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0 15:39: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外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张磊 李晓红 河北联合大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304064。
摘要：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这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对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莫言的创作中，中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对其作品主题的提炼上，对其创作方法的选择上。结合莫言先
生的文学作品探讨这种影响，不仅可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创作，而且还可以提高读者阅读的水平。因此，我们广大的理论研究者对此应
该给予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中外文化的影响；题材的影响；主题提炼的影响；创作方法的影响
莫言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莫言的
作品也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八十年代的小说《红高
粱》，还是后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以及备受争议的《丰乳肥臀》
等等作品都给他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读莫言众多的文学
作品，探析文学作品中丰厚意蕴，我们会发现，中外文化对莫言
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外文化对莫言的创作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下边
结合自己对莫言作品的理解与感悟，参考其他研究者对莫言及其
创作的论述，谈一谈中外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
探析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详细阐释：中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中
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
中创作方法选择的影响。
1.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题材选择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以及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文学
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莫言也不例外。莫言众多的文学作品中，
蕴含着中外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莫言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
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莫言的主要作品如下：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增补版》、《藏宝图》、《四
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拇指铐》、《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莫言作品精选》、《酒国》、《食草家族》、
《白棉花》、《红树林》、《月光斩》、《老枪•宝刀》、《会
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传奇莫言》、《莫言散文》、《莫言中
篇小说选》、《莫言王尧对话录》、《战友重逢》、《蛙》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仅以其《红高粱家族》为例，探讨中国传
统文化对莫言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由以下五部
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组成。
这五部作品不论是从题材的表面看，还是从作品题材所蕴含
的意义看，都非常明显地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
响：首先，“红高粱”既代表着莫言对家乡特产的喜爱，又是代
表作者对故乡人奋争历史的熟悉。作者以特定的“红高粱”所代
表的故事作为宣传家乡，再现故乡生活的媒介，这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中热爱家乡思想的继承，而且还是对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
种继承。其次，《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从题材来看，所有的
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而中国的与其他国家
的有着不同形式的内容和过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形式宣传，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
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题材选择的影响。如，在《红高
粱》这部作品中，大家在中使用的武器都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的土炮、鸟枪等，就连中国特色的农具
铁耙也充当了战斗的武器。特别是作战过程中，农民抗战的特色
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题材选择的影响了：有的人在埋伏
时鼾声如雷、有人因哑巴跌倒枪走火而出师未捷……
2.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这部作品蕴含的主要思想意义。而对作品
主题影响最深的，或者说对作品主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应该是
作家本国的传统文化。在上边列举的莫言创作的《红高粱家族》
系列作品中，作家的主题也被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如从题材来
看，作家利用农民抗战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家乡广大的人民在那场
战争中抗争。但这场发生在作家故乡的抗争与其他抗日题材的作
品一样，题材深处还蕴含着中国文学传统的永恒主题——爱情。
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爱情的主题，但却可以说
爱情的主题可以渗透到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在小说 《红高粱》
中，作者虽然选择的抗战题材，但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却表现
了中国传统的爱情主题。这也就是说，是故事的主要内
容，但在主要内容中，作者却通过具体的事迹表现出“我爷爷”
与“我奶奶”那段惊世的爱情传奇。
3.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创作方法的影响
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创作方
法中，外国文化中的怪诞的表现方法对莫言的创作影响最大。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怪诞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怪诞的创作方
法，如《聊斋志异》等，但细读莫言的作品，外国文化对其怪诞
创作方法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如在莫言作品《杜小雷》中，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可怕的情景：小说主人公的妻子，因为不
孝，把一只蜣螂放在了自己婆婆的碗中，这本来是一件生活中的
琐事，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怪诞的结局：杜小雷的妻子因为自
己的不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老天爷把她变成了一个半人
半猪的怪物。杜小雷妻子这种怪诞的变化，足可以说明作者的创
作受到了西方怪诞创作方法的影响。因为作者曾经对自己这样怪
诞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语：“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
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
响?我的小说在八六、八七、八八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
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见新浪网，著名作家莫言作客
新年流访谈实录，2003.08.06）
外国文化中的怪诞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
先，外国文化中的怪诞表现在莫言利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人物形象
上。在莫言的作品《檀香刑》中的主人公赵小甲就是这样一个怪
诞的人物形象。赵小甲的怪诞表现在他对自己父亲的迷恋上。迷
恋自己的父亲本无可多议，也谈不上怪诞，但赵小甲的父亲却是
与众不同，他是一位刽子手。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不迷恋自己年
轻貌美的妻子，却一反常态，迷恋自己特殊行业的父子，这不能
不说是一怪诞的行为。更为怪诞的是，赵小甲还能推断出当时官
府的衙役是由大灰狼变成的，轿夫是由驴变的，更可笑的是县太
爷是由一只白虎变来的……再如在《红耳朵》中，作者不仅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怪诞
长相的主人公：王十千的耳朵大得吓人，但其耳朵还比较灵敏。
更为怪诞的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梦见了一个大耳朵的
乞丐， 当他出生后， 这个大耳朵的孩子还专门和长工生活在一起。
在算命的先生发现了他的大耳朵后，他的命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
化：上学堂、沦落为乞丐……
其次，作者不仅利用怪诞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他还在自己
的作品中， 利用怪诞的表现方式突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在 《丰
乳肥臀》中，上官领弟因为自己的爱情鸟丢失了，而把自己幻想
成一只鸟。 不仅具有鸟的外形， 还有鸟儿那样轻盈的动作：“……
她跳上石梅树梢， 把柔柄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 母亲急忙去拉她，
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
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
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她骑在屋脊上，双眼发直，
脸上洋溢着黄金般的微笑……”
在这里，作者把怪诞的创作方法可谓是发挥到了极点。主人
公不仅有怪诞的想法，而且还有怪诞的行为，更有趣的是人物怪
诞的行为还带来了怪诞的结果。即读者对作者这种怪诞创作方法
的认可。
再次，怪诞不仅是作者莫言用来创作人物形象的手段，而且
作者还利用怪诞的创作方法，在人物形象上寄予了对社会问题的
关心，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当然了，这种关注是
基于怪诞手法中的一种关注。在莫言的作品《球状闪电》中，小
女孩蛐蛐利用自己怪诞的“飞”不仅为家挣钱，还引起了众多的
人对她“飞”这种怪诞行为的效仿。而且还把“飞”当成了自己
谋生的手段。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利用“飞”这种怪诞
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贫困”的一种关
注。再有，近亲结婚的事实，造成了社会生活中诸多怪诞事情的
发生。作者莫言利用社会生活中诸多的怪诞事实，表现出对近亲
结婚这种现实的关注。
可以这样说，作者莫言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他为我们创作
了众多怪诞的人物形象，再现了这样人物形象怪诞的行为和怪诞
的命运与怪诞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
响表现在作者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提
炼上，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当然了，中外文
化早就开始交流并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很难把这两种文化
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截然分开阐释，但这两种文化对著名作家莫言
的影响却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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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会科学版）,2013.01.05.
[3]费立军.莫言小说的怪诞书写与价值[D].延边大学,2012.06.
