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11:15:26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实现2010年普通话在我省“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工作目标，促进语言文字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通知》（教语用[2001]3号）精神，结合实际，现就我省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重点和标准
城市语言文字工作面广量大，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逐步推进，评估的重点是党政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和主要服务性行业。
评估标准：一类城市（武汉市城区）评估标准为教育部、国家语委制定的《一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试行）》（教语用[20*]2号）及《实施细则》（教语用司[20*]2号）；二类城市（地级市城区、武汉市各郊区政府所在地城镇）评估标准为省语委、省教育厅制定的《*省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及评分依据》（见附件）。一类城市总分值260分，合格标准为总得分182分以上，其中综合管理应不低于42分，普及普通话和规范社会用字均应不低于70分；二类城市总分值280分，合格标准为总得分190分以上，其中，综合管理应不低于60分，各重点领域得分均应不低于该项总分的70%。
三类城市（县及县级市城区，二类城市所辖郊区、郊县政府所在地城镇）的评估标准由各市、州语委、教育局根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
二、工作总体安排
根据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工作部署，2010年前，我省要基本完成城市语言文字评估工作，其中：一类城市20*年、二类城市2005年、三类城市2010年基本完成评估工作。各地要根据国家和我省的工作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从本地实际出发，对所辖城市的评估工作提出具体完成时限，基础较好的可以适当提前，基础稍差的可以略微推后。
三、评估工作程序
1、自查自评
（1）动员部署。认真学习、掌握国家和我省关于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方案，把任务分解到相关部门和人员，明确各自职责。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发动。
（2）对照检查，改进工作。在各领域确定一批联系点，对照评估标准，找出差距，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和用语用字规范水平。
（3）自我检查评估。各地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对各领域进行全面检查评估。
（4）提出评估认定申请。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确认基本达到合格标准、具备接受上级评估条件后，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向上一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提出评估验收申请，并附自查自评报告。
2、上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评估认定
（1）根据受评城市的申请和自查自评报告，对照评估标准，认定该城市基本达到接受评估的要求后，研究确定评估工作安排，并通知受评城市。
（2）组织评估组进行实地检查评估。
（3）评估组提出检查评估认定意见，连同城市汇报材料、实地检查情况记录报省语委审核。
（4）省语委公布评估认定结果，并报国家语委备案。
四、评估操作办法
1、评估组的组成
一、二类城市评估组由省语委负责组织，三类城市评估组由各市、州语委负责组织。评估组成员由有关行政领导、语言文字专家、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语言文字工作干部等组成。
2、受评对象的确定
采取定点和随机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受评对象，具体规定如下：
（1）党政机关：定点检查政府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随机检查一个政府组成部门、一个基层政府。
（2）学校：随机检查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普通中学、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一所高校。
（3）广播影视：定点检查省（市）电视台；随机检查该电视台任一频道的一个新闻节目、一个专题节目、3条自制广告。
（4）新闻出版：定点检查省（市）党报；随机检查一其他报社。抽看上述报纸当年任一期。
（5）公共服务行业和公共设施：随机检查一火车站或机场、长途汽车站、码头，一银行或邮局、医院，一影剧院或体育馆、博物馆、公园，一大型商场；随机检查街名牌、公共交通站名牌、公共设施标志牌、交通指示牌各3处。
3、评估组主要工作
（1）听取受评部门、单位语言文字工作情况介绍；
（2）查阅评估标准规定的文件、资料；
（3）与受评部门、单位人员座谈；
（4）按照评估标准规定的指标要素，在规定的抽样范围内进行实地检查；
（5）汇总评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总结，提出认定意见，形成评估报告；
（6）将评估意见向当地有关部门反馈，将评估工作情况向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汇报。
五、工作要求
1、进一步提高对城市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科技、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周边地区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随着我省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中心地位和辐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提高城市用语用字规范水平，对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树立城市形象、营造扩大开放和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良好环境都具有积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列入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2、切实加强对评估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依照分级组织、属地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各地政府要将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作为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列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做到有机构、有人管，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发挥好管理监督职能，加强对评估工作的规划和指导，做好组织协调，调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不断巩固和发展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3、实事求是，注重实效。提高全社会用语用字规范水平，是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的根本目的。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工作基础和条件，分类指导，分步推进。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方法，注重工作实效，力戒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保证评估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
4、总结经验，巩固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通过评估达到基本要求，只是取得阶段性成果。各地要注意总结经验，巩固工作成果。要根据城市的发展及时改进工作措施，提高管理水平，为如期实现我省新世纪初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而努力。
各市、州语委、教育局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研究制定本地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方案和工作规划，并报省语委办。
省语委办地址：
（一）加强领导，依法行政，整体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格局。
我市继续加大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国家语委“一个目标、两条腿走路、三个结合、四项任务”的工作新思路。各语委成员单位、区（市）县继续巩固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语言文字工作格局，以原有工作机制为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工作机构和各项工作制度。市普测中心新增了职业技术学院为市普通话水平测试站点；市商务局、市体育局等部门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语委成员单位。
（二）加强协调，齐抓共管，推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机制逐步形成。
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它服务于全市中心工作，涉及面十分广泛。，在市语委的统筹协调下，我市各地区、各行业找准结合点，卓成有效地开展了各俱特色的语言文字工作。
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结合民生目标与本行业实际，对市属公园各种路标牌、横匾、公园门票、商品物价标签等标识牌的用字进行了清理与规范；市新闻出版局加强对《日报》、《商报》、《晚报》等纸质媒体的审读工作，把好语言文字质量关，编发了工作简报《严把报纸编排质量关，减少语言文字失误率》（《新闻出版审读》第2期），要求各平面媒体编辑要进一步规范用语；市电台推出了“国学大讲堂”栏目，邀请国学名师，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解读经典篇目，共播出了8期专题节目；市商务局制定了《市商务系统语言文字推进计划》，与全市商务系统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市公安局将语言文字工作与公安队伍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公安中心工作服务；市工商局充分利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契机，在城管、交通等部门的配合下，在城区主要街道、大型商场、车站等地开展为期6个月的户外商业广告整治，发现有错别字、生僻字、自造字等不规范用字，及时予以纠正，对违反《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规规定的广告，按有关广告管理法规予以处理。
（三）重在建设，创新载体，营造规范用语用字良好的社会氛围。
1．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成绩斐然。6月，市语委组织开展了“首届全国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市分赛区选拔赛”。本次大赛以“书写经典，传承文明”为主题，以推行规范汉字为宗旨，旨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具备熟练的写字技能，提高学生规范汉字书写水平，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字和书法艺术。书法大赛自开展以来，各区（县）市语委高度重视、广泛宣传、认真组织；各中小学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比赛设置小学一组、小学二组、中学组、高中组、大学组五个组别，每个组别又分硬笔和软笔。全市共几百所学校，76万多人次参加了此次比赛。成华区、青羊区、武侯区等区(市)县，还将开展此项活动与语言文字示学校创建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初赛，市语委办共收到1500余件参赛作品，其中硬笔1100余件，软笔400余件。经书法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个人一等奖67名，二等奖138名，三等奖211名及优秀组织奖24个。选送53件作品参加全省比赛，其中50件分获全省一、二、三等奖，市语委荣获全省优秀组织奖。
2．推普周系列活动精彩纷呈。以宣传周为重点，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常规工作。各地、各部门采取公益宣传广告、语文规范知识培训、演讲朗诵比赛、征文比赛、监督监测社会用字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已经成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品牌活动。
推普周期间，市语委向各语委成员单位、区（市）县发放了6000余份推普周宣传画，对市委办公厅、市总工会、市交委执法总队等单位举行了公益性普通话培训，收到良好效果。各地、各部门单位通过张贴宣传画，设立宣传咨询点、开设普通话培训班等多种方式，营造说普通话的良好氛围。市文化局结合文化工作实际，注重与其他常规工作的衔接和融合，努力发挥推普周的整合带动作用；市总工会先后组织了语言文字基础知识测试、诗歌朗诵、演讲比赛、公文处理测评、书法比赛及获奖作品展等活动，进一步增强机关人员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意识和能力；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了“，我为您自豪-城管之歌”普通话演讲比赛；锦江区开展了系列“经典诵读进社区”活动；邛崃市在鼓楼广场举行推普周启动仪式，向群众散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普倡议书》等推普周宣传资料5000余份；蒲江县在驭虹桥中心广场开展了“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用文明语，做文明人”万人签名活动。
3．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有声有色。9-10月，按照国家语委、省语委有关精神，由市语委、市教育局、市文明办联合组织开展了“中华诵经典诵读大赛”赛区选拔赛
此项活动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以迎接、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主题，设置公务员组、教师组、大学生组、综合组四个组别。自活动开展以来，各区（市）县、市语委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此次比赛，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市公安局、市体育局及各区（市）县语委办等100多个单位组织参赛。经过初选和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2名及优秀组织奖13个，其中4名教师荣获全省一等奖，市语委还被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语委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四）诵读经典，传承文明，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构建和谐校园。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在副市长、市语委主任傅勇林同志的亲自指导下，我市教育系统开展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试点工作，通过一年多来的研究与实践，“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建立机构、提供保障。市教育局成立了以周光荣局长为组长的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各区（市）县及试点学校、幼儿园也成立了推进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专门的工作计划。组建了省市国学名师的专家团队，为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提供智力支持。
2．编写教材、走进课堂。以“潜移默化，扎实持久”为指导思想，制订并下发了《市国学经典诵读教育活动实施纲要》。组织师大专家学者编写了《市国学经典诵读读本》。从秋季起，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正式走进全市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等各类学校，让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融入到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8月，举办了市首期国学经典诵读指导教师培训班，培训了试点学校和二十个区县的200余名教师。
3．活动展示、持续发展。6－12月，市语委与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精神文明办、市广播电视合举办了“市少儿国学经典诵读大赛活动”。该项活动历时半年，以全市社区和校园为两大主阵地，全面覆盖20个区（市）县，上百个社区，数百所学校应声而起，参与人数上万人，影响极为深远。最终评选出一等奖5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15个及优秀组织奖20个。12月18日，“市少儿中华经典诵读大赛颁奖晚会”在电视台隆重举行，400多名演员共同演出了一场颁奖盛典特别节目，晚会还对此次大赛获奖单位、个人以及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颁奖。
（五）以评促建，量化评估，促进全市语言文字工作纵深发展。
1.发挥学校的示范辐射带头作用。学校是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主要部门，创建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是推动全社会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发展重要抓手之一。，市科华中路小学、市玉林小学、市青龙小学、市双水小学、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校、西南交通大学子弟小学、郫县示范幼儿园等7所学校通过了市级语言文字示范校的验收；市天涯石小学、市成华小学、市成华实验小学被评为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目前，我市已创建国家级示范学校4所，省级示范学校6所，市级示范校48所。这些示范学校在当地有效地发挥了学校在语言文字工作中辐射和示范带动作用。
2.继续推动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11月，邛崃市、蒲江县分别通过了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达标验收。在创建过程中，两地坚持“以创促建、以评促改，重在过程、重在实效”的指导方针，以二类城市评估达标为契机，按照“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学校为基础，以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的工作思路，结合本地区的中心工作，营造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语言文字环境，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促进两地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提高人民群众整体语言文字素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阶段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基本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达到了“普通话初步普及、汉字的社会应用基本规范”的新世纪初叶语言文字工作目标要求。目前，在主城区已经于通过国家一类城市语言文字评估验收后，已有10个二、三圈城区市县通过了国家二类城市检查验收。
（六）严格管理，狠抓质量，稳妥开展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各个行业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需求都有所增加。
语言和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沟通交流，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努力，云南省社会的语言面貌和人们的语言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09年为止，云南省已有六千二百三十所学校实现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目标，共有一百五十多万人次通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取得普通话等级证书。普通话已成为沟通各民族心灵的桥梁，正在为边疆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推广普通话 双语教学 民族经济文化发展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0c208）
