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6 12:13: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山西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庙 开发 旅游资源 博物馆 国学讲堂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028-01
文庙，也称孔庙、夫子庙、圣庙、文昌阁等，全称叫“文宣王庙”。《释名·释宫室》中注释:“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1}文庙原是为纪念、祭拜孔子而建立的，是中国古代供奉和祭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地方。
山西省文庙资源众多，多达176处，经过历史的洗涤，近况参差不齐，有一些保存很好，但绝大部分已经在风雨和人为因素下摇摇欲坠{2}。如何开发数量众多的文庙，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经过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的实地调查，认为山西的文庙旅游资源开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层次进行。
一、作为旅游资源开发
在山西省的176处文庙资源当中，有一批文庙级别高、面积大、建筑群保护好，又有良好的旅游资源集群，这类文庙可以作为旅游资源开发。这类资源以平遥文庙为代表。平遥文庙是目前山西省文庙开发中最为成功的一例，它的成功既有自身的资源优势，也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平遥文庙坐落于平遥古城东南隅城隍庙街120号，坐北向南，总面积35811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3472.3平方米，庙区占地8649.6平方米。庙宇建筑规模宏阔，布局疏朗，中央部分为文庙，左为东学，右为西学，三个建筑群并立组合而成，其价值非常高。其价值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平遥文庙是第五批国保单位，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庙；文庙大成殿重建于金大定三年（1163年），是中国孔庙中唯一的金代建筑；平遥文庙保存的“文”系建筑群也是中国最为完整的；文庙殿内塑有孔子、“四配”、“十哲”以及“七十二贤人”像，是目前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孔子及塑像群；此外，文庙科举博物馆里面保存了一张状元试卷，是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上仅存的；同时，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更是为文庙增添了光彩。
平遥文庙所在的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其涵盖的旅游资源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古城墙、日升昌、县衙、明清古街、华北第一镖局等20处景点，文庙和这些旅游资源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如果在旅游线路安排时，可以先参观文庙，然后是晋商文化、古城墙，游客会有渐入佳境的感觉。
二、作为博物馆开发
中国文庙历史悠久，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是“庙馆合一”甚至“庙退馆进”阶段{3}。这个时期文庙的“庙”的功能逐渐退缩，而“馆”开始出现，并逐步占据了“庙”的地位，在山西典型的就是太原文庙。
太原文庙建于清光绪8年（公元1882年），位于迎泽区上官巷东端。太原文庙可谓是最早的一批改为博物馆用途的建筑群，早在民国8年即1919年就被辟为山西省图书博物馆，后来还曾做过民众教育馆，1953年改为山西省博物馆，直至省博物馆另址重建。今天的文庙占地面积31000平方米，现在中轴线基本保留了原有建筑的格局，199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成立山西省民俗博物馆。
今天，博物馆中轴线上大成殿陈列有“千秋孔子展”，供奉有孔子、四配和十二哲木主神位的塑像，而两侧的厢房则作为博物馆的展馆部分。一批又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展览在此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这一类文庙资源因处在城市区域中心，人口众多，而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却缺少文物和历史价值，资源特色也不够鲜明，已经不可能当作单纯的旅游资源开发，也不可能以旅游养资源，因此开发时可以“中留大道、占领两厢”。无疑，太原文庙的开发是比较成功的。
三、作为国学讲堂开发
文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教化功能。现今开发的文庙几乎完全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存在，游客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有机会领会到文庙几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完全没有发挥它所具有的教育作用，没有完成它的文化传承。
自2004年首次祭孔以来，对孔子对儒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新的，孔子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太原文庙的国学大讲堂就是因此而生，每周都会有免费的国学大讲堂对市民免费开放。当然，单纯的大讲堂从覆盖面上来说太小了，不过这只是文庙的教化功能的第一步。
而这个开发恰恰是适用于大批文庙的，如果各地的文庙都能逐步开展类似的活动，那我们的文化就会传承下去。如果以文庙的国学讲堂为凭借，让国学走出宫墙，走进社区，走向学校，引导市民和学子学习儒家修身齐家的典范、孔子风清气正的楷模和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那文庙的价值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文庙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305）
注释：
{1}刘熙.四部丛刊初编·经部之释名卷五[M].上海:上海书店.1989:23.
{2}吉丽娜.山西文庙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11.
{3}唐红炬.文庙的保护与利用：应在冲突中寻求和谐[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7（6）:7
[关键词]传统园林 形式 空间 意境多元化 新式体现
中图分类号：F8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0-0178-01
1 引言
中国传统园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园林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现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人们生活的尺度的改变，中国传统园林不可能停留在传统中止步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园林，达到所谓的“去芜存精”。
2 中国传统园林的独具特色的造园艺术
中国传统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成长过程，固然受政治、经济、地理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关系。从空间布局，到造园手法以及造园要素的选择与组织，直至意境的营造都是这种哲理和思维方式在园林艺术形式上的具体表现。
2.1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思想”
中国传统园林是中国人宇宙观和自然观的体现，也是中国人哲学和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家往往通过直观体验，用心体会宇宙时空的流逝，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同时，中国传统园林也包含诗情画意的心境，传统园林理论的奠基者文人们用十分含蓄的方式在园林中为自己创造另一片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
2.1.1“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中国传统园林的的设计思想集中体现着古代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园林是人类对理想环境的模拟，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种观念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传统园林中极具代表性的观念，一方面表现出天与人的对立，令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对自然山水的崇拜，为后世形成我国特有的山水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绘画、诗词和园林艺术。
于此同时在这种世界观领导下的儒家与道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二者互补互生，共同奠定了传统园林文化和谐的基调。在园林中，道家的思想和典故在园林中反复的出现，甚至成为符号化的景点配置，异化成为主人修养的特征。尤其是景点的名称以及匾额的来由，更是具有浓烈的诗情画意。[2]
中国传统园林以自由的精神实现了道家的理想，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2 中国传统园林独特的“设计手法”
我们常常所说的园林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实体和空间。实体就包括园林中的建筑，假山、水体、植物等造园要素，它们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须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这是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中国的传统园林运用造园要素营造优美的园林空间，组织各个园林空间，创造出一系列典型的的空间格局，到现在仍然有非凡的借鉴意义。[4]
3.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现代风景园林的启示
现代风景园林的服务对象是大众，每个人生活经验、文化知识、艺术素养的差异，会导致对意境感受的不同，因此需营造易于大部分公众领悟的，符合现时代审美情趣的意境。
3.1 设计思想
3.1.1 传达出以人为主体对自然的感受
中国传统造园家既以“自然为师”，把自然山水作为造园的原型，又反对拘泥自然山水，完全照搬自然的局部或典型片断，而是追求“高于自然”，借助对艺术品的模拟和艺术手法的运用，将自然从原型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3.1.2 体现出多元化的意境――尊重场所精神
由于中国传统造园中“天人合一”意境的体现和“诗情画意”的表达，过多的注重于象征寓意上，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超脱隐逸、虚静、清逸、淡远的审美情趣，难以契合现代人简洁、明快、开朗、大方的审美情趣，因此这种象征寓意正逐渐淡化，以至于无法被现代人所感知。因此现代中国风景园林的意境设计应走出传统的束缚，在中西文化多元交融的背景下，探索多元化的意境。
3.1.3 因地制宜的创造出地域性景观
中国的传统园林，雄浑威武厚重的北方皇家园林，轻盈灵动的江南园林，都是因地制宜创造景观的典范。现代园林应以自然空间为基础，结合当地人文景观的形成机理，利用地方材料、工艺，营造与自然空间相协调的人文空间以及满足游人观赏和游憩需求的各种人工设施。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传统的和地域特征，具有表述性而易于理解。[1]
