择流转风险小的农户主导型或集体主导型。因此，政府主导型要想加速流转，只能以最优惠条件刺激流转，才能取代农户主导型。基于民工家庭置产建房的集市化特征和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格局，可以推测，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整体状况是处于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这一流转现状决定土地流转模式只能采用农户主导型，而不可能采用政府主导型。就此而言，政府主导型参与农地农用化流转是资源配置的畸形儿。
（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三种模式”并存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土地流转模式选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是，一是中国人未富先老决定农户主导型将长期存在。随着中国加入老龄化社会，及其城市人口红利消失，这将加速农村长住人口的高龄化，农村人口老龄化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在农村滞留的老年人需要到60岁才能享受国家确定的每人每月最低55元的基础养老金，难以承担起养老重任。纵使加上农地流转租金收入约500元/年，也难以摆脱国家贫困线，这就需要劳动继续耕种优等地，流转劣等地，从而有利于农户主导型而不利于其他模式。目前在城镇打工的2.6亿青壮年农民工，都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服务，此外，虽然中国农业人口庞大，城乡劳动力的相互流动不会终结，但对于80年代以前的民工来说，“老而还乡”是主要选择，因而他们选择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二是处于重工业化阶段，对劳动力转移拉力有限；中国城市兴衰诱发流转模式的变迁，工业化的阶段也有类似性质。事实上，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土地的需求也不同。轻工业化对土地需求弱，对就业拉力强；重工业化对土地需求强，对就业拉力弱。目前我国处于重工业化的中期，这意味着城市发展的惯性让政府主导型得以延续。但是，重工业化对城镇化、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继而对政府主导型拉力有限，对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偏好强，对农村低素质劳动力吸纳弱。三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最新的中国基尼系数显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富人与穷人人口分布呈现金字塔形，而财富分布呈倒金字塔形。这种财富分布人口结构决定了为城市资本服务的政府主导型难以大范围推广，而为穷人服务的农户主导型因公平效应而有茁壮的生命力。四是城镇化即将见顶，对土地需求拉力减弱。中国社科院2011年《宏观经济蓝皮书》预测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结束高速“城市化”，由于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因而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对城市土地进行存量流转的城镇化，而非以城镇土地增量配置的城镇化。因而，这种趋势将遏制政府主导型在城郊的扩张。而且城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升级与企业外迁将强化这一趋势，因而有利于其他流转模式的发展。五是民工收入处于低水平陷阱，难以推动民工家庭城镇化。从民工就业周期与城市商业周期的联动效应看，民工回流周期也存在类似性质，这种周期性的就业现状决定农户主导型是民工家庭的首选。总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三种流转模式”并存。
（三）农民对农户主导型的偏好日渐强化
农户对政府主导型弱偏好的原因是：一是地方政府难以复制大都市流转土地的“暴富效应”。由于大城市的政府征地带来的造富效应，使多数乡村农民有“持地待沽”的暴富心态，这种心态不仅遏制了政府主导型低成本扩张，而且强化了农民对农户主导型的偏好。政府征地补偿并没有达到农户的预期，没有“财富效应”，却增加农民对政府主导型的逆反心态。二是社会保障残缺、就业培训的残缺致使多数失地农民陷入就业难、增收难的格局，也失去原有的精神乐园，使多数农户对政府主导型流转的态度，从默许、怀疑向拒绝演化。三是政府主导型“重流转过程、轻流转责任”，农民对其偏好急剧降低。为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农地之间的巨大“价差”，地方政府大量违规违法征占农地，导致全国出现4 000～5 000万失地农民。那些观望的农户对政府主导型望而却步。四是政府主导型有“示范效应”，无“推广效应”。从规模经济优势看，农户主导型初步实现了租赁式农业现代化模式与小农经营模式、流转模式的组合，而且传承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中国政府主导型造就的大农庄科技含量最高，但效率最低，集体主导型次之，农户主导型坚持了“小的是美好的”。以色列的农业经营组织的变革与衰落说明，集体主导型经营流转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最优模式。 此外，世界上农业发展成功的模式都以低成本的家庭农场配置经营土地为主，我国农业人口大国的国情决定政府主导型具有“示范效应”，不具备“推广效应”，这是农户主导型盛行的社会基础。
（四）政府主导型流转意愿难以实现
政府介入农地流转目的一个是流转寻租，一个是以农业大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可事与愿违。一是租金定价机制错位引起高流转费用。由于政府主导型面对的是非熟人社会，它的流转租金要高于农户主导型，因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二是地方财政对政府扶植的农业企业的补贴难以为继。为了推动规模经济，对政府主导的企业进行各种奖励与价格补贴，但受地方财政压力而无“持续效应”与“推广效应”。 相反，若对农户主导型进行技术补贴，农户会做得更好。三是农产品弹性理论告诉人们，农产品“增产不增收”是常态。若其他条件不变，只要没有农业科技创新打破农业原有均衡，任何流转与经营模式的优势皆难以为继，农业规模经营的暂时优势将演化为劣势。四是农户主导型具有意识与行为合二为一的优势。根据群体意识与组织效率理论，土地流转行为与社会主流意识兼容。农户主导型基本实现了流转、经营主体与小农意识的兼容，其流转与经营成本最低，其他模式虽然有规模经济优势，土地生产率与农户主导型基本匹配，但最难以整合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意识，其运营成本高。演绎结果证明，脱离生产力发展的流转模式，最终难以逃脱公地悲剧。不难想象，在农业现代化演进中，二者的博弈，政府主导型最终难以逃脱失败命运，农户主导型将蚕食政府主导型运营的空间。五是中央对政府主导型治理将日趋强化。基于以18亿亩耕地（2011年）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治国理念，中央政府绝不会长期纵容官商围绕征地与农民搞“博弈”，否则国家农产品危机必将愈演愈烈，但是地方官员唯GDP至上、惟短期暴利至上的流转理念，必将加速农业发展资源瓶颈；加速失地农民的生存危机；将给国家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治理成本。因此，对征地的短期化行为的治理日趋规范。从长期看，尽管中央不会取缔政府主导模式，其流转边界更加明确、有限；相反农户主导型能很好兼顾中央政策，又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意愿，因而有较好的政策愿景。
五、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未来演化格局
基于政府主导型流转特征可知，集体土地使用权的集中是缩小城乡、工农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但是这取决于集体土地未来演化趋势与格局，未来的土地配置是“三种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还是一种模式“一统天下”，这不仅取决于二者面临有利与不利变量的演化趋势，而且取决于两种变量形成的合力（序变量）。这种序变量不仅决定政府主导型的演化趋势，而且决定农户主导型的演化趋势，最终决定农村集体土地未来演化格局。由于集体主导型长期依附于政府主导型，即前者是后者的演化载体和结果，因而不必对其进行专门探究。这里，仅对农户主导型与政府主导型进行分析，以此预测集体土地演化格局。
（一）有利变量的特征对不同模式的影响
如前所述，政府主导型得以兴起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内在流转机制、土地财政、城镇先发优势、流转政策、市场垄断。可以具体解释为，权力依附机制因政治体制而生，土地财政由财税改革而起，流转政策因土地制度而定，城镇先发优势因生产力布局而变，土地专卖因利益博弈而改。又因为：政治体制属于根本性制度而难以巨变；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属于依附型变量，具有长期稳定性；生产力布局属于不断优化的中性变量，依附于政策变量；两种政策与土地机制属于因国家意志与利益格局而定，具有短期突变性。因此政治体制、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变革具有历史惯性与稳定性，难以短期发生突变，属于稳定变量，对政府主导型兴起在短期有强化作用，对农户主导型有弱化功能。 从长期看，只要中央政府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站在弱势群体一方，那么在城乡生产力布局、流转政策、流转机制构建上，中央将采取有利于维护弱势人群的对策，因而此类变量在长期可能对政府主导型有弱化功能，在长期属于不利变量；属于农户主导型的长期有利变量。由于集体主导型流转可分为内生与外生两种模式，此类因素对两种模式影响相反，对内生集体主导型在长期有强化效应；对外生集体主导型有短期有强化效应。
（二）不利变量的特征对不同模式影响
由于政府主导型面临不利因素可归结为6条：城乡工资收入趋同、城市化拉力放缓、政府主导型劣势、经济周期作用、农户流转意愿弱化、中央治理措施。城乡工资差异是土地流转的间接引力、长期趋于呈中性。城乡民工实际工资趋同，短期内对政府主导型流转具有弱强化效应，在长期趋势中为中性；对农户主导型恰好相反。由于中国城市化“见顶”还需时日与政府征地存在惯性，因而城镇化拉力在短期的持续将增加土地需求，对政府主导型有强化效应；城镇化在长期放缓将使就业拉力弱化，使农地流转失去合力内核，土地流转将回归农户主导型。规模经营模式在短期有规模收益递增优势，但在长期面临同业竞争与成本劣势，这将挤压政府主导型运行空间，使农户主导型获得比较优势。从短期看，农户流转意愿源于政府以往的公信力与服务力，属于短期变量。政府参与土地流转负面影响大，不利于政府主导型扩张；若政府公信力强化与利益补偿合理，那么农户流转偏好会发生逆转。从长期看，要视政府公信力与服务而定，可从目前体制推测，由于地方权威难以重构，在长期不利政府主导型发展。农户主导型优于政府主导型，属于有利变量。由于农户主导型远离权力中心，难以诉求财政支持适度规模，加之家庭经营优点与生产力同步变革的优势，政府主导型处于长期劣势。从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及其所处阶段总体来看，有利于农户主导型的发展，不利于政府主导型的稳定，属于有利于前者的长期变量。
（三）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演化的未来格局
