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3 14: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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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2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事实上，尽管经过了十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仍未走上一条规范、标准的道路。决策、执行、监督不能有效分开，“三会一层”徒有其形而无其实。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股权分散催生内部人控制
首先，根据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规定，农村商业银行单个自然人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5‰，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农商行脱胎于信用合作社，股东的来源主要是自己的员工和客户。这两点决定了农商行的股权必将非常分散。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股东很少会真正形成合力，参与到法人治理的过程中来。由于严重的股权分散和信息不对称，股东们更愿意选择“搭便车”，客观上形成农商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董事会决策职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一，从银行的特点来看，由于银行与大部分企业的经营模式不同，专业性极强，一方面，非专业的董事往往很难具备足够的水准，要完全看懂银行的报告和报表尚且费力，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则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经营层出于对“外行指挥内行”的天生反感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董事会报告的信息往往能少则少，避重就轻，董事很难全面了解银行的真实状况。
其二，从董事会的构成来看，除去高管担任的执行董事，农商行董事会的股权董事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贷款客户，独立董事往往是地方上的退休领导，本身与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从董事会的组成及其职权行使方式来看，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并非是银行的常驻机构，其履职方式主要是通过召开董事会会议和开展调研检查活动。非执行董事并不参与经营管理事务，仅靠一年开会的几份材料和走马观花的几次活动，无法及时了解和监督农商行的运营情况。
其四，从董事会的表决模式来看，尽管表面上看，“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民主平等，实际上忽略了股份持有的差异，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的事实。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参考上市银行的设置，我国农商行董事会中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通常为1：1：1。由于《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即可，这样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董事的持股数量多少与董事会决议是否通过毫无关联。极端情况是，即使股权董事持股达到100%，只要在人数上未超过半数，仍将失败。二是董事极有可能合谋损害小股东利益。只要利益一致，执行董事和股权董事完全可以撇开独立董事，强行通过决议。由于担任执行董事的农商行高管信息充分且利益高度一致，因此通常都能够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占得先机。
（三）缺乏对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
首先，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想要客观地评价高管层的履职情况就十分困难：
其一，从经营的对象看，一般企业经营的通常都是某类商品或是服务，而银行经营的对象却十分抽象，是风险。银行正是把储户无风险的存款，转化为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来获得收益。然而，风险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光靠股东、董事，根本无法客观评估一家银行的风险状况；
其二，从经营目的看， 普通企业通常都是以利润最大化或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银行则更加注重利润和风险的平衡-即实现所谓的稳健发展，而风险和收益本身就是对立的存在，如何评价高管层的经营是否“稳健”就显得十分困难。
其三，由于银行的高管和董事、监事、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说，如果股东偏好高收益，那么高管可以选择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贷款，在风险暴露前及时抽身；如果股东偏好低风险，那么高管往往会选择投资低风险的票据、同业和中间业务，尽可能避免任何有可能产生风险的业务，而这种隐蔽的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更难发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农商行本身股东水平不高，内部人控制严重，想要靠内部来推动实现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几乎是不可能了。
（四）有效监督缺失
对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监督无非是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来源于管理机构的监督。主要是来自于省联社和银监部门的监督。二是来源于银行内部的监督。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的监督。三是市场层面的监督。这主要是来源于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投资人等）的监督。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三个层面的监督都很难到位。
首先，管理机构对农商行法人治理的监督难以深入。名义上，省联社是农商行的上级管理部门。而实际中，农商行作为股份制的独立法人，股东大会才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省联社对其管理缺乏法律支持，难以名正言顺。银监部门可以进行监管，然而法人治理很难用定量的指标去衡量，效果好坏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体现，很难监管到位。
其次，内部监督实际上很难落实。农商行股东十分分散且普遍素质不高，缺乏法人治理的专业知识，对法人治理监督的积极性很低。独立董事在薪酬上又并不“独立”，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独立性。监事会的外部监事基本上由银行内部协商并最终决定，薪酬实质上也是由管理层发放；职工监事基本都是银行的管理人员；股东监事通常与银行有着利益关系，就更不可能去较真了。
再说市场层面的监督。一方面，银行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其倒闭和破产的可能性极低，利益相关人通常并不担心投资的安全性问题，监督的积极性就不高。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的前提是及时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由于政策要求并不严格，农商行的信息披露一般每年只有一次。仅仅靠着一份年报，是无法监督银行的复杂的经营的。
二、加强农村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的几点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提升股东地位和积极性
一是通过出台和修订有关政策和办法，放宽农商行的入股条件，适度提高自然人和法人的持股上限，形成相对集中和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提高股东参与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求农商行提高增资扩股门槛，更加注重股东的法人背景，引进富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提升治理的效率和经营的透明度。三是在董事会中适度增加独立董事、股权董事的比例，提高监事会中股东监事持股比例，在执行董事、股权董事、监事之间形成制衡。
（二）加强机制建设，发挥三会一层的不同作用
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分别作为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的权限和职责，构建“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制衡的治理文化。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每年须制定工作计划，年终须对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说明，并向股东大会报告。银行要为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提供足够支持，成立董、监事会办公室并配置专业人员，确保其能独立深入开展各类调研、监督、检查活动。
（三）加强监督管理，强化信息披露
目前，银监会的监督管理仍然是促进银行加强法人治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银监会一是可以通过规定监管员列席农商行股东大会、董监事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并将相关会议的议案、决议、出席及发表意见情况和会议记录纳入到监管体系，对农商行的法人治理进行指导和监督；二是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立法的方式，明确农商行对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监察审计、财务状况、合规管理、高管薪酬的披露要素及方式，为董事会、监事会履职和银监监管提供充分依据；三是对农商行董、监事会的运作情况进行常规监管，对其其下设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重点关注，以确保其深入履职，不走过场。
（四）构建职业董、监事市场，提升独立度
造成当前农商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董事、监事的水平不高，独立性不够。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构建起职业的董、监事市场。通过设置水平较高的专业门槛（参考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确保董、监事的专业水准；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组成联合招聘组，在公开市场上选拔优秀人才。如此其一可以避免委托人因时间和能力限制，无法充分履职职责的问题；其二可以有效地保证董事、监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独立性；其三，对职业董、监事的任职期限进行强制规定（如六年），出于维护自身职业声誉的考虑，其也必将努力勤勉履职。
（五）对高管层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要董事会薪酬管理委员会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实施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考评制度；二是监事会要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履职档案，对高管的履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监督，按年度进行评价，并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要落实高管层薪酬的延期支付制度，使风险和报酬在时空上匹配；四是根据农商行自身特点，摸索推行股权激励制度，给高管层套上“金手铐”。
参考文献：
[1]武青.提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监事会的监督水平[J].中国金融，2007（22）.
[2]肖沙莉.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浅析[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4（6）.
一、银行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江西银监局成立以来，认真贯彻银监会“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紧紧抓住法人监管核心，围绕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动法人银行业机构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目前辖内法人银行业机构已初步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础架构，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各项业务快速发展，以改革促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实际运行中，各治理主体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公司治理机制仍未真正建立，其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治理架构不够完善，基础保障作用未发挥。健全的组织架构是公司治理发挥效能的基础和保障。目前江西银监局辖内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建立科学的分权制衡公司治理架构。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实行对省联社和股东大会的双线负责制，弱化了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经营理念。
（二）主体运作不够规范，影响制衡有效性。目前辖内银行业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带来的制衡作用仍不明显，部分银行业机构在实际运作中各治理主体履职缺位、越位、不到位，职责边界模糊的现象依然存在。如部分银行业机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形同虚设，该开的会不开，董事履职意愿不足或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难以在董事会或专业委员会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影响董事会决策有效性。
（三）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削弱决策科学性。目前辖内银行业机构普遍存在经营目标制定不科学，考核指标未落实合规优先、风险挂钩理念，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落实不到位，考核机制未充分体现激励相容原则等问题，使得机构经营发展战略有失审慎，重发展、轻管理，间接导致不规范经营。
（四）内部监督不够到位，制约公司治理质效提升。目前因提名机制、薪酬机制、人员素养等原因，辖内银行业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没有行之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
二、推进公司治理建设，力促全面转型发展
当前辖内银行业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健全治理架构，夯实发展根基。银行业机构要立足战略高度，将公司治理建设作为改革发展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常抓不懈，对照银监会新颁布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认真评估现有公司治理架构存在的不足，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间，在建立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公司治理架构上不断体现进步度，夯实发展基础。城商行要加快推进董事长、行长分设，构建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基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进一步明确法人权利和层级委托关系，逐步推进省联社行政管理职能的淡化，消除公司治理中的体制。