4.小结
传统不是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同步的前进着的。现代的风景园林有了中国传统园林如此优秀的先驱，加上现代风景园林师对传统的积极探索与研究，积极的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地域性与国际性结合，探索传统园林的新式表达方式，同时倡导多元化意境的表达，相信在不久现代的中国园林一定能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另一个时空里与中国传统园林交相辉映，和出一首穿越古今的园林赞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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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美术 剪纸 审美素养 课程联系 创造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撞击出现的“现代艺术热”之后，各国各民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及文化传统，转而形成了对传统文化反思之后的“寻根热”，对传统民间美术的重新认识、全面认识就势在必然了。我国传统民间美术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民族文化艺术宝藏中的精华。因此，在美术教育，特别是专业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民间美术的教育教学，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近年来教改的深入，我系设计专业基础课阶段开设了为时四周的“民间美术”课，作为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了一些设计和尝试，进一步加深了对课程的理解和体会。
一、民间美术鉴赏与学生审美素质培养
学习了解中国民间美术，可以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本课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中国民间美术形式种类浩如烟海，在有限的课程时间内，不可能囊括所有内容。因此，结合本省地域和平面设计专业特点，在课程设计上，重点选择以中国民间剪纸与年画鉴赏为切入点，以点带面，引导学生理解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与基本造型要义。第一周主要为理论讲授与阅读，后三周为剪纸创作实践。
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民间美术虽然来自民间，但却为其他美术形式提供了营养，成为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民间剪纸艺术而言，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群众性最广泛、地域性最鲜明，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源远流长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虽然它的材料――纸的发明只有两千年的历史跨度，却是中华民族从原始社会到今天长达六七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其文化价值远远超越了剪纸艺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心理素质、感情气质的结晶。
民间美术是民间劳动人民群众创作的，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它主要通过物态形式直接反映生活，并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体现服务于生活、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人们的心理、情感、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审美文化。因而从基础性文化特征、设计思想、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丰富了平面设计的艺术语言及思想内涵。在材料使用上，用俯拾即是的自然材料，“化腐朽为神奇”，不作过多的雕琢、修饰，保持率真、质朴的制作痕迹，显露出质朴天然的趣味。主观创作意图与材料自然形态巧妙的结合，有真情、去粉饰、不做作，呈现出返璞归真的艺术气质，历经千百年的积淀，仍旧给现代平面设计以富有无限生机的创作启迪。
我国当代的青少年，伴随着影像文化成长，尤其是那些外来的影像文化已经或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欣赏习惯，就近年来的新生而言，入学前重素描、色彩“技术”的单一训练，又使得大部分学生视野较窄、理解单一，审美素养基本停留在“初级”阶段，对艺术规律认识苍白。如何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兴趣，引导在“卡通”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生具备基本的民间美术鉴赏能力，应该说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理论讲授部分，在中国民间美术概述之后，以点切入，主要在中国民间剪纸综述中重点解析经典作品。在创作教学中，针对学生在创作中出现的困惑，在作业讲评过程中不断渗入有关民间美术名家名作的解读和欣赏，特别是结合地域优势，引导学生重点解读秦晋地区民间剪纸、年画及皮影作品，鼓励学生“研究性”学习，广泛浏览，注重比较，辨别“真伪”，并可和将来的毕业论文结合起来，有方向、有目的地学习。近几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中，有多篇有关山西地方民间美术的研究论文，直接源自基础课阶段学生对“民间美术”课的兴趣以及学习和探讨。
通过“民间美术”鉴赏，填补了学生的认识空白，激发了对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热爱，学生在民间美术的学习、创作实践中，受到民间美术朴素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探究到民间美术丰富、深远的人文精神，从而提高了美术鉴赏能力，这就为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或是成为设计师，建立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基本的审美素养。应该说就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而言，高师美术教育专业是责无旁贷的。
二、剪纸创作与学生创造性思维及动手能力拓展
处于二年级基础课阶段的“民间美术”课，通过理论和实践环节，和此前其他专业基础课程如素描、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以及外出写生等课程形成有效的链接，对于培养学生的造型与创造性思维能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间美术是民族文化之根，保持着物质与精神未分化之前的原始状态，包含着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它不是自然形态的模仿，而是哲学形态的观物取象，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与艺术造型体系。中国民间美术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传统题材与表现语言经过长期的历史锤炼，已经形成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模式。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民间剪纸既有自己的形式规范，又有自由想象的广阔空间。民间艺术家用最单纯的心灵感悟生活，以其独特的形式不断地丰富并拓展着剪纸艺术形象，形成了独立的审美观念、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
中国民间剪纸不是简单意义上客观事物的重复和真实再现，而是劳动妇女根据事物原形进行大胆想象，用艺术的手法提炼、加工、再创造的结果。创造者对现实物象进行大胆的删减、夸张、程序化处理，保留其精神面貌，巧妙地运用二度平面展示丰富的内容，使形态简洁、单纯、一目了然。在这里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全摆脱客观事物的束缚，中国民间剪纸这种意象造型的理念正是现代设计所推崇的。民间剪纸的夸张变形、简单概括、色彩对比强烈以及视觉冲击性、想象性、意象性等特色正契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特质。
平面构成是现代艺术设计的一种方式，其基本原理是把繁杂的图形高度概括，以二维空间的形式来表达，即通过平面设计中的基本形态要素――点、线、面的特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依照一定的美的法则进行新的艺术形象的创造，从而达到一种特有的艺术效果。它与中国传统剪纸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民间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平面构成元素。剪纸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依据形象在内容上的联系，大量使用组合的手法，在造型上合理地夸张变形，从而表现出图案形式的艺术美感。剪纸艺术经过两千多年的继承、发展、流变，其传达方式已经非常丰富，其中对称、平衡、重复、发射是剪纸图案形式中最常用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平面构成的要素。现代设计造型上提倡的“少就是多”，“纯化形态”正好与传统装饰上的这一特征相符合。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发现了很多构成主义的“影子”。这也说明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在追求形式美感上的一致性。
将中国民间剪纸与“平面构成”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深化对传统艺术的审美价值认识，有助于弘扬传统艺术；同时,平面构成也可以借鉴剪纸艺术，丰富扩展自己的传达方式。
透过中外图形艺术的历史延伸脉络，可以使学生理解到图形艺术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新的技术与意识的冲击下不断地更新、拓展，而其中的内涵与精神则是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所特有的，也是民族形式的灵魂所在。因此，要使中国的传统图形艺术在现代设计当中得到延伸发展，打造出新的民族形式，我们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引导学生对民间剪纸造型重新认识后的再创造，是深化和提升，从民间剪纸造型发展到对民间剪纸文化内涵的深刻剖析，这应该是在“民间美术”课的实践环节――“剪纸创作”阶段所力求做到的。
引导学生发现课程的联系点，重在学生创造能力培养，是民间美术课的主要目的。在民间美术课实践环节，要求学生从传统艺术中提取元素，以现代创造意识和表现技巧进行再创造，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剪纸图形既保留本土艺术的神韵，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应是全新的视觉形象，具有全新的视觉效果。
在指导学生进行剪纸创作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中寻找设计元素，进行有意味的、有形式美感的造型创造，可以将无形的抽象的某种理念和心理状态转化为一种具体形象，引发出抽象意念延伸和连接。这样做能够锻炼其“发现”和“表现”能力，锻炼以不寻常的观念去看寻常事物、从杂乱中寻求秩序以及概括能力和组织能力。这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使学生思维从以往再现性素描、色彩表达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设计中想得深、想得广、想得合理、想得周到，使思维方式扩展开来，敢于按照自己的美学意愿和生活情趣塑造对象，丰富平面设计的思想内涵。
