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

第1篇

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第2篇

在台湾，研究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的实证和计量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以及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 Skinner 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 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 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农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与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 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 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赌博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赌博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 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 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a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1828"一文中， 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

从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 见下文"（六）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 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 8 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集刊》7.2（1995.9）：53-75 ：《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 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 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

日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的商业关系，可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 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 ）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 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 ）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 ）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

与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注：《国立大学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的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Export-Lead Growth ory）， 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 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 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 ）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 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 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 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

第3篇

清初统治者实行禁海政策。康熙后开放海禁，设立东南四省海关，其中包括粤海关。其时正值西方已经开辟新航路之后的“大航海时代”，位处南海之滨的广州口岸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为了维护统治利益，将对西洋世界的通商限于广州一口，由此直至鸦片战争是广州口岸地位最重要的鼎盛时期，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关系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这一时期常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反映出广州口岸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也深刻表现了广州在近代全球化世界经济文化网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般意义上的清代广州口岸史研究，主要是指对这一时期广州口岸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口岸地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主要以广州口岸为舞台的中西关系演变、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相关的制度变迁等更为宏观的问题。2015年该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等诸多方面。

清代十三行研究是广州口岸史的重点研究领域，清代中西经济贸易交流、政治交涉和文化传播都涉及十三行。早在20世纪初，十三行研究就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内容，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史和广州口岸史重要的研究内容。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Van Dyke），早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致力于清代广州口岸史的研究，曾出版《广州贸易》（Canton Trade）、《广州和澳门的中国商人（I）》（Chinese Merchants in Canton and Macau，I）等学术著作，深入探讨清代广州一口通商体制和十三行商人群体，具有深远国际影响。2015年12月，香港大学再次出版其新著《广州和澳门商人――18世纪中国贸易中的成功和失败》（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u，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1]，这是其继前两本著作之后的又一力作。范教授长期潜心收集包括美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法国等国公私档案馆所藏广州贸易文献，在这本著作中延续之前的研究，开创了18世纪中叶之前的早期行商的细致分行个案研究，使一个个不为人知的行商家族故事在坚实档案研究的基础上浮现出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广东十三行研究和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体制研究，对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兴衰变化以及中西外交体制的转变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广州口岸中西贸易关系研究，尤其是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201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2]就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代表。该书作者雅克・当斯（Jacques M.Downs），美国新英格兰大学（Bedford，Maine）已故历史学教授，译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湘和江滢河教授。当斯教授穷尽美国各大档案馆和学术机构收藏的对华贸易文献，详述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60年间的中美关系，对重要的美国商人、商号、传教士及其在广州和美国的活动着墨甚多，尤其重视鸦片走私和中美之间的早期外交关系，是中美贸易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当斯教授对美国各地档案馆的公私档案进行了详细研究，涉及约200位1844年前曾侨居广州的美国人的事迹，清晰地阐明了广州的整体商业环境和美国人的地位。这些商人在对华贸易完成之后携巨资回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亦是声名显赫，对美国早期对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书后附有美国各地档案馆所藏对华贸易档案的详细情况，为研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弥足珍贵。

与当斯著作中译本的出版相呼应，2015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出版何思兵博士著作《澳门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1784―1844）》（Macau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3]。清朝初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州贸易体制，但这种体制下的贸易运作并不只局限在广州城一地，而是涵盖了从澳门到位于省城广州粤海关的诸多环节，具体来说即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为各国来华商船的停泊所，澳门则逐渐成为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澳门、黄埔、十三行和粤海关共同组成了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重要环节，因此，澳门贸易当纳入广州口岸贸易体制中观察和理解。何著是2015年度该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认为澳门是当时广州贸易不可缺少的一环，而美国对华贸易的开端更不能绕开澳门。随着中美贸易的展开，美国人在澳门逐渐形成了群体，他们季节性地往返于澳门与广州，开创了日益繁荣的中美贸易，也培育了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代社会精英。本书内容从整体论述澳门与美国对华贸易出发，通过旗昌洋行和《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两方面的具体历史论述，探讨了早期美国对华贸易在传统广州贸易体制下的发展，以及鸦片战争后随着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解体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澳门从明末崛起，贸易兴衰400余年，其间蕴涵的历史变迁长期以来深受学术界关注，2015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暨南大学张廷茂教授的著作《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研究》[4]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本书主要利用《澳门宪报》等葡文报章所刊布的港口统计资料，并结合其他中外文献，以较为完备系统的数据为基础，详细考察了澳门港口航运贸易的运作过程，全面再现了晚清70余年澳门海上贸易总量与内部结构的演变。作者在细致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分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详细论述了澳门海上贸易的兴衰和特点，透过丰富的历史内容，作者希望说明将澳门海上贸易定位为衰落的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反映澳门港口贸易的实际运作过程和趋势。该著作指出，长期来看，澳门贸易规模是增长而非衰落， 不过由于广州贸易体制的转变以及晚清澳门港的变化，同时也要考虑晚清澳门港口失去了独占地位，澳门贸易才显出衰势，这是澳门历史角色的常态，也是历史的进步。

中美关系的开端从广州口岸开始，可以说广州在美国人眼中就是早期中国的代表。2015年7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哈利斯堡分校的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教授著作《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1776―1876）[5]，由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翻译。此书主要论述从美国1776年建国到1876年 “费城世界博览会”整整100年间中美交往的传奇故事。在这100年间中美双方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国从“康乾盛世”沦落至鸦片战争之后的满目疮痍，美国却逐步摆脱建国初期的经济窘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就在这100年间，中美双方由彼此初识，到互相衍生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象。在海达德教授看来，在这100年间曾经来过中国的美国人都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承载者。他们回国后通过展览、表演、出版著作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与其他普通美国人分享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化亲历在美国社会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和羡慕。海达德教授在著作中以这些人物及其中国意象为对象，对其间所反映的独特美国社会文化内容进行了别出心裁的研究。《中国传奇》展示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初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过程。在中国全球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的当今时代，这本著作为两国如何在新世纪中重新认识对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洞察，通过探讨这100年间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该著不仅希望读者们了解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而且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了解到美国的多元文化。可以说该著在传统中美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外，开辟了了解中美交往的另一个窗口，让读者观察到美国社会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文化，如何在自身社会的需求方面改造中国文化。

商品贸易是广州贸易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各国为了在广州口岸顺利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各展其能，西方国家进口的中国商品，茶叶无疑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了运回大量茶叶，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搜索各类中国市场能够接纳的商品，但收效甚微。于是，如何绕开广州获取中国产茶区的茶叶，进而如何获取中国茶叶、掌握茶叶种植技术，也成为了18、19世纪诸多欧洲商业殖民势力都热衷解决的问题。2015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萨拉・罗斯（Sarah Rose）撰写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6]，则是一部描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罗伯特・福钧，如何受东印度公司在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资助，凭借着自己的植物学才华和强烈兴趣在中国寻找优茶种的故事。该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故事书，写法独特、生动活泼，情节非常吸引人，将罗伯特・福钧个人的“冒险故事”讲述得异常精彩。尽管笔者认为此书中译名并没有很好诠释原名的精髓，但瑕不掩瑜，该书让读者从18、19世纪中西贸易的发展态势出发，对早期中英之间贸易之外的市场争夺战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

广州口岸中西艺术交流史研究是近年发展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领域，从史学角度，讨论商业贸易背景下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以外销画和外销瓷等外销商品为主题的成果层出不穷。该领域的研究在2015年有了深入发展。2015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范岱克教授（Paul V.Dyke）和香港艺术馆莫家女士合作完成的著作《广州商馆区的图像，1760―1822年――在艺术中寻找历史》（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7]。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数以千计的清代广州外销画，其中广州商馆图及附近街区图是非常常见的外销画主题。此类绘画的真实性长期受到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质疑，被认为是当年广州口岸画匠们的随意临摹复制之作。范教授和莫家女士独辟蹊径，通过按照时间顺序大量对比描绘商馆的外销画细节，并将这些作品中的变化与从不同东印度公司文献中找到的材料一一对应起来，精确到具体年份和月份。通过如此精细的比对，该著明确指出外销画中所描绘的《广州商馆图》是十分可靠的图象材料，可以作为信史，过去之所以对这些绘画作品的真实性保持怀疑，是因为对文献研究严重不足。该书所挖掘的新信息和新材料，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些绘画作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绘画作品对重建清代广州口岸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该书收录了大量从世界各大博物馆收集到的图像资料，也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外销画图录。

除外销画、外销瓷之外，其他类型的外销艺术品也进入了研究者视野。2015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出版的图录《风从广州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广州外销成扇》，[8]就是关于外销扇的重要研究成果。贸易往来的频繁，使得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深刻影响着广州口岸文化形态的特点和发展。17、18世纪，随着大量中国丝绸、瓷器等通过广州口岸运销西方，丰富了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用品也随之西传，扇子就是其中独具一格的代表，数量惊人、引人注目，成为西方社会时尚的极佳代表。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着重从欧美诸国征集了一批清代外销“广州扇”，反映出18、19世纪欧洲时尚和广州制扇工艺的发展变迁。书中主体包括黄海妍博士撰写的《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概述》，以及多达48把之多的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精美图录。从书中收录的数十把材质各异的广州外销扇，我们看到广州外销工艺品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这个脉络之下凸显的是持续两个世纪的，在商贸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这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将陆续出版的馆藏精品研究系列的“头炮”，让人对广州口岸文化遗迹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非常期待。

上述2015年由各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图录和译著，表明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时代背景下，广州口岸史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凸显广州在历史上中西交往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Paul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u，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ec.2015.

[2][美]雅克・当斯（Jacques M.Downs）著：《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周湘、江滢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何思兵：《澳门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1784―1844》（Macau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5年版。

[4]张廷茂：《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1776―1876），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7月版。

[6][美]萨拉・罗斯（Sarah Rose）撰：《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7]Paul V.Dyke， Maria Mok， 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5.

第4篇

我在上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十五课时，原来按教材上的前言部分进行导入，还用老方法照本宣科，结果学生昏昏欲睡，没有激情，效果自然很差。后来我决定对这一课重新设计，在设计中我按照“情景导入—自我感知—质疑探究—讨论释疑—开拓视野、思维拓展—交流提高—课堂训练”的步骤，采用步步为营，循循善诱的策略，逐步让学生纳入既定轨道，成功完成教学任务，深得学生好评。在这一过程中，我从过去的“指挥者”变为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中改变了教师“一言堂”的现象，充分发挥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也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现将这一课的教学再设计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教材分析：

本课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15课。本课主要讲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通过罪恶的奴隶贸易，西方殖民者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同时，西方罪恶的奴隶贸易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给非洲大陆和印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此突出本课主题“血腥的资本积累”。

设计理念：

1、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和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2、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学生创设自我表现的机会。

3、丰富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及培养学生用辩证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明白，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罪恶的奴隶贸易和残酷的殖民掠夺密切相关，西方殖民者“三角贸易”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都是最有力的证明。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思考西方殖民者进行奴隶“三角贸易”和对印度进行残酷殖民掠夺的原因，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给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带来的不同后果，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初步学会辩证地看问题的基本方法。

3、过程与方法：通过本课学习，关注学生感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采用探究性学习方法，让学生在自学、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对资本原始积累产生认同感，使学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能产生辩证的理解与认识。

教学重点：

“三角贸易”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

教学难点：

“三角贸易”和英国对印度殖民掠夺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课前准备：

制作课件。

教学方法：

1、历史情景创意法

2、演示法

3、分组讨论、相互探究法

学法指导：

1、指导启发学生学会学习，学会阅读并充分提取有效信息，归纳、总结要点，掌握学习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指导学生充分利用课文提供的文字，图片等相关资料，获取有用信息，并初步学会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现本质的能力。

3、指导学生学会掌握课文的整体知识结构，叙事的逻辑顺序，如何突出课文主题的编写思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4、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并填写地图，使学生能够把史料和地图联系起来，进行想象，建立正确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观念。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师：出示课件(四幅图)，第一幅图:黑人被抓的情景;第二幅图：船舱里黑人拥挤的场面;第三幅图：黑人被拍卖的情景;第四幅图：黑人在种植园工作的情景。这几幅图以其中一名黑人的叙述来展开，让学生随着叙述步入学习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起学生探究的欲望。由此导入新课。

〔自我感知〕

同学们，让我们通过时光隧道，返回到五百多年前的大西洋，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比一比看谁了解的历史知识多，看谁能帮助那位黑人解释他所遇到的几个问题?好吗?