作者简介：
张磊，女，1984年7月出生，讲师，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外文学。
李晓红，女，1973年6月出生，教授，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
关键词：英文 文学翻译 言内意义 信息差的弥补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国家文化现状与思想内涵主要是通过英文文学来体现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国，其文化有着自身的民族特点和内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须从真正意义上对英语文学有正确的认识。言内意义是词语成分之间、句子成分之间和篇章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言内意义是指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类意义，它是英语文学翻译中的难点也是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多项语言方面的内容，在英语文学翻译中，需要对言内意义进行正确的分析与处理，从而使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文章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的主题，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间的信息差别。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这是二者进行沟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读者对同一作品能够有正确的、真实的、相近的理解与感受。每个读者或翻译者的文化素养不同，其在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对同一作品有着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应当在对作品所处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与鉴赏能力的基础上，对英文作品进行准确的翻译。
1 英文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
1.1 英文翻译的言内意义的定义
以社会符号学的意义观，为划分标准对意义进行分类，可将其分为指称意义、言内意义、语用意义三种。其中在英语的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被看作是翻译的重点，其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语音、语法、句子、词汇等方面。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译文与原文的相同或相近，还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贴近地语言表现出来，这就对翻译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翻译者将言内意义达到最高标准，尽量缩小语言的信息差别，从而增加了人们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兴趣。
1.2 英文作品翻译的原则及意义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不仅仅单纯要求翻译的准确性、广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译的英文作品的语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艺术性和逻辑性。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的着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是否能够翻译出最地道的语言，例如对电影《盗梦空间》中一些翻译进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复杂的情绪、你的种种完美和不完美。看看吧，你只是我妻子的一个影子。你只是我竭尽全力创造出来的而已，但是很遗憾，你远远比不上真实的她。”这样的翻译十分文雅，也能够很好地表现出电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所采用的语言也简明通俗。
1.2.1 英文翻译的归化原则
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使用翻译归化的策略往往能够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当前随着国外文化的渗入，异化策略的使用较归化更为明显，但并不是说翻译归化就不重要，特别是在句子结构的翻译上，还是应该保持句子的原始结构不能变，否则翻译出来的句子不可能让读者喜欢。翻译的实质就是充当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译出地道的语言才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例如，在《盗梦空间》中有这样一句话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从直译的方式就是在那个放扫帚的壁橱里根本没有空间思考，这样的句子会对观众造成理解障碍，让人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从英文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翻译成在那个耗子洞里没有办法思考，就能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电影语言的表现力。在台词：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译为“没有进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译归化策略就可以译为观众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电影跟观众的亲和度增加了，更适应于中国观众。同时在对电影《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也引用了很多中国元素进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来的，但别的东西都不给力。因此，正确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亲和感。
1.2.2 英文翻译的异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进程的加快，英文翻译的异化策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盗梦空间》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其中体现很多政治、宗教及伦理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国观众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区。如果在对英文字幕进行翻译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些，就会严重影响到对英文作品的兴趣。
2 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
2.1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语音方面
英语和汉语语言的不同其语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将二者进行比较，其具体结果见表2.1
表2.1英语与汉语语音方面的比较
[[不同点＼&汉语＼&英语＼&音节＼&单音节，故汉语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节，故英语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汉语格律诗在平仄上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英语没有严格的韵律和节奏＼&声调和语调＼&汉语是声调语言，特别是在汉语古诗中讲究形式固定，强调平仄、对仗、押韵＼&英语是语调语言，韵脚和节奏构成韵律＼&]]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博大精深的汉语诗歌中的音韵、节奏等语言特色，要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在译文中，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古诗歌文化的美学损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言内意义的缺失，有时言内意义上的缺失也会产生信息差。因此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作为翻译者不能够机械地翻译原文，必须能够掌握并应用各种翻译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语的语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语音形式，在翻译“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时，可以翻译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体现了言内意义，真正做到了在语音方面给翻译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向来将“语言文采”视为文学的生命，因此在对英文作品进行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人的文学审美习惯。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个字成语的习惯，且成语的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在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英文翻译还是对英文作品进行中文翻译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例如，在对影片《盗梦空间》进行翻译时，使用了大量了中国观众所喜好的四字格结构。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四字格结构在语言表达上除了言简意赅、生动有力外，还能够充分满足语音上的和谐。例如影片中的台词：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节哀顺变，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还是迟暮之时，满心悔恨，孤独等死？四字格结构使整部影片在语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的习惯，从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词汇方面
双关语是指有的词有一词多义的现象，它包括语义双关（词的多义）和谐音双关（同音、音似及近音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双关语，但是英语和汉语有着语言自身语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很难实现都词汇语义的一致对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给翻译者带来了更高的、更有难度的翻译要求。例如，在对红楼梦中第十六回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哪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嘴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着针了。将其翻译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个词“万艳同杯”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与“悲”是同音字，就是谐音的双管词。向这样的词语在英文翻译中是无法体现出来的，如果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就会造成言内意义的丧失，译文不可能准确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读者从直译的译文中不能够了解到其中蕴含的真实意境，只有通过对照注解才能够了解到文章所有表达的真实主题。
2.4 英语文学翻译中书写方面
汉语和英语的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在书写上汉字大部分为象形文字，而英语的书写是由2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可以说单凭这点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汉字在书写上讲究字方、对称、美观、象形、指事、会意，汉字有着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一般把汉字的结构关系分为三大类：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内外关系。英语采用的是将26个字母进行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进行模拟自然声音。汉字的象形书给人在视觉上一美感，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闻名的，这种美感要想通过翻译来得以体现，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汉语特有的文字游戏，也是很常用的修辞方法，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很难翻译出来。例如，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化柳质，一载赴黄粱。将其翻译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译文完全不能体现出原文所隐含的意义，只有通过注解才能够帮助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体会原文所要表达的真正的信息内涵。
