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23:26:15
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师生去看了新片——《霓虹灯下新哨兵》。过去曾经听父母说起过《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老电影，虽然我没看过，但却知道它是一部五六十年代经典的老电影，对我父母这一代的成长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听说最近上映了新片《霓虹灯下新哨兵》，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看完了这部影片。
这是一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武警上海市总队、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拍摄的影片。描写了林虻虻、柴大喜、皮向峰等几名80后年轻人怀揣着各自的理想来到大上海的武警总队三中队服役。林虻虻出生于普通人家，攻读大学三年后为选择新的追求，也为躲避女友，弃笔从戎；柴大喜来自农村，贫寒的家境让他具备了朴实的性格；皮向峰从小娇生惯养，是个富家子弟，按照父母到部队接受锻炼的要求来到部队。三个小伙子被分到了同一个班，友情与爱情、竞争与矛盾、误会与感动，让整个剧情跌宕起伏。
这部新片与老电影虽然描述的时代不同了，可“好八连”的精神却是没有改变的。新片拍出了当代军人的辛苦，以及为维护大上海一方平安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感。影片一开始就讲述了许多士兵在雨天里跑步，个个跑得气喘吁吁。他们特别坚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每天都要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有时半夜三更还要爬起来去跑步。为什么呢？我想：那正是他们的理想和责任所决定的。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没有坚强的意志，怎么来保卫大都市的安全呢？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没有周末放假，如果要和父母会面，也必须先到连队去通报一声，才可以见自己的亲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书信向亲人表达一下自己的相思之情。联想到自己的学习生活，有时候遇到点困难，可以随时向父母、老师寻求帮助，和他们相比那是多么地幸福啊！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为了理想去奋斗努力，任何艰难困苦都可以克服的。我要向霓虹灯下新哨兵们学习，学习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把我全部的精力用在学习上。
这两部电影虽然描述的时代不同了，可“好八连”的精神却是永远不变的。
《霓虹灯下新哨兵》————观后感
今天是1月19日，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全校要到西郊白联4楼去看电影，所以我起来的特别早，昨天晚上我很早就睡觉了，可是却睡不着，也特别兴奋。心里想快点看到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许多悬念，让我来思考。在看电影之前。一到那里，我就非常兴奋得找着自己的同学，一起谈论今天看什么电影。那时候的我真想进电影院一看究竟。不一会儿，老师也出现了。叫我们排好对整齐的进去。
哇赛，好漂亮啊！看得我目瞪口呆，张大了嘴，真是浩大的电影屏幕啊！我们马上寻找到了位子，坐了下来，又开始谈论，窃窃私语。大概九点钟的时候全场的灯光都息灭了。哇！电影终于开始了也！藏在我心中的迷惑就要被揭开了，好紧张。我们先看的是《霓虹灯下新哨兵》，然后看的是《叶问》。其中最让我感动得是《霓虹灯下新哨兵》。这一部电影使我很感动，拍出了当兵的人的辛苦与艰辛。影片一开始就讲述了许多并在一次下雨天里跑步，跑得气喘吁吁，其中有一个人跑了最后一名，但是到影片结束，这个人确保送到了警校。还有一个人，他叫牛虻虻。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警察，不惜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而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告去当了兵。当兵的人特别的坚强，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每天都要接受严格训练，有时半夜三更还要爬起来去跑步，才想象我们现在，衣食无忧，我们还有周末可以休息，基本上可以天天见到自己的父母，再看看当兵的，他们没有周末可以放假，更不可能天天看到父母。如果父母想看自己的孩子，必须先到军方去通报一声，才可以见自己的亲人。当兵的人就只能给亲人写信。这一种艰苦的感觉我们从未感受过，不仅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啊！这两句诗是李白的《静夜思》。这两句是充分表达了官兵们的思乡之情，也可以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想见他们的亲人。其中他们的班长我认为他只是一个烂好人，士兵们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但是他却在背后帮他的士兵与家人做调解工作。虽然表面上冷冷清清的，训练士兵上也非常的严厉，其实他是很关心士兵的，我觉得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话不好听，却在背地里关心士兵。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当好一个官兵，需要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与艰辛。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要去实现他，这样你才会没有终生的遗憾。
这一次看电影让我学习了很多，也知道了很多，如果让我们与士兵来比较，我觉得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
现在提起廖有樑也许知者不多，但如果说起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童阿男，五六十岁的老上海大多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廖有樑在电影中扮演的是个上海刚解放时参军的小战士，性格天真单纯，活泼顽皮，参了军还耍小孩子脾气。廖有樑把这个给部队惹麻烦的新兵小战士演得又淘气又可爱，其生动形象，令观众难以忘怀。
廖有樑并非电影学院高材生，也非名演员，他之所以能把童阿男演得出神入化，主要在于他的性格和参军经历，与戏中童阿男有很多相似之处。
嘉定打腰鼓参军
1949年10月，我们20军文工团驻防嘉定。上海刚解放，部队没有营房，我们都分散借住在老百姓的民房中。我们班住在一间沿街停业的小店铺中。1950年初春的一天黎明，一阵腰鼓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瞧，只见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孩子在路边起劲地打腰鼓。他见我开门，嬉皮笑脸地说：同志，我打的腰鼓够不够水平？班里同志不想他惊扰我们的好梦，都夸他腰鼓打得好，并劝他离开。谁知他却说：我是来报名参军的，你们说我腰鼓打得好，就批准我参加文工团吧！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被我们讥笑为没资格入文工团、只能参加儿童团的小阿弟，大名叫廖有樑，年仅12岁。这位小阿弟要求参加很坚决，我们说他年纪太小不宜入伍，他就每天天不亮赶来打腰鼓，就这样连续吵了半个月。团长见他人小决心大，聪明又伶俐，又经过几次考试，也就破例批准他参加我们文工团。
上海解放后，参军的青年何止千万，可12岁入伍实在绝无仅有。由此我们非常喜爱这个全团最小的小阿弟，从不喊他的大名，都唤他小廖。我们实在没料到，数月后这位小阿弟竟然也和我们这批老大哥老大姐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了。
我不是少爷兵
进入朝鲜境内，因美军狂轰滥炸，部队只能夜间行军。廖有樑头几天还能坚持，第三天半夜他实在累极了，困极了，走着走着竟抱着一颗大树打起瞌睡，我扯他也不醒，这可急坏了我这个小组长。说也难怪，如果小廖不参军，一个13岁的孩子，此时也许正躺在妈妈的热被窝里在美梦中嬉戏。可现在冰天雪地、战火纷飞，深更半夜还要不停地翻山越岭。想想都感到小阿弟应该得到特殊照顾，于是动员班里同志帮他背背包，而我决定背他下山。当我弯下腰背他时，小廖突然惊醒了。他推开我说：背什么？我又不是少爷兵，美国佬才是少爷兵呢！说着小廖揉揉眼，挺挺胸，夺过自己的背包说：还不快走，再不走就要掉队了。快走，跟着我走！小廖的确天真可爱，这个时候他倒当起班长来了。
伤员包扎所的小护士
经过几夜行军，我们赶到前线，第二次战役已经打响。我们文工团分成几个小分队：有的运粮运子弹，有的在俘虏营中管战俘，我和小廖等分配在前线包扎所当看护。报到第一天，前线送来几个重伤员，有一位躺在担架上要小便。所谓包扎所，仅仅是离战斗主峰几千公尺山脚下一个山洞而已，除了医药箱没有其他东西，当然更不会有尿壶。而重伤员又不能动，怎么办？我们正束手无策时，廖有樑却急中生智，忙解下挂在自己腰皮带上的茶缸去接小便。我有些着急，我知道他的茶缸也是饭碗，问他接了小便怎么吃饭？小廖手一挥，以京剧腔调唱道：本山人自有妙法。
到了吃午饭时，只见小廖到冰河中洗了茶缸，又用积雪左擦右擦，然后对我们说：高温可消毒，冰雪也可消毒，说着就用茶缸盛饭吃。这时有位伤员说：你下次别用茶缸接小便了，尿总是有毒的。不料小廖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战士不怕美帝飞机大炮，不怕流血牺牲，我也不怕你们小便有毒。说着竟然用筷子敲起茶缸唱起快板：
