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3 22:26: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环境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海域总体污染加剧历史调查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各主要港湾水质指标基本上都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进入90年代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出现超标现象。近年来随着福建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临海工业的发展，陆域直接或间接入海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物不断增加，海洋倾废、船舶排污和事故泄漏以及高密度水产养殖和过度投放饵料等都对海域生态环境增加压力，导致局部海域污染加重，近岸海域污染面积呈扩大趋势，福建沿海氮、磷和石油类超标严重，有的海域甚至出现溶解氧偏低、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水域底质硫化物、铜、铅含量超标；贝类体内粪大肠菌群超标比较普遍。
1.2局部海域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坏河流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干旱年份河流入海径流量的减少，对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局部围填海等海岸工程开发建设，使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小，一些关键的生态通道受到破坏，局部海域生态功能明显下降。
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图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图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3结论
贷款资产作为银行的一项主要资产业务,其运动是一种以“两权分离、按期偿还”为本质特征的特殊价值运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银行的信贷活动,会受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银行贷款资金有遭受损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和贷款的贬值等,这样就产生了贷款风险。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现状看,形势较为严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除了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金融生态优劣。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一)政府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扩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应该是资金配置的主体,政府职能应只限于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情况是,政府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并未淡化,往往造成部份项目投资效益不高,形成贷款沉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激化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
据统计,去年某省国有、乡镇集体企业中困难企业面达到55%,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50.8%,其结果必然会相应地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资产质量。近年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也是银行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金融体系的滞后性制约了银行的信贷风险防控,扩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首先,市场融资机制发展缓慢。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缺乏。我国现阶段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束缚了银行业务分散化的能力,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第三,金融监管有待加强,银行同业间无序竞争,造成企业多头开户、多头贷款,银行无法真正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信贷风险不断提高。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是银行贷款风险扩大的又一重要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保障制度方面存在,企业破产失业救济制度没有完善起来,因而银行贷款风险无法直接分散和转移。企业与社会的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导致企业把生产所需资金缺口留给银行贷款解决,形成贷款风险压力;企业保险制度不健全,使银行无法保全贷款资产的安全性,增加了损失的概率。
(五)法律制度约束不力,同样是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时间尚短,不论是公民或企业的法律意识,还是国家的立法、执法,都还不尽如人意,银行常常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受到挫折。此外,我国加入WTO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力度正在加大。
(六)社会信用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督机制,逃债者得不到法律和社会的制裁,廉价的逃债成本成为企业逃债的直接原因。造假、欺诈、逃债、赖债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诚信资源遭到了非道德主义的侵袭,社会信用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流失,信用已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金融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为有效防止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避免由此带来的金融震荡和经济风险,除了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外,必须加强举措对银行所处的包括宏观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制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在内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大力整治。
(一)信用环境治理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信用环境日趋恶化,银行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加大了银行风险。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与其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
1.加强社会信用环境的综合治理,尽快建立社会和个人信用体系。政府部门要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到建设投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上来,支持和配合银行防范和制止企业逃废债,确保金融资产的安全运行。加大相关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工商、税务机构不得为列入“黑名单”的逃债、赖债者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树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经营理念。依法规范政府、企业、银行和个人的信用行为,为建立一个诚实、守法、可信的社会和个人的信用环境而努力。
2.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估体系。近几年国内商业银行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在新客户申请授信业务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及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全面性还存在较大差距,以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在实施剥离和不断的清收处置后,新生的不良资产尚未得到根治。因此信用评估系统应该是建立在工商、税务、金融等多部门提供的有关公司信用数据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公司的以前贷款记录、经济实力和还款意愿评估信用等级。因而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全国性信用系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全社会要树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政府要发挥带头作用,率先规范,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带头守信;加大全民信用教育力度,提升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道德素质,树立讲诚信的公德意识;推行信用公示制度,以恶意逃废债的行为公开曝光和实行银行同业联手制裁;建立种类经济失信和恶意逃废债事件的举报制度,加大对缺失社会信用行为的查处力度,让失信者付出惨重代价。
(二)金融体系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依赖治理
建立社会化市场融资制度,解决从“单一”到多元的融资渠道。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传统的国家垄断过度的金融制度将被放弃,新建立的将是一种政府调控的市场化融资制度。
1.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强化激励约束机制
目前,我国相当部分国企资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股占的比重很高,没有建立起企业治理结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的银行风险。这种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国有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应以存量调整为主,采用特殊方式解决,这种方式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在存量调整基础上,辅以增量控制,最终实现国有资本结构的优化。这样,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了银行的信贷关系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从而消除了由于国有企业负债软约束问题造成的银行信贷风险。
2.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企业改善融资结构,减轻银行贷款压力,并可以从根本上降低银行风险,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时能够促进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化解已形成的信贷风险。