（二）优化股权结构，规范主体运作。要进一步清晰界定并通过制度安排来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尤其是董事会和高管层的职责边界，明确董事会负责制定机构发展、风险管理、资本管理等重大战略并对银行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高管层负责具体执行战略和日常业务的经营管理，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确保做到公司治理边界清晰、权责明确、制衡有效。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优化股权结构，规范股东权力义务，从而推进各治理主体厘清职责边界。要进一步完善“三会一层”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股东大会到董事会、董事会到高管层的决策传导机制要在实践中逐步理顺，层层建立明确的报告路线，确保决策层及时、准确地获取执行情况的信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以增资扩股为契机，选择性引进当地涉农龙头企业和支持认同“三农”战略的民营企业投资入股，适度提高股权集中度，改善股东结构和质量，弱化内部人控制。
（三）改进考核体系，强化激励约束。要结合市场定位和战略发展目标，建立各治理主体长、中、短期利益相融，多种类、多层次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在适当的条件下推行股权激励。充分发挥绩效考评对转变发展理念、树立合规意识、提升风险意识的“指挥棒”作用，重点解决高管人员薪酬短期化的问题。要根据风险暴露期因素严格设定高管人员绩效薪酬分期支付和重大风险损失扣回制度，将薪酬与风险紧密挂钩，约束高管人员承担其任职期间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弱化利润增长和业务发展速度等考核指标，提高风险、合规类指标占比，逐步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风险和效益约束机制，从而切实转变风险管理和业务增长方式，真正体现绩效考评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问题分析；改进建议
农信社由原有两级法人改革为一级法人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授信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增长，资产规模、质量不断扩大和提高，不良率持续下降，这与法人总部加强授信管理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原先在经济景气时期开展的与农信社传统“小额、流动、分散”经营原则相背的大额授信业务的风险已不断显露，潮退石出，新发生大额不良授信业务大幅上升，已严重威胁农信社的健康发展。由于总部相关部门、岗位、领导均直接参与大额授信业务调查、审查、决策等工作，这也暴露出了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工作仍存在较多突出问题亟待改进。
一、存在问题分析
（一）法人治理在授信管理中作用落实不到位。近年来，在银监会的大力推动下，农信社“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基本完善，但是“三会一层”在授信管理中如何发挥作用、承担什么责任还不是很明确。理事会给经营层授信审批管理中的授权并不充分，更多是理事长个人对经营层高管的授权，授权很大程度由理事长个人决定。显然，理事会的授权已流于形式，而监事会在法人治理中的职能已弱化为了承担内部稽审工作，在授信管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理事长具有所有者代表和经营者双重角色，在法人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无法得到监督和约束，这为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产生提供了可能，使得垒大户、傍大款，发放大额授信业务冲动不减，也造成农信社总部授信管理规范难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二）组织、流程不完善，部门及岗位职责不清。一是农信社在较长一段时期，由于总部审贷不分，授信业务拓展与管理职责均归口业务部门负责；即使在银监会要求农信社成立风险管理部门之后至今仍有农信社继续延续归口业务部门管理的做法。二是一些农信社“重授信拓展，而轻授信管理”现象，为缩短授信业务审批链，在流程设置上随意性大，不再设置独立风险审查岗，造成流程严重不合理。三是由于风险管理部门介入授信政策的制定、风险审查等职责还不明确；部分农信社以业务拓展为由，不断弱化风险审查职能，造成风险审查流于形式，专业性不够。四是一些农信社总部业务部门不开展对大额授信的现场复查或复查流于形式不提供书面报告，而即使有风险审查，但仍以业务部门意见作为审查意见，不提供独立的风险审查报告；其他岗位也多是提风险、提建议以规避责任。
（三）总部授信审查委员会运作很不规范。一是授信审查委员会定位不准确，不能很好落实授信业务决策的议事机构职能，以及发挥对有权审批人进行制约以及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而成为为有权审批人决策提供免责借口的“集体研究机构”。二是审查委员会成员组成结构复杂，出现了选自己人、以职务代替资格、风险审查岗重复参与审查等凑人数现象，部分审议人员专业水平低、责任心也不强。三是在审查委员会运作方面，时常出现审议提出突然、时间急，无法确保审议人员深入了解审议的授信业务情况；审议时存在“一言堂”审议、授意审议、以投票代替专业审议等具有道德风险、非科学化的审议操作；存在审议记录不详，签字不全，责任无法落实，审议流于形式现象较为普遍。
（四）总部授信相关岗位责任人的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现有农信社总部由原来为乡镇法人信用社提供授信管理咨询服务的县（市、区）级法人转变而来，大多数管理人员一直以来带有授信业务产生风险与本级无关的思想，造成部门、岗位、高管责任意识不强。二是农信社总部授信相关部门在授信管理中的责任与基层分支机构的责任划分不科学，出现不论总部是否有直接介入授信业务操作流程中，绝大部分或全部责任仍是由基层分支机构承担的现象，造成总部有权力决策但不需承担过多责任，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而在现实中，基层分支机构对大额授信业务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很多大额不良授信业务风险产生原因，与总部相关部门、高管履职不到位是分不开的。目前，农信社在授信业务追究责任方面，有权审批人多是只追责到基层分支机构负责人，而“责不上高管”现象十分普遍，除非案发。
二、改进建议
（一）落实法人治理要求，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一是理事不得以任何形式获得农信社授信，包括为其他客户担保（防止变相获得授信），防止利益被绑定，确保履职超然。二是要进一步明确农信社理事在授信管理中的责任，加强对授信有权审批人履职的监督；要以各理事所拥有同等量股权若干倍数金额为限，为理事会给经营层的授信授权提供担保，倒逼理事会发挥作用，解决农信社长期以来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要实现所有者代表与经营者两种角色相分离，实现理事会对经营层在授信管理方面的充分授权，对于超授权权限的，要召开临时理事会进行决策，理事长要代表所有者把好方向、做好监督。三是除理事会、监事会加强对经营层各级有权审批人的审批权的监督外，还要明确经营层授权人对受权人的监督责任，形成对授信审批权矩阵式监督，确保有权审批人正确履职。
（二）落实审贷分离制度，提高总部授信管理专业化水平。农信社授信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已成规模，原有统一由业务部门承担授信业务拓展与管理的粗放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要求。在当前经济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授信行业、客户的科学化选择，以及授信业务涉及宏观、微观风险的专业化管理，已是农信社总部迫在眉睫要做的工作。落实审贷分离制度，重新梳理总部授信流程和部门、岗位职责，形成既兼顾流程效率又发挥部门职能的矩阵式精细化管理模式是目前农信社授信管理变革的一种现实选择。总部业务部门应专职地承担起授信业务工作执行职能，并向专业化的营销拓展方向转型；有条件的农信社可将职能制业务部门改制成准事业部制，承担起面向客户、富有竞争力的营销体系建设的责任。风险管理部门应专业化地承担起授信管理工作职能，进一步完善授信风险垂直管理体制，对授信实行统一管理。两个部门在授信管理中应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不得相互替代。
（三）强化风险管理部门在授信管理中的事前、事中的作用。一是风险管理部门要设立风险经理岗位，专职开展风险审查工作；也可派驻其他部门（含业务部门、基层分支机构等）开展风险审查工作；对不同等级的风险经理只能开展审查能力范围内相对应风险程度的客户及授信业务，低等级的风险经理不得审查高风险的客户及授信业务。二是风险管理部门要承担起分支机构授信审查、放贷审核岗位的培训指导与条线管理工作，要定期收集各级风险经理在审查中发现的风险、问题等，及时做好通报提示与培训工作。三是对于有条件农信社，风险管理部门可下设授信审查审批中心，建立不同等级的独立审批官专家库，通过单人、双人、会审、会议等形式，履行专业（专家）审查、审议、审批职责。四是风险管理部门要与业务部门一起做好授信调研工作、具体牵头拟定授信政策，按区域、行业、贷款品种等维度建立风险限额管理，并落实执行、开展检查。
（四）规范授信审查委员会工作，切实发挥审议职能。一是委员会成员必须明确准入条件，实行资格管理，不能以行政职务代替资格；要建立审查委员会专家库，确保委员会审议的专业化。二是要明确委员会成员的审议职责以及主任委员的会议召集职责，主任委员不得由审议涉及授信业务权限内的有权审批人担任，防止有权审批人操控审议会议。三是审议前，委员会秘书要提早将关键材料及总部相关部门的报告等材料发给各参会审议人员，确保审议人员有足够时间进行独立审查。四是对于上会审议的授信业务必须由调查评估岗、授信审查岗相关人员到席参会并回答有关质询，确保审议不变成对资料的审议。五是有权审批人必须列席本人审批权限内的授信业务的审议会议，确保有权审批人能倾听多方意见、客观决策。六是审查委员会还应加强对业务拓展、授信管理、风险评估、制度建设以及授信的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切实发挥自身作用；此时参会人员可扩大至委员会专业成员（专家）库全体人员。
（五）要建立阳光高效、风险可控的总部授信管理操作流程。一是农信社总部要建立起“阳光透明”的授信审批流程，各岗位要将授信业务的受理时间、顺序、办结时限等进行内部公开，确保“机关为基层服务”理念得到落实。二是要建立“风险到我为止”的风险控制办法，审批流程中的前一手岗位要尽责履职，有责任加强对授信业务进行分析评判，对于已发现的风险要进行排除或要求前一手采取弥补措施化解，不得因未尽职而将风险传给后一手，相反，对于前一手授信工作岗人员未尽职的以及已揭示的风险未排除或未采取措施化解的，后一手要拒绝并退回，对于未拒绝并退回的，并继续让审批流转下去的，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三是稽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总部授信管理运行机制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对于基层反映的问题，要加大查处力度。
（六）提高总部授信工作人员素质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度。一是农信社总部要根据授信管理组织体系建设要求，对授信工作相关部门内设岗位进行定岗定编，明确授信工作岗位的准入资格以及退出条件，对授信工作相关岗位全部实行持证上岗。二是要建立起客户经理、风险经理、审批官等职务的等级制度，根据授信业务的风险程度，由不同等级职务员工来履行相对应风险程度的授信业务审批流程岗位职责，确保员工的素质能与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标准要求相匹配。三是要建立起分类别、分层次的授信管理培训机制，总部高级别职务的员工在聘任期内必须开展对基层低级别职务员工的培训授课、交流等工作，并将其作为建议聘任、续聘、岗位调整的基本条件之一，带动全辖授信队伍员工素质的提升。
摘要: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意义重大。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是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三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四是提高档案管理科技水平，实现资源共享。
人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风险当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对于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提高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现实要求。
一、抓住关键，正视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对银行业发展的作用
以人为本，多管人少管事，鼓励金融创新，确保各种行为的诚实守信是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总的趋势一作为银行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和决策者，其高管人员的道德、素质和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银行机构风险防范和经营发展的效果，关系到银行机构的生存
(一)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贯彻现代银行监管理念的要求。
银行监管当局对每一家银行机构的监管，无论是合规性监管，还是风险性监管，实际上是对人的监管。对人的监管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对全部人员的监管，即对操作规程、规章制度及执行状况的监管，一种是直接对高管人员监管，并通过高素质的高管人员对其内部人员实现管理，以达到规避风险、获得良好效益之目的。显然，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监管当局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能的合理选择。银监会成立以后，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新理念，把管法人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在健全科学的法人治理构架后，通过一级法人加强对下属机构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通过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行为的管理，防范人为风险，以管好法人来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现代法人治理规则的要求。
公司治理结构风险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风险所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层面上建立起了公司治理框架，但这种框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架构，在内容上和实质精神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而且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和精神在其经营性分支机构仍未得到有效渗透与贯彻，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按照现代公司治理规则，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应当是产权方的代表，是最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银行行长应当是由董事会选举、决定或聘任的。在现行银行体制下，总行级高管人员的产生，是由组织部门考查任免的，分支行级高管人员是由其上级考核任免、地方组织部门备案的，均有行政级别。行政任免高管人员往往又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左右，用人往往成为平衡关系、巩固权力的杠杆和珐码。这种高管人员的产生环境和方法与现代化股份制公司的治理规则及国际惯例有着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的是城乡信用社高管人员的监管问题，由于城乡信用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独立法人，在经营与管理上较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有着更大的自主性，因而高级管理人员对机构经营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更是远远大于银行分支机构。城乡信用社虽说都建立了“三会一层”，但其职责划分并不完全清晰，而且高管人员也是组织考核与任免。这种体制上的缺陷使得公司治理结构很不健全，也为银行业高管人员出现道德风险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高管人员的市场准人和日常行为监管，使之能够正确履行职责显得尤为迫切。
(三)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弥补当前银行管理体制缺陷的要求。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设置方式使得分支行的行长享有在辖区支配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虽然总行一级有公司治理结构，管理上不断加强集中控制，但是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设置战线长、机构多、队伍庞大、各地情况不一，在分支行行长的权力控制过于集中和缺乏有效治理的现实情况下，一些分支行在执行上级规定、按章办事等方面，仍有空子可钻，内部控制在执行时就容易变成内部人控制，影响了总行风险控制的效力。这种缺乏有效约束的权力为其违规操作、滋生案件留下了可怕的漏洞。如中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案，就是与分支机构权力过大有关。与此同时，如果主要负责人带头违反法律制度，基层员工就会上行下效，从而导致内控机制全线崩溃，“破窗效应”无限放大。特别是目前银行机构内部人员监督与举报机制不畅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有些高管人员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暴露和解决。因此必须加强对高管人员经营决策等履职行为的监管，从关键环节上堵塞制度性缺陷带来的管理漏洞。