战士杀敌挂了花，照顾伤员责任大；
只要伤员早康复，天大的困难咱不怕……
小廖真是天生的演员料，参军仅一年就把老同志不用剧本张嘴能唱顺口溜的功夫学到手，小廖仅仅唱了四句，几个轻伤员就拍手喊好。
人小鬼大变钢盔
第二天天刚亮，重伤员又要小便了，喊了两声小同志不见小廖身影，我忙取下背在肩上的军用水壶打算给伤员接尿。谁知小廖突然从洞外跑进来，像唱戏似地嘴里喊道：“新式小便接收器来哉！”说着他像变魔术一般从身后举起一只美军钢盔说：组长，你的水壶口太小，没法接尿，这钢盔口大，不会尿到手上。小廖转身又对伤员说：这洋家伙比我的茶缸大多了，你们五人轮流小便也不会满。他这一说，几个伤员情不自禁笑出声来。
我问小阿弟，这钢盔怎么弄来的？小廖说，半夜听到美军不打炮了，天不亮我就爬到山顶，才知美军已被我们打退，美军败逃真是丢盔弃甲，断枪破炮一地，我就拣了这顶钢盔，这可是少爷兵送来的新式接尿器。
停战签字 回国
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签字前，双方战斗减少，我们20军奉命回国休整。我们军部文工团先到南京向华东军区领导作汇报演出，后又到杭州向浙江军区领导作汇报演出。没料到演出后，浙江军区司令员谭启龙，在西湖边设宴慰问我们这些志愿军文艺战士。在抗美援朝前线，我们常以野菜、炒面充饥，有时一天仅吃半块压缩饼干，大家已经两年不知肉味了。这时突然见到满桌的山珍海鲜，真可谓口馋难忍。小廖早把筷子握在手中，大有饿狼扑食之势。这时只见班长向他使眼色，他马上放下筷子。陪桌的一位领导见小廖神情有异，就说：小同志你怎么不吃了？小廖非常伶俐，忙说：我牙痛。不料这位领导早轧出苗头说：牙痛也要多吃点。说着不断给小廖夹菜。
虽说杭州吃得很开心，可是回到宁波驻地不久，突然传来文工团解散的消息。当时提倡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军中军一级不设文工团，所幸师部保留文工队。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分配到师文工队，水平较差者下连队当文化教员，而有发展前途的团员调到前线话剧团。
小廖调入前线话剧团
廖有樑当时只有十五六岁，而前线话剧团老演员大多三四十岁了，最年轻者也二十多岁。那时他们正筹备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独缺十七八岁的演员，所以小廖成了理想人选，南京指名道姓把廖有樑调入前线话剧团。
20军文工团解散后，我调入60师文工队。60师是解放江山岛首次海陆空联合作战的主攻部队，张爱萍将军任总指挥。我奉命提前半年奔赴浙江海防前线采访，后又赶写战斗节目剧本，紧张排演参加华东军区文艺汇演，并两次获奖，因为太忙也没有和小廖联系。但他1962年随《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来上海演出时，我虽已复员，但他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战友，特送票上门请我看戏。
他演的童阿男，好像编剧是照着小廖年龄和性格创作的，所以廖有樑演来得心应手，活灵活现。
《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因剧本写了童阿男参军后又开小差，而老战士陈喜又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差点迷倒，还有女特务破坏等等，起初有人认为矛盾太尖锐，此剧不宜上演。后来剧本送给、许世友等领导审阅，老将老总不但认为没问题，反而称赞剧本写得好，他们都亲临剧场看戏。
接见童阿男
廖有樑告诉我，前后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七次半。小廖说话爱摆噱头，所谓“半次”，因忙于接待外宾，等赶到剧场戏已演到一半，故小廖说“七次半”。
在推荐下，百忙之中也来看戏。令廖有樑终身难忘的是1963年11月29日，当看到童阿男最后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情不自禁带头鼓起掌来。等大幕落下很快又拉开，当接见廖有樑、陶玉玲等演员时，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为了能让更多的军民看到此剧，指示将《霓》剧拍成电影，但剧本不要改动，演员也不要更换。为了电影拍得更真实，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王苹、上影厂派出葛鑫联合导演此剧。
葛鑫是老上海，他原来和蓝马等都是唐槐秋创办的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员。“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葛鑫即去苏北参加新四军，上海解放时，他是解放上海主力军20军文工团团长，他对解放上海的部队生活亲身经历，十分熟悉。廖有樑打腰鼓参军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虽说他已调上影厂，但他舍不得离开老战友，每周都会到团里来出谋划策。廖有樑12岁参军，葛鑫也是伯乐，他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如今由他和王苹出任《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导演，也是最理想的人选。
12岁弟弟和18岁哥哥
一个演员的成名，最主要能遇上好剧本、好角色。廖有樑很幸运，十六七岁演童阿男，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他全占了。
小廖一炮走红后，又一次幸运降临，《柳堡的故事》电影导演又找上他。他和陶玉玲被影迷们誉为金童玉女，两人再次搭档，一个演副班长李进，一个演小英莲，一曲《九九艳阳天》风靡大江南北，至今还在我们这些影迷的耳边回荡。由此廖有樑荣获“十八岁的哥哥”昵称。可我们这些老战友从不称他“十八岁的哥哥”，都称他小廖或是小阿弟，直到他年近花甲还唤他小廖，因为他参军时年仅12岁。他心甘情愿让我们喊他小廖，他说如果你们叫我“老廖”，我会感到别扭。
“”后复员回上海
“”后小廖复员回上海，也许他童心未泯，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像个老顽童，就把他分配在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当演员。当时他年已四十多，在儿艺舞台上难有用武之地，后又调到青年话剧团。
“”后话剧舞台剧本少，观众少，经费更少。话剧不景气，使小廖非常珍惜上舞台的机会。有些名演员，非主角不演，小廖不同，哪怕是配角，戏份再少他都全力以赴。凭借他经过抗美援朝血与火的洗礼和多年部队舞台艺术的锤炼，只要他得到上台表演的机会，他都能让观众为之喝彩。
我们虽是老战友，因种种原因看他的戏并不多，令我难忘的是他演的《傻子进行曲》中的工商干部、《入城》中的米店老板，还有《OK股票》中的王伯伯等。因为廖有樑擅长塑造各种性格的戏剧人物，所以评为一级演员。他说一个演员不能定型，要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能演活，这样才是好演员。
永别心爱的舞台
关键词：《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政治伦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218?05
一
《我们夫妇之间》以下简称《我》）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作品[1]（11），作者萧也牧因《我》而备受争议，也因《我》被错划“”含冤而死。①《我》成为当代文学史不容回避的文学与政治事件。细读《我》，可见文中的“我”（李克同志）和妻子（张同志）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无不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而这种种矛盾都是随着二人进城而不断产生的。原本“我”与妻子在乡下是“静穆、和谐”的，但是随着我们进了北京城后，“我们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1]（165）那么到底进城给原本和谐的夫妇之间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使得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呢？让我们先来看小说的开篇：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1]（165）
小说首节就描述了我们夫妇之间的“出身”的“差异”。妻子是贫农出身，而且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妻子根红苗正，实则是一个工、农、兵的混合符码，是工农联盟的一份子；而反观“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则显得暧昧不清。知识分子应当属于工人？还是农民？虽然他们只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89）但是他们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显然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并且只有“绝大多数”才享有这样的优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知识分子需要依附在其他阶级身上方可获得合法性。这种“弱势”地位使得他们总有点自信心不足，并且时刻要提醒自己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否则一不小心就沦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的对象。即便他获得了“干部”的身份，也不能改变其阶级属性，况且“我”还只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差异指向的是彼此阶级归属的不同，在这一差异视角之下的城市也逐渐游离于日常生活方式本身，而被赋予了阶级的色彩。在妻子的眼中，城市“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妻子“看不惯”的其