生1：最早走上殖民扩张与掠夺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是英法两国。

生2：“三角贸易”是指船从欧洲出发到达非洲，在非洲通过各种卑鄙的方式掳获黑人运往美洲，把黑人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主;然后，再把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运回欧洲。

教师可适时打开课件，即《“三角贸易”示意图》，让学生自己在电脑中画出路线图与说明各段的商品。(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动脑、动手的习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生3：最先进行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后来英国人成为最主要的经营者。

生4：说明三角贸易的悲惨与惨无人道。

生5：说明三角贸易对非洲、欧洲的影响。

教师可适时点拨三角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产生了消极作用。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看问题要全面，要一分为二的能力。

生6：18世纪后半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

生7：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是由东印度公司完成的。

……

三、质疑探究

师：同学们通过自我学习，了解的历史知识真不少!那么请同学们再动动脑筋，看看你能否解答那位黑人遇到的几个问题：

1、他是个老实人，从不得罪人，为什么会被抓?

2、他的旅途将是什么样的?

3、将到达哪儿去?去干什么?

4、他的命运如何?是否去发财，等有了钱接老婆、孩子去享福的呢?

解决以上问题后，师说：同学们阅读真仔细，想象力真丰富。那同学们能否再想一想，课文中还有那些地方不懂，提出你最想解决的问题，请同学们分组讨论，每组至少提出一问，大家共同研讨。

生1、三角贸易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影响大?

生2、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活动有何特点?

生3、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有何影响?

交流

四、讨论释疑：

师：同学们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可见大家都十分用心，善于独立思考，能自己发现问题，真是太好了，下面请同学们4人一小组讨论以上问题，并积极发言，不能解答的老师可以帮助你们。

生1、我们小组认为：三角贸易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的是它使非洲伤失了近亿的精壮劳动力，造成了非洲长期的贫困落后。

生2、我们小组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活动一般由东印度公司完成，它一般采用在沿海建立据点，接着向内地扩张，并抢掠当地的财富。(可指导学生看小字，再现英国殖民者的贪婪。)

生3、我们小组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从殖民地掠夺了无数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发展国内经济，为本国工业生产提高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使英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同时还造成了印度的贫困落后。

五、开拓视野、思维延伸

师：由于“三角贸易”使非洲伤丧失近亿的精壮劳动力，造成了非洲的长期的贫困落后，今天，非洲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向欧美国家索要赔偿，要求支付他们祖先对非洲的伤害，并对这种伤害做出道歉和赔偿。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该不该赔偿?为什么?”

生1、……

生2、……

六、交流提高、

师：同学们通过学习本课，你有哪些收获?产生什么感想?请同学们踊跃发言，

各抒己见。

生1、……

生2、……

七、课堂训练：(投影)

选择题：

(1)最先进行黑奴贸易的是()

A英国B、法国C、葡萄牙D、西班牙

(2)新航路开辟后，最先走上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的国家是()

A英国和法国B、葡萄牙和西班牙C、英国和葡萄牙D、法国和西班牙

(3)到18世纪后半期，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

A、荷兰B、西班牙C、法国D、英国

(4)今天美洲有各色人种共同生活，其中黑色人种来自()

A、非洲B、欧洲C、亚洲D、澳洲

活动与探究：

想一想，“三角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作用?

有人说，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侵略是一种罪恶，也有人说这种侵略客观上有利于历史的发展。收集资料，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八、课堂小结：

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充足的资金，它们通过罪恶的奴隶贸易和残酷的殖民掠夺，对亚、非、拉美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它们罪行罄竹难书。而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味，同学们，让我们牢记这段历史，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吧!

九、板书设计：

血腥的资本积累

一、罪恶的三角贸易二、日不落帝国在印度

1、原因1、时间

2、三角贸易路线图2、特点

3、后果3、后果与影响

十、自我反思：

1、本节课采用历史情景创意法、演示法、分组讨论相互探究等学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寻找到学习知识的乐趣，充分体系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2、情景式教学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参预意识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所以情景的设置不能生搬硬套，而应因教学内容而定。

3、教师在引导学生讨论争鸣的过程中，必须创设宽松的环境，民主的氛围，只有这样，学生才敢想、敢说、敢做，才会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4、教师应充分重视学生的见解，每一次讨论或各抒己见之后必须引导学生从不成熟的认识中归纳出一定的结论，这样才能避免形式化，进而达到保护学生的参与热情，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性思维能力之目的。

5、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问

第5篇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第6篇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第7篇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二百多年来,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阶段,包括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前后经历约二百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阶段,二战后,着力于从某个侧面对国际贸易新现象进行解释的贸易理论纷纷问世,如产业内贸易论、人力资本论等,其中以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兰开西特、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新贸易理论”研究为具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制度因素与空间因素研究的贸易理论相继涌现,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新的趋势。

    2.李斯特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着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者,保护贸易的倡导人,其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2.1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的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2.2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的观点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对斯密等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

    李斯特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

    ①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②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纯量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③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由未开化转入畜牧、农业、农工业时期的初期,同先进国家自由贸易大有好处;在一个国家进入农工商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农工业时期才需要保护。

    ④在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主张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但并非保护一切产品,粮食和原料等贸易勿需保护,只有与国家工业发展有关的、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工业才需保护。等到这些工业经过一段时间保护成熟后应取消保护。

    可见,李斯特关于贸易保护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一国最终是要实现自由贸易。一国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3.关于李斯特国际贸易理论的评述

    3.1理论、方法以及观念和视角上的创新

    李斯特的理论使得自由贸易论者接受了临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念,承认贸易保护对于新兴国家的重要意义。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开拓性的,他首先系统地运用历史对比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论证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非常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的结合。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并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先驱。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强调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②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着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李斯特为了德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经济学也正是为了维护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因此,日本着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经世济民”,找出一种适合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创立或完善了一种理论),这也是他们的理论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显然是可以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后进国家以理论指导。

    国家主义观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影响,当时的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这种把特定国家的经济理论看成是普适人类一切的观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国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论病。很多理论家无视现实,躲在抽象的理论中满足于思辨的兴趣。李斯特能跳出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文化藩篱,用国家主义观来看问题,就把人们沉溺于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彼岸般目光,转向具体的、现实的此岸中来,从而诞生了一种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于本国国情,坚决反对脱离具体现实抽象地和教条地坚持某种理论,这种国家主义所包含的务实精神无论对当时的经济理论还是对我国当前的理论语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贸易

    李斯特所拒绝的是那些不顾当下现实语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国外流行理论的教条主义做法,并不是反对经济规律本身正如他用促进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话并不是反对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自然秩序一样,他用国家保护主义批评自由贸易论,并不否认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力量,但他认为它可用于未来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前落后的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能最终丢开这根拐杖,实现世界自由贸易。同样,他的国家干预并不是反市场经济的,更与极权主义的国家干预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扞卫者,坚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

    3.3对后进国家的实践意义

    工业化是后进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工业化仍然是当今各国锲而不舍的目标。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总体上未能缩小,而且呈现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8篇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筹划建设构想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27-09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对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充分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不亚于国外同行的精湛成果。但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具体深入到关系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总结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成功经验，探讨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基本走向，赋予其具有时代感的崭新内涵，直接关系到中国21世纪发展的大方向与大格局。

一、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经济与

文化交流交汇的重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与范畴，是指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自中国汉代至近代的以丝绸和陶瓷为主要贸易的商路，范围东起中国、经东南亚、南亚、西亚而达于非洲与欧洲，惠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地域广阔，可视为东方历史上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典范。在人类掌握了航海与造船技术的条件下，浩瀚的海洋已经不再成为关山迢递的阻隔，而是变成无远不至的通途。从汉代起，由中国开辟的海上航线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把南海和印度洋连接起来了。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它既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商路，也是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一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前，这条商路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体，以亚洲其他国家商人为主要参与者，他们共同缔造了古代东方国家的辉煌，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谢和耐在谈到汉代的贸易时曾经指出：“虽则中国丝绸大部分运往近东和地中海盆地，但切勿忘记，丝绸贸易事实上扩展至整个亚洲”。[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0～111页。谢和耐谈到的仅仅是汉代丝绸对外贸易的情况，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亚洲的地域。

唐宋以来，中西航道大开，华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国家重视，宋代的外贸收入已经占到国家税收的1/5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崭新现象。“对外贸易给中国带来了象牙、檀香木等热带地区出产的奢侈品，中国人有时使用铜钱购买这些东西。……大部分贸易平衡是通过向外输出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中国商品来维持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贸易给国库带来了如此丰厚的收入，所以，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积极鼓励外贸，维护（或改善）港口和运河的正常运转，修建客栈和导航设施，甚至直接出面兴建供外国商人和来自遥远省份的客商居住的旅舍。贸易也是利益之源。”[美]罗兹・墨菲：《东亚史》，林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第144、145页。从单纯的农本国力观到商贸同样提高国力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国力观螺旋式升进的历史过程。对于贸易致富致强，提高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A.T.马汉曾经写道：“海上贸易对各国的财富和实力的深远影响，早在指导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兴旺的正确原理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他极力强调海权对于国家崛起和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写到：海权“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美]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015年第10期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构想

在近代蒸汽动力船出现以前，从事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靠丝绸航路上的大型船只来完成的，虽然陆路交通也发挥着作用，但与海上交通相比，陆上交通的规模、载重与作用远不及海上交通作用那么大。唐人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把自广州经南海至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称为东线，途经的国家有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把自波斯湾向西经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至红海口南下东非沿岸的航线称为西线。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那时期丝绸之路已经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与非洲联系起来了。贾耽所记载的航线正是中国商船、东西方使者、僧侣往来之所。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宋代中国商船的载重量超过600吨，商船已经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南亚、西亚、波斯湾沿岸各国、非洲与欧洲，外国商人与使节也多乘中国商船来到中国沿海与内地。根据成书于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蕃志》记载，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多达50余个，其范围东起日本、南洋各国、南亚印度的东西海岸，西到西亚、东部非洲与地中海沿岸，对外交往的扩大就意味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展增多，这种互利互惠、互通有无的交往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东西方社会在普遍生生不已的交流中获得了不断向前迈进的动力。