(四)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专项治理的要求。
近些年，国内外由于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因素而引发的金融风险屡见不鲜。2004年银监会系统共依法取消244名各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并建议各类银行机构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而2005年以来，又接连暴露出“中行河松街支行案”、“北京‘森豪公寓’按揭涉嫌骗贷案”等一系列银行大案。分析案件频发的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高管人员不能依法按章履职、内部控制不力而导致内部人作案。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和规章制度，最终是靠人来做的，受到考验的首先是人。具体到每一个银行员工，都是社会中的一员，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思想变化。一旦银行从业人员甚至高管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被金钱所控制，个人利益的驱动就会使他们敢于违规操作、火中取栗，最终把手伸向国家的口袋。因此，从内部管理层面上讲，银行业务的稳健操作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只有经营管理水平高、执行政策能力强的高管人员才能不断严密内控制度，把制度落实到位，并以制度规范全员行为，这也是防范风险的关键。由于政策法规素质、经营管理理念、管理能力和管理方法的差异，不同的高管人员在同一个机构的经营管理成效也会不同。一个没有管理能力和管理合力的高管人员群体，必然导致有制度难落实、内控不力等问题，为内部违规操作、内部人作案提供风险隐患。因此，加强对高管人员品德素质的考核和履职能力的监管是防范操作风险、减少案件发生的重要途径。
(五)加强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是提高监管权威和监管有效性的需要。
当前，国有银行和城乡信用社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改革，但
二、把握现状，重视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和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的权威和效率。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对高管人员实施监管的有关政策法规没有随改革进展及时跟进。
银监部门分设后，出台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了《商业银行法》部分条款，但在高管人员监管上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办法。目前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还是沿用《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以及《金融违法处罚办法》等相关法规，银监会仅以文件形式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部分内容作出适用性修改，但由于执法主体与文件规定不一致，权威性上受到质疑。特别是在涉及行政处罚方面，沿用人民银行原来颁布的文件规定，不能“名正言顺”，具体操作中仍有难度。
(二)现行法规体系对高管人员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规定不够完善。
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应该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动态过程，包括其对市场准人、任职行为以及市场退出等的监管。目前的法规体系主要体现了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核、取消等方面的监管，而对高管人员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规定少，且弹性大，难操作，形成了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审查的多，对任职期间经营行为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经营行为监管的多，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少;对银行机构违规行为处罚机构的多，处理高管人员的少。同时，由于目前监管者与被监管高管人员的日常交流不多，缺乏日常动态的行为监管，难以控制高管人员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导致部分高管人员为了追求业绩在任期内存在短期行为，或不尽职、疏于管理而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等。监管部门一般在发现违规问题时，才约见其高管人员进行谈话，后续监管缺少连续性。一旦发生道德风险，监管部门只能“救火”，损失也难以挽回。由于直接触及高管人员任职行为的监管力度不大，对履职情况没能进行有效的跟踪监控，使得银行监管有效陛大打折扣。
(三)现行法规对高管人员道德风险防范的可操作性差:
有效预防高管人员职务犯罪、道德风险也是当前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审查，监管部门往往依据银行机构的组织考察材料进行判定，即使进行现场考察，也难以在短期内作出全面准确地评价，其结果难以保证经资格审查合格的高管人员在品行、能力等素质上的合格。同时，对银行机构提供的组织材料的真实性，目前缺乏有效的问责，也为高管人员市场准人的审核留下了缺口。
(四)档案管理的落后使得资源共享困难。
高管人员的档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资源，它载明了高管人员的所有信息，尤其是监管部门关注的不良行为记录。在当前高管人员变动频繁、异地交流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由于档案不随人走，也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因此难以全面连续地记录高管人员的各项信息，这不仅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而且也使监管的有效性、连续性受到影响。
三、以人为本，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
加强对高管人员的资格管理和日常监督，是规避决策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是防范操作风险、案件发生的关键所在，必须构建对银行机构高管人员监管的长效机制，才能确保对高管人员监管的常抓不懈。
(一)完善法规体系，实现人本监管。
依照现代银行监管理念要求，大力实施人本监管策略，把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纳人法制化和科学化的轨道，有效地约束法人的行为。针对目前管理现状，建议尽快出台有关银行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任职期间行为监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加大对高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对出现风险和案件的银行机构，既要有人及时问责，又要深人追查事件责任人，迫使高管人员不仅仅是对任命他的组织负责，而且要对其任职的单位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
(二)抓住关键环节，加强行为监管
为加强对高管人员连续、系统、规范、完整的全方位动态监管，建议试行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制度，在监管环节上抓住市场准人关，在其履职时“查好岗”，对其行为“问好责”一是实行市场准人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出具拟任人申报材料的银行机构，准确评价拟任人的品德、学识、能力以及任职硬条件，对材料失真的申报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实施任职资格审查的监管机构，要在严格审查任职申报材料的基础上，实行任职资格现场考试制度、实地考核制度和准人前公示制度，将品德差、能力弱的拟任人拒之门外，对符合资格的高管人员颁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从源头上选准“当家人”。二是实行对履职行为的四项监管制度。
(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从建立科学的经营指标考核体系人手，对高管人员的经营行为进行系统的量化，通过实施现场检查并结合非现场监管情况，考核其实际工作能力，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高管人员给予一定程度的处罚，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经营行为。
(2)定期或不定期约见谈话制度，就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高管人员咨询、诫勉、警告和提出限期整改意见等，掌握高管人员的经营管理思路和思想动态，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
(3)建立群众举报制度，把高管人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密切关注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经商办企业、从事第二职业、赌博、不正常交友等问题和现象，促进其自我约束，力求消除各种案发隐患。
(4)离任审查监管制度，在高管人员离任前，对其上级部门出具的离任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对问题仍未查清的机构，向其上级部门提出原高管人员不允许离任的监管意见，并督促进一步查纠落实。对发现高管人员履职或个人行为有严重问题的，按照规定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通过多环节的日常监督，把高管人员履职行为序时记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和任职资格管理档案，约束和激励其自觉主动地守法合规经营，规避风险，以促进银行机构稳健运行。三是严格问责制度，增强监管效果。对银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对机构进行处理的同时，要加大对责任人特别是高管人员问责力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监管原则，切实防范道德风险。对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对银行业发展造成破坏的高管人员要坚决取消任职资格，并收回高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逐步实现对高管人员行为监管的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机制约束。
防范高管人员道德风险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管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快体制转换，彻底打破官本位，取消行政级别，按照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要求，明晰股东与高管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分支机构高管人员上下级之间的授权范围，让各级高管人员明白自己任职的责、权、利范围。二是监督各级高管人员正确行使权力，使其各项行为均能在透明有效地监控之下，从而解决权力过度、弄虚作假和内控不力等弊端。三是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激励分配机制，消除制度缺陷，使得违法违规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从内部机制上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四是坚持日常监管中的提醒，促进高管人员增强守法合规意识，进而促进其主动加强机构内部控制与管理，认真执行内控制度，查处纠正违规问题，约束下属，规避风险，全力实现工作目标。
关键词：人民银行；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作为央行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各级行加强内控建设，防范管理风险，提高履职绩效的重要手段。地市人民银行处于“下管一级，上对三级”的中间环节，做好地市人民银行的内审转型工作，对实现全系统的内审转型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金昌市中心支行的内审实践，探讨地市中心支行的内审转型工作，以期有借鉴作用。
一、地市人民银行内审转型实践
（一）加强县支行的审计监督，促进规范安全高效运行。内部审计的特殊地位，客观上决定了其具有监督、鉴证、评价和参谋的作用。县支行是地市人民银行内审监督的唯一下级单位，对县支行实施内部审计是地市中心支行管理层全面掌握其执行制度、风险管理和履职绩效的重要手段。2003年以来，金昌市中心支行对其管理的县支行先后开展了12次内部审计，平均每年1次以上，其中，全面审计2次，行长离任审计2次，领导班子履职审计2次，内控审计1次，业务专项审计5次，发现并纠正县支行管理中的各类问题和隐患64个，提出审计建议40条。内部审计全面反映了县支行各个时期在贯彻落实上级行的工作部署、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履职绩效和内控管理状况；对县支行工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评价。在监督县支行安全合规运行的同时，对其经营业绩起到了鉴证作用，对中心支行决策层加强对县支行的管理提供最直接的参考依据。
（二）开展部门负责人履职和离任审计，提高部门的履职绩效。职能部门是机关履行职责的执行机构，部门履职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机关运行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部门负责人履职和离任审计，可以使决策层和主要领导全面掌握部门工作开展的成效，督促职能部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提高工作绩效。从2007年开始，中支结合下查单位少的特点，尝试在内审同级监督中开展部门负责人履职审计，先后对中心支行机关货币金银科、科技科、会计财务科、营业室、保卫科、外汇管理科等部门的负责人开展履职审计8次，平均每年1次以上。通过履职审计，对职能部门传达、贯彻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总行规章制度及上级行决定情况、内部控制建设情况和履行业务管理职责情况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评价；发现纠改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执法现场检查程序不规范、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56个，督促被审计部门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制度建立健全，健全各项登记簿，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审计监督，促进部门负责人依法、公正、高效地履行职责。
（三）开展重点业务的专项审计，防范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人、财、物、资金和枪枝弹药的部门是地市人民银行和县支行出现管理风险的高发区域，这些区域出现风险和事故诱因往往是制度执行不到位和违规操作。通过业务管理合规性审计，督促各业务岗位严格执行制度，规范操作，防业务风险于未然是内审监督的基础业务。2003年以来，中支根据一定时期业务风险发生的区域特点，及时开展了会计决算、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管理、再贷款管理、安全保卫枪弹管理、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电子化设备、征信管理、集中采购管理、后勤服务管理、国库业务风险管理等重要业务管理专项审计20项，平均每年审计2项业务。通过专项审计发现并纠改业务管理中存在的低值易耗品管理不规范、再贷款短贷长占、统筹基金检查监督不到位、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94个，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制度、完善操作程序、改进工作方法、严格制度执行，保证了各项重点业务操作的合规性，有效防范了业务风险。
（四）注重重要业务系统审计，防范计算机操作风险。随着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发展，人民银行的各项重要业务都发展为电子系统，通过计算机和通讯网络运行和操作，业务系统的现代化为内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内部审计的监督领域、监督重点和监督方法也要适应科技发展的要求做出相应调整。从2003年开始，中支紧跟各重要业务系统的上线步伐，及时开展了各项重要业务系统运行和操作的专项审计。先后开展了业务应用系统及个人办公计算机联网运行管理、外汇业务信息系统运行管理、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管理等重要业务系统专项审计，及时解决了各业务系统在运行载体发生变化后，各操作环节制度执行中的问题，督促业务部门规范业务系统口令设置管理，加强业务系统从看得见的纸上操作到看不到的电子操作过程中监督制约制度的落实，确保了各业务系统的合规、安全、有效运行。
