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3 16:04: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收优惠制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 键 词：税收；优惠；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6－0036－04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采用税收优惠制度的原因也各有不同，但无非是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政策目标。在经济上，大多为了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相匹配，如运用税收优惠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等；社会原因包括强调社会公平的实现，照顾低收入阶层的纳税能力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获取收入的机会或提高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稳定等等；从政治角度看，一项税收优惠制度一旦由立法机构通过，就会对不同利益集团的税收负担带来变化并常被认为是政治家对特定团体或阶层的利益保护。但是，从理论上讲，税收优惠为什么存在并发挥有效作用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
一、对市场失灵的矫正
所谓市场失灵，就是指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经济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况。现实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而市场失灵的原因经常又是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所引起的。税收优惠作为政府税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于市场失灵问题的矫正作用是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运用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阐述税收优惠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合理限度。税收优惠的必要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弥补私人边际成本的方式使经济活动满足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这一效率条件，从而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生产外在效应所产生的更广泛利益。这些利益包括规模经济、科技进步、先进管理经验的获取、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以及环境条件的改善等诸多方面。而且，从经济增长的动态发展趋势看，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还可以带来降低成本、扩展本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等长远动态经济利益。其作用机理为，当处于自由市场机制安排下从事某项活动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其边际社会效益时，生产者不可能在“无形之手”引导下去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面对这种市场失灵，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实行补贴安排或税收优惠，矫正市场失灵，实现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有效供给。下面以外部性为例具体分析其作用机制。
如图1所示，MC1代表某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商品R的边际私人成本，MB1代表R的边际私人收益，MB2代表R的边际社会收益。MB2与MB1之差为MEB，代表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私人收益之差，即边际外部收益。开始时市场均衡点在B点，均衡数量为Q1，但是市场有效率的均衡数量应该在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相等的Q2上。由于社会个体对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R的价格低于社会价格，社会个体对R商品收益最大化的需求量Q1小于达到社会均衡有效率的需求量Q2，因此产生了超额负担，即效率损失为三角形ABC。
此时，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干预，一是从调控生产者的行为出发，即给予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一定的税收优惠，降低其生产成本，使其边际生产成本从MC1下降到MC2，新的均衡点就位于D点，超额负担消失，达到资源配置有效率的数量Q2。二是从调控消费者行为的思路出发，给予消费者一定的税收优惠，使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收益曲线由MB1上升至MB2，那么，新的均衡点就位于C点，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当然，如果是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商品，就不是给予税收优惠的问题而是该讨论加重课税的问题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庇古税问题了。
凌岚（1998）把税收优惠区分为纯粹的税收优惠与非纯粹的税收优惠，[1]认为以上探讨的税收优惠能完全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税收优惠为纯粹的税收优惠，非纯粹税收优惠是按照次优理论原则{1}在次优层次上提供的税收优惠，旨在协调并弥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效果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发挥“微调”作用，间接地为矫正市场失灵、增进福利目标服务。相对于纯粹形式的税收优惠，非纯粹形式的税收优惠是作为一种次优选择，体现着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相互制约和配合的关系，具有间接性特点。它是通过对某项经济政策实施效应的修正，间接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其政策实施效果更加难以测度。如，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地对国外商品输入实行差别关税政策，出于限制消费、增加收入的目的，各国都对奢侈性高消费品课以高关税，而对生活必需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实行较低的税率，由此形成了国内产业间差异很大的实际保护，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此时，如果政府对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相关产业提供税收优惠，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使本国工业能够在社会成本低于进口品世界市场价格的条件下高效率地提供替代品，那么，这种非纯粹的税收优惠就修正了关税政策造成的扭曲效应。应该说，这也是税收优惠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主要分析的是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矫正正外部性的问题，那么对于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如风险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以及失业与不充分增长等，税收优惠是否能同样加以运用呢？对此，张文春等（2000）作了具体的分析，[2]如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他们认为，信息不对称可能是政府资助某些特定投资（如研究和开发投资）的强有力的证据。研究与开发投资者与金融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资金来源、研究与开发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限制了研究与开发企业取得利润的能力，这似乎为税收优惠找到了介入并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但是，他们认为，旨在矫正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投资税收优惠需要权衡考虑，因为这类税收优惠鼓励了劣质企业进入该市场，导致优质企业投资不足。
二、对混合公共品私人供给的激励
政府干预论者的一般理论分析认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私人产品应该由市场提供，这一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对于这一主张，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包括公共品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都只能由市场来执行，尽管市场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仍然可以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从而得出公共品也应该由市场来提供的结论。这样，公共品供给理论与制度安排就出现了从“一个政府”到“一个市场”的两个极端选择。吴俊培（2004）认为，这两种极端选择，从纯理论角度来看，都是成立的，即：如果社会能够完全满足政府或市场在解决公共品供给中所严格假设的各自条件，那么，政府或市场就都存在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效率解。[3]笔者无意参与争论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提供的问题，只是想从社会产品分类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产品中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极少极少的，社会产品大多属于混合产品。而且，社会产品的分类也会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如产权明晰化导致原本难以界定产权的某些产品如今能轻而易举地加以界定，或者原本能充分界定产权的产品如今产权边界却更加模糊了。因此，笔者认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也是可能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更有效率，但是，政府也不能是“事不关己”的“看客”，政府在其中也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和能力，有时政府公共政策的参与也有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提高，政府在混合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机制中提供税收优惠制度供给就有其必要性。
如图2所示：D1、D2是公共品的需求曲线，S1、S2是公共品的供给曲线，P1、P2、P3分别为公共品价格。公共品私人供给的初始均衡点在E点，此时公共品价格为P1，供给量为Q1。假定公共品需求因公民数量增多和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而增加，需求曲线由D1移至D2，此时若没有其它供给方式介入，则公共品的价格升至P2，供给量增至Q2，新均衡点为F点。但是，此时F点并不是最佳均衡点，倘若政府此刻适时介入，给予提供公共品的私人一定的税收优惠使供给曲线移至S2，则在G点达到新的均衡，价格恢复到P1，公共品供给量却增加到Q3，实现了公共品需求增加，供给相应增加，但公共品价格却不变化的理想状态，公共品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花一分钱财政支出，以极小的代价（税收优惠）使公民享受公共品的数量得到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公共品私人供给者的利益也得到保障，可以说这是一种多赢的“美好”结局。
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下岗再就业职工的税收优惠问题，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由于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原因失去了工作，其安置问题本来是国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应由政府承担的改革成本，但是在政府财政支出无法满足这巨大的资金需求时，政府给予安置下岗职工的私人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无疑使私人雇佣下岗职工就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这同样带来了多赢的结果，一方面，政府不花一分钱就安排了一部分下岗职工，把改革成本和就业压力予以分解；另一方面，对下岗职工来说有了新的“饭碗”，解决了生计问题；而安置下岗工人的私人企业既根据自己的需要雇佣到职工，又享受到了政府的税收优惠，一举两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给政策不给钱”的问题。再如，公共交通的供给问题，从理论上说，公共交通一般认为是比较纯的公共品，应该由政府资助提供，现实中绝大多数地方的公交公司也是吃财政补贴的大户。但是，青岛开发区的实践证明，只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操作得当，公共交通完全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青岛开发区将公交公司资产评估后整体出让给公交公司全体职工，由全体职工持股经营，政府将线路经营权授予新成立的公司，车票价格的调整必须由区市政公用局支持的价格听证会审查批准，但是在税收上按照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税收政策给予一定形式的优惠支持。改革后的公交公司不仅当年实现盈利，而且还新开了不少公交线路，车况和乘务员服务态度也大为改观，各方面都实现了利益的均衡。此时的纯公共品就变成了公共政策支持下的由私人提供的混合公共品。正如张馨所指出的，现实中纯公共品太少，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由于混合产品具有二者的部分特征，因而很容易得出混合产品应由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提供的结论，但是由于混合品的公共品特征使其市场定价难以确定，完全由政府或市场提供都难以做到。{2}因此，更现实的思路是在公共部门适度介入（制定公共政策，如税收优惠补偿政策等）的情况下由私人通过市场加以提供可能更为实际和有效率。
三、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资本是最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各方面论证了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只有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多个工业部门，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投入大量资本，才能冲出贫困恶性循环，迅速实现工业化。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引起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造成低收入，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导致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同样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完成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形成螺旋型下降的经济增长态势。资本形成不足理论说明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落后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率。然而，投资和储蓄不足恰恰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因此，能够刺激、引导私人部门增加投资和储蓄的税收优惠便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但是，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税收优惠究竟是增加储蓄还是减少储蓄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结果，关键是要选择好优惠的时机和方式；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有较为完善有效的市场机制作为条件，但是这一点又往往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只好采取涉外投资优惠的方式来吸引外部资金（即FDI）的投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优惠的国家数量在迅速增加，而且优惠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以致各种优惠措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税收优惠竞争开始展开。[4]窦清红（2006）通过对工业化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研究认为，不论是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均采取了适用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其工业化进程的实现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于东道国的工业化建设中，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更多采用关税政策调节外商直接投资；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更多采用所得税与流转税的优惠政策。当一国实现工业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的特别税收（优惠）政策将被适用于所有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所替代。[5]马栓友（2001）通过对中国税收优惠与投资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同样起了重要作用的结论。[6]
另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新增长理论的挑战，其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资本等），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开放经济和垄断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述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国际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如罗默的知识外溢长期增长模式，他在继承斯密和马歇尔等人收益递增思想、运用并扩展阿罗等人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的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式。在罗默模式中，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但自身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其他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收益递增保证了长期增长。可是我们都知道，知识是不能享有完全的专利和保密，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它厂商的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因而从这一角度讲，税收优惠特有的矫正正外部性的功能自然就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了，诸多国家对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风险投资、科技发展等领域提供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合情合理了。
因此，不管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还是新增长理论的角度，税收优惠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制度安排还有可能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我国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掌握产品核心技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今天，税收优惠这一税收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工具也许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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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次优理论是指在市场存在既定失灵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能使这些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最小的优化价格条件。在存在既定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在孤立状态下增进效率的措施反而会降低效率，反之亦然。
{2} 张馨，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第61页，肯定了混合产品提供不能单纯由私人部门提供，需要公共部门介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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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凌岚. 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设计[J]. 财经理论与实践，1998，（2）：68~72.