以政府主导型为例。政府主导型短期缓慢扩张，长期必将衰落。从5条有利因素分析，前3条决定政府主导型发展未来，后2条从属于前者。由于制度基因的惯性（前者）具有强化功能，加上前三者共生效应，若没有政策巨变，有利因素在短期强合力拉动政府主导型扩张，将挤压农户主导型的运行空间。从不利因素看，由于前4条属于短期变量，由社会生产力决定；后2条属于短期常量，长期属于变量，由意识形态决定。意识形态演化滞后性决定了有利因素在短期难以形成强势合力，进而对政府主导型弱化反制。反制序变量与激励序变量的合力在短期内将推动政府主导型发展，抑制农户主导型扩张。
从短期看，有利于政府主导型的力量处于上升期，不利因素处于萌芽状态，在前者的合力超过后者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在短期还将处于与农户主导型僵持或有限的扩张状态。从长期看，若其条件不变，政府主导型因能量枯竭而必然衰落，农户主导型因适度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机制完善而复兴。对集体主导型演化趋势分析。集体主导型演化趋势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外生的依附于政府主导型的流转模式，将随政府主导型兴衰而演化，因此，在短期内有复苏趋势；但是在长期处于衰落。二是内生的集体主导型模式，依附于农户主导型演化而来的具有适度规模经营的以家族或大家庭而发展起来的集体主导型模式，将随着农户主导型纵深发展而兴起。目前内生集体主导型模式处于萌芽期。综合外生与内生模式的依附特征，集体主导型在土地流转格局中处于复苏状态。由于土地流转在短期处于政府攻势与农户守势的状态，因而集体主导型有坐得渔利而享有“三分天下”的可能。
从长期看，有利于政府主导型成长的因素在衰落，不利因素将形成强合力。但是两种合力形成序变量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如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治民主、社会法治化的全面落实，最终将弱化政府主导型流转的内在机制；若国家以民为本以市场公平交易为核心，那么政府主导型将处于衰落状态，农户主导型将继续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全国各地在发展水平及文化上的差异，城市对乡村辐射力的差异；小农资本、私人资本与权贵资本力量不同，因而，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三种模式”的演化格局可能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土地流转格局另一种极端情况：土地流转在暴风骤雨中完成。在短期内，一种可能结果是土地流转借鉴重庆模式或者重庆模式在全国推广。从现有资料分析，重庆模式属于典型的地方级政府与权贵资本联合主宰农地流转路径，以暴风骤雨式的政府运动完成政府圈地运动，因而快速出现政府主导型“一统天下”的局面。重庆模式似乎证实政府主导型似乎战胜了农户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在政府的庇护下替代了农户主导型获得发展。但是，纵使这种模式在那里是成功的，但这种依托大都市经济圈的土地流转模式，对于广大远离大都市的乡村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还是一个未知数。据现有资料分析，成渝地区土地流转取得短期成就，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大都市生产力发展造就的强势拉力，拉动周边乡村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就业的本地化。在其他地区，农地流转并不具备这样的大都市辐射力，因此，现在畅谈推广成渝模式经验为时尚早。若政府主导型流转模式是好的，若中央政府真要在农业部门强制推广成都模式（成渝模式被叫停），那也要等到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农业人口衰老时，等他们彻底退出农业生产时才能执行，这个时间恰好是约30年。当然，时间长短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福利差距能否最终消除，否则中央纵容其蔓延的社会之乱将为时不远。
土地流转另一种极端情况：土地流转在和风细雨中完成，农户主导型在适度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中主导未来。假设地方政府与农户、集体一样，属于没有任何特权的市场主体，即政府主导型彻底退出土地寻租性流转，那么，现在处于主流地位的农户主导型对农地流转格局将产生何去何从的影响？以温州模式为例。从有限资料判断，温州农地流转属于典型藏富于民的农户主导模式，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温州模式，其成功的把现代与传统、小农业与小工业有机结合，逐步走上城乡、工农互动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乡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良性发展之路，可是人们对其成败知之甚少。基于以上分析与河南的有限调研资料判断，至少在工业并不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农牧区，我国农地（广义）非农化流转处于中后期，只是全国各地情况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农业用地的流转，其流转阶段在全国可能处于初级阶段，这种流转阶段只能以农户主导型为主。对温州模式而言，农户主导型完成。研究认为，国家在土地流转中的职责是：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的魅力在于要给理想模式一点时间，要给土地适度流转、适度规模经营一种制度保障。若地方官吏、农村“两委”能以公允的心态为“土地流转服务”，不从土地流转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那么，三种模式的流转绩效应该说政府主导型最高，但是这种假设难以摆脱利益干扰；相反，农户主导型流转速率、规模比政府主导型逊色，但是其流转成本最小、经营绩效最高，社会治理成本最小。简言之，对土地流转未来格局的判断是：政府主导型短期扩张却难以替代长期衰落的趋势，农户主导型短期停滞并不意味长期衰落，集体主导型依附特征将随政府主导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各级政府对农户主导型的微观干预，从演化的结果看，农户主导的演化最终格局与政府主导型异途同归。
参考文献：
[1] 厉以宁，蒙代尔.成都模式的实践与探索[J].经济研究参考，2010（15）：811.
[2] 刘双良.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J].甘肃社会科学，2009（4）：6973.
[3] Sure K，Wye T.Economic Impacts of the Saskatchewan Agricuture and Food Cluster on the Saskatchewan Economic[M].Sakatoon：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2005.
[4] Yeung WaC.Rethinking Rural Economic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stiute of Biitish，2005：30（1）：3751.
[5] Saro Peter.Total Food Chain Safty：How Good Practices Can Contribute[J].Trend in Food Science &Technology，2008（19）：405412.
[6] 于传岗.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J].江汉论坛，2011（6）：8287.
[7] Kung Jks.2002：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ed market in Ru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2002（30）：354414.
[8] 于传岗.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模式特征与演化趋势[J]. 商业研究，2012（12）：186192.
[9] 黄延信.农村土地流转状况调查与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1，9（5）：49.
[10]于传岗.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综合改革的新思维[J].农业经济，2009（1）：2326.
Standying on the Land Circulated Pattern of Government Leading on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and Trend of Evolution
YU Chuan-gang1，2
（1.Pingdingshan University，Pingdingshan，Henan 467000；
2.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关键词:中等教育专业;学生;心理特征分析;因材施教
在市场经济面前,学校与企业一样｡企业要兴旺繁荣,必须生产出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产品;学校要生存发展,必须培养出适用对路,品学兼优的人才｡高质量人才的培养,—靠教育经费的投入,二靠高水平､责任心强的教师及科学有效的管理,三靠学生本人的不懈努力｡而教师是学校的精髓,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教师应根据教学对象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这就要求教师了解掌握教学对象的特点和学习状态,做到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简而言之,就是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施以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因材”,即区分材质,而区分材质的关键是必须了解掌握学生的智力构成及心态构成状况｡
中专学生从其报考时的来源看有如下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属智商较高型｡这种学生报考中专原因很复杂,或家境贫寒为减轻学费,或家庭环境恶劣,或本人不求进取等等;第二种状况属智商一般型,第三种状况属智力较差,而通过百般努力考入中专的｡这三种情况可区分为三种智商型:高智型､平智型和低智型｡
中学到中专,可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问理想抱负,不同智力心理层次的学生,对这次重大转折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些学生认为这次转折来之不易,倍加珍惜,紧紧抓住这次转折的机遇,通过辛勤努力而成为栋梁之才;而有些学生却自命清高,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或悲观失望,或自暴自弃而不能成器等等｡因此,由不同智商型和不同心态型便组合成了如下大致九重类型的学生:
这里,a､b､c分别表示高､中､低三种智商型,a､b､c分别表示积极进取､一般进取､不思进取三种心理特征型｡不同智商型与不同的心理特征型构成了九种组合型,即:高智强进型aa､高智平进型ab､高智无进型ac;平智强进型ba､平智平进型bb､平智无进型bc;低智强进型ca､低智平进型cb､低智无进型cc｡