收稿日期：2012?09?04；修回日期：2012?12?16
作者简介：冯波（1976?），男，河南焦作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实是城里人“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1]（167），其对于城里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认知基础是城里人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并因之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即城里人的阶级归 属②；反观“我”则对城里人的体认与阶级意识无涉。如此看来，我所感到的“差别”与其说是感情、爱好、趣味的差异，倒不如说是彼此对于城市解读的龃龉。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基于城市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认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正解，而是被纳入到妻子观照城市时的阶级视角下予以检视。由于知识分子在阶级归属上的“先天不足”，“我”的认识自然被认为不够深刻，缺乏说服力。甚至“我”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认同，也是源于思想深处依然保留的“一部分很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1]（182）在作怪，而妻子对于城市起初的拒斥则是阶级“本”色的体现。乃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更是被同质化为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征服改造。恰如张同志所质问：“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1]（169）征服与改造成为解决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手段与途径，城乡差异也悄然转变成了阶级的对立与冲突，即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对社会成员进行阶级身份的确认，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3）当城乡差异与革命、政治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并通过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形式来赋予道德的优劣时，基于本体意义的城乡差异就成为了一种政治伦理。于是，在政治伦理的遮蔽之下，《我们夫妇之间》的城乡差异叙述成了阶级斗争的图解，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向工农兵的忏悔录。
然而可贵的是，萧也牧并未止步于展现阶级差异的显豁，而是注意到张同志对城市生活从完全排斥到部分认同的转变历程。“妻子”不仅开始和那些擦粉、涂口红、“头发像个草鸡窝子”的女工亲近，而且自己也买了旧皮鞋在集会、游行等场合来穿。“妻子”的转变是对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部分认同和接受。然而，这并未在文本内外获得恰当、合理的话语支持。康濯在《斗争生活的篇章》中，回忆了《我》被多次要求修改，甚至被有意误读为生活作风、思想品质乃至政治问题的遭遇。《我》最终没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作者的罹难成为阶级斗争惨烈而反讽的注脚：李克和萧也牧在文本内外都完成了“改造”。对《我》的批判的不断升级显示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以的方式试图规范僭越的个人意志，不断建构稳定的政治阶级话语的企图。在这一目标的有意识地策动下，对于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切“身”体验成为了不同阶级意识的分野。同一的政治现代性目标掩饰了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苍白的政治正确取代了文学的日常生命力。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康濯对《我》依然有些语焉不详：“发表的初稿记得确有过缺点，主要是对工农干部个别地方似略有丑化，对知识分子干部一二细节的点染也或有过分……”[1]（13）显然“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的阶级差异并未因“拨乱反正”而退场。
二
如果说《我》在阶级斗争话语的规约下还试图彰显城乡日常生活差异的话，那么，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以下简称《霓》剧）则把城乡差异展演成一幕惊心动魄的敌我斗争，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已经彻底被与被的阶级斗争关系所取代。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霓》剧甚至成为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精神的图解。③相对于《我》的被批判，《霓》剧却名噪一时，演职人员受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想来也在情理之中。④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名本身就隐含着城乡差异的在场。在解放前参军入伍的多数是乡下赤贫的农民，霓虹灯下的哨兵实际就是在城的乡下人。霓虹灯是现代都市的缩影，哨兵是站岗放哨的战士，担负着观察敌情、安全保卫的重要职责。战士本应在战场杀敌，却为何在和平繁华的都市站岗？作为城市卫士的战士显然在提醒着观众/读者：千万不要以为城市已经太平无事，敌我斗争仍然存在，我们要像哨兵一样无时无刻都要擦亮眼睛。一言以概之，“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于是，作品中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被裹挟在尖锐的敌我矛盾中展开。开场舞台的布景便是一幕幕耐人寻味的差异图景：在炮火中若隐若现的百老汇大楼和江海关大楼、《白毛女》的演出海报和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广告等。百老汇是城市娱乐的代码，江海关大楼显示着都市经济的巨大成就，《白毛女》与《出水芙蓉》的演出广告则折射着日常休闲生活的一角。《白毛女》的乡下想象与百老汇、江海关大楼的现代城市空间构成的城乡差异；《白毛女》暗含的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与《出水芙蓉》隐喻的美帝威胁构成了残酷的敌我对立，二者在“隐性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被并处杂糅成为一种新的差异叙述。
在第三场春妮来看望丈夫三排长陈喜时，这一差异被推向了高潮。陈喜进了大上海后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买了花袜子、喜欢拿着小镜子梳头。尤其是当春妮给他塞鸡蛋时，他嫌弄脏了军服，而当春妮拿手绢给他擦，他又嫌春妮手上有味儿，手绢上有了腥味。陈喜对春妮嫌弃无不与城市扯上了边儿，是大上海“这股资产阶级的香风吹进了骨髓”， [4]（49）是阶级意识发生了动摇，是面对“糖衣炮弹”时思想深处的“发霉变质”。老布袜与花袜子的区别不再是质地优劣的差异，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尖锐对立。陈喜一把将乡下质朴的棉线扯断，不但是试图斩断乡下人身份羁绊的象征，而且也是失去革命根本（团结劳苦大众）的隐喻。一个进城后被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进而遭遇情感危机的乡下人，被改写成一个失去艰苦朴素作风、忘记敌我斗争，被资产阶级（敌对阶级）腐化堕落的典型。这在新生政权创立之初，显然是需要格外警惕的。因为来自阶级内部的“堕落”对统治阶级政权的危害显然更大。那么如何拯救这些暂时的迷途者呢？在战争的语境中，卡里斯玛化的集体塑形实践自然更为便捷有效。曾经的战争英雄（陈喜、赵大大）、英雄的接班人（童阿男），再次剥离了城市日常生活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完成了英雄化。战争意识形态以英雄的名义，完成了对人性的全面覆盖与胜利。陈喜意识到了自己的“变质”，实际是意识到敌我斗争的严峻，意识到哨兵政治斗争敏锐性的退化。乡下在艰苦朴素、政治觉悟、劳苦大众等语词掩护之下，成为高蹈的革命性的所指；而城市在老七、老开、曲曼丽等敌特的涂抹下成为肮脏、危险的“战场”。城乡差异成为强烈农民文化记忆的革命性（乡下）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城市）的反动性之间的差异。