[2]张文春，等. 鼓励投资和创新的税收优惠：理论与实践[J]. 税务研究，2000，（3）：26-30.
[3]吴俊培，卢洪友. 公共品的“公”、“私”供给效率制度安排――一个理论假说[J]. 经济评论，2004，（4）：15-18.
[4]张文春（译）. 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优惠[J]. 税收译丛，1999，（3）：34.
[5]窦清红. 工业化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政策[J]. 税务研究，2006，（5）：81-84.
摘要：技术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主要驱动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心环节，税收法律制度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现行税收优惠制度，分析存在的问题，比较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力图找出激励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
关键词：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税法体系
关键词：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税法体系
当今世界科技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技术创新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经济腾飞的源动力。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策略。如何发挥税收制度的激励引导作用，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驱动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研究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
当今世界科技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技术创新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经济腾飞的源动力。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策略。如何发挥税收制度的激励引导作用，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驱动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研究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
1 税收优惠制度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分析
1 税收优惠制度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分析
首先，税法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能够缓减企业技术创新中资金瓶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以及信贷体制的弊端，很多企业特别是私企和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而本身又无法通过上市去融资，资金短缺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通过税收间接优惠法律制度对企业资金的积累起基础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刚性和稳定性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融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企业原始创新动力，不断推动企业集成创新及引进吸收再创新。
首先，税法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能够缓减企业技术创新中资金瓶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以及信贷体制的弊端，很多企业特别是私企和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而本身又无法通过上市去融资，资金短缺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通过税收间接优惠法律制度对企业资金的积累起基础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刚性和稳定性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融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企业原始创新动力，不断推动企业集成创新及引进吸收再创新。
其次，合理的税法制度能够克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质是技术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过程。无论是以新产品还是以新工艺形式出现的创新，其中都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正是由于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而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特征，其他人可以搭便车，获取并且享受公共物品的利益，而公共物品的制造者却无法要求这些享用者支付费用。简而言之，当一个企业通过艰难的研发过程完成创新活动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往往可以进行模仿并且应用到产品中，创新结果迅速在行业内扩散，削弱了研发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意义，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凸显。[1]即使是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创新成果，但过了法律的保护时效，企业对于使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行为也没办法维权。为了克服这一市场失灵，税法可以通过税收征收环节计税依据的选择特别是税收激励措施来影响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换言之,税法通过有效的税收政策的运用，用法制化的方式可以直接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以实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目标。
其次，合理的税法制度能够克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质是技术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过程。无论是以新产品还是以新工艺形式出现的创新，其中都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正是由于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而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特征，其他人可以搭便车，获取并且享受公共物品的利益，而公共物品的制造者却无法要求这些享用者支付费用。简而言之，当一个企业通过艰难的研发过程完成创新活动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往往可以进行模仿并且应用到产品中，创新结果迅速在行业内扩散，削弱了研发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意义，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凸显。[1]即使是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创新成果，但过了法律的保护时效，企业对于使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行为也没办法维权。为了克服这一市场失灵，税法可以通过税收征收环节计税依据的选择特别是税收激励措施来影响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换言之,税法通过有效的税收政策的运用，用法制化的方式可以直接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以实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目标。
2 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的国际化比较
2 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的国际化比较
税收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但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与不同的立法目的，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如西班牙相对创新能力较低，把税收优惠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手段，一般以综合性法律的形式来保持优惠激励的稳定性和普遍性；而有的国家税法激励与财政投入并举，多采用行政规章或政策的形式，可及时修正保证优惠的灵活性，如欧盟多国；有的国家兼顾税收优惠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多采用法律形式，但适时修正，如美国、英国。[2]
税收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但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与不同的立法目的，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如西班牙相对创新能力较低，把税收优惠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手段，一般以综合性法律的形式来保持优惠激励的稳定性和普遍性；而有的国家税法激励与财政投入并举，多采用行政规章或政策的形式，可及时修正保证优惠的灵活性，如欧盟多国；有的国家兼顾税收优惠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多采用法律形式，但适时修正，如美国、英国。[2]
3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考量
3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考量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税收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了具体和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出台了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2006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等，这些政策虽对促进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税收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了具体和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出台了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2006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等，这些政策虽对促进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3.1 立法技术不高。我国现行税制中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方式出现的，政策零散，缺乏规范性。
3.1 立法技术不高。我国现行税制中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方式出现的，政策零散，缺乏规范性。
3.2 制度缺乏内在统一性和全面性。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兼顾营业税、增值税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但相对完整全面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并未得到有效建立。技术创新税收规范缺乏一个总体系统规划，表现为自主创新存在什么问题就相应的出台税收政策性文件，不同时期，不同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缺乏必要的协调，经常出现遗漏不全或重复交叉的情况，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3.2 制度缺乏内在统一性和全面性。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兼顾营业税、增值税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但相对完整全面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并未得到有效建立。技术创新税收规范缺乏一个总体系统规划，表现为自主创新存在什么问题就相应的出台税收政策性文件，不同时期，不同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缺乏必要的协调，经常出现遗漏不全或重复交叉的情况，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3.3 税收优惠的对象及政策导向不尽合理。现行的优惠政策不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导而是偏重以区域优惠为主导，主要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技术创新实行优惠，这种“特惠制”使得即使其属于技术创新企业，也因区域限制难以享受优惠。这种做法，会造成企业趋之若鹜挤往开发区，甚至弄虚作假骗取准入资格，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违背了国家运用优惠法律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此外，各地为了促进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3]这样削弱了全国整体产业性的政策导向造成了地区的政策优势，从整体上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且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的对象也往往仅仅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忽视了对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税收优惠，这不仅给企业技术创新税法造成空白和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科技进步的发展。
3.3 税收优惠的对象及政策导向不尽合理。现行的优惠政策不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导而是偏重以区域优惠为主导，主要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技术创新实行优惠，这种“特惠制”使得即使其属于技术创新企业，也因区域限制难以享受优惠。这种做法，会造成企业趋之若鹜挤往开发区，甚至弄虚作假骗取准入资格，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违背了国家运用优惠法律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此外，各地为了促进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3]这样削弱了全国整体产业性的政策导向造成了地区的政策优势，从整体上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且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的对象也往往仅仅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忽视了对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税收优惠，这不仅给企业技术创新税法造成空白和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科技进步的发展。
3.4 所得税设置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不协调。在法人所得税方面，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在企业以后年度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但结转抵扣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这种规定事实上缺乏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基础。技术创新企业在投资创新项目时往往在相当长的期限内有大量投入而无盈利，尤其是对于一些亏损期较长的技术密集型创新企业，5年的时间技术开发费用可能仍然无法扣除。虽然规定了若当年新增所得税不足抵免可以向后延续5年抵免的政策，但也是在企业所得税比投资当年实现新的增长的基础上来讲的。对于那些己经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自然可以成为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那些正在进行技术研发及新产品试制、需要政府政策扶持的技术创新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支持。同样，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重大成就奖以及个人投资技术创新企业获取的个人所得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双重课税，很容易挫伤企业高新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创新成果的取得。
3.4 所得税设置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不协调。在法人所得税方面，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在企业以后年度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但结转抵扣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这种规定事实上缺乏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基础。技术创新企业在投资创新项目时往往在相当长的期限内有大量投入而无盈利，尤其是对于一些亏损期较长的技术密集型创新企业，5年的时间技术开发费用可能仍然无法扣除。虽然规定了若当年新增所得税不足抵免可以向后延续5年抵免的政策，但也是在企业所得税比投资当年实现新的增长的基础上来讲的。对于那些己经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自然可以成为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那些正在进行技术研发及新产品试制、需要政府政策扶持的技术创新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支持。同样，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重大成就奖以及个人投资技术创新企业获取的个人所得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双重课税，很容易挫伤企业高新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创新成果的取得。
4 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思考
4 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思考
税收优惠制度能否有效扶持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及其有效程度，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完善程度。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税收优惠制度能否有效扶持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及其有效程度，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完善程度。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4.1 立法模式选择