目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核准一切符合条件的公司上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债券融资是企业融资首先要考虑的,因为债权融资能起到抵税作用,降低融资成本。近几年,市场虽有发展,企业债券总规模每年增长,但企业债券占融资比重仍然很低。这影响了企业融资效率,也不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因此,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债券市场,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消除企业对贷款融资依赖的重要条件。
3.推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改革,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主体,全社会资金融通以企业为核心进行。另外,企业也是金融市场上的最重要参与者,企业融资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着金融风险。
近年来我国企业通过股票债券市场使外部融资发展速度加快,但历史形成的以银行为主的企业外部融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为此,可采取以下对策:第一,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股票定价制度,使金融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第二,强化股票债券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第三,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大力推进银行住房贷款证券化,防范银行信贷风险;第四,加大企业债券市场的创新力度,实现发行企业债券品种多样化,活跃企业债券的流通市场。
(三)银行业监管和行业协会自律治理
随着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信用风险管理的不断强化,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模式和监管机构职能也需要发生转变。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全社会共同创建金融安全区。
1.发挥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加强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管理的监督工作。利用信息电子化管理手段,通过非现场监管手段,加大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监管力度,从宏观上控制不良资产的恶性膨胀。
2.加强金融债权的管理,加大依法制裁力度。由人民银行牵头,将逃废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列入“黑名单”,并采取相应的信贷制裁措施。对严重的逃废债企业、行业和地区宣布为不守信用或无信誉企业、行业或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企业联合执行不开立新账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结算的“三不”金融制裁措施。
3.加强同业协作,建立不良贷款公示制度。同业之间应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做到客户信用等级等资源共享。各大商业银行应团结协作,通过银行行业协会等组织,定期对无正当理由不偿还各家银行债务的企业及法人代表名单、金额等信息予以通报公示,使各家银行及时了解到逃债者有关信息,使逃债企业无法再次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避免银行间因信息错位而再次与逃债企业发生信用关系。
4.加强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服务和信息沟通。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建设中的资信系统,尤其是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尽可能消减银行信贷市场中的非对称信息,做到贷款风险的事前防范,改进信贷市场效率。
(四)法律环境治理
1.尽快充实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对银行信贷资产的保护
我国目前立法上虽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法律,但《破产法》《反垄断法》等修订、细则落实工作需要尽快出台。而且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有严格限制,如不能进入证券市场、不能进入产权交易市场、不能收购企业股份等,直接影响了不良债权的流动和变现。因此,如何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制环境将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任务。
2.要加大信用立法和执法力度
首先,建立信用管理体系,需要以法律的新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当务之急是制定公平使用信息法,并修改补充《商业银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刑法》等相关法律中,补充增加对不讲信用、恶意逃债、赖帐等给国家或个人造成损失行为的定罪量刑条款,对逃废债、恶意拖欠贷款本息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增加企业的逃废债成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立法可资借鉴。立法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和公平享有使用信息的环境。
1研究区域概况
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区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独特的“山泉共处、沙水共生”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自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旅游发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区营业总收入达到6346万元，接待人数增加到58万人次。景区周围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户，共820多人，居民参与旅游业可分为几个阶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参与阶段。其间由于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接待的主要是国际游客，游客人数少，全村仅有10多户参与到旅游业中，主要是从事牵骆驼服务和经营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参与阶段。其间全村有30多户自愿参与到旅游业中，由于游客人数增加，旅游服务价格上升，再加上景区管理委员会限制村民加入，参与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观。③1993—2001年深入参与阶段。其间约有120户居民从事旅游工作，但农业仍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参与旅游业的居民还要从事农业。④2002年—至今全面参与阶段。由于敦煌水资源危机，出现了天然绿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剧、风沙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月牙泉村的农用水井被迫关闭，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实施了月牙泉渗水工程，建设生态保护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农田，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为了解决当地人生存问题，政府决定给全村每户平均分配两个“骆驼号”，让他们全部从事旅游服务。整个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旅游业，当地村民从此从农业转入到旅游服务业中。政府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旅游业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调查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总体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其中，个人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区工作的人数衡量，社区归属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衡量，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用旅游旺季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衡量。为了保证旅游影响的态度指标具有代表性，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文中出现的旅游影响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和排序，选取出现频率大于30%的26个指标，然后再根据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对选取的各个指标进行调整，使指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测量参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响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态度量表模型，公式为:A0=Σni=1biai。式中，A0为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态度，bi为感觉，ai为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评估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感觉和评价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虑到当地人口数量状况，本研究选取整个月牙泉村为研究范围，以每户为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时间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调查的时间充裕。调查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主要针对家中男、女主人进行。共发放问卷177份，由被调查人面对面交流完成问卷，有效问卷达100%。收集的数据采用Excel软件进行编码处理，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龄在25—44岁的为48．60%，45—64岁的为390%，15—24岁的为140%，65岁以上的为5．10%。在教育程度构成方面，40．70%的居民拥有初中文化，小学学历的为24．30%，未受过教育的为15．80%，高中的为15．30%，中专及以上的为4．00%。职业是农民的占71．80%，当地经营业主的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学生(40%)、教师(30%)、其他(30%)、离退休人员(1．70%)、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为37．30%，25000元以上的为27．70%，15000—20000元的为20．30%，10000—15000元的为10．20%，5000—10000元的为40%，5000元以下的为1．10%。家里有1人在景区从事工作的为74．60%，有2人的为18．10%，无人从事景区工作的为5．60%，有3人的为1．10%，3人以上的为0．60%。