既然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已经成为敌我阶级的对立，那么，对于这些全副武装的乡下人而言，同张同志的目的一样，他们进城就是要改造它。所不同的是《我》中被阶级斗争所遮蔽的城乡差异，再次被战争意识形态以更残酷的“去城市化”的方式所替代。对这种城市物质现代性清理地越彻底，就越能够深化“拒腐蚀，永不沾”的社会主义改造主题。在《霓》剧激烈惊险的情节冲突中，日常生活已然十分寡淡，而斗争意味日益浓重，城乡日常叙述越发凸显紧张感。那么，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否已被暴力（革命）强行消解而荡然无存呢？事实远非如此，在根据《霓》剧改编的电影文本中⑤，城市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仍然无法回避：穿着西装、旗袍的行人，报童叫卖的美国life画报，连长背后的橱窗里摆着“Max Factor”（蜜斯佛陀）的化妆品，剧院放映的是好莱坞电影，军营窗外飘来的嘁喳作响的爵士乐和忧郁的钢琴奏鸣曲，头顶的霓虹灯闪烁的“派克”金笔广告，小商店里花花绿绿的糖果，街头公共汽车上“无敌牙膏”和“美丽牌”香烟的招贴……这种城市物质现代性的在场成为另一种反诘：任何试图完全消灭城市物质生活与感性细节的社会改造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从《我》到《霓》剧，日常生活方式都失去了它的本体性、本源性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的对立，甚至是敌我矛盾的极端化展现。《我》从负面呈现了国家意志如何规约话语的形成过程，而《霓》剧则更为直接地要建立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迫不及待地为这种国家意识形态保驾护航。虽然两部作品的城乡差异呈现都是一种政治伦理，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分明感到了统治阶级话语控制的紧迫。城乡日常差异叙述也日益成了一种功能结构和一种压迫机制：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不断涂染上政治、阶级、革命的色彩，招募着每一个具体“主体”的“个体意识”，使之成为“他自愿接受的观 念”。[5]（36）
三
虽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以政治伦理的方式试图遮蔽/替代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显豁，但阶级话语与战争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掩饰城乡差异性状。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奂生睡在招待所里的一张软床再次激活了乡下人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异认知。[6]（22?29）首先，城市的富有与乡村的贫困在陈奂生对五元钱的精打细算、在城市住宿一夜等于两顶帽子的简单等式中一览无遗。帽子是乡下人的“头”等大事，在城里住宿一夜则显得颇为奢侈。在招待所住宿一夜的代价竟是剥夺了乡下人对基本生活的需求。乡下人维持生活的艰辛与城中享受一夜并不能划上简单的等号，等式的不等正是差异的在场！其次，“软床”彰显的物质现代性唤醒了乡下人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意识。软床与乡下的炕头、板床相较，不仅是物质本身质地的差异，而且也代表着一种异己的生活方式：舒服、惬意而享受的城市生活旨趣。无论是陈奂生之于软床，[7]（56?69）还是盘青青得到的收音机、香皂、雪花油、牙膏、牙刷或是香雪的铅笔盒，[8]（37?43）乡下人与其说是对城市现代工业产品艳羡，倒不如说是对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期待。最后，陈奂生的“身体”成为了体认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不可或缺的重要解码器。陈奂生对软床与沙发的感受正是经由肌肤作为媒介逐渐扩及全身乃至心灵深处的。但是在强大的国家话语权力之下乡下人“体认”城乡差异的方式却往往是滑稽而悲哀的。沙发是弹簧和布匹、皮革、木材的有机结合，正是由于弹簧这个工业文明符码的存在，沙发得以高傲地显示着对于农家板凳的优胜。虽然乡下人将身体一次次重重压下去，但是沙发的弹簧却可以进退自如地消耗着乡下人的鲁直与颟顸。沙发依然坚挺，而乡下人已经干瘪！沙发成为了真正的施暴者，折磨着乡下人在工业文明中尚存的质朴与无知。陈奂生对沙发的滑稽“报复”是乡下人在物质差异性状之下精神的突围与努力。对沙发征服的徒劳，一如城乡差异的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软床、沙发虽然并没有真正让陈奂生的身体感到舒服与惬意，但是城乡差异还是藉由肉身而升华至乡下人的精神灵魂层面。城乡差异回到了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回到了李克同志对北京城市生活的真切体验；回到了陈喜对上海的新鲜而不适的日常生活层面的审视。换言之，个体生命终于得以在“身份”中脱“身”，重新在城乡差异中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
然而我们注意到，乡下人对物质的现代性体认虽然开启了城乡差异想象的空间，但同时也局限了乡下人对现代性内涵的认知。陈奂生对软床的体认就是发生在“招待所”这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空间之中。招待所作为单位的附属机构是依托单位而建制的空间形态，没有“单位”的乡下人如何被城市“招待”？作为招待所背景的“单位”不但以巨大的约束力制度化地加固着城乡差异，而且以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规约着乡下人之于城市的可能言说方式。换言之，乡下人在现代性背景之下的城乡差异认知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展开的，乡下人对城市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乃至精神空间的争夺仍不能摆脱“招待所”式话语体系的束缚。乡下人虽然已经亲“身”进入了城市的内部，但是在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依旧“身”不由己。
如果说陈奂生、高加林、香雪等进城的乡下人的肉身，在进城初期尚且还能执拗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与自我支配的权力的话，那么延至当下，金堂的双 腿[9]（98?104）、五富的尸身[10]（4?157）、细满的半截舌 头[11]（4?26），这些残破的身体则不幸地成为城乡差异所撕破、宰制、征服的必然结果。这固然跟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意识形态相关，但尤其应当看到的是，乡下人健全/残缺的身体依然是“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⑥虽然“生理的身体”在历史、权力的缝隙里已经复苏，然而“社会的身体”并未觉醒⑦。原本被政治伦理所遮蔽的个体对现代性的体认，再次以身体为媒介衍生出美/丑、健康/病态、活力/衰败等彼此对立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他者化与乡下人自我的他者化。他者化的伦理价值判断将城里人与乡下人心理距离推至两极，即凝视与仰视的不平等的心理落差。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视形成了荒诞的错位，凝视与仰视的目光永远不可能在平视中汇合，不能平视的目光必然会在彼此背后留下一个黑影，换言之，无论是凝视抑或仰视都无法照亮彼此背后那个巨大的主体黑洞。也正是因此，进城的乡下人方才脱身于政治伦理的遮蔽却又再次遭遇了“身份”的迷茫。一方面“他承认他是个乡巴佬，他也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个半真半假的城里人，他对这是绝对没有非分之想。”[12]（82?92）他们并不奢求成为城市文本之一页，而仅仅将城市作为获得便宜之利的场域。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努力证明自身已是城里人身份的合法性。他们或在长安街接吻[13]（25?48），或如陈太学们回乡摆阔，以示改变了脸面。[14]（2?38）然而，在乡下人的内心深处或是如老胡般无法突破自身的乡下人原罪感的心理障碍，[15]（180?187）或是像子午出卖灵魂的道德代价换来一夜暴富。[16]（22?52）而能像阿霞那样真正在城市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的进城乡下人恐怕也只是个案。[17]（4?18）当下进城的乡下人显“身”于城市日常生活，却又陷“身”于身份认同的泥淖，其根源还是在于自身主体性的阙如和对城市现代性的误读。当然，城里人以物质的现代性作为将乡下人他者化的条件与理由，并与乡下人的人格逻辑嫁接，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使得城里人与乡下人都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也使得城乡融通、融合之路更为艰辛，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所必然要经历的阵痛。
从《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至当下的“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城乡差异想象逐渐艰难地剥离国家、阶级、民族巨大话语的遮蔽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文学得以重新聚焦现代性冲击下中国人的精神镜像，并成为对当下社会、历史的一种可贵的发言方式。诚然，当进城的乡下人终于得以堂皇而真诚地来叙述一个个在城/乡空间游走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带有明显差异的主体叙述也考验着当下小说家的社会良知与道德自觉，叙事知识主体与身份立场确立了他们的叙述框架与出发点。小说家们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对当下中国乡下人生命体认的差异，在‘乡下人进城’这一对象的众声不一的叙述中不断得到印证。”[18]（110）