3 结语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同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对中英文作品之间的翻译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熟悉原语和目的语文化，如何迎合读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译是将原语的信息完全传递到译文中，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过对英文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内涵及处理方式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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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丽芹，胡爱国.英语文学翻译中言内意义的处理和信息差的弥补[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
笔者根据本校图书馆流通部提供的图书流通数据统计分析得知，大学生的主流阅读是好的，但从他们文学经典名著阅读的现状看，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这几年，在图书的流通过程中，考研类、计算机、外语类等书籍倍受青睐，而文学经典名著遭遇冷落，借阅率明显下降。从借阅状况可以看出，大学生读书功利性越来越突出，阅读基本上是走一条“教材+专业书+英语四六级辅导+计算机等级考试辅导”图书的读书之路，而文史类、哲学类、社会学类和心理学之类的人文书籍却很少有人问津。在就业压力下，大学生把英语和计算机知识当作找工作的“敲门砖”，认为“多考一个证将来就多一份保障，用人单位也会高看你一眼。”于是纷纷为各种过关证件在拼搏；有的追求流行阅读、快餐式阅读……而留给自己阅读文学经典名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出现了对文学经典“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现象。校园里弥漫着对读书的迷茫和浮躁，阅读情况令人担忧。那些曾经以自己特有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辉煌了几个世纪的文学经典名著几乎被现代的大学生冷落。这种状况让人心痛，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
我们知道：经典文学作品体现了文学史上文学艺术的伟大成就，是一个民族、一个语种智慧的结晶。“经典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就是那些在该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同时，“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
在如今读图时代，关注大学生的阅读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建设的接班人，如果他们远离经典，数典忘祖，只识微软神话，热衷于流行阅读、时尚阅读，导致平面阅读，这是很可怕的。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学经典，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也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阅读它是与伟大灵魂不朽思想的交流，是与哲人对话、是找回精神的栖息地，可以涵养人文素养、丰富人生经验、充实精神世界，纯净辽阔心灵、饱满人之精神，呵护健康成长，守住经典这棵树。
二、打开的思路：文学经典名著――搭建新的阅读平台
1.高扬“书香校园” 的旗帜，构建理想阅读生态
（1）重塑校园书香环境：校园环境是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教育的重要的外在因素。构建理想的阅读生态，从校园硬件设施的改善，如建设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等，到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开辟专用文学经典阅览室，让宽敞的大厅，舒适的桌椅，怡人的环境，开放的书架，精美众多的中外文学经典名著，成为学生读书学习的天堂。让书香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使阅读成为学生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让学生亲近文学经典，阅读文学经典，读好文学经典。“亮丽”自己的精神世界。
（2）深化校园读书活动：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围绕文学经典的阅读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以校园读书文化节、读书沙龙、诗会、文学经典阅读协会、征文竞赛等形式来推动校园文学经典阅读活动，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让他们在多姿多彩的校园读书活动中交流情感、学习互动。
设立“阅读节”、“读书月”、“读书周”、“读书日”。依托中文系、学生处和图书馆等部门，成立“文学经典阅读读者协会”，设立“读书专项基金”，创办制度化精品化的“中外文学经典欣赏系列讲座”、开展“大学生与文学经典”征文、阅读演讲竞赛、阅读座谈会等活动；配合教学定期在读者中开展文学经典阅读计划，组织“文学经典小说联播大赛”、“最美的诗篇”、“读书交流会”、“新书介绍”、“评选经典阅读明星”等活动。点燃大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激情。让书香在校园上空永远飘荡！？
2.点燃莘莘学子的阅读激情，走进阅读文本的美妙世界
（1）文本阅读
阅读文学经典，关键在于引导学生以安逸、平和宁静的心态去读书。深度阅读文本。只有饱读诗书，博览群书，精读经典的人，才能在阅读实践中，拓宽文化视野，增加知识底蕴，丰富阅历，提升理解鉴赏能力，发展思维能力。文学经典的阅读要“走进文本的语言深处”， 抓住一些细小的地方，深入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它的乐趣和魅力。阅读能力才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2）媒体阅读
现今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为学生开设视频阅读课，看经典名片，如《红楼梦》、《三国演义》、《雷雨》、《茶花女》、《阿Q正传》、《威尼斯商人》、《飘》等。这样可以使学生多角度，多渠道，全方位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鉴赏，并能通过比较，体会原著的魅力所在，真正做到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次震撼心灵的冲击。
（3）教师导航
阅读经典，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需要教师导航。以文学的方式来把握自己的教学行为；以饱满的情绪来感动人，以生动的典型来震撼人，以动听的故事来充实学生们心中圣洁的草甸。开设经典名著阅读指导课，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开展文学经典的研究性学习，唤醒学生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使其在理解、分析、思考等方法论方面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培养踏实的学习作风和忍耐寂寞的毅力，最终获取蕴含智慧的精神食粮。培养学生求真、钻研的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阅读，可以舒展心灵的翅膀，让目光变得深邃；让生活变得充实。让学生对世界多一份诗意的把握，对生活多一份优雅、多一份温暖的情怀。
3.牵手当下著名作家，展开丰富多彩的对话
与作家建立密切关系，创造条件邀请文学界著名的作家来校做报告，畅谈文学经典，与读者面对面，增强情感的交流，谈阅读，论文学，拉近作家、老师、学生的距离，营造阅读氛围，推进阅读深入。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艺术水准、创作激情等，鼓励学生与作家对话，形成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
关键词：言语幽默概论;许三观卖血记;黑色幽默;意译
1.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黑色幽默文学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一直都被公认为黑色幽默作品中的佳作。时代周刊曾这样评论：在小说中，余华选择了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来阐释了这个社会的荒谬，并成功地结合了正义与讽刺。
2.理论基础
言语幽默概论（GTVH）是Raskin和Attardo于1991年共同提出来的。Antonopoulou教授则这样称赞道：言语幽默概论可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唯一羽翼丰满的研究幽默的语言学理论。言语幽默概论包括两个方面：构成幽默的六大知识资源以及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该理论指揭示了笑话表征的六层模式，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是：叙事策略（NS），语言（LA），情景（SI），目标（TA），脚本对立（SO），逻辑机制（LM）。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则认为：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是指六个知识资源根据幽默生成能力和幽默相似度区分能力的强弱呈层级排列系统，排列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脚本对立逻辑机制语境对象叙述策略语言。戈玲玲教授（2012）提出，“修辞手段是汉语幽默文本中叙述策略这一知识资源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关于语料库的建立，以言语幽默概论的六个参数为依据，以文本句为句子切分单位，考虑幽默的生成特征最后，运用检索工具检索，建成英汉双语平行数据库。
3.语料分析
语料分析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将原文与译本做成电子文本整合制定小型数据库，基于GTVH的六个参数，主要以文本句为句子切分单位，进行人工标注，然后进行数据统计，从而得出初步结论，为定性分析做准备。我们发现《许三观卖血记》中，幽默的片段的总数为113处，其中有11处的幽默翻译采用的是意译方法。定性分析就是指运用言语幽默概论，对所得出的定量结果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探讨该理论对翻译汉语言语幽默的指导意义。在对比了原文及其英文版本之后，进一步发现：在这113处幽默片段里面有11出的幽默是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并且这11处幽默均处处体现出中外文化及语言上的差异。根据统计显示，意译均成功地将这11处幽默片段中的幽默效果保留到译文中，也就是说，在遇到这种含有中外文化差异特点的片段，意译是最佳选择之一。
4.案例分析
在分别完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之后，还要做的就是案例分析。在言语幽默概论的指导下，利用GTVH中的六个参数对案例进行标注，运用幽默相似度测量系统进行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本文选取了平型数据库中几个典型的意译案例。
例1：原文：“卖血时就是两条腿有点发软，就像是刚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P.231）
H{SO<真实的vs.非真实的（卖血时的感觉vs.从女人身上下来的感觉）>LM<类比>SI<上下文>TA<抽象的对象（卖血时的感觉）>NS<对话（比喻）>LA<比喻词（就像……）>}
译文：“When you selling blood，your legs will probably feel a little weak for a while.Its a lot like the moment after you have finished with a woman.（P.231）
H{SO<Actual vs.Non-actual（the feeling of selling blood vs.the feeling of having sex with a woman）>LM<analogy>SI<context>TA<sth.abstract（the feeling of selling blood）>NS<dialog（simile）>LA<figurative word（like…）>}
在例1中，“从女人身上下来似的”则蕴含中国文化暗示，在缺乏中国文化学习的外国读者看来就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所以，译者采用了意译方法，直接将其译为“finished with a woman”，译文不但很好地向外国读者解释了原文的内涵，而且还没有让幽默丧失。
例2：原文：李血头说：“等日子好起来了，我还是不会去拿群众一针一线的。”（P.125）
H{SO<真实的vs.非真实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vs.从事卖血的暴利勾当）>LM<否定>SI<上下文>TA<具体的对象（李血头）>NS<对话（讽刺）>LA<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译文：Blood Chief Li said：“When things get a little better，Ill go back to the old policy of 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P.126）
H{SO<Actual vs.Non-actual（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 vs.doing business of selling blood）>LM<negation>SI<context>TA<sth.concrete>NS<dialog（irony）>LA<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在例2中，“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则是含有浓厚中国政治色彩的表达，这对于外国读者来说，理解其中的内涵是非常困难的。译者巧妙地运用了意译，并将其译为“being a man of integrity and always work in the public interest”，从而很好的阐释了其中的内涵。
5.总结
在基于言语幽默概论和双语平行数据库的统计，我们完成这篇论文。最终我们发现：首先，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语篇是汉英翻译的一大障碍。其次，作为常用的翻译方法之一，意译可以很好解决翻译中文化差异的问题。在遇到这类问题时，意译可以作为首选。（作者单位：南华大学）
参考文献：
[1]昌根花.国内幽默的语言学研究综述[J].读与写，2008，（4）：37～51.