2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总体上
当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受深刻，总体变化均值为91，除外来投资外，所有指标变化均值都超过了5，表明当地居民认为旅游发展对当地起了积极作用。偏好的总体均值为91，说明当地居民乐于接受这种变化。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总体均值达到15．39。其中，在基础设施、环保意识方面的得分分别为17．94和16．41，显示出居民的较高认同度和满意度;而在外来投资、娱乐休闲机会、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等指标的均值都低于15，态度平淡。在旅游负面影响，总体变化均值为65，与正面影响感知相比，居民对负面影响的感知较弱，其中感受变化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噪音5个指标，得分均值都超过了80;感觉变化最小的为“犯罪率”，变化均值得分为16。偏好的总体均值为19，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变化并无反对情绪，包容了这些变化。态度的总体均值为11．36，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态度较温和，没有显现出消极态度。比较而言，居民对日常生活影响和宁静生活氛围的态度更宽容，但在意上缴的税收和犯罪率两个指标。
3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不同态度，了解不同群体对旅游影响的差异性，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当地居民进行分类。首先采用分层聚类，运用沃德法，选择欧氏距离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树形图，根据以前研究成果和综合分析，将旅游地居民分为三种类型;再根据聚类数目运用非阶层聚类分析中二阶段聚类法分析，并对分类结果进行方差检验和判别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上缴的税收、娱乐休闲机会、外来投资、贫富差距指标外，所有指标的方差显著性都为0．00，表明整体分类正确率为97．74%。类型1的居民占850%，为146人;类型2的居民占7．90%，为14人;类型3的居民占9．60%，为17人。对三种类型的居民比较可知，第一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较积极，各指标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类居民低于第三类居民，他们承认旅游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应，感觉较满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负面影响，没有显出强烈的反感态度，在土地和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犯罪率、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噪音的态度得分均值最高，显示出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容忍。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热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占50．00%，职业主要是农民，所占比例为79．59%;旅游旺季时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平均次数超过5次的为68．50%，当地人占98．60%。第二类居民在旅游正面效应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业机会为10．29%、家庭收入为9．79%、自豪感为121%、文物保护力度为11．93%，他们对旅游正面效应的认同度低，没有显示出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在消极影响方面的得分值也较低。其中，生活用品价格、土地房屋价格、上缴的税收、贫富差距、日常生活影响、交通拥挤状况、宁静生活氛围打扰指标在三类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现出不满意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为71．40%，15—24岁的占50%，职业主要是当地经营业主(35．70%)，其次是学生和农民(各占28．60%)。这类居民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次数较少，57．10%的居民每周与旅游者接触的平均次数都小于1次。与其他两类居民相比，第三类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态度最积极，主要是在基础设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的指标平均分值很高。同时，他们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极态度。这类居民可命名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岁的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为初中，88．2%的每周与旅游者直接接触的次数都超过了5次，且100%是当地人。
4旅游影响态度维度分析
为了简化变量，分析居民对旅游影响态度的主要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指标进行分析，KMO值为0．74，Bartlett''''s球形检验值(0．00)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指标负荷值都在0．8以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07%。我们对总体量表和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总体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6，各分量表中除积极环境影响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缴的税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响、娱乐休闲机会、上缴税收5个指标在各主因子上的载荷小于0．5，所以被删去。居民思想观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话频率等指标在第一因子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会影响方面，可命名为积极社会影响因子;家庭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平3个指标在第二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反映的是旅游经济影响，可命名为积极经济影响因子;宁静生活氛围打扰、交通拥挤状况、生活垃圾等指标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消极环境影响因子;生活用品价格、土地和房屋价格、贫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消极经济影响因子;文化活动开展、文物保护力度、传统文化的变化在第五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文化影响因子;基础设施、环保意识在第六个主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积极环境影响因子。在旅游正面影响方面，居民在积极环境影响上平均分值最高，态度最积极;其次是积极经济影响和积极社会影响，在积极文化影响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对这方面影响的态度不积极。在旅游负面影响方面，消极经济影响比消极环境影响平均分值低，显示当地居民对负面经济影响的态度更消极。为了解居民的态度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感、个人对旅游业依赖等变量之间的联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进行检验，研究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是否在这些变量影响下有显著的差异。如果存在显著性影响，进一步运用事后检验(POST－HOCtest)，分析变量各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结果表明，性别和年龄对居民的态度各因子没有显著性差异。教育程度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四个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两个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平均分值显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与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初中文化和中专文化的居民差异显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经济影响上，中专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居民(p＜0．05)，其他类之间差异不显著。在积极文化影响因子上，大专文化的居民均值显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间差距不显著。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大专与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显，均值显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环境影响因子有显著差异，对其余的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与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间有显著差异，其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在积极经济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显著低于其他类(p＜0．001)。在消极环境影响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与20000—25000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职业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积极文化影响、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余的消极影响因子无显著性差异。在积极社会影响上，除退休人员外，学生和其他职业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与农民、工人、离退休人员之间也有显著差别(p＜0．05)，教师的均值明显高于后三者，当地经营业主与农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p＜0．001)。在积极经济影响上，学生平均分值最低，与其他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积极文化影响上，教师和农民、学生、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之间存在显著差距(p＜0．05)，学生和工人、经营业主之间也存在显著差距。在“积极环境影响”因子上，教师与农民、工人、学生之间有显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点工作的人数只对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上有显著性，其他无显著性。旅游带来的收入仅在积极经济影响上有显著性。居住时间对积极经济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差异，对其他因子无显著性差异。与旅游者接触次数仅对积极社会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消极文化影响因子有显著性，在其他因子上无显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变量类别在因子上的均值差异。
