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0 00:43: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叙事学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古代文论；人物形象；缺位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亚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艺论著《镜与灯》中认为艺术创作涉及四个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读者，我们现在研究文学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国古代的诗文理论，讨论作品艺术性时，长期以来注重语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视人物形象描写，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这一现象可说是我国古代前期文论的一个特点，本文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文学观、史学观三方面来探讨这一现象。
一、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是文学的哲学化（如《诗三百》被列入 “五经”），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如《庄子》被视为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为传记文学）。一般而言，哲学的表达方式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是叙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冯友兰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②这就使得文字简洁而内涵深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人格精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出“内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爱智（哲学）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它”。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侧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内质、思维特征、表达方式来评说研究对象，来构建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空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以及《诗三百》部分文论思想的诗句，为后来中国文论奠定诗性精神基调。《文心雕龙》虽具备“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骈文”的形式魅力和诗意化的语言。《诗品》以“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意象点评”的言说方法，开中国文论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为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化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使我国古代诗文理论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深刻地把这种观念形态表现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 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 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 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 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三、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
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 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 文史不分”的传统。“ 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 太史公曰”， 《汉书》有《艺文志》， 《后汉书》有《文苑传》， 《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 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 “ 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 文”（ 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 理论）与文学（ 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
“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解：
①本文所谈及的古代文论严格来说指中古时期——从汉魏到唐五代。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141页。
④[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叙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⑤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参考文献：
[1]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 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6]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 ].济南：齐鲁书社，1987.3.
[8]王运熙.著望海楼笔记[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9]李建中.李建中自选集[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10]王国健.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问题聚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11]罗宗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2.
[12]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
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27日至30日在上海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160余人及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向会议提交130余篇论文。从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及书面发言（论文）来看，涉及中国文论的各个层面。
一、对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文论的见解
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蔡宗齐《先秦汉晋言实之论与陆机刘勰的文学创作论》认为，陆机、刘勰的创作论是从先秦汉晋言实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贡献是建构了文学创作的理论框架，它也是辨别和描述创作过程不同阶段的复杂的精神和语言活动。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反思了陆、刘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和美学发展的影响。武汉大学曹建国认为诗的本事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诗歌解读方式的文学批评价值；一是作为一种故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陈伯海《为意象正名》指出：意象即表意之象，意象不能等同于诗中名物。陈允锋《中国古代诗学语境中的风骨观述论》指出，风骨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范畴。他将诗歌风骨理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一是情感类型，二是作者的本源功夫，三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形式技巧。戴景贤《论刘勰〈文心雕龙〉之文学本质及其玄学基础》探讨了刘勰以文为德涉及的哲学体系，依“几”、“神”说所建构的哲学理论与其导引产生的文学本质论以及其所涉及的艺术论议题。董乃斌《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歌叙事论》认为其叙事观在以下三个方面较为突出：叙事、抒情对举的概念确认；对咏史诗叙事成份的辨析；对杜甫、白居易的叙事分析。
黄霖《文学名著汇评本的文学价值》指出，文学名著的评点主要是关注名著的文学性，汇评的优势是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充分显示百家争鸣的特点，有助于真知灼见的形成。黄仁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说》探索了文学通变说形成的思想基础、刘勰构建的文学通变理论及文学通变理论的影响。李建中《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谱系》追溯了中国古代文体学之起源，建构起以“用”为华实，以“言”为主干，以“体”为根柢的理论谱系。刘畅《从刘勰与“时流”的社会距离观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若离若即的边缘性状态是刘勰与时尚主流的距离，导致了他思想意识尚北，审美趣向宗南，因而对变新与复古通融折中。刘疏影《宗炳绘画美学理论命题“应目会心”探微》寻索了“应目会心”的基本内涵及其影响，认为它在中国绘画理论及美学思想中具有奠基意义。杨明《读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志疑》对汤用彤魏晋文学原理出于玄谈并不认同，指出哲学对文学是有影响的，但应厘清影响的范围、程度，研究这种影响决不能离开文学本体。二者的关系是从文学到哲学，而不是从哲学到文学。王定璋《孙绰的鉴人与品文》指出，孙绰长于鉴人，往往紧扣所论对象的本质特征；品文则与文本紧密联系。邬国平《诗歌曾经被这么解读》探寻了文字狱与自由释义的关系，认为凡涉及文字狱的作者，其作品在接受史上一般都会“被文字狱化”，这是自由释义的恶果。
二、对魏晋南北朝以降的文论研究
《文镜秘府论》在日本影响颇大。顾春芳《近年日本关于〈文镜秘府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其版本、传承，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书中汉字音的研究等问题提出见解。查屏球对元明“和唐诗风”源流进行了考辨剖析。陈咏红、利敏莹认为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陌生化程序值得探索——它使李商隐的诗歌具有朦胧化和多义性，用典和结构都散发出陌生化的美感。代迅《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认为，步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中国文论面临深刻危机，必须改变中国文论“述而不作”、“依经立义”的传统及其经验性和点悟性的局限。丁放、甘松认为词集的笺注、点评是值得研究总结的文论形式，二者既有区别和侧重，又互相交叉联系，构成词学铨释学的重要内容，对词集传播接受、词派形成意义重大。