注释：
① “”中萧也牧以病弱之躯，饱受摧残。1970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打死在河南“五七干校”，终年52岁。
②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③ 在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黑体加粗字体，以示醒目。同时该书封面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的标语设计。
④ 该剧作起初被认为是“毒草”，但后来在的关心支持下，终于得以演出。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给予了很高评价。
⑤ 1964年初，《霓》剧由王苹（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葛鑫导演，沈西蒙编剧，影片在南京路实地拍摄，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当年全国各地话剧团竞相上演此剧，全国的电影院也是场场爆满，可谓“全国一片虹”。
⑥ 福柯关于“驯顺的身体”指的是肉体作为一种被规训的目标受制于某种支配技术，服从权力的操作服务于新的知识形式，这一运作通过一系列的真理话语的方式展开。
⑦ 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认为，人存在两种身体：一是，“生理的身体”，二是，“社会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的身体的方式。身体的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所以，对身体的生理的经验就含有社会的特定观念。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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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thics Obscuration and Authentic Restored of Daily Differences
in Narrative in Countryman into the City
—— to Between the Couple and Sentinels under the Neon Lights as
the center of the discourse
FENG B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听到未来海岸这个词，大家一定很熟悉吧！我的家就在未来海岸。这里的景色美不胜收，就让我来当一回导游吧！
走出家门，第一眼看见的是道路两边那一簇簇含苞欲放的迎春花，鹅黄色的花蕾缀满了枝头，在那交错的枝条下面，掩映着嫩绿的小草，随着轻柔的海风摇摆。绕出庭院，就来到了繁华而并不喧闹的购物街。街道两旁有众多的购物店，店里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街道中间还有一池波光泉，泉水清澈见底，泉底五彩斑斓的鹅卵石清晰可见。银色的水泡似一串串珍珠抛出水面，泛起微微的涟漪。
沿着购物街行走，穿过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无边的大海。每当潮起潮落，海浪就会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就像音乐家在演奏着醉人的乐曲。夕阳西下时，整个海面被映得橙红橙红的，那情景不由让人想低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了。
夜晚时分，深蓝色的天空星光灿烂。趁着夜色，一家人沿着海边散步，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像娇艳的花朵绽放在未来海岸，与天空中的星星遥相呼应，未来海岸就像传说中的古老城堡，散发着神秘之感。再看路两边的路灯，立在灯柱的的顶端，犹如威武的士兵，身体站的笔直，目视前方，为来往的行人们站岗放哨……
啊！多美好的家园。它不仅有优美的环境，美丽的海景，清新的空气，还有绚丽多姿的夜景。这就是我深深热爱的家——未来海岸！
引导我们采访的是这支红军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张志武和属下的几位主要营连领导。张主任说:“在这个单位任职,既感到光荣,又感到责任重大,做梦都有压力。”你如果了解了这支部队的历史,就能理解张主任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真挚凝重的。
昨日辉煌
责任就是荣誉。作为红军的拳头部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红军12团和红军13团各有附丽,非同凡响。
红12团来自领导的1928年平江起义的主力部队。支部建在连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的雏形,最早都是在该团特务连提出并实践的。长征期间,特务连主要担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警卫任务。红13团则是邓小平创建和组织的百色起义红七军的浓缩和精华,是由1929年12月百色起义中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演变而来。1930年改编为红13团,被军团长誉为“猛如虎、精似猴”。
这两个红军团现在就是这支摩步旅的一营和二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又进行了东征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北岳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同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转战晋、察、冀、绥、热、陕、甘、宁八省;全国解放后,又奉命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在该旅,先后走出、张云逸、陈庚、彭雪枫、张宗逊、张爱萍等著名将领达160人。
今日雄风
霓虹灯下正步前进
这个旅身居闹市,面对“酒楼连着岗楼”的环境,这支部队官兵被兄弟单位称为“东北霓虹灯下的哨兵”。
战士董强,在家是每个月要开销3000元以上的富家“公子”,到部队不到半年让家里邮了近万元零花钱。后来,部队在营连开展“捡垃圾换日常用品”活动。每天看着战友们业余时间为了一角钱的瓶子到处寻找,为了五角钱买什么日用品而讨论,小董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没钱时艰苦节约谁都会,有钱时艰苦节约才显本事。”如今,他每个月都能向家里邮去200元。
大学生战士郭云飞,听说一起入伍的同学是排长职务,每天听着对面酒楼里飘出的歌声,心气开始浮躁,一度想混两年就退伍回家。连长鼓励他:“发挥你的特长,部队是培养人的地方。”在连长的帮助下,小郭站在旅荣誉室里羞愧不已,他决心将自己的计算机和散打特长传授给部队战友。当年年底,他就因课目获奖而荣立三等功。如今,他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小郭激动地说:“是老红军的优秀传统让我这个不羁浪子实现漂亮转身。”
良好的育人环境,使这支红军部队连续两年被总政评为“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被军区评为“应急行动准备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心存忧患磨砺硬功
“战斗已经打响,司机阵亡,迅速将炊事运输车开到指定地域!”只见胡大宝从容地翻开自制地图,将运输车稳步开往前方;数十种有毒食物摆放在面前,胡大宝定了定神,迅速指出毒物种类和数量……在该旅,一提起胡大宝,几乎无人不晓,这不仅仅因为他厨艺好,作为一级厨师,他还带出不少“得意门生”,成为营连小有名气的炊事员。胡大宝告诉战友:“要想自己的炊事生涯不被部队未来战场淘汰,就得争当一个‘多面手’。”
“未来战场上,保障人员仅停留在做一手好菜的水平是不够的,必须把对食品安全学和营养学知识的掌握、新型装备的操作与炊事车的驾驶、战术素养等作为检验炊事人员能力素质的基本标准。” 后勤部长田旭东向笔者介绍:“以前,食物质量好坏需要卫生部门鉴定,如今,各营连自身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不久前,该旅进行山林地野外生存训练,在断粮数天的情况下,由炊事人员自行上山选择、判断和采集野生植物,保障了官兵用餐,没有发生一例食物中毒现象。近日,上级机关对炊事人员进行食品鉴别考核,合格率达到97.6%。
年初,总部对该旅的营养配餐、营养用餐落实情况进行了不定期检查,炊事人员根据分队训练任务和训练量制作出的主副食品,以热量搭配科学合理、营养适中、方便快捷赢得官兵的好评。
经过不间断培训,如今,该旅每个营连炊事班都有一至三名懂炊事车驾驶的人员,演习行军不再需要汽车司机作保障。部队的后勤建设亦取得突出成果:营房建设、财务管理、营区绿化等方面多次被总部、军区评为先进。
“智兵”、“强连”威显四方
一排挂着实弹夹的冲锋枪疯狂扫射,全副武装的官兵在火网下卧倒、匍匐、屈身前进,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动作歼“敌”……
一列站在土坎上的战士手持点燃的炸药,目视“刺刺”冒着火花的导火索,齐数“一、二、三”后放手、卧倒,瞬间爆炸的气浪在土坎下腾起一片硝烟……
密林中,山林战斗小组正搜剿“残敌”,交替掩护,动作迅猛,指挥果断;靶场上,器材革新组正为验证某型火箭筒修风仪效能而攻关;微机室内,模拟训练如火如荼,“鏖战”正酣……
初秋时节,导演部对实弹打靶时间临时调整,全体官兵为准时赶到发射阵地,受命后从驻地出发负重奔袭了18公里,然后不间断地架炮发射,竟打出首发命中的好成绩,观礼台上的将军们连声称赞:神勇!