下面,根据上述学生层次的划分,简要阐述—下各种类型学生的形成､表现､作用及其相互转化,以利教师正确区分材质､实行因材施教｡
一､各种类型学生的形成及表现
作为智商的形成,很大程度取决于先天素质,后天影响较弱｡而心理特征的形成,后天影响较大｡因此,这里着重谈一下心理特征型及组合型的形成及其衷现｡
a型的形成及表现:此型属积极进取型｡具有这种心理特征的学生,一般家庭环境较好,父母大多属知识分子,或中下层干部,或普通职员､普通工人农民｡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饱经沧桑历尽艰辛,并经常向子女灌输,他们严谨做人､踏实做事､积极进取的精神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子女,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有明确的希望｡这样,使其子女产生了极强的发愤图强,立志成才,光宗耀祖的心理,他们深深地理解和体谅无多大社会活动能力的父母之难处,极力想通过自己的拼搏来减轻父母对自己的负担｡由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他的学业理论水平及实际能力要远远地超过中专教学目标,他们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才｡不同智商型的a型,其表现没有多大差异｡
b型的形成及表现:此型属一般进取型｡具有这种心理特征的学生,其家庭环境一般,父母或许身居显位,但对事业的追求不一定十分激烈,其显位往往属于自然形成(如年龄､外部环境等),对子女的要求不一定十分严格,没有明显的过高期望值,一切顺其自然,学生本人的表现也是如此｡这类学生的自尊心较强,他不求过多地表现自己,但却害怕批评｡不同智商型的b型学生又有不同的表现ab型呈现主动状态,他有能力成为aa型,而却有意识地不追求十全十美｡比如在生活态度上,他完全可以严肃地追求未来生活,但他往往有自己的生活生存方式,以他自己以为的潇洒倜傥安排自己的生活,包括穿着打扮,言行思维等各方面,他的衣食住行都可能别具一格;cb型的学生呈现被动状态,也许有过长时期的积极进取,终因智力较差或恒心欠佳而前功尽弃｡
b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能向a型发展,一方面又可能向c型转化｡其表现是随波逐流,凡事不争先也不落后,有意识地始终保持中游水平｡由于主观上有意识地居中,这样,在不同群体､不同环境中,他要审时度势地作出调整:当他处于中上水平时,他便自觉不自觉地松懈下来,渐渐地由中上变为中游;当他在群体里处于下游水平时,他则有意识地努力,使之赶到中游行列之中;当他所处的群体整体素质较高,无论怎样努力也达不到中游水平时(此时又缺乏外部条件的引导帮助),他便转化为c型了｡这样形成的c型容易自暴自弃,一蹶不振｡
c型的形成及表现:此型属不思进取型｡这种心理特征型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大多家庭环境较恶劣,个别的属个人素质较差｡如父母离异,或父母长期打“闹”;或父母生活态度不严谨,不务正业;或家境过于贫寒;或颠沛流离,生活不安定;或父母对于女要求过于松懈,放任自流;或与社会劣迹青年过多接触等等,都会形成这种心理特征｡
这种心理特征型的学生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或坐卧宁,心神不定;或郁郁寡欢,意志消沉;或独往独来,我行我素;或言行不俭,搬弄是非;或无所用心,自暴自弃等等｡
二､各类型学生在班级里的作用
a型的作用:这种类型的学生是班务活动的主导力量,他们具有很高的热情,集体观念和责任感极强,他们的积极性最易调动,在学习､劳动､纪律等齐方面都会起积极带头作用｡
b型的作用:这种类型的学生是班级的基础力量,由于比重较大,不把b型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班务活动往往很难进行｡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困难,只要所搞的活动(如学习竞赛､集体劳动､娱乐游艺等等)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他们会积极支持和配合的｡他们的积极性调动得越充分,所搞活动的气氛就越热烈,收到的效果就越好｡
c型的作用:具有这种心理特征的学生比重较小,在班级里不起重要作用｡他们大多数的行为准则是不受人左右,田此,他们的积极性较难调动｡但作为集体里的一员,在关系到整体利益的时候,在不损害他们自身利益和荣誉的时候,他们会响应和配合各种班务活动的｡重要的是,一定要处理好他们的名和利等问题,对他们应多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少发号施令,粗涉｡他们的各方面问题处理得好,可加速其向好的方向转化,否则,会造成他们更大的心理障碍｡
笔者根据多年的中专教学经验和对所教学生调查测试,发现中专在校生(以计划内社招班为标准)多种类型学生的比重结构大致如下: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50人的班里智商较高的约有10人,智商一般的约有35人,智商较差的约有5人;而积极进取的约占25人,—般进取的约占20人,不思进取的约占5人｡再结合表3我们可以看到,智商较高的10人中,真正品学兼优的仅有4人,而其余的6人或随波逐流､或不思进取而退步了｡智商一般的35人中,有一半学生积极进取,刻苦努力,智商差,又不努力上进的学生比重极小,占2%｡
三､各类型的相互转化
不同智商型,不同心理特征型以及不同组合型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都是会发展变化的,即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具有可逆性,即不仅cba､cba及cccb…abaa转化,同时也存在abc､abc及aaab…cbcc的转化｡作为教师,不仅要及时发现各类型的相互转化,而且要密切注视各类型的转化,并在各类型的转化过程中,起积极的引导作用,促进劣差型向优良型的转化,防止优良型向劣差型的转化｡
(一)心理特征型的转化
我们假设智商型a､b､c的权数分别为3､2､1,心理特征型a､b､c的权数也分别为3､2､1,则可得到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特征型的转化是一种纵向运动的过程即cba或abc的转化,在组合型里面表现为同一智商型间的相互转化,如cccbca转化及逆化或aaabac转化或逆化等等｡一般心理特征型的转化不能横向进行｡
(二)智商型的转化
一个人的智商可根据综合测试等多种方法得出｡显然智商具有时点性,随着个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智商水平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表4可以看到,智商的转化是通过先纵后横的演变而实现的｡如aa型松懈努力,渐渐地转化到ab型,而ab型相当于ba型(两者权数值均为5);ba型松懈努力,渐渐地转化到bb型,而bb型相当于ca型(两者的权数值均为4);ca型松懈努力,将转化成cb型进而转化到cc型,其转化过程为aaab…cbcc或cccb…abaa｡这个转化过程表明:高智者如长期不努力学习,各方面不求上进,完全可能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为低智,相反,低智者如比期不懈地努力拼搏,不断进取,也有一步一步发展成为高智的可能,只不过高智向低智的转化较容易,低智向高智的转化需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努力｡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智商型的转化首先是通过心现理特征型的转化进而达到组合型的转比来实现的｡智商型本身是不能转化的｡由表4按权数值路径可知,aa型向cc型的转化路线有四条｡
(三)组合型的转化
组合型的转化是通过心理特征型的转化而实现的,其转化过程和路线与智商型的转化完全相同,智商型的转化过程也就是组合型的转化过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智商型的转化是通过心理特征型的转化实现的,智商的转化对心理特征之转化影响甚微,而心理特征的转化则决定了智商的转化｡作为智商,先天素质固然重要,但后天影响也决不能忽视｡如上述的aa型向cc型的转化是完全可能的,长期地不用脑,不学无术肯定会导致记忆力衰退,智力迟钝｡相反cc型向aa型的转化,也必定是由于勤奋学习,积极思维,使脑力越用越活,越用越敏捷而形成的｡有人说鲁迅有天才,而鲁迅却说:我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学习上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哲学观点讲,量变一定会达到质变｡
作为因材施教,不仅要区分不同的智商型,还必须区分不同的心理特征｡因为因材施教从“教”来看,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文化知识培养,一是品行素质培养｡作为文化知识培养,高智比低智或平智培养前途大,培养价值高｡但高智不等于具备强烈的求知欲｡如ac型只注意到他的智商,而忽视了他们的厌学心理,尽管救师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传授知识,也难以使其成才｡对于ac型的学生,应当首先教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远大的理想抱负,教他懂得科学文化知识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的重要性,使其转化成ab型进而转化为aa型｡学生的类型向优良型转化了,教师的传道授业才能奏效｡教师不分教学对象,不分类型,盲目施教,是达不到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的｡由此看来,教师促使学生类型向优良型的转化要比授业解惑意义重大｡
作为中专学生,大多已年近20岁,单纯的智商挖掘为时稍晚,但心理特征的培养则时刻不能松懈｡心理特征的形成固然取决于本人及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教师作为学生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是绝不容忽视的｡因为中专学生大多是首次长期远离父母,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种种困难是难免的,他的忧虑､烦恼､困难无处诉说,得不到帮助和解决,一定会导致心理障碍,此时,最需要的是值得他唯一信赖和尊敬的班主任或任课老师的帮助和引导｡假如老师由于工作过粗,对学生缺乏耐心的引导和帮助,使一个优良型的学生转化成劣差型,则作为亚父母的班主任和老师实属误人子弟､妄为人师｡
那么,教师怎样正确区分学生类型呢?简而言之应多接触､多观察､多询问,具体可分为如下两方面:
首先对智商情况的了解｡可通过阅读学生档案,了解初高中时的学习状况及考试成绩以及以前老师对其评语;还可通过课堂提问不同难度问题､批改作业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智力层次;还可通过与本人及同学接触､与其他有关老师交流等来了解学生情况;还可进行综合测试等等｡根据掌握的情况资料,划分三级智商层次｡
其次对心理特征型的了解｡可通过与其本人交流､谈心､阅读学生档案､向有关同学老师了解,有条件者可进行家访等办法来了解｡根据对学生心理特征的了解判断,划分三种心理特征类型｡三级智商与三种心理特征型划分出来之后,九种组合型自然就确定了,材质区分出来了,因材施教的关键便解决了｡
参考文献
[1] 葛操.当代大学生心理分析[m]. 工商出版社,2000.9.
[2]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m].2004.7.