5影响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了解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因子是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有影响，本文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区归属等变量后，分析各变量对支持水平的影响，第一步选择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把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经济影响态度等6个自变量作为第二层引入回归。第一步引入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的支持态度有一定的解释力(R2=0．20)。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对居民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态度无显著的影响，但职业和全家年收入有显著预测力，职业排序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当地经营业主、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到其他，可见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从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个等级，收入越低的家庭对旅游业的支持态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业依赖的指标中旅游带来的年收入对旅游支持态度有显著负影响，从旅游业中获得收入越少，越倾向不支持旅游业的发展(Beta=－0．28，p＜0．01)。社区归属感中的居住时间对支持态度有显著作用，居住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支持旅游业发展(Beta=0．18，p＜0．01)，而居民与旅游者的接触程度对支持态度无影响。在分析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旅游业依赖程度、社区归属感等变量后，旅游影响态度各维度对预测支持态度做出了新的贡献，对支持态度方差的解释显著增加，对支持态度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5)。从标准回归系数可见，积极社会影响态度、积极文化影响态度、积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无影响。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较明显的预测力(Beta=0．21，p＜0．05)。消极环境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明显的负影响(Beta=－0．17，p＜0．05)。消极经济影响态度对支持水平有显著的负影响(Beta=－0．10，p＜0．05)。总体表明，随着居民的积极经济影响态度增加，消极的环境影响和经济影响态度减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三讨论与分析
1．1试验区概况
试验区位于河北省深州市太古庄乡高赵圈村（N38°01′，E115°32′），属典型海河低平原区，是“十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核心试验区。土壤为粘性壤土，180cm土体不同层次容重为1．3～1．6g／cm3；耕层全氮含量1．2g／kg，碱解氮含量66．7mg／kg，速效磷含量24．1mg／kg，速效钾含量122．4mg／kg，有机质含量14．7g／kg，盐分质量分数1．1g／kg。2011－2012年小麦生长季降雨62．8mm，2012－2013年小麦生长季降雨量122．2mm。
1．2试验设计
2011－2013年冬小麦生长季进行，共设旋耕（RT）、深松（SRT）、深耕（MRT）3种耕作方式处理，每处理3次重复，小区面积60m2，随机区组设计：（1）旋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GN－180型大型旋耕机旋耕2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2）深松，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2FS型深松旋耕一体机作业1遍（深松深度30cm，旋耕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3）深耕，前茬玉米秸秆全部粉碎还田撒施底肥1L－525铧式犁耕翻（深度20cm）旋耕机旋耕1遍（深度15cm）耙地2遍机播。供试小麦品种为良星99（冀审麦2004007号）。播前底肥施纯氮240kg／hm2，P2O5112．5kg／hm2，K2O112．5kg／hm2，小麦10月10日趁墒播种，基本苗密度为3．15×106株／hm2，2个年度均只在春季灌水2次，每次灌量82．5mm，时间分别为2012年4月6日和5月1日、2013年4月7日和5月2日，随春季第1次灌水追施纯氮135kg／hm2，6月15日收获。
1．3试验方法
10月15日开始，每隔1个月，分0－5cm，5－10cm，10－20cm，20－30cm，30－40cm5个层次采集原状土样，采用环刀法［7］测定土壤容重，计算0－10cm，10－20cm和20－40cm土层平均容重。土壤总孔隙度计算公式为：Rt＝（1－RS／DS）×100。式中：Rt为总孔隙度（％）；RS为容重（g／cm3）；DS为比重（g／cm3）。于冬小麦播前和收获后，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样，用平板表面涂抹法对样品中的真菌、细菌和放线菌进行分离计数。分离真菌采用马丁氏培养基，每10ml培养基加入0．03％链霉素溶液1ml（含链霉素30μg／ml）；分离细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分离放线菌采用高氏Ⅰ号培养基。其中马丁氏培养基和高氏Ⅰ号培养基平皿倒置于28℃培养箱中培养4d计数；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平皿倒置于37℃培养箱中培养3d计数。在播种－返青、返青－抽穗、抽穗－成熟期3个阶段，按五点取样法采集土壤样品，每阶段采集3次，测定相关酶活性、养分和有机碳含量。土壤碱解氮测定采用碱解扩散法，速效磷测定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测定采用乙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机质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磷酸浴法［1］；土壤脲酶（UE）活性测定采用靛酚比色法，碱性磷酸酶（ALP）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钠比色法，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采用高锰酸钾滴定法［8］，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采用邻苯三酚比色法［9］；土壤有机碳（SOC）含量测定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土壤微生物量碳（SMBC）含量测定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SMBC＝Ec／KEC。式中：Ec为熏蒸和未熏蒸土壤K2SO4浸提液的碳含量差值（mg／kg）；KEC为转换系数，取值0．38［10－11］。土壤呼吸速率测定采用动态密闭气室法［12］，测定仪器为Li－6400（Licor，USA）。土壤含水量采用德国IMKO公司生产的TRIME－PICO型便携式水分测定仪（TDR）测定。土壤温度测定采用HL20型自动气象数据采集器（锦州阳光气象仪器公司生产）。每小区布设8个温度感应器，感应器埋深10cm。播种后，间隔5～7d测定1次0－180cm土层体积含水量，每20cm测定1次，雨后加测；温度采集器采集周期设定为1h。
1．4数据统计分析
对2011－2013年2个生长季试验数据进行巴特勒检验（Bartletttest），趋势相同数据取平均值分析。相关数据统计分析采用SPSS12．0和DPS7．05软件；用Excel2010软件作图。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容重与孔隙度
播种至11月上旬各处理0－10cm土层呈现容重大幅度上升、孔隙度明显下降趋势。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各处理土壤容重缓慢下降、孔隙度则缓慢上升。播种至4月上旬灌溉春一水前，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6．1％，5．2％和7．3％，孔隙度分别下降4．8％，4．1％和5．3％。此阶段，深耕处理容重最低，孔隙度最大，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无显著差异。春季灌水和降雨的叠加效应是各处理土壤容重均出现大幅度上升，总孔隙度大幅下降。通过回归模拟，春一水灌溉后30d，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容重分别上升7．4％，6．6％和8．5％，总孔隙度分别下降6．5％，5．8％和7％。5月份以后，各处理物理性状基本趋于稳定，至成熟期处理间差异不显著。1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与孔隙度变化趋势与0－10cm相似，但变化幅度较小。在该层深松和深耕处理总孔隙度显著高于旋耕处理，而容重则低于旋耕处理。20－40cm土层，通过多元方程模拟发现，土壤总孔隙度随时间推移缓慢下降，容重则缓慢升高。播种至灌溉春二水，深松处理孔隙度最高，容重最低。随后深处理间差异逐步缩小，至生长季结束差异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图1发现，灌溉春二水后，0－20cm土层各处理容重出现小幅下降，孔隙度小幅提高。推测可能与土壤温度升高加速玉米秸秆腐解有关。
2．2不同土壤耕作方式下土壤水热状况和呼吸速率
2．2．1土壤水分状况由图2可知，播种至返青期，40cm以上土层，旋耕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3．8％，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3．9％和8．2％；40－8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6．3％，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10．5％和4．0％。返青至抽穗期，0－20cm土层含水量表现为旋耕＞深松＞深耕，20－10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最高，为25．7％，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为24．2％和23．4％；各处理100cm以下土层含水量无显著差异。抽穗至成熟期，2011－2012年各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差异不明显，20－120cm土层深松处理含水量显著高于另两处理。2012－2013年，20－120cm土壤含水量变化规律与上一年度相似，但旋耕处理0－20cm土壤含水量明显较高，可能与当年小麦开花后降雨量较多（46．6mm）有关。2．2．2土壤呼吸速率及其与10cm地温的相关性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库向大气碳库输入碳的主要途径，土壤碳库的变化将对大气圈CO2浓度产生明显影响。由图3可知，小麦越冬前，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峰值为2．9μmolCO2／（m2·s），分别比深松和免耕处理高5．5％和11．5％。越冬期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下降，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各处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上升，至孕穗期均达到第二个峰值，此时深耕处理最高为3μmolCO2／（m2·s），比深松和免耕处理分别高7．1％和11．1％。另外，土壤不同耕作方式也明显影响到麦田土壤温度。小麦播种至越冬，旋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9．2℃，深松和深耕处理分别为8．9℃和8．3℃。越冬期，旋耕、深松和深耕处理土壤温度分别下降10．7，10．7，10．9℃。返青后深耕处理上升最快，深松处理其次，旋耕处理相对平缓。拔节至成熟期，深耕处理10cm土壤平均温度为23．6℃和22．3℃，分别比旋耕处理高5．8％和2．8％。说明深耕和深松均有利于提高春季地温。另外，通过对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10cm深度土壤平均温度与土壤呼吸速率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1）发现，土壤呼吸速率与地温呈显著正相关。