唐宋时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销售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和东非。⑥彭德清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89～192、193页。正是在这条航路上，东方市场上的商品被输入沿岸各国，同样沿岸各国的商品也被输入到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市场。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生产力发展，国内对奢侈品需求增大，仅进口的香料种类就达数百种之多。⑥国际间交流交往带来的不仅是各参与国个体受益，更为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的整体发展，引起社会面貌的整体变迁。在农业文明时代，各民族、各国家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生活的，跨国家、跨区域的交流可迅速使人类文明的成果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受益。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航海外夷”条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即阿拉伯），其次^婆国，其次三佛齐，其次乃诸国耳。……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127页。这是外国商船来华的情况，也是当时中国与世界交流交汇情况的真实写照。据朝鲜历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记载，宋代前往朝鲜的宋代商人不下百次，人数多的时候达上百人，他们有不少是福建籍的。黄英湖：《古代福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和移民》，魏楚雄、陈奉林主编：《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诸蕃志》对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记载较《岭外代答》详细得多。来自国家的和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区域间的大宗贸易，商品贸易的力量深入到沿岸各港口城市与附近村庄，出现新的文明区域与新的经济增长点，促成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印度洋贸易网与地中海贸易网的衔接与互动，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有资料统计，1050-1150年间中国从国外市场输入的商品进口量增长了10倍，亚丁（海岸）从印度和中国所获得的商品有铁、刀剑、麝香、瓷器、马鞍、生丝织品、棉纺织品、芦荟、胡椒与香料。[英]李约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3册，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7页。东西方贸易航路基本上是沿着自唐代以来所谓的“通海夷道”展开的，构建了东方式的和平交往方式与外交方式。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中，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达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海港时，看见从中国到埃及尼罗河的海上贸易非常惊异。[美]罗伯特・D・卡普兰：《印度洋圈推动世界》，奥山真司、关根光宏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55页。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理念与行为是不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模式的，它强调的是互利与共赢，发展到今天，这种交往方式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宋元时期对外贸易与交通出现了鼎盛与繁荣。16世纪以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受到来自欧洲殖民势力的冲击与挑战，造成传统的贸易关系格局向近代由欧洲人主导的贸易关系格局转变。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三个世纪之久。东南亚、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痛苦中被迫与西方“接轨”，接受西方国家的贸易体制与规则。由西方人主导的贸易在结构、性质、数量方面是不同于以前的。从东方输出的商品来看，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丝绸、棉织品、茶叶、瓷器、人参、药材、香料、木材为大宗，西方国家对东方市场的输出品已经变成工业革命后的商品，或经过工业革命后的思想、文化、战舰模型与其他科技。商品的不同反映出东西方两种国力的不同，或许是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东西方发展差距的天然分野。陈奉林：《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同是一条航路，往来不同性质的商品，反映出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些差距，世界历史向西方倾斜。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几乎所有国家都遭受西方侵略与掠夺的原因所在。认真研究这些鲜活的历史，对我们今天仍富有教益。

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规划与建设是中国外交发展方向的重大选择，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开放精神，具体涉及到我国对外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及其走向等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予以全面规划与布局，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发展与国外利益、和平崛起与长久安全结合起来。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利益攸关的大事。本文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1.加强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东盟现在拥有近6亿人口，总面积近46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毗邻，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领域，中国与东盟相互依存度在加深。2007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为941.39亿美元，从东盟进口额为1083.69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陆伟：《当代亚洲地区国家政治与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在历史上，这里是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内部经济文化联系紧密，天赋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贸易网络发达，商业城市众多，与东亚一道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地缘优势十分突出。自战后以来，东盟国家的整体作用在上升，目前尽管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存在领海争端，但从长远来说这种争端不可能改变中国与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的合作趋势。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领海争端会迎刃而解。中国要走向世界，向南、向西发展，必须在东盟国家找到战略支撑点。从近代历史来看，东南亚一直是大国力量的交汇地区，冷战时期又是东西方大国力量对峙的前沿地带。在今天看来，这里仍然是大国重点影响的地区。因此，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中国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东盟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也希望借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善自己的基础设施，分享中国经济改革成果的红利，提高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来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华侨和华商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几十年这里政治稳定，投资环境改善，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东盟经济增长率每年达到4.9%，高于北美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日]伊东弘文、德永正二郎编：《亚洲太平洋经济的成长与变动》，九州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页。应该指出，由于西方冲击造成东南亚国家诸多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限制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从地缘政治与经济上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加速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中国-东南亚间产生良好互动。中国积极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中国在周边地区发挥大国作用，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地缘优势。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国更具有地缘优势发展与东盟关系，“亚洲西南大陆桥”的建设使南中国海-北部湾地区的发展同孟加拉湾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太平洋和印度洋发展浪潮互相呼应。⑤黄枝连：《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315、312页。

2.让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联结贯通起来。自古以来，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贯通联接，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商业联系；从早期伊斯兰时代起，中国的瓷器已经大量通过尸拉夫、卡伊斯和霍尔木兹海峡输入到中东各城市，印度与东非的商业联系也早已建立。[美]A・J・科特雷尔、R・M・伯勒尔：《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2页。15世纪，明代郑和曾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访问印度，为扩大两国贸易做出了贡献，[日]若山俊弘监译：《中国、印度的战略意义――全球化企业战略的再构建》，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第43页。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海上西行的先例。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对外发展的取向就是向南和向西发展，从东南亚到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广阔地区找到战略支撑点。按照英国学者麦金德的说法，由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广阔地带构成所谓的“世界岛”，是“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把从西欧里斯本到东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阔区域视为战略大棋局，是决定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论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同的是欧亚大陆地缘文明的重心在向东亚和南亚地区转移。世界文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文明的重心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地区。在现代信息文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文明区域的发展与崛起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

贯通东盟市场与印度洋市场的另一层涵义，在于保持中国与印度、西亚、非洲和欧洲航路永久畅通与安全，形成海上航路优势。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设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中国沿海各港口延伸到印度洋和欧洲，向南还要扩展到南太平洋。这个凌越前人的计划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今天航路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古代，被注入了时代内涵，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无论东盟还是印度都是中国的近邻，“走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重点应放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发展上，改变传统的远交近攻为远交近通。”⑤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南亚及西亚地区的区域优势历来为各国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所重视，为此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与冲突不计其数。德国地缘政治学代表人物卡尔・豪斯浩弗曾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等译，出版社，1992年，第63页。今天的海洋对于人类完全是一种新领域，丰富的天赋资源无疑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英国学者杰里弗・帕克指出：“一个有生机的国家不单需求扩张，而且能够按照这个国家的需要灵巧地介入理想的地域。重要的是应在地理上结盟，而不是树敌。”[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等译，出版社，1992年，第63页。他所说的“扩张”历来为人们所诟病，我们可以根据时代要求理解为扩大交往的范围与交往的对象，以和平、发展与共赢作为交往的准则。

经过战后几十年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印度都已成为地区性大国，形成与欧洲、俄国和美国竞相发展态势，东亚和南亚两大区域有条件成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1947年，印度尼赫鲁就提出了“印度中心论”的目标，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2页。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到1990年代印度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实现了自由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目标，在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以及核能技术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成为当今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进入“金砖”国家行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998年印度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仅次于美国的21.9%，中国内地的11.5%和日本的7.7%。[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除了个别年份GDP年增长为1.43%外，其他大部分年份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直居高，2006年GDP增长率为9.4%，2007年达到9.62%。张力群：《印度经济增长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87～88页。这个速度对印度来说意义重大，它同其他“金砖国家”一起构成国际关系中的新兴力量。有资料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将占世界的15%，2050年占到28%，同时期的印度将从5%上升到17%。[日]若山俊弘监译：《中国、印度的战略意义――全球化企业战略的再构建》，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2010年，第8页。若干迹象表明，地缘政治重心的大锤已经向中国-印度一侧倾斜。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尽管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是在占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启动了社会全面变革，“将来或许会看到这两个地区的势力代表两个不同的单元，而这两个单元的势力，只能越过印度支那半岛的南部从陆地和空中连接起来，以及绕过新加坡从海上连接起来。如果这是确实的话，则亚洲地中海对独立的亚洲在政治战略上将继续具有重大意义”。[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5～76页。中国要保障来自非洲、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必须维护印度洋上的交通线绝对畅通。有关材料显示，中国从非洲、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约有85%左右是经由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输入国内的，[美]罗伯特・D・卡普兰：《印度洋圈推动世界》，奥山真司、关根光宏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12年，第429页。保障海上航线安全与畅通至为重要。

3.推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南北两路相互支撑。推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是极为重要的，是落实国家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实际步骤。“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提出来，内涵与外延被赋予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内容。它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经济与贸易的纯经济层面，更为重要的是涉及政治、外交、科技、交通、环保、安全、劳务输出以及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全面演进和整体提高的过程，单一的或纯粹的经济观点是不能够解释其重大现实意义的。陈奉林：《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两栖建设中寻求中国的发展》，《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5期。中亚和西亚地区幅员辽阔，自古以来与中国关系密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自然资源丰富，与欧洲、非洲、印度洋联系密切，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历来为各大国所重视。如此重要而突出的地理位置对于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重要的，在现实中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地缘政治优势。冷战时期这里是美苏两个大国激烈争夺的地区，造成的冷战后遗症至今未能消除。对于西亚与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认为它是“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唐宋以来，几条商路联系着中国与西亚和南亚。大体说来，从天山北路经帕米尔到达印度西北，从西域南路经克什米尔到达印度，由吐鲁番经、尼泊尔到达印度，从中国西南的云南昆明抵达印度东北部，还有海上到达印度的航路。[日]近藤治：《东洋人的印度观》，汲古书院，2006年，第239页。自从这里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后，更加增大了它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因而频繁引发各种矛盾、冲突和战争。以中国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观察这个地区会发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使其受惠，但也成为它们屡遭外敌入侵的根源，亚历山大的东侵，十字军的东征以及战后的多次战争，都使这个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东、西亚地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历史根源，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

饱尝战火与大国争夺之苦的中东、西亚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持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需要既符合本地区民族特点，又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合作共赢模式。我们可考虑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构建中国与西亚地区的合作，彻底摒弃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损人利己、单方面攫取利益的旧模式，推进与各国合作，把在国内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当地资源开发与合作的开展上，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对当地资源开发与合作中，要建设好“欧亚大陆桥”，发挥大陆桥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支撑，只有南北互为犄角、桴鼓相应，才能形成合力，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无论从中国的发展取向还是战略空间需求方面，亚洲西部地区都与中国利益攸关，是中国努力拓展的国际区域。从能源而论，中国在西亚、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能源利益。2008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56%，由此看出中东石油是中国海外石油利益的重中之重。汪段泳、苏长和主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2008-200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要推进中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关系，除了坚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外，还要以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当地的经济开发与发展，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4.推动中国与非洲关系纵深发展，尽快在非洲东西海岸建立商港。非洲战略资源和能源储备为各大国所看中，竞争在加剧。有资料统计，非洲拥有全球黄金储备的40%，石油储备的10%，铬和铂金储量的80%-90%。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从目前中国与非洲关系来看，基本上以经济关系为主，更多地参与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我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进一步考虑在非洲东西海岸找到立脚点，建立适应中国发展的商港。以建立商港为依托，把自东南亚经印度洋、到非洲的航路连结贯通起来，实现海上航路安全畅通。

在对待海外利益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着一种模糊的认识，即把合理的海外利益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巧取豪夺混同起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海外利益，更不要说去主动争取。在痛定思痛中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一种新的视野，是当前应该做的一项工作。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利益的领域、规模、影响越来越大，牵涉到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再不大胆地去取得、保护和调整就被动了。最近十几年中国的企业已经大规模地走进非洲，参与当地的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据统计，目前中国在非洲的企业超过2000家，遍布50多个国家。我们奉行的是平等、正义与共赢的原则，“发展为本，和平为贵，是人类的文明交往的原则。文明交往的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0页。