关键词：数字出版；出版人；微观转型；胜任力
当前，出版业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这决定了出版人必须慎重反思自身在知识积累、能力结构和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足，以胜任力为标杆，不断学习、调整，适应复杂的新环境，在为组织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事业追求。
一、出版人微观转型的必要性
出版人微观转型是指出版从业者顺应技术革命和业务变化的需要，利用一切可获得的资源，通过主观努力调整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改善工作态度和心理状态，以达到新的岗位要求的一系列自我管理活动。一般而言，大部分出版人有多年从事编辑、校对、策划、销售等出版业务的经验，对出版发行事业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复杂的产业数字化变局，其职业发展会遇到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技术革命带来产品形态、商业模式的剧变，导致出版人难以胜任新的岗位要求。传媒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种不断进化的力量使出版人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快速老化和贬值。如果个体补充新知的能力不足，将无法适应新型业务的要求。基于信息技术的流程再造会导致岗位职责发生较大调整，这给出版人提出转型的迫切要求。技术创新的驱动在数字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压倒性的，而且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缺陷最易被感知，往往是出版人重新定位的现实起点和核心动因。
第二，自我认知、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危机不断爆发。当职业发展遇到挫折时，个体的自尊、人生观和价值观会遭遇冲击，比如会感到疲倦、无助、烦躁，对组织文化不满，人际关系紧张，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很多人纷纷跳槽，就是这种心理障碍的外在表现。在数字时代，出版人感受到的不仅是知识技能的力不从心，还有对产业前途的担忧，例如有人认为出版业将沦为夕阳产业，这种悲观论调具有一定代表性。社会变迁和行业转型给个体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因此，管理者除了通过项目培训、岗位轮换和脱产进修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素质之外，还不能忽视员工的心理调适和自我认同的重建。
第三，管理制度问题导致出版人缺乏自我超越的动力。我国出版机构长期是事业单位建制，许多老员工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政策的保护下，缺乏创新的动力，一部分人甚至抱着“混日子”的心理，希望熬到退休万事大吉。这种心态既有制度安排的原因，又与个人的事业追求和自我管理能力有关。根据心理学研究，面临压力时个体既可能作出学习、调适等积极反应，也可能产生愤怒、迷茫、沮丧、自卑等消极反应。面对数字浪潮的冲击，如果员工个体的压力管理能力不足，就会对自身事业心、专注度、创造力和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在“压力——回避——更多不适——更大压力”的恶性循环中，出版人除了感到焦虑、无奈、无助、疲倦之外，还可能会选择逃避、敷衍或抱怨，这对组织效率无疑会有严重影响。
第四，领导者对员工微观转型的忽视，导致企业数字化战略缺乏有效的人才支撑。大多数管理者在面对数字洪流时，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在产品创新和营销沟通等环节引入新技术，以及提高营销绩效等问题。这种思路最大的逻辑缺陷在于忽视了人力资源的本位作用，不论是哪个环节的数字化，都必须由人来执行，而执行效率则取决于人的技能、态度、合作意识。因此，数字化工程必须从人的因素出发，前瞻地考虑员工的微观转型，否则战略规划再宏伟，也无法取得理想效果。目前，许多传统出版企业已经开始介入数字出版，但从人才角度考察，懂得数字出版技术与经营且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极度缺乏，而此类人才无法全部由外部引进，因此，出版人微观转型是具有全局意义的紧要任务。
二、出版人微观转型的目标设定
“胜任力”（Competency）的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David McClelland于1973年提出，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通人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深层次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概念、社会角色、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且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在诸多要素中知识和技能是外在的、可见的，而心理动机、个人特质、自我概念、社会角色、态度或价值观则是内在的、隐藏的。①出版人微观转型应以岗位胜任力的提升为宗旨，通过专业培训、自我教育和压力释放等方式调整能力结构和心理状态，以便能较快适应新环境，顺利完成角色转换。具体而言，出版人微观转型的目标设定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是职业生涯和人生价值的重新定位。在环境复杂快变的时代，一个人的发展会受各种变数的影响，因此，人生定位需要根据环境演变动态优化，有时甚至需要重新选择工作岗位或努力方向。在数字环境下，出版人在职业发展中，除了知识技能补缺之外，职业方向可能需要转换，价值目标需要重新设定，这些都是确立转型目标时必须考虑的。在自主意识和个性日益彰显的今天，出版人重新反思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愿景，对自我价值的有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分析，出版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必须坚持“个人——职业匹配”的原则，尽量将个人特性、职业发展与组织战略结合起来，这样更容易实现组织和个人的双赢。
其次是知识技能的更新和完善。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环境要素之外，体制改革和数字化还会引致任务环境的复杂化，而任务环境则是影响出版人胜任力特征结构的关键，亦即岗位职责、管理层次的变化，会影响出版人工作的有效性。②在数字时代，许多新技术、新工具不断涌现，对出版人的策划、组织、沟通、协调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如何通过学习进行知识和技能补缺就成为出版人微观转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出版人在参加培训的同时，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比如知名高校的开放课程、专业论坛、在线知识服务等网络教育资源都可以加以利用；许多电子文献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可以移动阅读，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借助搜索引擎加以查询。这些新兴的信息获取方式不仅是出版人应该提供给读者的，也是自己在学习中应该积极运用的。
再次是心理状态的调适。心理状态看似属于私人问题，但它会影响人的工作效率，进而会影响到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发展。管理者应该塑造良好氛围，引导员工以积极心态去面对挑战。从人格特质方面分析，一个善于创新的出版人应该有高度的职业热情，在遇到新问题、新事物时能够发挥求知欲和创造力，灵活地观察、主动去适应，具有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面对挫折会找原因解决而不是抱怨。③因此，出版人理想的心态应包括：不断开放心智，对技术、市场和业务变化等保持关注，成为乐意学习及与同事交流的员工，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能主动与合作伙伴协商解决，而不是将问题悬置起来，任其向负面方向发展。
最后是整体绩效的明显改进。个人绩效增加的幅度可以通过可靠的方式予以测度，因此，可以将个人绩效作为考察出版人微观转型是否成功的指标。个人绩效可以从上级领导、员工本人、同事等的评价中得到反馈，比如个体在人际交往和工作岗位上的表现，在团队中作用的大小及工作业绩等都是可以观察和评价的。出版人微观转型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完成的，其他成员的支持对于转型的成功至关重要，和谐的团队能激发个人的成就动机，使个体产生积极的行为，因此，出版人微观转型也应该以个人业绩和团队业绩的共同提升为目标。
三、出版人微观转型的主要内容
出版人微观转型不仅需要个体发挥创造性，而且离不开出版企业的支持和引导。从操作层面分析，出版人微观转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明确微观转型的思路，重新确定职业理想和业绩目标。出版人应该客观认识自身在技术敏感度方面的不足，在分析技术变迁的影响和自身实际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文化导向，确定微观转型思路。在确立目标时，出版人应该以个人的思考、权衡为主导，但是对于领导、同事、亲友的意见和建议必须给予重视。缺乏有力的人际支持，即便目标非常高远，其成功的概率也要大打折扣。
第二，规划微观转型的路线并加以执行。出版人微观转型应该以胜任力的提升为核心，借助内外资源，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知识能力和工作态度的全面改进，尤其是要通过各种途径补充技术知识，并掌握完成新业务所需的技能。在规划微观转型路线时，出版人要了解领导对自己的期望，这种期望既有岗位职责方面的，又有价值观和态度方面的，进而在现有基础上提升自己。在执行计划时，出版人除了接受企业安排的培训之外，还应借助互联网加强自学的频率和力度，以提升综合实力，例如下载专门的视听材料，并与同事一起研讨等。
第三，根据各方反馈改进微观转型的方案。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综合素质，微观转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它需要出版人在听取领导、同事反馈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方案，使之更加符合个人、企业的需要。管理者则应该将岗位要求和现实绩效的差距告知员工，结合员工的兴趣、追求，为其提供专业的培训和职业指导，同时在时间和资源方面给予支持，此外对不同岗位还要设置差异化的考核指标，避免单一标准导致的误差和偏失。另外，还应鼓励同事之间就如何改进胜任力进行积极的沟通。
第四，个体心态的调整必须贯穿始终。出版人微观转型不仅是为了提高工作绩效，而且能实现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的统一。因此，出版人除了参考岗位需求补足知识技能缺陷之外，还应该通过态度、价值观、自我认知等的调整，从学习、创造、贡献和分享过程中获得成就感。这样一来，出版人在角色适应过程中，不仅完成了业务指标，获得了应有的认可和报酬，还加深了对出版业的理解和感情，增强对组织的忠诚度。
总之，出版人微观转型应该以岗位胜任力的提升为主线，在管理者的引导下自发进行。出版人微观转型的成功不仅是出版企业顺利实现流程数字化的内在需要，也是出版人实现职业抱负的必要凭借。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出版人微观转型不仅是个体职业生涯顺利推进的必需，而且对出版企业的成功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效率的考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出版人微观转型要和出版企业战略相结合，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共同成长。个人心智能力的成长对组织的壮大有益，员工胜任力是经营成功的核心驱动，出版人通过重新定位、持续学习和心态调整，提高岗位胜任力，这本身就是出版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的重要支撑。从互惠的角度出发，出版企业应该鼓励员工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并尽可能创造条件帮助其实现梦想，唯此出版人微观转型才能真正与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结合起来。对于努力转型的员工，管理者要对其胜任力进行测量、确认和激励，增加组织中不同层级之间人员、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性，这样才能激发员工为组织贡献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发挥示范作用，促使更多优秀人才充分释放才华。另一方面，出版人应该以组织为依托，利用单位提供的培训机会和相关资源提高自身素质，为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做出更多贡献。
其次，注重价值观引导。企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资源、流程和价值观三大要素，其中资源整合、流程安排受到较多重视，而价值观的塑造和分享则容易被忽略。实质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组织，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都非常重要，员工秉承一致的价值观有利于行动的协调和整体效率的提升。缺乏理想的出版人即便掌握了新技术，也终究会由于目光短浅而失去前进动力，因此，出版企业务必要注意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在数字环境下，强调读者至上的哲学，在营销中尊重个性化阅读诉求，通过科技手段更好地传播文化、传承文明、服务读者才是出版人应该坚守的核心价值，同时在组织内倡导积极进取、正直坚强、团结谦让、循难而上、沟通协作等理念也有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④
再次，要考虑业务技能、经营理念和文化使命的均衡。出版人不仅应该主动突破技能缺陷，同时还应该意识到买方市场格局下产品和品牌营销的重心到底应该放至何处，目标市场和读者需求的辨识要注意什么，此外还必须牢记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通过综合素质的完善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国出版业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制约，营销能力内功不足。出版人微观转型表面看来是由技术要素引发的，但是实质上我国出版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市场意识和运营能力的“补课”，比如对读者消费心理和行为的洞察，对市场趋势的预测等能力都亟待提高。在实践中，出版人微观转型可以通过组建团队的方式完成。团队成员在学习方面可以互相交流、互相鼓励，而在经营理念转变和文化使命担当方面，团队的作用更为明显。在以产品线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中，团队这种强调深度会谈、互相帮助、协作创新的组织形式更具可行性。在共同愿景的指引下，出版人就营销思路和文化理想等话题充分交换意见，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样更有利于微观转型的早日成功。
最后，个体的修炼永无止境。回顾人类出版业历史，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和商业模式的剧变，使潜在生产力得以释放。在此过程中，出版人的应变智慧和创新行动皆不可或缺。在数字时代，出版人应该对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抱有学习的态度，随时准备在已有知识丧失意义时，从零开始重新出发，掌握新知以适应形势。出版人微观转型的成功依赖于个体努力，尤其与个人的应变意识、学习能力、知识应用、勤奋程度、决策技能、情商高低、自我效能、成就动机、创新能力、人际交往、沟通技巧和领导水平等因素有关，⑤因此，对于管理者而言，在组织内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适当的引导和激励、及时的奖励和晋升等是促使出版人微观转型高效完成的关键。
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它需要出版人用智慧、行动去突破时代和技术的限制。数字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空前压力，同时也是个人职业生涯升华的绝佳契机，因此，出版人应积极拥抱变化，以胜任力为标杆，通过参加培训、技能演练和心态调整等一系列努力，转变为符合新兴业务需求的骨干人才。
（作者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师、管理学博士）
注释：
① 遇仁华，丽玛.基于AHP的知识型员工胜任力评价研究[J].经济师， 2010（12）.