2．3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酶是土壤生物过程的主要调节者，参与土壤环境的一切生化过程，与有机物质分解、营养物质循环等密切相关。由表2可知：①0－10cm土层，抽穗前不同处理麦田土壤脲酶（UE）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均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上升较快，并均显著高于旋耕和深耕处理；10－2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差异不显著，返青后处理间差异扩大，深松处理UE和CAT活性最高，分别为0．3mg／（g·d）和2．99ml／（g·h）；20－40cm土层，返青前各处理UE和CAT活性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2种酶活性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②0－10cm土层，小麦播种至抽穗阶段，免耕和深耕处理土壤碱性磷酸酶（ALP）较高。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ALP活性明显提高，为36．3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17倍和1．18倍。③10－2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深耕处理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分别比免耕和深松处理提高78．9％和43．2％；抽穗后，深松处理土壤PPO活性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处理；20－40cm土层，小麦抽穗前各处理PPO活性无显著差异，抽穗后深松处理PPO活性最高，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高78．6％和19．0％。
2．4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养分的影响
0－10cm土层，旋耕处理碱解氮含量在小麦抽穗前较高，深耕处理则是在抽穗后较高。10－20cm和20－40cm土层，深松处理碱解氮含量始终最低，抽穗期仅为52．3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92％和79％；全生育期平均为46．1mg／kg，分别为免耕和深耕处理的77．1％和81．6％。0－10cm土层，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有“表层聚集”现象，全生育期平均含量37mg／kg，分别是深松和深耕处理的1．15倍和1．29倍；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抽穗后处理间差异不显著；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磷含量最高。0－10cm土层，小麦抽穗前，旋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为106mg／kg，分别是深松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26倍和1．22倍；抽穗后，深耕处理土壤速效钾含量最高。10－20cm土层，抽穗前，旋耕处理速效钾含量也最高，抽穗后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深松处理速效钾含量最高。0－10cm和10－20cm土层，返青至抽穗阶段，深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其他时期各处理无显著差异。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有机质含量较高，深松处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返青后深松处理有机质含量为12．28mg／kg，分别比深松和深耕处理高80％和74．6％。
2．5不同耕作方式对麦田土壤微生物与有机碳的影响
2．5．1真菌、细菌和放线菌数量由表4可知：①旋耕处理各层土壤真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在各土层均为上升趋势，而深耕处理则在0－20cm土层表现为下降，在20－40cm土层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土壤真菌数量平均增加69．9％。②旋耕处理土壤中细菌数量在0－20cm土层中表现为增加，而在20－40cm土层中则下降，深耕处理与旋耕处理相反。深松处理土壤细菌数量在各土层均表现为上升。2个生长季深松处理细菌数量平均增加91．1％。③0－40cm土层，各处理放线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深耕处理放线菌数量下降最明显，全生长季平均下降31．5％。2．5．2土壤SMBC和SOC含量微生物量碳（SMBC）对土壤扰动非常敏感，可反映土壤养分状况、生物活性和微生物数量。由表5可知，0－10cm土层，深耕处理SMBC含量最低，为134．5mg／kg，分别均相当于旋耕处理的84．9％。10－20cm土层，小麦播种至返青阶段，深松处理SMBC含量最高；返青至抽穗阶段，旋耕处理SMBC含量最高。深耕处理SMBC含量始终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仅为176．3mg／kg，分别仅相当于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的77．7％和73．9％。这可能与深耕对土壤扰动大，土壤团聚体遭破坏，土壤呼吸速率和能量消耗加快有关。20－40cm土层，小麦抽穗期前，SMBC含量为旋耕处理＞深耕处理＞深松处理；抽穗后，深松和深耕处理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旋耕处理。总有机碳（SOC）是表征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着土壤渗透、抗蚀、持水和养分循环，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等［13］。0－10cm土层，深耕处理SOC含量最低，全生育期平均为9．4g／kg，分别相当于旋耕和深松处理的91．9％和91．0％。10－2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依然最高。返青后，深松和深耕处理SOC含量则呈明显增长趋势。20－40cm土层中，返青前，旋耕处理SOC含量最高；返青后，深松处理SOC含量最高，为19．2g／kg，分别是旋耕处理和深耕处理的1．75倍和1．22倍。2．6不同耕作方式对小麦产量和水肥利用的影响由表6可知，2个生长季深耕和旋耕处理总耗水量均较高，分别为430．3mm和430．9mm，深松处理仅为409．4mm，比旋耕和深耕节水6％；深松处理产量最高，平均为8550．0kg／hm2，分别比旋耕和深耕处理分别提高15．4％和6．9％，水分利用效率分别高22．7％和13．7％；深松处理N、P、K肥料偏生产力最高，其中N肥平均偏生产力为22．8kg／kg，分别比旋耕和深松处理高15．2％和6．5％。
3讨论
3．1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物理性状与水热状况的影响
物理结构、储供水和热量循环能力是耕地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显示，长期单一的土壤耕作方式均会影响土壤物理性状，如长期翻耕土壤失墒大，形成犁底层，影响土壤蓄水能力；长期少、免耕，表层土壤体积质量会增加、犁底层上移、耕层变浅。Milton等［14］报道免耕土壤总孔隙度较低。Borghei等［15］报道，多年免耕导致土壤压实、容重增大、产量降低。Hou等［16］报道，与常规耕作方式相比，在夏闲期间，采用免耕与深松相互交替可提高0－20cm土层含水量3．9％～7．8％，而在作物生长及季节则可提高8％～8．6％。Qin等报道，深松可增加降水入渗，提高土壤贮水能力。苏衍涛等［18］报道，免耕在冬小麦越冬期表现增温，活动期表现降温。本研究表明，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分别有利于0－20cm和20－40cm土层土壤容重下降和土壤孔隙度增大。旋耕处理有利于表层土壤水分储蓄，深松处理有利于20－120cm土层水分储蓄。深耕有利于提高土壤温度，分别比深松和旋耕高5．8％和8．8％。深松对土壤扰动深度较大，可更好地储蓄水分，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深耕比深松可更有效提高土壤温度，且温度变幅更大，这与陈继康等的研究结果相似。而深耕由于加深犁底层的同时，造成了表土大面积翻动，破坏了团粒结构，实际并未对土体储水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频繁深耕必然对耕地质量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有关耕作方式改变后土壤水热状况的改变是否有耦合效应并影响作物生长，还需进一步研究。
3．2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含量的影响
养分循环是农田生态系统最基本功能之一，其中农田三大养分要素N、P、K的循环与平衡则是农田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区域农田生产力状况的具体反映。不同栽培制度和管理措施等都会影响土壤酶和养分空间变异和生物活性变化，而土壤酶活性与土壤养分之间关系密切，可间接反映氮、磷等养分转化与供给状况。本研究表明，小麦返青至成熟，深松处理可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和脲酶活性，且深松处理还可提高小麦抽穗后土壤碱性磷酸酶活性；深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可分别在抽穗前、后提高表层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深松处理可降低碱解氮含量而促进速效磷和速效钾积累；深耕处理可提高表层土壤有机质含量，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则分别在返青前和返青后提高20－40cm土层有机质含量。本研究还得出，旋耕处理速效磷有“表层聚集现象”，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深松处理对于提高土壤酶活性有着特殊意义，而土壤酶活性提升又直接加速了对土壤中养分的分解和利用。由于研究角度侧重不同，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酶活性与养分变化相关性将另外报道。
3．3耕作方式改变对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影响
由于土壤微生物比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质量变化能做出更快速响应，所以土壤微生物土壤污染监测评价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不同耕作措施创造不同的土壤环境，影响土壤微生物数量和组成。研究显示，土壤呼吸是一个复杂的土壤生态学过程，土壤呼吸季节变化一般呈现单峰型特点［21］。不同耕作措施可改变土壤物理结构和水热特性，进一步影响土壤呼吸状态。张俊丽等报道，深松耕处理小麦农田呼吸速率最高，显著高于深耕和旋耕处理。任景全等研究也认为，免耕可降低土壤呼吸速率。本研究表明，深松有利于真菌和细菌增殖，旋耕有利于放线菌增殖。这可能与深松和深耕提高了土壤温度，而温度提升加速了土壤内植物残体降解，腐殖质含量提高有关。Riley曾报道耕作方式对微生物的影响与土质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结果还需在其他土质中进一步印证。本研究还显示，深松处理和旋耕处理分别在不同生育时期可提高土壤SMBC含量。旋耕处理在小麦返青前土壤SOC含量较高，深松处理则是在返青后最高。深耕处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2个生长季平均为1．76μmolCO2／（m2·s），分别比旋耕处理和深松处理高8．0％和4．8％，这与前人报道吻合。且本研究也证实呼吸速率与土壤温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深耕可提高土壤温度，研究前后可互相印证。深耕处理SMBC含量SOC含量较低，这与Compton等［25］提出的土壤温度高可提高SMBC含量不一致。这可能与试验区土质有关，因为土质不同会影响SMBC的周转速率有关。有关不同耕作方式下麦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土质上的表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结论