三、在历史的延续中创造新的东方历史

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兼具陆上与海上两种地缘优势，这样的海陆兼具优势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经过长期生活实践之后，中国获得了对海洋属性的深层认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以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更高层次跃进都有赖于对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又把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国文明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⑤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确实，中国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时空连结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南方与北方，向未来发展延伸，给世界各国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顾及了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而不是单纯地为一己之利。中国把自己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第9篇

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要想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过去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民过去的经历和最近的革命的观察是“近视”的，像“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看问题。[1]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出版于1948年，最新的第四版出版于1979年。翻翻这本书可看出，在这30年中，作者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力图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中国。在最近的新版本中，更加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基础上，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历史。例如，亚洲学会的中国委员会所组织的“中美关系的历史透视”专题讨论会，就有许多专家参加，并出版了论文集。［2］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改变了用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态度，在方法上也有某些改变，冷战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消除。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将有助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很丰富，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略论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中外关系史以中华民族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交往中，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史也是如此。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来中国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贸易交往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和友好的。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到1899年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排斥华工问题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紧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这种侵略政策一直继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化，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并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结盟关系。从1949年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上层统治者某些集团敌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两国处于直接对抗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化的时期。70年代初，美国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总之，两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好，也不能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坏。

就拿早期中美关系来说吧。这是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最初阶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贸易联系，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多，因此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较易处理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些著作中却认为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从“中国皇后”号通航中国，美国就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剥削——“海盗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据此，不但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都应该被完全否定，而且恐怕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正常国际贸易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也要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必然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这六十年间，美国的历史特点是：它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尚不独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但仍保持着独立富强的东方头号大国的架子。新诞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与当时中国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葡、西、英等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同中国发展贸易；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弱小国家参加欧洲国家争夺东方市场的角逐，又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中美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美国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不满3个月，一艘小帆船“哈里特”号就载运人参等物驶向广州，但未到中国即半途返回。1784年2月，从纽约港驶出了第一艘直抵中国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为什么美国人刚赢得独立就不远万里要到中国来通商呢？当时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农业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越过此山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满眼是森林和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这时美国外贸资源尚不丰富，资金缺少，13州又各自为政，财政紊乱，在经济上仍未摆脱英国的殖民地地位，独立以后，大量英国货涌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货的传统市场加勒比海等地，却被英国阻止难以进入。这个刚赢得独立的新民族不可能再依赖别人，必须开始自己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于是，它一方面披荆斩棘，向西部内陆进军；一方面深入大洋，去寻找新市场。就这样，美国一独立其商船就开始参加了欧洲国家商船的行列，涌向当时对西方国家最具有诱惑力的中国市场。从波士顿到纽约，原来定期行驶于加勒比海的双桅帆船，开始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开辟了通往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新贸易航线。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不大的木制帆船，重360吨，由私掠船改装而成。它装载约30吨人参、2600张毛皮、316担棉花及其他货物，由纽约起程，经好望角驶向中国。沿途停留一些口岸，历时半年，于1784年8月28日抵广州黄埔。当时停泊在港口的欧洲国家的船只对第一艘美国商船的到来，莫不感到意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在此以前，中国人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知道英美两国之不同后，就把这远方来的客人称为“新国民”。美国人拿出地图指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后，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这次航行的管货员、陆军少校山茂召（亦译作山姆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中美人民友好问候的记载：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人，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3]

这段对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亲切的、发人深思的。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呆了4个月，年底返航，满载茶叶、棉布、瓷器、丝、肉桂等货物。1785年5月11日船抵纽约港时，向城市鸣炮13响致敬。第一批由美国船运回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次首航的投资是12万美元，赚利30727美元，利润率为25%。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正如山茂召给国务卿的信中所写的：“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4]当时这个新国家处处都受英国的歧视，因此首航中国传来的好消息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会内外的极大重视，参加首航的山茂召在178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此后，在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要知道，当时这种远洋贸易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行。美国参加远东贸易的帆船一般不超过300吨，有的甚至不到100吨，没有详细的海图，航海工具也很简单，航行途中要冒极大风险。往返一次常常要一年多时间。但是，远东贸易的优厚利润吸引了大西洋岸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在这一时期，美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对于伦敦大街、里斯本的码头和广州商行的景色，比对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和清除树桩的工作还更为熟悉。美国参加早期中美贸易的商船，很多是过去搞走私贸易和有过海盗生涯的私掠船。但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基本上是按正常国际贸易交往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美国对华贸易说成是“海盗式的掠夺”。至于说美国商业资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惟利是图，资本的来到美国也沾满血污，这在美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著作中也是不加以粉饰的。但不论美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怎样贪婪牟利，敲诈勒索，都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是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到得很晚的一个国家，但它的对华贸易却发展得很快。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5]由于美国船小速度快，特别是飞剪快船这种改进的帆船参加竞争之后，经营效率提高，船员们又富于冒险精神，因而后来居上，很快就越过法、荷、丹、葡等国，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在早期贸易交往中，美国商人基本上能遵守中国的限令，声誉比英国商人好。中美商人间的关系也较友好。有一艘美国飞剪快船，以当时广州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的名字命名为“浩官”号，由此可见一斑。

1821年发生美船“急  仑”（emily）号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的人命案，在中国当局的强硬要求下，美船被迫交出该水手，后被中国法律审判并处死。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完全行使了自己的主权。而随即发生的英国水手在混斗中杀死中国人一案，英国当局却拒不交出凶手。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之不同。

通过早期对华贸易，美国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这对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困处境，促进东部一些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贸易往来也是有利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美国是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等商品的市场。在1805年至1815年10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2270万多美元，货物仅值1000万美元。这就是说，金银两倍于货物的进口。[6]不仅中美贸易的情况如此，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也是中国连年出超。据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尤其是到1830年左右，至少有5亿元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7]同西方的贸易也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茶、生丝和丝绸等的发展。这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是互利的。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限制中外贸易往来和竭力隔绝同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而是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而改弦更张——哪怕是处于被迫的形势下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是另一种样子。

早期中美贸易往来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但这六十年的历史变化却富有意义。它既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中国急剧衰落的一个侧面。在这一时期中，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赚取的大量利润转化为资本，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积累起了一系列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纺织技术的革新，中国的手工业制作的棉布在国际市场日益受到排挤，本来棉布由中国输往美国，现在反而变成由美国输往中国，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8]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看不见这一切新事物和新变化，仍然自我封闭，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人歧视，他们赚取的利润可能很大部分都未能转化为资本，而是被封建王朝及其庞大的官僚压榨机器所吞食掉。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从经济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富强，而中国却从独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两相对比，岂不发人深省！

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美国（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同中国的贸易，由于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一变而为入超，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一国际贸易的性质。我们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以帝国主义侵华作为中心内容，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商人是鸦片贸易的参加者；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是英国侵华政策的追随者和小伙伴；19世纪末美国占有菲律宾并控制古巴，这是美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在亚洲和中国的地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地区不再从属英国，而是提出适应美帝国主义扩张需要的独立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对远东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起了支配作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要研究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却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因为这段历史时期不仅是美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向亚非拉深入渗透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矛盾交织变化中发展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作出全面的正确估价。

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他们在观察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发生的变化时，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国家。正义是在中国一边。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方面，这是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也必须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接触发生的关系毕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侵略和被侵略是这个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支配的方面，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的其他方面。因此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冲突，除了殖民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这对矛盾之外，还包含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中国封建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往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中行进的。

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接触始于16世纪，当欧洲殖民者东来之时，当时的中国不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航海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因而当时是欧洲人赞羡东方。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西欧资本主义才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取得长足的进步。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仍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内部结构有效地抵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妄自尊大，并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之外。只有鸦片战争才用炮舰加廉价的商品摧垮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使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许多帝国主义角逐的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之所以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几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一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在于清政府在闭关政策破产之后仍继续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以致一误再误，既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堵塞了学习19世纪西方工业化的经验而迎头赶上的机会。这才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突然间迅速增大。众所周知，日本与西方接触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日本宣布锁国（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人和荷兰人）是在17世纪30年代末，即差不多比中国还早一个世纪。而日本被迫取消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通商是在中国之后。1853年，美国的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成为促使日本变革维新的契机。13年之后，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仅仅30年光景，一个连3000万人口也养不活的贫弱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日本国，就一跃而为东亚的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亚洲的劲敌。中日两国是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致相似的冲击，但两国对待西方冲击的态度和对策却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就迥然不同。这一对比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下各国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进行的。这样说，决不是要洗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而是意在指出在揭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同时，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如何应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深刻根源。

鸦片战争以来中美关系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论的问题，恐怕应是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及其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些年来，在我国方面，吹捧“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中国表示友好，是保护中国不被欧洲列强瓜分的一类说法，早已没有人提及了。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政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就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的说法，却流行一时。

本文并不打算论述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这里只想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结合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放在它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中加以考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和战略安全地位，远离欧洲国际纠纷，有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弱小，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友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一政策原则显示了以经济扩张为特征的某种“和平”、“进步”的外貌，在早期带有某种自我保护的性质。这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19世纪末，美国才登上霸权政治的国际舞台。由于南北战争推迟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到美国参与向海外角逐时，主要是向太平洋和远东方向进行扩张；而这次扩张正好碰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狂潮。当时美国绝没有力量与在中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欧洲国家进行直接的较量，因而适应美帝国主义利益的需要而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原则。

“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这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在美洲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是门罗主义，它的特点是门户关闭，排斥欧洲插手美洲事务，本质上反映了殖民垄断主义。而在亚洲，美国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共同分享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一“关”一“开”，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绝不是为了别国的利益。所不同者仅在于，“开放”政策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提出来的，它比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赤裸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似乎要“文明”一些。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门户开放”照会象征着公司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胜利。[9]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如何认识，如何估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史实问题，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至今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中，还说什么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事实上，不论在1899年9月6日的第一个照会中或是1900年7月3日的第二个照会中，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字眼。在第一个照会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争取在同其他列强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这本来就是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只是在第二次照会中，才写进了“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话。注意，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 entity），根本没有所谓“主权”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10]美国外交史专家贝米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句话时，使用的是斜体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1]他还指出：一直到1908年美国同日本签订《罗托-高平协定》时，协定中还只提“中国的完整”，而不提中国领土的完整，意在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行动。[12]可见，美国在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并没有反对欧洲列强宰割中国，甚至也不反对它们瓜分中国的局部领土，而只是反对它们把中国全部肢解，反对它们完全排斥美国的利益。大概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时，才冠冕堂皇地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提法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的，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根据“中国的完整”等字眼，就进行逻辑推论，硬说它意味着美国要独占整个中国，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因此某种对外政策在实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是达到某种势力均衡，或者是达到谁也不曾预想到的后果。19世纪初期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所起的某种作用就是如此。[13]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诸国都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日本的背后有英日同盟为后盾。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日同盟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个威胁，因此美国是反对英日同盟的。这样，就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三强鼎峙的局面。美国为了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重申了“门户开放”诸原则。这次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暂时抑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维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主权，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很好的研究了。华工远涉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建设的史迹，过去美国有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渗透了排华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已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研究。如果今后中美两国的史学家能实行合作，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为了认识美国，了解美国，仅仅从中美关系史这个有限的范围去研究美国是非常不够的；况且即使要深入地研究中美关系，也必须全面地了解美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新形势下，加强对美国史的研究更是显得迫切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到中外关系时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5]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必须承认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立国的特长，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必然有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合作的一面，而不可能只是相互排斥、敌视和对抗，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这并不是说要去掩盖一个国家的缺点、短处、阴暗面，不是这个意思。