民间剪纸艺术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仅凭对生活的直观感受和审美习惯，无拘无束地表达理想和愿望，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具有清新的原始趣味和充满了活力的野性美，由于很少受到各种理论的干扰和外界的影响，作品富于表现性，风格也更加纯化。现代的“美术工作者”们受到的束缚更多，“包袱”更重，与真情就更有距离了。在剪纸创作中，学生的思维被解放出来，脱开了“明暗”、“形准”等等束缚，更多地关注内心，注重表现，在特定材料的“限制”中找到“自由”，放手直剪，在实践中理解民间美术造型要义，提高了动手能力，这是单纯的理论“灌输”所达不到的。在低年级进行有关剪纸创作的这一次尝试，增强了设计专业学生的“平面空间”控制能力，也增强了他们今后的创造自信。
应该说在大学美术专业教育中，能够注重本课程和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联系的，是好的课程；善于举一反三，找到课程间的联系点的，便是好的“教”与“学”。
经过“民间美术”课的教学实践，由一个民间美术的“欣赏者”和“旁观者”转而加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年学生的“沟通者”的行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反思以往的美术教学模式，感触颇深。
现代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来模式、内容、思维观念，失去了本土文化特色，明显地丧失自身应该具有的民族“语言”；过于依赖、摹仿西方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没有意识到民族艺术被同化的严重性。凡此种种，更加凸显了高等美术教育中“民间美术“课程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民间美术，我们的平面设计可以从中吸取精华，从中获取设计创意的资源，形成我们民族特有的设计风格和艺术魅力，把部分优秀传统的民间美术融合于现代美术教学之中，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是极为有效的途径。现代艺术设计教育需要渗透大量的优秀的传统美术知识，而如今民间美术教育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中仍然是薄弱环节，我们的关注力度及重视力度还远远不够。
作为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作为新课程，“民间美术”课在学生审美素养以及设计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方面，有不尽的探讨空间。
英语国家文化概况研究性学习“LIC”教学模式教学实践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研究性学习日渐成为世界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性学习是倡导以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为基础的一种崭新的学习模式，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积极严谨的学习态度，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部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应“加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力度，坚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这些文件规定了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即高职学生不仅要能领会、理解所从事岗位群适应的理论知识，还要有综合这些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改进和创新相应岗位群技能的能力，是生产第一线的技术骨干、管理者与组织者。他们所处的位置需要他们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合作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能上通下达，多方协调，解决现场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一人才规格要求，与研究性学习所追求的“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学会分享与合作；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目标定位上完全一致。
二、高职学校《英语国家文化概况》课现状
国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对“概况”课的教材以及教学改革两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大量科研论文探讨的“概况”课教学改革都是针对本科院校，如罗晶的《英语国家概况课堂教学的创新―2P教学法的实践》，崔玮的《建构主义理论在“英美概况”教学中的应用》，金晶的《合作式学习在英美概况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等。还有多数研究的是多媒体教学在“概况”课中的应用，如尹铁超的《超时空多媒体课件对英美概况课程教学的正面作用》，肖凌鹤的《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几点思考――以“英美概况”课为例》等。然而与高职教育中以“实用为主，够用为度，以应用为目的”这一原则相结合，并在高职院校“概况”课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则几乎没有。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笔者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根据《英语国家文化概况》课程的教学内容和难点，探讨如何将研究性学习应用于《英语国家文化概况》课，以期能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并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最终达到提高“概况”课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研究性学习在《英语国家文化概况》课“LIC”教学模式中的应用
1.“LIC”教学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是适应工业生产和区域经济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旨在以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培训高技能型专门人才的特殊性。《英语国家文化概况》课作为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意识培养的人文素养课程，在全球化语境下面临着生存式微的尴尬。一方面，教育者明白，高职培养的一线涉外工作人员，即使熟练掌握了英语，但如果缺乏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些以及灵活处理这种差异的能力，其工作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文化概念宽而广，如果不以产业经济为背景，泛谈文化，既浪费宝贵的学时，又与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悖。
基于此，笔者所在的课程组提出了“LIC”教学模式。（“LIC”指的是本土（local）+产业（Industry）+客户（Customer）的结合），也就是立足本土产业经济所面向的客户群或对象国，有的放矢的让学生了解与产业相关的对象国的文化背景。
2.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实施
（1）研究性学习主题的确定
绍兴作为全球纺织中心和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绍兴承办了多项国际型的展会和赛事，所面向的客户群已不仅仅局限于几个主要的英语国家，更多的非英语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印度、阿拉伯、尼日利亚、南非、巴西等）也看重了绍兴市场。依据本文提出的“LIC”教学模式，笔者结合绍兴本土产业经济面向的主要客户群，将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主题确定为俄罗斯、印度、中东阿拉伯国家、巴西、尼日利亚以及马来西亚这六个主要对象国。
（2）研究性学习对象的确定
在此次教学实践过程中，选取绍兴某职业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大一的两个班为实验对象，其中一个班为实验班（采用将研究性学习应用于“LIC”教学模式中的教学方式），另一个班为控制班。
（3）研究性学习实施过程
①动员准备阶段。授课教师向学生阐释此次研究性学习的意义和目的，然后通过讲解具体的研究性学习案例，让学生了解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内容、过程、方法和要求。
②初步实验阶段。把实验班学生分为6个小组之后，进入学生选题（见表1）阶段。为了充分体现研究性学习中“获得亲身参与研究探索的体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这一特点，同时又考虑到学生不熟悉“概况”课这一实际。这一阶段主要采用“学生自由选题”和“教师推荐选题”相结合的模式。本教学实践严格按照研究性学习的具体步骤，每个小组选择课题后，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即课题准备、开题、实施、成果展示、总结交流（见图1）。
3.研究性学习实验结果
经过两年两轮的实验研究，主要的成果有以下几点：（1）“概况”课授课方式的转变。一改以往理论课教师“一言堂”的灌输模式。面对就业动机较强的高职学生，学生能与就业相关度较高的学习内容产生兴趣。他们通过资料收集，成果展示和总结交流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课堂中，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2）“概况”课教学效果的提高。经对实验班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75%的同学认为相比较以往老师条条框框讲解知识得方式，通过研究性学习能真正学到知识且印象深刻，在课程的评教分中也体现出学生对这门课的喜爱。（3）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转变。经分析对同时任教实验班和控制班的教师访谈，发现教师们普遍反应实验班学生在他们课中也更注重思考，且更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活动。较控制板学生，实验班学生的综合英语成绩以及英语等级过级率较高。四、结语
本教学实验是基于作为一线教师的笔者多年教学体会所实施，实验结果基本符合最初的实施目的。然而，受到实验对象和实验区域的限制，本教学实验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商务英语专业的招生数量逐年下降，此次实验对象的范围只有两个班的学生；在实验中，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性格各异，在小组分配方面还存在一定合理性；由于“概况”课只开设一个学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周期，甚至延长研究周期，如：比较、分析接受过研究性学习的学生在与所实验课程相近工作岗位上的业绩，从而了解他们是否从本课题中长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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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该文以须弥山石窟为引子，阐述了原州以文物资源为依据，发展旅游产业的建议和意见。