② 肖剑科，赵曙明.基于情景分析的未来人力资源经理胜任力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
③ 何健文.创新人才胜任力构成要素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1（2）.
在我国大约有400多个中等以上城市是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数量不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支柱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都曾主要依靠某种自然资源来发展地区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任何一个地区的资源可采储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及其不可再生性，使得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开采自然资源为保障的地区必然面临资源枯竭、经济衰退和产业转型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从辽宁省的情况看，截止到2001年底，原有的8座有色金属矿山已有7座实施关闭破产。煤炭资源产业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按现有的可采储量和生产能力进行初步预测可采年限大约为36年左右。随着资源的萎缩，我省的煤炭产量逐步下降已成定局，在此期间，抚顺、北票两个完整矿区以及阜新、沈阳、南票等几个矿区的大部分矿井将报废，最好的铁法矿区也将从鼎盛时期走向萎缩期。根据我省资源枯竭问题的日渐突出，加快资源枯竭城市的产业转型已是势在必行。
伴随资源枯竭城市的产业转型必然会出现大批资源型企业的关闭破产。但与一般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相比，资源型企业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具体表现在：第一，资源型企业的关闭破产会导致城市经济的整体性衰退。与一般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一般都存在着产业单一、结构单一、人才单一的状况，一旦这种单一的产业出现衰退，城市经济就会陷入困境，极易导致“矿竭城衰”的命运。第二，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对集中，随着矿区资源日渐枯竭，企业关闭破产，大量职工下岗、失业，整个城市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的压力将会非常沉重。如抚顺矿区人口占市区人口的三分之一，现有12.25万人需要重新就业安置。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的特点使剩余劳动力很难向其他行业转移，致使就业压力更加突出。第三，产业转型的条件缺乏势必延长转型过程，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老工业基地的资源型企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青壮年时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资金积累，产业转型过程往往会遇到资金的严重短缺，加之人才、信息、职工素质等条件的制约，致使产业转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产业转型时间的延长势必直接加重就业压力，影响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一部分人的生活趋于贫困，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近年来，我省一些资源型城市先后发生了大规模集体上访、围攻政府机关，甚至拦堵铁路、公路等，就说明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城市产业转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的各级党组织，作为整个城市的领导核心和企业的政治核心，在产业转型中负有其他任何组织不可替代的重大责任，因而加强资源枯竭城市党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二、资源枯竭城市产业转型中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资源枯竭城市的产业转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党的建设也必须冲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围绕产业转型这一资源枯竭城市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然而，目前这些城市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运行模式仍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沿袭着许多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法，致使党组织在领导产业转型中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突出表现在：
第一，党的基层领导体制不适应城市产业转型的需要。资源枯竭城市中党的组织大都是依托于大型矿区建立起来的，突出的特点是条块分割、政企合一。改革开放以来，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矿区城市党的基层领导体制有所改变，但领导机构、领导方式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模式，仍然难以适应领导产业转型工作的需要。许多党组织对于如何领导产业转型，从思想、观念到实践运作都不清晰，常常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严重影响了党的领导效能的发挥。这种状况客观上要求改革基层党的领导体制，转变领导方式，以卓越的领导效能牢牢把握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的主动权。
第二，党的组织体系不适应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变化。在单一公有制的经济环境中，党的组织依托于全民、集体所有制而覆盖全部社会单位，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然而，随着城市产业转型，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独立于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外的社会组织会越来越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大量涌现。这种变化使原来党的组织体系出现了松动，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空白，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存在着缺位和不到位的状况。
第三，党务工作队伍状况难以适应产业转型的需要。伴随资源枯竭城市的产业转型，必然会出现机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员的重新组合、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在这种变化中，一些素质好、能力强的党员干部将更多地流向行政、业务部门，这对于原本就比较薄弱的党务干部队伍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党的建设在产业转型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决定和要求必须建立一支德才兼备、坚强有力的党务干部队伍。这种高标准的要求与现实党务干部队伍的不适应形成强烈反差。显然，这种状况与产业转型对党的建设的更高要求不相适应。
三、加强资源枯竭城市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设想
面对我省资源枯竭城市的现实情况，适应产业转型的客观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升级，要求资源枯竭城市的党组织必须把产业转型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作为城市产业转型主体的矿山企业党组织，必须明确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实现从传统的围绕生产经营抓党的建设到围绕产业转型和社会稳定抓党的建设的重大转变，以改革的精神，积极应对产业转型给党的建设带来的挑战。
1.高度重视资源枯蝎城市产业转型中的党的建设工作。
实现资源枯竭城市基层党的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客观上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重新认识自身的职责和任务。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加强对资源枯竭城市产业转型问题的研究，明确产业转型的目标、方向、原则和重点，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真正使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要把产业转型同实现劳动力的战略转移、合理解决就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始终以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党的工作的基点和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目标；要克服部分矿山企业破产后出现的淡化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强化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和社会整合功能，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保证产业转型工作的顺利进行。
2.改组企业党的领导机构，加强对资源枯竭城市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原有矿山企业党的领导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依托原有矿区建立一个新的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机构，形成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的领导核心。这是实现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在这方面，葫芦岛市场家杖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杨家杖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原杨家杖子矿务局和杨家杖子镇的基础上组建的。随着矿区资源的枯竭，1999年矿务局宣布破产。但由于矿区地处偏僻，职工安置困难，加之诸多社会问题的显露，使得整个地区曾一度处于动荡之中，大多数基层党组织也处于瘫痪状态。针对这种状况，葫芦岛市委、市政府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维护矿区社会稳定的角度，决定在杨家杖子建立经济开发区，成立开发区党工委，对整个地区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封闭的企业党委的体制模式，通过在资源枯竭企业所覆盖的整个地区建立党工委的形式，既能够把分散在这个地区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有效地管理起来，又可以对整个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进行统一领导。从杨家杖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成立两年多的实践看，效果是明显的，党工委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领导整个地区的产业转型、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从资源枯竭城市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建构多样化的党的组织体系。
矿区企业关闭破产后，随着党员流向发生的新变化，原有的按照地域、在一个基层单位中建立党组织的传统单一的企业党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党员教育和管理的需要，必须根据资源枯竭矿区的实际，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对产业转型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原则，及时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设置，建立一种形式多样、各具特色、适应流动党员教育和管理的新的党的组织体系。一是组建直属单位和国有企业党组织。即在新的辖区中的社会职能部门和原单位破产后重组的国有企业中组建党组织，有效发挥直属单位和国有企业党组织在产业转型和维护稳定中的主体功能和作用。二是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根据资源枯竭城市下岗党员和离退休党员众多，并大都流人社区的特点，加大街道和社区党组织的组建力度，形成以街道党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的流动党员管理体系。三是在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和商业网点建立党组织。根据产业转型和扩大招商引资的要求，加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中建立党组织的力度，通过组建“独立式”、“联合式”、“挂靠式”等多种形式的党组织，把流动到这些企业和市场中的党员管理起来。四是建立城乡联合形式的党组织。根据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和地区向第一产业转型，建立农业示范园区，以及与农村共同组建产供销经济联合体的需要，必须打破农村与城市的界限，打破传统的村屯界限，按照就近连片的原则，把分散、流动的工人和农民党员组织在一起，建立城乡联合的党组织。
通过以上多种形式来建立资源枯竭城市党的组织体系，就能够有效地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做到企业破产后党的组织不散，党员队伍不乱，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4.围绕产业转型和社会稳定，改进党组织的活动方式。
在实现矿山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新的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决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国有企业的传统做法，而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矿区产业结构转型、围绕切实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开展活动，只有这样，党组织的工作才有生命力，才能取得实效，才能在广大职工中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是要强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枯竭城市的产业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特别是随着矿区企业的关闭破产，必然造成人心浮动，心态失衡，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能出现，从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充分利用宣传媒体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做好稳定职工情绪、防止矛盾激化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宣传产业转型的必要性，从而使职工树立起为转型拼搏献身的精神，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参与，成为城市产业转型的开拓者。二是要创新活动载体。通过一定的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载体，开展党的活动，是基层党组织重要的活动方式。伴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党的活动载体也必须创新，即由原来的围绕矿山开发与经营转向围绕产业转型和社会稳定，精心设计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活动载体，并要不断充实内容、改进形式、增强实效，将党的各项活动融人、渗透到推进产业转型、服务于群众生活和各种具体实践中去。
5.探索党员实现自身先进性的新形式，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区作为“一五”时期国家在西南地区布局建设的重要能源基地，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为重庆市、四川省及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而特殊的贡献。但是，由于**有着“因矿设区、为矿服务”的特殊历史，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导致煤炭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水平层次不高，社会事业发展欠账较大；历史包袱沉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突出，安全和稳定的形势严峻；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巨大，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采空区范围量大面广，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一旦市场环境发生波动，就有可能再次陷入困境，甚至会面临“矿竭城衰”的危机。因此，加快全面转型成为**生存和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般而言，资源型地区的发展阶段可分为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但无论处于哪个时期，都有一个转型、调整、优化和升级的问题，早转早主动，晚转则被动。对**而言，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和最佳时期。一方面，我区已逐步进入煤炭资源开发的中后期，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今后转型的难度将会更大；另一方面，我区的煤炭资源仍有较大的开采潜力，且在一段时间内市场形势看好，为我们推进转型赢得了缓冲空间。同时，我区在推进资源型地区转型中，有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有良好的区位条件，也有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尤其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一些重大项目落户我区，旅游、能源、材料、医药化工四大产业已具有一定基础，为加快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多年来，为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我区进行了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给资源型地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给我们推进地区转型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加快推进转型，能否实现成功转型，事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事关构建和谐**的成败。早转则柳暗花明，迟转则坐失良机，不转则矿竭城衰。我们只有居安思危、早作应对，抓住机遇、争取主动，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才能走出一条具有**特点的转型之路。版权所有
二、着眼发展大局，切实把握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资源型地区的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做法可以照搬，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套用。在推进转型中，我们必须立足地区实际，把握好以下几个事关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一）选准接续替代产业，构筑转型的产业支撑。资源型城市的现有产业，大多是资源消耗型产业，随着资源的耗竭，这些产业也将逐渐完成历史使命，最终由新兴接续产业所替代。实施产业转移，是一次生存发展之路的再抉择，也是一次痛苦的必然嬗变。由此，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是产业转型，摆脱地区经济对单一资源的高度依赖，实现经济发展由一元支撑向多元主导的转变。就**而言，发展接续产业，一方面，要延长煤炭产业链条，提高煤炭综合利用率和产品附加值，培育壮大能源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发展地面替代产业，利用丰富的旅游及其他非金属矿产资源，发挥老工矿区积淀下来的工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旅游、材料和医药化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新型化、接续产业规模化，以产业转型带动全面转型。