拿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有许多污秽和丑恶的东西，而且可说是应有尽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muckraker”（清粪夫），专指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和社会的污秽的黑幕的揭发者。当时揭发黑幕达到如此盛行，以致美国历史学家把20世纪的头10年称为“清粪夫的纪元”。但是，美国的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美国人民自己也谴责这些丑恶的东西。有些东西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痼疾，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但它们不能说是代表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谈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曾经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6]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大家知道，如果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候，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清王朝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13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某些特征有所帮助。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美国历史的某些特征，他在1888年10月10日给在美国的战友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像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概念一样。”[17]他果然亲自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实地看了看，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对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与勇于进取的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速度，对美国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美国工业生长中出现的新现象——托拉斯，等等，都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列宁也是这样，非常重视对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部专著。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提供了示范。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而缺少深入的分析。

美国人民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独立自强、勇于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培养形成的。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斗争，反抗重商主义的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披荆斩棘开发西部的群众性大移民运动，在荒原上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创建自由企业的业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勤劳、勇敢的性格。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开辟对华远洋贸易的历史，也表现了美利坚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进取精神。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来自美国的人参等物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不断开辟新货源。从18世纪末对华贸易开始后，美国人就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货源。这是美国人向远西部太平洋岸以及向太平洋进行探险和扩张的年代。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海岸探险，从印第安人手中搞到水獭皮，携到广州高价出售。这种新货源和秘密被美国人探知后，立即多方设法寻找通往西北海岸的途径。当时西北海岸还不属于美国。到8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绕道南美合恩角，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到西北海岸，找到了皮货的产地。一时之间，就好像发现了一条新“黄金海岸”。顺便指出，中国人的足迹是早在1788年就随同英国商人的船只到了这里。1785年，“阿尔戈”号船驶往奴特卡海峡建立皮货贸易站时，受雇的中国人达26名之多。[18]美国商人在西北海岸贩取皮货的活动，开辟了绕道南美-西北海岸-广州-好望角-美国的环球航行。后来，在航行途中又在夏威夷发现了一种贵重的木材——檀香木（檀香山即由此得名），在福克兰群岛等地发现海豹皮。这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随着它的商业利益而向前推进。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人就从大西洋岸扩张到太平洋岸，到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又进而向太平洋扩张，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清朝末年，我国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对美国向亚洲的扩张都曾有过尖锐的揭露，但是对美国人自强立国的精神却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国人学习。黄遵宪写过这样的诗句：“立国赖民强，自弃实天孽。不见美利坚，终能脱羁绁。”[19]梁启超在20世纪初漫游美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他对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中日新月异地建造大货轮，赢得商战之胜利，颇有感触。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20]

两百年来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不仅仅是依靠美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进取精神，也不仅是由于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等等，还需要有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掠夺殖民地。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则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解决的。美国的劳动力来自大量的欧洲移民和贩卖来的非洲黑人，这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没有过的新经验。欧洲移民也带来了技术的进口，并给此后美国的历史发展打下鲜明的烙印。非洲黑人的输入则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美国内战。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国必须自己吞食和慢慢消化这一苦果。至于美国解决资本短缺的办法，是大量依赖外资输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始终处于负债地位。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借外债而受人奴役并永远依附于人。美国一开始就根据美国工业底子薄的特点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大量修建铁路，为自己的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实行了农业革命。美国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土地属国家所有，劳动者只要付极少费用即可取得大片土地。美国农场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国内市场用不了，正好可满足工业化欧洲的需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弥补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使美国有可能继续输入资本以发展工业。著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哈克认为：“农业是美国前进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星。”[21]这很可能就是美国能大量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奥秘之所在。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该肯定的东西就肯定，该否定的东西就否定。我们知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把美国视为自由乐土、追求幸福的乐园，甚至企图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但是，历史的实践表明：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绝不是什么自由乐土，美国的物质财富愈是增长就愈加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和深刻的危机。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说，为了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是不对的，现在如对美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当然也会出错误。19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派有过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经验，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是认为不需要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经验，不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单纯地引进洋枪洋炮、移植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方面的失败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总之，今天中国已以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自立于现代世界国家之林，并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邦交。我国既然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必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注释：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8年英文版，第2—3页。

[2]《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 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1978年英文版。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 denne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1992年英文版，第89页。

[4]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 w.foster: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1909年英文版，第28页。

[5]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 r.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1930年英文版，第114页。

[6]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年万有文库本，第2页。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年中译本，第3卷，第2页。

[8]《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9]威廉·阿·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要》（william a.williams: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1961年英文版，第417页。

[10]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paul hibbert clyde: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英文版，第213、216页。

[11]贝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 f.bemis: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47年英文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96页。

[13]参阅拙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4]《龙与鹰》，第5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16]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消息报》，1948年4月13日。

[1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18]巴特：《苦力：美国华人史》（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1964年英文版，第185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注，1957年，第405页。

第10篇

关键词：海洋经略方式；朝贡贸易；海禁政策；海权渐失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1-0034-08

DOI：10.13644/31-1112.2016.01.004

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与海权渐失存在内生关系。明清缺乏自由贸易的海洋经略方式是导致政府和民间力量渐次退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海权渐失于西方的关键因素，也是西方获取海上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实践根据。揭示这两者间关联对中国当下海权道路选择与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透视明清时期中国海权从远海、近海退缩的步伐，探究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方式的诟病，并对东来的西方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经略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方式与海权维护之间的内在关联，阐明海上经贸与合作是维护和发展海权的关键因素，强调当代中国必须选择走合作共赢而非排他式的海权道路。

经略海洋源于“经略海上”一词，这一概念最早出自郑若曾所著《海防图论》和《筹海图编》两书，它本意始于明朝应对海上威胁而采取驱敌自守的海防思想。这一词语的内涵延伸到现在是指一个国家经营、谋划、治理、开发海洋，维护海洋权益和保护海洋环境的总体方略。就世界海上经略方式而言，在机器大生产之前，人类开发海洋能力极为有限，少有海洋开采和海洋资源利用，海外投资也极为少见，唯有海上贸易才是经略海洋的主要形式。其中海上贸易政策最能集中体现国家对待海洋的态度，反应国家对海域、海岛、海港及海外关系的重视程度，决定着国家选择走向何种海权道路。古代经济史上，中西方海洋经略方式迥然不同。西方视海洋为连接世界的通途，以争夺制海权、服务商业贸易为中轴；中国沿袭重农抑商体制，海洋承载中国宾服四方的通道，国家力量保障了这一海上通道的海权安全。明清时期秉承古代朝贡贸易方式，并与海禁政策一起构成了海洋经略体系。朝贡贸易自身运行机制的局限与海禁政策相表里，合力造成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在海上丝绸之路渐次缺位，这就预设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中国远海及近海海权的不断弱化与缺失。

一、明清朝贡贸易从海上丝绸之路退出致远海海权丧失

朝贡贸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形式，它通过国家力量来保障沿线海权安全。朝贡贸易具有高投资低收益的国家政治属性，这一局限性造就了此种经略方式运行的弊端与困境。正是海洋经略方式的这一缺陷致使明清从开拓海权到主动合弃海权的历史进程的出现。

（一）朝贡贸易局限性的历史续延

朝贡贸易是政府垄断的非市场交换，海上丝绸之路经略在历史起端上就具有高成本、低经济收益的局限性。有关朝贡贸易历史最早记载始于《汉书》：“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记载中显示东汉时期“平帝元年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可见，中国与周边诸国朝贡关系是通过贡品和赏赐交换来维持，并实现“耀威德”的目的，对于中国来说其交换成本远高于“献见”之物的价值。实则为由政府垄断、违反市场规律并服务于政治统治的经济交往形式，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政治认同。因而朝贡贸易得以历代沿袭，而其局限性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消除。

海洋经略不同于陆地社会治理，空间转换、人员流动与物质交换是维持其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体制是不相容的。以朝贡贸易为主体的海上经略方式在运行中遇到了困境：朝廷集中国家力量进行声势浩大的海上航行，并扫除沿途影响中国海权的不安定因素，实现了政治目的的同时开拓了远海海权；然而，其本身蕴藏着短命的历史悲剧，朝贡贸易因缺乏自由贸易的内在激励而动力不足，不得不减小规模或干脆放弃前期业已经略的海权。这样海上的经略就陷入以政治热情而扩展、以经济窘迫而收拢的尴尬境况。历史上汉、唐、宋元时期国力强盛，有足够的实力去积极地经略海洋，此外的一些朝代经略则曾出现明显的收敛态势。这一困境在封建社会成熟的明清时期尤为显著，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略历经了从拓展海权到渐失远海海权的演化过程。

（二）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下的海权拓展

明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成熟，封建政治制度向度完备，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为明王朝以大规模的朝贡贸易形式来经略海洋奠定了基础。明永乐年间，郑和航海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贸易推到巅峰阶段，明廷开拓并分享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朝贡国家的海权。在明朝，朝贡贸易是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郑和航海作为合法海外贸易得到国家大力支持，由其组织的船队浩大，且满载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并配有武装力量，船队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因循着古代以来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旧途”，同时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西亚、北非。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海上贸易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空前规模。永乐年间海上经略取得超越历史的成功，它以宏大政治气势赢得“八方来朝”、“大一统”的政治气象，成就了明政府高度的国际威望。因而，中国作为宗主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分享朝贡国海权的气候。可见，朝贡贸易的政治收益中已经包含了明廷对藩属国的海权分享，这从另一层面显示了明朝这种海洋经略方式对海权的拓展。

除此之外，永乐年间的航海将中国海权扩展到北非沿海地区，建立沿海支点，并在南亚扫除了海权隐患、加强中国对南海海权的管控。对近海和远海的管控可以从郑和航海前后两个阶段的成就上考察。通过郑和前三次下西洋，中国控制从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支点包括满刺甲、锡兰国。这样国家力量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密切协作，有效地管控沿线重要支点地区，拥有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近海海权。从第四次航海起，船队驶过锡兰国以后横渡印度洋、远航非洲，其中在印度洋以木骨都束和卜刺哇国（今索马里东南岸）为航海贸易基地，到访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索马里等国，这样对远离中国本土的海上丝绸之路拥有主导权。从空间上来看，永乐年间航海已经将中国海权由近海拓展到远海，且两个区域之间都有重要支点来连接。这种依靠国家力量来经略海洋的方式，以举国之力获取远海海权效果十分明显，但朝贡贸易自我损耗的经营方式内在地规定了其维护远海海权的有限性。

（三）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下的远海海权丧失

明清海洋经略方式因缺乏自由贸易而国力损耗巨大，不得不停止对远海的经略。明廷出于朝贡贸易对国库损耗的考虑，渐次减少海外朝贡贸易。明中叶以后朝贡贸易渐减，国家力量逐步从海上退缩，业已开拓的远海海权随之被弃置，其意味着中国在集体无意识中渐失远海海权。