邓新华《妙悟与活参》，对佛禅思想影响下的诗学解释学原则进行探析，指出受“以禅喻诗”风气影响的文论家的妙悟、活参的佛禅理论与诗学解释学结合，提升了诗学理论。胡传志《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内容上元年轻气盛，重在批评他人，告诫自己；戴年近古稀，意在自述体会，教导他人。对论诗绝句，戴成就逊色于元。元成功发掘论诗绝句体系的体制潜能，超越了杜甫《戏为六绝句》，成为后人仿效的对象。杜桂萍《序跋题词与蒋士铨的戏曲创作》认为，透过序跋题词可以深入理解其戏曲观念，推究其创作心态与艺术追求，值得深入研究。房瑞丽《明代〈韩诗外传〉评点论略》认为明代对《韩诗外传》的研究形式多样，成果丰富。其特点是围绕义理阐释、文学鉴赏及对比校勘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在《韩诗外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爱和《剑气箫心龚自珍》指出，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是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其特征是留心古今而好发议论的激昂慷慨；而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等，则被、时期新一代志士仁人所继承延续。龚的书生意气、剑气箫心，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行为情感的凭借范型。
黄念然《论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指出，近现代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是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现代转型的重要契机。全桂台《明代文学书信探究》则从另一视角挖掘了文人书信中的文学精神与审美趣尚。刘再华《李慈铭的骈文理论与批评》指出，李认为“惟文之有偶与有韵，同皆文章本质”，并根据用偶、用韵、用典及辞藻风格的不风，以中唐为界，对中唐以前的骈文基本上予以肯定，对盛唐以后至清以前的骈文则整体上持贬抑甚至否定的态度。吕玉华《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化》寻索了小说概念的萌芽、分化、演变并趋于定型的历史过程，颇具条理。
罗剑波对陈深《楚辞》评点的研究、罗书华对欧阳修“六一风神”的探讨、马卫中对清人辑清诗总集评点的考论、彭玉平对与王国维的艺术结缘的梳理、邱奎对《黄侃日记》论诗语辑的探索、阮国华对唐寅魅力的思想渊源的挖掘、石玲对袁枚“性灵”说与传统诗学的分歧与冲突的阐解、孙蓉蓉对“诗妖”说的剖析、王基伦对评点学的笔法研究、王靖宇对阿伯拉姆斯的艺术四维坐标与中国文论的比较研究、王钟陵对汇通中西古今而建构文体学的倡导、徐艳对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新解、杨焄对言为心声和言违心声的探索、袁济喜对应劭《风俗通义》的新探、周兴陆对宋学背景中的诗歌鉴赏论的考辨等，均持之有理。本届研讨会可谓新见迭出、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1语用能力定义
国内对语用的研究大多引用国外的语用能力定义，但也有国内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语用能力可以解释为运用语言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何自然，1997）,它是指对语境的认知能力以及在认知语境的基础上理解别人的意思和意图，并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和意图的能力（刘绍忠，1997；高月琴，2002;侯丹,2002）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语用能力的外延做出了细分。戴炜栋、陈莉萍（2005）认为，随着语法和语用概念的外延，两者的区分会趋于模糊，并不是Ellis(1994)所提出的语言能力是语用能力的基础；杨文秀（2002）也对语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如图1,他认为语用能力包括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施为能力和真实意图（听懂和表达的能力）。
同时他强调：语用能力强调说话人要善于利用语境表达多种语言功能，听话人也必须根据语境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综合以上各家之言，语用能力在本研究中可定义为：能够根据不同的语境，正确理解话语并得体地表达意图的社会语言能力。
2语用能力培养途径研究
大学生的语用能力和他们的语言能力并不是成正比的（刘建达，2006；叶邵宁，滕巧云，2003）,因为他们和目标语以及目标语文化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如我们臆想的那样多，这就要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语用知识的输入，提高学生的文化差异敏感性（cultural sensitivity）,从而达到提高其语用能力的目的（司联合，2001）。
国内对语用能力培养途径的研究目前为止都为理论性的或实践性研究，对具体的语用能力培养途径效果的量化研究还很缺乏。
归纳起来，国内语用能力培养途径可集中表述为下列几条：
1.进行语用规律的显性教学。李清平（2009）认为“可能是因为社交语用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规则，隐性教学无助于学习者总结出这些规则”，并通过对197个学生14周内的CI(Conventionally Indirect)请求语用能力习得的研究，表明显性教学“有可能”是社交语用教学中最有效的方法；孙站稳（2009）通过对某大学专科学校英语专业73名学生的实证研究表明：显性教学所输入的语言语用意识和社会语用意识都超过隐性教学，学生的语用意识更加明确，对语言的应用更加准确得体。
2.结合文化进行教学。现在人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第二语言学习即第二文化学习;语言学习必须在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中进行;第二语言教学必须考虑第二文化输入等。
“文化”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e”,包含拜神和耕作两层意思；《易》经中的“文化”观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要指的是诗书礼节、典章制度、道德伦常以及成为礼俗的一整套观念和习俗。文化可以定义为被一个集团所普遍享有的、通过学习得来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文化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司联合，2001）。
融文化于教学之所以成为研究者们推荐度最高的培养途径，在于大家认为培养学生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关键在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和语用能力（葛晓燕，2005）。
课堂教学中融合文化于语言教学的方法有注解法、融合法、对比法、实践法等，课外可通过讲座、竞赛、座谈等形式进行文化导入（侯丹，2002）。
3.交际互动课堂/真实语境教学/任务型教学。由语用能力的定义可知，能辨别语境并能恰当地表达自己就是具有了语用能力，所以教学中语境应力求真实。
孟祥丽（2009）总结了语境教学的特点：生动性、联想性和制约性。生动性是指课堂社会化和交际真实化;联想性是指语境教学能使学生产生记忆的联想，制约性是指语境对语言活动的内容以及词汇、句子结构等的选择有制约作用。
语境教学中,可以结合生活语境、文化语境进行词汇教学，可进行语境练习：确定语境中词意、语境想象、语境推 导、语境搭配等，在课堂上进行模拟交际互动，并努力创设以语用真实、语境真实为基础的任务教学环境（孙站稳, 2009;孟祥丽,2009；何佳,2005；杨春芳,2003；侯丹,2002；）。
3结语
3.1本次研究综述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在国外语用学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对语用能力培养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01年(杨泓,刘玲)，学者们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了口语、听力、阅读各方面的语用能力培养研究，提出了文化教学、语境教学等显性教学方式以加大元语用知识的输入，但语用能力培养尤其是课堂环境下的语用能力培养尚不如人意，而且现有研究大多是观察性的，能够运用严格的实证调查并实践验证的研究成果也还不足。不仅如此，大部分实证研究是以语用能力调查为主，而纵向（longitudinal study）研究比较少。另外，我国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本科学生或研究生，几乎还没有研究关注规模正日益扩大的高职学生的语用现状及语用课堂教学。
3.2本次研究中发现的不足
研究中所引用的语用理论都是以国外学者的理论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还没有建立新的有我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对语用能力培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西方的语用学理论我们既要跟踪、介绍、研究、引进和借鉴，也要加强国内外语用学理论的交流与沟通：这样才能从我国应用外语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流派，把国内语用学理论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3.3本次研究对将来研究的启发
现代叙事学为阅读文本指明了一个新的理解角度。它在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分析，对理解作品、提高对具体语境的判断力不无帮助；它对文本的形式分析，更能抓住文本的特点，更能深刻理解文本所传达的跨文化意识，其叙事范式也直接影响到话语的解读与评估。结合语用能力定义对语境的辨别能力的要求，本研究推荐将来的语用能力培养研究可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进行。
参考文献
[1]Canale, M. & M. Swain.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Applied Linguistics,1980(1):1-47.
[2]Ellis, 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4.
[3]戴炜栋陈莉萍.影响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的因素.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p1-5.
[4]葛晓燕.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培养[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5(6).
[5]高月琴.语用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口语能力的提高[J].外语电化教学.2002(4):p6-9.
[6]侯丹.在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D].东北师范大学. 2002(6).
关键词：微观分析；宏观直析；求真；尚善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7-02
“合理合式”和“尽善尽美”分别是贺拉斯与孔子对文艺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观点的集中概括。“合理”指的是诗的题材、情感、思想等内容要素，要求诗的内容合乎古典主义伦理及理性。“合式”即合乎作为写诗方式、方法、手段的技巧规律的“式”，主要是古希腊传统形式，其判断标准是得体、适宜。孔子所提出的“尽善尽美”就是主张在文艺内容方面既要具有仁的品德，又要合乎礼的规范，在形式表现方面提倡无过无不及，文质彬彬的“中和”之美。他们都注意到了文艺的社会价值功能，主张文艺当“有益教化”，且都提倡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一、分说与合说，同一与合一