一、普通话在云南推广的历史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我国推广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是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通话”一词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确定的，指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1956 年2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是“普通话”被确立为国家通用语之后，关于其内涵最为权威的表述。它还可以这样表述： 普通话是以北京音系为语音规范基础，以典范的现代汉语书面作品中普遍用开，且已趋稳定的用例为词汇和语法规范依据的中国国家通用语。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的要求，云南省积极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普通话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教学用语。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山区、边疆省份，由于社会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在这样的地区开展推行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工作难度很大。三十年来，我省经历了不少曲折，克服了重重困难，闯出了一条在山区、民族地区开展“双推”工作的路子。
一九五六年云南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省教育厅设立了推广普通话科，配备5名干部，开展了以学校为重点的推广普通话工作。一九五九年，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以在山区、民族地区学习汉语拼音会加重学生负担为理由，下令停止在小学教授汉语拼音。教育厅分管“双推”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按组织原则执行省委领导人的指示，一方面组织人力深入山区、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教师和家长对小学教学汉语拼音的反映，写出《汉语拼音教学有利提高教学质量》的情况调查报告。同年七月，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到重庆视察，通知云、贵、川三省教育厅副厅长带一名“推普”专职干部赴渝汇报文字改革工作情况。云南汇报了省委负责人决定小学停教汉语拼音一事，同时呈交了教育厅的调查报告。吴老回京后立即写信给省委书记，指出“汉语拼音是少年儿童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最佳工具，停授不妥，请慎重酌定。”在吴老的亲自过问下，一九六零年秋云南小学恢复了汉语拼音教学。为挽回停授汉语拼音造成的损失，省教育厅以农村、山区的10所小学为重点，帮助教师搞好拼音教学，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同时引导广大山区、农村小学教师在实践中认识教学汉语拼音与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和推广普通话的密切关系，从而自觉地、积极地搞好汉语拼音教学。
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云南的“双推”工作虽受到一些挫折，但教育厅在这一期间举办了十一期普通话骨干培训班，培训了1570多人；地、县两级也坚持举办中、小学教师普通话训练班，受训人数为29000多人，为以后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推普及双语教学成果显著
云南拥有25个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人，位居全国第二，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民族种类多，方言复杂，加之山川阻隔，云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难度较大。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仅为37.8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始终把建设一支推广普通话的教师队伍作为根本大计，摆在“推普”工作的战略位置来抓。首先是建立省、地、县三级在职教师的普通话培训网络，并对教师实行普通话考核。一九八零年省教育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推广普通话的通知》，明确提出普通话是学校的教学用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用普通话进行教学，省、地、县三级教育部门分工对各级教师进行培训，学校也开展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普通话的活动。为检验培训成绩，激励教师学好普通话，省教育厅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对全省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年龄在50岁以下的男教师、45岁以下的女教师进行普通话考核。考核包括笔试、口试、教学用语和所教学生普通话水平等四项内容，由省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考核合格者发给《云南省教师普通话考核合格证》。报名参加考核的教师共16.3万多人，考核合格的有12.1万多人，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学校的普通话教学。
同时，云南把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当作重点来抓，采取中师、高师、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同时起步，带动普通高校、职业中学师资班的方式。在这些学校开设普通话课程，编写配套的教材，建立校（院）、级（系）、班三级“推普”网，制订“推普”规章制度。从一九八年起，省教育厅每年都召开师范院校“推普”工作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工作，为促进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深入开展，省教育厅发挥考试指挥棒的导向作用，从一九八二年起，对师范院校毕业生实行统考，分笔试、口试和毕业实习普通话成绩三项内容。每年参加统考的人数都在1万人以上，普通话统考不及格者必须补考，补考及格方能领取《普通话合格证》和毕业证书。一九八五年第四季度，云南省组织力量对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校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已初见成效，师生讲普通话已蔚然成风。并且每年向中、小学、幼儿园输送万名普通话考核合格的教师，大大推动了各级学校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教育系统推普工作开始出现良性循环。昆明及16个地、州政府所在地的学校开始向社会“窗口”行业推广普通话，为社会培训普通话骨干，不少师生带头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普通话，带动了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云南还将推广普通话与普及初等教育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初等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云南把搞好广大农村、山区小学的“双推”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决定》的一个内容，在制订《云南省普及初等教育的标准和检查验收办法》中规定：小学生要熟练掌握汉语拼音，师生在教学中要坚持使用普通话。在检查验收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检查学校的普通话教学。到一九八五年底，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五十一个县村以上完全小学的“双推”工作基本达到要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云南省的“双推”工作，省教育厅的戴梅芳同志是第一人。一九五七年，戴梅芳在中央语音研究班结业后，就在省教育厅担任推普专职干部。她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尊重专家、团结同志、扎根基层，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支持，为全省“双推”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云南省举办推普骨干训练班，戴梅芳既要做组织工作、班务工作，还要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还承担了省电台的普通话广播讲座的播讲任务。一九五八年，她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全省方言普查工作，跑了27个县，撰写了16篇调查报告。戴梅芳经常对人说，“推普就是我的终身事业”。事实也正是这样。她在厅里哪个部门工作，推普就归这个部门领导。一九八年，她任省厅普教处副处长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全省小学分阶段普及普通话的构想，制定了小学、幼儿园普及普通话实施条例及检查验收标准。她还建议实行全省师范院校应届毕业生普通话统考，这一建议被厅领导采纳，并责成她组织实施。一九八三年，戴梅芳任民族教育处处长，她认定“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对于云南民族地区小学也适用，积极组织试验。云南省的“双推”工作效果显著，与戴梅芳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以中央和省级普通话培训班学员为骨干的一支强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队伍。截止2011年，普通话已成为全省8579所学校的校园语言，近240万人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昆明市被国家语委命名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
云南省有22个民族使用着26种语言，调查统计显示，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母语仍然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日常用语，云南目前还有近650万少数民族人口基本不能使用汉语普通话交流。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主要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民族地区的应用水平较低。更为严峻的是，民族地区学校双语教师普通话口语水平普遍偏低，不能胜任双语教学岗位的教师超过60%。掌握双语、教学质量高的教师流失快，教师队伍不稳定。少数民族教师在汉语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少数民族汉语师资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制约双语教学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瓶颈之一。
在不通或基本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入学前多数听不懂汉语。为此，云南省多年来一直坚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农村小学低年级开展“双语”教学，教师开展教学既使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使用汉语文。数据显示，云南省目前有15个州市74个县市的4056所学校开展“双语”教学，15万多名学生参与其中。云南的双语教育工作在中央的关怀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长期以来，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200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对双语教学情况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省教育厅加强双语教学工作，认真研究加强双语教学的措施办法，争取双语教学工作有新成效。为此，云南省教育厅通过多方努力、协调，把已通过审定的民文教材免费纳入当地开展双语教学的校点，予以保障。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站在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民族教育工作和开展双语教学工作的重要性，着眼于未来，深入贯彻落实发展民族教育的各项规定，切实做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以及民文教材编审发行工作。
云南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学，一九八年明确提出把推广普通话与“双语”教学结合起来。德宏、西双版纳、迪庆、怒江等民族自治州相继制定了“能用民族语和普通话进行教学的教师，晋级、评职从优”的奖励政策。一九八四年初，借鉴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经验，针对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特点和难点，设计了“拼音学话，双语教学，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方案，在德宏州和路南县的傣、景颇、阿昌、彝4个民族的小学中开展实验。一年以后，对实验班和普通班学生的汉语文水平进行对比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实验班二年级学生的识字、阅读和说普通话的能力，超过普通班四年级的学生。这一令人惊喜的成绩，引起了领导和社会的关注。
德宏州潞西县户允村是个傣族聚居的寨子，不通汉语，群众“赶摆”（赶集）与外地人交往靠比手势或请翻译。户允小学二年级实验班学生会听能说普通话，逢到“赶摆”，家长就带着孩子去当翻译，群众赞叹不已。一九八五年副州长视察该校时说：“这项实验对开发少数民族儿童智力有特殊的功能，是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最佳途径。”并代表州政府赠给学校一台彩电。全村群众每晚都聚集在学校看电视，实验班学生为大家把普通话翻成傣语。村长说：“实验班的小娃娃变成了大能人。”景颇、阿昌、彝族实验班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成绩。一九八五年秋，在全省8个民族自治州的24所小学推广了这一实验，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云南省开展双语教学有16个州（市），88个县（市），学校总数4167所（其中，双语双文学校304所，双语单文学校3863所），班数10176个（其中，双语单文723个，双语双文9453个），在校生208768人（其中，双语双文在校生19221人，双语单文在校生189547人），双语教师总数10872人（其中，双语单文教师9396人，双语双文教师1503人）。
为开展好双语教学工作，云南省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双语教师培训工作。2001—2010年，共培训双语骨干教师5000多人。在开展教师培训的同时，云南还加强双语教学教材建设工作。截至2011年，我省已编译审定14个民族18个语种的学前班、小学一至五年级新课改民文教材和小学一年级数学民文教材，并进行了学前班、小学一至二年级民文教材修审工作。目前，已编译审定和修审了357本民文教材，并编译、审定、出版了14个民族18个文种的200多本汉语文与少数民族文字相对照的新课改语文和数学教材。这些民文教材已经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免费提供学生使用，给民族学生学习带来了方便，确保了民族地区双语教学顺利开展。双语教学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各民族团结及边疆稳定等方面都取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全省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和通晓本民族语言文字专业人员的培养力度。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特殊性，培养少数民族本土人才、民族文化传承人。”截止到2010年底，云南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2%（全省99.69%）；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在校生达到2752807人，占总数的32.55%。少数民族在校生比例稳步增长：普通高校本专科少数民族在校生114994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6.19%，比上年增长1.01个百分点；普通中专少数民族在校生82323人，比上年增加1.3万多人，占总数的28.39%；职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85879人，比上年增加1.7万多人，占总数的3.72%；普通高中少数民族在校生184277人，比上年增加0.58万人，占总数的29.12%；普通初中少数民族在校生695142人，比上年增加1.27万多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3.53%；普通小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506248人，占总数的34.61%；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在园人数273919人，占总数的27.76%；全省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少民族还有了自己的硕士、博士生，基本形成了从民族幼儿园到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专、民族大学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三、普通话与云南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工程。云南省还有近六百五十万少数民族人口不能使用普通话交流，这对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极为不利，直接影响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边疆多民族的云南省，推广普通话对发展科技文化事业，增进各民族、各地区间的交往，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云南楚雄市紫溪镇前进初级中学校长杨继聪，经常用一个曾发生在该校的真实故事教育一届届的学生学好普通话。几年前，一名学生辍学后私自搭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由于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干了两个月一分工钱没拿到，只能一路乞讨返回家乡。杨继聪校长说，其实这只是前些年各乡镇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骗上当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语言歧视的信息传开来，有的乡镇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们即使到公路边叫卖自己生产的水果蔬菜，南来北往的驾驶员也都愿意与会讲普通话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说附近大型国企招工都有“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要求了。“不学普通话，难以走天下”的道理，对学生的启发作用很大。
从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到村民们在当地交易农产品，只要说好普通话能得到实惠，学说普通话便成为村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尽管他们开始学说时免不了生硬，没有方言说得流利上口，但还是耐心地请村小的老师们帮忙纠正自己的发音不准、语调不和谐、用词不当等问题。在法邑村，踊跃参加一轮又一轮普通话集中培训的有党员、干部，还有餐饮服务的、外出打工的。如今，全村已实现了男女老少与外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学界曾普遍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难点在乡村，因为乡村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谁憋脚地学说几句“官话”就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如今，这种认识已经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一桩桩发生在邻里间的“会讲普通话好赚钱”的切身经历，大大激发了村民学说普通话的积极性。
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我们应该继续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地方方言，坚持保护和发展云南地方、少数民族语言。