朝贡贸易的经济收益十分有限，气势宏大的海上朝贡贸易难以持久。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航海所需船只成本、贡使招待费及对明政府朝贡国赏赐等开支上来看，政府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考虑帝国整体的收支，则完全出超。郑和出发前在巨大的宝船上装满了陶瓷器、丝织品等中国特产，这些都将慷慨地赠给所到之处的王侯贵族们。而回贡的物产完全无法与之相称。”显然，这种海上经略方式客观上拓展中国海权的同时，也隐藏着难以为继的尴尬。另外，从财政贡献率上看，朝贡贸易在各种财政税收项目中最低。明代税赋包含田赋、盐课和杂色收入，国际贸易税收（番舶抽分）归类于杂色收入。依据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字统计，1570年―1590年前后明朝国际贸易税收仅为7万两白银，仅占杂色收入378万两白银的1.86%；占田赋、盐课等在内的收入0.22%。这组数据显示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也反映出民间贸易对整个国家经济的贡献极为弱小，这表明了朝贡贸易经济贡献远小于政治贡献，因而当明廷通过宏大的远航达到政治目的以后，其自身内耗性的负向影响便凸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明朝不可能持久地将朝贡贸易持续下去，也就预设了明廷对远海经略的放弃。

明中期以后中国远海海权开始丧失。郑和之后，中国远洋船队再未越过马六甲，从西洋迅速退缩至东洋，甚至南海一带也少见中国舟迹帆影。明廷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又下敕命禁止保留超过两根以上桅杆帆船。从此船员只得在大运河的小船上当雇工，郑和的大战船因搁置而烂掉。尽管有各种机会与海外交往，但当时明廷决定对世界不予理睬。自此，中国主动放弃了明中叶开拓的远海海权，这一局势在清朝得以延续，甚至强化。清廷没有组织过大型朝贡贸易，其船只甚至没有超越过东洋范围。不仅如此，随着朝贡贸易锐减以及明清对海上民间贸易的压制，中国近海经略同样因缺乏贸易内在激励也潜伏着危机。

可见，朝贡贸易高成本、高政治收益、低经济收益的属性是造成明廷远海海权开拓与退出的关键性因素。它使明清海洋经略方式具有政治不平等性、经济内耗性和发展不可持续性，也就注定其存在的短暂性。在这里朝贡贸易局限性显现无余，它既以政治收益和远洋航行的形式来拓展海权，又因朝贡贸易经济的局限性而招致明政府放弃对远海的经略，从而致使中国远海海权丧失。明朝中国远海的经略深刻反应了明清时期中国海洋经略的自身局限，它给我们当代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经略海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西方正是首先占有中国远海海权即非洲、印度洋再开始蚕食中国近海，可见远海经略对近海安全至关重要，没有了远海，近海也就无安全可言。

二、明清民间贸易从海上丝绸之路溃散致近海海权渐失

海禁政策是明清经略海洋的又一重要形式。明清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规定海禁政策来压制并将民间力量从海上挤出。明清沿袭朝贡贸易管控海上民间贸易，采取海禁政策来否定民间海上贸易合法性。作为其回应而生的海上走私集团徘徊于盗与商之间，他们最终在与政府博弈中被消灭或被招抚。继国家力量在海上退出之后，民间主体日渐从海上丝绸之路溃散。明清的制度安排加速了近海空间萎缩，原本具有相对优势的近海海权已悄然渐失。明清海洋经略的行政干预手段强制性武断地将民间贸易从近海丝绸之路上摧毁，这样，中国的近海海权逐渐丧失，这一历史嬗变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华民族命运之影响极为深远。

（一）明清抑制海上民间商贸的历史沿袭与现实选择

明清压制海上民间贸易既是历史惯性使然，也是应对当时海上危机的现实选择。中国历代通过朝贡贸易来管控对外交往，明朝还先后间歇性地实行海禁政策，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来至海上的威胁强化了海禁政策执行。这样，促成禁海经略方式产生原因包含着内生的自然经济体制与外在异族威胁的因素，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回应产物海商集团又是海禁政策制定的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这样，明朝在放弃远海经略的基础上，开始以保守性管理方法来经营中国近海及沿海港口，禁海的经略方式便由此而生。首先，中国大陆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身对海上贸易有着天然抵抗，管制贸易是中国历代政府一贯做法。明朝时沿海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带动了海上贸易兴盛，这种情况冲击了传统抑商政策；加之郑和大航海引起世人对航海功效价值的质疑，于是海禁政策便成了时人摆脱当时经济困扰的缘由。其次，来自海上的威胁强化了明政府限制海上贸易。明朝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先后来自海上前明遗部的反抗及日本倭寇的骚扰，明政府采取海禁政策就是基于“筑长城御敌于千里之外”思想，坐地为牢地错误利用海洋这一天然屏障以阻隔海上敌对势力进犯。最后，海禁政策催生的走私贸易集团成为明政府又一敌对势力，这一海上形势的转变导致朝廷实施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历史惯性、外来威胁以及内生敌对势力这三股力量，在时间交替、空间并存中考验并冲击着明清帝国。而两朝政府终究因循重农抑商旧习，将自己锁定在原有体制窠臼里，采取海禁自保、抑商驱敌的闭关锁国海上经略方式以期维持帝国长治久安。

（二）明清经济与行政措施并举抑制民间海上贸易

明清政府采用经济管制与行政指令并举的措施将海上民间力量挤出丝绸之路。两朝通过收缩市舶司（清朝称之为海关）压缩民间商人海外活动空间；并通过剿灭海商、海盗和招抚海上贸易集团来驱散海上民间经济贸易活动。

首先，明清政府利用传统的沿海管理优势强化抑商措施，加强市舶司管理。政府对来往货物多加限制，且市舶司数量时增时减，到乾隆二十四年只有粤海关一处。明清政府通过关闭市舶司来减少对外贸易，阻隔陆地与海上联系。这一政策使广州海域以外的海权处于空置状态。其次，明清政府在剿灭倭寇时顺势成功扼杀海商海盗。海商海盗主要来源于海禁政策的自然回应。明清政府剿灭倭寇时一并将游离于海商与海盗之间的这股中国海权民间维护力量扫出浩荡的海平面。最后，则是传统体制力量对海商集团的胜利。明清时海上贸易集团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民族海权，然而两朝运用政治手腕招抚海上集团，使这股新生海上民间团体成为其体制内力量。明清经济与行政措施并举抑制民间海上贸易，并由此导致可怕的海权空间虚置及海权维护主体的溃散，这就注定了中国近海海权要逐渐丧失。

（三）明清海洋经略方式导致近海海权渐失

随着海权基层维护主体的溃散，中国近海海权处于空置状态。海商亦或海盗的存在都显示着中华民族海权所在，他们主导了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相连海域的经营，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一度对抗西方殖民者维护了海上民族权益。然而，明清实施海禁政策后，海上活动主体或覆灭或被融化于传统体制中。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此评论说：“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制度结构上和向外推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这一历史性转折对中国经贸制度以及世界观点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近海海权处于真空状态，为外来力量介入留下了空隙。

总之，朝贡贸易对海上民间贸易具有“挤出”效应，其与海禁政策联动生成了海商海盗的“溢出”效应，而强大的抑商政策吞噬了海上民间力量，这种连环效应最终使明清拥有的近海海权优势逐渐消失。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方式经历了扩大朝贡体系到实施海禁、直至闭关自守的嬗变。亚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关系、航线沿途地区、航线节点都从朝廷视线中淡出，海上经略前期成果包括中国对远海、近海主导权逐渐被合弃。就这样，明清在集体无意识中将丝绸之路上由点、线到面的海权交给了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东来者。

三、西方东来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侵占、经营及其影响

注重海上贸易的西方人，在海上自由贸易机制和国家力量双重推动下开始侵染东方海权。西方人于15世纪中叶在宗教热情和财富欲望的鼓动下进行了海上探险活动，中国的丝绸之路很快被他们侵占。明朝开拓的海权由西向东、从中国远海到近海瞬息被西方控制。这些先后到来奉行重商主义的西方殖民者各持自己的经营策略，致使中国海权在它们之间转换，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秩序。对于中国来说，此时已经是危机四伏、四面楚歌，苦难的近代史即将拉开帷幕，导致近代中国全面走向衰败的鸦片战争依然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一）葡萄牙占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权主导权

欧洲经过黑暗的中世纪以后商业城市开始兴起，商人的财富欲望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更为强烈。国家和商人结成利益联盟，通力合作开拓海外空间，共同分享海外经贸和殖民回报。他们一边仰仗国家持续支持，一边假借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空置的历史机遇，先后获取了朝贡贸易所开拓的北非、印度洋、南太平洋的远海海权及在明清海禁政策下弃置的近海海权。

葡萄牙侵染中国海权以南海为中心。葡萄牙人追寻郑和航海线路，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占领印度西南部的果阿，并迅速进入明帝国的沿海地区，在南中国海站稳脚跟。葡萄牙人先建立马六甲――马鲁古群岛殖民据点和经济联结带，随后以广东海面上川岛为中心开始向南经略印度尼西亚，向北侵占中国澳门地区。这样，从明中叶到清代西方殖民者控制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演变为澳门（广州）――果阿（印度）――里斯本（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航线。这“标志着一直自东向西由中国起航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由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船队开辟的，逆方向的近代海上丝路正在从西向东兴起”。总体上看，这一变局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营主导权已经由中国移位到葡萄牙。

葡萄牙侵占并经营中国明清开拓的远海及近海。在地理空间上，这一带有中国开拓的远海海域，也包括南海近海地区；从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来看，中国的丝绸瓷器依然占据着重要份额，也就是说葡萄牙人用海上贸易及武力护航方式主导了中国丝绸之路海权。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朝贡贸易和海上民间力量逐步退出丝绸之路的过程。客观上说，葡萄牙人通过“三角贸易”促进了这一地区商品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必须看到葡萄牙为这一沿线人民带来了压迫和剥削，这种掠夺奴役式的海上经略方式注定不能持久。

（二）西班牙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权的分割与扩展

继葡萄牙东来不久，西班牙航海者在政府支持下，分割并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沿线海权。西班牙商人在王室支持下建立美洲殖民地，并占领亚洲菲律宾、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一带中国近海地区，尤其是强烈的商业意识促进他们开拓新海上丝绸之路。西班牙人在明代中后期利用大帆船从中国漳州月港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主要是用中国运来的生丝、丝绸、茶叶、棉布和瓷器以及一些工艺美术品等商品换取美洲的金银，由此开辟以菲律宾为中心的“马尼拉大帆船”新丝绸之路。大帆船贸易时代持续了250年于1815年结束。

显然，西班牙人对中国海权有破坏兼延伸的历史功过。它垄断原丝绸之路的南亚部分及以东地区，造成影响至今的中国对南中国海海权的失序。同时他们开拓中国到美洲的新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与扩大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必须指出，西班牙经营海洋的模式充满血腥残害与粗暴掠夺，这种杀鸡取卯式经营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毋庸置疑，新旧丝绸之路的经营方式大为不同。中国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如上文所述，要么是官方垄断朝贡贸易，要么是被官方严格管控的民间贸易，无论经营理念还是经营范围，都不可与西班牙相比。体现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作为经济手段，不再为大明帝国和大清国的政治服务，即不再为旧有的‘华夷世界秩序’服务，而是为西班牙之母国服务”④。两种迥然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经略方式造成海权归属的移位，明清政府在收缩朝贡贸易及实施海禁政策过程中，毫无觉察地将中国海权让渡给了西方。明清中国海权丧失于葡萄牙、西班牙的历史过程，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明清海洋经略方式的症结所在，其抑制海上贸易、弃置海上空间的政策与举措为当下中国海权道路抉择提供真切的历史经验教训。当下的我们应该经营好、完善好、发展好多方经济贸易合作机制及海上安全保障机制，从根本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英荷凭借新经略方式掌控海上丝绸之路海权

荷兰、英国两国是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进行海上探险，它们失去葡萄牙、西班牙凭借探险活动获得海权的机会，只得通过寻求新的海上经略方式来获取海权，即以“海洋自由”与“贸易自由”方式经略海上丝绸之路。