" [论文关键词]新课改 语言学习 文化教学文化融入
[论文摘要]新课改理念下的文化教学指通过文化融入、文化体验、文化反思，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平等、开放的跨文化观念，切实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与交流工具，是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基本素养之一。而语言学习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则贯穿语言学习的全过程，它不仅是语言习得的重要体现，也能促进学生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新《英语课程标准》更是凸显了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教学中涉及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应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在英语学习的较高阶段，要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拓展视野，使他们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进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力图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从而使他们能利用这些语言技能来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大力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导学生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平等、开放的跨文化观念，提高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然而在英语教学实际中，很多教师极为关注学生词汇，语法等的学习，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开展文化教学：
一、结合富有文化内涵的模块话题融入文化意识的培养
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必须以含有丰富信息的话题为载体。所以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教材，认真挖掘教材中的有用素材来融入文化教学。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外研版的《新标准英语》就以模块为单位，不仅从学生实际出发，选取了较为新颖务实的题材，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更重要的是，每个模块的题材均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为我们在教育教学实际中开展文化教学提供了契机，使文化教学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以外研版《必修教材一》为例，Module1选取的题材为My First Day at Senior High，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包含了美国学生介绍自己学校的文章，教师可以对这些素材加以利用，从而激发学生贴近语言、学习语言并使用语言进行文化交流的兴趣。而外研版《必修教材四》 Module 3则选取了Body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话题, 介绍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使用不同的身势语言相互问候，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人们礼貌、有好地交流。这一题材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人们在行为举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中国人的异同，从而使学生能热爱本国文化，尊重他国习俗养成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
二、聚焦Cultural Corner,开展多种活动，体验文化交流
文化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是学生体验的过程，而不是教师讲授的过程。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知识、理解文化的差异，但学生必须通过自身的发现、理解、体验才能真正有所得。
《新标准英语》的每个模块中，均设置了cultural corner作为辅助阅读材料，这一部分深化和拓展了本单元的话题，突出体现了中外文化的比较和交流，可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我们开展文化教学的极好载体。例如，在《必修教材一》中，Module 1的Cultural Corner 通过美国学生的来信，旨在帮助学生初步了解中美两国的中学教育系统的异同。《必修教材二》 Module 6的Cultural Corner则通过阅读文章Steven Spielberg-Film Director,让学生了解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及其主要电影作品，旨在让学生大致了解并比较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影视方面的主要情况、特点和风格，并学会通过影视作品学习语言，了解文化。教师可以聚焦这些内容，精心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充分自主参与其中，体验文化交流的魅力。例如：教师可通过互联网或已构建的友好学校平台，根据学生实际要求学生写回信或发出电子邮件，可要求学生制作学校宣传册，电影海报，可要求学生进行深入调查并作出报告等。教师还可将“设问权”还给学生，即让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并通过课堂讨论、课后利用各种资源，在分享、交际中解决问题。学生可以在这些环节中亲身体验，思考并实践文化交流，从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
三、开展文化反思，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
文化教学有着自身的特质，完整的文化教学离不开文化反思。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也应循序渐进，分层推进。在学生习得文化知识、产生了文化意识、体验了文化交流之后，我们还要组织学生开展文化反思，以切实提升他们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具体教学实际中，我们可以组织学生阅读分析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制、不同的师生关系、不同的交际礼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学生积极进行文化反思，交流自己的感受。鲁子问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不是要把所有内容教给学生，而是要有全面的文化意识，不能把西方文化都当作值得学习的内容进行教学，而要有客观、宽达的文化教学态度。”因此，我们的文化教学目标不是培养学生崇洋媚外，不能把西方文化全都当作值得学习的内容，当然也不能让学生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尊重、认同和宽容异族文化，培养对本族文化的情感。学生应当在教师的引领下敏锐察觉中外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比较、参照、摄取、舍弃，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习得的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总之，新课程改革呼唤新思路、新理念，并在其中凸显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这毋庸置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教师必须充分领会新课改的理念，并体会教材中所蕴含的意图及其中所贯彻的课标原则与精神，才能准确地把握教材，合理地使用教材。其次，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身的专业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并利用各种媒介，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提升自己的跨文化理解与交流意识。同时，教师还应当仔细地分析学生，采用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设计并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通过文化融入、文化体验、文化反思，切实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樊星
近代有一部《家书》，因为充满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之谈而影响深远，至今好评如潮；当代有一部《傅雷家书》，因为充满了翻译家、文学家“修身齐家治学观世”的智慧而为人称道，有常读常新的魅力。
《傅雷家书》初版于1981年，很快就蜚声读书界。据统计已经发行了110多万册，而且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当代家书何其多！影响最巨者当推此书。书中不仅凝聚了傅雷教子的心血，而且那些关于艺术、人生、文学、历史、宗教、中外文化比较的精辟之论，至今读来，仍如清风一般拓人心胸，发人深思。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傅雷在家书中坚守了传统的人文理想，并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书中几次推荐记录魏晋名士风度的文学名著《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他当作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寥寥数语，既表达了对魏晋名士风度的认同，又提出了比较文化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的课题。
傅雷也非常推崇《人间词话》，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这样掷地有声的议论，不仅闪烁着影射当时的锋芒，对于今天具有“理论崇拜”情结的人们，也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
他也常常能够信手拈来西方文史哲、艺术（包括音乐、绘画）经典：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看到“一切艺术家的缩影与结晶”，感悟何谓“极高的修养”（其中，“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体会做人与气度的不凡境界；从巴尔扎克那里学习洞察世事的深刻与一针见血；而从莫扎特、舒伯特的音乐中则体会“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的妙处……字里行间，流淌着父亲期望儿子成才的热情（这一点，许多父亲都不缺乏）；谈论古今时如数家珍，则体现出文化修养的深厚（这一点，却是许多父亲望尘莫及的）。读书有什么用？读经典有什么用？《傅雷家书》给出了最生动、切实的答案：翻译家是如何炼成的，钢琴家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樊星，1957年生于武汉。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第四届“十佳教师”称号。）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高端翻译严重匮乏，需求的专业结构趋向多样化。高等学校外语教育在语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及语言能力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是造成高端人才短缺的根本原因。对高端翻译的旺盛需求不仅要有现实的紧迫感，而且要有顺应发展趋向的长远眼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传统外语教育，注重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关怀的办学特色；改革办学体制，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特别是要注重科技外语和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翻译市场现状不容乐观，而高端译员的匮乏已成为这个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语翻译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交流的功能越来越彰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信息涌入中国，翻译人员如果不能及时而正确地消化国际信息流，将导致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信息的流失。翻译能力薄弱的问题不解决，还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政企涉外活动的开展，甚至影响中国的持续发展，妨碍中国全球化的推进速度。