首先，对于我国颁布的有关推广普通话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如《宪法》（第19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6条“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第6条“扫除文盲教学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广告语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等，应大张旗鼓地宣传，并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使推广普通话工作深入人心，努力使讲用普通话成为本地公民的自觉自愿行为。
其次，在工作过程中，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文化建设。两方面都要抓，而且都要硬，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不能一条腿或瘸腿发展，这会走很多弯路的。
最后，在具体措施上，应因地区、因情况而异。如方言区域、地理区域、经济因素、人口素质等，群策群力、有的放矢地摸索出一条适合于本地区的二者协调发展之路。
总而言之，在当前，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推广普通话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推广普通话也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开放交流的需要。随着各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要求，推广与使用普通话的迫切性更加突出。只有把二者充分协调、并重发展，才有利于推动富强、文明的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推广普通话，这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我们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护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还要保护好各地的方言。两者并不矛盾。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深厚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应保护方言，而不能让它消失。
实际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构建和谐的现代语言生活。三者相济互补，中华语言文化才会更加博大精深。
五、今后云南普通话推广的思考和建议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首先，继续开展好“双语”教学工作。要结合新的形势和工作要求，进行校校对口支援、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立法专项工作，还要努力拓展专项工作领域，为促进全省民族教育内涵发展服务。
其次，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模式。
昆明市643多万常住人口中，有198万外来务工人员（昆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会）。因此，推广普通话显得尤为重要。使用规范用语应成为市民的一种自觉行为，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推广普通话。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有计划地对农民（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等开展普通话培训和规范汉字推广。今后一段时期，云南省将把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事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进行集中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要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话培训，并纳入到上岗考核中。一般情况下，只有达到上岗标准，各用人单位才能聘用。
云南是一个方言大省，境内多种方言杂糅。“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的现象造成了人际交往沟通上的障碍，因此外来务工人员接受培训迫在眉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将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进一步增强外来务工者的语言规范意识和普通话应用能力，引导外来务工者自觉讲普通话，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第三，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旅游、服务业使用普通话。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声音，从大处讲说好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是祖国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独特魅力的需要；从小处看，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需要。云南作为一个旅游大省，推广讲普通话更为重要和必要。提倡在公共场所说普通话，并非以云南方言的消亡为前提，云南方言仍会长期存在，作为一个地区的交际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仍会有云南方言魅力展示的平台。但是在一些服务窗口单位还是应该说普通话，让人听得懂才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能，能够无障碍的相互交流才能显示语言的魅力。
在上海，为了办好世博会，把普通话列入公共服务业一线人员的职能与技能考察指标，公交、航运等十多个公共服务行业，更是重点要求使用普通话，广州举办亚运会也是借鉴了这一做法。据调查，昆明出租车行业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仅为12%，出租车司机基本都不使用普通话，这给外地游客带来了不好的印象。出租车作为昆明形象的一个窗口，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出租车车容车貌的监管力度，并提高出租车司机的素质，规范其使用普通话，这样有利于提高昆明城市的形象。因此，我们云南也急需推出明确的窗口服务行业普通话使用规定。
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遵循语言自身发展规律，依法强化政府行为。要以学校为基础，以党政机关为龙头，以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为榜样，以公共服务行业为窗口，并逐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拓展，向更宽的领域延伸，逐步实现全社会普及普通话。
据悉，从2011年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定向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培养法官，招录学生不仅高考成绩须达到要求，还需通晓少数民族语言。2012年，云南省将启动省级机关公务员规范语言文字培训考核工作，以促进公务员提高公文写作和普通话水平。
结语：
在学习工作中、商务联系中、探亲访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中，都离不开讲普通话和写规范字。因此，推广普通话，运用规范字，已成为教育教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云南各民族语言平等共存，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国家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开设的汉语课程应当教授普通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使用汉语的场合要使用普通话。
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是使公民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是“双语”的语境，即在正式场合和公共交际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可让方言继续发挥增进乡情亲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提倡用方言来继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
2010年以前，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交际中的方言隔阂基本消除，受过中等或中等以上教育的公民具备普通话的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我们要力争在本世纪中叶以前，普通话在全省范围内普及，交际中没有方言隔阂。再经过未来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语文素质将大幅度提高，普通话的社会应用更加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形成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适应的良好语言环境。
五年下学期语文教学工作总结
本学期的工作接近尾声，学科教学中我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尊重学生学语文的体验，使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中既学到了基础知识，又体验到了文字带来的快乐，学生学语文的热情高涨。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现将教学方面的体会和工作总结如下：
一、重视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教学中我严格要求，训练到位，经常抓，抓经常，采取随机抽查和集中考核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口语交际面试，口语的规范考核等方法，学生就能够在不断积累中获得语文的更多信息，提高语文素养。
古诗文的背诵、积累，课外阅读……这些都已经成为孩子日常学习的一部分。另外老师们还引导孩子每天花一定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让孩子在系列阅读中享受阅读的快乐，积累一定的词汇，养成自觉阅读的习惯，沐浴在浓浓的书香中。可以说，一学期的读书活动较有成效。让每一个学生从读书中收获知识、明白事理、陶冶情操。让读书成为每一位学生终身学习的自觉行为，从而全面提高每一个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在阅读中积累语言文字。
我比较注重学生的语言文字积累，孩子们在兴趣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好词好句，成语、谚语、歇后语、名人名言等等，内容很多样。在积累的同时，孩子们还能将意思说出来，诸如：成语，学生在理解意思的同时，还能进行恰当地造句，再如:名人名言,学生能知其大意,还能结合自己亲身实际谈出深刻的体会。孩子的多样积累内容及出色表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将这项课外积累坚持下去。现在我班孩子之所以在写作及回答问题时表达能力有一定的基础，这也与平时的积累有着紧密的关系。
三、 认真上好每一节课
课前准备力求充分，让自己的一桶水装满。教师做好大量的“幕后”工作。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课的类型，拟定采用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过程的程序及时间安排都作了详细的记录，认真写好教案。每一课都做到“有备而来”，每堂课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作各种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有趣教具，课后及时对该课作出总结，写好教学后记。
四、 注重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学：
（1）注重识字写字的训练
在教学中我遵循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识字；注意字的音、形、义结合；识字与听说读写结合；把识字和认识事物结合起来；及时复习，激发学生“主动认字的愿望”。因此，在平时的识字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的识字兴趣为前提，以“识写分流，多识少写”为宗旨，以学生为主体，以游戏为主线，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创设识字情境，让学生去观察，去体验，去掌握识字的方法，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书写习惯，从而使学生愿意识字，喜欢识字，逐步形成识字能力，为自主识字和大量阅读打好基础。
（2） 抓好读书训练。
我经常设立各种各样的读书比赛，讲故事、好书推介、交流展示、教读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读书的兴趣；其次，我注重在阅读教学的过程中，尽量引发学生能打开想象的翅膀，读出自己的感受出来。第三，注重自己的示范性。由于一年级的学生模仿性较强，所以在教学生读课文之前，我都要特别注意这篇课文的字音、语速、语调、语感等方面，尽可能地为学生作出很好的示范。
（3）坚持写好日记
一直都坚持让孩子们写日记，就是用自己的语言记录每天的生活和感受。采用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写的兴趣。为了激发他们的兴趣，继续开展“免日记卡”的活动，孩子们在实践中体验到了记录的好处，也养成了观察的习惯，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感悟能力、感受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学生的写作兴趣也慢慢形成了，对学生今后的写作发展打好了基础。其次，要注意多交流学生的日记，让学生体会到写日记能写清一件事情，表达自己的情感，还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让学生体会到写的作用与意义，把老师要我写变成我自己想写、要写。
五、积极参与国培磨课活动
国开大学的网上学习，一直都积极参加，参与研讨、线上交流，完成作业。组里王秀颖老师上研讨课，我们在组内进行研讨，深挖教材，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磨课时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回去加以改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很大的进步，知道了阅读课、识字课的侧重点是什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如何了解学生等等。
六、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唐墩话 影疑母 开口呼 声母 音变
一、引言
唐墩村位于江苏省建湖县东北部，隶属于上冈镇草堰口社区。唐墩村东、南、西三面环水，北面与阜宁县沟墩镇相交。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1]的分，唐墩话属于江淮官话洪巢片。地理位置上，唐墩村位于建湖县和阜宁县的交界地带；行政沿革上，唐墩村在1958年以前隶属于阜宁县，1958年之后才划入建湖县。地理位置的交界和行政沿革的变化使唐墩话兼有盐城境内方言建盐片和阜滨片的某些特点。本文在对唐墩话的调查中发现，其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非常有特色。赵学玲（2007）根据影疑二母的分合将现代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型和南方型两种：“……在四呼的每一呼中，北方方言影疑二母的读音都是相同的，而南方方言二者的读音各不相同。”[2]赵学玲还根据影疑母在开口呼字前读音的不同，把北方型方言分为北京、济南、天津、洛阳和合肥五种小的类型。其中北京型不论开合口都读[?]声母；济南型开口呼读[?]声母，合口、齐齿和撮口呼读[?]声母。本文在对唐墩话的语音调查中发现，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既有读[?]声母，也有读[?]声母的。如影母字“丫”，唐墩话中有读[?a31]的，也有读[a31]的；疑母字“鸭”，有读[???5]的，也有读[??5]的。
唐墩话中，同一影母或疑母字的读音不同是语音变异现象。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内容。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语言学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注重探索语言变异，认为语言系统是“有序异质体”，重点研究具有层化特征的语言变项。游汝杰（2004）在对汉语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进行深入比较后提出：“结构语言学属于内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语言及其系统；社会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优先研究言语而不是语言。”“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是以实际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也都是以探索语言的演变为主要的研究目的。但是两者在理念、旨趣和调查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处。”游汝杰认为：“新的汉语方言学的特点应该是历史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三结合。”[3]本文尝试综合运用描写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进行共时和历时的考察。
二、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调查
语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语料收集是语言研究的起点。本文从调查材料、调查对象、调查方法等方面介绍本次调查的语料获取情况。
（一）调查材料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变异现象，调查材料为唐墩话中的影疑母开口呼字的读音。符合条件的被调查字很多，我们结合被调查字的样本典型性和使用频率，根据韵母的不同，选择了14个字作为调查材料，其中影母开口呼字有“丫”“恶”“矮”“沤”“鸭”“安”“恩”，疑母开口呼字有“牙”“捱”“咬”“牛”“颜”“昂”“硬”。为保证语料的真实可靠和调查结果的可控，本文将这些被调查字组成人们日常使用的词、短语或句子。结果如下（其中加粗显示的是被调查字）：
丫头、恶人先告状、小矮子、沤臭的了、鸭子、平平安安、报恩、牙、再捱捱、狗咬人、牛肉、姓颜、头昂地高高地、饭硬了。
（二）调查对象
据村部的统计材料，至2014年底，唐墩村人口约1300人，基本上都是农业人口。由于调查范围确定且被调查对象的方言同质性程度较高，因此我们选择的样本较小，最终抽取46人作为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的代表。要求每位被调查对象必须在唐墩村长大，且能流利使用唐墩话进行日常交流。
拉波夫是较早将性别因素纳入语言变异研究的学者，他通过对美国方言语音变异的研究发现：“所有阶层和年龄的女性都比相同条件的男性使用更多的标准变式。”[4]拉波夫的这一发现在后来关于西方社会的语言变异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对一些非西方工业国家的调查中也发现过相反或是性别差异与语言变异无关的现象。为探讨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的变异现象与性别差异之间有无趋向性特征，我们在抽样时注意男女性别比例的均衡，分别选取23名男性和23名女性作为调查对象。
关于语言变异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可“当变异标示某一变化时，最主要的相关社会因素就是年龄了”[5]这一观点。我们将调查对象分为A、B、C、D四个年龄组（年龄以2016年为界计算）。其中A组为10～19岁、B组为20～39岁、C组为40～59岁、D组为60岁以上。在四个年龄组中，A组调查对象为6人，C组为20人，B、D组均为10人。同时，在每个年龄组内保持男女性别比例的均衡。
唐墩话语音变异调查的社区是农村，被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很多村民甚至没有受教育经历。基于这种情况，在抽样时我们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无受教育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四类。
在西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社会阶层常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西方的社会阶层多是根据经济标准划分的。对照陆学艺（2002）将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的十大阶层，唐墩村的村民多属于农业劳动者阶层。这说明唐墩村的社会阶层差异较小，语言变异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社会阶层划分在类似唐墩村这样的社区中并不适用。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据主要工作的不同将调查对象分为学生、农民、工人和个体工商户这四类。