荷兰、英国具有自由贸易优势，它们以海上自由贸易为手段和筹码参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争夺。从此，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打上了滥觞于西方的航海海权法规和武力争夺烙印。1604年，荷兰人雨果・格劳修斯的《海洋自由论》成书，该书攻击并否认在此之前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海洋占有权”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显然“海洋自由”与“贸易自由”的真实目的和背后动因就是要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海权的主导局势，以为英荷寻求更大的国家利益。丝绸之路就是荷兰和英国将其主张和雄心付诸行动的教练场。十七世纪中叶，荷兰通过与葡萄牙、西班牙的武力角逐确立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并以荷属东印度公司殖民地为依托展开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国大陆及郑氏集团的贸易。1652年―1654年，英荷战争中荷兰失败，它在太平洋上的势力也逐渐衰退，十八世纪时英国成为这一片海域的主角。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后迅速向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扩张。1685年始在广州设立东印度公司分号，至此大英日不落帝国牢固地掌握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海权。

英国正是利用其在中国远海及近海的绝对海权优势，依仗东印度公司经营权势对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并以中国反对鸦片贸易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其结果是英国用武力撬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于1842年正式登上曾被清政府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广州港。鸦片战争的失败宣告明清海洋经略方式的失败，同时也证明了英国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借鉴意义。

西方对丝绸之路海权控制与角逐的实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海上经略方式与海权维护的内在关联。首先，西方经略不同于中国的朝贡贸易及海禁政策。西方国家与私人组成联盟共同经略海上，这种经略方式既体现民族意志又承载着整个国家利益，他们以世界为中心，以寻求利益为导向，将海洋作为通往其利益源头的通道，海洋所在就是其利益所在，因而西方海洋经略方式能为维护海权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能很好地拓展和维护其海权。其次，葡萄牙和西班牙掠夺式海上贸易被荷兰和英国的自由航海、自由贸易所冲垮，前者海权主导地位随之也让位给后者，这一历史演变也恰好证明不断优化的海上经略方式对海权维护的关键作用。依靠国家支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采取粗暴掠夺的方式经营其海权范围；荷兰、英国凭借强大的商业力量及相对先进的海上武装战胜其对手，并赋予了体现自己民族意志的航海自由权。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两种经略方式的转化显现了西方人海洋经略方式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西方人始终采取弱肉强食的经营方式，他们依靠实力来实现经略目标，并依靠实力来维护经略成果。因而，西方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依靠实力才能不断优化海洋经略方式，才能拓展好和维护好现有的海权。最后，从结果上看，西方海上经略方式铸就其海权的攻势基调，西方人面向海洋积极开放，以饱满的热情开拓海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范围，西方的攻势直接侵入到中国的远海、近海海域，使中国逐渐收缩海权范围，甚而蚕食中国沿海港口，这一过程与中国海权从远海到近海的渐失形成此消彼长态势。

从整体上看，西方之所以能不断获取中国海权，就在于其利用了明清海洋经略方式下海权空置的历史机缘，将注重海上贸易的海洋经略方式移植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攫取并主导了中国海权。中国的朝贡贸易以牺牲国家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海禁政策以国家行政命令直接摧毁了海上民间力量，这样政治与经济之间、国家利益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对立关系，使明清时期的中国逐渐成长为一个静态生命体，而这一生命体里却包含着这种对立之后僵硬的统一，即民间海上力量归隐于国家力量，国家经济利益服从政治统治安全。这样的一个生命体对周围海域既没有利益追求，也没有拓展空间的热情与实力。然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利益与私人商业集团已结成联盟，他们不但联手共同开拓了新航路，而且将这一联盟成功侵入到明清远海、近海，鸦片战争以后它们直接打入到清朝这个静态的生命体之内，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代的百年沧桑苦难。中西方海洋经略方式的不同所造就的不同历史后果深刻启示我们，海洋经略方式决定着一个国家对海权的拓展情况和维护程度，不断创新、优化海洋经略方式是我们当代人重大的使命。

结语

第11篇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06CYY007）;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前制度化教育语境下的晚清商务英语教育研究”（2010YBA053）

［作者简介］ 莫再树（1967―），男,湖南绥宁人，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务英语,英语教材评价.

［摘 要］ 盛行于我国清代通商口岸为涉外商贸服务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就其词源及辞书释义、形成及用途、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而言，就是我国早期的商务英语。CPE产生于早期中西商贸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两个主要发展阶段，是近代中外商贸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商贸通用语、混合语和有限的二语习得。

［关键词］ 中国洋泾浜英语；早期商务英语；通用语；混合语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86―04

The Origin and Linguistic Property of Early Business English in China

MO Zaishu，XIAO Yunn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Chinese Pidgin English (CPE) prevailing in the Chinese ports in Qing Dynasty was mainly the early business English serving the Sino-western trade and commerce in terms of the etymology and the dictionary explanations of the term "pidgin", CPE's formation and purposes, the contents of CPE teaching and various readers, and the professions of CPE speakers. CPE originated from the language contact and hybridization in the early Sino-western trade and mainly underwent the stages of Canton English in the Canton Trade System and Shanghai Pidgin English in the Treaty System. CPE as the early business English was an indispensable lingua franca in the modern Sino-western business, a mixed language and limit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Key words:Chinese Pidgin English; early business English; lingua franca; mixed language

一 引 言

“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CPE）曾作为清代（尤其是在民间）对外商贸交往的重要交际工具，甚至被称为“所有洋泾浜语之母”［1］。学界大多将 Pidgin English 称为“洋泾浜英语”，但也有的以音译方式称其为“别琴”或“皮钦”英语。国内语言学界、史学界对CPE进行过研究，前者主要关注我国近代英语语言发展及民间英语使用的实际状况，揭示其发展和学习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后者主要关注CPE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和影响的研究，以揭示社会变迁的脉络。这些研究都认为CPE是早期中外商贸交往的语言媒介，但除邱立中［2］以外，以商务英语作为切入点和视角的研究几乎完全缺失。本文试图以“商务英语”作为对CPE研究的切入点，探讨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CPE与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与发展及其语言属性，为曾盛极一时且对近代对外商贸交往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尚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早期商务英语的研究抛砖引玉。

二 洋泾浜英语与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

就CPE的词源、形成和用途、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而言，CPE即为我国早期商务英语，民间培训班和夜校的CPE教学即为早期商务英语教学的一部分。

（一） 从词源和辞书释义看

国外有些研究者［3-7认为pidgin来源于business一词，是business的讹读。pidgin作为交往用的本地语，最先用于CPE。“这种行话合适的术语应为‘商务英语’”［3］。国内对pidgin与business的语源关系也有论述。杨勋［8］认为“‘别琴’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生意原来别有琴，洋场通事尽知音”。1883年10月25日《申报》称：“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效其语言，而语言仍微有不同之处，俗谓之‘洋泾浜语’，西语谓之‘别禽’云者，义取生意场中通行之意。”周振鹤［9］认为“pidgin一词的词源也极有可能是产生于中国的”，pidgin是对business一词的蹩脚发音或讹读，早期曾写作pigeoness或pigeon，Pidgin English最初表示的是Business English，即最早在英中商人之间使用的商业语言，后来pidgin代替了business成为这种语言的学名和语言学术语［10］［11］。但洋泾浜英语和pidgin English各有其来源。洋泾浜本是上海的一条小河，鸦片战争后成为外贸码头，露天通事、华商等在此操着蹩脚的英语作为中外商贸媒介，后来这种英语成了中外商贸语言，始有洋泾浜英语之谓。

《辞海》认为洋泾浜英语是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时产生于我国沿海几个通商口岸的一种混合语。《新英汉词典》认为pidgin是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混杂语言和不纯粹的英语（尤指在旧中国港口等地所用的混杂英语）。《牛津英语大词典》指出pidgin来源于19世纪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对于business一词的蹩脚发音，一种简化或变体的交际口语。《韦伯斯特百科英语大词典》对pidgin English的第一项释义是：在中国港口贸易交往中使用的中英混合语。《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是：pidgin English是华人与英人之间作为贸易语言使用的英语的变体，体现了CPE主要是用于商业目的事实。尽管以上释义带有某些价值判断，但更多的是对洋泾浜英语的学术性描述，表明洋泾浜英语在使用范围、使用场合和用途、产生的渊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的特点。

（二）从形成和用途看

就其形成而言，CPE就是商务英语。中外商贸往来的实际需要催生了作为交际媒介的CPE。“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 卫三畏［13］（Williams）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指出CPE是中国与英国贸易所致，Bolton［14］将洋泾浜英语的出现归结于西方与中国贸易的激增及通事的缺乏，广州行商在同英国人的商业和日常交往中，因不能习得标准英语而发明了这种“非正规、且带有浓厚商业特征”［15］的洋泾浜英语。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莫再树，肖云南: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及语言属性兼论洋泾浜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关系

就其用途而言，CPE就是商务英语。“鉴于要求和其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的原因常常系贸易，所以洋泾浜语可以是所谓贸易语言”［16］，CPE“以商贸英语为特征，是早期中外交往，特别是民间交往的最主要媒介”［17］，甚至是“唯一的媒介”［3］。可见无论是最初的中外语言接触，还是后来的演变，CPE都是为了特定的（特别是商业的）目的，它不仅满足了当时激增的中外商贸活动对掌握这种商务英语的“人才”的需要，也凸显了这种商贸语言的实际用途和商业价值。

（三）从教学和读本内容看

CPE教学的内容带有明显的商贸语言的倾向。近代民间出现的专门教授商务英语的培训班和夜校教授的多是CPE，而需学习的CPE的全部内容就是“若干用于商业或服务业的语词和短句”［18］，且多“局限于贸易货物名称和价格、日常见面寒暄、讨价还价等英文用语”［17］。此外，“欲与西人交往的华人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逗留在公行、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以获取只言片语”［13］。CPE读本常含有商贸内容。19世纪出现了一些以各地方言标读的含有商贸内容的CPE读本，如：《鬼话》为广州英语词汇会话集，供掌握英语商务基本对话之用；《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收录了与西人接触时最需要的日常生活和商贸词汇，具有明显的商贸英语的特点；《华番贸易言语通晓》所辑录的语词与商贸交往相关的不少，涉及不同产品及当时广州十三夷馆的名称；《英语注解》将贸易、商品、用品等词汇、句子分类编排，预示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诞生。此外，在华西人马儒翰（J. R. Morrison）和罗伯聃（Robert Thom）分别编有《广东英语语词集》（Gloss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to the Jargon Spoken at Canton）和《华英通用杂话・上卷》（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Part First），前者涉及中外贸易之商船、产品样式、数量与质量、价格、支付、账目与会计、商行、商户、通事所等方面的语词；后者涉及贸易货物名称及等级、货币、经商人员、买卖等方面的基本词汇、短语和对话。

可见，从教学内容和各种读本的内容来看，CPE就是商务英语。外语夜校和培训班的CPE教学及各种CPE读本的出现加速了早期商务英语的进一步传播和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商贸交往。

（四）从使用者的职业看

CPE使用者的职业表明CPE即为商务英语。“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导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群的存在”［11］。CPE使用者的群体广泛，职业构成复杂。“有属于官方特许对外经商的行商，有属于半官方性质的通事和买办，也有属于民间性质的行伙、其他商人、小店铺主、小商贩、船家、赁屋于外人的百姓、商馆仆役、民等”［19］，其中行商乃“对外贸易之独占者”，“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20］(Pvi)，通事乃“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21］。虽然社会地位和性质各异，但CPE使用者“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特点，基本上都与外贸、服务业有关”［19］，几乎囊括了所有需与西人进行各种商贸往来的从业者，构成一个CPE学习和使用者的金字塔，为排除中外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付出了共同努力。