目前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牧业人口1.5万，蒙古族人口占79.8%，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如今新巴尔虎右旗外来人口近10000人，而且已经在新巴尔虎右旗落户.脆弱干旱的草原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质变劣及植被覆盖率下降造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沙化加剧，草原生产力大幅下降，多数牲畜处在半饱状态下，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牲畜会大批死亡等诸多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夏秋两季草原上挖药材的人遍布，严重破坏了土壤表层结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新右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有金、铅、锰、铁等十多种金属和煤、玛瑙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并引来大庆油田等公司的青睐，但近几年因为某些矿山企业的盲目开矿和违法开采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植被的破坏，这些企业造成的废弃物不仅过多占用空间，而且对周围的水域和大气也造成了污染，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011年春季，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发生鼠害面积达1350万亩，占全旗草原的50％，在鼠害重灾区，植被稀疏，地表，遭受破坏的草原惨不忍睹.2012年全旗闹蝗灾危及420多万亩草场，平均每平方千米害虫数量达400~500只，最高到达700~1000只.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长9.1%，其中接待国内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长8.9%；接待国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长13.1%.②通过对一个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学进行电话采访了解到，游客进去之前和出来之后的地面状况完全不同，塑料袋、矿泉水瓶、饮料瓶等满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也会对草原植被、动物、土壤产生影响.土壤遭到破坏之后导致其结构的变化，并引发土壤上层植物的大量生长，终将造成动物的迁徙或减少.旅游者丢弃的废弃物严重污染环境，超过了草原生态的承受能力，导致水质和土壤质量变差，环境和旅游之间是既有冲突也能共存的关系，环境保护依托于游客们的环保意识和环保素质.
2.3过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发展
全旗总面积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积3444.2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2716.7万亩.牧业户3909户，牧业人口1.5万人，2006年全旗牲畜总头数突破205.3万头只.随着人口的增长草原的载畜量已经超过其载蓄能力，新巴尔虎右旗属于干旱草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热,2010年退化草原已达1208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44.5％.过度放牧的大多是外来人口，他们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场，大量引进牲畜，短时间内过度使用牧场，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近年，新巴尔虎右旗牲畜数量愈发增多，对现有的草场容量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不防止过度放牧草原生态系统会遭到破坏，因为牲畜数量的增加，造成草场压力变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复，致使草场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来人口过度开采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矿业和新鑫矿业为利益所驱使，在新巴尔虎右旗草原上进行非法开采并向周围排放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这些对地表水、土壤、空气和人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开发到完成，牧民始终是弱势群体，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要遭受开采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每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挖药材的流动人口约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帐篷过夜，连续几天不停的采挖，严重破坏了牧民的居住环境.2013年7月，公安机关在药材密集地抓获数名违法作案人员，没收作案工具数把，去年新巴尔虎右旗查获违法采药人员143人，没收非法采集的药材将近1027公斤，过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3关于新巴尔虎右旗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资源
对草原进行科学地开发利用和建设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去破坏草原，如开矿，滥挖，滥櫵，过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长白爱军接受采访时说过：“牛羊还是太多，还要往下减！”.草原受到破坏就等于广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损害，但光靠他们的力量无法制止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并强力打击破坏草原的多种行为，促进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
1、制定具体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同时应根据破坏活动的程度进行批评或处罚，发现问题应及时整改.
2、坚持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护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人开发之后都要进行付费，获取利益之后都要进行补偿，开发之前应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坚持保护和开发并行，不能盲目的开发要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
3、严格检查流动人口，禁止其破坏草原.新巴尔虎右旗有众多流动人口，由于他们对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驱使就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2012年全旗投入约300万元组建了“草原110”，设立多个流动报警点以及固定警务室.必须“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得”.③
3.2从经济上帮助牧民,减轻对草原生态的压力
有效地限制过牧行为实属不易，在政府的强力管理下过牧活动依然存在.牧民的过牧行为会受到草原监管部门的制止，然而，这会影响到牧民的生计，如果超载被发现监管部门会对牧民进行罚款，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相关部门往往只对过牧行为进行罚款了事而对超载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应当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和建设，例如从2002年以来惠及牧民的退牧还草补偿金约1500万元，约716万亩牧场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政府投入约1460万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万亩草场的持续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动篷车近400辆，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
外来人口的增长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牧区的平衡发展，新巴尔虎右旗在1990年总人口近2.5万，1997年总人口3万，现在全旗人口近4万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长会给新巴尔虎右旗以后的发展带来阻碍和困境.新巴尔虎右旗现在的常住人口为26420人，总人口近4万，外来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长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造成了牧民赖以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应把控制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工作重视起来.
1、充分认识人口增长给有限资源带来的困境.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周围环境和资源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加大，这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当从长计议使有限资源科学搭配人口数量，鼓励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资源.
2、禁止外来人口进行养殖活动.现今外来人口对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们从牧民手里购买牲畜之后让牧民代放，间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户籍制度改革小组，通过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快建立外来人口动态监测长期工作机制.
3.4保护草原旅游资源环境
选择科学的开发利用模式，明确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相互平衡原则，要顾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现在的旅游业和消费文化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冲击力很大，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草原旅游环境.
1﹑发挥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环境和资源管理上进行战略性调控，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肩而行，确保旅游资源的长效利用.