从论述上来看贺拉斯用分说的方式提出了他对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认识。《诗艺》前308行集中讨论形式，后面论及诗的内容及诗人，他在分述的过程中分别提出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标准。贺拉斯的“合理合式”是从“艺术整体”之中分化出来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源同质的，是同一的，也因此它们一开始便有着自身的规定性，在内容方面文艺的内容必须合情理，在形式方面文艺的形式必须遵守规定。在贺拉斯的论述中文艺表现须遵守规范的理性意识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强调“每种体裁都应遵守规定的用处”，“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盛怒配合威吓的词句，戏谑配嬉笑……”都显示出一定的内容和特定形式之间的映照关系，形式处在被动的地位，它需遵守一定的规范，与内容实现同质，进而构成整体。
孔子则不然，早在《周易》之中就产生的唯物辩证的思想给人们的思维注入了思辨的色彩，他不是从整体到部分，而是从部分到整体，更加注重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结合到一起实现合一，因此更加注重二者关系。文与质，言与德，尽善与尽美，往往都是对应出现的，二者相互支撑，相互阐发。在他看来只有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达到尽善尽美才算是最理想的，美与善是独立的，但又是相互生成的，他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时刻注意二者之间的限度。他所谓的“辞达而已矣”，“文质彬彬”，注重的是表现效果，形式处在主动的地位，更加的灵活自由，它可以自我调整以实现最优表现。强调二者间相互关系而非自身规范便成为孔子与贺拉斯的显著区别。
二、微观分析与宏观直析
贺拉斯的论述集中在文艺本身，讨论十分精细，逻辑严密概念明晰。孔子则从文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上讨论文学，其观点带有直觉、顿悟特点，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其根本原因。西方属海洋文明，人们从“物我对立”的角度把握现实世界，追求真理、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也是从古希腊便开始的思想传统。与此相应，主体往往把对象从纷繁的关系或者整体结构中抽离出来做具体细致的分析，运用逻辑思维，凭借理性、概念、推理来分析对象物，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把握。精确性、条理性、明晰性是其主要特点及追求。贺拉斯精细入微地深入到了文艺创作的语言、人物刻画、结构、题材、体裁、文艺创作技巧和规律等文艺内部问题。其次，他的论述过程都涵有逻辑推理过程，或由总体概念到具体阐释，或从具体事例出发得出结论，或从抽象概念出发，举例说明。他的《诗艺》又构成一个大的逻辑体系，即围绕着诗和戏剧创作，提出“合理合式”观点，并论述为什么要做到合理合式以及如何做到合理合式。论述的逻辑性，概念的明晰性特点非常明显。
中国属农耕文明，人们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握对象世界，不将世界视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重视的不是对事物作抽象的分析和认识，而是在情感、理智、意志、经验等多种心理机制作用下对事物作理性直观，宏观直析是其主要的思维特点。它主要是用直觉思维的方式，整体地、形象地把握对象，运用类比、提炼、概括的方式得出结论。它是理性直觉与情感体验共同作用下的思维结晶，多义性、模糊性、朦胧性是其理论成果的主要特点。与此相应，认识主体往往从整体宏观的角度使对象横向铺开，注意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注意把握对象
的相互关系，这也决定其价值判断标准往往以“有益”为准绳，尚善。孔子并没有像贺拉斯那样专门讨论文艺，也没有具体深入到文艺理论的某一个方面。他的理论观点夹杂在其平时的言论活动中，文艺观点与其政治伦理观点、乐论往往交织到一起，他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认识文学，规范文学，诗与礼、诗与乐、诗与教化各方面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在其整体文艺思想观念的统摄下，他注意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注意到了文学对人的心理、情感塑造以及人格修养的作用，他是在宏观视野之下审视文学活动的。孔子常常根据经验并通过直觉、顿悟的方式得出结论，有结论却无具体阐释和论证过程，呈现出多义性、朦胧性特点。他提出的主要概念如“文”、“质”、“善”、“美”等都没有具体内容及标准，呈现出模糊性的特点。
三、求真与尚善
在微观分析的思维方式之下，贺拉斯更加注重如何形式如何真实再现客观对象，求真是其要义。“真”所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理性，①这种理性精神贯穿在贺拉斯的认识态度之中。他在《诗艺》的开篇便批评了那种把不同性质的物类拼凑到一起的做法，提出统一、一致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其对艺术创造的认识，他不反对：“画家和诗人一向都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但他反对那种一味追求创造却不顾客观事实的做法，他主张形式创造必须是真实的，合乎规律，合乎逻辑的。同样在内容方面，他指明：“虚构的目的在引人喜欢，因此必须贴近真实。”“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观众才能相信。”他并不反对虚构，但是虚构也必须建构在“真”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实现文艺的价值。他的合理观点也暗含了古希腊大写的“人”即“真人”的理想标准，“懂得对于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懂得追求荣誉”，“能给人益处和乐趣”，其中暗含了对于人的理性思索以及崇尚“真人”的理想态度，“求真”是其重要的理论品格及思想认识标准。
与宏观直析的分析方式相应，孔子更加重视文艺的功能效用，“尚善”是其理论思想的核心。“善”的背后隐藏的是情感评价，关注的是对象是否有益。②孔子主张“放郑声，远佞人”，而推崇中正平和的雅乐，因为郑声是当时的新声，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孔子认为这种形式容易诱发人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他把形式特点与情感激发联系到一起，进而与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联系起来，由此判断认识对象，求“善”是其判断的逻辑起点。在言语活动中他提出“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是因为言是传道的方式，形式上过于精巧有害于“仁”的表现，他对于形式美的判断标准也是以“善”为基准和核心的。在内容方面孔子更是以“仁、德”为主要内容，与“善”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尚善”是其理论中重要的品格。
四、叙事理论与抒情理论，模仿与宣泄
不同的文艺传统和文艺对象对二者理论观点的形成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有叙事传统，在贺拉斯之前主要的也是成就较高的文学样式是神话传说、史诗以及戏剧，这类作品重在叙事。贺拉斯《诗艺》集中讨论的是戏剧，属于叙事文学理论。叙事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乃是社会生活事件过程，是人的社会行为，特定的表现对象决定这类文学更加重视叙述结构，叙述话语，人物刻画等问题，它追求的是如何客观再现表现对象，如何实现对对象的真实模仿。在贺拉斯之前的主要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持“模仿说”，把艺术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贺拉斯也是如此。首先，他主张模仿传统，他主张遵守体裁规定的用处即传统形式，他提倡沿用古希腊的题材，主张人物表现与古希腊保持一致。其次，他主张真实地模仿对象世界，合理的主要内涵就是合情合理即真实。他还主张选择那些力所能及的题材，以做到文辞流畅，条理分明。他还说：“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主张词句和内容相配合，也在于真实传达出内容。贺拉斯重视的是如何客观地再现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再现关系，“合理合式”则是最高的审美标准，同时也是文艺表现的规范，只有遵循形式规范、准则，做到真实再现才能达到美的顶端，形式和内容之间是一种由真而美的过程。
孔子论文学涉及到“诗”“文”两个概念，“诗”是指《诗经》，“文”则涵盖了学术和文化，与文学相关的是《诗》、《书》、“六艺”，孔子讨论的对象主要的是抒情性文学。抒情性文学所表现的
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其文学活动的核心在于情感表现，更加注重反映主体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体验，对待形式的重视与关注程度较叙事文学轻，因此抒情性文学也呈现出较高的心灵自由度，形式美的判断标准也有所不同。关注情感内容便成为抒情文学的核心。孔子的整体文艺观点也显示出对文艺内容的重视。在先秦人们的认识观念中，艺术活动是情感宣泄的途径之一，但是在艺术活动中它不是情感的无理性的流露或迸发，而是有适度的意识控制与思维参与，是一种有节制的情感抒发。在孔子这里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他提倡情感表现要合乎礼的规范，要在伦理道德的限制之内，即情感表现需合乎“善”，要能对人、对社会有益。他提出的“尽善尽美”，“思无邪”，“哀而不伤，乐而不”的评论标准，都贯穿着以“善”为准绳的情感评价思想，更体现出以礼节制情感的思想主张，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基点是善，是要能通过善而产生“有益性”进而到达美，这是由善而美的过程。
注释：
①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以内在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
②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情感地评价对象，核心是尚‘善’，体现为‘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赵，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b].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i].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贺毅主编.中西文化比较[i].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伊朗文化；伊朗文学；伊朗朗电影；文化交流；“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0-0016-02
中国和伊朗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公元前2世纪开通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对波斯文明的探究自古就没有中止过。1971年，中国和伊朗正式建交之后，两国高层互访增多，各领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2013年，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2016年1月，访问了处于“一带一路”中转站的伊朗，中伊关系翻开全新篇章。随着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我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也渐趋广泛、深入，中国的伊朗学研究蓬勃发展。
一、关于伊朗文学的研究
对伊朗（波斯）文学的研究始终都是我国伊朗文化研究的传统和重点所在，在上世纪未到本世纪初的几年里，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伊朗文学作品和一系列研究伊朗文学的论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自本世纪初起，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学界加大了伊朗政治、外交关系等的研究力度，而对伊朗文学的研究有所减少。
㈠对伊朗作家、作品的介绍和研究