唐墩村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村民每年种植两季作物（水稻、麦子），除农忙外，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同时，年轻一代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再以务农为生，而是选择在城市工作生活。因此，除上述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四个因素外，在抽样时我们还考虑到长时间的外出经历可能对唐墩话语音变异产生影响。因此，调查对象被分为无长时间外出经历和有长时间外出经历两种。
（三）调查方法
语料的获取以朗读法、访谈法为主，辅以结构诱导法和实物指示法。访谈法是社会语言学中获取语料的基本方法。在调查中，访谈法主要用于获取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调查对象的语料。访谈法经常和结构诱导法一起使用。如，在调查“恶”字的读音时，面对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调查对象，我们常会这样问：“――人先告状？”引导被调查对象说出“恶”字的读音。结构诱导法的实质是为调查对象创造一种方言使用环境以引导调查对象说出含有被调查字读音的词、短语或句子。调查对象识字较多时，让其读出调查材料即可。但是读调查材料和平r说话有所不同，拉波夫把调查时说话和平时说话不同的情况称作“观察者的矛盾”[6]。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前期调查，对有疑问的读音委婉质疑，询问是否还有其他读法，来获取比较真实的语料。在提出疑问时应尽可能采取隐晦委婉的方式以免挫伤调查对象的积极性。本文在正式调查中还使用了实物指示法。比如，在调查“牙”的读音时，通过指示牙齿来询问调查对象，以此获得“牙”字的读音。实物指示法可以较自然地获取真实语料，避免读书音的影响。但实物指示法也有其使用范围，即对实物名词的调查较为有效。本文提到的朗读法、访谈法、结构诱导法和实物指示法都是依据调查材料和调查对象的特点有选择地使用的，既可以单独使用某种调查方法，也可以综合运用几种调查方法，其目的就是尽可能保证语料的真实性。
三、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考察
（一）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的共时考察
1.语音变项和变式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变项与其他的结构单位如“音素、音位、语素”等一样，都是语言结构系统的组成部分[7]。如果某一个语言形式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一抽象语言形式就是一个语言变项，其不同表现形式就是组成该变项的不同变式[8]。如，“牙”在唐墩话中有[?a213][a213]和[ia213]三种读音，本文研究的是唐墩话中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变异情况，则“牙”的声母变项为?/?，[?][?]是其两种不同的变式。
2.变式选择和社会因素关系分析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变异不仅受语言内部演变规律的制约，还受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发音人的社会身份、地域差异、语体差异等。本文通过定量统计的方法探讨发音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外出经历等因素与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变式之间的关系。
本文使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运用的统计方法包括卡方检验和频率统计。卡方检验是一种非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和参数检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参数检验要求假定总体服从正态分布或总体分布形式已知，且数据类型是数值型；非参数检验是一种不依赖于总体分布的统计检验方法，可以分析定类数据、定序数据等[9]。本文运用卡方检验主要是为了考察上述社会因素与变式选择之间的显著水平，确定哪些社会因素与变式选择间显著相关。差异的显著水平用p值表示，p值越小，得出此结论时犯错误的概率越小。社会科学一般将可容许的错误概率设为0.05。频率统计是一种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在确定显著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运用频率统计进一步分析相关因素和变式选择之间的相关方向。
通过卡方检验，得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和外出经历等因素与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语音变式选择之间的显著水平，见表1。
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唐墩话中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变式的选择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外出经历因素无关（P值大于0.05），与年龄、工作因素有关（P值小于0.05）。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年龄、工作因素制约下的被调查字相同，为“恶～人先告状”“矮小～子”“沤～臭的了”“鸭～子”“安平平～～”“恩抱～”“捱再～～”“牛～肉”“颜姓～”“昂头～地高高地”“硬饭～了”，合计11个，占全部被调查字的79%。通过对年龄和工作两个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进行检验发现其p值为0，也就是说年龄和工作两个因素之间高度相关。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年龄和工作因素之间确实是相关的。一般而言，中老年人由于知识、精力的有限多留在村内从事农业劳作，青少年则在外工作或学习。归根结底，调查对象的工作是由年龄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年龄是制约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变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上文中，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年龄因素与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变式的选择之间高度相关，但具体相关方向或相关关系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频率统计进行分析。
通过表2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年龄递增，被调查字[?]声母的使用比例总体增加，[?]声母的使用比例总体降低。也就是说，在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中，老年人倾向于使用[?]声母，青少年倾向于使用[?]声母。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例字中，D组[?]声母的使用比例稍低于C组。这可能是C、D两组样本数不同造成的，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通过上文的定量分析可知，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的变化总体上是由[?]声母变为[?]声母。但是不同字的变化有所不同，这点可以从被调查字的韵母的比较中看出。如“硬饭～了”字声母的变化方向为??，新旧式韵母相同，“牛～肉”字声母的变化方向也为??，但其新式韵母在旧式韵母的基础上增加了i介音。普通话中的“硬饭～了”和“牛～肉”字为[?]声母且韵母中都含有i介音，从这点可以看出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产生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进行中的变化”，且每个字的演变速度不同。王士元等人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认为：“音变对于词汇的影响是逐渐的……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整个音变是一个在时间上以变化词汇的多寡为标志的一个连续过程。因而，只要任何观察或记录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作出的话，都会有词汇上的不规整的现象出现。即所有应该变化的词中，有变的，也有未变的。”[10]由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读音向普通话靠拢是大势所趋，但受每个词的使用频率、在词汇系统的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字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不同，这也就是语言学家常说的“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
（二）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的历时考察
影疑二母在中古音系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音，影母属喉音，疑母属牙音，多数语言学家将影母拟音为[?]，疑母拟音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北方方言中的影疑二母在中古以后逐渐合流为[?]声母。但学者们对合流发生的具体年代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不少学者对《中原音韵》中疑母是否存在看法不一。王力认为：“在元代，疑母消失了，原疑母字并入喻母，而元代的喻母包括守温字母的影喻两母。”[11]李新魁认为，“在《中原音韵》中，原疑母基本上已经消失，但可能有个别字仍保留[?]声母的读音。”但李新魁同意“就元代汉语总的发展趋势来说，[?]声母是在逐渐消失之中的”[12]这一观点。尽管专家学者对影疑母合流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大体上都认同影疑二母在中古以后逐渐合流为[?]声母。但在唐墩老派话中为什么还会出现影疑母为[?]的情况呢？从老派唐墩话中影疑母均为[?]声母的现象中可以看出，唐墩话影疑母在中古以后肯定经过合流阶段，不然影母和疑母不会如此齐整。再结合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北方方言中影疑母在中古以后合流为[?]的定论，本文猜测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合流为[?]声母后由于某些原因又统一变为[?]声母。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张世方（2008）在梳理近现代北京话中古微母及影疑母开口一二等字的声母演变轨迹时提出，汉语中存在“逆向音变”的现象。所谓“逆向音变”，“是指从A形式到B形式是某个语音项目发展的总体趋势，并且部分或全部符合发展条件的语音项目已经完成了这一变化，但由于某些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已经完成变化的语音项目或其他原属B形式的一些语音项目又从B形式返回A形式或向A形式发展”。张世方推测，北京话影疑喻微母字“逆向音变”的原因是汉语方言零声母的不稳定性，加之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导致语言发展的形式有限，最终决定了语音发展中“逆向音变”现象的存在[13]。结合张世方的观点，本文推测，唐墩话中影疑母开口呼字[?]声母的存在可能是唐墩话语音演变“逆向音变”的结果。
四、结语
本文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进行了考察，发现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从中古时期开始合流为[?]声母，后因[?]声母的不稳定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造成语言发展的形式有限，导致唐墩话的语音演变中出现“逆向音变”现象，其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又统一变为[?]声母。自国家推广普通话以来，唐墩话影疑母开口呼字的读音受外部因素的影，发生了向普通话不断靠拢的“进行中的变化”，但由于“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因此不同字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不同。本文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唐墩话很多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本文研究的只是其中一点。此外，语言变异研究主要是探讨制约变异的因素，这些因素有语言内部的，也有语言外部的。本文着重从语言外部制约因素入手进行考察，对语言内部制约因素的探讨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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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双言；安庆话；语义判断任务；语义表征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表征是指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在方式。语言表征包括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和语义表征（concept representation）。词汇表征是指语言的词形和语音， 语义表征是指语言的概念特征（郭桃梅， 彭聃龄， 2002）。双语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双语者的语言表征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就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形式层和概念层的联结形式是共同表征还是独立表征，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李荣宝，彭聃龄，2001；郭桃梅，彭聃龄，2002）。目前，多数研究者认同“语义共享”的假设，即两种语言的词汇独立表征， 语义共同表征（麦穗妍，陈俊，2014）。支持“语义共享”假设的理论模型有两种：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单词联想模型假设两种语言（L1 和L2）中第二语言（L2）的词汇层表征必须借助于第一语言（L1）词汇表征后才能通达语义表征，第一语言（L1）和第二语言（L2）的表征联系发生在语义层。概念中介模型认为两种语言（L1 和 L2）的词汇表征只通过语义表征相联系，在词汇层上无联系。1994年提出的非对称性模型对单词联想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进行了修正。该模型认为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之间都有联系，只是联系的强度不一样。双语者对第二语言（L2）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会影响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和语义表征之间的联结强度。对L2初学者而言，必须经由 L1 词汇表征的理解加工来获取语义表征，L1的词汇表征比 L2 的词汇表征强， L2L1 的词汇表征的联系强度高于 L1L2的词汇表征的联系强度。随着 L2 的熟练程度提高，两种语言之间的加工转换为概念中介模型（麦穗妍，陈俊，2014）。
研究者普遍认为，双语语义表征理论存在分歧是由于采取不同类别的实验方法导致的。因为不同的实验方法的加工的要求不一样，部分实验是数据驱动加工，而部分实验则是概念驱动加工，实验中被试的认知加工方式不同则结果存在差异（陈媛媛，闻素霞，2012）。目前，双语心理词库表征的方法有：词汇判断任务、词义翻译任务、词汇联想任务、stroop 类任务、词干补全任务等（胡敏燕，2009）。若研究者采用词汇判断的任务，被试在判断真假词时可能会依赖词形或语音进行判断，使得实验结果倾向于独立表征理论；若用词汇联想任务，被试要对词汇的语义层进行认知加工，这使得实验结果可能更支持共享表征理论。除了实验方法以外，两种语言材料性质及被试对材料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实验结果（李荣宝，彭聆龄，2001；董燕萍，桂诗春，2002；胡敏燕，2009）。
近年来，国内学者把大脑词库语义表征的研究对象从双语者转移到双语双方言者的身上。双言与双语既相似又不同。一般说来，双言是指两种语言有不同的口头语言和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言（王悦，陈俊，张积家，2012）。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在汉语共同体的内部， 就有官话、吴、湘、赣、客、闽、粤七大方言。方言和方言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差异甚大。为了方便交流，演变出了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目前，持普通话-方言的双言者在当今的汉语讲话者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比例。理清双言者的语言变异和语言的混合所产生的原因及其内部规律，对个体语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积家和张凤玲（2010）采用普通话-英语双语者、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单言者为被试， 比较他们对图片命名与图片分类的成绩。结果表明， 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对图片命名和图片分类的反应模式和普通话-英语双语者的反应模式一致，表明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英语双语者具有类似的认知机制。陈栩茜和张积家（2012）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考察粤-普-英讲话者高频的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语词之间语义两两通达的可能性。整个研究表明，在粤-普-英讲话者的心理词典中，粤语词、普通话词和英语词共享同一语义表征。上述研究表明，双语者与双言者的大脑词库语义表征有着相似之处，可以参考双语语义表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双言者的语义表征。近年来，研究者更多地选取客、闽、粤等“南方方言”作为实验材料，这些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到北方方言还是一个未知数。张积家和张凤玲（2010）认为， 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双语者心理词库表征机制本质上是一致的，且其结论可以推广到与普通话相差很大的其他方言，但北方方言除外。北方方言与普通话在语言表征和提取上真的类似于同一种语言吗？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程度是否影响两种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系统和提取机制？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研究选取“北方方言”支系下的典型江淮官话安庆话，与普通话进行比较，来为北方方言-普通话双言者的语义表征形式的研究提供参考。安庆话在口头语言方面为强势语言，书面语言因为使用较少而成为弱势语言。其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在词形、词义、造词理据和词的来源等方面与普通话词汇存在诸多差异，具有典型特征。实验参考词-图命名实验范式，将实验过程（由读字到判断语义相似的图片，再由图片选出语义相似的其他语言的句子）分成两个部分，设计使用文字-图片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从词汇和语句两个层面上考察语言系统。将语言的形式表征与语义表征区分开来，能更准确地考察双语语义表征的本质，同时可能排除语义启动效应，实现对句法表征的监控。研究还将探究普通话和安庆话这两种语言在词名层和语义层的联结情况，探究语言的种类、实验任务、语境限制这三种因素对安庆话-普通话双言者语义表征机制的影响。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5年第12期 （总第28期）孙 琪 谢威士 安庆话-普通话双言者的语义表征初探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实验被试为从小在普通话普及的学校接受教育授课且家庭环境以安庆话为主的大学生30名。其中男生15名，女生15名，平均年龄为19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的地区分布如下：太湖3人、岳西2人、望江3人、宿松5人、怀宁2人、枞阳5人、桐城3人、潜山3人、安庆市区3人。
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转换类别：图片、文字）× 2（呈现语言：普通话、安庆话）× 2（文字类别：词汇、句子）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转换类别是被试间因素，呈现语言和文字类别是被试内因素。
2.3 实验程序及材料
2.3.1 实验程序
实验在联想笔记本电脑上进行，处理器为英特尔双核处理器，显示器为14.1英寸宽屏显示器，分辨率为1280× 800，刷新率为60Hz。刺激呈现和结果记录均通过E-prime2.0软件完成。
实验分为两个部分：文字-图片判断实验；文字-文字判断实验。