4.1 立法模式选择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兼顾税法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由国务院单独制定专门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条例，把散见各处的技术创新税收政策集纳、整理，统一颁布执行是现实的选择。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兼顾税法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由国务院单独制定专门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条例，把散见各处的技术创新税收政策集纳、整理，统一颁布执行是现实的选择。
存入我的阅览室
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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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在税收征纳中，税收优惠是义务免除型权利倾斜配置规范。税收优惠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免除特定纳税人全部或部分税款缴纳义务的权利倾斜性配置方式。相对于其他纳税人而言，被免除的纳税义务实质上是降低了竞争成本，因此竞争力增强，从该意义上说，免除纳税义务实质上是为纳税人倾斜配置竞争权。
2014年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并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国家频频出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切实保障了小微企业的利益，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否做到了保障实质公平，本文从税收权利倾斜性配置角度出发，以期分析小微企业减税再扩大的实质必要性并对建立更完善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模式提出构想。
一、我国小微企业税负情况
2014年《中小企业税收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是国内首份由国家财政部代管的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完成的较大程度上还原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报告包括了对18个省份5002家小微企业的调研。
（一）相比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税负高
在样本总量中，“较重的税负”被认为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用工成本上升”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外最主要的困难，占12.93%的比例。《报告》称，小微企业的直接税收负担并不轻，就增值税而言，小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值税/收入）比例大致相当。小微企业所得税率的税收负担却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甚至有接近一倍的差距。
小微企业虽然规模小，但从税目上分析涉及的税费种类与其大中型企业没有特别大的差异。虽然总的税率测算，小微企业是低于大型企业的，但他们承受能力很差，敏感度很高。多数小微工业企业受到会计账簿不健全的限制，在征管中往往采用核定征收方式征收税款。与查账征收相比，税务机关在核定征收时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所采用的核定征收方法和依据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二）“遵从成本”隐性税负压力大
“遵从成本”的概念在《报告》第一次被提及，将“遵从成本”定义为“纳税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成本以外的费用支出，例如，人工、沟通等成本”。并且《报告》首度对国内小微企业遵从成本进行了调研和测算。其中，在5万遵从成本以下的小微企业占37.91%；5万到10万元之间的企业在36.38%；10万到20万元的企业有13.07%；剩下12.64%企业税收“遵从成本”在20万以上。
上述数据结果仅仅是税收的货币成本，由于小微企业规模不大，对税收法规和纳税事宜相对生疏，因此还需要承担一定的心理“遵从成本”。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纳税程序过复杂，主观随意性强也增加了“遵从成本”的支出。根据“遵从成本”的特点加上相关数据的佐证，可分析得出国内平均税收“遵从成本”与企业规模成反比，“遵从成本”负担不均衡，具有累退性，企业规模越大，“遵从成本”占比越低。
（三）小微企业发展面临重大瓶颈
我国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产品单一且集中，经营分散、管理经营模式简单等自身局限性使其与大中型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时，更容易受到冲击。当前，在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涨，导致企业运营成本迅速上升。小微企业面临着经营压力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用工荒、税负过重等突出困难和问题，要想小微企业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健康发展并继续壮大，自身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方面的扶持。
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倾斜性保护配置不当的原因
虽然我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力度较大，但在政策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享受优惠政策面窄、税额抵等现象。权利倾斜性保护却没有使小微企业纳税人得到实质性优惠，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税收优惠制度本身的灵活性、不确定性、限制条件多
由于税收优惠制度本身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小微企业能否享受优惠政策处于不确定状态，大部分的税收优惠都需纳税人主动申请，行政机关审批来完成。而小微企业纳税人通常并不具备专业的税务知识，对于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及时掌握，因此往往会错过对税收优惠的申报。
（二）增加制度运行的企业与社会成本
小微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必须在企业运营中增加财务成本来健全财物制度，这就会大大挫伤小微企业争取税收优惠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即使小微企业能够实时了解最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按照企业自身经营性质、规模主动申请税收优惠，行政机关审批，在这样的利益分配过程中，纳税人会考虑以支付少量寻租成本的方式来获得大量的税收优惠成本降低的利益。这样一来，纳税人能够支出在改进生产技术、培养优秀的人力资源的成本相应的减少，事实上分散了纳税人的成本，对纳税人自身会造成不良影响。
为了运作和推行税收优惠制度，国家需要支出制度运行成本，这部分成本包括立法成本、行政成本和监督成本。税收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宏观调控功能，税收优惠制度又是税法制度中最灵活的部分，税收优惠制度的立法、修订、废止等都需要耗费社会成本，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耗费大量成本。
（三）非税收优惠者的竞争利益受损
上文中提及，从权利倾斜性保护角度看被免除的纳税义务，实质上是降低了竞争成本，纳税人的竞争力由此增强，从该意义上说，免除纳税义务实质上是为纳税人倾斜配置竞争权。非税收优惠者作为隐性的利害关系人很有可能会加重税收负担。现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制度正是由于各地出台不规范，政策实施不透明，使得非税收优惠者的竞争利益承担受损风险，违背了税法所追求的的实质性公平原则，有学者甚至将税收优惠政策称为“我国特有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和效率的目标。
三、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倾斜性保护配置机制构建设想
（一）审慎安排税收优惠制度的适用范围
1.明确受益主体
厘清小微企业的范围，从而明确税收优惠政策受益对象。小型微利企业是小微企业在税收政策上的含义。小型微利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有明确的定义。2011年7月，小型微型企业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得到了体现，定义了十六个大行业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标准。必须清楚地知道两个“小微”是有区别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出台扭转了长期以来小微企业没有明确口径的问题。
2.限制适用范围
为了尽量减少非税收优惠者的竞争利益受损，防止某些不诚信纳税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税收优惠享有权利的行为，在小微企业范围内也应该限制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小微企业纵向来看相较于大中型企业来说竞争力相对不足，但是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不同产业的小微企业之间需要国家扶持的力度是不同的。因此，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对于不同产业的小微企业也应该区别对待，对于自身激励能力较弱，而国家又必须发展的产业或项目，国家应当加大倾斜性保护力度，在小微企业范围内适当限缩。
（二）税收优惠政策信息公示
为了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公开和公平性，政府应当采用各种可能的途径将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和程序信息充分，以便于所有纳税人都有可能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不仅小微企业纳税人应当主动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时情况，积极主动申报，税务部门更应该积极做好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比如多渠道开展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多举措并举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辅导以及加强内部管理保障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到位等。
（三）形成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
1.缓解融资难、租赁贵的税收政策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国内信贷抽筋的大环境下，小微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的风险。国家在给予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节流的同时，也应该为小微企业广泛开源创造有利环境。通过制定金融企业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减免税政策进而获取免税资格、免税幅度与借款的小微企业借款成本相挂钩的减免政策，从而减少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2.完善小微企业低经营成本的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
首先合理依靠当前“营改增”的有利契机，调整完善增值税税制改革，完整增值税链条，减少因制度不完善而导致的小微企业税负被转嫁、重复征税等问题。其次实行普惠制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应改革现有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较高的问题。最后可以探索建立针对小微企业的便利化征管机制，如由一个税务机关征收所有税费，减轻企业税收“遵从成本”以及在核定征收的方式下，可以考虑采用单一的综合定额或综合征收率征收所有税费。
3.提升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形式丰富度
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直推陈出新，通过对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相关税种的组合利用，大大增加了优惠政策辐射度。单一的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发展的小微企业，减低税率、放宽费用列支、直接减免、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等多种优惠组合形式开始引起关注。
四、结语
本文旨在以税收权利倾斜性的视角看待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小微企业的发展现状、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探索出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倾斜性保护配置机制构，从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使其做大做强。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经济性重复征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衔接等税法颇具争议的问题未能细致分析，只在提出解决对策时捎带提过，有不严谨之处。
王霞.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研究——以法律规范性正当性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经济结构
一、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基本概述
企业税收优惠主要是指国家在对税务改革过程中对纳税人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措施，例如税务减免、税务抵免等政策均为税收优惠政策，从而按照纳税人的相关税收比例对其进行减轻税收负担。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产生是对我国国家经济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一种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1]。我国国家经济结构在其调整过程中需要依靠税法的力量才能够促进其发展。国家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组成的一种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因素中每个不同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包括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两种形式[2]。两种不同相关性经济结构的发展能够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建立。
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依据
（一）市场经济结构失灵
市场经济结构的失灵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依据。根据当前我国市场失灵的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公共产品的应用范围增加、事项信息不健全等内容均是市场经济结构失灵的一种表现。在对这种现象进行完善过程中只有采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宏观的对我国市场失灵现象进行调控，才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3]。
（二）刺激市场经济增长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的增长情况取决于国家内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如果发展环境中存在有利于市场经济增长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4]。而进一步对促进市场经济增长制度的因素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国家税收政策的改革能够从各方面对市场经济增长制度进行刺激。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满足国际税收竞争要求
国际税收竞争需求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采用不同的市场竞争方式才能够获取经济效益。随着经济环境的发展，国际税务关系竞争需求也会逐渐发生改变。如何能够更好的满足当前我国国家税收竞争需求，应该对各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改善，通过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建立，使企业在国际化发展的竞争环境中更加能够提升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企业税收政策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相互平衡观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
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面对新的社会竞争环境中对企业内部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税务改革是自我国经济体制改变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税务制度改革方式。企业税收政策和企业经济结构调整上存在相互平衡的关系。我国企业税收政策在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对企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宏观调控。在调控过程中企业也需要针对其需求对企业内部经济结构进行转变，从而适应市场发展需求。此外，我国企业内部经济结构之间发生转变后，国家需要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环境对其进行税收政策的完善，这样才能够满足我国企业的需求。由此不难看出，我国企业税收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存在相互平衡的关系。
（二）企业税收政策影响经济结构调整
企业税收政策的调整能够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发展。随着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的改革，对相关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上的调整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提高经营效益，不得不对企业内部经营方向进行转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企业经济结构上发生转变。例如，我国传统企业在其发展中的抵税税务优惠政策是对其发票进行抵税，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抵税的政策，从而促使我国国有生产企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进行技术转型，研究新的技术手段，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结构。
四、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具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例如，农业、工业、金融行业等方面。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调整能够使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更好的平衡企业内部结构。从传统产业结构中20%的企业所得税改变为15%的企业所得税，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调整企业内部结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政府政策对企业内部经济进行调整，从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益价值。