伊朗的古典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仍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林姝的《一路荆棘，一路阳光――中的悲伤与美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专刊）介绍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伟大史诗《列王纪》反映出的悲伤基调和人物及语言的优美。魏丕植的《读鲁米》（《黄河之声》，2013.10）介绍了波斯大诗人鲁米及其诗歌。王汝良的《在中国》（《东方论坛》，2014.5）认为，《阿维斯塔》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宗教、神话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在中国对其译介和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广阔的空间。穆宏燕的《主线故事探源》（《国外文学》，2015.1）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主线故事从印度到波斯再到阿拉伯的发展演变轨迹。
当然，对现当代伊朗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伊朗文学研究的内容之一。穆宏燕的《两大奖项与伊朗新世纪小说》（《外国文学动态》，2013.6）对获得古尔希里文学奖和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文学奖的新世纪伊朗小说进行了梳理。《20世纪的伊朗女性解放思潮与女性诗歌》（《职大学报》，2015.3）论述了伊朗几位女诗人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为20世纪伊朗诗歌的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武磊磊的《赫达雅特研究在中国》（《雪莲》，2015.21）对伊朗著名小说家萨迪克・赫达雅特的生平概况进行了介绍，对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现状也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㈢中国文学与伊朗文学比较研究
中伊两国的文学都非常发达，这就使得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从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异同以及互动。张广兴的《酒里人生――李白饮酒诗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比较》（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李白与欧玛尔・海亚姆饮酒诗思想内涵的异同，并从跨文化的角度探析了其异同的原因。韩文慧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对的影响为例》《昌吉学院学报》，2013.1）将波斯英雄史诗《列王纪》与中国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比较，指出《列王纪》对《玛纳斯》在外部结构的谱系式与内部结构的悲剧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丹的《从波斯文学中的儒道精神内涵看文化的相似与沟通》（《学理论》，2012.3）指出从中世纪波斯两位作家海亚姆与萨迪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子。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相似性是个体思维发展的共同之路、现实政治的被动引导以及两国文化的客观交流等因素所导致的。
㈢对伊朗文学名著翻译的研究
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代表作《鲁拜集》，因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的英译而闻名于世，“五四”时期经、郭沫若等人的译介传入中国。90多年来，《鲁拜集》的汉译层出不穷，它所引发的关于诗歌翻译的讨论也经久不衰。邵斌、缪佳的《互文性与诗歌衍译――以菲茨杰拉德和黄克孙翻译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4）、王一丹的《跨越东西方的诗歌之旅――从（鲁拜集）的最初汉译看文学翻译成功的时代契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张建伟的《主要译本比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9）等论文对《鲁拜集》的各种译本及诗歌翻译的相关理论与途径进行了探讨。
二、关于伊朗电影的研究
伊朗电影经过100多年的曲折发展和几代电影人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品频频在世界各主要电影节上获奖，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伊朗电影现象，引起中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㈠对著名导演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影坛涌现出贾法・帕纳西、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基德・马基迪等一批优秀的电影导演，他们为伊朗电影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我国学者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唐灿灿的《从遮蔽到解蔽――解析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电影评介》，2014.17）用存在主义理论从叙事角度解读了的马基德・马基迪电影的叙事方法。梅云慧的《贾法・帕纳西・节制的现实主义大师》（《电影文学》，2015.1），结合帕纳西的生平经历及电影作品，探讨了隐现在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元素。《往返运动中的旅行者：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电影新作》，2014.1）论述了阿巴斯导演利用往返运动的主题深刻反思了伊朗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个体的生命哲学。
㈢对某部电影作品的多角度研究
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在2011～2012年大放异彩，斩获了包括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40多个奖项。我国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从电影的主题、拍摄手法、叙事风格等多个角度对这部电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仅中国知网收录的就有40多篇。如唐灿灿的《“私欲”与“道德”的博弈――论中宗教力量的镜语表达》（《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王向辉的《西敏的离婚诉求――从看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朱自然、唐科霞的《浅析电影（一次别离）叙事中的新现实主义色彩》（《环球人文地理》，2014.14）等。
对其他电影作品分析的论文也有一些，但数量上远远少于《一次别离》。如赵鑫、黄兵的《寻找与希望一（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读解》（《电影文学》，2012.24），黎燕敏的《电影（天堂的孩子）的叙事艺术》（《电影文学》，2012.14），张爱民的《残酷与爱的双向书写――（背马鞍的男孩）评析》（《名作欣赏》，2011.17）等。
㈢中伊电影作品比较研究
中伊电影作品的比较研究，既有具体电影作品的比较，如肖鹰的《中国电影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与的比较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2.3），张金尧、韩天棋的《文化背景和美学修养的比较一以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和中国电影（亲爱的）为例》（《电影评介》，2015.21），唐仁跃的《真情摹写与矫情错位――和之比较》（《当代文坛》，2014.3）；地有类型电影的整体比较，如王春鸣的《伊朗与中国的儿童电影叙事风格比较》（《电影文学》，2013.19）。
三、关于中伊文化交流的研究
丝绸之路的打通为两国文化的接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政府到民间，从双边到多边，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检索的结果来看，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以中伊文化交流为题进行了研究。分别是田鸿坡的《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研究》（2011年西南大学硕士论文）、李巧茹的《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2013年湖南师大硕士论文）和张欢的《元至明初中原地区与伊斯兰地区文化交流状况研究》（2013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论文）。前者回顾了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论述了交流现状，分析了影响因素，并对交流的趋势进行了预测。后两者则论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和伊朗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
还有论文对中伊文化交流的成果进行了研究。如余朝霞的《元代青花瓷器的伊斯兰风格》（《中国陶瓷工业》，2012.3），认为元代青花瓷的艺术特色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是中国文化与波斯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产物。穆宏燕的《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伊斯兰细密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回族研究》，2015.1）阐述了中国宫廷画院体制对波斯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起到的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林梅村的《波斯建筑艺术巡礼――2012年伊朗考察记之三》（《紫禁城》，2012.7）结合中国考古发现与在伊朗的实地考察，介绍了波斯建筑艺术及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
一、 何为教育叙事研究
在解释“教育叙事研究”前，我们先来了解“教育叙事”。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述个人在教育活动中的经历或经验，它通过教师个人传记、经验总结等文本的方式，直白地描述教师反思后的教学观念和行为。它是教师教学活动的真实写照和感情流露。
“教育叙事研究”由北美和加拿大学者的研究开始兴起，它以叙事（教师讲述自身的教学经历和故事）的方式开展教育研究。它是一种能深入挖掘和剖析教师教学理念和信仰的质的研究方式。
教育叙事研究不说明教育的定义，也不规定教育的行为规范，故事就是研究文本，故事就是读者了解和体会教育真谛的途径。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教师归纳和理清自己的教学行为，体验实现教学理念的乐趣，叙事促进教师反思，并在反思中促进成长。[1]
二、 当前英语教师叙事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教师不是叙事的主体
尽管叙事研究这一质的方法是通过讲述真实、系统的教学经历和故事，透射出隐含的教学行为理念，但在叙事研究过程中，有些研究者不是把教师作为故事的主角。研究者所采样的叙事文本中，更多的是关于学生的成长经历故事，主体被偷换了，教师成为旁观者和配角。故事的主体如果不是教师，那么后期的深入分析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也无法真实地反映教学行为背后的哲理和信念。
2.叙事零散、研究失真