原州区历史悠久，曾经是历代皇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位置“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河绕北，崆峒阻南”，是“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的咽喉要地。现为宁夏固原市政府所在地。
原州区文化积淀深厚，文物遗存丰富。境内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10多处，战国至明代古城堡、古军寨等遗址100多处，北魏至明代石窟寺5处，明清时期古建筑4处，战国至清代古墓群100多处。现已申报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这些先祖的创造，历史的馈赠，为今天的旅游业发展奠定了不可多得的物质基础。
本文想以须弥山石窟为引子，谈一点以文物资源为依托，发展原州旅游产业的拙识浅见，以飨广大读者，并与有关方面交流。
1.现代游客的主导倾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在国家对两个法定节假日的时间做出新的调整之后，出行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古名山多窟寺，观赏名山沾灵气”又已经成为人们出行旅游的主导倾向。据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全国数亿的游客中，涉足名山窟寺者在九成以上。其所以如此，大致有这样几种集聚游人心态的效应：首先，是名山效应。大凡名山者，都有其“名”的特殊个性。作为出游的人，在选择出游地点时，几乎都有慕名一游而观其“名”的心态，都有看看“名”山究竟“名”在哪里的想法。其次，是窟寺效应。中国的石窟寺院，虽数千年只有佛道两家所为，但其建造风格千姿百态，错落布局各具风格。石窟寺院的文化底蕴和先民祖辈的勤劳智慧，是吸引游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到这里游览，既可以了解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又可以感受中华民族富于创造的拼搏精神。第三，传奇效应。凡名山窟寺，都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诸多的传奇故事。到这里旅游，人们尽可饱享眼福和耳福。须弥山石窟就非常具有这种特点。第四，打造效应。以文物资源为依托，在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的前提下，利用文物资源打造旅游景点景区，是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工作的成功之举，其保护与利用的双赢效果十分明显。人们之所以愿意多次到一些名山窟寺旅游，就是因为每次都能看到那里新的打造成果，都能有新的感受和收获。第五，推介效应。大凡人气旺盛的旅游景区，其经营者在重视“硬包装”即景点景区打造的同时，都不惜人力投入，花大力气进行“软包装”，即人文特色和服务项目的宣传推介。特别是一些名胜景区的宣传理念如“青城天下幽”等等，能使游人产生一种不游此地，会成遗憾的惦缺感。
2.须弥山石窟的文化积淀
须弥（梵文smulou的音译），佛教传说中的名山，也为“苏迷卢”的音译,意为“妙高”、“妙光”。按《辞源》所引唐慧琳——切经音义——大班若波罗蜜多经——苏迷山之释：“四宝所成曰妙，出过众山曰高”，“以四色宝光明各异照世，故名妙光也”。在佛教的理念中，须弥是宇宙之轴的中心。
须弥山，位于宁夏固原城西北55公里处，山峦叠嶂，石峰林立，苍松挺拔，涛声阵阵。在明清时期，曾以“须弥松涛”之誉列为固原景观之一。清·李毓骧有诗云：古刹巍然近石城，苍松万树自纵横，维摩有室搜灵偈，逢义题山问旧名。一幅云屏开界画，半天风铎助边声，霄探惟听龙吟曲，随在参禅百虑清。
须弥山石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石窟始凿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隋、唐续凿建造及宋、元、明、清各代修葺重妆，其石窟艺术历时1500多年而不衰，誉列全国十大著名石窟之七，是西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宗教建筑之一，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整个石窟呈扇形开凿在由南向北、波澜起伏的八座山峰东南崖面上，共有窟室162座，其中现在还保存有各朝各代造像雕刻品、彩绘、壁画、石刻题记等窟室70余座。共有石刻佛像近1000尊，其中被称为须弥大佛的唐代弥勒大座佛身高21.6米，比洛阳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的最大佛造像还要高。其造像之雄浑高大，工艺之精美绝伦，可以和全国四大石窟的佛像相媲美。始凿于北周时期的相国寺佛像群被誉为“须弥之光”，其柱型塔庙窟的造像风格，更具有重要的科研史料价值和精湛的艺术观赏价值，是研究我国石窟艺术和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传承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
须弥山石窟所展示的还不仅仅是石窟文化和佛教文化，它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丝路文化。应该说，须弥山石窟是丝路文化的一种见证或者是丝路文化的生成物。
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接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改写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是中国国力最强盛时期向外扩张的主要途径，是中国文化输出、中西文化交流、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将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联结起来，将中国的桑蚕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通过这条通道先后传到中亚、伊朗、罗马等地。同时将西方的物产、佛教、伊斯兰教、天文、数学、医药、音乐等也传入中国。在历史上，须弥山地带是丝路商旅者西出长安之后第一个重要的驿站，站名曰之为石门关，唐代为原州七关之一。由于出长安经此关抵达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南、北、中三条路线中最具捷径的一条线路，因而也就成为商旅者首选的线路。也由于丝绸之路道经须弥山，才孕育了须弥山石窟。从固原境内丝路沿线出土的波斯银币、波斯鎏金银壶、东罗马金币、东罗马西部敛具等珍贵文物来看，须弥山石窟的文化底蕴纵可追溯丝路文化，横可涵盖石窟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乃至古军事文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须弥山石窟完全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须弥山石窟的文化底蕴还在于这里有许多传奇故事精美绝伦。如“飞来石”，“菩提树”、“寺口子”等，也是人们耐以寻味的神秘之处。现已被文物工作者挖掘整理，成书问世。
3.须弥山石窟打造成旅游名胜的可能性
根据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和须弥山石窟的文化积淀，笔者认为，把须弥山石窟打造成宁夏旅游名胜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可为。其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它的可能性。这里有丰盈的可打造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重在打造。须弥山石窟现保护范围为3平方公里略余，仅仅是一个保护文物的圈子。虽然每年接待游人达数十万人，但基本上还是一种原始吸引力的现象，还没有步入把文物资源与周围的天然景观结合起来打造旅游名胜的轨道。在须弥山石窟的外围，有水域面积10万平方米，总容量6000万立方米的寺口子水库（专家建议将此水库改名为须弥湖），有天然生成的，集深、险、奇、美于一体的迷魂沟，有山间森林茂密、山上怪石嶙峋的丹霞地貌，有隋唐时期的石门关，有宋代的古城堡，有元代的古战场和古墓群，有伊斯兰民族聚居的回族风情村等。如果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与文物资源连接起来，完全可以打造出一个面积达24平方公里的名胜旅游区。有人到这里来，可以凭吊丝路文化，体验须弥灵境；可以瞻仰大佛雄浑，领略先祖智慧；可以卧听依旧涛声，霄探古刹幽境；可以菩提树下许愿，祈祷平安福祉；可以观丝路山色，赏丹霞地貌；可以在须弥湖上划艇戏水，增添休闲度假之快慰；可以到迷魂沟里探险，升华人生处惊不栗之素质；可以走进伊斯兰民族小镇，饱享回回民族衣食住行之风情，可以追忆古代边陲战事，感悟中华大统之昔
辛。一言以敝之，游人到这里来，有可游可看、可叹可感的东西。
其二是它的可为性。能够达到做大一个景区，改变一方面貌，搞活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的测算界定，干旱半干旱地区每平方公里能生存人类7-22人。我们把原州区按照半干旱地区能生存22人定位。现在原州区总面积5500平方公里，可生存人类11万多人，而目前原州区总人口已达50万人，超过临界点3.5倍之多。这个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为了这一方百姓能够彻底摆脱贫困，为了这一方百姓能够早日实现小康，除了坚持不懈地拼搏努力，发展第一产业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之外，必须把着眼点放到第三产业上来以解决人们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发展第二产业我们没有基础、没有优势。而第三产业中能够起到辐射带动的作用的，当数旅游业。因为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所有的消费都将是地方的收入。据专家们测算，如果须弥山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万人，（现在每年接待游客量只有5万多人，由于没有吃、住条件，游客只是过路），每个人的吃、住、行、游、购、娱总消费超过300元的话，每年地方可增加第三产业收入9000万元，是目前原州区年地方财政收入的3倍，即可成为真正的支柱产业。
关键词：语言差异 语法教学 对比分析
近年来，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各国语言文化的频繁交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英汉语言差异的讲解对学习者来讲至关重要，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密切，文化的差异带来语言的差异，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国家中含义也可能不相同。因此，在教学中要在透过语言表层意思渗透出两种语言差异的文化内涵，这样就更能加深记忆，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外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深入了解教学的重要性，有效提高了学习者对中西方语言的深层把握。
一、语言词汇的差异特点
（一）词汇的差异
1.语言文字的差异。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是在语言的口头表达形式产生后才出现的，汉语与其他语言在造字特点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汉字的象形文字是二维的，从单个文字到词汇，从词汇再到句子，从句子直至扩展到篇章，非常注重表现音、形、义，当年仓颉造字重点在形声、象形、会意等字体结构。与汉语相比较，西文是字母文字，单词是一维的，26个字母单个看没有任何的意义，组成单词的字母只有全部读完才能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新鲜事物的表达更多采用创造一个新的单词，完全不同于汉语音、形、义的组合形式。