文字-图片判断实验即在计算机的屏幕上有四幅图片，分别标以1、2、3、4的序号，屏幕中间的空隙中将呈现词汇或句子，要求被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对文字和相应的图片进行匹配，并且在键盘上按1、2、3、4键进行选择（每组图片中有正确图片一张，干扰图片三张。图片分别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四个角的位置，词汇则呈现在屏幕正中间，保证被试平视可以看到文字。各组图片随机呈现）。该实验程序由80幅图片组成，共分为20组，4组为练习实验，其余16组为正式实验。16组正式实验中包括安庆话词汇-图片、普通话词汇-图片、安庆话句子-图片、普通话句子-图片任务各4组。各组任务随机呈现，各组图片的顺序为随机呈现。
文字-文字判断实验即在计算机的屏幕上有四部分相同语言的文字，分别标以1、2、3、4的序号，屏幕中间的空隙中将呈现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或句子，要求被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对应的部分进行匹配，并且在键盘上按1、2、3、4键进行选择（每组有一个正确项，三个干扰项。四个文字分别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四个角的位置，词汇则呈现在屏幕正中间，保证被试平视即可看到文字。各组随机呈现）。该部分也分为20组，4组为练习实验，其余16组为正式实验。16组正式实验包括安庆话词汇-普通话词汇、普通话词汇-安庆话词汇、安庆话句子-普通话句子、普通话句子-安庆话句子任务各4组。各组任务随机呈现。
2.3.2 实验材料
由于方言的口音相差较大，词汇脱离了语境之后，用语音方式呈现材料被试难以判断词汇的意思，且语音的音调、频率、性别差异等额外变量的影响难以控制，所以实验的文字材料全部以书面形式呈现。两个程序中的安庆话文字材料参考郝凝（1982）、潘洁（2008）和鲍红（2011）的相关研究，选出安庆话词语。以团体施测方式让大学生对这些安庆话词语按照常用程度和代表安庆话的程度两个标准排序，接着回收统计，选择被试使用频率较高且熟知的文字材料。实验中的文字无生字词，且抽象词占总数的1%。普通话、图片依照安庆话词汇的意思选取。文字材料的格式：字体为Courier New，字号为18号，字的颜色为黑色。 2.4 数据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分析删除所有错误反应时和超过M± 3SD的数据。除普通话句子-安庆话句子和安庆话句子-普通话句子两个实验程序结果，其他实验程序反应时中有小于350毫秒的按350毫秒修改，大于10000毫秒均按照10000毫秒的标准修改。
实验采取SPSS11.0统计工具对两种语言的文字-图片判断任务和文字-文字判断任务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除去所有错误反应时和超过M± 3SD的数据，有效数据比率为88%。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呈现语言的主效应显著，F（1，29）=6.74，p< 0.05，η 2=0.03；转换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1，29）=69.08，p< 0.05，η 2=0.26；语言复杂度（即文字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1，29）=116.96，p< 0.05，η 2=0.37。
交互作用分析，语种
瘙 转换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5.68，p< 0.05，η 2=0.28。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8568.26ms）要长于加工普通话的反应时（6915.02ms）。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5016.46ms）与加工普通话的认知反应时（4945.80ms）无明显差别。方差分析描述性结果见表1。表1 语种、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的方差分析（M± SD）
4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呈现语言、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个因素均对被试的语义加工机制产生了影响，且在不同情境下，呈现语言、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个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均值对比分析，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为7741.63ms，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4981.13ms。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要高于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的反应时。
根据1975年Pavio提出的双重编码理论，人脑中存在两个认知系统： 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言语系统加工离散的语言信息，表象系统对具体客体或事件进行编码、贮存、转换和提取（张积家，张凤玲，2010）。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先读字，再根据文字的意思选出相应的图片，这一过程涉及言语系统、表象系统的加工。言语系统以概念表征为中介，完成到表象系统的转换。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只涉及言语表征的内部加工。进一步对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语种这一因素的两个水平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安庆话词汇-图片/普通话词汇-图片、安庆话句子-图片/普通话句子-图片的任务反应时均无显著的差异（t=1.663，p=0.103，η 2=0.00；t=-1.190，p=0.24，η 2=0.00）。这一结果说明：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的认知过程（词形表征―概念表征―表象表征）相似，而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被试的认知过程（词形表征―概念表征―词形表征）存在差异。且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的认知加工的差异可能存在概念表征后，由概念层通达到词汇层这一认知阶段。
由实验结果得出：语种
瘙 转换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被试完成以安庆话为启动词的任务总的平均反应时（6792.3ms）要比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的总平均反应时（4981.13ms）长；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8568.26ms）要长于加工普通话的反应时（6915.02ms）；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中，被试加工安庆话的认知反应时（5016.46ms）与加工普通话的认知反应时（4945.80ms）无明显差别。
研究发现安庆话和普通话在一些任务上存在差异， 而在另外一些任务上的反应时却相当。这可能是由于安庆话的概念表征通达词形表征要慢于普通话通达过程。被试对安庆话使用频率少于普通话的使用频率，普通话-安庆话双言者的语言使用模式可能导致安庆话语义和词形之间的弱联结， 进而致使语义表征激活词汇表征的速率较低。这一结论与 Gollan， Rosa， Montoya， Cera和Sandoval（2007）所提出的“弱联结理论”一致。
实验中给词汇语义设定一种语境，让被试读句，然后根据句子的意思选出与其意思相符的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句子，这是在语篇层面对双言者表征的初步探索。在语境制约的条件下考察语义的各种效应，其可靠程度就会更高。
实验结果表明：转换类别
瘙 语言复杂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语言复杂度这一因素的两个水平的平均反应时无明显差别（词汇：4863.44ms；句子：5098.81ms）。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中，以词汇形式材料呈现的任务反应时（4267.55ms）要明显少于以句子形式材料呈现的任务反应时（11215.71ms）。这一结果说明可能在言语表征时，形式层―概念层与概念层―形式层的认知加工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词形表征―概念表征的联结强度比概念表征―形式表征的联结强度强导致的。
语种、转换类别、语言复杂度三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可以推测双语语言内整合和语言间整合过程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情境下，双言者的语义加工机制是不同的。单一考察语句条件下两种语义判断任务中安庆话和普通话的认知反应会发现：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以安庆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12522.52ms）长于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9908.95ms）；而在文字-文字语义判断任务中，以普通话为启动词的任务反应时（5441.13ms）比安庆话（4756.51ms）的长。这可能是在文字-图片语义判断任务中，被试仅根据句子中的某些关键词即可选出正确选项，这对实验结果造成了额外的影响。另外，词汇的启动效应、词汇单元的词频、形态构成和长度、语义相关度等特点会影响实验结果。未来可利用眼动技术对双言者句法加工过程做细分化的研究。
安庆话是典型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不强势对称的北方方言。由于语音的混淆程度较大，故改用书面文字为材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例如，文字双言者用安庆话交流是主要依靠听觉通道进入，而本实验改用视觉言语材料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另外，书面材料中的字形、句子长短会也对被试的情绪造成额外的影响。未来可改用语音呈现材料的方式，利用事件相关脑功能成像研究技术（ER-fMRI），从语句的角度比较北方方言双言者语义表征的神经机制。
5 结论
（1）选择语言的种类、转换类别、文字类别这三种因素均会对双言者的认知加工产生影响；且在不同情境下，双言者的安庆话和普通话的语义加工机制是不同的。
（2）普通话-安庆话双言者的言语系统的形式层和概念层的联结方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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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领导，将语言文字工作落实在学校的制度建设中
自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以来，我校积极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大力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进程。学校成立了一把手校长总负责的语言文字工作领导小组，各处室通力协作，各司其职，形成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网络。在具体操作上，把语言文字工作列为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做到工作前有计划、工作中有落实，阶段后有总结。学校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专门会议，认真学习上级有关语言文字工作文件精神，专项研究布置工作任务，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细则，组织培训，实施测试，增强了全校教职工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推动全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我校还制定了《盐城市第二小学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盐城市第二小学语言文字工作实施奖惩细则》、《盐城市第二小学师生用语用字规范》等规章制度，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全校在职教师100%参加普通话培训测试，达标率为100%，学校将通过普通话测试作为教师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作为教师聘任、考核、选拔、晋升的必备条件。
二、加大宣传学习力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学校利用小号手广播站、小号手电视台、橱窗、升旗仪式、黑板报、主题班会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多管齐下，大力宣传语言文字规范化，在全校师生中达成共识，掀起热潮。校园内有固定的宣传语言文字工作的标语、张贴画，校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都设有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指示牌。
教师队伍是学校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只有充分抓好教师的语言文字工作，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我校认真组织教师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法律及规章制度。学校领导把这项工作用为提高学校现代化管理水平、树立学校良好形象、提高师生文化素质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增强了全校教职工语言文字法规意识，进一步明确了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提高了我校语言文字工作依法管理的整体水平。
三、提高师生语言素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卓有成效
学校积极搭建舞台，提升师生语言素养。结合每年全国“推普宣传周”活动，学校精心规划、科学组织，开展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教师演讲比赛、课文朗读比赛，学生课文、诗歌朗读比赛，教师“三字一话”比赛，学生书法比赛、“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主题的征文比赛，以“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为主题的电脑小报、手抄报比赛，使师生在不断历练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提升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我们还努力将工作引向家庭、社会，通过教师之手，牵动学生的小手，拉动家长的大手，使普通话由校园语言迈向社会语言。
学校在丰富的文化传承中积淀，在积极的实践创新中发展，从而使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我校在市级教师演讲比赛中，多次荣获得一、二等奖；学生在演讲类比赛中，获市级比赛奖6名，在征文类比赛中，获全国一等奖6名，省级比赛奖29名，在书法类比赛中，获全国奖17名，省级奖35名。
四、结合办学实际，将语言文字工作融于教育教学管理的全过程
在教学流程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我们都注重语言文字的规范。我校将用字规范化作为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一个方面，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并明确要求：教学过程中必须讲普通话、写规范字，除书法作品外（倡导学生硬笔书法作品使用规范汉字），不得书写繁体字、异体字，尤其不能出现错别字。学生要学习使用普通话和能正确识别、书写常用汉字，学生作业、考卷等要用字规范。为更好落实此项规定，学校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定期不定期检查，引起全校教师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过程中，既培养了教师严谨的教风，又养成了学生一丝不苟的学风。
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每学期举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推普周专项活动，师生互动，人人参与，形成系列。学校把说普通话、写规范字作为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重点并形成学校特色。为了整治不规范用字，师生共同参与，在校园、社区开展“啄木鸟”行动，将学校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优势向社会辐射。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学校的用语用字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校园里设置了造型别致的语言文字规范永久性宣传牌，与优雅的校园环境相衬相映，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时时处处追求语言文字应用的品位和规范。
五、努力实践，形成特色，将语言文字工作向学校的各个领域渗透
就教育的功能而言，学校责无旁贷地担负着语言文字教育的任务，肩负着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职责。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小组依据“把提高学生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纳入学校的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动中”的精神，从依法治教和加强素质教育的高度，在已有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形成特色，构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一）课堂——学习语言文字的生动乐园
小学阶段是孩子较为系统地学习语言的开始，听说读写是一个人能不断学习、求得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和能力。课堂是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阵地，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拼音的使用、笔画的规范，强调遣词造句、标点运用、行款格式的准确，因为这些都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元素；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讲标准的普通话，写规范的汉字，因为现代高素质的人应具备的长于言辞，善于表达，才思敏锐，敢于创新的素质，都需要有准确精当地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来支撑。近年来，我们在各科教学中力图通过多元、开放的学习和评价，来实现对语言文字工作新内涵的解读。我们通过分阶段有序地测试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让学生在学习的经历中体验语言文字的魅力。我校根据低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尝试先识字后写字，通过扩大识字量达到提前阅读的目的。我校连续多年在低年级实行“听说测试”，全校教师与学生们一对一地进行零距离的语言接触。测试的内容丰富而多样，有时抽读生字卡片，有时选读短文发表看法，有时听一个故事片段，看一个动画镜头，进行复述、质疑，有时展开想象，合理续编故事。到了中高年级，试卷内容力求体现选择性、开放性、拓展性，还要有儿童的趣味性。在落实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们还融入具有时代感的实用性试题，如新闻分析、诗歌创作、表述个性化的座右铭、整合多篇文章进行归纳等等。学生体验到语言学习的内容是丰富的，展现自我能力的多元学习是快乐的。学生在充满童趣的实践中切实地提高了说普通话、用规范汉字的能力。
（二）校园——感受语言文字的美好天地
我校的校园环境优雅舒适，是文化底蕴丰富的学习天地。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都是学生感悟生活、学习语言的活教材。
我们组织低年级的孩子为学校写爱护花草树木的提示语，在中高年级的学生中征集对于“快乐”的个人箴言，征集“校园十大景观”的文字介绍，让学生以自己的眼光去找寻、去描绘校园的不同景致。在青绿的草坪上、在整洁的小路边，你会看到这样天真的话语：“留下你的微笑，不留你的脚印。”在宽敞的走道里，“好心情是我们的财富，快乐是我们的加油站！”的标语让你心动。在每一个教室门前的展板上，孩子们都为自己的班级取名，自豪地亮出他们的班级目标。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营造附小人文环境的生动氛围，孩子们用他们充满个性、洋溢童真的语言文字来优化自己的校园。
（三）综合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的广阔空间