“面对信息化战争,虽然我们是步兵,但思维绝不能被禁锢在传统‘步兵’的观念上,而要着眼未来战场、现代战争,加强全面建设。”正在组织训练的副参谋长张玉森对记者如是说。
他们先后成立了文化学习、特长培养、军事研究等小组,人人争当“高新兵器通”和“常用外语通”,官兵既学习前沿军事知识,又拓展思维空间。这支部队先后涌现出了“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翟东凯、“全军十大学习标兵”尹子民等一批新时期典型。截至目前,全旅73%的战士能够掌握微机操作,36%的战士能掌握300句以上的常用英语,258名战士获得本科学历,774名战士获得大专学历。近年来,旅连续被军区评为“科技练兵先进单位”,被总部评为“通信与指控系统综合组网先进单位”,被四总部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达标单位”。
近来不知为什么，老天忽然伤感低回，抒一段“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古典情怀，临窗唏嘘不停。错以为闻到春天的气息，园子里的慌猫，妖娆做状不胜撩拨地发嗲，颤着软腰在墙头流窜。
西窗又吹暗雨，现代人已懒得理会“空阶滴到明”的心情，反正有安眠药可解。倒是公务出差休闲旅游借机探亲访友，正越来越频繁打进日常生活，气象预报使得几人欢喜几人愁呢。因为下雨，飞机延误火车误点公路塌方，所羁绊的旅社又一股腻乎乎黏搭搭的破布味儿，这才是真正的“雨愁为客心”。
却也有例外的时候。
大串联，我们几个拿不到红卫兵证明的黑五类子女，瞒着家人上北京，居然浑水摸鱼先摸到上海。
上海正没日没夜没心没肺地下着毛毛虫一样的雨。
我们派一个袖珍女孩抹着眼泪去火车站的红卫兵接待处，顺利得到一张住宿介绍信。淋着雨一路步行打探，费尽曲折找到那家弄堂招待所。雨靡中昏黄的灯，白木桌凳上的热粥和榨菜和五香豆干，我们心中万岁不迭。提着红漆木桶去大锅打热水洗澡，才发现不仅铺盖湿透了，里面包着的换洗衣袜也都可以拧出水来。铺盖嘛东张西望做贼似的悄悄扔在招待所，衣服像万国旗一般挂满寝室，后来发现更湿了，好像吸饱了半个上海的潮冷。只好靠年轻的体温把衣服烘干。
那时的女学生几乎清一色穿着带褡扣的黑布鞋，朴素而且轻便，本来非常适合走路。现在它们连泥带水，走两步，便嘎吱嘎吱冒黄汤。我们咬牙把痛苦不堪的脚丫子塞进去之后，都要打一阵寒战。终于我们不约而同把鞋子洗净，挂在钢丝上滴水，赤脚游上海去。
出了招待所，天还晦暗着。弄堂口蔚为奇观的是一溜排成长队的水光淋漓的马桶。我们正互相问着：上海究竟有没有天亮的时候？忽然从左侧深不可测的门洞里，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扯住袖珍女孩往里拖，她立刻消失在阴影之中。我刚想奋勇追援，还未抬腿，就遭同等恶运，被劫持到另一户门厅里。我张口结舌一阵，好容易咽下嘴边的救命狂呼。因为我不但立刻被按在一把小竹凳上，又湿又冷的脚抓在温暖的筋络的手中，布很受用地擦拭，而且面前还放下一双褪了红漆的木屐。然后我抬头，看见一张皱纹细密的婆婆脸。这张素昧平生的脸凶凶地向我抱怨着，好像我欠了她很多钱。她那翻来覆去嘟囔的一句上海话真是抑扬顿挫，动听之极。多年以后我从上海作家陈丹燕那儿听懂了，那就是：真真作孽啊！
我们穿着色彩不一新旧不等的木屐，游资本主义的外滩，难以置信黄浦江的浊浪滚滚；经“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南京路，仰望国际饭店；四人翻转口袋，凑钱吃碗阳春面。原来只是清水捞面拌一小匙葱油罢，名字好听得匪夷所思。
离开上海时，我们为如何还木屐，聚在食堂大声理论。炊事大妈说：“容易。你们把木屐串一起，我拿到居委会去，让各家自认。”她往我的碗里加了一勺红薯汤，在上海就算额外优待的饭后甜食，补充说：“一直是这样还掉的，没听说认错过！”
关于吃大餐，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一段往事：
1960年代中期，我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学校组织观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一个情节令我印象很深，上海兵童阿男陪资产阶级女朋友媛媛去国际饭店吃了顿饭，结果被排长批评了：“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
看完电影同学们就讨论开了：“国际饭店肯定非常豪华，档次一定很高；国际饭店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从此国际饭店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同学的亲戚是国际饭店的职员，这位同学经常和我们说有关国际饭店的趣闻。1935年2月，梅兰芳先生与电影明星胡蝶赴苏联前，社会各界名流假座国际饭店二楼举行盛大欢送会，轰动一时。当时，我们最关心的是梅兰芳他们吃的大餐。一直听说“大餐”，究竟什么是大餐，哪些菜算大餐？如果说，山珍海味是海参鱼翅，那飞禽走兽具体是些什么东西呢？没有人能知道。我们为这事争论不休。大家只能凭想象，凡是没有吃过的、美味的、可口的、价钱贵的一定就是大餐。肚子饥饿的我常常做梦，什么时候能进国际饭店吃上一顿大餐呢？那个时候，上海人将到饭店吃饭称为“上馆子”，“上馆子”吃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能上国际饭店吃饭，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还别说，此后我还真有了到国际饭店吃大餐的机会。1981年，我妹妹出嫁，妹夫将举行婚宴的几家饭店候选名单告诉我，让我做最后裁定。我一看其中有国际饭店，毫不犹豫说：“国际饭店！”那天我们吃的是50元标准的婚宴（那时只有40元和50元两种规格），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饭店连点一个稍微像样的菜都不够。可是在那个时候，却是在远东最高建筑物吃了一桌酒水。之所以挑选50元的标准，是因为可以吃到全鸡、全鸭、全鱼、全蹄。1981年，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什么商品都要凭票凭证供应，能在国际饭店吃上这些，也许这就是心目中的大餐了。我好奇地问服务生，全鸡、全鸭、全鱼、全蹄在国际饭店是不是算大餐了？那年轻的服务生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说过。按照传统习俗，先后上来13道菜，那时称“13道金牌”。至于具体上了什么菜，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已经无从回忆，不知是国际饭店菜肴味道好呢，还是饥饿的原因，反正端上一道菜，马上就被一扫而空，待酒宴结束，桌上的盆子已经只只底朝天。酒足饭饱，在国际饭店吃过大餐成了我向别人吹嘘的资本。