2.词汇用法的差异。汉语和其他词汇语言在应用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抽象名词在汉语中与动词、形容词等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理解上有区别，例如，生气、进步、善良等等，这样的词语在理解上与动词、形容词基本义一样。但是英语中抽象名词则较为常用，这类的抽象名词在英语中用在比较正式的文章行文，使用范围极为广泛。英汉两种语言在这一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别，这也与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有一定的关系。
（二）联想上的差异
人类的语言都是用来表达人类思想的，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在实际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多共同的感受，所以在用词比喻上会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客观事物出现后人类联想的内容又会出现很多的不同之处，如汉语中的“一箭双雕”和英语中的“一石二鸟”两个词都是表达的同一思想，类似这种同一思想、不同用词的还有：害群之马 、挥金如土等，这方面的内容在英汉语言差异中占据一定的比例，因此，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内容，才能灵活地运用两种语言。
（三）句法结构上的差异
1.句法表达的直接和间接性。西文语言是通过语言的形态变化直接表达中心思想的，这种语言句法结构非常严谨，思想明确；但是汉语则是通过思维直接外化于语言的间接表达的形式，汉语结构看来相对松弛，但是形散神聚。
2.语态分动与静。英语中的动作表达多用相对应的名词来表达，语态表达中给动词大量的限制，很多情况下要变动为静，而汉语则是直接采用动词进行描述，动词被广泛使用于汉语中。
3.句子结构的组成情况不同。外文的句子结构组成相对简单，用词语来表达语法的关系即可，简单明了，没有复杂变化。而汉语的句子结构则相对复杂，主要结构是主谓宾，附加成分是定状补，语言结构要经过不断地附加才能完成整个句子的构成。
（四）语言在文章中的结构差异
1.语篇衔接的差异。英语中通常使用连接词把某些句子或短语连接起来，这些词发挥了一定的功能性，在主语从句或其他复合句中起引导作用。而在汉语中往往不分主从关系，功能词较少使用。
2.主语和主题突出的差异。在英语中突出主语是主要的句子结构，几乎所有句子都有主语，省略句除外。而汉语句子结构中主要突出的是主题语言，不同于英语中的主语，一些情况下主语是被省略掉的，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语句通顺，必须要省略主语。在评论文中，英语常用第一人称的单数，但是汉语在更多情况下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
二、中国与外国文化的差异
（一）中国与外国环境差异导致的语言差异。中国地处内陆，地大物博，文明世界起源于山川河流，流传下来许多与山河有关的成语，如“愚公移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口若悬河”等等。欧洲等许多国家是岛国或内陆国，生活习惯和亚洲大陆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很多词语理解、联想存在着不同，英语中多有和船、海有关的词语，但汉语中却没有对应的词语。汉语中形容山河的词语在英语中也多数没有对应的词语。而且同是形容一件事情时，两种语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词汇。这些都是中国和外国因地域不同、环境差异有直接关系造成的，深入了解这些差异，对学习两种语言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二）传统习俗差异导致的语言差异。同一个词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导致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意思，例如在汉语中“苹果”是平平安安的意思，传统的中国习俗是在新娘出嫁时手捧苹果，代表平安。在英语中“苹果”翻译为“引起不和的因素”。又如汉语中“狗血淋头”、“狼心狗肺”、“鸡犬不宁”、“鸡飞狗跳”等等，这些形容“狗”的成语都带有贬义。而英美两民族一直把狗视为忠诚的伙伴，与狗有关的词语大多都是褒义。“龙”在中国代表至高无上、吉祥的意义，而在英国则把龙视为凶恶的怪物。猫头鹰在英国是智慧的象征，在中国则是不祥的征兆。
（三）社交礼节差异导致的语言差异。在社交礼节方面受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中国和英语国家更是有很多的不同。例如英国人见面打招呼一般使用“你好”，而中国人打招呼一般说“你吃了吗？”或“上哪去啊？”，这些社交礼节带来的语言差异是英语口语学习的基本内容，在英语教学中至关重要。
三、语言一致性和部分一致性的差异
事物本身属性具有一致性，人类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基本相同，在英汉两国语言有很多对应的词语意义基本一致。例如“桂冠”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意思均为胜利、荣誉和成就的意思。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完全一致性外，还存在部分一致性，即同一词语的意义在两种语言中既有部分一致的含义，又有着部分不一致的含义。例如在英语和汉语中“柳”都代表哀思、离别的意思，在两国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运用“柳”来象征送别或失去心爱人的悲伤之情。但是“柳”在汉语中也用来形容女子的容貌姣好、身材苗条，但在英语中没有此意义，因此在教学中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还存在类似很多的例子，值得特别注意。
四、总结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充分掌握两国语言的差异在教学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在教学中应充分注重文化差异的渗透，讲解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所在，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化的印象，使学生在不断地在学习中与常用母语之间进行对比分析，提高自身跨文化学习的能力，同时在实际交流中提高语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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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特色词;汉英词典;中华文化安全;围棋;释义
一、引言
编撰汉英词典的目的，除了提供汉英互译的语言知识，更是实现英语国家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沟通词典读者对汉语以及中华文化的理解。对词典读者而言，汉英词典是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汉英词典的编纂担负着文化传播的责任。因此，作为汉语学习的工具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汉英词典就得立足中华文化，尽可能地提供有关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知识，充分地表达与揭示隐藏于汉语语言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为词典读者提供更为深刻的了解渠道。
二、文化特色词的界定和分类
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生活习俗、和社会价值观，所以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特色词。文化特色词指的是反映某种文化现象、体现某种文化认识、折射某种生活方式的词语。在我国的现有文献中，还出现了“文化局限词”、“文化负载词”、“文化承载词”、“文化空白词”、“文化词”等说法。文化特色词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信息，所以对它的分类应该符合公认的文化分类。目前，我国文化学者大多倾向于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来进行文化分类，即把文化分为制度文化、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相应的，文化特色词也可分为制度文化特色词语、物态文化特色词语、心态文化特色词语、行为文化特色词语。具体如下：
制度文化特色词语：是表达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社会规范的词语。
物态文化特色词语：物质文化是由人类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表达这种文化的词语即成为物质文化特色词语。
心态文化特色词语：是表达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s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的词语。心态文化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行为文化特色词语：行为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它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规范。能够表达这种行为规范的词语被称为行为文化特色词语。
三、文化特色词在汉英词典中的释义
1、从“围棋”一词说起
众所周知，围棋起源于中国，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先秦典籍《世本-作篇》记载：“尧造围棋。”相传尧帝造围棋是用来教育儿子丹朱的。西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尧造围棋;舜也以棋教子”之说。《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都记载“围棋于公元前2356年（即尧帝即位之年）由中国发明。”日本史料和日本围棋界都认为，围棋创自尧舜，在公元4～6世纪，中国南北朝时期，与中国的佛教、天文等文化一起经朝鲜传人日本。还有围棋起源于“八卦”的说法。《孔传古文尚书》记载：“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伏羲是“八卦”的鼻祖，围棋盘和棋子则由其用来占卜、八卦的图形及图形上非黑既白的圆圈演变而来。以上两种起源说相辅相成，从伏羲到尧舜，从八卦到围棋，其思想构筑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骨架，深深渗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因此，汉英词典对“围棋”的释义至关重要。笔者调查了八部汉英词典，其对“围棋”一词的释义如下：
序号词典释义
1《新汉英词典》weiqi，a game played with black and white pieces on a board of 361 crosses;go
2《新世纪汉英大词典》weiqi;go：一盘～ a game of go U下～ play goU九段～大师 level 9 go-master;ninth-dan go-master
3《汉英翻译辞典》a game played with black and white pieces on a board of 361crosses
4《新时代精选汉英词典》weiqi or encirclement chess;go;下一盘～ play a game of go/～大师 weiqi master
5《当代新编汉英词典》weichi（或whi）;go;Go：下一盘～ play a game of Go
6《汉英词典（第三版）》weiqi（a game played with black and white pieces on a chequer board with 361 intersections）;go
7《简明汉英词典》（[盘pan]go（a game similar to chess）（[副fu]little round pieces used in the game
