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8 15:47: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转口贸易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马六甲王朝 马六甲港 郑和下西洋 兴起
马六甲王朝概况
马六甲王朝,明代称其为满剌加国,其王城为马六甲市。该王朝所辖马六甲港,位于海峡最狭窄部分,是天然优良港口,港宽水深,既隐蔽而便于防守,又无浅滩和树林,不受风暴侵袭,船舶可安全入港;此外它扼东西要道,是印度洋、南中国海和爪哇海季风的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起着不可估量的动力作用,成为推动马六甲良港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马六甲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马六甲王朝取代爪哇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
对于马六甲王朝建立的时间,中国古籍记载是1403年,而西方学术界却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认识。不过在美国学者保罗・惠特利《十五世纪时的商埠满剌加》的这篇论文里,最终认可了明朝史书对满剌加建立时间的记载。不过,对于永乐帝何时赐封满剌加国王这件事,中国古籍的记载却稍有出入。然而,不管明朝对满剌加正式册封的时间是1405还是1409年,这都不能抹掉明朝正式册封过满剌加这件事,所以笔者在此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明朝对马六甲王朝发展的作用
对于明朝政府对满剌加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促进满剌加贸易的繁荣这些事情的看法,则是随着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东南亚整体史和国别史研究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明朝政府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对满剌加的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看法。因此,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满剌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明朝政府的册封和郑和下西洋带去的大量贸易机会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东南亚的大环境,特别是爪哇贸易中心的衰落,驱使满剌加作为一个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在15世纪发展成一个著名国际商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明朝在满剌加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满剌加位于东南半岛的最南端,立国之初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因而经常受到北方强大的暹罗的侵扰,被迫向暹罗屈服,进贡方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满剌加的发展壮大。在郑和下西洋前夕,明朝派遣中官尹庆到满剌加赐封满剌加国王,满剌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明朝保护,以此来摆脱暹罗控制。“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耳,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率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抱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进贡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②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满剌加国王的册封增添了满剌加外部的稳定因素,对满剌加摆脱暹罗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满剌加经济的发展,为其在15世纪成为中转口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因而,明朝在满剌加的繁荣过程中是起到作用的,只是这个作用并不是如中国古籍以及以前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即满剌加的繁荣主要应归功于明朝对其的保护以及郑和下西洋给其带去的贸易机会。
区域优势与马六甲王朝的兴盛
一些学者主张从外部寻找满剌加贸易繁荣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满剌加立国之初,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和海盗巢穴。仅仅住着二三十个当地土人,和一些从米南加保移入的种植者和商人,他们靠简陋渔具捕鱼为生。③而满剌加的气候朝热暮寒,国内缺少农业资源。“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以及“旧隶暹罗”等等。他们把满剌加天生环境的缺陷以及建立之初面对的北方强敌暹罗和南面的敌人麻诺巴歇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之后,便认为满剌加这个初生的国家如果要在暹罗和麻诺巴歇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公开敌视的情况下获得任何生存的机会,它就得寻找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又因为明朝对满剌加的册封以及“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因而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把满剌加繁荣的关键归功于明朝。约翰・卡迪对这一问题也持这个观点,在他的代表作《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中就有所体现:“在十五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地的形势和外部的干预,促成了马六甲海峡为商务交通重新开放。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明朝政府和印度主要贸易界(他们恰巧是穆斯林)的迫切需要恰好一致,它们要镇压实际上存在于整个十四世纪的令人讨厌的海盗行径,这种海盗的劫掠使通过海峡的贸易活动陷于瘫痪。明朝中国发现新建的马六甲城邦的马来统治者是一个忠诚的臣属,他在晚年改信伊斯兰教,以便加强他同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地位。”④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因素那就是东南亚当时的大环境。在满剌加立国之前,在马六甲海峡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独立政权,是因为在7～13世纪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了这条海峡,掌握了海上转口贸易垄断权,维持了五个多世纪繁荣。在室利佛逝灭亡之后,13世纪初,麻诺巴歇建立,进行对外扩张,也极力控制马六甲海峡。不过到13世纪末,麻诺巴歇王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缺乏安全保护的东西方商船畏惧海盗的劫掠,被迫绕道巽他海峡,此时马六甲海峡没有了室利佛逝时期的繁荣,但是这些商人们仍然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权能够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保护他们的商船。“随着室利佛逝的崩溃,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区出现了混乱和海盗,这种恼人的情况引起了最初的政治冲动,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商业控制下的安全避难港。”⑤再加上麻诺巴歇因国内政治混乱而无力统辖马六甲海峡地区,拜里迷苏剌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满剌加。
虽然一般认为土地贫瘠、粮食缺乏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致命缺陷,但是这仅仅是针对陆地政权而言,对于满剌加,却是一个例外。满剌加正好利用粮食缺乏这一点来加强其同爪哇的贸易联系。因为爪哇是海岛地区的农业中心,所以它是供应满剌加粮食的主要地区之一。因而爪哇的商船频繁往来与满剌加,运去大米和胡椒,换回印度棉布和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这种经济联系减少了满剌加与爪哇的敌对关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流。除此之外,原先与满剌加敌对的暹罗也在逐步与满剌加进行贸易往来。暹罗主要向满剌加出口大米,进口香料、胡椒、织锦等。同时缅甸勃固也向马满剌加出口粮食等,而婆罗洲东海岸也一样。
除此之外,统治者政策也是满剌加繁荣的重要因素。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剌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特别是吸引了巴塞的穆斯林商人到满剌加进行贸易。因为当时的香料和稻米贸易主要操纵在爪哇人手里,胡椒贸易则被巴塞人控制,在他们来到满剌加进行贸易之前,麻诺巴歇与巴塞王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已很频繁,爪哇人把香料和稻米运到巴塞,换取胡椒。此时麻诺巴歇日渐衰微,而巴塞国势正盛。巴塞又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方,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在这里聚居。因为拜里迷苏剌改信伊斯兰教便把巴塞很多穆斯林商人吸引到了满剌加,为满剌加带去了重要的胡椒贸易,随后越来越多的爪哇人也将香料和稻米运到满剌加,这促使了满剌加的进一步繁荣。