（二）协调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进，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从而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企业的经营项目进行拓展，带动企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促进税收增长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降低我国企业税收负担的过程中，也能够通过对所得税税收类型的改革，使国家增加税收能力，例如，在企业个人所得税抵税政策上，国家根据抵税情况了解企业经济现状，提高整体税后调控能力，从原本对企业掌握10%的经济现状提升为30%，从而对我国税务优惠政策进行调控，将原有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税务采取优惠和增加的方式，合理的提升了我国税务收支，促进税收增长。
（四）拓展外商融资
通过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使我国企业内部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从而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在企业满足市场需求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拓展外商融资，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现状。
五、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改进措施
（一）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定位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其发展空间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定位，明确其发展目标，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我国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适应我国税后政策的改革。第一，正确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制度方向进行定位，实现我国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价值。任何一种税收制度均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其中一种是基准税收制度，一种是非基准税收制度，两种制度在我国企业税收制度改革过程中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作为我国政府事项对我国费基准税收制度部分的内容，在其制度完善过程中也需要对其进行辅助部分税务制度的完善，以促进我国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此外，在对其税收政策进行定位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应该明确企业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对我国企业市场环境等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对其进行定位过程中也必须针对这一目的对企业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定位。第二，对我国企业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制度内容进行定位，实现对我国企业的宏观管理。在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定位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在税收优惠政策改革过程中对企业起到发展作用，调整我国企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在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传统企业资源用优惠政策进行转变，重新定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使用资源具有优惠效益，从而促进国家能源的转型。通过对企业所得税税收内容的转换，实现我国企业经营方向的转型，促进我国经济的逐渐发展。
（二）确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
确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能够实现我国企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我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在未来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目标，使其在应用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促进当前我国社会的税收改革的实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改革过程中应该建立以减少政策为目标，从而对我国企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当前我国企业经济的转型。在其优惠目标制定过程中可以通过确定我国企业经济转型为目标；可以通过确定建立节约型社会为主要目标；可以通过建立资源开发为目标。通过对企业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目标的确定，使其在我国税务改革和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作用。此外，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目标建立过程中我国政府应该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间进行的相关企业经济结构转变为基础，对其进行中长期经济社会目标实现的建立。
（三）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带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对其进行建设过程中需要采用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够正确的引导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第一，对我国产业优惠原则进行细化，从而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道路的转型，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也应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因此，建立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在其产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原则中也需要从细节上对其进行完善：①将促进高新技术发展放在税收改革的第一位；②对高新技术创新中各项技术的发展进行详细税收优惠政策制定；③在产业优惠的基础上增加区域优惠政策，从而鼓励我国企业经济的转型。第二，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改革。目前，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中主要是采用对专利项目进行放款标准，采用折旧和投资抵免的政策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优惠，在未来优惠政策改革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其进行完善：①建立高新技术分层次抵免，根据高新技术技能和应用价值对其进行分层次抵免；②建立优先抵免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技术产业之间，采用名额竞争的方式进行税收抵免；③在高新技术产业内部实施供给侧，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优先抵免的权利，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将正常产业的税务标准设定为25%，将高新技术产业设定为15%，从而在税务政策上提供对高新企业的福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所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改善进一步进行了深入。在其深入过程中企业及国际也充分认识到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定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能够进一步明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与企业经济结构的建立上存在的必然关系。建立完善的企业所得税税后优惠政策，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经济结构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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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全面优惠到有选择的重点优惠
(1)意大利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意大利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是普遍扶持政策,凡是中小企业不管进行哪一类投资,都能得到优惠贷款。70年代中期后,开始有选择地扶持中小企业,专门扶持中小企业某些特定的投资项目,如进行现代化改造、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实行转产方面的投资等。1982年以后,扶持政策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重点扶持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节能、购置先进技术、组建联营机构、打入外国市场等。1990年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与发展法》,根本宗旨是促进中小企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出现和竞争形势的新变化,具有更强的选择性,而鼓励中小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目标。(刘乃全,2003)127
(2)法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转变。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降低中小企业的注册税和公司税的税率,以鼓励创办企业。2003年8月1日,法国政府颁布《经济创新法令》,旨在促进就业,鼓励创立中小企业,规定如果创业者贷款接管一家企业,可以从所得税中每年扣除最高5000欧元,以支付贷款利息。2003年的《企业创新计划》鼓励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正在创建和成长中的创新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289
(3)日本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变迁。为保持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日本政府在鼓励个体经营者发展、鼓励合作研发与创新、促进设备投资等方面制定税收优惠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从1998年起开始研究美国的SBIR制度,并于同年12月18日颁布了《新事业创出促进法》,制定了以援助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研究为目的的中小企业创新研究制度。其中规定,在研究开发阶段,依据《租税特别措施法》中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规定,减免相当于研究开发经费额10%的法人税或所得税。(《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8
2.中小型税收优惠制度的适用主体具有宽泛性,体现公平原则和社会政策原则
美国没有对中小企业的严格界定,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适用主体的规定比较灵活。根据美国税务法第一总章“S”章条例而来的所谓S类股份公司,其股东人数不超过35人的,不缴纳公司收入税,个人企业主和合伙企业的股东只根据他们的个人收入缴纳联邦所得税。中小企业通过“S”公司的形式,基本上免掉了企业所得税。
日本对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的适用主体包括中小企业,并制定了面向个体业者的优惠措施。虽然日本《中小企业促进基本法》依据公司的规模特别是资本和雇员人数把公司区分为小企业、中型企业和大企业,但是这与公司税法无关。《公司税法》把资本不足1亿日元的企业定义为小企业,并没有区分小企业与中型企业。《小企业促进法》规定了很多优惠税收条款,这些条款同样适用于小企业和中型企业。(《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316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适用主体也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意大利执行欧盟标准,将中小企业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三类,但是,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并没有刻意区分中小企业,二者都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主体。只要进行符合规定的采用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创新,即可享受优惠。(刘乃全等,2003)131-132
3.税收法定、税收公平与政策弹性的有机统一
(1)在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上,坚持税收法定的原则。第一,通过法律形式对中小企业的优惠税收予以明确规定。意大利1982年以后扶持中小型企业的思路进一步发生变化,选择性更加强化,但每一次、每一个政策调整都是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刘乃全等,2003)131。第二,通过司法审查机制保证税收优惠的合法性(金子宏,2004)。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保障机制是司法审查或者违宪审查,税收优惠也是违宪审查的对象,其目的就是防止税收优惠缺少合理的基础、违反税收平等原则。
(2)灵活务实,税收优惠的法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第一,中小企业的标准界定灵活、务实、法定。在界定中小型企业的形式上,一般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法规予以规定,凸显其权威性。在界定方法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二元化标准,而不是单纯定性或者定量的一元化标准。在定量方面又根据不同行业确定不同雇员或者规模标准,照顾了不同行业的特点,显现了灵活务实的观点。例如美国《小企业法》对小企业作了基本规定,同时又授权联邦小企业局根据行业特点制定量化标准。第二,国外在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上综合运用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但在具体方式上,更多采用加速折旧、税前扣除、抵免等间接优惠形式。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内容和方式规定具体,导向明显,漏洞较少。第三,赋予中小企业一定的自我选择权,避免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规定过于刚性教条。最典型的就是美国针对S公司的打钩原则,中小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成为S公司,按照非法人实体缴纳个人所得税,不需要再缴纳公司所得税。
(3)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总额予以合理限制,优惠与限制相结合,兼顾公平与效率。日本为鼓励中小企业资本性投资,对购进设备的7%进行特别税额扣除或者30%提取特别折旧,但最大限额为法人税额的20%;为鼓励研发,允许从法人税额中扣除年度研发费用,扣除率为研发费的10%,限额是法人税额的12%~14%(付伯颖等,2007)103-104。
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也都作了总额上的限制。例如,对于创新投资,提供25%或者20%的税收优惠,但优惠总额不超过4.5亿里拉。为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开发质量系统和寻找小市场而购买的劳务,可享受减税,但每个企业优惠总额不超过8000万里拉。对技术改善或者出口有重大意义的领域的中小企业,均可以享受相当于研究费用30%的减税优惠,但是每个税收期间享受此项优惠总额不得超过5亿里拉。(刘乃全等,2003)135
4.引入税式支出,对税收优惠进行绩效考评
税式支出报告已在西方许多国家实行,在相当程度上评估了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避免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有效地解决了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朱承斌,2005)17。税式支出方法也为法学家如何贯彻和实现管制性税收优惠的比例原则提供了测量工具和实现途径。5.注重中小型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配套与协调
(1)兼顾个人业主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协调。法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通过立法规定,中小企业,无论是属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业主企业,还是缴纳公司税的股份制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样的税收优惠(《公共财政与中小企业》编委会,2005)287。美国政府通过S公司,直接为中小企业打通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
(2)与财政金融政策相协调。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除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外,还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补贴为主的直接投资制度和促进中小型企业融资的财政政策。如意大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就包括:技术创新基金;信贷担保基金与互助担保制度;利用二级市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向企业提供技术改造补贴,扩大技术需求,建立研发中心等(刘乃全等,2003)135。
(3)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协调。韩国每一个阶段的税收政策都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紧密协调。在结构调整和自由化阶段,产业因素的税收优惠被大面积取消或者大幅度降低,增加了研究开发和中小公司投资的税收奖励,并且政府对税收的奖励采取了“功能性”、“间接的”方法。而在民主化下的改革实践,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发展平衡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高峻伊东等,2001)。
二、全球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迁与改革的原因分析
1.经济全球化下竞争变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竞争的全球化,不仅竞争的范围日趋扩大,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较以前大大提高。竞争的核心就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所以,政策扶持的重点必然转移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再投资等方面来,以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竞争态势。