8《21世纪汉英词典》weiqi，a game played with black and white pieces on a board of 361 crosses;go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这八部词典中，有六部词典将“围棋”译为“weiqi”和“go”;有一部词典只给出了一种释义――“go”;有四部词典提供了解释性释义;有三部词典提供了例证，但在例证中均采用了“go”这种译法;。另外，《新汉英词典》和《新时代精选汉英词典》都配有插图，《新汉英词典》的插图的名称是“围棋go”，《新时代精选汉英词典》的插图名称为“围棋weiqi or go”。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汉英词典对“围棋”的释义更倾向于“go”。事实上，“go”是来源于日语中围棋的发音。因此，如果汉英词典把“围棋”简单地翻译成“go”，而不予以解释，长此以往，就会慢慢让英语国家的人以为“围棋是日本人发明的”。而这样的意识一旦形成，再改变将是非常困难的。从“围棋”一词的释义可以看出，汉英词典对于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如果汉英词典对我国文化特色词的释义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播，威胁我国文化安全。
2、文化特色词在汉英词典中的释义
如上所述，汉英词典在本质上是坚守中华文化安全的重要阵地之一。如果只是简单的提供一些所谓的“对应词”，而不揭示其背后的文化信息，这样的释义显然是不可取的，也与“坚守中华文化安全”的原则相悖。因此，对文化特色词的释义不仅要关注词目的概念意义，更要注重对词目文化附加义的阐释。对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八种表现形式入手：
（1）词源
词源可以展示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发展变化。通过对文化特色词的追本溯源，非母语汉语学习者可以看清该汉语文化
特色词的来龙去脉，洞悉其所蕴涵的文化。
（2）义项
义项是词条中最小的释义单位，是对多义词所作的分项解释。对于富含文化附加义的汉语文化特色词语，词典编纂者需要分义项进行阐释，方便汉语学习者能够在不同场合选择最合适的词语。
（3）文化注释
文化注释是采用描述性手段把文化特色词中所蕴涵的附加意义表达出来的有效方法。它通过提供与词目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如生活习俗、历史传说、信仰宗教等来帮助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词目的文化附加义。
（4）例证
例证是词典微观结构的主要构成成分之一。它具有语义、语法、语体、语用文化、翻译参考等功能。因此，好的例证不仅可以辅助和强化释义，还可以展示词目的文化内涵和言语环境，从而帮助学习者有效地理解词汇在真实语境中的意义。为实现充分反映文化特色词内涵的目的，词典编撰者在提供例证时应做到：能准确地印证词目语言符号的附加义，尽可能体现词目语言特有文化的典型事物，通过例证的译语来说明源语词目及例证的语用功能。
（5）括注
括注就是在括号中给出简要的注释，一般分为前括注、中括注和后括注三种类型。它可以起到“语义限制或界定（如标明修饰对象、后接宾语等）;语义选择;语义补充或说明”的作用。使用后括注把词的文化附加义补充进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6）插图
作为一种形象释义手段，插图可以帮助非母语汉语学习者更直观地了解汉语中各种特有的民族服饰、动植物、器具等，还可以有效区分一些译名相同或相近，但所指称物的功能和形状有所差异的词语。
（7）标记
“词典编纂者用标记指出某个词汇单位属于某一方言，或属于某一有限制的语言（技术的，术语的）或属于某一社会阶层（黑话），或某一种文体，等等”。可见，标记能够指出语言的变体、语域和文体。不仅如此，有些标记如[忌]、[冒犯]、[不礼貌]、[褒]、[贬]、[蔑]等，可以明确提示读者词语的文化附加义。
（8）参见
参见能节省词典篇幅和扩充信息。词典编撰者可以通过参见将文化特色词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相连起来，从而满足读者通过词汇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此外，词典编撰者也可以利用附录的方式来提供一些既能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又能体现中西文化差异的文化信息来补充词典的正文信息。
四、结语
文化特色词承载了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对于我国而言，文化特色词是悠久的中华文化的载体。在汉英词典编撰中，我们要坚守中国文化安全的立场。这就需要词典编纂者将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上升至国家利益的高度，担负起记录中华文化符号的职责，努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内致力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捍卫对本民族独立的文化诠释权，对外致力于促进语言文化间的互惠传播，维护与捍卫我国的语言文化安全。因此，作为汉语学习的工具书与输出中华文化的索引，汉英词典就得立足中华文化，尽可能地提供有关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知识，充分地表达与揭示内藏于汉语语言单位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为词典读者提供更为深刻的了解渠道。也只有这样，汉英词典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中国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播，外国读者和本国读者才能从词典中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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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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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资产证券化；法律风险；两级立法模式；信息披露；风险隔离
中图分类号：F832.48；DF43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10—07
一、引言
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如何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发展壮大我国文化产业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资产证券化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国家早有丰富的实务经验，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包括从破产法的角度探讨实质合并规则对SPV风险隔离作用的影响（陈霞，2010；陈依依，2003；迟君辉，2010；Lahny IV，2001）、详细探讨税法、信托法、银行资本监管法规对资产池构成的影响（Frankel，1991），以及针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制度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的规则设计等研究（Aleknaite，2007）。但专门针对文化资产的研究并不多，有部分学者关注到知识产权上设立的证券性权利的登记与信息披露问题（Widen，2004）。而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切入点时，普遍将关注点放在银行不良资产、基础设施收费项目、住房抵押贷款等资产类别上，很少有对文化类资产的关注（潘晓明等，2010；陈依依，2003）。实务界却先行一步，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的创新尝试提供了一个发展资产证券化和文化产权交易可能的契合点，但由于制度和监管的不足使其发展受阻。笔者认为：文化资产证券化应当纳入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立法框架，同时兼顾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国外经验可以适度借鉴，但更应当结合本国特色来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二、文化产权交易制度创新一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定义与我国的实践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产品，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迟君辉，2010）。但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学者并不统一。比较狭义的定义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由其通过特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融资制度”（顾权，2010）。而被称为“证券化之父”的美国耶鲁大学法博齐教授则认为，“证券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将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租约、应收账款和其他不流动的资产包装成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带息证券”（周乐伟，2007）。笔者认为，资产证券化的本质在于使非流动性资产变得具有证券流通性与可及时变现性，至于是否采用统一的程序和方法，并不具有根本性意义，故本文采用较为广义的定义。
实际上，至今我国尚无一部法律中明确出现“资产证券化”这个词，但现实中类似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已经先行，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出台之前，珠海 —广州—深圳高速、上海—杭州—宁波高速就采取收费权证券化的模式进行融资运作，而1997年《公路法》出台后才正式认可“开发、经营公路的公司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筹集资金”。银行资产证券化领域也是如此。早在2003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开始了资产处置信托项目，但直到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才《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可见，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呈现出一个实践先行、立法滞后的特点。
总体上，资产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大多还处于空白和试行状态，但实践中金融创新的需求却极为高涨。由于我国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与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需求，理论和实务界都相当看好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2.我国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资产证券化创新尝试