（五）开展内控制度建设审计，增强内控制度的有效性。科学的制度体系是地市人民银行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实现用制度管人、管事、严格按制度操作各项业务是体现单位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人民银行从上到下，从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体系、严密的业务操作系统为出发点，切实加强了各项制度建设。为了保证制度建立和执行的有效性，中支先后开展对县支行内部制度建设、国库业务内控制度执行、货币信贷内部控制执行和中支全系统内控体系建设和执行的专项审计，对中支内控环境、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等进行了客观评价，对存在的制度不够健全、执行不够严格等20个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意见，在全行开展了以落实制度为主题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活动，使全辖基础业务更加规范，业务运行更加安全，防止了各类业务风险和案件的发生。
（六）探索开展绩效审计，适应内审转型的要求。地市人民银行的工作安全尤为重要，但从事任何业务工作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内部审计不能仅仅强调安全，而是要强调在保证安全前提下的履职绩效最大化。因此内部审计不仅要审业务的合规性，还要审履职的绩效。中支按照“内审工作要由传统的财务、业务合规性审计向内部控制审计、风险管理审计和绩效审计转变”的要求，积极探索开展绩效审计。2011年开展了征信管理绩效审计，对中支和县支行推进征信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评价，鉴证了征信管理工作取得的实效，同时客观反映了影响高效履职的9个方面的不足和问题，为提高征信管理及履职绩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内审转型积累了经验。
二、地市人民银行内审转型的制约因素
（一）风险管理工作和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建立滞后影响审计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对被审计对象的监督在执行审计内容上评价或鉴证的标准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为准绳”，在传统的合规性审计中，审计人员依据已执行的制度作为度量标准，用制度来衡量工作，做到了就是做到了，没做到就是没做到，拿事实对标准一目了然，说服力很强。而在风险管理审计和绩效审计中，审计评价的内容从做没做延升到了做的程度的判定。目前，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还没有风险管理和绩效的判定标准，对风险大小、履职好坏要凭审计人员的主观判断来评价，为了让被审计单位认可审计结论，容易使审计人员做出“风险判断就低不就高，履职绩效就好不就坏”的审计结论，使审计报告变成掩盖风险、歌颂成绩的“喜报”，向主要领导和决策层传达错误信息，可能造成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缺失。
（二）对内部审计促进管理作用的认识不足影响转型工作的开展。内审转型中，审计领域不断拓宽和延伸，凡是存在风险隐患的领域，凡是可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领域都要纳入审计关注的视野，使审计的项目和被审计部门增加，对其它职能部门的“打扰”相应增多。许多部门负责人对审计的目的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审计是为了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帮助自己提高管理和履职水平的认识，错误地认为审计就是挑毛病、找问题、添麻烦，是既分散管理精力，又向领导暴露管理中问题和不足的事，对内部审计虽不敢抵触，但也表现出了不欢迎的态度，提供资料不及时、配合工作找理由推拖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审计人员对开展同级监督有畏难情绪，认为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影响了内审转型工作的推进和审计绩效的提高。
（三）内部审计还没有造就素质权威的队伍影响内审转型的步伐。当前内审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在以“财务、业务合规性”为主的传统内审职能下配备的，以长期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的老同志为主，虽然他们有丰富的会计实践经验，但在信息化的时代，央行业务日新月异，业务操作电子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审计人员对新业务、新知识的学习速度远远赶不上业务发展步伐，缺乏必要的审计专业知识及业务风险和履职绩效的判断能力。地市人民银行具有CIA资格证书的审计人员的比例更低，使内部审计队伍综合素质很难适应内审转型的需求。
（四）事后审计的内部审计方式影响了内审防风险的实效。长期以来，单一的事后监督使得审计成果价值下降进而影响了审计的权威。尤其是在风险审计上，由于内审人员不直接参与管理层的决策，对一些与被审计对象相关的、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信息的知晓范围非常有限，内审人员不能全方位掌握被审计对象的全面情况，在事后审计中发现问题时，风险已成实事，限制了内部审计在防风险中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加快地市人民银行内审转型的思考
（一）在管理体制上体现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设置方式，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关系到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尤其是以同级监督为主的地市人民银行的内审部门，应考虑内部审计与组织的整体利益相分离，使其无论是地位上还是利益上都处于独立的第三方，保持内部审计独立性、权威性和高层次地位。可以考虑在当前内审为行长负责的体制下，提高内审部门的行政级别，由副行级领导担任内审部门负责人或者改由上级行下派制，将内审人员的考核奖励等独立于其他人员，为内审人员建立相对独立的履职地位，在工作中减少干扰，排除后顾之忧，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营造良好的内审监督体制机制。
（二）建立科学完善的审计评价标准。科学完善的评价标准是内审对风险控制和绩效进行监督评价的基础，将地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的业务流程进行细分，确定各环节上的风险点，对每个风险点进行量化考核，从而确定风险等级；对重要工作的落实质量进行绩效量化细分，根据执行到位的程度评价工作绩效。内审进点前要根据审计业务的特点制定详细的审计方案，进一步明确审计评价标准，增强审计评价的刚性，使审计结果更加科学严谨，客观反映被审计对象的实际风险等级和履职绩效。
（三）培育适应内审转型的内部审计队伍。加大内审人员培训力度，有计划、有重点地采用资格证书培训、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等多种培训方式做好集中培训；收集汇编各领域的审计实务、优秀内审项目及央行内审案例，供内审人员日常学习和参考；从信贷、外管等部门选调人员进入内审部门，优化审计队伍的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人才，使之适应内部审计的发展需要。把好审计人员“入口”关，建立审计人员资格准入制度，明确审计人员的学历要求，努力提升内审队伍学历层次。通过培训和补充，形成多元化的内部审计人员结构，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新型内审人才，使内审队伍素质逐步适应转型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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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多年传统观念的影响，认识难免出现偏差，加之对相关文件学习不到位，导致部分基层支行相关部门认为尽职监督只是运营部门和内控合规部门的事情，没有行使尽职监督的职能和职责；而运营部门、内控合规部门则认为应由条线主管34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同时受自身业务能力和传统监管事项影响，也未能对电子银行业务实施尽职检查，从而导致尽职监督落实不到位，造成监督和监管缺位。
尽职监督Z-作分工、责任不到位。《尽职监督工作管理办法》和各部门制定的尽职监督办法中，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督有明确的分工，《中国农业银行运营监管管理办法》(农银规章[2012122号)第二十八条规定“现场监管的主要内容：开、销户，电子银行业务的开户与注册，印鉴管理，业务授权以及挂失、止付、有权机关查询、冻结、扣划等重要业务处理情况”，对运营部门监督电子银行的开户和注册进行了明确；农银规章(20121221号《关于印发<中国农业银行电子银行部门尽职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第七条规定“各支行电子银行部门负责人负责落实辖内尽职监督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同时该文件还明确电子银行业务尽职监管的具体内容，要求支行电子银行部门对电子银行业务进行全面尽职监督。然而在尽职监督实际履职过程中，两部门均未对电子银行业务行使有效的监督与监管，内控合规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也未行使再监督，致使电子银行业务监督出现了“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现象。
尽职监督工作制度执行、落实不到位。首先，学习培训不到位。随着科技水平、同业竞争、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电子银行业务系统、产品、流程变化较快，新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文件更新较快、合同文本较多。但在基层行由于职责分工不清，培训、学习不到位，加之无独立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部门，业务监督从属于多个部门，导致文件流转不顺畅，如某分行在实施企业网银业务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网银协议就有2006、2009、2012三个合同本在网点同时使用。其次，履职监督不到位，《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现场检查周期、频率及覆盖面为：县(市)级支行电子银行业务主管部门每季度至少对辖内网点机构开展一次电子银行业务现场检查，检查数量不低于所辖网点机构数的50％。二级分行电子银行部门每半年至少对支行电子银行部门开展一次现场检查，检查数量不低于所辖支行机构数的50％。”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是基层支行分管电子银行业务的个人金融部属于前台业务部门，日常工作侧重于营销和计划任务的分解、统计和调度，对电子银行业务尽职监督疏于管理，同时也未按照尽职监督要求，设立专职尽职监督人员，尽职监督职责无法落实，同时也未向同级内控部门报送监督计划，牵头相关部门对电子银行业务开展监督；运营部门现场监管未将电子银行业务作为必查事项，致使电子银行业务成为监督、监管的盲区。二是同级内控合规部门、上级行涉及电子银行业务监督的部门也未履行再监督职责、对每季未上报尽职监督报告也未过问、督促和落实。三是奖惩考核不到位，上级行电子银行业务部门和本行相关部门考核未将尽职监督工作考评作为职能部门的考评事项，奖惩考核不到位。(四)尽职监督工作协调、沟通不到位。《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各级行电子银行部门要与内控合规部门之间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机制，及时相互反馈尽职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重要可疑信息、重大问题及整改情况。”在实行监督过程中，电子银行部门、运营监管部门、内控合规部门缺乏相互信息交流、缺乏相互配合，相关数据、文件、信息不能相互借鉴利用。
改进尽职监督工作的措施
(一)纠正认识上的偏差．正确理解尽职监督管理工作。尽职监督管理是指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定位，对下级行分支机构的对口部门及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内部监督的行为，本质上属于管理范畴，是企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履行的内部控制职责，是职能部门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要求，也是对条线和同级职能部门监督的要求；是各部门对本条线的机构和员工所进行的内部监管。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尽职监督工作不是某一部门单独的事情；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尽职监督管理工作是“三道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作用，相较其他部门的监督而言，主管部门对本条线业务情况更熟悉，更便于掌握分管业务中存在的隐患，实施风险管控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
(二)完善相关措施，严格履行部门尽职监督职责。一是加强培训和学习。各级职能部门应组织对《尽职监督工作管理办法》以及各部门出台的实施细则进行认真学习、掌握和落实；各级职能部门要完善岗位职责，落实岗位责任，按尽职监督工作要求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切实将部门尽职监督工作落到实处，防止尽职监督缺位；完善尽职监督方法，熟悉监督内容、流程和方法，采取现场检查fHtlz现场检查手段，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和各部门监督成果，提高尽职监督的工作效率，对尽职监督情况定期进行检测、监督、分析和报告。二是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按照尽职监督管理办法和职能部门实施细则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包括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现场检查信息的反馈、推动形成监督成果相互确认等；建立监督信息全面共享的信息沟通联系机制和非现场监测报表体系，利用各职能部门系统进行集中监控等多种形式，对各系统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和日常监测；同时相关部门按历史、现时分类建立文件、合同文本库，以便各级职能部门和网点查阅使用，既可以保持文件文本的连续性，又可以确保其时效性，从而提高尽职监督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加强履职再监督。
内控合规部门要做好尽职监督工作的计划管理，合理安排检查时间与频次，统筹配置检查资源，避免重复检查，消除尽职监督盲区；上级行职能部门、本行内控合规部门还要承担监督各部门是否切实履行尽职监督管理职能的职责，督促、协调各部门实施自律性检查和非现场监督，把职能部门履行尽职监督管理情况作为综合性检查的重要内容，适时开展尽职监督管理专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发出整改通知书，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或提出处理建议。四是加强考核奖惩制度。各级行可根据本行实际，制定尽职监督管理工作考核奖惩办法。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将部门负责人履行尽职监督管理职责情况作为其年度考核和工作业绩评价的内容，尽职监督管理工作不落实的，应予以问责并取消其评先评优资格。#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蒋永良 单位：农业银行徐州铜山支行
［关键词］内部审计 企业管理 地位 作用
［中图分类号］F239.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71－02
内部审计是企业管理系统中的分支机构。目前，国内外许多跨国企业突出了在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组织运营中的审计实践。因此，以当代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企业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以及公司治理、组织运营的关系，揭示企业内部审计与企业管理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进一步揭示企业内部审计的实质。
一、企业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内部控制是管理现代化的产物，是组织实现企业目标的保证。企业进行内部审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企业最高管理层及其审计部门的内在需求。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章程和最高管理层的要求，有效地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并向最高管理层报告审计结果。