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叙事学、经验主义理论、现象学、解释学等，它通过主体的真情流露，解释和挖掘其教学行为和经历的深层意义，从而有效指导进一步的教育教学行为。教育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文学叙事既可以真实地叙述发生过的事情，也可以依据虚幻故事的要素叙述情节；既可以是过去的事情，也可以是面向未来的。
教育叙事研究的根本就是真实。它应是教师过去亲身经历的教育教学行为以及收获、迷茫等。是对过去的“实然”回忆，而不是对未来的指令。但是，现下有些教师开展的叙事研究中，没有注意叙事的真实性，故事文本有所偏颇，这会影响进一步的探究和解析。
此外，从事英语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者还较少，撰写的文章也较为零星，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的研究数据和相应的英语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具体方法的科学和规范的指导。
3.只叙不思
“只叙不思”也是教育叙事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叙事研究的关键在于反思，如果只是叙事，而没有思考叙事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和可能带来的影响，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解释故事的背后道理，如果没有反思，或很少反思，就只能为叙事而叙事。从现象到现象，是无法在理论水平上有所提升的，也就无法实现叙事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学行为的指导这一过程。“只叙不思”不是叙事研究所倡导的。
“只叙不思”也体现出进行叙事研究的学者没有学习和领会这种研究方法的根本所在，没有掌握深厚的理论知识，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人云亦云，从而研究的结果无法让人信服。
4.成果单一，无法共享资源
英语教师的叙事研究成果常见的是所发表的论文，且相关的论文为数不多。本校和本地区的同行如果想了解他们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也只能阅读他们的论文。但是这些论文以褒奖的一面居多，展示困惑的方面还是凤毛麟角，所以读者也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研究，更谈不上相互学习和分享经验。
教育叙事研究需要一个可以让老师们自由分享研究成果的科研平台和资源库，更好地组织、引导参与研究的教师，让彼此在交流和互动中，得到成长。
三、 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
1.明确目的和对象
（1） 明确目的
研究者首先要明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问题，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研究工作。明确目的需要充分考虑以下方面：①所叙之事以及背后隐含的道理对学校的英语教学有参考价值，对自我以及同行的发展有借鉴意义。②所设问题有一定创新，并有代表性。③所研究的问题有操作性，所涉及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影响因子都有可控性。
（2） 确定研究样本
充分考虑校本的就近和方便的原则，采用随机抽样方式，确定研究样本。教学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鼓励学校更多英语教师群体参与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满足本校更多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尤其是促进英语教师个性化的发展。个体和集体的研究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发挥个性化研究特点，也促进研究中的合作与交流，达到共同进步，有效提高的目的。
2.叙事和收集文本
（1） 叙事
让所选取的对象陈述他们的教学经历。研究者要了解所选样本眼中的教育，其重要途径就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这是他们对教学的体验和感悟。它尊重研究样本的原始声音和真实故事，以“实然”的教育教学行为和体验的叙述为根本。它可以通过口述或书面陈述的形式，还原讲述者一个个清晰而完整的教学故事。真实的故事能保证后续的准确剖析和探究。
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注意体现教师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但也要注意到人人都有机会发言。参与研究的样本教师自由讲述自我的教育故事，但为了不偏离研究主体，研究者应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鼓励和刺激参与者，让他们围绕主题，大胆陈述。研究者认真地倾听和记录。在他们思路不开时，研究者以巧妙的方式，从听众的角色转换到发言人，提些问题或讲述自己同样的亲身体会，调节氛围，但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应始终让参与者觉得自己是故事的主人。
（2）收集文本
研究者对故事的记录就是有效的文本收集方式。此外，如果故事文本还不足以展开下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研究样本的教学记录、教学日志或与参与者的通信、访谈的方式收集文本。教学记录就是观摩参与者课堂教学行为后所得到的现场记录。教学日志是参与者日常教学活动的记录，包括课后录、课堂教学反思等。与参与者的书信往来或访谈，也能直接得到参与者的教育教学行为的故事片段，这些有用的片段，合成于以上的文本，就能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叙事文本。
3.分析文本
采用拉波夫模式和矩阵式方法，分析叙事文本。
（1）拉波夫叙事分析模式
拉波夫（Labov）认为叙事研究“不是简单地转述参与研究的教师个人教学经历，而是对他们的某些教育教学故事片段的重新经历”[2]。拉波夫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叙事分析模式。这种方法简洁明了，容易理清故事来龙去脉，并得出故事背后的教学理念、态度等信息。
这种方法以社会语言学为依据，包括六个关键环节：形成摘要、确定方向、描述细节、评价反思、形成结论和尾声，用英文首字母缩写表示为AOCERC。A即形成摘要（Abstract）。参与者先对即将叙述的教育故事简单介绍。O即确定方向（Orientation）。是指确定叙述故事中的要素，包括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关系等。C即描述细节（Complicating action）。是参与者以时间为主线详细叙述故事。E即评价反思（Evaluation）。指的是参与者在叙事的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悟以及隐含的一些反思和评论。它有内在和外在的反思。外在的是指叙事者在故事结束时进行的评价和感悟，内在的是叙事者故事讲述过程中隐含的观点和原由。研究者要学会捕捉这些重要信息。R即形成结论（Resolution），研究者通过以上环节，进一步分析，依据所学理论和掌握的信息，形成故事的结论或观点。C即尾声（c o d a），叙事研究者指出这个故事及其结论与日常教学行为或者其他教育经历的联系和对其影响。[3]
进行叙事研究和分析过程中，这六个环节不是每环必备和顺序固定的，它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先后顺序和删减，有时可以省略摘要，有时也可以不要尾声部分。
（2）矩阵式叙事分析方法
包含四个要素：整体、类别、内容、形式。通过四要素的排列组合，形成矩阵分析模式。[4]
①整体——内容分析。教育叙事研究者认真阅读所收集的叙事文本，记下整体印象，寻找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词，并将主题词和形成的整体印象联系起来，以开放的心态，赋予故事合理的解释。
②整体——形式分析。从整体故事入手，关注故事构成形式以及发展脉络，并善于捕捉参与者的内在和外在的反思与评价，用这些有用信号合理推导出故事的结论。
③类别——内容分析。把收集的叙事文本，按研究的目的要求进行分类整理，依据单元进行统计或描述，然后，按照研究的拟定原则，再细化和分类，通过量化和质化分析，形成研究结论。用一句话说，就是筛选、定义、分类和总结。
④类别——形式分析。同样也是先将叙事文本分类整理，然后依据语言学的特征，判断和评价叙事文本所体现的情感本质。即研究者在阅读和分析所收集的文本时，特别关注叙事中情感流露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定语、状语的使用，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隐含着叙述者一次不同寻常的教育体验。研究者透过这些语言符号与特征，就能分析出故事中的故事。
4.方法升华
教育叙事研究遵循几个基本环节，即“方法一文本一结论一方法”。研究的最后环节是提升和改进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所说是一种质的研究，但由于其故事的讲述和收集与分析的过程，融合了很多主观判断和意识，因此这种方法要求其使用者时刻反思和理性探究，尽可能地避免自我的教育教学经验、价值取向和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使叙事研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与反馈作用，并能升华为一个可持续的教育研究方法。
5.写作成文
它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研究的最后环节。研究者通过前期的叙事文本收集，整理和分析，形成一定观点和判断，为了更好地反思和与同行分享，可把这些观点和结论汇集成文，以论文、研究报告等方式出版或在会议宣读。所形成的研究文本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共同创造的结晶，它促进双方的反思和专业发展，也让更多从事类似研究的同行们受益。
四、 叙事研究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叙事研究对于英语教师而言，就是一种个性化十足的教学反思行动，它让研究回归于课堂，更贴近教师的个人教学生活，通过重现教育教学中有意义的故事，把保存在教师个人心中的隐性的、难以量化的知识和个人经历和收获表达和描述出来，它能多层面、多维度地探究行动背后的显性因素。这种实践中的理性反思，将给予英语教师校本专业发展极大的内在张力。
1.教师成为叙事研究者
在叙事的过程中，参与的教师其实也主动地进行专业发展。从教书匠到教学研究者这种身份和角色的变化，更有利于教师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激发教学和研究兴趣。叙事研究就是教师专业生活经历的真情告白，它为教师提供具有人文关怀和情感魅力的思考空间，让教师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学的研究者，以有效地发现自我和提高自我。
2.隐性知识外显化
以讲故事、做教学日志、访谈或者是课后录的方式，记录着教师个人的隐性并似乎散乱的教学行为，但是通过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把直观的、个体的、即时的文本系统和科学地诠释和深挖，就能把隐性的知识外显化，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也可以与他人分享，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化发展。
3.激发反思
当我们谈到教师专业发展这个话题时，反思总是一种被提及的方法和手段，但有时教师们也很困惑，我们为什么反思，反思什么，怎么反思，反思成为了一种言而无物的摆设。然而通过叙事研究，教师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反思，个性化的数据和文本的分析，就是积极的并且清晰的反思过程。
4.搭建校本资源分享的平台
通过叙事，将自身的经历和经验与人分享，也能将个性化的教学行为展示给本校同行，使个人教学行为和本校同行、教育权威拉近距离，也让自己有机会向同行学习，同时在交流中更好地解决本土的教学实际困难，更有效地推进校本的英语教学团队建设。
将校本的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叙事研究结合起来，促进英语教师对自我教育行为的反思与评价，通过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共同探讨，把教学研究和反思具体化，开放化和意境化，有助于英语教师职后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希希.教育叙事研究是什么.教育研究，2006（2）.