在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领域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语言文字教育资源，我们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力求开发和活用这样的资源，创造性地开展综合性活动，拓展学习领域，突破学习时空，让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生活，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朗诵、讲故事比赛、书写比赛、“啄木鸟”行动是我校规范语言文字工作的传统项目，另外，各年级从学生的不同年龄特点出发，还开展了各种特色活动：在与信息技术整合方面，学校组织在校园网班级网页中出版班级作文集、个人文集，让学生参与各类话题的在线讨论。在社会实践方面，学生手捧自办的学习小报在校门口、社区、公园开展“义卖”活动，将义卖所得，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探究活动中，学校引导学生进行“二小在盐城市区知名度的调查”，结合数学统计知识完成了小型报告，学生得到了珍贵的学习体验。在对串场河考察的活动中，学生发起了写“一封家书”的倡议，使课堂上的知识在生活中得到了真实的锻炼。学校还组织学生去新华书店读书买书，感受书香浓郁的学习氛围。学校还举办了“小鬼当家——学做主持人”的活动，学生兴致勃勃地考察了电视台，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与锤炼语言的机会。此外，《小号手报》的文字撰稿、小号手广播站的“古诗吟诵会”、小号手电视台的“课本剧场”、小记者团的“采访实录”、小礼仪队的“我当小小接待员”……这些都是我们二小学生语言文字学习的舞台，也是附小语言文字工作充满童趣的亮丽风景线。通过丰富多样的综合活动，学生规范了言谈举止、体验了真实生活、形成了交往能力、提高了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水平。
在推普周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同志们： 在今年推普周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召开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座谈会，非常有意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台、贯彻、实施后，在国家语委、重庆市语委的指导下，江津市语委在过去的语言文字工作特别是在普通话的培训中做了一系列出色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这与各个部门、社会各届的通力合作、大力支持分不开。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还有不足，不足主要表现在：（1）是整个社会对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对普及普通话和汉字应用规范认识还未到位、重视不够、坚持性差；（2）是城乡、窗口与其它会议及日常电信语言文字工作发展不平衡；（3）是工作机制还不健全，管理手段比较落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宣传总体上还不够广泛、深入，这部法的社会知晓度还不高，贯彻落实的力度不够；（4）是社会用语用字状况还不容乐观，一些地方公共场所说普通话的风气尚未形成，社会用字混乱现象也还比较突出，一些法律规定的特定岗位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不能自觉使用普通话。所有这些都制约了我市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推进。 重庆市于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这是重庆市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地方法规，既严格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又密切联系了重庆的地方实际，标志着重庆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始全面走上法治轨道，为我们江津实施依法管理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如何推动我市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的提高，为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工作。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首先，思想上高度认识。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同时又是一项容易被忽视的工作，它不可能像经济建设那样成为中心，像稳定工作那样压倒一切，总是在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但社会性、学术性很强，复杂性、长期性兼具，虽不是中心，却服务中心，虽不是全局，但影响全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边缘工作、软任务。语言文字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和最重要的信息、文化载体，在维持和协调社会生产、生活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在建设信息化和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更是人人事事、时时处处须臾不可离开的。对语言文字工作，不光开会时才说重视，上面说重视的时候才重视，阶段性的如推普周才重视几天，简单、马虎开展几项活动便算了事，走过场。要形成机制，要长期、深入、持久，常抓不懈。 当前，我市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时期、新形势既为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语言文字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法律，《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是重庆市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门地方法规。他们的实施标志着我市语言文字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我们江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方法也必须相应地从原有的经验型向法制型转变，工作和行为首先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在工作中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广大干部要努力做学法、知法、守法、执法的楷模，以行动做“写规范字，说普通话”的表率。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既为语言文字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又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江津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外地的客人增多，外出的时候增多，这都离不开普通话。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市一些应该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的人员及场所，用语用字不规范、不标准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带来的信息交流不及时、人际交往不便等弊端仍然存在。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加大力度，提高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更好为我市打造现代化的山水园林城市而服务。 第二，工作上全面推进，措施上切实加强。语言文字工作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要靠社会动员，靠大家共同努力。随着整个社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实施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也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进展，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语言文字工作的外部环境明显改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各相关主管部门、各行业系统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特别要注重通过工作实效、主动服务和切实贡献来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要特别注重将各方的支持转化为制度和长效机制，形成协调配合、齐抓共管、有效运作的工作格局。 1是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着力做好溶入、结合工作。语言文字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基础性、服务性工作，要千方百计、积极主动地溶入到各项工作中去，特别要注重与重点工作的结合，注重向常规工作的渗透和靠拢。 2是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列入各部门各镇街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认真抓紧抓好。领导要充分重视，领导要带头执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结合实际，明确要求，采取措施，落到实处，务求实效。 3是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深入开展推普工作，重点在教育，热点在活动，难点在农村，关键在落实。在巩固主城区推普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推普工作的力度，特别对边远山区，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宣传普及。建议教委和语委作为主管本辖区内教育系统和全社会语言文字工作的机构，要有专门机构，专人抓。与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密切的新闻中心、广播电视、文体局和窗口行业要带好头，做好表率。建议市司法局要把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纳入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要对学习、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活动进行检查指导、总结交流。 第三，活动中突破创新。我市第七届推普周活动以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实施办法》，努力实现我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达标为中心。在活动中要有突破，有创新。将学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城市、社区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企业文化和员工培训、“滨江之夏”、三基宣传、四下乡、先进评比等结合起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明确将“用语、用字规范”的要求纳入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评选标准体系。我们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文明单位的考核评比中，建议推普工作不力的单位部门镇街，不得评为先进文明单位。 作为宣传部，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为近期宣传工作的重点之一，要把推普周活动的宣传和经常性工作结合起来，列入宣传计划。新闻网站、《江津之窗》、广播电视台要及时反映、报道推普周期间各地工作亮点、先进经验，为全市语言文字工作营造声势、推波助澜。在全社会掀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写规范字，说普通话”的高潮。在《江津之窗》开辟专题、专栏刊发系列相关语言文字法规、普通话常识，报道各地推普情况。电视台滚动播出国家语委统一制作的第七届推普公益广告，并制作专题节目，可以对有关人士进行专访，并组织“水木年华走遍帅乡”祥瑞记者行动，总结概括、宣传推广先进经验。 各部门、各镇街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普通话讲演比赛、语言文字知识竟赛、文艺演出、学生游行、街道宣传、散发传单资料、张贴标语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集中起来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两法的主要内容，使两法的精神逐步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 总之，我们要以这届推普周的开展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两法，把贯彻实施两法与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相结合，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坚持“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方针，扎扎实实地搞好我市语言文字工作。(3155)
什么是语言文字训练？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深究起来，是在问哪些训练属于语言文字训练。也就是说，语言文字训练是不是只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不一定。比如，在数学课里，应用题的审题能说不是一种语言文字训练吗？在思想品德课上，对行为规范的语义的理解不也是语言文字训练吗？班主任工作中，教师可以通过日记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偶尔也要指导学生如何写日记，这显然是一种语言文字训练。在家里，孩子说错了一句话，妈妈给予纠正，不能说不是一种语言文字训练。因此，语言文字训练不仅存在于语文课堂教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教育情境里，所不同的是各种教育情境中语言文字训练的目的。在数学应用题中审题是为了让学生弄清问题和条件，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种辅活动；思品课为行为规范的释义是为了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在家庭里，妈妈纠正孩子的语病则是一种不系统的随机语言教育的活动。
语言文字训练是什么？训即训示，指导；练即反复学习。语言在这里显然是指口头语言文字及书面语言，合起来说，语言文字训练是学生有指导地反复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过程。这就是语言文字训练的内涵。
二、在语文教育中为什么要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由教育思潮的流变，对教育的价值与功能产生了许多不尽相同的解释，概括起来包括如下几种争鸣：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二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三是主体性教育的争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焦点是人性与物性是否同构？教育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为本，或是说教育的价值在于审美、教化，还是在于传授知识。素质教育在于发展人的素质，认为人的发展中存在着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是高级发展层面的基础。而主体性教育认为教育在于发展人的主体价值，而不是把学生作为客体加以塑造，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应具有自主性，而不是既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材的刻板的执行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是努力使我们看到人性的多样性与独特性，而素质教育则努力使我们看到人性中存在的基本层面，主体性教育的争论则使我们看到人在实现人的价值中的主体作用。
关于语文教学中语言文字训练问题的争论，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潮的流变中我们对于语文教育价值的一种理性思考。
语文教育性质的讨论由来已久，这种讨论的中心话题是：语文教育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从语文教育的功能、目的层面去思考语文教育的性质问题。就语文教育功能目的而言，受三个方面制约：一是社会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期待；二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内在逻辑；三是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和价值期待。长期以来，我们较为重视社会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期待，比较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反映在课程标准和教材上以及教学过程中，语言文字的内在逻辑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教师主要是作为社会道德的体现者的角色出现在课堂上，而学生语言发展的规律，我们则知之甚少，学生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期待没有得到适当的回应和重视。
在此种情形下，提出语言文字训练的问题是顺应了教育思潮对于人性的呼唤和重视，是人们从语文教育的结构和过程对语文教育的实质的一种深入思考。
在数学课里，在思品课里，教师可以不进行语言文字训练，这对于这些工作的开展并无大碍。但要不要进行语言文字训练则是把语文教育与其他教育区分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如果语文课里不进行系统、有效的语言文字训练，语文课就成为空壳。因为语文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获取系统的语言文字知识，形成系统的语言的沟通能力，而这些目的离开了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审美和道德教育在语文课中也是在语言文字训练的过程进行的。
三、语文教学中怎样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语文教学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语言文字训练，而在于如何进行这种训练。如果把语言文字训练看成是一种纯技能、知识的训练，显然是一种误解。语文训练理应在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层面。思想、政治、道德、审美教育显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的训练，如果离开了则成了无本之源，无异于缘木求鱼。
由于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考虑较多的是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对于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则是以教师的教为依归的。而教什么的问题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课程标准已明确规定了一个小学阶段教学目标，教师的任务就在于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教材进行教学。这里教师的自主性表现为对教材定课文内容的前后顺序的处理上，教师对教学阶段的前后联系的方式和程度保持着一种被动状态，而学生学什么、怎样学基本由教师的教学设计所决定，学生对语文教育的价值期待基本处在自发状态，只是偶尔迸出一点火花。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需要极大的提高，这是增强教师教学自主性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因为教师整体素质较差，大部分教师已经习惯于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教材亦步亦趋地进行日常教学，以至于教学参考书成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教学的自主性，创造教育的口号无异于空穴来风。在总结著名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过程中，我们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那就是，特级教师的教学生涯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恒常”的教学模式，而我们往往把这种“恒常”的教学模式，看成是一种教学规律的表现，并努力使它具有一种推广的价值。这样的做法在建国六十年的教育史上应该说是一种较为惯常的做法。我们甚至试图将教材的每一课搞出一个教学流程图，以便教师拿起来好用。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顺应教师的低层次心理需要。如果有了这种“科学”的教学流程图，教师的课程运作能力显然就是多余的。
那么，什么样的教学内容适宜于制作这种情境性很强、操作性很强的流程图呢？显然，人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和审美个性不适宜，人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能力和道德个别差异不适宜，人的认知发展的个别差异不适宜。唯一适宜的是便于标准化考试的语文知识和简单的语文技能。因为这样做，可以回避多样性，而人的成长的多样性与模式往往是矛盾的。
四、对语言文字训练的误解造成的严重后果