2.中小企业的重要职能及其宪法地位的影响
一方面,中小型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与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由此,中小企业尽管取得了宪法上的生存权地位,但与大企业明显不同,需要政府从外部运用有形之手弥补中小企业的缺陷。就税收而言,对中小企业课以与公司法人同样的税负,显然是对宪法上具有生存权保障的中小企业的逆向课税,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北野弘久,2000)。所以,予以税收优惠是合情合理的。
3.国家下的税收正义的内在要求
税收正义的实质包含三个方面的目的考量:财政收入目的、照顾弱势者的社会目的以及关于整体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目的。税收正义追求的核心价值是量能课税以及所课征的各税目的的合理性(黄茂荣,2005)。由此,应当对中小企业予以税收优惠,但是,也不可能对中小企业予以无限税收优惠,以免不符合比例原则而破坏公平原则和财政目的。所以,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必然是也只能是法定原则下的、符合比例原则的、一定限度内的税收优惠。
4.税收优化理论的影响
税收优惠的优化,就是按照经济理论分析,结合实际,通过对优惠政策的种类、规模、形式等进行优化,更好地发挥其效用,实现政府进行调控的社会经济目标。根据税收优化理论,对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优惠方式上是有科学的选择的,即减少政策扭曲造成的税收额外负担,尽可能做到税收公平。
三、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
1.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主要问题
(1)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定性不足。相对于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言,现在以《企业所得税法》的形式规定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显然法定性更强,更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是一大进步。但是,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的要件要法定、明确,并且要由法律直接予以规定。而《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恰恰比较模糊,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才能减按20%征税,但是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何谓微利?什么是小型企业?这些问题直接构成课税的主体要件,属于法律应该明确予以规定的范围,却没有做出规定。虽然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四部门于2003年下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暂行规定的通知》,对中小企业做了量化规定,但是这个规定仅仅是个部门规章,不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当然,《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五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具体办法,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
(2)受惠主体过窄。从全球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看,在受惠主体上普遍不再区分小企业和中型企业,而是统称中小企业,以便有别于大企业。在优惠政策上,一般情况下小企业能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型企业也能适用,只是有的在个别地方二者享受的优惠幅度不一样,但绝不是只有小企业享受税率优惠,中型企业就不能享受。比较而言,我国把优惠税率的主体限定于小企业,把中型企业排除在优惠税率适用主体之外,显然不妥。如果考虑到我国规定的中小企业产值规模标准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不妥就更加明显。此其一。其二,国外一般不对中小企业的利润作限制,不以微利作为中小企业享受优惠税率的限制条件。除了微利本身具有弹性不好把握外,比如,微利的标准问题,是地区行业标准、国内行业标准还是国际行业标准?另外,市场特别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市场大多具有高风险特点,利润变化快而且大,利润期限如何界定?更主要的是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受益,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而不是诱使中小企业为了享受优惠的低税率而隐瞒企业业绩或者干脆不想做大。其三,国外税制改革的目标和动力不是财政收入,而是税收的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我国在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超收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为财政收入限制中小企业适用优惠税率的主体范围的理由。其四,《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而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中小企业在组织形式上主要是合伙企业和独资企业。这样一来,能享受税收优惠的中小企业将是少之又少,税收优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优惠力度太小,范围太窄,优惠方式过于单一,中小企业优惠的导向性不明显。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一般税率是25%,而小型微利企业的优惠税率是20%,优惠税率的幅度只有5%,与国外相比,优惠税率的力度太小。此其一。其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小企业只规定了税率优惠,没有其他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看不出中小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区别。而国外的情况是,针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是一揽子、成系统,不仅在税率上优惠,在其他方面如折旧、扣除、减免等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三,一律减按20%,没有体现行业和产业的导向性。
(4)税收优惠刚性不够且灵活性较差,不能很好体现税收公平、税收法定与社会政策的协调平衡。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减按20%的税率,没有封顶,优惠没有限额,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严格区分小企业和其他企业,严格区分合伙企业、独资企业和其他企业,没有像美国的S公司一样赋予企业以自有选择,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
(5)配套协调不够。我国对中小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还缺少其他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的配套协调。如,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问题就是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歧视,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缺少可操作性的制度配合与协调。
(6)缺少税式支出等手段,无法对税收优惠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2.完善我国中小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建议
Abstract： As an exploitation forerunner area of national strategy， Changjitu will become the new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province. As an economic lever of national macro control， Tax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policy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ith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Value Added Tax Revision has been revise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terprise Income Tax Law has published，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transformation of value-added tax and enterprise income tax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restri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angjitu strategic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ax workers and tax theory researchers should fully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find out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propose solutions and give the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关键词： 长吉图；区域经济；税收优惠
Key words： Changjitu；regional economy；tax preference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6-0190-02
1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不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分立，不公平竞争导致一味追求外资企业的名头而产生行为的扭曲，不仅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戳伤内资企业的积极性。
②政府对于建设期较长的新办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由于新办企业从成立到产生效益，一般都需要经历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在企业的起步阶段都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国家对于企业的税收优惠大多是前两三年，而到了第四五年大多是减半征收。这就造成了企业在没有产生经济效益时能够享受到税收的优惠政策，而产生效益后反而享受的优惠少了。因此，很多企业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税收减免，而是获得了名义上的税收优惠。
③税收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完善。如：由于征收增值税的范围过窄而不能抵扣购入货物和固定资产的税款，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创业初期，弱势企业的微型企业与个体户一样多以家庭成员为主，微博的利润使得对于税费负担十分敏感。但是，微型企业的税费明显高于个体户。目前，我省的微型企业主要从事传统的服务行业和饮食行业，采用的5%以上的营业税不仅没有优惠，反而比小规模制造业的3%高两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进一步完善目前区域的经济税收优惠政策很有必要。
④目前，制约区域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粗放型和高污染。但是由于涉及环保的税种太少而没有足够的调节力度，从而缺乏制约排放高污染项目的制度。我们应当把保护环境放在首位来实施“绿色税”，坚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⑤由于税收优惠手段较少而方法单一。目前的区域税收大多采取减税、免税和退税等直接优惠的方式，从而结构比较单一而缺乏灵活性，运用间接优惠的方式较少，如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延长经营亏损的结账期限以及延期纳税和再投资退税等方式，这样不仅不利于建设区域基础设施和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更不利于亏损老企业的脱困和发展特色产业。因此，为了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当出台一系列科学的、有效的以及实用的优惠政策。
⑥缺乏对税收优惠质量和效率的监督制度。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税收优惠政策质量和效率的监督制度，从而缺乏税收的优惠管理。目前，急需解决和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税收优惠质量和效率监督制度，以杜绝冒享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将税收优惠落实到实处。
2 对长吉图快速发展税收政策上的几点建议
①统一政策，公平竞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是大势所趋，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改革措施。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建立公平竞争的区域环境，充分激发内资企业的积极性。
②加大完善政策的力度。国务院批复的《规划纲要》富裕了延边地区先行先试的权利，因此，应当充分利用政策契机加大力度先行先试。对购进用于建造不动产的原材料和负数设备所包括的进项税额实施全额抵扣制度，对企业阶段的微型企业，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执行企业税收政策还是执行个体户纳税办法，税率和税额均从低。取得营业资格日或纳税申报日改为企业产生效益之日起三年内免税，第四到五年减半征收，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外购货物和固定资产投入大的服务行业，对其涉及的税款抵减应交营业税。为了扶持微型企业以及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当给予企业真正的实惠。
③绿色税收，不忘环保。税收在给予企业政策优惠时，不能一味的只优惠不处罚，对于高污染以及产生工业垃圾的工业，在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造成面源污染的企业应加重征收环境保护税以兼顾保护环境。对焚烧麦秆等建议开征垃圾填埋和焚烧税，此外，对垃圾进行再循环和再利用的企业给予“三废”企业同样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的政策。为了提高进口产品质量以及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口，应当对进口环节开征绿色关税，并对污染严重的加征绿色关税。
④优惠减免，手段丰富。税收优惠政策除了直接优惠方式外，还应当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采用一些间接的优惠方式，以求达到灵活多样和与时俱进的效果。将优惠和奖励政策更多的给予重点扶持企业，以所得税的形式经惩罚加重征收的税款返给重点项目和企业以达到放水养鱼的效果。
⑤事后监督，优惠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督税收优惠政策质量和效率的制度，使得我国的税收优惠管理还处于空白状态。而《规划纲要》则赋予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政策，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利用政策的同时更要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不仅要做好，更要管好。为了落实和监督区域经济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应当建立税收优惠管理办公室。同时，在国、地税务网站上公开优惠企业的名单、优惠依据、优惠时间以及优惠的计算方法等信息以做到优惠政策的公开和透明，并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此外，对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应当做出总结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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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促进了煤炭行业的蓬勃发展，煤炭产业的税收优惠与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将进一步对国内外煤炭产业的税收优惠与政策展开分析和探讨，从中发现我国煤炭产业税收制度与政策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煤炭产业 税收制度 优惠政策
引言
税收优惠与政策作为煤炭产业良好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起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有效的促进煤炭行业的整体发展，通过降低应缴税款对象的应纳税，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科学的进行煤炭产业结构的调整，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我国社会政策的主要构成部分就包括税收政策，颁布各项税收基本政策与方针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进步发展。合理的税收优惠与政策能有效的调动煤炭产业纳税人的工作热情，让他们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煤炭行业中去，政府通过颁布各项税收政策进行对煤炭企业的扶持帮助，促进煤炭企业健康的发展。国内外对于税收优惠与政策都有着自己的一定见解，在对煤炭产业的计税上都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往往实际的征收税率会大大低于法定的征收税率。
1、国外煤炭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煤炭产业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受到了市场经济国家的重点关注和保护。因此，它们颁布实行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就是为了保证煤炭产业稳定持续的发展。税收优惠作为税收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外政府对于煤炭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部分前期的优惠手段，优惠的内容主要包括矿权地购置现金成本处理、开发与勘查支出费用处理、利息的扣减、税额减免、税收延交等[1]，所有的优惠政策有效的减少了煤矿企业的经济负担。
1.1 煤矿地购置资金成本的处理。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在买卖双方共同完成协议时，可以实行扣减转让，其他情况下则不能进行扣减；美国的政策则是一些相关的资金费用可以进行资本化[2]；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是当煤炭准备开产时，通过余额递减法以四分之一的速度进行摊销。
1.2 勘查费用支出的处理。澳大利亚的政策是通过无限推后的扣减或者可扣减的方式；美国则是通过资本化或者开始的支出扣减；印度尼西亚则是在煤炭进行开采时，采取余额递减法以四分之一的速度进行摊销。
1.3 煤炭开采前的支出费用处理。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在服务年限内进行扣减或者是10年内进行扣减；美国则是摊销或者是资本化；印度尼西亚则是在煤炭进行开采时，采取余额递减法以四分之一的速度进行摊销。
1.4 应计折旧资产成本的处理。澳大利亚规定采用余额递减法或者直线法资产成本折旧处理；美国则规定在3到20a的范围里折旧处理；印度尼西亚则是依照12％的比率调整通货膨胀。
1.5 专门的减让。澳大利亚要求150％的研究开发减让以及折旧10％的开发减让，美国则是按照耗竭补贴率的14％～22％进行减让[3]。