[2] 战菊.大学英语教师的叙事分析：信念及其构建.中国外语，2010（9）.
一、小说叙事特征与叙事理论
由此发轫，笔者意识到研究海明威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要重视探究其审美诉求和精神指向，更应从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的人物对话入手。通过分析这些宝贵的信息载体，进而获得进一步了解海明威文学世界的真实意图。国内学术界对于海明威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为直接的因素在于1949年之后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普通读者和学术界对于欧美文学的关注较少，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苏俄文学。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欧美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被译介到中国，普通读者开始逐渐了解海明威，部分专业人士也开始将关注的视野投向这位久违了的美国作家。
回首针对海明威创作文学作品的研究路径，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做整体概述：最早的研究是从作者本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传奇的成长历程入手，尤其是部分研究者将海明威参加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身体、心灵的双重创伤视为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使得20世纪60年代针对海明威小说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外部价值探讨，存在脱离小说文本实际的缺陷。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外学术界在进一步有效梳理海明威生平经历、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逐渐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对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所塑造的“迷惘的一代”倾注了较多的研究热情。
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渐进入到历史的高峰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先后发表了大量以海明威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二是一批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选定了海明威及其作品，这无疑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海明威和他的作品的研究深度。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单纯从层面分析海明威及其文学创作并不能有效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层面，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处。
叙事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视野，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俄国人普罗普贡献良多。他明确提出了叙事功能的理论，进一步将一部文学作品或故事析分为角色和角色的行动构建的大厦。在他的辛勤努力之下，这一理论粗具雏形。但由于初始的分析对象仅为俄罗斯民间童话，不免沾染上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使得叙事理论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当笔者尝试着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海明威创作的作品时，逐渐意识到海明威的创作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诸多维度，但就其叙事模式而言却存在着相对固定的模式。这一点正是叙事学理论存在的方法论意义，也将注定使得笔者对于海明威及其文学作品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层级。
二、海明威小说对比分析
作为一名作家的海明威无疑是高产的。他在为后人演绎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的同时，也在讲述着那些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笔者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小说《老人与海》，尽管这部作品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但是作为一部带有鲜明海明威色彩的作品，笔者仍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纵观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我们发现这类小说不外乎这样一种模式：主人公有一个愿望，可是碰到了障碍，经历千辛万苦的拼搏，最后还是失败了，但主人公精神立于不败之地。”[2]所谓“精神”，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需要读者将自我的身心浸润其中，方才能够体悟得到。在作者所营造的虚拟的文学世界中，这种“精神”往往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众多人物来体现，而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更是将“精神”的内涵、外延阐释得最为全面的关键所在。
中国读者对于海明威的了解或许还停留在中学课本所节选的《老人与海》以及同名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这种较为片面的认识无疑阻碍了人们全面认识海明威，必须时刻谨记的是海明威是以“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得到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肯定的。“在谈论他的作品时，我们不应忘记他的叙事技巧。一个短小的故事经过他反复推敲，精心剪裁，以简明的语言、精致的构想使人们一下子就被他的作品抓住，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3]
以小说《老人与海》为分析对象，桑迪亚哥的目标是捕到一条能够证明自己捕鱼能力的鱼。这不仅是为了生计着想的现实诉求，更是桑迪亚哥迈入垂暮之年后试图证明自我能力的一次努力。在长达八十余天的海上漂流中，桑迪亚哥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凭借自己多年捕鱼积累的经验一定可以达到目标。当桑迪亚哥的“硬汉”之旅进入到第85天之后，他终于捕获到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一条大马林鱼。当老人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最终将大马林鱼征服之后，老人似乎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但成群鲨鱼的到来彻底摧毁了老人的胜利果实，最终留给老人的就只有空空的骨架而已。
单纯从物质层面的因素进行分析，老人失败了，但他的行为体现了“人可以被消灭，可是打不败的”硬汉精神。当读者感叹《老人与海》所传递的精神时，却发现“硬汉形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老人与海》中。在海明威同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笔者也能找寻到近似的叙事模式。在小说《打不败的人》中，海明威为读者塑造的是一位挑战自我的老斗牛士。为了证明自己，他一次又一次冲向公牛，只为了将剑扎进牛身――证明自己的价值。“海明威小说着力描写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检验人的生存状况，以便考验他们的勇气、胆识和自我完整性，同时阐明自己对不屈于命运，视死如归的硬汉精神的赞美。”[4]类似的故事还在海明威的另一部短篇小说《五万元》中有所体现，这是一部以拳击比赛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拳击手杰克为了赢得奖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三、海明威作品叙事特征分析
通过对上述作品的分析，笔者了解到作为一种特定的叙事模式的存在，不仅在海明威某一作品中有所体现，而是以一以贯之的表现形式多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海明威本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多次遭受肉体创伤和婚姻不幸的经历，使得后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极易形成先入为主的“硬汉形象”。
当然，海明威的作品中并非只有“硬汉”小说，这一类型的作品情感基调基本是悲剧性的。这一类型的作品以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为代表，不同于之前的作品，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了美好的愿望和奋斗的目标，他们有的仅仅是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原则。
“奇怪的是它一点也不痛， ”他说， “你知道， 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真的这样吗？”
“千真万确。可我感到非常抱歉， 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
“别这么说！ 请你别这么说。（《乞力马扎罗的雪》）
这是这部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对话，作者没有直接交代男女主人公的姓名，而是将其置放于数页之后。在违背惯常语言逻辑模式的前提下，作者所采用的新奇表现手法充分展现了他所具备的高超叙事能力。总体而言，笔者仍然认为“硬汉”小说是海明威诸多作品中最富艺术张力的作品。这主要缘于在笔者阅读海明威小说的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不仅是在所谓的“硬汉”小说中可以洞悉到类似于上文所提及诸部作品中出现的叙事模式，而且在海明威作品中占据相当重要分量的战争小说也是如此。以《永别了，武器》为例，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处最为渴望的就是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但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的美好愿景化为乌有。当凯瑟琳死于难产时，消失的不仅是凯瑟琳的生命，还有一段属于属于凯瑟琳和亨利的美好感情。现实生活在他们渴望平静的简单生活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是如此的残酷。这样的“障碍”还出现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了阻止纳粹的攻势，他们需要炸毁一座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桥梁。对中国读者而言，更多的似乎感受到了英雄们所彰显的价值取向。当笔者冷静下来之后，逐渐意识到这座桥是否必须被炸，它在一场战争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
至此，我们可以对出现在海明威各种类型的小说中的共同的叙事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某种形式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追求更为美好的人生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努力，但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他们无法逾越也无法战胜的阻碍。当他们意识到障碍的存在时，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跨越一切时，突然意识到“障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并且“障碍”将真正成为阻碍他们实现自我愿望的外在因素，几乎无法抵抗。“海明威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其他障碍物的象征：那把杰克和布雷特分开的创伤（《太阳照常升起》）；把亨利和凯瑟琳分开的难产死亡，甚至那座使书中的主人公付出生命代价也必须炸毁的桥。”[5]
[参考文献]
[1] 张薇.叙述学视野中的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2002（03）.
[2] 张薇.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 杨恒达.海明威――创造“硬汉”的“上帝”[J].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203.
[4] 苗春雨.决战荒诞的斗牛士――存在主义角度分析海明威《打不败的人》[J].剑南文学，2012（10）.