2010年7月3日，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第一个基于权益拆分模式的艺术品资产包——画家杨培江的12件画作整体打包后成为首个资产包，初始作价200万元，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将所有权份额“拆分”为1000份，每份面值为2000元，挂牌认购，持续流通，投资人将通过艺术品资产包的增值获得投资回报。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创新性的“权益拆分”，其实质是将一件实物的所有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收益进行拆分。投资人可以通过认购拆分的份数，来获得投资标的物的部分所有权及相关收益，从而也获得基于这些权益所带来的远期或当期的收益（马丽，2010）。
艺术品“权益拆分”交易模式具有降低艺术品投资门槛、增加资产流动性与促进融资等多重效果，推出之后也很受投资者青睐，但其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投资者恐怕并不清楚。深圳文交所将其称为“所有权份额”，其基本运作模式是由画家杨培江的独家授权经纪人张宏作为发行人，由天禄琳琅公司作为发行商和挂牌保荐人，其1000份份额由发行人和商保留400份，其余600份在深圳文交所公开发行流通。
可见，这种“权益拆分”既不同于一般的共有，也不同于普通的证券发行，其实质应属于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即以艺术品这类特定资产的现实价值与将来的升值收益为保障，发行市场上可流通的证券，证券持有者可以按照份额来分享这部分资产当期和远期的价值。这种艺术品份额交易模式一经推出后，天津、成都、郑州等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纷纷跟进，投资者也是热情高涨。从金融创新的角度看，这一模式的确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文化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与发展前景
从根本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是具有一个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池（Asset P001），证券化的制度构建核心是资产转让和破产隔离（即与该资产或资产池的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而这个资产池的构成除了一般认可的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收费项目等种类外，还可以包括许多具有价值与未来现金流的资产类型，如前述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已经尝试的艺术品、专利、商标等。实际上知识产权证券化在国外早有发展，“1997年，美国Pull—man Group以英国超级摇滚歌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所出版唱片的许可费收益权为支撑发行证券，成功地从资本市场融资5500万美元。随后，一系列知识产权证券化相继进行”（陈霞，2010）。
可见，资产证券化在文化产权交易中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只要能满足“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真实出售”与“破产隔离”三个基本要件，艺术品、知识产权、应收账款乃至广播电视频道播出权（比如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所得收益）等有形和无形文化资产都可以通过这一新的方式来进行交易和融资。这样一来，文化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成为我国开展金融创新的一个突破口，而且对于促进文化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加强文化资产的流动性，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人文化市场；可以降低投资门槛，鼓励民间文化投资；可以盘活企业非流动资产，解决缺乏可抵押资产的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且，相比其他类型的资产，文化资产的价值稳定性、收益可靠性、从业人员素质等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具有更高的市场认可度。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不尽如人意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制度与市场需求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王元璋等，2011）。立法者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但投资者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水平、不良资产的管理水平等不够信任，实践中市场反应并不热烈。而在资产证券化中，资产的选择是决定证券化能否成功的前提，“发行人通过资产打包，对基础资产重新分配确定新的发行收益与比例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投资人的偏好。……只有发行人与投资者选择发行优质资产的比例相同时，市场才会出清，两者收益达到最大”（李冬花等，2010）。影视、创意、动漫、艺术品收藏等文化行业的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对投资者具有很大吸引力，而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有更有效的途径来吸引社会资金，两相契合，文化与资本的联姻通过文化资产证券化或许能够更好地达成。
三、目前文化资产证券化实践的不足与潜在风险
虽然文化资产证券化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当前法律的缺失始终是艺术品份额交易不可回避的障碍。2011年，国务院连续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业界称“38号令”）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业界称“49号令”），尤其是后者明确规定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工作要在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大部分文交所已经在进行此类业务的停止和善后工作，2011年8月15日，因承诺的上市交易迟迟不能兑现，湖南文交所开始受理退款申请；陕西文交所也在“38号令”后不久暂停所有新品发售，并为中签者办理全额退款；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在此项业务暂停近一年后，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则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关于文交所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善后重点工作及责任分工通知》，公布了其艺术品权益拆分业务的善后责任分工，并督促其份额产品的初始发行人及交易商回购产品。
监管层之所以紧急叫停文化产品份额交易，源于在短暂的时间内，这类交易已经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混乱状况，究其根源，在法律制度支撑不足的情况下，此类交易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1.法律风险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践中的试点更多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配套制度支持不足，缺乏法律保障，是目前发展文化资产证券化的最大瓶颈。首先，文化资产证券化其实是针对公众进行的融资，如果缺乏有效的发行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很容易造成投资者难以挽回的损失；其次，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与资产证券化相冲突的地方，如通过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按照现行物权法的规定，进行融资属于权利质押，需要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登记才能成立质权，并对质权设立后的知识产权转让和许可使用规定了限制，而针对公众发行的、需要通过转让和许可交易进行资产增值的证券化资产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法律要求；最后，文化资产投资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中介机构的评级、担保和咨询服务非常重要，而目前这方面的中介服务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2.资产价值变动风险
大多数文化资产本身的价值存在变动性，比如在专利资产池构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可替代技术、专利技术淘汰与更新、专利技术实施、专利技术可重复利用、专利技术产品责任等方面的风险（靳晓东，2011b），对其资产价值的评估存在着很大难度，这也是文化资产在一般的抵押贷款模式下难以得到银行融资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达到业界普遍认可的科学准确的评估方式和标准之前，文化资产的证券化仍然会存在很大的难度（靳晓东，2011a），笔者建议在进行评估标准设计时，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至少包括：商品更新周期、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时限与未来预期变化、产品市场地位与份额变化趋势、可能的侵权风险等。
3.金融风险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受到了更多的质疑，我国刚起步的资产证券化更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金融衍生产品本身的设计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但如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监管缺失、市场投机过度就很容易激化乃至放大金融风险。此外，文化资产证券化将使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业的风险会对文化产业造成更大冲击，需要发展相应的风险防御机制。
但应当注意的是：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是次贷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证券化运作模式的异化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明晓磊，2011），也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贷款机构错误甚至恶意利用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的结果”（沈炳熙，2007），学界基本上都认可金融监管的不足才是次贷危机的根源，不可因此否定整个金融创新，但在今后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和执法中应当更为谨慎。
4.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更会被放大。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领域缺乏统一的资产证券化发行人、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担保机构、承销商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规则，难以给投资者权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此外，在文化资产增值过程中，资产管理人的水平至关重要，除了艺术品可能随着时间自然增值外，知识产权、文化设施、行政特许权等文化资产都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如果资产管理人不能做到忠实和勤勉，会给投资者带来较大的损失。