一、翻译市场的强烈讯号：精英人才匮乏，呼唤高端翻译的多样化
当前中国翻译大国地位与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形成强烈的反差。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翻译市场。来自中国翻译协会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注册翻译公司有近3000家，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仅在北京注册的就有400多家。全国翻译从业人员多达50万人。从规模来说，中国已成为“翻译大国”，但并非“翻译强国”。因为这支队伍中的专业翻译人才只有6万，真正有水平的、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仅占5％。
翻译人才青黄不接集中表现为高端译员匮乏。而且从译员需求的专业结构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高端人才匮乏是世界人才市场的共同特征，然而在中国翻译市场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中突出的表现是：
(一)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这主要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质量下降。以2005年初举行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为例，在涉及文学翻译的5个奖项中，竟被评委无奈地空缺了3个。外国文学翻译之所以遭遇窘境，是因为优秀文学译著要求译者深刻把握两种语言的精髓，特别是要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而达到这种要求的译员太少，导致优秀文学译作稀缺。时至今日，人们对20世纪中国的一代翻译大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例如钱钟书不仅英语基础好，而且博览群书，还有浓厚的文学兴趣，其译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萧乾先生以集文学创作、翻译和记者于一身而著称，得益于他深厚的母语修养和对英语文学的娴熟研究背景。然而中国本来翻译大家就不多，随着一代名师的相继逝世，优秀翻译后继乏人。
(二)科技翻译，尤其是高新科技翻译人才稀缺。多年来外语院校十分重视外语复合人才的培养，但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当前，外语复合人才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外语专业知识与经济、贸易、金融、新闻与法律知识的复合，而外语专业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复合结构则长期受到忽视，以至于当前懂经贸、商法的文科复合型人才很多，但熟练掌握外语的工程技术人员稀缺。机械、化工、软件、信息技术和电子专业都紧缺外语人才。
(三)口译人才匮乏，尤其同声传译人才稀缺。随着对外贸易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中国口译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国内能够熟练地在商务活动、国际会议中担任翻译的人才实在太少。同声传译作为语言金字塔的“塔尖”，被称为外语专业的最高境界，因而培养也十分困难。这种人才不仅在我国紧缺，甚至是全球化的人才难题，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有资料显示，中国口译人才缺口百万，第六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对中国的口译人才短缺表示担忧。
(四)中译外人才紧缺，尤其是经典著作和重要政治文献方面的中译外，面临重大问题。中译外比外译中难度更大，写作风格与语言习惯要适合外国人的要求，对译者的中外文水准、政策把握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尤其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还有古文、文言文的阻隔。现代文人能够阅读文言文的已经寥寥无几，因此存在着把古典文献翻译成现代汉语，再由现代汉语翻译成外语的双重语言转换问题，难度可想而知。而且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译外涉及的语言也越来越多。仅有英、法、德、日、俄等常用语种显然不够，而稀有语种的翻译人才就更显得匮乏。
二、外语教育的缺失：教育理念和体系陈旧，办学模式趋同化
在2004年举办的“特色·个性·人才强国战略”为主题的一次高等教育国际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陷入一个办学误区：办学模式趋同化。大学普遍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相同规格的人才，而不是根据个性差异来培养各类创新人才。
中国高等学校的外语教育的办学趋同化问题，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专业语种结构趋同。开设英语专业的学校过多，英语专业招生人数远远超过小语种。目前全国有800多所院校开设外语院系，同时全国兴起了一批以新东方学校为代表的外语培训机构，而所有的院系及培训机构均设置英语专业或进行英语培训。以至导致英语专业人才饱和，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而小语种尤其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则供不应求。
(二)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趋同。多年来，传统外语教育只注重语言和文化双重关怀，而忽视综合知识的传授。近年来，又清一色地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忽视了外语专业本色，造成了多元文化的缺失。这种现象的认识误区在于：把外语仅仅当作语言的工具，进行语言技能的训练，而淡化了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教学，以至于跨学科界限的知识性课程——法律、经贸、金融、新闻——的过量，而导致语言专业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了深层次的中外文化的熏陶，语言人才失去语言与文化为特征的传统特色。
(三)语言能力的评价方法趋同。中国的外语教育长期以教学服务于考试为导向，导致学生只关注知识和语言技巧，而忽视了语言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测试为标准的外语能力评价方式，导致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时间长，资源投入大，整体效率低。而以客观题为主体的语言测试方式只测试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和知识存量，却忽视了用主观题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评价。记忆能力和语言知识的存储状况是可以见诸卷面的，而语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则难以在卷面上展现。然而外语的写作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至少对于翻译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诚然，过去清一色的培养纯外语人才，毕业生知识结构过窄，曾经是外语毕业生就业由“热”转“冷”的主因。因此培养“外语+专业”、“英语+小语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是适应社会需要、应对就业难的根本出路，更是教学型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应用性”，而对于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来说，必须保持语言教育的文化多元性，培养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只有具备比一般外语学习者更高的外语水平和更扎实的中外文化基础，其毕业生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研究型外语大学必须把坚持外语教育专业的办学特色作为一种理性选择。
三、解决高端翻译人才匮乏的根本出路：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坚持办学的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性
(一)对高端翻译人才的需求不仅要关注现实的紧迫性。而且要有放眼国际化的远大眼光。高端外语人才需求旺盛及其需求专业结构的多样化，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实，而且是社会发展对语言人才需求的大趋势。从全球视角看，信息时代促使我们的湛蓝色星球变成了“地球村”；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交融促使整个世界趋向“全球化”；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必然要求异域文化与教育的“国际化”。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看，随着我国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以及上海迎来世博会，必然大大刺激人才市场对高端人才的旺盛需求。在这种大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不容动摇，同时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为了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外语教育语种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要求。
从现实情况已经看到外语教育落后的紧迫感。全世界学术刊物的80％～90％都是英语刊物，离开英语就无法吸收外国学术资源；全世界的计算机信息90％都用英语表达，我国计算机软件教育的国际化与标准化已大大落后于印度，而英语教育水准不高，理工科硕、博士的翻译能力不足是软件人才国际化的一道坎儿。在这种大背景下，上海外语大学校长戴炜栋，在近年强劲的“全民学外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声中，清醒地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看，不足以说明‘全民学外语’。”并指出，从外语教育的现状看，“中国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比一些亚洲国家要低”，“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外国语，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则是第二语言”。当然我国的外语水平更不能与欧洲相比，在荷兰有80％的国民熟悉英语。
(二)根据外语需求的市场定位，改革办学体制，推进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必须承认：“全民学英语是国力资源的一种浪费”的惊呼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以服务于考试为导向的英语学习方法的弊端，以及外语教育在包括教育观念、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的趋同化。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外语教学的低效化。这种呼声对外语教育提出了警醒，启发了人们必须认清外语教育的两个改革方向。
首先，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把握外语教育的市场定位，对不同语种、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提出不同的外语教育办学要求。例如，从语种的专业结构规划看，必须肯定地认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地位，把英语教学作为外语教育的范本；同时注意纠正当前小语种专业办学只限于几个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的状况，注重在更多院校发展小语种教育，实现外语语种的多样化。从不同地区的外语教育要求看，对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及上海等未来的国际化都市必须普及英语教育，提高全民的外语水准；而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则主要要求学好他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从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看，研究型大学应该倾情于外语精英的培养，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坚持以注重语言与文化双重关怀的传统英语教育特色；而教学型大学则应坚持外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并以培养语言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其次，必须十分注重不同专业结构的外语精英的培养，实现高端外语人才的多样化。英语教育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精英外语教育则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高等学校必须坚持其应该具有的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和导向性品格。在外语教育中，这种品格主要表现在注重各类专业外语精英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前瞻性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目标，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是针对外语人才模式趋同化的弊端，实现专业结构的多样化，除了必须加速小语种人才的培养及在坚持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同时，保持传统外语教育的特色外，应特别注重两种外语专业的发展：一是在理工科院校发展科技外语教育，二是大力发展翻译专业。