从那以后，上馆子成了家常便饭，眼界也开阔了，对什么是大餐我有了深切的了解，知道大餐有很多种，什么海鲜大餐、水果大餐、蚌肉大餐，最有名的有法国大餐、圣诞大餐、烛光大餐、地中海大餐……吃大餐已经不再神秘和新鲜，有时还有某种说不清的尴尬。前不久参加公司年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说是提供大餐服务。整个宴会5个多小时，只上了4道大菜：一道水果，每人一小片西瓜；一道甜点，即一小块蛋糕；一道饮料，即一小杯咖啡；一道主食，即一小块牛排。呜呼，这就是大餐？一些经常参加年会的朋友，事先吃了一点东西垫了底了，洋盘（沪语，指对某些事物缺乏经验）的我，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思维方式上，尽管肚子饿得脊梁贴着后背，可还是要正襟危坐，要命的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服务生，贴身站在边上，不时给换个盘子、端个杯子、递个手巾。为了表示自己有修养，尽管有那么多的拘束，脸上还要挂着笑容。好容易捱到结束，半夜回家，最后还是吃了榨菜泡饭才算解决了饥肠辘辘的问题。看来大餐有时还没咸菜萝卜干好吃！
一、【近义词】
企望，巴望，希冀，希望，期待，期望，祈望，渴望
二、【词语注音】
pàn wàng
三、【基本词意】
殷切地期望;急切地期望。
四、【英文翻译】
1.hope for; long for; yearn for; look forward to; expect; set at
五、【详细解释】
亦作“盻望”。
1、殷切地期望。
①元 陈以仁 《存孝打虎》第一折：“恰便似虹霓般盼望你到来。”
②明 冯梦龙 《挂枝儿·得书》：“谁想今日里，盼望这一封书。”
③《醒世恒言·李玉英狱中讼冤》：“终日盻望 李雄 得胜回朝。”
④巴金 《中岛健藏先生》：“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⑤《剪灯馀话·鸾鸾传》：“百年伉俪，一旦分张，覆水再收，拳拳盼望。”
2、想念。
元 乔吉 《两世因缘》第一折：“我待与 王妈妈 递手帕去来，只怕来的迟，教你盻望。”
3、眺望，远望。
①《金瓶梅词话》第九九回：“ 韩爱姐 正在楼上凭栏盻望，挥毫洒翰……忽报 陈经济 来了，连忙轻移莲步，欵蹙湘裙，走下楼来。”
②清 李渔 《巧团圆·巧聚》：“立在低处盻望，这目光去不甚远;我且走到高坡之上去立一会儿。”
六、【拓展延伸】
(1) 抱最大的盼望，为最大的尽力，做最坏的盘算。
(2) 盼望了一个冬天的雪花，下午终于飘飘洒洒满天飞舞般降落。同事们也如孩子般奔向办公室的走廊，欣喜地用手去接冰凉的小雪花再用盆子收拢些飘舞的小雪花。隔窗望去，天地之间因突然多了这白色的小精灵而愈发显得美丽。
(3) 假如你盼望胜利，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顾问，以警惕为兄弟，以愿望为哨兵。
(4) 如果你盼望明天，那必须先脚踏现实;如果你希望辉煌，那么你须脚不停步。
(5) 我盼望已久的秋天终于来了，那片叶子蜻蜓点水般在我的眼中留下惊鸿一瞥，轻而易举的刺透了我心里的阴郁，冗长杂乱的烦恼也像秋天的飞扬黄叶，终将尘埃落定。
(6) 盼望着，盼望着，春雨到了。绿色的雨水密密的斜织着，它一下一场就是两天两夜，可别恼，细得像牛毛，像花针，像蚕丝。给干渴了一个冬天的植物带来了一片生机勃勃。
(7) 什么时候也不要废弃盼望，越是险恶的环境越要燃起愿望的意志。
(8)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9) 天刚刚亮时，乃一天的开始，孕育着簇新的盼望。
(10) 你明天不愿意有的，今天就废弃吧，你盼望明天得到的，今天就争夺吧。
(11) 冬天是寒冷的季节，我们每个小孩儿都盼望着下雪。那一朵朵雪花就像一个个身穿白衣的天使。把房子染白了，把草地染白了，把高山染白了……仿佛是一个白色的童话世界。
(12) 老师，我喜欢听你讲课。你的风趣、幽默，让我时时盼望上语文课。
(13) 以前盼望有一把别致牢靠的锁，是为了守护很多秘密。而如今，我已坦荡得如同晴空。所有的寂寞，都抵不过没有朋友的寂寞。
有时候店主会在这里办一个某某乐队的唱片签售,只是因为这里不会让人感到有强迫性的消费,一切在笑谈中进行,会成为回忆。其实这正是店主小谭的梦想,购物、扫街,在于享受,某一刻值得享受,那就值得回味,taN店会更好的实现这个。
地址:北京南锣鼓巷黑芝麻胡同5号
电话:010-64022756
北京:胡同人四合院创意文化酒店
编辑/刘序雯图片提供/北京胡同人四合院创意文化酒店
有家的地方才有生活。对于漂泊在外的游者来说,“家”无疑是最大的诱惑,也许这正是北京胡同人吸引游客不断前来的原因。“踩着羊肠小道,循着豆汁油条唤起的味觉,顺着划过长空的鸽哨,跟着小贩的吆喝在南锣鼓巷徜徉……终于,找到一对石狮,两扇红门,掀开三五十条草珠帘,小妹热情而不格外客套,端上陈年普洱,氤氲的香气,让再矫健的步履也走不动。于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到厨房煮了咖啡,点一支烟,开始想:是去北兵马司看戏,还是去后海访朋友?”单是胡同人的这一段自我描述便让你仿佛沉浸其中,这怎么可能是游客出行,分明是庭院主人的惬意生活。
胡同人创意文化旅馆位于北京南锣鼓巷的小菊儿胡同。来胡同人读四书五经、品上好的茶、和阿姨一起包饺子、做饭、和老板聊聊胡同里的事儿,房客们在这里感受的是老北京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正如胡同人门口锣鼓架上的那幅对联“意犹未尽铜锣巷,悠然自在胡同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小菊儿胡同71号
电话:010-84024218
北京:创可贴T恤
编辑/刘序雯图片提供/创可贴T恤
今天的创可贴T恤从独具代表性的中国及京味特色元素中汲取灵感并致力于重现其时代韵味。无论是卡拉OK厅前闪烁的霓虹标牌,还是中国杂技中漂亮的翻转叠罗造型,一切看似普通平常的形象都被创可贴视为创作的源泉,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些印在T恤上的图案尽可能的重温那些特定年代下的中国魅力。
2006年创可贴品牌创立之初,其设计理念通过曾经的纸质地铁票,过去年代的商品标签,这个城市里每天司空见惯的的物件等等形象表达出来,以重新唤起今天的人们对昨天时代经典的美好记忆。无论是令人激情洋溢的现在,充满革新与变数的过去还是让人充满期待的未来都是创可贴最渴望表达的主题。正如预想中的一样,这些T恤很快销售一空。于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建筑工地起重机旁的玫瑰花丛、头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等这些看似平常或已被遗忘的点点滴滴都源源不断的成为了创作的素材。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61号
上海市卢湾区泰康路248弄( 新村)49号底层前厢房
电话:010-64078425134888448855
小店很好找,沿着南锣鼓巷便可在街头看见硕大的一个招牌“葡萄”,主营滑板周边的产品,与气派的招牌不同,店内陈设极其个性,甚至花哨,看似凌乱的颜色,实则井然有序,据店主介绍,并没有刻意的设计店内的陈设,正如这些服饰和饰品一样,本身便是一种设计。店的尽头是一个试衣间,门帘的设计极具特色,为突显服饰的艳丽出众,店主选择了深色的顶面和地面,突出灯光的运用。只是始终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要取名为“葡萄”?