1.6 亏损推后的扣减亏损。澳大利亚的政策决定是亏损可以无限的推后进行扣除，美国则是要求推后15年进行扣除，印度尼西亚则是要求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可以推后5年进行扣减。
2、国内外煤炭产业税费的比较
2.1 所得税。所得税指的是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相关的权利金、经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以及其他的法定可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作为应征税的基数，对企业进行实体的征税[4]。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得税各不相同，比如我国的法定税率是33％，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分别是34％、36％。
2.2 权利金 。权利金指的是矿产的生产人必须支付给矿产所有人一定的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的赔偿金[5]。综合来说，各个国家的权利金制度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煤矿企业与政府把所获取的权利金当做企业的相关经营成本，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过程中进行扣除。另一方面则是权利金作为一种纯地租，直接代表的是矿产资源的实际价值。美国的权利金按照露天矿的12.5％，井工煤炭的8％进行征税，中国则规定以经营收入的0.5％～4％收取矿产资源的补偿费。
2.3 耗竭补贴。最先运用耗竭补贴的国家为美国，作为一种天能能源工业特殊的补贴，它还可以叫作为负权利。它具体的含义就是当自然资源被开采导致资源减少或者耗尽后，政府给予企业的一部分补贴，企业可以用这份补贴继续勘查新的矿产资源。美国的耗竭补贴比率为煤炭开采纯利益的15％～23％。
2.4资源的超额利润税。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的目的是为了缩小不同采矿权人之间的收益差距，在现实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采矿权人对应的矿山地质条件各不相同，良好的环境条件产生的收益也会更多，恶劣环境下的矿山势必会影响企业的收益。资源超额利润税的征收就是为了针对那些超过投资收益水平以上的利润，这样的征收行为有利于整个煤炭行业的公平性。
3、我国从国外煤炭产业税费制度所获得的启发
相对于国外的税费制度，我国的税收制度一直比较落后，煤矿的征收税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税率，使煤炭公司的纳税负担大大的增多，拖慢了煤炭产业发展脚步。煤炭行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沉重的税收负担只会影响到煤炭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要高度重视税收政策优化调整，明确清晰煤矿产业的税费关系，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有效的税收政策减少煤矿企业的纳税负担，通过采取有力的税收优惠措施推动整个煤炭产业的稳定持续发展，通过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税收政策，不断完善我国煤炭产业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的税收体系。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与国外煤炭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对比分析可得，我国要不断完善煤炭产业的税收制度，制定颁布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程度的减少煤炭企业的经营负担，通过实行各种开采煤炭的补贴政策，促进煤炭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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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红梅，刘学之.税收优惠政策指南[J].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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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 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 法律 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 经济 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 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 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是与企业 会计 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 计算 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 方法 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 发展 规律 ，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 目前 ，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 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 影响 。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 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 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 内容 ，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 科学 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 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 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 社会 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 会计 利润的原则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 企业 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 计算 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 经济 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 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 发展 中国 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 问题 。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 目前 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 方法 和标准 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 规律 ，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 金融 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 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 影响 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 参考 文献 】
[1] 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 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1.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国家机关、遭受灾害的地区以及贫困落后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 的部分，可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额超过 30%的部分，不得向后结转；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中国红十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2.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社会团体因接受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而获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准予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扣除限额不超过核算的利润总额的 12%；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为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的捐赠，可在计算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准予扣除的限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的 10%；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对文化事业的捐赠，准予在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
二、对我国现行慈善捐赠税收激励制度的评述
（一）个人捐赠税收优惠力度较小
首先是个人捐赠范围受限制，只有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才享受税收优惠；其次是对象受限制，必须要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进行个人捐赠，再次是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比例受限制，捐赠额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而且不允许进行结转扣除。显然，对个人捐赠税收优惠进行如此严格的限制，将使得个人捐赠税收优惠的吸引力大大的降低，使得税收优惠的引导公益捐赠的效果受到减损。
（二）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的监督机制缺失
首先，在监督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税务部门的监督作用日益明显。其次，从监督方式上看，获得扣除资格的公益组织须在向民政部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捐赠情况和公益活动支出做出附带性的专项说明。最后，拥有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享受税法上特权，应当保证权责相统一，但是从追责机制上看，我国并无针对扣除资格保有组织违反信息公开规定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
（三）限制条件过多弱化了激励功效
首先，从捐赠形式来看，个人或企业慈善捐赠，只有借助间接方式，通过规定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国家机关捐赠，才可享有税收激励待遇。其次，从捐赠途径来看，税法以列举方式规定，只有向特定慈善组织、社会团体进行的捐赠，取得相关凭证，才能享有优惠政策，而目前具有官方认同税收优惠资质的慈善机构。最后，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运行时间来看，我国公益性捐赠允许全额扣除的税收激励政策通常运行时间比较短，这一点在特殊事件上反映尤其突出。
三、我国慈善捐赠税收激励制度的改进建议
（一）适当提高个人捐赠税收优惠比例，规定抵扣结转制度
我国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一般情况下企业是12%，个人是30%，这跟世界各国的规定相比，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的。对于个人捐赠，有必要提高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建议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进一步提高个人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但是不适宜规定全额扣除，只要对超出比例的捐赠，规定相应的纳税结转扣除制度即可。
（二）企业捐赠税收优惠监督机制的重构
对扣除资格保有组织的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重构：首先，从监督主体论的角度，应当建立起以民政部门为主、税务部门为辅的监督主体制度，发挥税务监督的优势。其次，从监督运行论的角度，将“年度工作报告中对捐赠情况进行说明”的做法改为提交公益性捐赠“专项报告”的方式。最后，从监督责任论的角度，应当明确规定获得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组织违反上述监管规定而应承担的税法责任，违反规定者应当承担暂时性或永久性丧失扣除资格等不利后果。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税收优惠
引言
科技创新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特别是在税收上给予了科技创新型企业重大的优惠，为了促进我国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深化落实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年我国财政部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又做了一次重大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三方联合了《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具体细化、落实近日国务院有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的决定。其中，加计扣除政策是面向所有企业，无门槛和资质要求的普惠性政策。
1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也称税收激励，是政府在鼓励扶持特定行业的发展给予的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最为常见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减免退税、加计扣除、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扣除、投资抵免和延期纳税等。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1.1增值税优惠政策
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我国给予这些企业一定的增值税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主要是针对企业生产设备的购进和更新。例如对投资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以及教学的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或者将进口软件产品加工后再对外销售的，按照法定税率17%征税后，对实际增值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而且企业将退还的增值税用于研发新产品和扩大再生产的，不纳入企业应税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1.2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是针对所有企业生产和经营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给予优惠税率。主要的政策有优惠税率、超额抵扣、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等。税率优惠具体是指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优惠税率纳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含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超额抵扣具体是指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加速折旧具体是指对于生物制药制造业等10个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以及对所有行业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加计扣除具体是指对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所产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本年度实际发生额的75%，从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2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存在的问题
上述国家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体现了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鼓励与扶持，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虽然国家一再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但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2.1科技税收优惠体系不完善、不全面
截至目前，我国确实出台了许多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仍然不够全面、难成体系。在市场竞争中，刚起步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为薄弱。同时，科技型初创企业初期需要大量的科研和人力资本投入，而目前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对这些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够。首先，在增值税方面，我国现行的增值税税收制度不利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科技型初创企业在企业初期投入购买的机器设备价格较为昂贵，况且作为固定资产入账，进项税额转出，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加重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并且，科技型企业向外支付的研发费用、技术咨询费、服务费等并不适用于增值税进项税扣除，不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其次，在所得税方面，科研企业机器设备的投入占科研投入的比重较大。政府允许生物制药等10个行业将其机器设备的费用进行加速折旧，并没有覆盖到所有的科技型企业。目前我国所采用的加速折旧方法有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研发企业机器设备的折旧。政府有必要建立一套专门适用于研发企业机器设备折旧的加速折旧制度。
2.2缺乏科技型企业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科技型企业往往存在研发周期长、初期投资大、收益低等问题，因此科技型企业在开发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融资。一项新科技的开发成功，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如果企业缺少资金的支持将难以完成下阶段的开发。然而，风险投资者对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即政府给予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越是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就说明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态度，风险投资者将投资该产业的几率较大。同时，科技型企业本身的产业特点就具有高风险性，投资者承担着较大的风险，为了鼓励投资者投入该产业，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关的对投资科技型企业的税收优惠。
2.3R&D税收激励费用难归集、项目难认定