满剌加经济的繁荣,使它取代了巨港和爪哇成为东南亚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因此“在十五世纪形成了一个以满剌加为中心的贸易圈,并形成南北两条弧线。北部弧线形成较早,包括从占城、越南、柬埔寨及泰国沿海直到满剌加;南部弧线是从菲律宾群岛经过婆罗洲、西里伯斯、马鲁古群岛、巽他海峡、再从爪哇、苏门答腊直到满剌加。”⑥这个区域性贸易圈出现,不仅使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贸易空前高涨,而且使整个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交换和联系大大加强。
结 语
综上所述,满剌加不是一个靠着军事征服而繁荣强盛的国家,而是依靠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据点,形成了百货集散的中心,而成为了一个贸易极为兴盛和经济无比繁荣的国家。由室利佛逝到麻诺巴歇再到满剌加,表明了任何一个能够支配马六甲海峡的政权都一定会从过往这里的商业中获益匪浅。因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岛地区,海上贸易与农业同样重要,那些无法发展任何重要农业基础的国家,因为有机会纳入主要的贸易潮流,便为他们的政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地理位置是论述满剌加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此外海岛地区旧的贸易中心的衰落为满剌加作为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等,所以在讨论满剌加经济的繁荣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功于明朝的保护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商机。(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③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51页。
②马欢:《赢涯胜览》・《满剌加条》。
内容摘要：广东中山是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设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中山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介绍了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情况，并对地区产业集群与保税物流中心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产业集群 保税物流中心 互动效应
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一）中山特色产业集群情况
中山市以全省1％的国土面积、不到2％的户籍人口，建成了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全市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 26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14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7个，累计获得国家、省名牌名标、免检产品342个，连续多年创造了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第五位的经济总量。作为珠江西岸最具特色的经济体，最大经济总量的地级市，专业镇比例全国最高的城市，产业集群对中山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政府的经济报告中随处可以见到“产业集群”、“专业镇”、“一镇一品”等字眼。中山的产业集群主要以装备制造、医药制造、五金、电子信息、家具、服装等为中心，具有分布行业相对较多，产业以专业镇为聚集焦点的发展态势。
（二）中山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析
中山的地理位置处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心位置，上连广佛、右接深莞、左邻江门，下靠珠海，是天然的物流中心，同时，在整个珠江西岸来说，中山是唯一一个拥有保税物流中心的城市，相比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其辐射的范围将非常的大，珠海、江门、湛江等地区都可以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其保税物流的节点，潜力巨大。本文以江门和珠海产业集群为例。
江门产业集群。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江门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摩托车、五金卫浴、不锈钢、水龙头、麦克风等10个在广东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一共有14个专业镇，新会区司前镇主要以不锈钢、五金制品形成产业集群，大鳌镇以集装箱行业形成产业集群。
珠海产业集群。珠海作为中国的特区，其产业本身就具有鲜明特色，近年来，珠海主要形成了以格力为龙头的家电电气产业集群、以伟创力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高栏港石化基地为龙头的石化产业集群、以三灶生物医药专业镇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炬力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以金山软件为代表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天威飞马和纳思达为代表的打印耗材产业集群等七大产业集群。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概况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是目前广东省最大的保税物流中心。总规划用地4600亩，分三期开发。首期建设801亩，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一期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为16万平方米，包括单层仓库47000平方米、二层仓库51000平方米、三层仓库62000平方米，集装箱重箱堆场2万平方米。该中心交通便利，物流辐射能力极强，区位优势明显。保税物流中心（B型）将为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和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六大政策服务。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与地区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
（一）地区产业集群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影响
挖掘保税物流潜力，提升物流量。产业集群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对产业链整体优化、产业链同级企业竞争后可以带来最小的成本以及非常优秀的制造质量。产业集群也意味着该集群作为某产业的集聚中心，必须有一个集聚然后分散的网状物流过程。无论是分散的聚集过程还是聚集的分散过程，物流在其中都起到关键作用。产业集群、尤其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速了全球保税货物的流动，催生了巨大的保税物流需求，产生发展保税物流的迫切要求，可以说，中山保税物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保税物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保税物流的发展。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产业链不断完善、延伸，企业之间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之间的相互配套非常紧密，加工层次越来越多，加工链条越来越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对区域物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山要加快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配套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即能实现全球采购、转口贸易、国际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物流信息处理等一站式服务功能的载体，使货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分拨配送到各目的地。
同时，以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政府科学规划，合理制定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和保税物流协调发展的规划，明确区域内城市的物流发展定位、重点与分工。合理集成物流资源，使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功能上实现最佳结合，改变区域物流规划条块分割状况，构建层次化、差异化的区域保税物流体系。
（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地区产业集群的影响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给珠江西岸产业集群带来变革。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珠江西岸目前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将会影响着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模式，作为分散的集聚和集聚的分散节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将对产业集群的变革产生一定的作用。