(盐城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 要：色彩使雕塑增添了新的活力和个性特征，更适合现代生活环境，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以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色彩。许多雕塑家们的作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人心理和与环境吻合的可能性。这些作品反映了雕塑色彩的意蕴。
关键词:雕塑；色彩；意蕴
中图分类号：J301文献标识码：A
Connotation of Sculpture Colors
GE Yong-feng
雕塑的色彩在一般人看来只是一个单色的、色彩的表现因素并不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雕塑作为以物质材料在空间中的存在和表现,它的文化意蕴是以其形状、质感、色彩、空间的综合互动中显现出来的。在雕塑发展史中，色彩在雕塑上的运用是与雕塑同步发展的。早在希腊、罗马时期，雕塑都根据人们不同的肤色和衣着进行上彩着装，为的是更真实的体现对象。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中，都有对人物的肌肤、衣着进行写实逼真的描绘，古今中外各种形式的雕塑与彩绘共存的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色彩在雕塑创作中合理运用丰富了雕塑家的表现语言，使雕塑增添了新的活力和个性特征，以适合现代生活环境，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以更为丰富的视觉效果和情感色彩，最大限度地满足观看者的心理要求。在许多城市雕塑作品中，人们常常会感受到雕塑色彩对自己的情绪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感觉到雕塑色彩所表达的情感和意蕴，雕塑色彩不同表现的意蕴也不同。
一、自然本色的意蕴
雕塑的材质感和色彩因素对雕塑的意蕴有较大影响。古代雕塑多用天然的材料，比如大理石、木料、铜材等，这些雕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显示着材料的质地美和色彩美，天然材质是传统雕塑最鲜明、最富有感染力的审美特征。这种从材料的质地上显现出的自然的本色的美就是雕塑色彩的意蕴。它神秘、亘古、辽远，符合人心的自然，使人感到此中有生命的传递感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现代雕塑家也常用自然的材料制作雕塑，法国雕塑家布朗库西许多作品就想方设法表现材料的本质美，他的作品《鱼》，利用有纹大理石纹理的色彩充分地发挥作用去丰富整体效果，让人感受到海洋生物及海洋世界的神奇。另外，他的《睡》、《新生》和《奇迹》等，都是充分利用大理石本色的力作。许多立体主义雕塑家都喜欢利用材料的自然色彩进行创作，扎金特就对自然材料质地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常用木材、石料进行创作，从大理石作品《母与子》，木雕作品《女躯干》可以看到雕塑家这位雕塑家在选择雕塑材料的同时，对自然色彩的追求，雕塑材料的本色是最原始的艺术形态，它是神秘的、遥远的、和谐的，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和原始的生命力。本色在现代雕塑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是现代雕塑色彩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人为色彩的意蕴
现代雕塑家们在对雕塑色彩效果的追求中，直接把各种颜色的涂料利用在雕塑上，涂料在雕塑上的使用改变了雕塑材料自身的性质，使得雕塑材料退缩成为无属性的填充实体，材料的概念变得模糊而居从属地位，从而，造型的个性更加鲜明。另外，雕塑的软、硬、轻、重感觉可以由雕塑家任意支配，雕塑作品有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现代人心理和与环境吻合的可能性。这种利用涂料对材质的再创造给雕塑增添了神秘感，同时，也强调了人为的力量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许多雕塑家偏爱红色，比如著名雕塑家考尔德、黎布曼、菲力浦•金、布朗库西等都曾用红色作为雕塑作品的主色。红色有一种很强烈的视觉传达效果，红色可以从复杂的环境中突出出来，它像火种一样，在城市和人群中描绘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现代雕塑家野口勇设计的《红立方体》，体现了色彩在巨大而灰暗冷漠的建筑物间所到改变环境气氛的作用。红色的热情和兴奋给人在视觉心理上，起到了适应和弥补环境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和不平衡感。这样做就好像在家里摆放几盆绿色的植物或色彩斑斓的鲜花，会给你的生活营造一种温馨与谐和气氛。
在芝加哥联邦政府中心广场上坐落着一个由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创作的纯红色巨型雕塑《火烈鸟》是考尔德把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创造才能与广泛汲取的国际艺术养料巧妙结合的产物。红色的“火烈鸟”展示给人们一种情感和精神，流畅自然而不失威力。看到它,人们会自然体验到那令人激动的工业发展的力量和人民富于开创的精神。这里纯红色的着色运用的恰到好处。
中国古代雕塑遗留作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利用彩色绘制而成的，欧美一些现代雕塑家们对色彩的使用也很多。雕塑家托伊伯-阿普的《达达人头》、佩夫斯纳的《空间构成》、戴维.史密斯《哨兵LV》用油漆、焦黄铜、玻璃、着色的钢等材料制作雕塑，艺术家认为这些色彩对这些形状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雕塑的色彩观念，显然是受到当时美国色彩派画家们，主要还是受画家纽曼和凯利等人搞的雕塑探索的影响，事实说明这一探索是成功的。色彩在雕塑中的作用，一点也不减于在绘画中的作用，它已作为雕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立于雕塑领域，在雕塑中找到了应有的地位。
三、灯光色的意蕴
雕塑家们在利用材料自身色彩和人为喷制色彩之外，还利用各种光线的效果进行雕塑创作。利用各种等光制造幻觉艺术效果。使作品在五颜六色的光照影响下，互相影响互相反射，即利用灯光的色彩变化使雕塑产生变幻无穷的视觉效果。这些通过灯光照射上的色彩同样改变了雕塑材料的性质，雕塑利用光色的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这些作品盛行在六十年代，由于受灯光限制，这类作品大多在室内创作或是属于室内的。其代表人物有克里萨、利波尔德、舍费尔等。
克里萨善于将波普艺术与光雕塑之间联系起来，她喜欢用霓虹灯作为题材，作品《无功能电极第1号》利用氖管、电极和蓝色弹性杆制作而成。利波尔德创造了一系列将磨光的金属丝线和金属饰板的复杂组合，代表作《在一个球体中的变化第10号：太阳》在灯光下其表面发出彩虹般的光芒。舍费尔的《计时器》就是借助于霓虹灯的作用给人以迷人的色彩享受的雕塑作品，它是在四根铝架上和横条上安装着无数个大小不同的圆形铝板而组成的活动雕塑，圆形铝板的排列顺序千变万化，在电机的作用下，明亮的圆形铝板不断地转动着，在五颜六色的光照影响下，互相反射，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观众很难看清有多少镜子般那样反光的圆形铝板在转动，它们造成的视觉印象变幻无穷，观众看了头晕目眩。贝尔的作品《福特.沃思》将透明的玻璃立方体内表面涂上涂料,在光作用下,不断变换光和色,在浪漫中蕴含古典的情调。
灯光色使雕塑形成了一种多变神秘的意蕴，和现代人的心理形成一种共鸣。也和现代生活环境形成呼应。
四、环境色的意蕴
这种类型的雕塑与前面三种并存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利用色彩的雕塑形式，反射物体多是极度磨光的金属和玻璃等，金属的这种磨光并不是传统的稍加打磨以表现金属的材质美，而把它处理成镜子一般的反射物以衬印出对面环境的自然色彩。
关键词：红色经典；语境；教学；革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01-02
时间的长河绵延不断，随着岁月的流逝，红色经典在当代常被置于尴尬的处境，但作为当代文学史上无法忽略的一段历史的产物，它又有着那个时代赋予的无法遮掩的光彩。红色经典，本来是一个后词汇，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90年代以后被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红色经典，又被称为“工农兵文学”，出现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主要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叙事与抒情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红日》等小说和《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戏剧作品，还有《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红灯记》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特别是“80后”、“90后”当代大学生，由于远离那段历史，根本无法去理解作品中的人和事，学习的兴趣不高，因而红色经典的教与学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本人认为，要改变红色经典讲授的困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教学：
一、时代烙印的文学语境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当然主要还在于其本身的作品魅力。但红色经典文学产生的特定年代，也造就了其特殊的语境，不了解这个时代烙印的文学语境就无法深入理解作品，更可能产生排斥心理。
1.历史现场的再现。要了解红色经典，首先要对那段历史来个现场再现。可采用视听手段通过影片播放和有关史料的介绍让学生回顾那段历史，以达到尽量回到现场的目的。如《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等都已拍成电影，通过制作精美的课件，在课件中剪裁影片片断让学生了解作品及史实，或以相关的纪录片的史实讲解那段逝去的历史，尽可能让学生从感观到认知重回历史现场，从而对红色经典产生的特定时代有初步的了解，为他们深入去体会作品及创作意图打下基础。
2.政治化话语的解读。红色经典的年代较久远，现代人习惯以现代的价值观、审美观等去理解，从而产生隔阂，有了难于逾越的代沟。由于不理解，就会产生不喜欢的情绪，甚至于拒绝去看、去了解，这也就造成了红色经典在现代年青人中的尴尬处境。对红色经典的不理解最重要的表现是对那些极具政治化的话语的不解。如，“两结合”、“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干预生活”等等，这些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因而有必要给学生作简单的介绍，接着再引出相对应的历史事实，并适当地举例，结合作品加以分析，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另外，要注意作品中主要历史事件的解释，还有那个时期的文学环境的初步介绍及分析。
3.红色叙事的意义旨归。红色经典在建构历史的时候都有着较一致的认知，即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塑造英雄人物，歌颂革命。因而在较多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常有史诗意味。《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就是史诗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广泛地发动、组织人民群众，领导人民反抗日寇的侵略，反抗反动派的剥削，最终打败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史诗性的作品，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能让今天远离那个环境的人们更易认识那段历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生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革命历史小说一方面建构起新政权、新国家的光辉历史，有效地塑造着民众的历史认知理念；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功能上来看，它同时为当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整套的极具革命色彩的伦理观、价值观与道德观。
二、革命旗帜的成型
红色经典的革命旗帜的成型，主要表现在其情节内容的革命化、人物形象的英雄化等方面，当然它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