（一）内部控制审计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子系统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企业各个领域的所有内部控制子系统的整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既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又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其他子系统的建立、维护和有效运行。目前，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关于内部控制的其他研究成果，几乎都把内部审计作为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并且对其他子系统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企业内控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管理系统，包括企业高层、各级管理部门及普通职工，都对该体系的正常运转起到决定作用，其中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完善、评估，是企业高层的责任；建设分管区域的内控，逐步评估和保障运营全面性、充分性，是各级管理部门的责任；而内审人员负责对项目的内控的全面性、真实性进行评定，提出优化方案和建议，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内控审计。内控审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系统的一个分支，所起的作用是附属性的，审计人员起到配合的角色。
（二）加强内控系统增强其有效性
为了不断改进企业的内部控制，使企业的目标实现得到必要的保证，以及在提供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年度财务报告中写入内部控制系统的情况，最高管理层和审计部门，需要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充分性、有效性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他们除了直接了解情况、请公共会计师审计和借助其他途径收集有关内部控制的信息外，还需要内部审计人员开展必要的审计并向其报告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充分性、有效性状况，即开展内部审计控制审计。通常状态下，内审人员对本企业内控体系的全面性、真实性进行审计，部门负责人应定期向企业管理高层汇报审计情况，并上报审计报告，反映企业内控体系当中所存在的漏洞，建议采取何种措施和方法加以解决。不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已开展这项工作，我国的许多企业也开始重视这项工作。通过应用内控审计，督促和强化各级管理层高效履行职责，提升管理实效性。内控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其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但大量的经常性评价，主要是内部审计人员在日常开展的审计评价、各级管理单位日常开展的自我评价和外部审计人员的评价。这些评价，一般都是单项评价。受审计资源和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内部审计人员不可能对企业内部控制各子系统都进行全面审计。要完成向管理高层全面反映企业内控体系的全面性，并阐述存在漏洞，完善建议等任务，内审人员必须借助其他评价主体的力量，在许多单项评估结果基础上，对企业内控体系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审计人员对内控体系进行评测、反映存在漏洞和提出改进意见时，一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是营销运作的效率和功效；二是资本的安全可靠性；三是各种法律法规的遵循状态；四是营销运营与资产、财务管理的可靠性和连贯性。评价内部控制所依据的标准应当先进、适当。总之，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子系统，其作用是协助公司最高管理层，促进和帮助其全面、高质量的进行企业内控的各方面接受委托管理的相关职责，导致部分成本降低，提升内控体系的各分支以及整体的高效性，从而保障企业向着有利于企业目的实现的方向发展，不断增强企业的价值。
二、企业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企业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强化改进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主要表现在公司最高管理层通过定期和不定期听取审计部门汇报内部审计情况和开展内部治理审计情况，从而促进和帮助最高管理层有效履行受托管理责任。
（一）内部治理审计是企业治理体系中的分支
它在企业治理中的位置和影响，通常状态下重点表现为内审只对公司高层负责，保证其独立、全面的开展业务，向公司高层汇报相关内容，并结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要求，进行内部审计工作。从而，保障公司高层全面系统掌握公司情况，并采取合理措施，提升公司业绩，以便更好的履职。同时，有利于降低成本，完善管控体系，是企业高层强化和改良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内审人员进行的公司治理审计，是企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帮助公司最高管理层实施监控
我国现阶段有很多公司制企业的公司治理还处在比较薄弱的阶段。只有通过企业内部审计，不断地评价并提出增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提供财务与经营信息不充分的缺陷，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以促进和帮助最高管理层科学决策、更好的履行其职责。可见，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开展的内部治理审计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和改进公司治理的重要工具，增强了公司治理其他子系统乃至公司治理系统整体运行的有效性。
三、企业内部审计在组织运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组织运营审计是企业组织运营系统的子系统
企业内部审计在组织运营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表现为协助企业管理高层强化与各级管理部门联系，保障各管理环节高效运转，完成各自职责，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从而达到组织运营的全面高效。所以，内审必定在组织运营中发挥重要作用，组织运营审计也就成了必选项目。它的实施，可以帮助企业管理高层促进与各级管理部门的联系，规避管理风险，降低成本，提升资产价值。可见，组织运营审计是企业组织运营系统的分支。
（二）促进和帮助公司防范管理风险
管理的任务就是保证组织活动持续健康地进行，进而实现组织的目的。但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管理的风险处处存在并威胁着组织目的的实现。管理风险存在于管理职能实现的过程中，一个组织产生一切不必要损失的根源是管理上的漏洞或缺陷。内审人员由于其身份、工作性质和方法的独特性，可以将企业经营管理环节的相关职能实现过程中的某些情况和结论进行分析和评估，对好的方面给予肯定，对坏的方面实施披露，从而堵填管理漏洞，完善管理体系，揭示风险领域，确定风险行为，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并定期形成报告上报企业管理高层和相关各部门，为企业发展提供依据和支持。综上所述，内审人员作为企业组织运营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通过开展有效的组织运营审计，可以帮助企业管理高层更好的履职尽责，促使各职能部门更好的高效运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内部审计都是经营管理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实现其未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将内部管理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系统方法和过程。中国企业正进入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企业”的“风险企业”过程中，不仅受到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内部管理的系统性决策风险，这就要求内部审计一定要兼顾防范决策风险、规避经营风险、降低监管风险、减少投资风险等内容，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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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以来，我积极调整心态，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准了角色定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一边加强学习锻炼，一边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在部门领导和各位同事的帮助与支持下，全面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今年以来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调整心态，找准角色定位。办公室工作琐碎且又繁杂，却是公司各项工作上传下达的重要枢纽，十分关键。作为总经理办公室的一名新员工，我既感荣幸又觉惶恐，荣幸的是能够有幸加入国控集团这个大集体，并在公司的核心部门担任行政助理一职，惶恐的是对于未曾真正从事过行政文秘相关工作的我而言也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为尽快适应工作环境，找准角色定位，我积极主动向公司同事请教学习，做到不懂就问，有错就改，并就相关业务知识采用记笔记的方式逐条记录参照，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还积极利用公司网站、党建微信平台等学习载体，对公司的组织架构、发展历程以及运营模式等内容有了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了解，同时有助于我更清晰地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我日后的较好地开展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认真履职，强化执行能力。办公室行政助理一职，主要负责会议材料印发、文件流转、公章管理、档案收集查阅、网站更新、OA系统新闻、起草集团内部及平行单位的各类发文、公司主要活动的拍摄撰稿、高管各类费用报销以及来访人员接待等日常工作。入职以来，本人较为出色地主要完成了以下十方面的工作：
一是完成收发文件224份，印发各类会议纪要近千份,并及时进行了上传下达，做到了“领导布置的工作不在我手中延误”、“需要办理的文电事项不在我手中积压”；二是积极主动与工商部门进行协调，加班加点，圆满完成了公司年报的补报工作，赢得了分管领导及部门领导的一致认可；三是积极发挥本人优势特长，主动做好公司宣传助手，在职期间，跟拍、撰写了系列重点稿件，并主动向省市媒体积极投稿，部分稿件被省市多家媒体刊发转载；四是给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各部门相关工作加盖公章900余次，为业务部门提供服务，打印、查找公司各类凭证、资料、开具介绍信等500余次，整理归档合同、决议、报告等200余份，各项相关工作做到了有条不紊、稳中有进；五是联合人力资源部对公司历年来的档案进行了重新梳理、编造成册和归档，共计3900余份；六是协助部门领导撰写、拟发各类通知、请示及相关材料50余篇；八是协助部门领导完成了办公场所的分隔、装修工作；十是完成了办公室日常行政工作以及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回顾入职半年以来的工作，虽然基本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也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但是与领导的要求和自己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存在一些不足和亟需改进的地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作缺乏积极主动性，按照上级安排做的多、主动落实少，在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不够积极、主动，存在被动应付现象；二是缺乏积极主动跟上级沟通交流的意识，导致有些工作因考虑不周、汇报不及时而出现盲点和欠缺；三是心态浮躁，工作不够谨慎、细致，下功夫不深，有时忙于日常性工作，对工作中出现的纰漏和不足总结、反思不够，从而导致预期目标和工作落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转变思想观念、端正态度，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强化业务知识学习、提升工作效率，努力当好部门领导的助手，为公司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服务保障，为集团公司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通过评估结果来看，目前银行业机构尚未将洗钱风险管理当做一项系统化、规范化的工作来做，在风险管理架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和应对各环节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一）风险管理架构状况总体上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架构尚处在合规管理状态下，制订各项反洗钱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的重点停留在规避违规风险上，而未能将工作思路转到如何识别、评估和监测客户和交易的洗钱风险上。主要表现为：1.金融机构反洗钱风险控制的政策目标存在偏差。多数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目标集中在反洗钱工作合规性上，而未将识别和控制洗钱风险做为最终的政策目标。2.反洗钱制度更新频度与业务发展不匹配。除国有商业银行以外的银行机构，特别是地方法人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或操作规程的更新与其业务发展严重脱节，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制度仍在执行2007年制定的版本，新业务新产品推出未能及时纳入洗钱风险控制与监测的范围。3.高管缺乏对洗钱风险的认知和对员工引导。通过调阅被评估单位的会议记录及书面批示内容来看，多数金融机构的高管对反洗钱风险控制的认知放在规避反洗钱违规风险上，对工作的指导方向与洗钱风险管理相差甚远。4.反洗钱资源配置缺乏合理规划。在抽样机构中，除工行、建行的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做到了团队做、专业做外，其他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全部由指定的内设部门的人员来兼职反洗钱工作，且部门和岗位变动频繁，不利于本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开展。5.反洗钱工作内容未完全融入机构的合规文化建设中。一是反洗钱内控制度和操作规程多数独立于业务条线的操作规程；二是抽样评估的机构中，尚有部分机构未将反洗钱履职行为纳入年度或其他定期的绩效考核范围；三是员工反洗钱业务培训工作未能以提高员工业务技能为出发点，从培训记录的内容来看多数为应对人民银行的现场检查；四是反洗钱宣传工作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机构业务情况自行设计和印制宣传材料，主动履行反洗钱宣传义务。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状况1.缺乏有利的风险识别与测量工具。一是从抽样结果看，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识别与测量客户风险敞口的统计工具；二是尚未建立识别产品风险敞口的统计工具；三是尚未建立识别高风险业务风险敞口的统计工具；四是尚未建立识别实际受益人的识别和统计工具。2.缺乏评估产品风险的机制。评估期间，所有评估机构尚未按照《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下称《指引》）的要求建立对产品风险的评估机制。3.缺乏有效的客户风险评估指标设计。从评估结果看，抽样机构的客户风险评估指标未能参照《指引》的要求，建立综合性的评估指标，对客户实施动态风险评估和管理。4.缺乏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流程。从评估结果看，抽样机构的风险评估工作目前正处于两个极端：一是有客户风险等级评估系统的全部依靠系统自动评估，缺乏人工审核；二是没有客户风险等级评估系统的，全部依靠人工主观判断，缺少系统客观指标的辅助，这两种情况均可能导致客户风险等级划分、调整、审核工作流于形式。
（三）风险监测状况1.缺少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黑名单实时监控功能。多数地方法人机构未能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黑名单置入核心业务系统，无法设置业务触发点以及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控名单进行实时更新。2.缺乏有效的内部审计监督机制。从抽样评估的情况来看，除上级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审计报告能反馈出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外，抽样机构对本级以及分支机构的内部审计监督基本流于形式，未能体现发现风险、控制风险的目的。3.缺乏对客户开展持续调查的工具。目前抽样机构全部缺少对客户开展持续调查的辅助工具，不但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影响了客户身份持续识别工作的效果。4.缺乏有效的异常交易监测模型。从目前状况来看，除工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反洗钱监测模型外，其余机构全部按照可疑交易客观标准设置可疑交易监测指标，需人工判断的指标无法量化并实现系统自动提取。5.缺乏综合的可疑交易监测系统。抽样机构中，除工行的可疑交易监测系统能基本满足可疑交易分析过程能达到“方便的提取客户基本信息及交易信息”综合开展甄别分析外，其他机构的可疑交易监测系统均独立于业务数据库之外，无法在技术手段上提供有效开展可疑交易甄别分析的便利条件。