中山的产业集聚，与中山原有的产业基础相关，与众所周知的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以及市场自发型的温州模式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关研究认为，中山的产业聚集模式主要以早期的个别企业带动，形成小规模聚集，然后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专业镇而形成大规模聚集，而有些产业还处于小规模聚集的形式。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及周边的产业集群从完全以代工为主，甚至于二次外包代工的加工型聚集为主的模式，逐步转移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并重的模式。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可以有效整合物流资源，推进地区物流中心服务水平，促进全球供应链形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聚集，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降低产业集群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可知，从最早的理论框架模型慢慢转变到实际成本模型，而成本模型中，很多的文献把矛头指向了运输成本，也就是物流成本。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看，成本动因确实是产业转移、集聚、分散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成，恰恰是能够给予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企业带来新的成本降低的动因，而这些动因也必将把中山的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成本洼地。
由于加工贸易生产企业、特别是现代大中型生产企业生产所具有的物料品种繁多、库存量大、配套性强等特点，以客户为导向的“网络订单”、“按单生产”模式，“零库存”、“供应商库存管理（VMI）”、“即时生产”、“小批量多批次”及“门到门销售”等现代物流管理和生产经营模式大受业界青睐，并被广泛运用。加工贸易生产企业迫切需要通过选择各类保税物流平台，将仓储、运输、包装、配送等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保税物流中心通过提供深加工结转等政策及功能优势，以保税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将他们的物流配送中心入住并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通过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达到最靠近生产工厂、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为关联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和良好的竞争发展条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连接，并增强供应链的柔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珠海和中山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中，有着各自的优劣势，如珠海陆地面积狭小，产业布局空间有限，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物流资源有限，尚难以支撑大港口运作，但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条件。此外，广珠轻轨、广珠铁路、港珠澳大桥三个项目将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届时珠海港、机场空港的“双港”和铁路，将为珠海打造珠三角西部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础。
中山的情况与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经济水平在珠江西岸一直处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同时，产业集群也相对比较明晰，物流货源多。中山港虽然还是依然货物进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山只能建设内河港，建造中的广珠铁路也不经过中山境内，难以构建公铁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但是，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的物流特色将会凸显出来。
未来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A字型公路主干网结构的中心位置（见图1），另外一个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本身有着政策的因素，在接下来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规模的保税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优势互补，建立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的“双核心”架构，推进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税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纽带已经形成，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路径也会随着物流的节点而逐渐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
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保税物流与中山港的区港联动将促进中山市以保税物流、加工贸易、生产为主的临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范围广、技术含量高，与其他产业关联大，带动能力强等特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山要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健康产业基地”。大型装备制造业是港口依存型产业。当前，中山临港产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规模，以中山港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主体形成了港口物流及相关服务业发展区。利用保税物流中心的平台，将有力的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促进贸易和物流业的发展。原有产业的扩大和新产业的出现，通过投资所形成的初级乘数效应，刺激以贸易、物流和加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产业群在整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再经由产业的向前关联（比如发展商或在当地销售等）与后向关联（比如在当地的贸易与资本货物的购买等）效应使保税物流中心的利益惠及更多的第三和第二产业。
随着贸易、物流、出口加工等主体功能的逐步完善和主导产业群的日益壮大，保税物流中心对城市及其所在的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非，冯耕中.我国物流聚集区内涵与形成机理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4）
2.江育春.基于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保税物流体系整合与创新[J].物流科技，2008（4）
3.文妮佳.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珠三角临港产业集群的发展[J].中国水运，2007（4）
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了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强调重新向西开放，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人是语言动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话语中。言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思想的变革。
【论文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经济及对外贸易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中国出12产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反倾销，这给我国经济及贸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伴相长的国际反倾销浪潮却给我国外贸出口前景投下了阴影。现在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已达 480多起，涉及的产品达 4000余种 ，使我 国每年至少损失 100—200亿美元的出口。国际社会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一、 倾销及反倾销概述
所谓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因此，WTO及其前身 GAq--I~都制定并完善反倾销协议，各国也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它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行之也最有效。
二、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
(一) “非市场经济”问题
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 2款第 7条是专门适用于 “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 自另一个国家 (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
(三)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