在外语教育中应当认清两种复合型人才的区别：一种是传统的“语言+语言”(例如：“英语+汉语”，“英语+小语种”)，以及“外语+社会科学”(经贸、金融、法律、新闻)等以外语为主体知识结构的“语言型”外语复合人才。另一种是以科技知识为主体知识结构的“科技+外语”的“科技型”专业外语复合人才。后者实质是一种专门用途外语人才，它的第一能力是理工科知识，本质上属于科技型人才。
科技外语专业人才的能力结构及教学要求都有异于语言型的外语复合人才。从能力要求看，台湾科普翻译家侯捷指出，“一般人认为英文好就能翻译英文文稿，这是大错特错的说法，进行科技翻译与你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密不可分”；“科技翻译的关键不在外文功底，如果要列出科技翻译成功的要素应该是：专业素养，中文程度，中文文采，英语程度”。同时理工科外语教学的要求也有异于文科型的外语教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钟美荪指出：“大学生英语不必都能说会道，文理科英语教学要求不宜一刀切。”许多专家认为不同类型学科的英语能力有不同要求，阅读英语专著及查阅英文资料的实际能力对理工科高层次人才是最重要的。科技外语人才的培养应该在理工科院校进行，因为纯外语的人才培养不出合格的科技外语人才，钟美荪副校长就说过“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存在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英语教师都毕业于英语专业，教师通常按英语教育的思维和标准去教授不同学科的学生。英语专业毕业生与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同，双方难以找到结合点”。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对西方文论的引进，近百年已有崭新的发展，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文论，在我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艺理论的引进，更把文学理论奠定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还有从尼采到柏格森、克罗齐等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从原型批评、符号学、接受美学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纷纷被译介到我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国学者的视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继承中西方文论的积极成果并总结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完整体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时刻，王彦霞的新著《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问世，应该说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
文学理论的生成，是文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的生长过程。所谓“向度”，据著者解释说，是指理论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倾向特点等，隐含着理论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文学功能、价值的不同认识，并决定着理论话语产生意义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每个理论家如何根据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确定从什么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并把文学现象的哪些部分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主要对象，都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这本著作的贡献在于，它将历史上的种种文学理论按照其向度分为四种，即按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生活)、创作主体(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体(读者)及其相互关系所取的不同视角和不同理论模式，将文学理论向度分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和文学之外的向度。历史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反映”说、“表现”说、“言志”说、“抒情”说都被归为“载体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则被列为“本体向度”；至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又被看做“读者向度”；文学理论走向对影视、媒体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音响、广告等的研究，则被视为“文学之外的向度”。书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论生成的过程和理论观点，不仅比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还提出了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博取众长，走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四种向度的论述都有充分的展开，引证丰富，足可让读者作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简史来读，清楚地认识到各家文论提出的根据和立足点，以及各家文论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对新的综合研究，书中也提出了比较切实的思路。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野开阔，学术含量大，分析也比较细致严密，特别是从向度视角切入文学理论研究，颇具新意，给读者以新的启发，对于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应是有帮助的。
科研与教学，是评价本科高校综合实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刚从专科升本不久的新升本院校，无论在科研还是教学方面，自然也都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方法得当，科研与教学可以相互推动，共同促进新升本院校的全面发展，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科研与教学的矛盾性将会更为凸显，阻碍新升本院校快速发展的步伐。比较文学一般都会成为新升本院校的中文专业必然要增开的新课程。这与比较文学的课程性质有一定关系。时至今日，在全球化语境中，早已无需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及其重要作用。“显然，比较文学的意义超出了文学研究本身，而与人的素质教育密切相关。它更重视培养人的开放的胸襟，世界的眼光，多元并存的立场，对话与沟通的视域。比较文学在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沟通各种文化以促进其发展等方面，有着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1］但是，专科院校的中文专业通常并不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因为相对于其他课程而言，比较文学体现出较高的综合性和难度，不太适合专科院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比较文学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所开设的一门专业拓展课，它着眼于培养学生对以往所学知识进行知识迁移、汇通整合的能力，并在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下，培养一种比较视域和开阔胸襟。可以说，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在加强跨民族文化沟通、深入探析中西文化差异、辅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大有可为。因此，新升本院校的中文专业基本上都会增开这门课程，因为它能够比较全面地锻炼和衡量本科生综合运用所学中文知识的能力，对于提升本科生的理论和实践能力非常有帮助。但是，正由于是新增设的课程，教师们对其接触时间比较短，所以，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科研还是教学方面往往都面临着很多问题。在科研方面，教师们从事比较文学科研的时间不长，相关的科研能力和科研经验都比较欠缺，甚至不知该如何着手去做比较文学的科研，因此，能够申请到的科研资源和取得的科研成果自然都会少一些。而在教学方面，教师们也还处于对比较文学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进行探索的阶段，课堂上常常呈现出填鸭式教学模式令课堂气氛尴尬、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现象。如何在新升本院校中就新增设的比较文学展开科研，并实现比较文学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新课程的建设以及新升本院校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依托教育教学寻找科研方向
对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来说，想在比较文学领域展开科研并迅速取得成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较文学的研究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知识，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不仅需要扎实而广泛的知识积累，还要具有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两种不同文化现象之间的可比性，并据此引出对两种文化的深度分析，因此，很多学者并不敢轻易涉足比较文学的科研。对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来说，由于对这门新增设的课程接触时间并不长，要从事相关的科研难度自然就更高了。但也正由于是新增设的课程，新升本院校急需对其展开课程建设，需要教师在这一领域能够迅速取得一定科研成果。那么，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该从哪些角度去寻找合适的科研选题，并促进比较文学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呢？首先，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可以针对教学中的现象和问题展开科研。这是最有利也最易于操作的科研视角，既能依据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推进科研发展，又利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于教学实践，从而真正实现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针对新升本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科研非常有必要。比较文学是一门难度高但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填鸭式教学模式显然难以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收到良好的效果。枯燥的理论讲述会让学生觉得“比较文学难而无用”，［2］而让学生多参与实际的比较则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对于活跃课堂，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应用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为学生在课堂上留出时间去进行比较实践固然好，但是，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教师如何在剩余的有限课时中完成比较文学众多繁难的基本理论的教学？鉴于新升本院校的学生在理论知识方面相对薄弱，教师在讲授比较文学课程时，可以精简理论，并对各种理论分级处理，不妨大胆删减过于繁难或对学生而言实践性较差、难于操作的“无用”的理论，而精讲指导性强的理论，这样就可以留出时间来，让学生去参与比较实践。那么，一系列值得探索的科研选题就会出现：教师该如何对这些理论进行分级，以什么标准来确定理论的有用性，如何有效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如何依据课程特点和学生特点制定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等。针对这些教学中的具体问题展开的研究，既比较容易在比较文学领域取得科研成果，也能够真正带来有的放矢的教学改革，从而形成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其次，新升本院校的教师可以针对比较文学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展开科研。正如乐黛云所言：“比较文学可以是一种高深的、属于精英的学问，同时它确实又是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有益于大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3］