（四）风险应对状况1.缺乏对高风险业务、客户的管控措施。多数机构未能建立对高风险业务和客户的管控措施，在高风险业务发生或高风险客户提交异常交易后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难以降低洗钱后果发生的概率。2.缺乏制度化的风险消化、提升风险对抗能力的工作流程。多数机构特别是地方性法人机构缺乏对典型案例进行追溯、审查、分析、追责等工作制度，便于查找自身风控漏洞，提出风险提示和采取相应改进措施的，或采取有效手段予以推行。3.缺乏应对洗钱案件的应急处置措施。抽样机构全部未建立洗钱风险应急预案，难以保证在涉及自身的案件发生后，能快速做出反应。4.缺乏反洗钱工作的内部沟通机制。多数的抽样机构未能建立定期的内部沟通机制，便于反洗钱部门定期或不定期与业务条线、下级机构就进一步完善反洗钱内控及风控措施进行回溯性审查、政策研究。5.缺乏与当地反洗钱监管部门的沟通机制。多数的抽样机构未能建立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告重要反洗钱事项、敏感反洗钱工作信息的外部沟通机制。
二、优化风险管理工作建议
（一）及时转变观念，树立风险意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管理团队要尽快转变工作理念，树立洗钱风险意识，确立正确的反洗钱履职意识和工作目标，同时还要将洗钱风险管理融入本机构的合规文化建设这中，引导本机构的员工在合规基础上，着力于加大对洗钱风险的识别与管控的工作力度。
（二）加大成本投入，完善风险管理架构1.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架构。尽快按照《指引》要求，落实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各项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客户、产品、业务之间综合开展风险评估的能力。2.优化反洗钱技术手段。在优化完善反洗钱工作技术性的辅助系统上加大成本投入，建立综合性的反洗钱分析监测系统，完善风险识别与测量工具，逐步提高对高风险业务、高风险客户的综合监测和分析能力，建立持续性的风险监测分析制度及配套的技术手段。3.合理配置反洗钱资源。反洗钱工作资源的配置要与客户、产品的市场拓展，对风险的接纳能力以及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相匹配，有条件的机构要推广反洗钱工作团队作、专业作，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要按照风险高低程度合理配置工作资源，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
（三）优化工作流程，提高风险识别监测能力1.提高员工培训的实效。员工的反洗钱意识、工作能力、制度执行力直接影响着反洗钱工作成效，员工培训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提高培训工作实效。2.建立综合性风险识别与监测机制。客户、产品、业务的风险识别与监测是关联度较紧密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工作资源和工作信息，建立综合性的评估指标及评估机制，对客户实施动态风险评估和管理。3.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流程。建立起系统自动评估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流程，实现人机互补，提高风险评估质量和效率，从而建立对客户风险等级划分、调整、审核工作的动态化持续化的管理机制。4.建立科学的异常交易监测模型。参照人民银行的可疑交易监测模型，结合本机构业务开展情况、对风险接纳能力、客户群的分布特征，建立适合自身的异常监测模型，将风险监测工作落到实处。5.建立综合性的可疑交易监测系统。可疑交易监测系统要与业务数据库建立联系，使系统能达到“方便的提取客户基本信息及交易信息”综合开展甄别分析的要求，在技术手段上为可疑交易甄别分析提供有效的便利条件。
一、引言
稳健性评估是指在金融稳定监测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对获得的信息资料和数据，运用一定技术和方法得出定性或定量评估结论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识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评估金融体系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稳健性评估在“监测分析评估预防、救助和处置”的金融稳定工作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既是非现场监测职能的延伸，又为早期介入措施、救助行动和风险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和研判依据。
近年来，稳健性评估在金融稳定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深入地监测和评估金融风险状态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益深入，金融体系复杂性不断加深，稳定当局迫切需要前瞻性地发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并提前选择适当的应对措施，开展稳健性评估、特别是深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业务实施现场评估，毫无疑问是实现这一工作目标的最有力手段之一。从国际实践看，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作为国家层面金融稳健性评估的典型代表，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稳健性评估框架。FSAP为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评估提供了一套综合且客观的分析方法，涵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部门，结合短期脆弱性评估和长期结构性评估，使参评国对金融系统主要风险和脆弱性的观测更为清晰，也有助于发现参评国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最佳实践的差距，促进参评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稳定当局在开展稳健性评估过程中，在借鉴FSAP评估框架的同时，更加重视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作为稳健性评估的一个重要工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得到广泛运用，如美国危机期间的SCAP、2013年以来的CCAR、欧盟层面的EBA/SSM压力测试等。从国内实践看，我国的稳健性评估也经历了一个由非现场向现场的转变过程。在国家层面上，我国于2003—2005年开展了首轮运用FSAP标准对金融稳定状态的自评估工作，2005年10月首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确立了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框架。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也主要侧重于稳健性评估的技术、方法和指标体系等方面。2009年8月至2011年11月，我国接受了首次FSAP评估，在这一过程中，FSAP的评估方法、技术、组织实施和评估结论得出的过程，对我国金融稳定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启发和借鉴。此后，我国参考FSAP评估框架，在开展金融机构非现场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推动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使其成为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常规履职手段。在区域层面上，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根据总行统一部署，不断探索稳健性评估的方式方法，丰富金融稳定履职手段。金融稳定工作逐步从非现场监测转向现场评估，向“贴近机构、贴近市场”的方向推进。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及各分支行已完成对600余家金融机构的现场评估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案例素材。实践证明，稳健性评估对于全面了解金融机构运营状况和稳健性经营水平，及时发现和防控金融风险隐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实施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济南分行)2011年以来开展的金融机构稳健性评估工作为例，深入总结梳理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经验、机理、工作框架，对有效稳健性评估的构建要素和工作方向进行了分析归纳，对深入推动金融稳定评估工作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稳健性现场评估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以来，济南分行按照总行安排，结合区域金融稳定履职需要，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现场评估，在现场评估的发起、实施、结果运用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稳健性现场评估作为一项常规履职手段，逐步形成规范的工作框架、组织流程和技术方法，评估的影响力和对于区域金融稳定履职的贡献显著提升。
(一)起步：将现场评估引入金融稳定工作框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强化系统性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为金融稳定履职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伴随着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跨业态创新逐步深入，风险来源和成因越来越复杂，风险蔓延范围更加广泛，丰富金融稳定工作手段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2010年，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工作意见中提出，要对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积极探索开展现场评估。但此前，各级金融稳定部门从未有过现场检查或评估工作经验，一支习惯了非现场调度数据、依靠监管信息共享开展监测分析的工作队伍，普遍面临着如何开展现场评估、有何方式方法以及现场评估究竟能发挥何种效用等问题和困惑。
对此，济南分行2011年在全辖组织开展了现场评估研讨，内容全面涵盖现场评估目标、作用、法律依据、工作程序、方式方法范围、内容、成果运用、报告撰写等方面。后来又召开鲁中7市、半岛5市和省会城市圈5市金融稳定论坛，就现场评估工作定位、指标体系、工作方法、程序流程、结果运用等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工作共识。这些工作共识包括：稳健性现场评估总体上既要参考现场检查建立相关工作原则、机制和操作流程，又要与传统意义上的合规性检查相区别，在评估内容上，要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出发，关注影响行业和金融体系稳健性并可能导致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各种脆弱性因素和潜在风险隐患，同时注重与最新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二)驱动：对风险事件的透视
2010年底，辖区发生一起涉及多家银行和企业的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A银行深陷其中，声誉受到很大损害。案发时，其总资产逾800亿元，资本充足率14.24%，不良贷款率1.12%，各项业务和监管指标均居于全国同类机构前列。这样一家指标与形象良好的银行，为何却爆发特大案件，形成巨大风险?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案情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对A银行本身以及其他法人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如何，A银行内部管理怎样，案件发生的内部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身处风险处置一线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部门亟须深入了解的。
出于案件侦办要求和保密考虑，A银行涉案信息披露较为慎重，人民银行获取的信息极为有限并且大多来自外部媒体。由此，进驻A银行实施现场评估，以揭示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顺理成章的工作策略选择。在明确了工作目标、原则和充分的前期酝酿后，济南分行认真研究拟定现场评估工作方案，2011年5月抽调法律、货币信贷、金融稳定、会计、支付结算、科技、内审、征信8个专业共21人组成现场检查评估工作组。工作组认真学习银行业机构稳健性评估涉及的各类文件、监管标准和相关资料，组织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业务培训。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工作组于2011年9月中旬正式进驻A银行开展现场检查评估。截至当年11月末，累计投入工作量987人天，对A银行开展了全面评估，最终形成20余万字的工作底稿和8万字的评估报告。通过评估，济南分行金融稳定部门对案情和案件发生的深层次管理问题乃至公司治理缺陷有了深入了解，同时对现场评估工作的优势有了切身体会，即现场评估有别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检查，不仅仅是发现具体的合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对金融机构的稳健性状况进行总体判断，还应推而广之，对问题的性质和潜在影响进行研判，站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角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措施。
对A银行的全面评估得到了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领导的充分肯定，也为后续评估项目的组织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2011—2012年，济南分行根据山东风险防控状况，先后组织或直接实施了对10家股份制银行、14家城商行、21家农村合作机构、2家村镇银行、3家保险公司、1家法人信托公司、3家证券公司的全面评估以及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表外业务专项评估工作。通过上述一系列评估，济南分行金融稳定部门深入了解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运作新模式、风险特点和成因，掌握不同类型机构的风险敞口以及风险在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和渠道，为全面掌握区域金融风险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大量的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现场评估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评估工作经验也充分体现在人民银行2012年组织编写的《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指引》中。
(三)发展：将风险监测线索转化为评估项目
2012年下半年以来，济南分行通过非现场监测发现，在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升级压力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山东省内部分区域、行业和重点企业暴露问题不断增多，省内担保圈问题陆续浮现。这些问题揭示出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资产质量不实问题突出。为全面掌握商业银行真实的信用风险状况，2013年以来，济南分行先后选取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和齐商银行两家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开展了资产质量真实性专项评估。通过评估发现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确切的资产质量底数，掌握了风险暴露的真实水平及变化趋势，对被评估机构提出了如实反映资产质量状况和规范资产质量管理的整改要求。