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1：3产品，主要表现在出1：3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人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桥梁。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凋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 “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其次，需要同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等。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 “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 自律意识，着眼大局 ，考虑整个行业 的利益 ，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竟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实践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其结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裁决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何况相当部分的反倾销调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外经贸行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是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整顿外贸经营秩序的需要。反倾销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案件进行应诉，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中国需要加速建立反倾销法律体系，以国际公认的反倾销法则来规范自己的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内市场进行反倾销执法的需要。尽管我国反倾销方面的立法才刚刚起步，《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初步改变了反倾销应诉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既可以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又可以用来制约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歧视。今后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加大对某些不良行为的制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摘 要 题】分析与借鉴
【关 键 词】香港/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经济转型
【正 文】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急剧变迁，香港经济不断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挫。针对这一状况，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发展创新科技战略[1]，试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基础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时至今日，从香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此举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GDP 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备受争议的香港服务业如金融、地产已逐渐走出低谷，继续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与国际竞争力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上香港几次重要的经济转型以及近10年来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香港重建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在国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技术[2]，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高技术产业化就是高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研究与开发（R&D ）经费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体人员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国、各地区通过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对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图（D.Ricardo）曾指出，比较成本如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随后， 克鲁格曼（P.Krngman）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并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比较优势的获取不能仅局限于先天自然资源，它更是一个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后天人为创造过程。克鲁格曼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开始隐含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联。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竞争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最深信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但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开始不断受到质疑而逐渐被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波特（Poter）认为，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六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竞争优势发展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优势产业的建立和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通过创新来发动，而技术创新因素则包含在这些因素中，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其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初级）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这里，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人工、融资等；另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电脑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各大学研究机构等。随着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由初级生产要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越来越薄弱，高级生产要素则越来越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需要在人力与资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将其熟练工人看作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因而提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基础。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因素，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
2 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
2.1 香港经济史上三次重要转型
香港经济自1841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香港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香港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政治形势迫使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5]。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蓬勃发展，1952—196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5％，整个70年代也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在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6]。据统计，香港的电子、制衣、纺织、玩具、钟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制造业北移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压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为香港今后所继续承受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埋下伏笔。