2﹑创新草原旅游资源的管理体制.要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增长效益及可持续发展管理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通过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引导使开发资源的各种要素得到最优配置，草原旅游的开发要与生态平衡的维持及自然保护结合起来，促进旅游地环境的良性发展.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在我国目前国情下，如何强化税收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即如何完善我国的环保税收体系。
关键词：环保；税收制度；和谐社会
1完善环保税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立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我国环保税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我国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我国现行多为征收环境费，地方为了保护其利益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私下给与保护，降低排污标准而且征收标准偏低，征收依据落后，在征收方式上也不规范，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不理想，对保护环境起不到高效调节作用。目前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收的范围狭窄，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实质上是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
（2）主体税系缺失。
各种环保性质的条文散落在各个部分和相关的法规中，没有一个合理和科学的体系，各种法律的不同的立法的目的使得各个法条具有不同的标准甚至彼此之间产生适用竟合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目前我国所征收的环保税收的征收范围只是众多自然资源的矿产资源和盐，对我国其它需要保护的其他重要对环境要素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对我国整个环境保护作用有限，难起到税收本该发挥的作用。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税收分配管理体制的不合理。
如资源税由于在分配管理体制采取省、地、县三级共享的分成制度，造成各级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偏松和代征代扣未能真正到位，很多地方甚至采取放弃管理。同时由于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大部分的开采利益流向央企和上级财政，造成基层财政对资源税的征管失去积极性。
3国外建立绿色税制的经验与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全面“绿化税制”有税制。
3.1设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对废气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美国70年代开征的二氧化硫税，法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按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征收的氮氧化物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的污染税：如前西德从1981年起开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课征的污染税或垃圾税：如挪威1974年开征的饮料容器税，规定对不能回收的饮料容器征收30％的从价税，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在轮胎的生产或销售环节征收的旧轮胎税。
（4）对噪音污染征税：如美国征收的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的污染税。如比利时、芬兰、挪威、瑞典等国都对农药和化肥征收污染税。
3.2调整原有税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
（1）对消费税的调整。包括：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鼓励使用无铅汽油；提高污染型能源的消费税率；在原有消费税基础上，对能源另征能源税或能源消费附加税；取消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税收优惠，对清洁能源减税。
（2）对所得税的调整。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税前扣除或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抵免；鼓励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环保设备加速折旧；公车私用的税收措施调整。
（3）对机动车税的调整。征年机动车税时对节能车予以优惠；节能车销售税的税收优惠。
4完善我国环保税收制度的措施
4.1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主体税种
（1）建立环境污染税类的主体税种。
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污染税、垃圾税、噪音税、开征燃油税。
（2）建立资源保护税类的主体税种。
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调整计税依据，以实际开采、占用数量或生产数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
（3）建立消费税类的主体税种。
消费税：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对导致环境危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征收，发挥消费税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能。
（4）建立环保关税。
出口税对国内资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及半成品）征收。进口税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禁止，甚至对其进行贸易制裁。
（5）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也应体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保税收理念。如要取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免税或低税征收的规定，要取消有毒农药、农膜低税率的规定。
4.2建立合理的环保税收体系，包括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
建立以资源税收为核心的税收的体制，以针对环境改造行为为主，把资源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算入到资源利用的成本中来的制度，对环境改造活动征收而不是对已经形成污染的结果后作出的行政罚款不同，环境税作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措施，更多是预防性。
4.3贯彻环保税费激励机制，建立多形式的税收减免体制
（1）增值税优惠。对整治污染和利用污染生产的企业实施优惠。除了现行的对“三废”利用的税式支出，还要对从事城市污染和垃圾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节能生产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优惠。
（2）消费税减免。对环保产品、清洁产品给予税收优惠。（3）关税优惠。对环保产品出口，应给予鼓励，不征税。同时，在国内退税方面应给予优先，争取早退税、退足税。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免征进口关税。
（4）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减免。
（5）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消费型增值税政策。
4.4完善税收分配管理体制，保障我国循环经济的实现
资源与环境税收应划分为地方税、中央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在中央政府统一立法下，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再按一定比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考虑到环境与资源治理与保护大多依靠地方的力量，所以不应单独设立中央税，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在收入划分时也应让地方占大头。
建设水电水利工程的实质是根除对人民有害的事物，兴办对人民有利的事业。追求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农田的灌溉、提供生活用水等是水电水利工程最直观的表现。此外，从能源的归属来看，水电水利资源属于绿色的可再生能源。近几年来，能源危机的存在是各国所面临的又一难题，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希望寄托于水电开发上面。我国的水利资源相对丰富，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推动下，水库的作用也不仅仅是防涝防旱如用水库进行发电，这样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能节约大量煤炭资源等。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对水资源的利用率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率，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从技术上提高与改进，突破对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所遇到的技术性难题，在保证不破坏生态与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发展。
2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问题
2．1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河流并不是在一两天的时间内形成的，是经过一次次的演化才形成，河流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调节气候环境的作用，但是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依托于宽阔的河道，这样就会影响河流的水质和温度，使河道周围的地质遭到破坏。
2．1．1提高了河流水温
建设水利水电工程，河道的水面会慢慢变宽，流淌的速度也会放缓，这样就会增加太阳对水面的辐射面积，水库积蓄的热量在短时间内很难退却。任何生物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水温的升高会影响鱼的排卵，河道中鱼虾的数量相应减少，生物链也会因鱼虾数量的减少遭到破坏。
2．1．2污染了河流的水质
大家都熟知，水体中的氟是通过水面和大气接触与空气中的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但是，水电工程的建设，会影响河流的水流速度，氟的产生速率就会降低，而河流的净化又依托于氟，这样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河流的水质就会从整体上受到影响。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金属材料，其金属长时间与水体接触，也会污染水资源和土质。
2．1．3气候的改变
建设水电水利工程，会使得水汽的蒸发量要比在没建设之前大大增加，这样就容易导致河面上出现雨雾天气，水汽是会随着空气的流动，雨雾飘散到周边环境中，提高了周边环境的空气湿度，空气湿度又会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因此，气候也会随之改变。
2．2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对陆地生态的破坏
2．2．1对农田和森林的损害