另一个实例，近些年来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迅猛发展，特别2013年以来业务模式更趋复杂，部分机构与监管部门玩起“猫鼠游戏”。由于同业业务交易对手多以省外银行机构、信托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为主，交易环节复杂，贷后管理和风险管控的难度较大。2013年9月以来，济南分行通过非现场监测系统发现，辖内某城商行同业存放持续放量增长，增速远高于同业水平，且业务操作模式非常具有典型性。该监测发现为深入分析当前同业业务的风险特点和跨机构、跨区域、跨市场的风险传递状况及其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提供了“解剖麻雀”的机会。经过初步调查后，济南分行决定对该城商行开展同业业务专项现场评估，以全面掌握同业业务的运作模式、新特点和潜在隐患。该项评估共投入工作量70余人天，对同业业务规避监管、虚增规模、风险管理薄弱等共性问题和风险隐患进行了充分揭示，督促被评估机构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评估报告得到了总行金融稳定局和分行党委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了解其他法人机构存在的共性问题，济南分行进一步扩大了同业业务专项评估范围，责成部分中心支行组成工作组，对同业业务规模较大、业务种类较全面的2家农商行和1家农信联社开展了延伸评估。评估结束后，济南分行向总行提出了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相关政策建议。这些工作成果，为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和借鉴。
以上两个项目体现了评估由案件(事件)推动向监测推动的转变，由对单家金融机构的评估推及到对行业、区域和金融体系突出风险点的总体评估，体现出金融稳定工作关口前移、实现早期介入的发展趋势。
(四)深化：推动现场评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2011年至今，济南分行先后对百余家金融机构开展了现场评估，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小贷等多类机构，以及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同业业务、信息系统、公司治理、流动性、利率风险等多个领域，共形成评估报告100余份，先后5次在全国性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介绍。在工作机制建设方面，济南分行在实施稳健性评估项目时，要求各级行组织成立以分管金融稳定工作的行长(主任)任组长的稳健性现场评估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原则。在金融稳定部门设立了现场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行内各业务条线，在行内建立了主查人制度，将金融稳定、法律、货币信贷、会计、支付结算、科技、内审、征信等专业纳入现场评估队伍，根据具体评估项目的实际需要，抽调相应业务部门的精干力量组成现场评估工作组。持续的实践探索与总结提炼，使济南分行在稳健性评估项目的启动与准备、现场评估实施、评估成果转化与运用、配套机制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方法体系，推动现场评估框架逐步完善，为依法合规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济南分行先后参与了金融稳定局《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指引》、《金融机构现场评估工作手册》等制度文件的编写工作，对于现场评估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做出了贡献。
三、有效稳健性现场评估的构建要素
有效的稳健性评估应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从更高层次、更宽视野来发现和防范跨机构、跨行业、跨地域的风险隐患，通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抗冲击性以及宏观金融管理政策执行和监管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体现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目标、特色和优势。基于以上认识和实践探索，济南分行总结提炼出有效稳健性评估的以下构建要素。
(一)项目启动：选取有价值的评估项目
金融稳健性评估不同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性检查，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运行环境做出评价并识别出潜在的脆弱性和风险隐患，这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独特价值。开展有效的稳健性评估应首先对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来源有持续深入的把握，以准确地将具有潜在威胁的突出风险点转化为主要评估内容。济南分行探索开展的一系列稳健性评估项目的启动主要体现为事件驱动和监测驱动两种。事件驱动主要由突发性案件或事件、负面冲击等重大事项引发，评估的目的是深入了解案件发生的根源及背后深层次原因，为其他相关机构提供借鉴，杜绝风险的扩散和蔓延，有效防范可能后续发生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监测驱动主要是对非现场监测中发现的金融领域中脆弱性、苗头性和倾向性风险，通过现场评估进一步深入掌握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的脆弱性和风险状况，使金融稳定部门准确分析研判风险的来源、性质、规模、传导途径和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为下一步采取早期纠正等提前介入措施提供客观依据。此外，根据上级行部署和本行年度工作计划，也会启动部分评估项目。
金融稳健性评估可以采用全面评估、专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出于特定工作目的和形势的需要，评估可以区别采用柔性的“调研式评估”和刚性的“检查式评估”等不同形式。在评估对象选择上，既可以针对单个金融机构或其特定业务进行，也可进一步引申为行业性评估和轮动评估。考虑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职需要，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更侧重于从行业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企业文化以及业务流程、系统、制度等方面进行评估，对其分支机构则侧重于从内部风险控制和稳健经营的角度对业务操作、制度落实等方面进行评估。同时稳健性评估作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评估内容也应当包括金融机构传染性风险、抗冲击性以及金融管理政策执行和监管有效性方面的评估。考虑到与国际、行业规范相接轨，评估依据应覆盖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监管部门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性管理规定。
(二)组织实施：建立严格规范的评估流程
尽管现场评估项目在金融机构类型、业务和风险特点以及适用现场评估方法等方面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应遵循准备、实施、报告、档案整理四个阶段，流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在具体实施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开展。
现场评估准备是整个评估过程的基础。本阶段工作包括立项并确定评估对象、成立现场评估组、撰写现场评估方案、制发现场评估通知、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分析评估资料和现场评估前培训等步骤。近年来济南分行在自行开展的全部现场评估项目中均要求被评估机构开展自评估，并要求对方在进驻其现场前提供自评估报告，该做法充实了评估准备阶段工作，为下一步现场评估的顺利有效实施奠定良好基础。
在现场评估实施阶段，工作重点是实地了解被评估对象业务开展情况、风险状况，围绕评估目标组织开展相应的评估措施，本阶段发现的问题、确认的风险点将作为撰写报告的依据和素材，是评估效果和质量的集中体现。现场评估实施主要包括进场会谈、现场评估、召开评估组会议、拟写评估事实确认书和结束驻场工作等步骤。
现场评估报告阶段是总结评估问题、对评估事实进行定性和评价，形成评估事实结论的阶段，具体包括撰写现场评估报告、制发现场评估意见书和跟踪整改情况等步骤。
评估档案整理是现场评估成果的体现，现场评估各个阶段的文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均应作为现场评估的重要文件加以保存和管理。现场评估档案整理包括立卷建档、编写档案目录、整理现场阶段相关文书、建立电子版现场评估档案等步骤。整理好的评估档案便于在开展后续评估或相关评估时查询，为后期的评估工作提供借鉴;也有利于对评估对象开展持续的、趋势性的分析、判断或评价，根据历次评估结果确定对评估对象的监测重点。
(三)结论输出：运用定量和定性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对于确保稳健性评估的效率和质量至关重要。评估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以合规性、调研性为主的评估项目侧重于使用定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可采取调阅资料、问卷调查、组织会谈、穿行测试等方法和程序，通过合规性评价和风险点提示得出评估结论，通常不输出量化的评估结果。其中，调阅资料是开展现场评估的最基本途径，也是现场评估区别于其他非现场工作的主要优势，调阅资料既包括直接调取与评估内容相关的纸质材料，如公司章程、内部规章制度、审计报告、会计账册、相关会议纪要、经授权的客户信用信息和监管意见等，也包括查询电子档案和根据授权登录各项业务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设计制作调查问卷和组织会谈也是现场评估的重要手段，以FSAP为例，2009—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国开展的首次FSAP评估中，我方共向评估团提供了近百万字FSAP问卷答复材料，与其进行了400余场会谈，使其对我国金融体系有了更加深入、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济南分行开展现场评估实践中充分运用了设计调查问卷和组织会谈的评估方法，现场评估工作组通过合理设计调查问卷，向被评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有关客户以及外部机构了解有关信息，并就金融机构经营异常变化、媒体关注问题和违法违规线索等，通过组织会谈方式进行现场核实。此外，在专项业务评估、内控评估等项目中，现场评估工作组还通过重新执行、证据追踪、穿行测试、实地观察等方法，从符合性和实质性两个方面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等进行深入测评。
随着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评估工作体系不断完善，稳健性现场评估必然由定性评估为主过渡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综合运用定性、定量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分析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增强现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在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一直致力于量化评估体系的构建。一是探索构建稳健性评估指标体系，针对单体金融机构的全面评估，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稳健性评估方法选取了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状况、业务稳定性、同业竞争力、抗冲击性、可处置性以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有效性等9大类指标体系，利用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和层次分析法等技术，对如何输出量化评估结论进行了探索。二是将压力测试作为稳健性现场评估的重要工具。压力测试作为识别和度量风险的一种评估方法，对于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评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场评估工作中，济南分行注重运用压力测试工具，对金融机构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更精确的量化评估。在对全省城商行稳健性现场评估、同业业务专项评估、信贷资产质量真实性专项评估等项目中，针对具体评估内容和被评估机构特点，分别开展了流动性压力测试、同业业务变动冲击压力测试、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下迁压力测试等项目，进一步提高了现场评估结论的准确度和客观性。
(四)成果运用：提升评估结论的影响力
现场评估成果的运用是稳健性评估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注重现场评估结果的运用，现场评估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现场评估结果的运用是要通过发现和揭示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及时整改，杜绝风险从量变到质变、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演变，防范具有系统性的风险因素真正发展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场评估结果运用的好坏，关系到现场评估的效率及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主要从微观机构和宏观管理两个方面推动评估结果运用。
在微观审慎层面，首先，济南分行通过召开正式的评估结果通报会，向被评估机构反馈评估结论，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脆弱性所在，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于严重的问题，视情况采取对高管人员诫勉谈话，进行风险提示。其次，将现场评估结果纳入辖区内“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中，在人民银行金融服务准入方面给予必要的限制，暂缓审批或接入某些金融基础设施，对其开展进一步的专项检查或纳入年度综合执法检查，并将评估结果作为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内容之一。再次，适当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信息披露。可用的选项包括：选择性地向金融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上级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披露;将评估结果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向政府反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确保区域金融稳定;将评估结果通过金融稳定报告等形式有选择性地向社会披露，增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外部约束。对于涉及重大风险隐患或重要监管合规性的评估发现，及时将评估结果向行业监管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通报，建议其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检查;采取建议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暂停其专项债务工具或资本工具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或暂缓接受、不接受其承销项目的注册等措施;对于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也可选择向证券监管部门通报等方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约束。
在宏观审慎层面，一方面，可将现场评估结果作为制定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决策依据。如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和信贷政策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对房地产金融、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绩效考核机制、农信社资金运用情况等进行专项评估，作为制定政策、完善改革的决策依据;通过现场评估掌握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真实状况，也可以作为制定和落实宏观改革措施、跟踪评估改革成效的基础。另一方面，可将现场评估结果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参考因素。如结合人民银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进一步研究如何运用评估结果来设置金融机构稳健性参数，更好地体现对高风险机构和有重大问题机构的差别政策。此外，稳健性现场评估结论可以通过专题报告等形式纳入《金融稳定报告》中，有助于深入揭示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因素。
四、几点简要结论