2.2 1994—2003年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
在对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竞争力年鉴》所公布的香港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其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试图给出1994—2003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注：由于《世界竞争力年鉴》当年公布的数据为上一年的数据，故本文将其公布的各年竞争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导致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下面根据香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这10年间香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6年；第二阶段为1997—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2003年（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1994—2003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关数据整理。
（1）第一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23080美元，超过新加坡（21430美元）、韩国（10549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达到26050美元，超过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1994—1996年，香港连续3年被IMD评选为世界第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于1996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已发展为以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这一阶段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香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特征已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业已呈现出集融资、采购、设计、推销、货物中转的生产控制中心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虚拟化特征；第一产业（农业和渔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建造业等）相继萎缩，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香港的产业结构是否失衡，是否出现空洞化，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9] （见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经济结构演变情况经济活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及渔业(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业(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业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务业(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楼宇业权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计算金融中介服务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数据来源：根据《港澳经济年鉴2003》（港澳经济年鉴社），香港政府统计处有关资料整理。
（2）第二阶段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经济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房地产快速发展获得超常规的暴利，香港楼价急剧攀升；在地产业泡沫的带动下，香港金融业迅速膨胀，加快了香港经济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务业的比重从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根据IMD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7年开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经济竞争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亚洲“四小龙”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1] 针对这种状况，他强调创新与科技的重大作用，认为“创新和科技对于增值活动、提高生产力，以及增强竞争力都极为重要”[1]，从而坚定了发展创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使香港成为华南以至整个亚太区域的“创新科技中心”的决心。1999年，董建华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关注创新科技，并明确提出政府为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未来十年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积极输入必要的科技专才；兴建“科学园”、“数码港”等其他创新与科技计划。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为“创业板”的二板股票市场，努力为创新与科技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很多著名企业开始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与香港政府合作发展数码港计划； 和黄集团宣布与内地大型中药集团合作，在香港兴建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中药生产基地和新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兴建“生物科技城”计划；2000年初香港新鸿基地产决定斥资10亿港元在香港设互联网服务中心。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香港要再创繁荣，不能过分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10]，因此，发展以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以实现香港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已经成为香港政府、企业界的基本共识。
（3）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发性变迁使得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2000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经济增幅高达10.5％，这是近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据统计，2000年头11个月，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8％，其中转口货值增长19.2％；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快速增长，访港游客达到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根据IMD公布的数据，2000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均有较大提升，分别达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袭击所导致外部环境逐渐恶劣，2001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经济增长仅0.1％，失业率一度高达7.4％，综合竞争力开始下滑，并持续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经济开始复苏：GDP出现V型反弹；失业率转为下降；持续了五年多的通货紧缩也趋于缓和，显示整体需求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综合竞争力排名逐渐回升，达到第6位。
3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
3.1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
通过对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发现，这10年来，尽管其排名有较大波动和起伏，但总体来看，无论经济竞争力抑或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动因，归结如下：
（1）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不断塑造的历程表明，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1]，香港经济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的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因此香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事件均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香港竞争力排名的较大波动。