在当今时代，比较文学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更是不可低估。那么，如何使比较文学顺利发挥这一优势？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对当代大学生特点的考察，这无疑也会有助于教师对学生和教学中的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从而促进教学。要发挥比较文学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新升本院校的教师在讲授比较文学时，应该多向当代文化倾斜，多向中国文化倾斜。当代大学生面临很多新现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全新环境即为，全球化语境中日益繁密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他们可以跟随父母出国旅游、或者参与学校的留学交流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杂志、影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接受到铺天盖地、良莠不齐的宣传攻势影响，而这些大众传媒往往为了商业目的而有倾向性地刻意渲染一些异国异味、低俗价值，从而降低甚至消弭大众的判断和价值立场。而仍然处于价值观建立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是大众传媒最大的受众群体，他们渴求刺激，更愿意接受花样百出的文化轰击，也更易于盲从大众传媒的宣传，从而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对他国文化的盲目倾慕。因此，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在讲授比较文学课程时，可以适当增加以当代文化和中国文化为出发点的研究比重。这样既利于学生与当代文化和本土文化相衔接，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另外，也有助于加深学生的中国文化修养以及对当代文化的鉴别和批判能力。当代大学生容易盲从外来文化，人云亦云，很大原因是不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传统文化无法发挥在接受影响中的过滤机制。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如果能够针对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时代特点和兴趣指向，就如何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突出中国文化和当代文化部分、如何发挥比较文学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展开科研，这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科研选题。
三、积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既涉及到科研，也涉及到教学，那么它必然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实现良性互动的实践。在教育部大力提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背景下，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应该积极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早在2001年，教育部就已经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根据科技进步的要求，注重更新实验教学内容，提倡实验教学与科研课题相结合，创造条件使学生较早地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4］毕竟，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培养新升本院校本科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最直接的一个方式是，吸收学生参加教师的比较文学科研项目，使学生在真正参与科研实践的过程中得到科研能力的锻炼。这个方式的优势在于，学生有机会全程接受教师的指导，能够针对解决比较文学某一特定的科研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科研训练和科研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将比较文学的理论学以致用，还可以耳濡目染地从老师那里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方法。这些都对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以及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比较文学作为新升本院校的新增设课程，课程建设刚刚起步，诸多因素都决定了教师能在这一领域申请到的科研资源会相对有限，因此，能够参与到教师科研项目中的学生人数自然也不会太多。与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这一方式相比，课堂上的科研训练能够让更多学生的科研能力得到提升。因此，新升本院校的比较文学教师应该多在课堂教学中培养本科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引导学生多参与课堂的科研实践，这既符合比较文学的课程特点，又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实际比较的成果，这个过程不仅会使学生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还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科研创新意识等各种综合能力。
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针对他们的具体表现，在平时成绩中酌情加1至5分作奖励。当然，鼓励机制只能调动一部分学生参与比较文学的科研兴趣，教师还可以采取下达任务的形式以保证每位同学都得到科研锻炼。例如，可以宿舍为单位，每个宿舍都要在比较文学范围内选择一个题目，在讨论中完成比较，并在全班面前展示成果。这一做法，既能深化比较文学理论，又能培养学生的团结协商能力、分工合作能力，而且能够保证每个学生都得到锻炼的机会。当然，这一任务的形式也要结合鼓励机制，针对宿舍集体成果，评出优秀，予以口头和加分表扬。另外，把好毕业论文关也是提升新升本院校本科生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较文学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倾向的毕业去向，据此指导学生选择能够真正对他们而言“有用”的题目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新升本院校的学生毕业去向主要有三个方向：学校、读研、企业，因此可以分成三个模块。针对准备进入中小学任教的学生，可以指导他们将比较文学理论与中小学课本中的篇目相结合，这样可以为有志于到中小学教书的学生日后试讲、从教提供一些经验。这一策略更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对于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引导他们以自己喜欢的专业为出发点，选取比较文学理论用于比较研究。例如，考文艺学方向的学生，可以多做比较诗学研究；考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学生，可以选择中外文学比较；报考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则可以选择译介学。这一策略有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对于准备进入公司、企业工作的学生，由于他们日后的工作环境较少直接接触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而更可能接触到的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以及与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相接触的工作，因此，可以指导他们选做中外文化的比较以及跨学科研究，这将为培养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打下一个基础。教学相长，如果学生对知识和科研的诉求提高了，自然会在无形中促进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自我提升。因此，在新升本院校中，积极引导和培养学生参与比较文学实践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必然会对比较文学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之，作为新升本院校的新增设课程，比较文学在科研与教学方面都急需建设和发展，如何促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发展，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吴家荣．比较文学教学的四个关键词［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1）：116－118．
［2］马衡．高等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困境与策略分析［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2，（5）：10－12．
［3］乐黛云，李晓卫．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9，（1）：127－130．
论文内容摘要：以赛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后殖民理论家因其具有独特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身份，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视角更为开阔。理论更有深度和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梳理，提炼出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期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理论可以看作是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研究策略。当今，后殖民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而在后殖民研究的诸多理论家中不得不提及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赛义德。对其理论的分析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殖民主义理论。