一是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的稳健性评估不同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性检查，在内容和目标方面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和稳健经营水平，旨在评价金融体系运行环境，识别出潜在风险和脆弱性，在宗旨上服务于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目标，这既是现场评估区别于合规检查的显著特征，也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独特价值所在。经过多年实践，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已成为各级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履职的重要工具，在“监测分析评估预防、救助和处置”的金融稳定工作框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应做到定性和定量评估相结合。当前，各级人民银行开展的稳健性现场评估仍以定性评估为主，通过合规性评价和风险点提示得出评估结论，通常不输出量化的评估结果。随着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评估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稳健性现场评估必然由定性评估为主过渡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通过量化评估结论向金融机构提示风险，并作为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或监管措施的依据。因此，今后应充分借鉴FSAP分析和评估框架，着重加强稳健性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定性评估结论的量化方法、金融稳定压力测试等工具措施的研究和应用，逐步推动稳健性现场评估向量化评估发展。
三是进一步提升稳健性现场评估的法律效力应提上议事日程。如前文所述，稳健性现场评估是各级人民银行立足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履职需要，突破现有履职手段不足的困境，逐步探索开展的创新性工作。随着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逐步深入，可以考虑制定相关金融规章制度，提高稳健性评估的法律效力，将评估权上升为一项法定的金融稳定履职手段。此外，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人民银行对证券业、保险业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机构，除特定职能(如反洗钱)外，无权要求其报送必要的财务报表、统计报表和资料，对此类机构开展现场评估的法律依据不足。这与当前金融业混业经营、风险交叉传染的现实及发展趋势不相适应，客观上影响了金融稳定履职效率。上述问题都有待在下一步工作中逐步解决。
风险防范导向的战略决策
CFO需要对公司的发展进行把脉，决定公司下阶段乃至更远的发展方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环境中，CFO深谋远虑是必要的。CFO在财务上的可信性和在战略投资上的规划职能，要求其在未来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企业战略制订上。而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信息技术和全球化给现代商业带来的冲击，要求CFO比以往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战略决策中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公司管理层作有效的沟通，为战略目标的确定提供决策支持。这其中风险意识必须始终贯穿于CFO的战略决策过程之中。
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CFO是公司财务安全的维护者，更要承担为公司和股东保值、增值的重要职责。在未来CFO的这一职责将通过风险防范导向下的投资管理和预算控制不断得到加强。被动的财务监控理念将越来越深刻地被预先积极干预与渗透所取代。
公司所有的预算、控制标准、部门业绩指标等都是围绕公司战略目标来逐步展开的。因此战略目标中的任何偏颇和现在风险都将威胁企业目标的实现，甚至颠覆整个企业。因此，CFO必须对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所确立的战略任务有充分认识，在战略目标的制订与实施中应当更有预见性。未来几年，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商业运作的复杂性将会派生出更多风险，而这些风险将使企业的经营难度大大提升，CFO需要具备把握与控制风险的能力，并提供及时的专业意见和防范措施。
在全球化趋势下，CFO在战略融资中捕捉商机和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将成为其风险防范导向下的战略决策支持职能最为集中的体现。正如飞利浦公司的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Jan Hommen 所说：“经济全球化在加速，如果你需要融资的话，你可以坐在电脑屏幕前掌控着全球金融市场，而全球的投资者坐在电脑前也想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对于企业来说，机会和挑战并存。”
未来，投资银行的网点将会遍布全球，同时很多专业的信息咨询公司将会出现，他们的主要业务不是商务，而是信息咨询和客观的经济分析。大型公司会跟那些分析问题客观、有实力的咨询公司频繁接触，CFO也会把他们当作商务上的合作者，通过它们的客观分析，把握和验证自己对融资风险的判断，并从中获得规避风险的建议。
基于风险控制的流程管理
在企业范围内实现标准化及简化流程将会极大地降低企业结构的复杂性，使公司内部结构得到更大的优化；同时简化流程还可以推动企业信息的整合，使企业中所有信息需求者可以轻松捕获所需信息源，从而促进公司的更快运传。此外，流程简化还将会有力地支持企业风险管理、绩效管理以及持续的流程改进。因此，提高企业流程自动化水平，将内部控制与流程管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成为未来CFO建立适应战略管理需要的、以战略管理为导向的支持系统的重大挑战。
目前的状况是，很多企业在没有通用流程及标准的情况下，企业是依靠精干员工的工作来保持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的，而不是将其制度化成为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共享并且可重复的受控制的流程与技术。这将使数据收集难以进行，企业运营和战略目标联系松散，内部控制频频示警，最终导致无法为公司决策提供可以信赖的基础数据。因此,获得整合的IT系统是CFO内部控制职能得以实现的关键。
而公司IT系统整合的关键仍然是流程的整合。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级IT应用系统均是基于流程的需求而开发的，但是每套IT系统所对应的业务流程由于当初系统实施的各自为战，缺乏良好的接口整合与标准化描述。CFO掌控的内控管理部门为了更好的管理众多的基于流程的风险，必须寻找一个统一的平台，实现与各个IT系统的衔接和整合。
优化的工作提交模式有助于组织合理化及简化企业的运营流程，CFO可通过使用本地或地区共享服务、全球共享服务、外包或内部分散的活动来优化企业的工作提交模式。此外，这些方法还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例如全球或地区的外包共享服务模式等。
管理控制是公司运转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管理控制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企业规范运作，防止发生经营风险、合规风险及财务报告风险。执行诚信和透明度问题以及高管薪酬和优先认股权等问题将会增加企业管理的风险，因此借助IT系统简化流程和实现流程标准化是CFO履职的重要手段。
基于实时数据的信息整合
网络环境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巨大便利。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财务的角度考虑，对于信息的处理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巨大的信息流，使财务管理控制的工作变得很复杂，依靠人工是处理不过来的。CFO的角色将从数据处理中解脱出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推动企业的发展，真正成为流程的主人。给同事和员工分配信息将是CFO一项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CFO是现在企业信息的整合者和保管人。
信息系统发展的最新趋势正向智能化、综合信息集成化方面发展。目前公司面临的挑战是，公司内出现的往往是数据，而非信息。对于CFO来说，掌控流程的首要任务就是改进业务、运营和技术部门之间关键信息的整合与共享，从而整合企业的信息资源，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CFO作为企业中掌握信息最多、最全的人，应该由他负责全面规划和整合企业的信息流，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实时、准确的信息。
对此，联邦快递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CFO格拉夫深为认同：“我的职责是必须把相同的真实信息传达给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人，并激起所有受众做出反溃。”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性，公司不同群体之间有很大的交叉，整合公司的信息就显得很重要了。
对CFO来说，技术平台的价值在于能够在部门间实现通用性、提高管理与业务信息的质量，可使企业更好地实现管理绩效并预测未来业绩。
墨西哥公司的治理架构
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要求2-50人。早期的墨西哥《一般商业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要求较高，后期修订为较低的标准（3000比索以上）。公司成立时实收资本是注册资本的50%以上，以现金、资产等出资。股东按出资额承担责任，按原始出资比例补充出资，并有新股的优先认购权。股东会是公司最高的权力机构，必设。董事会、监事会均不是必设机构，是否设置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可以任命一名或多名经理，公司由经理（层）管理。除另有约定，公司有权随时解聘经理。若股东会未任命经理，则公司由所有股东共同管理。因此，“股东会”构成了最简单的治理架构类型。
墨西哥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公证设立或公开募集设立。股东要求两人以上，至少持有1股。法规中的注册资本也进行过调整，目前要求不低于50000比索。股东以现金、资产等作为出资方式，其中现金出资不低于注册资本的20%。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必设机构。股东大会可决定公司任何事项。股东大会选任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大会、董事（会）可以任命总经理或特别经理。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可以规定董事和经理的职责。当董事会在3人以上时，拥有2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任命一个董事；公开上市公司该持股比例为10%以上。董事会/董事对公司实行统一的领导，是必设机关。董事会被委托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和指导公司活动。董事会被赋予履行公司企业宗旨的必要权力，因此代表公司。股份公司应有一名或多名董事，是不是公司股东均可；两个以上董事构成董事会。每年财政期间结束后的4个月内，董事会必须提交年度报告，并由股东会批准。
墨西哥上市公司又是如何治理的？在董事会构成方面，应由5-15个董事组成，包括股东董事；外部董事（即中国的独立董事）应占董事会20%以上，外部董事和股东董事合计应占董事会的40%以上。外部董事根据专业声望、经验和能力选择，公司内部人员、控股方或关联方人员不能担任外部董事。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设置一个或几个专门委员会，非上市公司可自行决定是否设置。专门委应由3-7个董事会成员组成，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各专门委应邀请公司高管参会。每个外部董事至少参与一个专门委。审计委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监事（会）监督公司运作和董事会、经理层的履职情况，是必设机关。监事通常是外部审计师事务所人员，两个以上监事构成监事会。公司员工、公司主要股东，或董事的直系亲属和特定旁系亲属，不能担任监事。监事应列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若最后一名监事离任，董事会需在3天内召集股东大会任命新的监事。经理层可以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任命，处理日常事务，是必设机关。股东大会、董事（会）可以任命一名或多名经理，包括总经理和特别经理，任命可以是临时性、可撤销的。经理是不是股东均可以担任。
各治理机关的职能职责
与中国明确规定各治理机关的职责权力不同，墨西哥立法是“法定+意定”相结合。墨西哥法规中仅对股东（大）会的职权有明确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权也有所表述，而股份公司经理层，有限公司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力分配、职责划分，很大程度上由公司自行配置。
有限责任公司各治理机关的职能职责，包括三个方面。
股东会职权：“概括+列举”的方式。股东会职权包括利润分配、任免经理层、任命监事会（如适用）、确定新增股权的分配和摊销、要求补充出资和章程附件的规定（如适用）、对公司机构和股东（相应的股权）提讼，要求损害赔偿；修改章程；同意转让股权；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解散作出决议。此外，如公司无经理层和监事会，或经理层和监事会不履职时，持有三分之一以上股权的股东可召集股东会。除上述内容，股东会可以决策法律或章程授予的任何其他事项。
监事会职权：公司意定。墨西哥立法对股东会以外的各治理机关的强制性规定不多，公司享有较大的自我选择权。《一般商业公司法》有限公司部分未提及董事会，只写到“如章程规定，应建立由股东或非股东组成的监事会”。且只规定，在经理层不履行召集股东会的职务时，监事会召集股东会。监事会的其他职权由章程规定。
经理层职权：公司意定。墨西哥《一般商业公司法》仅笼统规定，“公司应由一个或多个经理管理。如未任命经理，公司由所有股东共同管理”。经理层不具备议案相关知识或投反对票，不承担任何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各治理机关的职能职责涵盖四个方面。
股东大会职权：概括+列举。股东大会权力极大，墨西哥《一般商业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项”，因此绝大部分职权专属于股东大会（该法列举了14项）。由股东大会决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选择性职权有两项：决定董事会和经理的担保权限，决定董事和监事的报酬（如章程未规定具体薪酬）。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共有职权一项：任命总经理或特别经理。
董事会职权：概括+列举。墨西哥《一般商业公司法》中规定，“董事应该承担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责任”，并列明了董事的几点责任：确认股东出资、利润分配、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等。在《墨西哥公司治理准则》中，对董事会及其辅助机构的职能有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其中，董事会的主要权限包括：薪酬考核、审计、规划和投融资，可设置相应的专门委等辅助机构开展工作，并对各专门委的职能进行了列举。此外，董事会的其他权限还有：会计政策的制定和变更、制定内部控制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等。
监事（会）职权：概括+列举。《一般商业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在任何时间，对公司业务行使无限制的监督权力”。同时，列举了监事（会）的职权，除可要求董事会月度提交报告外，其他职权与中国的监事会基本一致。此外，监事在发现前任监事的任何违法行为并且未报告时，承担连带责任。
经理层职权：公司意定。墨西哥《一般商业公司法》规定，“经理应有明确的归属其的权力”，但是除股东大会或章程可以授予经理担保的权利外，其余职能未列举。《墨西哥公司治理准则》中，也只是笼统地说“公司的日常运作是经理层的职责”。
赴墨设立公司需灵活治理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立公司的情形有所增长，但由于制度环境、法律规定与中国有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相关事项进行分析，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墨西哥设立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都可以，这两种均是外国投资者使用频率较高、较为普遍的公司形式，且均要求有两名以上股东。但是从设置程序、治理架构简单，易于管理和控制风险角度讲，建议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的公司注册不需要验资，因为出资时纳税较高，一般的公司首次注资金额不会很高，后期根据实际需要再补充出资。
公司治理架构方面，根据公司运营阶段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理架构。
成立运营初期，建议采取“股东会—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的模式。在墨西哥设立子公司初期，由于业务量较小，可采取较为简单的“股东会-总经理”的治理架构，并由总经理兼任执行董事，全权代表公司，处理日常运营，遇到须股东会决策的事项时，再召开股东会。该模式层次简单，人员设置较少，便于管理。此外，由股东会统一决策重大事项并直接对总经理进行监督，能较好地降低运营风险。此阶段总经理权限通常较大，为防止滥权以及由此引发的经营风险，可通过章程、公司内部文件或公司与其签订合同的方式对总经理权利进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