在华西方商人也是CPE的使用者。尽管他们起初鄙视CPE，但为了从商贸往来中获取丰厚利润，只得舍弃标准英语而使用CPE。其使用者有三类：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总部在英国却在华创建了贸易公司（如怡和洋行）的贸易商、美国贸易商［22］。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词源、形成和用途，还是从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方面来看，CPE与商务英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诚如邱立中［2］所言，“19世纪与20世纪初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商务英语――洋泾浜英语是一种为口岸贸易服务的英语变体。洋泾浜英语成为了19世纪流行于中国各开放口岸的‘商务英语’”。

三 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与发展

“社会的需要就是语言的生命线”［23］。中外商贸往来对CPE的实际需要，影响甚至决定了早期商贸通用语的产生、演进及消亡。Pidgin一词最早见诸印刷品是在1850年［24］，pidgin English首次作为CPE的描述性标签则在1859年［14］。此前，CPE曾有各种指称，如slang of Canton，“jargon spoken at Canton”［13］，“broken English”［14］，Canton English［13］等。历时地看，早期商务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主要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两个阶段，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走向衰落。

（一）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

CPE的产生源于作为最早的中外商贸通用语的澳门葡语（亦称广东葡语）。1557年澳门开埠后中外贸易交往的需要逐渐催生出中葡混合语。“在那些日与葡人相周旋，负责传译语言、媒介交易的中国通事和包揽对葡贸易的揽头中间，逐渐形成中葡贸易的商业专用语广东葡语”［25］。就连最初“来华贸易的英国和荷兰商船，也必须依靠懂得广东葡语的中国通事，始能进行贸易”，澳门葡语“作为贸易行话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大约17世纪末”［26］，对随后的广州英语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广州英语――广州贸易制度时期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广州英语是广州贸易制度时期（Canton System, 1760-1842）“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27］，其产生及地位的确立所需要的地理和语言环境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中英语言的最初接触时期。“始于1637年在中国口岸地区开始出现的英语是与贸易接触有关的”［28］，因迅速增多的中英贸易交往而产生的对语言媒介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广州英语的产生。第二，广州英语的形成时期。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9年在广州设立商馆，并在18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关系，广州英语作为贸易语言的作用日渐显现。第三，广州英语发挥主导地位的时期。1757年清廷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对外经贸仅限广州一口，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约一百年中，广州英语“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29］，“几乎成为广州华人学习的惟一语言”［13］，“最终在中国南方口岸地区的中西贸易中发挥着作为贸易通用语的主导作用”［28］。

广州英语这种早期商务语言“只是口头语言”［30］，没有书面形式的支持。但19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广州英语刻本词汇书不仅“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中西交往总体规模的扩大”［11］，也标志着中西交往持续发展背景下广州英语应用范围的扩大，标志着广州英语进入鼎盛时期。

（三）上海洋泾浜英语――条约制度时期的中外商贸通用语

“条约制度”（Treaty System, 1842-1901）开始后，中西商贸中心北移，早期商务英语逐渐发生演变，出现了以官话标读的洋泾浜英语及以各地方言标读的洋泾浜英语。自1853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广州英语作为主导性的贸易通用语也逐渐被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上海洋泾浜英语所取代，但“前者对后者无论是语音上还是用词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关系是前后继承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31］。1874年曹骧编写的以沪音注音的《英字入门》问世，赋予流传已久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从书面语言确立的角度而言，广州英语结束了其作为中西民间商贸交往通用语的历史使命，正式完全让位于上海洋泾浜英语［11］。

上海洋泾浜英语作为商贸语言成为中外商贸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1875年7月25日《纽约时报》称：“洋泾浜英语是清国人用来代替‘商业英语’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大清国，英国商人和买办把这种‘洋泾浜英语’应用于处理同当地清国人的业务联系”［32］。为了商业利益，人们“日与西人交接……不讲别琴语者，百不得一”［33］，这种商贸语言“之所以在上海吃香是因开埠和商贸所致，反过来开埠和商贸又促使了洋泾浜英语在上海的盛行”［34］。

由于洋务学堂的建立、英语正规化教学的逐步推广、社会对于标准英语的推崇、CPE自身句法及语音的缺陷以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书面语的支持，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曾盛极一时的早期商务英语于20世纪初期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逐渐走向衰落，并最终退出了中外商贸交往的历史。

四 早期商务英语的属性：

贸易混合语和有限的二语习得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其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语言或所使用的语言代码，但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它没有独立的母体，来源于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即由作为上层语言（superstrate language）的英语和作为下层语言（substrate language）的汉语接触而产生，词汇主要来自英语，语法及语音则来自汉语这一下层语言（确切地说语音是粤、甬、沪等地方方言的发音系统），其语言承载者在实际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受各自方言中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对英语进行了相应的语言改变。“在传统的语言谱系树中，在哪里可以找到一种由起源于世界两个不同地方的语言彼此结合而成的‘混合语言’”［35］。可见，早期商务英语是“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而成的混杂语言”［36］。这种语言变异的实际而又直接的交际的目的多是为了进行贸易，是一种商业交际语。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来看，CPE的学习时间短、内容单一、方法简单，无需也不可能正确地学习英语语音及句法知识，只需生硬地记住按各地方言注音的英语单词的汉语谐音，无需阅读任何作品，也没有任何用CPE写就的任何作品、尺牍或其他材料。多数学习者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多为听说，仅能勉强满足商贸交往的基本需要，不大可能笔录所学内容或笔译书面材料。CPE的学习者为了商贸需要而学习英语，但当语言输入不充分而无法领悟到该语言的结构时，学习者就会用该语言的词汇，求助于母语的结构，混合地使用语言，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洋泾浜英语是一种中介语，是因商业，政治或外交的需要使两种语言接触后而形成的一种混合语。”［37］“洋泾浜英语的形成与中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38］。“相对于广州英语来说，上海洋泾浜英语丰富了词汇，规范了语法”［39］，其演变与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层次性发展，逐渐向标准英语靠拢，这是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的。

五 结 语

CPE这种早期商务英语在我国存在两个多世纪，对早期中外商贸交往及通商口岸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CPE作为中外贸易的通用语，成为“中国商人、通事等与外国人沟通的唯一工具”［37］，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商贸交往的语言障碍，“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36］，“外国人与当地中国人之间所进行巨额贸易的十分之九，都是通过这一古里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去完成的，离了它，您还真是玩不转”［3］。其次，这种商贸语言还促进了通商口岸的发展，因为晚清通商口岸的发展一般都是靠对外贸易起步，上海就是最好的例证。“上海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能够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其早期的商务英语――洋泾浜英语功不可没”［2］。再次，早期商务英语的学习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正规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17］。可见，CPE作为早期商务英语的历史是“一部近代中英异质语言在民间层面接触和中外异质文化在民间层面碰撞的历史，也是一部近代中西贸易语言的历史”［40］和一面折射出近代中西商贸接触有语言和文化现象的多棱镜。

［参 考 文 献］

［1］ Li, M., Matthews, S. & Smith, G. P. Pidgin English Texts from the Chinese Instructor ［J］.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1): 79-168.

［2］ 邱立中．中国早期商务英语变体考［J］．上海翻译，2009, (2): 39-43.

［3］ Holcombe, C. The Real Chinaman ［M］.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895.

［4］ Hall, R. A.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 ［M］. Sydney: 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Ltd. 1955.

［5］ Hamp, E. P. A Note on “Pidgin”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7, (6): 389-390.

［6］ 费尔南德・莫塞．英语简史［M］．水天同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l990.

［7］ 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M］．任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8］ 杨勋．别琴竹枝词［N］.申报. 1873-03-03.

［9］ 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J］．广东社会科学，2003, (1) : 77-84.

［10］季压西，陈伟民．近代中国的洋泾浜英语［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23-27.

［11］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J］．近代史研究，2001,(3): 172-202.

［1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3］Williams, S. W.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4 (9): 428-435.

［14］Bolton, K. Chinese Englishes: From Canton Jargon to Global English ［J］. World Englishes, 2002, (2): 181199.

［15］顾卫星．中国早期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各体英语”读本［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 (4): 126-131.

［16］郝德森．社会语言学［M］．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7］顾卫星，朱全明．别琴英语剖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3, (3): 100-104.

［18］张振江．早期香港的中国洋泾浜英语学习［J］．语言研究，2009, (2): 114-121.

［19］周玉蓉，杨秋．十八十九世纪广州英语的使用者［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 (2): 24-27.

［20］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1］冯桂芬．校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2］Bolton, K.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M］.Cambridge: CUP, 2003.

［23］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4］黄长．世界语言纵横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

［25］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26］Holm, J. Pidgins and Creoles ［M］. Cambridge: CUP, 1988.

［27］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M］．冯树铁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28］Si, Jia.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J］.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009, (3): 340-357.

［29］周毅．近代广东通事及其角色特征之分析［J］．四川大学学报，2005, (3): 130-135.

［30］Lehiste, I. Lectures on Language Contact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31］周 毅．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历史渊源之探讨［J］．中国文化研究，2005，(春之卷): 110-122.

［32］郑曦原．帝国的回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3］周振鹤．随无涯之旅［M］．北京：三联书店，1996.

［34］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1.

［35］Sebba, M. Contact Languages ［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7.

［36］石定栩．洋泾浜英语及克里奥语的历史和现状［J］．国外语言学，1995, (4): 1-8.

［37］谢军.“洋泾浜”英语新论［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 (2): 100-102.

［38］Schumann, J. 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M］. Newbury House, 1978.

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金融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及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

1.重商主义,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超保护贸易政策,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贸易自由化,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新贸易保护主义,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二、金融危机形式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7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少国家和地区为加强对本国产业和市场的保护,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限制进口。 伴随次贷危机的深化与扩展,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次出现。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

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是历史惯例。如印度尼西亚已宣布对至少五百项产品实施进口管制,要求进口产品必须申请特别许可,并须加税。俄罗斯也要调高汽车、家禽和猪肉的关税。法国则拟设立一项国家基金,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一些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提出购物要买美国货,在经济危机中首先被裁的应是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全然不顾这些外籍员工同样是纳税人,同样为美国缴纳了大量“救市所需税款”这一事实。保守势力要求,获得逾15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银行“要优先保证美国公民的工作”。

各国“自扫门前雪”,贸易保护愈演愈烈。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好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提高关税、影响他国货币汇等手段来设置进口壁垒,同时也会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谈判等手段,积极地推动本国的出口,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三次保护贸易主义高潮,主要是通过非关税限制的行政法律措施和对不盈利的工农业部门给予补贴,以达到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保护其已有市场的目的。自从这种政策兴起之后,非关税壁垒已经取代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形式。

与以关税壁垒为特征的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隐蔽性。和可以通过谈判实行减让的关税措施相比,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很难通过外交努力或谈判来弱化和消除,而且其具体形式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常以最新科技为支撑。

目前,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形式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阻碍自由贸易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阻碍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另外还涉及到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表现为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提出越来越多要求,相应的进一步开放金融等领域的市场,以此来释放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其他理由来设置贸易壁垒。比如美国国会中就有人试图依照碳排放标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一些人以环保的名义支持这种措施,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知识产权、碳排放和金融开放,就成为新形式下新保护主义的三副面具,需要引起各方的警惕。

三、金融危机催生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