爱德华·赛义德，生于耶路撒冷，后去欧洲，1951年到美国。1964年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这种独特身份，使他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从边缘话语的角度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切身处境地去看待后殖民文化，从而使赛义德的眼光超越了学院派的狭隘天地。具有了明显的文化政治批派性，具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尽管传统的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但殖民文化与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并未终结，传统的殖民主义通过文化、科技延续并再生且以新的形式出现，这正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主要着眼点。后殖民主义者通过分析东西方在文学艺术乃至整个人文科学上的种种表现，对这种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批判。赛义德借助权力、话语关系的理论，指明了西方学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改写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态。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这一特点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东方主义》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范式。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将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意识和理论阐释建立在广泛的文本解读基础上。他深刻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赛义德的批判性解读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西方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和话语。如果有人将《东方主义》看作是反西方的，那么毫无疑问是有违赛义德初衷的。不仅如此，赛义德还反对二元对立的论调，他认为，像东西方这样的二元并没有一种稳定的、与之相对应的本质。而是被不断建构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建构性，其本身也注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赛义德倡导一种多元的、多样的、杂生的文化策略，各种文化共生、和谐相处，平等交流对话，而不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压制，这是摆脱文化霸权的惟一途径。
欧美国家和其它国家文化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对于有第三世界血缘又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夹缝人”来说，他们在东西方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或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人时又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赛义德则坚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共生模式。赛义德所要消除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主义，并希望超越东西方对抗的立场，从而使东西方成为对话、共生的新型关系。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认识到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赛义德认为，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与东方对立的文化结构而消解这种中心。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东方文化怎样才能避免被殖民的危险呢?这就需要打破二元对立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的历史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在世界性中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成分，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东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利的强加，任何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时，认为只有转向西方才是惟一的道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得到质疑。西方文化先于东方进入现代社会，但这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就是惟一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着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并破除文化霸权的基本前提。如今，我国许多的文化学者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前景更为深远的思考加入了这场持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大讨论。当代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以积极的姿态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对外大力宣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找准中外文化的契合点，继而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2]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赛义德，东方主义[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
历史上，中国大运河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走廊。在这条走廊里，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后半期，则是外国先进文化输入。
大运河的输出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lat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China from 1946 to 1949. Born in Hangzhou in 1876， he was son of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arents based in Hangzhou and reached out to believers around Hangzhou and areas along the Grand Canal north of Hangzhou. John Leighton Stuart grew up on Hangzhou and spoke the local dialect. After he finishe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ame back to Hangzhou and started missionary work in 1905. His constituents were residents in canal towns and villages.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图书馆界及时作出改变去适应――图书馆资源由纸本向数字转变，图书馆服务从囿于馆舍到嵌入用户空间（实体&网络），图书馆发展也正由馆员做主向读者行为驱动过渡等等。但能做到成功转型跟上时代脚步的，仅限于一线图书馆，再次就大学图书馆。而数量众多的基层图书馆，还基本处于藏书、借阅的传统图书馆模式，利用率低下而沦为“藏书馆”，所谓的电子阅览室大多沦为游戏室，所谓的数字图书馆大多没几个图文数据库，门户网站也是访问者寥寥，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感很低”。造成基层图书馆这种尴尬现状有内外各种因素，但基于本身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相对一线图书馆，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图书馆的发展。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基层图书馆经费有限，许多大型图书馆的做法学不来，比如深圳图书馆自行开发DILAS系统（数位图书馆体系结构研究和应用平台开发项目）、采用RFID技术（无线射频技术），比如上海图书馆一共有550台平板电脑（其中70台是ipad）面向读者服务，甚至如岭南师范学院这样的中型大学图书馆也拥有各类纸质馆藏文献176万册、纸质中外文期刊4000多种、各类光盘6万多片、中文电子图书105多万种、外文电子图书5000种、各类型中外文数据库21个……，从技术到设备到纸质书馆藏到电子书资源，这些吸引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手段，无一不是需要大量的经费。
第二，相对大学图书馆，基层图书馆面对的人群不同。
大学图书馆主要面对人群是学生、教师、科研人员，文化素养起点高，对图书馆的利用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论文写作、科学研究等;基层图书馆主要面对普通群众，对图书馆的利用还主要集中于休闲娱乐的范围。有研究表明，大学图书馆小说类文学类书籍借阅量约占30～40%，而在基层图书馆，这个数字在90%以上，但是网络上各种免费小说的存在，使得一部分读者不必再通过图书馆获取所需，而基层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又相对过少，从而造成利用率的大幅下降。
面对以上情况，基层图书馆不能高谈阔论，应从基础东西扎实做起，克服客观困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在有限的条件下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图书馆，提高图书馆的存在感，而不至于在时代潮流里失去存在的意义。
首先，基层图书馆不能再做为“藏书馆”存在。许多基层图书馆都面临一个问题：由于馆舍面积有限，通常在采购的新书上架后，部分相对破旧的图书被下架另存“二线书库”，实际上却基本不再流通。历年来这样大量相对破旧的、过时的图书不断增加，这些“死书” 不具备什么收藏价值，却占用了相当大的馆舍面积，也占用一定人力，形成很大的浪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下放到分馆、流动图书馆等手段，还可以尝试定期举办图书认领活动，经过一定手续，让读者把有需要的图书免费领回家，让这些图书不再“藏”在图书馆，而是“藏”百姓家中书架上。这个方法并不需要什么经费，其中涉及的“国家财产”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说难听点就是“废物利用”，既可以让这部分图书实现传播知识的价值，又可以让读者参与进图书馆业务中来，有利于形成藏书读书的风气。
其次，纸质书必须大幅减少以增加电子资源。虽然纸质书具有阅读舒适和实体感强等传统优点，但电子书的便携、环保、信息量大、易于保存、可更新等诸多优势更加明显，使图书馆资源的变迁在倾向电子资源。早在2012年，清华大学的电子资源经费占文献总经费比例就已经高达66%，而同时期香港城市大学比例为70%，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比例为95%。对于经费有限的基层图书馆，相对越来越昂贵的纸质书，电子书的价格优势也更为凸显。同时还须考虑到：在学术和科技领域，电子书在查找信息与即时更新方面更胜一筹;而在“更轻松的阅读”方面，比如散文、小说，纸质书拥有独特的优势。因此纸质书的采购和上架要提高文学、传记等适于休闲阅读类型的比例，而其他的分类则逐渐取消和转向更便宜的电子藏书。把节省下来的经费，投入到包括电子书、电子阅读设备等电子资源的采购上，就算经费再有限，经过数年的积累，馆藏资源必能大为丰富，阅读设备也能更为多样化，这才有利于吸引更多习惯在网络环境下阅读的新一代读者利用图书馆。
最后，随着以上两步的进行，纸质书馆藏的减少，图书馆必定空余出更多的空间，各基层图书馆可以根据各自特点把这些空间灵活应用起来，营造现代复合式的多元化空间，以满足信息时代读者的多层次需求。比如：（1）借鉴国外社区图书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科普或文化甚至家庭亲子等活动，以提高普通群众文化素养为己任;（2）提供安静舒适、方便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专用学习空间;（3）纸质馆藏和电子资源交叉结合，提供更多更舒适方便的阅读空间;（4）开辟特色的专用空间提供给有需要的读者或团体等等。
总的来说，不适应，则消亡（adapt or die）。图书馆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图书馆需要不断进步，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直至消亡。而基层图书馆更是面对重重困难，要在信息时代“刷”出存在感，除了上文所谈，还得靠广大基层图书馆管理人员不断解放思想，提高自身技术素质，才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才能更好地促进基层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袁自芳.试论基层公共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科技信息，2014（11）.
[2] 蒲德超.加快基层公共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对策之我见[J].活力，2013（2）.