（2）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相比，香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萎缩（如表2所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突变或恶化时，香港经济也就会随之产生大的波动并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表2 部分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工业生产指数国家/地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国香港
综合
97
96.6 90.2 84.7 85.1 82.4 76.4
制造业
96.3 95.5 87.2 81.7 81.2 77.7 70.1
新加坡
制造业
103.4 108.2 107.7 122.6 141.4 125.1 135.6
韩国
综合
108.5 113.6 106.2 131.9 154.1 156.1 167.5
制造业
108.2 113.1 105.6 132 154.6 156 167.4
奥地利
综合
101 107.4 116.2 123.2 134.1 135.2 135.4
制造业
100.7 108 117.8 124.9 137.3 138 138
爱尔兰
综合
107.6 127 152.1 174.6 201.5 222.2 239.5
制造业
108 129.5 157 180.6 209.1 231.3 250.4
芬兰
综合
102.9 111.8 122.1 129 144.3 143.1 145.5
制造业
102.5 111.8 123.5 130.9 149.9 145.7 148.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2003年8月《统计月报》整理。
我们知道，制造业从来都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基础，而服务业始终是围绕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进行的，是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的。现代经济发展表明，1元制造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服务业产值，一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可以创造三个服务业工作机会。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工业发展这个基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必须有工业发展的配合。从国际角度看，当今世界竞争力最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均大致呈工业35％、服务业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以及高技术，如1997年新加坡、芬兰、中国台湾产业结构的比例分别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均达到35％，同时较早认识到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因此在工业调整中注重发展高技术产业，并加强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宏观调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反应的“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及就业稳定发展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值得指出的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香港现状（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资本），重建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已势在必行。近几年来，虽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以推动经济转型，“兴建了科学园、数码港等设施，通过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应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类科技创业和科技培育计划，推动了研究与开发”[12]，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董建华也承认“科技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对上是有限的”[12]。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结构看，香港经济显著特征仍然是知识生产的能力远远弱于知识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来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远远少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导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与起点相近的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表3所示）。
表3 香港与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科技竞争力国际排名比较（2002）（注：如果没有特别表明年份即为2002年数据。）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中国台湾 韩国(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R&D支出
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761(34) 1746(26) 6326(13) 12249(8)
R&D支出总额占GDP百分比(2000)
0.481(42) 1.883(15) 2.045(12) 2.653(7)
企业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182(36) 1082(23) 3964(13) 9196(6)
R&D人员
R&D总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6.7(41) 19.4(32) 104.1(10) 137.9(9)
企业R&D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3.2(40) 10.2(25) 70.2(10) 94.3(7)
获取合格工程师难易状况
6.20(38) 7.74(13) 7.26(24) 6.47(33)
企业技术
资助技术发展
6.14(15) 7.79(3) 6.68(9) 5.05(26)
企业技术合作
6.19(15) 7.02(5) 6.38(13) 5.38(27)
企业与大学间知识转让充分程度
4.93(16) 6.65(4) 5.82(8) 4.84(17)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7.81(7) 8.34(2) 7.26(13) 6.58(24)
R&D资源重新配置
基础研究对长期经济发展支持度
5.80(22) 7.26(6) 5.58(24) 6.47(12)
科学论文的数量(1997)
2548(30) 1353(37) 5512(19) 5411(21)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
4.1(35) 4.0(37) 4.2(32) 3.7(42)
科学与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6.39(26) 7.87(13) 6.47(25) 5.82(30)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1999)
24(42)
30(41)
18052(5) 43314(43)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年均增长速度(%)(1999) -38.46(13) ×
9.96(16) 20.65(13)
国民在国外获取专利件数(1999)
×
×
2486(17) 7764(10)
数据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2002有关资料整理。
2004年香港经济再度复苏，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1％，为四年来最高。其中，出口贸易在前11个月的实质增长达15％；服务输出在前三季增长近70％；访港旅客突破2100万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费开支在首三季增长7.4％，是10年来的最高增幅。各项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正在趋于好转，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改善仅仅是建立在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上，“由于内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系出现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同步快速增长，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项经济指标都出现双位数字增长”[13]；旅游业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仅内地“个人游”便带来额外65亿元旅游消费收益及16500新增职位[14]；高技术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仍非常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 香港经济结构失衡的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避免经济运行频繁波动，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实质性转型非常必要。
3.2 香港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导向制造业的可能性