[5] 董衡翼.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1.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临床医学教师；职业精神；职业能力；培养
在医学生的培养体系中，医学生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后备人才，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让医学生在将来可以迅速成长为既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又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同时还具备高尚的医德品质、崇高的敬业精神的现代化的医务人员。现代教育学观点认为良性的医德心理和医德观念的形成需要良好的医德教育环境和氛围，临床医学教师可以运用感染、暗示、趋从等教学手段来引导医学生医德心理发展和医德观念的形成[1]。学生在校学习阶段即为医德形成的关键时期，高尚的师德不仅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情感，同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医学院校应该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计划性的优势，使医德教育不仅体现在道德知识的传授上，更重要的是有良好医德教育环境的建立及环境课堂的研究与应用上。
1临床教师职能
作为大学附属医学院的一名医学教师，在课堂面对济济一堂的大学生通过讲授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讲述临床工作中的奇闻轶事，填充着大学生对临床的向往。该研究认为临床教师有如下职能。
1.1医学理论的讲授者
与其他专业的专职老师一样，作为临床医学教师，也必须具备深厚而透彻的医学理论知识，掌握医学发展的前沿，让学生们能接触到最新的医学理论知识。
1.2专业技能的领路人
临床实践是医学生培养的很关键过程。在临床医师的带领下，具备了一定医学常识的学生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接触患者，对学生们来说既新奇又充满挑战，他们既跃跃欲试，又手足无措，需要临床老师悉心指导。通过该阶段的学习，医学生们逐渐适应临床工作，还培养了神圣的职责使命感。但如果老师认为实习同学的到来仅仅是又多了个干活的帮手，带教过程敷衍，让同学们产生挫败感，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职业选择。
1.3医学人文的身教者
医学不同于其他专业的自然科学，医疗过程中，需要接触患者，患者的家属及其他一些可能影响疾病转归的自然及社会因素。专门知识的系统学习始终是高等教育基本的、核心的任务，但它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2]。一个德才兼备，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临床带教老师的每一举手投足都会深刻映入每一个医学生的心底。《医学生誓言》对他们来说是空泛的，在身边带教的老师才是他们将来的楷模。
2影响医务人员临床教学工作原因
而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在医院还需面对着繁重的临床工作，各项考核，以及科研论文等。在医疗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既要做到一个让“群众满意的医生”，同时也要成为一名让“学生满意的老师”。在目前的医学教学过程中，下列因素影响医务人员潜心临床教学工作。
2.1多重身份属性
目前附属医院临床医学教师同时拥有医生、科研人员、教师等多重身份，承担着教学、科研、医疗等3项基本任务。因此个人时时都面临着需要平衡医、教、研3项工作，作为每个非专职教师，首先定位是服务于患者的医生，其次才可能是教师。不像专职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授课准备，繁重的医疗任务挤占了教学准备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教学效果。
2.2教学与科研的平衡
医疗行业中科研工作能力和质量是衡量一个个人及单位的重要标准。在教学医院，各级课题、科研成果及SCI论文等成了医院考核医务工作者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职称评定和晋升。而教学工作的成果很难被科学评价，也不能有助于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青年医务工作者更是认为，参与教学工作只是锦上添花的行为。
2.3学生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国的医学教育也不是像欧美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导致医学院校学生数量迅猛增加，同时，由于对医学职业的不认同，很多品学兼优的高考生没有选择进入医学殿堂。当前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求知欲已不同以往。进入临床实习期间，学生常常将宝贵的临床实践机会让位于找工作与考研复习，这也严重影响了的医务人员的临床教学热情。
2.4教学环境变化影响临床带教
在法治日益健全的社会，一系列的法律及部门规章陆续出台，规范了每一个医疗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资质。而且，现阶段的医患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实习医生们无法获得更多的动手机会，而临床带教老师迫切需要的是书写病历的学生，这些学习环境的改变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让临床技能培训不能得到落实。
2.5人生价值的迷失
受到市场经济的激烈冲击和深刻变革，医务人员的价值观朝着更加自由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3]。医学生的职业理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人物质利益观念增强，而奉献思想弱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道德无序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医学道德观念，影响着医生与医学生的医学道德评价标准。
3教学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作为临床医学教师，既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医疗活动的主导者；也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的言行对培养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从事医疗职业的决心会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医学美德是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支撑和体现[4]。因此，作为教师的临床医生，应该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以下几点。
3.1掌握高等教育学的一般规律，实施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学理念
教师要做学生的引路人，教会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以问题发现为课堂学习的起点，以问题探究为学习的进程，以问题解决为学习的归宿。从知识中心转向能力中心，教师要使知识充满活力，这也是创新教育的核心问题[5]。
3.2提升个人素质整体水平
医务人员是临床教学的执行者，是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后备人才的“工程师”，加强其职业道德教育是提高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作为医生基本职责是治病救人，而教书育人则是教师的主要职责，所以更应强化临床医生也同时需要具有教师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使临床医学教师具有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职业情感，把教学带教工作，放在与临床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探索提高医学院校临床医学教师职业道德精神及职业能力培养的途径和方法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3.2.1努力加强自身思想道德及专业修养
高校教师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对教育事业充满热情，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以博爱的精神对待每一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思想及行动的榜样。
3.2.2强化教师的反思与自我激励精神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教活动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修炼、自我激励的过程，提高的过程呈螺旋型的上升，没有顶点，只有更高点。刚走上讲台的临床医学教师更应以优秀教师为榜样，揣摩教学方法，品读人格魅力，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学生热爱的教师。
3.2.3培养个人的“叙事”能力
医师和教师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医生要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就必须有良好的叙事知识和叙事能力；而教师要与学生进行全面的交流，也必须懂得叙事知识，提高叙事能力[6]。具备良好叙事能力的教师，既可以有效地与学生交流，同时可以将晦涩的医学知识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呈现出来，还能传达医疗行业的正能量，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及坚定他们的职业选择，也能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叙事能力，有助于在将来的临床工作中取得良好的沟通技能。
3.2.4提升个人人文素质
医学教育应以培养同时具有高水平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人才为目标，传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7]；丰富的人文素养，有利于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强烈的敬业精神及高效的医患沟通技能[8]。而作为教师的临床医生，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人文素质培训，对患者、学生具有同理心，于教于无形地感染着医学后备人才。
3.2.5持续学习的能力
医学科技及医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临床医生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教学对象的心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停发生改变，教学方式在科技的推动下也更为丰富，所以临床医学教师应该具有吸收、创新教学方法的能力。
3.3协调好临床与教学工作
作为临床医生，医疗服务任务本来已很繁重，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完成备课、命题等教学任务。而且，部分临床医学教师走上讲台的动力并不完全契合于教学工作要求，由此常会导致医务人员对教学工作难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因此，教学、科研、医疗有机组合，部分释放临床医生的压力，让有兴趣的临床医生能更投入到医学教育过程中，使临床教学成为医务人员肯定自我、施展个人才能的另一片舞台。而作为医学院校，也应加强师德培训、完善考评及监督机制。借助多种形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师德培训活动，向学生、教师及社会传递正能量，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每一位高校教师在无形中感受到身为教师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要不断完善对教师的考评和监督机制，将师德纳入考评范围，通过各种奖励和惩罚的形式激励教师践行良好的职业道德[9]。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将要继承和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将直接影响着我国卫生行业健康发展的步伐，关系到整个社会持续地进步和发展。而作为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临床医学教师，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患者的不理解、抱怨，各种媒体对有关医疗行业纠纷的报道也会不断刺激医生的神经。将要走上医学之路的医学生也会在这种形式下对自己的最初志愿产生动摇，甚至会导致他们在毕业后放弃医疗工作，所以，作为临床医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真善美，用仁爱之心观察社会，用慎独之心要求自己，用责任心回报社会对医学的信任，用良好的医学职业精神推动医学教育事业[10]。医学大家裘法祖院士以“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自省，终身以治病救人和培养人才为己任，深获医者敬仰。临床医学教师要深刻明白“教学相长”的道理，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因此，需要不断加强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能力与职业道德修养，掌握医学教育特点，了解医学生的需求，培育出更多适应当前人民需求的医务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孙华峰,鲁超.论内隐学习对医德教育的影响[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6）：77-78.