（二）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造就转型的主导力量。在资源型地区转型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更善于把握市场的方向，更善于选择接续产业，是地区经济转型的主导力量，最终决定着转型的成效。因此，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从规划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入手，从创造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着力，加强引导，培育、发展一批优势骨干企业，使之成为推动地区转型的主力军。要深化改革，扶优扶强，发展壮大现有企业，挖掘内力推动转型；要以特色产业园区、煤电产业园区为依托，扩大对外开放，强化招商引资，借助外力推动转型；要做好新形势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工作，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突出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增添活力推动转型。
（三）积极深化区域合作，拓展转型的战略空间。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必须打破矿地各自为阵的壁垒，摆脱狭隘行政区域的束缚，加强地矿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树立经济区域理念，拓展转型的战略空间。当前，**在转型过程中，要在深化区域合作上着力走好“三步棋”：一是立足区域资源谋划地区经济的战略布局，依托我区的能源综合利用基地和材料产业基地，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二是依托渝南生态旅游环线的建设，整合渝南、黔北地区的旅游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三是综合运用区内外人才、技术等资源，培育更具活力的人文和社会资源。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加快转型的进程。
（四）注重创新体制机制，增强转型的内生动力。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源型地区往往存在地矿条块分割，管理各自为政，体制不畅、机制不活等问题。推动我区全面转型，首先应抓好体制机制的转型，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一是强化市场推动机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体系，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二是建立地矿协作机制，实施地矿互利战略，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经济共融、产业互动，逐步壮大区域经济板块；三是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在全社会营造“抓发展、促转型”的浓厚氛围，调动全区上下、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加快全面转型的强大合力。
三、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全面转型的步伐
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的转型，同时，还包括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我们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突出工业主导、加快旅游升级，强化城乡统筹、注重和谐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力争通过10到15年的时间，地区基本实现全面转型。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加快经济转型，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
全面转型的核心是经济，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产业，产业转型的重点在工业。针对我区实际，我们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转变增长方式，不断强化工业在地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地位。
第一，拓展延伸资源优势，推动资源产业由原始输出型向综合利用型转变。对于资源型地区来说，资源是生存和发展之本，也是最大的比较优势。推进我区产业转型，首先必须充分发挥煤炭资源的比较优势，着力减少原始资源输出，大力实施就地转化，千方百计提高煤炭资源的附加值。主要以**电厂、方盛电厂、兴隆煤田等重点项目建设为契机，做大做强煤电产业园区这一载体，并大力发展煤洗选、煤焦、煤化工、煤建材、矿山机械等产业，以及其它配套服务产业，依托煤炭产业这一母体，孕育和派生出一套互为依托，又相对独立，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产业链；同时，努力提高煤矸石、煤渣、粉煤灰、煤气等附属产品的回收利用率，培育能源产业集群。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使地区能源产业得到进一步壮大，煤炭综合利用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成为重庆市重要的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
第二，加速推进产业布局，推动经济结构由单一主导型向多元发展型转变。资源型地区转型，要依托资源，但绝不能仅仅依赖资源。只有多业并举、多元发展，从根本上摆脱对资源的依赖，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转型。针对我区实际，我们在“十一五”规划中，按照分类指导、协调推进的原则，对全区的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布局进行了重新定位。在生产力布局上，全区划分为“四大经济板块”：即主城中心板块，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区；西南部工业经济板块，定位为渝南黔北煤电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带、城镇发展的次极拓展区；东南部生态旅游板块，定位为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生态及观光农业展示区；西北部特色农业板块，打造成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区，以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有效集聚发展要素。在产业发展上，全力构筑“四大产业集群”：即煤电、材料、医药化工和旅游产业，力争通过3－5年的培育，初步形成既有龙头带动，又有集聚效应，充满竞争力的区域特色产业，促使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性矛盾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坚持注重提高质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呈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坚持扩张经济总量的同时，必须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穿于转型的全过程，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优化配置发展要素。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推进知识、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经济工作重心、关键环节、优势骨干企业转移，实现发展要素的有效聚集、合理配置；三是促进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坚持资源适度开发、合理利用的原则，妥善处理地区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大力发展绿色环保型产业，严格控制“三废”污染，改善地区生态和环境质量。努力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高消耗型向高效益型，从高污染型向环保型转变，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促进城市转型，塑造绿色城市新形象
资源型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地矿在城市建设、管理等方面自成体系，使城市“点多、线长、面广”，个性特征不明显，从而造成城市缺乏应有的聚集效应，同时也给市政设施建设及其合理利用带来诸多问题。因此，推动城市转型，绝不仅仅是新建几座楼盘，更不是旧建筑、旧设施的翻新，而是城市发展理念、模式、功能、形象、机制等内涵的全面提升，是矿业城市向绿色城市的彻底转变。
**作为重庆市的新兴旅游区，推动城市转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造绿色城市、旅游城市，推进城市上档升级。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统一性。剥离南桐矿业公司承担的配套设施建设、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职能，理顺条块关系，对城市发展的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城市发展要素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逐步消除矿业城市历史形成的弊端。二是注重城市特色的塑造。按照规划上高起点、建设上高标准、品位上高要求的原则，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增强城市的承载力；树立精品意识，突出城市风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征；完善城市功能配套，美化、亮化人居环境，切实改变矿业城市脏、乱、差的形象。三是大力发展城市产业。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经济要素、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发展城市经济，解决城市“虚化”问题，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地区转型的战略支撑点。
（三）坚持城乡互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当前，中央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区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地区全面转型的重要任务。但**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地区，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也更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从我区实际出发，我们将在规划上着手，在政策上破题，在体制上创新，在投入上着力，按照“依靠工业化致富农民，依靠城镇化带动农村，依靠产业化提高农业”的思路，推动新农村建设。具体来讲，一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举产业旗、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发展壮大新产业，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二是从规划入手，统筹乡镇和村落规划，加快编制中心镇、中心村等建设规划体系，努力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村镇发展格局，构筑新农村建设的载体；三是建立和健全整合农村资源的机制、农村市场机制、农业服务机制、矿地协作机制等机制，积极探索矿地共建、工农共建新农村的有效途径，充分调动各方面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力量，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来，增强新农村建设的活力；四是培养和造就“有文化、守法纪、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激发广大农民的内动力，形成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五是深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切实加强党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选好配强镇、村领导班子，塑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形象,不断增强其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为建设新农村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区作为一个老工矿区，城镇化率较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必须发挥这一比较优势，强化城乡统筹，真正做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主要做好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政策，通过政策的引导，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二是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把农村基础设施纳入全区整体考虑，使农村的基础设施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三是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在全区总体布局基础上，科学确定各乡镇的产业定位；四是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全区劳动力市场，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使用；五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加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力度，全面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
（四）推动社会转型，开创和谐**新局面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地区全面转型，不仅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而且要使社会发展与之相适应，否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最终影响全面转型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引导人们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安定团结、充满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相处，努力实现从稳定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
一是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社会的文明进步，是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推进社会文明进步。要积极改善地区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大力培育具有**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突出抓好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文化项目建设，实现“资源文化”向创新文化转变；要整合地区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疾病控制体系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努力培育欢乐、祥和、健康、进取的人文环境。二是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构建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把扩大就业作为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就业培训，拓宽就业空间，扎实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程。注重维护和发展全区人民共同利益，合理协调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子女“上学难”等实际问题，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不断完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构建以政府救助、社会资助和群众互助为核心的新型救助体系，努力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努力使社会关系更加协调。三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区，构建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围绕建设“法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自觉规范行政行为，形成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坚持和完善“一盘棋”的工作与决策机制，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致力于推动地区转型。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探索实现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努力实现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加快地区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四是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加快全面转型，构建和谐社会，安全稳定是前提。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乡镇街道群众急难问题处理室、村社说事室和社区的作用，及时化解矛盾。建立健全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预警体系和工作预案，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努力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环境。
脆弱紧张的精神世界与强大的物质实力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正处在全面转型的时代。对于每个正在获得更大自由度的个体和群体来说，要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心态转变、心理调整以及精神转型。因为，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格与能力、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与完善。更进一步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健全的心理与精神是每个个体抵御诱惑和冲击的最后屏障，也是实现人格升华的持久动力。在现实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在中国，与物质生活的改善、制度的改革完善、交往范围的扩大等物质、制度层面的转型相伴随的是，社会压力感的增强，紧张、焦虑、担忧等成为已经分化的社会各阶层共有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脆弱紧张的精神世界与强大的物质实力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样的状态难以为社会的顺利转型提供强大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撑，更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
精神转型的核心在于消除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情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精神转型的核心在于消除国民心理中某些历史累积下来的，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情结，最终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新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要去除这些情结，是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情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深藏在心理底层的无意识组合。另一方面，这些情结并非个人单独所有，而是具有群体性的，很容易在集体行动中被呼唤出来，成为促成集体非理的力量。国民精神的转型可以从五个方面人手：