R&D税收激励是我国鼓励科技型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年两会期间总理提出将原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从50%提升到75%，由此看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将成为科技型企业税收优惠的重中之重。加计扣除政策具有普适性、高效性等特点，在科技型企业税收优惠中具有向导作用。但是，在实际贯彻和落实加计扣除政策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存在研发费用难以归集和研发项目认定不完善两个问题。目前，许多企业在进行研发活动中涉及多个项目，存在着“交叉费用”，这些费用在账务上难以合理地归集，这些不能合理归集的研发费用将不能享受到加计扣除的政策。然而，科技型企业的研发费用往往涉及金额较大，对于中小科技型企业来说，这将是一种损失。企业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前提是企业必须进行了研发活动，然而在现实的企业运营中，对于哪类项目活动属于研发活动，地方税务机关难以做出合理的界定。对于一些因为认定机构缺乏专业性而不能准确认定为研发费用的企业，往往会错失享受优惠政策的机会。
3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税收优惠的建议
伴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不断完善，税收政策也越来越能对高新技术企业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税收政策仍然存在着税收优惠体系不完善、不全面，缺乏科技型企业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R&D税收激励不合理等缺陷，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完善税收优惠体系
政府应该扩大增值税税收优惠范围。目前仅有软件和集成电路的企业在企业增值税税负分别超过3%和7%的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但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其他行业如生物医药、专用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在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方面受到限制，不利于科技企业的创新发展。因此，应扩大增值税税收优惠范围，促进多行业领域的创新。政府应该允许研发费用结转下期扣除，延长费用扣除时间。对于研发企业，一项研究项目的成功往往需要多年的持续研发，且前期研发费用投入巨大，当期往往不足抵扣。建议在网上申报纳税系统中明确列出“研发费用支出”项目，同时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结转下期扣除，保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不受时间限制，充分享受优惠。政府应该提高加大研发设备折旧力度。研发设备的购置往往耗资巨大，建议对企业为创新项目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比照国外经验，第一年按投资额的50%加计扣除，对特殊设备可考虑补提折旧等。
3.2出台利于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科技型企业其自身的产业特点，融资常常成为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关键。然而风险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为了支持科技型企业的成长，政府应该尽快出台有利于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从税收角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加以扶持。例如：企业为投资者，对于那些将自身70%以上资产投资于高新技术项目的企业予以免税，个人作为投资者，对参与风险投资的个人从高新技术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等。政府也可以对创业型企业的损失给予财政补贴，提高创业型企业生存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科技型企业前期往往资金不足，建议政府鼓励银行对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贷款，降低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贷款成本，并且在税收方面对中小型企业给予额外的税收优惠或减免。
3.3改进R&D费用归集制度，提高项目认定专业性
随着R&D税收激励的力度不断加大，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享受到优惠政策将是目前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首先，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政府要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扶持，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政府应该降低政策门槛，让所有研发企业享受到R&D税收激励政策。其次，针对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的研发费用难以归集和研发项目认定不完善两个问题，政府应该出台相对应的政策，要求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支出要单独设账，一一对应。同时，政府也应该提高项目认定人员的专业性，做到简化程序、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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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税政策；税收优惠；企业创新；作用机制
“十四五”规划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任务，要求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当前，世界各国对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益激烈，新一轮的科技及产业革命正催动全球重构创新版图，全球经济结构同样面临重塑的现实。中国要复兴、要强盛，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致力于成为全球核心科学技术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我国在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下，作为具备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科技研发创新主体，企业是实现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的重要微观基础。企业创新作为国家、地区实现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长期价值的重要路径。但由于企业研发创新具有前期投入成本高、研发创新风险大、项目融资条件严格、投资回报收益不确定、技术存在对外溢出效应等特点，往往导致企业研发创新相关进展受阻、研发创新意愿不强等。税收优惠是政府调节市场失灵、减少企业负担并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举措，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调整企业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加速企业研发创新，进而刺激区域经济增长。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降低企业研发创新风险，激励企业大力开展研发创新，提升科技竞争力，对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企业研发创新的发展困境
1.1外部性导致企业收益降低
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会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获得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受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的限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成果也会产生溢出效应。有些企业通过抄袭其他企业的研发创新成果，致使其他企业无法独享研发创新收益，导致企业的研发创新动机减弱，最终阻碍了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在完全竞争下，不论是正或负外部性，都会促使资源配置失效，若政府不进行干预，集体福利将无法达到社会最优，导致市场功能失效，最终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1.2信息不对称增大企业融资难度
企业与投资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研发创新信息泄露，其他竞争企业复制其成果，造成自身利益损失而不愿对外透露研发创新信息，形成了企业与投资者间的信息差。另外，由于企业掌握的信息较少，外界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使其减少了对相关企业研发创新的投资，导致企业外部融资渠道受阻，加上内部融资无法满足研发创新资金需求，抑制了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升。而政府税收优惠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外部融资的信息约束，通过间接手段企业从政府无偿获得货币或非货币性资产，并且政府税收优惠作为积极信号，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企业研发创新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进而激励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2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2.1降低研发创新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税收减免、退税等具体措施，降低企业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产生的研发成本，实现对企业研发创新资金投入的减负，减少研发创新对企业资金运营的影响。同时，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力度，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成果的产出效率。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影响更大，税收优惠政策大大降低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研发成本，促使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有效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创新进程，提高企业的专利数和成果转化率，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2.2有效解决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政府通过税收优惠适当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等问题，进而间接缓解企业研发创新的资金压力，减少企业的研发创新风险。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能够适当保护企业研发信息的溢出，降低企业研发信息泄露风险，增加企业研发资金收入，降低研发创新的阶段成果流出，调动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2.3实现间接激励，引导企业优化研发流程
在企业研发创新实施阶段，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加以有效的引导，有利于帮助企业有目的性地优化研发创新流程，提高自身研发创新效率。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能够有效减轻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研发创新资金融通的影响，帮助企业更新生产研发设备，助力企业寻求外部合作，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中间环节的提质增效。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透露的积极信号，有助于外部投资者及时了解企业研发创新动态，减少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的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企业对外融资难度，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分担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风险。
2.4分担企业研发创新风险
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研发创新投入资金，成为高科技企业的隐形合伙人，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成本，分担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创新风险。同时，税收优惠政策还能够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信号，缓解高科技企业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局面，间接降低了企业的研发创新风险。
3我国当前税收政策的不足之处
3.1研发创新要素激励不足
当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要素激励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税收优惠的资金激励政策不全面且缺乏针对性。高科技创新企业多数具有投入高、风险大、成长快等特点，其投资风险与企业的前期收益不同步并且存在知识产权的评估、质押、处置较难等问题，导致企业较难获得社会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同时，高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研发创新成本高等问题限制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迫使企业偏好于投资技术相对成熟、回报周期短且生产经营风险可控的项目。另外，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缺乏针对性。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利息可免征增值税，虽对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机构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以及中小企业还款风险较高造成的金融机构的贷款顾虑。我国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的退税政策在降低高科技企业研发资金成本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于重资产型初创企业或由于技术更迭较快导致生产设备更新频率高的企业，其政策减负效果体现并不明显，未能有效降低企业在基础建设投资和大量购入新设备时所承受的税负压力。第二，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对人才要素的激励有限。高水平人才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虽已居世界前列，但也存在顶尖人才储备不足、结构不合理、评价制度不科学、激励制度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当前，我国人才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于针对高校人员成果转化减税、粤港澳大湾区等高端紧缺人才个税超额部分免征或财政补贴返还、企业所得税中教育支出可在税前扣除等。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范围上涵盖了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的全过程，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科技创新人才个税征缴方面，我国规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奖金全部缴纳个人所得税，且最高使用税率为45%，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税负仍然较重，不利于调动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企业针对科技人才多执行股权激励政策，但我国股权期权门槛较高，限制上市区域、股权架构、激励范围等条件后，我国企业股权激励政策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较低，人员流失风险较高。在企业所得税征缴方面，我国教育支出税前扣除力度较小，一般高科技企业职工的教育经费在当期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8%进行税前扣除，且仅允许部分特殊行业的企业按当期实际发生额扣除，绝大部分企业的超额部分只能在以后年度结转进行扣除。
3.2忽视研发创新的过程激励
企业研发创新过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高新技术产业转化三个阶段。其中，基础研究是企业研发创新的初始阶段，当前，我国科技应用创新领域发展较快，但也存在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我国虽然已大力推行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实现了部分领域技术转移和研发成果高效转化，但相比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科学技术研究与企业发展需求未能实现精准匹配，存在脱节现象。当前，现行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方式刺激高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四技”服务的方式实现免征企业增值税，支持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可减免、科技企业孵化器可免征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等政策加快企业研发创新。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侧重于企业应用研究，对研发创新基础研究、产学研合作及高新技术转化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较为缺乏，有待进一步完善。
3.3税收优惠主体有待进一步细化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多为小微企业或技术型企业，然而，我国市场经济主体中占比较多、市场活力大的是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中小型科技企业能够实时掌握市场动态，经营灵活性强且科技创新潜力较大，已逐渐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也存在发展初期融资困难、风险大等问题，更需要政府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引导。而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主体限制的门槛较高，仅允许未上市且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中小高新技术型企业享受税收优惠，且政府部门认定的条件较严格，当前，多数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初创期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并不健全，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较困难，无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3.4制度环境有待优化