任何工程的建设，都会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水电水利工程也不例外，大量的土地被征用，但征用的土地并不都是荒芜的土地，有的可能是大片的森林和农田，工程建设一旦征用人口密集地区的土地，农田和森林就会遭到破坏。谁也不能保障修建在河道或者水库上面的水利工程所产生的废水不会流入其中，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不仅会污染水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波及到周边的环境，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2．2．2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
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区域而言，河流不仅养育了周围的居民，还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动植物，由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植物遭到破坏，动物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被迫迁徙或死亡，从历史的长河中看，任何生物的迁徙，数量都会相应地减少。工程建设还会在小范围内改变原有的气候环境，由于环境的改变，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动物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2．2．3影响人类的居住环境
由于大量的土地在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中被征用，虽然工程的建设是秉持着将居民的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而建设的，但这也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房屋与工厂等土地的征用。人类的居住环境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人们生活的环境还要考虑到气候环境的改变，尤其在夏季，要做好防洪防灾的准备工作，避免洪灾的发生，保证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气候在短时间的改变，人的身体很难适应，部分居民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
3保护生态环境的办法
3．1将生态保护作为首要目标
在建设水利水电工程中，要将保护生态环境置于首位，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环境效益。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要事先对其有一定的认识，将保护生态与环境的理念自始至终的贯穿于其中，这样才能将生态坏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3．2要建立健全有关生态方面的法律体制
保障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部门就要加大环境监管力度，要求开发商进行合理的补偿，恢复能恢复的生态环境，对于能够恢复的生态，政府部门要强烈要求开发商对其进行恢复，保持水利水电工程周围的生物链平衡。也可以采取合理的手段加快生态恢复，例如在河道中投放鱼苗，让河道中的鱼的数量大体上维持在一定的数量上，增加河道周围的森林覆盖率等。
3．3加大工程技术研究，增强环境保护措施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会涉及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尤为明显，所以这就要求施工团队要对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运用绿色无污染的施工材料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尽量保证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破坏。
3．4在施工过程中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加强监测力度，要杜绝大气污染、噪音以及水污染的产生，对施工的过程及环境，要进行全程监控。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况，要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产生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要合理的处理，不能为了增加经济效益随便排放废物，对于可恢复的生态还要最大力度的进行恢复。
3．5完善工程的管理制度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需要科学合理的方案支配才能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又好又快地完成，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工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方便人们生活，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所以制定方案时，要优先考虑城镇的生活用水，其次是生态用水，要保证水库或者河流的水量，尽量满足农田灌溉、发电以及水运的用水。
3．6做好监测工作
要根据制定的环境监督计划，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水利水电工程进行环境检测，检测标准要严格按照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与指标进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这种做法是有悖于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4结语
[论文关键词]公路环境保护
[论文摘要]根据多年道路设计和施工的经验，浅谈了道路设计和建设中应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并提出了在设计中环境保护要考虑的问题和注意事项。
随着西部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公路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成了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健康，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总称。在公路建设中，我们只有保护建设环境的责任，不能也无权恣意消费。良好的生态和独特的资源是自然风景区发展的优势，也是最大的资本。发展生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设计良好的公路能同时满足人、车、路环境及景观的要求，富有行车诱导性，将人、车、路、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使公路本身形成一个行车迅速、舒适、清洁、安全的环境，还要创造一个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生态环境。公路的绿色文化全新概念，强调公路是景观、文化、旅游资源，与沿线风土、历史和时空相适应，与时代感相适应，与运动中人的感知和静态中人的观察相适应，与环境相适应。反映当地风土人情，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进人类健康，促进人和自然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改建公路与环境保护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改建公路仍将作为公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必要的重复改造，不但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也加大了不必要的土地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所以有必要从根源上进行探讨。
（一）公路建设必须着眼于高起点。过去由于资金短缺和对远景交通发展规划不足，公路等级和技术指标采用较低，不论是线型、纵面、横向宽度还是路面结构，都只能缓解短期之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路运输对道路的技术标准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但公路建设的发展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运输业的要求，在旧路改造中还存在着短期效应的现象。对公路发展缺乏预见性，往往采用低限指标，以致刚改造的公路通车不久，很快就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不得不进行新的改建。所以公路改建必须要着眼于高起点，线型上要满足发展要求，红线范围满足拓宽要求，无论在断面上一次改造，还是分期改造，都应将环境保护与植被恢复措施考虑周到，并付诸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绕避村镇，靠村不进村，以保证道路畅通，减少干扰及污染，真正起到便民、利民的效果。
（二）废弃公路的合理处置。旧路改建必然要废弃一部分原有旧路，在本着尽量利用原有线位、提高路线标准的前提下，适当开辟部分新路是必要的，而处理好废弃的旧路也是必要的。对于改造成高等级的公路，废弃旧路可视其价值的多少作为辅道，否则应因地制宜进行旧路还田或者绿化，使土地得到有效的利用。这项工作应在公路改建中完成，旧路路堤可作为新路的取土场，或者平整周围地表的土方来源。废旧油皮及其他不适宜于还田绿化的废弃物，运走集中处理，以便有效地保护环境，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二、新建公路与环境保护
公路建设必须要经过工可研、设计、施工三个主要环节，对环保认识不足都可能在公路建成后，对路线周围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工可研阶段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可研阶段在投资费用估算、经济费用及效益分析上的考虑，基本建立在实地踏勘和调查上，但是目前在论证项目可行性时，对自然环境论述较少，大多局限于一些古迹和自然保护区，在满足技术指标的前提下，许多大填大挖的方案很少考虑自然环境及植被保护。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评估势在必行，工可研阶段应该把环保与效益分析等论证放在同等程度,尽可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指导后期的测设、施工。测试阶段对环境保护的影响公路测设是在工可研的指导下，具体确定路线的布局。线位的具体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路建成后的使用情况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所以公路测设在满足技术等级要求前提下，不但要考虑线形指标，还要考虑环境保护，尽可能地优化方案，力求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少破坏自然环境，减少水土流失，无论永久性占地、还是临时性占地，都应有合理的环保设计。对于在建设中破坏的植被应提供恢复措施设计，防护工程应优先考虑植物防护。这样，虽然初期投资可能大一些，但从长远看，无论对公路本身的发展还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都十分有益。
三、采取的措施
（一）公路设计阶段环保措施。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阶段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进行环境保护设计和采取环保措施提供依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环境保护设计。正确处理造价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重视大型结构物设计与自然景观的协调。路线走向应尽量减少避免穿越对地球生态至关重要的湿地、林区等。保护原有地质结构的稳定性。公路建设破坏了山区或丘陵本来的自然稳定性，由于开挖导致应力释放引起坡度滑动。目前的设计很少考虑应力释放，只简单地考虑土质的自然休止角，只做一些较粗的地质勘探，出现滑坡后治理的费用远远超过先期避免滑坡所投入的费用。重视排水、防护设计。公路排水设计不畅，不但对公路本身造成损坏，并且对环境造成破坏，在公路运营阶段仍然存在水淹耕地、冲刷原地表的现象。
公路设计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融贯于公路规划、设计、施工过程的始终。随着时间和沿线环境的变迁，公路的影响因素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动态设计的概念，运用先进的技术，结合施工现场的情况，需随时间、空间的推移不断地进行补充和完善，经过反复的调整及技术经济比较，才能设计出经济、与环境协调的公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