（1）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较强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产业化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能力、国际信息中心所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服务能力、国际贸易中心的较易获得各种科技研究与开发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从而可以大大缩短高技术研究和开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制造业的重要基础。
（2）CEPA给香港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香港与内地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主体内容，有关承诺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CEPA签署后，逐步实行商品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降低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必将促进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诸多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由于CEPA对“港产品”界定中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进行的产品便可算作港产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可以将大部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至内地，实现成本优先战略；而将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实施差异化战略。这样在换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将可以取得显著的增值，大大提高边际利润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环境、内地市场前景、零关税的优惠以及内地高质量技术人员的输入，这样的环境甚至优越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经济体（如芬兰、爱尔兰），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资者对香港进行战略性投资，促进香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
（3）高技术导向的新一轮港深一体化合作逐渐开展
与香港毗连的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之一，近20年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智力与技术资源最密集的地区。目前，深圳正就未来发展进行定位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迫切需要同香港进行新一轮深层次一体化合作。深圳的优势体现于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外的辐射能力强、以市场为导向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以及政府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补关系。
港深两地高技术产业合作可以涉及到技术基础设施、R&D系统、 企业技术网络和社会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15]。根据两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合作既可以发生于R&D人员与资金投入、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中试、生产制造、 市场推广和销售的技术创新链任何环节；也可以产生于两地的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开发上。
4 结束语
香港经济在经过三次转型后而形成目前以发达的金融、资讯、商贸等服务业为主要支撑产业的经济结构，工业的比重已经降至2002年的12.48％。来自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料及近10年香港国际竞争力大幅波动的事实表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基础的过于狭窄将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因此，对香港来说重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同时作为小型开放性经济体特别是依托中国内地独特的竞争优势，香港进行新一轮经济转型以实现高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制造业重建也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一九九八年施政报告：群策群力，转危为机[EB/OL]. http: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 gov. hk/pa98/chinese/speechc. htm， 2005—01—12.
[2] 董新保．高科技与香港经济[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67.
[3]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72—73.
[4] Eileen Appelbaum， Thomas Bailey. Manufacturing Advantage[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5] 毛艳华．CEPA与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6):106—111.
[6] 杜祖基，李正风．从知识经济看香港经济竞争力面临的挑战[J].科学学研究，2003，(2):182—184.
[7] 李铭．香港新一轮经济转型及其对深圳经济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02，(6):50—57.
[8] Richard K Lester， Suzanne Berger. Made by Hong Kong[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5.
[9] 滕光进，等．香港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竞争力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12):120—125.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一九九九年施政报告：培育优秀人才，建设美好家园[EB/OL]. http: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 htm， 2005—01—12.
[11]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David Dodwell. The Hong Kong Advantag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二零零四年施政报告：把握发展机遇，推动民本施政[EB/OL].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 gov.hk/pa04/chi/index.htm，2005—01—12.
[1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二零零五年施政报告：合力发展经济，共建和谐社会[EB/OL]. http: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 gov.hk/2005/chi/index.htm，2005—01—12.
【关键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正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rnalofAsianStudies，24，1—3（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nalEconomy: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康熙25年雍正2年乾隆18年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122.0万两151.5万两459.6万两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61.6万两61.4万两150.5万两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50.5%40.6%32.8%29.1%
沿海诸关税额18.2万两20.3万两103.2万两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14.9%13.4%22.5%36.9%
长江诸关税额37.3万两48.7万两114.6万两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30.6%32.1%24.9%28.0%
三者合计117.1万两130.4万两368.3万两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96.0%86.1%80.2%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天启时为57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县税额(两)占总额%
福山县12123.59628.67%
即墨县8736.55220.66%
胶州6071.46914.36%
掖县3602.238.52%
海丰县2025.37354.79%
利津县2018.044.77%
黄县2011.4054.76%
荣成县2004.2194.74%
蓬莱县1503.1083.56%
文登县904.232.14%
诸城县502.691.19%
海阳县402.440.95%
宁海州304.310.72%
日照县71.0280.17%
总计42280.69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000—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