税收优惠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市场活力，优化升级政府税收征管及相应服务。其中，在减轻企业税负方面，近年来我国加速出台了科技创新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加快企业加计扣除频率等举措，实现对我国企业税收减负。但是，国家在大力出台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也会造成财政收支缺口增大，国家应逐渐探索行之有效且不影响国家平稳运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优化升级政府税收征管及相应服务方面，我国最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多以政府部门的部门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公布，其法律效力较低，导致高科技企业对于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可持续性的预期不高，中长期税收优惠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另外，自实行“放管服”政策以来，我国政府在简化纳税办事流程、实现网上自助办理、提升服务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4对策与建议
4.1完善研发成本占用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针对企业研发成本占用资金多的问题，政府可通过对增值税的存量留抵税款采取退还方式，或适当取消留抵税款的政策，并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来缓解政策改革后造成的政府收支差距增大的问题。通过政府发债、企业减负的方式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激励企业积极实施研发创新。针对企业融资难问题，可通过对社会资本采取免征增值税等方式鼓励其向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或通过推行新型金融产品，对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股权等进行质押贷款的方式，增加企业融资方式。
4.2实行向高科技人才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人才流失率
优化高科技人才的激励和培养政策是保障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重要保障，减轻高科技人员的税负能有效实现知识技术和生产技能等创新要素价值收益的合理分配。可通过适当降低高科技人才个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等政策，实现对高科技人才的减负。另外，适当放宽非上市高科技公司股权激励的主体限制，在完善税收监管的同时，切实落实高科技人才的激励政策。针对企业人才培养方面，可适当扩大允许职工教育经费按当期的实际发生额扣除的行业范围，将与新兴战略行业的相关企业纳入范围之内，以实现企业加大对高科技人才队伍培养组建的积极性。4.3实现研发创新全过程税收优惠政策的全覆盖首先，通过加大对基础研究阶段的费用税前扣除的比例，激励高科技企业积极进行基础研究，并落实跟进企业研发创新的各个阶段，保障企业研发创新的可持续性。其次，建立科技创新交流平台，汇集政府、企业、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促进企业与科研单位的交流合作，企业向科研单位捐赠机器设备的可享受增值税减免政策，以激励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的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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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创造;自主创新;税收对策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再次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知识产权、掌握“中国芯”作为振兴经济,富国强民、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坚定措施,提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战略目标,我国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质的转变。科技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希望所在。近几年来,我国为促进科技自主创新采取了一些举措并取得了相应成效,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多数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突出表现为:其一、创新的组织机制不健全。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其二、科技投入强度和结构难以适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这个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其三、不仅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不强,而且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程度也不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增长缓慢,投入产出效益低下。我国年专利申请数已位居世界第1位,但发明专利数只占世界第16位。其四、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仅为10%-15%,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由于缺乏掌握核心技术,我国企业高附加值产品很少,大量的生产企业利润极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效益外溢性和高风险性,需要政府相关政策扶持。促进企业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涉及诸多方面因素,如科技管理体制、财政、税收、金融等。税收政策对于促进、引导和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高其创新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税收政策的功能主要在于为企业提供创新动力和持续性的经济激励,并创造良好的共同条件和外部环境。鉴于此,本文拟从税收角度就如何完善我国科技自主创新机制作些探讨,以促进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更快转变。
一、我国现行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造成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创新主体错位、创新激励不够、创新资源配置失衡、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制度不健全、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僵化等等。但从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税收来看,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台了不少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税收政策。近年来,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进一步地明确了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重点。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税法》更是将企业自主创新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目前,我国通过所得税、流转税、关税等税收优惠,在引导企业研发投入、更新技术开发设备、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促进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等方面,对企业予以激励和支持。根据统计,我国现行开征的税种中,有20个税种有税收优惠条款(约600项)。其中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流转税类48项、所得税类58项、财产税类12项,合计118项。从优惠对象领域划分来看,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数目列第二,科技税收减免额也位居前列。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基本涵盖了自主创新的各个方面,初步形成了多税种、多方式和多环节的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为我国科技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兼有增值税、营业税的促进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法律体系,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是,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提高创新绩效的要求来看,目前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仍存在不足之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也较差。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虽然涉及多个税种,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包括了各类科研机构、各项科技项目引进、研究、开发、推广、应用、转化和转让的各环节,但对其进行梳理和剖析,不难发现这些优惠政策缺乏系统性,都是针对单一环节、单一问题、单一取向而独立存在的,并没有从科技开发项目所要经历的完整循环或运行过程中形成环环相扣、相互衔接的扶持机制,现行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更多的是表现为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简单罗列,部分税收法规没有总体上的规划,而因临时性需要而仓促出台,有的条款措辞含混、政策弹性较大,比如企业所得税法规中有关“先进技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项目”等规定,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认定方法,内容不明确且杂散,使税收法规的主观随意性加大,不利于税收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现存的问题使得税收优惠效应大打折扣,政策性的弱化直接削弱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政策效应的发挥。再如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应分别或集中采取哪些措施,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研究开发、技术成果的转化等过程,应采取哪些措施,缺乏系统的政策扶持体系。现行政策重视的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优惠,而忽视了运用优惠政策使企业“形成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所必需的人才、资金未能向急需的企业聚集,未能形成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机制。
2、税收优惠的受益对象存在偏差。现行所得税制虽然解决了长期以来重视对区域的优惠,但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研发项目为受益对象的税收激励政策依然存在,使得高科技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享受了优惠待遇,而一些非高科技企业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却难以享受税收优惠,造成政策缺位。以企业为优惠对象易导致企业不是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而是偏重于新建项目的建设,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甚至在“新产品”、“高科技企业”等认定方面做文章,钻政策空子。此外,在自主创新的企业中,软件行业和集成电路行业备受青睐,依税法规定,这两个行业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所得税的低税率,而且可以适用增值税的“即征即退”制度。这样的规定虽然推动了个别行业的快速发展,但不利于其他科技创新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在激励内容上,缺乏对企业提取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和新产品试制准备金等的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在激励力度上,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如投资抵免(包括对企业用于研究开发项目的投资和用于购置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投资),我国至今应用不足;在激励对象上,缺乏对风险投资公司的优惠政策。
3、缺乏必要的自主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现行税法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支持是非常有限的,仅在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军以上单位、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以及“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才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省级以下单位和各企业发放的科学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均须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个人所得税法不允许将高科技人才的教育投资成本在税前扣除,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或因创新而获得的股权收益等也缺乏相应的减免税优惠。
4、直接优惠措施较多,缺少关于间接优惠的规定。据统计,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中,支持自主创新和促进科技进步的优惠措施多数属于直接优惠,约占全部优惠措施的2/3左右,间接优惠较少。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新企业所得税法虽然解决了以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优惠待遇不同的问题,但统一后的优惠方式却主要表现为降低税率和减免税额等直接优惠,并未广泛采用国外通行的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提高费用扣除标准以及风险投资损失补偿等间接措施。过多的直接优惠导致可享受优惠的主体主要是已经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和能够获得创新收益的企业,而大多数尚处于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更新改造阶段的企业则无缘分享优惠待遇。在优惠形式上更多采取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的减税免税措施,对于利润较少或没有利润而又需要扶持的企业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由此可见,这种优惠方式不仅弱化了税收的激励作用,也有悖于税法的公平原则。
5、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相互之间不协调和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实际执行中,审批管理环节过多,认定标准不统一,效率较为低下,使得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例如,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需要第三方认定,对有些技术,中介机构收取的认定费就达交易额的1.5%,而免征营业税才3%,导致成本过高。
二、促进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的对策建议
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税法体系的构建,应当遵循全面、系统、公平、法定及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并重原则。
1、建立完善的企业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提升企业科技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的立法层次,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出台一个独立、集中的税收优惠特别法。税收优惠特别法应当对国家和地方税收优惠权限、范围和产业支持重点有明确规定。同时,基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之政策目标,也应考虑对税收促进企业科技创新进行专门立法,用法律形式把税收促进科技创新的宗旨、原则、主要内容等确定下来,真正形成一套系统性强,科学性和规范性并存的税收支持科技创新优惠政策体系。
2、确立税收在激励企业科技创新中研发环节的核心地位。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包括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给予充分支持。在改进和制定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时,应将税收激励作用的重心从产业链下游向上游转移,税收优惠的重点也应放在降低和补偿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税收优惠的目标应该更加明确,突出重点,要将目前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销售给予税收优惠的政策,逐步转为对技术研发补偿和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重点扶持的政策,也就是建立对技术创新各个阶段都予以扶持的新型税收激励机制,逐步确立研发环节税收激励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3、继续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逐步实现由以直接优惠为主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模式转变。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努力实现由税率式优惠为主向税基式优惠为主的转变:(1)建立技术准备金制度。在税前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用于研究开发、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等方面。(2)加大投资抵免力度。(3)放宽科技型企业费用列支标准。对科技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和专利等先进技术全面实行加速折旧和快速摊销。同时,对符合国家规定的研发项目,应该尽量简化审批环节,改为采用两级或其他方式审批,尽量缩短审批时间。(4)企业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其他激励自主创新的基金的公益性捐赠,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5)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4、健全创新人才的税收激励机制。人才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对科技进步的鼓励和刺激,最终要归结到对科技人员个人纳税的优惠上。一方面,着力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知识致富。扩大技术成果奖励的优惠范围,放宽科技创新人才应税工资、薪金的扣除额,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调动个人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的有关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的劳务所得及资本所得,给予适当的个人所得税优惠,以推动科技创新热潮的兴起。这些措施都有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利于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