消除匮乏情结，建立分享精神。物质匮乏一直困扰着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以及缺乏效率动力的计划经济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物质的短缺，既直接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担心，甚至滋生出恐惧。在行为上体现为对自身利益的过度重视，对公共利益的忽视，甚至有意侵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分配的公正，匮乏情结应该逐步淡化出人们的心理。要在衣食无虞、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基础上，建立起分享精神。在分享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与共同体的价值。
淡化赶超情结，树立共存精神。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赶超现有的现代化国家，既是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激励国民精神的动力。“赶英超美”曾经是无数国人的梦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曾经鼓舞了几代人的奋斗。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放弃其他的目标，牺牲某些东西，这固然会凝聚力量，形成优势，在短期内达成目的。但是，过强的赶超情结，会使我们始终用二元对立的定式来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用过激的行为来掩盖脆弱的内心，因为意气失去平和。随着国力的增强，赶超的任务必然会被维持格局的责任取代，从国家到国民都要树立起共存的精神。
消除零和博弈情结，树立共赢精神。所谓“零和博弈”就是输赢结果非此即彼，只有一方获利。这种情结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从传统政治中的“成王败寇”到现代政治中的“斗争哲学”，都曾经为其的产生和存续提供着有力的支撑。而市场经济初期的恶意逐利和竞争又为其提供了经济生活的土壤，复活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逻辑。当匮乏情结与零和博弈情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放大人们的恶行。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利益相关性逐步增强，共赢精神的发展必然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这从根本上有效缩小了零和博弈情结作用的空间。
淡化差序情结，树立公共精神。“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本模式。关系有亲疏，等级有高低，距离有远近。将人伦关系推广到整个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从而形成有序稳定的格局。毫无疑问，在这种以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差序情结，为人们提供了界定自我社会位置、形成社会认同的便利工具。但是，这种熟人社会的心理结构，难以为正在形成的陌生人社会提供全面的心理精神支撑。尤其是其内在的封闭性、等级性，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公共精神并不吻合，反而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障碍。随着人员的大量流动，传统共同体被打破，我们应该建立起消除各种身份歧视，尊重每个个体，并使每个个体能够为新的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公共精神。在这种公共精神的驱动下，个体才能从陌生人的社会中感受到认同乃至温情。
淡化从众情结，鼓励自主精神。从众情结既有传统基础，也有现代土壤。在传统社会中，它表现为不出头、随大流；在现代社会中，它转化为跟风和盲从。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众情结解决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只要跟随他人，就可以避免尴尬，甚至错误。但是，在消费主义日益浓烈的当下，人们往往因为压力而从众，从众又会带来新的攀比压力，从众与攀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攀比心理往往会误导竞争。应该看到，随着个体独立性的增强，自主精神也在形成。自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和发扬个性。这要求整个社会要有包容精神，尊重差异和多元。
“财富万能”、“制度万能”的简单化思维，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民心理改造和精神建设
关键词：经济转型；第二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第二次转型
一般认为，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中国当代第一次的经济转型缘起于197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导致经济困窘、吃不饱肚子的局面，激发出中国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首创精神，推动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同时，逐步开启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
经过近30年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国带入了世界经济体第二的伟大阶段。但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困境，粗放经营的格局和劳动密集型的方式，带来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以及环境污染严重，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淮河支流沿岸癌症高发，个别区域癌死亡率高于离河较远区四五倍，与水污染直接相关。巨大的污染损失与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的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放眼当今世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峻，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潮流和模式。早在2010年，就有专家提出“中国将进行第二次转型” ，而且，我国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既不同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有别于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而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也把这一次转型定位为“社会转型”。
就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而言，社会转型更为滞后，因而在新的经济转型期成为矛盾凸显期，社会矛盾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着巨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新的经济转型期的必然反映。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的经济转型的制约与保障
早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伊始，就指出：“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党的十报告则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协调。”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当今世界及中国发展大势的清醒认知。
“五位一体”总局布局对于新的经济转型来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新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指引。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矛盾，其根本在于对环境的破坏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正因如此，党的十明确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层面”，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从根本上讲，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重心，使生态文明融入其他建设“位”之中，才能使复杂的矛盾迎刃而解。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就是要发展生态经济，大力促进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将生态文明融入政治建设，就是要以生态制度建设为重点，把优化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目标、措施落实到国家与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策设计及法律法制的各个方面；将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就是要发展生态文化，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而将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生态社会。在新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使生态文明的理念，深深融入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个人生活的宏观与微观之中，才能有清新畅快的健康呼吸。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于新的经济转型的新要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和趋于完善的理论总结。加强经济转型，既是中央的总体部署，也是中国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布局就是路径，布局就是指向。新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局部和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子系统。在当前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发展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连外国经济学家也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长时间的持续疲软，政府能否坚持得住。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能否落实，并成为社会普遍共识、着力于指导经济体运行，还需要自上而下的强有力推动。我们也看到，在当前经济复杂局势面前，中央并没有像往年那样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保持冷静和审慎。决策层着力推动实现经济转型，不惜以经济增速放缓为代价，这是新一届政府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信心和力量的体现。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约和保障经济转型的顺利实现，还需要形成制度性力量与考核方式，将新的发展理念转换、落实成考量标准，对地方决策构成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新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将促使中国迈向更加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场变革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需要政府拿出极大勇气，攻坚克难，需要在观念、制度诸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关键在于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刚刚闭幕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的贺信传递了中华民族向污染宣战的坚强决心。在新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力地实施“五位一体”战略，当代中国必定实现全面发展、进步，“中国梦”必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黄小军，《社会主义论坛》2012年12期。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孔凡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1期。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深入推进，促进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使其更好更快得融入城镇生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为基本目标、突破城乡二元体制、提高吸引力，并要求兼有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多方办学的多元化培训主体；覆盖职业技能、创业理念、城市文化、心理健康的多样化培训内容；集散、长短、远近相结合的灵活化培训形式；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合理化培训经费。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城镇化
基金项目：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职业化培训研究”（项目编号：2014ZDIXM034）
作者简介：刘维俭，男，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党委书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杨燕，女，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0040-04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必经路径。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而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缺乏转移就业的相关职业知识与技能，整体素质不高，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难以顺利就业。这就需要开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并使其更好更快得融入城镇生活。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注重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生产集约、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就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出了迫切需求并对其产生一定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为基本目标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树立正确的人才培养观，要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为基本目标，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共同富裕。培训组织者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精神，树立新的城镇化建设理念，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加快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贡献力量。［1］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规模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新型城镇化进程，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有针对性的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内容，逐步提高农民工各方面素质，使其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用工需求，促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突破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阻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努力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教育培训资源的统筹规划与使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城乡统筹发展，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打破城乡界限，按照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其中包括公共服务重要内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构建。［2］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让农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与机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上主要表现为城乡职业教育资源能统筹安排，农民工能在城乡之间自由进行培训，享受到同等的城市教育培训资源，为通过培训顺利实现劳动力转移、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提高吸引力
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存有偏见，缺乏正确的认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现象广泛存在。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让社会积极投资培训、农民积极参加培训，就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吸引力。首先，政府应该积极建立与宣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等值的观念，它们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其次，应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农民工对培训重要性的足够认识，许多农民工对培训参与意识的不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培训对掌握技能、增加就业、提高收入、融入城镇的重要作用。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培训内容、培训形式等方面应有足够吸引力，能满足农民工的实际需要，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通过培训能让农民工真正受益。
二、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培训策略
（一）培训主体多元化，形成兼有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多方办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政府办学，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教育资源。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加大了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制订并实施了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星火科技培训、雨露计划等培训项目。政府部门举办培训，有利于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各方面教育资源。政府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规划者、实施者、管理者、推动者，需要具备较强的宏观协调与整合能力。［3］对于出现培训计划重复或落后的情况，要及时进行调整；对于出现农民不认可、企业不买账培训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进行反思，加大对培训计划的宣传。可以建立市、区、乡三级培训基地体系，分别负责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培训。［4］要统筹城乡教育资源，方便农民就近参加培训，激励农民主动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与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