[2]方红萍，张继平.论学生本位的高等教育目的价值取向[J].继续教育研究，2013（9）：4-7.
[3]肖冬梅，李嫩柳，钱瑞卿，等.市场经济下医务人员价值观的现状研究与实施策略[J].现代医院,2013，13(10)：1-2.
[4]何翠媛，杨耀防，郑美蓉，等.医患冲突升级背景下对医学美德论的思考[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4,34(5)：651-654.
[5]肖莉华，杨素清.，曾庆良，等.影响教学医院医务人员临床本科教学积极性的因素与解决思路[J].临床医学工程，2010，11（17）:153-154.
[6]满强，杨晓霖，王宏.临床医师的基本功：叙事医学知识和能力[J].医学与哲学，2016,37（6A）：32-36.
[7]俞春利，冯修猛，王志刚，等.新时期医学教师应具备的职业素质探析[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0,24(5):452-455.
[8]瞿秋，计畅，高璐莎.浅谈新形势下医学生人文素质与职业道德教育[J].卫生职业教育,2014,32(5):12-13.
[9]李晶，范玉陶，鲍晓宁.浅析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存在的问题及提高途径[J].山海经（故事）,2015（5）：40-41.
一、强化学习，转变观念，落实“英语课程标准”的精神
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推陈出新，如不及时学习就会处于被动的局面，因而我们教研组加强了理论学习的力度，坚持“三定”制度（定时间、定内容、定中心发言人），以个人自学和集体交流相结合的形式，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了《新课程标准》、《课堂教学论》、《走进新课程》等书籍，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树立了“面向全体学生，突出学生主体，促进学生发展”的新的教育理念，要穿新鞋走新路，将新课程标准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避免教学的滞后性和盲目性。
同时我们组也鼓励教师多上网学习，收集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并坚持每学期做好学习笔记，促进了教师理论素养的提高。
二、落实常规，目标明确，努力创建教研组特色
在教研组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我们组确立了“全员管理”的理念，形成了全员参与、全组动手的工作氛围，构建了教研组长、英语教师、学生一体化的管理网络，在学校管理的大背景下，立足教研组自身，加强过程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常规工作，努力创建教研组特色。
三、教学教研，相得益彰，快速提高教科研能力
向科研要效益，向科研要质量，我们在搞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教育科研的活动中来，这是我们组教科研工作的重点和目标所在。
1、课题研究，促进教师成长。
我们组的每位教师都参加了县级课题研究，并围绕课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计划，在课堂教学中实践和探索。对于在课题研究中出现的困惑，我们及时查找资料，更注重对实验过程中研究数据和资料的积累和收集，为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2、教研相长，提高课堂教学水平。
教科研的主阵地是在课堂，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努力做到在教中研，研中教，教研相长。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倡导任务型的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实物、图片、手势、直观教具和表演等方法，运用电教媒体等多种手段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引导学生理解、模仿和运用语言，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这在我们组每个成员的研究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3、以教育叙事为依托，提高科研水平。
每位教师都能积极认真撰写教育故事，不断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促进了老师们科研水平的提高。
四、团结协作，争优创先，实现全员共同成长
教研组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要有凝聚力，就离不开一份良好的团队精神。为此，我们一方面不断强化整个团队分工不分家的团结协作精神，另一方面又不断鼓励大家争优创先，以实现整个团队中每一位老师的成长。
【关键词】主题学 主题 典型人物形象 意象 题材
【基金项目】此论文得到了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01-01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或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谢天振，1997），“并进一步辨析、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孟昭毅，2003）。
主题学研究自然需要研究作品的主题，但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主题研究。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关注的是个别作品主题的呈现，重点是研究对象的内涵；而主题学研究则将研究对象的外在形式作为焦点，重点分析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等的不同处理。因此，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重点在于研究对象外在的手段和形式。
国内学者对主题学研究范围和内容的分类大体上均涉及了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和意象研究以及情境研究等。因此，本文对主题学研究成果在中外文学教学中的运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主题研究成果的运用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综合的价值观。作品的思想内容，蕴含的精神实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态度倾向等，都经由主题加以体现。所谓“主题研究”指的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作家的不同处理。
1.不同民族文学同一主题比较
文学即人学，文学以人类境遇和情感为核心，不同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同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涌现出许多相同的主题，比如爱情与政治、社会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人生短暂和自然的永恒，人与人沟通的困难等等。
2.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母题比较
比主题小的主题性的单元叫作“母题”。德国学者弗伦泽尔认为：“它是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但本身却构成了属于内容和形式的成分，在内容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中，其内容可以通过中心母题概括为一种浓缩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实际的文学体裁中，几个母题可以组成内容。也就是说母题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事件和情境的基本概括，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单位。
3.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情境比较
母题往往出自于情境，所谓情境指“人的观点、感情或行为方式的集合，它们产生或产生于几个个人参与的行动”（韦斯坦因，1986），也就是说，情境指的是人物在某个时刻的交错关系，即情节、事件、行为方式的组合或者相关环境因素，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诸如 “一男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但这个姑娘却爱上了另一个男子”；“被遗弃的女人”；“两个朋友或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仇人子女的相爱”等等。
二、典型人物形象研究成果运用
典型人物形象大致分为原型形象和类型形象两种。本文的研究重点以类型形象研究为主。类型形象指“某种性格与个性”，“往往与具有价值判断的主题相关，只不过以一种形象为轴心而已”（林健华、彭洋，1993）。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典型人物形象研究的重点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性格与个性大致相同的人物形象，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不同主题。
三、意象研究成果运用
主题多与题材、人物有关，在叙事作品中它主要体现在人物、事件或环境上，在抒情作品中往往通过意象传递出来。意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考察作家的文化心理、审美倾向、艺术表现等内容。
意象是指具有特殊审美意味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它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或是一种动植物，甚至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如天空、高山、海洋、森林和四季变化等，经过几千年来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尤其是诗歌中的吟诵，已经成为各民族的某种象征，获得某种特定的含义。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审美意味”，同样的自然景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心中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
朱光潜曾总结过中西方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意向选择上的不同偏好，“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四、题材研究成果运用
弗伦泽尔曾这样解释题材：“一个存在于这一作品之前轮廓清晰的故事脉络，一个‘情节’，由另外一个作家加工了的作品，或者甚至是一件想象的产物，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所以可以说，题材指的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或情节的素材。只有被文学作为表现对象的那部分素材，才会成为题材。
在没有事实的影响和关联下，各民族常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题材，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各有差异。
本文通过目前主题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如何将其在中外文学教学中进行运用，发挥主题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于教师而言，可以让主题学研究的成果深入到中外文学课堂，改变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不同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解读。于学生而言，可利用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作为基础，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与相对陌生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或对于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类比，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中外文化联系的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胡亚渝.中国的“变形记”――《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之四[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3）.
[3]林建华、彭洋.《中西散文比较研究二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7）.
[4]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3、第一部词典是：尔雅。
4、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
5、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6、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
7、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
10、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11、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
12、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13、第一部断代史：汉书。
14、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5、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
16、乐府双璧：木兰词、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为乐府三绝。
17、史学双璧：史记、资治通鉴。
18、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
19、大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21、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20、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
22、三代：夏、商、周。
23、《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4、三王：夏禹、商汤、周公。
25、三山：蓬莱、方丈、瀛洲。
26、三教：儒、释、道。
27、三公：周时，司马、司徒、司空 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清明，太师、太傅、太保。
28、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29、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30、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
31、岁寒三友：松、竹、梅 32、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
33、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和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
34、殿试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
35、中国三大国粹：京剧、中医、中国画 。
36、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冯梦龙）。
37、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38、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39、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40、郭沫若“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果、棠棣之花。
41、茅盾“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42、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43、第一部国别史：国语。
44、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战国策。
45、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46、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7、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357句，1785字）。
48、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曹丕）。
49、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
50、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
51、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
52、第一部科普作品，以笔记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
53、第一部日记体游记：明代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