在语文教学中显然要进行语言文字训练，但语文课并不只是语言文字训练课。形式教育论较为重视语文教学的教育功能，这在我国有着久远的传统，因为，语文历来作为国学，而实质教育论较为重视语文教学的本位价值。如果从本位价值出发进行语言文字训练，会把学生训练成语言知识和语言技巧的储存器，学生无法完成从一个学习语文的人到善于使用语文的人的转化，学生无法经由语文的学习去体验美、实践美，发现美、创造美。
语文教育的真正失误在哪里？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总体失误就在于，总是矢志不移地着眼于所谓纯粹的语言能力“技术化”，再辅加扭曲的思想政治教育“伪圣化”。百年来，根本忽视了对学生自我内在精神的培育，忽视了对学生主体自我的热烈关注。百年来，一直没有彻底认清，语文教育的根本，就是一种主体精神的教育，是精神经验教育；是一种人化教育，人的教育，是关涉语言学习者精神成长的教育。在此特别申明，我绝对不反对训练，不反对能力，我反而觉得应该大力提倡真正的“训练”并强化能力。我要说的是，当今语文教育中的许多所谓“训练”，是严重脱离学生个体自我精神生命的。而脱离语言学习个体自我精神生命的所谓“语言能力训练”，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和一味庄严圣化的人文教育，又是带有极左说教的压抑个性生命的“群性话语”——我觉得，这是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根本失误所在，是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步履蹒跚、起伏跌宕、少慢差费的根源。百年中国语文教育，自觉不自觉地使语言学习脱离人的主体精神经验，力图使之成为一种空壳的、工具的、载体的纯技能训练。然后再根据时事、时势，生硬地外加上“思想”教育。因此，可以简练地概括为一句话：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技能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忽而强调前者，忽而强调后者．忽而强调二者结合。前者是空壳，后者是硬性的抽象实体，而所谓二者结合，又把本是一体的东西人为剥离为二，均不涉及、不诉诸人的主体精神经验，远离人的生命自我、个性精神。严重的后果是，压抑和束缚了孩子们天然的感觉、想象，荒芜了孩子们纯真的情感，僵死乃至戕害了孩子们烂漫的精神生命。最终，不但语言能力根本难成，精神和情感也成一片荒漠，个性被泯灭。这，就是“科学主义”!使语文教育，成了字字词词句句的像“数码”一样的纯粹文字游戏，成了段落篇章的像“积木”一样的纯粹智力体操，成了“公共话语”的大合唱，成了“政治话语”的大喧嚷，成了他人精神的“跑马场”!这里没有师生“个性精神”，没有师生的“生命自由”，没有孩子们的“童稚”与“率真”。一句话，我们的语文教育，不关注语言文字背后的生命精神，不关注孩子们的“个性自由”和“自我人格”!这样的语文教育，本质上，就是了教育的精神生命，使语文课成为一片精神沙漠、情感荒原!看看我们孩子的作文，听听孩子们的说话，他们有千万张不同的面孔，但是却共有着一套“公共话语”，共有着一套“公共精神”，共有着一样的呆滞、僵死的思维!不少语文教育工作者意识不到，语言的生命之根是人的文化精神、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人的独特的感觉与体验；语言，不是别的，它就是人的文化生命本身、人的精神本身。人的语言的成长，就是人的精神的成长。一句话，语言就是“道”、“体”。决无不根植、不诉诸人的精神经验的语言能力、语言训练。或者说，不诉诸人的精神经验的“纯”语言能力、语言训练，那只是“海市蜃楼”，是“水上浮萍”，是“屠龙”本领!
对语言文字训练的种种误解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了如下几方面的偏差：
1.教学中较为重视书面语言训练，轻视口头语言训练，因为考试不考口语。
2.重视“训”，轻视“练”。教师讲得太多，问得太碎，学生读得太少，写得太少，想得太少，说得太少。
3.较为重视接受性的反复学习，较为轻视学生发现性的领悟、意会、体验、揣摩、顿悟。
4.较为重视训练的逻辑性、连贯性，把语文教学看成是一种既定目的展开过程，教师与学生对于这种既定的目的保持一种被动性，较为轻视训练中教师与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情趣萧瑟，兴趣寡然，以至于教育理论界醉心于专家程序和模式的研制，教师渴望能有一种拿来就能用的无须费心的样板。
简单的认知学习和行为习惯训练中，可能存在有较为通行的既定的教学模式，认知发展的高级机能道德层面不可能存在通行的教育模式，而情感，特别是美感层面难有这种既定的教育模式。但没有通行的模式，并不等于没有规律，只是此一模式适合于此情境的此一个体，并不适合彼情境的彼一个体而已。现代教育理论更为重视集体性的学习，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总之，教育学是帮助人成长的科学，教育同时又是一种创造的艺术。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教育在于帮助学生获得与人沟通的能力，培养学生与人共处的人格，并使学生经由有指导的语言实践获得一种审美体验和道德陶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训练。因此，我们应消除误解，明确方向，使语文教育实践更具科学人文主义色彩。
Wechsler成人智力量表（WAIS）、Halstead-Reitan成套神经心理测验（HRB）、Luria-Nebraska成套神经心理测验（LNNB）等常用测验工具极少用于AD认知功能改变的评估。一方面是由于耗时长、难度高、完成率低；另一方面是因为AD以记忆功能缺损为主，而上述工具中仅LNNB有记忆量表分测验（系11个分测验之一，对AD诊断敏感性不高）。
AD认知功能测量须兼顾以下原则：覆盖AD易受损的功能领域（如记忆和语言功能）；对这些功能基本特征的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可信性；可借以判断和衡量不同严重度；完成率高；完成所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30 min以内。
一、 床边用认知筛查量表（brief bedside cognitive examination）
要求敏感性高、假阴性率低、易操作、易携带、时间短（5～10 min左右完成），分析指标为总分。
1．简明精神状态量表（MMSE）［1,2］：MMSE一直是国内外最普及、 最常用的老年痴呆筛查量表，它包括时间与地点定向、语言（复述、命名、理解指令）、心算、即刻与短时听觉词语记忆、结构模仿等项目，满分30分，费时5～10 min，重测信度0.80～0.99，施测者之间信度0.95～1.00，痴呆诊断的敏感性大多在80%～90%，特异性大多在70%～80%。
MMSE作为AD认知筛查工具, 因其敏感性强、易操作、耗时少, 在社区大样本调查及临床医生对可疑病例做初步检查时得到广泛应用， 但其缺点亦不容忽视：
（1）项目内容容易受到受试者受教育程度影响，对文化程度较高的老人有可能出现假阴性，即忽视了轻度认知损害（如Strain报道，MMSE识别轻度认知失调的敏感性仅为0.52），而对低教育及操方言者有可能出现假阳性；
（2）注意（心算）、记忆、结构模仿等项目得分并不足以反映相应的认知领域表现，不能有效地绘制个体认知廓图；
（3）强调语言功能，非言语项目偏少，对右半球功能失调和额叶功能障碍不够敏感；
（4）记忆检查缺乏再认项目，命名项目过于简单；
（5）没有时间限制；
（6）对皮质性功能紊乱比对皮质下功能紊乱更敏感；
（7）不能用于痴呆的鉴别诊断，作为认知功能减退的随访工具亦不够敏感（如Clark对82例AD患者随访4年，16%的患者MMSE得分没有显著下降）。故深入研究认知损害往往采用多个更特异的测验工具搭配使用。
中文版MMSE依据不同教育程度作出的划界分是：文盲组17分、小学组20分、中学或以上组24分，低于划界分为认知功能受损。5年随访表明，正常衰老MMSE减少约0.25分/年，病理衰老约4分/年。
2．长谷川痴呆量表（HDS）［3］：Hasegawa1974年编制,1991年修订。 时间和地点定向、命名、心算、即刻和短时听觉词语记忆与MMSE相似，无“复述、理解指令、结构模仿”3项，有“倒背数字、类聚流畅性、实物回忆”3项，满分30分。在类聚流畅性测验（即在规定时间内就某一类别列举尽可能多的例子），AD患者从语义类别中列举例子比从词形、语音类别中列举例子更困难。由于汉语的音、形、义分离，同音字较多，方言繁杂，文盲和低教育老人较难完成听觉词语记忆，HDS修订版采用视觉实物记忆更易为国内受试者接受、更少受教育程度影响，缺点是不能作记忆策略和机制分析。另外，MMSE的上述缺点HDS-R也同样存在。
3．画钟测验［4］可分2种，一种是要求受试者在空白的纸上画1幅几点几分的钟，反映执行功能；另一种是要求受试者模仿已画好的钟，反映结构能力；总分16分。在90例（轻度AD患者45例和正常老人45名）样本中，上述二种画钟得分与MMSE的相关性分别为0.82和0.85；能区分83%的AD患者与正常老年人，并能区分92%的伴有和不伴结构损害的AD患者。
“7 min神经认知筛查量表”［5］由线索回忆、类聚流畅性、时间定向（用Benton时间定向测验计分法）及画钟测验（在空白纸上画）组成，耗时7 min许，重测信度0.91，施测者之间信度0.92，根据受试者在这4个项目的得分代入其Logistic回归方程，诊断AD的敏感性为92%，特异性为96%。
二、 综合的认知筛查量表（shorter batteries of neuro- psychological tests）
题量较大，分析指标除了总分，还有5～16个代表不同认知领域的因子分，其优点是可以绘制个体认知剖面图，不仅用于识别轻微神经心理损害，较细致地评估认知损害的严重度，对区分认知损害的不同病因也有一定的甄别作用，为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多的指导。一般需要经过严谨训练的神经心理学专家对结果进行解释，缺点是根据不同教育程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常模不易获得。
1．Mattis痴呆评定量表（DRS）［6］：5个因子分是（1）注意：数字顺背与倒背、完成两个连续指令；（2）启动与保持：命名超市品种、重复一系列音节的韵律、完成两手交替运动；（3）概念形成：项目设计与WAIS的相似性分测验同理；（4）结构：模仿平行线、四边形内的菱形；（5）记忆：5个单词组成句子的延迟回忆、图案回忆等。总分144分，耗时30～45 min。是较早的对额叶和额叶-皮质下功能失调敏感的评定工具，有常模资料。
2．Alzheimer病评估量表（ADAS）［7］：包括认知行为测验（ADAS-cog）和非认知行为测验，认知行为测验包括定向、语言（口语理解和表达、对测验指导语的回忆、自发言语中的找词困难、指令理解、命名12个真实物品与5个手指）、结构（模仿圆、2个交错的四边形、菱形、立方体）、观念的运用、阅读10个形象性词语后即刻回忆3次的平均数与12个形象性词语的再认，共11题，费时约15～20 min，满分70分。对AD组，施测者之间信度为0.99，间隔1个月再测相关性0.92，正常老人组则分别为0.92与0.65。AD患者组在ADAS-cog 的每一个项目均显著差于正常匹配组的表现。未经治疗的中度AD患者每年ADAS-cog总分下降7～10分。通常将改善4分作为临床上抗痴呆药物显效的判断标准。ADAS-cog对极轻度和极重度的患者不够敏感。
3．神经行为认知状态检查（NCSE）［8,9］：包括定向、注意（重复数字）、语言（理解并执行简单和复杂的指令、背诵句子、看图命名）、结构（Koh积木测验）、记忆（4个单词）、计算、相似性（对抽象问题的理解）、判断力（日常生活行为的合理推断）等8个因子。费时15～30 min。Osmon于1992年在脑卒中患者应用NCSE，发现语言分在左半球病灶者损害更严重，结构分在右半球病灶者损害更严重。根据其总分和因子分剖面图未能有效区分AD与血管性痴呆（VD）。
4．高敏感认知筛查量表（HSCS）［10］： 5个因子是（1）记忆：长句记忆、词语联系学习、长句延迟记忆、词语延迟记忆；（2）语言：复述、命名、阅读、书写、流畅性；（3）视觉空间能力：采用Bender-Gestalt测验、Woodcock-Johnson心理教育量表；（4）注意力：交替加法、听数扣桌；（5）自我调控能力：相反反应、句子结构。费时约20 min，施测者之间信度为0.98，再测相关性0.72～0.98，能正确区分93%神经精神疾病患者的正常和异常认知功能。
5．认知能力筛查量表（CASI）［2］：美国加州大学李眉教授于1987年将MMSE增加题数和项目，修订为3MS。CASI根据3MS的试用效果编制，包括定向、注意、心算、远时记忆、新近记忆、结构模仿、语言（命名、理解、书写）、类聚流畅性、概念判断等9个因子，共20题，费时15～20 min，间隔1个月重测信度为0.92。CASI总分100分，得分可换算为MMSE、HDS-R的分数，有中、英、日、西（班牙）等不同语言版本，可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已在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台湾、上海等地得到应用。作者将时间定向、类聚流畅性、即刻与短时听觉词语记忆组成CASI简式，其敏感性和特异性甚至高于MMSE和HDS。
6．跨文化认知检查法（CCCE）［11］：CCCE减少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差异的措施有：排除仅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适用的题目；命名时摆上实际家庭用品。CCCE包括注意（数字广度）、视觉空间（结构模仿）、语言（复述、命名、理解指令、流畅性）、词语记忆（单词学习和回忆及言语回忆）、视觉记忆（结构回忆）、近时记忆（定向）、抽象思维及精神运动速度等8个因子。CCCE曾在美、日、关岛3种不同文化背景中应用，费时约20 min，其总分与HDS的相关性为0.82。严重度匹配（即MMSE总分与CCCE总分无显著差别）的AD与帕金森病所致痴呆患者的CCCE因子分比较，发现前者精神运动速度减慢显著轻于后者，而定向、词语记忆、抽象推理等因子显著重于后者。
7．快速认知筛查测验（QCST）［12］：包括定向、注意、词语即刻记忆、词汇、命名、相似性、类比、心算、笔算、词语延迟回忆、新知识记忆、视觉注意、结构、物品识别、几何图案、知觉合成、视觉延迟记忆等17个因子。共78题，费时15～30 min。前11个因子分为语言分，与WAIS-R的语言分显著相关（r=0.81）；后6个因子分为非语言分，与WAIS的操作分显著相关（r=0.74）。
三、 研究用AD记忆功能测验
1．California词语学习测验（CVLT）［13］：以4种语义类别（如花朵类、国名类），每类4个名词（如牡丹、巴西等）共16个词语随机呈现为材料，要求受试者听完后立即回忆，全部词语重复学习5次，而后给予另外16个词语，也要求立即回忆，再自由和以类别为线索回忆学习过5次的16个词语（称为“短延迟回忆”），予非言词测验间隔20 min后，对第1组16个词语作自由和以类别为线索的回忆（称为“长延迟回忆”）及再认。分析指标包括：语义串连；首因和近因效应（primacy and recency effects）；学习速率；5次学习重复词语数；前摄和倒摄干扰（proactive and retroactive interference）作用；短和长延迟记忆储存；插入错误和重复数；再认鉴别力等。有26个记忆变量的常模资料。其中对AD识别敏感的指标有：5次学习的总回忆数；语义串连程度；长延迟回忆储存百分比；线索回忆错误数。CVLT能有效区别AD与严重度匹配的亨廷顿病、柯萨可夫综合征所致认知减退。
2．三维语义记忆测验［14,15］：选择12种动物按训养-野生、食肉-食草、体小-体大三个维度分类，每3只动物1组，共122组，要求受试者指出每组中哪2个更相似，应用路径分析，发现AD患者语义记忆的组织结构和层次遭到破坏。另外，AD患者在组织语义网络时倾向于具体信息（如大小维度），而正常老人强调抽象知识（如训养-野生维度）。该测验亦可用于判断AD严重度、预测认知减退速率（与DRS总分变化的相关性为0.84）。
3．韦氏记忆测验修订版（WMS-R,1987）［13］：在1945年开发的7个分测验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分测验，包括经历、定向、心智、图形记忆、理解记忆Ⅰ和Ⅱ、对称绘图Ⅰ和Ⅱ、听觉词对联想学习Ⅰ和Ⅱ、视觉再生Ⅰ和Ⅱ、数字广度和视觉记忆广度（Ⅰ为即刻记忆，Ⅱ为延迟记忆）。理解记忆的故事也作了更新。取消了单一的记忆商指标，通过因素分析，获得了5个合成标准指数：一般性记忆指数、注意集中指数、言语记忆指数、视觉记忆指数和延迟记忆指数。其言语记忆指数与CVLT 5次回忆总分的相关性为0.91，有常模资料。尽管它比原版本更能反映各种不同的记忆成分，但依然是不全面的，自传体记忆、线索记忆、再认记忆以及内隐记忆（启动效应、动作技能学习等）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WMS-R对Alzheimer病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相当敏感。
四、AD诊断用认知功能测验［16］
与第一阶段即筛查阶段要求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不同，第二阶段即确诊阶段要求有较高的特异性（更少假阳性错误）。 美国Alzheimer病联合登记处（CERAD）在80年代后期，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AD诊断用神经心理测验方法，并有常模资料。测验包括（1）言语流畅性测验；（2）Boston命名测验；（3）词表记忆与再认（10个单词反复阅读、回忆3次，10 min后回忆与再认）；（4）结构测验；（5）Shipley-Hartford单词表；（6）词语配对联想学习测验；（7）Nelson成人阅读测验（用于评估病前智力功能）；（8）连线测验A与B；（9）手指敲击测验；（10）画钟测验。目前有关AD的研究论文有不少采用了这组评定工具。
五、AD认知量表的应用简介
1． 早期诊断［17,18］：AD最早主要是海马病变所致记忆缺损，接着是大脑皮层病变，不仅导致记忆恶化，而且其他认知功能如语言、空间结构能力亦受到损害。Almkvist［17］总结了1996年之前有关临床前与早期阶段AD患者认知功能的资料，临床前阶段即在作出AD临床诊断前数年通常出现情景记忆缺损，可由CVLT、WMS-R等评定；临床早期阶段认知损害评定除了这2个测验，还有反映语言、视觉空间能力和执行功能的相似性测验、类聚流畅性测验、Boston命名测验、词汇和理解测验、Rey-Osterrieth复杂图形测验、积木测验、迷宫测验、连线测验、Raven推理测验和Wisconsin卡片分类测验等。反映程序记忆的旋转子追踪学习测验、镜像阅读测验、不完整图片理解测验在AD早期阶段无损害。反映注意力的数字符号测验、连线测验、Stroop测验、反应时间测验、数字广度测验、Corsi积木扣击测验等在AD早期阶段有可疑损害。Albert指出，CVLT延迟记忆得分、WMS的图片即刻回忆、连线测验B的完成时间是AD认知损害最有意义的预测因子。
2．疗效评价［19,20］：在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特可林（tacrine）、velnacrine 、毒扁豆碱（physostigmine）、多奈哌齐（donepezil）和rivastigmine治疗轻-中度AD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疗效评价均采用MMSE、ADAS-cog分测验和临床晤谈总体印象量表。Arrieta等［20］总结1981～1997年公开发表的49篇特可林治疗AD的论文，应用的评定工具为：MMSE 16篇，ADAS 4篇，3MS、CASI、AVLT等均有报道。
六、几点说明
1． 上述量表对于确定痴呆的病因即鉴别诊断方面作用有限。
2． 从55或60岁开始纵向随访认知功能十分重要，尤其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老人。
3． 认知评定只能作为AD诊断的辅助工具，临床诊断必须结合日常活动能力量表、非认知行为问卷、总体严重度量表、照料者负担量表及脑影像学、电生理学、生化学检查结果，最后确诊依赖于随访和病理检查。
4. 躯体状况不佳、情绪障碍、意识不清、受试者不配合等都可以影响认知检查结果。
5. 时代在发展，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老人素质处在变化之中，对认知功能的认识也在深化，故评定工具也需要不断修订以适应新的要求。由于知识产权等原因，上述大部分测验没有引进。我们介绍这些评定方法，供国内同道在量表编制与使用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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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阅读障碍；语言；对比研究；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G 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4-0299-03
特定阅读障碍(specific reading disorder，SRD) 是指有正常的智力和适当的教育及社会文化机会，却特殊的、持续的不能获得有效的阅读技能，是学习障碍中最常见的类型，占特殊性学习障碍的80%［1］。SRD对儿童的认知、情感、自我概念以及社会性发展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相当部分可持续至成年期以后，因而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SRD矫治训练的依据，主要来自对SRD认知特征及其机制的探索研究。
SRD的语言特异性理论认为，SRD来源于语言学层次的加工缺陷，SRD者言语信息的表征和加工上存在障碍。研究表明表音文字系统SRD儿童的主要认知缺陷是语音加工能力的核心缺陷，如语音意识、语音短时记忆等，其中语音意识问题是核心缺陷［2-4］，此外还有快速命名能力缺陷和正字法技能缺陷［5-7］。
笔者参考国内外语言技能的通用研究范式，设计了语音技能、快速命名和正字法技能测试，以考察汉语SRD儿童的这些语言技能水平，旨在探索汉语SRD儿童的认知加工缺陷，为其认知机制研究和干预矫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SRD组：依据国际疾病诊断分类手册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结合病史、临床观察、作业调查、家长和教师对儿童学业情况综合评定，由中山大学附属三院儿童发育行为门诊诊断SRD儿童28名，平均年龄(10.12±1.42)岁，男22例，女6例。入组标准：(1)学习经历正常，但学习能力差（语文成绩位于全班成绩的5%以下；(2)教师和家长问卷［8］评价儿童有阅读能力落后的表现；(3)学习障碍儿童筛查量表（The Pupil Rating Scale Revised Screening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PRS）［9］评分低于60；(4) 中国修订韦氏儿童智力测验IQ＞70；(5)排除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精神发育迟缓、广泛性发育障碍、情绪障碍和视听觉障碍。
正常对照组：以年龄、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文化、职业等为匹配条件，按1∶1配对，从广州市某普通小学选出28名正常阅读能力儿童为对照组，平均年龄(10.06±1.29)岁，男22例，女6例。经配对t检验，其年龄、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文化职业与SRD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性。