2.企业办学，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岗前技能支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不能仅靠政府办学，企业也是提供培训的重要主体。企业办学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对拟招收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岗前技能培训，有利于农民工及时将所学内容运用到实践中，在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的素质与技能，满足上岗要求。应强化企业培训责任，充分发挥企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积极作用，采用税收减免、经费补助等经济手段激发企业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的热情。［5］但是，现实中很多企业不愿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投入大量培训后由于农民工的流出得不到相应经济回报。企业应该认识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教育投资，在后期是可以得到回报的，能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创造企业的高额利润。企业有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义务，对不履行义务的企业，政府应采取强制措施收取教育培训经费，交由别的部门机构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3.社会机构办学，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重要力量。德国除了政府设立的职业教育机构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上世纪80年代，德国全国有一千六百余所“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民间社会机构，为当地人员提供培训服务。［6］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方面，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大力支持与鼓励社会机构举办农民工培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政府对于社会机构办学，在场地、资金、政策、信息方面要给予全面优惠与支持。对于培训效果、社会反响较好的社会培训机构应给予表彰奖励，激励社会办学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办学资质较差的机构，政府应加强监管。社会机构参与办学，是政府进行培训工作的有益补充，是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力量，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社会培训机构要充分结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实际需要，及时对市场用人需求进行调查与分析，培养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急需的人才。
（二）培训内容多样化，形成覆盖职业技能、创业理念、城市文化、心理健康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教授职业技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就业。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促进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只有通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使其形成过硬的技能本领，才能满足农民工的顺利就业。职业技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必须首先涉及的重要内容，通过相应的技能培训，增加农民工的城镇就业能力，使其更快得在城镇立足。可以根据国家职业标准以及不同行业、工种、岗位对从业人员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要求，合理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课程。培训重点可以适当倾向于家政服务、餐饮、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7］培训部门应结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培训愿望，展开有针对性、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的培训内容一定要增强实用性、操作性，不能只讲理论不注重实际操作，要让农民工通过培训获得实实在在的技能，能顺利上岗就业，提高农民工在城镇中的生存与适应能力。
2.渗透创业理念，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自主创业。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转化和变迁的过程，这不仅给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提出了挑战，还为农民工的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政府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发展的一体化。［8］这就要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教授就业所必须的职业技能，还应该渗透创业理念，为农民工的顺利创业提供技术支持。对于具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在培训的过程中，首先，应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创业观，要有吃苦耐劳、持之以恒的创业毅力，有良好的创业心态；其次，要帮助他们了解政府在扶持农民工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农民工充分利用创业资源，为创业的道路提供帮助；最后，要加强对创业具体过程与环节的教育，创业不仅只是简单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对人对物进行有效管理，通过自己努力对所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创造出更多经济利益价值。
3.融入城市文化，实现农民工到新市民的角色转变。新型城镇化的一个要重特点是农村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包括城镇文明、意识在内的城镇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有关城市文化方面的培训，才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得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农民工到新市民的角色转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融入城市文化，可以着重对农民工进行公民道德、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城镇居民意识、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要想完成新市民的角色转变，必须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等公民道德。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必须遵守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等职业道德。此外，培训时应注意帮助农民工获得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识，正确运用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必须培养他们的城镇居民意识，通过增强自身的市民观念，树立城镇主人翁意识，加强自身的素质修养，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事业中，实现新市民的角色转变。
4.关注心理健康，加强农民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性。新型城镇化建设促使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镇工作、生活。由于陌生的环境以及工作的压力，使得许多农民工存在心情郁闷、焦虑、孤独、自卑、人际交往困难等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必须关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他们对于工作、生活方式转变的适应性。首先，可以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向农民工传授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分析常见心理健康问题的表现、出现原因以及自我调节方法等。其次，可以组织专门的心理健康活动，对农民工进行现场心理辅导，通过活动使农民工提高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与关注。心理健康的农民工对城镇生活有更强的适应性，能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心理健康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内容的重要方面。
（三）培训形式灵活化，形成集散、长短、远近相结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合理安排便利培训时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根据农民工的原有知识基础、技能需要、工作时间，把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充分结合，合理安排培训时间。集中培训有利于对知识技能进行系统的学习，效率高。但是需要农民工抽出集中的一段时间进行培训，对于正在工作的农民工来说难度较大。同时，集中培训教授的内容多而集中，有些基础差的农民工往往很难及时消化吸收。因此，对于那些基础较好、时间较为充裕的农民工，可以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而对于基础稍差或者时间不充裕的农民工，则可以主要对他们采用分散培训的形式。分散培训可以方便农民工合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连续学习，有助于对每次的培训内容进行充分消化吸收以及知识技能记忆的保持和巩固，还可以及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形式要灵活，根据农民工不同情况充分结合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
2.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分层次按需求逐步培训。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技能可能不能适应现代就业需要，短期培训也不能满足所有职业技能的顺利获得。因此，需要将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分层次按需求对农民工进行逐步培训。从长远目标出发，农民工转移劳动力培训也不能只满足或停留于短期简单培训，而应通过一定的长期培训使农民工获得更系统的职业培训，满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转移就业。［9］政府也早就提出要按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扩大农村劳动力培训规模，提高培训层次，适当延长培训期限，强化职业技能实训。短期培训适合于较为简单的、低层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长期培训适合于满足农民工更高层次的学习需求，使农民工获得更高的技术技能。在培训过程中，应充分根据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学习能力、教育需要的不同，合理进行长短期、不同层次相结合的职业培训。
3.远程培训与近程培训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随着现代网络与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远程培训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相比于传统的近程培训，远程培训具有降低培训成本，培训不受时间、地点等因素约束的优势，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带来了极大便利。因此，通过改革传统的近程劳动力转移培训方式，将现代网络技术充分应用于教育培训领域，可以促进培训的现代化，大幅度提升培训质量与效益。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远程培训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大作用，在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中提出要善于运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和远程教育手段，努力扩大农民科技培训的覆盖面。［10］由此可以看出，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把远程培训与近程培训相结合，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有着较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四）培训经费合理化，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政府加大投资，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负担转化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需要有合理的培训经费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投资，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由于大部分农民处于社会底层，经济条件较差，严重制约了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因此，很多国外政府在农民劳动力培训经费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农民工一般不交或只需要交纳少量培训费用，甚至有的国家政府还向农民工支付一定报酬。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主要属于政府行为，由政府直接引导，因此，政府在经费投入上应占主体。政府可以通过培训券、教育券或降低培训收费标准方式直接让农民工受益。此外，政府还可以给积极参与培训的农民工发放奖励，支持并鼓励农民工自愿参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1］政府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经费投资有利于减轻农民工的培训经济负担，增强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激励农民工把进行培训转化为自觉行为，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更好得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
2.企业主动负担，助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中国目前经济情况来看，完全依靠政府对农村劳动转移培训进行投资是不可取的。企业是农民工培训的直接受益方，应该主动负担一部分培训经费，助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企业主动负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可以具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本企业自身农民工的职前和职中的培训，增加投入经费对农民工进行岗前必要的知识技能培训，对在岗的农民工进行技能提升培训，以适应于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对新技术技能的需要。对于接受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企业在工资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应给予优厚与方便，以促进员工主动参加并认真对待培训。二是企业可以进行适当捐赠作为社会资金的一部分参与到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培训中来，用于建立公益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与培训基金，让弱势农民群体受益，帮助家庭困难的农民工顺利接受培训。
3.个人适当分担，融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人是关键与核心，农民工要充分认识到通过培训提高自身职业技能与素质对更好得融入城镇，使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有重要意义。农民工个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最终受益者，通过培训可以为工作的顺利转移与提升提供便利，为更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基础，因此农民工应该适当分担一部分培训费用，充分融入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对于来自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村的农民工，可以要求他们适当分担一部分培训费用；而对于来自经济不发达、较为贫困农村的农民工，则要完全减免培训费用，实行免费培训，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目前，有许多农民工对于培训抱怀疑或排斥态度，不愿意花钱参加培训。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性进行宣传，让农民工意识到在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只有通过接受培训提高自身职业能力，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在城镇工作才有较大竞争力，才能快速完成由农民工到新市民的真正转变，在城镇扎根。
参考文献：
［1］徐安勇.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促进——以福建省为考察研究对象［J］.江汉学术，2013(5):24.
［2］马建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J］.
教育发展研究，2013(11):35.
［3］朱占峰，张晓东，朱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分析［J］.教育与职业，2013(7):160.
［4］陈晓华，张红宇.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就业［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13.
［5］樊兴丽，布海东.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18):67.
［6］范安平.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经验及借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7):79.
［7］农业部，等.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Z］.2003-09-09.
［8］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Z］.国办发〔2008〕130号，2008-12-20.
［9］李瑞芬，何美丽，郭爱云.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势与对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76.
［10］农业部.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Z］.2003-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