四、法律保障措施建议
目前对全国各地文交所的清理整顿只是将文化资产证券化纳入规范发展轨道的第一步，对文化资产证券化这一新事物不必因噎废食，通过建立完整的法律保障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更好对接，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制度建设：
1.建立全国统一的资产证券化两级立法模式
资产证券化的实践最先出现在美国，美国的判例法传统使得法院可以通过“法官造法”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成文法国家要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普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统一立法应先行，否则司法机构在审理涉及资产证券化的案件过程中会面临困境（顾权，2010）。
我国可以参考韩国的统一立法模式，立法上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根据我国《证券法》第2条“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的规定，由国务院出台《资产证券化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证券化的类型、基本原则、发行条件、交易规则、交易所管理、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监督管理部门、禁止的交易行为与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在第二个层级，各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针对职权范围内的不同种类的资产证券化出台相应的部门规章和操作指引。
2.加强协作，建立统一的监管体制
在我国，受分业监管体制的影响，资产证券化被人为地割裂为金融资产证券化与企业资产证券化两大块，在不同的市场流通（Schwarcz，2004），接受不同的监管部门管理，适用不同的规则。这样的监管体制容易产生监管盲点和扩大风险，比如文化类资产的证券化，就可能涉及到文化、文物、版权、专利、商标、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多个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繁琐的审批程序会阻碍资产证券化的实现，而多家监管的局面又可能造成实际执法中的冲突或责任推诿，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从近期来看，当务之急是需要多部门联合，建立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从长远来看，金融混业经营改革势在必行，统一监管、权责明晰方能保障资本市场的规范与稳定。
此外，尽快建立统一的登记制度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在美国，担保性的融资中债权人通常要求专利或商标管理机构反映出自己的证券化权利，即使在美国判例法中，这一登记并不是对抗破产管理人的要件（Widen，2004）。而我国目前一方面立法不能满足资产证券化的登记要求，另一方面文化资产还存在着多头登记的弊端，建议在《物权法》中增加资产证券化的统一登记条款，以及设立了担保物权后的财产转让限制的例外条款。
3.加强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资产证券化要长期稳健运行，银行、保险、风险投资、评估、担保、法律服务、信用评级等机构的协作都是不可或缺，但是目前敢于在这一领域试水的中介还为数不多，与此有关的配套制度很多也还处于空白状态，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国际上的地位更不能与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比。但次贷危机前声誉良好的三大评级机构未能提前警示风险、危机发生后又快速调低信用评级导致市场恐慌的表现也使公众大为失望，在评级机构向被评级企业收取费用以维持经营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评级机构的公正性也是各国研究者质疑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不仅是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等新兴中介机构树立信誉、争取国际认可的良好契机。尤其在信用评级机构建设上，我国可以考虑以文化资产证券化为试点和突破口，依托政府资金和文化产权交易所共同建设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交易所对每笔交易收取的中介和服务费用，减少对被评级人的资金依赖，增加评级机构的公信力。
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不管是从金融创新还是从证券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都是非常关键的，有学者指出次贷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金融信息披露失范，在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许多奇，2011）。不可否认，有的金融产品设计得结构复杂，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大信息隐蔽程度，误导投资者，逃避金融监管。在资产证券化操作程序中，SPE（SpecialPurpose Entity，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模糊了证券购买者与资产发行人之间的信息联系，延长了信息传递过程，事实上使得风险转移到了原资产所有人的债权人身上（Janger，2004），因此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中最重要的是对基础资产状况的全面披露，尤其是文化类资产，更需要对基础资产的真实价值作出完整披露，这一要求应当在我国相关立法中作出明确而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在信息披露的监管方面，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作出的重要立法调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其核心内容并非是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而是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法律还很不完善，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这一规则法律层级不高、条文过于简略、适用范围过窄，尤其是法律责任部分几乎缺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建议参考美国的做法，在统一的资产证券化立法中明确规定文化产权交易所、文化主管机构、证券监管机构、银行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和，尤其要加强披露不实信息法律责任的追究，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
5.采取信托方式，完善风险隔离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关键是使资产收益与发起人、出售者和SPE的母公司破产风险相隔离”（Plank，2004），根据SPE的类型不同，风险隔离的原理和程度也有所差异，如果是采取特殊目的公司（SPC）形式，需要强调真实销售、在公司章程中增加自愿破产申请权的放弃、增加独立董事等方式隔离发起人和发行人破产风险。但SPV中设立的公司很难满足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关于经营场所和范围、发行债券、公积金和公益金提取等规则要求，存在较大的法律障碍。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采取信托方式（SPT）设立文化资产的证券化是更为现实的选择，银监会于2005年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也都将资产证券化的开展形式规定为信托型。这种模式比起SPC的优点是即使管理者破产，投资者也不会受到影响，而且税负更轻，监管重点是要严格确保证券化资产与管理者资产的隔离，达到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要求。
此外，从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是隐蔽地把资产自身的风险从发起人转移给了SPT和投资者，因此建议保险公司开发相应的保险险种，抵御可能的自然灾害、大规模侵权等带来的资产损害。
6.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文化领域的投资本身要求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金融产品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为了减少人为的复杂化，在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应规定一项证券化投资品种只能由同一种类的资产构成资产池，且只能指定一个发行人和保荐人，避免法律关系复杂化。
同时，在统一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强制要求发行人和商的风险提示义务，对基础资产的性质、市场前景、投资回报、可能风险等进行真实详尽说明，如有虚假陈述误导投资者，要追究其行政责任，投资者还可以主张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对于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高度依赖资产管理水平的基础资产，建议法律规定发行人或资产管理人必须持有一定的资产份额，并且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由此实现管理人与投资者利益的捆绑，避免出现道德风险。
最后，建议明确规定投资者的监督权，持有证券一定比例份额的投资者对资产管理人定期公告的资产经营管理状况有疑问的，可以提出质询并查阅相关原始资料，如果发现资产管理人存在侵害证券化资产的行为还可以提讼追究其法律责任。鉴于普通投资者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与能力进行对资产管理人的监督，建议各地政府在文化资产证券化发展初期采取激励政策促进机构投资者进入文化资产投资市场，鼓励和支持机构投资者发挥自身的规模优势，加强对资产管理者的监督与约束。
五、结语
文化资产证券化作为我国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对接的一次大胆尝试，原本应当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制度支撑和法律监管的不足，在实践中反而演变成为一场潜在的危机。在监管部门“急刹车”式的禁令后，还应当通过统一立法和监管、完善信息披露和风险隔离机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健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立法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配套制度，使文化资产证券化真正成为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器。本文提出这些法律保障措施构建方面的浅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为我国金融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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