实验前，服从医学伦理原则，获得被试监护人同意，签署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语音技能测验 (1)挑异音：根据传统的怪球(oddball)范式［10-11］，要求被试挑出听觉呈现的一系列音中与众不同的1个。分为辨声母、辨韵母、辨声调3个部分，每个部分10题，共30题。每答对1题得 1分，3个部分得分总和为儿童该项测验的成绩。(2)语音短时记忆［10-11］：类似于韦氏智力测验中的数字广度测验。共设有8组汉语音节，按照每组组成的汉字个数由少到多依次排列。向被试口头呈现每组汉字的读音，让被试将所听到的汉字组口头重述出来。每组2试，直至被试2试均不能完整重述为止，以被试所能复述的最多的汉字读音个数作为其语音短时记忆位数。
1.2.2 快速命名能力测验 快速命名的测验范式多数是让被试命名单独或连续出现的图片、颜色、数字或字母［10-12］。本研究选用了颜色和数字快速命名来考察SRD儿童的命名速度问题。实验设计采用2(组别)×2(材料)二因素混合试验设计。材料分颜色快速命名和数字快速命名2个分测验。颜色快速命名的刺激材料为随机排列于A4纸上的红、黄、蓝、绿4色方块，每行5个，共8行；数字快速命名的刺激材料为2，4，6，7，9数字，随机排列于A4纸上，每行5个，共8行。要求被试尽快命名连续呈现的颜色、数字。记录被试的命名反应时间。
1.2.3 正字法意识测验 在中文阅读研究中，正字法意识测验常采用真假字判断测验来考察被试汉字组字规则的意识和对汉字结构的认知［10-11］。本研究选用真假字判断测验来评估汉语SRD儿童的正字法意识。实验材料为45个字，其中常见真字7个，罕见真字8个，符合组字规则的假字8个，不符合组字规则的假字22个(部件位置错误8个，部件方向错误7个，部件笔画增减7个)。让被试判断哪些是真正的字，哪些不是字。记录各类字判断正确数。指导语为：“下面的字有些是真正的字，有些不是字。请判断哪些是字，哪些不是字。在真字后面画“√”，在假字后面画“×”。
1.2.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资料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 10.0软件包进行处理。基本资料进行两组间的配对t检验和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2组儿童语音技能测试结果比较 SRD儿童的挑异音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中在辨声母、辨韵母、辨声调3项测试中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SRD儿童的语音短时记忆位数也比对照组少，提示SRD儿童的语音技能比对照组差。见表1。
2.2 2组儿童快速命名测试结果比较 经多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材料变量主效应显著(F=216.567，P=0.000)，组别变量主效应显著(F=20.827，P=0.000)。材料与组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10.955，P=0.002) 。说明对不同材料(颜色、数字)的命名反应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命名材料对命名时间有显著影响。对2组儿童的颜色和数字快速命名反应时间分别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SRD组儿童颜色快速命名和数字快速命名反应时间都比对照组长。见表2。
2.3 2组儿童正字法意识测试结果比较 见表3。SRD儿童对真假字的判断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中，对各类不符合规则的假字的判断成绩明显低于对照组；对符合规则的假字的判断成绩也低于对照组，虽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P值接近0.05；对常见真字、罕见真字的判断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语音加工能力、正字法技能以及快速命名技能都是阅读能力发展所必需的认知技能，对阅读发展具有预测作用，其中任一认知成分缺陷都会影响到儿童的阅读发展。一系列研究表明，汉语SRD儿童可能也存在语音加工缺陷［13-14］，有学者则认为正字法技能和快速命名缺陷是汉语SRD儿童主要的认知缺陷类型［15］。本研究结果表明汉语SRD儿童的这些语言技能水平均落后于正常儿童。
3.1 SRD儿童存在语音加工技能缺陷 语音意识指儿童对口语中语音单元(如音节、首音、韵尾或音位)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典型的测查任务包括音节(音位)计数、删除、添加或替换，首音、韵尾的检测(如挑异音任务)。本研究采用挑异音测试考查了SRD儿童对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辨识能力。结果发现SRD儿童在此3项分测试中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说明其语音辨别能力低下，语音意识差。语音短时记忆测验也显示SRD儿童的语音短时记忆广度不如正常儿童。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似，都表明汉语SRD儿童同样存在语音技能缺陷。
在表音文字系统中，语音意识被认为是习得阅读能力的必备条件。明确的语音意识是儿童从字符阶段向表音阶段发展、过渡的关键因素。语音意识缺陷使得儿童的阅读能力停留在字符阶段，不能运用字形-音位转换规则来迅速对字词再编码，继续依赖字符来识别字词，阅读效率低下，成为SRD［16］。
语音加工能力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在汉语阅读中。语音意识能力的高低与儿童的拼音能力有密切关系，而拼音的学习又直接影响着儿童汉字认知能力的获得，从而影响阅读水平［17］。在汉语学习中，儿童只有通过系统的拼音学习，才能在汉字与声音间建立连接，从而掌握汉字的发音。随着学习汉字量的增加，儿童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形声字结构的语音线索，并且在字的读音中利用这种线索。而阅读水平低的儿童不能有效地利用语音及语义信息激活相应的字形表征，产生同音字混淆［18］。语音加工能力中的语音短时记忆能力也是儿童识字和进行阅读理解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现代记忆理论，语音的短时保存是对语音进行进一步加工的前提，只有语音在大脑中短时保存才能得到进一步编码，建立起音形连接；语音的短时保存在阅读理解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非熟练读者、初学者由字形通达语义要以语音为中介［19］。语音短时记忆能力差，必然影响对
汉字的学习和阅读。
3.2 SRD儿童存在快速命名能力缺陷 快速命名任务是让被试快速命名连续或间断性地呈现的数字、物体、颜色、字母。快速命名障碍是指对熟悉的视觉符号的命名速度低于年龄标准至少1个标准差。研究发现SRD儿童的命名速度普遍低于正常儿童，尤其在连续呈现项目时［20］。Ho等［15］对前人研究中报道的主要缺陷，如视觉、语音快速命名和字形缺陷，在汉语SRD儿童中存在的比例进行了探讨，发现57%的SRD儿童有命名速度缺陷，认为命名速度缺陷是汉语SRD的主要缺陷类型。本研究发现，汉语SRD儿童在颜色、数字的快速命名测验中命名速度明显慢于正常儿童，也支持汉语SRD存在快速命名缺陷的假设。至于是反映了哪些认知加工的障碍，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SRD儿童存在正字法加工技能缺陷 正字法是指单词拼写形式的抽象表征。本研究采用真假字判断任务考查了汉语SRD儿童的正字法意识，结果发现，SRD儿童对真假字判断的总成绩不如对照组儿童。具体分析发现，SRD儿童对于不符合组字规则的假字的判断成绩不如对照组，对于符合组字规则的假字的判断成绩虽然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P值接近0.05。说明汉语SRD儿童对汉字组字规则意识和汉字结构认知能力的缺陷。这与Ho等［15］的研究结果相同。但徐世勇等［21］的研究却没有发现SRD在真假字判断任务中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实验材料不同所致。徐世勇的研究所用为符合正字法的假字，构成假字的部件都是真正的部件，使被试不能从刺激材料的结构或某一个具体的细节做出判断，而只能根据汉字的整体知觉做出判断，主要反映的是对汉字字形的整体知觉能力。而本研究还使用了不符合正字法规则的假字，如部件的位置、方向错误，部件笔画有增减的假字，这就要求更为精细的视觉辨认能力、对汉字组字规则和汉字结构的理解。本研究所发现的SRD儿童对不符合组字规则的假字判断困难，可能就反映了其对汉字组字规则和汉字结构认知能力较差，即正字法意识低下。
阅读能力发展是正字法表征的形成、语音编码和意义编码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最初机械地记忆字形和语音、语义之间的联结，随着学习汉字的增多，儿童的正字法意识逐渐发展，可以利用形-音、形-义的规则性来编码新学习的汉字，大大地减轻了记忆的负担，成为高识字能力的儿童。因此，正字法意识有助于特定汉字的正字法模式在心理词典中的形成，使阅读向熟练的、自动化的字词识别阶段过渡［22］。汉字的复杂构形大大增加了正字法表征构建的难度，儿童的视觉正字法技能和一般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可能影响到儿童正字法模式形成的速度和质量［23］。SRD儿童由于正字法技能不良，没有形成良好的部件意识和汉字组字规则意识，正字法表征与语音表征间也没有形成强的连接，不能迅速有效地实现视觉输入与语音表征的匹配，从而影响了阅读理解能力。
(致谢：感谢广州市执信南路小学王嘉嘉书记、黄穗青副校长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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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认知评估；信度；效度；心理测量学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3.009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3-0183-05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缺陷，作为核心症状之一，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逐渐成为疾病诊断的依据和治疗的靶症状［1-2］；主要表现为注意、言语、推理、问题解决、运动、执行功能等多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最终影响患者的预后、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并决定患者是否能融入社会，是否能如正常人一样学习、生活和工作［3］。国内外多项证实药物或非药物对认知功能改善的临床研究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认知评估工具，来评定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功能状况，这就造成了各个临床试验因所用的评估工具不同，而无法相互对比和验证，因此迫切需要确定一个国际上均认可的标准化认知功能评估工具［4］。
在临床试验中最常用的是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Test，WAIS）和韦氏记忆量表（Wechsler Memory Test，WMS），虽然可作为认知功能测定的金标准，但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耐受性较差，经常不配合检查，难以准确评估；其他常用的认知功能测验，如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Stroop色词测验（Stroop Color-word Test，STROOP）等，一般只反映精神分裂症患者执行功能等认知缺陷的某一个维度；另外，MATRICS（Measurement and Treatment Research to Improve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计划推出了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ATRICS Consensus Cognitive Battery，MCCB），能全面反映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得到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认可［5-7］。但其测验时间较长（1~1.5小时），慢性病人的耐受性可能会较差，仍需临床验证。所以，开发并推广一套适合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并具有相对客观全面、患者耐受性好而又简明实用的认知功能测验，仍是临床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国外，已有多项临床研究应用简明精神分裂症认知评估测验(Brief Assessment of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BACS)来评估抗精神病药物或改善认知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疗效，其具有施测时间短和敏感性好等特点［8］。本研究选取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对BACS中文版进行信效度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入组有122例，其中男84例，女38例；平均年龄（45±7）岁；受教育年限（12±3）年；病程（237±113）月。入组标准：稳定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符合DSM-IV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经住院治疗后病情稳定，阳性及阴性症状评定量表（PANSS）［9］的阳性量表分＜22分；年龄20~60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上；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知情同意书；既往一个月和估计今后一个月药物种类、剂量不需调整。排除标准：伴精神发育迟滞或脑器质性疾病患者；严重衰退或冲动兴奋不合作；伴发严重的抑郁、焦虑和物质滥用；存在听觉或视觉感知障碍；严重的躯体疾病或药物副作用。
4周后重测PANSS，结果显示基线和4周后患者PANSS阳性量表分分别为（12.5±4.7）和（12.7±4.7）（P>0.05），说明实验组患者病情稳定，排除病情变化对重测信度的影响。
1.2 工具
1.2.1 简明精神分裂症认知评估测验（Brief Assessment of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BACS）
该测验由杜克大学医学中心Keefe教授开发，是一个专门应用于测定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的神经心理学测验。本研究使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翻译的简明精神分裂症认知量表（BACS）中文版，并由北京回龙观医院修订做成计算机辅助的测验系统，分为A和B两个版本，包括6个维度，分为7个分测验：（1）言语记忆测验（Verbal Memory Test，VM）（言语记忆维度）。让被试听计算机读15个词，然后让他们回忆出来，并记录正确的词。重复5次。（2）数字序列测验（Digital Sequencing Test，DS）（工作记忆维度）。给被试听一组数字，然后要求他们按从小到大的顺序重复该数字组中的每一个数字，以正确回答的数目作为评分标准。（3）代币运动（Token motor task，TM）（运动速度维度）。给被试100个代币，让他在60秒内用双手同时拣起代币并放进容器中。（4）符号编码测验（Symbol-Coding，SC）（注意及信息处理速度维度）。要求被试在90秒内，对照标准模板，将与不同符号配对的数字填入空格。（5）语义流畅性测验（Category Fluency，CF）（言语流畅性维度）。要被试在60秒内按规定类别说出尽可能多的词汇。（6）字词流畅性测验（Word Fluency，WF）（言语流畅性维度）。要被试按要求用两个不同的字组词。（7）伦敦塔测验（ Tower of London ，TL）（执行功能维度）。被试会同时看到两幅图片，每幅图片上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球摆放在三个桩上，但是球的排列在两幅图中各不相同。一幅图中的球移动后，就可以使其排列与另一幅中相同，让病人说出至少需要移动几次才能让两幅图变得一样。
字词流畅性测验是用一个常用汉字来组词，代替英文原版中用开头字母组成一个单词的测验方法。其余测验均遵照原版翻译修订。除言语记忆和伦敦塔测验各有两个版本外，其他分测验均只有一个版本。
1.2.2其他认知功能测验工具
MCCB、WCST、STROOP和RAVEN均是由北京回龙观医院修订和提供的心理测验系统，采用标准化测验方法来对患者进行评估。
由四名具有专科以上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及认知功能测验工作经验的主试来施测，在评定前经过严格的培训。测验分3次完成，各测验总间隔时间不超过1周。上午施测MCCB，下午施测BACS及STROOP，5天后施测RAVEN和WCST。4周后重测BACS。
1.3 统计方法
数据经过2次校对，统计采用SPSS15.0软件包完成。应用配对t检验，来确定BACS的前后学习效应及BACS测验A版与B版之间的一致性。采用Pearson相关和ICC值来测定各分测验及BACS总分的重测信度，用Pearson相关来确定与其他认知测验的相关性。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对BACS各维度进行结构效度分析。
2 结果
2.1一般测量学性能
第一次测试中，12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完成了BACS每项分测验，因部分病人出院，间隔4周后第二次测试有111人完成每项分测验，平均完成时间为28.2分钟（s=3.6）。第二次测试的符号编码、代币运动、言语记忆分均高于第一次测试（见表1）。两次测试中出现“地板效应”的测验为伦敦塔测验，有3.4%（8/233）的患者得零分，出现“天花板效应”的测验为数字序列、代币运动和伦敦塔，分别有0.85％（2/233）、1.72％（4/233）和0.85％（2/233）的患者得满分。
2.2信度
2.2.1重测信度
4周后重测BACS，结果显示，BACS的7个分测验及总分的重测信度为0.64~0.85，重测信度（ICC）为0.65~0.92（均P
2.2.2内部相关性
除伦敦塔与语义流畅性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以外，其余各分测验之间及各分测验与总分之间均呈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见表3）。
2.2.3复本信度
在BACS的7个分测验中，只有言语记忆和伦敦塔包括不同版本，两个版本之间言语记忆和伦敦塔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3效度
2.3.1 效标关联效度
BACS各分测验分数及总分与MCCB、RAVEN、WCST的完成分类数、正确应答数和STROOP之间均呈正相关（P
2.3.2 结构效度
对BACS所有分测验的数据实施前提条件检验，得出KMO =0.79；采用Bartlett's球度检验P
3 讨论
BACS英文版的平均完成时间为30~35分钟。Keefe等已对其信效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BACS的重测信度ICC值为0.71~0.92，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正常对照的BACS总分低1.49个标准差，各分测验间的相关性为0.18~0.72，与标准成套认知测验的相关性为0.76。因素分析显示有3个因子，即运动速度和一般认知功能、记忆和工作记忆、执行功能［10-11］。
本研究显示，BACS中文版的平均完成时间在30分钟以内，被试耐受性较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患者在心理测验过程中努力程度不够所导致的结果偏倚。结果除伦敦塔有部分地板效应（3.4％）外，其余分测验均未出现地板效应，提示BACS有助于鉴别认知功能较差的患者人群，而且各分测验的天花板效应发生率亦较低（0.05），但是其复本信度（r=0.52~0.57）仍需进一步提高。BACS的重测信度ICC在0.65~0.92之间，各测验之间的相关性显示（r=0.13~0.66），各分测验所反映的维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BACS与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成套测验（MCCB）的相关性较高（r=0.83），与MCCB具有类似的心理维度成分。但是与MCCB相比，BACS较为简短，仍能相对全面地反映精神分裂症患者各认知维度方面的缺陷，此外，BACS与WCST、RAVEN和STROOP呈中等程度的相关（r=0.20~0.59），提示BACS反映了精神分裂症相关的认知缺陷维度，但又有所差异。以上结果与Keefe等的英文版BACS研究结果相类似［10］。本研究BACS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有3个因子，分别为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语义流畅性、处理速度和运动能力，与Keefe等的结果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语言和文化不同有关。
近年来，有法语和日语版BACS的信效度研究发表，均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验证了其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提示BACS可以跨文化使用［12-13］。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缺乏正常对照数据，没有分析BACS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缺陷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替换版本的同质性仍需提高，而且，被试为稳定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对测验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仍有待以后加以补充和证实。
总之，BACS可以作为精神分裂症神经认知功能的临床测量工具，通过修订，基本适用于中国国内环境，建议在今后的使用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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